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在孔子的孝道思想 中，孝 道的根本是 子女伴 随着对父母 的感 恩心理，自然流露 的对 于父母的“爱敬之心”。这种“爱敬之心”是人群大众相 亲相爱和平共处的根源 ，孔子 因此视孝 为“德之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可 以说 ，孝是儒家文化的根。为 了维护这 一文 化之根 ，当父母有过 时，子女虽然应 当劝谏 ，但劝谏 的方式只能是“几谏”，当父子 亲情与国法发生冲突时，维护父子亲情重于维护国法。孔子孝道思想中有“以孝 治天下”与“泛孝主义”的倾向，但也应 当注意到在 孔子思想 中“孝”与“忠”与 日后“移孝作忠”之间的区别。
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它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精神的根源，若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了孝，那么也就不能称之为中国传统文化了。因而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称中国文化为“孝的文化”，梁漱溟先生在分析后亦认为，“说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 ’，自是没错 。”若不认识中国人的孝文化 ，那么便永远不能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为了已经绵延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继续传承下去，研究孝文化是十分必要的。
孔子的孝道观对于中国的孝文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中国孝文化必须首先研究孔子的孝道思想。研究孔子孝道思想最为可靠的材料只能是《论语》，虽然在其它一些书籍中亦多有“孔子日”、“子日”之类 的记载，但那多是后人冠以孔子的名头以表达他们自己的思想，即使其中有些确实是孔子的言语，但为慎重起见，我们也只能先采取“阙疑”的态度。下面即以《论语》为主要研究材料，同时参考其它书籍中的孔子言论，对孔子孝道思想进行探讨 。
一、 孝与“报亲恩”
孝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子女对父母 的感恩心理。中国诗人在很早以前 ，就对父母的养育之恩进行了热情的讴歌，“哀哀父母 ，生我劬劳……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 ，拊我畜我，长我育我 ，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吴天罔极 。”(《诗经 ·蓼莪》)“欲报之德，吴天罔极”，强烈体现了子女思报亲恩的感恩心理 。
孔子在《论语》中亦表达 了子女对于父母的感恩心理。孝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子女对于父母感恩情感 自然流露的思想 ，孔子在与其弟子讨论“三年之丧”的对话中这样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 ·阳货》)子女就算只念到幼时父母对 自己的养育之恩 ，也应该为父母守三年之丧 。
父母无微不至地疼爱 自己的子女 ，为子女无怨无悔地付出，子女自然从心里产生报答：母之恩的心理 ，对父母 自然怀有“爱敬之心”，向父母行孝尽孝 ，而子女这一点对父母的“爱敬之心”，则是儒家文化最为重视、培养的文化根源。
二、孝与“爱敬之心”
孝是子女的感恩心理的 自然流露。这种对于父母的“爱敬之心”是孝道的根本，而所有外在的孝道礼仪则都是使这种“爱敬之心”合理畅快地表达，因此孔子更为重视作为孝道根本的子女对父母的“爱敬之心”。孔子云： “今之孝者 ，是谓能养。至于犬 马，皆能有养。
无敬，何 以别乎?”(《论语 ·为政》) 子女如果心中没有对父母的爱敬之心，只是满足父母的物质生活需要，那样与养狗养马又有多大区别呢?《为政》篇又云：“子夏问孝。子 日：‘色难。有事 ，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 因为孝的根本是子女心中对于父母的“爱敬”如果没有了根本 ，子女无论怎么做，即使是天天让父母吃山珍海味，住广厦别墅，也不能称为孝。
子女与父母基于血缘亲情的相亲相爱，是人群大众相亲相爱的本源与始点，如果父母子女间都不相亲相爱，又怎么奢望人群大众能够相亲相爱呢?故《论语．学而》云：“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孝是仁的根源，也是仁的始发处。人人皆有敬爱父母之心，循此本心，顺 此本性，扩 而充之 ，由最亲以及于最疏，自然流出，绝不勉强 。故中国传统的社会与文化 ，建筑在孝 的伦理上，从人类 内发而 自然的爱敬为起点，而扩展出去。《孝经 ·开章明义》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确实一语道出了儒家文化及中国文化的根源与其特殊之处 。
三、孝与“无违”、“几谏”
“父为子纲”是儒家孝道伦理 自近代以来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而孔子的“无违”之教也会使人很容易认为“父为子纲”由孔子开其端。对于儒家文化有一定了解的人用孔子的“几谏”来说明孔子并没有主张“父为子纲”，“父为子纲”是 日后法家思想掺人，又由后世君王及一些儒者提倡形成的。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认真分析，看看孔子是否有这种思想，或者是否有会导出“父为子纲”的思想倾向。“无违”之 说 出现 于《论语 ·为政 》篇 ，其 文云 ： 孟懿子问孝。子 日：“无违。”樊迟御 。子告之日：“孟子 问孝，对日‘无违。”’樊迟 日：“何谓也?”子日：“生，事之以礼；死 ，葬之以礼 ，祭之 以礼。”
如果我们用“父为子纲”来解释这里孔子所说的“无违”，那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若是这样，孔子就没必要接着对“无违”作出“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的解释。孔子这里的“无违”指的应当是子女需要不违反礼的要求侍奉父母，却没有无论父母对错 ，子女都要无条件服从父母命令的意思。
如果父母有过时，子女应当如何做呢?孔子这么说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 ·里仁》)“几 ，微也。父母有过，当微纳善言以谏父母也。”即所谓“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也。-[23父母有过 时，子女应当向父母进谏 ，但是进谏的方式应该是和气悦色，以温柔的声音微微表露自己的意见，只要让父母觉察到 自己的观点即止。子女不能够认为自己有道理，就明白指出父母的不是 ，并要求父母应 当如何如何，这样做是不为孔子所允许的。
四、孝与“父子相隐”
孔子及 el后的孟子所代表的儒家正统将亲子之间的血缘亲情视为其文化的根源 ，无论怎样都不能破坏此根源 ，因为在他们看来，破坏了此根源，就没有了儒家文化的一切。在孔子的孝道思想中，当父子亲情与国法出现冲突时，孔子认为维护父子亲情是最重要的。《论语 ·子路》篇云： 叶公语孔子日：“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日：“吾党之 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认为“其父攘羊 ，而子证之”的做法是正 当的，而孔子则从维护血缘亲情的立场上，主张“父子相隐”。在上面提到的“几谏”上，孔子亦表现了同样倾向：如果子女屡次“几谏”，父母依 旧坚持己见，那么子女心中忧伤，也只能“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l3]了。因此站在国家立场上的韩非批评儒家说 ：
“楚之有直躬，其 父窈羊，而谒之吏。令尹日‘杀之 。’以为直 于君 而 曲于 父，报 而 罪之 。以是观之 ，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 ，对日：‘吾有老 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 ，夫父之孝子 ，君之背臣也。”(《韩非子 ·五蠹》) “君之 直臣，父 之暴子”、“父 之孝子，君 之背臣”，当亲情与国法冲突时，孔子趋向于取亲情而舍国法 。“父子相隐”顺应于人的自然情感，但其有时又会与国法相违背，这在日后一些 中国人的思想行为 中产生 了极大 的冲突，造成 了一些人 生悲剧“父子相隐”有人类 自然的心理基础，但孔子及其儒家过于重视亲情的倾向，在现代社会，若不加以限制、转化 ，是无法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
五、孝与“以孝治天下”
中国过去的皇帝大都称要“以孝治天下”。那么，“以孝治天下”及 日后无所不包的“泛孝主义”思想在孔子那里究竟如何?《论语 ·为政》云：或问孔子 日：“子 奚不为政?”子 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 孔子上面话的意思是说：在家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家庭治理井然有条理，这也是从政，为什么能说只有出外做官才能称为从事政事呢?孔子这里将治家与治国联系在一起，《大学》中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与孔子这里的言论是一致的。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家国同构，治理整个天下与治理一个小家庭是一样 的。家庭里的一切关系均能由“孝”引发米。以孝治家，以孝治天下 ，这在当时是很可能存在的历史现象。因此，可以说“以孝治天下”是孑l子孝道思想中内含 的倾向。《论语 ·为政》又云： 孟武伯问孝。子日：“父母唯其疾之忧。”
“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义为忧，而独以其疾为忧，乃可谓孝。”[4 生不生病并不能由子女 自身所能掌控，但子女可以不做不义之事。子女能够让父母 只担忧自己生病与否，并不会担忧 自己为不义之事，这样才能称为孝。子民做任何不义之事 ，都是不孝，都不道德，这确实可称得上是“以孝治天下”。《礼记 ·祭义篇》充分发挥了孔子这方面的思想，其文云 ：“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这即是人们所称的“泛孝主义”，从这 可以看出，“以孝治天下”、“泛孝主义”是孔子孝道思想中内含的倾向。
这里有一处需要提及的是 ，在孔子的思想中，“孝”与“忠”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按照古人的说法 ，亲子之间是“天合”，无论父母如何不是，他毕竟是子女的父母，这是子女不能否认 的，子女无论如何都不能弃他们而去；而君臣之间是“义合”，如果君王不按照君王的要求去做，为人臣的是可以离他而去的。“天下有道则 现，无 道则 隐。”(《论语 ·先进》) “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 ，不可则止。”(《论语·泰伯》)在孔子的思想 中，不止没有“父为子纲”、“君为臣纲”所包含的子对亲、臣对君绝对服从的思想，就是“孝”、“忠”两德目之间也有区别。因为 日后儒家的“移孝作忠”深为近代以来时人所诟病，故在此略为申述 。
最后我们对于以上关于孑l子孝道思想的探讨做一个总结 ：在孔子的孝道思想中，孝道的根本，是子女伴随着对父母的感恩心理，自然流露出的对于父母 的“爱敬之心”，这种“爱敬之心”是人群大众相亲相爱和平共处的根源，孔子因此视孝为“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可 以说，孝是儒家文化的根。为了维护这一文化之根，当父母有过时，子女虽然应当劝谏，但劝谏的方式只能是“几谏”，当父子亲情与国法发生冲突时，维护父子亲情重于维护国法。孔子孝道思想中内含有“以孝治天下”与“泛孝主义”的倾向，但也应 当注意到，在孔子 思想中，“孝”与“忠”与 日后“移孝作忠”之间的区别。
从对孔子孝道思想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孝反应了人类 自然的心理情感现象 ，对于培养人的爱心，促进人与人相亲相爱及和平共处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孔予孝思想 中含有的观念，如果不加 以适当限制，给予适 当转化 ，是无法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关 键 词：中华文化 永续不断 孝道 大因缘
作者简介：骆为荣，宜宾学院唐君毅研究所、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唐君毅先生在1958年同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先生共同署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宣言强调：“中国文化问题，有其世界的重要性。我们姑不论中国为数千年文化历史，迄今未断绝之世界上之极少的国家之一，及十八世纪以前的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称美，与中国文化对于人类文化已有的贡献。但无论如何，中国现有的近于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摆在眼前。……中国问题早已化为世界的问题。……而此问题之解决，实系于我们对中国文化之过去现在与将来有真实的认识”。
中国，是数千年来文化历史未中断的，世界上极少的国家之一。悠悠中华文化，是世界上独特而灿烂的文化，在中国五千年文明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世界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文化，“亘古亘今”，一以贯之，连绵不断，始终在传承和发展，既不同于早已中断的古埃及、古波斯及小亚细亚文明，又因凸显“重德求善”之特征，而与“重智求真”的希腊文化和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形成鲜明对照，实为“世界奇观”。
中华文化能延续五千多年，仍生机勃勃的大因缘即最直接的原因和原动力，当属“孝道”。“孝道”是中华文化数千年，没有中断而永续发展之源头活水。
一、“孝道”，事之本
“敬祖”与“尊天”，在中华文化体系中，是显具本根性的理念。故流传之中华典籍有言：“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1]，“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2]，“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生祖，恶出？”[3]。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观念，就是尊天敬祖，所敬的祖，既是人，又是神（父配天，母配地）；所尊的天，既是神，又是祖。
由“敬祖”观念推出的一个重要伦理范畴，是“孝”。“孝”字，由老字头与孩子的子组成。老头在上，孩子在下，上下相连，表血缘的延续承继关系，礼之以序，不可颠倒，也不能断失，不然则不为“孝”。“孝亲敬祖”、“善事父母”，即是“孝道”。“孝道”，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起，就崇尚孝行；春秋以下，成为家庭伦理与社会道德生活之核心，人伦道德的基础，一切道德的根本，被奉为修身、处世、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宝。故孙中山先生说：“孝是无所不适的道德”，历代有“百行孝为先”、“百善孝为尊”之说。
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与基础在儒学。儒学始祖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儒学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根本也在孝。因儒家仁的思想，是从爱亲即孝悌引申出来的。儒家经典《论语》中就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新儒学第二代宗师唐君毅先生在其《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书中说：“对父母之自然之孝，亦为我与一切生命相感通之开始点。或对一切人尽责任之开始点，一切仁心之流行之泉源与根本”。
中华文化属“重德求善”的文化类型，道德论压倒知识论。在中华文化系统中，人伦几乎渗透各子系统，各学科门类多以其为出发点和归结点。如国体和政体的理念，就是从伦理中引申出来的，即由“亲亲”导向“尊尊”，由“孝亲敬祖”导向“忠君爱国”，忠孝一体，进而形成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以孝治天下”。历史上诸王朝“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现在中国内地一些地方党政将“孝敬长辈”列为考核提拔干部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同。
“孝道”，在中华历史文化中，处处凸显其本根性，“孝亲，事之本也”[4]。“本立而道生”[5]，中华文化因之而永续不断。
二、“孝道”与“报恩”精神
孝的意义在报恩，因感激孕育生命,“生吾之生”， 敬重、珍惜、关爱生命,而孝敬父母，回报父母养育之恩，“报本返始”，并推己及人，转恩兼爱，充量扩大。敬孝爱家兼及爱国尽忠，协和天下万邦，达天地万物，至“天人合一”之境即和谐的最高境界。如《孝经》所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孟子所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王阳明所谓：“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这就是人从感激“生吾之生”的恩情，报恩所推演出来的宇宙万物和谐共存的“大家庭”中启示出来的“生态伦理”。 中华民族深谙此道，古圣先帝尧，就能由“亲亲”、家庭始，由近而远地团结天下人，达万邦和谐。古典《尚书》就此赞尧曰：“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眭，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即是和谐)万邦”。今日我们应更好地传承和传播此和谐之道，为“地球村”提供更多的精神营养。
人生在世，无论是谁，一生直接间接受恩于他者，实无量无限。中国人对此特别看重，饮水思源，知恩图报，于父母、家庭、社会、国家，多存报恩之心，践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和“立身达人”。人生降世，赤条条而来，空无所有，一切所有，初皆父母、他人、社会与自然界的“施与”，而知恩感恩报恩，此为人的本性，可能泯没，而毕竟不能断绝。“知恩图报”，仍然是当今的一种普世伦理。
报恩之事，初在报其所直接感受他人对其之恩德，故报父母之恩必为报恩之始点，尽孝以感激和回报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依中国文化传统之说，人养子是为承宗祀，以尽孝，此为报父母恩之一方式。另外继志述事，子承父志，“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6]，亦是报父母恩之事。二者，都是大孝。做到二者，同时亦能实现民族文化历史之悠久。
报恩之义，联系过去与现在，个人、家庭、社会与国家，产生极大的民族凝聚力，有助于中华文明之稳定、承继与发展，也有利于“重德求善”民族精神的提升和民族文化的保存与延续。唐君毅先生曾专门撰文《说中国人文中之报恩精神》，文中说：“报恩之道，则又不必只是我之还报于对我有恩者，而恒是我之转施恩德于此外此后人之‘转恩’，如以教养子女报父母对我之恩，以教学生报师恩。此即足以成就人之先后代之生活之相续，以及文化历史之相续，亦即人生一切继往开来、承先启后之事业之本。若无此报恩精神贯注，则人之先后代之生活，只有互相隔载，而无相续，一切继往开来、承先启后之事业，皆不能真实成就”。又说：“凡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之事，皆是报恩”。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和世界友人，以人为本，倍加珍惜、关爱生命，对灾区伸出无私博爱的救援之手，施恩于灾区人民，大爱无疆。灾区人民视为再生父母，感恩报恩，团结抗震，真情回报，如浴火凤凰再生，创下人间奇迹。这是爱的力量，而“爱是感恩的集合”。这也充分说明，始于“孝道”的感恩报恩精神，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虽遭天灾人祸而仍能延续不灭、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
三、“孝道”与求“久”思想
国外有学者说，中国人以孝行天下，长期奉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7]，重多子多孙，因此历代虽迭遭天灾人祸，但是生殖繁多，人口旋即恢复，民族文化遂不断灭。此说，讲了历史事实和中华文化不断灭之直接原因在于“孝道”，有一定道理,但尚未深入讲到中国学术思想中原有的种种自觉的人生观念，以使中华文化生命长久的求“久”之思想。
求“久”的思想，在中国极早的年代中已经提出，在周代的延续其宗祀求“江山”稳固长久中得以彰显，而“久”之哲学观念的正式提出，则在经典之《易经》、《中庸》中，所谓“可大可久”及“悠久成物”之观念。《老子》中，尤重“天长地久”之观念。由唐君毅先生执笔、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先生署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指出：“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历史久而又自觉其久，并原于中国人之自觉的求其久，而后久的文化”，“中国整个民族文化之所以能久，则由于中国人之各种求久的思想。这些思想，由古代的史官之记载与训诫，后来历史家所叙述的历代成败兴亡之故及哲学家指出久与不久之原理，而散布至中国之全民族，其内容是非常复杂丰富的”。
敬祖行孝，为存宗祀而生子孙，求生命之传承不绝；为承续祖宗遗志而立身行道，求文化之保存与延续，皆是重视生命的价值，求民族文化长久的求“久”思想。这既是中华民族文化之生命能绵延长久而不坠的真谛所在，也是敬祖行孝显示的中华民族“上通千古，下通万世”的心量和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精神理想。
四、“孝道”与“重史”意识
“孝道”，倡行“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8]。由此“追孝于前”的意识，必然滋生出尊重祖宗之训、尊重传统学术文化之历史意识，即重传统、重历史之“重史”意识。
孔子“三年不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9]之说，今人多不以为然，若连着孔子“信而好古”和“追迹三代”之说来看，孔子此说在强调承继父母祖宗的生命精神和孝道维系传统的特殊含义。不轻易改变前辈的立身做人行事之规就是“孝”，揭示孝之精神在于强化历史的线性延续。孔子“好古”而走向“重史”，而求知于历史。孔子“追迹三代”，乃为保卫华夏文化之传统，续亡继绝，上承夏商周之文化，承前启后，功德无量。
尊重祖宗之训，当然即是尊重历史的“古训”，是“重史”意识之表征，也是把历史视作现实的借镜，以史为鉴，使上下、前后、古今相通，文脉相连，历史传统文化固不断裂。同时此种意识，亦为民族凝聚之力量，使后辈更易了解和接受前辈之文化精神，消除“代沟”，进而促进民族融合。
“重史”，“古之帝王皆设史官”，故昔日中国史官特别发达。历代史官多历史意识强，重史实，重历史文化之传承，重保存有价值之文化，以史为鉴，资政育人，勇于秉笔直书，太史公司马迁即为典范,千古流芳。此亦为保存和延续中华文化，促进民族凝聚出了大力，功不可没。
由“孝道”推演出来的尊重历史文化传统“重史”之意识，是中国传统意识的基本特征之一，中华文化因此而有别于西方文化。敬祖、尊天，尚人文、重史乘，构成中华文化精神之主动脉。2009年是大儒先哲唐君毅、牟宗三先生百年冥寿之期，海内外对唐、牟二先生的各种凭吊、纪念活动，特别是香港中文大学为唐先生塑立铜像、召开纪念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举办纪念展等，即是此精神之表现，值得倡行。“振兴中华”是今日中国人共同的心声，我们尤应发扬由孝而衍生之尊师尚贤兴教的传统文化精神，团结一心，继往开来。
孝是“对一切人尽责任之开始点，一切仁心流行之泉源与根本”。孔子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历代讲“百行孝为先”，中国汉代就讲“以孝治天下”。当今社会，孝道仍具普世价值。尊重历史文化传统，把倡行已久的“孝道”，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再认识、再实践，正本清源，与时进退，“有益于人道人心”，关系家庭的和睦与幸福、民族的统一与兴衰、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社会的进步与和谐，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从我做起”，努力“立身行道”，让中华民族“孝道”这一优良文化传统美德发扬光大，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注释：
[1]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2] 《礼记·郊特牲》。
[3] 《荀子·礼论》。
[4][7] 《孟子·离娄上》。
[5][9] 《论语·学而》。
[6] 《孝经》。
[8] 《礼记·坊记》。
参考文献：
[1]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前世界补编（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关键词：儒家：孝道
“孝道”是孔子及儒家的重要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正是由于“孝道”的影响，华夏民族才形成了尊老爱幼、抚幼养老的优良品德。中国古代的宗法家族社会，人际关系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亲情关系以及等级制度上。恰巧，儒家“以孝治天下”的“亲亲”“尊尊”将亲情、等级巧妙融合，被历代统治者采纳，“孝道”传承至今依然指导当代人的生活，可见“孝道”无论对古代社会还是现代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一、儒家孝道的发展
1.儒家孝道起源于孔子
孔子生在春秋时期，礼坏乐崩，传统宗教瓦解。孔子提出“仁者爱人”思想，即爱亲（父母）、爱人（其他人）、爱物。重建人们的信仰。子日：“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孔子认为父母的年纪做孩子的不能不知道，知道父母高寿感到高兴，同时害怕父母日渐衰老。孝亲之道从小事做起，发自内心。孔子的孝道归其根本是：一、不要违背礼仪；二、一定要尊敬父母；三、态度要好，脸色温和；四、子女保持身体健康不让父母惦记。
2.儒家孝道发展于孟子
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他对孝道的行为规范做了更细致的说明。例如：孟子认为世人尊敬父母必须发自内心，“孝子之至，莫过于尊亲”――《孟子.离娄下》；孝顺也表现在为家族传宗接代“不小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下》。同时孟子将孝道上升到社会层面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3.儒家孝道践行于曾参
曾子是儒家孝道的忠实实践者。曾子日：“忠者，其孝自之本与。“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大戴礼记・曾子立孝》人为什么要孝敬父母，一方面是发自内心的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另一方面是希望晚年的时候自己的子女向自己照顾父母一样照顾自己。
4.儒家孝道对古代社会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孝治天下”。孝道的核心是：善事其父母。在宗族制度下引申为“以孝治天下”。我国古代社会是家天下适合“尊尊”“亲亲”的儒家孝道思想发展，天子是天下子民的父母，从某种程度上孝治天下减少了社会很多矛盾，并且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利器。
二、儒家孝道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儒家孝道思想深深植入华夏儿女心中，只要有家庭就会有孝道。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重，社会矛盾凸显，养老问题的解决事在必行。孝道的发扬传承是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解决办法，孝道对当代社会具有深远意义。其一，其有助于家庭的稳定；其二，有助于子女培养；最后，有助于社会秩序稳定。儒家孝道满足人们对精神的信仰，其围绕：发自内心、回报父母、尊敬父母，以礼相待。正是千百年文化传承下来的精髓，大到适用于当今社会小到每个家庭。
三、弘扬孝道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孝道是我国的传统优秀美德，弘扬孝道精神是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们精神追求的的现实途径。孝道精神早已经不单单是个人情感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同志指出，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首先，传承孝道精神要通过学校的正确的教育引导、媒体正确的舆论宣传、社会孝文化熏陶，形成孝道风尚。孝道精神践行于每个家庭，蔓延于整个社会。将会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伟大梦想。
其次，完善相关立法，让法律为孝道保驾护航。老龄化加剧养老成为社会问题，但是由于发展经济对外来文化过度吸收国人一度丢失了孝顺的的良好品德，为了是社会长治久安国家积极颁布法律为孝道撑起一片天。
最后，作为公民我们应从自身做起，将孝道发扬传承下去，支持国家立法。让我们的社会早日变成：“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参考文献：
[1]期刊论文：张践，[J]，2000年，第3期.
[2]期刊论文：金小燕，[J]，文化建设研究，2014年，第76-82页.
关键词：和谐社会；现代孝文化；建设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问题的凸显，使得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社会需求日益强烈。在当今社会，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规范，重新重视和加强现代社会“孝文化”建设，重塑现代“孝”道规范，是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的必要手段之一。重构“现代孝文化”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自上而下全面实施“现代孝文化”建设
构建“现代孝文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必须有社区、学校、家庭和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必须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完善的制度保障。从程序上讲，应该是在党的带领下，自上而下地进行深入持久的文化创建、理论建构、文化传播和道德教化，同时建立有效的道德评价和自觉的道德践行约束机制。党和政府在“现代孝文化”的建设中处于领导地位，是领航员和指向标，关键是把握方向，引导社会舆论，利用方针政策倡导社会主义孝道，以法律法规约束不孝观念，惩处不孝行为，以强大的舆论引导人们自觉行孝。党和政府、社会研究机构还要加强研究工作，依据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的实际需要，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框架下，谋划“现代孝文化”建设的新途径、新方法，解决遇到的新问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伟大事业的顺利进行。
二、以正面引导为主，加强“现代孝文化”的宣传教育
在社会各个层面进行全方位的宣传教育，大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占领舆论宣传的高地，发挥正向导引作用，是进行现代孝文化建设的良好方法。
家庭孝道教育是首要的也是最关键的环节。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每一个孩子接受启蒙教育的学堂，所以家庭是现代孝道教育的主阵地。在家庭进行最根本的孝悌教育，为将来走入社会为人处世打下基础，这是由具体到抽象、有小德到大德，循序渐进的重要德育原则。家长(包括父辈、祖辈中相关的成年亲属)是孩子的最早的老师，要通过言传身教，围绕基本礼仪、孝敬父母、敬老爱幼、睦邻友好、助贫济困、礼让宽容等方面对孩子进行有效的孝启蒙。家庭孝道教育搞好之后，还要加强向社会的推广，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目的，那么全社会的“现代孝文化”建设也就顺利多了。
第二是把孝列为学生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青年学生是社会“现代孝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学校是年轻人接受孝道教育的重要场所。所以在学生道德教育过程中，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倡导孝道，宣传孝文化，把孝文化教育作为重点内容。教材中应增加孝道的内容，挑选传统文化中富有教育意义的有关孝道的经典故事和案例，充实学校德育的内容。丰富多彩的活动，灵活多样的形式是提高孝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学校要针对青少年的心理，认真研究青少年孝道观的现状，并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孝道教育，追求实效，切忌空泛。
第三是各级行政部门和广大的社区组织要积极开展孝道教育宣传。舆论对于人的道德观念的形成至关重要，要利用舆论的力量，把孝道观念根植于人的内心深处。要把现代孝道教育纳入公民道德建设范围，采取措施在全国上下营造提倡孝道、践行孝道的良好社会舆论氛围。广大的基层社区组织有贴近群众的优势，应在孝道教育宣传中担负起重要职责。政府要有意识地大力表彰和宣扬孝文化建设中优秀分子和先进集体，大张旗鼓的表扬奖励，开展“孝道模范”“尊老爱幼典型”等评比活动，营造孝文化氛围。
三、把“现代孝文化”列为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社区文化建设是提高国民素质，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举措，对和谐社会建设起到积极作用。社区文化建设中应把“现代孝文化”建设作为重要内容。要以多样的形式向居民传授文化、科普、法律知识等，社区可以通过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了人际间的交流和互助，融洽家庭、邻里关系，提高居民思想道德水准和文明程度。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阵地和载体，把培育现代社区文化与建设“现代孝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用社会主义孝道来协调社区居民的家庭关系、邻里关系、人际关系，引导社区成员逐渐形成“尊老崇孝”的伦理价值观，养成行孝的行为习惯，使“现代孝文化”扎根基层。
四、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手段促进“现代孝文化”建设
现代的社会是信息社会，网络是最先进的传播手段，网络已经把地球连接成一个整体。青年人是最大的网络用户群，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网络文化作为现代文明的结晶，正以强大的触角，伸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网络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先进性，它打破了文化垄断，拓展人际交往，发展人的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们要努力使“现代孝文化”在网络上占有一席之地，通过建设孝文化网站，开发孝文化论坛，发展网络孝文化，使广大网民受到孝的熏陶和教育。加强网络道德教育，在网络道德和法制教育中融入“现代孝文化”教育。另一方面，在与网络文化携手发展的过程中，还必须大力抵制批判封建愚昧的孝文化，努力提倡积极、健康的孝文化。
五、完善监督约束体质，保证“现代孝文化”建设取得实效
教育不是万能的，教育也不可能完全实现“现代孝文化”的建设目标。要保证“现代孝文化”建设取得实效，离不开完善的制度和体制保障。在“现代孝文化”的建设中，要大力加强制度建设，依靠法律来解决扶养、赡养纠纷，处理违法的不孝行为，把孝道行为纳入法制约束轨道，用强制手段来约束和惩戒不孝行为。同时，广泛发挥舆论力量，各级政府行政部门要积极引导群众口碑，建立嘉许孝行为和谴责不孝行为的评价机制。大众媒体也应大力宣扬赞美孝行为，针砭不孝行为，宣传社会主义孝文化，在全社会形成对不孝行为人人喊打的良好舆论氛围。法律强制力和舆论谴责相辅相成，共同保障“现代孝文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 王涤，关于中国现代新孝道文化特点及其功能作用的探析[J]人口研究，2004，(3)
毕婧（1988-），女，辽宁大连长海人，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1级伦理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伦理。
摘要：孝文化在中国历史、传统社会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孝的文化。汉代则继承并变异了先秦儒家丰富的孝道思想，逐步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孝道理论，即“孝治天下”。也就是说，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孝的朝代之一，他以“孝”作为自己治国安民的主要理论基础。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在“汉以孝治天下”的思想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前进的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着或多或少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孝治文化；孝道；汉朝孝文化；影响
一、“汉以孝治天下”的特点
“汉以孝治天下”即指汉代以孝道思想为治国的纲领，使原本只是基本道德观念的“孝”的思想渗透到汉代社会政治生活各个方面，汉代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统治地位。作为政治纲领的汉代孝道理论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汉代孝道观点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如果说先秦儒家的孝道观点还停留在意识范畴阶段，那么汉代的孝道观点在经过了规范化和层次化后使之成为理论形态。
“孝”被明确的划分到“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总纲目中。汉代大儒董仲舒明确并系统的论证了“三纲”学说，确定了父尊子卑，君尊臣卑，夫尊妇卑的地位。还把孝行区分为三级，“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又分为：“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在西汉著名典章制度书籍《礼记》中，为了倡导社会遵守孝道，针对先秦孝道缺乏规范的行孝规定，对人们在各种场合行孝做出了具体的行为规定。如在物质生活方面应遵循赡养之礼，“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妇佐之。在精神生活方面应遵循恭敬之礼，父母“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出必告，反必面”，以免父母担忧。即使父母有过，对父母进谏，也要“下气怡色，柔声以谏”等。而汉代孝道教育通用教材的《孝经》中后阐述了各种人以孝治身、治家、治官、治国、顺天下的道理。》第一次把孝道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提了出来，专门探讨孝道和以孝治国的种种思想，开始对孝道进行更为全面的总结。孝道被理论化、系统化，逐渐上升到百德之首、百善之先的地位。
第二，汉代孝道的政治化、实践化。中国封建社会把政治的得失成败系于君主的个人品质至上，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是以修身为本。因此，以孝治天下，则要求汉最高统治者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
“汉以孝治天下”，孝的精神亦渗透在其统治政策中。提倡孝道，褒奖孝悌，是汉以孝治天下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据《汉书》与《后汉书》帝王纪中记载，自西汉惠帝至东汉顺帝，全国性对孝悌褒奖、赐爵达32次。对于著名的孝子，皇帝更加重视，把其作为弘扬孝道的榜样，宣传孝道的工具，精心扶持。不仅如此，还用社会教化与学校教育的软手段来提倡孝道。
第三，汉代孝道的神学性。汉代孝道的神学化，董仲舒可以说是开创者，他以阴阳五行学说的神秘观念和牵强附会的神话臆说来渲染孝的观点。董仲舒用五行理论对《孝经》中的“孝”是“天之经、地之义”的理论加以阐发认为将父子相承的家庭关系纳入五行相生的神秘构架，将父子之序的血缘直系比你天赐系列，将父子相依喻为五行授受，归结为父为子纲，乃天道之常，父子尊卑犹如天地之别。他把孝子的孝行看成五行相生、相受的固定格式，以神学世界观说明孝是先天的客观道德观念。董仲舒用阴阳理论附会演变出他最有名的“三纲”说，即用作规范君臣、父子、夫妻之间尊卑秩序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西汉中后期，政局更加动荡，社会秩序混乱，诚纬迷信在这种政治局势下得到很快发展。诚纬迷信思想对孝的观念进一步神秘化和迷信化，实际上掩盖了孝的阶级内容，起到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作用。
东汉，章帝时编订而成的《白虎通义》，包含了大量的孝道理论.此书继承和发挥了董仲舒的孝道观点，使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得到了进一步的神秘主义论证，并使之更加教条化。随着《白虎通义》对儒学经义与庸俗迷信结合予以法定地位，自此之后，对孝的观念阐发更加神秘。
二、“汉以孝治天下”的措施
为了将“孝治”推行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汉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方针。
第一，教育方面。首先，汉代孝道成为汉代教育的重要内容，《孝经》更是统治者的必读之书，是教授培养太子的重要内容。其次，孝的思想亦是学校讲授的重要内容，是学生的必需课。孝的教育的社会化是汉代统治者贯彻其孝治天下方针的重要方面。最后，汉代孝的教育范围极广。汉代进行孝的教育是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重要部分，依赖教育手段，使孝的观念渗透到人们的精神生活中。
第二，福利方面实行养老政策，并高度尊重和重视老年人首先，朝廷建立了官员致仕制度，给退休老臣以一定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其次，通过制定法令来礼遇老人，尊老养老，如赐几杖、甚至宽免犯罪老人等来照顾老人，保护老年人的权益再次，朝廷赏赐物质，关心老人生活或赐给老人一定的尊荣，即赐爵，表示对他们的特别尊重和优待。
第三，奖励方面尊赐、褒奖孝悌者，树立孝道榜样。。汉代统治者为使人人能“孝梯”，采取了一些优惠政策以褒奖孝者，这是汉代实行孝治最常用的措施之一。其中包括免除他们的徭赋；赏赐孝子顺孙；扶植、宣传孝子顺孙等。
三、“汉以孝治天下”对后世的影响
因为汉是第一个将“孝”作为治国方针的朝代，而这种孝道理论，符合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层的利益，所以对汉以后的朝代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汉代以后的封建统治者都通过宣扬孝道，实行孝治，重建君臣父子的人伦统治秩序，以维护其政权统治。甚至也给当代社会带来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孝在传统社会中，被看作是文化之源，社会之基，那么孝文化在对现代社会也有着相当深厚的影响。中国孝道中包含着仁、义、礼、和等中国传统价值导向。在国家方面，对建设当代社会文明，发扬爱国主义，增强民族凝聚力，振兴中华均有积极意义。在家庭里能敬亲、爱亲，自觉赡养父母，促进家庭的和谐。在社会中能够有尊老精神，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当然孝道文化或多或少的也会阻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孝道里的神学虚化的部分暂且不提，自从汉代以来“孝”就越来越强调子女对父辈的服从，且有越来越盲目的趋势。在当今社会，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这样的盲目的服从也不在少数，就个人的发展的话，由于父辈对子女的支配造成另一结果就是子女对父母的过分依赖，影响了年轻人个性发展和创造性的发挥，不利于独立人格的形成，因而使社会发展失去大部分的主体动力。当然，孝文化作为中国的文化遗产，自然会有两面性，我们需要做的是取其精华，取其糟粕，使孝道文化成为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一大动力。（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
[2]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3]宁业高等，《中国孝文化漫谈》，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4]肖群忠，中国孝文化研究，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
[5]万本根等，《中国孝道文化》，巴蜀书社，2001年版
[6]季乃礼，《论汉初的“孝治”》，《学术月刊》，2000年9期
关键词：孝 孝文化 特征
一、孝及其起源
（一）孝
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毋庸置疑，《孝经》中所阐述的孝是天经地义之事，由此可见，孝的地位至高。另外，孝也是“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梁漱溟、钱穆、谢幼伟等一些学者对于孝及孝文化的研究之深，并且认为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孝的文化，甚至连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认为：“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经’”[1]。另外，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集道德观、人性观、社会观、发展观于一体的首要观念。孝包含了儒家伦理的亲、尊、长的基本精神，并且其内在反映出来的道德内容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发展均具有特殊意义。
（二）孝的起源
任何思想的起源一定与当时社会发展状况紧密相连。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2]”恩格斯也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3]”所以，探寻“孝”的起源，一定要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相联系，“孝”的真正起源，可以追溯到久远的过去。多数学者认为，孝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氏族公社末期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时代，而其被充实或正式形成孝文化则是在夏商周奴隶制社会[4]。笔者较为认同一种说法，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是孝道形成的直接原因。因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也是通过实践来实现和向前推移的。孝道，作为中华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的基础内容，它的形成与完善也是同人类的需要息息相关的。
二、孝文化及其特征
（一）孝文化
肖群忠先生在《孝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这样界定孝文化概念，孝文化是指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孝意识、孝行为的内容及方式，及其历史性过程，政治性归结和广泛的社会性衍伸的综合，作为一种道德意识，宗教、哲学的形上价值理想，它们仍然属于狭义的精神文化或道德文化范畴，但其历史性过程，政治性归结，社会性延伸则已属于文化的范畴了[5]。在这一层面上对于孝文化进行界定，可以看出孝文化的一些特征以及孝文化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演变。
（二）孝文化的特征
“家国同构”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社会框架，在这一背景下，孝文化经历数千年的沉淀与演进，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传统文化。就其特征而言，主要体现为：第一，血缘性。“孝”是一种基于自然性的血缘关系的原初情感。《礼记・祭义》云：“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有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不敢弗尽也。[6]”这些经典中所流露出的不仅是生命的根源意识，更在辩证中展示出人类超越于动物的情感所在，这也正是“孝”观念的发生学意义所在。第二，伦理性。孝，属于家庭伦理道德中的重要内容，涉及的主要是父与子、长与幼之间的关系，后来衍生为君臣等级关系。《孝经・开宗明义》已经阐述了“忠孝合一”的观点，在伦理这一特征上，孝的延伸已经超越了家庭关系，上升到社会关系中。于是，经过时间的推移，慢慢发展出“愚孝”、“愚忠”等问题。第三：义务性[7]。作为传统孝文化的经典，《孝经》通篇所讲的都是孝的义务，从天子到诸侯遍及庶民，每一个等级中存在不同的行孝义务。甚至于最高的天子，也要履行“孝子”之义务，在孝的范围内，任何人都是义务的主体，而非接受的客体。几千年来，孝文化经过历朝历代的传承，不仅没有失去光彩，其积极作用反而愈加明显，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孝文化的义务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可以说，孝的义务性不仅在于规定了某一个家族内部的伦理道德规范，同样，这一特征逐渐成为社会个领域内的道德规定。第四，教育性。孝文化之所以能在传统文化的宝库中经久不息，并历练为经典文化，这与其教育性是分不开的。孝的教育，使孝道观念在社会范围内得到弘扬和推广，孝的精神深入人心，成为大众普遍认可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上至父母双亲，下至子女孩童，孝的教育不仅起到了因教及德的作用，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孝文化也是一种在实践中发展的文化。在当代中国，重读“弟子规”、“谁是最美孝心少年”、“孝子评选”等活动的兴起，同样印证着孝文化的这一特征――教育性。
不同的文化传统使得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各有不同，同样，对于文化特征的把握亦有区别。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在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一过程中，更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特别是“孝”文化。正确理解和清楚分析孝文化的特征，对于理顺孝文化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作用。“孝”应当成为当代社会每一个人心中最普通、最受用、最具教育意义的意识。使其在规范大众思想、解决家庭矛盾，乃至处理局部社会问题中发挥起积极作用。
注释：
[1]（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M].三联书店，1956：165.引自：肖群忠.弘扬孝文化，共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序）[M]. 转引自：肖波.中国孝文化概论[M].人民出版社，2012-07.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58：143.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人民出版社，1960：125.
[4]杨振华.“孝”的历史流变及其现代德育价值研究[D].武汉大学法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05.
[5]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M].人民出版社，2001-07：3.
[6][7]肖波.中国孝文化概论[M].人民出版社，2012-07：26，30.
参考文献：
[1]孝经[M].
【关键词】孝德；传统文化；道德
说起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孝文化不能不提；而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拥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中国，孝文化始终在其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对孝文化的重视，正构成了中国有别于其他各国的特色之一。
一、孝德文化的内涵
（一）“孝”是家庭伦理道德
在孔子时代之前，孝即“追孝”，其意是指孝的对象为已逝先祖，并非健在的双亲，同时孝也主要体现在对祖先的祭祀中，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而至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战国之交，孝的祭祀本意开始削弱，人的主体性进一步突出，单系亲族组织的家庭结构趋于定型，而这种亲族组织，又以父系血缘为构建的纽带。因而，孔子其实更为重视孝的现实人伦道德意义，重视孝作为家庭伦理道德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以此为基础，孔子最终确定了“善事父母”这一纯粹的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孝。
（二）“孝”是心理情感的培养和展现
子女对父母之孝，必先发自肺腑，真心实意，要从心底去尊重父母。若只是单纯满足父母的物质需要，这并非真正的孝。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指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便是说，如果子女对父母的孝，缺失了敬意，而只是单纯的“赡养”，这与饲养动物又有什么区别？孔子进一步要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父母的年岁，为人子女必须要知晓，一面是欢喜，一面是忧惧。所欢喜的，是因父母平安又度过了一年，所忧惧的，则是因年岁增加致使衰老，接近死亡。这种细腻的情感反应，便是子女对父母真心实意关心的真实写照，而只有这种建立在对父母真正的关心和尊重上的孝，才是孔子所认同的“孝”。
（三）“孝”是善待自己，设身处地为双亲考虑
子女一言一行总是牵动着父母最敏感的神经，因而，为人子女应该善待自己，不让父母为自己劳神费力。孔子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论语・为政》记载：“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无违，即是不要违背。当然，孔子所说的顺从，并非毫无原则一味的顺从，从这个角度上看，孔子又提出了“事父母几谏”的准则，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所以总体而论，孔子在这里提出的孝，还是一种建立在顺从基础上的孝。
二、当下中国孝文化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长辈的关爱演变成对孙辈的溺爱，形成一种扭曲的亲子关系
过去，孝道中强调的是晚辈对长辈的关心和照顾，晚辈对长辈要绝对的尊敬，要长幼有序。而当下，孩子成为了整个家庭的中心，孩子的需求便是整个家庭的需求，家庭中最细微的举动似乎都是为了满足孩子的需要，对祖辈的关爱则忽略了。作为家中最年长的祖辈，他们操劳了一生，辛苦了一生，年轻的时候，他们眼里心里都是自己孩子的一切，为了孩子受苦受累，任劳任怨。晚年之际，当孩子的臂膀终于足够强健，当孩子们终于成家立业，他们，却又开始忙于照顾孩子们的下一代。对孩子的重视和对祖辈的忽视，形成了当下中国孝文化中一个明显的问题。
（二）晚辈对长辈的“掠夺”日益严重，长辈生存压力加大
长辈的压力主要来源于子女成家的问题。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青年一代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压力，这种压力归根结底便是“成家”的压力。成家，意味着要有稳定的能够养家糊口的工作，要赚足够的钱买车买房。沉重的压力落在了青年一代的身上，同时也落在了父辈们身上。当子女面临婚姻问题时，父辈们往往不遗余力为孩子的婚姻添砖加瓦，拿出自己一生的积蓄给孩子买车买房，父母将自己一辈子的心血都浇灌在了自己的孩子身上。父母永远无法对孩子的困境袖手旁观，于是落在父辈们身上的压力也越来越重。
（三）道德感的缺失，导致“养儿不防老”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有了后代，便意味着年纪大了的时候有了依靠。但如今，一些年轻人热衷追求自我生活，嫌弃苍老的父母所带来的麻烦。于是，他们选择对父母“敬而远之”，刻意逃脱自己身为人子的责任，父母的衣食住行，他们一概不管不问，父母的情感需求，他们只管充耳不闻。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已经丧失了为了子女的基本责任。
三、当代中国孝文化的重新构建
孝文化的重新构建，对维护家庭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对我国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着不可小觑的重要意义。
（一）批判性地继承传统孝德观，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型孝德观
中国传统的孝德观在中国的社会历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很多精髓之处，放到千年之后的今天，也仍然具有借鉴的意义。如儒家所提倡的侍奉父母必须要诚心诚意，要真心实意的关心父母，对待父母要尊重，要敬爱，这些都是非常经典、放在当代也同样很适用的一些理论。对待这些经典理论，我们应积极吸收，使其成为当代孝德观的组成部分。而同时，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有积极吸收传统孝德观中的经典，大胆舍弃其中过时的理念，才能更好地构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型孝德观。
（二）积极弘扬新型孝德观，营造良好的孝文化氛围
良好的孝文化氛围，有助于人们形成良好的孝德观念。而孝文化氛围的营造，则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作为父母，应该从小便向孩子灌输尊老敬老等观念，让孩子从小对孝德有所感悟；同时学校也应加强对孝文化的教育，让孩子能更好地理解何为孝，为何孝；最后，社会和国家也应加大对孝德观念的宣传，让孝的观念深入人心。良好的孝文化氛围，绝非一朝一夕或是个别人就能成功营造，社会各个阶层都应一起努力，在自身理解孝德观的前提下，去感染身边的人，特别是去感染正在成长的下一代。这样，真正适应中国社会的新型孝文化的构建，才能指日可待。
（三）完善法律法规，利用法律的强制性形成约束力，来达到孝文化构建的目的
[关键词]中华孝文化 “两型”社会 “思政课”教学 实效性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必修课程。它是适应大学生成长成才需要,帮助大学生科学认识人生,加强道德修养,树立法治观念,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课程。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根据大学生成长规律,结合高职教育特点,不断深化课程教学改革,积极开展课程建设。在几年的改革实践中,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已建成省级精品课程,以中华孝文化为坐标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将感恩教育、“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意识融入课程教学之中,逐步形成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独自的课程特色。
一、将特色鲜明的地方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之中,凸现“感恩、责任、忠诚、奉献”的德育主题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地处孝感。孝感是全国著名的孝子之乡,中华民族《二十四孝》中,就有董永、黄香、孟宗三个孝子出自这里。孝感是中华孝文化中一块具有坐标性质的热土,孝文化品牌是历史对孝感最好的馈赠。“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人伦道德的基石。近几年来,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整合丰厚的中华孝文化资源,发掘中华孝文化的核心内涵的当代价值,把弘扬中华孝文化作为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系统工程来抓,发掘中华孝文化资源,推进中华孝文化与职业教育的融合,构建“在职业技能实训中提升思想道德、在思想道德实践中提高专业技能”的高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模式,构建以中华孝文化为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体系、组织体系、实践体系和评价体系,引导学生传承美德当孝子,一专多能做义工,培养具有“感恩、责任、忠诚、奉献”品格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意识和创业精神的高技能人才,取得明显成效,涌现出了“2008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全国大学生先进典型谭之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刘云山、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张昌尔等先后就湖北职院弘扬中华孝文化,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和谭之平同学的先进典型事迹做出重要批示。中央、省级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报道,在全国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在“思政课”教学中,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充分运用地域优势,以孝为坐标,将孝文化、感恩教育贯串与教学过程中,开展“行动体验、成人成才、回报奉献、共创和谐”的感恩教育活动,引导大学生感激党和政府的培养之恩、革命先烈的奉献之恩、父母前辈的养育之恩、老师先贤的教导之恩、学校社会的关爱之恩;培育大学生的政治觉悟、人文情怀、群众观点、实践技能、创业能力;传授包括敬、信、忠、诚、慈、善、恭、和、礼、让、谦、宽、廉、俭、直等美德范畴,对高职学生孝老爱亲、忠于事业、成人成才起到了重要作用。
1.以中华孝文化为坐标开展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1)以中华孝文化为坐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迫切需要。孝文化是涵盖一切关于孝的思想观念、理论制度、行为规范、文艺作品以及相关民风民俗的社会现象和客观存在。孝文化宣扬人性的真善美,行孝成为美德之首、立身之本、齐家之宝、治国之道,孝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精神和国民品性。孝文化经过历代思想家的提倡和亿万群众的实践,已发展成为中华道德规范的普遍原则和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感恩是孝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孝文化在当代的表现形式。感恩是一种心态、一种品质、一种能力。推行感恩教育,就是要引导大学生感激党和政府的培养之恩、感激革命先烈的奉献之恩、感激父母前辈的养育之恩、感激老师先贤的教导之恩、感激学校社会的关爱之恩,让大学生常怀感恩之心,常思回报之义,常谋创业之道,共创和谐社会。
(2)以中华孝文化为坐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形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深入开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中国革命传统教育,要把民族精神教育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在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中汲取营养,培养爱国情怀、改革精神和创新能力,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2007年11月16日,教育部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在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中,进一步渗透中华孝文化的内容。
(3)以中华孝文化为坐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和谐,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非对抗性矛盾的良好统一状态。最早提出“和谐”一词的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马克思最早把“和谐社会”上升到理论高度。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要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认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较大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继承、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境界。孝文化是中华和合文化的核心和基础,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和谐文化。从孝的起源与本义看,中华孝文化是构建中华社会人伦和谐的产物。中华孝文化强大的社会稳定作用首先表现为以孝待亲、维护家庭和谐稳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人生长在家庭,逐步成长融入社会,成为一个社会人,在家尽孝、为国尽忠,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高素质技能人才的标准,在经历了资源取向、能力取向之后,正向素质取向发展,“职业忠诚与责任感、专业进取与创新、团结协作与职业规范、节约资源与和谐友好”等职业道德以及作为其内涵的价值观,将成为“两型社会”选人、用人的重要标准。中华孝文化内涵丰富,如果正确引导,能够派生出许多健康的社会规则,推动四个文明建设。家庭有孝,尊老爱幼,其乐融融;单位尊老,上行下效,竭忠尽力,事业兴旺;社会敬老,人人互敬,团结友善,社会和谐。弘扬孝文化,推行感恩教育,可以引导大学养成礼让兼爱、和衷共济、热爱和平的性格,可以促进团结和睦的人际关系的形成,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2.以中华孝文化为坐标开展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与成果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在对高职学生思想品德现状进行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深度挖掘和有效利用中华孝文化资源,推进中华孝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工作,建立了“在职业技能实训中提升思想道德、在思想道德实践中提高专业技能”的高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模式,以中华孝文化为坐标架构了思想道德教育的认知体系、组织体系、实践体系和评价体系,引导学生传承美德当孝子,一专多能做义工,培养具有“感恩、责任、忠诚、奉献”品格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意识和创业精神的高技能人才。
(1)认知体系。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将丰富的孝文化资源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意识与“思政课”课程建设有机结合起来,2008年建成了一门省级精品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出版了中华孝文化理论研究书籍3部,出版了中华孝文化通俗读物5部,在校外建立了7个“思政课”及感恩教育基地。
(2)组织体系。制订了孝文化、“八字品格”、“两型意识”进课堂、进讲义、进头脑“三进”工作方案;建设了全国高校最大的义工组织之一――湖北职院义工社,注册会员8355人,由“2008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全国大学生先进典型谭之平任社长,校内二级学院设有分社,建设了跨区域义工组织――武汉城市圈义工联盟,吸引了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30多所高校大学生参加。建设了中华孝文化讲师团、中华孝文化艺术团。
(3)实践体系。将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将小孝与大孝结合起来,将课堂与实践结合起来,将专业实训和义工服务结合起来,将校内活动与校外活动结合起来,注重中华孝文化的实践,逐步形成了“科普宣传”、“老年护理”、“科技下乡”、“健康体检”、“义务家教”、“结对帮扶残疾家庭”、“家电维修”、“节约资源”、“环境保护”、“心理咨询”、“家庭理财”、“义务导游”、“无偿献血”、“文化进社区”等工作品牌。
(4)评价体系。“思政课”老师、班主任、实训指导老师、义工指导老师定期对学生思想品德状况进行评价、鉴定。建立学生思想道德档案。每年开展感恩之星暨孝老爱亲楷模的评选表彰活动,举办颁奖晚会和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已举办了九届感恩之星暨孝老爱亲楷模评选活动,共表彰了1000多名感恩之星、200多个感恩先进集体。设立感恩文化基金,对感恩行为进行资助和奖励。推荐校内感恩之星参加市级、省级、部级思想道德类模范的评选。
二、创新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不断增强“思政课”教学的吸引力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在把地方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的同时,不断创新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大大增强了“思政课”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任课教师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优势,深入研究提高教学实效性的原则和方法。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平等互动的原则、真诚可信的原则,由浅入深的渐进原则等,在教学中必须得到有效运用;讲授法、讨论法、社会调查法、典型教育法、案例教学法专题教学法、网络教学法等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将运用于教学之中;采取“重点突破,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方式,积极探讨课程教学新模式,在面上全面贯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方案与要求,建立共享性课程教学资源库,在点上推出精彩课堂、特色课堂、受学生欢迎课堂,以点带面,增强课程教学效果。
创新课程考核办法,将课程考核与学生操行量化考核结合,实行多元化考核。改革考试目标,既考核学生对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的掌握程度,又看重考察学生运用所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变传统的、单一的期末闭卷考试办法为“考试与考核相结合、开卷与闭卷相结合、理论考核与实践考核相结合、平时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课程考核与学生操行量化考核结合”的多元考核办法,便于考核学生的基本素质和综合素质。
课堂教学占50%(考勤、课堂表现、考试),主要考核学生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和对问题的理解分析能力;
校内的多种教育形式占20%(论文、演讲、辩论等)主要考核学生的动手动口能力和基本能力素质的掌握情况;
学生操行量化考核占10%;
实践教学占20%,(调查报告、心得体会、参观感想等)主要考核学生的综合能力转化情况。
三、创新实践教学活动,不断增强“思政课”教学的感染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作为一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除了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理论讲授外,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也很重要。这是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重要途径,是结合社会现实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方式,是调动学生学习本课程主动性和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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