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没有明确提出过“文化安全”的命题，但他一贯重视文化建设，对于文化安全问题有丰富的论述和深刻的思考。对毛泽东的文化安全战略思想进行认真梳理和研究，对于深化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现阶段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安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高度重视文化对于革命和建设的重要作用，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高度重视文化的重要作用，首先要强化阵地意识。在这一方面，毛泽东维护文化安全的思想主要包括“地位论”“内容论”“方向论”和“队伍论”四个层次。
1.关于文化的作用和地位。“文化之盛衰，民族之兴亡系之。”［1］p255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2］p110他还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3］p1011在革命战争中，“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4］p866。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革命的文化是整个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他战线无法替代的重要战线，“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5］p847
在论述文化直接作用的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高度，分析了文化的地位。毛泽东认为，革命文化建设，是整个中国社会“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所必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庄严宣告：“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出现于世界。”［6］p345
2.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构想，并努力付诸实践，促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文化创立、发展与繁荣。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中，对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做了系统阐述，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3.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他进一步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7］p350
4.注重培养社会主义文化人才队伍。文化安全，关键在人，关键取决于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是否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因此，毛泽东关于维护文化安全的队伍建设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即知识分子（传播者）、党员干部（领导者）以及青少年学生（传承者）等主要社会阶层。
关于知识分子。早在1939年，党中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就指出，中国革命“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必须认识到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条件之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还进一步提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8］p462。建设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是毛泽东文化思想体系中的一个伟大战略构想，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关于党员干部队伍。毛泽东一贯重视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多次强调，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是决定因素。毛泽东尤其强调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理论素质。1929年11月，毛泽东受命到红四军工作，发现那里“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紧进行教育”，就给中央写信，请中央邮寄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即《论列宁主义基础》）及党报党刊，叮嘱收信者“勿以小事弃置”。在谈到学习文化和理论的好处，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关于青少年学生。毛泽东高度关心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不断加剧和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攻势不断加剧时，毛泽东更加认识到，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并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第一，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第二，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第三，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第四，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第五，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二、对待中外文化现象要有兼收并蓄、求同存异的雅量
文化是否安全往往表现在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交流、碰撞中发生的，是文化交流、传播的客观结果或主观感受。如何对待其他文化现象，维护文化安全，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审时度势，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文化现象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原则。
转贴于
1.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 对待历史文化的基本态度。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的过程中，针对社会上存在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他提出要在全党树立起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因为，封建时代的文化，也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也有非封建乃至反封建的。我们要注意区分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总之，对待历史文化的基本态度，应是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
古为今用的主要目的。第一，认识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提高民族的自信心。第二，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中国国情民族特点一个重要的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现时代的革命和建设，都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第三，学习历史，学习历史的文化遗产，是为了创造新的文化。毛泽东多次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人”，继承和借鉴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为了达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目的，对于古人创造的文化遗产，我们不仅要联系当时的实际，科学地分析它的历史价值，肯定它的历史地位，而且还要从今天现实的情况和需要出发，研究他们对今天的价值和意义。
2.对待外国文化的基本原则。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地说明了学习外国进步文化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做得很不够，例如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新的建设要求，毛泽东在总结我国经验和苏联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1956年4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十大关系，其中就包括中外关系，再次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坚决抵制和反对外国资产阶级的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同向外国学习、向资本主义国家长处学习是不矛盾的。毛泽东提出了“洋为中用”的思想。第一，吸收和借鉴外国的东西，要从中国实际需要出发。第二，毛泽东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原理，指出中西文化关系中存在着一个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他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中的“体”“用”作了新的解释。他认为中学与西学不是“体”“用”的关系：“学”是指基本理论，是“中外一致，不应该分中西”，但中外的表现形式应该是多样的，这就是民族特点、形式和风格。第三，学习外国的东西是为了发展中国的现代民族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认为，“‘搬’也是要搬一些的”，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的东西，不中不西的也可以搞一些，非驴非马也可以。洋为中用，就是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一切有用的成分，最后达到中国优秀文化与外国优秀文化的有机融合，创造出既不同于外国，又不同于古代中国文化的现代中国文化的新形式和新风格。文化上对外国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
3.对待宗教文化的基本思路。宗教存在是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因此，对待信教问题要遵循思想认识发展自身的特点来解决。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指出，宗教的存在是长期的，宗教的消亡是几百年的事。他认为，对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思想认识问题，必须遵循思想认识的特点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列主义。”［9］p209
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的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在1956年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宗教信仰自由，可以是先信后不信，也可以是先不信后信。
从文化功能上看待和把握宗教问题，把宗教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毛泽东在认定宗教是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同时，还认为宗教是一种文化而非一般的迷信，并强调寻求其合理的内核与精华，对宗教文化的载体，如寺庙等要求给予重视和研究。他说：“群众中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是不行的。”［10］p2161963年12月，毛泽东提出对宗教问题要进行认真的科学研究。他说：“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都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11］p353
将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纳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体范畴。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我们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12］p368
三、强基固本，建立属于自己民族的、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构筑维护文化安全的坚实屏障
社会现实表明，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一种意识形态，要得到群众接受，依靠政权的推动与维护是必不可少的，但根本上只能依靠真理，以理服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转贴于
群众，满足群众需要，这是维护文化安全的治本之策。
1.新文化要民族化，必须体现自己的民族特点。因为每个民族的文化，其形成和发展总是受该民族的社会生活、文化心理和传统习俗的制约和影响，因而其内容和形式，总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具有或显或隐的个性特征。所以新文化建设要能体现本民族的特点。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观点，明确强调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论断表明，一种文化只有有了自己民族的根基，才会枝繁叶茂，才会在激烈的文化交锋中傲然屹立。
2.文化发展要立足于民族生活的土壤。新文化建设真正体现自己的民族特点，就必须立足于民族生活的土壤，就必须汲取本民族的社会生活、历史传统和其他各种文化养料。毛泽东明确指出：“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
关键词: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发展中国先进文化进行了不懈的思考、探索和实践。
一、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性地分析了如何发展中国的先进文化,从而形成了毛泽东的文化建设思想。发展中国先进文化不但是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的核心,更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的目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致力于推进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的范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并为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服务。正是因为有这种革命性的文化,引领我们党战胜千难万险,从而使我们党最终赢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更渴望创造出属于我们民族的先进文化。毛泽东指出:“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这种先进的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创造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进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相适应。第二,创造了以“爱众”为核心的文化品格。否定了以“尊王”为核心的封建等级制文化,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卑贵贱的等级文化思想是截然不同的。第三,确立了中国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详细地论述了这一方针,并且指出,这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毛泽东强调,实行“双百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
二、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毛泽东把观念形态的文化归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认为经济是文化的最终决定因素,政治是文化的直接决定因素,而文化也同时对政治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反作用力,从而在理论上阐述了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近代以来,中国产生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这种新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就是中国新文化产生的根据。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逐渐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人民大众也逐渐成为了革命的主力军,使新文化的“新”有了新的含义。这样,“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首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一概括内含其性质、领导力量和指导思想。新民主主义之所以“新”,就在于革命的领导力量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是新民主主义文化产生的政治基础,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内核和灵魂。
所谓民族的、科学的或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指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就其内容来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提倡爱国主义精神,主张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二是崇尚科学,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坚持实事求是与客观真理。就其形式而言,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采取民族的形式,必须符合民族的实际与特点。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找到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才能为老百姓所接受。
所谓大众的文化,是指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人民性、大众性。所谓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文化工作者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一是要解决服务对象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二是解决如何为大众服务的问题,这就涉及怎样处理文化的普及和提高的关系问题。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功能,毛泽东根据革命战争年代的实际与需要,重点强调了文化的政治作用,这种政治作用就在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因此,必须“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三、坚持“双百”方针和“两用”原则
毛泽东依据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必须迅速发展的迫切需要,同时遵循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于1956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是促进我国科学进步和艺术发展的方针,是促进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方针。
毛泽东强调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该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我们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解决如何判断艺术和科学的是非问题,毛泽东指出:“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是毒草……我国历史也有过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在这段论述中,毛泽东详细地阐述了科学地对待科学和艺术的是非问题的方法是“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分析了无论历史上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事物的成长刚开始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发展,艺术界和科学界的合理意见同样会因为鉴别不清而受到压抑,因此艺术界和科学界应该展开自由讨论和自由争鸣,接受实践的考验。
与“双百”方针相辅相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一贯原则。对于如何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这一问题,毛泽东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是:对古今中外的文化进行批判性继承、吸收和融合,以形成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时代性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或可简单地概括为“批判继承”、“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我认为，毛泽东所接受的思想中，或者，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第一位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第二位的，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比较表面和直接，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则是潜藏的，比较深层。事实上，毛泽东在他人生的学习的最重要阶段即二十岁左右（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容易接受的年龄”）主要学习的恰恰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18岁之前，毛泽东所学的知识主要是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诸如“四书”、“五经”之类的，18岁到长沙之后就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等。毛泽东自己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4页，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所谓“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其实都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沙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最重要时期，对于求知有着强烈欲望、酷爱读书的毛泽东来说，这一时期所读之书肯定远不止上面所提到的这些。而毛泽东在读这些书时的感受如何，由于资料的缺乏，可能永远是谜了，所幸的是，毛泽东在长沙时所读的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还被保存下来，从密密麻麻的批注来看，毛泽东对这本书是读得非常认真的，后来当这本书“物归原主”时，他还说：“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注：毛泽东1950年同周世钊的谈话，转引自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13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许多的证据表明，毛泽东在年轻时曾阅读了大量的中西资产阶级的书籍，认真学习了中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这一事实，而在于如何评论这一事实。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青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最容易接受的时期，一旦接受，终身难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可以说深深地印刻在他的思想深处，并终身起作用。虽然毛泽东后来更看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诸如《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对他的影响，但如果没有早期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为基础，毛泽东是不可能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一下子跳跃到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24岁才知道马克思，从此终身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的历史并不能从此抽刀割断。事实上，毛泽东后来多次从“二元对立”的哲学观点出发强调学习西方哲学的重要性，认为不懂西方哲学，就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而且，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主义最初就是作为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一种而传播进中国的，只是后来由于特定的政治时局的原因它才从西方文化中独立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异质文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中国本土产生的，它本质上是西方的，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接受了西方，我们不能因为后来中西方的敌对关系而完全否定西方，甚至否定西方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入侵”中国，其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自古以来自尊自强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种伤害至今犹存，以至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外交上的敏感问题。另一方面，洋枪、洋炮、洋文化又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冲击、挑战、机遇，中国被迫从古代向近代转型以至最后向现代转型。对于后一方面，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我们过去对这一问题重视得很不够。其实，西方对中国的“正面”影响远大于它的“负面”影响，中国人一方面仇视西方，但另一方面又很理智地承认西方的先进并勇敢地向它学习，这正是中国民族精神中最可贵的地方。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思想。所不同的是，它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和批判精神，与当时西方主流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迥异，所以我们后来把它作为异质思想。其实，它根本就不是异质思想，不论是从理论根源上还是从实践根源上，它都是来源于西方本身。马克思著作中大量涉及西方的文化、哲学、经济、政治、历史等，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最先进、最科学的学说，是西方各种学说的集大成。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深厚的西方文化、哲学、历史等多方面的修养，毛泽东能读懂马克思的著作吗？他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吗？
绝对不能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但毛泽东思想不可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它不可能土生土长。同样可以说，没有近代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对于毛泽东来说，没有最初的对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接受，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如果把毛泽东思想比作一座冰山，可以说，海面上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海面以下的绝大部分则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各种思想。海面以下潜藏的部分虽然是“无形”的，但它却是海面以上突出部分的基础。
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割裂毛泽东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客观的。西方种种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之巨大，恐怕毛泽东本人也未必意识到了。文化对人的影响是非常深层的、藏匿的、异常复杂的，一旦接受，根深蒂固，是很难像洗去身上的污垢那样很容易洗去它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期影响毛泽东的行为，不仅是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毛泽东晚年还说：“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有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注：转引自迪克·威尔逊：《历史巨人毛泽东》，493页，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正是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哲人和西方历史引导毛泽东走出传统，面对西方，奠定了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这说明，并不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把毛泽东推向革命，而恰恰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他、引导他走向革命。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一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把以前所接受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完全放弃了，文化思想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复杂的文化思想问题更多地遵循的是辩证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这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一再强调的观点。毛泽东是在24岁时即到北京后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以后终身信奉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是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他的思想领域中就只有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的文化生活中，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占有同样的地位，所不同的只是，他对二者的态度截然不同。早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他就一方面深受陈独秀、李大钊两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深受罗素、杜威、胡适、蔡元培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影响。罗素、杜威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胡适、蔡元培是当时非常有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
纵观毛泽东一生的读书活动，可以看到，毛泽东童年时代主要读的是中国古代的书，晚年“返老还童”，再一次主要是读中国古代的书，所不同的是，童年主要是学习，晚年则主要是欣赏。而毛泽东人生的中间时段一直没有停止过读西方的书籍，长沙时期是这样，延安时期是这样，建国后同样是这样。“毛泽东更多的涉猎西方哲学书籍，当是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后。在1965年8月5日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他读过古希腊名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还说，德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列宁说，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也应该读唯心主义的书。我是相信过康德的。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注：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695页，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毛泽东是一个阅读广泛，知识渊博的人，他极善于从各种书籍哪怕是从一般书籍中吸取营养。他的思想，其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有苏联的，有中国古代的，有中国近现代的，还有西方资产阶级的。除了对马克思、鲁迅这样的极个别的人给予全面肯定以外，毛泽东很少对某个思想家或某本著作作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区别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多是从正面接受；对于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多是从反面接受，“批判地接受”，就是他总结所说的“洋为中用”、“吸取其精华，剔出其糟粕”。
首先从“毛泽东思想”方面来说，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功绩和不朽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从根本上理顺了千百年来中国腐朽混乱的封建思想，从总体上开创了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化。
毛泽东思想就是这种具有中国作风的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又完全是中国的东西。在内容上，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并把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和概括，使之上升为理论，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上，它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成中国的民族形式。即：根据中国的民族特点，运用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毛泽东思想包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多个方面的内容以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三个活的灵魂。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或“原则”出发；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实践观，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而形成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是对党和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群众路线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定的，是实现党的宗旨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体现。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根本方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必须坚持和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面，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毛泽东思想是中华儿女近代百多年用血肉艰苦卓绝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是在深层面探究社会发展的科学，是人民建设新中国，打败国内外敌人，战无不胜的伟大思想武器。虽说其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也产生过一些局部利益的不公平，甚至于显现出具体“方式、方法”上的粗枝大叶，在实践中犯了一些盲目冒进的错误（如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但这是值得当代总结经验教训的。尤其是当时是受国内外时局恶劣的境况困扰，出现不足之处与错误之处也是难以避免的，但这些都不能抹杀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功绩和不朽的历史意义。
其次是关于“邓小平理论”的个人心得体会：邓小平曾经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邓小平的诸多话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一句。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他的英名、业绩、思想、风范永载史册，他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怀念。
邓小平最伟大之处，莫过于他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改革开放的提出。在这届会议上邓小平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其精髓。所谓精髓，是指贯穿一切的东西。之所以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原因在于：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始终，是邓小平理论创立的思想前提、理论基础，也是邓小平理论建构的基本方法论；第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的每一个重大问题，成为贯穿于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的指导性线索。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都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社会生活和实践的变化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解决新矛盾，作出新结论的思想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每一重大问题的核心和灵魂。
作为根本的立场观点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的始终。只有正确地并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者能全面地正确地领会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重新恢复和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进一步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一概括第一次把实事求是作为由四个基本要素所构成的统一整体来把握，把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推进到一个系统化整体化的阶段。这四个基本要素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同时它们又有各自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实事求是是这条思想路线的核心和根本点。
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它统一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思想、意志，为继续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向前发展，为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体现中国共产党锐意改革、奋发进取的形象指明了方向。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和人民锐意改革，努力奋斗，整个国家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中华大地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变化。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巩固。十一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正在向小康迈进。我国经济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幻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邓小平推行的种种举措帮助数亿中国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摆脱了贫困，这是史无前例的功绩。邓小平推动中国走向繁荣和现代化，走向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未来。
我们当代大学生要树立起远大的理想，面对逆境不折不挠、韬光养晦，为祖国时刻准备着贡献自己的力量。须知，机会永远都是为有准备的人留着。
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意义在于毛泽东的军事理论、阶级理论及国家建设理论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毛泽东思想武装了我们的党，哺育了几代人，将中华民族引上独立、强盛的发展道路。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践，学习毛泽东思想。
论文摘要：文化批判是毛泽东考察中国社会的基本方法，文化批判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的当代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毛泽东对现实的敏锐洞察和深刻批判精神值得我们借鉴；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所蕴含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当代意义；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对当今全球化时代的观照启迪我们准确把握时代特征。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的局限有：宪政武器的缺失；阶级分析的泛化；批判方式的失当。
文化批判是毛泽东考察中国社会的基本方法，文化批判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产生、形成于战争年代，而当代中国所处时代最典型、最突出的特征是和平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但综观中国近现代历史，可以看出，后一个时代正是前一个时代历史演绎的必然结果，前一个时代是后一个时代的逻辑奠基。因此，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毛泽东思想连接了这样两个前后具有逻辑与历史关联的时代。这就是说，虽然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孕育萌芽和形成成熟的时代已成为逝去的历史，但历史的印迹还散发着新鲜的气息。正如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朗西斯·马尔赫恩所说:“过去是现在的前历史，作为传统，它本身又是现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员;没有历史的理解，我们既无法解释现在，也无法评价现在提供给我们的种种选择。这也是我们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的基本立足点。
一、当代价值
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的科学性决定了其当代价值。评价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的当代价值，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反映时代的要求，立足中国的实际，其标准应当是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与当今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契合的程度，特别是其满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程度。
首先，我们应受到启发的是毛泽东对现实的敏锐洞察和深刻批判的精神。
任何科学理论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同时它又能超越时代。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是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土壤里播种、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疾风骤雨中孕育的。在当代社会，其批判的某些具体对象，可能已不存在或发生了较大改变，毛泽东对它们的某些具体的批判内容或许已经不能适合时代的需要，但是，对现实始终保持敏锐洞察、清醒审视和深刻批判的精神是具有当代性的。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涵盖了三个维度，即对现实事物的批判;对将来的未生成的可能性疆域的批判;对主体自身理论和实践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觉醒。这三个维度使得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由于不断关注和考问人的存在方式而获得其当代性。毛泽东的文化批判不仅指向旧的文化势力，而且他还对自身一一新文化模式的主体进行了无情地剖析与批判。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和自身弱点的批判，对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始终进行着清醒的审视，这种审视最早的理论表达《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以及后来整顿“三风”的运动，无不给我们以警示，清醒地认识自身并且勇于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自己，这是我们面对新的时代必须具备的品质。
其次，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仍具有当代意义。
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中关于新文化实现的手段、道路、动力、对象等问题的论述，随着时代的变换，已成为存留于历史的珍贵遗产。但我们如果透过这个具体事实去探寻它背后的方法论基础，就会发现毛泽东所用的是从部分质变人手达到、促成整体质变的方法。今天我们回过头去审视从1927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可以看出，从部分质变到整体质变正是中国新文化重建的基本手段和基本路径。毛泽东的具体思路是，在当时旧的文化势力强大的中国，整齐划一地使新文化在“一个清早”就完全取代旧文化的变革，是不可能成功的，这已被实践证明了。那么，只有首先建立起一块或几块新的文化区域即红色区域，保护它、发展它，这是未来新中国的原始细胞，经过艰苦努力，就会出现更多的小块红色区域，星星之火，最后将发展为燎原之势，使全中国都变为新文化的区域，取得中国革命的整体胜利。这种思维方法在以后中国的发展和建设中不断被继承，成为一种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思路。从邓小平著名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以及先在沿海城市搞改革开放试点，由这些试点一步步推进到西部开发，到建设和谐社会，这些方针的制定，都是对毛泽东以点到面、由部分质变到整体质变的方法的继承和发扬。
第三，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对当今全球化时代的观照。
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政治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问题凸显，网络的普及导致强势国家、民族与政治团体之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辐射效用剧增。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弱势的国家与民族，一方面必须主动实行对外开放，以积极应对全球化之大潮，从而通过跨越式的发展来赶超现代化的先发国家;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在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的全球化中被‘边缘化’，沦为大国的附庸，并导致与发达国家差距的进一步拉大’。我们需要拒斥的“被边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上，而且也体现在文化上。不难看出，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外生型国家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所面临的两难抉择，在现时代并没有终结的迹象。对于中国而言，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而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很大程度上正是在拒斥中国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化与“衰败化”的革命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现时代，中国已成功地阻断了其近代以来被边缘化的进程，由被动卷人现代化浪潮向主动进行现代化建设转变。这一进程中，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所表现出的对西方文化批判吸收的开放态度，应成为我们正确对待西方国家文化渗透的价值导向。因此，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对于我们正确面对当今社会文化现实是有借鉴意义的。对当今社会的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封建文化、消费文化等，我们都应保持清醒的批判态度。
二、偏差与局限
马克思曾经引用过黑格尔的深刻论述:“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这是说人们在既定的时代条件下创造历史，但始终无法规定历史的内在矛盾，人们的主观意愿并不总是与客观结果成正比。黑格尔公正地指出:“一个‘世界历史个人’不会那样有节制地去愿望这样那样事情，他不会有许多顾虑。他毫无顾虑地专心致力于‘一个目的’。他们可以不很重视其他伟大的、甚或神圣的利益。这种行为当然要招来道德上的非难。但是这样魁梧的身材，在他迈步前进的途中，不免要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蹂踊好些东西。毛泽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悲剧中，导演了气壮山河的历史喜剧，却又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喜剧中，导演了‘史无前例’的民族悲剧。“我们今天的研究应当是理性的、严肃的，因而就不能不直面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的偏差与局限。
首先，宪政武器的缺失。
构成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底色的，根深蒂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川。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道德、伦理哲学，缺乏宪政民主的文化资源。对于西方文化，毛泽东虽然曾广泛涉猎过，但“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观察，人们很容易发现:毛泽东崇尚我国传统文化，对接触甚少的资本主义文化一般采取虚无蔑视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也就是说，毛泽东对西方文化缺少完整的研究和内在的认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固然是“大杂烩”，但建国后，毛泽东也没有把西方文化的新观念真正融贯到他的整个思想之中，更没有思考过这些新观念如何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具体落实。所以，西方的宪政民主文化资源自始至终都没有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真正扎根。正如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所说:毛泽东虽然认识到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存在着值得借鉴的可能限制斯大林现象生长的某些长处，却相信自己身上不存在斯大林那样的问题，用不着对自己进行监督和限制。过分的自信，使他明显不相信任何人，更不可能重视那种建立在严密的法律制度之下的社会监督体制。因此，他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在政治制度方面向西方学习的想法。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专制统治传统和影响 久远的专制观念，对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影响甚 深。毛泽东早期文化批判思想中对传统伦理文化、教育文化的批判是深刻而精彩的，但对传统政治文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内容较少，其深刻程度也远不及前二者。在以后的文化批判中，毛泽东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多数时候仅限于其对农民的压迫，对专制集权政治制度的批判不多。虽然，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表述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应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而“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反对“颂古非今”和“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但一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因素实在不多，二来由于我们很难“树立起区分封建性毒素的客观标准，因为某些封建观念我们已经习以为常而难以觉察，有些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下面得到新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真正落实这一方针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毛泽东本人而言，一方面他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并将其上升到党的认识路线、组织路线的高度。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曾问毛泽东，历史上许多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形成了一种周期率，共产党执政后有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支配的新路?毛泽东答道:“我们己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计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一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但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思想中又有许多或许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对于民主与集中的错误观念，如他曾说过:“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这种观念无疑是片面的，作为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组织方式，民主和集中应该是相辅相成、合理统一的两个方面，而不能用“尤其要集中”来概括民主集中制。对民主和集中关系的这种理解在以后进一步发展为独断专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曾多次提到毛泽东“独断专行”的问题。《决议》指出，在文 革前的十年内，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在分析文革发生的原因时，《决议》又指出，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 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可见，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中民主宪政武器的缺失，也是导致毛泽东个人所表现出的某些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阶级分析的泛化。
毛泽东在进行文化批判的过程中非常重视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分析是毛泽东认识中国国情的基本手段。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文化批判中对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是成功的。但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在进行文化批判的过程中，恰恰在他最擅长的阶级分析问题上出现了失误。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提出，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研究哲学的人，第一位不是哲学，是阶级斗争，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他还要求理论工作者分期分批下去，参加阶级斗.争。这种说法是欠妥的。哲学思维萌芽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在阶级社会中，哲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生产和科学，而不是阶级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化批判和改造的进程中，对于知识分子这个文化创造的主要力量，毛泽东的判断也是有偏差的。知识分子被不加分析地纳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范畴，这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的观点。1956年中央曾提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提法曾让许多知识分子感动至深。但很快，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后，这个论断在事实上被改变了。1958年，知识分子被划人“两个剥削阶级”之中。所谓的“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更是被排在地、富、反、坏、右、叛、特、走资派后面的“臭老九”，得不到社会的尊重。这种泛化阶级分析的倾向，还使得晚年毛泽东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大力提倡所谓的“破四旧、立四新”，把众多的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等一概视作“封、资、修”而加以批判。列宁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不是远离人类文明大道而蝙狭发展的东西。这样做的结果，有着几千年文明传统的华夏大地，却出现了极为严重的精神空虚。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重要命题。在他这一时期的许多重要著作中，如《矛盾论》、《实践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论联合政府》等，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建设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科学论述了“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文化建设的方针原则”、“文化建设的人才队伍”、“文化建设的领导力量”等多个方面。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观点、重要论述，形成了基本完整和相对成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为动员千百万人民群众进行抗战并争取战争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食粮，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值得我们认真进行梳理、学习、研究和借鉴。
一、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是由人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交织、共同作用构成的实践活动，文化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以人类本身的进化发展来说明文化的重要性。他指出“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进一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人类拥有的文化越多，越脱离必然王国而越接近自由王国。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论证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既充分肯定了物质生产的终极决定力量。又充分肯定了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的巨大反作用力量。实现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奠定了他们在科学史上的不朽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至理名言深刻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是对精神文化重要作用的高度褒奖。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重视文化建设，坚持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实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艰巨的文化建设任务，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长期统治中国的目的，在其占领区内，建立奴化教育的统治机构与制度，提倡与利用中国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文化，培植为他们奴役中国人民服务的奴化文化。这种文化奴化政策，消弭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精神，加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危机。因此，为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实现国家解放民族独立，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必须组织起革命文化大军，用革命文化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文化。毛泽东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文化斗争，是没有硝烟的斗争，是另一条革命的战线，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共产党既要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军事大军，又要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从文武两条战线展开斗争，使日本侵略者，不仅在军事上遭到打击，在精神文化上也要遭到打击，加速其失败，文化是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在毛泽东看来，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不仅仅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的需要，而且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目标之一，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需要。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在毛泽东所设想构建的新中国里，文化具有重要位置，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文化任何社会都是建立不起来的，文化与政治、经济三位一体，有机统一，不可分割。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再次把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确立为未来新中国的基本目标之一，强调“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毫无疑问，文化建设是毛泽东所追求和确立的国家建设重要目标之一。
二、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以其特定的指导思想为核心，从而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历经百般挫折、千辛万苦的历史必然。近代以来，面对中华民族文化危机，中国的仁人志士不断努力探索文化启蒙与文化复兴的道路。从洋务派对器物文化的青睐，到维新派对政治文化的关注，再到新文化运动对观念文化的变革；从“中体西用”，到“西体中用”，再到“中西综合”；从文化保守主义，到文化自由主义，再到文化激进主义等等，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启了中国新的文化自觉之路，执著地探索着一种新型现代文化，期间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始终没有找到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毛泽东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
转贴于
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它的失败是必然的。”“五四”运动催生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思想的首次大解放，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以后，面对各种社会思潮和救国学说，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在比较中甄别，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俄国人的道路是没有办法后的唯一正确道路，于是他们决心向俄国人学习，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口’开辟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道路。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
马克思主义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使中国革命和思想文化建设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和《辩证法唯物论》等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唯一正确的科学理论，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辨证法唯物论。继承了过去文化之科学的遗产，同时又给此种遗产以革命的改造，形成了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正确最革命最完备的、哲学的科学”。“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毛泽东指出，“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为了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毛泽东号召广大文化工作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是文化建设的生力军，学习、坚持马克思主义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僵化呆滞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应当与具体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也应当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是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开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还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又一次深入表达了这一重要论点：“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她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人们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本身即是一套科学文化理论体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重要表现，也是推动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源头，它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不会因时代变迁而过时，但她的具体应用一定要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着的文化建设。
三、文化建设的方针原则
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建设和发展文化，文化工作者应当坚持什么样的原则投身文化建设，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文化等一系列文化建设中的具体问题，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对此，毛泽东也进行了深入思考，作了多方面论述，形成了抗战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原则和基本方针，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重要来源。
第一，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既紧密联系又不断发展、既相互包容又不断扬弃的进步过程，既不存在一成不变的自然界和社会，也不存在突然降临的自然界和社会。以此来考量文化建设，既不能割断历史，抛弃先人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更不能自命不凡，闭门杜撰一套所谓的文化思想体系，文化建设必须广泛汲取一切有益的人类文化遗产并在此基础上予以发展创新。列宁在谈到对传统文化继承时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毛泽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精神，主张文化建设需要在批判基础上吸收借鉴古今中外各种形态的文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毛泽东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毛泽东又指出“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收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如何正确对待外国先进文化作了深入论述，“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转贴于
的东西，都应该吸收。”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和主张是十分理性、十分科学的，充满了辩证法思想，贯穿着实事求是精神。吸收西方先进文化不是“全盘西化”，对当时社会上的“全盘西化”思潮，毛泽东给予了坚决抵制，明确告诫大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历史发展的事实充分说明，“言必称希腊”，无异于“数典忘祖”不可取；“一头扎进故纸堆”，类似于“墨守陈规”不足用，只有“沟通中西”、“贯通古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才最可行。
第二，坚持文化为抗战胜利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作为对人类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反映，文化建设有着鲜明的政治性，是从属于一定阶级、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口’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战胜敌人，必须动员广大文化工作者，建设抗哉文化，必须为最广大人民大众服务，使他们理解革命、支持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那么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毛泽东深刻指出，人民大众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军。他们是能够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对于“文化为什么人服务”这一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邓小平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过程中给予了高度肯定，他强调“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实践证明，由毛泽东首创的文化工作者的“二为”方向，今天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已经深入广大文化工作者的人心，成为他们的价值追求。
第三，坚持大力发展教育，扫除文盲。文化建设，从本义上来说就是要以文化人，其基础则是人民大众要有知识，有文化。早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执行苏维埃的文化教育政策，开展苏维埃领土上的文化革命。用共产主义武装工农群众的头脑，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实施义务教育制度，增加革命战争中动员民众的力量，同样是苏维埃的重要任务”。至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虽然拥有了相对稳定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但这些地区基本上是经济文化落后地区，许多农民目不识丁。在陕甘宁边区“许多贫苦的农民，简直是几辈子不识字，”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进行文化建设首先必须普及教育。扫除文盲。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因此全民族的第十个任务，在于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必要的课程，“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后代”，“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之间的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1941年5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提出，“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甚至他对教育提出了更细的要求，主张要一个村办一个小学，要编一些关于生产知识等方面的书，作为教材，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在毛泽东看来，通过教育，我们可以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的这些认识无疑是非常远见卓识的。
普及文化，发展教育，扫除文盲，领导干部应当带头。针对共产党的干部尤其是中下级干部多数是农民出身，文化水平低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强调，“一切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党中央现在着重要求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因为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哪一门都可学。否则工农干部虽有丰富经验，却没有学习理论的可能”。而共产党的干部缺乏理论，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则是不可能的。为了促使党的干部学习文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1941年5月中央决定，每年的5月5日，即马克思的诞生日为学习节，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带
转贴于
领下，一个学习文化、学习理论的热潮，在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勃然兴起。
四、文化建设的人才队伍
从最初的本源上来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由优秀知识分子创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知识分子不仅推进着人类文化从农耕时代走向工业时代，而且也推动着人类文化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进化。列宁曾说过：对知识分子和人才，“他们的知识、经验和劳动却是我们需要的，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能真正掌握旧社会所创造的、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文化。抗战时期，毛泽东在总结实际经验并吸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国情及知识分子的实际状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知识分子的重要论断，强调知识分子是革命不可分割的力量，文化建设必须依靠知识分子，必须组织起宏大的文化人才队伍。
知识分子是革命不可分割的力量，是团结和依靠的对象。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是人民的一部分，“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重要作用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升。1942年5月，他在《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有文人，在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有专门的文学家、艺术家，”“我们的同志，在军队、政府、教育、民运、党务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学艺术工作者，不论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要采取欢迎的态度，恰当的态度，对他们的缺点要采取原谅的态度。对文化人、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这里，毛泽东已经明确指出了知识分子是革命不可分割的力量，离开知识分子，中国革命是不能取得胜利的。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再次发展了他对知识分子重要性的认识，指出“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这里，毛泽东指出了知识分子是新社会的主人，新社会建设需要他们，依靠他们，其情之深、意之切跃然纸上。
知识分子是文化建设的主力军，文化建设必须依靠知识分子。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教育落后，文化不发达，知识分子数量本身就很少，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就显得愈加珍贵。只有破除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进入革命的队伍，才能完成艰巨的文化建设任务。毛泽东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无容置疑，在毛泽东看来，为夺取抗战的最终胜利，必须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必须团结和依靠知识分子。如果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与知识分子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么，事情就好办了”。对毛泽东的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离开了知识分子，共产党的事情就不好办，政治上的事情不好办，军事上的事情不好办，文化上的事情更不好办。在文化建设中，知识分子居于主导地位，广大工农干部应当依靠他们，欢迎他们，应当向知识分子学习，请知识分子帮助自己。“工人阶级应欢迎知识分子帮助自己，绝不可拒绝他们的帮助。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就不能进步，革命也不能成功。”
知识分子必须投身革命实践，与工农兵相结合，才能产生巨大力量。一般而言，知识分子是掌握有较多文化知识的劳动者，然而。由于长期的书斋生活和不良习惯势力影响，在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中。存在着轻视生产实践、轻视劳动人民的情况。对此，毛泽东把这些知识分子成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把他们转化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呢?毛泽东指出：“惟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反之，如果“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只有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正确地结合，才会有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力量。”知识分子只有深入到人民群众的实践生活中才可创作出更好的文化作品，“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火热的实践生活，广大的工农兵和人民群众，是知识分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五、文化建设的领导力量
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政党和文化建设领导权之间有天然的内在联系，无论是革命党或是执政党，都十分希望能够获得文化建设的领导权。对革命党来说，掌握文化领导权是取得革命胜利的需要；对执政党来说，掌握文化领导权是巩固执政地位的需要。抗战时期，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也不能离开共产党的领导。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要求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其前身是旧民主主义文化，其未来是社会主义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从属于世界社会主义文化范畴，是为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因而，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明确定义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些表述逻辑地指出了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及为什么要领导文化建设。共产党要领导好文化建设，必须废除一度在党内颇为盛行的“洋八股”、“洋教条”。毛泽东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些重要论述，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要求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毛泽东对五四运动前后文化革命和发展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总结，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转贴于
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为了保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权，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其本质在于通过以规范革命文艺发展方向的形式，去改造知识分子文艺家的某些小资产阶级属性，使其彻底“无产阶级化”，成为党的“有机知识分子”，实际上强调的是党要掌握“文化领导权”，领导文化建设。
关键词：毛泽东 毛泽东思想 概念 马列主义 中国实际
毛泽东思想是我党的指导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35—1941年，这是“毛泽东思想”概念的酝酿时期。“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概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特定原因的。
(一)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不断深化。在如何对待马列主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曾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与方法。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教条地对待马列主义，简单、机械地照抄照搬马列主义与苏联经验，把马列主义条文与共产国际指示奉为金科玉律，实质上就是割裂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联系。陈独秀右倾主义与随后出现的党内三次“左”倾错误，就是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现实体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则注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认真学习、深入研究和灵活运用马列主义，并逐步学会了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视角，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与深刻总结，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理论。
(二)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与毛泽东的思想成为党的政治思想的主流。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点。1936年12月，毛泽东成为中央军委主席。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主席。至此，毛泽东成为我党、我军的最高领导者。与此同时，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党和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长征，发展了陕甘根据地，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毛泽东政治地位的确立及其对中国革命做出的伟大贡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理论，也日益受到党内的信服与拥护，成为党内政治思想的主流。
(三)学习马列主义、研究党史与整风运动的开展。到达陕北后，在党中央与毛泽东号召下，党内兴起了学习马列、研究党史和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热潮。1941年到1942年，中共中央编辑出版《六大以来》、《六大以前》，用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系统地研究和总结了建党以来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这两书共收录毛泽东的著作近百篇，是党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突出表现。四十年代初的整风运动是党内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清算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路线，使全党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理论正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典范。
(四)特定的国际与国内形势。三十年代末以来，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日趋式微，并最终于1943年解散，这就为中国共产党走独立自主的道路提出更高的要求，也客观上推动了党对确立党内指导思想问题的探索与研究。在国内，国民党积极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大力宣扬“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大肆攻击共产主义理论与中国共产党，企图从根本上取消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这就需要党在政治上突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政治思想上树立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战线上反击国民党猖狂进攻的重要方法与内容。可以说，中国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孕育着“毛泽东思想”概念的产生。
二 1942—1944年，这是“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命名时期。
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命名做出积极贡献。1941年，张如心相继发表《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等文。张如心提出“毛泽东的思想”一词，这已涉及到毛泽东思想的命名问题。
党的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命名做出巨大的贡献。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纷纷发表文章，宣传毛泽东的思想在我党思想理论中的领导地位。其中，王稼祥于1943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该文首次出现“毛泽东思想”概念，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王稼祥在全党酝酿的基础上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作为首创者的贡献是应充分肯定的。从此，“毛泽东思想”概念逐步为党内同志的普遍认同与接受。
这一时期，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命名存在如下特点。首先，在命名“毛泽东思想”概念时，把毛泽东思想视为毛泽东的思想。张、刘、王的文章行文中“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经常共用，且用意相同。这样的认识今天看来并不妥当，可是当时形势下，这却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是树立毛泽东领袖地位，树立毛泽东的思想在党内思想理论中的领导地位所需要的。难得可贵的是，王稼祥还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的革命实际经验联系起来，这包含了“毛泽东思想”是吸取全党经验教训的成果、是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意思。当然这种认识是不自觉的，更没有进行理论提炼与升华。其次，在命名“毛泽东思想”概念时，初步指明毛泽东思想最本质的特征——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概括。张如心对毛泽东思想已有一定理性认识，触及到毛泽东思想本质特征问题；刘少奇使用“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一词；王稼祥则明确把毛泽东思想看作“中国的马列主义、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列主义”。这些表述肯定了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已从理论上总结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命题。第三，在命名“毛泽东思想”概念时，初步指明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特点。王稼祥说：毛泽东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这隐含了毛泽东思想是运用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分析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总结提炼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思想。同时，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在与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与党的错误思想的斗争中产生、发展与成熟起来的。
论文摘要：“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过程，经历酝酿、命名、确立、曲解、定义时期。随着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不断深化，“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有了新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我党的指导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35—1941年，这是“毛泽东思想”概念的酝酿时期。“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概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特定原因的。
(一)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不断深化。在如何对待马列主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曾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与方法。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教条地对待马列主义，简单、机械地照抄照搬马列主义与苏联经验，把马列主义条文与共产国际指示奉为金科玉律，实质上就是割裂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联系。陈独秀右倾主义与随后出现的党内三次“左”倾错误，就是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现实体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则注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认真学习、深入研究和灵活运用马列主义，并逐步学会了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视角，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与深刻总结，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理论。
(二)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与毛泽东的思想成为党的政治思想的主流。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点。1936年12月，毛泽东成为中央军委主席。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主席。至此，毛泽东成为我党、我军的最高领导者。与此同时，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党和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长征，发展了陕甘根据地，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毛泽东政治地位的确立及其对中国革命做出的伟大贡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理论，也日益受到党内的信服与拥护，成为党内政治思想的主流。
(三)学习马列主义、研究党史与整风运动的开展。到达陕北后，在党中央与毛泽东号召下，党内兴起了学习马列、研究党史和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热潮。1941年到1942年，中共中央编辑出版《六大以来》、《六大以前》，用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系统地研究和总结了建党以来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这两书共收录毛泽东的著作近百篇，是党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突出表现。四十年代初的整风运动是党内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清算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路线，使全党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理论正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典范。
(四)特定的国际与国内形势。三十年代末以来，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日趋式微，并最终于1943年解散，这就为中国共产党走独立自主的道路提出更高的要求，也客观上推动了党对确立党内指导思想问题的探索与研究。在国内，国民党积极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大力宣扬“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大肆攻击共产主义理论与中国共产党，企图从根本上取消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这就需要党在政治上突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政治思想上树立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战线上反击国民党猖狂进攻的重要方法与内容。可以说，中国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孕育着“毛泽东思想”概念的产生。
二 1942—1944年，这是“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命名时期。
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命名做出积极贡献。1941年，张如心相继发表《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等文。张如心提出“毛泽东的思想”一词，这已涉及到毛泽东思想的命名问题。
党的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命名做出巨大的贡献。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纷纷发表文章，宣传毛泽东的思想在我党思想理论中的领导地位。其中，王稼祥于1943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该文首次出现“毛泽东思想”概念，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王稼祥在全党酝酿的基础上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作为首创者的贡献是应充分肯定的。从此，“毛泽东思想”概念逐步为党内同志的普遍认同与接受。
这一时期，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命名存在如下特点。首先，在命名“毛泽东思想”概念时，把毛泽东思想视为毛泽东的思想。张、刘、王的文章行文中“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经常共用，且用意相同。这样的认识今天看来并不妥当，可是当时形势下，这却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是树立毛泽东领袖地位，树立毛泽东的思想在党内思想理论中的领导地位所需要的。难得可贵的是，王稼祥还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的革命实际经验联系起来，这包含了“毛泽东思想”是吸取全党经验教训的成果、是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意思。当然这种认识是不自觉的，更没有进行理论提炼与升华。其次，在命名“毛泽东思想”概念时，初步指明毛泽东思想最本质的特征——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概括。张如心对毛泽东思想已有一定理性认识，触及到毛泽东思想本质特征问题；刘少奇使用“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一词；王稼祥则明确把毛泽东思想看作“中国的马列主义、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列主义”。这些表述肯定了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已从理论上总结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命题。第三，在命名“毛泽东思想”概念时，初步指明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特点。王稼祥说：毛泽东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这隐含了毛泽东思想是运用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分析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总结提炼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思想。同时，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在与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与党的错误思想的斗争中产生、发展与成熟起来的。
三 1945—1965年，这是“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确立时期。
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在“七大”上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概念展开进一步的概括与论述。“七大”在“毛泽东思想”概念发展历程上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首先，“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正式的词语固定下来，并载入党的最高文件——党章。这标志着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其理论成果正式以“毛泽东思想”命名。其次，第一次界定了“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具体内容。毛泽东思想包括对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对“毛泽东思想”概念具体内容的界定十分必要，引导人们从具体内容上了解，掌握与运用毛泽东思想，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第三，第一次全面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征与本质特征。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是同国内外敌人长期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党内主观主义错误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第四，第一次阐述了为什么中国的革命理论要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称之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分析中国的问题，对无产阶级与人民事业无限忠诚。同时，毛泽东还具备“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所以，毛泽东能够创造科学的中国革命的理论，中国革命的理论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顺理成章、理所当然。“七大”以后“毛泽东思想”概念出现在各种各样党的文件、政府公文、报刊文章上，成为一个党和人民耳熟能详的概念。而令人奇怪的是，毛泽东本人并不赞成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1952年，毛泽东指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词。”鉴于此，1954年中央宣传部正式下达《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指出：“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决议时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必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从这里可看出：第一，“毛泽东思想”概念党章已明确规定，继续有效。第二，毛泽东不赞成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有谦虚的成份，也有为避引起外界误解的成份。第三，“毛泽东思想”概念内涵没有变化，仍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八大”以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使用明显减少。明白这些情况，国外某些政要、学者对中共“八大”未提及“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种种臆断与妄自猜测，则会不攻自破。
四 1966—1976年，这是“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曲解时期。
“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集团歪曲、肢解毛泽东思想，鼓吹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非科学的、反科学的态度，散布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形式主义化的种种谬论。政治生活、政治理论的极“左”化，使人们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极“左”化，也使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理解的极“左”化。这主要表现为：其一，否定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发展的体系。这一时期，个人崇拜盛行，由对毛泽东的崇拜到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崇拜。毛泽东思想被说成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不用发展的眼光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随意牵强附会、抛弃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与精髓，把毛泽东思想片面化、绝对化，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形式主义极端盛行；其二，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与言行，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存在两个方面认识错误，一是曲解毛泽东思想，视很多非毛泽东思想，甚至反毛泽东思想内容为毛泽东思想。一是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群众性，是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不是先觉先知，也会办错事、讲错话，这些错事与错话非但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恰恰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结果。这一时期，把毛泽东的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统统当作真理并推向极端。中共“九大”对党的历史、性质与指导思想等问题，都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进行了表述，并认为该理论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贡献。如此形势下，“毛泽东思想”自然被认为是毛泽东个人思想，谁敢说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呢?应该说，“十年动乱”期间，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曲解，主要是由于林彪、江青集团为己私欲，利用毛泽东的威望，手中权力以及人民群众的某种感情、心理与传统的社会意识，疯狂煽动的结果。当然，毛泽东本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即便如此，我们国家、我们党的很多有识之士仍以大无畏的气概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概念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严肃性、纯洁性与科学性。张闻天1973年秘密写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与经济》一文，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正确研究与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理论家李达针对林彪一伙所谓“顶峰论”，明确指出：“讲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讲得科学，不要硬讲成到处都是发展，结果真正的发展反而淹没了”；张志新烈士坚持实事求是，反对牵强附会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不畏强权，坚持真理，并最终为之付出自己的生命。在当时形势下，以张闻天、李达、张志新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所表现的勇敢探索与追求真理的精神，实在难得可贵，可钦可敬。
五 1977年以来，这是“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科学定义时期。
毛泽东逝世与“十年动乱”结束后，理解“毛泽东思想”概念，有两种主要的错误倾向：一种是因为毛泽晚年的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为我党的指导思想，甚至主张不再提“毛泽东思想”概念；一种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错误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继续支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方针政策。这两种错误态度的共同点，就是不能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把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混淆起来。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ig是我党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概念作了这样的概括：“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②这一概括不仅回答了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而且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三个关系。第一，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之间关系。毛泽东思想来源于马列主义，但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简单重复，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的、发展的马列主义。第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关系。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毛泽东思想是指引中国革命夺取胜利的指针。第三，毛泽东个人和党集体智慧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是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因而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其中毛泽东的贡献最大。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定义成为党与人民的共识。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基本延续了这个定义。十五大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这里将“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外延由“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扩大为“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毛泽东思想的新认识。毛泽东思想产生于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无疑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但是，毛泽东思想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发展并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关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理论……等。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创立伟大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政治基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就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开拓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辩证的、历史的统一。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科学定义，有利于统一思想、高举旗帜，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有利于准确完整地把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真正领会毛泽东思想；有利于正确开展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研究，为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六 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历程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随着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不断深化，“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有了新发展。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