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断代，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三是研 究经济文化交流。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
钱币是田野考古中的常见之物 ，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 ，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笔者不揣浅陋 ，试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 ，望方家正之。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 中的作用甚多 ，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断代 ，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 ，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下面分别讨论。
一、 断代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 和历史时期是不 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 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
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 断代 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 ，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 ，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如布币、刀币行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蚁鼻钱行用于战国时期 ，半两钱行用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上述钱币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均各有其行用时间。如“八铢半两”为高后二年(公元前 186年)所铸，“四铢半两”为汉文帝前元五年(前 175年)所铸。其他如货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钱币、蜀汉直百五铢、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钱币，均有较明确的行用时间，不必一一列举。
五铢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 (前118年)，废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中国古代行用时间最长的货币 ，历时七百多年，被誉为“长寿钱”。经学界各代达人 的努力 ，五铢钱的断代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蒋若是先生《洛阳烧沟汉墓》一书。蒋氏利用大量的汉墓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将汉代五铢钱分成五型。虽然其中某些细节尚可商榷，但其基本结论经半世纪的考验 ，仍无大谬，受到学界的高度赞扬。在撰成《洛 阳烧沟汉墓》几十年后蒋先生又完成《秦汉钱币研究一书，该书集蒋先生几十年研究秦汉钱币的心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此外，北京大学吴荣 曾先生撰有《五铢钱 与墓葬断代》一 文，对磨郭钱、五铢小钱的断代进行了深入研究 ，颇 有说服力 。今 日，两汉五铢的断代已经不存在较大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地方政权并立 ，因此 ，货币的发行混乱不堪 ，多数货币行用不久即颁行新币人们可能认为，这个时期币制如此混乱，断代研究可能会很难 ，其实恰好相反。原因很简单，每种钱币行用的时间不长，正好更准确的表明了该钱 币的所属时间。如梁 四柱五铢 ，钱面上下各 有二星，颇具特征。又如南朝宋 文帝铸重 达八 铢之 五铢钱 ，世称“当两五铢”。这些钱币的时代特征明显 ，于断代十分有利。隋五铢外郭特宽、钱色泛白、“五”字旁有一竖 ，特征鲜明，易于判别，且行用时间较短，故断代价值较高。
“开元通宝”钱也是一种长寿钱 ，始铸于唐武德四年(621年)，一直作为主币沿用至五代十国时期甚至清代太平天国农 民政权也 曾铸行此钱。唐、五代所行“开元通宝”品种达数 十种，其 区别主要体现在字形变化上。目前学术界已能大致区别 出不同时代之“开元通宝” 。
宋代以来，年号钱盛行 ，往往每次改年号 ，都要发行新的年号钱，此已为学界常识，不必多言。年号钱的发行为考古断代提供 了极大的方便，使断代能更为精确。仅举一例 ：广西贺州博物馆 2002年在对临贺故城进行维修时 ，发现一座出土“元丰通宝 ”的墓葬打破红色砖墙 的情况 ，从而判断出红色墙砖 的时代在北宋元丰年间以前。后来再结合文献记载的时期曾对城墙进行过较大工程的情况推测该段城墙为南汉所修 。这样 的例子在 考古工作 中屡见不鲜，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 ，出土钱币为历史时期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便利，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钱 币进行考古断代时的注意事项
虽然利用 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作用巨大，但在具体操作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结论。
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从理论上看，晚期单位(地层遗迹、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遗物 ，而早期单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遗物 。因此，在 晚期单位 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见的。
第二要注意的是钱币的行用时间下限。一种钱币的颁行时间是其行用时间的上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时代下限却难 以确定，因为颁行新币后原来的钱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币共同流通 ，有时流通时间还甚长，这在五铢 、开元通宝等长寿钱身上体现特别明显。笔者在研究三峡地区秦汉墓时发现：秦半两、汉初榆荚半 两、文帝 四铢半两等半两钱均沿用至西汉 中期，武帝五铢沿用至东汉中期 ，昭宣五铢沿用至东汉晚期。出人意料的是，新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也有沿用至东汉 晚期的情况 。管维 良先生曾对魏 晋南北朝 时期 四十批墓葬和窖藏 中的出土的钱币进行分析统计。结果如下：三国吴的六批材料中汉五铢钱在所有 出土钱币中所占比例最低为 33％，最高为 100％，绝大多数时候为 90％以上。两晋 的十六批材料 中有 十四批 出土汉五铢 ，所占比例最少为 33％ ，最高为 100％，有7批。绝 大多 数为 90％以上 。南朝 5例 ，分别为100％、8％、100％、95％以上、66％。北齐 6例 ，仅一例出土钱币3枚，其中汉五铢 2枚。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统计中，出土钱币较多墓葬 中汉五铢的数量均在 90％以上 ，可见 ，当时流通 的主要货 币应该 是汉五铢，只是到北齐前后 ，汉代五铢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笔者认为，各种钱币的实 际行用时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
在上面两种情况下，如果仅仅依靠钱币进行 断代就有可能会拔高时代 ，造成断代失误。为此 ，须坚持两个原则 ：其一，在出土不 同时代钱币的情况下，应以时代最晚材料作为断代标准；其二，钱币材料要与其他材料 ，如地层关系、墓葬形 制、器物、碑志 、铭文等等结合分析。须知 ，钱币材 料仅是 断代的一个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我们既要重视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但又不能过分夸大。
二、研究社会现实
钱币作为一种特殊 的商品，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 ”的观念支下 ，不管高下贫富 ，人们都要往墓 中放置一些钱币，这些钱币有的是流通 的实用币，也有的是非流通的 冥币。从随葬钱币的情况可 以窥探 当时社会现实，如社会盛衰、贫富分化、丧葬意识等等。钱币是社会盛衰的一面镜子 ，但利用出土钱币进行社会盛衰研究，需要较多地依赖历史文献 、社会背景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多作论述。
墓葬中随葬钱币的多少可以反映社会上贫富分化的程度。以笔者 曾研究 过的三峡地 区秦汉墓为例，西汉早期的 11座墓葬 中，其 中 2座没有出土任何钱币，其余 9座分别出土5枚、6枚、16枚、58枚、63枚、80枚、87枚 、113枚、173枚 ，共 5l4枚，这 11 座墓平均每座约 47枚。西汉武 昭时期 墓 葬共 27座 ，其中没有出土任何钱币的有 9座，出土情况不详的有 3座，除此 以外的 15座墓葬 ，出土钱币最少的是 2枚 ，最多的是 1042枚 ，总数约 2200枚 ，除去不详的3座，其余 44座平均约50枚 。
从上述数据看 ，各墓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最少的连 1枚钱币也没有 ，最多 的达到上千枚。据研究 ，出土 1000余枚钱币的墓葬可能是郡守一级官员或其家人的墓葬。虽然 由于保存状况的不 同，有的墓葬出土钱币数与实际随葬数有一定差距，但由于纳人统计的墓葬数量较多，上述结论应当还是可信的。
为显示孝道 ，加上相信人死后还会在另一个世界生活，仍然需要人世间的一切，因此，古人们往往不惜花费巨资，为死去的亲人打造一个类似于生前的世界，即所谓 “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汉代是一个 崇 尚厚 葬 的时代 。西汉时期的《盐铁论》“散不足”篇有云：“古者，不封不树，反虞祭于寝 ，无坛宇之居，庙堂之位。及其后，则封之，庶人 之坟半 仞，其 高可隐。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恩。”[9](p2s3)时人王符也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 ，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橘梓梗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 ，广种松柏，庐舍祠堂 ，崇侈上僭”¨。
一个墓葬是否厚葬，可通过陵墓大小、随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体现。钱币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随葬品，也是体现是否厚葬 的一 面窗 口。以洛 阳烧沟汉墓为例。该墓地的墓葬全为中小型墓 ，即便如此，225座墓葬共出土钱币 11265枚 ，平均每墓出土钱币约 50枚¨ 。当然，这只是考古 出土 的，如考虑到历史上被盗和 自然破坏 ，其数 目将更大。为让读者对 50枚钱有个明晰的印象，我们可以简单地看看 当时人们的赋税和生活状况。
西汉的人头税分算赋和 口赋两种，前者课于成年人，后者是未成年人。算赋 在西汉多时每人 120钱 ，少时为 40钱 ，口赋为 23钱。东汉时继承了西汉的算赋 和 口赋。因此 ，50钱相当于算赋的 41．7%-125％，相 当于口赋的 2倍多。这个数据应该说是比较多的。
我们再看看当时人们在算赋和 口赋下的生活状况。《汉书 ·贡禹传》云 ：“武帝征伐四夷 ，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辄杀。”赋税的沉重，引起了人民的赤贫化 ，进而导致社会极大动荡。每座墓葬同样平均出土 50枚钱币的三峡地区情况又是如何呢?东汉晚期三峡地区流行一首谣谚 ：“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邻家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 在活人生活 尚且如此困顿的情况下 ，人们还情愿拿出这么多的钱币来为死人随葬 ，可见厚葬风气之盛。
三、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钱币作为支付、贮藏的手段，是贸易时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国境内出土了不少外国钱币，如波斯萨珊朝银币、东罗马和阿拉伯的金币以及 日本钱币等等，在 国外也 出土过不少我国古钱币，尤其是唐宋以来的钱币。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异国钱币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
出土的异国钱币是研究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手段。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丰硕。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纪 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统计 了当时 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阿拉伯金币、东罗马金币等，并对其背景进行了探讨 。近年来，康柳硕先生《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方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和罗丰先生的《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等文章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 。 前几年出版 的戴建兵、王晓岚《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本专著。
国外学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 国 F·蒂埃里 c·莫里森的《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等。
根据 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上述外国钱币在新疆 出土最多，这跟文献记载相符合。《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从新疆到关中的丝绸之路沿线均有外国钱币发现，甚至在洛阳也有部分出土。据夏鼐先生统计，萨珊朝银币在中国已经出土 2000枚 以上，分属十几位王在位时期，时间跨度从 4世纪至 8世纪。在国外也有不少中国钱币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国的五铢钱、货泉以及后代的历朝钱币。有的地方出土数量很大，如宝冢市堂坂遗址出土了10万多枚，而山口市大内遗址出土的则有250公斤 。
另外在越南、朝鲜等地也曾出土过中国的古钱币，散见于国内外的报道中，此不赘述。利用出土的异国钱币固然是研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笔者认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国影响而铸造出的钱币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例如，古代 中国的周边 国家 ，如朝鲜、日本、越南、泰国等国在历史上都曾仿照中国铸造圆形方孔钱。如 日本曾仿铸南唐的“唐国通宝”“至道元宝”越南曾仿铸 “开元通宝”“元占通宝”“天禧通 宝”“至道元宝”“元符通宝”等等。此外，在丝绸之路沿线如新疆、中亚等地出土的一些钱币带有明显的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特点。如：古于阗国铸造的汉二体钱(俗称“和田马钱”)、古龟兹国铸造的汉龟二体钱 、回鹘钱、察合台钱币等都属此类。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 ，中国境 内出土的外国钱币、国外 出土的中国钱币以及能体现相互之间货币文化交流的钱币材料都是有力的历史见证 ，对它们的深入研究 ，必将推进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钱币研究正方兴未艾，越来越走向深入 ，与考古学的结合也 日益紧密。本文粗略讨论了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三个方面的作用 ，权作引玉之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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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唐宋；钱法；辑考
一、《隋唐五代钱法辑考》研究意义
1、文献补白意义
自秦汉以降，货币法制的创制与厘革为历代王朝所重视。除出土简牍所见秦《金布律》、汉《钱律》以外，古代货币法制资料多散见于各类文献之中，目前尚无关于古代钱法史料的系统辑佚、考证成果。隋唐五代是中国货币体制急剧变化的重要历史阶段，钱法呈现律、令、格、敕多种法律形式并存的形态，并对后世货币立法格局产生直接影响。本课题集散见隋唐五代钱法资料之大成，全面展示这一时期货币立法演进之全貌。由此上钩下联，触类旁通，最终完成古代钱法史料的系统整理，为重新认识古代经济法律提供资料储备和研究基础。
2、理论创新意义
作为中国古代经济法制的转型阶段，隋唐五代占据上承秦汉魏晋，下启宋元明清的枢轴地位。这一阶段货币法律思想的发展与实践，兼具传承与创新精神，对货币政策调整、法律修订以及司法实践产生深远影响。课题研究以法制变迁为主线，系统考察律令、诏敕、奏议、策对、诗文资料所蕴含的钱法思想。从法律创制、法律适用、法律文化的综合视角，探讨隋唐五代时期货币法律思想的发展脉络、内涵特征、理论贡献及实际应用等问题，为法律史学的纵深研究与协调发展贡献力量。
3、实践借鉴意义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阶段，在调整货币政策、平衡财政收支、抑制通货膨胀等领域亟需理论参考和历史借鉴。本课题从历史的角度观照重大现实问题，通过对钱法渊源、钱法职能、钱法理论、钱法实践、矿冶法制等具体问题的研究，在查明隋唐五代货币法律变化过程和主要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信用货币体系发展完善的有效路径和运行状态，强调经世致用，重视学术创新，为我国当论决策、经济发展和法治进步提供理论借鉴。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中国古代关于币制沿革的著录始于萧梁时顾@《钱谱》，后又有封演、姚元泽等诸家著述，惜皆散佚。当世所存者，以南宋洪遵《泉志》最古。此类著作多编年为次，以著录历代铸币沿革、款式为主。民国以来，结合出土、典藏文物对历代货币进行研究的路径，对近现代钱币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以下从货币通论、货币法制、货币职能三方面介绍国内外研究现状：
1、货币通论
此类研究成果承用前代经济史、货币史研究路径，重在介绍历代货币发展演进，对查明货币演化、铸币形制、货币政策等问题具有参考价值。前辈学者侯厚培、周伯棣、彭威信、牧野巽、郭彦岗等在该领域均有论著。
2、货币法制
学界从法律史学角度对古代钱法的研究成果较为有限，卢向前、闫晓君、唐金荣等学者利用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对钱法演进、赃钱征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石俊志《中国货币法制史概论》和《中国货币法制史话》是目前货币法制研究的代表作，分别以断代和币制两条线索，阐释古代货币法制发展脉络与适用问题。
3、货币职能
货币职能研究一直是古代货币研究的重点所在。作为信用货币，铜钱承担价值尺度、流通职能、价值贮藏、支付手段等基本职能。加藤繁、戴振辉、陶希圣、王永兴、卢向前、渡边信一郎、傅筑夫、李锦绣等学者对隋唐五代时期钱绢估算、铜禁管理、铸币比价、财政收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综上所述，现有成果从货币通论、货币法制、货币职能等诸多角度进行研究，对隋唐五代钱法辑佚、考释与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为本课题的深入展开提供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目前从经济史、货币史角度进行的相关研究仍占据主流，现有钱法研究重述、描摹气息浓厚，古代钱法的整体架构、发展变化及实际运行等重大问题尚不清晰。在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层面，尚未充分彰显法学属性与特色。因此，有必要在系统辑佚、考释隋唐五代时期钱法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钱法的沿革兴替与实际运作进行系统考察。
三、《隋唐五代钱法辑考》概说
1、研究目标
在系统辑佚、考释隋唐五代钱法资料的基础上，运用辑佚与考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形成一部系统探讨隋唐五代货币立法、货币政策、货币理论、司法实践的有独立见解的力作。
2、研究内容
本课题是关于隋唐五代时期铸币法制的综合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上篇“隋唐五代钱法辑佚”与下篇“隋唐五代钱法考证”两部分：
上篇：《隋唐五代钱法辑佚》。本篇为钱法史料辑佚。主要从《通典》、《唐会要》、《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传世古籍及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分类辑录相关史料，并以年代为序编次。辑录的“钱法”条目由题名、时间、正文、来源、按语五部分组成，最大程度保证史料的原始性、权威性与完整性。原文阙名或确不合理者，题拟新名。所辑条目逐一注明出处，辨析异同，旁采博引，辨析考订。凡属订正原文讹误者，则以校勘记方式附于文末。依据史料性质与内容，该篇结构设计如下：
（1）钱法律敕资料辑录。隋唐五代律令之中“钱法”相对稀见，直接关联者，目前仅存《唐律疏议・杂律》“私铸钱”条、《神龙散颁刑部格》“私铸钱”条、《宋刑统・杂律》“私铸钱”条引唐“刑部格敕”条。就法律形式而言，唐代钱法主要表现为诏敕形态，并对律、格等“常法”修订具有直接影响，如“刑部格敕”内容即本于永淳元年五月敕文。本章主要辑佚隋唐五代钱币铸造、流通、贮藏、支付领域的律令、诏敕史料，编纂“隋唐五代钱法律令诏敕系年要录”。
（2）钱货奏议资料辑录。隋唐五代时期，国家时常召集臣僚讨论币制厘革、民间私铸、钱重物轻、币制折算等重大议题。官员还可以疏奏、策问、拟判等形式，发表关于钱法的观点。陈子昂、陆贽、韩愈、元稹、白居易、杜甫、罗周胤、程逊等关于当时钱法变迁与运行的表状、诗文材料，是反映唐代钱法理论与实践的原始依据。本章主要辑佚隋唐五代士人关于钱法的奏疏、论著、策对、拟判等资料。
（3）矿冶铜禁资料辑录。针对民间私铸、恶钱滥行、销铸牟利、物价波动等问题，隋唐五代时期制定了较为严格的铜禁规范。与铸钱关联的铜铁开采、征收史料，散见于唐《考课令》、《杂令》及诏敕之中。本章重点辑录隋唐五代时期铜矿管理、赎铜缴纳与折算、民间、寺观铜器管理等史料。
（4）铸钱监使资料辑录。隋唐五代少府监下设铸钱监，开元二十五年二月，监察御史罗文信充诸道铸钱使，此为铸钱使职设立之始。本章辑录隋唐五代钱监资料，考订各地钱监与铸钱使设置、沿革与变迁史料，力图体现专题研究与通论研究的有机结合。
下篇：《隋唐五代钱法考证》。中国古代钱法始于秦汉，《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二年律令・钱律》是秦汉时期货币法制的代表。《唐律疏议》与《神龙散颁刑部格》“私铸钱”条，及隋唐五代时期百余道诏敕，则反映了近四百年间钱法厘革的实际状况。后世宋、元、明、清钱法，大致沿袭前朝典制。《宋史》卷一百七十九《食货下一》：“宋货财之制，多因于唐。”《明会典》卷三十四《户部三》“钱法”涉及铸币规格、管理、折算、私铸等。《大清律例》卷十一《户部》“钱法”调整货币铸造、流通、铜禁等，并附条例若干。可见，研究隋唐五代转型社会货币法制，对于查明中国古代法治建设与社会发展关系问题，具有重大借鉴意义。隋唐五代钱法并无专书可据，相关资料散见于正史、诏敕、奏议、政书、律典、文集、稗史，以及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之中。作为学术研究的必备条件，隋唐五代时期钱法史料的分类、分期辑佚及考释成果尚属空白。本篇研究以历代钱法规则变迁为背景，以隋唐五代法制运行为剖面，依托系统、完整的钱法辑佚史料，彰显专题研究特色，强调综合互补方法，对以下问题进行研究：
①钱法渊源考。历代钱法在调整范围、对象与方式等方面损益之脉络清晰可寻。本章将以隋唐五代时期钱法为研究样本，利用传世文献、秦汉简牍和出土文书，上溯秦汉，下探宋元，关注中古时期经济法律形式的演变历程，重点研究晚唐五代转型社会钱法的变迁历程。
②钱法职能考。本章主要考察钱法规则在调整货币铸造、流通、贮藏、支付领域的作用。透过法制变革和实际运行的视角，以“开元通宝”钱的铸造、流通、贮藏等问题为线索，从法治视野关注币制改革、盗铸私铸、铜器铸造、实钱虚钱、实估虚估等问题，尤其注意晚唐、五代丧乱时期杂钱流通制度、地方割据政权钱法等专题的研究。
③钱法理论考。本章通过考订、分析律令诏敕、臣属奏议以及诗文判牍等原始资料，归纳、总结隋唐五代时期依法调整货币制度的思想与学说，与不同历史时期货币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为当代货币政策调整、抑制通货膨胀等提供历史参考。
④钱法适用考。罚、没、赃、赎收入是隋唐五代国家重要财政来源，处罚、抄没、计赃、赎铜均与钱法直接关联，是钱法适用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唐律》规定了以绢估计赃标准，但中晚唐以后绢帛货币职能渐趋弱化，以钱评赃制度渐成司法常态，并在各类文献中有大量案例可资印证。本课题运用个案分析及数据统计方法，结合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考察钱法在定罪量刑领域的功能体现。
⑤矿冶法制考。货币铸造与铜、锡、铅、铁等矿产开采、冶炼、交易、持有、管理等法律问题直接关联。尤其是关于铜禁方面的律令、诏敕，以及银、铁、锡等矿藏管理，在隋唐五代矿冶法规中占据相当比例，遂拟设专题予以讨论。
3、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依托《中国古代法律辑考》（北法文[2013]5号）、《古代法制资料钩沉》等大型课题，突出断代研究特色，完成隋唐五代时期钱法史料辑佚，为古代经济法律系统研究提供前期准备。
（2）以资料辑考为基础，强调专题考察特色。逐步展开关于中国古代经济法制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为重新审视中国法律史学和构建经济法史部门贡献力量。
（3）重点关注货币法制与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弘扬优秀传统法律文明，突出法律史学研究的时代借鉴价值，为我国当代金融政策调整及经济法律制定提供参考。
四、结论
在以上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本课题的主要结论：隋唐五代是我国中古时期货币法制发展和运行的重要阶段，是传统铸币本位体制逐步向纸币本位时代过渡的关键时期。各阶段货币法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隋初至开元中期，承接秦汉以来货币法制传统与货币政策理论，实行开铸新币，法禁私铸，钱货兼用，驱逐恶钱等政策；开元末期至五代十国，社会状况急剧变化，为解决财政危机，保障开支用度，国家推行调整禁榷、厘定赋税、铸造杂钱、申严铜禁等措施。各阶段钱法创制与适用之间既有传承又富变化，反映出法制运行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密切关系，彰显了社会变革时期的时代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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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陶希圣，鞠清远.唐代经济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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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 （日）渡信一郎.中古代の政と家[M].|京：汲古院，2010.全汉N.中国经济史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1.
[8] （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M].吴杰译，北京：中华书局2012.
论文摘要：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断代，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
钱币是田野考古中的常见之物，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望方家正之。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甚多，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断代，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下面分别讨论。
一、断代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
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断代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如布币、刀币行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蚁鼻钱行用于战国时期，半两钱行用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上述钱币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均各有其行用时间。如“八铢半两”为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所铸，“四铢半两”为汉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所铸。其他如货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钱币、蜀汉直百五铢、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钱币，均有较明确的行用时间，不必一一列举。
五铢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废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中国古代行用时间最长的货币，历时七百多年，被誉为“长寿钱”。经学界各代达人的努力，五铢钱的断代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蒋若是先生《洛阳烧沟汉墓》一书。蒋氏利用大量的汉墓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将汉代五铢钱分成五型。虽然其中某些细节尚可商榷，但其基本结论经半世纪的考验，仍无大谬，受到学界的高度赞扬。在撰成《洛阳烧沟汉墓》几十年后蒋先生又完成《秦汉钱币研究一书，该书集蒋先生几十年研究秦汉钱币的心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外，北京大学吴荣曾先生撰有《五铢钱与墓葬断代》一文，对磨郭钱、五铢小钱的断代进行了深入研究，颇有说服力。今日，两汉五铢的断代已经不存在较大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地方政权并立，因此，货币的发行混乱不堪，多数货币行用不久即颁行新币人们可能认为，这个时期币制如此混乱，断代研究可能会很难，其实恰好相反。原因很简单，每种钱币行用的时间不长，正好更准确的表明了该钱币的所属时间。如梁四柱五铢，钱面上下各有二星，颇具特征。又如南朝宋文帝铸重达八铢之五铢钱，世称“当两五铢”。这些钱币的时代特征明显，于断代十分有利。隋五铢外郭特宽、钱色泛白、“五”字旁有一竖，特征鲜明，易于判别，且行用时间较短，故断代价值较高。
“开元通宝”钱也是一种长寿钱，始铸于唐武德四年(621年)，一直作为主币沿用至五代十国时期甚至清代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也曾铸行此钱。唐、五代所行“开元通宝”品种达数十种，其区别主要体现在字形变化上。目前学术界已能大致区别出不同时代之“开元通宝”。
宋代以来，年号钱盛行，往往每次改年号，都要发行新的年号钱，此已为学界常识，不必多言。年号钱的发行为考古断代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断代能更为精确。仅举一例：广西贺州博物馆2002年在对临贺故城进行维修时，发现一座出土“元丰通宝”的墓葬打破红色砖墙的情况，从而判断出红色墙砖的时代在北宋元丰年间以前。后来再结合文献记载的时期曾对城墙进行过较大工程的情况推测该段城墙为南汉所修。这样的例子在考古工作中屡见不鲜，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出土钱币为历史时期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便利，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时的注意事项
虽然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作用巨大，但在具体操作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结论。
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从理论上看，晚期单位(地层遗迹、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遗物，而早期单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遗物。因此，在晚期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见的。
第二要注意的是钱币的行用时间下限。一种钱币的颁行时间是其行用时间的上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时代下限却难以确定，因为颁行新币后原来的钱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币共同流通，有时流通时间还甚长，这在五铢、开元通宝等长寿钱身上体现特别明显。笔者在研究三峡地区秦汉墓时发现：秦半两、汉初榆荚半两、文帝四铢半两等半两钱均沿用至西汉中期，武帝五铢沿用至东汉中期，昭宣五铢沿用至东汉晚期。出人意料的是，新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也有沿用至东汉晚期的情况。管维良先生曾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四十批墓葬和窖藏中的出土的钱币进行分析统计。结果如下：三国吴的六批材料中汉五铢钱在所有出土钱币中所占比例最低为33％，最高为100％，绝大多数时候为90％以上。两晋的十六批材料中有十四批出土汉五铢，所占比例最少为33％，最高为100％，有7批。绝大多数为90％以上。南朝5例，分别为100％、8％、100％、95％以上、66％。北齐6例，仅一例出土钱币3枚，其中汉五铢2枚。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统计中，出土钱币较多墓葬中汉五铢的数量均在90％以上，可见，当时流通的主要货币应该是汉五铢，只是到北齐前后，汉代五铢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笔者认为，各种钱币的实际行用时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上面两种情况下，如果仅仅依靠钱币进行断代就有可能会拔高时代，造成断代失误。为此，须坚持两个原则：其一，在出土不同时代钱币的情况下，应以时代最晚材料作为断代标准；其二，钱币材料要与其他材料，如地层关系、墓葬形制、器物、碑志、铭文等等结合分析。须知，钱币材料仅是断代的一个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我们既要重视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但又不能过分夸大。
二、研究社会现实
钱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观念支下，不管高下贫富，人们都要往墓中放置一些钱币，这些钱币有的是流通的实用币，也有的是非流通的冥币。从随葬钱币的情况可以窥探当时社会现实，如社会盛衰、贫富分化、丧葬意识等等。钱币是社会盛衰的一面镜子，但利用出土钱币进行社会盛衰研究，需要较多地依赖历史文献、社会背景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多作论述。
墓葬中随葬钱币的多少可以反映社会上贫富分化的程度。以笔者曾研究过的三峡地区秦汉墓为例，西汉早期的11座墓葬中，其中2座没有出土任何钱币，其余9座分别出土5枚、6枚、16枚、58枚、63枚、80枚、87枚、113枚、173枚，共5l4枚，这11座墓平均每座约47枚。西汉武昭时期墓葬共27座，其中没有出土任何钱币的有9座，出土情况不详的有3座，除此以外的15座墓葬，出土钱币最少的是2枚，最多的是1042枚，总数约2200枚，除去不详的3座，其余44座平均约50枚。
从上述数据看，各墓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最少的连1枚钱币也没有，最多的达到上千枚。据研究，出土1000余枚钱币的墓葬可能是郡守一级官员或其家人的墓葬。虽然由于保存状况的不同，有的墓葬出土钱币数与实际随葬数有一定差距，但由于纳人统计的墓葬数量较多，上述结论应当还是可信的。
为显示孝道，加上相信人死后还会在另一个世界生活，仍然需要人世间的一切，因此，古人们往往不惜花费巨资，为死去的亲人打造一个类似于生前的世界，即所谓“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汉代是一个崇尚厚葬的时代。西汉时期的《盐铁论》“散不足”篇有云：“古者，不封不树，反虞祭于寝，无坛宇之居，庙堂之位。及其后，则封之，庶人之坟半仞，其高可隐。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恩。”[9](p2s3)时人王符也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橘梓梗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
一个墓葬是否厚葬，可通过陵墓大小、随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体现。钱币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随葬品，也是体现是否厚葬的一面窗口。以洛阳烧沟汉墓为例。该墓地的墓葬全为中小型墓，即便如此，225座墓葬共出土钱币11265枚，平均每墓出土钱币约50枚¨。当然，这只是考古出土的，如考虑到历史上被盗和自然破坏，其数目将更大。为让读者对50枚钱有个明晰的印象，我们可以简单地看看当时人们的赋税和生活状况。
西汉的人头税分算赋和口赋两种，前者课于成年人，后者是未成年人。算赋在西汉多时每人120钱，少时为40钱，口赋为23钱。东汉时继承了西汉的算赋和口赋。因此，50钱相当于算赋的41．7%-125％，相当于口赋的2倍多。这个数据应该说是比较多的。
我们再看看当时人们在算赋和口赋下的生活状况。《汉书·贡禹传》云：“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辄杀。”赋税的沉重，引起了人民的赤贫化，进而导致社会极大动荡。每座墓葬同样平均出土50枚钱币的三峡地区情况又是如何呢?东汉晚期三峡地区流行一首谣谚：“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邻家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在活人生活尚且如此困顿的情况下，人们还情愿拿出这么多的钱币来为死人随葬，可见厚葬风气之盛。
三、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钱币作为支付、贮藏的手段，是贸易时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国境内出土了不少外国钱币，如波斯萨珊朝银币、东罗马和阿拉伯的金币以及日本钱币等等，在国外也出土过不少我国古钱币，尤其是唐宋以来的钱币。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异国钱币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出土的异国钱币是研究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手段。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丰硕。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纪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统计了当时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阿拉伯金币、东罗马金币等，并对其背景进行了探讨。近年来，康柳硕先生《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方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和罗丰先生的《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等文章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前几年出版的戴建兵、王晓岚《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本专著。超级秘书网
国外学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国F·蒂埃里c·莫里森的《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等。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上述外国钱币在新疆出土最多，这跟文献记载相符合。《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从新疆到关中的丝绸之路沿线均有外国钱币发现，甚至在洛阳也有部分出土。据夏鼐先生统计，萨珊朝银币在中国已经出土2000枚以上，分属十几位王在位时期，时间跨度从4世纪至8世纪。在国外也有不少中国钱币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国的五铢钱、货泉以及后代的历朝钱币。有的地方出土数量很大，如宝冢市堂坂遗址出土了10万多枚，而山口市大内遗址出土的则有250公斤。
另外在越南、朝鲜等地也曾出土过中国的古钱币，散见于国内外的报道中，此不赘述。利用出土的异国钱币固然是研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笔者认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国影响而铸造出的钱币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例如，古代中国的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泰国等国在历史上都曾仿照中国铸造圆形方孔钱。如日本曾仿铸南唐的“唐国通宝”“至道元宝”越南曾仿铸“开元通宝”“元占通宝”“天禧通宝”“至道元宝”“元符通宝”等等。此外，在丝绸之路沿线如新疆、中亚等地出土的一些钱币带有明显的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特点。如：古于阗国铸造的汉二体钱(俗称“和田马钱”)、古龟兹国铸造的汉龟二体钱、回鹘钱、察合台钱币等都属此类。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中国境内出土的外国钱币、国外出土的中国钱币以及能体现相互之间货币文化交流的钱币材料都是有力的历史见证，对它们的深入研究，必将推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钱币研究正方兴未艾，越来越走向深入，与考古学的结合也日益紧密。本文粗略讨论了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三个方面的作用，权作引玉之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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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断代，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三是研 究 经济 文化交流。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 历史 。
钱币是田野考古中的常见之物 ，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 ，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笔者不揣浅陋 ，试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 ，望方家正之。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 中的作用甚多 ，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断代 ，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 ，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下面分别讨论。
一、 断代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 和历史时期是不 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 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
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 断代 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 ，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 ，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如布币、刀币行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蚁鼻钱行用于战国时期 ，半两钱行用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上述钱币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均各有其行用时间。如“八铢半两”为高后二年(公元前 186年)所铸，“四铢半两”为汉文帝前元五年(前 175年)所铸。其他如货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钱币、蜀汉直百五铢、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钱币，均有较明确的行用时间，不必一一列举。
五铢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 (前118年)，废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
大会审议通过了黄锡全秘书长代表第五届理事会所作的《中国钱币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理事长、副理事长；通过了理事长提名的秘书长及副秘书长人选；通过了名誉理事长、顾问、名誉理事、学术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及学术委员聘请人选。讨论通过了《中国钱币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工作规划》及《中国钱币学会负责人产生办法》、《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五届理事会史纪良理事长、新当选的马德伦理事长分别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货币文化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货币文化也是中央银行的一项工作职责。中国钱币学会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从经济、金融发展的角度来研究货币，从货币的演变来总结经验教训，从货币的实物来分析不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状况，从改革开放的实践来审视货币的功能，从先进文化的高度来认识货币文化，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来开展学会工作，继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当今的社会、经济、金融的发展服务。要把历史和现在联系起来，把研究和宣传联系起来，把中国钱币和世界钱币、中国经济制度的演变和世界经济制度的演变联系起来，进一步增强钱币学术研究的生命力。
中国钱币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工作期间的主要任务：一是加强钱币学自身的理论建设，继续抓好几项重点学术项目，尽早启动《中国货币通史》的编撰工作；二是加强中青年人才的培养，建设一支年轻的专家队伍；三是抓紧成立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巩固钱币博物馆(陈列馆)的成果；四是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人民银行成立60周年、“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契机，加强国际间钱币学术交流，大力宣传、普及中国货币文化，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
同日下午召开了中国钱币学会全国秘书长工作会议，通报了中国钱币学会2005年的工作小结和2006年工作计划，安排上海、湖北、江西、新疆、广西、甘肃、安庆等钱币学会，以及外交部钱币协会进行经验交流。最后，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锡全作了重要讲话。他提出，要认真传达、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深刻领会史纪良顾问、马德伦理事长的重要讲话。今年学会要做好如下几项工作：第一，成立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巩固博物馆建设成果；第二，作好《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五辑的组稿工作；第三，作好有关学术研讨和普及宣传活动；第四，提前筹划迎奥运、中国人民银行60周年行庆、国际博物馆学大会的工作等。特别指出，学会工作要紧密围绕金融中心工作来展开，要配合人民银行做好反假货币的宣传工作等。
[关键词]：出土钱币 断代 社会现实 文化交流
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甚多，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断代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如布币、刀币行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蚁鼻钱行用于战国时期，半两钱行用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上述钱币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均各有其行用时间。如“八铢半两”为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所铸，“四铢半两”为汉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所铸。其他如货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钱币、蜀汉直百五铢、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钱币，均有较明确的行用时间，不必一一列举。五铢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废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中国古代行用时间最长的货币，历时七百多年，被誉为“长寿钱”。经学界各代达人的努力，五铢钱的断代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蒋若是先生《洛阳烧沟汉墓》一书。蒋氏利用大量的汉墓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将汉代五铢钱分成五型。虽然其中某些细节尚可商榷，但其基本结论经半世纪的考验，仍无大谬，受到学界的高度赞扬。在撰成《洛阳烧沟汉墓》几十年后蒋先生又完成《秦汉钱币研究一书，该书集蒋先生几十年研究秦汉钱币的心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外，北京大学吴荣曾先生撰有《五铢钱与墓葬断代》一文，对磨郭钱、五铢小钱的断代进行了深入研究，颇有说服力。今日，两汉五铢的断代已经不存在较大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地方政权并立，因此，货币的发行混乱不堪，多数货币行用不久即颁行新币人们可能认为，这个时期币制如此混乱，断代研究可能会很难，其实恰好相反。原因很简单，每种钱币行用的时间不长，正好更准确的表明了该钱币的所属时间。如梁四柱五铢，钱面上下各有二星，颇具特征。又如南朝宋文帝铸重达八铢之五铢钱，世称“当两五铢”。这些钱币的时代特征明显，于断代十分有利。隋五铢外郭特宽、钱色泛白、“五”字旁有一竖，特征鲜明，易于判别，且行用时间较短，故断代价值较高。“开元通宝”钱也是一种长寿钱，始铸于唐武德四年(621年)，一直作为主币沿用至五代十国时期甚至清代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也曾铸行此钱。唐、五代所行“开元通宝”品种达数十种，其区别主要体现在字形变化上。目前学术界已能大致区别出不同时代之“开元通宝”。
宋代以来，年号钱盛行，往往每次改年号，都要发行新的年号钱，此已为学界常识，不必多言。年号钱的发行为考古断代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断代能更为精确。仅举一例：广西贺州博物馆2002年在对临贺故城进行维修时，发现一座出土“元丰通宝”的墓葬打破红色砖墙的情况，从而判断出红色墙砖的时代在北宋元丰年间以前。后来再结合文献记载的时期曾对城墙进行过较大工程的情况推测该段城墙为南汉所修。这样的例子在考古工作中屡见不鲜，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出土钱币为历史时期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便利，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时的注意事项
虽然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作用巨大，但在具体操作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结论。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从理论上看，晚期单位(地层遗迹、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遗物，而早期单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遗物。因此，在晚期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见的。第二要注意的是钱币的行用时间下限。一种钱币的颁行时间是其行用时间的上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时代下限却难以确定，因为颁行新币后原来的钱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币共同流通，有时流通时间还甚长，这在五铢、开元通宝等长寿钱身上体现特别明显。笔者在研究三峡地区秦汉墓时发现：秦半两、汉初榆荚半两、文帝四铢半两等半两钱均沿用至西汉中期，武帝五铢沿用至东汉中期，昭宣五铢沿用至东汉晚期。出人意料的是，新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也有沿用至东汉晚期的情况。管维良先生曾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四十批墓葬和窖藏中的出土的钱币进行分析统计。结果如下：三国吴的六批材料中汉五铢钱在所有出土钱币中所占比例最低为33％，最高为100％，绝大多数时候为90％以上。两晋的十六批材料中有十四批出土汉五铢，所占比例最少为33％，最高为100％，有7批。绝大多数为90％以上。南朝5例，分别为100％、8％、100％、95％以上、66％。北齐6例，仅一例出土钱币3枚，其中汉五铢2枚。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统计中，出土钱币较多墓葬中汉五铢的数量均在90％以上，可见，当时流通的主要货币应该是汉五铢，只是到北齐前后，汉代五铢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笔者认为，各种钱币的实际行用时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在上面两种情况下，如果仅仅依靠钱币进行断代就有可能会拔高时代，造成断代失误。为此，须坚持两个原则：其一，在出土不同时代钱币的情况下，应以时代最晚材料作为断代标准；其二，钱币材料要与其他材料，如地层关系、墓葬形制、器物、碑志、铭文等等结合分析。须知，钱币材料仅是断代的一个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我们既要重视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但又不能过分夸大。
三、研究社会现实
钱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观念支下，不管高下贫富，人们都要往墓中放置一些钱币，这些钱币有的是流通的实用币，也有的是非流通的冥币。从随葬钱币的情况可以窥探当时社会现实，如社会盛衰、贫富分化、丧葬意识等等。
钱币是社会盛衰的一面镜子，但利用出土钱币进行社会盛衰研究，需要较多地依赖历史文献、社会背景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多作论述。
墓葬中随葬钱币的多少可以反映社会上贫富分化的程度。以三峡地区秦汉墓为例，西汉早期的11座墓葬中，其中2座没有出土任何钱币，其余9座分别出土5枚、6枚、16枚、58枚、63枚、80枚、87枚、113枚、173枚，共5l4枚，这11座墓平均每座约47枚。西汉武昭时期墓葬共27座，其中没有出土任何钱币的有9座，出土情况不详的有3座，除此以外的15座墓葬，出土钱币最少的是2枚，最多的是1042枚，总数约2200枚，除去不详的3座，其余44座平均约50枚。从上述数据看，各墓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最少的连1枚钱币也没有，最多的达到上千枚。据研究，出土1000余枚钱币的墓葬可能是郡守一级官员或其家人的墓葬。虽然由于保存状况的不同，有的墓葬出土钱币数与实际随葬数有一定差距，但由于纳人统计的墓葬数量较多，上述结论应当还是可信的。
为显示孝道，加上相信人死后还会在另一个世界生活，仍然需要人世间的一切，因此，古人们往往不惜花费巨资，为死去的亲人打造一个类似于生前的世界，即所谓“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汉代是一个崇尚厚葬的时代。西汉时期的《盐铁论》“散不足”篇有云：“古者，不封不树，反虞祭于寝，无坛宇之居，庙堂之位。及其后，则封之，庶人之坟半仞，其高可隐。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恩。”时人王符也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橘梓梗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
一个墓葬是否厚葬，可通过陵墓大小、随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体现。钱币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随葬品，也是体现是否厚葬的一面窗口。以洛阳烧沟汉墓为例。该墓地的墓葬全为中小型墓，即便如此，225座墓葬共出土钱币11265枚，平均每墓出土钱币约50枚¨。当然，这只是考古出土的，如考虑到历史上被盗和自然破坏，其数目将更大。为让读者对50枚钱有个明晰的印象，我们可以简单地看看当时人们的赋税和生活状况。西汉的人头税分算赋和口赋两种，前者课于成年人，后者是未成年人。算赋在西汉多时每人120钱，少时为40钱，口赋为23钱。东汉时继承了西汉的算赋和口赋。因此，50钱相当于算赋的41．7%-125％，相当于口赋的2倍多。这个数据应该说是比较多的。
我们再看看当时人们在算赋和口赋下的生活状况。《汉书贡禹传》云：“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辄杀。”赋税的沉重，引起了人民的赤贫化，进而导致社会极大动荡。每座墓葬同样平均出土50枚钱币的三峡地区情况又是如何呢?东汉晚期三峡地区流行一首谣谚：“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邻家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在活人生活尚且如此困顿的情况下，人们还情愿拿出这么多的钱币来为死人随葬，可见厚葬风气之盛。
四、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钱币作为支付、贮藏的手段，是贸易时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国境内出土了不少外国钱币，如波斯萨珊朝银币、东罗马和阿拉伯的金币以及日本钱币等等，在国外也出土过不少我国古钱币，尤其是唐宋以来的钱币。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异国钱币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出土的异国钱币是研究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手段。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丰硕。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纪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统计了当时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阿拉伯金币、东罗马金币等，并对其背景进行了探讨。近年来，康柳硕先生《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方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和罗丰先生的《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等文章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前几年出版的戴建兵、王晓岚《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本专著。
国外学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国F蒂埃里c莫里森的《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等。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上述外国钱币在新疆出土最多，这跟文献记载相符合。《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从新疆到关中的丝绸之路沿线均有外国钱币发现，甚至在洛阳也有部分出土。据夏鼐先生统计，萨珊朝银币在中国已经出土2000枚以上，分属十几位王在位时期，时间跨度从4世纪至8世纪。在国外也有不少中国钱币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国的五铢钱、货泉以及后代的历朝钱币。有的地方出土数量很大，如宝冢市堂坂遗址出土了10万多枚，而山口市大内遗址出土的则有250公斤。另外在越南、朝鲜等地也曾出土过中国的古钱币，散见于国内外的报道中，此不赘述。利用出土的异国钱币固然是研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笔者认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国影响而铸造出的钱币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例如，古代中国的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泰国等国在历史上都曾仿照中国铸造圆形方孔钱。如日本曾仿铸南唐的“唐国通宝”“至道元宝”越南曾仿铸“开元通宝”“元占通宝”“天禧通宝”“至道元宝”“元符通宝”等等。此外，在丝绸之路沿线如新疆、中亚等地出土的一些钱币带有明显的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特点。如：古于阗国铸造的汉二体钱(俗称“和田马钱”)、古龟兹国铸造的汉龟二体钱、回鹘钱、察合台钱币等都属此类。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中国境内出土的外国钱币、国外出土的中国钱币以及能体现相互之间货币文化交流的钱币材料都是有力的历史见证，对它们的深入研究，必将推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钱币研究正方兴未艾，越来越走向深入，与考古学的结合也日益紧密。
参考文献：
[1]蒋若是．秦汉钱币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7．
柬埔寨扶南时期的珍罕金币
公元484年间，扶南陈如耶登基上台，对货币进行了改革，把称量货币改变为单个计量货币，这是扶南王朝货币产生以来最重要的转折点，反映了扶南王朝的商品贸易和货币经济已发展到较高水平。这个时期制造了“五金宝座金币”、普“五金”宝座银币、“金五”宝座银币、“五五”宝座银币、中“五金”宝座银币、大“五金”宝座银币等6种金、银货币，经过对这些货币的观察和分析，发现钱面上印的“五”字，与中国“五铢”钱的“五”字无论造型或笔画都显得十分相似，反映了陈如耶跋摩王朝的“五金”或“五五”钱文是模仿中国的“五铢”钱文而制。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模仿中国汉字钱文作为该国金属货币铭文的例证。扶南王朝的“五金”宝座金币比公元708年日本人模仿中国钱币铸造的“和同开珍”铜钱早了200多年，这枚金币不仅填补了扶南王国历史货币的空白，也反映了扶南王国对中国货币文化的认同，显示了中国货币文化对东南亚的深远影响。“五金”宝座金币是广西钱币博物馆馆藏最珍稀货币之一。
古代印尼亚齐王国珍稀金币
2005年6月，广西钱币博物馆在各地搜寻东南亚货币时，发现并购得一枚古代印度尼西亚亚齐王朝时期的金币。为了进一步研究，博物馆组织钱币专家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并请教了一些资深的专家学者，发现这正是我们多年来一直追寻的古代亚齐王朝珍罕的金币。它为我们研究古代印尼使用贵金属作货币的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亚齐古金币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较为古老的传统钱币，币形、币值和币文，都很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古钱钱文上所铸的伊斯兰铭文，不仅向我们提供了它本身确切的年代，而且真实记录了古代亚齐人民的经济活动，有助于我们研究古印尼亚齐王国的社会历史和经济发展史。
由于古代亚齐存世金币数量少之又少，因此金币价值罕之又罕，成为屈指可数的稀罕钱币珍品，是相关学科研究不可缺少的实物，更是广西钱币博物馆馆藏珍罕货币之一。
马来西亚珍罕
“吏丹利宝”汉字锡钱
2007年4月6日，亚洲饯币学会黄汉森会长、第一副会长郭成发、顾问刘嘉斌一行参观访问广西钱币博物馆，并赠送一批印尼群岛历史货币。这些珍贵文物中除了古代印尼群岛的货币外，还有一些令人瞩目的汉字方孔圆钱。其中有开平元宝、正平元宝、太平大丰等锡铅钱。收到这些珍贵文物后，我馆展开了对古代印尼群岛历史货币的收集、研究工作。通过深入而严谨的探讨及翔实的论证工作，揭开了充满神秘色彩的古代印尼钱币的面纱，反映了中国货币文化对海外的传播及影响。
明属安南“通行会宝”钞版
明属安南“通行会宝”钞版是目前为止发现的第一块珍贵的明式安南时期的钞版，它为研究古代中越经贸关系提供了实物资料，也弥补了越南货币史的空白，是广西钱币博物馆馆藏珍罕货币之一。这枚珍贵货币的发现，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故事呢。
2008年，在越南河内文物收藏圈内小有名气的阮氏，购得一块久经碰撞，“伤痕”遍体，中下段有横向断裂，长约90毫米，上面纵向裂痕约63毫米的长方形青铜牌。他一眼就看出这块青铜牌非同平凡，铜牌上铸有依稀可辨的四个楷书汉字“通行会宝”，还有一些看不清楚的文字及图案。他自认为是古代越南印刷书籍的印刷之类印版，在市内加林路一小茶社以两兆多越南盾（约千元人民币）转卖给一位做成衣生意的华裔老板。几经辗转后，该件物品到了广西首府南宁市唐山路古玩城郑学风先生手中。郑老是广西钱币学会德高望重的钱币专家，他随即邀请其他钱币专家一起研究，发现这块青铜版并不是什么印书牌，而是一块古代印钞版。但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朝代的钞版，钞版上的文字究竟写的什么，一时也没有定论。这件物品最后被广西钱币博物馆收藏。自收藏这块“通行会宝”钞版后，博物馆组成了钞版课题组，专家们查阅了大量的文史资料，并利用各种方法对“通行会宝”钞版实物反复进行详细鉴别，最终确定这就是明属安南“通行会宝”钞版。“通行会宝”钞版的发现引起了文博界、金融界的关注，它为研究古代中越关系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南宁最早铸造的钱币
南宁地处我国南疆边陲，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我馆收藏有一枚珍贵的银锭——商税银，这铤税银的发现，弥补了南宁最早使用金银作货币的历史空白，是不可多得的唐代银铤，为研究我国南方经贸交流及互市贸易提供了实物，是我们研究古代南宁钱币、经贸活动等都堪称罕见的实物证据。
这块在中国货币史上独一无二的“邕”字钱，以货币实物论证了广西首府南宁市最早流通的钱币，它承载、蕴涵与传达着古代丰富的货币文化、人文信息，对进一步研究古代南宁的经济贸易、赋税状况、社会生活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一、古代货币研究
古代货币研究中，传统的“热点”问题仍然受到相当的关注。在货币起源方面，耿曙生认为，商代已经有了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为贝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商代的贝已具备了货币的职能①。在边疆地区早期货币的研究方面，艾斯卡尔・阿巴斯依据考古发掘的新资料，探讨了上个世纪80年代新疆各地发现的海贝及其它质地的贝币，认为新疆地区的海贝和贝币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用于对外贸易②。林惠祥、韩西庵认为台湾原住民在早期社会曾使用过贝币，但蒋九如通过考察台湾地区早期社会的经济状况，认为原住民的早期生活基本处于原始社会状态，未曾使用过货币，但澎湖和台南大陆移民居住的区域，在宋代已出现商品经济，并使用货币进行交易，因而台湾地区货币史的上限应界定在宋代③。
先秦至汉唐时期，以具体的实物研究为多。黄锡全指出“分布”钱文应释读为“汾陂”，并结合中国钱币博物馆新征集的两枚此种钱币出自河南长葛、鄢陵一带的情况，认为其铸造地应在河南中部汝水的支流“汾水”流域④。朱红林指出，“金布”与“泉府”都是市场的管理机构，尤其是对工商业税收的管理，有调节市场商品流通的职能，负责货币的收藏与管理，对先秦的货、币、货币、泉府的概念提出了新的思考⑤。刘兴林认为，燕国圜钱的铸行晚于齐国，在币值的分级和铸造技术方面也不如齐国进步，燕国圜钱更是受到齐国圜钱的影响后产生的⑥。刘余力、刘云推测战国时期韩、赵、魏、两周、燕等国平首布的购买力为“石三十钱”，一枚平首布，可购粟折合今约1公斤⑦。吴良宝对三晋各种方足小布的铸造年代进行了考证，认为其始铸年代在战国中期，而其城邑的入秦的时间多数都在战国晚期⑧。邹志谅对苏州地区发现的楚国钱币进行了梳理，发现其中的金版铭文皆为“郢爰”，楚大布较多，蚁鼻钱较少且铭文皆是“咒”字⑨。田光、志鹏对河北涞水宽城一带新发现的长形圆首大刀进行了探讨，将其年代推定在春秋早期和中期⑩。石俊志依据文献资料、出土青铜器的重量及其铭文，计算了楚、魏、齐、卫等国的黄金衡制，认为秦朝统一黄金衡制是以秦国旧制二十四两为一镒，而汉代进行黄金改制，将黄金的重量单位从“镒”变为“斤”，一斤为十六两[11]。
王泰初、马致远对出土的西汉上林五铢陶质母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披露了一块西汉五铢钱陶质阳文残背范和一块铁质五铢阳文残母范[12]。徐达元、思源对著名钱币收藏家罗伯昭先生旧藏的孤品“新币十一铢”进行了考证，对其真伪表达了审慎的看法[13]。对于唐代的银饼和银板，金德平指出，唐代银饼是已具有大额支付功能的货币，多用为税银、库银[14]，而银板可能是唐代白银初为货币时的一种形态[15]。徐东升认为唐代虚钱是一种特定的历史产物，是在政府铸钱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的情况下产生的，是百姓抵制政府带有掠夺性质的大钱而采取的一种自发行为的结果[16]。杨君对古代效仿“开元通宝”钱形制的改补钱进行了纵向梳理，认为其时间跨度从唐朝一直到宋辽时期[17]。
宋元明清时期，货币史与货币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徐东升对《元丰九域志》所记载的30个铸钱监和部分钱监的建置时间进行了考察，认为该书中所载铸钱监的年代是元丰二年[18]。对于宋代钱荒，熊燕军认为北宋发行了超过流通领域实际需求的大量货币，但由于政府农业税收的集中性与财政开支日常化的矛盾，以及东南“财源之地”与财政开支“内赡京师，外实边鄙”的矛盾，使得铜钱供应出现了结构性供需失衡[19]。他还指出，在北宋钱荒的形成过程中，政府干预不仅是钱荒形成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钱荒的强化因子；而在市场的自然调节下，纸币和白银货币化的出现，使钱荒的问题得到了解决[20]。郑瑾认为宋代参与私铸的人员涉及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普通百姓和铸工，官员和地方豪强，且多以团伙的形式出现，地点选择上通常在深山僻谷和大江大湖之上，或者直接在官冶附近铸造[21]。潘懿[22]和陈明光[23]都认为宋人开始使用的“省陌”一语，指的是经由朝廷统一规定的一种“短陌”形式。金勇强认为宋代在纸币流通范围日益扩大的同时，区域性差异也愈加明显，主要表现在流通稳定性、区域间的货币异制以及纸币购买力等方面[24]。刘森认为南宋政论家叶适把钱文文字书写的标准化，已上升到了铸币的防伪和管理流通的高度[25]。叶世昌对北宋的纸币小钞进行了考证，指出小钞的名称应当是从盐钞脱胎而来[26]。吴中华介绍了蒙元帝国时期察合台汗国及其周边地区制造的钱币及其特征，这些地区包括伊犁河谷、窝阔台故地、突厥斯坦、花剌子模、呼罗珊、吐火罗故地等[27]。汪海林、钟昌文依据疏附县发现的察合台汗国窖藏银币上的徽记特征，论述了史书上记载的与蒙古汗国相关的联合和统治情况[28]。张诗波认为，明朝政府虽然不允许民间私铸钱币，但也并未严格加以禁绝，而是默许其流通，甚至还确立了其与官铸钱的兑换率，俨然已承认其存在的合法性[29]。万明以白银货币化为视角对明朝赋役改革作了剖析，认为统一征银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主要特征，而明代白银货币化，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重大进程，由此开启了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30]。杨海涛考察了明代墓葬出土金质钱币的情况，对其特点和出现的社会背景进行了归纳和分析[31]。李强对清代铸钱体系中的“卯”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卯”在清代铸钱体系的整个铸造过程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币材投放和给发工匠工资的依据，也是成本核算单位[32]；他还研究了清政府对制钱的管制政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制钱铸造的质量和数量、铸局人员、币材供给、制钱流通等都有严格的管制[33]。王德泰、强文学则以乾隆宝武局为例，剖析了铸钱局对铸造利润的追逐，认为，乾隆朝以后，无论是宝泉、宝源局，还是各省铸钱局，都把追逐利润放在最重要的地位[34]；二人在另一文中将《铜政便览》中的部分记载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相关资料进行比对、考辨，证明了该书的记载基本上是正确、可信的，是一部详细记载云南铜矿开采、云南铸钱、滇铜京运的铜政史、货币史资料，有极高的史料价值[35]。温春来通过对贵州大定府在铸钱原料铅(应是白铅，即锌)的产量及其分配与运销方面的研究，指出该地区在康熙年间改土归流后，由于矿产开发成了国家的战略要地，无论在地理上、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有重要影响[36]。林荣琴参照严中平先生对云南矿产量的估算方法，估算了清代湖南铜、铅、锌、锡在不同时段的产量，认为湖南是清代全国铜矿生产第二大省，也是鼓铸第二大省[37]。蒋立场撰文认为，清末由于受银钱比价波动阶段性的影响，地方官府的赋税征解经历了一个由征钱解银到征银解银的演变过程，而官府在赋税征收中擅自采取的抑勒浮收行径，是造成银钱比价波动具有区域性特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38]。王涛、赵春对王茂荫的《再议钞法折》和《请酌量变通钱法片》进行了考订[39]。史全生考述了林则徐货币思想的三个方面，一是主张对外国银元实行市场管理，并按市价收缴小钱；二是主张自铸银元以取代外国银元和维持钱票流通；三是主张严禁鸦片，防止白银外流，挽回货币和财政危机[40]。梁俊艳对18世纪中尼“银钱贸易”的前因后果、是非公断、地方政府自铸银币进行了深入考察辨析，指出，由于尼泊尔来钱稀少，不敷民用，地方政府在廓尔喀战争之前就已经自铸银币，乾隆五十八年颁行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立了的货币制度，在维护国家与统一上具有重要意义[41]。余丰辉、周铁铮分析了宣统二年驻藏大臣联豫的奏稿，认为当时商上铸造了与中央政府不同平色的藏银钱币[42]。
古代钱币的科技研究方面，周卫荣阐述了中国钱币的发展概况，提出了中国古代钱币“三个大发展期”的概念，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中国古代钱币科技研究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20世纪前三十年，科学工作者介入，运用化学分析方法分析古钱币的合金成分；20世纪后三十年，科技史和科技考古工作者介入，多种技术手段研究古钱币；进入21世纪，多学科多角度研究古钱币，其中，用模拟实验研究古代铸钱工艺取得了重要成果[43]。纯子发现了含镍较高的几种特殊版式的“崇宁通宝”和“崇宁重宝”大钱，颠覆了以往人们认为中国古代钱币中无镍合金币的传统看法[44]，为北宋币材合金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屠燕治以一枚稀见的“庆元通宝”折三钱为例，对南宋祖钱和样钱的制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45]。
二、近现代货币研究
近现代机制币，受国内外大型拍卖活动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珍稀币种上，真伪鉴定和“身世”考据是其重点。
周祥指出，尽管光绪二十四年陕西订购的铸币机器没有到达陕西，而由上海直接运到了湖北，但并不能说明英国喜敦厂为陕西代刻钢模试铸的样币就没有到过陕西[46]。孙浩以李伯琦撰《中国纪念币考》手抄本为依据，摘录了民国初年发行的几种重要的金银纪念币的情况，为近代金银币的考证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47]。孙浩还撰文讨论了四川光绪元宝银币中的“缶宝”与“尔宝”版式，并介绍了当时外国技术人员叙述的成都造币厂机器安装的经过[48]，他还披露了目击者对上海银饼制作流程和所用钢模的情况[49]。张或定等对“加铸本省字样”银元和“湖北省造本省银元”进行了辨析[50]。冯飞龙认为，近代机制币废弃的钱币钢模可能有流散到民间的，进而被某些人利用制作出钱币珍稀品[51]。岑凯杰专门对黎元洪开国纪念币中的“戴帽版”进行了辨析，认为戴帽版确系真品，铸于1912年，而其中的OE错版最为珍贵，总量不足400枚[52]。黄成栋介绍了贵州半分铜元[53]。沈鸣镝介绍了“雪阿”铜币中某种改模后再铸造的情况，并找到了相对应的铸造模具图片[54]。金普军、凌雪对铜币上的纹饰作了研究，认为藏币上的佛教纹饰，不仅是传统文化、宗教文化的体现，可能反映了设计者珍视民族权利、反对帝国主义入侵的决心[55]。
近现代纸币的研究以考证历史背景、发行过程和历史意义为着重点。由于近现代纸币种类繁多，发行的情况千差万别，资料的发现和梳理大有可为。
马陵合考察了关金产生的历史过程和实施细则，认为关金是旧中国不平等关税抵偿借金还银外债体制的特殊产物，是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关税自主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最后由一种信誉良好的兑换券变成了国民政府实行通货膨胀的工具[56]。马陵合还对西原借款中的金券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日本以实现金本位制为诱饵，试图通过亲日的皖系军阀实行金券制度，达到日华货币一体化，后由于日本自身的力不从心、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中国币制改革的复杂性，无功而返[57]。潘连贵考察了近代中国的领券制度，认为其历史意义在于扩大了中国银行业纸币的发行与流通，有利于发行权向大银行集中，这是近代中国独特的一种纸币发行制度[58]。贾克佳对存在于1946年5月至1947年5月间的内蒙古东部解放区兴安省政府发行的纸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证，订正了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59]。刘绍明考察了民国时期河南宛西各金融机构发行的地方金融流通券，对各机构发行的流通券作了介绍和考证[60]。梁恒孝根据其多年的调查研究结果，指出，“淮上地方银号”券是苏皖第八专署于1945年秋至1946年秋驻于濉溪口期间发行的，由距濉溪口东北约一华里的寇湾子村路西出版社印制，这时期八专署并没有印制发行所谓后期的“淮北地方银号”币[61]。张小杰考察了北伐时期的各类北伐军用钞票，征引资料比较丰富[62]。徐安民结合收藏实践，介绍了在江西民间发现的尚未著录发表的多种少见纸币实物券[63]。张新知、王学文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哈尔滨商会发行的几种“羌帖”(对沙皇俄国在我国发行的卢布的俗称)兑换券[64]。乔传义介绍了在沙皇俄国崩溃以后，华俄道胜银行哈尔滨分行奉中东铁路督办兼护路军总司令霍尔瓦特之命于1918年末在哈尔滨发行的卢布纸币―“霍尔瓦特票”的发行始末[65]。解武军、熊卫东结合在民间见到的纸币实物，对“闽浙赣省苏政府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发行的情况作了介绍[66]。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界对晚清《申报》等报刊多有关注，从许多角度挖掘《申报》的史料价值。黄敏从钱币研究的角度发掘《申报》中历史信息，对同治、光绪年间苏州私钱和禁除私钱进行了研究，指出苏州的禁私行动虽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阶段性胜利，但是私钱并没有彻底禁绝，认为制钱缺乏是私钱存在的基础[67]。
三、当代货币研究
当代货币研究，主要集中在假钞、假币和毁损币方面，以分析现象、原因、提出应对举措和政策建议为主。
金德平在系统的资料收集基础上，对自1979年以来的27年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金银币进行了较全面的统计和剖析，指出，我国金银币的制作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68]。陈争鸣以湖北襄樊市公交公司近8年来收入的假1元硬币为研究对象，介绍了这些假币的数量、“流通特点”、“伪造特点”、“辨伪方法”，并总结出了制假发展的趋势，指出，人民币硬币制假贩假的势头尚未得到遏制，反假工作还任重而道远[69]。贾克佳在经过大量的调研工作后提出，中国人民银行应尽快给“分辅币”正式退出流通的文件，以便规范人民币流通市场”[70]。人行喀什地区中心支行货币金银科结合喀什地区边境贸易情况和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流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流通管理的政策建议[71]，并披露了发现的假奥运金银币的情况[72]。于英辉等剖析了假人民币流通的现象，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73]。郑涛对纸币的编号进行了探讨[14]。张建超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发行的硬分币的情况[75]。冯石明根据元朝“昏烂钞”倒换的历史情况，对今天纸币发行的实际操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76]。戴志强对当今中国的钱币市场进行了解读，并对繁荣钱币市场提出了一些建议[77]。
四、外域钱币研究
外域钱币的研究主要在丝绸之路钱币上，以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银币为主，其他时期和地区的钱币也有关注。
钱伯泉认为“外文铅饼”(希腊文铅饼)应是大宛国所制造，是汉朝征服大宛国后，作为胜利品输入中国的[78]。范丽敏以钱币证史，通过对大夏真兴钱的研究，指出大夏国的经济绝非过去文献记载和人们想象中那样的原始、落后 [79]。王永生对“高昌吉利”钱进行了考述，提出‘吉利’应为突厥语ilik或ilig的汉语音译，意思为“王”[80]，张建功则对突骑施钱作了较为综合的论述[81]。努尔兰・肯加哈买提对“日月光金”钱背面的异域文字进行了专门的考释，认为其最接近突厥鲁尼文，而且是草体形式，文字内容具有摩尼教属性[82]。
张曦概述了中国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及其研究状况，探讨了河北出土的6枚拜占庭金币图案的时代变化，指出，拜占庭金币图案在查士丁一世与查士丁尼一世共治时生了变化：人物像由单个向多个发展，人物刻画由细致向抽象发展，女神像被男性天使取代。同时还探讨了拜占庭金币从拉丁文向希腊文转变的过程，以及拜占庭金币流入中国后其功能的变化[83]。罗丰对北周史君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仿制品从钱币学角度作了剖析，并对中国境内出土的贴身随葬外国金币作了统计，归纳出各种金币随葬习俗[84]。郭云艳对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的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述和评论，指出，我国对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有价值的成果，但由于各有偏重，仍有深入展开的空间[85]。李铁生对萨珊钱币上单独出现的神授徽、公牛徽、祈愿徽、星、月等六中徽记分别进行了考论[86]，又对贵霜币上的阿多克索(Ardoksho)神图案作了分析，认为其最初出现在迦腻色迦一世第纳尔金币上[87]。林钧永对希腊―巴科特里亚王国的“单语钱币”进行了概述[88]。于向东对越南的早期货币进行了研究，认为丁朝太平兴宝的铸造是越南封建时期独立铸币开始的标志[89]。俄国学者E.A.Davidovich对伊斯兰征服中亚之后中亚钱币和货币制度的发展作了概述，对伊斯兰化时期的钱币和相应货币制度的研究有参考意义[90]。
在外域近代和当代钱币的研究方面，喻战勇介绍了英属东印度公司1840年维多利亚卢比的版别[91]。郑涛指出二战结束后，匈牙利纸币的最大面值由发行之初的1000潘戈，涨到1946年年初的1千万潘戈，直到1946年年中印制发行1万亿亿潘戈纸币，创下了货币史上一个世界纪录，也远远超过了1949年5月10日政府新疆省银行发行的60亿元纸币这一我国历史上最大面值的纸币[92]。此外，徐龙介绍了以色列发行的币中币[93]，蔡俊良对当代巴基斯坦硬币概况作了介绍[94]。
五、出土与发现
2007年钱币的出土和发现资料较多。4月，江苏大丰出土了21枚楚国“郢爰”金版[95]，多家媒体对此作过报道。成都博物馆和彭州文管会报道了1980年代出土于成都市郊彭县的一处三国蜀汉时期窖藏钱币的整理情况，共计有“蜀五铢”16枚，“直百五铢”2841枚，并指出，“蜀五铢”是在东汉晚期刘焉、刘璋父子割据四川时所铸，在形制上继承了西汉郡国五铢的一些特征[96]。胡振等公布了湖北鄂州市一处六朝墓葬早年出土的钱币资料，计有3566枚，多为三国蜀汉政权的铸币，以小型“太平百金”为主，并有传形钱[97]。鄂州在三国时属孙吴，此墓葬出土几乎皆为蜀汉钱币，这种现象值得深入研究。陈旭披露了山东济南市天桥区在2005年出土1000余枚齐国三字刀的情况，在历年来齐刀的出土数量中名列第三，打破了以往史学界因济南地区出土齐刀币少而被认为在当时系经济落后地的看法[98]。曾咏霞等介绍了1984年10月四川新都县粮食局基建工地出土的30枚窖藏银锭，其中8枚刻有铭文[99]。安庆市钱币学会报道了安庆周边历年来出土钱币的情况[100]。刘敏披露了2006年9月在四川武胜县嘉陵江段，打捞出23块明清时期铸币原料铜、锡坯锭的情况[101]。赵晓军、吴业恒披露了2006年4月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在洛南新区发现的一小批平首布和圜钱[102]。伍显军介绍了1992年出土于温州鹿城区的四件南宋时期的金叶子[103]。杨君介绍了2006年初出土于陕西渭南市一批秦半两的情况，并进行了分类和考辨[104]。颜松介绍了库车县博物馆藏的34枚察合台汗国银币[105]。黄留春、黄越公布了1996年10月出土于许昌市观台村一处汉晋时期钱币窖藏的情况，对其中主要的钱币种类择要进行了介绍[106]。秦有云披露了1990年9月在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发现的一处金朝窖藏钱币的有关信息[107]。
六、钱币学理论与钱币文化
戴志强对中国钱币的内涵进行了阐释，认为从文化层面上理解，钱币应该是货币和货币文化衍生物的总称，即“币”和“章”的合称，而“中国钱币”应该包括中国所有的‘钱币’，即包括历史上的钱币和当代的钱币，他们的交接线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为界[108]。对钱币和钱币学的界定，徐承泰认为，钱币是指历史上作为一般等价物使用的，有加工痕迹及固定单位的金属铸币和纸币。钱币学是研究中国历代货币形态，探索钱币演变规律，探讨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学科。钱币学的研究对象以历代铸造和发行的金属铸币以及纸币为主，也包括实物货币，铸造成一定形状的金、银，作为信用货币的票据，以及制作成钱币形态并以钱而名之的压胜钱、游戏钱、纪念币等。钱币学研究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研究具体钱币的时代、形制、大小、轻重、版别、质地、文字、图案、真伪、制作技术工艺等，这是钱币学的基础研究工作；第二个层次是研究中国古代钱币整体的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及规律，以及与之相关的货币理论；第三个层次是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以钱币研究为视角，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制度等[109]。张友直对“实物货币”提法的渊源和争论进行了考评，指出实物货币是中国货币学家对我国历史上最初货币形式的恰当描述，与马克思“最早的货币”在内涵上是一致的。实物货币的币材尽管包括了金属，但实物货币并不涵盖金属货币，金属与金属货币是有紧密联系而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实物货币不宜称商品货币[110]。李兰根据考古出土和民间藏品，对历代的扑满进行了研究，指出，汉代始将储钱罐称为“扑满”；扑满器形最早出现于秦，成熟于汉魏，兴盛于唐宋，一直流传至今[111]。裘峥根据近年来经济学研究中的行为经济学引申到钱币学研究，并以此为平台，探讨钱币发展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112]。关汉亨介绍了香港的几位著名钱币收藏家[113]。
本文是基于2007年发表的文章的综述，根据我们的统计，本年度发表的钱币学研究文章有数百篇此数字，不仅涵盖公开的学术期刊刊登的钱币类文章，还包括一些省市钱币学会编辑的内部刊物上的文章。，但限于篇幅，直接概述到文中的只有120余篇。总体来说，这一年里，早期货币尤其是先秦货币的研究水准较高，如对空首布“分布”的研究，对正确认识“布币”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宋与明清货币的研究文章较为深入，且具一定系统性，学术价值较高。相对而言，近现代货币方面的文章比较单薄，有待加强，尤其是珍稀类币的历史背景和存世量方面的研究，尚不能满足广大钱币爱好者的需求。此外，在通货膨胀、钱币防伪反假方面，值得研究的题材很多，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探索尚需进一步展开。
本年度出版与钱币学相关的著作10余部，主要有《中国钱币大辞典・泉人著述编》[114]、《新疆近二百年钱币图说》[115]、《新疆历史货币――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历史考察》[116]、《西夏钱币汇考》[117]、《中国铜元谱》[118]、《广东人论钱币》[119]、《钱币初始晋东南》[120]、《中国古代钱币》[121]、《中国古代货币》[122]、《地方货币》[123]等。此外，在西夏货币、东南亚货币等方面召开过专题研讨会，有关文章的发表尚待时日。另外，正在开展的研究课题还有不少，据我们所知，近期在古代币制改革与通货膨胀、铸钱业与铸币税、货币实物科学保护、古代货币中的重大发明创造、钱币科学鉴定与反假辨伪等方面都会有成果面世。
注释：
①耿曙生：《论“贝”成为我国货币的年代》，《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②艾斯卡尔・阿巴斯：《初探新疆发现的贝币》，《新疆钱币》，2007年第3期。
③蒋九如：《台湾原住民早期社会使用货币问题》，《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④黄锡全：《新见“分布”及其相关问题》，《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⑤朱红林：《里耶秦简“金布”与中多相关制度》，《华夏考古》，2007年第2期。
⑥刘兴林：《燕齐圜钱的比较研究》，《管子学刊》，2007年第3期。
⑦刘余力、刘云：《平首布的货币单位与购买力》，《洛阳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⑧吴良宝：《谈三晋方足小布的铸造年代》，《江苏钱币》，2007年第1期。
⑨邹志谅：《苏州地区为何频频发现楚国钱币――兼谈楚国末期货币结构》，《江苏钱币》，2007年第1期。
⑩田光、志鹏：《涞水宽城一带新见早期长形圆首大刀》，《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11]石俊志：《试论战国秦汉黄金衡制的演变》，《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12]王泰初、马致远：《西汉上林五铢陶质母范研究》，《钱币博览》，2007年第1期。
[13]徐达元、思源：《“新币十一铢”真伪评说》，《安徽钱币》，2007年第3期。
[14]金德平：《唐代银饼考》，《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15]达津(金德平笔名)：《唐代银板小考》，《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16]徐东升：《唐代铸钱散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
[17]杨君：《历代改补“开元通宝”版式流通钱》，《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18]徐东升：《户口、铸钱监和盐产地年代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9]熊燕军，《结构性供需失衡与北宋钱荒》，《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20]熊燕军：《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政府干预与北宋钱荒的解决之道》，《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21]郑瑾：《关于宋代货币私铸的几个问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22]潘懿：《省陌之省》，《钱币博览》，2007年第2期。
[23]陈明光：《“短陌”与“省陌”管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
[24]金勇强：《两宋纸币流通的地域变迁与区域差异》，《开封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25]刘森：《宋钱版别研究的珍贵史料――读叶适》，《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26]叶世昌：《北宋的纸币小钞》，《钱币博览》，2007年第3期。
[27]吴中华：《察合台地区造币场初探》，《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28]汪海林、钟昌文：《对疏附县发现察合台汗国窖藏银币的研究――兼论海都联盟时期打制币》，《内蒙古金融研究o增刊》，2007年第1期。
[29]张诗波：《明代“私铸钱”与国家的应对措施》，《北方论丛》，2007年第5期。
[30]万明：《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下)》，《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
[31]杨海涛：《略论明代的金质瘗钱》，《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32]李强：《浅谈清代铸钱体系中的“卯”》，《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33]李强：《清政府制钱管制政策透视》，《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4期。
[34]王德泰、强文学：《关于乾隆湖北宝武局铸钱利润的考察》，《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35]王德泰、强文学：《考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
[36]温春来：《清前期贵州大定府铅的产量与运销》，《清史研究》，2007第2期。
[37]林荣琴：《清代湖南矿产品的产销(1640-1874)――以铜、铅、锌、锡矿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
[38]蒋立场：《清末银钱比价波动与地方官府赋税征解(1901-1911)》，《安徽史学》，2007年第1期。
[39]王涛、赵春：《也谈王茂荫――兼论对文献的辨析》，《兰州学刊》，2007年第5期。
[40]史全生：《论林则徐的货币思想》，《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9期。
[41]梁俊艳：《18世纪中尼“银钱贸易”冲突与自铸银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
[42]余丰辉、周铁铮：《对清代藏银铸币衡制与成色问题的疑问》，《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43]周卫荣：《中国古代钱币与钱币科技考古》，《南方文物》，2007年第1期。
[44]纯子：《五枚北宋时期含镍钱币的测试及探索》，《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45]屠燕治：《南宋神泉监蜡模祖钱初探――兼谈折三庆元铜铸试样钱》，《钱币博览》，2007年第3期。
[46]周祥：《陕西铸币机器及相关问题》，《钱币博览》，2007年第3期。
[47]孙浩：《李伯琦手稿中的民国初年金银纪念币》，《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48]孙浩：《谈四川光绪元宝银币中的“缶宝”与“尔宝”――兼录洋匠所述成都造币厂机器安装之经过》，《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49]孙浩：《目击者对上海银饼制程及钢模之描述》，《钱币博览》，2007年第3期。
[50]张或定、张劲峰、张哨峰：《“加铸本省字样”银元并非“湖北省造本省银元”》，《江苏钱币》第3期。
[51]冯飞龙：《警惕废弃的钱币钢模被利用》，《收藏》，2007年第1期。
[52]岑凯杰：《论黎元洪开国纪念币戴帽版》，《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53]黄成栋：《贵州“半分铜元”――中国铜元的绝唱》，《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54]沈鸣镝：《改模铜元》，《钱币博览》，2007年第3期。
[55]金普军、凌雪：《铜币上佛教纹饰研究》，《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2期。
[56]马陵合：《民国时期关金券的发行背景及有关金本位的讨论》，《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57]马陵合：《诱惑与现实的冲突：西原借款中的金券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
[58]潘连贵：《近代中国的领券制度》，《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59]贾克佳：《兴安省政府发行纸币考》，《内蒙古金融研究・增刊》，2007年第1期。
[60]刘绍明：《“宛西自治”纸币的发现与初步研究》，《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61]梁恒孝：《关于“淮上地方银号”券的研究》，《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62]张小杰：《北伐军用钞票》，《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63]徐安民：《江西地方纸币的几次重大发现》，《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64]张新知、王学文：《哈尔滨商会发行的特殊纸币――羌帖兑换券》，《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65]乔传义：《“霍尔瓦特票”发行始末》，《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66]解武军、熊卫东：《对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发行历史背景的分析》，《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67]黄敏：《从看苏州的私钱与禁私(1872-1877)》，《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68]金德平：《对中国当代金银币的统计与分析》，《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69]陈争鸣：《对假1元人民币硬币的分析――公交公司误收假1元硬币情况的调查》，《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70]贾克佳：《人民币“分辅币”应尽快正式退出货币流通领域》，《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71]人行喀什地区中心支行货币金银科：《人民币在喀什周边国家流通情况的调查分析》，《新疆钱币》，2007年第2期。
[72]人行喀什地区中心支行货币金银科：《麦盖提县发现假2008北京奥运会金银纪念币》，《新疆钱币》，2007年第2期。
[73]于英辉、梁伟、苗培贵：《假人民币非法流通现象及对策初探》，《钱币博览》，2007年第3期。
[74]郑涛：《纸币编号的研究》，《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75]张建超：《纪念流通金属币发行五十周年》，《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76]冯石明：《元朝“昏烂钞”倒换的借鉴和启示》，《内蒙古金融研究・增刊》，2007年第2期。
[77]戴志强：《解读中国钱币市场》，《钱币博览》，2007年第1期。
[78]钱伯泉：《甘肃出土的希腊文铅饼新探》，《新疆钱币》，2007年第1期。
[79]范丽敏：《从“大夏真兴”钱看大夏国经济》，《内蒙古示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80]王永生：《“高昌吉利”钱币考――兼论隋、唐之际高昌地区的文化融合》，《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
[81]张建功：《突骑施钱研究之我见》，《新疆钱币》，2007年第1期。
[82]努尔兰・肯加哈买提：《日月光金钱胡书考》，《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83]张曦：《河北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及相关问题探讨》，《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3期。
[84]罗丰：《北周史君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仿制品析》，《内蒙古金融研究・增刊》，2007年第2期。
[85]郭云艳：《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的研究综述》，《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86]李铁生：《对萨珊钱币上几个徽记的初探》，《内蒙古金融研究・增刊》，2007年第1期。
[87]李铁生：《贵霜币上的神像和阿多克索(Ardoksho)币》，《新疆钱币》，2007年第1期。
[88]林钧永：《希腊――巴科特里亚王国的“单语钱币”简介》，《新疆钱币》，2007年第2期。
[89]于向东：《所录丁、前黎朝铜钱与越南早期货币史的若干问题》，《东南亚纵横》，2007年第7期。
[90][俄]E.A.Davidovich撰，华涛，陆烨译，《中亚的钱币和货币制度》，《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91]喻战勇：《英属东印度公司1840年维多利亚卢比的版别》，《新疆钱币》，2007年第2期。
[92]郑涛：《二战后匈牙利的通货膨胀与巨额纸币》，《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93]徐龙：《以色列的币中币》，《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94]蔡俊良：《巴基斯坦硬币通览(上)》，《新疆钱币》，2007年第2期。
[95]陈晓春：《大丰发现我国最早黄金货币――楚国“郢爰”》，《江苏钱币》，2007年第3期。
[96]成都博物馆、彭州文管会：《成都彭县出土“直百五铢”窖藏钱币》，《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97]胡振等：《湖北鄂州新庙茅草村M2出土钱币的清理报告》，《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98]陈旭：《山东济南出土齐国刀币》，《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99]曾咏霞、张渝新、廖继成：《从窖藏出土实物解析明代银锭》，《内蒙古金融研究・增刊》，2007年第2期。
[100]安庆市钱币学会课题组：《对安庆出水出土古币情况的调查及初步认识》，《安徽钱币》，2007年第4期。
[101]刘敏：《四川武胜嘉陵江打捞出水的铸币材料》，《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102]赵晓军、吴业恒：《洛阳新发现的战国钱币及相关问题》，《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103]伍显军：《探究4件南宋金叶子》，《中国收藏・钱币》(创刊号)。
[104]杨君：《陕西渭南市出土秦半两钱搜例》，《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105]颜松：《库车县博物馆藏察合台银币研究》，《新疆钱币》，2007年第2期。
[106]黄留春、黄越：《观台出土窖藏汉晋时期钱币简报》，《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107]秦有云：《商都县西坊子乡长胜梁村出土的金代窖藏钱币》，《内蒙古金融研究・增刊》，2007年第2期。
[108]戴志强：《中国钱币的内涵》，《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109]徐承泰：《论钱币与钱币学》，《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10]张友直：《关于实物货币定义的一些思考》，《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111]李兰：《扑满考略》，《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112]裘峥：《浅析钱币学与人类行为学的关系》，《东方博物》，第22辑。
[113]关汉亨：《香港钱币收藏甲――集币随笔(二十一)》，《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114]《中国钱币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中国钱币大辞典・泉人著述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
[115]董庆煊：《新疆近二百年钱币图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16]王永生：《新疆历史货币――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历史考察》，中华书局2007年版。
[117]杨森编著：《西夏钱币汇考》，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18]段洪刚编：《中国铜元谱》，中华书局2007年版。
[119]广东省钱币学会编：《广东人论钱币》，广东科技出版社2007年版。
[120]田秋平：《钱币初始晋东南》，山西出版集团、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21]高英民：《中国古代钱币》，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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