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以来，世界性的“中国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新中国的诞生，震惊了世界，在西方国家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大辩论中，在“黄祸论”的鼓噪声中，对中国的封锁、围堵、遏制与打击也全面展开。第二次“中国热”出现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后。这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由“围堵”中国转而打开“竹幕”的一个战略性的步骤。这次“中国热”，更多地表现为西方世界对中国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东方文明古国历史文化的探究，其结果是中国的长城、故宫、兵马俑以及中国的医药、针灸、功夫等为西方媒体津津乐道，成为颇受瞩目的话题。第三次“中国热”始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并呈现出逐步升温的势头。在这一次“中国热”中，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2003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明显增多；2004年下半年到现在，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密集度也大为增加。例如在英国的主要报纸、杂志、出版物上，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中国的新闻和相关报道。今年5月22日，美国大报《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中，首次使用中文标题“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美国著名记者及中国通纪思道评论说：“如果你看不懂上面的中文标题，你最好开始学中文，因为它是未来的语言”。无论这篇报道的内容如何，世界性的英文大报向西方读者如此推介汉语的做法，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世界关注中国是一件好事，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确在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也的确在扩大。但是在世界性的“中国热”不断升温的同时，我们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行必要的“冷思考”。
首先我们注意到，虽然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变化正在引起世界的关注，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全面，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认知还停留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思维定格中，对它的偏见与误解也普遍存在，比如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曲解，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的论调。令人遗憾的是，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及中国国力进行夸大式报道的同时，一些华文媒体也失去了应有的理性，对中国经济、华人经济以及大中华经济圈做了不恰当的报道，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某种注脚。由此可见，在当今这个西方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舞台上，如何向世界展示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负责任的、和平发展的中国，改变世界舆论对它的误解与偏见，已经成为包括中国本土和海外华文媒体在内的世界华文传媒的共同课题。
其次我们应当看到，虽然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虽然伴随着“中国热”，汉语热也在不断升温——据2005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世界汉语大会透露，目前海外约有100个国家的2500余所大学教授中文，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汉语的人数超过3000万。尽管如此，汉语却不能算是强势语言，它的国际化程度仍然比较低。目前将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或工作语言的国家和地区不多，汉语在国际社会重要交际领域（如外交、贸易、科技、教育等）中的使用也十分有限；联合国虽然将汉语列为其工作语言之一，但是地区性或国际性的组织、会议正式使用汉语的尚不多见。在这方面，汉语自然不如英语、法语，甚至不如日语。
这里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汉语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低，缺乏一致性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问题在海外华文传媒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地域方面的原因，海外华文媒体在语言文字、词汇、字体以及行文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近些年来，这种差异虽然开始缩小，例如随着大陆新移民读者群体的增加，海外越来越多的报刊开始采用简体字，变直排为横排，但华文媒体同文不同体、同字不同音的现象仍然存在。例如美国纽约被称为“第一华埠”的曼哈顿中国城向以广东人和福建人为主，通用的语言是粤语，东百老汇一带的华埠则是福建人的天下；纽约“第二华埠”法拉盛地区的华人则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东南亚各地，虽通行“国语”（大陆称之为“普通话”），却操着不同地区的方言。这些均通过华文媒体体现了出来。
第三我们应当看到，由于海外华人华侨所来地区不同，移民海外的时间不同，与中国关系或乡土观念的程度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不同，加之大陆与港澳有一国两制问题，大陆与台湾有两岸关系问题，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歧见也时有发生。例如前段时间海外一小部分分子为了“去中国化”而发起运动，要求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统计除华人之外，增设“台湾人”一项，闹出了一场。凡此种种，不但不利于华人社会以及华人受众群体的融合，也直接影响非华人受众群体对华文和中华文化的认知与认同。这与中国的和平崛起及其国际化的发展进程显然是不相符的。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软国力”的核心部分，华文媒体有责任、有义务在正确报道中国，提升汉语的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作用。而发挥好这个作用，又必须进行一系列的调整。
第一，读者定位的调整
长期以来华文媒体的主办者和受众都是华人，媒体说华人自己的话，办华人自己的事，替华人鸣不平，维护华人的利益，总之超不出华人的圈子。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华学习和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汉语作为主要外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华文媒体所在地通晓汉语的非华人群体的存在和与日俱增，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在中国学成还是在本地学习，这一群体对华文出版物无疑是有需求的，可以看作华文媒体潜在的受众。华文媒体的经营者应当注意到这种新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诉求，将这一群体纳入视野，予以充分的重视，在办报目标和宗旨上作相应的调整。特别是那些在全球发行、有一定影响面的华文大报，在面向华人进行新闻报道的同时，应当兼顾所在地“非母语”受众的需要，担负起推广汉语、推广中华文化的责任，使汉语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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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内容方面的调整
过去华文媒体主要关注与华人利益或族群利益有关的大事小情，为此具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华人、华报之间常常发生矛盾与纠纷。应当承认，目前大陆与香港、澳门在社会制度上有着不同的性质，包括大陆、港澳民众在内的广大华人与台湾一部分人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也有着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但从宏观上看，这些都属于“内部问题”。如果将这些矛盾、纠纷在华文媒体上过度强调或过分渲染，不但不利于海外华人自身身份的认同，也不利于所在国对华人族裔的认同。为了树立华人社会的整体形象，提高华文媒体的声望和影响，华文媒体应当尽可能摆脱局限性，关注人类发展的共同问题；尽可能少地强调“内部矛盾”，更多地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这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国际舆论对一个完整的、逐步强盛的中国的认知，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世界华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这种认知与“合力”是目前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最需要的，也是华文媒体国际化的重要前提。
第三，语言文字上的调整
为了改变汉语一致性差、方言分歧严重、有字体之别的情形，应当在华文媒体中推行标准化操作规程。只有将标准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实现华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这不是技术技巧问题，而是战略性的问题。目前许多大国都在有计划地实施各自的语言战略，并努力扩大语言的国际影响。美英等国通过贸易、文化、教育等途径，借助媒体向世界倾销英语；法国努力协调有34个国家和3个地区构成的法语区的语言问题；西班牙利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概念向世界进行语言传播；日本、韩国建立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语、韩国语的国际传播。反观华人社会，仅仅是在同一个国家或同一个城市，就有不止一种方言在使用。如果说，海外华文媒体同文不同体、同字不同音的现象一段时期内适应了不同对象群体的需要的话，那么今天，以国际化的视野衡量，它已经不合时宜了。
第四，资源利用的调整
目前，作为对全球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经济发展状况、市场运行情况、投资环境等已经成为包括华人、华文媒体以及非华人（懂华文）群体普遍关心的问题。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建立起面向世界的、功能强大的华文网络数据库，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目前，网络世界的分割刚刚开始，争夺虚拟空间中汉语的地位，离不开数据库的开发与建设，包括面向世界华文媒体的、便于查询、检索的新闻信息资料库。这种权威信息的提供，一方面可以为海外华文媒体提供坚实的内容支撑，增强它的可信度和影响力，同时也扩大了华文媒体整体上的影响力。因此，华文媒体应充分重视互联网的作用，着力开发、利用互联网资源，形成全球华人信息传播网络，在未来的世界新闻传播格局中占得优势，占得先机。
第五，经营规模的调整
综观世界各国的华文媒体，除了少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经营规模外，绝大部分小而不强，且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例如在拥有40万华侨华人人口的纽约市，就有十几份华文报刊同时出版。在多伦多、东京、莫斯科等其他城市，也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形。由于市场相对狭小，报纸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为了在竞争中立足，一些国家的华文媒体采取不正当的手段相互排挤、倾轧，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对于华文媒体整体水平、声誉和竞争力的提高十分不利。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变小而弱为大而强，华文媒体只有与媒体发展的国际化趋势相适应，走联合经营的道路，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通过祖籍国（新加坡等华人已成为当地属民的例外）的扶助与支持形成集团优势，彼此间互助互利、共享资源，打造一两个华文媒体的“航母”。只有这样，华文媒体才能走出狭小的区域，走向世界，成为国际化的媒体。
参考文献：
王士谷著：《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
程曼丽著：《海外华文传媒研究》，新华出版社，2001年。
中国新闻社主编：《面对新世纪的海外华文媒体——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论文集》，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2001年。
中国新闻社主编：《送你一条中国结——第二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论文集》，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2003年。
微信朋友圈的兴起使国人的“圈子文化”得以施展，必得是互相加了好友才有机会看到对方的朋友圈内容。况且微信好友数量有设限，最多不过5000人，每个用户都有名有姓有昵称，这种模式让朋友圈确实成为了一个“圈”，圈内的用户所对应的均为特定的好友。于是，问题来了，在朋友圈作品的行为到底算不算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发表？众所周知，《著作权法》将发表权规定为作者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那么微信的“圈文化”是否适用该规定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项规定的‘公之于众’，是指著作权人自行或者经著作权人许可将作品向不特定的人公开，但不以公众知晓为构成要件”，该条所解释之发表对象为不特定的人。朋友圈的信息，直接受众至多是圈内的5000人，那么作者在作品时对象就成了这特定的5000人。显然，在朋友圈中的就好比朋友之间的相互传阅，并不能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发表。那么，当我们再回到医生自拍的案件中，微博网友将医生的照片到微博上，面对的受众是不特定的广大微博用户，从这个角度来讲，真正构成著作权意义上发表的并不是朋友圈中的医生，而是此微博网友。而我国《著作权法》有明确规定，发表权是作者的一项权利，作者有权决定作品是否发表以及在何时何地如何发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微博网友“当维美不再唯美”未经医生同意发表照片的行为确实侵犯了医生的发表权。这不禁使人感叹，朋友圈里并非都是“朋友”。
二、传播是否侵权
解释了特定与不特定的问题，接下来讨论照片传播者的行为是否也会构成著作权法中的侵权。关于“传播权”的定义及权利限制，早在《世界知识产权版权条约》（WCT）第8条就规定了“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其内容为：“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我国《著作权法》中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也正来自于此。此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及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上传至或以其他方式置于向公众开放的网络服务器中，使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处于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下载、浏览或以其他方式在线获得，即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无需当事人举证证明实际进行过下载、浏览或以其他方式在线获得的事实。”回顾此次事件，表面上看来始作俑者是那位名叫“当维美不再唯美”的微博网友，但是笔者认为真正的推手却是那几家转发微博的媒体。从本案的事实来看，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快报”栏目官方微博转发涉案自拍照片，并在其电视栏目中对此事进行特别报道，这种传播行为无疑使该事件急剧升温，再加上其后网友的大面积转发，使得原本只是朋友之间传阅的作品流传于世，大大侵害了当事人的权益。“都市快报”作为陕西地方一个主流媒体，在未经权利人许可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向公众传播作品，从这个角度来看，“都市快报”显然侵害了原作者医生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佐证这一推论的是一起由上海二中院裁判于2014年1月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原告安徽省天然摄影有限责任公司拍摄了一组主题为“费加罗”的摄影作品，而被告上海新民网有限公司未经原告许可，擅自在其经营的网站上以娱乐新闻的形式转载使用涉案图片，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的行为已侵犯了原告所享有的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根据《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的规定，最终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相应赔偿。由此看来，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的时候的确应该慎之又慎，切莫为了点击率而侵权。
三、复制如何禁止
（一）新媒体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新媒体是与传统媒体相对而言的概念。20世纪30年代，相对于报纸、杂志，广播、收音机作为新媒体迅速发展起来并得到广泛应用，英国广播公司（BBC）与德国宣传部门甚至将此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宣传手段；20世纪90年代，因特网技术迅速发展起来，并以极快的速度遍布于人们的学习生活中。现在所说的“新媒体”，则是以互联网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移动终端上的个人化数字技术平台，又称为自媒体。如微博、微信等。因此，新媒体这个概念，相对于不同的比较对象时有着不同的指称。如：“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此处的“新媒体”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将与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相对的所有其他媒体形态统称为新媒体。而本文所指称的“新媒体”，则是以微博、微信为主的移动终端自媒体（WeMedia）信息平台。
（二）新媒体具有更广泛的新特征
新媒体具有与传统媒体完全不同的特征。相对于传统的纸质媒体，“新媒体”具有“交互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多媒体与超文本、个性化与社群化”这样一些特征。“它既能在传播沟通时互动，同时也可对文本解释互动，它的数字化形态意味着媒介文本内容可以和物质载体相分离，这种超文本性可以用超链接的方式将各种不同空间的文字信息组织在一起，形成网状文体乃至于数字图书馆。人们使用新媒体的目的性与选择的主动性更强，既能迎合人们休闲娱乐时间碎片化的需求，又能满足人们随时随地互动性表达、娱乐与信息的需要。”也就是说，一方面，相对于传统的纸质媒体，“新媒体”（广义的新媒体）具有数字化、海量性的特性，数字化势必造成信息与物质载体分离的传播态势，进而具有信息海量化和更加公共化的特征。另一方面，相对于网络媒体（主要是网页、论坛、帖子），“新媒体”（狭义的新媒体）具有更加强势的传播动能，且更加个性化（依赖个人）、多样化（主体多样）、动态化（移动终端），尤其是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目前为止是最典型最彻底的“新媒体”。
（三）新媒体教学已成为时代的要求
新时代的高中生正是这庞大新兴媒体用户的主要成员，他们对新兴事物的接受和应用有着非同一般的敏锐性。同时，世界正在进入“无纸书籍”学习的新时代，电子课本将是未来教育应用的必然趋势。电子书、平板电脑的普及对传统教育工具的替代作用日渐显现，适当地应用新媒体服务于教学已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一方面，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许多教师的教学手段单一，教学方法呆板，大多时间都是黑板加粉笔加教材的一讲到底的教学活动。在时代加速进步的今天，教学容量不断增大，获得知识的周期越来越短，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这些都向传统的教学手段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新媒体的使用，可以为老师提供共享资料的平台，老师可以通过使用电子信息设备布置、批改作业，消息、推送资料以及在线辅导答疑以便及时解疑答惑；学生能够在线自主学习、讨论、提交作业，有利于加强师生或生生间的互动、合作。新媒体固有特性的交互应用，既能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也能更广泛地聚合教学资源服务于教学。随着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中学教师，必须主动学习、应用新媒体来更新现有的教学模式，努力搭建新媒体人文综合教育平台。
二、建立新媒体人文综合教育平台
所谓人文综合教育平台，有两个含义：一是，新媒体平台自身就是一个系统，不仅包括微博、微信等新媒体，还包括在此基础之上的各个层次的信息系统。如：学校官方微博——各年级微博群——各年级各班级微博群——班级内部个人微博等。另一方面，该平台并非单方面的纵向系统，而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新媒体人文教育综合平台，包括各年级——各人文教学群（如教师语文组、政治组、历史组等）——各班各科课程微信群。两方面综合起来（横向与纵向交叉互动），才能成为一个严密的、完整的人文综合教育平台。
（一）建立校方微博系统
微博是一种集信息编辑、转载传播、交友互动为一体的自媒体。主要是在移动终端（智能手机）上使用，亦可在个人电脑上（“桌面版”）使用。微博摆脱了个人熟人圈子的限制，是一种跨空间、跨交际的即时性信息平台。因此具有非常强大的传播功能。目前“90后”高中生广泛使用的微博有两种：一种是新浪微博，一种是腾讯微博。前者是最典型意义的微博，因此将微博的传播效能和自媒体特征发挥到了极致。前些年，学校对在校生管理最头疼的就是未成年人“网瘾”的问题。这些学生已经形成迷恋网络、不顾一切的心理状态，游离在家庭和学校的边缘，不上学也不回家，这已成为学生管理的一个突出问题。而学生用手机上网浏览不良信息，尤其是用微博、微信进行社交活动，学校和家长都无法察觉其浏览内容，更不能及时规范其网络社交行为。因此学生的网络行为面临潜在的、巨大的社会风险。对此，学校完全可以通过主动正面信息和规范浏览内容来使新媒体成为学生的学习工具。这就要求建立以学校官方微博与教师管理微博为一体的中学校方微博系统。
中学校方微博系统是以学校官方微博为中心、为起点，以任课教师和管理部门为骨干、为方阵，覆盖到各年级、各班级，从而覆盖到每一个学生的纵向微博系统。其构建步骤（亦即包含层次）是，首先，建立和完善学校官方微博，承担起总的管理和教学任务。在此基础上，建立年级微博账号，各年级组长和任课教师加入，并“关注”学校官方微博成为这一中心微博账号的“粉丝”。其次，通过年级组长、班主任、任课教师覆盖到各个班级。各班级微博账号关注年级微博账号。最后，全班所有学生加入到班级账号中来，互相“关注”互为“粉丝”。这样，就建立起了一个学校——年级——班级——个人的完整的纵向的微博传播体系，成为学校和教师信息的平台。这一平台，在信息通知，传达各种要求，布置学习任务时更方便、及时、有效。在与微信相交织、相配套之后，就能构建一个新媒体人文教育平台、管理体系和新媒体传播矩阵。
（二）建立人文微信号系统
微信是一种依赖于个人交际群体（即“熟人”圈子）的完整信息平台。目前广泛采用的就是腾讯开发出来的微信。微信在很多方面具有微博不可比拟的优势，甚至能够完成网上商业交易和银行理财业务。建立微信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根据智能手机“电话簿”中的熟人圈子开通，通过认证相互加入；一种是通过“QQ”号码中的“好友”圈子开通，通过认证相互加入。因此，微信受个人交际群体和熟人圈子的限制，不能像微博那样任何人都可以“关注”成为粉丝，继而成为信息的接受者。反过来讲，微信对信息的接受者具有限制和过滤的功能。公共微信号推出的文章，以及“熟人”、“朋友”转载、发送的文章，都是可以用来研读、细看的详细信息。一般来讲，都非常具有可读性，借助于圈内人士的品味、专业和深度，可以发现很多文章具有相当的专业性和严肃性。因此，微信既可以信息同时也可以研读各类经典文章。微信号群体一般来讲是横向的，多面的。学校建立微信号系统，分为两个向度：第一，可直接以各年级组长、班主任、任课教师为建立主体，相互认证成为“圈内人士”，的文章可以相互阅读和转载。在此基础上，班主任要求全班学生加入；任课教师也要求全班学生加入。前者主要用来管理，亦可以相关的阅读材料。后者主要用来进行课程教学。再与微博相交织、相关联，就建立起了微博——微信这个非常有效能的“新媒体”矩阵。第二，年级组长、班主任、任课教师可以“订阅”具有经典文章等内容的微信“公众号”。这些公众号一般都具有相应的定位、主题和专业。一般都是每日更新、及时推送。里面相当多的内容可用作教学内容与扩展阅读材料。教师在订阅这些公众号之后，可将这些文章根据需要转载，并有选择性地发送至接受者。
（三）微博与微信平台矩阵
微博微信作为新媒体，优点突出，但也同时存在各自的缺点。反过来，两相结合，就能发挥出强大的传播功能，是一个非常方便、及时、丰富的人文教育平台。微博由于受到字数（140字）的限制，不能全面涵盖所有内容，只能发最基础的内容，无法推送详细内容。因此只能是完整信息的断面和碎片，往往使信息具有蒙蔽性（假信息，如谣言）。因为短短140字无法详细了解事件和信息的来龙去脉。同样地，相对于微博，微信受到“熟人圈”的限制，传播速度和受众规模要低于微博。因此，微信与微博二者结合，就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实际上，当全班学生集体加入教师（年级组长、班主任、任课教师）的微博账号和微信号之后，微博与微信就关联起来了。但需要教师在进一步管理和使用的过程中将之融合，主动发挥教育功能。一句话，微博作为消息模式，微信作为详细信息平台。这样，就使两相作用的新媒体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教师可将通知、思考题、课后复习提纲、课前预习范围等简要地在微博上，告之所有学生。详细阅读内容和相关文章，教师可将制定地址链接到微博上，学生可直接点击阅读。亦可通过微博告之学生，阅读教师的微信号中转载的文章。这样，就完成了通知、要求与内容、阅读的配套。与此同时，一个完整的新媒体教育平台就完成了，也就是微博——微信新媒体信息平台矩阵。
（四）人文综合教育平台
这个信息平台矩阵是一个人文综合教育平台。所谓综合，分为三层意思：一是新媒体综合平台（新媒体矩阵）。上文已经阐述，不再赘述。二是课堂教学内容与课外兴趣阅读综合平台，课堂教学内容与课外兴趣阅读相互补充、相互支撑。三是课程综合平台。起码来讲，语文、外语、历史、政治等课程教学和阅读内容，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进行管理、推送、布置、考核。
三、在综合教育平台上推进语文经典阅读
在综合教育平台上进行经典阅读，是非常方便的。中学语文教育要主动采用“新媒体”的教育方法和技术手段。目前，以笔者所在学校的试点效果来看，这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增强课堂教学效果、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很好的平台。《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高中语文课程应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语文审美能力、探究能力，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终身学习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础。”按课标要求，高中在必修课程阶段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150万字。新媒体数字技术矩阵极大地有利于高中生在短时间内便捷有效地阅读和学习经典作品。下面，笔者就以担任的课程为例，简述语文经典阅读的过程和心得。
（一）微博作为消息发送模式
以微博作为消息发送模式，在微博上阅读任务和所在地址。中学语文教师每天都把当天的课堂教学纲要以最简短的语句发送到微博上，给出学生课后温习的大致范围；然后以多个消息模式把重点难点和思考题连续发送，要求学生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在此基础上，教师在微博上布置每天的阅读任务的同时把经典作品通过微信推送给学生阅读。如：在必修五进行《三国演义》阅读之初，在高二年级微博号上这样一道试题（思考题）：“《三国演义》‘赤壁大战’那一段中，黄盖率领小舟去诈降，请问，他在第几只小船上？”要求学生阅读原著，找出答案，在语文课上交流答案。一石激起千层浪，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未读或是略读过《三国演义》的同学，都有快读之而解答案的急切，这样一本古典名著便在微博的轻轻撩拨下拉开了品读的序幕。在此基础上，再在微博上阅读任务，引导学生读经典、研习经典。在必修一名著导读板块，高一语文备课组在高一年级微博号上向学生明确提出学习目标及要求：阅读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完整版，做好相关资料的整理。要求了解、记忆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相关知识以及对本书相关的评价，理清小说的主要情节，分析重要人物的形象，弄清楚主题等。阅读时间为9月1日至10月30日。语文组微博号将相关的资料以链接的方式呈现给学生，供学生阅读、参考、整理。以此为例，语文必修的其它必读名著《论语》《巴黎圣母院》《家》《高老头》《红楼梦》《堂•吉诃德》《三国演义》《谈美》以及莎士比亚戏剧，以两年为期限，以学期为阶段，在指定的微博、微信上富有针对性的、有序有效的完成对这些经典的品读研习。
（二）微信作为经典品读平台
微信作为经典品读平台，推送语文经典和接收反馈信息。教师在微博上以消息模式布置每天、每阶段阅读任务的同时，在微博中将有关微信号与经典作品所在的地址复制发送至微博上，从而将微博与微信关联整合起来。也就是说，教师在微博上以消息模式公布学习任务和阅读篇目，同时指定微信地址或提供微信平台地址链接；学生在指定的微信号上打开某一期的指定篇章，完成阅读。并将反馈信息发送至指定收集者（如课代表）那里，由该人完成收集整理编辑，集中发送到任课老师的微信上。结合学生对微信的阅读习惯和依赖程度，全部经典阅读内容，都可以通过微信人文经典平台让学生课后阅读。该微信平台可通过教师微信好友圈为核心建立，“订阅”和“关注”相关微信号（包括公众号与个人号）。以上经典内容、经典作品以及经典导读、评论、译文，都在微信号推出的内容中。语文组老师主要关注这样一些微信号：“名著联播”(mzlb999)、“名著阅读”（aiyuedu2013）、“国学烧卖”(gxsm99）、“中国文学”（zhongguowenxue888）、“绘考点名著——高考版”(ghkdmz)、“读诵经典，感受文化”（lunyu100-suzhou）、“湖北高考网”（hbzkw＿gk）、“高考语文”（gaokaoyuwen）等，作为推送经典文章地址。学生亦可自己“订阅”和“关注”其他一些微信号，通过该微信（公众号、个人号、杂志号），主动学习。在此基础上，学生可同时通过微博、微信与教师、同学甚至作者互动。特别是微信发起群聊的功能极大地调动了学生互动、师生互动，为师生合作探讨、研习解惑提供了一个良性的操作平台。《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中规定的课外读物主要有：“文化经典著作，如《孟子》《庄子》等。小说，如鲁迅《呐喊》、茅盾《子夜》、列夫•托尔斯泰《复活》、契诃夫短篇小说等；诗歌散文，如泰戈尔诗、鲁迅杂文、朱自清散文等；剧本，如曹禺《雷雨》、老舍《茶馆》等；语言文学理论著作，如吕叔湘《语文常谈》”等。这些经典作品都能够在相关的微信号（公共号）中找到。教师只需要将其内容归类、关注收藏就可以了。偶有少数作品一时难以寻得，教师可在自己的微信号中转载、编辑、，制定学生阅读。
（三）学生经典阅读效果检测手段
新媒体教育平台在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发挥学生主动性、完成教师教学任务等方面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基于新媒体自身的特点，教师和家长都不能即时陪同、监督和规范学生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效果。因此，查验、考核学生的经典阅读情况和程度，就成了必要的手段。
1.课堂检测与当面查验
教师对学生的阅读检查，包括课前检查、课中提问、课后抽查等方法。课前三分钟在科代表的组织和安排下，同步检测前一天的阅读任务，老师就存在的问题及时订正和补充，并再次加以强化；上课过程中老师需随时引导，最大限度的与课外阅读相结合，只要是与经典阅读有关的内容随时提问检验，比如在上《子路冉有公西华侍坐》《寡人之于国也》《劝学》《林黛玉进贾府》这些篇章时，就可以同步检测学生对“名著联播”微信平台、“高考语文”微信号和语文组微博号上都有的相关内容和链接的《论语》《孟子》《荀子》《红楼梦》的阅读情况及程度；课后抽查主要针对课上查验存在的问题及部分同学阅读不深入的情况有针对性的一对一检测。通过教师布置任务——学生阅读完成任务——老师课堂检测、当面查验，规范了学生的阅读习惯，同时也避免了“新媒体”平台经典阅读的形式化，从而推进了学生对经典的深入阅读。
2.研究学习和个性表达
当然，诸多的经典作品仅仅依靠课堂的检测和老师的当面查验，是不能完全满足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这就需要学生信息反馈与自主讨论两个模块来加强巩固学习效果。前者主要是要求学生转发甚至是同步评论、发表心得感悟，并要求各科代表以小组为单位对以上情况做记载、统计，并且及时将情况反馈给任课教师，相较传统的作业布置、查阅方式，既便捷又能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但学生有没有按质按量完成、有没有达到阅读经典的效果，是不是流于形式，这就需要老师及时查验。后者主要是学生在这个平台上的通过发表评论心得和信息反馈互动，在相互质疑和探讨中提升自己的阅读鉴赏能力。笔者所在的学校主要是结合新课改的“研究性学习”板块来进行“新媒体”教育平台之语文经典阅读的深入研究。学生以小组为单位，以班级为团体，以微信号（公众号）中的内容为研究对象，以学期为期限，提交讨论内容研究方案给指导老师，在学期末以论文的形式在微信上展示研究成果。其中《小谈贾琏》、《关羽之死》、《<围城>的修辞研究》、《<西游记>趣谈》、《有趣的老头——庄子》、《略谈梁山好汉排名》等研究成果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通过研究性学习和新媒体教育这个平台，学生在生生互动和师生互动中培养兴趣、自主研究，能真正做到深入经典，推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收到了良好效果。
3.笔试测验考察阅读效果
笔试测验学生经典阅读效果，是最严格、最规范的一种检测方式。一方面，考试是教师教学成效自我检测的手段，同时也是检测学生知识是否掌握的最直接的方式。另一方面，文学名著阅读是近几年来新增的考点，湖北卷从2012年开始，名著导读的考查是必考内容。有鉴于此，教师就语文经典作品内容命题，督促学生学习并通过学生答题的情况了解和统计学生经典阅读效果。教师命题还需要与高考大纲考点与语文阅读能力相结合，富有针对性地引导和检测学生的语文学习。有时亦可直接以往年高考语文真题来作为考试题目，以达到上述教学目标。毫无疑问，这些真题（或模拟题）的题眼、题肢相关内容，在此之前就要求学生在新媒体平台上学习过。
如：“简述《红楼梦》中贾珍请王熙凤到宁国府协理秦可卿丧事的原因和过程。（5分）”该题出自2009年福建卷高考真题文学名著阅读第7题。在名著经典阅读模拟测试中，没有在综合教育平台上进行经典阅读的2013届学生考试通过率仅58％，而在综合教育平台上进行经典阅读的2014届学生考试通过率达到了95％。这个考题在微信号“绘考点名著——高考版”(ghkdmz)2013年12月30日这期中推出，老师指定并要求学生阅读后完成答题，并且参照参考答案完善自己的答案。与此同时，与本考题相关的内容“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也在微信号“名著联播”(mzlb999)的《红楼梦》联播中第59期、第60期、第61期、第62期中推出。学生订阅了以上这两个公众号，通过反复阅读这些经典篇目，逐步掌握了相关的内容。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本题笔试检测的2014届学生，仅有少部分同学出现要点不全导致失1分的情况，完全杜绝了以往无法动笔的情况。通过这一系列的新媒体数字技术矩阵教学，极大地促进了高中生在短时间内便捷有效地阅读和学习经典作品。
如在上“黄山奇石”一课时，课文中对黄山奇石的描绘惟妙惟肖，如果仅仅依靠教师用语言去进行简单的说教，还是容易使部分学生难以去感知文章描绘的意境的。然而如果可以利用电教媒体的特点，将黄山上形态各异的石头通过图片展现在学生的面前，当那些栩栩如生的图片搭配上富有感染力的语言、音乐，学生就会在一瞬间被吸引，当学生产生去了解的兴趣，就能进一步的去激发他们浓厚的学习兴趣，更会促使学生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当然，通过的电教媒体教学也能很直观地把黄山奇石的特点表现出来。在进行教学设计的时候，教师一定要注意遵循“为教学目标而服务”的原则去选择媒体教学，不然很容易造成一部分资源浪费的现象。
二、树立为“学生学习服务”的原则
在当前的一些现代化的电教媒体对教学方法的辅助过程中，我们发现电教媒体不再是辅助作用，反而成为教师演示或者装裱课堂的工具。在课堂上，一些教师为了展示自己备课时精心制作的一些“精美”的课件，便将整节课的时间用来展示课件，虚耗掉大量的时间，学生则成了观看软件展示的观众。教学不是汇报演出，我们要做的是提高课堂的效率，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如果只是完全依赖课件去展示，而没有与学生交流学习，则永远不会实现“多媒体为学生学习服务的原则”。我在设计PPT时有一些小技巧，如设计完PPT时向自己发问：还可以删掉哪些部分？哪些部分过于花哨？什么内容能够帮助学生去思考？通过这些反思能够有效地减少不需要的部分，减少一些与课堂无关的内容对学生注意力的干扰。在课堂上，我会控制PPT的切换速度，尽量不让学生有眼花缭乱的感觉，让PPT成为教学的辅助工具。因此，在设计总体的教学设计的时候，教师要正确处理“媒体、教师以及学生”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教师的控制下，要充分利用媒体的作用为学生的学习提供服务。
三、为达最佳教学效果服务
在很多事情上的基本原则都是手段要为目的和效果服务，这一原则对选择现代教学媒体同样适用。一般的电教媒体其实仍然属与现代媒体的范畴，虽然它已经使用了很多年，看上去已经逐渐落伍了，但其实从不同的教学内容来看，它反而更甚于现代的多媒体。如在学习“瀑布”一文时，学生可以在通读全文，了解了瀑布的壮美景色之后，再播放一些关于瀑布的影像，直观地感受瀑布的形、声，领略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磅礴气势，只有让学生听其声，见其形，学生才会对瀑布的形象理解更加深刻，也会在观看到瀑布时喜爱赞叹之情油然而生。因此，当我们在使用一些先进的现代媒体去辅助教学的同时，还要结合课文的教学内容考虑到：无论是“一般的电教媒体”，还是“现代的多媒体”，只要其能在教学中发挥出最好的作用，达到最优秀的教学效果，我们就应该使用它。
1、大众文化的概念
2、.....................................
二、媒体批评的历史及现状
1、媒体批评的历史
2、.............................
三、媒体批评的定位
四、大众文化时代媒体批评的发展
1、.............................................
2、媒体批评的扩张
3、媒体批评的发展
结论
参考文献
论文题目：
要求：
1．新闻传播类电视编导专业，侧重人文点会更好，但不是特别陈旧的那些内容
2．如果可以用一些图表就用，没有的话也可以
3．按照毕业论文的指定格式，完成时就是直接可以上交的文稿类型。
4．7000字左右
5．一定要在五一前完成，一面影响答辩
6．之前我个人想写的是纪录片追求的社会价值方向，因为我个人不是很侧重设备的，所以尽可能不要设计一些关于设备、器械的题目，例如非线性编辑、斯坦尼康摄影之类的等等。
7．观点新，可以和文学相结合
8．严格按照论文格式来写，包括英文摘要，大纲等等，成文即可直接提交模式，保质保量
所属专业：新闻学电视编导专业
要求字数：7000左右
论文级别：本科毕业论文
摘要
新闻教育热为新闻媒体培养了大量人才，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同时也伴随着是来自业界和学界不绝于耳的批评之声，矛头直指各大学新闻院系的新闻教学在教学体系、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新闻教学内容与新闻媒体实践严重脱节。对此，无论是新闻业界还是学界都不断有人撰文讨论，直陈弊害。但这些讨论几乎都是“定性研究”，因此，对高校新闻教学与媒体接轨状况的实证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本研究旨在开掘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它将细致地呈现新闻院系的学生、教师以及媒体从业人员（主要是记者和编辑）对当前新闻教育中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认识。《辞海》对教学的定义是：“教学指学校工作中由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共同组成的活动。”①因此，教学应该是一种师生平等的共同活动。而以前有关新闻教育的讨论多是新闻院系的教师或媒体从业人员操控话语权。这里隐含的意思是说，我们将重点讨论作为新闻教学活动主体的学生对新闻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的认识。第二，现行新闻教育与媒体是否脱节？新闻教育是否应该与媒体接轨，怎样接轨？我们将通过实证调查来比较学生、教师和媒体从业人员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的异同，为以后的新闻教育改革提供一些依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本文采用问卷调查作为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新闻院系师生及媒体从业人员关于高校新闻教学与媒体接轨状况的实证数据，再作进一步的统计分析。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共包括7个部分：“总体状况”、“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师资队伍建设”、“实习实践”、“与媒体的联系”以及“个人基本信息”。
（二）样本选取。采用配额抽样法。学生样本来自于四川、重庆、湖南、湖北、陕西、北京、上海和广东12所高校的新闻院系，主要由西华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生通过在全国各地的同学这一人际传播网络来发放问卷；媒体从业人员的样本则来自于四川、重庆、湖南、江西和广东各省市的省级和地市级媒体；教师样本来自四川、重庆、湖南、湖北、陕西、北京和广东部分高校。抽样时，主要考虑了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我们决定抽取400人来进行调查。其次，按教师、学生和媒体从业人员身份进行配额，教师和媒体从业人员各50人，学生300人。第三，考虑到大一学生对专业认知尚不全面，研究生数量总体较少，所以我们对学生按年级进行配额，样本中有大一及研究生各50人，大二、大三和大四学生共200人。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66份（其中学生277份，教师40份，媒体从业人员49份），有效问卷率为91.5%。
（三）变量设置。本研究的主要变量有“职业身份”、“满意程度”、“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实习实践”、“专业背景”等，依靠这些变量的关系，可以勾画出当前新闻教育的真实状况。
三、数据分析及讨论
1.对当前大学新闻教育的满意程度
对新闻教育的满意程度，我们对被调查者进行了提问。请他们为当前的大学新闻教育打分，满分为10分。分值对应的满意程度分别为：非常满意8-10分，较为满意6-8分，满意4-6分，不满意2-4分，非常不满意0-2分。由此可以计算出一个指标——相对满意程度分值。相对满意程度分=（学生满意程度平均分+教师满意程度平均分+媒体从业人员满意程度平均分）÷3，由相对满意程度分值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对当前大学新闻教育满意程度的较为客观的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对当前大学新闻教育的相对满意程度分为6.05。其中学生的满意程度平均分值为6.41,教师为6.1,媒体从业人员为5.63。对于学生的满意度，我们进一步分析了来自不同院校的学生的差异。我们把277位学生样本按院校级别进行统计，结果发现，来自一类本科院校的学生为125人，所占比例为45.1%，二类本科院校的学生为152人，所占比例为54.9%，这说明对样本在不同院系这个变量上进一步分析是有意义的。统计结果表明：一本院校的学生对学校新闻教育的满意程度普遍高于二本院校，平均分值分别为6.54和6.28,但两者的区分度并不大。对于媒体从业人员，此次调查还设计了这样的问题：您认为现在新闻专业毕业的学生，能满足媒体的需求吗？回答能够的占27.6%,回答不能的占72.4%。由此看来，当前大学的新闻教育与媒体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这意味着，从新闻专业毕业的学生有一大半部分达不到新闻媒体的要求。难怪有人形容现在新闻教学与新闻媒体是“各行其是，互不相干”。高校按自己的模式培养学生，新闻媒体则以自己的需求招聘员工。
在对当前的大学新闻教育与媒体需求是否脱节这个问题上，无论老师、学生还是媒体从业人员，有2/3以上的人给以肯定的回答，认为当前新闻教育的改革方向是学校教育应与媒体的需求接轨。学生、教师和媒体从业人员均有一个共同的要求：高校与媒体应多交流和沟通。在调查中问到“新闻专业毕业生在新闻工作中的主要缺陷”时，86.6%的人认为新闻专业毕业生一是缺少采、写、编、评的实践经验，不能及时上手，缺乏独立采访的能力。二是社会环境适应能力差，不能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对于前者，我们认为，这与现在的高校与新闻媒体单位沟通较少，学生到媒体实习的机会不多，实习的时间不足，缺乏足够的经验积累有关。统计结果显示，有51.7%的学生不清楚新闻媒体里的具体工作要求；有16.4%的学生完全不知道他现在所学能否达到新闻媒体的工作要求。另一方面，从职业要求的角度看，部分学生自身可能存在一定的缺陷。当然，作为教育机构的学校，应该对这种情况负有相应责任。而后者，则应由学校、学生和家长共同努力加以改变，以适应新闻媒体的职业需要。在对媒体从业人员的调查中，当问及新闻专业毕业生应该怎样去弥补缺陷时，有80.6%的人认为学生应利用一切机会，尽量多参加新闻媒体的实习和实践。他们建议，新闻专业的学生，不应把目光局限于书本的固定模式上，既要有创新精神，又要打好基本功，以防止眼高手低。
2.新闻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清华大学的李彬教授认为，我国的新闻教育一直在两极间摆动，一极是实践的需求，一极是理论的诉求。一般意义上讲，新闻教育及新闻研究一直主张理论联系实际，追求两极之间的平衡。②实际的情况究竟怎样呢？
此次调查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些问题：针对学生的问题是“如果让您自己选择专业课程，你会选择哪种类型？”选择项分别是实践型、理论型、理论+实践的综合型；针对教师的问题是“您认为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应该是怎样的？”选项分别是注重实践、注重理论、两者并重；针对媒体从业人员的问题是“您认为现在新闻媒体最需要的是哪种类型的人才？”选项分别是理论型、实践型、理论+实践的综合型。统计结果表明无论学生、教师还是媒体从业人员，绝大多数都倾向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新闻教育的发展方向（具体统计数据见下表。这也印证了“两极平衡”的判断是准确客观的。同时应当看到，在新闻业界和教育界，偏重实践的主张也占有相当的比例。
3.新闻教育中的课程设置及教学方式
据样本统计结果显示，新闻专业当前所开设的课程，纯理论课为61.5%，实践操作课为9.7%，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为28.8%。
这表明前面所提到的我国新闻教育界一贯主张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两极平衡”理论在具体的操作实施中并未真正完全得到体现。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较为复杂：
首先是历史原因。美国学者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一书中介绍，将新闻学开拓成为一个合法的大学学科的“老爸”布莱尔，20世纪初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对新闻教育作了这样的设计：在4年期的大学课程中，新闻学方面的课程只占1/4，其余3/4的课程都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课程。布莱尔这种加强专业基础教育的课程结构观较为合理，最终成为美国大部分新闻学院所接受的“鉴定标准”。③新闻学传入我国以后，布莱尔这种课程结构观也同样被国内新闻学院所接受，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却出现了重人文科学而轻社会科学的倾向。建国后，很多学校的新闻专业往往设在中文系，尔后独立为新闻传播院系。因此，出于历史惯性，文学类的课程占有相当的比例。此次调查表明，在人文社科类的基础课中，开设了文学专业课的学校占样本总数的78.8%，开设了心理学专业课的学校占样本总数的32.7%，开设了社会学专业课的学校占样本总数的34%，开设了哲学类课程的学校占样本总数的47.3%，开设了法律和经济学课程的学校占样本总数的23.5%。由此可见，文学类课程偏多，而媒体急需的社会、法律、经济学等偏重于实践的基础课程设置相对不足。另一方面，为了培养创新人才，1998年以后，本科专业的学时总数不断压缩。在学时压缩的情况下，学校公共课如马列原理、外语等不能减，最后只能削减某些专业课的课时或者砍掉某些人文社科基础课。在课时减少的情况下，教师为了完成教学计划，一些理论+实践的课程就变成了以讲授理论为主的课程，这就造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在实际操作中大打折扣。
就新闻专业课的教学方式而言。我们发现“教师讲、学生记”的“讲授法”依然是大学新闻教育的主流，“案例教学法”和“讨论法”开始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占有一定的比例。样本统计结果显示，在新闻专业课的教学活动中，“讲授法”占样本总数的46.9%，“讨论法”占27.8%，“案例法”占14.1%，其他教学方式占11.2%。
然而，当问及学生希望老师采用怎样的授课方式时，有58.2%的学生“希望在课堂上能与老师共同讨论，老师给我们指导”，有32.4%的学生“希望老师多分析案例”，只有2.2%的学生接受“老师讲课，我们记笔记”，其他类型占7.2%。由此可见，新闻教育的教学方式改革已是迫在眉睫。
四、结论与思考
以上调查结果显示，当前的大学新闻教育与媒体需求脱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论教师、学生还是媒体从业人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当前新闻教育的改革方向是学校教育应与媒体的需求接轨。造成大学新闻教育与媒体需求脱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象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大学新闻院系在教育观念、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手段上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如果新闻媒体把新闻专业的毕业生不适合其需求的责任完全推给高校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媒体自身也担负有培养人才的重任，就象医院必须要给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提供一个成长的平台一样。所以，接轨不是学校单方面的一相情愿，媒体也应承担培养合格新闻人才相应的责任。
众所周知，传媒产业的高速发展，使我国的新闻实践走在了新闻理论的前面，因此高校新闻院系所培养的学生暂时不能适合媒体需要也是正常的。要改善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求大学新闻院系应立足传媒发展现实，更新教育观念，在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手段上进行改革，以适应传媒产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应主动与高校进行交流和沟通，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业务交流方面开展广泛合作，真正达到新闻教育与媒体接轨，实现二者共赢。
注释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657页
李彬：《新闻教育：重思理论与实践的辨证关系》，《视听界》2007年第4期
[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4页。
近年来，学者们习惯借用生态学（Ecology）的基本概念来研究新闻传播现象。笔者深以为然。因为解决好资源开发与环境系统的相互关系，是包括媒体在内的任何一个领域平衡发展重要前提。在此笔者还将引用生态学的一个核心概念——种群（Population），借以探讨近年华人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华文媒体生存环境和未来发展的影响。
按照生态学的界定，种群是指栖息在同一地域中同种个体组成的复合体。1在自然界，种群是物种存在、进化和表达种内关系的基本单位，是生物群落或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引申到人类社会，种群可以界定为：在同一地域中有着相同的语言文字、文化归属、价值取向以及目标诉求的个体组成的复合体。也许这个界定容易使人联想到较为熟悉的“族群”(Ethnicgroup)的概念，客观地说，华人人口分布情况也可以用“族群”一词描述之。为什么笔者舍“族群”而用“种群”呢？
首先，本文探讨的是华人人口的世界性分布问题，而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学者对“族群”的解读和诠释各不相同。在台湾，族群是指人口构成的状态（如将岛内2300万人口分为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四大族群），而在大陆地区，“族群”一词则是与“民族”、“家族”等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自“族群”一词出现以来，有关它的界定林林总总，但迄今为止尚无一个确定的、没有争议的定义。第三，“族群”一词虽然可以用来解释一国之内不同裔群之间的差别，却难以解释同为华裔族群的大陆移民与港台移民之间的差异。
鉴于此，笔者宁可采用为读者所不熟悉却也毫无歧义的“种群”一词，并赋予它引申含义。按照前述界定，从“种群”的角度出发，可以将海外华人的构成大体上分为三类：早期移民、港台移民和大陆新移民。
二
以下将对这三个种群的情况作一个分析。
（一）早期移民
虽然自秦汉起就有中国人流寓海外，唐宋至明，移居海外者逐渐增多，但华工移民的大量出现始于鸦片战争之后。这一时期，随着世界性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以及黑奴贸易制度的被废除，美国、东南亚、澳洲的矿场主、农场主以及铁路公司的老板开始从中国、印度、爪哇等地招募契约劳工，华工则是这支契约大军的主力。这些在清政府被迫解除有名无实的海禁之后漂洋过海的华工，就是本文所指的早期移民。
早期移民（以契约华工为主，也有一部分商人和知识分子）大都来自东南沿海地区。例如东南亚华人主要来自闽粤和客家地区，通行的是福州话、闽南话和广府话。美国最早的华人移民大多来自广东省，他们居留的旧金山因此被称为DaiFou（广东方言“大埠”，即大城市）。从早期移民家乡所在地和方言流行的情况看，这一时期的移民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的特征。这一特征也通过华文媒体体现出来。海外最早出现的华语广播机构——华人播音局（1933年4月30日创建于檀香山）就是用粤语播音的，其创设的初衷是“当地各国侨民多半都有以其本国语言（方言）发音的广播，而华侨却没有自己的母语广播，因此决定创办此台”2。可见，当时的华侨把粤语当作了华语，或是华语的代表。其后出现的华语广播电台，如美国旧金山的金星广播电台（1939年）、洛杉矶的华钟广播电台（1955年），都是用粤语播音的。马来亚早期的“金色广播网”和“银色广播网”也是用广东话和闽南话播出节目。
早期的中国移民大部分是未婚或已婚的青壮年男子。来到异乡后，出于生活和经商的需要，他们大多选择与当地妇女结婚。在东南亚各国，华侨与异族通婚的现象相当普遍；20世纪初期，纽约华侨人口的一半与异族通婚；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华人社群规模较小的地方，与异族通婚更是屡见不鲜。异族通婚的结果是出现了众多的混血华裔。他们又依血统混合的具体情况以及教育背景和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美国，华人（女性）与异族通婚，往往意味着她与当地主体文化的融合或被同化；而在东南亚地区，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融合或同化于土著母系，二是融合或同化于华人父系3。既便是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50年代中叶以后（此时华侨90%以上已入籍成为所在国公民）海外华文教育逐渐式微，其后代除少部分人受家庭影响还能讲华语之外，大多数已丧失了讲华语的能力。他们普遍接受当地教育或西方教育，对中华文化知之不多，祖籍国的意识也相当淡漠。即便是纯血统的华侨后裔，其第二代、第三、四代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二）港台移民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开始放宽移民限制，欢迎外国移民迁入，致使发展中国家人口大量移居发达国家。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尚处“”中，伴随这股世界性移民新潮远涉重洋的主要是港、台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
虽然从宏观上讲，香港、台湾与中国大陆同宗同族（群），又是粤文化和闽南文化的辐射区域，但是从微观上看，它们在社会制度、文化环境、生活方式等方面与中国大陆多有不同，由此带来双方在政治理念、价值取向以及目标诉求等方面的差异。
香港原属广东省新安县（今深圳市），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将其割让给英国。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华文化与宗族国文化——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逐渐形成了它颇为独特的文化景观。在传媒领域，香港实行英式新闻自由，其现行报刊注册法例只管注册手续而不问报刊内容，给报刊以相当大的自主空间。受西方新闻理念和报业传统的影响，香港媒体在传递信息、引导舆论、监督政府、教育民众、提供娱乐等方面十分活跃。当处于“”中的大陆报纸上只有一种新闻——政治新闻的时候，香港媒体上已经有比政治新闻丰富得多的经济新闻、社会新闻、文化新闻、赛马消息以及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娱乐报道。这种集各种时尚元素于一体的传媒文化被改革开放后的大陆学者称之为“商业文化”或“消费文化”（后来它更成为大陆地区“流行文化”的先导）。
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渊源深厚而久远，在其2300万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大陆汉族移民及其后裔。虽然中华文化构成了台湾主体性的文化内涵，使它区别于香港，但由于历史传统以及体制、制度方面的原因，双方在经贸、交通、旅游、文化等领域始终保持着互动关系，在报刊出版、影视制作等方面也是如此。
如前所述，六七十年代美国等放宽移民限制之后，大批的港、台移民来此定居（也有许多港、台留学生改变身份成为专业移民）。比之第一代移民，他们大多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学历层次，有的在当地置办产业，有的进入硅谷发展。为了加强华人之间的沟通，为他们融入当地社会提供信息服务，一批以港台移民为对象的报刊创办起来。香港《星岛日报》在海外印刷、发行，台湾联合报系在美国创办《世界日报》，也始于此时。由于大部分华文报刊缺乏专业化的人才，凭借现有的采编力量满足不了读者对信息多方面的需求，于是他们纷纷采取一个共同的做法：除刊登本地新闻外，大量的信息从航寄来的香港报刊上剪贴、摘编，一时间，港台资讯充斥报间，港台作家与影视歌星轮替登场，从金庸到琼瑶，从刘德华到邓丽君都成为海外华人熟知的名字。华文报纸的版面风格也与港、台一脉相承，都是繁体字、直排、间有方言痕迹。其结果是，这一时期的海外华人社会和华文报刊上弥漫着浓重的港台文化气息。
（三）大陆新移民
六七十年代港台之风盛行的十年，是中国大陆关起门来搞运动的十年。这场运动几乎切断了中国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使得中国人不了解外部世界，包括港台在内的海外华人对中国（大陆）的了解也十分有限。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外派留学生的工作也全面恢复。自那时起，特别是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出国留学、定居人员的数目不断增加，势头至今未减。据介绍，2004年有2200万中国人走出国门，是25年前的100倍4。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中（中国大陆）港台三地的海外移民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以港台移民相对集中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例。在美国，从1991年到2003年，大陆移民人数每年递增3—4万，2002年中国大陆移民人数为61282人，台湾移民9836人，香港移民6090人5。1997年以前，香港是加拿大最大的移民来源地，从1998年起，中国大陆取香港而代之，成为加拿大最大的移民来源地。到2002年，加拿大的大陆新移民已近30万人6。不久前澳大利亚移民局公布的移民抵境统计数字显示，从1993年到2004年的10年间，中国大陆移民人数劲升（从2740人到8784人），台湾移民人数涨幅不大（从785人到881人），香港移民人数呈下降趋势（从3333人到1125人）7。除了美、加、澳之外，在世界其他地区，如南美洲、东欧、非洲等地，也有大陆新移民出现。
与老一代移民和港台移民不同，大陆新移民是和祖国一起成长的，和她一起经历了政治变迁，经历了传统文化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他们虽然来五湖四海，来自不同的方言区域，却以建立在北方方言基础上的普通话作为通用的标准语，以建国后推行的汉字简化字作为通行的文字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代表的已不再是小区域文化，而是大区域文化。随着大陆移民人口的不断增加，随着港台、大陆移民数量的此消彼长，区域性中华文化在海外华人社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通过华文媒体反映出来。
从80年代末期起，就有大陆新移民创办的报纸出现，90年代以后，这类报纸的数量不断跃升。据统计，目前美国华文报纸近百家，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为中国大陆新移民所办；加拿大约有30多家华文报纸，其中的70%为大陆新移民所办；80年代澳洲的华文报刊只有在悉尼出版的两三家，如今已达20多家，绝大部分由大陆新移民所办；日本现有华文报刊30余种，其中80%为中国大陆新移民所办8。与原有的“港台化”华文报纸不同的是，这些报纸大部分为横排、右行文，一些报纸使用简化字，在报纸风格、话语方式等方面更加“大陆化”。此外，这些报纸大量引用“新华社”、“中新社”的电讯稿或国内报纸、网站上的信息，大量报道与中国大陆有关的新闻，而这些新闻在以前的华文报纸上是不曾有过的。
三
综上所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外派留学人员和出国定居人员数量的逐年递增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海外华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过去相对单一的种群构成变为多元化的种群构成。在被称为纽约“第二华埠”的法拉盛，这种情形就非常突出。纽约的“第一华埠”——曼哈顿中国城向以广东人和福建人为主，通用的语言是粤语，东百老汇一带的华埠则是福建人的天下。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裔人口迅速集中的法拉盛地区的华人则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东南亚各地，他们虽然操着不同地区的方言，但通用的语言为“国语”（大陆称之为“普通话”）9。
新老三代华人虽然都来源于中华民族的大族群，但如前所述，他们的具体情况有很大的差异。第一代移民早已加入居住国国籍，成为当地民族——华族公民中的一分子，政治上认同于所在国。他们的后代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日益本地化，与中华民族的深层关系所剩无几。在东南亚各国，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许多国家曾对华人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印度尼西亚等国还对华人采取强行同化政策，由此加速了华人与当地社会的融合。从华人文化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形称为“本土同化文化”。
港台移民中的绝大部分也加入了所在国国籍。作为当地的“少数族裔”，他们同样存在被主体文化同化的问题。但是由于他们所在的西方国家大都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对外来移民干预得比较少，这使他们在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较多地保留了固有的文化传统。从华人文化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这种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兼有中西杂揉色彩的文化称为“变异文化”。
大陆移民移居海外的时间最短，却是这个阵容最庞大的一支。他们来自中华民族的中心区域，与中华文化的主体部分最为接近，对它的认同意识也最强。在居住国落地生根以后，他们也会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但是这个融合过程将是曲折而缓慢的。从华人文化的角度看，这种来自中华民族大区域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存在发展的、带有明显的内陆特征的文化，可称之为“根文化”。
由多元化的种群构成带来的“本土同化文化”、“变异文化”以及“根文化”的同时并存，是200多年来海外华人文化史上从未有过的。这种“质”的变化，必将对以华人社会为基础的华文媒体的生存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迫使媒体经营者调整或改变原有的办报理念和模式，跟上时展的步调。以笔者之见，这种调整与改变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特别的注意：
第一，正视受众群体的变化
长期以来，海外华文传媒的受众群体较为单一：老一代媒体主要面向“本土化”了的老移民，六七十年代的港台媒体主要面向后来的港台移民。由于华人社会人口有限，报纸的辐射面和影响力也就十分有限。中国大陆的移民大军到来后，特别是以新移民为读者对象的报刊出现后，这种局限性就更加突出了。因为新移民报刊大量介绍有关中国大陆的信息，包括它的经济发展状况、市场运行情况、投资环境等等，这些信息不但为大陆新移民所需要，也为老一代移民和港台移民所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原有的报刊仍是一副老面孔，仍然恪守固有的套路，就会失去读者，被市场淘汰。所幸许多报纸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内容和版面的调整也在悄然进行中。例如美国的《联合日报》、法国的《欧洲日报》等创刊时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版面上时有言论，随着形势的变化，它们逐步转向中间立场，并开始刊登有关中国大陆的新闻。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一些有着港台背景的报纸在版面风格上进行了调整，改直排为横排。如澳大利亚华文报纸《澳洲新报》原为香港《新报》的澳洲版，在悉尼独立出报后，90年代初期由直排改为横排。2002年2月9日，总部在香港的《星岛日报》一改创刊以来始终不变的风格，改直排为横排。3天后，《世界日报》也全面改为横排10。有着台湾背景的《世界日报》改为横排后，被一些人指责为“向左转”，这显然是冷战思维在作祟。笔者认为，《世界日报》等报纸版面的调整，是办报者顺应市场规律的自觉行为，而不是政治博弈的结果；至于报纸将来主要使用繁体字还是主要使用简化字，也只能由市场选择，我们应当以平常心看待这些问题，没有必要大力提倡，也没有必要横加指责。
总之应当看到，以接受可以统称为“国语”的标准语为共同特征的庞大的海外华人群体的形成，是华文媒体生存和发展的新的土壤。
第二，淡化华人之间的分野与矛盾
华人同宗同源，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神州五号”升空华人同庆，“李文和间谍案”华人同愤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由于台移民所来地区不同，移民海外的时间不同，与中国关系或乡土观念的程度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不同，加之大陆与港澳有一国两制问题，大陆与台湾有两岸关系问题，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歧见在所难免。比如2004年发生在加拿大的“陈太风波”就是由时任多伦多警察总长顾问议会成员的陈林媛碧（60年代自香港移民加拿大）在接受中文媒体采访时，对大陆新移民颇有微词而引发的。新移民认为陈林媛碧“担心大量大陆新移民定居多伦多，会造成种族关系紧张”的言论，损害了大陆新移民在主流社会的正面形象，要求她向大陆新移民道歉。又如海外极小部分分子为了“去中国化”而发起运动，要求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统计除华人之外，增设“台湾人”一项，也闹出了一场。尽管的矛盾与分歧客观存在，但是如果将其在华文媒体上过度强调或过分渲染，不但不利于海外华人自身身份的认同，也不利于所在国对华人族裔的认同。拿来说，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祖国统一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不能妥协。但是绝大多数的海外台胞是反独促统的，即便有少数分子兴风作浪，也无碍大局。因此，没有必要把本土矛盾带到海外，以“独”或“统”为两岸移民划线。事实上，对于许多国家的主流社会而言，不论来自何方的华人，Chinese是他们的统称。在加拿大统计局的人口统计报告或是美加移民的研究中，台移民都归于华人，没有区分。因此，为了共树华人社会形象，共谋华人政治利益和地位，华文媒体应当尽可能少地强调“内部矛盾”，更多地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将“共性”的一面突出出来。
第三，不以“中华民族”一概而论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清末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海外华侨与祖国辅车相依、休戚与共。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进程，都会对华侨产生巨大的影响，都会引起他们强烈的回应。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华侨追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不但踊跃捐款捐物支持民主革命，而且积极投身于国内的武装斗争；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表现出崇高的爱国情操，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全力支持抗战。从中足以看出海外华侨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二战结束以后，东南亚各国以及中、南美洲的一些国家开始推行民族化政策，迫使华侨在祖居国与所在国之间作出选择。其结果是绝大多数华侨选择了所在国国籍，成为外籍公民。外籍公民与华侨身份已有本质的不同。后者无论在血统上、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属于中华民族的范畴，是中华民族在海外的延伸；而前者只在血缘上、文化上与中华民族有关系，在政治上、法律上则属于其他民族。华侨落地生根以后，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希望所在国政府和人民视他们为一家人，而不希望“称某国籍华人”11。考虑到华裔群体在一些国家发展的政治敏感性，这种主张应当得到尊重。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政治敏感性”依然存在。例如数年前，当北京击败多伦多取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后，一批华人欣喜万分走上街头庆祝，经媒体报道，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不但有主流社会对华人归属感的指责，也有华人社区内的不满，有人甚至在中文网络上攻击某些华文媒体的主办者为“中共特务”。“9.11”恐怖袭击以后，美加对移民的国家忠诚度更为重视，种族背景问题更显敏感。对此华文媒体的主办者应有足够的警觉。
第四，对华人经济的宣传应当适度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在持续发展、稳步上升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在世界经济各项指标中的排名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中国人外出学习、工作、旅游的人数越来越多，中国商品行销世界各地。加之以中国为祖籍国向外扩散的还有3000多万华侨华人，他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不断提升。这些不但使世界华人倍感自豪与欣慰，也引起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在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热切关注的同时，一些国家也生发出对中国的歧见与敌意，一时间“中国”甚嚣尘上，“华侨是中国的第五纵队”的说法也颇有市场。中国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这样的论调对她的发展显然不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华人学者和华文媒体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当美国、日本的政界、学术界和新闻媒体积极地鼓吹和渲染“大中华经济圈”时，当美国学者暗示最终可能出现一个“华人共和联邦”时，他们受“民族自豪感”的驱使，也飘飘然附和起来，而没有意识到这种说辞的主要用意，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国和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扩张的视线，将矛头对准中国和“经济势力有所抬头”的华侨与华人。除此之外，一些学者和媒体还热衷于为华人的财富作估算和预测，夸大华人（华商）经济网络的作用，不经意间暗合了美日等国推销其后冷战思维的需要。应当承认的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华人经济的确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华商企业的成就也非常突出。然而华人经济不是独立存在的，它首先是所在国民族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经济或全球化经济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与华人经济共谋发展，主要依靠全球通用的市场经济规律，入世后则要按照国际规章制度办事，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他们前来投资或采取其他的合作方式，而不是靠打“血缘关系”的底牌。鉴于此，华文媒体的相关言论与报道，应当更多地考虑到中国以及各国华人社会发展的大局，把握好分寸与尺度，避免授人以柄，造成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
总而言之，以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为起点，海外华人社会正在变得丰富起来；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媒体创办者的出现，也使海外华文传媒摆脱了相对单一的模式而逐渐趋于多元化。多元化固然是一个进步，但同时也会带来相互间在文化归属、价值取向以及终极目标诉求等方面的矛盾与冲突。面对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华文媒体应当采取更加理性的态度和更加策略的方式，增信释疑，消除彼此间的矛盾与冲突，消除外界对华人的误解与偏见，为华人社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注释：
1尚玉昌、蔡晓明编著《普通生态学》，第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2程曼丽著《海外华文传媒研究》，第95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
3周南京著《华侨华人问题概论》，第58页，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
4见2005年1月26日《环球时报》。
52003年9月3日《福建侨报》转载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
62002年11月15日[和中网]：“最新统计：全加大陆移民约30万”。
72004年11月22日《华声报》。
8《世界华文传媒年鉴》（创刊卷），第63页，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社出版，2003年。
9中新网2002年10月23日。
关键词：入世、英语媒体困境、战略思考
引言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表面上只是一个经济和贸易概念，但是事实证明入世所带来的影响往往超越经济范畴本身。正因如此，我国入世后对我国各行各业可能产生影响已成为世人所关注的焦点。
有关入世对我国新闻传播业所产生影响已有不少论述，但这些论述多从宏观角度展开，较少涉具体媒体行业。本篇论文将重点探讨我国英语媒体的现状、我国入世后英语媒体面临的各种困境、以及他们应对这些困境的战略思考。
一、我国英语媒体的现状
相对于我国中文媒体而言，我国英语媒体仍属于“少数媒体”：到目前为止，我国只有一个英语电视频道、一个英语电台、九家英文日报和周报、十家英语杂志和九大英文网站。应该说，对于一个以汉语为官方语言的的国家，我国的英语媒体能发展到目前的规模已属不易。
在过去20年中，我国英语媒体发展的最大一个趋势是从“单一媒体为重”的格局逐步转向“多种媒体并重”的格局：40年代只有英语广播书刊，到80年代创办英语报纸和英语电视频道，90年代互联网与各大传统媒体已形成一种多种媒体并重的局面。
总体来说，我国英语媒体目前仍以中央级单位为主，多集中在首都北京。他们一般都得到政府或大媒体的资助，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目前，能够做到自负盈亏的大概只有全国性的英语日报《中国日报》。
我国英语媒体在树立和维护我国良好国家形象，增进世界对中国了解方面作出了其应有的贡献。[1]但从整体上讲，我国英语媒体的发展仍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的需求，我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声音还较弱，中国的形象还主要由西方媒体主导，“西强我弱“的局面还十分明显。[2]
就传播效果而言，我国英语媒体目前至少还存在以下四方面的问题：（1）受众定位趋同：一般都确定为：境内外受众（外国人和华侨）和国内受众（主要以外语学习为主）。各大媒体未能形成非常明确的受众群。（2）受众构成失衡：主要以华人受众为主，真正西方国家的受众则较少。尽管中国受众的重要性无容置疑，但是这偏离了创办英语报纸的宗旨，即主要针对外国人。（3）信息需求不足：在众多的中国受众中又以学习英语为目的学生受众为主，而以信息需求为目的的受众比例则较底。这使得我国英语媒体在某种程度上讲道只是一种英语学习工具，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息载体，直接影响我国英语媒体能否成为国际性或区域性的舆论中心。（4）我国英语媒体可信度仍较底：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我国英语媒体所拥有为数不多的西方受众中，媒体自身可信度还较底，减弱了我国英语媒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3]
二、入世后我国英语媒体所面临的困境
我国英语媒体的首要目标是在国际上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在国际舆论中塑造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这一定位在我国入世之后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每个国家总希望在国际上享有一个良好的形象。但是同时应该承认，入世后我国英语媒体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主动权也将受到更大的挑战，因为入世后海外媒体对我国的报道会更广更深，他们在我国的各种形式的渗透（包括资本）会进一步扩展。
不过，本文认为光是这些外部的挑战还不足畏惧，最大的挑战在于当我们面对这些外部的挑战之时，有时还没有真正意已识到这些挑战，或者出于各种原因还不愿实事求是去面对并克服我们现存的问题。所以入世后我国英语媒体所面临的如其说是挑战还不如说是困境。本文认为这些困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困境之一：市场还是政策？
我国英语媒体目前基本上由政府或大媒体投资。如果政府或大媒体继续对英语媒体进行投资，那么我国英语媒体即使传播效果不十分理想但至少不会有生存危机。但是我国入世后，我国英语媒体肯定会日益受到市场化的影响。换言之，政府或大媒体对英语媒体的投资将来只会逐步减少甚至完全终止。英语媒体在继续担负维护国家利益和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政策性任务同时，必须学会在全球市场强手如林的竞争中求得自己一席之地。
在竞争中求生存就是市场意识，而维护国家利益和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政策性任务在西方人眼里就是宣传。从某种角度讲，这两者是不可调和的。
由于我国英语媒体在走向市场的同时还必须接受国家政策性的导向，于是市场导向和政策导向之间孰重孰轻便成了我国英语媒体的一大困境。
这一困境不但会影响我国英语媒体的发展，而且与英语媒体的可信度问题直接有关。而可信度的高低则直接影响我国英语媒体的传播效果好坏。一般来说，由政府投资的媒体较难获得西方受众的信任，其可信度较底，传播效果也往往不太理想。我国英语媒体当然也不例外。[4]
困境之二：外语对母语
入世后，大量海外媒体必将以各种形式进入我国。这当中包括外国中文媒体和英语媒体。
海外英语媒体对我国用英语作为信息发送语言的英语媒体具有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因为我国英语媒体是在用我们的外语跟英语作为母语的海外媒体进行竞争，争夺国际受众。这方面我国英语媒体的劣势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我们的记者必须花较长的时间学习英语，打好英语语言基础；而后我们的记者必须熟悉英语新闻报道的基本知识；最后，即使我们熟练掌握了英语和英语新闻报道的技巧，我国英语媒体的记者编辑们每天生活在一个汉语环境中，英语只是在写作时使用的一种语言，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的工作语言。虽然我国英语媒体聘请大量外国专家作为改稿人，但用母语写作和在外语写作基础上的语言润饰毕竟是两回事。
大概正因为如此，我国英语媒体才逐步形成了我们特有的“中国式英语”，或者说是带有中国味的英语新闻报道。虽然这种“中国式英语”有特殊的作用，但在多数情况下，我国英语媒体这种“中国式英语”的形似并不意味着我国英语媒体被西方受众真正接受。
此外，我国英语媒体还受到国内文化环境和汉语媒体的影响。为了搞好英语新闻报道，我国英语新闻记者对国外受众的文化背景、习惯、风俗、历史等方面应有个动态了解，但是这在国内文化环境是很难获得的。尽管我国英语媒体也经常派遣编辑和记者赴英语国家参观、学习和工作，但这还是不同于在母语环境中的生活工作经历。此外，我国英语媒体的报道还会经常受到来自中文媒体的影响。虽然在习惯上我们把对外传播和对内传播进行分开，内外有别，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国的英语媒体还会受到我国国内中文媒体的一些做法的影响，从而使我国对外报道缺乏针对性和全面性。例如，我国的一些大型中文媒体一般都具有较强政治性，传播内容一般较严肃，主要以正面为主，娱乐化程度较底。这些趋势也会影响我国的英语媒体。
困境之三：外国人还是中国人？
这一困境可以从两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我国英语媒体的受众到底是外国人为主还是中国人为主呢？我国入世后，世界关注中国的程度会增加，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理论上讲，我国英语媒体应该是境内外的外国受众，这样才能实现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目标。但是，笔者通过对英语媒体领导的访谈和两次实地调查，发现我国英语媒体目前的受众中却主要以中国受众为主，而且中国受众中又以英语学习者居多。换言之，我国的英语媒体受众中主要是以英语学习为目的的受众，而不是以获取信息为目的的受众。这种受众结构会直接影响我国英语媒体的在国际舆论中影响力，因为以学习英语为目的的中国受众毕竟不是我国英语媒体预定的目标受众。但是，学习英语的中国受众又很重要，从某种角度讲，是他们在支撑着我国英语媒体的日常运作，尤其对以英语学习为主的英语媒体更是如此。[5]
此外，外国人还是中国人这一困境也适用于我国英语媒体的新闻人才选用上。上文已经提及，我国英语媒体合格人才不但需要有较高的英语水平还应该熟谙英语新闻写作技巧和英语国家的风俗和习惯。具有这样素质的人才一般都具有较高价值趋向。但是我国多数英语媒体由于基本还依靠政府或大媒体资助，目前可能还不能完全满足这些人才的价值趋向。于是，我国英语媒体的人才的流失现象就非常严重，有时每年进出的一个英语媒体单位的人数可达20多人次，英语媒体俨然成了英语新闻人才的培训基地[6]。这一趋势在报纸和广播单位表现更为突出一点。
由于英语新闻人才的快速流动使得我国英语媒体编辑记者中出现普遍低龄化趋势。据调查，我国英语媒体编辑记者的年龄一般都在25岁到30岁之间。象《上海日报》社全体采编人员的的平均年龄为26.7岁，[7]《中国日报》也只有30多岁。[8]
从长远讲，这种低龄化趋势不利于我国英语媒体提高自身的专业化程度，增加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
三、我国英语媒体的战略思考
历史发展规律表明：我国英语媒体的发展总是在我国最需要在国际上塑造良好形象时才出现。尽管入世对我国英语媒体的发展是一次巨大挑战，但同时也是一次发展机遇。我国英语媒体能否抓住这次机遇关键要看能否确立有效的对外传播战略。
目前，这战略已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因为现在国际舆论反华的声音还较强，而一个有效的、正确的对外传播战略可以影响西方公众意见和外交政策，有效传递我国要传递的信息，在国际传播重求得公论，打破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为我国寻求最大得国家利益。[9]
就目前而言，我国英语媒体战略应该具有以下一些特点：（1）符合我国目前国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环境；（2）能使四大媒体发展各自特色，并成为我国对外传播的有机组成部分；（3）能促进我国英语媒体不断进行新闻理论和实践创新，包括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新闻传播理论；（4）作为我国文化战略的主要部分，与我国的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和军事战略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5）以增强在国际舆论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为核心内容。
这样的战略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本文建议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这些方面：
（1）注重英语媒体自身形象设计、提高我国英语媒体的可信度
我国英语媒体要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必须注重自身形象设计，这样才能有效提高我国英语媒体的可信度，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因此，英语媒体自身形象设计应该成为我国国际传播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谈到改变我国英语媒体自身形象，有人马上会认为目前情况下较难做到，因为我国英语媒体是政府的喉舌，是为政府说话的；而西方国家受众往往会质疑政府创办的媒体的可信度。
但是，我国英语媒体是不是就真的没有可能改变自身的形象、提高媒体的可信度呢？应该说，只要我们调整我国的对外传播策略，我国英语媒体的自身形象是可以改变的。这点我们可以从美国之音（VOA）和英国广播公司（BBC）70年代后期对其对外传播战略的调整中得到一些启示。
众所周知，VOA和BBC是美国和英国政府创办的对外广播电台，归政府所有，为政府说话。在初创时期，尤其是在“冷战”时期，这两家电台为了强化其对外宣传的目的，在其广播节目中要么以救世主的口吻进行空洞说教，要么讥讽，甚至漫骂，公开“妖魔化”共产主义，进行裸的宣传，结果引起世界上很多听众的反感。[10]但是，进入50年代以来，特别是70年代后期，美英这两家电台开始逐步调整其对外传播策略，表面上给人以客观、公正的影响，实际上在节目内容的选择和编排上都融入了本国的宣传思想。
这种对外宣传的策略调整首先是强调“事实”的客观性，只报道事实，不作评论；其次是注意搞“平衡”，对正反两面都进行报道，以示其公正性。在“客观”和“公正”的光环中，VOA和BBC（尤其是BBC），在不知不觉中赢得了越来越多听众的信任，影响力也随之增加。这样，即使他们偶尔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事实上已发生过），听众也不会对他们产生怀疑。VOA和BBC的可信度提高了，在听众中的影响力也大了，但是这丝毫没有改变他们的性质。可是，由于传播策略的改变，他们的自身形象和可信度却得到了改变。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入世后如能确立一个有效的对外传播发展战略，我国英语媒体改变自身形象，提高可信度，最后取得较好传播效果是有可能的。
此外，我国英语媒体也有改变自身形象的客观必要性，因为大多数外国受众对我国的英文媒体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这一方面说明他们对我国的英语媒体心存疑虑，同时也说明：只要能认真分析他们的信息接受心理并制订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国的英语媒体有可能争取到大多数外国受众，也有可能扩大我们的影响力。
当然要能真正做到这一点，本文认为须有三个必要条件：（1）有关政府部门要有决心推动这项改革；（2）政府部门要逐步转变职能分离英语媒体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尽量通过法律形式而不是行政手段实施对英语媒体的有效监管；（3）政府部门要制订有效条例，把英语媒体的经营管理权还给媒体老总和管理层，让他们真正按照对外传播规律去开展传播活动，简言之，树立以外国受众为中心，而不是盲目以我为中心。
（2）正确自我定位
我国英语媒体能进行正确自我定位也是我国对外传播战略的重要部分。那么目前，我国英语媒体有没有能力成为世界性的媒体呢？客观地讲，我国的英语媒体还不具备成为世界性的媒体的实力和条件（包括资本规模和管理模式等）。但是，本文认为我国英语媒体应该可以成为一个报道中国和与中国有关问题的地区性权威。就现阶段而言，这样的目标比较符合我国现行发展水平。
这种自我定位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使我们能明确以下重大方略：（1）我国的对外传播针对的受众到底是谁？（2）我们应该在哪些问题上与西方国际性的媒体展开竞争？（3）我们应该建立怎么样的媒体运行模式来应对这些竞争？
我国的对外传播针对的受众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好象已不是问题的问题。我国的对外传播的受众当然是：境外受众（外国人和华侨）、境内外国受众（以工作、学习和旅游为目的）和国内受众（主要以外语学习为主）。[11]这样的定位总体上讲是对的，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受众定位重点不突出：基本上所有人都是我国对外传播的对象、受众，因此反之也然，即谁都可能成不了我国的受众。正因为这样，重新讨论受众这个问题还是很有必要。
本文认为现在我国的国际受众可以概括为一种“精英效果理论”，即以国外精英受众为主，兼带一般受众，但应以突出“精英效果”为主。前者主要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受众；后者主要针对非西方国家的受众的。
确立这样的精英效果理论，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1）我国目前的各方面条件（包括财力力、物力、管理模式和报道手段等）还有限，不应该全面出击，应该选择重点，集中突破，以在现有条件基础上取得最大的传播效果；（2）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一般受众已经受到西方媒体的长期熏陶，对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已形成思维定势，我国英语媒体就是尽最大努力要在短期内改变这种思维定势难度较大，收效不会太大；（3）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中，公众舆论和民众意愿，尤其是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常常受到精英阶层、政治家和媒体潜移默化的操纵。他们的政体是民主的，但是他们的决策过程是非民主的，而一般由精英人物决定，[12]换言之，只要我们能够影响西方国家的精英人物，也就能够左右西方国家受众；（4）非西方国家，由于他们对我国没有较大偏见也不存在与我国的竞争关系，更多的是友好交流。因此，其受众范围仍应以一般受众为主。
目前这些“精英受众”可以包括在华外国记者、在华商人、来访政府官员、中国问题专家和来华学习和旅游的外国人。尤其是在华外国记者，他们在本国就是“中国信息源”。如何为他们提供一个宽松的采访和报道环境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非媒体性质的问题。
在确定精英受众为主要对象之后，应该考虑我们要与西方国际性的媒体在哪些问题展开竞争？换言之，要明确我们在哪些方面必须占优势，在哪些方面一般附和即可，只有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如果我国英语媒体定位为一个报道中国和与中国有关问题的地区性权威，我国英语媒体首先应该利用天时地利报道好、报道透、报道足发生能引起外国受众兴趣中国新闻事件。尤其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时，如我国入世、我国申奥成功等，一定要按照西方的报道模式在时效性、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等方面赶超西方媒体，以树立我们这方面的权威性。只有在中国问题上的新闻报道树立了权威性，才可能在其他问题逐步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3）建立高效的英语媒体管理体系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我们必须在这个大的对外传播战略之下建立一个高效的英语媒体管理制度，这样我们才能在国际传播中逐步扭转被动局面。
当然，要建立这样一个高效的管理体系，其核心问题是高级英语新闻人才的培养和管理。人才问题解决了，其他体制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这是因为只有高素质、高觉悟的英语新闻人才也能推动解决我国对外传播管理体制其他方面问题，如：如何使我国对外传播的发展更加符合新闻规律；如何较好处理有效把关和有效传播的关系、政府和媒体的关系、长期效果和短期效果的关系等。
上文已提及，现在我国英语新闻人才的问题突出表现在：英语媒体采编人员队伍不稳定，普遍年龄较轻，我国英语媒体已变成了“人才输出中心”。从此可以看出如何吸引高素质的采编人才从事我国对外传播活动已不但是媒体的人事工作，还是决定我国对外传播事业能否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否更上一个层次的重要因素。当然，人才流动是正常的。但关键是我们的人才流出去的多，流进的却较少。流进的人才主要是指外聘专家根据我国的外事规定，我国英语媒体可以聘请外籍专家，但只能把这些专家当成英语改稿人。他们可以修改由中国记者采写的英语稿子，而不能直接参与采访和报道，更不能加入我们英语媒体管理层，参与决策过程。这样的规定当然有其合理性，既可以利用外籍专家的语言优势，又可以防止在政治上的正确性。
但是，如果我们的英语媒体要能够打入国家舆论界，进入西方主流媒体，或与西方主流媒体进行竞争并能打造我国自己国家形象的话，那么我们上述的人才管理体制（当然也指媒体运作和管理体制）是落后的，还不够开放，至少在人才管理体制上已经注定我们的英语媒体是无法和西方媒体进行竞争的。
这里我们不妨考察一下CNN是如何管理其采编人员的。我们知道，以美国文化背景的CNN成立于1981年，靠着海湾战争的独家新闻而名声鹤起。通过20多年的发展，CNN实际上已成为世界性的电视新闻中心。为了保证其能及时播报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新闻，CNN设立的人才管理制度在理论上可以使得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它的的记者和编辑。它不但在美国本土聘用人才时注意各种人才的平衡，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招聘各个国家的人员成为它的的记者和编辑，并以此来标榜CNN在用人方面的公正性。用人公正了，其新闻报道当然也公正了（至少是表面上），因此就有成为世界性的电视新闻中心的可能。但是这丝毫不影响CNN在面临重大事件时及时成为一个代表美国国家利益的电视新闻中心。这次911事件便是一例，许多人感到CNN一直在维护美国的利益，缺少了一点世界性。
因此，本文认为我国英语媒体如果要有所突破，首先必须在人才管理制度上有所突破。上述提到我们的记者和编辑向外流的现象，那么我们可以采取“引进来”的办法，作为对策。我们不光聘请外籍人员当我们英语媒体的英语改稿人，也可以聘请他们进入管理层，甚至当高层管理人员。当然，我们必须尊重“外事无小事”的传统。但是只要我们事先制订严格的、有效的人才管理制度，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怕老外进入我们英语媒体管理层后会做不符合我国现行政策和法规的事情，因为严格的、有效的人才管理制度将会促使他们愿当一名守法雇员，并用他们的知识和专长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所以，聘请老外进入我们英语媒体管理层本身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要能制订严格的、有效的和完整的人才管理制度。而当我们确立了严格的、有效的和完整的人才管理制度，那么我们的英语媒体的有效管理制度也就自然会建立起来。在这样的管理制度下，我国英语媒体的运作体制也会自然发生变化。
到那时，我们的政府部门可能没有时间来争论产业化是否会削弱英语播媒体的喉舌功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底线，我们知道我们正在缔造世界性的英语媒体，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和西方国际性媒体展开竞争了，我们知道我们的英语媒体可以塑造一个相对真实的国家形象。
注释：
[1]张振华，个人采访，上海，2000年4月14日
[2]瞿树耀，1994年12月5日，试论对外宣传的确历史经验和在新时期的作用，新闻理论研究（新闻业务专辑，新华社新闻研究，12页。
[3][4][5][6]郭可，中国大陆英语媒体的发展趋势和传播效果，北广会议，2002年4月，未。
[7]张慈云，个人采访，上海，2000年4月5日。
[8]朱英璜，个人采访，北京，2000年7月26日。
[9]吴征，2000年2期，国际观察，传播战略在我国大国战略中得地位，49-53页。
[10]夏吉宣，1999年11月，国际广播，浅谈国际广播在信息社会的地位，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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