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冶金史；再建制化；研究现状；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设有“冶金史”硕士点的高校有两所：北京科技大学与郑州大学；设有博士点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学(以2007年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为准)。当然，从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单位或个人还有许多，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专家华觉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学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较早，它是目前国内从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机构与权威机构之一，现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为原北京钢铁学院的冶金史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先生担任顾问。该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冶金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部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 of 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
1．中国古代冶金史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冶金技术的发明作为人类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其他两项标志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与城市的出现)，它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冶金技术不断迭进的历史。从早期的铜、铁、锡、铅等的冶炼而造就的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青铜器文明到今天现代化的钢铁冶炼而形成的钢铁文明等，一直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华民族冶金技术的许多次世界领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的独步天下的豪气。因此，通过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形成、发展与兴盛的历史进程。
2．冶金史与各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之关系
人类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青铜农具特别是铁制农具，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不仅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所以冶金技术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发展。因此，如果割裂这种联系而只是单纯地研究各个朝代的冶金技术的发展情况，确实有一种历史的单薄感。
3．冶金技术思想(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拥有浓厚哲学思维与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一部中国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史。作为时代中人，不论之于达官贵人抑或是从事被称为“雕虫小技”的如从事冶金技术操作的卒与徒，都不能不受到社会思潮或思想的浸淫，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便是体现于他们劳动产品或技术产品中的各种各样的技艺或工艺。例如常见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上的饕餮与夔龙纹饰，这一方面给人以威严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沟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体现出超越现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纹饰从那些威震一时的饕餮、夔龙等种种神灵，已经变成了人兽搏斗、武士刺虎、妇女采桑、弋射飞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题材开始大量涌现，这其实表明了人的价值开始被认识，社会生活的内涵成为青铜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母题。这种变化，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思想观念的变化。此外，中国古代的“五行说”、“阴阳说”、道教、宋明理学等等传统思潮都曾对中国的冶金技术有着深厚的影响。例如灌钢技术的发明，就与中国古代“和”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工开物·五金·铁》记载：“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在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炼成则钢”这一简洁有力的语言，不仅是对这种灌钢工艺所作的生动描述，同时也是用“和”的哲学思想对冶炼技术所作的精辟总结。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通晓了生铁与熟铁的各自属性，同时又受到“和”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通过多年的亲身实践后，发明了“灌钢”这一工艺技术，这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冶金史与社会政治之关系
综观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发展历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有高潮也有其低迷的时期。这其中与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的矿冶业之所以如此发达，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对矿冶业的重视的国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对矿冶业的鼓励开发的告发政策、矿产品的售卖政策以及对矿冶业的管理政策等，都为宋代矿冶业的兴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矿冶管理政策的失误以及当时国外近现代冶金技术的引进等原因，导致了中国冶金技术在清末的逐渐衰弱与萎缩。
5．中外冶金技术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其同类其他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一样，中国的冶金技术也必然与国外的冶金技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论是驼铃声声的塞上古道之丝绸之路，还是碧波荡漾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带去了中国古代的冶金技术，同时也捎回了国外先进的冶金技术。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同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确实存在着冶金技术的交流。例如梅建军教授认为：由砷铜的存在及铜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区在齐家和四坝文化阶段同新疆及欧亚草原地带存在文化上的联系及相互影响。所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同时也可以澄清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问题。
6．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之路
因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的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须采取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矿、冶金、材料、历史、考古等多学科的知识和物理及化学组成分析研究手段与方法，因此这不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断学习，扩大知识面，改进知识结构，同时多学科的结合，更是开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冶金史研究与考古或者说是科技考古结合得较为紧密，依靠这种结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古代铜镜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机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实，从更广泛的学科综合来看，冶金史研究还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即除了传统的“矿冶遗址实地考察一实验分析一文献考证一结论”的研究思路之外，我们还必须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方法，例如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之综合取向，从而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空间。例如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个非常新颖且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在此方面，对西南民族地区的铜鼓研究就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但目前对铜鼓的研究，也还处于铜鼓制造技术、铜鼓金属成分分析等方面，从民俗学的视野进行研究尚待来日。
7．对国外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由于语言的限制、文献的不足以及金属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国外冶金技术的相关研究，然而在国外，却有相当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进行研究，这除了与中国古代的金属器物流失海外而给国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实物考证之便之外，还同他们有着充足的研究经费密切相关。所以，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这种现状，也就决定了国内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难与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对话与交流，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国内目前整个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对近现代的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贯传统，也是其研究特点，所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几年来力倡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进行研究。例如从2000年底开展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综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丛书》的面目出现，但其中缺失中国近现代冶金史研究这一环节，因此作为冶金史研究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历史性任务，从而补上这一缺失的环节。
9．对冶金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础理论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从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部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
1．中国古代冶金史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冶金技术的发明作为人类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其他两项标志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与城市的出现)，它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冶金技术不断迭进的历史。从早期的铜、铁、锡、铅等的冶炼而造就的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青铜器文明到今天现代化的钢铁冶炼而形成的钢铁文明等，一直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华民族冶金技术的许多次世界领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的独步天下的豪气。因此，通过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形成、发展与兴盛的历史进程。
2．冶金史与各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之关系
人类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青铜农具特别是铁制农具，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不仅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所以冶金技术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发展。因此，如果割裂这种联系而只是单纯地研究各个朝代的冶金技术的发展情况，确实有一种历史的单薄感。
3．冶金技术思想(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拥有浓厚哲学思维与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一部中国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史。作为时代中人，不论之于达官贵人抑或是从事被称为“雕虫小技”的如从事冶金技术操作的卒与徒，都不能不受到社会思潮或思想的浸淫，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便是体现于他们劳动产品或技术产品中的各种各样的技艺或工艺。例如常见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上的饕餮与夔龙纹饰，这一方面给人以威严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沟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体现出超越现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纹饰从那些威震一时的饕餮、夔龙等种种神灵，已经变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妇女采桑、弋射飞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题材开始大量涌现，这其实表明了人的价值开始被认识，社会生活的内涵成为青铜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母题。这种变化，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思想观念的变化。此外，中国古代的“五行说”、“阴阳说”、道教、宋明理学等等传统思潮都曾对中国的冶金技术有着深厚的影响。例如灌钢技术的发明，就与中国古代“和”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工开物·五金·铁》记载：“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在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炼成则钢”这一简洁有力的语言，不仅是对这种灌钢工艺所作的生动描述，同时也是用“和”的哲学思想对冶炼技术所作的精辟总结。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通晓了生铁与熟铁的各自属性，同时又受到“和”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通过多年的亲身实践后，发明了“灌钢”这一工艺技术，这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冶金史与社会政治之关系
综观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发展历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有高潮也有其低迷的时期。这其中与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的矿冶业之所以如此发达，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对矿冶业的重视的国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对矿冶业的鼓励开发的告发政策、矿产品的售卖政策以及对矿冶业的管理政策等，都为宋代矿冶业的兴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矿冶管理政策的失误以及当时国外近现代冶金技术的引进等原因，导致了中国冶金技术在清末的逐渐衰弱与萎缩。
5．中外冶金技术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其同类其他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一样，中国的冶金技术也必然与国外的冶金技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论是驼铃声声的塞上古道之丝绸之路，还是碧波荡漾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带去了中国古代的冶金技术，同时也捎回了国外先进的冶金技术。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同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确实存在着冶金技术的交流。例如梅建军教授认为：由砷铜的存在及铜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区在齐家和四坝文化阶段同新疆及欧亚草原地带存在文化上的联系及相互影响。所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同时也可以澄清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问题。
6．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之路
因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的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须采取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矿、冶金、材料、历史、考古等多学科的知识和物理及化学组成分析研究手段与方法，因此这不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断学习，扩大知识面，改进知识结构，同时多学科的结合，更是开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冶金史研究与考古或者说是科技考古结合得较为紧密，依靠这种结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古代铜镜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机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实，从更广泛的学科综合来看，冶金史研究还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即除了传统的“矿冶遗址实地考察一实验分析一文献考证一结论”的研究思路之外，我们还必须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方法，例如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之综合取向，从而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空间。例如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个非常新颖且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在此方面，对西南民族地区的铜鼓研究就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但目前对铜鼓的研究，也还处于铜鼓制造技术、铜鼓金属成分分析等方面，从民俗学的视野进行研究尚待来日。
7．对国外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由于语言的限制、文献的不足以及金属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国外冶金技术的相关研究，然而在国外，却有相当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进行研究，这除了与中国古代的金属器物流失海外而给国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实物考证之便之外，还同他们有着充足的研究经费密切相关。所以，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这种现状，也就决定了国内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难与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对话与交流，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国内目前整个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对近现代的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贯传统，也是其研究特点，所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几年来力倡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进行研究。例如从2000年底开展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综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丛书》的面目出现，但其中缺失中国近现代冶金史研究这一环节，因此作为冶金史研究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历史性任务，从而补上这一缺失的环节。
9．对冶金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础理论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从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任何一门学科的学科理论发展，都是从零散的、不系统的理论体系而随着研究实践的逐步丰富与提高而发展出系统的、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作为一门在国内较早从事专题史研究的冶金史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历史的积淀，理应对其理论体系进行系统的研究与总结——主要是对其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学科的术语、概念；学科理论的提升等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一门体系完善、结构严谨的科学技术史的二级学科。
当然，科技史研究的外史研究之转向，是以内史研究之成熟为基础或前提的。随着国内科技史研究之内史研究的日趋成熟，我国的科技史研究应走出内史研究的门槛，从社会学、哲学的角度看科技的发展，通过考察科技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哲学等外在因素的关系，从而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作为国内科技史研究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的冶金史研究，也必须勇敢地迈出这一步。因为科技史研究从内史向外史的转变，不仅仅是科技史研究对象的演化与扩展，更是研究思路与视角的重大转换。
[关键词]冶金史；再建制化；研究现状；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设有“冶金史”硕士点的高校有两所：北京科技大学与郑州大学；设有博士点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学(以2007年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为准)。当然，从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单位或个人还有许多，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专家华觉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学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较早，它是目前国内从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机构与权威机构之一，现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为原北京钢铁学院的冶金史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先生担任顾问。该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冶金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部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
1．中国古代冶金史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冶金技术的发明作为人类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其他两项标志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与城市的出现)，它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冶金技术不断迭进的历史。从早期的铜、铁、锡、铅等的冶炼而造就的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青铜器文明到今天现代化的钢铁冶炼而形成的钢铁文明等，一直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华民族冶金技术的许多次世界领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的独步天下的豪气。因此，通过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形成、发展与兴盛的历史进程。
2．冶金史与各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之关系
人类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青铜农具特别是铁制农具，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不仅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所以冶金技术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发展。因此，如果割裂这种联系而只是单纯地研究各个朝代的冶金技术的发展情况，确实有一种历史的单薄感。
3．冶金技术思想(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拥有浓厚哲学思维与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一部中国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史。作为时代中人，不论之于达官贵人抑或是从事被称为“雕虫小技”的如从事冶金技术操作的卒与徒，都不能不受到社会思潮或思想的浸淫，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便是体现于他们劳动产品或技术产品中的各种各样的技艺或工艺。例如常见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上的饕餮与夔龙纹饰，这一方面给人以威严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沟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体现出超越现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纹饰从那些威震一时的饕餮、夔龙等种种神灵，已经变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妇女采桑、弋射飞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题材开始大量涌现，这其实表明了人的价值开始被认识，社会生活的内涵成为青铜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母题。这种变化，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思想观念的变化。此外，中国古代的“五行说”、“阴阳说”、道教、宋明理学等等传统思潮都曾对中国的冶金技术有着深厚的影响。例如灌钢技术的发明，就与中国古代“和”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工开物·五金·铁》记载：“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在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炼成则钢”这一简洁有力的语言，不仅是对这种灌钢工艺所作的生动描述，同时也是用“和”的哲学思想对冶炼技术所作的精辟总结。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通晓了生铁与熟铁的各自属性，同时又受到“和”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通过多年的亲身实践后，发明了“灌钢”这一工艺技术，这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冶金史与社会政治之关系
综观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发展历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有高潮也有其低迷的时期。这其中与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的矿冶业之所以如此发达，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对矿冶业的重视的国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对矿冶业的鼓励开发的告发政策、矿产品的售卖政策以及对矿冶业的管理政策等，都为宋代矿冶业的兴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矿冶管理政策的失误以及当时国外近现代冶金技术的引进等原因，导致了中国冶金技术在清末的逐渐衰弱与萎缩。转5．中外冶金技术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其同类其他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一样，中国的冶金技术也必然与国外的冶金技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论是驼铃声声的塞上古道之丝绸之路，还是碧波荡漾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带去了中国古代的冶金技术，同时也捎回了国外先进的冶金技术。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同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确实存在着冶金技术的交流。例如梅建军教授认为：由砷铜的存在及铜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区在齐家和四坝文化阶段同新疆及欧亚草原地带存在文化上的联系及相互影响。所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同时也可以澄清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问题。
6．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之路
因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的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须采取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矿、冶金、材料、历史、考古等多学科的知识和物理及化学组成分析研究手段与方法，因此这不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断学习，扩大知识面，改进知识结构，同时多学科的结合，更是开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冶金史研究与考古或者说是科技考古结合得较为紧密，依靠这种结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古代铜镜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机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实，从更广泛的学科综合来看，冶金史研究还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即除了传统的“矿冶遗址实地考察一实验分析一文献考证一结论”的研究思路之外，我们还必须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方法，例如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之综合取向，从而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空间。例如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个非常新颖且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在此方面，对西南民族地区的铜鼓研究就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但目前对铜鼓的研究，也还处于铜鼓制造技术、铜鼓金属成分分析等方面，从民俗学的视野进行研究尚待来日。
7．对国外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由于语言的限制、文献的不足以及金属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国外冶金技术的相关研究，然而在国外，却有相当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进行研究，这除了与中国古代的金属器物流失海外而给国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实物考证之便之外，还同他们有着充足的研究经费密切相关。所以，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这种现状，也就决定了国内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难与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对话与交流，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国内目前整个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对近现代的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贯传统，也是其研究特点，所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几年来力倡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进行研究。例如从2000年底开展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综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丛书》的面目出现，但其中缺失中国近现代冶金史研究这一环节，因此作为冶金史研究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历史性任务，从而补上这一缺失的环节。
9．对冶金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础理论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从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1、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学科化
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并非自李约瑟始，李约瑟之前已有一些中国学者开展过这方面的工作并卓成效，他们也提出了“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之类的问题，但中国科技史研究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注目和认可还是在李约瑟的推动下出现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李约瑟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并赢得了世界性荣誉。李约瑟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李约瑟个人的因素，也与当时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崛起有相当关系。⑴李约瑟的成功激发了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兴致，自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科技史研究成果迭现，继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也不甘人后，决定完成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撰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本书在资料的搜集等诸多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除此之外，数学史、化学史、物理学史、天文学史、地理学史、生物学史以及中国传统技术的历史研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各方面的专史论著大量涌现。但是，所有这些成果的实现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中国科技史研究已经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如席泽宗院士1990年所讲：我们在总体上还没有超越李约瑟，李约瑟之后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深入开展。
“后李约瑟时代”的概念是美国MTT的Dibner科技史研究所所长于2001年提出来的，既寄托了人们对这位西方汉学大师的热爱和留恋，同时也激励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对未来发展进行深刻思索。中国的科技史研究并不是简单地体现为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也不是几十部甚至几百部中国科技史方面的学术著作所能涵盖的范畴，它反映的是中国人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研究，体现的是中国学者在科技史领域的体验和探索。近年来已经学者对中国的科技史现状进行了考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诸多缺陷和问题。⑵如果说“后李约瑟时代”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要确立未来的发展方向的话，那么加强科技史研究的学科化发展则首当其冲。
中国科技技术史研究的科学化包含着三层含义，设置研究机构、培养宇术梯队、加彊学科建设。前两个方面我们已经能够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科学院设有部级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先后成立了科学史系、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西北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单位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依托于此，很多机构也开展了博士、硕士人才的培养教育。
加强学科建设就要促进科技史研究在科学史的学科范围内规范化的开展各项工作。按照科学史学科的创始人萨顿的解释，科学史是唯一能体现人类进步的历史，是科学的科学。科学史从学科结构上有内外史之分，内史探讨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外史则侧重于科学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相互关系上。如同天文、地理、数学、化学等学科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一样，科学史也有其独立的发展空间。⑶科学史不仅要勾勒出科学发展的历程，也要向人们指明今后科学发展的方向。⑷科学史研究领域有许多重要工作需要开展，诸如科学发展史、科学思想史以及科学家个人的学术成就等等。长期以来很多中国人把科学史学科等同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等同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因而对李约瑟、对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对中国人的科学史研究产生了许多诠释性错误，也曾一度出现了中国科技史研究中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即内史部分的大量研究和外史部分的严重不足，目前则表现为内史部分的停滞不前和外史部分的低水乎重复。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撰是中国科书技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的终极月的是发展完善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李约瑟时代中国科技史研究得的主要工作集中于弘扬中国传统文明，后李约瑟时代则应走出李约瑟这座大山，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放到人类历史文明的大潮中去考察，研究中西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这项工作的进行离不开理论指导，构建系统的中国科学史学科体系并发展产生出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学派、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工作已经是后李约瑟时代中国科技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义务。作为学科建设的科学技术史离不开学科体系建设、研究内容拓展、研究方法改进等方面工作的支撑，当国际科学技术史已经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的时候，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整体上还停留在萨顿时代，迄今依然处于肤浅的成就描述和泛泛的外史探讨的阶段。⑸
科学史理论的探讨既包含了科学起源、科学革命、科学结构、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的历史发展等一般问题，也涉及一些特殊问题的解释，“李约瑟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在科学史学科建设中这些问题都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它们是科学史学科发展的永恒的主题。但是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者还没有对科学史的理论研究进行深入探讨，也没有把主要的精力集中于这方面的工作。中国学者几十年来的科学史研究主要围绕“李约瑟问题”而展开，即使这一问题的研究迄今依然迷雾茫茫。
“李约瑟问题”是李约瑟在开始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提出来的，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其一般表述是：为什么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尽管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们对问题的理解和问题的答案之间似乎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原因之一是我们把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意图理解为解释一个“李约瑟问题”是否符合李公的立题精神颇值得怀疑，⑹原因之二是“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多解的难题，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不可能全面解决这一难题，我们的许多续貂之作一时三刻也调理不出琴瑟和谐的音调。
中国学者在科技史学科建设方面的欠缺还表现在与国际科学史界存在阶段性差距。⑺20世纪科学史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转向，即从学科史到通史的转向、从内史到外史的转向以及从外史到综合史的转向，⑻但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迄今还偏重于内史的研究，促进外史研究和综合史研究的发展对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来说已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受制于此，国际科学史界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在中国科技史研究中基本还是一片空白，或者有待开垦，其中以科学编史学研究和辉格史学的方法表现最为突出。科学编史学是第一代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等开拓出来的一片天地，他们在晚年开始思索科学史的性质、目标、研究标准与编史方法等问题，并以回忆的方式撰文陈述他们的编史学思想，后来科学哲学家对科学编史发生浓厚兴趣，1963年阿伽西(J．Agassi)就完成了第一部科学编史学著作《走向科学编史学》，科学史家直到1987年才出版了第一部科学编史学著作，即克拉夫(H．Kraph)的《科学编史学导论》。近年来，一些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清华大学刘兵教授的专著《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就是我国第一部科学编史学方面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也论述了科学史研究中的辉格史学方法。辉格史学的基本范式是参照今日研究过去，也就是用今天的观点和标准编织历史，其名称来源于英国历史上的辉格党。辉格史学的方法在第一代科学史家的研究中得到相当普遍的运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史界开始接受反辉格式方法。⑼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对辉格史学的了解和认识很少，因此作者呼吁中国科学史研究者首先应补上辉格式研究方法这一课。
2、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国际化
中国曾经有过一句很流行的口号——“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基本现状是画地为牢，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的篇章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我们并没有像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科技史那样放眼四海探索研究，研究西方科学史的学者廖若星辰，西方科学史的研究成果也屈指可数。因此出现的局面是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的国际交流活动基本限定于海外汉学家的圈子里，长期游离于主流的国际科学技术史群体之外，在国际科学史研究的重要刊物——《ISIS》、《Orisis》、《History of Science》、《History of Technology》上，鲜见有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国际科学史界最著名的萨顿奖章至今与中国学者无缘。这种倾向近年来已经有很大改观，一些中青年科技史研究者积极参与国际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各种学术活动，有学者还成为国际科技史界的领域人物。中国科技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刘钝教授1993年当选为国际科学史通讯员院士后，2002年当选为院士，现在担任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部第二副主席、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主席等国际职务，韩琦教授1999年当选为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副主席。
在世界科学的发展中出现了东西方两大系统，各自都有其独特的体系。近代科学的发生打破了这种两雄分立的局面，以实验为手段、以分析为方法的西方科学超越了崇尚阴阳理念和经验积累的中国传统科学，一时风靡全球。但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在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同时，又出现矫枉过正的倾向。在世界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目前普遍面临过语言关的问题，不但要学习英语，还要懂得拉丁文、法文、德文、阿拉伯文。一些老一辈的科学史家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多次提出要加强世界科学史研究的意见和建议，中国科技大学钱临照教授生前就强调要开展世界科学史研究，不但要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科技史，也要加强研究古代两河流域的科技史，为此他还鼓励年轻人去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学习进修。
科学史界还要加强与历史研究者的联系，紧跟史学研究发展动态，及时学习利用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以改进我们的工作。有论者多次指出我国科学史界对国外同行的新成果关心注意不够，封闭保守，科学史领域长期停滞于萨顿阶段，在研究理念上也以萨顿、李约瑟等人奉行的新人文主义观念和孔德实证主义编史方法论为标识，置年鉴学派和各种历史哲学理论的发展于不顾的境地。在这方面国内史学界的思想要比科学史界更为开明，也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典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就大量介绍引入了欧美史学思想，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美国的新经济史以及心理史学等，克罗齐、科林伍德、沃尔什等的历史哲学理论也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促使中国史学界拓宽了研究视野、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3、农史学科中被忽略的两个问题
农业史是一个很独特的学科，作为交叉学科具有农学、历史学、生物学、环境科学、土壤学、气象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特征，以至于现在农史界的权威学者也很难论清农业史学科的归属问题。划归理学范畴的科学技术史似不满意，放在历史学中也觉得不伦不类，纳入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领域也不可行。总之，农业史学科是一个具有普遍的相似性又显示出明显个性色彩的学科，在科技史领域农业史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经济史领域农业史的研究必不可少，在社会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中也总是出现农业史的身影。如果我们把农业史简单地割裂为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农村社会史和农业思想文化史等四个部分时很容易为它们找到各自的归宿，但农业史毕竟是农业史，四个部分密不可分成为一个整体，确实为当前的农史专家出了一个难题。农业史内部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的部门史，古代的农民既是技术专家，又是经验农学家，同时也是农业生产活动的经济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史的内容就显得丰富多彩，妙趣横生，农业史的学科屑性也就很难用现代的学科门类来界定划分。其他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虽多有涉猎，但农业史学科的复杂性也时常给他们的工作带来这样那样的困难，对历史学家来讲研究农业史最大的障碍是缺乏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对经济史家来讲研究农业中最大的障碍是缺乏对农业的全面把握，仅仅掌握经济学理论还不足以研究农村、农民、农业这个三位一体的问题。农业史是一个涉及面如此广泛、又需要一定的专门知识才能有所成就的学科领域。1997年国家把农业史等各个专门的学科史统一纳入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下，属于理学学科而统筹发展。尽管当时许多学者对此持有异议，但毋庸置疑，农业科技史是农业史领域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为基础和关键的部分。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农史研究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也发展壮大为中国学术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面对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农史学科和科学技术史等其他学科一样需要反思、需要积蓄力量、需要革故鼎新，这是一个学科为了生存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近年来一些关心农史学科发展的年轻人已经为此而多次奔走呼号，但反映问题多集中在学科理论方法需要改进、研究领域需要拓展等方面，除此之外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也有一些地方亟待改进。
在农业史人才的培养上，近年来随着高校学生的大规模扩招农史界也出现了一种虚假的繁荣，很多考生都拥挤到农业史学科点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但考生个人专业基础薄弱的问题十分突出，农业史成为一个其他专业落榜生的栖息之地。或许对个人而言农史的虚假繁荣有助于功利进取(这种功利进取对个人也不见得是有利的，一个学生花费数年的时间却不能在农史研究领域做出成绩，付出的青春代价也是很沉重的。)但对这个学科来讲其后果是毁灭性的。很多人即使浪费终生精力在农史研究领域也难有成就。严酷的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反思辛树帜、王毓瑚、万国鼎、石声汉等前辈为农史研究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良苦用心，也迫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农史学科并非简单的交叉学科，它需要研究者具备扎实的农业科学基础、历史文献知识以及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文字学、经济学、哲学等方面极为宽泛知识积累，它需要研究者具有数十年如一日平心静气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它也需要研究者能够读书而不拘泥于书本具有走出书山看世界广阔胸襟。因此农史人才的遴选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稍有失误便会出现后继无人学科消亡的悲惨局面。当今的农史界个别单位已经为此而自尝苦果。这种现象不仅在农业史领域有所表现，其他学科史研究中也存在类似情况。⑽
近年来农业史学科的处境极为尴尬。作为科学史的一部分，农业史学科的兴起是以农业科技史的研究为开端的。当时一批卓有成就的农业科学家参与其事，如植物生理学家石声汉教授、昆虫学家周尧、邹树文教授、农业经济学家万国鼎教授、植物学家夏纬瑛教授、水土保持学家辛树帜教授，他们置身其中能够高屋建瓴开展学科史研究并都取得丰硕成果。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的完成以及农史研究队伍中知识结构的变化，在农业科技史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性进展的研究成果日渐稀缺，我们现在的研究队伍中还缺少像石声汉、游修龄先生那样既具备良好小学功底又精通现代农业科技的大师级学者，农业史学科正在逐步远离其赖以立足的科技史根基。另一方面，农业经济史研究则逐渐成为农业史领域的热门话题，加上社会科学的明珠——现代经济学学科体系中设置有经济史分支，因此很多农史研究者尽量把研究方向向经济史领域靠拢，一时出现了农业经济史研究一枝独秀的格局。但农业经济史研究的表面兴盛并不代表着农史研究成果的高质量高水平，一些农史局外的专家教授早就洞察其中弊端并提醒了农史学人。今后的农业经济史研究还需要加大力度，农业科技史研究也要加强力量，畸轻畸重都不足取。 注释：
⑴ 何丙郁：《如何正视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西北大学学报，1996，26(2)，p103—98。
⑵ 张柏春：《对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3)，pp88—94。
⑶ 霍耳顿：《科学思想史论集》P3，许良英编，范岱年、顾国庆、许成钢、王贞平译，许良英、范岱年、董光壁、顾国庆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⑷ 林德宏：《关于科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17(4)，PP39—42。
⑸ 杨浩菊、甘向阳：《世界背景下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3，15(1)，pp50-52。
⑹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原题目为《小国的科学与文明》(英文名为SCC)，1960年代小国大陆翻译出版时山冀朝鼎博士题写为“小国科学技术史”。据说也得到了李约瑟的认同。现九人们对这一译法持不同意见，是非互见。但李约瑟写作该书的主要动机是作为一个西方学者对小国古代在科学技术上听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惊奇和感慨，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理解，让更多的西方人走出“西方中心论”的泥潭，看到遥远的中国大地上曾经出现过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这与李约瑟一贯所秉持的新人文主义理念是一致的，但与中国人所期许的弘扬中国传统文明的精神则有本质的不同。
⑺ 张柏春：《对小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23(3)，pp88—94。
⑻ 魏屹东：《20世纪科学业的三次转向》，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3)，pp3—4。
1、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学科化
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并非自李约瑟始，李约瑟之前已有一些中国学者开展过这方面的工作并卓成效，他们也提出了“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之类的问题，但中国科技史研究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注目和认可还是在李约瑟的推动下出现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李约瑟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并赢得了世界性荣誉。李约瑟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李约瑟个人的因素，也与当时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崛起有相当关系。⑴李约瑟的成功激发了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兴致，自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科技史研究成果迭现，继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也不甘人后，决定完成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撰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本书在资料的搜集等诸多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除此之外，数学史、化学史、物理学史、天文学史、地理学史、生物学史以及中国传统技术的历史研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各方面的专史论著大量涌现。但是，所有这些成果的实现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中国科技史研究已经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如席泽宗院士1990年所讲：我们在总体上还没有超越李约瑟，李约瑟之后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深入开展。
“后李约瑟时代”的概念是美国MTT的Dibner科技史研究所所长于2001年提出来的，既寄托了人们对这位西方汉学大师的热爱和留恋，同时也激励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对未来发展进行深刻思索。中国的科技史研究并不是简单地体现为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也不是几十部甚至几百部中国科技史方面的学术著作所能涵盖的范畴，它反映的是中国人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研究，体现的是中国学者在科技史领域的体验和探索。近年来已经学者对中国的科技史现状进行了考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诸多缺陷和问题。⑵如果说“后李约瑟时代”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要确立未来的发展方向的话，那么加强科技史研究的学科化发展则首当其冲。
中国科技技术史研究的科学化包含着三层含义，设置研究机构、培养宇术梯队、加??学科建设。前两个方面我们已经能够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科学院设有部级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先后成立了科学史系、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西北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单位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依托于此，很多机构也开展了博士、硕士人才的培养教育。
加强学科建设就要促进科技史研究在科学史的学科范围内规范化的开展各项工作。按照科学史学科的创始人萨顿的解释，科学史是唯一能体现人类进步的历史，是科学的科学。科学史从学科结构上有内外史之分，内史探讨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外史则侧重于科学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相互关系上。如同天文、地理、数学、化学等学科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一样，科学史也有其独立的发展空间。⑶科学史不仅要勾勒出科学发展的历程，也要向人们指明今后科学发展的方向。⑷科学史研究领域有许多重要工作需要开展，诸如科学发展史、科学思想史以及科学家个人的学术成就等等。长期以来很多中国人把科学史学科等同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等同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因而对李约瑟、对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对中国人的科学史研究产生了许多诠释性错误，也曾一度出现了中国科技史研究中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即内史部分的大量研究和外史部分的严重不足，目前则表现为内史部分的停滞不前和外史部分的低水乎重复。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撰是中国科书技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的终极月的是发展完善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李约瑟时代中国科技史研究得的主要工作集中于弘扬中国传统文明，后李约瑟时代则应走出李约瑟这座大山，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放到人类历史文明的大潮中去考察，研究中西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这项工作的进行离不开理论指导，构建系统的中国科学史学科体系并发展产生出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学派、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工作已经是后李约瑟时代中国科技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义务。作为学科建设的科学技术史离不开学科体系建设、研究内容拓展、研究方法改进等方面工作的支撑，当国际科学技术史已经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的时候，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整体上还停留在萨顿时代，迄今依然处于肤浅的成就描述和泛泛的外史探讨的阶段。⑸
科学史理论的探讨既包含了科学起源、科学革命、科学结构、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的历史发展等一般问题，也涉及一些特殊问题的解释，“李约瑟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在科学史学科建设中这些问题都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它们是科学史学科发展的永恒的主题。但是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者还没有对科学史的理论研究进行深入探讨，也没有把主要的精力集中于这方面的工作。中国学者几十年来的科学史研究主要围绕“李约瑟问题”而展开，即使这一问题的研究迄今依然迷雾茫茫。
“李约瑟问题”是李约瑟在开始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提出来的，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其一般表述是：为什么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尽管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们对问题的理解和问题的答案之间似乎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原因之一是我们把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意图理解为解释一个“李约瑟问题”是否符合李公的立题精神颇值得怀疑，⑹原因之二是“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多解的难题，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不可能全面解决这一难题，我们的许多续貂之作一时三刻也调理不出琴瑟和谐的音调。
中国学者在科技史学科建设方面的欠缺还表现在与国际科学史界存在阶段性差距。⑺20世纪科学史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转向，即从学科史到通史的转向、从内史到外史的转向以及从外史到综合史的转向，⑻但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迄今还偏重于内史的研究，促进外史研究和综合史研究的发展对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来说已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受制于此，国际科学史界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在中国科技史研究中基本还是一片空白，或者有待开垦，其中以科学编史学研究和辉格史学的方法表现最为突出。科学编史学是第一代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等开拓出来的一片天地，他们在晚年开始思索科学史的性质、目标、研究标准与编史方法等问题，并以回忆的方式撰文陈述他们的编史学思想，后来科学哲学家对科学编史发生浓厚兴趣，1963年阿伽西(J．Agassi)就完成了第一部科学编史学著作《走向科学编史学》，科学史家直到1987年才出版了第一部科学编史学著作，即克拉夫(H．Kraph)的《科学编史学导论》。近年来，一些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清华大学刘兵教授的专著《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就是我国第一部科学编史学方面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也论述了科学史研究中的辉格史学方法。辉格史学的基本范式是参照今日研究过去，也就是用今天的观点和标准编织历史，其名称来源于英国历史上的辉格党。辉格史学的方法在第一代科学史家的研究中得到相当普遍的运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史界开始接受反辉格式方法。⑼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对辉格史学的了解和认识很少，因此作者呼吁中国科学史研究者首先应补上辉格式研究方法这一课。
2、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国际化
中国曾经有过一句很流行的口号——“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基本现状是画地为牢，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的篇章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我们并没有像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科技史那样放眼四海探索研究，研究西方科学史的学者廖若星辰，西方科学史的研究成果也屈指可数。因此出现的局面是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的国际交流活动基本限定于海外汉学家的圈子里，长期游离于主流的国际科学技术史群体之外，在国际科学史研究的重要刊物——《ISIS》、《Orisis》、《History of Science》、《History of Technology》上，鲜见有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国际科学史界最著名的萨顿奖章至今与中国学者无缘。这种倾向近年来已经有很大改观，一些中青年科技史研究者积极参与国际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各种学术活动，有学者还成为国际科技史界的领域人物。中国科技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刘钝教授1993年当选为国际科学史通讯员院士后，2002年当选为院士，现在担任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部第二副主席、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主席等国际职务，韩琦教授1999年当选为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副主席。
在世界科学的发展中出现了东西方两大系统，各自都有其独特的体系。近代科学的发生打破了这种两雄分立的局面，以实验为手段、以分析为方法的西方科学超越了崇尚阴阳理念和经验积累的中国传统科学，一时风靡全球。但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在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同时，又出现矫枉过正的倾向。在世界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目前普遍面临过语言关的问题，不但要学习英语，还要懂得拉丁文、法文、德文、阿拉伯文。一些老一辈的科学史家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多次提出要加强世界科学史研究的意见和建议，中国科技大学钱临照教授生前就强调要开展世界科学史研究，不但要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科技史，也要加强研究古代两河流域的科技史，为此他还鼓励年轻人去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学习进修。
科学史界还要加强与历史研究者的联系，紧跟史学研究发展动态，及时学习利用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以改进我们的工作。有论者多次指出我国科学史界对国外同行的新成果关心注意不够，封闭保守，科学史领域长期停滞于萨顿阶段，在研究理念上也以萨顿、李约瑟等人奉行的新人文主义观念和孔德实证主义编史方法论为标识，置年鉴学派和各种历史哲学理论的发展于不顾的境地。在这方面国内史学界的思想要比科学史界更为开明，也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典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就大量介绍引入了欧美史学思想，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美国的新经济史以及心理史学等，克罗齐、科林伍德、沃尔什等的历史哲学理论也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促使中国史学界拓宽了研究视野、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3、农史学科中被忽略的两个问题
农业史是一个很独特的学科，作为交叉学科具有农学、历史学、生物学、环境科学、土壤学、气象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特征，以至于现在农史界的权威学者也很难论清农业史学科的归属问题。划归理学范畴的科学技术史似不满意，放在历史学中也觉得不伦不类，纳入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领域也不可行。总之，农业史学科是一个具有普遍的相似性又显示出明显个性色彩的学科，在科技史领域农业史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经济史领域农业史的研究必不可少，在社会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中也总是出现农业史的身影。如果我们把农业史简单地割裂为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农村社会史和农业思想文化史等四个部分时很容易为它们找到各自的归宿，但农业史毕竟是农业史，四个部分密不可分成为一个整体，确实为当前的农史专家出了一个难题。农业史内部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的部门史，古代的农民既是技术专家，又是经验农学家，同时也是农业生产活动的经济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史的内容就显得丰富多彩，妙趣横生，农业史的学科屑性也就很难用现代的学科门类来界定划分。其他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虽多有涉猎，但农业史学科的复杂性也时常给他们的工作带来这样那样的困难，对历史学家来讲研究农业史最大的障碍是缺乏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对经济史家来讲研究农业中最大的障碍是缺乏对农业的全面把握，仅仅掌握经济学理论还不足以研究农村、农民、农业这个三位一体的问题。农业史是一个涉及面如此广泛、又需要一定的专门知识才能有所成就的学科领域。1997年国家把农业史等各个专门的学科史统一纳入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下，属于理学学科而统筹发展。尽管当时许多学者对此持有异议，但毋庸置疑，农业科技史是农业史领域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为基础和关键的部分。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农史研究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也发展壮大为中国学术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面对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农史学科和科学技术史等其他学科一样需要反思、需要积蓄力量、需要革故鼎新，这是一个学科为了生存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近年来一些关心农史学科发展的年轻人已经为此而多次奔走呼号，但反映问题多集中在学科理论方法需要改进、研究领域需要拓展等方面，除此之外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也有一些地方亟待改进。
在农业史人才的培养上，近年来随着高校学生的大规模扩招农史界也出现了一种虚假的繁荣，很多考生都拥挤到农业史学科点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但考生个人专业基础薄弱的问题十分突出，农业史成为一个其他专业落榜生的栖息之地。或许对个人而言农史的虚假繁荣有助于功利进取(这种功利进取对个人也不见得是有利的，一个学生花费数年的时间却不能在农史研究领域做出成绩，付出的青春代价也是很沉重的。)但对这个学科来讲其后果是毁灭性的。很多人即使浪费终生精力在农史研究领域也难有成就。严酷的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反思辛树帜、王毓瑚、万国鼎、石声汉等前辈为农史研究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良苦用心，也迫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农史学科并非简单的交叉学科，它需要研究者具备扎实的农业科学基础、历史文献知识以及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文字学、经济学、哲学等方面极为宽泛知识积累，它需要研究者具有数十年如一日平心静气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它也需要研究者能够读书而不拘泥于书本具有走出书山看世界广阔胸襟。因此农史人才的遴选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稍有失误便会出现后继无人学科消亡的悲惨局面。当今的农史界个别单位已经为此而自尝苦果。这种现象不仅在农业史领域有所表现，其他学科史研究中也存在类似情况。⑽
近年来农业史学科的处境极为尴尬。作为科学史的一部分，农业史学科的兴起是以农业科技史的研究为开端的。当时一批卓有成就的农业科学家参与其事，如植物生理学家石声汉教授、昆虫学家周尧、邹树文教授、农业经济学家万国鼎教授、植物学家夏纬瑛教授、水土保持学家辛树帜教授，他们置身其中能够高屋建瓴开展学科史研究并都取得丰硕成果。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的完成以及农史研究队伍中知识结构的变化，在农业科技史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性进展的研究成果日渐稀缺，我们现在的研究队伍中还缺少像石声汉、游修龄先生那样既具备良好小学功底又精通现代农业科技的大师级学者，农业史学科正在逐步远离其赖以立足的科技史根基。另一方面，农业经济史研究则逐渐成为农业史领域的热门话题，加上社会科学的明珠——现代经济学学科体系中设置有经济史分支，因此很多农史研究者尽量把研究方向向经济史领域靠拢，一时出现了农业经济史研究一枝独秀的格局。但农业经济史研究的表面兴盛并不代表着农史研究成果的高质量高水平，一些农史局外的专家教授早就洞察其中弊端并提醒了农史学人。今后的农业经济史研究还需要加大力度，农业科技史研究也要加强力量，畸轻畸重都不足取。
注释：
⑴ 何丙郁：《如何正视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西北大学学报，1996，26(2)，p103—98。
⑵ 张柏春：《对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3)，pp88—94。
⑶ 霍耳顿：《科学思想史论集》P3，许良英编，范岱年、顾国庆、许成钢、王贞平译，许良英、范岱年、董光壁、顾国庆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⑷ 林德宏：《关于科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17(4)，PP39—42。
⑸ 杨浩菊、甘向阳：《世界背景下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3，15(1)，pp50-52。
⑹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原题目为《小国的科学与文明》(英文名为SCC)，1960年代小国大陆翻译出版时山冀朝鼎博士题写为“小国科学技术史”。据说也得到了李约瑟的认同。现九人们对这一译法持不同意见，是非互见。但李约瑟写作该书的主要动机是作为一个西方学者对小国古代在科学技术上听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惊奇和感慨，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理解，让更多的西方人走出“西方中心论”的泥潭，看到遥远的中国大地上曾经出现过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这与李约瑟一贯所秉持的新人文主义理念是一致的，但与中国人所期许的弘扬中国传统文明的精神则有本质的不同。
⑺ 张柏春：《对小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23(3)，pp88—94。
⑻ 魏屹东：《20世纪科学业的三次转向》，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3)，pp3—4。
艺术是人类的一种特殊实践活动，艺术学就是研究人类艺术实践活动产生、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的学科。艺术学科体系是关于人类艺术实践活动系统知识的总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艺术学在我国是舶来品，在理论体系、学科架构、思维模式及研究方法等方面，中国艺术学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艺术学体系是“以西方艺术学的知识体系为基础，再调和中国传统和其它文化的艺术学实际(比如把书法加进去等等)而形成自己的艺术学知识体系的”①。人类的艺术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共性，但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艺术实践活动又具有鲜明的个性。因此，在批判地借鉴、吸收西方艺术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以及本土艺术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不断探索中国艺术学科体系内涵、外延和基本构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两大体系:中国艺术学科体系内涵
艺术学科体系由关于人类艺术实践的全部知识构成的。正如马采先生所说:“艺术学就是研究关于艺术的本质、创造、欣赏、美的效果、起源、发展、作用和种类的原理和规律的科学。这是艺术学的目的，同时也是艺术学的意义。”②整个学科体系基本内涵包括艺术史论和艺术创作实践与应用两大体系。
1.艺术史论体系
如果把艺术学科比作一幢大厦，那么艺术史论体系则是整幢大厦的基石。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实践活动，艺术属于社会历史范畴。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变化与消亡。人类艺术史与人类社会史相伴相生。考古学的发现证明，数万年前的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了早期的艺术实践活动，直到今天，艺术实践在人类社会任何一个发展时期从未间断过，而且正在继续，并将一直继续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人类艺术史就是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超越万年的艺术史为人类社会留下了无比丰厚的艺术遗产，积累了极其宝贵的艺术实践经验，这些都为今天和以后的艺术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营养和思想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因此，艺术史是整个艺术学科体系中的第一块基石。具体说来，中国艺术学科体系中艺术史部分主要包括带有一定普遍性的人类艺术通史，如中国艺术史、外国艺术史等;以及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门类艺术史，如中外音乐史、中国书画史、西方美术史、中外雕塑史、中外建筑史、中外戏剧史、中外舞蹈史、中外电影史等。艺术理论是在梳理和总结人类艺术史和艺术实践的基础上，对人类艺术实践活动的起源、本质、特征、功能等基本原理和规律的归纳、概括和抽象。艺术学理论体系主要研究艺术的本质、艺术的起源、艺术的分类、艺术欣赏与艺术批评等内容，具体学科包括艺术学原理、艺术美学、艺术哲学、艺术批评学、艺术类型学等。艺术史论体系奠定了艺术学科体系的基础，是整个艺术学科体系的血脉和灵魂。没有艺术史论体系，艺术学科体系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艺术创作实践与应用体系
艺术史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在梳理和总结人类艺术实践规律的基础上为艺术创作与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和指导，进一步推动人类艺术实践的创新、发展和繁荣，进而创造出更多、更高质量的艺术作品，让人们在获得审美愉悦和艺术享受的同时，心灵得到净化，性情得以陶冶，人格更加完善。艺术史论研究最终要回到艺术创作实践中，没有对艺术创作实践与应用的关注，艺术史论研究就成了纸上谈兵、空中楼阁。如果说艺术史论体系是艺术学科体系建设的基础和逻辑起点，那么艺术创作实践与应用体系则是艺术学科体系建设的目的和旨归。具体而言，艺术创作实践与应用体系包括对音乐、舞蹈、美术、书法、设计艺术、戏剧戏曲、电影、广播电视艺术等各门类艺术创作规律、创作技法、创作方式的研究。
作为一个整体，艺术学科体系内涵包括艺术史论和艺术创作实践与应用两大体系。具体到每一个门类艺术学科，其内涵也主要由这两个部分组成。如美术学科体系里既包括中外美术史、文物鉴定与修复、民间美术研究等史论研究内容，也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壁画、雕塑等美术应用研究与实践等部分相关学科。戏剧戏曲学科包含戏剧戏曲发展史论的教学与科研，以及为戏剧戏曲编导、表演舞台实践的教学与科研。前者是戏剧戏曲学的主导、核心部分，侧重于学习、研究中外戏剧史、戏剧理论、戏剧批评、比较研究，兼及剧场建设、舞台设计、戏剧管理，着眼于从案头艺术、舞台艺术、综合艺术等不同角度，对中西戏剧戏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后者是前者的衍生与辅助环节，包括剧本编辑理论与实践、戏剧导演理论与实践、舞台设计、灯光技术、化妆技术等具体内容。
艺术设计学科包括艺术设计史论和艺术设计创作及制作系统的教学、实践与研究。前者主要研究艺术设计历史脉络、艺术发展规律、美学流派表现、理论方法呈现等内容。后者主要包括艺术设计思维训练、三大构成规律的学习、设计素描、色彩课程的学习、专业方向课程的学习、设计实践类课程的学习等内容。电影学科包括电影历史及理论与电影创作及制作系统的教学、实践与研究。电影历史及理论系统，主要研究电影艺术历史、发展演变规律、美学思潮、理论方法等内容。电影创作及制作系统，主要包含电影艺术创作规律的探索和电影艺术制作技巧的提升两大范畴，涵盖了编剧、导演、摄影、美术、录音、剪辑、动画、管理等全部的电影制作部门。此外，音乐学、舞蹈学、书法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等其他门类艺术学学科体系内涵也同样主要由史论体系和创作实践与应用体系两大部分构成。
二、四大部类:中国艺术学科体系外延
艺术学科体系外延包括所有关于艺术史论体系和艺术创作实践与应用体系的相关学科，主要有一般艺术学、特殊艺术学、边缘艺术学、新兴艺术学四大部类。一般艺术学即探索人类整体艺术实践活动普遍规律的学科，包括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美学、艺术哲学、艺术批评学、艺术类型学等关于艺术学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的学科。特殊艺术学即门类艺术学，包括音乐学、美术学、舞蹈学、戏剧戏曲学、设计艺术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及最具民族特色的书法学等。边缘艺术学即艺术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符号学、人类学、文化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交叉形成的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符号学、艺术人类学、艺术文化学、艺术教育学、艺术传播学、艺术管理学、艺术经济学、艺术考古学、艺术文献学、艺术伦理学、艺术法学、宗教艺术学、比较艺术学等艺术学边缘学科。新兴艺术学即探索和研究以电子计算机、互联网、3D、激光全息等为代表的新兴科学技术与艺术创作实践相结合产生的诸如计算机艺术、视频艺术、全息摄影艺术、交互艺术、虚拟现实艺术、网络艺术、动画艺术、立体电影艺术等新兴艺术的学科。
以上只是对艺术学科体系外延大致轮廓的粗略勾勒。艺术学科体系外延十分丰富，而且艺术学科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动态体系。随着艺术创作实践的发展和艺术研究的逐步深入，艺术学相关学科和领域得到将逐步拓展，更多新兴艺术学科将不断产生，艺术学科体系外延将永远处在发展、变化和不断丰富的动态过程中。例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多元化趋向，“美术”的边界不断模糊，美术学科体系的外延正在不断拓宽。传统意义上的美术，各门类间有着明确的“质”的界定，根据不同的审美观念而确立审美价值。相反，排斥美术的门类划分，把美术与日常生活的元素不加区分地融合为一体，美术的价值不再以审美价值为重要标准，而成为思想、概念的载体，成为“美术”新的意义。当今社会进入了“图像时代”，在影像高度发达的时代，绘画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和同化。绘画与影像的结合有了更多的可能，这不仅改变了获取信息、掌握规则的基本方式，也使得绘画的本质与形式经历了重大的改变。美术学科出现了跨学科的特点:艺术开始寻找媒介表达“观念”，装置艺术、偶发艺术、行为艺术以及多媒体艺术借助造型艺术归入观念艺术的范畴。公共艺术专业的观念和方法开始向社会公众靠拢。新媒体艺术随着信息科学及电子技术的进步，综合了影像、网络、计算机交互式媒体以及其它艺术材料而生发的新兴艺术，进一步模糊了“美术”的边界，打破了人们习以为常的视觉传达方式，突破了传统的审美准则。新世纪的十年时间里，卡通、flas和电子游戏互动又成为新媒体艺术不断使用的最新手段，成为集声、光、电、图形为一体的综合知觉艺术，将“美术”纳入一个更为立体、丰富和真实的空间，实现了艺术表达的新途径和新内容。这使得美术学科的外延越来越宽泛，学科间的交叉组合日趋明显。再如戏剧戏曲艺术，其综合性决定了戏剧戏曲学学科外延的广阔性。就戏剧戏曲的一度创作———文本而言，隶属文学研究的范畴;而就其二度创作———舞台艺术来说，它又与音乐、舞蹈、造型、舞美、灯光、呼吸发声等密切相关，因此与音乐学、美术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等邻近学科互相交叉、互为参照、互相影响，并且与生理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等非艺术类学科建立了密切联系。因此，戏剧戏曲学教育体系中，不但有编剧理论与创作实践、戏剧学、外国戏剧、中国戏曲史论、中国话剧、戏剧导演理论与实践、戏剧(影视)表演理论与实践等专业方向，而且还有舞台设计与理论、舞台服装设计与理论、舞台化装设计与理论、舞台灯光设计与灯光技术、舞台美术历史与理论研究、舞台美术绘画造型与理论、电脑美术设计与理论、舞台设计(绘景)与理论、戏剧管理等相关领域的拓展。由于戏剧戏曲艺术特定的教化、娱乐功能，其外延还延伸到“教育戏剧”或曰“戏剧教育”领域，对特定人群的社会化角色设定、角色扮演、角色转换等给予艺术支持。
人类社会自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新兴技术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日甚，科技与艺术的结合越发紧密。不断产生的新技术在艺术创作中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必将导致更多新兴艺术形式的产生。对这些新兴艺术形式进行理论上的梳理、总结和研究，将成为艺术学科体系的组成部分。此外，随着对文学、历史学、哲学、美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入，艺术学与这些学科的交集也会越来越多，更多的边缘艺术学科将层出不穷，这些都将不断推动艺术学科体系外延进一步开阔、拓展和丰富。
三、五大原则:中国艺术学科体系基本构架
国内最早以学科建制的方式提出建立艺术学的倡议者是张道一先生。他提出的艺术学科体系建构方式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③此后，研究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艺术学科体系的基本构架提出了各自的设想，这为艺术学科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我们认为，在建构艺术学科体系时，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出发，都应坚持以下几条基本原则:
1.民族性与包容性相统一
架构中国艺术学科体系的根本宗旨是通过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进一步推动中华民族艺术理论研究、艺术创作及艺术人才培养，进而实现民族艺术的不断发展和繁荣。因此，坚持民族艺术主体性是建构中国艺术学科体系的基本前提。在艺术学科体系建设中决不能对国外(尤其是以欧洲、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和地区)艺术理论及艺术创作成果不加选择地全盘吸收，按照国外艺术理论架构中国艺术学科体系。另一方面，坚持民族艺术主体性并不是要夜郎自大、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对西方艺术理论和艺术创作成果一概盲目排斥。而是要在坚持民族艺术主体性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批判地吸收、借鉴国外艺术理论和艺术创作成果中能为我所用的内容，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中国艺术学科体系。这一原则要求在中国艺术学科体系建设过程中要采取国际视野、比较视野，在艺术史论和艺术创作体系中要兼顾中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2.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
艺术学科体系中的普遍性指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一般艺术学，即关于艺术的起源、本质、功能，艺术创作规律、艺术鉴赏与批评等艺术学基本理论问题。这是对人类全部艺术实践活动本质及规律的抽象、总结、归纳和提炼，对各门类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具有普遍适用性，是整个艺术学科体系大厦的理论基石，是艺术学科体系建设的逻辑起点。同时，人类艺术实践活动形式丰富多样、千差万别，各门类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之间又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理论研究和艺术创作上均体现出鲜明的个性。因此，在艺术学科体系建设中要努力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对一般艺术学和门类艺术学一视同仁。遗憾的是，无论是在学科体系设置上还是在教学实践中，重门类艺术学轻一般艺术学的现象普遍存在。人们常常将艺术学等同于门类艺术学，用门类艺术学代替和遮蔽一般艺术学。
3.理论性与实践性(创作)相统一
恩格斯曾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④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艺术学。艺术品是人类艺术实践最重要的呈现方式，一谈到艺术，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艺术品和艺术创作。正因为此，重创作实践、轻理论研究的现象在艺术界、艺术教育领域甚至社会各界普遍存在。一些的艺术家对艺术理论家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他们从来不认为艺术理论家属于真正艺术家行列。从艺术史角度看，人类最初的艺术实践先于艺术理论出现，但艺术理论一经产生，便不可避免地对后来的艺术实践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意》到康德的“三大批判”、黑格尔的《美学》，再到中国古代的“谢赫六法”、《文心雕龙》、《文赋》、《诗品》等理论成果对后世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的深远影响中可见一斑。诚然，从个体角度看，确实存在才华横溢、卓有成就但没有多少理论积累的艺术家，也确实存在学术修养深厚、理论功底扎实但对艺术创作一窍不通的艺术理论家。但对于一个民族艺术整体而言，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二者不可偏废。没有艺术理论的支撑，艺术创作难以繁荣发展;没有艺术创作实践，艺术理论永远只是纸上谈兵。因此，艺术学科体系建设中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在夯实基础理论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实践。
4.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
在原始社会，人类就开始了最初的艺术实践活动。直到今天，人类的艺术实践从未间断，并且会一直继续下去。艺术实践伴随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讲，艺术史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艺术学科体系建设中，对各民族艺术史的梳理和总结对艺术理论研究和艺术创作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同时，人类社会本身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人类艺术实践活动的方式、手段、表现形式也随之不断发展、变化。任何一个时代的艺术理论和艺术创作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艺术学科体系建设过程中，在梳理历史、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必须与时俱进，对新兴艺术表现形式、新兴艺术理论等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实现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5.哲学性与科学性相统一
艺术学是从美学中独立出来的学科。美学原本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因此，在思维方式、话语表达、研究方法上，艺术学与哲学颇为相似。或者说，很多时候艺术学理论更像是哲学理论。有些艺术理论家确实从哲学中受到了很多启发，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艺术学理论，如苏珊•朗格就是受恩斯特•卡西尔的哲学符号学理论影响，提出了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⑤这个著名定义。有些艺术理论家原本就是哲学家或美学家，如亚里士多德、贺拉斯及近代的康德、黑格尔等。哲学的理论、方法和视角，为艺术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源。近年来，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开始渗透和影响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新兴科技催生了许多新的艺术手段和艺术样式，艺术与科技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以电影为例，对电子计算机技术、新媒体技术、3D、IMAX等新兴技术的应用，让《泰坦尼克》《2012》《阿凡达》等好莱坞大片给全世界数以亿计的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视听享受，科技成为电影艺术发展的助推器。这到底是艺术的成功还是科技的成功?到底是艺术利用科技还是科技向艺术渗透?亦或科技本来就是艺术?无论如何，科技对艺术的影响越来越深，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艺术学科体系建设从研究对象、学科设置到对研究方法选择上，都应该注重哲学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综上，我们认为，中国艺术学科体系基本构架应当包括一般艺术学、特殊艺术学、边缘艺术学、新兴艺术学四个分支，每个分支都包涵一些相关具体学科，整个艺术学学科体系基本构架如下:(1)一般艺术学:包括艺术学理论、艺术史学、艺术批评学、艺术美学、艺术类型学、艺术哲学等。(2)特殊艺术学:包括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含书法学)、设计学等。(3)边缘艺术学:包括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符号学、艺术人类学、艺术文化学、艺术教育学、艺术传播学、艺术管理学、艺术经济学、艺术考古学、艺术文献学、艺术伦理学、艺术法学、宗教艺术学、比较艺术学等。(4)新兴艺术学:包括计算机艺术、视频艺术、全息摄影艺术、交互艺术、虚拟现实艺术、网络艺术、动画艺术、立体电影艺术等。需要指出的是，该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动态、开放的学科体系。四个分支学科下面列出的具体学科只是目前该分支下主要的、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学科，并不代表该分支学科仅仅包括列出的这些具体学科。随着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研究的发展，一定会有许多新的具体学科不断产生，整个艺术学科体系处于不断丰富、发展和变化的动态过程中。
在这样的基本学科架构下，具体课程设置应力求符合上述五个基本原则。如关于艺术史论、门类艺术等方面，既有中国艺术史又有外国艺术史，既有对中国艺术理论问题的探索和思考也有对外国艺术理论的引入、借鉴和研究，既研究中国各门类艺术理论与实践也注重研究和借鉴国外各门类艺术理论与实践的成果，体现民族性与包容性的统一;整个学科体系中既有艺术学原理这样梳理、总结人类艺术实践活动普遍规律的课程，也有音乐学、美术学、舞蹈学、书法学、戏剧戏曲学等探索人类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艺术实践活动规律的门类艺术学，体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学科设置上一方面重视哲学、艺术学、美学等基本理论，另一方面在门类艺术学中注重对艺术创作方法、创作技巧、创作能力的加强、改进和提高，体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在关注音乐、舞蹈、美术、戏剧戏曲等历史悠久的传统艺术的同时，上述艺术学科体系架构中还囊括了计算机艺术、视频艺术、全息摄影艺术等新兴艺术，体现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最后，在研究视角、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上，我们提出的艺术学科体系基本架构中，既有传统的哲学式思辨研究，也有现代科学的定量研究，既关注艺术哲学问题，也关注诸如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3D技术等，不断推动和改变人类艺术实践活动的新兴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在艺术实践中的运用体现哲学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关键词]科学发展 哲学 意义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2-0113-01
科学史研究是描述和记录各门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还揭示科学技术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在面临重任和挑战的今天，系统的研究科学技术发展史不但是学术研究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现实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一、科学技术史使人的世界观改变并让人们形成新的思维方式
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科学在哲学方面的贡献就是对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影响。马克思很早就说过，科学进入人们的生活，它比宗教、政治、艺术等意识形态的形式更为有效影响和改变了人的精神世界和思维方式。
回望人类思想的每一次变革，科学的每一次重大的改变总是影响着人们世界观的改变和新的开拓性思维方式的形成。具体表现大致有如下几方面：（1）科学术语到处被运用；（2）科学方法被广泛使用；（3）科学理论到处被引证；（4）大科学家被人们爱戴。
从科学史与方法论的关系上来说，首先我们看到：每一部科学方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科学史；再者，科学的不断发展促使着科学方法与哲学方法逐渐融为一体。研究和学习科学技术史能很好地开拓世界观的改变和开拓性思维方法的形成，促进社会更好地发展。
二、学习科学技术史能使知识面增长，使眼界开拓，使文理结合，知识结构得到合理布置，使人才的培养更为全面
科学技术史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全景图，以全球的视角详述了西方、东方等文明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传统。从人类进化到旧石器时代，从巴比伦到亚里士多德，从中国象形文字到地动仪，从玛雅文化到哥白尼的日心说，从笛卡儿到法拉第，从工业时代到工业污染，等等，向我们展示了整个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过程。
学习科技史不仅是对科学成就的崇敬和对科学精神的思考，更多的是对文化的深刻认识和对创新的深入理解。学习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进程，使我们知识面增长，使眼界开拓，使文理结合，知识结构得到合理布置，使人才的培养更为全面。
三、学习科学技术史，能够更好地认识科学，从源头上透彻理解和掌握科学知识，还可以促进科学的创新
从人类的进化到最早的科学研究，一路走来领略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巴比伦的文字体系，埃及的数制。从毕达哥拉斯定理，柏拉图立体，亚里士多德元素，到哥白尼的地心说，笛卡儿的世界体系，法拉第的力线，达尔文的燕雀，从人类旧石器时代的文明到中国的象形文字，玛雅文明，再到工业时代，科技史徐徐地向我们展开了一幅画卷。从这幅画卷里我们温故而知新，站在历史的肩膀上而创新。
四、学习科技史增强集体主义的责任感
科学的发展是一项集体的事业。“集体”二字很明显地告诉我们，科学需要我们和同时代人同心协力，需要我们像一个集体一样合作，而且需要我们世代相传的前赴后继的合作。在不同的条件下，科学的历史发展能够导致类似的行为。让我们回望科学几千年的发展史，不管是古老的东方还是西方世界，都曾创造出令人眩目的古代文明，不管世界各个国家，都曾在近代科学中一度占据中心位置而对之做出过巨大贡献。从希腊文明和中国古代科技对于近代科学的巨大影响，从开普勒在第谷的天文观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行星运动三定律，牛顿又在开普勒和伽利略工作的基础上建立牛顿力学，麦克斯韦电磁学立足于法拉第实验定律，现代遗传学重新发现孟德尔定律等一系列科学史事实，我们可以体察人类智力接力的承继性，牛顿因而感叹：他所以能看得更远，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所以，科学技术史是一门伟大的交叉学科。十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加强科学的普及工作，科学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学习科学技术史，不仅让人们全面了解了科学的发展历程，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其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而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使我国的发展更快更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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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W.C.丹皮尔著.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M].商务印书馆，1979.
[3]（英）斯蒂芬.F.梅森著.自然科学史[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4]（美）G.萨顿著.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M].华夏出版社，
1989.
[5]吴国盛主编.科学思想史指南.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
[6]王玉仓.科学技术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7]王鸿生著.中国科技小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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