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货币、贸易双顺差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在极大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对外贸易必须同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继续推行重商主义贸易政策对我国外贸的发展弊大于利。因此，我国必须调整贸易政策，追求国际收支平衡或者保持适度的贸易逆差。 关键词:重商主义 贸易顺差 贸易政策 调整 重商主义思想回顾 重商主义学派产生于15世纪，全盛于16、17世纪，瓦解于17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兴盛时期。重商主义的名称，最初是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提出的。重商主义政策主要是由一些巨商、大贾、政府官员在处理实际的贸易、工业、航运和行政工作中提出来的。根据主张的差异，重商主义可以分为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 早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威廉•斯坦福特和法国的安徒安德•孟克利钦，他们认为货币即是财富，主张在对外贸易的每笔交易中都保持顺差，奉行绝对的“少买多卖”原则以增加货币的流进，因此被称为“货币差额论”。 晚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托马斯•孟和法国的柯尔培尔，他们意识到只有将货币不断地投入到流通中去，才能使货币财富不断增加，他们主张全国的对外贸易顺差，因为被称为“贸易差额论”。晚期重商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以贸易管制政策为主要手段，实现国内贵金属的存量增加。 重商主义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出口贸易规模从1978年的97.5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2180亿美元，30年间增加了125倍，比同期世界贸易增长速度快三倍，被国际社会称为“出口增长奇迹”。我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也不断扩大，从1999年的211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622亿美元，28年间增加了约13倍，经常顺差额占GDP的比例从2000年的1.7%上升到2007年的11.7%(数据来源: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2007)。 有着浓厚重商主义色彩的外贸政策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在当前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巨额顺差的情形下，重商主义对我国对外贸易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下文对此进行具体分析。 (一)恶化我国贸易条件 贸易条件是指一国的出口商品价格的比率，它可以解释为出口每单位商品所能购买进口商品的数量。有数据显示，我国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从1995年到2005年，我国整体贸易条件指数下降19%，其中制成品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25%，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24%。这主要是因为出口商品的结构不合理，贸易顺差的主力军仍是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的加工贸易品几乎没有定价能力，国内出口厂商在出口政策推动下，为了获得比内销更大的利益，竞相出口甚至恶性竞争压低出口价格。与此同时，加工贸易的市场容量正在萎缩，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抢占市场份额，有的出口产品已经出现“增产不增收”的现象。 (二)扭曲国内经济资源的配置 对外贸易的实质是通过经济交往实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佳配置，使每个国家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都能得到充分有效的配置。目前，我国的对外贸易主要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廉价的环境成本上，由于国内的资源价格被人为压低，多数资源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因此出口产品的成本显得很低，导致出口产品的价格保持在全球较低水平，刺激了出口快速增长和贸易顺差急剧扩大。 (三)加大外汇储备的成本和风险 据统计，至2007年底，我国外汇储备额达1.53万亿美元(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居全球第一，巨额的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形成巨大的“机会成本”，同时面临着巨大的汇率风险。我国为缓解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导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买入外币投资本币，其后果是我国面临着很大的通货膨胀压力。2007年全年CPI上涨4.8%，12月CPI上涨6.5%。此外，我国购买了巨额的美国国债，这样大部分以国内实物资源换取的外汇，又流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经由美国政府以信贷形式发放给美国企业，帮助其进行海外投资，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又成了外国投资者投资我国的资本，来到我国市场获得收益。在这样一个资本循环过程中，我国仅得到极低的美元债券利息。根据美国财政部网站的相关数据，计算出2002-2008年美国国债的平均利率，其中最高年份2005 年的平均利率也只有3.5%，比相关专家预测的平均4.05%的利率更低。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得到的是以生产性直接投资方式获取的生产收益。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对我国120个城市的12400家企业进行的调查表明，外资企业在我国投资回报率高达22%，而我国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不到5%。近年来，美国面临着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系统安全及双赤字压力、巨额国债、过度消费等一系列经济问题，美国政府为缓解经济压力，长期刻意执行“弱势美元”的政策，引发美元持续性贬值，我国的外汇储备财富随之蒸发。 (四)加剧贸易摩擦 持续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加剧了我国与美国、欧盟甚至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截至2007年底，我国已持续13年成为世界上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对华反倾销案件数每年高达平均30.7起。 (五)损害消费者福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奉行“以出口创汇为目标”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政府给予外资企业和出口企业诸多优惠条件，导致很多企业以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换取出口优势，这无疑会损害国内的劳动者利益和环境，恶化国内收入分配格局，损害了国内消费者福利，削弱了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我国对外贸易政策调整措施 对外贸易必须同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继续推行重商主义贸易政策对我国外贸的发展弊大于利，我国必须调整贸易政策，追求国际收支平衡或者保持适度的贸易逆差。 (一)开拓国内市场 按照经典的经济理论，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需求的“三驾马车”。长期以来，我国储蓄过度，造成有效需求相对不足，政府投资和国外需求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开拓国内市场，挖掘居民的潜在消费能力对于调节贸易顺差具有重大作用。因此，要扩大内需就需要政府的积极干预，以建立完善的社保体系和证券市场，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二)优化出口产品和出口市场结构 目前，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或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缺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出口商品，产品附加值低，结构单一。因此，我国迫切需要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减少大量消耗资源型产品和消耗能源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加强对高新技术出口产品的支持。我国的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这种情况使我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人，难以分散风险。2007年3月，美国次贷危机愈演愈烈，我国对美出口金额开始大幅下降。2008年1-6月，我国对美出口金额比2007年同期增长8.88%，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低于2007年同期对美增长速度，因而形成了对这些国家的过分依赖，增加了双边的贸易摩擦。今后应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尤其应当加强同东盟国家的合作。 (三)重视进口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后发优势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通过技术引进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我国20世纪八九十二年代的大规模机械设备等的进口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重视进口，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提高消费者福利，并且在全国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推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才能使我国从贸易大国变成真正的贸易强国。 综上所述，我国在今后几年之内的出口增长速度仍将继续高于世界贸易平均增长速度和大多数国家的出口增长水平，与一些国家的多边贸易失衡状况很难得到完全解决，甚至会有所恶化。因此，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实施顺应经济形势的外贸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重商政策/对比/西汉/古希腊/罗马
一、中西方重商原因比较
古代中西方的统治者面对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从维护其统治出发不得不改变长期以来实施的重农抑商政策，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但两者的重商政策又各有其特色，具体讲来如下：
（一）地理环境对当时中西方的统治者决定实施重商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希腊境内石山居多，水源不足，不但森林覆盖面小，矿藏资源缺乏，而且土地不甚肥沃，可耕地不足土地总面积的1/5，在帖撒尼亚，拉哥尼亚，美塞尼亚虽有些小红土平原，但大多是些贫瘠的土地，粮食产量不高。但同时它却有着优良的港口和金融环境。为了生存的需要，它必须从海外进口粮食以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进口金属制品和木材以充日常生活之用。因此，希腊人几乎一跨进文明社会的门槛，就对海外贸易具有很强的依赖。如希腊本地产谷物不多，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所产谷物也不能补充不足，希腊人每年要从埃及和黑海北部的西徐亚平原等地运来大量谷物在雅典外港拜里厄斯卸下，希腊产的羊毛也不够用，必须从吕底亚，夫利基亚和黑海沿岸诸国输入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城是羊毛的主要市场。总之，希腊工业原料不能自给，工业原料输入希腊，工业品则从希腊输出，这种情况迫使希腊的上层统治阶级采取重商措施。希腊人为了生存的需要还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殖民地的类型有二：一是农业性，二是海运和商业性的。希腊人早就认识到了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重要性，为了确保他们能够自由航行，便在欧亚两岸设立了塞斯托斯，兰浦沙考斯，拜占庭，白林托斯和加尔西顿等殖民据点，以作为停靠港守护站和贸易站。农业性的殖民据点，最初，希腊移民也要从事农牧业，但不久他们就与邻近的国家和部落发生了贸易关系，工商业日趋繁荣，逐渐由农牧业为主的殖民据点演变为以工商业为主的殖民据点，特别是那些位于道旁和出海口的殖民据点，这种变化更快。
西汉的地理环境是与古希腊、罗马截然不同的类型。中国的地貌是广袤的中原，这种地理环境，同样也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观念形态。为了满足自己统治、享乐的需要，他们需要从各地搜刮，所以也采取了重商政策。
（二）在封建社会中，商业的发展受农业生产力的限制，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作为生产力中较为活跃的商品生产必然突破政策的控制。“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作为专制主义政府只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必然执行者。西汉经济经高祖、惠帝、吕后时期的经营，逐渐进入恢复阶段，特别是文帝、景帝时期，采纳贾谊、晁错的建议，实行轻谣薄赋、减轻田租，汉武帝征收的商税仅为商贾获利的6%。与此同时，人民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一些人抛弃了传统的“礼教”而被本趋末，即“多去文学而趋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求富热潮。他们认为：“富者，人之惰性，所不学俱欲者也。故壮士从军，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灾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理，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纂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1]一些穷人皆“学事富家”，一些读书人则“去文学而趋利”，社会上对商贾的羡慕和追求其最本质的即是“财”和“利”，极大地冲击了封闭形的封建自然经济思想，在这种情形下，西汉政府也只能顺应这种历史潮流，引导人们，从而对商贾采取了“惠商”、“宽商”政策。
为了强国富民和扩大财源，古代西方社会对商业的发展也采取了宽松政策，如希腊人对出口货和进口货只征收从价税2%。为了保证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正常进行，还建立了强大的海军。
（三）商业资本的发展给国家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中国的封建政权尽管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但封建统治者却不能不依赖于商业资本提供的财政收入。在古希腊、罗马这样的商业国家，财政收入的决大部分更是依赖于商业资本，商业资本在国家财政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统治者绝没有理由对其等而下之。
（四）西汉政府实行宽商、惠商政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即西汉商贾的强大势力强烈地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拟于“一国之君”，连郡国、政府都要向其借贷，人们对其蹑足侧目，由于其经济地位的提高，西汉政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妥协，如废弛商贾之律，开关梁，弛山泽之禁，除罪，甚至入粟拜官。
二、古代中西方重商措施及其效果比较
面对蓬勃发展的经济，古代中西方采取了各种重商措施，其共同之处表现为：鼓励支持贸易的发展。古希腊罗马的贸易活动得到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积极的军事活动的支持：奥古斯都派出一支远征军深入阿拉伯半岛南部，为罗马商人占取了一些最重要的港口；在科普托斯和贝雷尼切之间的沙漠上修通了一条大道，沿途掘井引泉，开设屯或驿站，每队沙漠商队均有罗马官方的武装部队保镖，对于西南绿洲与法尤姆之间的商旅以及法尤姆与埃及之间的商旅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予以保障。对于尼罗河和各运河上的船只航行，有一支组织健全的河道考察队予以监护，帝国皇帝们还积极为改善航运和港口建设创造条件，克劳狄在奥斯梯亚开筑了一个人工港，尼禄将其加以扩建，图拉真也重修过它，使之成为输入罗马城所需的粮食和其它货物的一个最大的进口港，克劳狄对罗马的海路贸易和造船事业也深感兴趣，尼禄和图拉真曾改过安提阿姆，奇维塔维其亚、安科的诸港。安东．庇护曾修过特拉西港口，建造基泰的灯塔，并对普提奥利港口加以改进，商人的和船主的帮会首先得到了帝国政府的承认、保护和特权。克劳狄曾把某些特权赐给船主和粮商团体中的一部分。“雅典有特别法庭(dicaiempoikai)专门处理商务海事案件”[2]。比雷埃乌斯港口和雅典城市的市场各有5位抽签年选的市场监督，以保证货真价实、保障公平交易；粮食市场的零售，要由专门的官员(sitophylakes)负责监督，确保价格平稳，避免有人囤积居奇。
西汉王朝也主张对外贸易，尤其是在汉武帝时，这一政策措施得到了最为有力的支持。汉武帝积极开通西域，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他先后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结果为西汉政府对外贸易开辟了一条新的，极为重要的陆上通道，即著名的丝绸之路，西汉王朝派使者携带丝绸织物西出远的到达当时属于罗马的埃及亚历山大城，曾廷伟的《两汉社会经济发展史初探》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据《三辅黄图》记载，当时长安城藁街设有“蛮夷邸”，属大鸿胪掌管，就是供这些外来的人使用和商人居住的地方。同时，西汉政府为了维护商旅的往来，汉宣帝时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管辖天山南北。
两者在重商措施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更多的则是相异性：
（一）古代西方主要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减少国家干预。早期罗马帝国时期，除了赋税而外，我们简直找不出政府推行的任何其它经济性措施。奥古斯都在击败安东尼之后，在埃及推行了一些经济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减少国家干预，这一政策被他推广到整个帝国，并为其后继者们所沿用。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时代是一个贸易几乎完全自由的时期，是一个对私人创业发家机会最好的时期，不管是在共和时期或是在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领导下，罗马都不曾承袭过某些希腊化国家，特别是埃及所推行的工商业国有化政策。在意大利的工业受到外省工业的冲击并逐渐落后于外省工业的情况下，帝国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意大利的工业。因此，在帝国成立以后，商业情况有日益依循经济供求规律而自行调整的趋势。银行业亦是如此。正是由于罗马政府给予银行以自由，在埃及各城市中才会兴办那么多私人银行。
西汉初期，政府实行了相当自由的商业政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可以自由“周游天下”，从事商业贩运活动，到汉武帝以后，西汉政府在总体上对商品经济加强了宏观调控，推行工商业国有化政策、重官商。如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把有关国计民生的盐铁由国家垄断经营，由中央在各地设盐铁官，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和国家资本控制盐铁生产的生产流通，此时，中央和地方官多由富商担任。“除故盐铁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3]其实质是国家调节工商业结构，利用国家资料对经济宏观调控是发展商品生产的有效措施，而且还改变了汉初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为吏的规定，商人正是由于盐铁官营的政策实施而步入仕途，获取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对于不法豪商，汉武帝则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使国家商业资本上升，并不断分割富商大贾的商业利润，加强国家财政收入，维护中小商人和小农的利益，较好地调节了农商比例关系，把商品经济发展引向正常轨道。
（二）古希腊、罗马为了发展商业，采取了推进城市化运动的措施。奥古斯都在东方各省沿袭共和国时期的政策，继续推进城市化运动，在许多村落和寺院土地上建立起新的城市，使罗马帝国成为一个自治城市的联合组织，在西方各省，他不以建立罗马公民新屯市为满足，而是竭力向高卢和西班牙的克勒特人灌输城市生活方式，在阿非利加原先的迦太基国境内恢复城市生活。一世纪时所有的皇帝们都或多或少地推进城市化的发展。克劳狄就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他建置了许多新屯市，使城市化运动在他统治时期有了迅速的发展，到了弗拉维王朝和安东尼王朝，这种发展并未停止，韦帕芬也和其前人一样对城市化运动持积极态度，他对于那些多少已罗马化的行省，特别是那些主要的征兵地区，那些驻扎有罗马重兵的地区西班牙、日耳曼尼亚和多瑙河流域诸行省加速其城市化运动，或是建立新的城市，或是把城市的权利赐给土著的市镇。
而西汉政府则是主张把农民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通过农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汉武帝时采取了均输、平均的财经政策。均输是指由国家统一管理、以便远上之贡，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具体办法是由中央在地方设置均输官，地方应缴纳的贡赋“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更于他处卖之，输者即便，而官有利。”[4]要求地方均输官借鉴商贾转贩的经验，将地方所缴纳的贡赋按照当地市价折合为商人所贩运出境的丰饶而价廉的土特产品，再由均输官将这些物品运往价格较高的地区出售，换取中央政府所需求的物资。平均则是指国家利用经济手段管理市场，从市场机制出发，调制市场，其实质是稳定物价，防止富豪巨贾投机囤积，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引起市场混乱，而使市场成为按商品价值规律正常运转的有效市场。
（三）对于商品经济发达的标志之一的货币，古希腊、罗马采取的仍然是自由、放任的政策，虽然有些银行是由市政当局办的，但是银行这种企业同所有其它行业一样，大多数由个人经营。而且，他们的银行已有了现代银行的许多职能，如放款，活期存款和发放信用证明等。
与此遥相对应的西汉王朝，初期由于社会经济尚未从战乱中恢复过来，币制紊乱。到了汉武帝时期，封建政权对币制进行了调整，改革币制，把铸币权重新收归中央，禁止私人铸币。在元鼎二年，汉武帝下令成立专门铸币机构，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把先前全国各地所铸铜钱运到京师销毁，统一铸造“五铢钱”，作为法定货币。国家统一铸造的五铢钱，由于质量上乘，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信赖，使货币的职能得以充分发挥，打击不法豪商，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个巨大的推动。
在不同的重商措施下，其效果也明显不同：
1.古代西方在这种自由放任的商业政策下，许多上层官吏也加入到了商品生产者的队伍，周一良、吴于谨主编的《世界通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大宗贸易都操纵在大商人的手里，出生于元老的奴隶主，以授产和委托经营的方式，也投资到商业中来。”
2.使得农业商业化。一方面，它使得土地商品化。在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的土地就已归个人所有，柏拉图明确指出：法律允许每个市民随意处置他的财产。另一方面，政府奖励商品农业。例如：梭伦劝告和奖励公民建立葡萄园和果木园。同时，农业商业化还表现为市镇走向工业化。M.罗斯托夫采夫在其著作《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讲：“蓬佩伊这个市镇走向工业化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出现了一种新型住宅，它的四周都环绕着商店，这些商店一部分由住宅主人亲自经营，而另一部分租赁给工匠和零售商贩，似乎从很早开始，各种料子和羊毛衣服就是蓬佩伊的特产之一，这些毛织物有一部分就在本城染色。”
3.重商政策促进了商业的蓬勃发展。当时罗马的许多大商人深入波罗的海、斯堪的那维亚、爱尔兰、北非、东非和西非沿岸，向东与帕提亚、巴克特利亚、中国辗转相通，又从海路同印度到达孟加拉湾，马来半岛，并由此进入中国。M.罗斯托夫采夫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意大利那些讲究饮食的人毫不费力地就可以弄到每个季节里所有的primeurs〈新上市的蔬果〉和从遥远地方来的特产。Delicatessen〈美味〉。这也可以看出交易情况是多么发达。他们还用不着专门费力去定购这些东西，有着转为此而开设的大商店，其中储积了大堆这类货物。在奥古斯都时期，意大利在帝国商业生活中占据突出的地位，甚至比公元前一世纪时还要突出。他们的这种重商政策在政治、文化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它推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三等公民也可以当选为执政官，打碎了贵族对这一最高行政官职的垄断。同时，它还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在希腊城邦中，凡是维护重商主义的城邦，文化教育事业都很发达。雅典的卫城是冠于希腊城邦的一个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博物馆”。雅典城邦的富裕和宽松自由的民主环境，还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如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但由于重商政策的实施，使得贫富分化、奢侈之风盛行，社会矛盾十分严重，最终导致了罗马共和国的覆灭。
对西汉政府而言，重商政策的实施引起诸多社会变化。
1.导致了西汉社会人们思想的转变，普通百姓也逐渐改变观念，掀起了整个社会的“求富”热潮，形成了喜好商贾的民俗同一性。波及封建王公贵族，如吴王刘濞等亦参加其中，同时还使得，大贪官王根不但接受商人巨额贿赂，他还在第宅中设立西市，自营商业。故有人指出：“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5]官吏经商和商人做官，使非法商业活动借助于封建政治特权而通行无阻。
2.促进了西汉王朝的商业发展，形成了庞大的商人阶级，他们有的“周流天下”，有的“废居居邑”；商品范围之广泛，“用事童仆”数量之大，市场之繁荣，是当时世界上其它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就连在军屯驻屯的地区还设有“军市”，如《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载冯唐的话说：“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赏士卒。”
3.西汉的海外贸易更发达。汉代的对外贸易分官营和私营两种，而准许私人参与海外贸易是古代“重商”的重要特征之一。汉代政府经常派使团到各国进行贸易。如汉武帝曾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除丝绸之路外，还有和南方领海诸国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海外交通的都会是番禺，船由合蒲郡徐文县出发，大约可到达马来半岛，斯里兰卡和印度。同时，外国商人也纷纷来到中国，他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来广州贸易，一种以“贡献”为名向皇帝贡土特产，换取远大于所贡的赏赐。
4.商业大都市的出现。秦朝为削弱地方势力，曾采取隳名城的措施，加上秦末战争的破坏，城市比较萧条，汉初，对名城进行修复，而后，由于商业的发展，大大小小的商业都市遍及全国，并且形成了号称“五都”的全国性商业大都会，即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然而商业的发展，也造成了社会贫富不均，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
【参考文献】
[1]史记．货殖列传[M]．中华书局，1959．
[2]PGarnsey.FamineandFoodSupplyintheGraeco-RomanWorld:ResponsetoRiskandGrisis[M]Cambridge,1988:139.
[3]汉书．食货志[M]．中华书局，1962．
古代中西方的统治者面对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从维护其统治出发不得不改变长期以来实施的重农抑商政策，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但两者的重商政策又各有其特色，具体讲来如下：
（一）地理环境对当时中西方的统治者决定实施重商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希腊境内石山居多，水源不足，不但森林覆盖面小，矿藏资源缺乏，而且土地不甚肥沃，可耕地不足土地总面积的1/5，在帖撒尼亚，拉哥尼亚，美塞尼亚虽有些小红土平原，但大多是些贫瘠的土地，粮食产量不高。但同时它却有着优良的港口和金融环境。为了生存的需要，它必须从海外进口粮食以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进口金属制品和木材以充日常生活之用。因此，希腊人几乎一跨进文明社会的门槛，就对海外贸易具有很强的依赖。如希腊本地产谷物不多，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所产谷物也不能补充不足，希腊人每年要从埃及和黑海北部的西徐亚平原等地运来大量谷物在雅典外港拜里厄斯卸下，希腊产的羊毛也不够用，必须从吕底亚，夫利基亚和黑海沿岸诸国输入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城是羊毛的主要市场。总之，希腊工业原料不能自给，工业原料输入希腊，工业品则从希腊输出，这种情况迫使希腊的上层统治阶级采取重商措施。希腊人为了生存的需要还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殖民地的类型有二：一是农业性，二是海运和商业性的。希腊人早就认识到了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重要性，为了确保他们能够自由航行，便在欧亚两岸设立了塞斯托斯，兰浦沙考斯，拜占庭，白林托斯和加尔西顿等殖民据点，以作为停靠港守护站和贸易站。农业性的殖民据点，最初，希腊移民也要从事农牧业，但不久他们就与邻近的国家和部落发生了贸易关系，工商业日趋繁荣，逐渐由农牧业为主的殖民据点演变为以工商业为主的殖民据点，特别是那些位于道旁和出海口的殖民据点，这种变化更快。
西汉的地理环境是与古希腊、罗马截然不同的类型。中国的地貌是广袤的中原，这种地理环境，同样也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观念形态。为了满足自己统治、享乐的需要，他们需要从各地搜刮，所以也采取了重商政策。
（二）在封建社会中，商业的发展受农业生产力的限制，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作为生产力中较为活跃的商品生产必然突破政策的控制。“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作为专制主义政府只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必然执行者。西汉经济经高祖、惠帝、吕后时期的经营，逐渐进入恢复阶段，特别是文帝、景帝时期，采纳贾谊、晁错的建议，实行轻谣薄赋、减轻田租，汉武帝征收的商税仅为商贾获利的6%。与此同时，人民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一些人抛弃了传统的“礼教”而被本趋末，即“多去文学而趋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求富热潮。他们认为：“富者，人之惰性，所不学俱欲者也。故壮士从军，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灾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理，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纂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1]一些穷人皆“学事富家”，一些读书人则“去文学而趋利”，社会上对商贾的羡慕和追求其最本质的即是“财”和“利”，极大地冲击了封闭形的封建自然经济思想，在这种情形下，西汉政府也只能顺应这种历史潮流，引导人们，从而对商贾采取了“惠商”、“宽商”政策。
为了强国富民和扩大财源，古代西方社会对商业的发展也采取了宽松政策，如希腊人对出口货和进口货只征收从价税2%。为了保证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正常进行，还建立了强大的海军。
（三）商业资本的发展给国家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中国的封建政权尽管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但封建统治者却不能不依赖于商业资本提供的财政收入。在古希腊、罗马这样的商业国家，财政收入的决大部分更是依赖于商业资本，商业资本在国家财政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统治者绝没有理由对其等而下之。
（四）西汉政府实行宽商、惠商政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即西汉商贾的强大势力强烈地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拟于“一国之君”，连郡国、政府都要向其借贷，人们对其蹑足侧目，由于其经济地位的提高，西汉政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妥协，如废弛商贾之律，开关梁，弛山泽之禁，除罪，甚至入粟拜官。
二、古代中西方重商措施及其效果比较
面对蓬勃发展的经济，古代中西方采取了各种重商措施，其共同之处表现为：鼓励支持贸易的发展。古希腊罗马的贸易活动得到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积极的军事活动的支持：奥古斯都派出一支远征军深入阿拉伯半岛南部，为罗马商人占取了一些最重要的港口；在科普托斯和贝雷尼切之间的沙漠上修通了一条大道，沿途掘井引泉，开设屯或驿站，每队沙漠商队均有罗马官方的武装部队保镖，对于西南绿洲与法尤姆之间的商旅以及法尤姆与埃及之间的商旅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予以保障。对于尼罗河和各运河上的船只航行，有一支组织健全的河道考察队予以监护，帝国皇帝们还积极为改善航运和港口建设创造条件，克劳狄在奥斯梯亚开筑了一个人工港，尼禄将其加以扩建，图拉真也重修过它，使之成为输入罗马城所需的粮食和其它货物的一个最大的进口港，克劳狄对罗马的海路贸易和造船事业也深感兴趣，尼禄和图拉真曾改过安提阿姆，奇维塔维其亚、安科的诸港。安东．庇护曾修过特拉西港口，建造基泰的灯塔，并对普提奥利港口加以改进，商人的和船主的帮会首先得到了帝国政府的承认、保护和特权。克劳狄曾把某些特权赐给船主和粮商团体中的一部分。“雅典有特别法庭(dicaiempoikai)专门处理商务海事案件”[2]。比雷埃乌斯港口和雅典城市的市场各有5位抽签年选的市场监督，以保证货真价实、保障公平交易；粮食市场的零售，要由专门的官员(sitophylakes)负责监督，确保价格平稳，避免有人囤积居奇。
西汉王朝也主张对外贸易，尤其是在汉武帝时，这一政策措施得到了最为有力的支持。汉武帝积极开通西域，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他先后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结果为西汉政府对外贸易开辟了一条新的，极为重要的陆上通道，即著名的丝绸之路，西汉王朝派使者携带丝绸织物西出远的到达当时属于罗马的埃及亚历山大城，曾廷伟的《两汉社会经济发展史初探》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据《三辅黄图》记载，当时长安城藁街设有“蛮夷邸”，属大鸿胪掌管，就是供这些外来的人使用和商人居住的地方。同时，西汉政府为了维护商旅的往来，汉宣帝时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管辖天山南北。
两者在重商措施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更多的则是相异性：
（一）古代西方主要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减少国家干预。早期罗马帝国时期，除了赋税而外，我们简直找不出政府推行的任何其它经济性措施。奥古斯都在击败安东尼之后，在埃及推行了一些经济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减少国家干预，这一政策被他推广到整个帝国，并为其后继者们所沿用。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时代是一个贸易几乎完全自由的时期，是一个对私人创业发家机会最好的时期，不管是在共和时期或是在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领导下，罗马都不曾承袭过某些希腊化国家，特别是埃及所推行的工商业国有化政策。在意大利的工业受到外省工业的冲击并逐渐落后于外省工业的情况下，帝国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意大利的工业。因此，在帝国成立以后，商业情况有日益依循经济供求规律而自行调整的趋势。银行业亦是如此。正是由于罗马政府给予银行以自由，在埃及各城市中才会兴办那么多私人银行。
西汉初期，政府实行了相当自由的商业政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可以自由“周游天下”，从事商业贩运活动，到汉武帝以后，西汉政府在总体上对商品经济加强了宏观调控，推行工商业国有化政策、重官商。如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把有关国计民生的盐铁由国家垄断经营，由中央在各地设盐铁官，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和国家资本控制盐铁生产的生产流通，此时，中央和地方官多由富商担任。“除故盐铁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3]其实质是国家调节工商业结构，利用国家资料对经济宏观调控是发展商品生产的有效措施，而且还改变了汉初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为吏的规定，商人正是由于盐铁官营的政策实施而步入仕途，获取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对于不法豪商，汉武帝则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使国家商业资本上升，并不断分割富商大贾的商业利润，加强国家财政收入，维护中小商人和小农的利益，较好地调节了农商比例关系，把商品经济发展引向正常轨道。
一、中西方重商原因比较
古代中西方的统治者面对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从维护其统治出发不得不改变长期以来实施的重农抑商政策，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但两者的重商政策又各有其特色，具体讲来如下：
（一）地理环境对当时中西方的统治者决定实施重商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希腊境内石山居多，水源不足，不但森林覆盖面小，矿藏资源缺乏，而且土地不甚肥沃，可耕地不足土地总面积的1/5，在帖撒尼亚，拉哥尼亚，美塞尼亚虽有些小红土平原，但大多是些贫瘠的土地，粮食产量不高。但同时它却有着优良的港口和金融环境。为了生存的需要，它必须从海外进口粮食以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进口金属制品和木材以充日常生活之用。因此，希腊人几乎一跨进文明社会的门槛，就对海外贸易具有很强的依赖。如希腊本地产谷物不多，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所产谷物也不能补充不足，希腊人每年要从埃及和黑海北部的西徐亚平原等地运来大量谷物在雅典外港拜里厄斯卸下，希腊产的羊毛也不够用，必须从吕底亚，夫利基亚和黑海沿岸诸国输入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城是羊毛的主要市场。总之，希腊工业原料不能自给，工业原料输入希腊，工业品则从希腊输出，这种情况迫使希腊的上层统治阶级采取重商措施。希腊人为了生存的需要还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殖民地的类型有二：一是农业性，二是海运和商业性的。希腊人早就认识到了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重要性，为了确保他们能够自由航行，便在欧亚两岸设立了塞斯托斯，兰浦沙考斯，拜占庭，白林托斯和加尔西顿等殖民据点，以作为停靠港守护站和贸易站。农业性的殖民据点，最初，希腊移民也要从事农牧业，但不久他们就与邻近的国家和部落发生了贸易关系，工商业日趋繁荣，逐渐由农牧业为主的殖民据点演变为以工商业为主的殖民据点，特别是那些位于道旁和出海口的殖民据点，这种变化更快。
西汉的地理环境是与古希腊、罗马截然不同的类型。中国的地貌是广袤的中原，这种地理环境，同样也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观念形态。为了满足自己统治、享乐的需要，他们需要从各地搜刮，所以也采取了重商政策。
（二）在封建社会中，商业的发展受农业生产力的限制，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作为生产力中较为活跃的商品生产必然突破政策的控制。“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作为专制主义政府只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必然执行者。西汉经济经高祖、惠帝、吕后时期的经营，逐渐进入恢复阶段，特别是文帝、景帝时期，采纳贾谊、晁错的建议，实行轻谣薄赋、减轻田租，汉武帝征收的商税仅为商贾获利的6%。与此同时，人民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一些人抛弃了传统的“礼教”而被本趋末，即“多去文学而趋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求富热潮。他们认为：“富者，人之惰性，所不学俱欲者也。故壮士从军，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灾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理，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纂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1]一些穷人皆“学事富家”，一些读书人则“去文学而趋利”，社会上对商贾的羡慕和追求其最本质的即是“财”和“利”，极大地冲击了封闭形的封建自然经济思想，在这种情形下，西汉政府也只能顺应这种历史潮流，引导人们，从而对商贾采取了“惠商”、“宽商”政策。
为了强国富民和扩大财源，古代西方社会对商业的发展也采取了宽松政策，如希腊人对出口货和进口货只征收从价税2%。为了保证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正常进行，还建立了强大的海军。
（三）商业资本的发展给国家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中国的封建政权尽管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但封建统治者却不能不依赖于商业资本提供的财政收入。在古希腊、罗马这样的商业国家，财政收入的决大部分更是依赖于商业资本，商业资本在国家财政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统治者绝没有理由对其等而下之。
（四）西汉政府实行宽商、惠商政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即西汉商贾的强大势力强烈地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拟于“一国之君”，连郡国、政府都要向其借贷，人们对其蹑足侧目，由于其经济地位的提高，西汉政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妥协，如废弛商贾之律，开关梁，弛山泽之禁，除罪，甚至入粟拜官。
二、古代中西方重商措施及其效果比较
面对蓬勃发展的经济，古代中西方采取了各种重商措施，其共同之处表现为：鼓励支持贸易的发展。古希腊罗马的贸易活动得到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积极的军事活动的支持：奥古斯都派出一支远征军深入阿拉伯半岛南部，为罗马商人占取了一些最重要的港口；在科普托斯和贝雷尼切之间的沙漠上修通了一条大道，沿途掘井引泉，开设屯或驿站，每队沙漠商队均有罗马官方的武装部队保镖，对于西南绿洲与法尤姆之间的商旅以及法尤姆与埃及之间的商旅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予以保障。对于尼罗河和各运河上的船只航行，有一支组织健全的河道考察队予以监护，帝国皇帝们还积极为改善航运和港口建设创造条件，克劳狄在奥斯梯亚开筑了一个人工港，尼禄将其加以扩建，图拉真也重修过它，使之成为输入罗马城所需的粮食和其它货物的一个最大的进口港，克劳狄对罗马的海路贸易和造船事业也深感兴趣，尼禄和图拉真曾改过安提阿姆，奇维塔维其亚、安科的诸港。安东．庇护曾修过特拉西港口，建造基泰的灯塔，并对普提奥利港口加以改进，商人的和船主的帮会首先得到了帝国政府的承认、保护和特权。克劳狄曾把某些特权赐给船主和粮商团体中的一部分。“雅典有特别法庭(dicaiempoikai)专门处理商务海事案件”[2]。比雷埃乌斯港口和雅典城市的市场各有5位抽签年选的市场监督，以保证货真价实、保障公平交易；粮食市场的零售，要由专门的官员(sitophylakes)负责监督，确保价格平稳，避免有人囤积居奇。
西汉王朝也主张对外贸易，尤其是在汉武帝时，这一政策措施得到了最为有力的支持。汉武帝积极开通西域，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他先后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结果为西汉政府对外贸易开辟了一条新的，极为重要的陆上通道，即著名的丝绸之路，西汉王朝派使者携带丝绸织物西出远的到达当时属于罗马的埃及亚历山大城，曾廷伟的《两汉社会经济发展史初探》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据《三辅黄图》记载，当时长安城藁街设有“蛮夷邸”，属大鸿胪掌管，就是供这些外来的人使用和商人居住的地方。同时，西汉政府为了维护商旅的往来，汉宣帝时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管辖天山南北。
两者在重商措施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更多的则是相异性：
[关键词]协商民主；多民族国家；公民：政治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2)01-0033-02
一、协商民主的内涵及其政治意义
20世纪后期以来，协商民主理论在西方广泛兴起，西方学术界开始关注民主理论深层次的发展与转向，许多学者认为代议民主已经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公民的要求不相适应。他们倡导公民以自由，平等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在政治参与与决策过程中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充分考虑其他人的利益与偏好，并根据条件修改自己的意见，实现利益转换，批判性地审视各种政策方针，从而使立法和决策具有合法性。对协商的重视，其实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在古希腊城邦国家中存在的直接民主以及西方政治思想家密尔。杜威的著作中都能找到关于协商的论述，“协商民主”最早是由约瑟夫・毕赛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首次以学术意义使用，然而直到1990年，人们才普遍使用协商民主一词。如果把民主比喻成一个市场，那么选举民主则仅仅是市场的准人，协商民主才是真正市场的运作过程。在当今世界存在的200多个国家共同体中，绝大多数仍旧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在一个强调多元，尊重差异和多样化的时代，在一个既有体制面对着重重危机和挑战的时代，协商民主开启了人类探讨民主理想和重建公共领域生活的新历程。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不同民族在经济、文化、宗教、历史方面都大相径庭，彼此很难形成统一的共同体意识。协商民主形式在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发展过程中，事关国家的合法性、统一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
1.协商民主可以促进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从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开始，在政治民主中的平等对话和讨论便日益受到重视。亚里士多德指出，国家是许多家族及村落的联合体，它是为了达到完美和自治的生活而组织的。古希腊的西塞罗认为，国家是由许多社会团体，基于共同的权利意识及利益共享的观念而结合成的组织体。因而国家的权威也需要民众的支持和内心的认可。这样才能够被认为是正当的权力。随着多民族国家的出现，简单形式的多数原则的代议民主根本就满足不了多民族国家内部复杂的政治现实。促进了文化多元方向的发展。协商民主能够促进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通过平等的对话，公开的协商。各种民族间将会形成更深的理解。从而增加彼此间的信任。协商的过程和协商的程序体现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平等的、公正的对待所在共同体国家的责任，促进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多民族国家的公民相应的具备两种身份即公民身份和民族身份。政治合法性强调公民对国家政治统治的认同感。由不同民族构成的国家要想获得合法的政治统治与管理，平等公正的协商与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协商民主主张理性在政治中凌驾于权利之上。也就是多民族国家政治统治下采纳的政策和决策，并不依赖于谁的政治利益最具有影响力，而是哪些政策在公民充分倾听和审视下，更具有正当性。
2.协商民主能够使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的文化团体平等的维护自身需求和利益，增强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协商民主的理论不仅要在国家层面展开。也同样应该体现在社会层面上。协商民主能够减少治理社会时产生的不稳定因素，减少社会动荡。这都来源于不同民族地区的公民能够公正、平等、理性的开放参与集体决策这样新的政治程序。协商理论认为协商可以不受民族国家内的限制，协商性的推论是公民和国际的代表所必须的。无论这些是政府的还是非政府的机构。具有协商理论指导的多民族公民，一旦形成了向心力和凝聚力，便能在政治共同体中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政治共同体内的无论其是什么民族，都是大社会中的一部分，有责任促进所在共同体的共同繁荣。
3.协商民主要求把处于文化弱势的少数民族成员也纳入政治生活中，建立一个包容性的社会，构建统一的政治文化。米勒认为，弱势群体和处于文化弱势的少数民族有着更少的资源和机会，也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但是，越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些少数民族真正可以利用的资源唤起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和作为现代公民的正义感，这样通过协商的方式，更容易使他们获得有利于他们共同利益的政策。而一旦他们从协商民主中获得好处。他们就会在集体决策中更加充分的利用协商。真正的公共行政需要在讨论和决策中把公开性、平等和包容性扩大化。所有的政策协商的参与者都有确定问题、争论分歧、和形成决策的同等机会，协商过程能傍包容不同各种不同的利益、立场和价值，协商能够使讨论和决策过程中的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
4.协商民主是培育公民民主精神的重要渠道。协商民主理论从来不是单一的，割裂的政治理论方式，它完善并超越了代议民主。多数民主和远程民主。以一种全新整合的方式诠释了当代民主发展的前进方向。多民族国家的公民是包容的，开放性的集体，所有的公民都希望通过平等，公平的对话与讨论形式能够按照他们合理的预期的想法影响着决策，这就基于一种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理性来达到整个社会的包容和自由。
二、多民族国家发展协商民主的两大主题
1.发展以政治合法化为核心的协商民主
从协商民主的过程来看，立法和公共决策的正当性在于公民的广泛参与，并基于参与的利益相关者之间达成的共识。多民族国家由于历史、文化和地域的差别。必然产生利益的多元化和人们价值观的差异性，因而对国家的公共政策很难达成一致。从而整体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就备受考验。毛里斯奥帕瑟林登特里维斯在“政治合法性与民主协商”中指出“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公正和合法性问题变得尤其严峻。多元主义指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人和集体持有许多相互竞争、常常敌对的和不可调和的对幸福生活的理解和看法，这些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既有个人层面，也有集体层面，因为它们即可以指个人也可以指集体对幸福的看法，或是两种看法的部分结合。”因此在多民族国家要取得合法性就必须广泛引入不同民族，不同利益取向的公民参与，倾听、讨论不同的意见也就是需要多民族国家下的公民平等、公正的参与协商民主。
2.以集体主义精神为核心的协商民主理论
协商民主理论要求多民族国家的公民参与者在协商过程中承担不同的角色和责任，这也体现的集体主义的合作精神，它使政治共同体内的公民主体共同寻找路径，杜绝精英主义容易陷入的固执己见，和以往民主的低效率，能够使人们以最快、最透明的方式到达利益的融合点。培养具体集体主义精神的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公民，责任和理性是必不可少的，这正与协商民主理论所要求的理性不谋而合。协商
民主是由交往来进行的，这种交往过程也会伴随着支配、灌输、欺骗、纯私利的表达、威胁和强制性的情形，而只有在公共协商过程中，每一个现代公民都秉着集体主义的精神，这些扭曲行为才能得以消除。只有不同环境下的公民共享同样的集体目标，道德观和价值观，这样民主生活才会生机勃勃。
三、多民族国家下发展协商民主的局限
1.协商民主理论过分强调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而忽视了各个民族参与进来不同的民族情感。协商民主不仅是寻找能够把大多数协商者拉到自己一边的观点，协商过程也必须旨在发现最能赢得广泛支持的政策结果。协商不是要求每个人提出共同体内所有人都赞赏的观点和理由，而是要在尊重竞争对手及其信仰的基础之上寻求解决方案。㈣大多数民族国家在宗教、文化甚至语言上都存在着差异。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实行协商民主，就需要共享同样的价值观，道德观，世界观和集体目标。然而这些冲突的出现。并不会阻碍协商民主的大潮，只是协商民主所倡导的公共理性并不是单一的，如果公共理性真正达到了多元，那么普遍的冲突也是可以避免的。
2.由于协商民主要求整个社会普遍公民的文化水平和对政策的理解程度不同，可能在协商民主的运行程序上，还存在着过于完美和理想化的色彩。协商民主要求公民就政治政策的制定、决策公开的进行讨论协商。但由于个性的差异，即使在同等发言权的程序中，也并不使每一个发言者所造成的效果相同。以中国为例，中国具有56个民族，九大阶层，每个公民受教育水平不同，生长环境的差异造成对同～政策的理解千差万别，对于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各不相同，这便使很多人难以有效的参与公共事务，影响公共决策。在整个社会共同体范围内存在的差异和偏见，将限制公共交往。并缩小了对社会冲突的解决办法，从而造成协商民主在云翔程序上会与现实存在着差别。这就需要整个社会要有很高的社会责任感和美德。同时拥有健全的法律政治制度作为保障。
四、协商民主如何在多民族国家中走出困境
1.任何民主形式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必备条件都是非暴政的法治(no-tyrannous rule of law)，在这种情况下，交往和协商实践才是可能的。这只是实现民主协商的最低条件，必要的社会条件也不可或缺。比如。公民社会多姿多彩的社团生活，非政府组织的大力推进和倡导包容、协商的精神以及公共舆论自由的表达权和用于传播的媒介的技术的发达水平。最近关于协商民主的著作一直在系统的研究各种制度――政府行政机构、非政府组织等――是怎样通过提供一系列协商论坛而创造这些机会的：协商民意调查、共识讨论、公民陪审团、计划参与模式和技术评估等等。这些创造性的活动不同程度的为多民族国家的公民参与公共决策铺平了道路。为协商民主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公民交往权利的扩大及深入。交往的自由使公共领域的协商更为自由、开放以便使民主的决策更具有创造性。简・亚当斯(Jane Adams)女士曾经说过：“救治民主弊病的唯一良方是更多的民主”当然更多的民主即要求不同于以往的民主，那将是一种超越性的民主，这就需要不同民族之间的公民在新的背景下创造出符合自身的协商民主形式。协商民主要求的不仅是允许并同意多民族国家的公民商议、讨论政治的决策，更需要的是他们拥有合法的权威去实施权利。这包括对已有决策作出合理的反应，明确自身在多民族国家中想要获得的利益即议程的内容以及使公民在整个国家中能得到相对的自由而不至于收到约束。事实上。公民民利的扩大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陈家刚，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3]莫季切夫，政治学说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4]毛里斯奥・怕瑟林・登特里维斯，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5]陈家刚，协商民主的价值、挑战和前景[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8，(03)
20世纪后期，西方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开始关注民主理论中的一种新的民主模式即“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它指的是一种新的民主治理方式，即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国家的公共决策和社会的政治生活。因此，协商民主意味着社会与政治共同体中自由而平等的公民，通过参与开放的政治过程与决策过程，提出基于自身利益的观点参与讨论，在讨论中也能充分考虑其他人的利益偏好，根据讨论过程与各种变化的情况来修正自己的观点，以实现偏好转换与利益平衡，因此，协商民主可以在部分公开的讨论中，批判性地审视各种政策观点与建议，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的民意基础与合法性。
有学者认为，“协商民主”是传统民主范式的复兴而非创新，这种民主方式在古希腊民主实践中可以发现它的原始存在。在公民实践理性基础上，协商民主激发了理性立法、参与政治和公民自治的理想。协商民主的概念是约瑟夫?毕塞特1980年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中的多数原则》一文中提出的[1]之后，才开始正式作为学术语言使用。之后，伯纳德?曼宁和乔舒亚?科恩从公民参与、合法性与决策等角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协商民主概念的内涵，从而真正赋予了协商民主以动力。[2]20世纪后期，罗尔斯与哈贝马斯分别出版了论述协商民主的著作，使协商民主理论逐渐流行起来。
一、协商民主的历史源流
根据协商民主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出的特点，我们将这一理论在历史上的流变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即古典协商民主、共和主义协商民主、代议制协商民主和现代协商民主。[3]
“古典协商民主”以古希腊时期的雅典民主的实践形式为典型代表。在古希腊的雅典时代，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和自我管理的方式主要表现为：全体公民聚集在一起，以共同商议与讨论等方式来决策与制定法律。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协商是践行政治美德和进行自治的典范性的社会活动。但是，在雅典的协商民主中，协商的主体主要是指成年雅典男子，而大量的妇女和奴隶被排除在协商过程之外，因此，它是在一个小规模的且同质性的政治共同体中展开的，是一种有限度的协商民主模式。
“共和主义协商民主”是在20世纪50年代产生到70年代成型的一种协商民主模式。它的特点是：对公共利益更加关注，并突出“人民主权”对于公共权力合法性的至上价值。在共和主义制度下，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并通过讨论与协商等议程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以确定一般的社会规则。在共和主义协商民主模式中，大小适当的政治单元、相对的社会平等、充分的文化同质性，以及社会共同体的存在等等是它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
“代议制协商民主”模式源于20世纪中后期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这一时期，一些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家试图把“自由主义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有效地融合起来，这其中，有三种不同的理论融合视角：一是，认可自由权利的协商原则，这一理论认为，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权利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权利，以及获得基础教育的权利等为有效实现协商民主提供了基本前提。二是，自由宪政主义推动了协商，这一理论认为，自由国家的制度，即宪政大会、立法、司法以及公众听证制度等是协商民主得以展开的最为重要的社会空间。三是，认为制宪本身就是一个协商的过程。
“现代协商民主”是在发展中承接了历史上协商民主的核心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多样性的现代政治民主的发展模式。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模式，它主要体现了以下一些核心的民主理念：
第一，公民参与性。协商民主模式最本质的意义在于它更多地体现了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和自由讨论行为。因为，民主的本质是人民主权，它具体表现为公民平等、自由而理性的参与，而民主决策则是公民共同参与讨论的一种结果，这样，在公民参与协商的过程中，各政治主体、利益主体通过协商、对话与广泛的讨论，可以改变自己的利益偏好以相互达成妥协，这样，政治与社会重大事件的决策就能够达成比较广泛的社会共识。
第二，协商对话性。对话与讨论是协商民主的核心议程，它既不同于投票，也不同于交易等决策形式，而是指公民就社会问题、重大事件等公共问题进行面对面的理性讨论和交流。因此，在充分的协商讨论之后，各个个体可以依据其知识背景和道德良知，对相关政策论据、政策观点进行充分思考而能够达成一种集体性的决策，这一决策也是充分讨论的结果。
第三，平等参与性。平等参与是协商民主又一个重要的特征。这种平等参与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协商民主中的平等意味着机会的平等；二是协商民主中的平等是一种“实质的平等”。因此，协商民主不仅能够保证每个公民具有平等参与决策的机会，而且能够保证公民平等地参与到社会重大议题与事件的讨论中，可以为政治决策提供广泛的民意基础。
第四，决策合法性。赋予政治决策以合法性是协商民主实践的最终追求与目的。对此，马修?费斯廷斯泰因认为，协商民主理论通常被看作是一种阐释政治决策合法性理论。它表达着这样一种思想，即民主决策是合理、公开讨论支持和反对某些建议的各种观点的过程，目的是实现普遍接受的判断。由此可见，协商民主需要公民的参与、讨论、对话和协商来赋予政治决策合法性，合法性是协商民主意欲达到的目标。[4]
第五，责任和理性。在协商过程中，参与者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理性参与，更要以促进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己任。在协商过程中，参与协商过程的公民承担以下特定责任：一是提供理由说服协商过程中所有其他参与者；二是对其他理由与观点做出回应；三是根据协商过程提出的观点和理由修正各种建议以实现共同接受的建议。[5]
二、协商民主理论的来源
1协商民主理论的历史原由。从历史脉络来看，协商民主的观念最早可上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城邦政治”，即奴隶制民主共和制特色政体。从实践基础来看，当时的“直接民主形式”的实现途径，主要是通过公民大会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得以实现的；公民大会的内容主要涉及到官员选举的运作方式与方法、国家机构的组成等各种重要的政治议题。这种城邦政治体现了现代协商民主的部分特质，也开辟了政治过程中有协商一席之地的新纪元。正如埃尔斯特所说：“协商民主的概念及实践与民主一样古老，两者都起源于公元前15世纪的雅典。”[6]到了中世纪晚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与市民社会的兴起，市民社会逐渐成为西方政治过程的重要因素之一。比如，当时，英国、法国召开的商讨国家事务的重要会议像三级会议等都不乏有市民社会组成的代表，而代表的产生来源、方式等等议题都有平等协商的因素。进入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统治的确立，倡导“民主、自由”原则的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授予了“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地位，其中，代议制民主代表的产生方式及运作机制的选择等等都体现了浓厚的“协商”元素。
2协商民主理论的思想来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代的思想政治家是最早涉及协商民主问题的思想先驱，他们的协商观点与思想火花主要体现在他们关于古典公民的共和主义观念当中。比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由于全体公民都天赋有平等的地位，政治上这种恒业就不可能施行，而且根据公正的原则――无论从政是一件好事或是一件坏事――也应该让全体公民大家参与政治。”[7]中世纪以后，随着反神学思潮的涌起，以人为中心的观念被提上了重要位置，反映在政治领域，平等、自由等思想政治观念逐步搬上了台面。然而，在有关公民平等自由的内涵上却出现了两派思想分歧，一派是以霍布斯、洛克及密尔为首，他们强调公民利益的多元化和公民冲突潜能的自由主义思想；另一派是以哈林顿、卢梭为首，他们强调公民一致性源于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共和主义思想。两种传统思想的分歧与冲突成为协商民主理论产生的主导性因素。[8]
3协商民主理论的实践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科技革命的推进，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分化以及社会阶级与阶层结构的变动随之越来趋于激烈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政治与政府精英们越来越迫切地意识到：需要在社会政治运行中加强公民和团体间的对话和合作，建立社会对公共利益的道德和责任，以消除社会分歧与推进政治共识，在这一现实背景下，一直处于历史桎梏下的协商民主理论获得了新的实践养分，并迅速崭露头角，受到了各界的密切关注。[9]
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实践基础来看，西方协商民主经历了从古代的“公共协商民主”发展到近代的“精英主义协商民主”，再发展到当代的“公共协商民主”这一完整的过程。这一协商民主形式的发展过程就体现了：在西方政治民主背景下的共和、民主、自由与宪政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共和”强调的是权力的公有、共治、平衡、制约和资源平等共享的政治理念；“民主”强调的是多数统治和多数票决的政治决策原则；“自由”强调的是公民有不受权力侵犯的个人权利；“宪政”则是强调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即权力与权利的平衡。从协商民主的历史发展来看，民主、共和、自由和宪政的理念在协商民主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不断充实，不断互相平衡，其理论内涵不断丰富；同时，协商民主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协商民主的形式也在不断完备，正是因为协商民主理论在不断地吸纳社会发展中积极的民主实践因素与实践形式。[10]
另一方面，从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角度来看，在总体上，协商民主实践是在西方社会不断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动态发展着的政治民主形式，换言之，协商民主是在理论与实践的两个层面上回应了社会发展对政治民主形式变革与转型的要求。在民主的第一次变革与转型中，民主从古希腊部落社会向城邦国家转型并产生了城邦直接民主；在第二次民主转型中，民主的范围从城邦国家扩大到民族国家，产生了代议制间接民主；第三次转型是当今全球化浪潮中民主范围从民族国家扩大到超国家或世界国家。[11]
总而言之，当代西方的协商民主，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呈现出一种综合的趋势：在适用范围方面，是社群、民族国家和世界国家的综合；在实践形式方面，是精英主义协商民主形式与大众参与的公共协商民主形式的综合；在理论方面，是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博弈和综合。[12]
三、协商民主的西方实践
自20世纪80年代协商民主理论复兴以来，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协商民主给出了不同理解与解释，这些理解与解释也是基于对实践层面的协商民主的理论认知，概括地说，协商民主在西方的理论与实践层面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在社会治理的层面上，将协商民主看作是一种民主治理的形式。例如，古特曼和汤普森提出，可以把协商民主定义为一种治理形式，这种形式，“可促使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及其代表们，提出互相能够接受且普遍可以相信的理由，来为各种决定辩护，其目的在于达成对当前全体公民具有约束力，但未来仍可接受挑战的各种结论。”[13]瓦拉德兹认为，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14]
第二，在社会组织的层面上，将协商民主看作是一种社团或组织形式。这种观点将协商民主看作是静态的，比如库克就认为，“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15]科恩则认为，“协商民主意味着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社团。这种社团的价值将民主本身视为一种基本的政治理想，而不仅仅是可以根据某方面的平等或公正价值来解释的衍生性理想。”[16]按照这一思路，进一步，科恩提出了协商民主实践具有五个基本特征：（1）协商民主是一个正在形成的、独立的社团；（2）协商民主是一种多元联合；（3）成员们共享这样的观念：恰当的联合条件为他们的协商提供基本框架，同时，这些联合条款也是这种协商的结果；（4）成员将协商程序看成是合法性的来源；（5）社团成员承认其他人的协商能力。[17]
第三，在政治决策的层面上，将协商民主看作是一种决策方式。例如，米勒提出，“当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过程而达成，其中所有参与者都能自由发表意见并且愿意平等的听取和考虑不同的意见，这个民主体制就是协商性质的。”[18]在协商民主实践中，它既要求容纳与包容每一个受到决策影响的公民，实现参与者的实质性平等与决策方法和确定议程上的平等；也要求参与者之间自由、公平的信息交流，以及赋予理解问题和其他观点的充分理由。
协商民主在西方的社会实践，总体上是受到西方协商理论的影响，同时，协商民主在西方具有比较长远的理论影响，而且，它在实践层面的展开中也表现出了丰富多样特征，这种实践层面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也在影响着西方学术界对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脉络，正是因为协商民主在西方呈现着理论与实践的积极互动，协商民主才在西方的政治民主实践中越来越发挥着比较重要的影响。
无论是从西方协商民主的实践类型来看，还是从思想家对于协商民主的认识来看，我们都可以梳理出协商民主的基本精神。（1）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是指：公民、政党、各社会利益团体或专设的社会政治协商组织等主体，通过深入的讨论、辩诉的过程，使各相关利益主体了解并尊重彼此的立场、观点和重要利益诉求，从而在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基本前提下，寻求并达成各方都可以接受或认可的政策方案或决策方案。（2）协商民主的实践前提是：它承认并接受多元化的社会以及尊重社会利益多样化的现实，承认并认可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事实以及不同社会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利益差异与分歧；因此，这一民主实践与现代社会的多元性、利益诉求的多样化、人性的丰富性等社会因素具有高度的契合性。（3）协商民主的核心在于：它强调人的理性的协商，即客观、冷静、审慎的讨论、审议、对话和交流，从而实现立法和决策的广泛社会共识，因此，协商民主正是发挥了人性中理性的力量、彰显了人性中理性的正能量。
总之，协商民主的本质在于：它充分体现并竭力维护社会多样性的利益诉求以及社会的总体的公共利益。它强调公民、政党、利益团体和社会各阶层等不同的社会利益主体对公共事务与公共决策的实质性参与，因此，它“是社会利益分化和多元文化社会实现民主，弥补选举民主、大多数决定的制度缺陷的一种新的探索”[19]。协商民主在西方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为我们展示了现代社会政治领域的新趋势，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新形式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特别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形式的运行与实现更具有现实意义。[20]
四、协商民主的中国实践
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仅属于西方，中国也存在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形式，即政治协商制度。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具有比较成熟和完善的制度架构，它是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制度平台的一种政治协商制度，它既有明显的制度优势，也有比较大的制度缺陷与挑战。
当“协商民主理论”引进中国后，国内有的学者就将我国实行的政治协商制度与协商民主相联系，并进行了一定的理论阐述。比如，李君如就认为，我国的协商民主早已通过政治协商会议这种组织形式在实施，而且还在积极探索新的协商民主形式。[21]齐卫平等人认为，从狭义上说，协商民主指的就是我国政治协商制度，它是一种制度化的民主机制。人民政协的设置就是这种民主机制的体现，通过委员代表参与协商来扩展民主和实现人民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在人民政协层面，协商民主包括阶层协商、民族协商、政党协商等。[22]陈家刚也指出，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最容易与协商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政治协商制度，显然，两者在价值诉求、参与机制、权力制衡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23]因此，无论是从中国的政治实践来看，还是从学者们对于协商民主的理解来看，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无疑是协商民主、协商政治在中国的实践展开与尝试。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定环境下的产物，它是有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社会各界等各方代表就国家和地方的重大事务、重大决策，进行充分的协商与讨论，以收集与集中社会各方广泛的意见与建议，以协商一致的原则，决定社会重大事务与重大决策。可以看出，中国政治协商制度所追求的政治原则、民主原则与西方协商民主的基本价值与精神，在最核心的内涵与过程上是基本吻合的。
如果依据协商民主的理念反观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及其架构，我们可以发现，两者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中国“政治生活领域内主体政治力量与次主体政治力量之间的合作、协商与联合”[24]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价值追求与实践，因为，它既与中国深厚的政治传统、文化传统及其现实的政治性质相契合，它也满足了中国现实的政治发展、民主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中国的政治协商与西方协商民主的核心价值理念有相通之处，这种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协商民主实践本质上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导向的开放的公共论坛，所有的参与者都要以公共利益为最终的价值诉求，其中，个人、团体等参与主体的价值与利益偏好都要围绕公共利益展开、转变或达成妥协。同样，我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各参与主体――党派、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以人民政协为制度平台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其共同的政治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具体的政治目标也是维护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
第二，强调广泛的政治参与。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旨在通过多种制度形式使各党派、各团体、社会各界人士广泛、深入地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重要问题、重大决策，与党委政府坦诚协商，并将社会各群体的意见、愿望和要求加以系统、综合地反映，以提供科学的政策决策参考。因此，政治协商会议是联系广大社会成员与决策主体之间的桥梁，这一制度性的会议实现了中国政治中比较广泛的参与行为。
20世纪后期，西方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开始关注民主理论中的一种新的民主模式即“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它指的是一种新的民主治理方式，即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国家的公共决策和社会的政治生活。因此，协商民主意味着社会与政治共同体中自由而平等的公民，通过参与开放的政治过程与决策过程，提出基于自身利益的观点参与讨论，在讨论中也能充分考虑其他人的利益偏好，根据讨论过程与各种变化的情况来修正自己的观点，以实现偏好转换与利益平衡，因此，协商民主可以在部分公开的讨论中，批判性地审视各种政策观点与建议，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的民意基础与合法性。
有学者认为，“协商民主”是传统民主范式的复兴而非创新，这种民主方式在古希腊民主实践中可以发现它的原始存在。在公民实践理性基础上，协商民主激发了理性立法、参与政治和公民自治的理想。协商民主的概念是约瑟夫?毕塞特1980年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中的多数原则》一文中提出的[1]之后，才开始正式作为学术语言使用。之后，伯纳德?曼宁和乔舒亚?科恩从公民参与、合法性与决策等角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协商民主概念的内涵，从而真正赋予了协商民主以动力。[2]20世纪后期，罗尔斯与哈贝马斯分别出版了论述协商民主的著作，使协商民主理论逐渐流行起来。
一、协商民主的历史源流
根据协商民主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出的特点，我们将这一理论在历史上的流变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即古典协商民主、共和主义协商民主、代议制协商民主和现代协商民主。[3]
“古典协商民主”以古希腊时期的雅典民主的实践形式为典型代表。在古希腊的雅典时代，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和自我管理的方式主要表现为：全体公民聚集在一起，以共同商议与讨论等方式来决策与制定法律。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协商是践行政治美德和进行自治的典范性的社会活动。但是，在雅典的协商民主中，协商的主体主要是指成年雅典男子，而大量的妇女和奴隶被排除在协商过程之外，因此，它是在一个小规模的且同质性的政治共同体中展开的，是一种有限度的协商民主模式。
“共和主义协商民主”是在20世纪50年代产生到70年代成型的一种协商民主模式。它的特点是：对公共利益更加关注，并突出“人民主权”对于公共权力合法性的至上价值。在共和主义制度下，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并通过讨论与协商等议程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以确定一般的社会规则。在共和主义协商民主模式中，大小适当的政治单元、相对的社会平等、充分的文化同质性，以及社会共同体的存在等等是它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
“代议制协商民主”模式源于20世纪中后期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这一时期，一些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家试图把“自由主义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有效地融合起来，这其中，有三种不同的理论融合视角：一是，认可自由权利的协商原则，这一理论认为，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权利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权利，以及获得基础教育的权利等为有效实现协商民主提供了基本前提。二是，自由宪政主义推动了协商，这一理论认为，自由国家的制度，即宪政大会、立法、司法以及公众听证制度等是协商民主得以展开的最为重要的社会空间。三是，认为制宪本身就是一个协商的过程。
“现代协商民主”是在发展中承接了历史上协商民主的核心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多样性的现代政治民主的发展模式。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模式，它主要体现了以下一些核心的民主理念：
第一，公民参与性。协商民主模式最本质的意义在于它更多地体现了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和自由讨论行为。因为，民主的本质是人民主权，它具体表现为公民平等、自由而理性的参与，而民主决策则是公民共同参与讨论的一种结果，这样，在公民参与协商的过程中，各政治主体、利益主体通过协商、对话与广泛的讨论，可以改变自己的利益偏好以相互达成妥协，这样，政治与社会重大事件的决策就能够达成比较广泛的社会共识。
第二，协商对话性。对话与讨论是协商民主的核心议程，它既不同于投票，也不同于交易等决策形式，而是指公民就社会问题、重大事件等公共问题进行面对面的理性讨论和交流。因此，在充分的协商讨论之后，各个个体可以依据其知识背景和道德良知，对相关政策论据、政策观点进行充分思考而能够达成一种集体性的决策，这一决策也是充分讨论的结果。
第三，平等参与性。平等参与是协商民主又一个重要的特征。这种平等参与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协商民主中的平等意味着机会的平等；二是协商民主中的平等是一种“实质的平等”。因此，协商民主不仅能够保证每个公民具有平等参与决策的机会，而且能够保证公民平等地参与到社会重大议题与事件的讨论中，可以为政治决策提供广泛的民意基础。
第四，决策合法性。赋予政治决策以合法性是协商民主实践的最终追求与目的。对此，马修?费斯廷斯泰因认为，协商民主理论通常被看作是一种阐释政治决策合法性理论。它表达着这样一种思想，即民主决策是合理、公开讨论支持和反对某些建议的各种观点的过程，目的是实现普遍接受的判断。由此可见，协商民主需要公民的参与、讨论、对话和协商来赋予政治决策合法性，合法性是协商民主意欲达到的目标。[4]
第五，责任和理性。在协商过程中，参与者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理性参与，更要以促进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己任。在协商过程中，参与协商过程的公民承担以下特定责任：一是提供理由说服协商过程中所有其他参与者；二是对其他理由与观点做出回应；三是根据协商过程提出的观点和理由修正各种建议以实现共同接受的建议。[5]
二、协商民主理论的来源
1协商民主理论的历史原由。从历史脉络来看，协商民主的观念最早可上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城邦政治”，即奴隶制民主共和制特色政体。从实践基础来看，当时的“直接民主形式”的实现途径，主要是通过公民大会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得以实现的；公民大会的内容主要涉及到官员选举的运作方式与方法、国家机构的组成等各种重要的政治议题。这种城邦政治体现了现代协商民主的部分特质，也开辟了政治过程中有协商一席之地的新纪元。正如埃尔斯特所说：“协商民主的概念及实践与民主一样古老，两者都起源于公元前15世纪的雅典。”[6]到了中世纪晚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与市民社会的兴起，市民社会逐渐成为西方政治过程的重要因素之一。比如，当时，英国、法国召开的商讨国家事务的重要会议像三级会议等都不乏有市民社会组成的代表，而代表的产生来源、方式等等议题都有平等协商的因素。进入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统治的确立，倡导“民主、自由”原则的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授予了“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地位，其中，代议制民主代表的产生方式及运作机制的选择等等都体现了浓厚的“协商”元素。
2协商民主理论的思想来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代的思想政治家是最早涉及协商民主问题的思想先驱，他们的协商观点与思想火花主要体现在他们关于古典公民的共和主义观念当中。比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由于全体公民都天赋有平等的地位，政治上这种恒业就不可能施行，而且根据公正的原则――无论从政是一件好事或是一件坏事――也应该让全体公民大家参与政治。”[7]中世纪以后，随着反神学思潮的涌起，以人为中心的观念被提上了重要位置，反映在政治领域，平等、自由等思想政治观念逐步搬上了台面。然而，在有关公民平等自由的内涵上却出现了两派思想分歧，一派是以霍布斯、洛克及密尔为首，他们强调公民利益的多元化和公民冲突潜能的自由主义思想；另一派是以哈林顿、卢梭为首，他们强调公民一致性源于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共和主义思想。两种传统思想的分歧与冲突成为协商民主理论产生的主导性因素。[8]
3协商民主理论的实践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科技革命的推进，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分化以及社会阶级与阶层结构的变动随之越来趋于激烈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政治与政府精英们越来越迫切地意识到：需要在社会政治运行中加强公民和团体间的对话和合作，建立社会对公共利益的道德和责任，以消除社会分歧与推进政治共识，在这一现实背景下，一直处于历史桎梏下的协商民主理论获得了新的实践养分，并迅速崭露头角，受到了各界的密切关注。[9]
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实践基础来看，西方协商民主经历了从古代的“公共协商民主”发展到近代的“精英主义协商民主”，再发展到当代的“公共协商民主”这一完整的过程。这一协商民主形式的发展过程就体现了：在西方政治民主背景下的共和、民主、自由与宪政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共和”强调的是权力的公有、共治、平衡、制约和资源平等共享的政治理念；“民主”强调的是多数统治和多数票决的政治决策原则；“自由”强调的是公民有不受权力侵犯的个人权利；“宪政”则是强调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即权力与权利的平衡。从协商民主的历史发展来看，民主、共和、自由和宪政的理念在协商民主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不断充实，不断互相平衡，其理论内涵不断丰富；同时，协商民主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协商民主的形式也在不断完备，正是因为协商民主理论在不断地吸纳社会发展中积极的民主实践因素与实践形式。[10]
另一方面，从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角度来看，在总体上，协商民主实践是在西方社会不断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动态发展着的政治民主形式，换言之，协商民主是在理论与实践的两个层面上回应了社会发展对政治民主形式变革与转型的要求。在民主的第一次变革与转型中，民主从古希腊部落社会向城邦国家转型并产生了城邦直接民主；在第二次民主转型中，民主的范围从城邦国家扩大到民族国家，产生了代议制间接民主；第三次转型是当今全球化浪潮中民主范围从民族国家扩大到超国家或世界国家。[11]
总而言之，当代西方的协商民主，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呈现出一种综合的趋势：在适用范围方面，是社群、民族国家和世界国家的综合；在实践形式方面，是精英主义协商民主形式与大众参与的公共协商民主形式的综合；在理论方面，是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博弈和综合。[12]
三、协商民主的西方实践
自20世纪80年代协商民主理论复兴以来，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协商民主给出了不同理解与解释，这些理解与解释也是基于对实践层面的协商民主的理论认知，概括地说，协商民主在西方的理论与实践层面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在社会治理的层面上，将协商民主看作是一种民主治理的形式。例如，古特曼和汤普森提出，可以把协商民主定义为一种治理形式，这种形式，“可促使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及其代表们，提出互相能够接受且普遍可以相信的理由，来为各种决定辩护，其目的在于达成对当前全体公民具有约束力，但未来仍可接受挑战的各种结论。”[13]瓦拉德兹认为，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14]
第二，在社会组织的层面上，将协商民主看作是一种社团或组织形式。这种观点将协商民主看作是静态的，比如库克就认为，“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15]科恩则认为，“协商民主意味着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社团。这种社团的价值将民主本身视为一种基本的政治理想，而不仅仅是可以根据某方面的平等或公正价值来解释的衍生性理想。”[16]按照这一思路，进一步，科恩提出了协商民主实践具有五个基本特征：（1）协商民主是一个正在形成的、独立的社团；（2）协商民主是一种多元联合；（3）成员们共享这样的观念：恰当的联合条件为他们的协商提供基本框架，同时，这些联合条款也是这种协商的结果；（4）成员将协商程序看成是合法性的来源；（5）社团成员承认其他人的协商能力。[17]
第三，在政治决策的层面上，将协商民主看作是一种决策方式。例如，米勒提出，“当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过程而达成，其中所有参与者都能自由发表意见并且愿意平等的听取和考虑不同的意见，这个民主体制就是协商性质的。”[18]在协商民主实践中，它既要求容纳与包容每一个受到决策影响的公民，实现参与者的实质性平等与决策方法和确定议程上的平等；也要求参与者之间自由、公平的信息交流，以及赋予理解问题和其他观点的充分理由。
协商民主在西方的社会实践，总体上是受到西方协商理论的影响，同时，协商民主在西方具有比较长远的理论影响，而且，它在实践层面的展开中也表现出了丰富多样特征，这种实践层面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也在影响着西方学术界对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脉络，正是因为协商民主在西方呈现着理论与实践的积极互动，协商民主才在西方的政治民主实践中越来越发挥着比较重要的影响。
无论是从西方协商民主的实践类型来看，还是从思想家对于协商民主的认识来看，我们都可以梳理出协商民主的基本精神。（1）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是指：公民、政党、各社会利益团体或专设的社会政治协商组织等主体，通过深入的讨论、辩诉的过程，使各相关利益主体了解并尊重彼此的立场、观点和重要利益诉求，从而在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基本前提下，寻求并达成各方都可以接受或认可的政策方案或决策方案。（2）协商民主的实践前提是：它承认并接受多元化的社会以及尊重社会利益多样化的现实，承认并认可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事实以及不同社会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利益差异与分歧；因此，这一民主实践与现代社会的多元性、利益诉求的多样化、人性的丰富性等社会因素具有高度的契合性。（3）协商民主的核心在于：它强调人的理性的协商，即客观、冷静、审慎的讨论、审议、对话和交流，从而实现立法和决策的广泛社会共识，因此，协商民主正是发挥了人性中理性的力量、彰显了人性中理性的正能量。
总之，协商民主的本质在于：它充分体现并竭力维护社会多样性的利益诉求以及社会的总体的公共利益。它强调公民、政党、利益团体和社会各阶层等不同的社会利益主体对公共事务与公共决策的实质性参与，因此，它“是社会利益分化和多元文化社会实现民主，弥补选举民主、大多数决定的制度缺陷的一种新的探索”[19]。协商民主在西方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为我们展示了现代社会政治领域的新趋势，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新形式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特别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形式的运行与实现更具有现实意义。[20]
四、协商民主的中国实践
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仅属于西方，中国也存在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形式，即政治协商制度。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具有比较成熟和完善的制度架构，它是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制度平台的一种政治协商制度，它既有明显的制度优势，也有比较大的制度缺陷与挑战。
当“协商民主理论”引进中国后，国内有的学者就将我国实行的政治协商制度与协商民主相联系，并进行了一定的理论阐述。比如，李君如就认为，我国的协商民主早已通过政治协商会议这种组织形式在实施，而且还在积极探索新的协商民主形式。[21]齐卫平等人认为，从狭义上说，协商民主指的就是我国政治协商制度，它是一种制度化的民主机制。人民政协的设置就是这种民主机制的体现，通过委员代表参与协商来扩展民主和实现人民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在人民政协层面，协商民主包括阶层协商、民族协商、政党协商等。[22]陈家刚也指出，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最容易与协商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政治协商制度，显然，两者在价值诉求、参与机制、权力制衡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23]因此，无论是从中国的政治实践来看，还是从学者们对于协商民主的理解来看，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无疑是协商民主、协商政治在中国的实践展开与尝试。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定环境下的产物，它是有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社会各界等各方代表就国家和地方的重大事务、重大决策，进行充分的协商与讨论，以收集与集中社会各方广泛的意见与建议，以协商一致的原则，决定社会重大事务与重大决策。可以看出，中国政治协商制度所追求的政治原则、民主原则与西方协商民主的基本价值与精神，在最核心的内涵与过程上是基本吻合的。
如果依据协商民主的理念反观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及其架构，我们可以发现，两者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中国“政治生活领域内主体政治力量与次主体政治力量之间的合作、协商与联合”[24]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价值追求与实践，因为，它既与中国深厚的政治传统、文化传统及其现实的政治性质相契合，它也满足了中国现实的政治发展、民主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中国的政治协商与西方协商民主的核心价值理念有相通之处，这种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协商民主实践本质上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导向的开放的公共论坛，所有的参与者都要以公共利益为最终的价值诉求，其中，个人、团体等参与主体的价值与利益偏好都要围绕公共利益展开、转变或达成妥协。同样，我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各参与主体――党派、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以人民政协为制度平台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其共同的政治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具体的政治目标也是维护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
第二，强调广泛的政治参与。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旨在通过多种制度形式使各党派、各团体、社会各界人士广泛、深入地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重要问题、重大决策，与党委政府坦诚协商，并将社会各群体的意见、愿望和要求加以系统、综合地反映，以提供科学的政策决策参考。因此，政治协商会议是联系广大社会成员与决策主体之间的桥梁，这一制度性的会议实现了中国政治中比较广泛的参与行为。
论文摘要：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指出：支持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协商民主理论产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其特定的内涵和特点。中国协商民主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对世界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要针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利益格局的多元化趋势反映在政治生活中的新矛盾、新特点，党的执政环境和执政的社会基础的新变化，不断改善党的执政方式，坚定地推进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政治建设。
一、协商民主概述
（一）协商民主的产生
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生源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继承发展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文化艺术以及哲学和科学思想，导致了西方世界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并进一步引发了欧美的政治革命，使以选举式民主为标志的西方民主政治产生出来，并在实践中逐渐发展完善。以选举式民主为标志的现代西方民主政治，既是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产物，也对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然而，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选举式民主的弊端已经显现出来：（1）平等原则由于个人与团体能力、资源、机会等的差异而遭到破坏；（2）政治决策的隐秘性和严重的金钱、权利化倾向；（3）环境的复杂性和人们理性的不足使投票决策的质量下降；（4）选举民主通常导致严重的政治分裂等等。为了克服选举式民主的这些弊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社会产生了“协商式民主”这一新的民主理论。协商式民主的概念基于政治合法性的理想而形成，以确保平等的公民之间自由、公开、理性地行使权利。
（二）协商民主的内涵
协商民主是指公民、政党、利益团体或专设的政治协商组织，通过深入的讨论、辩诉过程，使相关各方了解并尊重彼此的立场、观点和诉求，从而在追求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寻求并达成各方可以接受的决策方案。其前提在于承认并接受多元社会及利益多样化的现实，承认并接受利益主体多元化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分歧；其核心在于强调理性基础上的协商，即客观、冷静、审慎地讨论、审议、对话和交流，从而实现立法和决策的共识；其本质就是要充分体现并维护人民群众的重要诉求和根本利益。
（三）协商民主的特点
1、协商民主主张民主程序与规范内涵相结合。既肯定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又尊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力图通过完善民主程序、扩大参与范围、强调自由平等的对话，来消除冲突，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谋求社会公平正义，达到社会和谐稳定。
2、协商民主强调尊重公民的利益表达。通过促进广泛的参与活动，使决策更民主、更完善。现代公民社会要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实现公民与政府的对话、讨论、协商，是政治民主最基本的要素之一，也是达到民主决策的必要环节。可以说，协商民主是对间接民主、代议民主和远程民主等民主形式的超越和完善。也就是说，它弥补了选举民主的缺陷，是对民主的补充和完善。因为原有的简单多数原则、代议制以及远程通讯等，均已无法充分体现和保障全体民众的真实意愿和利益诉求。协商民主理论认为，民主不仅仅体现为自由选举，还体现为公民参与决策；决策的过程是民主协商的过程。
3、协商民主倡导平等对话共同协商的方式。通过平等协商和充分的信息交流，产生和形成公共政策。对话、协商的目的在于使领导者在作出决定之前，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作出决策的时候，慎重考虑各方面的要求和愿望。就此而言，协商体现民主，协商反映民意，协商集中民智，协商增进共识和团结。协商民主同代议制民主相比，它有着更大的兼容性。需要指出的是，协商民主注重民主的实质，它以承认利益多元为前提，主张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谋求社会的和谐。
二、中国协商民主的创造性实践
中国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方面的伟大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中国协商民主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中，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一是在组织形式上，“协商民主意味着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支配的社团”，这种团体“将民主本身视为一种基本的政治理想”。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协商民主的现实组织形式就是“人民政协”这一政治组织。“人民政协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构成是从1949年9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始，中国最初的民主形式就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采用政治协商的形式共商国事，形成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在协商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了新的政权，由此开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的组织形式。根据政协章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设全国委员会和各级地方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各级地方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各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澳、台湾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邀人士组成。并要求组成人员在本界别中有代表性，有社会影响和参政议政能力。明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对地方委员会的关系和地方委员会对下级地方委员会的关系是指导关系。此后，各地各级政协组织陆续成立并发挥作用。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专门实施政治协商的机构，才使中国的协商式民主实践有了坚实的组织保证
二是在决策形式上，“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的决策体制或理性的决策形式，每个公民都能平等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倾听别人的观点，包括对道德问题提供协商的空间，在理性的讨论和协商中做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决策”。“如果我们想要真实世界中我们称之为民主的体制成为更为真实的民主，我们则需要设法去推动它们朝着协商模式的理想迈进”，“当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过程而达成，其中所有参与者都能自由发表意见并且愿意平等地听取和考虑不同的意见，这个民主体制就是协商性质的”，并且“所达成的决定(决策)不是简单地反映参与者的重要利益或观点，而是反映了考虑各方观点后作出的判断及解决分歧时应该使用的规则和程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就是“就国家和地方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进行协商”，并在协商中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充分尊重不同意见。而且，参与协商的主体是以“界别”形式出现的，各界别代表不同社会阶层和人民群体的利益，他们在决策协商中并非只是简单地反映和维护各自自身利益(政协委员个人利益)，而是要集中反映所在界别的重要诉求和集体利益，并努力就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广泛、充分的协商讨论，以统一思想，达成共识，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协商不同于对话、讨论和一般的交流，它体现了民主，反映了民意，集中了民智，增进了共识。这种协商民主虽然没有法律的强制性，但具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民主监督是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建议和批评进行监督。参政议政是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这种决策形式，体现了中国目前的协商式民主的运行机制，用这种机制确保协商式民主得以实现。
三是在治理形式上，“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尤其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在中国，人民政协不仅是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重要组织，同时也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因此，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公共治理中，应当能够发挥其重要作用并有所作为：一方面，人民政协及政治协商从处理各政党之间关系，进一步拓展到为各界代表人士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提供制度性平台和渠道，从而上升到国家政治制度层面，构成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央强调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要通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要发挥人民政协在反映社情民意、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作用，要通过人民政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从而使协商式民主成为与通过选举、投票表决行使权利相互补充、相辅相成、体现中国广泛人民民主的又一种重要治理形式。
三、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中不断完善协商民主
协商式民主完善了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的制度保障。协商式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其实质是最广泛的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广大人民群众更好的行使民利。这种民主形式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全过程，表现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参政议政作为协商式民主的主要形式，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是现代民主形式的一种发展和创新。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在中国政治民主实践中不断完善协商民主。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地位。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同时，要尊重派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善于通过广泛深入的协商和讨论，使党的主张和意愿成为各派、无党派人士等社会各界的共识。协商式民主不论是组织体系还是程序过程，都必须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本着共存、合作、发展的基本价值和目标，把协商作为基本的途径，让尽可能多的公众参与到商谈中来。提高党在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使执政党能够有效地主导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保证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二）明确协商式民主的价值目标。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协商式民主是以和谐为核心价值观，注重发挥社会群众团体在政治参与中的组织作用，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和社会自治，维持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平衡。把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作为协商式民主追求的价值目标。
（三）拓展协商式民主的主体范围。协商式民主除中国共产党与各派合作外，还将有诸多的团体依法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协商。协商者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精英，还扩展到普通的老百姓；协商式民主较之政治协商的协商渠道更为多样和丰富。协商式民主，更加关注政策过程的利益整合和利益协调。把更多的利益主体纳入到决策领域和决策过程中来，可以依靠彼此之间的协商来实现利益的平衡。四要坚持实体（价值）合理性与形式（程序）合理性的统一。程序合理性是协商式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强化协商民主的重要平台。充分发挥政协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既是各级党委的责任，也是政协自身的职责和使命。我们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不断加强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努力提高政协委员履行职能的水平和能力，自觉将协商民主贯穿于具体实践中，体现在各项工作中，为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要进一步宣传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实践与时俱进的成果，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央提出的协商民主，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具有特定的内涵。它既是对多年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经验的总结概括，也是对近年来世界民主政治发展潮流的借鉴创新，是顺应新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提出来的。民主是一个不断建设、发展和完善的过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多样、多元、多变的特征日益凸显，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激荡，人们政治参与的意识不断提高，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愿望日益增强。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需要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这一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根据党的执政的社会基础和执政环境的变化，不断改革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使社会越来越和谐有序、充满活力。
参考文献
[1][美]乔舒亚·科恩.协商与民主合法性[M].陈家刚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2]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摘要).人民日报，2006年3月2日，第1版。
[3]李君如，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北京日报，2005年9月28日，第17版。
论文摘要：******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指出：支持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协商民主理论产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其特定的内涵和特点。中国协商民主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对世界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要针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利益格局的多元化趋势反映在政治生活中的新矛盾、新特点，党的执政环境和执政的社会基础的新变化，不断改善党的执政方式，坚定地推进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政治建设。
一、协商民主概述
（一）协商民主的产生
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生源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继承发展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文化艺术以及哲学和科学思想，导致了西方世界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并进一步引发了欧美的政治革命，使以选举式民主为标志的西方民主政治产生出来，并在实践中逐渐发展完善。以选举式民主为标志的现代西方民主政治，既是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产物，也对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然而，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选举式民主的弊端已经显现出来：（1）平等原则由于个人与团体能力、资源、机会等的差异而遭到破坏；（2）政治决策的隐秘性和严重的金钱、权利化倾向；（3）环境的复杂性和人们理性的不足使投票决策的质量下降；（4）选举民主通常导致严重的政治分裂等等。为了克服选举式民主的这些弊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社会产生了“协商式民主”这一新的民主理论。协商式民主的概念基于政治合法性的理想而形成，以确保平等的公民之间自由、公开、理性地行使权利。
（二）协商民主的内涵
协商民主是指公民、政党、利益团体或专设的政治协商组织，通过深入的讨论、辩诉过程，使相关各方了解并尊重彼此的立场、观点和诉求，从而在追求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寻求并达成各方可以接受的决策方案。其前提在于承认并接受多元社会及利益多样化的现实，承认并接受利益主体多元化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分歧；其核心在于强调理性基础上的协商，即客观、冷静、审慎地讨论、审议、对话和交流，从而实现立法和决策的共识；其本质就是要充分体现并维护人民群众的重要诉求和根本利益。
（三）协商民主的特点
1、协商民主主张民主程序与规范内涵相结合。既肯定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又尊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力图通过完善民主程序、扩大参与范围、强调自由平等的对话，来消除冲突，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谋求社会公平正义，达到社会和谐稳定。
2、协商民主强调尊重公民的利益表达。通过促进广泛的参与活动，使决策更民主、更完善。现代公民社会要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实现公民与政府的对话、讨论、协商，是政治民主最基本的要素之一，也是达到民主决策的必要环节。可以说，协商民主是对间接民主、代议民主和远程民主等民主形式的超越和完善。也就是说，它弥补了选举民主的缺陷，是对民主的补充和完善。因为原有的简单多数原则、代议制以及远程通讯等，均已无法充分体现和保障全体民众的真实意愿和利益诉求。协商民主理论认为，民主不仅仅体现为自由选举，还体现为公民参与决策；决策的过程是民主协商的过程。
3、协商民主倡导平等对话共同协商的方式。通过平等协商和充分的信息交流，产生和形成公共政策。对话、协商的目的在于使领导者在作出决定之前，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作出决策的时候，慎重考虑各方面的要求和愿望。就此而言，协商体现民主，协商反映民意，协商集中民智，协商增进共识和团结。协商民主同代议制民主相比，它有着更大的兼容性。需要指出的是，协商民主注重民主的实质，它以承认利益多元为前提，主张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谋求社会的和谐。
二、中国协商民主的创造性实践
中国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方面的伟大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中国协商民主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中，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一是在组织形式上，“协商民主意味着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支配的社团”，这种团体“将民主本身视为一种基本的政治理想”。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协商民主的现实组织形式就是“人民政协”这一政治组织。“人民政协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构成是从1949年9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始，中国最初的民主形式就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采用政治协商的形式共商国事，形成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在协商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了新的政权，由此开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的组织形式。根据政协章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设全国委员会和各级地方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各级地方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澳、台湾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邀人士组成。并要求组成人员在本界别中有代表性，有社会影响和参政议政能力。明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对地方委员会的关系和地方委员会对下级地方委员会的关系是指导关系。此后，各地各级政协组织陆续成立并发挥作用。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专门实施政治协商的机构，才使中国的协商式民主实践有了坚实的组织保证。
二是在决策形式上，“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的决策体制或理性的决策形式，每个公民都能平等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倾听别人的观点，包括对道德问题提供协商的空间，在理性的讨论和协商中做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决策”。“如果我们想要真实世界中我们称之为民主的体制成为更为真实的民主， 我们则需要设法去推动它们朝着协商模式的理想迈进”，“当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过程而达成，其中所有参与者都能自由发表意见并且愿意平等地听取和考虑不同的意见，这个民主体制就是协商性质的”，并且“所达成的决定(决策)不是简单地反映参与者的重要利益或观点，而是反映了考虑各方观点后作出的判断及解决分歧时应该使用的规则和程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就是“就国家和地方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进行协商”，并在协商中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充分尊重不同意见。而且，参与协商的主体是以“界别”形式出现的，各界别代表不同社会阶层和人民群体的利益，他们在决策协商中并非只是简单地反映和维护各自自身利益(政协委员个人利益)，而是要集中反映所在界别的重要诉求和集体利益，并努力就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广泛、充分的协商讨论，以统一思想，达成共识，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协商不同于对话、讨论和一般的交流，它体现了民主，反映了民意，集中了民智， 增进了共识。这种协商民主虽然没有法律的强制性，但具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民主监督是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建议和批评进行监督。参政议政是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这种决策形式，体现了中国目前的协商式民主的运行机制，用这种机制确保协商式民主得以实现。
三是在治理形式上，“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尤其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在中国，人民政协不仅是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重要组织，同时也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因此，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公共治理中，应当能够发挥其重要作用并有所作为：一方面，人民政协及政治协商从处理各政党之间关系，进一步拓展到为各界代表人士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提供制度性平台和渠道，从而上升到国家政治制度层面，构成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央强调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要通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要发挥人民政协在反映社情民意、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作用，要通过人民政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从而使协商式民主成为与通过选举、投票表决行使权利相互补充、相辅相成、体现中国广泛人民民主的又一种重要治理形式。
三、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中不断完善协商民主
协商式民主完善了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的制度保障。协商式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其实质是最广泛的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广大人民群众更好的行使民主权利。这种民主形式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全过程，表现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参政议政作为协商式民主的主要形式，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是现代民主形式的一种发展和创新。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在中国政治民主实践中不断完善协商民主。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地位。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同时，要尊重民主党派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善于通过广泛深入的协商和讨论，使党的主张和意愿成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社会各界的共识。协商式民主不论是组织体系还是程序过程，都必须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本着共存、合作、发展的基本价值和目标，把协商作为基本的途径，让尽可能多的公众参与到商谈中来。提高党在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使执政党能够有效地主导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保证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二）明确协商式民主的价值目标。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协商式民主是以和谐为核心价值观，注重发挥社会群众团体在政治参与中的组织作用，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和社会自治，维持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平衡。把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作为协商式民主追求的价值目标。
（三）拓展协商式民主的主体范围。协商式民主除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外，还将有诸多的团体依法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协商。协商者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精英，还扩展到普通的老百姓；协商式民主较之政治协商的协商渠道更为多样和丰富。协商式民主，更加关注政策过程的利益整合和利益协调。把更多的利益主体纳入到决策领域和决策过程中来，可以依靠彼此之间的协商来实现利益的平衡。四要坚持实体（价值）合理性与形式（程序）合理性的统一。程序合理性是协商式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强化协商民主的重要平台。充分发挥政协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既是各级党委的责任，也是政协自身的职责和使命。我们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不断加强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努力提高政协委员履行职能的水平和能力，自觉将协商民主贯穿于具体实践中，体现在各项工作中，为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要进一步宣传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实践与时俱进的成果，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央提出的协商民主，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具有特定的内涵。它既是对多年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经验的总结概括，也是对近年来世界民主政治发展潮流的借鉴创新，是顺应新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提出来的。民主是一个不断建设、发展和完善的过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多样、多元、多变的特征日益凸显，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激荡，人们政治参与的意识不断提高，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愿望日益增强。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需要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这一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根据党的执政的社会基础和执政环境的变化，不断改革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使社会越来越和谐有序、充满活力。
参考文献
[1][美]乔舒亚·科恩.协商与民主合法性[M].陈家刚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摘要).人民日报，2006年3月2日，第1版。
李君如，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北京日报，2005年9月28日，第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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