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R&，D，技术进步，就业，技术落后
一、引言
2009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首次突破900万，就业形势严峻。CICC（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2010年公布的宏观经济形势预测显示，中国劳动力市场2011年劳动力供给可能增长3900万，其中包括了2500万失去与之前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相关联工作的临时工；与此同时，新增就业岗位可能只有800万个，就业压力明显。
奥肯定律表明，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关系，诸多经验研究也证实了该关系在美国曾长期存在。国内学者运用中国数据进行检验时，却得出奥肯定律在中国并不适用的结论；另一方面，通过对就业弹性的考察发现，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呈现出下降趋势毕业论文模板，2005年之后的就业弹性徘徊在0.06-0.08之间，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在下降，中国经济进入“无就业增长”[①]时代。归纳国内学者对“无就业增长”原因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是经济体制改革（齐建国、常进雄；常云昆等）；二是产业结构转变（蔡昉、都阳；谌新民等）；三是技术进步（胡鞍钢；袁志刚；张军等）。
早在1994年，OECD的一份失业研究报告显示，增加就业不能从放弃技术进步，实施保护主义中寻找解决途径，而应从改进市场流动性，恢复经济与社会适应变化的能力来增加就业，在其对策建议中，首先就是加强技术知识的创造和扩散。作为实现技术进步的最基本手段，将R&D活动纳入到分析就业问题中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旨在明确R&D活动与就业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其具体的传导途径是什么？并结合技术落后国家（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接下来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R&D、技术进步与就业的相关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所需变量的选取及测算；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相关结论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概述
对于R&D的研究始于Romer，Grossman，Helpman等人发展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将R&D作为“知识生产”的投入要素，由此克服了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的限制，经济获得长期增长。虽然新增长理论在就业方面有很强的政策性含义，但却并没有进行专门的研究。概括讲，国外关于R&D与就业的研究主要归结为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R&D活动与技术扩散两个方面。
1．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
对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持乐观态度的主要有Pissarides，Femando del Rio，Vivarelli等人。Pissarides（1990）运用搜寻和失业理论构建了流动的劳动力市场模型，通过对生产率增长与均衡失业率增长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技术进步的就业创造机制——“资本化效应”，认为技术进步提高了要素生产率，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倾向于扩大生产规模毕业论文模板，提供更多工作岗位，就业情况由此得到改善[②]。Pissarides的资本化效应机制隐含的条件是资本和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存在互补的关系，而Femando del Rio（2001）则指出，资本和劳动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在利率可变的条件下，技术进步提高了使用资本的相对成本，出于理性的考虑，企业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失业率下降[③]。Vivarelli（1995）、Petit（1995）等人借鉴马克思、古典、新古典等理论对技术进步的就业补偿效应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了各自相应的就业补偿机制[④][⑤]。实证方面，OECD（1996）在对其成员国有关创新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创新、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尽管短期内技术进步会对就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相对于其巨大的创造效应可以忽略不计，由于这项研究包含了OECD国家近200年的数据，因此，对诸多尚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Vivarelli（2000）在其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意、芬、挪、德、丹五个国家的21个部门的经验数据也证实了技术进步对扩大就业具有积极的作用[⑥]。
早在李嘉图时期，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技术进步是一把“双刃剑”：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会排挤工人。有别于Pissarides等人，一些学者更倾向于技术进步会对就业产生破坏效应的观点。Aghion和Howitt（1994）在肯定Pissarides资本化效应的基础上，提出了就业破坏机制，认为技术进步通过缩短产品生命周期，加速现有工作磨损，直接排斥就业；当生产率的增长是通过高生产率的工作取代低生产率的工作时，失业率将会上升[⑦]。Tobin（1998）从劳动力需求结构出发毕业论文模板，证明了工作岗位空缺与失业并存的情况是技术结构变化造成的[⑧]。同样对技术性失业[⑨]进行过类似研究的还有David Deaton和Peter Nolan（1983）、Jonathan S．Leonard（1988）等。Brouwer (1993)、Shea(1998)、Luker和Lyons(1997)等人对德国、智利等国家实证分析的结果也均显示技术进步排斥生产性劳动。
2．R&D活动与技术扩散
Griliches和Lichtenberg（1984）运用美国制造业的数据，实证研究了TFP与R&D活动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呈明显的正相关[⑩]。Griliches（1986）Lichtenberg（1992）等的后续研究显示了相同的结果。Coe和Helpman（1995）、Charles（1998）选取OECD国家作为样本，得出了R&D活动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的结论[?]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Stiglitz（1981）在研究技术创新时已经指出，R&D活动的产出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Romer（1990）关于R&D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最初的观点认为R&D活动源于企业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进而研发过程中带来的知识存量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长期增长[?]。Aghion和Howitt（1992，1998）、Grossman和Helpman（1991）、Segerstrom（1991）等人随后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这一研究思路；经验数据与理论分析同时显示：企业是社会R&D活动的主体[?]。因此，对R&D活动与技术扩散的关系的研究首先是从企业层面上展开的，进而扩展到产业层面、国家层面。Arrow（1962）指出，企业R&D活动的技术溢出效应与R&D活动呈反向关系，即越是在基础研究阶段，企业进行R&D活动的私人收益越小于社会收益。Sherer（1982）在考察产业间生产率变化关系时发现，某产业的R&D活动有助于提高其关联产业的产出率，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生产效率[?]。Levin，Jaffe，Hederson，Reiss等人的经验分析从生产成本、技术密集度等方面也证实了以上的观点。国家层面上的经验研究同时也证明了一国的R&D活动通过投资、贸易等渠道会对他国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Jones（2002）通过对二战之后美国经济的统计研究发现，美国经济的增长有一半归功于全球范围内的R&D活动的溢出效应[?]。Bemstein和Mohnen（1998）以美国和日本为例，研究了发达国家之间R&D活动的技术溢出效应：通过技术转让及国际贸易，美国的R&D活动显著影响了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了日本的技术密集程度[?]。
（二）国内研究概述
国内关于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四种观点：一是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替代作用（姜作陪，张军，彭绪庶，姚战琪等）；二是技术进步有利于扩大就业量（丁仁船，瞿群臻毕业论文模板，昌盛等）；三是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双重影响（齐建国，龚玉泉，袁志刚等）；四是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关系（毕先萍，吴晓松等）[?]。对于长期内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达成共识，即技术进步有利于扩大就业。姜作陪、管怀鎏（1999）认为技术进步在提升生产力水平的同时，长期内会扩大生产规模，对就业起到积极的作用[?]；龚玉泉、袁志刚（2002）指出，长期内，技术进步通过影响社会产出间接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推进产业结构演进，尤其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就业水平进而得到提高[?]。对于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短期关系，理论界存在较大的争议。姚战琪、夏杰长（2005）认为技术进步的就业补偿机制与就业破坏机制同时存在，同时结合中国的经验数据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对劳动力节约型技术的选择带来了严重的结构性失业[21]；王文甫（2008）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数据的考察发现，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且技术进步呈现出明显的就业替代作用[22]；何平、骞金昌等（2007）以制造业为例，从微观角度探讨了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对企业发展具有正面的影响，但对就业增长没有影响甚至是负面影响[23]。而丁仁船、杨军昌（2002）则认为，1978年以后，就业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对就业的挤出效应高于理论值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各种补贴、税收优惠政策造成了资本对劳动的过多替代[24]。昌盛（2005）毕业论文模板，瞿群臻（2005）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也显示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积极的影响[25][26]。综上可以看出，在技术进步影响就业问题上，我国学者主要是从指标选取、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拓展的，尽管观点各有不同，但理论分歧不大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在技术扩散问题上，我国学者立足于技术劣势国家，主要研究了发达国家通过技术转让、FDI等途径实现的扩散效应。沈坤荣等（2001）在Barro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动态化生产函数，通过考察1987-1998年中国29个省市及自治区有关数据，得出FDI是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受人力资本水平的限制，我国对FDI所带来的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不足[27]、；张海洋（2005）在控制自主R&D的情况下，研究发现FDI之所以没有带来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原因是过低的R&D吸收能力[28]；潘文卿（2003）[29]，李平（2007）[30]等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近年来，我国学者童光荣、高杰（2004，2005a，2005b，2007）等对政府R&D支出与就业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特别是对政府R&D支出乘数效应、政府R&D支出对企业R&D支出诱导效应等的研究具有创新性。
三、变量选取与测算
（一）变量选取
本文旨在研究R&D活动对就业的影响，所选分析对象是中国经验数据，因此，选择R&D支出指标和就业水平指标，直观探讨两者的关系。
1.R&D支出指标
国内学者对有关R&D活动的研究通常将R&D投入的当期值及其滞后项纳入分析框架，借鉴Griliches（1980）、Coe和Helpman（1995）[31]等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技术进步主要取决于前期研发的积累。因此毕业论文模板，在进行实证分析时，本文采用R&D资本存量数据（计为rd）。《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涉及到研发活动的主要有四组指标：国家财政科技拨款、科技经费筹集额、科技经费内部支出额及R&D经费，本文相应地选取R&D经费作为计算R&D资本存量的基础数据。相关数据如表1所示：
表1 1991-2009年我国R&D经费支出的当期额
单位：亿元
年份
R&D经费
年份
R&D经费
年份
R&D经费
1991
159.46
1998
551.12
2005
2449.97
1992
198.03
1999
678.91
2006
3003.1
1993
248.01
2000
895.66
2007
3710.2
1994
306.26
2001
1042.49
2008
4616.0
1995
348.69
2002
1287.64
2009
5802.1
1996
404.48
2003
1539.63
1997
509.16
2004
1966.3
关键词：技术进步路径 技术溢出 吸收能力 内涵经济增长 系统GMM估计
引言
国内外学者对R&D努力、FDI溢出效应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有关如何选择技术进步路径的问题尚未得到关注。很多研究将FDI溢出效应进行分解（傅元海，2010；沈坤容，2010），但没有结合企业自身R&D创新努力来完备地表达出企业所有的技术进步路径。没有文献检验企业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下对内涵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没有文献将企业吸收能力与技术进步路径相联系。因此，如何选择技术进步路径、提升FDI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贡献程度，积极吸收FDI先进技术，是我国高技术产业及其政策制定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三点：一是从理论上将吸收能力与溢出效应相联系，并构造出技术进步路径（技术转移与扩散，技术合作转让与援助）的变量；二是采用Malmquist-DEA方法下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数代表内涵经济绩效，并利用2005-2011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内含经济增长的影响；三是采用分组检验，检验不同性质的行业技术进步路径影响内涵经济绩效的差异，这对引进FDI政策的制定和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文献综述
技术进步理论是20世纪前叶由熊彼特提出的，他认为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众多的研究文献中，对技术进步的定义主要有两类：一是技术进步一般是指技术在实现一定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化和革命。二是指在科学研究不断取得新成就的基础上，技术满足社会需要的作用不断提高，组织和管理不断完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过程。
企业获得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有两个：一方面是自主创新，另一方面是依靠技术的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20世纪70年代，很多学者开始关注FDI能够促进本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Globerman，1979），并认为FDI能够提高本国的生产效率。而罗默、卢卡斯等经济学家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假设技术以资本为载体，研究资本投资带来的知识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为FDI的溢出效应理论提供良好的微观基础。
学术界将FDI溢出效应分为水平型和垂直型两大类别，然后再予以细分。国内外学者根据从不同角度对溢出效应有不同的分类，较早的经典文献将FDI溢出效应分为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关联效应和培训效应（Kinoshita，1998）。Xu Bin（2000）研究了美国在40个国家中的跨国公司，发现技术转移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上升，但在欠发达国家中则没有，如果一个国家想要从FDI中获益，需要进入一个最低的人力资本门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劳动力无论数量、素质还是成本，都符合外资企业进入的要求，这也为我国引入外资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企业想要获得更大的技术溢出效应，需要获得“一种评价、同化及运用外部新知识，最终形成商业的能力”，即吸收能力。因此，在跨国代工中，技术溢出对代工企业的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而促进作用的大小则取决于吸收能力，吸收能力促进了技术溢出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是吸收能力的因素，Cohen和Levinthal（1989）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指出，企业研发投入不仅直接驱动了技术进步，而且增强了企业对外来技术的吸收、学习和模仿能力，使企业拥有更强的吸收技术溢出的能力。Kim（1998）认为，吸收能力包括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技能。Lane和Lubatkin（1998）扩展了吸收能力的概念，强调吸收能力同时受到自身相关知识存量与“师范”企业的相关程度。Narula（2004）认为吸收不仅仅是简单模仿，吸收能力应包含吸收和消化两个过程，即吸收能力也包括了产生新知识的能力。
在研究技术进步路径时，现有文献往往只将其与技术溢出相联系，并未考虑到企业吸收能力；在研究吸收能力的文献中，大多数学者只是研究了吸收能力的结构维度、过程维度和产生原因，而没有经验研究将吸收能力与不同的技术溢出效应相结合。因此，本文无论对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技术进步理论的发展，还是对我国利用FDI进行产业转型的产业政策探索，都有积极意义。
模型与指标选取
本文创新点之一是引入了吸收能力，学术界对吸收能力指标的构造方法有很多，Escribano等（2002）使用三个虚拟变量衡量企业的吸收能力：企业拥有研发部门、企业是否开展R&D人员培训活动、R&D人员占比超过行业平均水平；Mowery和Oxley（1995）、Lee（2001）则使用R&D经费投入、R&D人员教育程度来度量企业吸收能力；Grimpe和Sofka（2009）用R&D支出占销售额比重来表示吸收能力。本文所研究吸收能力的研究载体是内资高技术行业，因此，本文采用内资行业研发投入与R&D人员全时当量之比作为内资企业吸收能力（Absorb）的变量，吸收能力的载体是溢出效应，采用两者的连乘项作为技术进步路径，因此本文构建带有连乘变量的方程进行检验：
（1）
在指标选取过程中，考虑到数据是否可以获得，本文将R&D经费投入作为技术研发的变量；根据傅元海等（2010）采用外资企业研发本地化程度（LOR）作为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的变量，其计算方法为外资企业R&D投入与总产出之比；采用外资参与程度（FSHA）作为技术转让、合作与援助效应的变量。本文选择lnKL和Agg作为控制变量，lnKL为人均投入资本的对数值，是经济增长模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Agg为某行业在某一年的集聚程度，本文采用Ellison-Glaeser（E-G）空间集聚指数，并按照省际面板数据计算，其计算公式如式（2）所示，下标t、k和j分别表示年份、地理区域和行业。Aggi，t为i行业在t年的E-G空间集聚指数，pkt为t年时k区域内该行业的就业人数占整个经济体同一行业就业人数的比值，qkt为k区域内所有行业的就业总人数占整个经济体所有行业就业总人数的比值，Xt为该行业整体的工业总产值，Xjt为j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本文采用Malmquist-DEA下的TFP指数作为内涵经济增长绩效指标。
（2）
在动态面板模型的估计中，通过差分来消除个体效应，但进行滞后一期的差分项与差分的当期随机误差项仍存在相关性。另外，由于模型存在严重内生性，最小二乘估计量不再是一致估计量。因此本文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解决模型估计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系统GMM估计方法可以利用内生变量的水平值和差分值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从而不需要寻求其他工具变量。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了一阶差分GMM估计方法，这种估计方法是将方程做差分处理，然后把滞后两期或两期以上的内生变量作为其自身的工具变量，从而克服内生性的问题。但一阶差分GMM估计方法可能存在工具变量不足进而导致弱工具变量问题，系统GMM估计方法克服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其方法是将内生变量的差分滞后项作为水平方程中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Arellano和Bover（1995）证明内生变量差分滞后项与内生变量相关，而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Blundell和Bond（1998）证明了系统GMM可以降低一阶差分GMM估计的偏误。
大多数文献在研究技术研发和技术溢出效应时，都把解释变量作为外生变量处理，但在FDI技术溢出与本土产业的技术进步之间，本土产业的研发与产出之间，都可能存在内生性。因此，为消除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解决模型估计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在估计模型中，本文将LnRD、LOC、FSHA、LOC*Absorb、FSHA*Absorb作为内生变量，采用其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Agg与LnKL则作为外生变量。
数据来源：本文实证研究中的数据均来自于2006-2012年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其中内资行业数据通过大中型企业生产经营数据与三资的企业数据之差获得。本文以五种高技术产业的子类行业为分析对象。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模型的初步估计
本文采用stata12.0软件进行估计，首先给出方程（1）的估计，如表1所示。
根据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三种技术进步路径均对TFP具有正向作用，但时滞性有所不同，技术引进与研发、技术的转让合作与援助对TFP的影响体现出滞后性的特征，当期系数不显著，而以研发本地化系数代表的技术转移与扩散，其当期值对TFP有正向作用。
另外，变量Agg的系数为负，说明高技术产业的集聚并没有带来TFP的增长。无论是Krugman的新地理经济学，还是传统经济学理论，都认为集聚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也能促进行业的经济增长。本文的研究结果却没有支持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高技术产业固有的特点，本文认为：高技术产业作为我国的新兴战略产业，短期受到政策扶持力度大，因此，其产业布局与我国产业布局政策高度相关，缺乏市场机制的作用；我国对外资高技术产业的引进也具有集聚的特点，对内资企业造成了挤出现象，因而集聚程度对高技术产业TFP的增长没有正向作用。
（二）模型的分组估计
为研究不同行业因素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和研究我国不同高技术产业引进FDI带来经济绩效的不同，需要对模型进行分组估计。本文按照技术差异、集聚程度和市场竞争强度将高技术产业进行分组。
技术差异表现为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本文用内资企业人均产出能力与外资之比衡量，技术差距越大，比值越小；集聚程度由上文计算的E-G空间集聚指数表示；关于市场竞争度指标，绝对集中度（CRn）、相对集中度和赫芬达尔指数（HHI）从现有数据库数据无法获得，但根据新产业组织理论，超额利润率越高意味着该行业的竞争程度越低，反之，利润率越低，竞争程度越高。模型（1）的分组估计如表2所示。
通过表2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其一，在内外资技术差距小的企业中，研发行为为企业带来的TFP增长大于内外资技术差距大的企业。在内外资企业技术差异大的行业中，外资可以通过申请专利等手段，垄断高技术的成果，而处于弱势的内资企业通过研发所带来的创新远不及外资企业的技术优势，因此在短期内，内外资技术差距过大时企业的研发行为不能带来内涵经济绩效。
其二，在集聚程度高的行业中，技术转移与扩散对TFP的有负面影响；在竞争程度高的行业中，当期技术转移与扩散对TFP的影响显著为正；在内外资技术差距小的行业中，技术转移与扩散滞后项对企业带来的内涵增长绩效显著为负。这可以解释为：技术的转移与扩散是水平型的，竞争程度越高，产品质量差距越小，技术转移与扩散的路径不能给企业带来实质的创新，不能提高内涵式的经济绩效；在竞争程度高的行业里，企业更适宜消化吸收其他生产者的创新；在技术差异小的行业中，商品同样会趋于同质化，产量受到抑制，全要素生产率亦受到抑制。
其三，在积聚程度高的行业中，技术的转让、合作与援助给企业带来的TFP增长显著高于积聚程度低的行业；在竞争程度高的行业中，技术的转让、合作与援助对TFP的影响低于竞争程度低的行业。首先，根据工业区位理论，当产业链上各企业空间距离较近时，交通便捷、合作成本较低，为技术的合作与援助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空间分散的行业则无此优势。其次，垄断型的内资企业对上下游外资企业更有谈判势力，更能够利用此种路径提高生产效率。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根据技术进步的产生原因，将技术进步路径分为技术研发、技术的转移与扩散、技术的转让合作与援助。在竞争机制下，技术研发是企业的自发行为，为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因；在横向的FDI溢出机制作用下，企业可以通过技术的转移与扩散来提高技术水平，在纵向的FDI溢出机制作用下，企业可以通过技术的转让、合作与援助提高技术水平。
经验性研究对于我国高技术产业如何实现技术进步，以及如何引进高技术外资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发现，三种技术进步路径均能促进以TFP代表的内涵经济绩效的增长。虽然引进外资可能存在产量上的挤出效应，可以促进内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同时，以外资参与程度代表的技术转让合作与援助对TFP的影响为正，说明内资高技术企业在发展时应当在注重自身研发能力提升的同时，积极寻找战略合作伙伴以促进自身的发展。同时本文发现高技术产业集聚程度的提升会导致经济绩效的下降，向产业非集中地区引进此类外资则更将有助于我国高技术产业的进步。
进一步的分组检验则可以找出何种外资企业能够为内资的经济绩效做出更大的贡献，引进内外资技术差距较大的外资企业和产业集聚度较高的外资企业，能促使内资企业TFP的增长，且挤出效应不显著；引进产业内竞争程度高的外资企业，则能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链的发展。由此，本文筛选出我国当前更适合引进的外资高技术企业的类型主要为：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业、化学药品制造业和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业。另外，飞机制造及修理、电子器件制造也是可以加大引进力度的类型。此外，国内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活动一般集中于大中型国有企业和科研机构，所以应推进其市场化改革，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提高企业技术能力，从多方面促进我国产业的内涵经济绩效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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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潘文卿，李子奈，刘强.中国产业间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35个工业部门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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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技术 哲学文化 探究
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先进的文化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科学技术是科学的理论向着技术实践进行转化的过程。新的发展阶段，一些新型的技术不断得到发展，并开始引发比以往更加严重的全球性社会问题，技术哲学是对技术的哲学反思，所以加强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就有着实质性意义。
1 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效果及技术哲学分析
1.1 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效果分析
当前的科学技术得到了蓬勃发展，其对人们的生活及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的进步更能够凸显出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也是一个民族永葆生机的基础。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使得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承受着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危害，这一方面主要体现在环境的不断恶化层面。在目前由于环境的污染恶化造成的伤亡情况已经愈来愈严重，人们也为科技的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就需要人们进行对科技进步加以严肃的思考，一方面不能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持，同时也要能够在发展的过程中保障环境的污染最小化，或者在某些领域杜绝由于科技进步造成的污染[1]。
1.2 技术哲学的人文理解分析
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使得人们对此进行了反思，人文学派的技术哲学家对科学技术的人文理解主要从收到时代影响以及社会影响的负效应角度进行的阐述解读。马克思则认为，在科学技术的作用下才引发了工业的繁荣对人性进行了抑制，从而提出异化劳动学说，科学技术的进步不只是客观存在物，并已经逐渐上升到了人类世界构成方式的高度，所以在进行实际的研究时要能够通过辩证的角度思维进行理解。
2 哲学文化发展影响因素与科学技术的联系
2.1 影响哲学文化发展的因素分析
哲学文化发展的科学技术决定论是科学技术兴起和发展的一个结果，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其自身的弊端也在逐渐的凸显，最为常见的就是人们将思维观念和注意力都放置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这就促使人们的发展较为片面，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要从几个层面进行分析。首先在没有现代意义的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就已经存在着哲学文化，主要是通过对周围的自然界想象以及社会的欲望等观念，在这一阶段还没有通过科学技术进行引导也不是将其作为基础的，主要是因为人的欲望而行动的结果，是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结果，所以在这一阶段主要是人为了生存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2]。
另外就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对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的兴起对哲学文化的发展就有着重要影响作用，并由此出现了与之相应的哲学文化思想流派，常见的是和科学技术不同的非理性活动形成了哲学文化思想。再者的影响因素不仅是包含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并也包含了人和人的关系，哲学文化的产生同时也表现为人们的深化幻想的形而上思维结果，对哲学文化产生影响的因素是相互交叉和相融的，所以科学技术对哲学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2.2 哲学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联系
从上文的简单分析中能够看出，哲学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有着关系，将两者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时候就要从外延上把科学技术作为是哲学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或者是两者是并列存在的。在对科学技术进行介绍的时候也要对哲学文化进行相关的介绍，从关系上进行分析，主要体现在几个重要的层面。
科学技术作为是哲学文化的重要发展影响因素，它对哲学文化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这一发展不只是从内涵上说起的，而是有着和物理作用所致的发展有着关系。哲学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的观念形态产物，其最为重要的还是科学技术，这也是人类物质生产生活的实践，而后对哲学文化进行了提升[3]。另外就是从纯粹的形式逻辑的外延及内涵关系上的分析，哲学文化所包含的重要内容就是科学技术的整体，而其实际的进步就使得人们对哲学文化发展有了更高估价，所以不管在量或者质上都是这样。但是也正如科学史所证明的一般，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能孤立至此，而是要发生更为深刻和广泛的影响。
另外一个层面的关系就是科学技术是哲学文化间接性的决定因素对哲学文化进行的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是对哲学文化思考有了引出，同时也对其它的一些方面有着影响，对人们的生活的活动改变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改变，从而又对新的哲学文化造成了影响，这也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生产力决定了一定生产关系的发展，并对一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确立也有着一定的决定性，从而形成了和其相关的社会意识形态。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受到庸俗社会学的影响，有的论着对科学技术对哲学文化的简化等同于特定社会政治相关的意识形态给忽略了，只对学科技术间接影响哲学文化比较强调[4]。哲学文化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着重要的影响，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哲学文化的发展也有着重要影响，不仅是作为和特定科学技术相联系的哲学文化为某一特定科学进步提供思维方法，同时也是对旧有的理论范式的破除提供了论证，特别是在科学理论范式转变的时期以及社会制度转变时期更是如此。
3 结语
总而言之，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推动作用，但是哲学文化的进步发展也同样会对科学技术产生一定的作用，所以要能将这两者得到辩证的看待。这样在实际的具体发展中才能得到和谐的应用，保持发展的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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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黎德扬，孙德忠.论科学技术的哲学人类学意义[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02）.
[3]丁原明，吴蕊. 中国传统哲学与科学技术[J].山东社会科学，2014，（02）.
关键词:工艺美术;科技;发展
中图分类号:J0-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8-0109-01
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是人民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采用各种物质材料和工艺技术所创造的人工造物的总称,是通过一定的技术,运用特定的材料所进行的造物艺术活动,即科学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产物。
纵观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整个的造物历史进程来看,其发生与发展跟同时代的科技水平是并列前行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造物活动所用的材料、功能、造型、装饰和采用的工艺技术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和进步,这是人类对自然物认识水平的提高、科技的进步以及审美观念、审美情趣变化的结果。工艺美术作为艺术质的生产活动,它始终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它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飞跃性发展的特征,体现出古代先民对造物科技水平掌握的提高与应用。
首先,科技进步对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促进作用,不仅在具体的工艺美术领域随处可见,而且对于工艺美术理论也起了重要的塑造作用。
在中国古代,科技进步不仅开拓了人们所“知”的世界,而且以技术手段不断创造新的工艺美术形式。一部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发展史,几乎伴随着重大的技术进步和发明:没有冶铜技术,就没有青铜工艺美术;没有纺织技术,就没有服饰工艺美术;没有制陶制瓷技术,就没有陶瓷工艺美术;至于以各种材质命名的雕刻工艺美术,诸如骨雕、木雕、牙雕、石雕、竹雕等等,更是与掌握各种材料的技术技巧的结果。科技的进步,也改变和影响着古代中国工匠艺人们的劳动方式。如陶瓷工艺美术,陶车的出现改变了过去单纯人力劳作的局面,不同程度地使用了机械工具。
在古代中国,技术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成为工艺美术发展的“量尺”,技术的进步会促进工艺美术发展,乃至取得质的飞跃。
此外,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丰富了工艺美术理论。技术的进步不仅促使工艺美术领域在内涵上日益丰富,而且外延也不断扩大。中国古代的技术及其重视经验积累和总结,往往与材料学、物理学、化学、建筑学以及人体工程学的基础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为上述学科提供了科学发展的技术基础,它们也反过来促进工艺美术理论的初创和成熟完善。比如作为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科技专著的《考工记》,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书中保留有先秦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美术资料,记载了一系列的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内容涉及先秦时代的制车、兵器、礼器、钟磬、建筑、水利等手工业技术,还涉及天文、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又如成书于明代的《髹饰录》作为我国古代惟一传世的漆器工艺专著,是我国制漆技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再如,明末造园家计成所著的《园冶》,作为一部系统地论述园林建筑的专著,当然离不开建筑造园科技的长期积累。
其次,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了科技的进步。
一方面,工艺美术的发展影响了科学技术的价值评判标准。比如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工艺造物的进入全面发展阶段,针对造物、科技等话题,诸子百家竞相发表言论,表现出了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展现出了对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社会价值的冷静思考力量。如孔子主张“文质兼备”,以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强调内容与形式并重;道家提出了“虚无观”,对工艺美术造物利用“空间”起到积极作用;而墨家重工艺美术的功利性,重视造物实践。而此时期正是人们对于科技的作用、对于科技的目的等方面价值体系建立的时期,他们所形成的工艺美术价值观对科技的的价值评判标准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特别是与民生农业有关的科技,获得了突出的发展。
另一方面,工艺美术的发展也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传播提供了有效形式。科学是对隐藏在诸多自然与社会现象背后规律的的概括和总结,因其抽象性,往往难于理解,而工艺美术凭借具体的形象,帮助人们理解,这为科学技术的传播提供了方便。比如,张衡设计的世界上第一台用来测量地震的地动仪,便是一件工艺美术品,它借助工艺美术造型,把抽象的科学原理具体化了:它由精铜铸成,外形如一大酒壶,仪器的外表刻有篆文以及山、龟、鸟、兽等图形,仪体外部周围铸有八条龙。而工艺美术中的书籍装帧,各种科技笺谱的设计,更是对古代科技的传播起到巨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科技是工艺美术造型的手段,科技的进步带来了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形态的丰富化,使工艺美术品的实用功能更加合理化。而工艺美术的发展,也通过工艺匠人的技艺经验积累以及对于技术经验归纳的分析、通过对科学技术的价值评判标准的影响、通过科技传播工艺品的设计,促进了技术的发展。
参考文献: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地位
萧焜焘十分重视技术哲学研究。首先，可以从他的主要着作的文本结构中找到“客观证据”。这就是，在他最重要的学术着作《自然哲学》和《科学认识史论》中，“技术哲学”研究都处于极关键的“位置”。在《自然哲学》中，“技术论”作为整本书的四篇之一，是他整个《自然哲学》的终点。在他看来，“技术运动”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最高篇章。同样，在《科学认识史论》中，“工程技术与现代哲学唯物论”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由他亲笔撰写。他正是在当代工程技术发展中看到了科学与哲学复归于“辨证综合”的现实途径。
其次，还可以从他的一系列言论中找到根据。关于“技术”地位的言论。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生产、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代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中，技术竞成了它不可缺少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也日益显着。“技术的这种从自然到社会、从理论到行动的两栖特点，奠定了它在科学与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当今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工程技术活动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技术”与“科学”、“哲学”并列，并被视为居于“主导地位”、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将起决定性作用。如此高度地评价“技术”，这在哲学界尚不多见。
萧焜焘明确地反对轻视技术的思想传统。在中国历史传统里，在大学问家眼里，技术常常被看做无关乎天命人性，不足挂齿，不能登大雅之堂。对这种贬抑技术的思想传统，萧煜焘指出，这是很不正常的。
技术的这种“核心力量”、“主导地位”、“决定性的作用”，必然折射出技术哲学研究的突出价值。萧煜焘明确地讲：从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整个社会结构中，都可以见到“技术”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于此，“技术”这一概念已进入哲学的广泛背景之中。我们必须从哲学的意义上，探讨技术的本质及其自身的发展。萧焜焘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地位的言论也有两方面。
其一，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自然哲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在自然哲学研究中，萧煜焘没有使用“技术哲学”概念，而是使用“技术论”，并把它与“宇宙论”、“生命论”相并列。他认为，物质是宇宙自然的基石，“宇宙”、“生命”、“技术”是物质实体充分展开的三个环节。从物质论出发，自然哲学分三个环节展开：即“宇宙论一生命论一技术论”。宇宙论主要研究宇宙物质的演化过程;生命论主要研究宇宙的花朵——生命的演化过程;技术论主要研究宇宙的灵魂——人在宇宙自然基础上的物质创建过程。在萧焜焘看来，在这三个环节中，技术论不是可有可无的环节，而是整个宇宙自然辨证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具有突出的地位。他说：“技术论是我们的自然哲学的终点。”
其二，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论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萧煽焘提出，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是革命实践，以工程技术作为进路，就更能窥探出实践的丰富的理论内容。在《科学认识史论》的结束语中，他说：“现在所面临的格局是科学整体化、哲学现实化、哲学科学一体化。‘一体化’表现在科学技术领域就是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表现在哲学领域就是‘现代哲学唯物论’”。这里的“工程技术论”是他对“技术哲学”的又一种称谓。萧煜焘认为，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将为马克思实践唯物论提供一个“更加硕壮、更加精力充沛的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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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急速地涨涌于戊戌前后，主宰了直至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界，成为这一时期主流思潮。从维新志士到革命党人再到五四骁将，无不受其滋润哺育。这是人们所熟悉的历史图景。它之所以能为几代人延续信奉，是因其具有新世界观的性质。这也是学术界普遍的共识。”
那么，进化论思想究竟在哪些方面转变了国人的世界观呢?
一、促进了对进步观念的认同
从词源上讲，进步的语义并不复杂，进步的英文“progress”源自拉丁文，由pro(前)和gress(走)合成，因此，“进步”一词最基本的含义是“向前(走)”。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从本质上讲，进步观念是一种历史观念，一种人们关于人类社会总体演变趋势、阶段和方向不断向前的观念。内含着进步观念的历史观，便是通常所说的进步史观。
在漫长的古代和中世纪，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变化极其缓慢，自然界春夏秋冬四季循环往复的更迭、万物“诞生、成长、繁盛、衰老、死亡”循环不已的历程以及政治生活中封建王朝周而复始的兴衰，都使得人们无论从自然界或人类社会，还是从经验上或事实上，都很难看到社会“向前”发展的印证，由于缺少事实的证明，那种内涵着“向前”的进步观念就很难形成。表现在历史观上，占据统治地位的便是“倒退史观”或“循环史观”，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普遍性的现象。如古希腊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不是现在，也不在未来，而是早已经远逝了的“黄金时代”，孔子主张“法先王”、“克己复礼”，力图恢复过去文武周公时代的礼制以拯救“礼乐崩坏”的局面，“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观念等等都是明证。可以说，只要这种衰退或循环的历史观念还占据主导地位，进步观念的产生便是不可能的。
16～17世纪是进步观念迅速兴起并被人们逐渐接受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一大批天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以他们杰出的贡献为进步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其赖以存在的思想土壤和精神氛围。哥白尼的“日心说”给基督教的自然观和历史观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它不仅是“天文学基本概念的革新”，更是“人类对大自然的理解的”一次“根本性”的变更，并最终构成“西方人价值观转变的一部分”，自此，人们有理由不再迷信《圣经》的权威，疑古而信今。在笛卡儿的思想体系中，理性的至高无上原则、自然法则的永恒不变性和精密的逻辑分析方法对于进步观念的确立居功至伟。理性的至高无上，使得没有经过理性确认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过去的权威在崇高的理性面前轰然瓦解;自然法则的永恒不变与基督教的上帝创世理论相冲突，进一步动摇了基督教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根基;而精密的逻辑演绎方法使得人类社会处于不断衰退之中的结论不再成为可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和康帕内拉则以各自的杰作《乌托邦》和《太阳城》，向人们展示了一幅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宏伟画卷：理想的社会不再存在于过去，而是未来。此外，17世纪初在英、法、意大利等国开展的长达百年的“古今”之争，也给盛行的退化理论以迎头重击。“古今”之争最初源于文学领域，很快便扩展到哲学、自然科学甚至社会生活领域，这场古代还是现代孰优孰劣的论争，最终以现代派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使得进步的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进步，已不仅仅只是被想像成一种对未来的无止境的伸展，更被当成了一种必然和确定。
如果说，上述16～17世纪的进步观念还仅仅只是在智力和知识领域被确立的话，那么，到了18世纪，进步观念则进一步向社会的纵深领域发展。这首先应归功于工业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18世纪50、60年代始于英国并进而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革命，使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社会发展进程的提速，社会物质财富的急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使得社会的“进步”不断得到事实和经验的证明。在启蒙运动中，启蒙学者高扬人道主义的旗帜，认为人的品质可以通过教育、制度和教育的途径进行塑造，而且这种塑造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孔多塞指出：“自然界对于人类能力的完善化并没有标志出任何限度，人类的完美性实际上乃是无限的;而且这种完美性的进步，今后是不以任何想要扼阻它的力量为转移的;……只要这个宇宙体系的普遍规律不会在这个大地上产生一场整个的天翻地覆，或者产生那样一些变化，以致人类在其中不再能保存并运用他们的这些能力或者再也找不到同样的这些资质，那么这种进步就决不会倒退。”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不仅印证了孔多塞的预言，更以法律的形式将上述社会进步的内容固定了下来。所有这一切都向世人表明，到了18世纪，进步观念进一步向社会生活的纵深领域发展，人们还根据社会进步的构想来进行社会改造和社会革命，进步观念已逐步成为西方世界共同的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念。
到了19世纪，进步观念的胜利进军只剩下最后一个有待攻克的堡垒，那就是，进步观念如何能从自然界的演变本身得到说明。因为，如果进步观念不是一种普遍适用于宇宙万物的规律，而仅仅只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例的话，那么，就有将自然和社会割裂的危险。解决这个难题的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生物进化理论表明，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是由最简单的生命形式发展而来，并自然地呈现出一种由简单到复杂，不断趋于完美和高级的过程，可以说，正是由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及时创立，才使得进步终于成为了一个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不可逆转的进程，为进步观念提供了绝好的、最强有力的生物学证明。至此，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统一于一体，共同归于一个统一的宇宙进程的障碍已然清除，进步观念终于完全成为西方世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观念，并且随着它的远播四海，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独特范式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分散在他的一系列论着中，如《自然哲学》、《科学认识史论》中的“关于辩证法科学形态的探索”，“唯物主义与当代科学技术综合理论”，“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个问题”，“关于一个哲学唯物论体系的构思”等篇章。在《自然哲学》“技术篇”中，有三章自成系统的技术哲学内容，但萧焜焘没有专门论述“技术”的着作或论文，这在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技术哲学思想还没有得到系统的展开。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能感受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些特色。
第一，从属于自然哲学。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从属于他的自然哲学研究，是其自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没有技术运动，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不能完成。与之相应，没有技术哲学研究部分，自然哲学就不能完整。
萧焜焘这种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极具独特性。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人们通常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看做是相互关联、相互区别、相互并置的三个哲学分支，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毋庸置疑，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是必要的，目前大多数技术哲学研究学者也正在这样做。但不可否认，这种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或许真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的本质不在技术本身，我们主流所热衷的对技术自身的独立研究，很可能恰恰会遗漏或忽视一些技术的重要方面。由此，萧焜焘所倡导的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就值得关注。他使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的技术哲学”。
第二，实践的观点。
实践的观点是萧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建构原则。萧焜焘关于技术的形成、技术的本质、技术的发展的一系列论述中，都贯穿着主观与客观、能动性与受动性相统一的实践范畴。譬如，他讲“生产劳动对技术的形成与发展的决定作用”，“作为劳动方式的技术”、“物与人的交互作用的显现”、“革命实践是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等。
萧焜焘关于“工程技术”的定义突出地体现了其运思的实践观点。他把工程技术定义为：“是实现人的意志目的的合乎规律的手段与行为”。这种定义，与我们学界通常强调，技术是“方法”、“技能”、“知识”、“手段”等观点，的确不同。它更强调技术的“行动的意义”。
萧焜焘明确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实践’的作用，而实践的要义就在于行动。因此，‘技术’作为变换物质、协调关系、促进思维的一种能动力量，是可以与‘实践’范畴相通的。实践是技术的哲学灵魂，技术是实践的现实表现。”
第三，服务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 萧焜焘主要是站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看待技术哲学的研究功能。比较而言，他不强调技术哲学研究自身的学术价值，而是强调技术哲学研究对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工程技术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客观基础。原因是：工程技术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大成，将科学与技术融为一体，并使主观见之于客观，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工程技术立足于自然，通过实践，面向人生，将宇宙人生凝为一体，从而体现了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的哲学宇宙论的最高原则。在萧焜焘那里，深入开展工程技术的哲学研究，正是为了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使其青春永驻，大放异彩。
第四，以马克思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作指导。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主要受到了马克斯恩格斯的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自己明确地说，他的技术哲学研究思路正是沿着马克思指引的方向前进的。
比较而言，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受到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更突出。譬如，上述三点都可在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中找到相对应的内容。具体来说，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也暗含着一个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萌芽;恩格斯也特别注意对“劳动”、“工业”的研究，也特别强调“工业”对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等等。注意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与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联系，研究萧馄焘的技术哲学思想，也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恩格斯的不被人们注意的技术哲学思想。
三、自然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没有充分地展现出来，他提出的“哲学唯物论体系”中的精神哲学部分也没能面世。但这些缺憾不足以构成把握他的技术哲学思想的障碍。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的技术现象。
技术现象古已有之，但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大都轻视技术现象，把它看做是“细枝末节”，不足为道。萧馄焘一反这种哲学传统，把技术现象置放在整个宇宙自然运动中来考察，视它为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在他看来，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表现为“宇宙的客体性”、“生命的主体性”、“技术的主客统一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一个客观的必经阶段。“技术”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生命是宇宙自然辩证发展的跃进，生命的基质——自调节、自复制实体的出现，标志着自然界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生命现象高度发展，产生了人类及人类精神，产生了主体及主体意识。人作为宇宙自然的“主体性”，不是简单的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派生物，而具有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人的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的高度发挥便产生了“技术”。由此，萧焜焘指出，技术是生命的精灵，是生命的自适应、自调节的生理机能的“社会形态”。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生产劳动的结晶，是生产劳动的能动性、目的性内在本质的“物化形态”。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行为从本能到自觉的转变，是人类社会的本质与灵魂。生产劳动有明确的目的性，一定的计划性，必要的专业性，以及为了达到目的、服从计划、配合专业的相应的工具手段。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经验的积累与智慧的启迪，产生了改进劳动方式、提高劳动效率的技术。所以，生产劳动是技术进步的一个永恒的不可废弃的基础。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与人类同呼吸、共命运，是人类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一种现实力量。一方面，技术从属于人，是人的合理的意志的外化与物化。世界上如果没有人，就绝不会有技术。人通过技术改造世界，以符合自己的生存目的。另一方面，技术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本质属性。劳动创造人，技术改造人。技术是构成与推动人变化发展的根据和力量。
第二，作为社会精神运动起点的技术现象。
由上所述，萧焜焘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视角，深入揭示了技术的生理基础，技术的社会实践根据，技术的性质，以及技术的价值。毋庸置疑，这种视角及其研究成果能较好地揭示技术的“客观性”、“物质性”的一面。但比较而言，萧煜焘认为，技术作为一个整体过程，它更多地应该属于社会人文现象。作为社会人文现象的技术，它与社会生产经济系统、政法伦理系统、文化意识系统密切相关。遗憾的是，萧焜焘的关于“技术作为社会人文现象”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我们只能叙述要点
在萧焜焘看来，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核心，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它们的结合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作为核心与地理环境、社会人口构成“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是“社会性的物质”，它作为社会精神现象、意识形态的客观出发点。
技术作为生产经济系统的内在因素。技术是生产劳动的产物，它从属于生产，进而指导生产，最终变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核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核心的技术，深刻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技术作为政法伦理系统的内在因素。政法与伦理是社会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政法是硬性的压制手段，伦理为软性的舆论手段。技术与政法伦理内在相关，政法伦理可以越过经济障碍，促进技术;也可以不顾经济利益，遏制技术。
技术作为文化意识系统的内在因素。技术物化为工具、产品，它类似于所谓“硬件”;技术作为人类经验与智慧的凝聚，它类似于“软件”。软件型的技术属于文化意识系统。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它反映一个社会的性质以及进步水平。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人类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的体现，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实质。
第三，技术自身的辩证运动思想。
萧焜焘重视对技术自身的辩证运动的研究，他从逻辑和历史两个方面揭示了技术发展自身的辩证法。
技术过程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圆圈形运动”。第一个圆圈是：“主体一手段一客体”的技术的客观演化过程。主体运用自己的体力与脑力，发动和控制物质手段，使其服从于主体的需要。在主体指挥下的物质手段，作用于客体，使客体获得改造，从而符合了主体的要求，达到主客体的统一。第二个圆圈是：“目的一手段一结果”的技术的主观演化过程。目的是主观愿望，结果是目的的实现。这个从目的到目的的实现的运动，既是手段又是中介。两个圆圈从主客两方面描述了技术的辩证运动的逻辑。
关键词：产业集聚 技术进步 装备制造业 拓展的格兰杰检验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自马歇尔提出集聚经济以来，产业集聚问题就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大量的理论也相继出现并日趋发展成熟，如产业区理论、工业区位论、新工业区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创新集群”理论等。基于这些理论，大量的学者对产业集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代表性结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集聚促进了技术进步。Lundvall（1992）基于新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探讨了产业集聚、技术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发现产业集聚促进了技术进步；Ellison等人（2007）的实证研究发现，产业集聚诱发的知识外溢和共享劳动力市场效应促进了技术进步 ；二是技术进步有利于产业集聚。波特（2000）从竞争战略的角度理论阐释了产业集聚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认为集聚区内企业间的合作与竞争能使企业获得技术研发的成本优势，关联组织与企业间的相互作用促进了技术创新；二是技术进步有利于产业集聚。Marshall（1961）在研究产业集聚的成因时发现，获取外溢的技术及知识是企业向特定区域集中的一个重要原因；Josep等人（2008）对集群内企业间的联系进行研究后指出，技术进步使得集群组织网络更加紧密，进而进一步促进产业集聚。
从我国的实际看，随着东南沿海地区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的迅速崛起和集聚式发展，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已经出现，代表性研究主要有：张宇等（2008）在对长三角地区的FDI与产业集聚的关系进行考察时发现，产业集聚与行业技术水平之间存在明显正相关关系；梁琦等（2005）对长三角制造业集聚的研究发现，高集聚产业的技术进步明显快于低集聚产业；苏李等（2010）对中国28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地理集聚以及技术进步进行研究后发现，产业集聚是制造业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叶建亮（2001）研究发现，产业集聚改变了集聚组织内企业的生产函数，诱发了企业技术进步。
国内的现有研究多是在研究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时涉及了技术进步问题，且研究的重点在于产业集聚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对于技术进步对产业集聚的反向作用还未见研究。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和波特产业集聚的“钻石”理论认为，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产业集聚作用于技术进步的问题，技术进步对产业集聚的形成与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鉴于此，本文拟利用两位数水平的中国装备制造业行业，对这一双向关系进行实证考察。厘清这一关系不仅有助于拓展产业集聚的成因，而且还能为通过技术研发战略促进装备制造业集聚的发展与集聚升级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研究方法与相关说明
（一）研究方法
考察产业集聚（以EG表示）与技术进步（以TC表示）互动关系的基本方法就是格兰杰因果检验。但因传统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数据量要求较大，本文借助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对该检验进行扩展，以突破大样本要求的限制，同时也使得结果更加科学可信。利用面板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因果关系检验的研究在国外已经出现，但国内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其具体过程包括四个方面：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建立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和因果检验。
1.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是规避计量模型“伪回归”问题的重要手段。数据平稳性检验包括两类：一是各截面序列的相同单位根检验，主要检验方法有 LLC检验、Breitung检验、Hadri检验；二是允许参数跨截面变化的各截面序列的不同单位根检验，主要检验方法有Im-Pesaran-Skin检验、Fisher-ADF检验、Fisher-PP检验。
2.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协整反映了非平稳的单整序列数据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方法很多，但使用最广泛的还是Pedroni检验，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组内检验，主要有Panel v检验、Panel ρ检验、Panel pp检验和Panel ADF检验；二是组间检验，主要有Group ρ检验、Group pp检验和Group ADF检验。
3.建立面板数据的误差修正模型。在对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后，需对两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进一步探讨，为此建立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其模型的设定形式见式（1）和式（2）：
（1）
（2）
式中：TCi，t为t时期i产业技术进步项的一阶差分项，EGi，t为i产业t时期的产业集聚项的一阶差分项，εi，t-1为技术进步TC项与产业集聚EG项的回归残差项，TCi，t-k、EGi，t-k为滞后k期的一阶差分项，、η分别为常数项和残差；λ为调整系数，反映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非均衡拉回均衡状态的调整力度。
4.因果检验。产业的地理集聚是否是技术进步的原因检验包括两类：一是短期因果关系检验，即根据式（1），对=0进行Wald统计检验。如果检验结果在置信水平下显著，则短期内产业集聚促进了技术进步，即产业集聚是技术进步的短期原因，反之则反是；二是长期因果关系检验，即对+λ1=0进行Wald统计检验。如果检验结果在置信水平下显著，则表明长期内产业集聚有利于技术进步，即产业集聚是产业技术进步的长期原因，反之则不是（J.M.伍德里奇，2003）。
同理，依据同样的方法对技术进步是否为产业集聚的原因进行检验。
（二）装备制造业界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装备制造业范围与统计口径调整。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装备制造业包括7个两位码子行业，即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但因2003年以前工业统计标准采用的是《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1994》，上述7个行业的统计口径在新旧标准下有所不同。其中，新标准下的通用设备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在旧标准下为普通机械制造业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经仔细核对，不同标准下这两个行业的统计口径有所变化。对于这一变化，本文按照“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工业统计数据库”所提供的三位码子行业统计数据对1998-2002年的数据进行调整。
2.变量说明。一是产业集聚。衡量产业集聚的指标很多，传统的指标主要有行业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熵指数和哈莱一克依指数。随着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出现，这些指标的缺陷越来越明显，从新地理角度对产业集聚进行测度的方法相继出现，如空间基尼系数、空间集聚指数、产业自我集中度指数等。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采用目前国内外广为使用的空间集聚指数来测度装备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其计算方法如式（3）所示。式中：Sijt为t年j地区i产业的就业人数占全国该产业就业人数的比，Xjt为t年j地区所有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制造业总就业人数的比，Zijt为t年k地区i产业的销售收入占全国该产业销售收入的比，n为全国地区，EGit为t年i产业的空间集聚指数。
（3）
二是技术进步。衡量技术进步指标最具有代表性的是Hausman等（2007）、Traistaru等（2003）提出的技术密集度指数。国内学者樊纲等（2006）、姚洋等（2008）以此指标为基础，对中国制造业及出口品的技术含量进行了研究。其计算方法如式（4）所示，式中j、i、t分别表示地区、产业和时间，Vijt、Lijt分别表示t年j地区i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比重，N、M分别表示地区数和产业数。
（4）
3.数据来源。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8-2009）、《中国统计年鉴》（1998-2009年）和国研网“工业统计数据库”。
结果与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依据上述方法，本文采用LLC检验、IPS检验、F-ADF检验和F-PP检验四种方法对技术密集度指数、空间集聚指数及其一阶差分进行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结果发现：技术密集度指数的四个检验值均不显著，空间集聚指数的检验结果也有三个指标不显著。据此，可以判断两个变量都是非平稳变量。进一步对两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值进行检验，发现结果均在10%置信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即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为平稳序列。由此，可以认定这两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变量。
（二）协整检验
借助Pedroni检验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协整检验，以检验两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联系。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结果可见，检验结果中有5个指标分别在1%和在10%的置信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仅有一个接受原假设。由此，可以判断空间集聚指数与技术密集度指数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三）误差修正模型
表3的协整检验结果表明，空间集聚指数与技术密集度指数之间存在长期关系。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模型1中εt-1系数为-1.1480且显著，表明当技术密集度变化偏离均衡时将以1.1480的速度向均衡量调整；模型2中εt-1系数为-0.0215且不显著，表明当空间集聚指数偏离均衡时将有以0.0215的速度向均衡调整的可能。
（四）因果检验
基于误差修正模型，本文得到了空间集聚指数与技术密集度指数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1的检验结果显示，空间集聚指数在10%置信水平下显著且为正，说明产业集聚是技术进步的短期原因；空间集聚指数与残差项εt-1的联合检验结果在10%置信水平下显著，表明产业集聚是技术进步的长期原因。模型2的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密集度指数在10%置信水平下显著且为正，说明技术进步是产业集聚的短期原因。技术密集度指数与残差项εt-1的联合检验结果不显著，表明长期内技术进步与产业集聚之间无必然的因果关系。
综上结果发现，产业集聚与其技术进步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或双向关系，即装备制造业集聚推动了其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也是促进装备制造业集聚形成与发展的原因。那么，其背后的原因又何在呢？
就前者看，其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竞争效应。产业集聚的典型特征就是企业的群居。大量群居一地必然导致激烈的竞争，这将迫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以获取竞争优势和生存空间。不仅如此，随着产业集聚的进一步发展，企业之间竞争会诱发它们在研发投入上的“彩车效应”（Band-wagon effect）（多纳德等，2001），进而加速技术进步。另外，群居企业之间的共生关系为创新活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氛围，激励了企业间的联合研发，降低了创新活动的“学习成本”及创新风险，提高了创新效率，而高级要素的集聚和知识及信息的流动则为创新提供了原动力（蒋满元，2006）；二是技术和知识外溢效应。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技术和知识外溢是产业集聚一大经济效应。伴随着产业集聚的发展，以员工流动为载体的技术和知识外溢加快，这必然会推动技术进步（Michael et al.，2004）。同时，伴随产业集聚的发展，共享的劳动力市场也日益发展，大批技术人员集中于此，降低了企业的人才搜寻成本，企业可以较为容易得到所需的技术与研发人员（Mariano et al.，2005）。
就后者看，主要原因同样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合作效应。从实践看，新技术及技术进步的主体多为经营绩效好、规模大的企业或某一产业中的核心企业。这些企业因技术进步获得了在产业竞争中的领先地位，从而吸引上下游的企业与之进行纵向和横向合作，围绕核心企业的集聚因此会得到快速发展。不仅如此，核心技术企业的集聚还会吸引专业化的投入品和服务向该地区集中，关联产业的集聚效应因此显现；二是技术与知识外溢的引力效应。新技术的应用过程同时也就是该技术及与此技术相关的知识外溢的过程。为了获取该新技术和与此技术相关的知识，这些同类竞争企业会主动技术领先企业所在区域转移，进而使得集聚规模不断扩大。不过从长期看，作为一种产业组织的特殊形式，决定产业集聚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因素仍然是成本、规模经济、政府行为等，技术因素仅仅是推进产业集聚形成与发展的一个短期因素，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1999-2008年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统计数据和拓展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考察，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双向关系；产业集聚不仅是推动产业技术进步的短期原因，也是长期技术进步的源泉，但技术进步则仅仅在短期内促进了产业集聚。
上述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一是鉴于产业集聚对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的显著影响，政府应通过财政、税收、硬件设施条件改善等相关政策措施积极推动装备制造业集聚，以促进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同时，要积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集聚环境，以利于技术扩散和知识溢出，为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创造条件；二是由于技术进步是产业集聚形成与发展的短期因素，因而对那些试图通过集聚促进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地区来说，政府要积极搭建技术平台，为企业的技术引进和研发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充分发挥技术因素在集聚发展中的催化剂功能。但考虑到技术因素仅仅是促进产业集聚一个短期因素，所以政府应将产业集聚政策重点放在那些有助于产业集聚持续发展的财税政策、基础设施、创新平台等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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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Mariano，N.& Pilar，Q.，Absorptive Capacity，Technological Opportunity，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Innovative Effort[J].Technovation，2005，25（10）
论文摘要 本文结合处理审查意见中的具体体会，从分析通信技术领域中信息属性特征是否具有非显而易见性的角度论述本发明的创造性，为答复审查意见提供一些可行的思路。通过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是现有专利制度中对创造性的审查判断标准容易导致通信技术领域发明审查的思维误区，致使专利审查工作者在进行审查工作时不仅需要耗费大量心血研读对比文件，还需要时刻提醒自己从“事后诸葛亮”的思维逻辑中跳出来，才能得出相对客观的审查结论。
论文关键词 创造性 非显而易见 技术启示 技术问题 通信技术
一、前序
2008年修改的《中国专利法》第22条第2款规定：“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2010年修改的《专利审查指南》第2部分第4章第3节对“突出的实质性特点”规定了采用三步法的审查标准，即：“第1步：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第2步：确定发明的区别特征和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第3步：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否显而易见”；对“显著的进步”规定了有益技术效果的审查标准，即“主要应当考虑发明是否具有有益的技术效果”。为了更好的适应通信技术的发展，如何在不断演进的通信技术中适用创造性标准进行审查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二、案情介绍
下面作者结合一个案例来具体分析通信领域发明专利的创造性审查中所遇到的相关问题。
（一）涉案专利申请
1.涉案专利申请针对的技术问题：在移动通信网络中，随着低功率的基站的广泛应用只能保证同步方案的实施，对于干扰控制、负载均衡、用户移动性增强等领域都无法有效支撑。
2.涉案专利申请提出的解决方案：权利要求1：“一种分层网络系统中信息交互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接收基站发送的基站属性信息，其中，基站属性信息包括基站类型信息、同步类信息、覆盖类信息和接入类信息中的一种或多种；根据基站属性信息进行配置。”
（二）实审意见
审查员检索到两篇对比文件，并据此认为：对比文件1公开了一种基站类型信息的传输方法，并具体公开了通信网络中出现了Femtocell和RS等新型基站，扇区所属基站发送扇区所属基站自身的类型信息。终端接收基站下发的类型信息，根据基站类型信息为业务选择能够为业务提供QoS保证的服务扇区。根据以上审查判断，审查员认为：本申请上述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1公开内容相比，区别在于：基站属性信息还可以包括基站类型信息、同步类信息、覆盖类信息和接入类信息中的一种或多种。
在对比文件1的基础上，结合对比文件2和惯用技术手段可以获得本申请提出的权利要求1所要保护的技术方案，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上述权利要求1不具有创造性。
三、答辩方案
下面就上述案例来具体分析如何基于信息属性特征的分析方法应对此类案件的创造性问题。
（一）对本申请权利要求1中“基站属性信息”的理解和解释
本专利申请说明书已公开“基站属性信息包括基站类型信息、同步类信息、覆盖类信息和接入类信息中的一种或多种。基站类型信息主要用于用户小区选择；同步类信息给出同步相关的信息，包括下述信息：是否同步、是否具有GPS等高精度同步设备、如果使用分层空口同步机制，需要给出当前基站位于同步机制的第几层；覆盖类信息表示基站的覆盖大小，可以直接指示覆盖大小，也可以指示基站发射功率大小，可以为覆盖大小等级信息或者是功率控制信息等；接入类信息主要表示基站当前的接入能力，包括但不限于下述信息，接纳能力是否已达上限；主要支持的终端移动性场景——高速移动、一般移动、准静止等。”可知，本发明中的上述四种类型信息的内容是特定的，是针对现有的分层系统中存在无法有效地支撑同步、无法控制干扰、无法均衡负载、无法有效切换等问题而专门设计的技术手段，并非本领域惯用的技术手段。本发明正是设计了具有上述内容的类型信息，并通过基站与终端之间、基站与基站之间的专门设计的传输方式、配置方式等步骤实现本发明的发明目的。因此，这些类型信息和特定步骤应当被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而不应当被肢解为零散的碎片进行单独的评论是否具有新颖性或创造性。
（二）本申请权利要求1中“基站属性信息”与对比文件1中的“基站的类型信息”的理解和区别
虽然对比文件1中的“基站的类型信息”与本申请权利要求1中的“基站类型信息”具有相似功能，但二者本质上是不同的，因为：
1.对比文件1中的“基站的类型信息”需要配合“终端驻留扇区的领接扇区所属基站的类型信息”一同采用广播方式被下发到终端；而本申请权利要求1中的“基站类型信息”不需要配合“终端驻留扇区的领接扇区所属基站的类型信息”一同被下发到终端，而是如本申请说明书公开“基站可通过广播发送基站属性信息。
2.对比文件1无法提供对类似本发明所具有功能的“同步类信息”、“覆盖类信息”和“接入类信息”的具体应用方式；而本申请权利要求1公开了利用这三类信息的方式以实现小区选择、切换、功率控制机制选择或者测量上报机制选择。由此可知，现有技术中并没有提供能够将基站类型信息、同步类信息、覆盖类信息和接入类信息这四类信息通过分层系统应用在基站与终端之间、基站与基站之间的任何技术启示，而本发明率先提出可以将这四类信息应用于基站与终端之间、基站与基站之间。对比文件1公开的“基站的类型信息”只能从基站向终端发送，而不能在基站之间发送。对比文件1的核心是邻小区基站属性，而这个属性重点体现在是否允许用户接入，或者Relay站的传输受限特性，也就是后来Femto基站的CSG属性，从而改善切换性能；本发明专利的核心是为了层间协调。
（三）本申请权利要求1中“覆盖类信息”并未被对比文件2所公开，也不是本领域惯用技术手段，更不是本领域公知常识
1.对比文件2并未公开类似本发明所具有功能的“覆盖类信息”。而权利要求1公开的“覆盖类信息”主要表示基站的覆盖大小，可以直接指示覆盖大小，也可以指示基站发射功率大小，可以为覆盖大小等级信息或者是功率控制信息等。
2.本发明是针对分层网络系统中存在的干扰问题而提出的，权利要求1公开的“覆盖类信息”的各项具体功能就是针对分层网络系统中存在的干扰问题而设计的，并非本领域惯用技术手段，更不是本领域公知常识；从技术角度而言，权利要求1公开的“覆盖类信息”并不是惯用技术手段，其原因在于：在以往的蜂窝系统中，基站的覆盖区域通常是网络规划设定的客观属性，终端只能根据其所在位置能否检测到信号从而判断覆盖的大小，基站从不在系统广播中给出覆盖范围信息，因为这对于同层覆盖的网络，这一广播信息并不能代表用户终端实际的信号感知。
因此，对比文件2、本领域惯用技术手段以及本领域公知常识都没有公开本申请权利要求1中提到的“覆盖类信息”，也不存在任何技术启示。
（五）本申请权利要求1中“接入类信息”与对比文件2中的“用于接入的信息”的理解和区别
1.对比文件2中的“用于接入的信息”并未公开类似本发明所具有功能的“接入类信息”，从而无法用于实现基站与基站之间的空口接入。
2.对比文件2中的“用于接入的信息”只能从基站向终端发送，而不能在基站之间发送。
因此，对比文件2中的“用于接入的信息”完全不同于本申请权利要求1中提到的“接入类信息”。
综合以上观点可知，本申请权利要求1相比对比文件1的区别点并未被对比文件2所公开，并且这些区别点也并非本领域惯用技术手段。因此，在对比文件1的基础上，结合对比文件2和本领域惯用技术手段无法获得本申请的权利要求1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本申请的权利要求1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也并非显而易见的。因此，本申请的权利要求1相比对比文件1、2以及本领域惯用技术手段的结合具有创造性。
四、问题及分析
众所周知，无论是2G还是3G、4G通信技术，总免不了基础步骤，例如包括：发送、接收、传输、配置等。虽然这些步骤的表述大都相似，可是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每种系统中的具体应用方式是存在根本区别的，可以说是大相径庭的。究其原因：
1.是专利文件需要概括的表述具体方案，从而造成语言的概括性容易模糊其所要保护的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之间的具体区别。
2.是不同的通信方式所依托的系统背景不同，本领域技术人员在撰写专利文件时是假设这些系统的不同已被审阅者所知悉，因而免去了大量繁琐的背景技术介绍，但是免去的这些背景知识恰恰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区别因素。
3.是具体的步骤或细节的不同涵盖在概括的步骤之中，容易使审阅者误以为仅仅是一些具体参数或细节的改变，不会造成整个系统的本质区别，而这些具体参数或细节的改变常常会被误认为是公知常识，或是容易想到的替换方式，或是不需要付出任何创造性劳动的简单组合等等。
关键词：篮球教学，改革，移动技术，分析
移动是篮球比赛中运动员为了改变身体的位置、方向、速度、高度等状态时所采用的各种脚步动作的统称。
移动是运动的基础。篮球比赛过程中，为了更多地把球投入球篮并阻止对方投中本方球篮，运动员必须不停地在长28米、宽15米的球场上进行徒手与持球两种状态的移动。因此，移动技术在篮球运动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篮球比赛中运动员为了摆脱接球，寻找投篮时机，进行抢断、封盖以及战术配合，都要通过对员不断的移动才能完成，因此移动是篮球各项技术的基础。
1 移动在传统和现代教学中的比较
1.1 移动在传统教学中的分类
在1988年和1995年出版的篮球教材中把移动技术分为“进攻移动”和“防守移动”
1.1.1 进攻移动技术分析
进攻移动主要有起动、变相跑、侧身跑、急停、转身、跳等技术所组成，是以人体的踝、膝、髋关节为轴，通过脚蹬碾的力量，腰腹力量、手臂摆动力量，带动躯干灵活的运动，来改变身体位置、方向和速度。如图 1-1
进攻移动技术分类
起 跑 跳 急 转 步
跳 停 身 法
放 变 变 侧 双 单 跨 跳 前 后 跨
松 向 速 身 脚 脚步 步 转 转 步
跑 跑 跑 跑 跳 跳急 急 身 身
停 停
图 1-1
1.1.2 防守移动技术分析
防守移动技术的动作结构主要包括踝、膝、髋、腰为轴的各种运动动作。防守移动技术由三个环节构成：准备姿势、控制身体重心、身体各部位协调配合。如图1-2
防守移动分类
滑步后撤步攻击步 碎步 绕步
前 后侧绕 绕
滑 滑滑前 后
步 步步步 步
图 1-2
2 进攻和防守移动技术的比较分析
综合篮球运动中防守的特点和以上两种防守技术的分类对比可以看出移动技术是篮球运动中各项技术的基础，篮球比赛是在不断的移动中寻找投篮的机会，攻守双方不断交替，所以移动在攻守转换的瞬间就会改变形式，进攻移动瞬间就要变成防守移动，且在进攻和防守的移动技术中两种技术结构和动作基础方面没有严格的界限，进攻移动中包含防守移动的技术，防守移动技术又是在进攻移动基础上形成的技术动作。如进攻移动中的跑、跳、转身以及跨步在进攻和防守移动中都有运用，而防守移动中的后撤步以及绕步在进攻移动中也在反复的应用， 所以不应在篮球教学中严格的区分出“进攻移动”和“防守移动”，而应该将两种技术归为一体进行教学。
3 现代教学中移动技术的分类
运用动作结构分析，移动包跑和滑动、旋转、跳等技术。跑和滑动又包含了各种直线、曲、折线的跑和各种滑步、急停；旋转即转身技术动作；跳包含了单、双脚的各种跳技术动作。
根据运动生物力学的基本原理，人体移动可分为平动、转动和复合运动。平动，即人体在运动时，它的各部分在同一时间沿同一方向，通过完全相同的距离的移动；转动，即人体绕空间某一直线作圆周运动或弧线运动。转动时身体的各部分在同一时间沿同一方向，通过同一角度；复合运动是平动与转动二者的结合，这种运动形式在篮球移动技术中是不多见的，但在移动技术动作与其客观存在技术动作的组合中是有的。
根据技术的特点，移动可分为：为了争夺地面的平动、转动和为了争夺与抢占空间的各种方向的跳动。硕士论文，移动技术。如图 1-3
移动技术
平动转动 跳动
跑 急停 滑动 撤跨步 转身 助跑原地
起 变 变 侧后 跨 跳 侧 后前 滑 侧前 后 前后 单 双 单 双
动 向 速 身退 步 步 滑 滑滑 跳 跨跨 撤 转转 脚 脚 脚 脚
跑 跑跑 跑 急急 步 步步 步 步步 步 身身 起 起 起 起
停 停跳 跳 跳 跳
图 1-3
4 “进攻移动”和“防守移动”技术与现代移动技术的比较分析
通过对进攻移动和防守移动技术以及现代移动技术的比较可以看出，前后两个阶段对移动技术的教学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在传统的教学中把移动看成了两个独立的部分各自进行教授，而篮球运动本身是一项综合性运动，各个技术相互穿插，移动技术是篮球各项技术的基础，且篮球技术中的移动本身也是一项综合性技术，所以不应将这项技术一分为二。
而现代教学中克服了这一观念上的误区，将篮球运动中移动看成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再细化和完善各项动作，这样就能将教学和实战有机的结合起来，更有利于技术的发挥。硕士论文，移动技术。硕士论文，移动技术。
5 结论和建议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移动技术在篮球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如何能有效的将教学和实战结合起来是在教学中必须探索的问题，而就单纯的移动技术而言，现代教学中对移动的分类更加合理，学生更易接受，也更加有利于在实战中的应用。硕士论文，移动技术。硕士论文，移动技术。所以，必须对传统的移动技术分类进行改革，使这项技术更加贴近实战，而现代教学中对移动技术的分类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值得在教学中广泛的应用。硕士论文，移动技术。
从进攻移动和防守移动的比较中可以看到这两项技术在本质上其实是贯通的，进攻移动技术中包含着好多防守移动的技术，而防守移动技术又是进攻移动技术的延伸，如果将移动技术拆分成这样去教学就会影响到整体技术的发挥，因此，在教学中应大力推进现代移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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