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的法律基础教育，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分离到合并，由繁到简的沿革过程。特别“05方案”之后，法律基础教育无论在教材上、师资上，还是课时安排上，都已经完全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之中，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新的教育背景下，在极其有限的课时设置内，要把握法律基础教育的性质并将其落到实处、收到实效，首先就要在指导思想上，明确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法律基础教育的全新定位与教学侧重点。
一、法律基础教育是介于“问题”与“主义”之间的教育
近一个世纪之前，“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在北京大学的两位学者之间。孰优孰劣，在此不做评价，但借用“问题”与“主义”的提法，却可以很生动地概括法学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侧重点的不同。“问题”指代“形而下”的具体的知识教育，而“主义”则指代“形而上”的价值教育、观念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从其内涵与内容来看，都更多指向“形而上”的观念教育、“主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4该定义明确说明思想政治教育是围绕“观念”、“观点”展开的，虽然“道德规范”没有使用观念的提法，但是道德规范本身的属性就是是非善恶观念，因而也是观念性大于知识性，认同性重于识记性的教育。
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共产主义信仰教育人民，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动员人们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实践活动。具体而言就是对人们进行世界观、政治观、人生观、道德观和法制观的教育。这些教育就其属性和侧重而言，都是偏向“主义”的教育。如果在“05方案”之前，法律基础教育在拥有独立教材、独立师资和相对宽裕的34-36个学时的情况下，还能勉强坚持知识教育定位的话，那么在“05方案”之后，通过10个学时甚至更少的时间来进行法律知识的传授，将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使命。而知识体系与课时之间的紧张关系却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要缓解这一紧张关系，首先就要改变对法律基础教育的认识和定位，即把法律基础教育由原来的知识教育上升到理念教育，由“问题”上升到“主义”。这也是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宗旨的必要转变。准确地说，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的法律基础教育，应该是介于“问题”与“主义”之间的全新教育形式。“问题”往往是法律教育的切入点，但“问题”本身不是目的，目的还是“主义”。不关注“问题”的“主义”是苍白无力的，而不提升到“主义”的“问题”则是缺乏向心力的知识碎片，达不到既定的教育目的。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的法律基础教育，就是由法律知识入手，并最终使学生生成法制观念的教育过程。具体而言，法律基础教育就是要实现“规范指引”、“理论奠基”和“理念启发”三个层面的功能。“规范指引”就是让学生了解一些实用的法律规范，能够指导其行为，并解决实际问题。中央16号文件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既要教育人、引导人，又要关心人、帮助人，努力解决大学生的实际问题，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
法律基础教育也不例外，贴近生活的法律规范指引，在让学生获取知识的同时，还让他们对法律产生认同感，感觉法律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是必要的。法律基础教育不是教育者的强加，而是受教育者的内在需要，这是培养法治理念的切入点和有效途径，也符合由具体到抽象的认知规律。这种“问题”教育是法律基础教育的起点。“理论奠基”指的是让学生掌握法律学科的一些基本理论、入门常识，为日后进一步学习法律知识，分析法律事件奠定理论基础。“理念启发”首要的含义当然是启发学生树立民主法治、遵纪守法等观念，这就是法律基础教育中的“主义”，是法律基础教育的最终目的。此外，具体到本课程而言，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用有限的课堂教学，启发学生对法律知识和法律事件的无限关注，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氛围，让有限的法律基础课，成为大学生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法治观念的起点，而非终点。只有以此为目标，法律基础教育才能从纯粹的知识传授和对完整性、专业性的诉求中解脱出来，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对庞杂的知识体系进行取舍，以点带面，以课堂讲授带动课下学习，从而突破课时的局限，破解法律基础课所面临的重重矛盾。让法律基础教育由“问题”上升到“主义”。“主义”教育才是法律基础教育的终点。
二、法律基础教育应当还原到“世俗”
法律基础教育面临的另一大难题就是专业化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入法律教育，甚至被很多法学专家认为是一群不专业的人试图在做一件很专业的事情。从一定角度来看，法律的确是很专业的知识，“法律世界是对我们真实的生活世界加以高度技术性建构而形成的一个抽象的逻辑世界，法律是一门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科学知识。”[2]但换一个角度来看，法律又应该是世俗的，是与人们的经验常识可以兼容的普通知识。我国学者苏力指出：“法律是世俗的，是要回答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而不是一套说着好听、看着不错的逻辑或话语。”[3]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霍姆斯也曾指出“：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恰恰是法律的世俗性与经验性，使得针对一般人的法律基础教育成为必要和可能。但法律的专业性也是不容回避的问题，要理解并解决法律的专业性与世俗性（非专业性）之间的矛盾，首先有必要对法律条文与法律规则、法律精神这几个概念进行区分。“法律规则不同于法律条文。法律规则是法律条文的内容，法律条文是指法律规则的文字表述形式。二者之间的关系可做如下理解：首先，法律条文的基本内容是法律规则，但法律条文中除了法律规则之外，包括构成法的其他要素，如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其次，法律规则与法律条文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一项法律规则的内容可以表现在不同的法律条文甚至不同的法律文件中，而一个法律条文可以完整地包括一个法律规则，也可以包括几个法律规则。”[4]#p#分页标题#e#
这是关于法律条文与法律规则之间关系的学术表述。说得通俗一些，法律条文是法律规则的表象，而法律规则是法律条文背后的意义。法律条文基于用语的抽象性、准确性和立法技术等原因，可能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但是法律条文背后的意义，即法律规则，则是来源于人们的社会生活，是对我们普通人所熟知的社会规则、伦理道德的规范化和成文化。我们每个具有正常心智并深谙交往之道的人，都应该有自信通晓法律的基本规则，这种判断一方面基于法律与伦理道德在基本层面的吻合性。我国古代的文化讲究“出礼入刑”，即只要你的行为符合伦理道德的要求，自然也就也就遵守了法律规则。又比如，你可能不知道我国刑法对于盗窃罪是如何表述的，但每个人从小到大都有这样的常识，就是偷偷拿别人的东西是不对的，这种是非观念与盗窃罪所要表达的规则要求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民主社会的法律，本来就是老百姓自己的作品，而不是君主或政府强加给他们的学术作品或技术产品，法治是一种自治还是一种他治，决定了法治的真伪，决定了民主与专制的区分。民主时代的法律就是由普通老百姓制定出来并适用于老百姓的规则，我国绝大多数的人大代表不是法学专业的，但是他们却是法律的制定者。（当然有专业机构进行技术层面的提升，但这主要是法律条文层面的问题。）国外刑事审判中的陪审团也是由普通公民组成的，但他们却是罪与非罪的裁判者。“这些普通公民既没有接受过专业法律教育，更无司法经验。这是基于不能允许少数司法专业人员垄断的法律观念而规定的。普通公民以普通人的情感、常识和判断力参与司法活动，可以对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有更深切的了解，也有助于促进公众对法律的信心。”[5]
我国司法实践中，也有类似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因为法律术语的专业化而拒法律于千里之外。而且只有消除这种神秘感和距离感，法律的实效性才会显现出来。就像美国学者伯尔曼所说：“除非人们觉得，那是他们的法律，否则，他们就不会尊重法律。”[6]法律精神则是对法律规则的进一步抽象和提升，是蕴涵于法律现象和法律制度之中，并对法的发展起支配性作用的一种内在的理念、信仰及价值取向。[7]就是前文所讲的法律中的“主义”，这些“主义”并非源于抽象的理性，而是由平实而鲜活的社会生活所决定。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人的恣意横行。”[8]这些法律精神是一定时期社会成员共享的精神，因而也应是大众化的文化，而非法学家的创造和独断。如果在我们的社会中，只有政治家懂政治，那么政治的民主化是没有希望的，如果只有法学家懂法律，那么真正的法治也是没有希望的。在专制时代，法律确实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是专业性很高的东西，统治者信奉的理念是“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这是臣民时代的产物，在公民社会中，法律不应该被官吏和专家所垄断。法律条文可以是专业化的，法学研究也可以是专业的，但是对法治国家中公民的法律教育，一定是世俗而平实的。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的法律基础教育，就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应当剥去法律神秘的外衣，将法律还原到世俗，交还给大众。而这一任务，是小众化的法学专业教育所不能完成的，这恰恰是法律基础教育的使命和贡献。广大从事法律基础教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也应该因此而充满自信和自豪。达成这种共识，还具有重要的教学方法论意义，它可以指导我们克服法条表面的抽象与枯燥，探寻法条背后的具体与生动，以克服教学矛盾，提升教学效果。
三、法律基础教育应当凸显出“权利”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作为传统的“思想品德课”的两个组成部分，尽管在“05方案”之后合并为一个科目，但前后两部分却具有不同的学科属性与教学侧重。除了“问题”与“主义”，专业化与通识化的不同。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即“思想道德修养”更注重于义务教育，而“法律基础”则应更注重于权利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泛指人类所有阶级社会共有的培养人的思想品德的活动，特指无产阶级培养人的思想品德的活动。”[1]5这种教育自古至今，都强调受教育者对国家、对集体、对他人的义务，是义务本位的教育。我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简单对应于宗法教育或礼法教育，其义务本位的色彩是非常浓郁的。不论是礼治、德治，还是人治，都充斥着义务思想。义务本位反映了古代中国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每个人（君主除外）都捆绑在义务的“牢笼”中，并且这些义务都是片面的，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权利。[9]虽然这些礼法思想对于维护当时的君权统治社会稳定具有进步意义，但是用今天的民主思想去衡量，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其说是“智民”教育，还不如说是“愚民”教育。
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历史上其他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本质的区别，它是工人阶级政党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共产主义信仰教育人民,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动员人们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实践活动。这种教育从其终极意义上讲是为了解放人，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实施的教育，本质上应该是关于人权或权利的教育。但是，现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还是从“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角度去立论的，而不是从受教育者个体的需要去立论的。强调的更多是政治认同、价值认同的义务，以及相应的责任与奉献。就思想政治教育中所包含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教育本身而言，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义务本位的教育。美国法哲学家福勒根据道德标尺或阶梯的不同，将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两个等级，“如果愿望的道德是以人类所能导致的最高境界作为出发点的话，那么义务的道德则是从最低点出发。它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10]“义务的道德”要求人们做到，“愿望的道德”希望人们做到。但无论是要求做到，还是希望做到，都是一种偏向义务的表述。这种义务本位的教育属性，仅从形式而言，无法区分古代与现代、专制与民主的教育形式。#p#分页标题#e#
作为“善与公正之艺术”的法律在法治逐步成为治国之道和生活常规的时下，法学跃居显学之位、法律教育日渐繁盛。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契机，呼唤着具有深厚的法律精神、高超的法律技艺和职业伦理的法律人才。建构法治国家、实现“良法之治”，是所有法律人的光荣与梦想。“法学是善与公正的艺术”，塞尔苏斯以诗话般的语言道出了法律的奥妙。英国的科克法官曾言：“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①法律的目的与价值何在？人类赋予法律何种意义，以作为社会生活的终极凭据？法律绝非仅是用以规范人的外在行为，更荷载并表达着人类的理想、公共伦理之善和生活价值之真。“法律是人类的作品，并且像其他的人类作品一样，只有从它的理念出发，才可能被理解”②。通过维护和促进社会生活的不断完善发展，法律越发彰显着重要的意义。法律是人类对自身和社会的理解而形成的理性化知识体系。它表征着社会生活的善和自由与公正的价值理想。作为人文知识，法律思考必然离不开价值反思和价值追求。法律本身就是分配价值的一套权威性规则体系。概言之，“对法律的，或者对任何一个个别的法律现象的无视价值的思考也都是不能成立的”。并且，“法律只有在涉及价值的立场框架中才可能被理解”③。法律是人文精神的承载者、公共理性的表达者和公共良知的维护者。法律教育应当注重培育虔信法律的职业精神、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的人文精神以及追求社会正义的公共精神。法律精神和公正理念的培育、法律技艺的训练，有赖于获致良好法律教育的可能。在法律价值理念的指引下追求社会公正，应当成为法律人共同的事业理想。惟有通过长期的法律研习，才能培养出执着的正义理想、法律精神和知识技能。在法律的立场上，追求法律承载的善与公正并实践的法律理想。在法律教育中，必须始终以培养法律精神和思维方式为要旨，来进行知识体系的传授。若背离法律精神，将会抛弃作为法律生命支点的价值理想。
二、启蒙人文精神：
法律教育的原旨教育是对人之为人的精神与心灵品性的塑造过程。教育是要“把人培育成为人，而不是某种人”④。培育受教育者的生活美德与伦理品格、健全的人文情感与公共精神。“教育的目的不是具体任务或技术方面的训练，而是唤醒对人类生活的可能前景的认识，引发或者说培养人们的人性意识”⑤。教育是理论化、系统化地思考社会、理解生活世界的问题。“教育的职能是通过控制、疏导、调节以及改变人性，促进道德能力的生长。一种真正的人的教育就在于按照社会境况的种种可能性和必然性给天生自发的活动以一种理智的指导”⑥。通过特定的教育，培育受教育者理解人自身的特质，以及对人作为类存在的关怀与热爱。教育既要传授特定的知识与技能，又要解释社会的本真以及对生活价值与意义的深刻理解。教育的目的是人文精神的培育，寻找人文理想予以实现的途径和方式。其中，人文精神价值理想的培育和涵养，又必然构成知识技能与技艺训练的思想前提和终极性指向。因为法律中内在包含着对人性的规训和认识，为法律的具体操作提供价值理念根据。唯技能培训的职业教育，仅是一种功利化了的“谋生”技能训练。这种状况并非教育的凯旋，而是教育理想与精神的衰落。人文知识主要涉及价值选择和情感问题，并且，人类的行为更多地是建立在情感之上而做出的。法律教育既要传授系统的法律知识，更要探寻法律背后的义理和精神。法律是社会公共领域的规范体系，承载着公正生活的价值和伦理观念。法律教育不能囿于法律文本知识的学习，更应当对法律的精神和现实生活有恰切的理解。“法学院的目的是改变人，通过在法学院大家经历使人们变成另一种样子———将他们从法律的外行转化为法律的人的新锐”⑦。现代的法律教育，受到市场化倾向的牵制，已经蜕变为一种单向度的法律职业技术教育。在此，导致了法律教育的人文精神与工具主义之间的困境。把法律作为生存的工具并进行职业性训练，成为了法律教育的首要目的。寄望于接受法律训练，以便在生存竞争中获取有利的地位和基础。为了谋取未来更大的生存优势，“并开始以技术上的熟练性在狭小的领域内进行耕耘”⑧。法律教育所承载的人文精神，被单纯的生存目的排挤掉了。法律的理想与生存压力间的深刻矛盾，随着竞争激烈程度的增长而日渐加剧。惟有重塑人文精神的培育、注重对法律人文价值的关注和弘扬，才能走出法律教育工具主义困境。
三、培育理论理性与想象力：
法律教育的品格在社会生活市场化的时代，法律教育的指向、功能和价值应当如何应对？成为法律教育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法律被作为一门大学学科来讲授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引出这样的结果，即各种法律学说应当根据一般真理而予以批评和估价，而不仅仅作为一种工艺和技术来加以学习”⑨。但是，过度的操作主义取向，造成了理论理性与技术理性应用之间的困境。当代“法学院的教育，甚至法学院自认为最擅长的理论教育，无论对于在校的本科生，还是对于接受训练的法官，都往往既缺乏知识的吸引力，也缺乏实践的操作性”⑩。理论理性的培育，是从事实践活动的知识前提和逻辑起点。理论思维不同于经验常识，是概念性的体系化知识形态。康德曾言，所有的知识都具有经验的起源，但经验并非是知识的惟一来源。理论知识是对经验知识的理性化和抽象化。理论思维就是概念性思维，是在概念框架体系中思考经验生活。“理论思维的本质在于它的超验性———超越生动的经验表象而达到对经验对象的概念把握”瑏瑡。理论知识体系的系统性、逻辑性和普遍性，是任何直观与实践操作所不具备的。法律教育的首要目标，是进行理论化的思维训练和系统知识的培养。然而，“今天的法律教育被司法考试牵着鼻子走，它所培养出来的与其说是独立思考并具有判断能力的法学家，毋宁说是熟练适用法律的法律技术匠，在法学研究以及部门法的实践中，基础问题和方法论问题常常被回避甚至忽视。理论仿佛‘恐怖的原则’，人们对根本性问题充满恐惧”瑏瑢。从具有普遍性的理论理性的训练到实践操作应用，是认识、理解和变革法律现实的根本路径。法律教育应当注重对理论知识能力的训练和培养。“法学院在方法论方面所教授的是语言而不是一种推理方法，是一种文化、一套词汇、一套有代表性的文本和问题”瑏瑣。法律理论教育的宗旨是进行法学知识的系统性传授，培育思维方法、分析能力和思想的想象力。“事实上，法学乐于给知识分子提供或许是科学思维技术方面的最好教育，每一个从法学向另一个学科过渡的人，都将感激地记起法学的培育”瑏瑤。通过法律反思和变革现实社会，是从理论理性的层次思考对现实的具体生活。“法学不仅促进专业文献的发展，而且还有培育专业人士，即受过专门训练的法律工作者。学术培训是法律体系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之一”瑏瑥。法律的理论教育，是通过系统地学习法律概念、范畴和原理，建立概念框架和分析模式。应当通过理论理性和学术想象力的培养，探究法律深层的义理和正当性基础。通过理论训练，确立法律理论的知识结构，建构思考法律问题的概念性语境。理论理性教育具有宏观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从而克服了技术操作主义的狭隘视角与思维局限。
四、追求理想生活之善：
法律教育的指向法律是人类为自身设定的行为规则，是对人与社会之本性的理性思考。在冲突中的互惠合作，是社会领域中的一个基本事实。通过法律展现出来的是，在相互合作中谋求共同体利益以及个人幸福的愿望和满足方法。哲学家罗尔斯指出：“一个法律体系是一系列强制性的公开规则。提出这些规则是为了调整理性人的行为并为社会合作提供某种框架。”每个社会存在得以维系，就需要确立规则来限制基于欲望的无度冲突和合作能够进行的必要条件。同时，还需要培育社会成员的规则意识和公共精神。黑格尔认为，社会领域是私人权利的战场，是个人利益与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瑏瑧。法律维护社会共同体存在，又是个人实现自身利益和自我价值的保障。法律表达着人类的欲望满足、利益追求、价值情感和对自身的尊严认识程度。保护合理欲望和利益的实现，成为法律的生活立场和生活之善的制度保障。法律并非单纯凭靠逻辑分析和语义解释就可完全把握的，必须在生活场景中理解其要义。法律教育应当指向于善的生活立场，在现实生活中理解法律，致力追求法律精神。学习法律，要能认知社会、读懂生活。法律人才要具有三项基本素养：法律学问、社会常识、法律道德瑏瑨。法律是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常规，凝聚着社会生活中的民情、常识与公序良俗。若缺乏社会常识和对生活的理解，法律的学习和训练只是僵死的条文主义说教。若缺失法律精神，法律教育则仅是技术理性之“皮囊”而无生命力。背弃对生活之善的追求，将导致生活意义和人文精神的衰微。这是法律追求善的生活理想与谋生技艺之间的困境。法律是社会生活领域的一个层面，法律精神是社会基本观念的表达和反映。缺少对体现着社会观念的法律精神的理解，会造成对社会生活理解的误读，无法实现通过法律来变革社会现实的知识使命。无视对现实生活本真的理解，法律教育必然无力提供对现实生活的有效解释，以及变革生活现实的能力。现代“法学院的知识之所以缺乏真正的市场力量是因为它没有改造生活的力量”瑏瑩。法律源于对现实生活和社会的理解，追求着社会公共生活的理想性秩序。这种秩序是由善和正义理念指引和支配的理性表达。法律内具的精神、价值理想和公正理念，根源于现实的生活世界，并致力于促进理想生活的实现。
关键词：职业教育；工程法学教育；高职法律专业建设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6-0232-02
一、职业教育的理想目标
职业教育是使受教育者获得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需要的职业知识、职业规范和职业技能的教育，职业教育的目标就是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既有专业理论知识，又熟练掌握专业技能的复合型、技术型、创新型人才。职业教育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1]167，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及教学过程应体现这样的要求，满足接受职业教育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关于这样的要求，在国家的权威政策文件中有明确阐述。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六章关于“职业教育”专题中强调，“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职业教育应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促使职业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推进教育教学改革”[2]。2011年8月30日教育部的《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1]9号）指出，职业教育应“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载体，强化学生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就业创业能力的培养，”不断“深化专业教学改革，创新课程体系和教材，使职业学校的专业教学既要满足学生的就业要求，又要为学生职业发展和继续学习打好基础。”还应“强化学生素质培养，改进教育教学过程，改革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方式，重视实践教学、项目教学和团队学习；开设丰富多彩的课程，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3]。这些阐述可谓立场鲜明、态度坚定，无疑是指导我国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基本理念。我们应认真领会，贯彻落实，使这一理念融入职业教育的全过程。
二、创新职业教育模式：工程法学教育的基本思路
教育模式、人才培养方式的不断创新和与时俱进，努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调整的需要是职业教育实现科学发展的内生动力。
（一）高职法律专业建设借鉴工程法学教育思路的必要性
由于培养的人才规格类型不同，高等职业教育①与传统的学术型或者理论研究型普通高等教育相比，在人才培养过程上存在较大差异。
1.“专业+产业”教育模式的诞生和发展，正是高职教育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而进行实践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地区、行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决定着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种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产业结构调整决定着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的方向。高等职业教育具有地方性和行业性，主要面向地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输送各类合格人才。因此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和专业调整应该主动适应地方经济建设与行业产业发展的需要。高职院校设置的专业种类，尤其是特色专业，一般要与当地行业、产业特点密切联系。
2.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既有一定专业理论知识又有较强实践操作能力的实用型、技术型人才。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体现了高职院校的专业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通高等教育专业的特征，应该以一定学科领域的科学文化知识为基础来设置专业，而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则体现了高职院校的专业具有职业教育的特点。
（二）高职法律专业建设借鉴工程法学教育思路的必然性
1.工程法学的学科属性。工程法学是一门边缘性法学学科，是法学学科与工程学科的有机融合，是以新视角、新思路、新方法探索提高法学教育质量的有益尝试。这一学科将工程领域中的规范、标准问题法律化、制度化，使各个工程领域都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这应是依法治国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工程领域属于经济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规范的范畴，其调整的对象涉及工程领域中多重法律关系。工程法学是各学科相互交叉的新兴学科，促使工程思维与法律思维有机融合，整合了工程学科与法学学科的科际资源，开辟了法律教育、工程教育的新领域。
2.传统法律教育模式的弊端。科学发展观是工程法学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谋求法律教育事业的又好又快发展，就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统筹兼顾，法律教育要是钻在象牙塔里搞“经院哲学”，或者只搞理论上“空对空”的繁琐论证，注定不会有大的作为。不可否认，传统法律教育为我国培养出了包括理论界和实务界在内的大批优秀人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法治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撑与人才保证。但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更，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以及工程文明的繁荣兴起，这种传统的、以单一学科为主要依据的法律教育模式，已越发显现出教育力的不足，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不适应，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乏力。
三、强化职业教育学生的规范、诚信和责任意识：优秀企业文化的培育和工程文化的塑造
文化对人具有持续而深刻的塑造、引导、规范功能，职业教育应在文化传承、育人育德、培育行业新风上有所作为。《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1]9号）明确指出：职业教育应“研究借鉴优秀企业文化，培育具有职业学校特点的校园文化；强化学生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的职业素质教育，加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和创新意识培养，促进职业学校学生人人成才。”优秀企业文化的培育和工程文化的塑造能引领职业教育学生规范、诚信、责任意识的养成，引导毕业生就业后尽快适应工作岗位，找准自己的人生坐标，建功立业，奉献社会。
（一）优秀企业文化与和谐工程文化的对话
企业文化是企业长期生产、经营、建设、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管理思想、管理方式、管理理论、群体意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企业领导层提倡、全体职工共同遵守的文化传统和不断革新的一套行为方式，它体现为企业价值观、经营理念和行为规范，渗透于企业的各个领域。对企业成员有感召力和凝聚力，能把众多人的兴趣、目的、需要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统一起来，是企业长期文化建设的反映。其核心内容是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经营理念的培育，是企业职工思想道德风貌和工作作风的体现。通过企业文化的建设实施，使企业人文素质得以优化，归根结底是推进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优秀企业文化是企业文化中的精华形态，其核心就是培育员工的规范、诚信和责任意识，引导员工爱岗敬业、奉献社会。
工程文化是一种和谐、美丽、生动而具有久远历史的秩序文化形态。工程文化演进的过程应是一个多学科、多领域交织、对话、交融、共赢、和谐运行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法学思维、法学理论应渗透到工程思维和工程理论中，两种思维、两种学科的相融沟通、相得益彰，促进和谐工程文化的不断进化。优秀企业文化与工程文化的相互渗透、交融、对话，正是职业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工程文化价值与工程法律意识教育
工程法律意识教育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价值教育。工程法学属于工程文化中构建和谐与秩序的规范、标准与程序。没有文化的工程是浅薄的工程，没有和谐文化的工程更缺少思想内涵与价值。在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一直存在这样情形，搞工程的人不具备法律知识，更谈不上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这必然会潜伏着巨大社会风险，比如极易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工程成本的增加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工程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大打折扣。还有很多法科出身的人包括法律职业者在内大多不懂得工程技术规范、标准、流程，法律职业者在涉及工程技术纠纷案件面前，总觉得无能为力，望而却步，丧失了职业发展的难得机遇。显然，工程文化教育与法律文化教育应相互融合、充分沟通对话、统筹协调发展，不能将二者视为非此即彼的对立极。工程文化教育为法律文化教育提供客观的物质条件，为法律教育搭建一个广阔的发展平台，法律文化教育为工程文化教育提供智力支撑和理论准备，促进工程文化教育的健康发展。这样的思路对高职法律专业改革与发展而言极具借鉴价值。
四、彰显职业教育的历史使命：工程法学教育与构建和谐社会
职业教育的历史使命不仅在于培养一个人、一代人，更在于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尤其对于推动构建和谐社会，职业教育责无旁贷。
（一）和谐社会亦是法治社会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民主法治中的法治理念、法治思维应是工科学科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工科各个领域都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开展法律意识培养与教育，法制建设是工程事业繁荣发展的先决条件。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就要大兴土木工程，筑楼、建桥、修路等各个工程领域都离不开法律制度的规范和保障。
（二）提高法律素质是职业教育的内在规定
法律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依法治国进程的关键环节。在工程领域应大力开展法律教育，提高工程领域从业人员的法律素质和依法办事的能力，把他们培养成既精通工程技术、工程实践，又知晓工程法律、法规、规章、规范的复合型、实用性人才，工程法学教育做出相应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回答，将人才培养模式调整到最适合复合型人才脱颖而出，最有利于工程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上来，造就一大批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法律素养较高的工程领域专业人才，这既是公民自身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职业教育的目标使然。
尽管我国在工程法学教育上开展了有益探索和实践，但仍处于初级化、粗放化阶段，没有把工程法学教育思维、思路提升到一个理论高度。但可喜的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已经意识到传统法律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的症结，试图把工程思维、工程文化移植到法律教育中来，期待传统法律教育模式的变革，注重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如我国法律硕士、工程监理等新类型人才培养模式就是很好的例证。然而更有意义的是，这一人才培养思路和模式必将会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法律专业的改革、建设与发展产生现实而深刻的影响，高职教育管理者应用心体会，抓住机遇，勇于实践，积极作为。
参考文献：
[1]冯军，王静.法律职业教育实训教学的探索与实践[J].教育与职业，2011，（17）.
关键词：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11-0000-02
当代大学生是青年中的一个精英群体，是社会的宝贵资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力量。当代大学生要真正肩负起这一神圣使命，需要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而良好的法律素质应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大学生法律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命运、关系到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
一、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概述
1.法律素质教育的内涵
法律素质是公民通过教育和社会实践所获得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一种掌握和运用法律的综合能力。大学生应具备的法律素质包括三个层面：一是自觉遵纪守法的意识；二是自觉从法律角度观察、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或意识，亦是自觉应用法律的意识；三是法律信仰。三个层面依次递进、缺一不可，其中法律信仰是法律素质中最重要、核心的内容。法律信仰是人类对历史与传统反思之后产生的一种理性追求，是把法律作为第一信念，而取代权力信仰、金钱信仰[1]。法律素质教育就是强调综合性和整体的法律教育，摒弃传授的单纯知识观念，强调培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精神。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是指一种以提高大学生掌握和运用法律的综合能力为目标的教育模式，它重视培养大学生的法律观念、法律评价和法律信仰三个方面。肩负着为法治社会输送合格人才的高校，理应重视和加强对大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应注重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法律意识,尤其是培养法律信仰。
2.法律素质教育与普法教育、法律知识教育的关系
（1）法律素质教育与普法教育的关系。大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与公民的普法教育具有相同点，即都着力于法律知识的宣传，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但二者在对象、方式、内容皆有不同。普法教育的对象是全体公民。由于公民受教育程度不同、居住分散，普法教育的方式一般通过法律宣讲小分队进入基层的村、社区开展宣传教育，普法教育的内容大多是法律、行政法规的条文规定。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对象是具有相当知识储备的大学生，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是实施法律素质教育的主要方式，法律素质教育的内容除了法律知识，更多的是培养法律观念、法律评价和依法办事能力方面。因此大学里的法律相关课程不能等同于普法教育，更不能以普法教育代替大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应当让大学的法律相关课程常态化、固定化和连续化，不仅讲解法律、行政法规的条文规定，还应当解读条文背后的法理知识，即做到让大学生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3）法律素质教育与法律知识教育的区别。法律知识教育是通过重视法律陈述性知识特别是法律理论知识的传授和学习，帮助学习者建立良好的法律认知结构和法律知识背景，为法律素质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法律知识教育的对象除了学生，还有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人员等，通过法律知识讲座、知识竞赛等非常态方式进行，法律知识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与学习者密切相关的法律规范，如学生主要学习安全方面的法律规范，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主要学习行政法律规范，企事业单位人员主要学习经济法律规范。可见法律知识教育无论从对象、方式和内容都于法律素质教育有明显区别。目前我国高校大多数专业开设的与法律相关的必修课程只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该门课程的性质是思想品德教育课，因此其法律部分的教学目的和要求始终是围绕全民普法目标而展开的。如果试图在法律基础部分进行法律素质教育，必然会陷入课时少与内容多的尴尬。法律意识的唤醒和法律信仰的培养是一个比法律知识灌输更为艰难、漫长的过程，因此大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必需一定的课时，通过全面、系统学习才有可能。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是民主法治基础极为薄弱的国家，法律素质的培养必须通过灌输的方式；另一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一定的法律知识是公民确立现代科学法律观的知识前提，没有对法律的全面了解和科学认识，也不可能形成正确的法律观和法律意识[2]。因此，高校还应鼓励教师开设其他法律选修课程，以此实现法律素质教育的系统性。
二、加强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对策
1.教学内容的改进。
在教学内容上应以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核心理念为指针，以培养大学生的法治观念为宗旨，避免多而全而要少而精。既要重视法学体系，又不拘泥于法学体系；既要注重部门法的学习，又要突出法学理论知识的讲解。教学内容的重点应该是法理部分和各部门法的总则部分，以理论和原则概括全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大学生在学法的同时，培养用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应对现实生活的挑战。
高校的法律课程老师在对教学内容的处理上要注意解决法律素质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冲突。这主要表现在教育责任的倒置。基础教育是使人成其为人的教育，大学教育是使人成其为才的教育。现在我们的道德、法治教育是倒置的。例如小学教育重视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很小的孩子就要求树立远大的社会主义信念、共产主义理想，中学教育忙于应对高考无暇过多顾及道德教育，再加之囿于中小学生心智还没有完全成熟，他们只能是被动接受。所以到了大学阶段，反过来要对其进行公民教育，要讲授法律常识，基础教育的责任退后到了大学里，使人成其为人的教育成为高等教育的基础使命[3]。加强大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关键在引导，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大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应紧密结合德育、心理健康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法律素质教育，增强全面发展的能力，使其成为有用之才。另外，大学教育主要是理性教育，及理论教育。大学生开始对许多社会现象进行独立的思考。他们不仅需要了解和知悉与自己生活有关以及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有关的国内法律、国际条约等是如何规定的，他们更渴望探知为什么要这样规定，这样规定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背景，同一问题以前是怎样规定，国外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社会发展和国际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才使得法律修改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对大学生进行法律素质教育，包括正义、公平、自由、道德与法律、守法与违法、法律责任以及法治原则等诸多方面的理论应成为教学内容的主要方面。
2.教学方法的改进
要改变以教师为中心，教师讲学生听，“满堂灌、注入式”的教学方法，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立足于培养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法律素质。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在教学方法的改进上更多的采用案例教学法容易实现教学目的，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在法律素质教育过程中，这种教学方法通过让大学生对特定的法律案例进行讨论分析，达到理解和掌握相关法律理论并能运用法律理论解决案例的能力，最终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质。高校的法律课程老师在进行案例教学时要注意解决法律素质教育与社会现实的冲突。目前法治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全社会还没有形成真正严格依法与自觉守法的氛围，法律本身应有的预期性的指导功能还没有完全发挥。所以有的大学生对我国的法治现状持冷漠、偏激的态度，甚至对我国的法治进程表示怀疑和不信任，导致有的大学生价值观发生偏离而影响了法律素质的培养。对待这一冲突我们不能回避，因为构建和谐社会高校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高校既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养人才，又要成为引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排头兵。我们在案例教学法上应当引导大学生分析这些少数社会现实产生的根源在于构建法治社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理念习俗多方面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其中有曲折甚至倒退，但是法治社会是历史进程的必然，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让大学生对法律问题保持常态的关注，让大学生能够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进程进行关注，自觉参与到这一历史进程中来。
3.教学实践活动的改进
加强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除了丰富深化课堂教学内容和改进教学手段，还要积极开展法律实践教学活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提高学习效果的有效手段。
（1）要适时开展法律实践教学活动，如参观监狱使大学生了解罪犯的改造情况，国家的劳改政策；旁听审判使之了解整个诉讼程序，培养程序正义的理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举行模拟法庭，运用案例模拟、角色扮演，通过观察、评论、角色转换和辩论等方式，让大学生在鲜活的法律事件中感受法治，接受法律素质教育，增长见识。
（2）充分利用高校这一特定的文化传播空间，开展丰富多彩、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多层次、多形式的法律素质教育活动。校园特色文化活动对于培养大学生的法律素质作用明显，法律素质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文化、环境的熏陶和亲身实践锻炼，这就需要我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特色文化活动来构筑这种法律素质教育所需要的校园氛围。一是定期举办法律讲座，经常邀请校内外知名法学专家来校讲学，邀请公检法部门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的知名人士来校讲学。二是在法律专业教师的指导下组织大学生成立法律服务性社团，如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咨询服务协会、普法协会等。
（3）要结合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开展社区法律事务、农村社会治安、经济合同纠纷、婚姻家庭矛盾、义务教育实施情况等相关法律社会问题的调查。在社会调查中，大学生密切接触和感受生活中的法律问题，学习运用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并接受实际生活的检验，是最实在的法律素质教育。在实践活动中，大学生不仅增长了知识，而且增强了才干，提高了自身的法律素质，可以收到课堂教学难以实现的教学效果。
大学生肩负着祖国的希望，承载着人民的重托，他们是一个国家永远向前、永远年轻的动力之源。法律素质教育是塑造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以及推进社会文明进程的现代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培养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提高自身法律素质的重要途径，是构建和谐社会新形势下高校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刘思斯.《对中国法律信仰缺失的思考》.当代法学.2002年第12期。
[2] 甘玲.《深化“法律基础”课教学改革 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年第6期（总第66期）。
关键词：法理学；教材；教育法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107（2014）04-0005-02
教育法学是高等院校教师教育专业的基础课之一，其教学目标是向初涉教师教育专业的学习者传播“依法治教”、“依法从教”的理念，进而规范其未来的教育教学行为。由于教育法学教材建设还处于初始阶段，编写人员的教育学背景更为深厚，所以目前教师教育专业使用的教育法学教材，多半是从教育法律法规的文本分析入手，解释教育领域各主体的法律关系。由于教材对学生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制素养提升的内容不足，因而学生对案例的分析仍旧停留在文字表面和浅层次的道德分析，缺乏法律的规范性和严谨性，使案例分析流于形式。黑龙江大学教师教育专业“教育法学”课选用高教版《法理学》作为参考教材，在教学中和《教育法学》教材共同作为课程内容，效果很好。
一、双重身份要求加大教师教育专业学生法学素养
2013年6月，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的若干意见》，强调“法律素质是现代社会公民健康成长、参与社会、幸福生活的核心素质之一”。要求“加大工作力度，全面提升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水平”[1]。教师是青少年法制教育的主要承载者，教师自身的法学素养直接关系到法制教育的成效，所以，作为未来教师的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仅仅了解教育法律部门的相关法律条文是不够的，需要获得法理学的支撑。同时，教师教育专业学生当下的身份是“高等学校学生”，依据《意见》对提高高等学校学生法律意识的规定，他们也需要“了解现代法学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律原则、法律制度及民事、刑事、行政法律规范，提高运用法律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2]。双重身份要求在教育法学课程中贯穿法理学的内容，而高教版《法理学》“用实践揭示法理，以法理透视实践”的主旨正与这一需求契合。提高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教育法学课上对法理学的学习是不可或缺的。高教版《法理学》对教学的影响还反映在一定程度上补足实习、实训的不足，给学生一个想象的空间，通过现实的教育法律案件接触教育实践，在模拟学校的环境中体验为师的感觉，使教学具有针对性。
二、用教育实践揭示法理，以法理透视教育实践
《法理学》揭示了日常生活与法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善于从生活中的具体事例或案例出发进行法理学思考，提炼或检验法理学理论。用生活揭示法理，以法理透视生活”[3]。教育实践中的法律问题也是法理学研究的重要现实源泉，也需要法理的提升。
（一）教育是一种秩序
教育领域的一些违法行为，与教师的法律素养缺乏、法律意识淡漠直接相关。当教师把体罚当作“正当管理”、把侮辱性斥责当作“忠言逆耳”时，他已经毁坏了教育秩序。卢梭说，有人把自己看成是别人的主人，但他比别人更是奴隶。即使他并非总是果真如此，他也毕竟确实具有奴隶的灵魂，并且在遇到奴役他的强者面前，他会奴颜婢膝[4]。对学生权利忽视的教师，也会在教育管理中轻视自己的正当权利，陷入“在自己的权利上缺位，而在学生权利上越位”的怪圈。为此，在教育法学教学伊始，我们选择把“法的价值”补充到教学内容中。《法理学》第二十一章“法的基本价值”中强调了法对秩序的维护作用和对自由确认保护作用。“秩序是指事物存在的一种有规则的关系状态”[5]。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稳定性是秩序的具体特征。抽象地说，社会秩序表示在社会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系的稳定性、进程的连续性、行为的规则性以及财产和心理的安全性。依据《法理学》教材，我们从“历史上的几种主要秩序观”入手，分析当下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在中小学中，学校领导与教师之间、教师之间以及教师与学生和学生家长之间的秩序关系。
（二）以教材自身的学术性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教育法学的教学目的在于促进教师教育专业学生法制精神的养成，使未来的教师能够知法、懂法、守法、依法执教。现有的教育法学教材，对法律规定“是什么”解释的比较多，但对于“为什么”和“怎么办”讲解的比较少，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科的悠久历史和具有挑战性的研究内容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生对该课堂的学习兴趣。《法理学》教材关于三种形式划定权利和义务的界限的学理分析，使学生可以把教育法律部门中的相关权利和义务规定进行分类。如：我们以把《教师法》中关于教师的六项权利和义务归为一类，即“由法律直接设定权利义务，并赋予以明确的内容”；我们可以把《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关于未成年人生存权、发展权和参与权的规定及未成年人工作原则的规定归为第二类，即“法律只提供依据或规定某种标准，由当事人自行设定权利义务确定具体内容”；另外一些偶发性事件的权利与义务模糊之处，可以归为第三类，即“法律设定了权威解释制度”。法学专业以及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不仅要知道有关的法律规范，而且必须知道它们是怎样成为这样的法律规范以及为什么是这样的法律规范；不仅要知道解释和运用法律规范的技术，而且必须知道解释和运用法律规范时应当坚持的价值标准”[6]。学习法理学，掌握适当的法律方法、培养法律理论素质和法律思维能力，比仅仅习得具体的法律知识重要得多。
（三）以法律思维分析教育法律条文
通过教育法学课程教学，不仅要使学生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特别是教育法律知识，而且要锻炼学生运用法律思维分析教育法律条文的能力，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学校、学生和自己的合法权益。我国的教师教育，无论是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还是课程设置，都是以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为核心，正是基于这一点，学科交叉解决教育领域的实际问题就难以实现。教师教育专业学生是未来的教师，他们在学习期间所接受的课程内容将直接影响他们未来的研究思路和审视问题的视角。为此，借助教育法学课程平台，把《法理学》的思想贯穿其中，提升学生的法律素养和法学思维能力，为日后依法从教奠定坚实的基础。高教版《法理学》特别关注法律的执行环境，弥补了当下教育法学教材偏重于法律条文解释说明，而缺少现实操作性的不足。在第六编“法与社会”中强调了法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明确了法律的制定与执行不仅仅是法律系统本身的事务，任何法律规定的落实都离不开环境的影响，正如教育法律问题不能仅仅从学校、学生、教师、家长的微观层面来看一样。“法的生命在法的实施”，《法理学》在第四编“法的运行”中突显“法的实施”的重要性，详尽分析了守法的影响与制约因素，为分析教育法律条文提供了社会环境依据。“社会认同”走进教师教育学生视野，在没有补充法理学理论之前，针对《教师法》规定的六项基本权利，学生们通常从“带薪休假”等显性权利着眼，而没有认识到“专业人员”在身份认定中的重要意义；没有考虑到只有确定了教师的专业人员地位，才能使其他权利的实现成为可能。通过学习“法的实施”，学生不再把权利相对方固化，开始从更大的体统中寻找解决教育中主体利益受损问题的办法。
三、提升教师教育专业学生的“身份荣誉意识”
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论及“什么是教育”时说：“教育须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成其为教育，而只是教学的技术而已。”如何在教育法学课上，通过学习《教育法》、《教师法》等有关教育的部门法提升教师教育专业学生的荣誉感？《法理学》关于“法律职业伦理”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路径。“在法律活动促进法律职业形成之前，其内部就已经开始酝酿着一种‘身份荣誉意识’，进而发展为一种传承后世的法律职业伦理，它从集团内部维系着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并保证共同体的社会地位和声誉”[7]。教育职业共同体与法律职业共同体一样不是行业，而是职业。它不仅需要有专业学识与资质资格，而且需要践行特殊的职业伦理，成为这个社会中最崇高的人群。这一人群的特征是什么?《法理学》教材弥补了已有《教育法学》教材的不足，明确了现代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素质。首先是主体意识，即明确认识到自己是一名教师，职业平凡而又不平凡，肩负着教书育人的使命，为此自己是社会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主体，而不是无足轻重的客体，要有独立意识和独立地位。其二是权利意识，即清晰地懂得权利的正当性、可行性、界限性，在法定范围内主张和行使自己的权利，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利，同时对一切合法的权利给予同等的尊重和维护。其三是参与意识，教师和法律人一样应对社会更具责任力，并且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和公共事业管理。其四是平等意识和宽容态度，只有具有宽容品质的教师才能营造一个民主的学习生活氛围，只有讲民主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具有宽容胸怀的学生。
高教版《法理学》教材鲜明的理论引领特色，使教育法学教学突破对教育法条文的解释和讨论局限，使教育法律实践与法学理论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实现了为教师教育专业学生“依法执教”奠基的课程目标，也为今后教育法学教材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2]教育部司法部、中央综治办、、全国普法办《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的若干意见》
2013年6月13日.
[3][5][6][7]张文显.法理学：第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7，260，22，224.
[4][德]费希特；梁志学、沈真译.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1.
收稿日期：2013-10-20
摘要:我国宪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对于这一条款，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通过对此条款提出法理的质疑，旨在引发对于宪法制定的思考。 关键词:受教育权;权利;义务;宪法 “人们为理解社会而受教育，他们为创造或再创造社会而受教育。” 著名教育家埃弗雷·赖默的这句名言足以显现出教育的重要性。如今各个国家更是将受教育的权利列入法律之中予以保护，有数据显示，在142个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中，51.4%的宪法规定了受教育权利和实施义务教育，22.5%的宪法规定了参加文化生活，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23.9%的宪法规定了教育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权利。 当然，我国也不例外。宪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等，这一系列的法律规定都凸显出我国对于受教育权 的保护及重视。但其中所引发的种种思考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受教育权既是权利又是义务的规定不合理 宪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对于这一条款的规定合理性与否，法学界一直有着不同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受教育一方面是权利，受教育者可以放弃，另一方面是义务，受教育者必须履行。那么公民受教育既是权利又是义务，一方面可以放弃，另一方面必须履行，从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同时也认为，我国受教育的这种宪法规定方式，不仅产生理论上的困惑，而且也在实践上给教育立法带来困难。有的学者则认为，从受教育权利绝对性与相对性和受教育义务履行者双重性两个方面来进一步探讨该条款，使其内在的合理性与存在的必要性得到真正的理解。 我是比较赞同前者的观点，我国将受教育权既规定为权利又设定为义务，从法理上来讲是违背其权利义务内在理论性的，从实践上来说也会给部门法造成一定的困扰。 1.权利与义务主体双重性不符合法理 在谈论权利与义务的对立时，我们常说权利表征利益，义务表征负担，它们是法这一事物中两个分离的、相反的成分和因素，同时它们又相互依存，相互贯通。权利从法律角度来理解可以将其理解为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而义务则是设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中的、主体以相对受动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保障权利主体获得利益的一种约束手段。这两者是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任何一项权利都必然伴随着一个或几个保证其实现的义务，也就是说，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要承担义务，义务人在一定条件下要享受权利。但是在宪法这一条款的表述中，我们却发现，将受教育当作主体的一项权利外，同时也将其规定为了一项义务，作为同一主体而言则难免会自相矛盾。如果说这一主体有选择接受教育权利的话，那么他同时也有权利选择不接受，这也完全符合权利赋予的涵义，可于此同时，却又有法律的条文规定，这项受教育的权利必须接受，因为这是一项义务，否则你便是违反了法律。试问，我们应该如何让这样一条既规定权利又限定义务的条款在这种情况下得到完善的解决？结论自然显而易见，就是无法解决。这就好比，倘若我们赋予一个主体有选择吃苹果的权利，同时又规定这个主体必须吃掉这个苹果，不论你是否愿意，因为这是你的一项义务。所以说，公民受教育既是权利又是义务，一方面可以放弃，另一方面必须履行，从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从法理上难以服众。 2.权利和义务的主体界限划分模糊 在宪法的这一条款中，主体的界定也存在争论，并不能得到很好的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从三岁咿呀学语的孩童到七八十岁的老人，统统都可以划分到这个范围中来。那是不是所有人都必须将受教育作为一项义务来严格遵守？而我们从其他的部门法，不难看出，将受教育作为一项义务来遵守的，其实是特指的九年义务教育，《教育法》第十七条关于学校教育制度的规定，可以对教育阶段做出义务教育阶段和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划分，初等教育和初级中等教育属于义务教育阶段，而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则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所以宪法中将这个义务的主体笼统的概括为公民是不合适的，这样就容易造成法律的误读。因为就宪法规定的条文而言，权利和 义务的主体都是相同的个体，除了有悖逻辑和法理外，对于那些心智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的孩童而言，如何让他们来理解受教育的义务？而且如果宪法创设了公民的某项义务，那么法律也应相应规定义务人拒绝或者无法履行该义务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而我国的教育法律并没有规定适龄儿童和少年拒绝或者无法履行受教育义务时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应该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和少年基本都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部分或者完全没有承担法律义务和责任的能力。因而，宪法的此项规定如何让让他们来承担责任？ 显然，在这里，法律的本意是为了强调让适龄儿童和少年的父母或监护人来承担这项义务，因为我国的《义务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明确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使适龄的子女或者被监护人，按时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 正如穆勒所言，“一个人只顾把孩子生育出来，而没有能喂养他的身体和能把他的心灵教育好的相当预计，这对于那个不幸的后代以及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种道德上的犯罪;大家也还没有认识到，如果做父母的不尽这项义务，国家就应当实行监督，务使这项义务尽可能在父母有负担之下得到履行。”所以说，规定父母的此项义务，从发展孩童身心和国家教育事业正常有序的进行这方面而言是没有错误的，但是从宪法的角度而言，宪法第四十六条这一模糊的规定是有悖于法理的，无法将意思得到真正的表达。象《日本国宪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一切国民，按照法律规定，都负有使受其保护的子女接受普通教育的义务。”日本宪法如此明确的提出，让人们也可以清晰的了解宪法的本意，而不是象我国现在这样，对于这一条款的表述方式争论不休。 此外，义务教育除了父母的义务以外，是否国家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显而易见的是“义务教育”是和免费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从长远的公共利益出发，通过法律强制规定适龄儿童必须接受初等教育，但“强制”本身意味着国家不仅不得再向家庭收取相关费用，而且必须创造条件“保障”适龄儿童就学，否则，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家庭是否就要因此受到法律的惩罚？而这是否是一个理性的法律所要求的？因此，“义务教育”确实是适龄儿童机 器家庭的义务，但更是政府的义务。 二、宪法的模糊规定使得部门法立法无据 宪法的最高权威性是不可以忽视的，在法律体系中，宪法是各部门法的基础，各部门法都应当以宪法为立法依据，都不得与宪法相冲突；同时，各部门法也都是宪法的发展和落实，是宪法精神和价值的延伸和体现。 诚如在前文中所述，宪法第四十六款中的规定，对公民的范围并没有做出详细的界定，那么部门法是根据什么将初等教育界定为九年义务教育，是否就意味着在其他的阶段没有权利和义务限定？公民中义务的承担者是否和权力的享有者是同一主体？还是像《义务教育法》中的规定，使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作为义务的承担者？学校是否也应当作为义务的主体之一？如此一来的话，宪法的模糊规定，使得部门法所制定的规章条款就所依无据。如果一个上位法没有规定，而下位法做出相应的规定，则变成违宪的问题了，这样便会使得部门法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的是，作为宪法本身，频繁的修订并不是一件好事，若是解释能对其做更好的诠释得话，这种选择是最好的方式。对于此条款而言，就有学者提出，对该条款做出这样的解释，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根据自身能力接受教育的权利，负有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的义务；父母或监护人负有使其子女或被监护人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的义务”。 三、受教育权的司法程序受到的阻滞 九年义务教育由于受到国家的强制力的保护，学校只负责推行和实施国家的教育计划。可是高等教育则不同，它不属于强制性义务教育，从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角度而言，欲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必须赋予学校等教育机构一定自治权利。可是即便如此，无论是在九年义务教育下还是在高等教育下，学生因受到处分被开除学籍而状告学校的诉讼至今仍旧是层出不穷，往往是学生还没有进行申辩的过程，便被学校所抛出的“一纸规定”而丧失继续受教育的权利，而诉诸法院得到的结果往往是以学校的内部行为为由不予以受理，从而导致这一项宪法所规定的受教育的权利无法得到伸张。虽然经过“齐玉苓”一案，引发了人们对于宪法司法化的思考，但是在实践当中，还是没能真正的将宪法走上司法化的道路。于是我们只能在亟待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寻求新的诸如自由权和“公益诉讼”的救济途径。 四、结束语 受教育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个人自由发展其人格和个性的基本条件和保证，包含于人的尊严的内涵之中。一部成熟而稳定的法律，尤其是宪法，其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其作为一部基本法存在的必要性。 如何同时将公民的权利和法律的威严同时并重并相得益彰，则需要我们不再是某一种理念的绝对坚持者，而是根据所要处理事务的性质，成为各种不同理念混合的产物。 而宪法中严谨的文字表述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倘若在文字表述上出现了歧义，则极易造成对法律的误读。进而容易让人们对宪法的可信度降低，极易造成对宪法的不遵从，若因为文字表述而随意的更改法律，尤其是宪法，这并不是一个国家法律真正进步的表现，而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哀。可是时代在不断的发展的同时，我们又不得不考虑我们以前制定法律所没有考虑的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在不断的完善我国法律的同时，更要注意的是，在制定一部法律的同时，怎样使其得到最大的发挥，尤其不要在语言表述上出现失误，尤其不要让宪法象皇帝的圣旨那般朝令夕改。 注释： ①王俊:试论宪法受教育权利和义务的内在合理性[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1）. ②温辉:受教育权入宪研究[J].法学家，2001，(2). ③王俊:试论宪法受教育权利和义务的内在合理性[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11). ④童之伟:对权利和义务关系的看法[J].法商研究，1998，(6). ⑤穆勒:论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15.转引自王俊.试论宪法受教育权利和义务的内在合理性[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1). ⑥王俊:试论宪法受教育权利和义务的内在合理性[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11). ⑦郑贤君提出，由于传统理论认为，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社会权利不具有司法可诉性，只有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公益诉讼，拓展传统诉讼主体资格的范围，以实现对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社会权利的司法救济；一是通过对自由权作延伸性解释，将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社会权利纳入自由权的范围之内，从而确立对这类权利的司法保护. 参考文献： 张千帆:《宪法学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8. 蔡定剑:《宪法精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6. 法律教育网:论公民受教育权的宪法属性 [EB/OL].
关键词：企业文化；工程文化；职业教育；工程法学教育；高职法律专业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2)06—049—03
一、企业文化与工程文化融合的目标：着重培养职业教育受教育者的规范、诚信、责任意识
企业文化与工程文化的融合是一个历史过程，二者的终极目标在于通过塑造、引导、规范功能对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提出明确要求和规格，这也正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目标方向。优秀企业文化的培育和工程文化的塑造能引领职业教育学生规范、诚信、责任意识的养成，引导毕业生就业后尽快适应工作岗位，找准自己的人生坐标，建功立业，奉献社会。
(一)企业文化与工程文化的对话
企业文化是企业经过较长时间的成长、建设、发展而形成的一系列有关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经营理念、服务理念、群体观念、团队意识以及与之相吻合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的总称。它是企业成长、建设、发展过程中的精神积累与价值观的升华，并且被全体职工所认可、认同并自觉遵守的一套行为方式。由于企业负责人的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宣传引导和其他职工的自觉践行，企业文化对企业成员极具感召力和凝聚力。对企业文化的建设发展、提炼升华，目的在于使企业具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强大的发展活力、规范的发展流程、浓厚的人文情怀和负责任的社会形象，激励引导全体员工为之勤奋工作、作出贡献。这无论对于推动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还是对于优化企业的运行效率、培育企业精神和员工思想道德风貌以及工作作风都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优秀企业文化是企业文化中的精华形态，其核心就是培育塑造员工的规范、诚信和责任意识，引导员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遵章守法、奉献社会。
工程文化是工程事业发展过程中长期积淀的社会现象，是工程文明的产物，和谐工程文化应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工程学科与人文学科、工程思维与法学思维、工程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融合和相互协调的一种良性有序状态。工程文化演进的过程应是一个多学科、多领域交织、对话、交融、共赢、和谐运行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法学思维、法学理论应渗透到工程思维和工程理论中，两种思维、两种学科的相融沟通、相得益彰，促进和谐工程文化的不断进化。优秀企业文化与工程文化的相互渗透、交融、对话，正是职业教育目标得以实现的必然路径。
(二)工程文化价值与工程法律意识教育
工程法律意识教育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价值教育。工程法学属于工程文化中构建和谐与秩序的规范、标准与程序。没有和谐文化的工程缺少思想内涵与价值。搞工程的人不具备法律知识，更谈不上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这必然会潜伏着巨大社会风险，比如极易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工程成本的增加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工程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大打折扣。还有很多法科出身的人包括法律职业者在内大多不懂得工程技术规范、标准、流程，法律职业者在涉及工程技术纠纷案件面前，总觉得无能为力，望而却步，丧失了职业发展的难得机遇。导致这两种情形的出现的原因在于，在很多以理工科为主的院校，不重视人文学科特别是法学学科教育的渗透影响，不注重科际资源整合，把法律教育看做足一个附属产品，置其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同样，义科类院校尤其是单一学科院校学生，缺乏工程文化的熏陶、培育，缺乏工程技术知识的培训和工程思维的锻炼。工程法学教育整合了工程学科与法学学科的科际资源，开辟了法律教育、工程教育的新领域。由此看来，工程文化教育与法律文化教育应相互融合、充分沟通对话、统筹协调发展。工程文化教育为法律文化教育提供客观的物质条件，为法律教育搭建一个广阔的发展平台，法律文化教育为工程文化教育提供智力支撑和理论准备，促进工程文化教育的健康发展。
二、企业文化之期待：职业教育的目标
职业教育是使受教育者获得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需要的职业知识、职业规范和职业技能的教育，职业教育的目标就是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既有专业理论知识，又熟练掌握专业技能的复合型、技术型、应用型人才。职业教育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及教学过程应体现这样的要求，满足接受职业教育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职业教育应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促使职业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推进教育教学改革。”2011年《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1]9号)指出，职业教育应“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载体，强化学生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就业创业能力的培养”，不断“深化专业教学改革，创新课程体系和教材，使职业学校的专业教学既要满足学生的就业要求，又要为学生职业发展和继续学习打好基础”。还应“强化学生素质培养，改进教育教学过程，改革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方式，重视实践教学、项目教学和团队学习；开设丰富多彩的课程，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们应认真领会，贯彻落实，使这一理念融入职业教育的全过程。
由于培养的人才规格类型不同，高等职业教育与传统的学术型或者理论研究型普通高等教育相比，在人才培养过程上存在较大差异。尤其在办学宗旨和人才培养目标上，高等职业教育更是具有很多自身的特殊性。高等职业教育管理者应认真研究高职教育的特点和规律，积极探索适合高职教育科学发展的人才培养思路、方法和举措，为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作出贡献。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产业结构的重大战略转型调整，传统高职法律专业“重理论、轻实践”，“重说教、轻互动”，“重阐述、轻应用”人才培养的模式愈发不能适应，唯有重新“洗牌”，与时俱进地调整教学思路，深化教学改革，科学地设置专业，借助工程学科的平台，与工程学科共享资源、“互利共赢”，寻求专业发展新的增长点，才能生机勃勃、枝繁叶茂，所培养的复合型、实用型法律专业毕业生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才会脱颖而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
三、工程文化之培育：高职法律专业建设变革
(一)工程法学之于工程文化：高职法律专业建设借鉴工程法学教育思路的必要性
1 “专业+产业”教育模式的诞生和发展，正是高职教育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而进行实践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教育模式、人才培养方式的不断创新和与时俱进，努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调整的需要是职业教育实现科学发展的内生动力。地区、行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决定着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种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产业结构调整决定着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的方向。高等职业教育具有地方性和行业性，主要面向地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输送各类合格人才。因此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和专业调整应该主动适应地方经济建设与行业产业发展的需要。高职院校设置的专业种类，尤其是特色专业，一般要与当地行业、产业特点密切联系。
2 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既有一定专业理论知识又有较强实践操作能力的实用型、技术型人才。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体现了高职院校的专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通高等教育专业的特征，应以一定学科领域的科学文化知识为基础来设置专业，而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则体现了高职院校的专业具有职业教育的特点。因此，高职院校的专业规格与普通高等教育的专业规格不同，同时体现着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特征。高职教育的专业规格必须要体现对高级实用型、技术型专门人才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工程法学教育实现了法学学科与工程学科的有机结合，促进了两大学科的共同繁荣发展，更有利于复合型实用人才的培育成长，使高职法律专业建设借鉴工程法学教育思路具有深刻的必要性。
(二)工程法学之于工程文化：高职法律专业建设借鉴工程法学教育思路的必然性
1 工程法学的学科属性。工程法学是一门边缘性法学学科，是法学学科与工程学科的有机融合，是以新视角、新思路、新方法探索提高法学教育质量的有益尝试。这一学科将工程领域中的规范、标准问题法律化、制度化，使各个工程领域都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这应是依法治国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工程领域属于经济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规范的范畴，其调整的对象涉及工程领域中多重法律关系。工程法学是各学科相互交叉的新兴学科，促使工程思维与法律思维有机融合，整合了工程学科与法学学科的科际资源，开辟了法律教育、工程教育的新领域。
2 传统法律教育模式的弊端。科学发展观是工程法学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谋求法律教育事业的又好又快发展，就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统筹兼顾，法律教育要是钻在象牙塔里搞“经院哲学”，或者只搞理论上“空对空”的烦琐论证，注定不会有大的作为。工程文明的兴起以及工程文明的繁荣、健康、和谐发展，呼唤传统法律教育与其同步伐、同进程、同发展，要求传统法律教育模式的更新换代。在工程文明不断进步的前提下，工程法学教育自觉地适应了社会条件发展变化，一方面，在工程法学教育模式下培养了一专多能、具备综合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另一方面，满足了工程事业发展的人才需求，促进了我国工程事业法治化、标准化、规范化进程。实践证明，法律教育只有与具体的生产实践有机结合，统筹兼顾，与工程事业相互配合、相互协作，才能健康、科学、和谐地发展。高职法律专业建设亦应摆脱传统法律教育模式的束缚，自觉与社会生产实践相结合，勇于探索，自强图新，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发展之路。
四、企业文化与工程文化融合共生的社会理想：职业教育之历史使命
(一)和谐社会亦是法治社会
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民主法治中的法治理念、法治思维应是工科学科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工科各个领域都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开展法律意识培养与教育，法制建设是工程事业繁荣发展的先决条件。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就要大兴土木工程，筑楼、建桥、修路等各个工程领域都离不开法律制度的规范和保障。以公路交通工程为例，公路作为国家公共产品，它的规划、建设、养护、经营、使用、管理各环节，都有自身的质量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需要工程技术人员通晓这些规范和标准，保证公路交通工程的质量和效益。由此看来，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法律制度的完善、规范标准的设立和法治文化的培育。
(二)培养受教育者法律素质是职业教育的内在规定
[关键词]法律方法；法学；法学教育；实践教学
[作者简介]黄小英，江苏警官学院法律系讲师，法学硕士，江苏南京210031
[中图分类号]G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6―0183―05
一、方法、法律方法与法学
“方法”这一语词，在各种论著中经常出现。根据学者们考察，“方法”源于希腊语言，意味着在给定的前提条件下，人们为达到一个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手段或方式。方法是与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相联系的。一般而言，方法在很大程度上由目的和前提来确定，正如地上的路有千百条，但是在目的和前提给定的情况下，能够根据这些前提条件并最终达致行为者目的的最佳道路则可能只有一条。而对这一最佳道路的探寻和说明也就构成了所谓方法论问题，它是对实现特定目的的方法的系统反思，说明人应该怎样树立自己的认识和实践目的，应该使用哪些手段，以便能够有效地获得科学认识和解决实践问题。
就法学的方法体系而言，大体上可以区分为法学方法和法律方法两个方面。法学方法是法学研究中所要运用到的各种方法，而法律方法主要指法律适用中所要应用到的各种方法。“法学方法是研究和预设法律的方法，主要着眼于什么是法律的本体性理论，形成一定的法律观；法律方法是应用法律的方法，致力于实现既有的法律又生成新的法律。”法学方法解决的主要是法的本体论问题，追求法学的真理，具有法学认识论的工具性作用；法律方法则是一种具有积极的实践指向的范畴，是“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根据法律分析事实，解决纠纷的方法。它包括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①法律思维方式；②法律运用的各种技巧；③一般的法律方法，其中主要包括法律发现、法律推理、法律解释、价值衡量、漏洞补充以及法律论证方法等”。
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的这种区分实际上是和法学本身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的。从西方历史看，法学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个是法律家或专业法学家的法学，这种法学“以某个特定的，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法秩序为基础及界限，借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该法学运用一套法律家创制的法律语言，沿用来自法律家经验的解释方法，完成法律实务之问题解答，以追求实践――技术的知识之旨趣，我们权且称之为‘应用的法学’或‘法学内的法学’，德文名曰Jurisprudenz(‘狭义的法学’)或Rechtsdogkatik(‘法律教义学’)。另一个是哲学家、伦理学家或政治学家的法学，也可以说是专业法学以外的思想者的法学(简称法学外的法学)。”这种“法学外的法学”和“法学内的法学”一起构成了所谓广义的法学。联系上文不难看出，法律方法归属于狭义的法学，法学方法归属于广义的法学。
不可否认，对于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来说，两种方法及两种方法所带来的知识体系都是极为重要的，这在当下对“我们时代的法学为什么需要重视方法”的热烈讨论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显现。然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论证显然超出了本文的题意范围，以下仅就法律方法对于法学的意义作出阐述，以便为下文的进一步展开作铺垫。
首先，从历史上看，法学从其原本意义上说是古罗马人所创立的一门独立的科学或实现公平正义的智慧。这门科学并非产生于追求知识的“纯粹”动机，而是立足于对古罗马发达的法律制度的解释，并且将这种解释直接运用到法律的实践活动。因此原本的法学就是“将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法律规范适用到具有各自独特性的个案的过程中的一种实践智慧、技艺和学问，质言之，它本身就是解决法律纠纷的技艺、方法和智慧”。到中世纪晚期，古罗马的法律科学在西方被“重新发现”，产生了实践性的法学诠释学，形成了一套诠释法律的方法。后来欧陆各国尤其是德国发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学流派，这便是被称之为狭义的法学或本义法学的法教义学。法教义学包括以下三种活动：(1)对现行有效法律的描述；(2)对这种法律之概念的体系的研究；(3)提出解决疑难的法律案件的建议。因此，法教义学任务是实践性的，是以法律方法为核心围绕司法适用而展开的。而在英语国家，19世纪出现了以对实在法律的逻辑分析为己任的分析法学派，“分析法学派的出现标志着作为独立学科的法学的出现”。分析法学注重从逻辑和形式上分析实在的法律概念和规范，并形成了以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为基础的系统而精密的法律分析，这种分析仍然是司法定向服务于法律适用的，即是一种法律方法的分析。由此可见，在西方历史上法学一直是作为一种“理论性”的法律实践活动而存在的，体现了其技术化特征和其与法律实践经验之间难以割舍的关系，这也就内在地决定了法律方法在其中的意义。
其次，法学的自身独立性依赖于法律方法的存在。我们知道，对于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的思考不止于法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等都有探究，那么法学缘何能够与这些学科相区别而成为一门独立的专门化的学科呢?除了上述法学自家的历史传统外，依据其独特的方法对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进行不同于其他学科的解释，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独特的概念与知识体系，是法学得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原因所在。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法律都是某种规范或规范的总和，法律的这一规范性特征本身就意味着其效力和内容应当在实践中化为现实的约束力和具体的行为，而这一转化过程是对规范理解和解释的基础上进行的，正是法律的这种实践理性构成了法学存在的基础，也决定了法学的实践品格。法学是实践科学，如前所述，法学是一种适用法律解决个案纠纷获得正当法律决定的学问、技艺或智慧，它本身就意味着方法。“‘法律者，原本的本事就是，如何打造一套有正式效力的规则，然后又如何把这套规则应用到事端和案件中去。一如从事其他行当而有特殊技艺，‘法律者’有自己的法言法语、逻辑体系、程式作派、思维方式。凭藉它们，‘法律者’在大千世界中安身立命，并发展出独立的法律职业、别具一格的法律教育。也正是由于法学的这种自给自足性，形而上的法哲学、各式各样的交叉法学，其存在方为可能，其意义才显示出来。”因此，法学是一套知识理论体系，更是一套由独特思维和经验智慧所构成的方法体系，由法律发现、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价值或利益衡量等法律方法所组成的这套方法体系，不仅使法学继续保持着“科学”的地位，又使法学成为不同于其他科学的技艺性学科。在此意义上，法哲学、法社会学、法史学等等都是一种交叉或边缘学科。
二、法律方法在法学教育中的属性和
意义
有学者引用美国教育家克拉克针的话：“如果说近代大学是一座知识的动力站，那么一个国家的发达的高等教育系统就是一个规模大了很多倍的智慧力量的中心……它们都是制造知识、修正知识和传播知识的中心”，来说明知识在法学教育中的属性，并且认为“知识是法学教育课程实践目标体系中的基本目标”。虽然在文章的后续内容中作者也提到了规范知识和方法知识的区分，但笔者以为，知识的传授在法学教育中固然重要，但是法律方法在法学教育中的属性和意义却也万万不可忽略，并且法律方法的传授在法学教育中并不能简单地化约为一种知识的传授。
与原本法学的产生相适应。肇始于古罗马的古代法学教育主要是负责法律技能的培训，也就是培养受教育者解决法律纠纷的技艺、方法和智慧，其结果是产生了一批包括法律顾问、辩护人、诉讼人和法学教师等在内的以法律为职业的群体。到了12世纪以后，在欧洲随着大学的广泛建立，法学教育也迅速发展起来，法律被当作一种独特的和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即一门科学来教授。这门科学之所以独特，在于它不像其他“科学”以追求“真理”为主要目的，法学的目的在于理解和实践。法学家们不仅充当着法律知识和法律技术与方法的教师，而且他们向来都是法律职业群体的一员，“他们所培养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人’，而是法律职业者；他们所讲授的不是某种外在的客观知识，而是自己也参与其建构的法律专业共同体的‘行业语言和技能”。因此，尽管后来学者们区分了大陆法和普通法两种不同的法学教育模式，并且强调后者的职业特征，但是，这种特征也存在于欧洲其他国家的法学教育，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在普通法国家，法学教育则基本上是一种“学徒式”技艺培训，传授的主要内容是法律实践中的技艺和方法，而学员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研究令状、法律分析与争辩等复杂的程序技术和方法。“在14世纪时，英国的律师逐渐形成了一个被称为伦敦律师会馆的自治组织，这种自治组织最大的作用就是教授法律技术。伦敦律师会馆在独揽律师资格授予权的同时，也对所有想要取得律师资格的人进行培训。这些会馆一直到17世纪才消失，但其许多习惯和传统却逐渐保存和流传下来了。”由此可以看出，从一开始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法学教育就是伴随法律职业化而发展的专门化的教育机构，没有法学教育就没有法律职业，法学教育的发展和完善促进并巩固了法律职业的建构。
法学教育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这一职业属性决定了法律方法在法学教育中的核心地位。作为应用法律的方法，法律方法是法律共同体的职业性思维与技术，是法律职业的“职业”性质的体现和保证。“司法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套精致的法律技术或艺术，使得法律共同体成功地捍卫了现代法律的自主性。”近代以来，随着法律的形式化和理性化发展，法律方法也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与“大众化”的方法日益相脱离，而成为一种专门的、需要专门训练才能掌握的职业方法，法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学生运用法律方法，养成“法律人的思维方式”(美国法学院提出要培养学生“像律师一样思考”，德国法学院提出要培养学生“像法官一样思考”)，因为这是他们在未来成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一员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因此法律方法的传授和培养当然地成为了法学教育的核心。法学教育中的素质教育是“法律素质”的教育，是对受教育者运用法律方法和进行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法律方法的传授及其素养的形成制约着整个法学教育过程，对评估和衡量法律教育的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
实际上，法律方法在法学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和决定意义不仅是由法学教育的职业属性所决定的，同时还是由上文所述的法学本身是以法律方法为基础的实践性科学所决定的。亚里士多德曾认为：“所有知识要么是实践的，要么是创制的，要么是理论的。”“实践科学研究人的行为，如政治学和伦理学，创制科学是有关事物制造的，理论科学是有关事物的普遍知识的。”这也就是学者所理解的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技艺的区分。不幸的是法学兼有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技艺三种属性。法律知识由于具有严密的推理从而享有了纯粹理性的科学色彩；而其作用于人类社会是通过主体间的言说论辩来实现使其具有实践理性特征。法律在适用过程中所需要的技巧或技能是一个经验的累积过程，又使法学具有了“技艺”的含义。法律实践中的理性不是纯粹的认识能力，它不是产生于、立足于纯粹的求知的欲望的，而是基于实践――追求正确行为的需要。因此，法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实践”，是面对不同的具体问题运用法律方法作出理性分析，那么，法学教育的任务就不仅仅在于传授法律概念、法律规范这些纯粹理性知识，更在于掌握法律认识、法律理解、法律解释和法律判断的方法。这些法律方法甚至比其法律知识更重要，因为法律知识是有据(法律规定)可查的，而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是决定他们认识和判断的基本因素，且非经长期专门训练无法养成。“法律方法，为法律认知之根本，因法律为一套严谨程式的逻辑体系，如何将机械之原则、规则演化为活动的秩序?法律自身，无力为之。在法律与秩序间，需勾连之具体方法。法律家之使命，即在于连接两者――借法律而构秩序。”
同时，法律方法的培养在法学教育中并不能简单地化约为一种知识的传授。逻辑与经验、理论与实践是法律方法的基本向度。前者代表了由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组成的法律知识和逻辑规则本身，是可以通过课堂学习或其他书本的阅读而掌握的；后者则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睿智或波兰尼讲的默会之知，无法像学交通规则和数学公式那样把它学会，而只能通过长期的实践达到心领神会，运用自如。实际上，法学的这种经验性认知不仅在英美法系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霍姆斯的“法律是经验而非逻辑”的判断恰是英美法律这种经验主义的一种最适当的总结)，而且在大陆法系中，作为其历史渊源的罗马法之最初形成同样是来自大法官的判例经验。公元前267年罗马共和国时期由设立的最高裁判官判例而成的市民法和公元前242年由设立的最高外事裁判官判例而成的万民法，都是法官经验判例的产物LlsJ(vT3)，而在19世纪后半叶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对法官解释法律权的承认，法学是实践性的经验判断最终在大陆法系亦获得了认可。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法律规则需要适用到具有丰富性和独特性的个案中，法学的实质就在于解决这一般和个别之间的缝隙和矛盾。通过解释调解一般和个别，由此它是一种实践的真理，属于实践理性而不是纯粹的知识理性。“实践理性是人们在共同的交往活动中形成的以共同经验、理论为基础的指导行动的相同的或类似的理解与共识。”(P27)因此，法律方法就不能只求于知识，仅凭其规则的学习和传授而获得，它必须在法律实践活动中借助规则在对具体个案的适用中凭其感悟与体验而逐渐习得而成。
三、我国法学实践教学的改革和完善
如上所述。法律方法在法学教育中居于核心地位，而且其养成亦不能简单地化约为一种知识的传授，必须通过实践活动经验地学习和掌握，那么实践教学对于法学教育来说就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应当在其中占据重要甚至主导的地位。综观我国目前法学教育的许多问题，可以说法学教育与法律实践的疏离正是其症结所在，因此实践教学的改革和完善是我国法学教育面临的主要任务。
(一)转变法学教育教学的传统观念，树立法学教育教学的职业化和实践化理念。我国法学教育的传统观念是一种以传授知识为主的学科教育，注重法学理论教学，把法律概念、逻辑体系和理论框架等知识的灌输视为教学的主要活动和任务，轻视甚至忽视运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和技能的培养，这与法学本身的实践品格和法律人才培养的实践需求是不相适应的。法学与法学教育的发展与人类通过法律治理的事业密切相关，法学的目的是实践，法学教育在任何时代的任务都在于法律人才的培养。而“对于培养法律人的法律教育而言，除了训练所得法律知识以外，更需要加以调教的东西，即‘法律头脑’。一个人受过法律教育之后。必具有‘法律头脑’，才能适当地使用法律，这对于立法人员、司法人员、行政人员、律师等都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法学教育就不单纯是一种传授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的学科教育，更是一种培养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等技能和素养的职业教育，它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不能仅仅偏重于法律规范知识的介绍和注释，更重要的在于以法律方法为核心、以法律实践为要点，培养学生如何在解决具体案例中学习寻找法律、分析法律、解释法律和使用法律的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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