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影坛上曾经出现了不少意识流电影，它们对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我国电影界也有一些编导为了丰富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尝试运用意识流手法拍摄电影，如著名的影片《苦恼人的笑》、《小花》、《樱》和《天云山传奇》等，但它们还算不上是意识流电影。
意识流电影是受意识流小说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影片样式。20世纪20年代欧美作家将“意识流”运用于文学创作，50年代才进入电影创作之中。什么是“意识流”?“意识流”这个名词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提出，他在《心理学原理》中说：“意识……并非以一段段的形式出现的，像‘链’或‘环节’那样。它不是联结起来的，而是流动的。河流或流水是描写意识状态的借喻。”这里的涵义在于强调意识活动的连续性，如水流一样不可中断。后来“意识流”被现代派小说广为运用，形成了“意识流小说”派。根据一些文艺史家们的意见，小说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即早期小说，注重描写情节和人物外部活动；心理小说，着重描写人物内在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动；意识流小说，描写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不仅是理性内容即理智思想，还有非理性内容，如幻想、幻觉、情感波动等。由此可见，意识流小说阶段的文学作家们已开始运用人的意识如同水在流动着的概念去写小说，写人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活动，改变了过去写事件、写故事情节的手法。
其实，一些作家面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复杂性，他们认为过去写实主义的方法已不足以表达已经被认识到的复杂性，需要寻找一种表现这种复杂性的恰当的文学形式，意识流的方法就是在这样的探索中形成的，它打破了传统小说基本上按故事情节发生的先后次序或者按情节之间的逻辑而展开的结构。故事随着人的意识活动，通过自由联想来组织故事。实际上，意识流小说用的主要技巧和手法就是“内心独白”。1887年法国作家杜夏丹最早采用“内心独白”手法，因而被认为是“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但“意识流”文学的真正鼻祖应推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尤利西斯》1922)和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1927)，他们的创作实践受到了伯格森直觉主义学说和弗洛伊德潜意识学说的强烈影响。二战以后运用意识流方法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多，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现代小说的一种传统创作手法。上世纪的60年代，法国出现了一个新小说派，代表人物是阿兰·罗勃·格丽叶，他们就是用意识流方法从事文学创作，并且取得了成就。于是，在新小说派的影响下，开始把意识流这个心理学概念引用到电影中来。
二
什么是意识流电影?它是指这类电影受“意识流”小说影响，要求在银幕上着重表现人的非理性的、潜意识的、直觉活动的电影。
世界影坛上的意识流电影出现于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之交。在世界电影史上被最早视为“意识流电影”的是瑞典著名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又名《杨梅树下话当年》)。这位有世界影响的导演，深受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善于通过意识流去体现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宗教观念。他敢于运用假定性很大的意识流，如人与神并存、死人与活人重逢之类，但是他力图使这些场面富于纪实性，使环境与人物有机融合，很有电影特性。他的《野草莓》拍摄于1957年，剧情发生在现在时态的约24小时的一段时间内，表现一个78岁的医学教授波尔格在其儿媳玛丽安的伴随下，驱车前往一所大学接受荣誉学位。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重访了一些故地，使老波尔格不断地进入到往事的回忆和梦幻中，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反思。影片结束，他开始有些意识到自己性格中的自私和冷漠，希望能与周围的人建立起一种互爱的关系。影片主要以人的潜意识为对象，运用意识流的手法，通过人物的回忆、幻觉、梦境等，表现了一个老人对死亡的恐惧、对孤独根源的探索和对生命再生的渴望。这部影片后来成为西方电影研究家们探讨意识流的“范例”。伯格曼的其他著名的意识流影片还有《第七封印》和《处女泉》等，前者描写一个中世纪武士参加十字军征战后，感到精神毁灭而回到瑞典。当时瑞典瘟疫流行，到处可见、盗窃和杀人的罪行。他更感幻灭，要从信仰上帝找到精神支柱。后来他从死神那里得知自己死期快到，乃与死神对弈，故意拖延时间以便找机会在死前做一好事(救了一对夫妇)，以弥补虚度一生的内心悔恨。后者则着重心理分析，有三兄弟作恶多端，合谋少女嘉琳，还杀死了她。她父亲为了报复而处死他们。为了消除内心恐惧，他先举行了异教徒的祭祀仪式。影片结束时，嘉琳尸体下涌出了泉水，象征着道德“干枯”的世界已恢复了精神平衡。
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费里尼也以运用意识流著称，其特点是强调直觉。他不但受存在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影响，也受哲学家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影响，他们认为，在人的意识中直觉最重要。没有直觉认识也就没有逻辑认识；没有逻辑认识却照样有直觉认识。所以他们极端强调直觉，反对任何理性加工，鼓励创作“内省作品”。费里尼于1962年拍摄的《81/2》(又译《八部半》)正是强调直觉的“内省影片”的典型。它描述了一个名叫吉多的电影导演在筹拍一部影片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顿与危机。这位导演准备拍一部表现人类末日的新影片。为此，他来到了温泉疗养院，边疗养边准备拍摄工作。然而，他却发现自己的创作陷入危机之中。影片的主要布景已经搭好，但他的构思还是朦胧一团，处处是阻碍和矛盾，与此同时，他也深陷于个人生活的危机中，与妻子在感情上无法沟通，情妇又对他纠缠不休。他幻想出来的思想女性刚刚出现，立刻就显露出同样令人痛心的世俗态……最后，他举行了一次毫无内容的记者招待会，同请来的客人跳起了伦巴舞。这部影片是费里尼的创作转向表现人的内心现实的标志。它通过一个隐喻性的“故事”，探索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法国新浪潮电影流派干将阿仑·雷乃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也创作了震憾世界影坛的意识流电影《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尤其是《广岛之恋》在当时被认为是世界影坛上的“一颗精神原子弹”。这部具有反战倾向的影片，叙述了一位法国女演员，去日本拍摄一部关于和平题材的影片，她认识了一位日本建筑工程师，他们相爱了。在相爱的过程中，女演员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第一次恋爱，那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她在家乡纳韦尔爱上了一位23岁的德国士兵，但是，他在纳韦尔解放的那一天，却被打死了。这位18岁的少女则因为与德国人恋爱而被打成“法奸”，关在地窖内，并被剃光了头，遭尽羞辱，一度精神失常。后来她去了巴黎，那一天，正是日本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的日子。“她”与“他”分手后回到旅馆，因忍受不住孤独的寂寞又来到街上，与徘徊至那里的工程师相会。“他”恳求“她”留在日本，但“她”却难忘巴黎的家。最后，两人互相告别，并深情地呼唤着对方象征的名字：“广岛!”“纳韦尔!”这部影片不少地方运用了“闪回”镜头，由现在转换到过去，由日本转换到法国。日本建筑工程师的任何动作，都引起这位女演员回忆二战时的那位德国士兵和她在一起的情景。其中有一组镜头特别引人注目：早晨的旅馆里，女演员从阳台回到房间后，看见日本工程师还在床上睡，他的一只手在睡梦中蠕动。接着下面一个镜头，马上就是那个德国兵躺在地上，在临死前一只手痉挛的景象。这两个镜头的突然转换和连接，表明现在和过去的情景同时出现在女演员的脑海里了。整部影片没有一个中心事件，没有故事情节，展现的过去和现在、回忆和联系，全是女演员的意识活动。
雷乃的另一部代表作《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是继《广岛之恋》后又一部涉及到关于记忆与时间以及遗忘之间关系的意识流影片。这也是一部没有传统的故事和连贯的情节、人物身份也极不明确的影片。描写在一座巴洛克式的豪华建筑中，聚集着一大群客人。其中有一位X先生，告诉一位叫A的女士，他们去年曾在马里昂巴德见过面。她当时答应过离开她的丈夫M，与他一起私奔，现在一年过去了，他不愿再等下去，她必须跟他一起走，A女士却无论如何也记不清有过这段往事，不承认与X先生有过交往。但在X先生的反复诉说下，她终于抛弃了M丈夫，与X先生一起离开了。
除了介绍以上几位世界电影大师的意识流影片外，当代著名的经典意识流影片还有法国的《老枪》等，也在电影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都具备着共同的创作特点。
三
世界影坛上出现的意识流影片的创作特点是极其鲜明的，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意识流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国外电影理论界围绕“意识流”问题历来有争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作为现代主义流派的“意识流”与作为表现手法的“内心独白”应严格加以区别；另一种意见认为，“意识流”也就是“内心独白”，它经过现实主义改造可以为现实主义艺术家所运用。其实，当今世界影坛上不少电影导演都是按照第二种意见去做的。法国影片《广岛之恋》就是以其丰富的“内心独白”(意识流)深入生动地剖析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深刻鲜明地表达了影片的主题思想。这部影片在主题思想上尽管有暧昧之处，不像传统电影那样直白单一，但从今天角度来看，影片既表现了一个异国恋情故事，又折射了战争，影片通过女演员视点中的广岛和回忆中的纳韦尔。她说：“我总是为广岛的命运哭泣。”接着以镜头中把相爱的美丽而的身体和受原子辐射烧伤、变形、腐蚀的人体相对照，这种蒙太奇组合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效果：灭绝人性的屠杀和以爱情为象征的生命的顽强抗争。影片也了几个旅游者参观日本和平广场的镜头。她又说：“我还知道一些别的事，一切都会重新开始。20万人死亡，8万人受伤，在9秒钟之内……”这些断断续续的“内心独白”(画外音)是和各种纪录片镜头组合在一起的。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同时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些特殊的含义：这是在告诫人们，警惕啊!不要“忘记”，“忘记”就意味着历史的重演。《广岛之恋》也是把文学与电影完善结合起来的成功典范。影片中优美的解说词与抒情的语调给影片带来了浓郁的文学色彩。因为影片的剧本出自法国著名的新小说派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之手。她曾发表70余部小说，10部剧本，当过14部影片的编剧和导演。她70岁高龄时发表《情人》，搬上银幕后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广岛之恋》的语言风格明显带有杜拉斯本人的风格特点。影片中大段的内心独白，祷文式的叠句，咏叹式的朗诵，确是其他影片所罕见的。加上导演雷乃又是个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的创作者，他掌握了视觉和语言之间的完美的平衡，并且运用画面表现了人的潜意识活动，形成了影片中新颖的意识流手法。这部影片于1959年问世后，不久就荣获了第1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第14届英国学院奖、联合国奖以及法国梅里爱奖和1961年纽约评论家协会最佳外语片奖。
第二，时间空间跳跃多变，大大丰富扩展了影片的容量，深化了主题。
意识流电影往往是打破了时间、空间、地点的界限，把时间、地点自由地交叉起来，因为这些影片编导认为，当一个人考虑问题时是没有时间、地点观念的，思想活动往往是没有逻辑性和规则的，他们还认为，要“真实”地表现一个人的思想活动，就要不受时、空、地的限制，一定强调时间、地点的统一，必然有“虚假”的成分，有“编”的痕迹。当然把时间、空间与地点混在一起的手法，在常规电影中也出现，有时也出现“闪回”、“倒叙”，但它是围绕一个主题和一个中心事件来处理的。意识流电影的“闪回”、“倒叙”却不同，不是为中心事件服务，完全是按照人的潜意识的不规则活动而混在一起的，从而起到深化主题的作用，当代著名影片《老枪》就是成功的典范。
《老枪》这部影片由法国著名导演罗贝尔·昂里哥于20世纪70年代执导的。他成功地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的电影传统与五六十年代出现的探索创新结合起来，使影片取得令人赞赏的成就，因而荣获了1976年法国首届最高电影奖——凯撒奖的最佳电影、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声音奖。这部影片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量使用了“闪回”。“闪回”在影片中出现10余次，在时间上占据了全部影片放映时间的五分之二，这在一般影片中是少见的。这部影片由“闪回”在结构上形成了两个时空层次，即现实时空层次(客观的时空层次)和心理时空层次(主观的时间)。这两个层次清晰明确地将影片分成两个部分，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二次大战末期，法国医生于连为妻子女儿报仇，手拿老枪，孤身一人消灭德国残敌的故事。另一个是大战前于连和妻子克拉拉从一见钟情，到婚后生育女儿弗洛兰丝的幸福生活。这两个层次展开的两个故事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互为因果，推进两个故事双向展开。现实层次触发了心理层次的展开，心理层次又为现实层次的行动提供动机，两个层次互相对比，互相衬托，构成了这部影片剧作结构的基础骨架。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意识流影片《老枪》中的“闪回”确实充分发挥了作用。传统影片中的“闪回”主要作用在于交代或补充某些事件，以保证影片讲述的故事有头有尾，完整无缺，很少用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老枪》中大量使用“闪回”，其最主要的作用，是将镜头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揭示人物心态，从而塑造了一个立体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并因此大大增强了影片主题的深度和广度。如影片中的现实层次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展开的，心理层次则根据主人公于连的心态呈现出来的，与现实时间恰恰相反。第一次“闪回”，是于连的“想象”：妻子和女儿被德寇用喷火枪残害成“木炭”。这里用于连的想象就使观众亲眼看到了于连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体验到他的激愤之情。接下来出现的一个个闪回，使观众从于连的心理角度，看到了于连幸福的家庭生活和甜密的爱情生活。从这些“闪回”里，观众看到了战争在一个人心理上产生了深刻的烙印，同时也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英雄。这完全来自“闪回”手法的功效。因此说《老枪》是一部借助“意识流”刻画战争的成功影片。这个特色体现了50年代以来人们注重展露战争对人精神上的影响，而一反传统战争片从外部反映战争的老套。
再提一下《广岛之恋》，这部影片完全摒弃了传统的故事和线性的叙事结构。它通过大量的“闪回”和画外音手段，打破了时空界限和对情节的外部描述，把过去与现在、经验与经验的描述交织在一起，在对记忆与遗忘，经验与时间等问题的探讨中表现了战争给人带来的梦魇。影片中对过去的追求并不只是对往事的回忆，而是被深深嵌入今天之中，与今天构成了一种隐喻式的结构。影片中移动拍摄的广岛街头的镜头与同样方法拍摄的纳韦尔街头的镜头组接在一起。这种过去与现在的交融形成了影片一个时间性的主题，片中的“她”就是作为“过去”的一个代表，这两位都有着自己幸福家庭的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显然不能从一般的生活的意义上去理解，而毋宁说是一种象征。纳韦尔少女的个人遭遇与广岛遭受的浩劫完全不能相比。但导演雷乃却有意把这两个相差悬殊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以一种独特的对比强调战争的残酷。这两个异地发生的事件又能从时间上联系起来(“她”获得解放之时，正是广岛遭受灾难之日)，从而进一步打破了它们的空间界限，使其成为人类永恒的记忆。
瑞典导演伯格曼的《野草莓》也是通过人物的意识在现实媒介刺激下自由地流动，完全打破了时空界限，几乎概括了老教授波尔格整个的一生。影片在一段波尔格向观众讲述自己的故事的片头后，就是他作的一个恶梦。在梦中，他看见一辆柩车在街上自己行走，棺材打开来，里面的死人伸出来要拉他进去。而他发现，这个死人正是他自己。梦中包含的对死亡的恐惧促使他对自己进行反思。影片中波尔格探望老母亲的段落是用现实的形象来暗示他对自我的探索。影片中的另一个梦，象征着他对自己的判决，揭示了老教授在潜意识中对自己的否定和自责，而又与他在现实中正在走向一个新的荣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影片结尾，老教授又作了一个美好的梦，表现出他对新生活的渴望。伯格曼在影片中不但运用大量直接的心理画面来表现过去的反思，而且通过对现实情景和人物的规定，使其与过去紧密呼应，以强化人物的主观感受。这些现实中的形象既为波尔格的心理活动提供了依据，也使过去与现在、梦幻与现实构成了一个互相耦合的整体。
第三，打破了传统的戏剧化结构。
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的故事片创作达到了鼎盛时期，而这些故事片都是戏剧式结构，故称戏剧式电影。在艺术历史的长河中，先有戏剧，后有电影，早期的电影模仿了戏剧。因此电影作为故事片样式从一诞生，就受戏剧影响，总是沿袭亚里士多德、易卜生等的戏剧编剧方法和舞台处理方法，即开始、发展、高潮、结局、尾声等5个阶段的结构方法，或为三幕剧方法，即第一幕开始，第二幕发展，第三幕结束。但意识流电影的编导们认为，这种创作规律和结构方法不符合电影的特性，电影的特性是能够开拓微观世界，把肉眼看不见的东西，通过摄影机变成可见的。于是根据这个原理，他们更觉得电影应该表现人的内在的心理状态，只有反对戏剧性，反对情节化，摒弃“编戏的虚构成分”，才能“如实地表现”所要表现的事物。
因此，无论是《野草莓》、《81/2》，还是《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等这些经典的意识流电影，它们的结构都是打破了传统的戏剧式结构，是反情节化、反戏剧化、反传统的舞台剧结构，也不要求有一个完整的戏剧事件在影片中贯串始终，而是打破时空顺序、随意跳跃、非理性怪诞、无逻辑的闪接。
世界影坛上曾经出现了不少意识流电影，它们对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我国电影界也有一些编导为了丰富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尝试运用意识流手法拍摄电影，如著名的影片《苦恼人的笑》、《小花》、《樱》和《天云山传奇》等，但它们还算不上是意识流电影。
意识流电影是受意识流小说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影片样式。20世纪20年代欧美作家将“意识流”运用于文学创作，50年代才进入电影创作之中。什么是“意识流”?“意识流”这个名词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提出，他在《心理学原理》中说：“意识……并非以一段段的形式出现的，像‘链’或‘环节’那样。它不是联结起来的，而是流动的。河流或流水是描写意识状态的借喻。”这里的涵义在于强调意识活动的连续性，如水流一样不可中断。后来“意识流”被现代派小说广为运用，形成了“意识流小说”派。根据一些文艺史家们的意见，小说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即早期小说，注重描写情节和人物外部活动；心理小说，着重描写人物内在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动；意识流小说，描写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不仅是理性内容即理智思想，还有非理性内容，如幻想、幻觉、情感波动等。由此可见，意识流小说阶段的文学作家们已开始运用人的意识如同水在流动着的概念去写小说，写人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活动，改变了过去写事件、写故事情节的手法。
其实，一些作家面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复杂性，他们认为过去写实主义的方法已不足以表达已经被认识到的复杂性，需要寻找一种表现这种复杂性的恰当的文学形式，意识流的方法就是在这样的探索中形成的，它打破了传统小说基本上按故事情节发生的先后次序或者按情节之间的逻辑而展开的结构。故事随着人的意识活动，通过自由联想来组织故事。实际上，意识流小说用的主要技巧和手法就是“内心独白”。1887年法国作家杜夏丹最早采用“内心独白”手法，因而被认为是“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但“意识流”文学的真正鼻祖应推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尤利西斯》1922)和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1927)，他们的创作实践受到了伯格森直觉主义学说和弗洛伊德潜意识学说的强烈影响。二战以后运用意识流方法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多，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现代小说的一种传统创作手法。上世纪的60年代，法国出现了一个新小说派，代表人物是阿兰·罗勃·格丽叶，他们就是用意识流方法从事文学创作，并且取得了成就。于是，在新小说派的影响下，开始把意识流这个心理学概念引用到电影中来。
二
什么是意识流电影?它是指这类电影受“意识流”小说影响，要求在银幕上着重表现人的非理性的、潜意识的、直觉活动的电影。
世界影坛上的意识流电影出现于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之交。在世界电影史上被最早视为“意识流电影”的是瑞典著名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又名《杨梅树下话当年》)。这位有世界影响的导演，深受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善于通过意识流去体现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宗教观念。他敢于运用假定性很大的意识流，如人与神并存、死人与活人重逢之类，但是他力图使这些场面富于纪实性，使环境与人物有机融合，很有电影特性。他的《野草莓》拍摄于1957年，剧情发生在现在时态的约24小时的一段时间内，表现一个78岁的医学教授波尔格在其儿媳玛丽安的伴随下，驱车前往一所大学接受荣誉学位。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重访了一些故地，使老波尔格不断地进入到往事的回忆和梦幻中，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反思。影片结束，他开始有些意识到自己性格中的自私和冷漠，希望能与周围的人建立起一种互爱的关系。影片主要以人的潜意识为对象，运用意识流的手法，通过人物的回忆、幻觉、梦境等，表现了一个老人对死亡的恐惧、对孤独根源的探索和对生命再生的渴望。这部影片后来成为西方电影研究家们探讨意识流的“范例”。伯格曼的其他著名的意识流影片还有《第七封印》和《处女泉》等，前者描写一个中世纪武士参加十字军征战后，感到精神毁灭而回到瑞典。当时瑞典瘟疫流行，到处可见、盗窃和杀人的罪行。他更感幻灭，要从信仰上帝找到精神支柱。后来他从死神那里得知自己死期快到，乃与死神对弈，故意拖延时间以便找机会在死前做一好事(救了一对夫妇)，以弥补虚度一生的内心悔恨。后者则着重心理分析，有三兄弟作恶多端，合谋少女嘉琳，还杀死了她。她父亲为了报复而处死他们。为了消除内心恐惧，他先举行了异教徒的祭祀仪式。影片结束时，嘉琳尸体下涌出了泉水，象征着道德“干枯”的世界已恢复了精神平衡。
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费里尼也以运用意识流著称，其特点是强调直觉。他不但受存在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影响，也受哲学家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影响，他们认为，在人的意识中直觉最重要。没有直觉认识也就没有逻辑认识；没有逻辑认识却照样有直觉认识。所以他们极端强调直觉，反对任何理性加工，鼓励创作“内省作品”。费里尼于1962年拍摄的《81/2》(又译《八部半》)正是强调直觉的“内省影片”的典型。它描述了一个名叫吉多的电影导演在筹拍一部影片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顿与危机。这位导演准备拍一部表现人类末日的新影片。为此，他来到了温泉疗养院，边疗养边准备拍摄工作。然而，他却发现自己的创作陷入危机之中。影片的主要布景已经搭好，但他的构思还是朦胧一团，处处是阻碍和矛盾，与此同时，他也深陷于个人生活的危机中，与妻子在感情上无法沟通，情妇又对他纠缠不休。他幻想出来的思想女性刚刚出现，立刻就显露出同样令人痛心的世俗态……最后，他举行了一次毫无内容的记者招待会，同请来的客人跳起了伦巴舞。这部影片是费里尼的创作转向表现人的内心现实的标志。它通过一个隐喻性的“故事”，探索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法国新浪潮电影流派干将阿仑·雷乃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也创作了震憾世界影坛的意识流电影《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尤其是《广岛之恋》在当时被认为是世界影坛上的“一颗精神原子弹”。这部具有反战倾向的影片，叙述了一位法国女演员，去日本拍摄一部关于和平题材的影片，她认识了一位日本建筑工程师，他们相爱了。在相爱的过程中，女演员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第一次恋爱，那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她在家乡纳韦尔爱上了一位23岁的德国士兵，但是，他在纳韦尔解放的那一天，却被打死了。这位18岁的少女则因为与德国人恋爱而被打成“法奸”，关在地窖内，并被剃光了头，遭尽羞辱，一度精神失常。后来她去了巴黎，那一天，正是日本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的日子。“她”与“他”分手后回到旅馆，因忍受不住孤独的寂寞又来到街上，与徘徊至那里的工程师相会。“他”恳求“她”留在日本，但“她”却难忘巴黎的家。最后，两人互相告别，并深情地呼唤着对方象征的名字：“广岛!”“纳韦尔!”这部影片不少地方运用了“闪回”镜头，由现在转换到过去，由日本转换到法国。日本建筑工程师的任何动作，都引起这位女演员回忆二战时的那位德国士兵和她在一起的情景。其中有一组镜头特别引人注目：早晨的旅馆里，女演员从阳台回到房间后，看见日本工程师还在床上睡，他的一只手在睡梦中蠕动。接着下面一个镜头，马上就是那个德国兵躺在地上，在临死前一只手痉挛的景象。这两个镜头的突然转换和连接，表明现在和过去的情景同时出现在女演员的脑海里了。整部影片没有一个中心事件，没有故事情节，展现的过去和现在、回忆和联系，全是女演员的意识活动。
雷乃的另一部代表作《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是继《广岛之恋》后又一部涉及到关于记忆与时间以及遗忘之间关系的意识流影片。这也是一部没有传统的故事和连贯的情节、人物身份也极不明确的影片。描写在一座巴洛克式的豪华建筑中，聚集着一大群客人。其中有一位X先生，告诉一位叫A的女士，他们去年曾在马里昂巴德见过面。她当时答应过离开她的丈夫M，与他一起私奔，现在一年过去了，他不愿再等下去，她必须跟他一起走，A女士却无论如何也记不清有过这段往事，不承认与X先生有过交往。但在X先生的反复诉说下，她终于抛弃了M丈夫，与X先生一起离开了。
除了介绍以上几位世界电影大师的意识流影片外，当代著名的经典意识流影片还有法国的《老枪》等，也在电影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都具备着共同的创作特点。
三
世界影坛上出现的意识流影片的创作特点是极其鲜明的，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意识流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国外电影理论界围绕“意识流”问题历来有争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作为现代主义流派的“意识流”与作为表现手法的“内心独白”应严格加以区别；另一种意见认为，“意识流”也就是“内心独白”，它经过现实主义改造可以为现实主义艺术家所运用。其实，当今世界影坛上不少电影导演都是按照第二种意见去做的。法国影片《广岛之恋》就是以其丰富的“内心独白”(意识流)深入生动地剖析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深刻鲜明地表达了影片的主题思想。这部影片在主题思想上尽管有暧昧之处，不像传统电影那样直白单一，但从今天角度来看，影片既表现了一个异国恋情故事，又折射了战争，影片通过女演员视点中的广岛和回忆中的纳韦尔。她说：“我总是为广岛的命运哭泣。”接着以镜头中把相爱的美丽而的身体和受原子辐射烧伤、变形、腐蚀的人体相对照，这种蒙太奇组合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效果：灭绝人性的屠杀和以爱情为象征的生命的顽强抗争。影片也了几个旅游者参观日本和平广场的镜头。她又说：“我还知道一些别的事，一切都会重新开始。20万人死亡，8万人受伤，在9秒钟之内……”这些断断续续的“内心独白”(画外音)是和各种纪录片镜头组合在一起的。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同时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些特殊的含义：这是在告诫人们，警惕啊!不要“忘记”，“忘记”就意味着历史的重演。《广岛之恋》也是把文学与电影完善结合起来的成功典范。影片中优美的解说词与抒情的语调给影片带来了浓郁的文学色彩。因为影片的剧本出自法国著名的新小说派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之手。她曾发表70余部小说，10部剧本，当过14部影片的编剧和导演。她70岁高龄时发表《情人》，搬上银幕后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广岛之恋》的语言风格明显带有杜拉斯本人的风格特点。影片中大段的内心独白，祷文式的叠句，咏叹式的朗诵，确是其他影片所罕见的。加上导演雷乃又是个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的创作者，他掌握了视觉和语言之间的完美的平衡，并且运用画面表现了人的潜意识活动，形成了影片中新颖的意识流手法。这部影片于1959年问世后，不久就荣获了第1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第14届英国学院奖、联合国奖以及法国梅里爱奖和1961年纽约评论家协会最佳外语片奖。
第二，时间空间跳跃多变，大大丰富扩展了影片的容量，深化了主题。
意识流电影往往是打破了时间、空间、地点的界限，把时间、地点自由地交叉起来，因为这些影片编导认为，当一个人考虑问题时是没有时间、地点观念的，思想活动往往是没有逻辑性和规则的，他们还认为，要“真实”地表现一个人的思想活动，就要不受时、空、地的限制，一定强调时间、地点的统一，必然有“虚假”的成分，有“编”的痕迹。当然把时间、空间与地点混在一起的手法，在常规电影中也出现，有时也出现“闪回”、“倒叙”，但它是围绕一个主题和一个中心事件来处理的。意识流电影的“闪回”、“倒叙”却不同，不是为中心事件服务，完全是按照人的潜意识的不规则活动而混在一起的，从而起到深化主题的作用，当代著名影片《老枪》就是成功的典范。
《老枪》这部影片由法国著名导演罗贝尔·昂里哥于20世纪70年代执导的。他成功地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的电影传统与五六十年代出现的探索创新结合起来，使影片取得令人赞赏的成就，因而荣获了1976年法国首届最高电影奖——凯撒奖的最佳电影、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声音奖。这部影片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量使用了“闪回”。“闪回”在影片中出现10余次，在时间上占据了全部影片放映时间的五分之二，这在一般影片中是少见的。这部影片由“闪回”在结构上形成了两个时空层次，即现实时空层次(客观的时空层次)和心理时空层次(主观的时间)。这两个层次清晰明确地将影片分成两个部分，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二次大战末期，法国医生于连为妻子女儿报仇，手拿老枪，孤身一人消灭德国残敌的故事。另一个是大战前于连和妻子克拉拉从一见钟情，到婚后生育女儿弗洛兰丝的幸福生活。这两个层次展开的两个故事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互为因果，推进两个故事双向展开。现实层次触发了心理层次的展开，心理层次又为现实层次的行动提供动机，两个层次互相对比，互相衬托，构成了这部影片剧作结构的基础骨架。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意识流影片《老枪》中的“闪回”确实充分发挥了作用。传统影片中的“闪回”主要作用在于交代或补充某些事件，以保证影片讲述的故事有头有尾，完整无缺，很少用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老枪》中大量使用“闪回”，其最主要的作用，是将镜头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揭示人物心态，从而塑造了一个立体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并因此大大增强了影片主题的深度和广度。如影片中的现实层次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展开的，心理层次则根据主人公于连的心态呈现出来的，与现实时间恰恰相反。第一次“闪回”，是于连的“想象”：妻子和女儿被德寇用喷火枪残害成“木炭”。这里用于连的想象就使观众亲眼看到了于连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体验到他的激愤之情。接下来出现的一个个闪回，使观众从于连的心理角度，看到了于连幸福的家庭生活和甜密的爱情生活。从这些“闪回”里，观众看到了战争在一个人心理上产生了深刻的烙印，同时也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英雄。这完全来自“闪回”手法的功效。因此说《老枪》是一部借助“意识流”刻画战争的成功影片。这个特色体现了50年代以来人们注重展露战争对人精神上的影响，而一反传统战争片从外部反映战争的老套。
再提一下《广岛之恋》，这部影片完全摒弃了传统的故事和线性的叙事结构。它通过大量的“闪回”和画外音手段，打破了时空界限和对情节的外部描述，把过去与现在、经验与经验的描述交织在一起，在对记忆与遗忘，经验与时间等问题的探讨中表现了战争给人带来的梦魇。影片中对过去的追求并不只是对往事的回忆，而是被深深嵌入今天之中，与今天构成了一种隐喻式的结构。影片中移动拍摄的广岛街头的镜头与同样方法拍摄的纳韦尔街头的镜头组接在一起。这种过去与现在的交融形成了影片一个时间性的主题，片中的“她”就是作为“过去”的一个代表，这两位都有着自己幸福家庭的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显然不能从一般的生活的意义上去理解，而毋宁说是一种象征。纳韦尔少女的个人遭遇与广岛遭受的浩劫完全不能相比。但导演雷乃却有意把这两个相差悬殊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以一种独特的对比强调战争的残酷。这两个异地发生的事件又能从时间上联系起来(“她”获得解放之时，正是广岛遭受灾难之日)，从而进一步打破了它们的空间界限，使其成为人类永恒的记忆。
瑞典导演伯格曼的《野草莓》也是通过人物的意识在现实媒介刺激下自由地流动，完全打破了时空界限，几乎概括了老教授波尔格整个的一生。影片在一段波尔格向观众讲述自己的故事的片头后，就是他作的一个恶梦。在梦中，他看见一辆柩车在街上自己行走，棺材打开来，里面的死人伸出来要拉他进去。而他发现，这个死人正是他自己。梦中包含的对死亡的恐惧促使他对自己进行反思。影片中波尔格探望老母亲的段落是用现实的形象来暗示他对自我的探索。影片中的另一个梦，象征着他对自己的判决，揭示了老教授在潜意识中对自己的否定和自责，而又与他在现实中正在走向一个新的荣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影片结尾，老教授又作了一个美好的梦，表现出他对新生活的渴望。伯格曼在影片中不但运用大量直接的心理画面来表现过去的反思，而且通过对现实情景和人物的规定，使其与过去紧密呼应，以强化人物的主观感受。这些现实中的形象既为波尔格的心理活动提供了依据，也使过去与现在、梦幻与现实构成了一个互相耦合的整体。
第三，打破了传统的戏剧化结构。
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的故事片创作达到了鼎盛时期，而这些故事片都是戏剧式结构，故称戏剧式电影。在艺术历史的长河中，先有戏剧，后有电影，早期的电影模仿了戏剧。因此电影作为故事片样式从一诞生，就受戏剧影响，总是沿袭亚里士多德、易卜生等的戏剧编剧方法和舞台处理方法，即开始、发展、高潮、结局、尾声等5个阶段的结构方法，或为三幕剧方法，即第一幕开始，第二幕发展，第三幕结束。但意识流电影的编导们认为，这种创作规律和结构方法不符合电影的特性，电影的特性是能够开拓微观世界，把肉眼看不见的东西，通过摄影机变成可见的。于是根据这个原理，他们更觉得电影应该表现人的内在的心理状态，只有反对戏剧性，反对情节化，摒弃“编戏的虚构成分”，才能“如实地表现”所要表现的事物。
因此，无论是《野草莓》、《81/2》，还是《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等这些经典的意识流电影，它们的结构都是打破了传统的戏剧式结构，是反情节化、反戏剧化、反传统的舞台剧结构，也不要求有一个完整的戏剧事件在影片中贯串始终，而是打破时空顺序、随意跳跃、非理性怪诞、无逻辑的闪接。
世界各国逐渐认识到课程设置“统得过死”和“放得过宽”都不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例如，美国联邦政府原来不统一规定全国的课程标准，各地学区都有自己独立的课程标准。但美国在后来的中小学课程改革则试图将全国统一要求和地方课程相结合。英国历史上没有统一课程设置，都是由地方自行设置，而在1988年公布的《教育改革议案》中规定中小学要开设核心课、基础课和附加课，从而也推行了国家课程，加强了国家对中小学课程设置的控制。中国目前的新《课程计划》，在课程设置和课时分配上，重视当今世界课程改革的趋势，课程设置以国家统一安排的为主，适当安排了地方课程。
多样化、开放化的发展趋势
作为人才发展的重要目标要求，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把道德教育列为中小学的必修课。许多国家把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品德教育渗透到各科教学之中，以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培养他们良好的思想品德。
在注意吸收现代最新科学成果并使之与本国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方面。瑞典、爱尔兰等国在课程改革中注意“壮根”，提出课程应植根于广泛的文化传统和当地社会、经济之中。而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课程改革的普遍性趋势。
课程改革的综合化趋势
为了加强有关学科之间的联系和渗透，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一些国家在中小学开设综合课程。美国在《2061计划》中提出的课程改革，注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数学知识的综合，并增加必要的技能训练。每门课程自成开放性的体系，在同一个单元里将多学科综合起来进行教学。
全球痛失300种语言
美国纽约康奈尔大学学者艾布拉姆斯和斯特罗加茨警告，超过300种语言已成为绝响，另有数以千计的语言也将面对相同的命运。他们强调：“90％的语言将在本世纪消失。”他们认为，世界多元语言的消失，是对人类文化遗产的严重威胁，这种损失形同6500万年前包括恐龙在内的数不清物种从地球上销声匿迹。
据最权威语言数据库（ethnologue.com）提供的资料，目前有6809种语言在世界上使用，其中讲357种语言的人分别不超过50人。以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高地省的阿巴加语为例，只有5个人讲这种语言，这还是1994年的统计资料，说不定阿巴加语已经绝迹。如果人们承认语言灭绝是人类文化遗产所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而只有通过现代科学工具的分析才能协助解释一种语言为何会从地球上消亡及如何防止这种悲剧的发生。
但是，让进化派生物学家吃惊的是，语言濒危和物种灭绝模式有许多相似之处。母语受外来语威胁就像物种那样，一种语言如受到强大的外来语的威胁，如果它没有足够多或年轻的人口或在经济上能生存与发展的人口使用，如果它的生存环境被摧毁或被战争所破坏，它就可能湮没或被人忘却。
现在许多国家政府都提倡外来语以作为团结政治力量的工具或作为官方行政用语。这就使得在贫困和偏僻的地区，外来语就像隐伏的病毒，能迅速使当地人厌倦自己的母语，使母语在两三代之内灭绝。
语言学家瓦阿斯为美国《应用语言学论坛》期刊撰写的研究报告说：“现代的语言‘杀手’是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俄罗斯语、阿拉伯语、东非斯瓦希里语、华语和印尼、马来语。”
俄学生宿舍楼突起大火
11月24日凌晨1时17分，位于莫斯科市西南位置的俄罗斯卢蒙巴各族人民友谊大学6号学生宿舍楼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火灾。大火在短短的3个小时内就将一幢5层的大楼吞灭。
俄罗斯内务部第一副部长拉西德·努尔伽里耶夫表示，大火的主要原因是使用电器不慎，“没有故意犯罪的特征也没有同爆炸物有关的记号”。最有可能的与火灾相关的火源是电暖气。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正在进行紧张调查的工作人员仍然表示不排除人为纵火的可能性。
得知俄罗斯卢蒙巴各族人民友谊大学留学生宿舍发生大火后，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刘古昌率使馆领导和有关人员前往医院、友谊大学探望中国留学生。刘大使返回使馆后立即向中国驻俄记者介绍了有关情况。
11月24日晚，教育部连夜召开会议，成立了临时应急工作组，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担任组长。当晚，教育部决定，将和外交部联合派工作组赴俄。同日，教育部致电我驻俄使馆，转达了国务委员陈至立对受伤中国留学人员的慰问。
过后，中国外交部和教育部联合工作组对中国留学生在俄人民友谊大学火灾之后的积极行动表示充分肯定，希望大家继续伸出友爱之手，希望能有更多的留学生志愿者参加救助伤员的工作。岑建君同时强调，希望广大留学生不要受火灾的影响，为民族的振兴和民族的富强安心学习。
俄教育部国际教育合作局副局长塔洛诺夫表示，俄方将尽一切所能解决问题，最大程度地减轻伤员的痛苦。他说，俄教育部将督促发生火灾的俄人民友谊大学做好火灾善后工作。俄教育部还与俄外交部、卫生部等有关部门保持经常联系，共同解决有关问题。
印度欲取消基础考试制度
谁都知道，做学生最怕的就是考试，这一点各国概莫能外。印度人才资源开发部部长乔希近日在印度联邦院表示，印度政府有意取消现行的基础考试制度。具体来说，印度学生从迈进小学校门第一天到高中毕业的10年时间内，将无须再为频繁的考试担忧。乔希部长表示，政府准备采取此举是为进一步减轻广大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使他们从频繁的考试中解脱出来，从而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增强体质，最大程度地开发自己的聪明才智。
印度人才资源开发部是印度联邦政府设立的专管教育的最高部门，类似我国现在的国家教育部。其主要任务是：规划教育事业的发展、改善各级教育设施、制定教学计划、出版教科书等。所以，部长的表态无疑代表着政府的权威，因此消息传开，使得印度的广大学生欣喜若狂。因为自1968年起，全印度便开始实行“10＋2＋3”的正规学制，即中、小学10年教育(包括5年小学，3年初中和2年高中或职业教育)，2年预科教育(又称高级高中教育)和3年本科教育。为了自己将来能拥有一个“光明的前程”，学生们不得不三更灯火五更鸡，终日埋头书海之中。但是即便如此，由于考试成绩不理想，学生遭到家长和老师责骂和体罚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所以，一听说不用考试，你想想，学生会有多高兴。
但当地不少人认为，政府想要推行如此重大的改革，遇到的阻力将会很大。好在目前执政的印度政府主张通过不断改革，将印度带入新世纪。因此对于广大印度学生来说，与考试说“再见”也许将不会是遥远的梦想了。
美谴责学生夏令营
美国中学生竟然搞“夏令营”！此消息传到佛罗里达州长、布什总统的弟弟杰布·布什的耳朵后，这位见多识广的中年男子也禁不住脸上一阵阵发烧，颇替这些孩子感到难为情。7月6日，他下令立即全面调查此事。同时，佛州众议院一名共和党议员建议，应该出台一项法律，禁止未成年人在户外，尤其是在父母不在场的情况下，擅自衣服。
据了解，美国休闲协会最近在佛州科莫湖度假区举办的一次青少年夏令营，被认为是今年夏天美国孩子最酷的室外活动。该协会已是第3次组织全国范围内的夏令营。
主办方一再强调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如将派保安24小时驻守在营房附近，以驱赶不受欢迎的“参观者”；几年前由营员们制定了一系列活动纪律，其中包括“不要将和色情混为一谈”、“不得随意触摸他人”等等。尽管如此，这项活动被《纽约时报》曝光后，还是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佛州众议员佛雷指出，休闲协会是一家纯粹商业性机构，他们在利用孩子们的“纯洁”赚钱，必须立即加以制止。
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到目前为止，美国今年旅游业收入已经达到400万美元，各地旅行社都扩展了相关的旅游业务，比如5月份推出的“”航班等。休闲协会本身也在发展壮大，现在全国已拥有267家分会。但是即便如此，活动在很多领域仍然受到严格限制，特别是在青少年中间。
新西兰语言学校倒闭
新西兰其中一家规模颇大的语言学校“现代语言学校”倒闭后，五百多名中国留学生被迫离校，引起了当地媒体和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的关注。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教育处官员杨晓春表示，他们在8月29日开始收到中国留学生反映的有关现代语言学校的情况，该校在9月5日倒闭。杨晓春说，在该校约有800名学生，其中600名左右因此受到影响，其中80％至85％是中国留学生。他表示，中国驻新西兰使馆教育处方面已经和中国留学生进行接触，为他们提供帮助，并与新西兰有关方面进行交涉，使这些学生的学习和住宿情况得到适当的安排。
新西兰媒体指出，现代语言学校倒闭拉响了留学生人数下降的警报。这家在克利斯赖彻奇其中一家最大的学校倒闭的原因是“把太多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过度依赖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克利斯赖彻奇的语言学校代表澳康纳指出，当地的语言学校过度依赖中国留学生，当市场开始萎缩，这些学校就要面临“重组”。
外国留学生去年为新西兰带来了17亿新西兰元的经济利益，其中中国留学生为新西兰的教育机构带来了8亿新西兰元收入，约占50％。
德大学免费教育终结
德国一家法院日前裁定两位图宾根大学学生在校方的案子中败诉。这两位学生大学的原因是校方根据新的教育法规开始向他们征收学费——新的教育法规规定：大学生在第十四学期后必须缴纳大约每学期1000马克左右的学费。而败诉的两位学生分别已经就学23和29个学期！所以法院依此判决学生败诉。
众所周知，德国大学的免费教育是作为其社会福利的，一直是德国政府引以为自豪的一面旗帜,已执着飘扬了近半个世纪。自从20世纪60年代德国社民党执政时期提出“大学门前不分贫富”的口号,实施大学免费教育以来,这一体制历经了风风雨雨数十载,其间政府虽几度易主,但这一免费体制却一直保持到今天。
然而，到了新世纪之初,德国社民党重新执掌政府大印之际,在大学教育经费面临重重困难,德国大学“高龄”（规定时间内不能正常完成学业的大学生仍然由政府继续负担毕业后的培养费用）毕业生在人才市场越来越失去竞争力的情况下,它不得不考虑“改变初衷，革新旧制”了。
英学生抗议调高学费
来自英国各地的上万名学生，于日前在伦敦市中心游行示威，抗议政府以确保英国大学竞争力为名而决定于3年后调升大学学费的计划。
游行学生高喊“教育必须免费”的口号，手举“要助学金不要学费”的标语前往特拉法尔加广场集会。警方估计，大约1万名学生参加了抗议活动。但主办游行的英国学生联盟称有3万多学生。
这次的示威活动亦包括了英国数个教师联盟的成员以及其他同情学生处境的社会人士参与。伦敦市长利文斯通以及英国在野的保守党党魁史密斯也参加了游行。
史密斯对学生代表表示，保守党若赢得下次选举重新执政，将免除大学学费。然而，一位学生联盟的领导人指出，这位反对党领袖尚未说出的另一部分主张，是要减少10万个学生进入大学的机会，学生们对于这样的政策不能认同。
一电影新生代
作为一个空前甚至绝后的特殊电影群体，被称为中国电影"第五代"的那批电影人－－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吴子牛、田壮壮以及后来的李少红、周晓文等等－－在中国电影历史上已经浓墨重彩地留下了他们的烙印。但是，90年代以后，"第五代"导演由于从过去的边缘走到了如今的中心、从底层走向了上流，因而失去的不仅是观念的前卫性、艺术的创造性，而且也失去了对生命和生活的新鲜体验。他们被时尚化了，试图通过时尚使自己的电影成为一种国际流行商品，那些摇曳流动的长镜头、光影迷离的画面造型、夸张而矫饰的构图，似乎都可与国际电影流行风格接轨。然而，时尚却成为一道屏障，隔断了他们与生活和生命的对话交流。当代中国的转型困境和精神迷乱，并没有反射在他们的电影之镜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进化链条上，一个更年轻的电影创作群体在中国大陆蠢蠢欲动。他们试图在"第五代电影霸权的王国"寻出一条出路，将结束中国电影一个时代的使命放到自己肩上。尽管很早就有人开始宣告"第五代"的终结，预告所谓"第六代"的诞生，然而，中国大陆电影这年轻的一代却一直在母腹中痛苦地躁动。当他们最初试图通过非主流机制的方式获得跨国认同受阻以后，人们甚至以为这个还没有得到命名的年轻电影群体已经走到了流产边缘。直到1990年以后，经过反省和挣扎，这些大多在六十年代出生和八十年代以后在电影学院、广播学院等接受正规影视教育的年轻人，才终于逐渐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创作群体－－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大陆电影的新生代。
二夹缝中的一代
中国大陆电影新生代是特殊的一代，正如其中一位音乐制作人兼电影人黄燎原所说∶
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其历史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大异于当前电子时代出生的"后辈"，又不同于五十年代红色中国的"前辈"，他们几乎是在一种挤压似的锻造车间中成长起来的。生而迷惘，生而无奈，又生而勇敢，生而团结，在那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他们无知无畏地成了人……六十年代的人赶上了七十年代的样板戏，却没有赶上文艺繁荣的八十年代，于是在世纪末的九十年代他们自打锣鼓勉力歌唱。
正因为在时代的夹缝中成长，所以电影的新生代又是分化的一代。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了一些少年老成的早熟∶胡雪杨的《留守女士》、《湮没的青春》，黄军的《悲烈排帮》、《与你同住》，阿年的《感光时代》、《中国月亮》，朱枫的《乐魂》等，以一种常规的观念、形态甚至"主旋律"的选材，勉强地挤进了主流电影圈。而另一批年轻人的电影，如管虎的《头发乱了》、《浪漫街头》，娄烨的《周末情人》，章明的《巫山云雨》，李欣的《谈情说爱》以及阿年的《城市爱情》等，则以其在电影观念和影像形态上的独特性，形成了一个前卫性的边缘。而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路学长的《长大成人》以及张扬的《爱情麻辣烫》，则以一种相对规范的电影形态整合了他们对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的相当个人化的体验，成为新生代电影中进入主流商业渠道的仅有的例子。
这一新生的电影群体尽管远没有"第四代"和"第五代"那样相对统一的特征，他们毕竟是在几十年来中国文化最为开放和多元的背景下接受教育的，同时也是在中国大陆电影面对最复杂的诱惑和压力的境遇中开始电影制作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更加分化、更加不成体统。然而，我们从其中相当部分的影片中却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代"的意识∶与"第五代"那种民俗化、乡土化、历史距离化的策略不同，他们大多是重现当代城市生活和远离灾变传奇的身边日常经历；他们对常规电影精心结构一个善恶二元对立、从冲突走向解决的叙事模式不感兴趣，而更愿意以一种随意、陌生、天马行空的方式来叙述生命和生命所镶嵌的处境；他们对本世纪以来中国人那种经久不衰的政治热情相当疏离，而以一种青年的诚实、一种对人生的直面热情、一种对真实的还原冲动来表述这生存在夹缝中的一代的世界观、生命观和电影观－－自我在这个漂浮的世界上无所依傍、无所悸动也无所执著，世界在每个游离的自我没有规则、没有必然也没有可以预期的将来。在这个高度消费化的世界，这些影片无可奈何而又不无叹息地表述著人们对时间、生命、爱情、理想、勇气和艺术的贪得无厌的消费。
影片中的这些"观"，是被经典体制文化所遮闭、所排斥的都市边缘的"他者"之观、异类之观，因而也常常被主流社会、常规秩序当做叛逆或者喧嚣的不和谐之音。于是，当新生代电影不能将他们在夹缝中的个体感受与他们对其所存在的那个世界的公共意识结合在一起时，他们注定只能成为电影原野上的孤独的流浪者，不仅得不到长者的接纳，而且也得不到幼者的共鸣，甚至他们自己也常常各自落荒而行。夹缝的坚守和突围成为新生代面对的挑战。
三生命状态的还原
无论是因为某些技术和策略上的原因，或是某些试图以更本真的方式接近现实的艺术和美学动机，相当多的新生代导演都是以对戏剧性电影模式的背叛和纪实性观念的复归来开始电影摄制的。如果说《流浪北京》、《我毕业了》等纪录片是新生代电影的某种先兆的话，那么何建军的《悬恋》和《邮差》、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章明的《巫山云雨》等便是新生代纪实性写作的代表。即使在张元的《妈妈》、《北京杂种》中，人们也能明显地感觉到纪录片的痕迹。
但新生代的纪实绝对不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意义上的"社会"纪实，而同样是新生代青春还原冲动的结果。它以开放性替代了封闭性，用日常性替代了戏剧性，纪实风格、平民倾向造就了一种朴实自然的形态、平平淡淡的节奏。它们叙述普通人、特别是社会边缘人的日常人生、喜怒哀乐、生老病死，表达对苦涩生命原生态的摹仿，突出人生的无序、无奈和无可把握。
在这些影片中，章明的《巫山云雨》是相对典型的例子。影片以近乎无情的纪实，以三峡搬迁的"灾难"喻为背景，叙述了三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结的生活片段，叙述了以"性"为核心的几个普通男女的生存状态。影片没有人为的浪漫，也没有矫情的伤感，更没有戏剧化的动作和奇观性的场面。几位非职业演员用几乎无表演的表演，说著一口"地方"普通话，试图再现生存本身的平凡和单调；定点摄影、自然状态下拍摄、同期录音、长镜头等，似乎想还原出生活本身的复杂和丰富。影片借鉴和发展了世界影视史上的纪实传统，追求"最常态的人物，最简单的生活，最朴素的语言，最基本的情感，甚至最老套的故事，但它却要表现主人公有他们的非凡与动人之处；同样，最节约的用光，最老实的布景，最平板的画面，最枯燥的调度，最低调的表演，最原始的剪接方式，最廉价的服装和最容忍的导演态度，却要搞出最新鲜的影像表现……"。
还原生存本身，在日常状态下写出人性的光明和阴暗，写出生命的艰辛和愉快，写出环境的窘迫和压抑，这些影片脱离了主流文化对社会个体的戏剧化改造和意识形态定位。生命以其裸的形像矗立在银幕上。这是一种被剥离了意识形态抚慰的"残酷"世界。
四生命体验的还原
如果说纪实风格是新生代对他们所体验的世界的还原，那么另一种感觉化电影风格则是对他们在世界中的体验的还原。新生代大多在都市中成长，对生存并没有多少刻骨铭心的体验。他们大多数人所遭遇的只是童年的英雄梦想与成人后世无英雄的现实反差，是流浪天涯的自由与无家可归的失落之间的难以调和，是变幻难测的世界与迷离恍惚的历史所造成的眩晕，是堕落的诱惑与纯洁的向往之间的生死较量。因而，他们的电影并不关怀身外的世界，而是经意和不经意地还原著他们自己的都市体验、成长体验。从一开始张元的"非法"影片《北京杂种》到后来管虎的《头发乱了》、娄烨的《周末情人》，直到最近李欣的《谈情说爱》、阿年的《城市爱情》，新生代在影片中用迷离的色彩、跳动的结构、摇滚的节奏、传记化的题材、情绪化的人物，来还原他们自己在都市的喧哗与骚动中所感受到的相当个人化的希冀、沉醉和来去无归的生存体验和光怪陆离的都市浮华。
李欣的《谈情说爱》采用一种放射性的结构，将意中情人、一见多情、移情别恋三个并不相关的故事组合在一起。阿年的《城市爱情》则用逆向平行的叙事方式讲述父子两代人的爱情，他用时间逆行的套层叙述结构和MTV似的节奏和情调将历史和现实进行了片断化剪辑，并设计了许多后现代意味的细节。这些影片的主人公大多与音乐（特别是具有青春反叛意味的摇滚乐）有一种"血缘"联系，但它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音乐片，而是一种音乐情绪片。由于情节往往难以传达他们动荡不羁、迷离斑杂的生存体验，于是他们都借助音乐的节奏和情绪来表达自我－－超广角镜头、镜头的不断运动甚至晃动、画面构图动荡倾斜、装饰性的影像、鲜艳的色彩、螺旋似的跳动结构，还原出一幅完整的都市景观。
应该说，这些影片提供的不只是都市状态，更是一种都市体验。在这些体验中，青春不是一种矫饰的炫耀而是一种现实的困惑，都市是一种迷乱、无奈、充满希望和失落、奇遇和误会的世界。影片传达了一代人的感受∶
一方面我们不甘平庸，因为我们毕竟赶上了大时代的尾声，它使我们依然心存向往而不像七十年代出生的人那样是一张历史白纸；另一方面，我们又有劲没处使，因为所处的是日益规范化、组织化的当下社会，大环境的平庸有效地制约了人的创造力……所以我们对世界的感觉是"碎片"，所以我们是"碎片之中的天才的一代"，所以我们集体转向个人体验，等待著一个伟大契机的到来。
因而，对这些影片来说，其意义也许并不在于那关于父辈和子辈的爱情故事，或是那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爱情游戏，而只是在于那些迷乱的感受、失去历史支撑的空虚，在于那个对爱情进行玩笑式考验的竹框和那种现代都市中没有起始点的有轨电车的怀旧。
五断片的整合
这代青年人迷恋于他们自己对电影的理解，所以往往放弃常规电影讲故事的习惯和方式，致令影片在造型、结构和风格上充满了陌生感。《巫山云雨》采用了呆照和跳切的手法，《谈情说爱》采用了三段式重复结构，《城市爱情》设计了在叙事和电影语言上逆向对比的双重时空……。这些青年人也许过份执著于传达他们对生命和生存的理解和体验，因而令影片的视野过于狭窄、自叙色彩浓重，有时可能近乎喃喃自语。虽然一部分心有灵犀的观众对这些影片情有独钟，但大多数普通观众却无法体会到这些影片中相当个人化的感受，无法与这些影片达成交流和共鸣。所以，新生代电影的创作虽然越来越多，但除了《长大成人》等少数例外，绝大多数影片都未能进入电影主流渠道，至今仍然在文化边缘徘徊。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WTO透明度关系
一，非政府组织对于WTO的价值和意义。
近年来，非政府组织的兴盛发展与其在国际事务上越来越多的参与是与全球化分不开的。全球化被视为是一种“国家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外化”，①——诸如环境污染的全球性的问题更多的需要在国际上得以解决，从而削弱了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对这些活动的控制能力。对这些全球性问题的承认，带来了更多的国际层面上的谈判与协商，这样也就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与此同时，WTO也在全球化进程中完成了对GATT的继承，并成功的过渡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完整的一套世界贸易规则体系。当然，非政府组织不可能放弃WTO这个展现其能力的大舞台。正如一位环境问题专家所指出的：“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是迄今为止最为常用来解决国家间有关环境问题争端的机制”。②因此，他们认为如果撇开了WTO就无法实现他们所要达到的目标和利益。
可以说，非政府组织对于WTO体制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有利于强化WTO的决策能力。当WTO的机构面临一些诸如贸易与环境等非其所长的专业知识时，从非政府组织获取的可利用资料、信息将有利于拓宽WTO对有关问题的分析基础，从而降低WTO决策机构发现事实和推理分析过程中的错误，提高相关机构报告的质量。
其次，非政府组织是由一国或数国的公民或公民的联合发起的并谋求某种公共利益的独立于国家的具有私人性质的组织。③可以说，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是某一个或几个地区公民（团体）的意见。在全球化的态势下，这一公民或团体的意见已经无法通过国家意志的形式来表达。于是，非政府组织便成为这一部分公民的代言人。而与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对于缺乏透明度的WTO来说，无疑是加强其为公众所认知的最佳途径。
最后，WTO协议中的仅允许缔约国方提供信息的规定无疑造成了一种形式上的垄断。④如何打破成员国方提供信息的垄断并创造竞争环境以寻求建立最佳的政策制定机制成为WTO亟需解决的问题。非政府组织的介入提供了一种最佳方案：在WTO中，非政府组织可以扮演一个政府缔约方的情报提供竞争者的角色，这样就能利用其在某一专业领域的智力资源优势，发挥了非政府组织迅速发现问题并能及时做出反应的特长。从而在WTO体系内构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平行竞争机制，以期能更好的发挥各方面优势、集思广益，制定出最适宜的世界贸易政策。
二，现行WTO制度中有关非政府组织的规定。
WTO各缔约方早已认识到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意义，因此各方在达成《建立世界贸易组
织的协定》中，已经包含有关于非政府组织的内容。该协定的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总理事会应做出适当安排，以便与在职责范围上与WTO有关的各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与合作。”另外，在1996年6月18日，总理事会通过了《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安排的指导方针》（WT/L/162）①，建立了一整套WTO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框架。这一系列的指导方针包括：1，遵循《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第五条第二款所确立的基本原则；2，各成员方认识到非政府组织能起到增进公众对WTO相关活动的认知程度的作用，因而各成员方愿意提高WTO的透明度并发展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3，为了达到更具透明度的目的，必须保证非政府组织获得更多有关WTO活动的信息，特别是比过去更快地取消对获取有关这些活动的文件限制。为此，秘书处将使相关资料（包括已经取消限制的文件）在互联网上公布；4，WTO秘书处应积极地采用各种方式，发展同非政府组织的直接联系；5,如果WTO各理事会或委员会的主席参加同非政府组织的讨论会或其他会议，他只应代表其本人。除非该理事会或委员会做出其他的特别决定；6，各成员方重申WTO是一个对其成员方的有关权利和义务具有法定拘束力的政府间组织。因此，各成员方认为非政府组织不可能直接参与WTO的工作或其会议。
自1996年以来，WTO秘书处和各成员方以各种方式积极地保持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对话，而以上这些方针则起到了指导作用。WTO在发展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中进行了如下几种尝试：
第一，允许非政府组织参加部长级会议。在通过了《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安排的指导方针》后不久，WTO各成员方就非政府组织参加新加坡第一次部长级会议的程序达成了一致意见：1，非政府组织将被允许参加大会的全体会议；2，登记的非政府组织必须符合《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必须证明他们的活动与WTO的工作是由联系的。②
1996年12月的新加坡会议是WTO历史上第一次由非政府组织参加的主要会议。总共有159个非政府组织登记并参加了会议，其中的108个非政府组织（235名个人）代表环境、发展、消费者、商业和农民等各方面利益。另外，设在新加坡大会会场的非政府组织中心为与会的非政府组织及其代表提供了会议场所、电脑设施和会议的官方文件等便利措施。
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于1997年在日内瓦召开，这次会议共有128个非政府组织（362名个人）。在为期三天的会议期间，非政府组织除了参加非正式的工作会议外，还参加了由秘书处主持的日常简报会——这是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的一个特色，并被非政府组织视为一个WTO保证其透明度的真正的信号。③
多哈部长级会议期间，WTO秘书处安排了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计划。这些计划将由感兴趣的成员方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协商后达成一致意见。其中正在考虑的有非政府组织参加一些活动包括：1，日常非政府组织简报会。秘书处会为已经登记的非政府组织举行一天一次或两次的有关大会会议进程的工作简报会。这些简报会将由一些想同非政府组织交流的成员方的部长或官员来主持；2，特定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简报会。有关一些特定问题的简报也将由总干事或秘书处官员集中向登记的非政府组织。相关问题的确定取决于大会的主持国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趣所在；3，由秘书处组织的讨论会。WTO秘书处将就非政府组织感兴趣的问题组织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将在非政府组织中心举行，同时面向所有多哈会议的与会者开放。①
第二，为非政府组织举行讨论会。自1996年以来，秘书处为非政府组织安排了许多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往往针对一些有关市民社会(civilsociety)切身利益的特定问题，如其中的三个讨论会是关于贸易和环境问题、一个关于贸易和发展问题等等。这就反映了WTO认识到了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实体，其本身的权利应受到重视。另一方面，这些讨论会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为非政府组织提供了一个同WTO成员方的代表讨论相关特定问题的机会。
第三，同非政府组织保持日常联系。WTO秘书处每天都会从全世界收到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的询问信函。同时，WTO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会定期与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举行会议——这些会议既是独立的，也是作为秘书处组织非政府组织参加WTO活动的一部分。
第四，一些新的举措。在1998年7月的总理事会上，总干事通知各成员方，秘书处将采取一些新的步骤来增进同市民社会的对话。这些步骤有：从1998年秋开始，WTO秘书处将为非政府组织提供日常工作简报；在WTO官方网站上增加有关非政府组织的相关内容。另外，秘书处还会将其每月收到的由非政府组织提交的论文的目录汇编成册并散发给各成员方。②
值得注意的是，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其报告中也对非政府组织的地位予以确认。在沸沸扬扬的海龟案中，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前后对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来文的态度明显不同。在本案中，专家小组认为：“…根据DSU第13条，专家小组掌握着寻找信息和选择信息来源的主动权。在任何场合，只允许争端当事双方和的三方直接向专家小组提供信息。在我们看来，接受从非政府组织途径来的未经征询的信息同DSU的现行规定是不符的。因此我们通知各当事方我们对于这些文件（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将不予考虑…”③
而在上诉机构的报告中，尽管肯定了专家小组评判非政府组织提出的报告的行为是在DSU第12条和第13条授予他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但上诉机构着重指出了专家小组在有关是否应该接受未作要求而收到的由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的问题上对DSU相关条款所作的法律解释是错误的。上诉机构回顾了“荷尔蒙案”（WT/DS26），认为根据DSU第13条第2款，专家小组可以从任何相关途径寻找关于案件的信息，也可以咨询任何专家以得到他们关于案件特定方面问题的意见。在这里，上诉机构强调专家小组可以向“任何个人或团体”或“从任何来源”寻找“资料或技术信息”。同时上诉机构也强调了DSU第12条第2款，即“专家小组程序应有充分的灵活性以保证提供高水平报告，而又不会不适当的延误专家小组审案进程”。上诉机构在其报告中指出了本案专家小组在解读“寻找（seek）"时，不必要的太过于注重正式性和技术性而以至于要求“任何个人或团体”首先必须得到专家小组的允许才能提交报告。上诉机构进一步指出：“在本案的情况下，基于实用或其他相关的目的，‘经要求得到的资料’与‘未经要求得到的资料’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是不存在的。”④因此，DSU授予专家小组寻找资料的权利并不意味着专家小组可以禁止接受那些事先未经专家小组要求而提供的意见。
在本案中，上诉机构的报告直接肯定了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信息对于专家小组、上诉机构及当事方的法律上的意义，这就从侧面肯定了非政府组织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地位。同时这也意味着非政府组织在WTO体系中的活动范围得以拓宽。另外，本案对今后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处理涉及有非政府组织提供信息的案件也具有垂范作用。
三，评价。
总的来说，非政府组织在WTO体系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作用有所增强。正如WTO官方网站上所说的，“WTO自其成立以来的运作历程生动地表明了世界贸易体制从未像现在这样备受公众舆论的关注和审视”。①
然而，WTO各方对非政府组织的介入仍持怀疑态度。因此，非政府组织在WTO中的作用依然有限。有意思的是，持将非政府组织排除在WTO政策制定过程之外的观点的大多是成员国的政府官员（而非专家或学者）。他们认为非政府组织的加入只会扭曲而不是改善WTO的决策机制。综合起来，现在反对者持有以下几种意见，下面我来一一评述：
第一，担心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是特殊集团的利益。即认为当一个政策决定机构允许游说集团介入后，将存在着某一特殊的利益集团施加不平衡影响的可能性。有一些分析家认为，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的非政府组织的加入会减缓决议制定的进程进而导致工作效率的降低。②还有一些贸易专家认为许多非政府组织不赞成贸易自由化，因而担心它们的加入会阻挠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由于代表商业实体（通常是一些贸易保护主义者）利益的代表在WTO中已经存在。因此，纳入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会产生各种利益集团相互监督、相互牵制的效果。从而抵消WTO中现存利益集团的影响，进而只会是降低而不是增加有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的政策的产生的可能性。
第二，担心非政府组织的加入会影响WTO作为一个多边政府机构的性质。这种观点认为WTO作为一个调整政府间关系的机构，只应保证成员国政府在贸易政策的制定中起主导作用。而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是一个或数个成员国国内公民的利益。这些公民的利益和他们所在国家的利益如何在WTO体系内得以调和将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此，非政府组织的加入会冲击国家在WTO中的地位，会使WTO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③
然而，非政府组织在本质上就具有跨国性的特征，它也有独立参加某些国际事务的能力，这一点早已在联合国体系中得以确认。给予非政府组织在WTO中发言和观摩争端解决程序的机会，并不排除各成员国依然可以闭门议事。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一些涉及政治的经济问题愈发需要在国际层面上得以解决。因此，WTO不需要以一个纯粹的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机构的形式存在。可以预见，非政府组织的加入能够强化WTO作为一个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的地位。
第三，认为非政府组织不具代表性。此观点认为很难确定非政府组织究竟代表的是哪些人或是多少人的利益。这样就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怎样来保证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的准确性？非政府组织应采用何种方式来保证它们的代表性和它们对其代表所负的责任？
我认为，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性问题在WTO对其开放后将更易于解决。所以，不应过多地考虑这个问题。相应的，在国际领域内，对非政府组织地位的重视程度应取决于该组织过去在增进其所参与的国际机构和其所代表的公众之间的联系所作的贡献。
第四，还有一些人提出了非政府组织参与WTO的可操作性问题，即担心控制非政府组织在世界贸易体制内的活动的难度过大。另外有一些观察家认为非政府组织在WTO会议上的出现会使一些成员国由于担心受其国内的指责而不愿暴露其真实的想法。这样反而有违吸纳非政府组织加入WTO以增加透明度这一做法的初衷了。①
有关非政府组织在WTO中活动的具体操作的确还存在着问题。目前WTO可以参照其他国际性经济组织的做法，如世界银行早已建立起一套允许非政府组织参加它的会议和决策过程的程序。同样的，经合发展组织（OECD）近年来也拓展了与非政府组织接触的领域和范围。总之，要让非政府组织高效、更好的参与WTO的有关活动，实际中要克服的困难是有很多的，但过多地担心确实是不必要的。
谈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众所周知，1999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WTO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由于会场外众多民众的示威游行而草草结束，预先拟发动的新一轮多边谈判也淹没在一片反全球化的口号声中。②
尽管西雅图会议以失败告终，尽管其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它给人们最大的警示就是：向WTO发出了其贸易政策制定过程和争端解决程序应更具透明度的讯号。WTO处于正在浮现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核心，世界贸易体制的规则和程序正日益被视为协调好全球范围内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WTO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处于一种“幕后运作”的状态了。
其实早在战后酝酿成立“国际贸易组织”（ITO）时，创立者们已经清楚的预见到了非政府组织将扮演的重要角色。后来，GATT的第一任行政首长，EricWyndhamWhite先生，提出了一项非政府组织议程。他建议ITO：1，起草一份给与磋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名单；2，邀请非政府组织观察员出席ITO大会并允许他们提出议案和自由发言；3，就ITO活动领域内的问题向非政府组织提出咨询；4，任命一个由非政府组织代表组成的顾问委员会。③这一方案可以看出ITO的创始者们对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充分认识。只可惜ITO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成立，而以临时协议的形式出现的各方妥协的产物——GATT对这一问题没有充分重视，从而失去了与非政府组织握手的良机。
与此同时，其他国际性组织却在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上走在了GATT的前面。最典型的当属联合国。1945年的《联合国》第71条规定了联合国处理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原则，即经社理事会（ECOSOC）可以就与非政府组织有关并属于经社理事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征询非政府组织的意见。根据这一原则，经社理事会通过了第1296号决议及其附件——“理事会与非政府组织之咨询办法”，具体规定了非政府组织享有咨商地位的条件与程序，并为处理和协商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成立了专门的辅助机关——非政府组织委员会。④
取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按其活动性质与范围，以及经社理事会或其辅助机关对其所能提供协助的预期程度而分为以下三种类型：1，一般咨商地位；2，特别咨商地位；3，列入名册。上述三种咨商地位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咨商活动的范围与能力不同：这三类组织都可以参与经社理事会召集的国际会议的咨商活动；都可以向所出席的会议书面陈述意见；但都无表决权，原则上也都不参与联合国其他主要机构的工作；第一、二类组织可以派出全权代表，作为观察员参与经社理事会及其下属机构的公开会议。但只有第一类组织可对经社理事会及其辅助机关的议程提出建议，并在会上发言。
WTO可以参照以上国际组织的做法，提出一套非政府组织参与其制定贸易政策和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以便具体操作。从而加强同市民社会的联系，提高WTO活动为公众所认知的程度，以更切实的贯彻WTO的宗旨和原则。
四，反思非政府组织对我国入世的启迪和意义。
中国领域内具有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的数量还不多，也就是说，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在我国还处于一个刚起步的阶段。由于我国刚刚加入WTO，民主法治化的进程也正在加快，鼓励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的发展对于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其一，建立和发展各种非政府组织将有利于充分反映我国领域内某些区域或某些行业的公民的利益，从而能够在国际层面上表达这些利益集团的想法，以减少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负面影响；
其二，非政府组织可以为我国政府制定对外贸易政策和参与多边谈判提供信息和资料，从而奠定相关政策的民意基础；
其三，非政府组织可以监督我国各级政府的行为，使这些政府行为与WTO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进而避免出现我政府被诉的不利局面；
其四，非政府组织还可以向我国政府提供有关别的成员国违背其WTO各项协议下对我国义务的证明资料，以便于我国政府及时或应诉，从而减少损失或不利影响。
①KarstenNowrot:LegalConsequenceofGlobalization:TheStatusof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underInternationalLaw,IndianaJournalofGlobalLegalStudies,1999(6),P583
②JeffreyL.Dunoff:TheMisguidedDebateoverNGOParticipationattheWTO,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1998(3),P439
③StephanHobb:GlobalChallengestoStatehood:TheIncreasinglyImportantRoleof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s,IndianaJournalofGlobalLegalStudies,1997(5),P276
④DanielC.Esty: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sat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Cooperation,Competition,orExclusion,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1998(1),P135②P.M.Nichols:Realism,Liberalism,Values,and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1996(4),P862
③见前引JeffreyL.Dunoff:TheMisguidedDebateoverNGOParticipationattheWTO,P437-438
①见前引DanielC.Esty: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sat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Cooperation,Competition,orExclusion，P142
②GaryHorlick:TheSpeedbumpatSeattle,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2000(1),P168
2001年中国投资与消费增长率都有提高，但经济增长率却随出口曲线下降，说明外部需求在主导中国经济增长，这种情况在短期内不会变化，所以，要看清未来中国的经济走势，就必须先看清世界经济走势，特别是美国经济走势。
美国经济存在巨大的资产泡沫，世人对此已有共识。去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未来前景如何，目前大体是三种看法，即“V”型曲线、“U”型曲线和“L”型曲线。我的看法是美国很可能走出“L”型曲线，而结论不是出自美国，而是出自日本。
日本经济在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陷入长期萧条，而且越陷越深，究其原因，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而是泡沫经济破灭后导致银行体系瘫痪。首先，在过去10年中世界经济并未发生大的萎缩，在美国经济带动下，反而是最好的10年；其次，从产业面看，日本始终保持了出口优势，去年外汇储备已突破4000亿美元，所以，日本的危机显然不是来自供给过剩；第三，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危机中，经济萧条也会导致银行系统紊乱，但经济萧条是因，银行危机是果，而在90年代的日本却出现了因果倒置的情况，是由于银行系统紊乱导致经济萧条，这些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了新特点。
认识这个特点需要展开更大的视角。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到70年代，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完成工业化，进入到这一时代，产业资本开始具有从物质生产领域向外游离的趋势。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世界货币体系进入到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约束的时代，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虚拟经济急剧膨胀，并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例如，1997年国际货币交易额高达600万亿美元，而其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只占1％。这说明，世界资本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或许可以叫做“虚拟资本主义，因为它既不同于马克思所分析的自由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列宁分析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矛盾、基本运行规律以及爆发危机的形式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不从这个新视角看问题，许多事情就看不清，也看不远。
例如汇率的决定问题。在传统经济中，本币是否坚挺，取决于产业增长好坏、是否有贸易顺差及储备是否充足，但在日本经济和亚洲金融风暴中人们却看到这些东西统统不起作用，相反，美国经济在过去10年中制造业处在长期萧条状态，国民消费40％依赖进口，经常项下的逆差超过印度一年的GDP，美元却不断走强，所以在当代世界经济中，是资本项下的国际资本流入流出决定汇率水平和一国的繁荣与衰退，这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律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虚拟经济为主体的时代，帝国主义战争也有了新内容，即不再是为了争夺物质财富，而是为了争夺金融与货币霸权。欧元统一就有这个意味，而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也是意在打压欧元的势头，维护美元的霸权。并且可以看出，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围绕争夺国际资本的冲突正在升级。
日本经济危机的新特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1985年，美国压迫日元升值，日本产业资本由此从物质生产领域流向资本市场，导致泡沫经济泛滥。在泡沫经济膨胀时代，企业以证券和地产作抵押从银行获得现金，再到资本市场上炒作，这使企业资产价格的上升速度，高于企业负债的速度，因此不论从企业还是银行看，资产负债状况都很健康，但当泡沫经济膨胀到顶开始破灭，一切就都反转过来。由于资产价格的下降速度，大大高于企业债务的清偿速度，就在银行内部形成巨大坏账，但是企业破产后银行却不能破产，否则就是全体居民和国家的破产，经济由此长期萧条，走出“L”型曲线。
美国目前的资产泡沫比日本要大得多，以股市市值衡量是日本峰值时的四倍。2000年4月，美国新经济的泡沫开始破掉，9月以后，以道指、纳指双双下跌为标志，美国资本市场也膨胀到顶峰，随时有可能崩溃，美国目前防止崩盘的主要作法是，在外资和个人离场后拼命向股市注入资金，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票以维持股市点位，但这是“饮鸩止渴”，会使今后危机的爆发更严重，而不会改变这个结果。可以猜测，美国泡沫经济的破灭会有三根导火索：一是“安然”风潮继续扩大，使投资人丧失信心而大规模离场；二是由于欧洲经济更加健康，国际资本向欧洲转移；三是日本经济危机深化，迫使日本抛售海外资产，而日本最主要的海外资产是在美国。
因此，70年代以来形成的全球资产泡沫先破于日本，后破于亚洲金融风暴，今天轮到了美国，美国金融风暴则会引发全球金融风暴，并使全球资产泡沫彻底破灭。如果是这样，不论美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都会走出“L”型曲线。
没有不合理的货币制度，哪来如此庞大的全球资产泡沫？所以追根溯源，全球金融风暴也是货币制度危机的产物，但用什么来代替现存的货币制度，不仅探讨的文章极少，许多人还根本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问题。
外需形势不好，中国经济增长也会受到损害，但不会出现负增长。在若干年后，情况会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因为可能会出现世界金融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90年代以来，已经出现了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在发生全球金融风暴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只剩下中国一个亮点，因此中国迟早会成为国际资本的避风港。但是为了避开全球金融风暴，中国又不应开放资本市场和使人民币国际化，所以，要把引资大门开在香港，把中国的企业更多的推到香港上市。香港将会因此成为世界第一大的资本市场，港币也会成为最坚挺的货币，这对繁荣香港经济，夯实“一国两制”政策基础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已经没有了产业霸权，但是还有货币霸权和军事霸权，货币霸权实际是产业霸权的替代品，因为只要有了货币霸权，美国人就可以依靠别国的生产锦衣玉食。所以，美国人决不会轻易让出美元的霸权地位，而是要用军事霸权来改变国际资本流向，以保卫美元的霸权。小布什之所以提出所谓“邪恶轴心”论，就是在欧洲和中国人的家门口事先布下两个点，打的是国际资本的可能流向，一旦美国资本市场不稳就有可能动武，因此世界并不太平，我们必须洞察先机，作好必要的准备。
一、看清世界才能看清自己
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连续7年走低，2000年终于出现了转折，增长率开始上扬，许多人因此松了一口气，更有乐观者认为，走出增长低谷和通缩阴影的中国经济，会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期。但是，先是从去年3月到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陆续转入负增长，然后是从7月份开始，广义货币M2的增速反超出M1的增速，显示出货币大规模退出交易过程和通货紧缩回归的趋势。从工业生产看，去年一季度的增长率还高居11·2％，进入二季度降到10％上下，进入三季度降到9％上下，进入四季度已降到8％上下，其中11月份的增长率只有7·9％，创1998年以来月增长率最低水平。根据最新公布的统计公报，2001年的GDP增长率只有7·3％，不仅低于2000年的8％，也低于1998年的7·8％。
令人不解的是，从1998年国家开始实施启动内需的一系列政策以来，2001年可以说是内需增长最强劲的一年，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全年高达12·1％，比2000年整高出近2个百分点，是1999年投资增长率的2·4倍！从消费看，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增长率全年为10·1％，也比2000年高出0·4个百分点。两条国内需求曲线，一条显著上扬，一条平缓上扬，当年只有出口增长率从上年的27·8％猛跌到6·8％，是一条陡直下跌的曲线，但是目前出口只占到GDP的22～23％，净出口更是只占到不足2％，那么为什么经济增长曲线不跟随占主导地位的国内需求曲线上升，而是跟随出口曲线下降呢？
这就必须从我国近些年的经济增长结构来看。大约从1995年到中国的“九五”计划全期，从南部的深圳，到中部的上海，再到北京的中关村，短短5、6年的时间里，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形成了巨大的电子产业带，电子通信类产业1994年在工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还只有3％，但是1999年就超过了轻纺、钢铁、化工、汽车等传统产业部门，成为中国制造业中的第一大产业，产值比重超过了9％，其增长率大约是同期工业增长率的3倍以上，其中，个人电脑和芯片等产业的增长，更是比同期工业速度高出8～9倍。随着电话、手机、网络等通讯方式的高速发展，服务业中信息产业部门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根据有关资料计算，2000年二、三产业合计，电子通讯类产业目前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已达到六分之一，这一比重，甚至高出许多工业发达国家。
在1994年以后中国经济逐步走低的背景条件下，中国的产业结构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产生这一变化的动因，主要不在中国内部，而在中国外部，在于1995年以来美国“新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美、日、台、韩等国家与地区的电子通信类产业，在这一时期向中国沿海地区的大规模转移。这些国家和地区需要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和优秀的劳动力素质，提高他们的电子信息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电子信息类产业的高度外向型发展。在贸易统计中，电子信息类产品出口被统计在机电产品出口中，其中机械和运输工具类约只占20％，其他是电子和电器类产品。1995～2000年，机电类产品出口新增额占全部出口新增额的47·4％，而同期新增出口机电值占同期机电工业新增产值的比重亦高达42·9％，也就是说，在过去6年中，机电工业新增产出份额的40％以上都是面向出口的。由于机电工业新增产值目前已超过全部工业的三分之一，而近年来新增GDP中来自于工业的份额又几乎占到50％，因此机电产品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直接贡献，当在年均1～1·5个百分点之间，如果考虑到机电工业是产业链条最长的产业，则机电产品出口增长对总体经济增长就更加具有全局性影响。
正是因为中国近6年来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电子信息类产业的外向型增长，今年以来世界经济的衰退，特别是美国新经济的崩溃，使其对电子信息类产品的吸纳力大大减弱，就立即引起了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长的衰退，中国经济增长曲线跟随出口曲线下滑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率，从2000年的24·2％下滑到2001年1～10月的4·2％，不仅低于同期6·1％出口总增长率，10月当月甚至出现了1％的负增长。从最有代表性的电子信息类产品芯片出口看，近三年的出口增长率高达32％，但从2001年初就转入负增长，10月份的下跌幅度甚至超过了30％。
经历了20年的改革，中国经济早已从封闭走向开放，已经深深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之中。说“世界经济感冒，中国经济打喷嚏”，已经没有任何玩笑的意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直接与间接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约已占到全部出口的40％，因此美国经济不仅对世界经济，也对中国经济有着重大影响，目前大家都在预测2002年的经济形势，我看未言中国经济，先需看清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今年的走势如何，然后才能说中国如何，因为至少今、明两年内，中国经济增长曲线跟随出口曲线变化的规律不会被立刻改变。
二、从世界资本主义新阶段与货币制度危机的视角
去年全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只有1·1％，创近10年最低水平，当年工业设备利用率只有74·7％，创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固定资本投资已连续四个季度下滑，失业率已达到前所未有的5·8％，据估计还有可能继续上升。
有些人以为，是“9·11”事件打击了美国经济，其实不是。美国经济此次衰退，可以追溯到2000年4月以纳斯达克指数暴跌为标志的新经济泡沫崩溃。在纳指暴跌后，4～9月间道指仍挺在万点以上水平，但自9月下旬至2001年4月，不仅纳指再次暴跌，道指也随纳指双双下跌，纳指从3800点跌至1670点，道指从10850点，跌到9480点。美国经济和股市自2000年9月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强劲增长势头，因此“9·11”事件只是使美国经济在衰退的斜坡上下滑得更快，而不是下滑的起点。
既然不是偶然事件造成美国经济衰退，对何时出现复苏就存在着许多争论。目前对美国经济的前景大概有三种不同意见，即“V”型曲线、“U”型曲线和“L”型曲线这三种判断。简单说，“V”型曲线就是认为美国经济可以立即走出低谷，“U”型曲线是认为不可能在短期内复苏，要等两到三年；“L”型曲线则是说，此次衰退的时间会持续很长，何时复苏不可预期。
我对美国经济是持“L”型曲线的看法，但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不是源于美国，而是源于日本。为了说明我的观点，就必须对日本经济作一个简单的回顾和分析。
日本经济在过去10年的平均增长率只有1·1％，去年又进入10年中的第四次负增长，以致于日本政府公开的对今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就是“0”。号称二次战后“世界经济中的优等生”、曾在国际市场上纵横驰骋40年，把美欧经济打得抬不起头来的日本经济到底出了什么事？
日本经济的问题可以追溯到1985年美、日签署的“广场饭店协议”和其后的“卢浮宫协议”，美国逼迫日元升值和强迫日本政府降息。日元升值后，日本出口受到打击，产业利润随之摊薄，同期日元利率水平又降低了一半，从5％下降到2·5％，引起日本民间的巨额资金纷纷涌入资本市场寻找出路，由此导致日本地产和股市狂涨以及泡沫经济泛滥。1985年日经指数还只有1万点，仅仅过了4年就狂涨到4万点。股市总值占GDP的比重，1985年还在60％，1989年一度超过150％。地产价格比股市涨得还利害，日本的国土面积只是美国的1/25，但在最高点时，日本地产的理论价格竟是美国地产价格总值的四倍！由于企业筹资容易，刺激了私人投资的活跃，其占GDP的比重跃升到25％，比80年代前半期整高出5个百分点。这些都刺激了经济增长水平，80年代下半期，日本经济平均增长率高达4·7％，大大高于80年代平均3·8％的水平，企业利润4年中也大涨了70％。
但既是泡沫就没有不破的时候，1990年初，日本政府由于担心经济过热，开始提高利率水平，股市应声而落，1992年以后，房地产价格也开始跟随股市进入暴跌过程，起初人们以为是暂时现象，谁想到却持续了10年，到今年2月5日，日经指数竟跌破了9500点，早已跌破了1985年股市狂涨前的水平，创18年来最低。1991年有人曾预测，由于泡沫经济破灭所造成的企业年破产坏账损失，放开胆子说总数也就在8～10万亿日元，但1999年当年日本企业破产所形成的坏账额，已高达15·9万亿日元，2000年又上升到25·8万亿日元，2001年1～11月，日本企业破产坏账月均额达3·3万亿日元，看来全年突破30万亿日元是轻而易举，所以仅近三年企业的坏账损失就已是10年前最大胆估计的7倍！1992年，日本央行的一个内部工作班子曾起草了一份秘密报告，评估泡沫经济破灭对日本银行资产造成的不良影响，其中推测日本银行体系由此所形成的不良债权总额在25～50万亿日元之间。这份报告后来不知怎么流传到社会上，把日本社会各界和国际金融界都吓了一大跳，认为不可思议。但是去年日本央行行长速水优公开承认，日本银行体系的全部不良债权已达150万亿日元，这还招来日本民间和国际金融界的一片痛斥，说他没讲真话。据日本民间和国外有关机构估计，日本银行体系的不良债权，可能在250～300万亿日元之间，这也大概是10年前日本央行秘密报告估计数的6～10倍！
日本经济陷入长达10年的衰退，起因并不是经常发生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危机。从日本外部看，这10年美国经济正处在长期繁荣期，亚洲经济在“97金融风暴”以前也是一片繁荣，欧洲经济在1997年后逐步作出紧缩低谷，经济增长率直追美国。从日本内部看，在这10年衰退中，日本的产业仍然保持了强劲的国际竞争力，这可反映为日本贸易长盛不衰的顺差。去年8月，日本的外汇储备已超过4000亿美元，遥遥领先于欧盟和亚洲各国，居世界首位。因此，造成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真实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在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金融体系在巨大的坏账损失面前无以自拔。
日本的“L”型曲线说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已经具有了新的特征，即不是产生于生产过剩，而是产生于金融体系崩溃。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中，最后也会导致金融体系崩溃，但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而在今天的日本经济危机中，我们却看到了这种因果关系的倒置，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原因只能从世界资本主义的金融与货币制度中去寻找。众所周知，在二次战前，世界的货币制度是“金本位”制，即各国的货币发行与各国的黄金储备挂钩。二战后，在美国主持下，建立了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世界货币体系进入到“金汇兑”本位制。不管是金本位制还是金汇兑本位制，世界货币量的增长在正常的状态下，都要受到“物”的制约，换言之，就是说无形财富的增长要受有形财富的约束。在传统资本主义经济中也有所谓“虚拟经济”，如证券交易、外汇交易等，但这部分脱离物质生产与交换的货币，必有一部分社会的物质产品剩余与之相对应。
然而，美国由于在60年代的越战中军费浩大，国家财政难以为继，不得不依靠大量发行货币支撑，由此再不能维持美元与黄金的稳定比例，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一纸文告，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金汇兑本位制随之宣告瓦解，世界货币体系进入到所谓“牙买加”体系时代，即在货币发行制度中再也找不到“物”的影子，各国中央银行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想发多少货币就发多少货币，由此导致世界货币发行象脱缰野马一样膨胀开来。以美国为例，1966年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还占到80％，无关的只占20％，而到1976年，即“布雷顿森林”体系仅解体5年后，其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就只剩下20％，而无关的则上升到80％。到1997年，世界贸易额当年为6万亿美元，而当年世界货币交易额为600万亿美元，即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额只占到1％，美国当年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还要少，只占到0·7％，可见世界货币运动与物质产品生产流通的关系分离到了何等程度！据德国一家研究机构的资料，目前世界各国累积的货币发行总量，已经是世界年度GDP总额的60倍！
在张艺谋、陈凯歌、巩俐、葛优以及众多中国电影新生代不断成为世界影坛的新闻话题的同时，来自台湾的李安先后推出《推手》、《喜宴》、《饮食男女》和后来的《理智与情感》，来自香港的吴宇森在好莱坞先后导演了《终极标靶》、《断箭》、《变脸》和《碟中碟（2）》，陈冲与顾长卫合作拍摄了《纽约的秋天》，华人导演似乎已经进入了世界电影主流。2001年，美国《时代》周刊在评选年度10大优秀影片时，竟然同时有四部华人导演的电影榜上有名，在被传媒塑造为一个文化盛典的奥斯卡评奖中，李安的《卧虎藏龙》获得了10项提名4项大奖。华人俨然成为了新世纪世界电影文化的一道风景。
的确，中国元素是一道风景，在我们为世界电影中越来越醒目的东方元素而弹冠相庆的时候，我们也会意识到，对于这个由经济强权所支配的世界来说，中国更像是一个陌生的奇观、一个遥远的童话、一个离奇的故事，因而，《花木兰》其实是一个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故事，《卧虎藏龙》中的东方侠士和东方美女只不过是为看多了《007》与《终极警探》中那些肌肉发达、动作勇猛的西方英雄和挺胸露臂、金发碧眼的性感女郎的西方观众提供了新鲜快餐。
在好莱坞电影历史上，利用外国演员、外国导演和外国题材、外国人物来征服外国观众，一直卓有成效。从20世纪的20年代到40年代，好莱坞陆续吸收了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瑞典等许多国家的优秀导演、明星，如喜剧大师卓别林、悬念大师希区柯克、演员葛丽泰·嘉宝、费雯·丽、英格里·葆蔓等都来自欧洲，好莱坞还有许多导演、演员、甚至制片人来自东欧、拉美、加拿大等等，而许多美国电影的题材也来自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不同历史，所有这些外来人和外来文化都经过好莱坞的商业改造，有时甚至是美国的政治改造，一方面为主流的美国电影带来异域情调和注入文化营养，另一方面也为美国电影进入外国市场带来文化亲同感和文化共鸣。90年代以来，不仅像金字塔中的木乃伊、中国的花木兰、圣经里的摩西出埃及这样的东方故事、题材纷纷出现在好莱坞电影中，而且一直被好莱坞排斥的华人导演、演员、摄影师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被邀请到好莱坞创作主流电影。好莱坞一方面利用东方情调来为主流好莱坞观众创造一种文化奇观和获取新的市场资源，同时也利用这些电影人在原住国和地区的地位、影响、名声来获得华文化圈的认同。好莱坞以一种"世界电影"的形象为自己进入东方做了文化包装。
近年来，"好莱坞"兴起一种怀旧热、古典热，而时下这群怀旧的西方人又欣喜若狂地把目光投向了东方历史和文化，而那些有着东西文化学术背景和生活经历的导演们，既能游刃有余地利用东方历史文化资源，又对西方人的心理需求和观影习惯了然于心，把西方人所熟知的方式和概念融会在充满奇观的东方故事中，温柔、敦厚、神秘的东方文化在潜意识中给了他们一种母性和家园的感觉，所以好莱坞也开始借助"东方化"来实现西方人的"还乡"梦想。
其实，好莱坞的东方元素不过是被好莱坞化的东方。因而，东方元素在世界电影中不可避免地是一种点缀。当然，也许在当今这个信息传播不平衡的全球化背景中，西方的东方主义不仅是西方人的想象，它也可能成为东方人的自我想象，特别是当我们试图"走向世界"，试图"国际接轨"的时候更是如此。
近几年来，我们开设了大阅读课，引导学生阅读了大量的课外书，并写出读书笔记，开阔了学生的眼界，丰富了学生的知识。但是由于学生受其生活阅历的限制，在自读过程中对作品形成的形象往往不够完整，在大脑中的印象也就不深，有时往往一闪而过。如何让些形象深刻地印在学生的脑海中？我想到了绘画。
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决定了他们乐于画画，愿意用图画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我充分利用这一点，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做笔记的同时，拿起彩笔，把自己在阅读中想到的画到笔记本上，把自己在阅读中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充分享受阅读的快乐。学生把抽象的语言文字变成形象的图画的过程往往就是一个对阅读内容回顾、加工的过程，等他把这幅画画好以后，也就把自己在阅读中的收获表现了出来。例如：围绕着“抓住事物的特点写”这一训练重点，我向学生推荐的阅读书目中有自读课本中《高大的皂荚树》这篇文章，大多数学生在课下读了这篇文章并做了读书笔记，在笔记本上画下了自己印象中的皂荚树：有的只画了一棵枝繁叶茂的皂荚树；有的又进一步突出了高大这一特点；有的则在这棵皂荚树下又画上了一些正在玩耍的孩子……总之，他们都画出了心目中的皂荚树。透过这一幅幅彩画，我们可以看出学生在阅读中的收获是不一样的。同样的一棵皂荚树，在孩子们心目中留下的印象却不一样，有的只抓住了表面特征：又高又大；而有的却深入到了内里特征并受到了心灵的震颤。其中有个学生在这枝繁叶茂的皂荚树干上画上了眼睛、嘴巴、鼻子，组合成一个正在微笑着的母亲头像，这位母亲正在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一群用皂荚树叶烘烤着小手的孩子。这个学生在阅读收获中这样写道：这棵高大的皂荚树多么像一只知奉献不知索取的妈妈呀！我也要学习她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
彩图画好之后，再让学生把文中的优美词句抄写在笔记本上进行对照，做到图文并茂，学生就会找出自己图画的不足，并且在脑海中又把图画变成了文字，于是又在自觉不自觉中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
画笔走进学生的阅读世界，也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为能充分利用好自己的笔记本，使其美观实用，学生在打开每一页笔记时，都要在布局结构、色泽搭配上费一番心思，许多学生还给自己的笔记本配上了漂亮的花边及一些漂亮的小图案，这样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创造力，也提高了学生的审美能力，增强了他们阅读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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