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尽管法学界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仍未达成统一，但较为一致的认识是，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并以自治为基本理念，但民法的自治难以解决市场的失灵、外部性及公共产品投资问题，因而需要国家权力的监管、调控以及并从新的角度来思考公共产品投资的法律规范形式。由此经济法至少应包括市场监管法、宏观调控法、环境资源法、社会保障法等内容。其所调整的不是私人主体之间的经济行为，而是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与调控。基于此认识，市场主体法如公司法、市场行为法如合同法，以及物权法、侵权法、婚姻家庭法等均属于民法的内容，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产品质量法、税法、环境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等则常被划归于经济法的体系范畴。根据上述关于民法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基本划分，可以说，民法和经济法均调整市场行为，均与经济关系与经济活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民法侧重于市场主体及其自主决定的经济活动，而经济法则侧重于对市场主体自主决定行为的局限进行政府干预。在很大程度上，民法构成了经济法的基础，因为不了解民法所调整的私主体行为，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公权力干预的正当性。而且，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劳动法与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等被划入经济法体系范畴的单行法，其所涉及的侵权关系、合同关系均以民法上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因此，对于经济法专业的法学本科生而言，民法是必修的基础课程。由于经济法与市场监管与调控紧密相关，常常被列为经管类专业的必修法律课程，但受专业课程计划的限制，不可能为法律课程留下充分的空间。对非法学专业的学生而言，由于缺乏基础的法律知识背景，他们很难真正理解经济法的真正内涵。即使学到一些“法律知识”，也很难能在实践中准确地运用，实际上不能达到教学目的。因此，对非法学类专业而言，单纯一门经济法课程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开设更多的法律课程从专业课程规划的角度又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不应受学科意义上经济法调整对象的限制，而应针对非法学专业的学生，从“经济法律制度”的视角来进行课程设计。相对于“经济法”，“经济法律制度”不仅能够涵摄民法范畴内与市场经济活动相关的内容，从而有助于解决经济法课程前提性法律基础之不足，而且也便于将相关法律制度根据具体的需要进行系统性的整合。
二、非法学专业法律教学课程设计的三个层次
即使通过经济法律制度整合民法中有关市场经济行为的法律，单单这一门法律课程仍嫌不足。因为在学习经济法律制度之前，学生需要对法律的一般理论，经济法律制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经济法律责任所涉及的刑法、行政法以及诉讼法等问题均需有基础性的把握。一般而言，经管类专业的法律课程设置应当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基础课程。基础课程主要介绍法的一般理论、我国法律体系的基本构造、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社会法及诉讼法所调整的基本社会关系及其基本内容。课程教学目标在于让学生对我国法律的基本体系与内容有个概括性的了解，并在此基础培养基本的法律思维与法治理念。《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为全民法治观念，要将法治教育纳入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从中小学即设立法治知识课程。据此可以肯定的是，基础法律课程将成为高校所有专业的必修课程。目前，各高校经管类大多仅开设《经济法》一门法律课，很少未开设专门的法律基础课程。尽管思政类课程中涉及法律基础的内容，但其教学内容的侧重点并不在于基础法律知识的介绍和法律理念的培养，而是将法律作为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的手段来对待的，其侧重点在于尊法守法意识的树立，与作为专业类法律课程的基础以及十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相差较远。在这种情况下，专业基础类课程中的《经济法学》课程的讲授缺乏必要的基础法律知识背景，仍需先行介绍法律的基础知识，从而严重影响了《经济法学》教学目标的实现。第二层次即经济法律制度。该课程属于学科基础类课程，其内容主要介绍与市场经济活动相关的法律知识。如果说基础课程的教学目标主要在于认知和理解，经济法律制度的教学目标则应适当增加法律的具体应用能力。第三层次为专业类课程。这类课程是根据具体专业方向的需要而有针对性地开设的课程。经济法律制度由于涉及到的法律领域十分庞杂，只能侧重于基础，而难以具体和深入。更为深入的内容只能就不同的专业方向有针对性地另行开设。比如人力资源方向，需要专门开设劳动法，工程管理专业需要开设建筑工程法，物流专业方向需开设物流法规，而对外贸易专业方向则需要进一步了解海商法的专业法律知识。这一层次的法律课程由于是针对具体的专业方向需要而特别开设的，故在教学目标上应更加注重法律知识的具体运用。上述三个不同层次的法律课程，经济法律制度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相对于法律基础课程，它已经较为偏向专业需要，是对有关市场经济活动的法律的进一步深入。但相对不同专业方向的特殊需要，它又属于经管类的基础类课程。
三、非法学专业法律课程设计与创业教育之协调
当前，已出版的各类《经济法》教材近百种，但大多数是针对法学专业学生而编写的，虽然部分教材考虑了非法学专业的需要，但并未针对特定专业的自身特点，而是力争“包罗万象”，由各专业根据不同需要自行选择需讲授的内容。由于缺乏明确的针对性，这样的编排内容全面有余，但系统性不足，几乎毫无例外地均是依照单行法律来设章分节。对于非法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这样的教学内容安排只能使他们掌握一些零散的经济法律知识，而难以形成体系化的认识，更无需谈法律的具体应用。为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教育部提出把创新创业教育纳入高校专业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教学计划和学分体系，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并要求将创新创业类课程的设置要与专业课程体系有机融合，编写适用和有特色的高质量教材。尽管法律教育并非创新创业教育之重点，但法律课程建设无疑是创新创业——尤其是创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迄今为止，法律专业课程设计还未能充分考虑创业教育之需要。创业法律教育的关键是让学生了解创业过程中所需要的法律知识并能将之运用到创业工作中去，而相关的法律知识——企业的设立、公司治理、投资者内部关系、合同的订立与履行、市场经营与竞争等等——几乎均与经济法律制度密切相关，故此完全可以与经济法律制度的课程内容设计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经济法律制度》课程的内容设计可考虑以创业过程为线索，将相关的经济法律知识贯穿起来。这样不仅可满足非法学专业尤其是经管类各专业法律课程教学要求，而且有助于法律知识的体系化理解和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四、结语
(一)学校方面的原因1．人才培养模式老化，教学内容陈旧高职高专的法律教育是一种人文教育，也是一种职业教育，其教育特色是强调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法律专业的学历教育和应用教育应该是合二为一的。但事实上，高职高专教育和本科法律教育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是雷同的，教学内容基本上是本科教材的“浓缩版”，“重理论、轻实践”是法律专科教学存在的最大问题。2．教师的实践性教学能力不足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的法律教师，不但要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还要有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近年来，很多高校引进了大批的拥有硕士甚至是博士学位的教师，教师队伍的学历水平有所提升，学历结构得到了优化。但很多教师自己也缺乏法律实践历练，缺少法律事务经验和社会阅历，再加上高校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很多教师欠缺法律实践技能，很难胜任实践性法律教学工作。3．实践性教学创新能力不足我国高职院校的法律实践性教学不外乎案例讨论、模拟法庭等形式，教师选取的案例多数过于简单，只能起到例证的作用，信息量有限，缺乏挑战性。即使部分高职院校引进了英美法国家的“法律诊所”，但学生接触到的“第一手”纠纷案件屈指可数。如今，越来越多的学生到企业寻找就业机会，企业已经成为高职法律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主阵地。但与此相关的民商事非诉业务的实践性教学却远远没有跟上，像金融、保险、证券、公司、票据、银行、国贸、企业并购、破产等业务，由于学生只是在学校从书本上学了个皮毛，根本无法进行实务操作。4．专业实习流于形式对于法律专业学生来说，毕业前的专业实习是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实践性教学活动，是锻炼学生综合运用法律能力的有效手段。但经调查了解，专业实习并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甚至已经流于形式了。有的院校不重视实习工作，让学生自己联系实习单位，彻底“放羊化”;有的法律实务部门时间紧、任务重，有些工作又具有保密性，不敢或不愿放手让学生去做那些真正能锻炼学生实践能力的工作;很多院校不派带队和指导老师，缺乏对实习的督导，实习单位对指导学生实习也热情不高，学生很难学到真正的实践技能。5．就业服务不到位很多高职院校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课往往由辅导员或思政课教师兼任，因为不是法律专业出身，在职业认知及职业素养提升等授课内容方面没有针对性，使得职业规划教育停留在形式上，无法达到激励学生主动探索职业工作环境、积极提升职业能力的目的。再如，有些高校不愿“走出”校门宣传毕业生，不能有效利用各种资源，充分开拓省外市场和涉法行业之外的就业市场，引导毕业生打破地域和专业界限，到经济、贸易、管理等领域就职。
(二)学生方面的原因1．部分学生文化素质较低，专业素养较差高职院校的招生属于高招的最后一个批次，由于法律专业报考人数太少，录取分数只好一降再降。以河南省为例，部分高职法律专业招生分数甚至降到了200分以下。另外，还有很多学生是调剂到法律专业的，文化素养很差，对法律专业学习又缺乏兴趣。高职高专法律专业学生素质良莠不齐，部分学生很难被用人单位所接纳认可，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体就业质量。2．学生就业观念存在偏差高校毕业生宁要“北(京)上(海)广(州)”一张床不要“新(疆)西(藏)兰(州)”一套房的状况已经持续多年。随着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和人才的过分集中，大中城市吸收高职高专类法律人才的空间已经极为有限，基层、农村、边远地区和中小企业有人才需求而学生又不愿意去，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心态，进一步加大了他们的就业难度，也加剧了法律人才地区和行业分布的不均衡。
二、就业风险的防范策略
针对高职法律专业毕业生就业风险存在的诸多原因，结合我国法律人才供求的实际状况，笔者认为防范就业风险的有效措施就是对症下药，多项措施并举:高职院校一方面在法律专业的教学内容设置上以市场为导向进行改革，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引导毕业生树立“大法学”的就业观，同时政府要在着力创建良好的法治环境，为法律人才提供施展才能的空间和平台。
(一)社会层面的防范策略1．积极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增加社会对法律人才的有效需求一个国家法律人才的出路，取决于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因此，国家要采取各种措施，弘扬法治，祛除人治，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如果我国的法治建设能够取得长足的发展，完全可以相信，我国涉法部门和其他行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一定会越来越旺盛。2．严控高职院校法律专业的办学规模，压缩招生人数我国法律专业人才相对过剩，教育行政部门要严格控制高职高专法律专业的办学规模，停止设立专科法律专业的审批，对一些已经开设法律专业但不具备相应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的应予取消。同时，根据就业情况和社会需求，适当压缩专科法律专业的招生人数，使社会需求与招生人数基本上保持平衡。3．改革完善有关法规和政策，明确高职高专法律专业就业岗位首先，在司法考试报名资格方面，可以明确规定，只有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者才可以报名，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可以放宽为法律专业大专学历，避免非法律专业与法律专业考生争夺法律职业岗位。其次，明确规定，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书记员、司法助理、司法鉴定助理等岗位法律专业大专学历即可报考，这样，既可保障高职高专法律专业学生的就业利益，也符合岗位需求，避免了人才高消费。再次，放宽基层公务员考试的学历要求，使高职高专法律专业学生的就业空间得到拓展。
(二)高职院校层面的防范策略1．以市场为导向，改革人才培养模式高职高专的专业设置要根据市场需求而定，笔者认为高职高专法律专业人才的特色主要应当包含两个方面:其一，学生的知识结构应该具有一定复合性。法律专科生到企业寻找就业岗位的占了相当比例，仅有法律知识往往难以胜任企业工作。因此，在课程安排中可以开设一定数量的经济、财会、写作、礼仪等方面的课程，也可以通过主辅修制，让学生学习其他专业课程，优化其知识结构，使其在人才市场上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其二，学生的实践能力要强。要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对外可以尝试校企合作，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对内要进一步深化法律专业教学改革，增大实践性教学的力度，正确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2．加强师资力量，增加资金投入，完善硬件设施建设作为教学活动的主导力量，教师在实践性教学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必须下决心打造一支高水平的从事实践教学的教师队伍。具体做法:一是“走出去”。鼓励教师到法律实务部门兼职或挂职锻炼。高职高专院校有部分教师具有律师从业资格，学校可选派或推荐具备条件的教师担任人民法院陪审员、助理法官、助理检察官、仲裁员、企业法律顾问、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等职务;二是“请进来”。直接从法律实务部门引进人才到学校授课。这些人才多为科班出身，往往具有丰富的职业经验和较高的理论素养，正好胜任法律事务实践性教学;三是政策支持。将教师指导实践性教学工作成绩纳入年度考评和职称晋升评价指标体系，真正改变教师重科研轻教学、重理论轻实践的状况;四是经费保障。如果没有充足的经费支持，法律的实践性教学只能沦为空谈。尽管很多学校都面临着经费紧张问题，但笔者认为，关键是在观念层面上是否真正认识到实践性教学对于法律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3．加大职业核心能力培养力度，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法学教育不能只注重知识的灌输，还应把重心放在综合能力的提升上。以财经类高职院校为例，法律专业毕业生大多到经贸领域如公司、企业的法务部门就业，从事金融、专利、合同、文书等非诉业务。此类高职院校的法律专业应该充分挖掘利用院校特色和专业优势，紧密结合社会市场需求，自修或选修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等课程，扩充专业基础，提升就业竞争力。高职院校在厚基础、宽口径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具体引导上，还需要注重构建法律专业学生的职业核心能力。我国人社部将职业核心能力界定为“与人交流、信息处理、数字应用、与人合作、解决问题、自我提高、创新革新、外语应用”等模块。河南省部分高职院校已经将职业核心能力提升课程纳入教学计划，作为选修课单列，从河南部分高职院校的教学效果来看，法律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领域和就业质量都有大的改观。4．加强针对性就业服务，引导学生树立“大法学”就业观，开发就业岗位群首先要引导学生树立“大法学”的就业观，从法律的功能方面分析，法律具有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作用，法学学生除了入职做公务员外，还有很多途径，如可以做法律的“边缘人”，在众多涉法领域从事非诉业务。其次，要在开设法律专业的院系建立就业指导分支机构，该机构由熟悉法律专业就业情况的人员组成，以便向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有针对性的服务。再次，要与当地人事部门取得联系，收集当地法律就业职位信息，并及时向学生提供。还有，要加强与公、检、法、司部门特别是与校友单位以及学生实习实训单位的联系，了解法律人才需求情况。最后，要根据就业市场变化，立足法律专业的就业需求，在巩固利用既有的就业岗位群基础上，开发新的就业岗位群。根据调研结果可将高职高专法律专业岗位群分为如下几个大类:第一类是公、检、法、司以及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第二类是公证处、商标专利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工作人员，第三类是公务员、村官、“三支一扶”人员，第四类是中小企业法务人员，第五类是劳动关系协调员及相关单位从业人员，第六类是企业办公室文秘职员、营销员等商业领域从业人员。
(三)学生层面的防范策略高职法律专业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不仅要理性地认识就业形势，更新就业观念，还要以综合素质培养为基础，加强就业维权法律知识的积累，提高维权意识，选择正确的维权途径，防范各类就业陷阱和就业风险。1．要认清形势，合理确定就业期望值，从现实出发，既要看到严峻就业形势中的存在的机遇，也要对就业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困难与挑战有所了解。根据“木桶定律”，学生要在“大法学”的理念下就业，第一步就是要弄清楚“限制因素”在哪里，找到“短板”才会产生弥补差距的意识。社会对法律专业的要求是变化和发展的，为了适应社会的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特点，学生需要尽可能扩大自己的学习范围，增加为人处世和与社会接触的实用技能;学生对此类知识的学习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这些知识对学生一生的成长和发展都发挥着潜在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影响力。2．要注重培养职业素质，在人际交往中修炼情商。用人单位对大学生在不同企业之间“跳来跳去”的做法深恶痛绝，究其根源不外乎几点:对企业忠诚度不够、没有责任心、没有奉献精神、无法容忍不同观点、没有团队意识、“这山望着那山高”的虚荣心等等。在法律专业就业风险加剧的今天，毕业生能通过什么方法得到不同行业、不同单位、不同岗位的青睐?唯有高情商!因此，学生们需要在人际交往中提高自我管理的技能，掌握情绪调节的方法，在人际交往中修炼情商。3．要提高维权意识。法律专业毕业生走向社会后，在个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不能将劳动法、民法、行政法、刑法等知识运用于维权行动中的大有人在。因此，在遇到劳动纠纷或者就业陷阱的时候同样会束手无策。我们常说:权益的救济离不开证据的支持。在发生劳动纠纷后一定要注意收集和保存证据。就业过程中应注意保留以下证据: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就业协议或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时收取的押金等收条、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职业中介机构的收费单据等等。通过向老师请教维权方法、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寄出举报材料、向劳动仲裁机构提交证据、向法院提讼的方式，拿起习得的法律武器向违法行为宣战，切实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商法教学创新；实训
当前，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速。但是，高职法律专业的现状却令人堪忧。据(2009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08年高职高专法律类毕业生就业率为75％，在所有高职专业中排名倒数第一，工作与专业对口率为29％，排名倒数第一。法学专业就业难，有社会大环境的因素，但是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没有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难以适应社会对高职法律人才的要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高职法律教育必须结合自身特点找准专业定位，切实强化实践环节教学，提升其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商法是法律专业的主干课程，商法教学改革是法律专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结合自己的商法教学实践，谈一谈商法的职业化教学问题。
一、高职商法教学存在的问题
首先，高职法律专业以培养具有法律实际运用能力的实用型人才为目标高职商法教学与本科商法教学应当体现出差异性，如果说法学本科应偏重学术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尚存争议，对于高职法律专业是职业教育应当没有异议。培养目标上的差异必然导致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教科书选择等方面的差异。但实践中，高职商法教学成了本科商法教学的缩编版，除内容简单点，课时少了点外，没有体现出职业教育的特色。多数学校在教学过程中以讲解法律条文、法学理论为主，缺乏与实践的衔接。学生只重视法学理论的掌握，却不知在实践中如何利用这些理论知识，面对个案不知如何着手。而案例教学，小组讨论，模拟法庭、法律实训侧成了形式主义走过场，不是在课时上保障不了，就是资金保障不到位，导致教学效果低下。
其次，商法是一门与金融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密切相关的学科，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商法的实践化教学操作起来并非易事，它要求教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多元化的知识背景。而现在高职法学教师队伍基本是理论型的而且从发展趋势看，越来越朝清一色的理论型、研究型发展，这不利于职业教育的发展。教师因为所学专业的局限缺乏对法律之外的经济专业知识的了解，另一方面没有律师、法官、公司业务等实务经验，教学内容与实践脱节，难以对学生进行职业技能训练。
再次，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扎实的民商法专业理论知识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在法律人才中的需求比例将越来越大，民商法是有利于学生就业的课程。因此在高职院校应当确立民商法学在教学中的基础性地位，加大课程比重。但目前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高职院校，往往重视理论课的开设而轻视应用部门法课程的开设，在部门法课程中，民商法课程所占比重并不大。以我院为例，商法课程为64学时，内容包括商法总论、公司法、破产法、票据法、保险法，内容多，时间紧。教师在教学中讲述原理和条文后，往往没有时间进行实际操作技巧的训练。
最后，是关于商法教材建设的问题。虽然一些学院根据高职教育的特点编写了一些教材，但是这些教材或多或少有一些摘抄本科教材的痕迹，教材的内容根本不能突出高职的特点，适应不了市场的需求，跟不上法制发展的步伐。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商法的重心也发生转变，从贸易法转到企业法再转到金融法。公司融资、并购、金融衍生工具的膨胀、电子商务等都成为商法的新课题。与此同时，传统的票据制度已随着交易电子化的发展而萎缩，在商法体系中的地位在逐步下降，为适应这种变化，高职商法课程在教材上应体现出来。目前的情况是，教材老化，授课重点不突出，直接影响了教学的效果。
二、高职商法教学改革的建议
商法教学改革应体现出思想性、知识性和实践性，其实际运用不仅有助于学生学习任务的完成，并且应当有助于学生在学习期间形成对未来工作至关重要的学习能力、理解能力和实践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笔者认为应着力做好以下几点。
(一)改善商法教学队伍的知识结构
调整教师队伍知识结构。高职法律专业培养的是技能型人才，而培养这样的学生需要有既懂理论又会实务的法学教师队伍。因此，要使法学职业教育适应这样的教育目标，就必须改造现行的法学教师队伍。因此，要加强教师培训，与其他院校进行交流、合作、学习。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的商法课程是全国唯一的商法部级精品课，江西财经大学的商业法律网络模拟课程十分新颖，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同时我们要与其他高职法律院校合作，共同探索高职法律教育的发展路径。鼓励教师参加社会实践，允许教师适度兼职，从目前我国的国情看，主要是兼职律师，从发展趋势看也可兼职法官、检察官。笔者主张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培训一批专职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类似理工科的实验教师，专门带领、指导学生从事法律实务模拟训练。除此而外，还可聘请优秀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担任兼职教师。
(二)大力加强教材建设
促进教学内容不断丰富与更新，教学内容要涉及学术前沿，如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引起的法律问题，电子商务，法律全球化等问题。要鼓励教材不断更新，强化教材对实践法律运用技巧的讲解。推出更多、更适用的商法案例教材。关于教材编撰的问题，虽然目前统编和自编的商法教材数量很大，但是，深入反映商法实践中的问题、信息量大、视野开阔、适合高职教学的教材却为数很少。笔者主张高职院校商法教师应当与司法实践部门合作编撰适合高职教学的经典化教材。推出符合职业化教育需求的特色教材，除传统的基本概念说明、主要学说梳理外，特别需要突出判解研究的说理、示范功能，以及重大实务问题的指引和动态研究。
(三)改进教学方法
变教师讲、学生听这种单向的教学方法为教师学生交互式教学方法，应提倡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解决问题，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进而改善学习态度，学会自主发展，提高实际能力。课堂讲授要从纯理论的讲授方法向理论结合实际的讲授方法转变。商法教学中应当吸收实践性的内容，商法教师应当注意收集分析司法实践中具有新颖性、典型性、可议性的商法案例的裁判规则，把这些典型案例运用到商法教学中去。案例教学法的目标，不仅是使学生通过对案例的讨论所得结论来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使学生感受获得这些法律知识的过程，体验法律职业的思维方法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具体运用，从而获得职业技能方面的发展。改进教学手段，教学手段的现代化不仅是解决学时少课时紧的方式之一，更是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途径。法学的内容包罗万象，要加强高职法学教学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同时要充分运用各种教学媒体和教学手段、如幻灯、投影录像、计算机教学软件等，这将会大大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超级秘书网
(四)进行商法课程设置改革，提高商法地位
目前看来，商法课程所占课时仍然偏少，急需加强。笔者认为应当把商法分为三门课，商法一(总论、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商法二(证口法、票据法)，商法三(破产法、保险法)。每门课48学时，都是必修课，二年级第一学期开设商法一，第二学期开设商法二和商法三，这样可以把商法各部分讲透，也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案例教学。除此以外，还应当在三年级开设金融法选修课，内容包括信托法、期货法、电子商务法、银行法等内容，以适应商法发展和创新的实际需求。还应当鼓励开设实践性、技术性强的法律运用课程，如律师诉讼技巧、商务法律实用非讼处理、谈判技巧等课程。
(五)开展商法实训
(一)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成渎职犯罪主要构成主体
近年来,由于执法压力不断增大,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作为一类特殊的执法主体,其数量在不断增加。然而由于素质不高、收入偏低、法律和责任意识淡薄等原因,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虽然往往手中职权不大,但仍然很容易滥用职权或懈怠不作为,是渎职犯罪的主要构成主体。从黄埔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渎职案件看,犯罪分子为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的占全部渎职案件的55.2%。渎职犯罪案件中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案件所占的比例有不断增大的趋势,凸显出对这一群体行使的公共执法职能加强监督管理的紧迫性。
(二)多表现为滥用职权,往往伴有利益交易
2011年以来,黄埔区人民检察院查办的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渎职犯罪案件中,87.5%犯罪分子涉嫌的罪名均为滥用职权罪。同时,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滥用职权犯罪的利益驱动十分明显,均与受贿、索贿行为相互交织,甚至图的仅仅是小恩小惠,如办理的城管系统罗某、朱某等5人滥用职权系列案,涉案的城管协管员仅是收取了无牌商贩小额现金和香烟的好处,即不惜滥用职权搞乱正常市场秩序,造成重大社会影响。因为贪图小利而触犯刑事法律走上犯罪的道路,反映了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法律意识的淡薄以及对职务廉洁性认识的缺失。
(三)内外勾结特征明显
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往往与非从事公务人员相勾结,以正常的经济交易为幌子,为权利寻租散布烟幕弹并提供媒介,从中收取回扣和好处费,实现曲线受益。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查办的黄埔劳动就业培训中心吴某滥用职权案,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获取农民工培训生源信息后,将生源私自截留并介绍到广州市某人力资源培训学校,并收取该学校的回扣;又如广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机动车尾气路检组纪某、陈某等6名检测员涉嫌滥用职权、受贿案,检测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超越职权,违反规定,与社会人员杨某相互勾结,违规要求尾气排放超标的车辆到杨某指定的修理厂进行检修从而收取杨某好处费。纪某、陈某等5名机动车尾气检测员长期在室外工作,环境检测中心站缺乏相关的监督制约机制,其工作表现也根本无法准确掌握。正是由于主管部门对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管理的松散以及对其行使职务行为监督的缺失导致内外勾结轻而易举。
煤矿专业高职生对于相关专业的法律知识或规章制度知之甚少，对煤矿法的认知水平较低，尤其对煤矿企业条令条例的名称、内容、性质尚无全面认识。煤矿专业高职生对自身法律意识培养表现出极强的可塑性。《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受教学课时、大班教学等因素制约，煤矿专业高职生法制教育往往局限于课堂教学，即使下矿实训、实习期间也只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动手能力的培养，相关实践活动（针对煤矿专业相关的法学诊所、模拟法庭、法院旁听等）处于空白状态，学生法律实践能力培养基本沦为空谈，极大限制了他们对煤矿安全知识或相关法律内容的学习。但调查中，他们也对相关法律知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从而为开展相关法律意识的培养提供了可能性。
提高煤矿专业高职生法律意识的现实意义
1．从学校角度而言，煤矿专业高职生法律意识的提高，能够增强学校整体的“软实力”建设，有利于高校人文精神的塑造；从社会角度而论，煤矿专业高职生法律意识培养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他们作为未来煤矿企业生产、服务与管理第一线的实用型高级技术人才，是煤矿企业建设者与接班人的主体，其法律意识在一方企业中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也必将对整个社会依法治国战略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2．有助于煤矿专业高职生个人素养的提升。法律素质教育可以引导煤矿专业高职生认识社会，尊重他人，崇法尚德，形成正确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在他们掌握较为丰富的法律知识的基础上，树立“尊崇法制、法律至上”的内心信念；帮助他们树立“平等、正义”的法治理念，形成“勇于维护自身权利、尊重他人合法权利”的权利观念。同时，良好的法律素质是健康人格的标志。理性自由是健全人格的标准，而理性自由恰好通过法律素质得以表现。［2］法律素质教育可以帮助煤矿主体高职生具备法律践行能力，催化他们的他律意识，意识到自身行为所可能担当的煤矿生产或安全责任，成为具备健康、健全人格的“煤矿人”。3．有利于保障煤矿专业高职生未来事业的成功。现代煤矿企业在用人制度上更加注重毕业生的综合素质，综合素质包括业务技能素质、身心体能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法律意识是构成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和核心内容。如果一个毕业生法律意识不健全，必将会导致其无法遵守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最终演变为行为失范。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法律意识是应该遵守的道德底线，煤矿专业高职生只有具备必要的法律意识，就业后才能具有更高层次的道德标准，如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吃苦耐劳等，为日后在煤矿企业成长、成才、成功培养牢靠的精神基础。
在心理学中,意志是指人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支配其行动以实现预定目的的心理过程。人在反映现实世界的时候,不仅对现实世界有依据其主观思维的认识,而且还会对它们形成一定的情感体验,并且在自我认识和情感的支配下有意识地去改造客观世界。这种最终表现为行动的,积极要求改变现实世界的心理过程就构成了心理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意志过程。 意志与行为有着不可忽视的密切关联:意志引导行为。这种引导又体现在两个方面:发动与制止。发动就是推动人去从事达到预定目的的所必需的行动;制止就是阻止不符合预定目的的行动。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一定的意志因素,行为也就失去了根本的心理支持,那么这一行为就不成为我们刑法学上所谈论的行为,因此也不会导致对此行为的刑事非难。
依照刑法学传统,罪过通常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将引起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持的一种故意或过失的心理态度。它以故意和过失为内容,所以我们分别讨论一下意志因素在故意与过失两种心理状态中的地位。
1.根据我国《刑法》第14条第1款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故意心理的意志因素具有两方面特征:希望和放任,其表现为意志对行为的发动作用,在犯罪故意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一个人仅有对自己行为的危害结果的认识而没有形成犯罪的意志,不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便不可能自觉的确定行为的方向、步骤、方法,导致此种行为的事实。德国刑法学家克莱因指出:决意实施法律禁止的行为,或者决意不履行法律命令的行为,就表明积极的恶的意志,就是故意, 可见故意心理是在积极的恶的意志的推动下而转化为现实中刑事非难的罪过心理的,它在犯罪的实施过程中具有决定的、主导的作用,是联系犯罪意图和犯罪行为的桥梁纽带。总之,意志因素是在认识的基础上,将人的心理外化到客观世界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意志是故意成立不可缺少的因素。
2.过失心理状态下是否存在意志因素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在刑法理论上一直争论不休。我国《刑法》第15条第1款对过失犯罪作了规定,即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由这一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法上规定的过失有两种:(1)疏忽大意的过失;(2)过于自信的过失。
大多数学者将疏忽大意看作是这一过失心理的意志因素,但是笔者认为,意志的存在是以认识为前提和基础的,在疏忽大意的过失中,其认识因素是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也就是说行为人对于其行为的危害结果是没有认识的,既然没有认识有何来的意志呢?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疏忽大意的过失心理中既无意识又无意志呢?这显然与过失犯罪应承担刑事责任相矛盾。对此陈兴良教授认为过失犯罪心理过程是有意志参加与意识和无意识交错活动的过程,在司法实践中除个别冲动行为外,找不到完全没有意志的过失犯罪。 因此笔者认为,疏忽大意并不是这种过失心理的意志因素,而是行为人的一种潜意识的表现,这种潜意识导致了行为人的认识能力低于社会认可的正常标准,从而做出了与一般人的意志内容相反的决定,在这种决定(实际上也就是意志因素)的引导下实施了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
一、加强检察官专业化建设的意义
近年来，人民检察院抓好各项检察业务工作的同时，大力加强队伍建设，使检察官的整体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为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提供了坚强的组织和人才支持，但应当清醒的看到，检察官队伍的现状离党和人民的要求仍有相当的差距，检察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尚不能完全适应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需要。面对加入世贸组织这一新的形势，检察官队伍建设要以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为目标，从观念上、体制上、政策上、方法上积极探索，大胆创新，以建立一支同“公平与效率”这一世纪主题相匹配的高素质的检察官队伍。
1、加强检察官队伍专业化建设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是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的体现。党的十六大对检察机关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职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检察机关在打击刑事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方面，在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促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发展方面，在强化法律监督、促进实现全社会公平和正义方面担负着繁重而艰巨的任务。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最大的希望是司法公正，对司法机关最高的要求也是司法公正。要想维护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建立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检察官队伍，建立一支高素质、专业化、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检察官队伍。
2、加强检察官专业化建设是检察工作的内在要求，是落实检察官法的内在要求，是提高队伍素质和执法水平、确保公正执法的客观需要，也是从根本上改革现行检察队伍管理模式、完善检察制度的重要途径。人民检察院承担着国家法律监督、审查批捕、提起公诉、打击经济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查处以及申诉、国家赔偿和民事抗诉等重要职能，肩负着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维护公平与正义的重任，这就需要检察官具备深厚的法律知识功底和丰富的司法经验，具有相当的知识背景和教育经历，必须接受统一的专业化的训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正司法、文明司法。检察机关做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工作性质和规律要求检察官必须具有独特的专业素养和能力，走专业化之路。
3、加强检察官队伍专业化建设是检察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的迫切要求。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社会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愈加多样化，各种利益冲突不断出现，检察机关依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也随之多样化和复杂化。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人民检察院司法审查和检察监督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检察任务和队伍素质不适应的矛盾加剧，司法信誉和司法权威在更大范围内经受严峻考验，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大力加强检察官队伍专业化建设如剑拔弩张，迫在眉睫。
二、改革和完善检察官管理制度，实现检察官队伍的专业化。
1、建立检察官从业资格制度。长期以来，由于检察体制的原因，检察机关的人事、编制、工资经费都隶属于地方管理，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只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种状况造成地方对检察机关的人事权享有绝对的决定权，在进人、录用、班子配备等人事审批和把关方面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冲突。如：98年以前检察机关大量工勤人员的流入等。虽然上级检察机关在进人审批上也有严格规定，但仍然是地方享有绝对权，上报、审批只是履行程序而已。这些状况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检察官走专业化道路建设的步伐。因此，当务之急要严把检察官入口关，严格进人程序。要成为检察官就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条件，在年龄、学历、专业等方面符合检察官法的要求。检察官的录用必须从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任职资格的人员中择优选用。经省级人民检察院组织的统一测试、考核合格，此外还要经过检察机关的专业培训，才能取得任职资格。在选配检察机关领导干部方面，既要符合一般领导干部的条件，又要符合《检察官法》规定的任职条件。配备的干部必须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和法律工作经历，从而使检察官录用逐步正规化、专业化。
2、完善检察官教育培训制度。明确培训工作目标，完善培训体系和培训方法，增强检察培训工作的实际效能。认真落实省市教育培训规划，对未达到检察官法规定的任职学历条件的现任检察官，组织参加本科学历教育和续职资格培训。以领导干部和检察官为重点，分类开展岗位培训，培养专业骨干和一支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广泛开展岗位练兵活动，提高检察官队伍的执法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普及计算机操作等科技知识，组织检察官参加外语等级考试。检察培训工作的重点应当放在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业务骨干知识的更新和能力的提高上，把对专家型人才、专门型人才、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作为一项紧要任务来抓，省市级以上检察机关应加强与高校的合作，制定周密的培养计划，对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实行重点滚动式培养。在业务骨干的培训方面，对刚招录的年轻的检察官，要着重加强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培养，使他们实现由知识型到能力型的转变，增强实践经验；对一些已在办案一线工作了多年的老检察官，要促使他们加快知识的更新换代，增强他们的理性思维和法律功底，使他们实现由能力型到知识型的升华。
此外，全面推行主诉检察官、主办检察官、主侦检察官责任制，加强对主诉、主侦、主办检察官的培养、教育和考核，从而突出检察官的办案地位，增强检察官的职业责任，提高检察官的工作效率。
3、建立检察官分类管理制度。分类管理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是检察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根据各项检察职能的特点，分类管理检察人员，突出检察工作的专业化、正规化，实行竞争上岗，形成检察队伍的自我优化机制，这是检察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专业性强，根据我国检察职能的特点，应当把检察人员分为三类进行管理。即检察官，包括主诉检察官、主办检察官和主侦检察官；检察事务官，包括书记员系列（主诉、主办、主侦检察官助手）、检察技术人员系列（从事照相、文痕检、法医、视听资料工作）、行政管理人员系列（检察文秘、联络员、人事管理、后勤服务）；司法警察，主要是侦查部门的警察官员，也可是单独设立司法警察大队（负责检察办案环节的传唤、拘传、搜查、拘留、执行逮捕、抓捕逃犯等工作）。根据人员岗位的不同特点和实际需要，科学设置岗位，明确不同岗位的职责、权利和任职条件，对重要岗位引入竞争机制，推行竞争上岗，从而提高检察队伍管理的科学性。
一、被害人刑事诉讼权利概述
我国在1979年通过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赋予了被害人一定的基本诉讼权利,将部分罪行较为轻微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妨害婚姻家庭等犯罪列为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将被害人列为诉讼参与人,有权对告诉才处理和其他不需要进行侦查的轻微刑事案件提起自诉,还赋予了参与庭审、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提出刑事申诉等权利。但未有完全赋予被害人诉讼当事人的地位参加诉讼活动,对刑事案件的诉讼进展程度,被害人缺乏了解的途径,对诉讼结果也缺乏表达意见的渠道,诉讼权利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为此,在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对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权利作了较大的修改,最为显着的是对当事人的范围作了新的界定,明确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和被告。 首次将被害人列为当事人。在审判程序中,规定被害人有权委诉讼托人,有权陈述犯罪事实,向被害人发问,申请调取新的证据等。在审判监督程序,被害人对生效判决和裁定有提出申诉的权利,等等。 虽然,刑事案件的控诉权还是牢牢掌握在公诉机关手中的,但同期修订的刑法对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刑诉法对自诉案件的范围都有了扩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对公诉的补充作用,使刑事被害人的保障不再停留在字面上,对被害人的诉讼权益起到实际的保障。以上可见,我国当前对犯罪被害人的刑事诉讼权利和地位的立法,是基本符合国际刑事诉讼发展潮流,基本符合我国国情的。
二、当前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对被害人权利保障存在的缺陷
(一)犯罪被害人对刑事案件的知情权缺乏保障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流动性大,要查找被害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被害人对犯罪案件的破案、起诉、审判一无所知。
(二)刑事犯罪被害人对刑事诉讼结果的影响力过小
目前,在办理公诉案件过程中,公、检、法机关的办案人员接触被害人,主要目的在于向被害人了解、复核案情,把被害人当作普通的证人而不是当事人,被害人也仅仅发挥揭露犯罪、证实犯罪的作用。在侦查、起诉、审判过程中,司法机关办案人员主动听取被害人意见没有形成一项根本的诉讼制度,就算是较能体现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不起诉制度,被害人的意志只能在不起诉后的申诉、自诉环节中体现 ,在其他诸如立案后的撤案、缓刑量刑、无罪判决等不能伸张被害人惩罚犯罪行为人意志的诉讼结果中,更没有给被害人表达意见、施加影响力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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