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场/构成/特征/作用方式
作为现代物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场”是由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最早提出，并成为后来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基础。1865年，麦克斯韦首创电磁场理论，他发现运动电荷能产生磁场，磁场的变化也能产生电场，因而将电场和磁场组合成电磁场。在麦克斯韦看来，“电磁场应当看成一个基本的物理实在，是所有那些数不清的应力和张力的总和”[1]。20世纪初，爱因斯坦将“场”的概念引入牛顿的引力理论，创立了广义相对论及有关引力相互作用的引力场理论，并由电磁场理论而产生了统一场理论构设。差不多同一时期，哥本哈根学派的玻尔等著名物理学家创立了量子力学。20世纪40年代，在弗里曼·戴森，理查德·费曼等的推动下，量子力学介入场论，使场论量子化，形成量子场论。
在高校教职工周围也存在一个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非实物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场”，其思想行为或多或少地受这个“场”的影响，同时也反作用于这个“场”。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者在了解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场的构成、特征及作用方式的基础上，不断地对“场”的活性元素加以强化，使身处其中的教职工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来自于“场”的各种教育元素的“辐射”影响，主动调整自己的思想认识和看法，这样既可以改变以往思想政治教育“生、冷、硬”的尴尬境地，也可以弥合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的说教痕迹。
一、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核心场的构成及其特征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场”，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内部需要与外部环境之间，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与思想政治工作者及所在组织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应力和张力的总和。这种相互作用及其连续性如果处于良性的、健康的状态，就会汇成一种无形的穿透力和征服力，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产生难以抗拒、潜移默化的影响，促使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场”貌似无形，却是一个连续、复杂的整体。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和征服力，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场是一个复合的系统，主要由“心理情感场”、“文化信息场”、“环境——制度场”等子场组成。
1.心理——情感场
在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如果教育内容或者说被关注的客体与教职工的主观精神世界有着某个契合点，客体或教育内容就会表现出一种“召唤性的吸引力”，并与主体的投射力交互作用形成一个全新的“心理场”。在“心理场”的形成过程中，这种“召唤性的吸引力”又会在教职工心中激感能量，造成情感触动或情感性心理张力，驱使着新产生的“心理场”不断地运动，而运动的方向是由主体情感的指向性所决定的。如果依据格式塔心理学的理论，“心理——情感场”就好比是一个中转站，外在世界的信息刺激输入，主体情感的输出反应，都要通过这个中介。“心理——情感场”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1）多层面。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高校教职工是最通情达理的，也是最有个性主张的。他们的需求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既有表面层次的，也有内在层次的。不同类群的教职工从总体上也呈现出不同的需求，专业教师的认知起点、文化层次、利益诉求和价值目标就不同于后勤系统的职工，管理人员和学术人员之间也天然地存在着差异。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有效地激活“心理——情感场”，既要用管理的手段解决表面层次的需求，又要根据不同的对象用高度契合的精神方式解决内在层次的精神需求，既要设置工具性的最低目标，又要设置终极性的理想目标。
（2）易敏感。高校教职工的主体普遍接受过良好系统的教育，从事独立的精神性、创造性劳动，大多有良好的工作业绩和较强的创新能力，他们十分自尊又格外自强，特别注重个体在组织或专业圈子的地位与影响，也注重自律内省和自身形象的维护。因此，他们对“人师之师”的素质和能力非常挑剔，对以个体形式出现的直接介入式的“施教”要求苛刻。这种自尊自强心理同时还使高校教职工的主体性凸现更为明显，在自己与他人之间，他们更信任与关注自己，更习惯于自身的精神世界遨游。在同事关系处理上，较少受物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2]“心理—情感场”敏感挑剔的特性，要求思想教育工作者更多的时候采用隐性教育的方式，尽量把自身的思想观点转化为组织权力、组织意志和舆论氛围，尽力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教职工的需求意向相吻合。
（3）持续性。当形成“心理——情感场”的所有事物和对象由于种种原因而消失的时候，“心理——情感场”本身并不会马上消失，仍然会对原本处于场中的事物产生一段时间的持续作用，类似于运动物体的惯性。一般而言，要形成新的“心理——情感场”，依赖两个方面：一是新的外部信息或环境刺激，二是主体的投入包括主体的修养、情境、介入或接受的主动性等。其中，主体的心理定势对主体的投入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我国2000年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中，高校之间打破了原有的条块分割，合并组建了一批新的高校。但合并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原有的“心理——情感场”并没马上消失，继续对教职工的言行产生影响，导致“磨合期”延长，这也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无法规避的现实。
（4）联动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人与人或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心理、情感状态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激荡，从而产生心理、情感的连锁反应。高校教师之间，思想、情感上具有较多的共性，很容易产生心理波及。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利用这种积极的心理波动，创造条件，合理引导，使教职工在互激状态下身心受到巨大的震动，最大限度地提升教职工的积极性，培养积极的情感。
2.信息——文化场
文化和信息从静态角度来说，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显性“产品”，包括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产品”，但从动态角度来认识，则是一种“力”，即“文化力”和“信息流”。这两种“力”相互交织，综合形成一种既有纵向历史延续又有横向现实联系，既有整体性、综合性又有引导性、渗透性的“信息——文化场”，就高校教职工而言，“信息——文化场”有以下三个特征：
（1）传递性。文化是人的心灵所依附的精神家园，是思想政治工作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源泉，信息是人的一种精神需求，信息的选择影响着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准则。在以互联网为特征的信息时代和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里，信息的传递更新速度以及文化的交融、思潮的交锋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也使传递性成为“信息——文化场”的首要特征。在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注意信息传递过程中的“蝴蝶效应”：一个坏的微小的内控机制或矛盾，如果不加以及时地引导调节，可能引发更大的矛盾，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影响学校的声誉；一个好的典型，如果加以及时的宣传，也会产生正向的轰动效应，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纵深发展。也就是说，初始输出条件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地放大，会对其未来输出状态造成极其巨大的差别。信息技术的发展缩短了信息传递和文化交流的时间，但高校组织的松散性特征却拉长了传递的链条，为“蝴蝶效应”的形成创造
了条件。
（2）叠加性。“虚拟世界”的介入，使“信息——文化场”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往往相互重叠，共同作用于人的思想道德的形成。“虚拟世界”的基本特征是话语权的无国界、无时空、无限制，虚拟世界中拥有话语权的教职工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一定能如愿以偿地保留这份话语权，相反，虚拟世界中不一定拥有话语权的教工尤其是管理者，在现实生活中却拥有这份话语权。在虚拟世界里，教职工往往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和思想。“信息——文化场”的叠加性特征要求我们在既要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合力”，又要尊重信息源和文化的多元化，把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视为一个民主诱导、信息辐射、双向互动的吸引教育对象的过程，反对把教育对象当成被动的客体而单纯地“灌输”，真正实现主导和主体的密切结合。在具体操作中，既要精心设定主导的信息源，建设好主流文化，坚守主阵地，打好主动战，又要注重艺术，尊重教育对象关于信息和文化的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吸收的规律，创造一些有利的客观条件培养教职员工接受动机，启发教职工产生自觉的接受需要，并善于抓住接受动机转移的时机，采集、加工、传播有吸引力的信息，努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渗透力和感召力，在潜移默化中提高教育对象的思想政治水平。
（3）不对称性。高校功能的拓展使高校组织与所在社会的界限开始变得很不明确，不仅组织成员多样，结构更加复杂，而且组织活动也变得异彩纷呈。20世纪60年代，克拉克·克尔提出了“多元化巨型大学”的概念，并且把大学形容为“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3]在这个“城市”里，由于不同系统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对独立，垂直分化程度较低，权力关系模糊，教职员工的工作模式和价值观存在较大的差异，加之知识操作的过程和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大学组织不仅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特点，而且专业教师、教辅人员、管理人员与后勤保障系统人员之间对校园文化的认同难以均衡。在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中，面对成员间或成员与组织之间出现的矛盾与隔阂，既不能听之任之，也不没必要看得过于严重。要认识到这些矛盾大多是认识的差异、信息的不对称或历史的原因所造成的。作为思想教育工作者，要以最大努力使所在单位的各项工作处于信息公开状态，对教职工所取得的成绩要及时作出相应的客观的宣传或表扬，从而引起成员对所在单位领导与思想教育工作者的信赖，得到教职工对学校各项工作的监督、理解和支持。
3.环境——制度场
人是教育和环境的产物，环境因素是促成人思想行为发生变化的重要条件。人必须接受为自己准备好的环境，并受其影响和制约。制度是一种规范，是各种办事规程和行为规则的集合，为人们的社会行为提供秩序框架。任何一项社会制度都是某种价值观念的体现，反过来，任何一种价值理念必然体现在相应的制度上。
20世纪50年代中期，同志就曾指出，“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中的，同样是那些人，施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敲锣打鼓，积极性也提不起来，施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了。”他又说：“思想问题常常是在一定情况和制度下产生的，制度搞对头了，思想问题也容易解决。”[4]“环境——制度场”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弥漫性。环境的影响是立体的、弥漫式的，其中既有与社会价值取向和社会道德规范相一致的正向的影响因子，也有与社会价值取向和社会道德规范相悖的负向的影响因子，这种“吸引力”或“拉力”从本质上来说就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场力。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不是某一个因素就能决定的，有赖于很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同时，某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作用时间越长，教育效果也会累加，形成平时我们所说的“泡菜效应”。
（2）暗示性。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制度场”中，教职工首先受工作生活环境及未来发展预期的影响，其次受积淀在民众心理深处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新闻媒体传播的熏陶和影响，再次受制度和周围人们特别是同类人群的行为环境的影响。不仅同类人群的行为环境和规章制度会给教职工思想带来较强的暗示性，而且学校整体形象也会给教职工思想带来较强的暗示性。一般而言，教职工都希望自己所在的高校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良好的美誉度，这样会产生自豪感、安全感、认同感和满足感，思想政治教育就会顺利进行。反之，就会产生失落感、自卑感，导致人心涣散，校园凝聚力不强，思想政治教育很难开展。这种暗示性特征的影响因子包括领导班子形象、领导者领导方式、奖惩制度和方式，校风校训与大学精神、学校或所在学科的地位与影响等。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这种暗示性特征提醒我们要注意保持制度的公正性、严肃性和连续性。制度的公正性比合理性更重要，即某个制度尽管不尽合理，但只要对每位教职工一视同仁，往往不会产生大的矛盾。“不患寡而患不公”是高校教职工的一种普遍心态，如果外部环境客观公正，即便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或败下阵来，他们通常会心悦诚服，制度的严肃性是制度环境优化的保障。特别是管理制度，执行过程中不严肃就意味着制度成了一纸空文，产生不了约束力，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良好的管理就是教育的前提，管理本身也是最好的教育载体。一所高校如果管理混乱，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无从开展；制度的连续性是制度环境优化的基础。制度本身就意味着一种预期，制度的完善是在保持连续性基础上的一种完善。所谓“治大国如同烹小鲜”，今年实行一种制度，明年又是另一种制度，只会导致广大教职工无所适从。通过制度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在一些方面可以“目中无人”，没必要时时处处围着教职工个体的情感“兜圈子”，可以用群体的“粗”来解决个体的“细”，确保“公共牧场的规范与利益[5]。
（3）可塑性。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在学校环境中进行的，生活在环境优雅、设备完善、人文底蕴深厚、校风教风积极向上的校园环境，有利于净化教职工的心灵，陶冶他们的情操，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朝着预期的目标发展。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完全可以根据教职工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需求状况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切实加大校园环境建设力度，充分发挥舆论环境的导向、监督和约束功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合力。可以说，社会大环境我们只能客观面对，尽可能地排除其自发的、消极的影响，但校园小环境则完全可以遵循一定的规律、依据一定的原则、采取合理有效的途径进行优化或挖掘，充分发挥其“染缸”的功能。
二、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场的作用方式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场是一个整体动力系统，从作用方式看，表现为以下三个特点：
1.空间上的全方位
在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场里，各子场的相互作用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原动力，各个核心子场都可能决定一个宏观的结构及相对应的微观状态，整体的场效应就来自各子场耦合后所体现的综合效应，各子场及其构成要素都是平等的参与和协作。由此而产生的组织形式不是集中控制的多层指令系统，而是分散控制的多层参与系统。同时，各子场所产生的合力不是单个分力的线性相加，而是各个分力的矢量和。也就是说，这种力是通过立体的方式向包围着的对象发射能量，若各种力作用方向相同，合力才大。
2.时间上的全过程
时间上的全过程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指在一个特定思想政治教育场中，受教育对象“场”中持续时间越长，人们所产生的与这个场一致的倾向性就越明显。这一点在社会生活中也得到证实。如南方人独有的细腻与大西北人的粗旷就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6]。二是指“场”对教育的影响是无时不在、连绵不断的。由于场可叠加的特性，各子场就能同时起作用，也正是在时间的整合下，“场”才会形成一种特有的整体效应。三是指作用对象的思想政治品德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具有长期性与反复性，“场”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经常处于一种不断产生，不断解决，螺旋上升，动态平衡的状态，不可能在较短时间里使作用对象发生质的飞跃，而必须通过长时间量的积累和巩固。同志就曾指出：“不要在几个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太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太接触本行业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业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上突如其来把完成品摆在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个小时内下几百公里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7]
3.途径上的全隐蔽
在思想政治教育场中，会发出一种人们“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可以感知的“信息波”或“暗能量”，这种“信息波”或“暗能量”往往携带着某种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认知标准，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教职工的内心深处。而教职工受到这种“信息波”或“暗能量”的辐射后，尽管自己处于一种“不设防”的状态，也会自发地根据需要做出选择。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场对人思想政治品质的影响不是靠强制手段来实现的，主要靠潜移默化的感染、熏陶和渗透。
三、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场的主要功能
在思想政治教育场中，高校教职工或多或少地受这种“场”的影响。这种“外加场”可以不受“人工雕琢”而处于自发的状态，也可在人的精心安排和设计下使本身的强度越来越大，从而能更深层次、更大范围、更高效应地影响处于其中的教育对象。
1.约束功能
由于受到思想政治教育场的影响，教职工个体将受到一种无形的心理压力或精神动力，组织所共有的价值观念、审美标准以及传统文化、行为准则等因素会使个体产生心理共鸣和强烈的心理暗示，继而产生行为的自我控制与自我约束，使行为取向与大众趋于一致，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认同”或“顺从”。如果教职工个体行为背离了公认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持有的共同价值观所带来的舆论压力就会发生一种纠偏和矫正功能，从而产生导向作用。
2.凝聚功能
群体凝聚力的本质是群体对其成员吸引力的大小及成员间相互吸引、相互依存及共同参与群体目标的程度，缩短心理距离是提高凝聚力的关键。如果思想政治教育场有很强的辐射功能，教职工积极合作、协调一致的行为状态将明显增强，消极反抗的行为状态将显著减少，学校所倡导的主流政治意识、价值观念就会象磁铁一样紧紧地把教职工团结起来，使心理距离大为缩短，从而产生巨大的凝聚力。
3.激励功能
激励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指持续激发人的动机的心理过程。需要、动机和目标是激励过程的核心要素。高校一旦形成较强的思想政治教育场，就会渗透到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各个环节，相应地会形成积极向上的校风、学风和教风，营造一个相对自由、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创建一个规范有序、公开公平的竞争环境。这种环境和氛围不仅可以对新成员进行有效的同化与改造，促进他们向组织发展目标靠拢，而且可以职员工的思想认识，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启发他们对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思考，帮助他们解决人生的困惑和矛盾，使他们能以一种积极的心态、阳光的心态面对社会现实参与公平竞争，满足自我实现和价值认同的精神需求，从而产生激励功能。
【参考文献】
[1]赵仲牧：《物理场论对哲学思考的提示》，思想战线，2000年第5期，第1、3页。
[2]周瑞法：《契合生命本体需求：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追求》，“思想·理论·教育”，2003年第12期，第7页。
[3]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月。
[4]姜正国：《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新》，当代教育论坛，2003年第6期，第69页。
[5]周瑞法：《契合生命本体需求：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追求》，思想·理论·教育，2003年第12期，第11页。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场/构成/特征/作用方式
作为现代物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场”是由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最早提出，并成为后来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基础。1865年，麦克斯韦首创电磁场理论，他发现运动电荷能产生磁场，磁场的变化也能产生电场，因而将电场和磁场组合成电磁场。在麦克斯韦看来，“电磁场应当看成一个基本的物理实在，是所有那些数不清的应力和张力的总和”[1]。20世纪初，爱因斯坦将“场”的概念引入牛顿的引力理论，创立了广义相对论及有关引力相互作用的引力场理论，并由电磁场理论而产生了统一场理论构设。差不多同一时期，哥本哈根学派的玻尔等著名物理学家创立了量子力学。20世纪40年代，在弗里曼·戴森，理查德·费曼等的推动下，量子力学介入场论，使场论量子化，形成量子场论。
在高校教职工周围也存在一个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非实物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场”，其思想行为或多或少地受这个“场”的影响，同时也反作用于这个“场”。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者在了解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场的构成、特征及作用方式的基础上，不断地对“场”的活性元素加以强化，使身处其中的教职工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来自于“场”的各种教育元素的“辐射”影响，主动调整自己的思想认识和看法，这样既可以改变以往思想政治教育“生、冷、硬”的尴尬境地，也可以弥合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的说教痕迹。
一、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核心场的构成及其特征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场”，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内部需要与外部环境之间，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与思想政治工作者及所在组织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应力和张力的总和。这种相互作用及其连续性如果处于良性的、健康的状态，就会汇成一种无形的穿透力和征服力，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产生难以抗拒、潜移默化的影响，促使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场”貌似无形，却是一个连续、复杂的整体。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和征服力，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场是一个复合的系统，主要由“心理情感场”、“文化信息场”、“环境——制度场”等子场组成。
1.心理——情感场
在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如果教育内容或者说被关注的客体与教职工的主观精神世界有着某个契合点，客体或教育内容就会表现出一种“召唤性的吸引力”，并与主体的投射力交互作用形成一个全新的“心理场”。在“心理场”的形成过程中，这种“召唤性的吸引力”又会在教职工心中激感能量，造成情感触动或情感性心理张力，驱使着新产生的“心理场”不断地运动，而运动的方向是由主体情感的指向性所决定的。如果依据格式塔心理学的理论，“心理——情感场”就好比是一个中转站，外在世界的信息刺激输入，主体情感的输出反应，都要通过这个中介。“心理——情感场”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1）多层面。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高校教职工是最通情达理的，也是最有个性主张的。他们的需求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既有表面层次的，也有内在层次的。不同类群的教职工从总体上也呈现出不同的需求，专业教师的认知起点、文化层次、利益诉求和价值目标就不同于后勤系统的职工，管理人员和学术人员之间也天然地存在着差异。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有效地激活“心理——情感场”，既要用管理的手段解决表面层次的需求，又要根据不同的对象用高度契合的精神方式解决内在层次的精神需求，既要设置工具性的最低目标，又要设置终极性的理想目标。
（2）易敏感。高校教职工的主体普遍接受过良好系统的教育，从事独立的精神性、创造性劳动，大多有良好的工作业绩和较强的创新能力，他们十分自尊又格外自强，特别注重个体在组织或专业圈子的地位与影响，也注重自律内省和自身形象的维护。因此，他们对“人师之师”的素质和能力非常挑剔，对以个体形式出现的直接介入式的“施教”要求苛刻。这种自尊自强心理同时还使高校教职工的主体性凸现更为明显，在自己与他人之间，他们更信任与关注自己，更习惯于自身的精神世界遨游。在同事关系处理上，较少受物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2]“心理—情感场”敏感挑剔的特性，要求思想教育工作者更多的时候采用隐性教育的方式，尽量把自身的思想观点转化为组织权力、组织意志和舆论氛围，尽力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教职工的需求意向相吻合。
（3）持续性。当形成“心理——情感场”的所有事物和对象由于种种原因而消失的时候，“心理——情感场”本身并不会马上消失，仍然会对原本处于场中的事物产生一段时间的持续作用，类似于运动物体的惯性。一般而言，要形成新的“心理——情感场”，依赖两个方面：一是新的外部信息或环境刺激，二是主体的投入包括主体的修养、情境、介入或接受的主动性等。其中，主体的心理定势对主体的投入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我国2000年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中，高校之间打破了原有的条块分割，合并组建了一批新的高校。但合并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原有的“心理——情感场”并没马上消失，继续对教职工的言行产生影响，导致“磨合期”延长，这也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无法规避的现实。
（4）联动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人与人或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心理、情感状态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激荡，从而产生心理、情感的连锁反应。高校教师之间，思想、情感上具有较多的共性，很容易产生心理波及。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利用这种积极的心理波动，创造条件，合理引导，使教职工在互激状态下身心受到巨大的震动，最大限度地提升教职工的积极性，培养积极的情感。
2.信息——文化场
文化和信息从静态角度来说，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显性“产品”，包括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产品”，但从动态角度来认识，则是一种“力”，即“文化力”和“信息流”。这两种“力”相互交织，综合形成一种既有纵向历史延续又有横向现实联系，既有整体性、综合性又有引导性、渗透性的“信息——文化场”，就高校教职工而言，“信息——文化场”有以下三个特征：
（1）传递性。文化是人的心灵所依附的精神家园，是思想政治工作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源泉，信息是人的一种精神需求，信息的选择影响着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准则。在以互联网为特征的信息时代和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里，信息的传递更新速度以及文化的交融、思潮的交锋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也使传递性成为“信息——文化场”的首要特征。在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注意信息传递过程中的“蝴蝶效应”：一个坏的微小的内控机制或矛盾，如果不加以及时地引导调节，可能引发更大的矛盾，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影响学校的声誉；一个好的典型，如果加以及时的宣传，也会产生正向的轰动效应，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纵深发展。也就是说，初始输出条件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地放大，会对其未来输出状态造成极其巨大的差别。信息技术的发展缩短了信息传递和文化交流的时间，但高校组织的松散性特征却拉长了传递的链条，为“蝴蝶效应”的形成创造
了条件。
（2）叠加性。“虚拟世界”的介入，使“信息——文化场”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往往相互重叠，共同作用于人的思想道德的形成。“虚拟世界”的基本特征是话语权的无国界、无时空、无限制，虚拟世界中拥有话语权的教职工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一定能如愿以偿地保留这份话语权，相反，虚拟世界中不一定拥有话语权的教工尤其是管理者，在现实生活中却拥有这份话语权。在虚拟世界里，教职工往往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和思想。“信息——文化场”的叠加性特征要求我们在既要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合力”，又要尊重信息源和文化的多元化，把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视为一个民主诱导、信息辐射、双向互动的吸引教育对象的过程，反对把教育对象当成被动的客体而单纯地“灌输”，真正实现主导和主体的密切结合。在具体操作中，既要精心设定主导的信息源，建设好主流文化，坚守主阵地，打好主动战，又要注重艺术，尊重教育对象关于信息和文化的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吸收的规律，创造一些有利的客观条件培养教职员工接受动机，启发教职工产生自觉的接受需要，并善于抓住接受动机转移的时机，采集、加工、传播有吸引力的信息，努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渗透力和感召力，在潜移默化中提高教育对象的思想政治水平。
（3）不对称性。高校功能的拓展使高校组织与所在社会的界限开始变得很不明确，不仅组织成员多样，结构更加复杂，而且组织活动也变得异彩纷呈。20世纪60年代，克拉克·克尔提出了“多元化巨型大学”的概念，并且把大学形容为“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3]在这个“城市”里，由于不同系统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对独立，垂直分化程度较低，权力关系模糊，教职员工的工作模式和价值观存在较大的差异，加之知识操作的过程和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大学组织不仅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特点，而且专业教师、教辅人员、管理人员与后勤保障系统人员之间对校园文化的认同难以均衡。在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中，面对成员间或成员与组织之间出现的矛盾与隔阂，既不能听之任之，也不没必要看得过于严重。要认识到这些矛盾大多是认识的差异、信息的不对称或历史的原因所造成的。作为思想教育工作者，要以最大努力使所在单位的各项工作处于信息公开状态，对教职工所取得的成绩要及时作出相应的客观的宣传或表扬，从而引起成员对所在单位领导与思想教育工作者的信赖，得到教职工对学校各项工作的监督、理解和支持。
3.环境——制度场
人是教育和环境的产物，环境因素是促成人思想行为发生变化的重要条件。人必须接受为自己准备好的环境，并受其影响和制约。制度是一种规范，是各种办事规程和行为规则的集合，为人们的社会行为提供秩序框架。任何一项社会制度都是某种价值观念的体现，反过来，任何一种价值理念必然体现在相应的制度上。
20世纪50年代中期，同志就曾指出，“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中的，同样是那些人，施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敲锣打鼓，积极性也提不起来，施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了。”他又说：“思想问题常常是在一定情况和制度下产生的，制度搞对头了，思想问题也容易解决。”[4]“环境——制度场”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弥漫性。环境的影响是立体的、弥漫式的，其中既有与社会价值取向和社会道德规范相一致的正向的影响因子，也有与社会价值取向和社会道德规范相悖的负向的影响因子，这种“吸引力”或“拉力”从本质上来说就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场力。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不是某一个因素就能决定的，有赖于很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同时，某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作用时间越长，教育效果也会累加，形成平时我们所说的“泡菜效应”。
（2）暗示性。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制度场”中，教职工首先受工作生活环境及未来发展预期的影响，其次受积淀在民众心理深处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新闻媒体传播的熏陶和影响，再次受制度和周围人们特别是同类人群的行为环境的影响。不仅同类人群的行为环境和规章制度会给教职工思想带来较强的暗示性，而且学校整体形象也会给教职工思想带来较强的暗示性。一般而言，教职工都希望自己所在的高校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良好的美誉度，这样会产生自豪感、安全感、认同感和满足感，思想政治教育就会顺利进行。反之，就会产生失落感、自卑感，导致人心涣散，校园凝聚力不强，思想政治教育很难开展。这种暗示性特征的影响因子包括领导班子形象、领导者领导方式、奖惩制度和方式，校风校训与大学精神、学校或所在学科的地位与影响等。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这种暗示性特征提醒我们要注意保持制度的公正性、严肃性和连续性。制度的公正性比合理性更重要，即某个制度尽管不尽合理，但只要对每位教职工一视同仁，往往不会产生大的矛盾。“不患寡而患不公”是高校教职工的一种普遍心态，如果外部环境客观公正，即便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或败下阵来，他们通常会心悦诚服，制度的严肃性是制度环境优化的保障。特别是管理制度，执行过程中不严肃就意味着制度成了一纸空文，产生不了约束力，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良好的管理就是教育的前提，管理本身也是最好的教育载体。一所高校如果管理混乱，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无从开展；制度的连续性是制度环境优化的基础。制度本身就意味着一种预期，制度的完善是在保持连续性基础上的一种完善。所谓“治大国如同烹小鲜”，今年实行一种制度，明年又是另一种制度，只会导致广大教职工无所适从。通过制度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在一些方面可以“目中无人”，没必要时时处处围着教职工个体的情感“兜圈子”，可以用群体的“粗”来解决个体的“细”，确保“公共牧场的规范与利益[5]。
（3）可塑性。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在学校环境中进行的，生活在环境优雅、设备完善、人文底蕴深厚、校风教风积极向上的校园环境，有利于净化教职工的心灵，陶冶他们的情操，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朝着预期的目标发展。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完全可以根据教职工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需求状况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切实加大校园环境建设力度，充分发挥舆论环境的导向、监督和约束功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合力。可以说，社会大环境我们只能客观面对，尽可能地排除其自发的、消极的影响，但校园小环境则完全可以遵循一定的规律、依据一定的原则、采取合理有效的途径进行优化或挖掘，充分发挥其“染缸”的功能。
二、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场的作用方式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场是一个整体动力系统，从作用方式看，表现为以下三个特点：
1.空间上的全方位
在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场里，各子场的相互作用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原动力，各个核心子场都可能决定一个宏观的结构及相对应的微观状态，整体的场效应就来自各子场耦合后所体现的综合效应，各子场及其构成要素都是平等的参与和协作。由此而产生的组织形式不是集中控制的多层指令系统，而是分散控制的多层参与系统。同时，各子场所产生的合力不是单个分力的线性相加，而是各个分力的矢量和。也就是说，这种力是通过立体的方式向包围着的对象发射能量，若各种力作用方向相同，合力才大。
2.时间上的全过程
时间上的全过程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指在一个特定思想政治教育场中，受教育对象“场”中持续时间越长，人们所产生的与这个场一致的倾向性就越明显。这一点在社会生活中也得到证实。如南方人独有的细腻与大西北人的粗旷就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6]。二是指“场”对教育的影响是无时不在、连绵不断的。由于场可叠加的特性，各子场就能同时起作用，也正是在时间的整合下，“场”才会形成一种特有的整体效应。三是指作用对象的思想政治品德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具有长期性与反复性，“场”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经常处于一种不断产生，不断解决，螺旋上升，动态平衡的状态，不可能在较短时间里使作用对象发生质的飞跃，而必须通过长时间量的积累和巩固。同志就曾指出：“不要在几个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太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太接触本行业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业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上突如其来把完成品摆在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个小时内下几百公里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7]
3.途径上的全隐蔽
在思想政治教育场中，会发出一种人们“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可以感知的“信息波”或“暗能量”，这种“信息波”或“暗能量”往往携带着某种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认知标准，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教职工的内心深处。而教职工受到这种“信息波”或“暗能量”的辐射后，尽管自己处于一种“不设防”的状态，也会自发地根据需要做出选择。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场对人思想政治品质的影响不是靠强制手段来实现的，主要靠潜移默化的感染、熏陶和渗透。
三、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场的主要功能
在思想政治教育场中，高校教职工或多或少地受这种“场”的影响。这种“外加场”可以不受“人工雕琢”而处于自发的状态，也可在人的精心安排和设计下使本身的强度越来越大，从而能更深层次、更大范围、更高效应地影响处于其中的教育对象。
1.约束功能
由于受到思想政治教育场的影响，教职工个体将受到一种无形的心理压力或精神动力，组织所共有的价值观念、审美标准以及传统文化、行为准则等因素会使个体产生心理共鸣和强烈的心理暗示，继而产生行为的自我控制与自我约束，使行为取向与大众趋于一致，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认同”或“顺从”。如果教职工个体行为背离了公认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持有的共同价值观所带来的舆论压力就会发生一种纠偏和矫正功能，从而产生导向作用。
2.凝聚功能
群体凝聚力的本质是群体对其成员吸引力的大小及成员间相互吸引、相互依存及共同参与群体目标的程度，缩短心理距离是提高凝聚力的关键。如果思想政治教育场有很强的辐射功能，教职工积极合作、协调一致的行为状态将明显增强，消极反抗的行为状态将显著减少，学校所倡导的主流政治意识、价值观念就会象磁铁一样紧紧地把教职工团结起来，使心理距离大为缩短，从而产生巨大的凝聚力。
3.激励功能
激励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指持续激发人的动机的心理过程。需要、动机和目标是激励过程的核心要素。高校一旦形成较强的思想政治教育场，就会渗透到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各个环节，相应地会形成积极向上的校风、学风和教风，营造一个相对自由、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创建一个规范有序、公开公平的竞争环境。这种环境和氛围不仅可以对新成员进行有效的同化与改造，促进他们向组织发展目标靠拢，而且可以职员工的思想认识，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启发他们对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思考，帮助他们解决人生的困惑和矛盾，使他们能以一种积极的心态、阳光的心态面对社会现实参与公平竞争，满足自我实现和价值认同的精神需求，从而产生激励功能。
【参考文献】
[1]赵仲牧：《物理场论对哲学思考的提示》，思想战线，2000年第5期，第1、3页。
[2]周瑞法：《契合生命本体需求：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追求》，“思想·理论·教育”，2003年第12期，第7页。
[3]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月。
[4]姜正国：《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新》，当代教育论坛，2003年第6期，第69页。
[5]周瑞法：《契合生命本体需求：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追求》，思想·理论·教育，2003年第12期，第11页。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场/构成/特征/作用方式
作为现代物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场”是由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最早提出，并成为后来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基础。1865年，麦克斯韦首创电磁场理论，他发现运动电荷能产生磁场，磁场的变化也能产生电场，因而将电场和磁场组合成电磁场。在麦克斯韦看来，“电磁场应当看成一个基本的物理实在，是所有那些数不清的应力和张力的总和”[1]。20世纪初，爱因斯坦将“场”的概念引入牛顿的引力理论，创立了广义相对论及有关引力相互作用的引力场理论，并由电磁场理论而产生了统一场理论构设。差不多同一时期，哥本哈根学派的玻尔等著名物理学家创立了量子力学。20世纪40年代，在弗里曼·戴森，理查德·费曼等的推动下，量子力学介入场论，使场论量子化，形成量子场论。
在高校教职工周围也存在一个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非实物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场”，其思想行为或多或少地受这个“场”的影响，同时也反作用于这个“场”。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者在了解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场的构成、特征及作用方式的基础上，不断地对“场”的活性元素加以强化，使身处其中的教职工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来自于“场”的各种教育元素的“辐射”影响，主动调整自己的思想认识和看法，这样既可以改变以往思想政治教育“生、冷、硬”的尴尬境地，也可以弥合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的说教痕迹。
一、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核心场的构成及其特征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场”，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内部需要与外部环境之间，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与思想政治工作者及所在组织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应力和张力的总和。这种相互作用及其连续性如果处于良性的、健康的状态，就会汇成一种无形的穿透力和征服力，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产生难以抗拒、潜移默化的影响，促使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场”貌似无形，却是一个连续、复杂的整体。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和征服力，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场是一个复合的系统，主要由“心理情感场”、“文化信息场”、“环境——制度场”等子场组成。
1.心理——情感场
在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如果教育内容或者说被关注的客体与教职工的主观精神世界有着某个契合点，客体或教育内容就会表现出一种“召唤性的吸引力”，并与主体的投射力交互作用形成一个全新的“心理场”。在“心理场”的形成过程中，这种“召唤性的吸引力”又会在教职工心中激感能量，造成情感触动或情感性心理张力，驱使着新产生的“心理场”不断地运动，而运动的方向是由主体情感的指向性所决定的。如果依据格式塔心理学的理论，“心理——情感场”就好比是一个中转站，外在世界的信息刺激输入，主体情感的输出反应，都要通过这个中介。“心理——情感场”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1）多层面。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高校教职工是最通情达理的，也是最有个性主张的。他们的需求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既有表面层次的，也有内在层次的。不同类群的教职工从总体上也呈现出不同的需求，专业教师的认知起点、文化层次、利益诉求和价值目标就不同于后勤系统的职工，管理人员和学术人员之间也天然地存在着差异。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有效地激活“心理——情感场”，既要用管理的手段解决表面层次的需求，又要根据不同的对象用高度契合的精神方式解决内在层次的精神需求，既要设置工具性的最低目标，又要设置终极性的理想目标。
（2）易敏感。高校教职工的主体普遍接受过良好系统的教育，从事独立的精神性、创造性劳动，大多有良好的工作业绩和较强的创新能力，他们十分自尊又格外自强，特别注重个体在组织或专业圈子的地位与影响，也注重自律内省和自身形象的维护。因此，他们对“人师之师”的素质和能力非常挑剔，对以个体形式出现的直接介入式的“施教”要求苛刻。这种自尊自强心理同时还使高校教职工的主体性凸现更为明显，在自己与他人之间，他们更信任与关注自己，更习惯于自身的精神世界遨游。在同事关系处理上，较少受物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2]“心理—情感场”敏感挑剔的特性，要求思想教育工作者更多的时候采用隐性教育的方式，尽量把自身的思想观点转化为组织权力、组织意志和舆论氛围，尽力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教职工的需求意向相吻合。
（3）持续性。当形成“心理——情感场”的所有事物和对象由于种种原因而消失的时候，“心理——情感场”本身并不会马上消失，仍然会对原本处于场中的事物产生一段时间的持续作用，类似于运动物体的惯性。一般而言，要形成新的“心理——情感场”，依赖两个方面：一是新的外部信息或环境刺激，二是主体的投入包括主体的修养、情境、介入或接受的主动性等。其中，主体的心理定势对主体的投入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我国2000年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中，高校之间打破了原有的条块分割，合并组建了一批新的高校。但合并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原有的“心理——情感场”并没马上消失，继续对教职工的言行产生影响，导致“磨合期”延长，这也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无法规避的现实。
（4）联动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人与人或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心理、情感状态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激荡，从而产生心理、情感的连锁反应。高校教师之间，思想、情感上具有较多的共性，很容易产生心理波及。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利用这种积极的心理波动，创造条件，合理引导，使教职工在互激状态下身心受到巨大的震动，最大限度地提升教职工的积极性，培养积极的情感。
2.信息——文化场
文化和信息从静态角度来说，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显性“产品”，包括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产品”，但从动态角度来认识，则是一种“力”，即“文化力”和“信息流”。这两种“力”相互交织，综合形成一种既有纵向历史延续又有横向现实联系，既有整体性、综合性又有引导性、渗透性的“信息——文化场”，就高校教职工而言，“信息——文化场”有以下三个特征：
（1）传递性。文化是人的心灵所依附的精神家园，是思想政治工作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源泉，信息是人的一种精神需求，信息的选择影响着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准则。在以互联网为特征的信息时代和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里，信息的传递更新速度以及文化的交融、思潮的交锋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也使传递性成为“信息——文化场”的首要特征。在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注意信息传递过程中的“蝴蝶效应”：一个坏的微小的内控机制或矛盾，如果不加以及时地引导调节，可能引发更大的矛盾，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影响学校的声誉；一个好的典型，如果加以及时的宣传，也会产生正向的轰动效应，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纵深发展。也就是说，初始输出条件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地放大，会对其未来输出状态造成极其巨大的差别。信息技术的发展缩短了信息传递和文化交流的时间，但高校组织的松散性特征却拉长了传递的链条，为“蝴蝶效应”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2）叠加性。“虚拟世界”的介入，使“信息——文化场”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往往相互重叠，共同作用于人的思想道德的形成。“虚拟世界”的基本特征是话语权的无国界、无时空、无限制，虚拟世界中拥有话语权的教职工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一定能如愿以偿地保留这份话语权，相反，虚拟世界中不一定拥有话语权的教工尤其是管理者，在现实生活中却拥有这份话语权。在虚拟世界里，教职工往往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和思想。“信息——文化场”的叠加性特征要求我们在既要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合力”，又要尊重信息源和文化的多元化，把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视为一个民主诱导、信息辐射、双向互动的吸引教育对象的过程，反对把教育对象当成被动的客体而单纯地“灌输”，真正实现主导和主体的密切结合。在具体操作中，既要精心设定主导的信息源，建设好主流文化，坚守主阵地，打好主动战，又要注重艺术，尊重教育对象关于信息和文化的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吸收的规律，创造一些有利的客观条件培养教职员工接受动机，启发教职工产生自觉的接受需要，并善于抓住接受动机转移的时机，采集、加工、传播有吸引力的信息，努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渗透力和感召力，在潜移默化中提高教育对象的思想政治水平。
（3）不对称性。高校功能的拓展使高校组织与所在社会的界限开始变得很不明确，不仅组织成员多样，结构更加复杂，而且组织活动也变得异彩纷呈。20世纪60年代，克拉克·克尔提出了“多元化巨型大学”的概念，并且把大学形容为“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3]在这个“城市”里，由于不同系统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对独立，垂直分化程度较低，权力关系模糊，教职员工的工作模式和价值观存在较大的差异，加之知识操作的过程和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大学组织不仅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特点，而且专业教师、教辅人员、管理人员与后勤保障系统人员之间对校园文化的认同难以均衡。在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中，面对成员间或成员与组织之间出现的矛盾与隔阂，既不能听之任之，也不没必要看得过于严重。要认识到这些矛盾大多是认识的差异、信息的不对称或历史的原因所造成的。作为思想教育工作者，要以最大努力使所在单位的各项工作处于信息公开状态，对教职工所取得的成绩要及时作出相应的客观的宣传或表扬，从而引起成员对所在单位领导与思想教育工作者的信赖，得到教职工对学校各项工作的监督、理解和支持。
3.环境——制度场
人是教育和环境的产物，环境因素是促成人思想行为发生变化的重要条件。人必须接受为自己准备好的环境，并受其影响和制约。制度是一种规范，是各种办事规程和行为规则的集合，为人们的社会行为提供秩序框架。任何一项社会制度都是某种价值观念的体现，反过来，任何一种价值理念必然体现在相应的制度上。
20世纪50年代中期，同志就曾指出，“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中的，同样是那些人，施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敲锣打鼓，积极性也提不起来，施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了。”他又说：“思想问题常常是在一定情况和制度下产生的，制度搞对头了，思想问题也容易解决。”[4]“环境——制度场”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弥漫性。环境的影响是立体的、弥漫式的，其中既有与社会价值取向和社会道德规范相一致的正向的影响因子，也有与社会价值取向和社会道德规范相悖的负向的影响因子，这种“吸引力”或“拉力”从本质上来说就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场力。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不是某一个因素就能决定的，有赖于很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同时，某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作用时间越长，教育效果也会累加，形成平时我们所说的“泡菜效应”。
（2）暗示性。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制度场”中，教职工首先受工作生活环境及未来发展预期的影响，其次受积淀在民众心理深处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新闻媒体传播的熏陶和影响，再次受制度和周围人们特别是同类人群的行为环境的影响。不仅同类人群的行为环境和规章制度会给教职工思想带来较强的暗示性，而且学校整体形象也会给教职工思想带来较强的暗示性。一般而言，教职工都希望自己所在的高校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良好的美誉度，这样会产生自豪感、安全感、认同感和满足感，思想政治教育就会顺利进行。反之，就会产生失落感、自卑感，导致人心涣散，校园凝聚力不强，思想政治教育很难开展。这种暗示性特征的影响因子包括领导班子形象、领导者领导方式、奖惩制度和方式，校风校训与大学精神、学校或所在学科的地位与影响等。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这种暗示性特征提醒我们要注意保持制度的公正性、严肃性和连续性。制度的公正性比合理性更重要，即某个制度尽管不尽合理，但只要对每位教职工一视同仁，往往不会产生大的矛盾。“不患寡而患不公”是高校教职工的一种普遍心态，如果外部环境客观公正，即便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或败下阵来，他们通常会心悦诚服，制度的严肃性是制度环境优化的保障。特别是管理制度，执行过程中不严肃就意味着制度成了一纸空文，产生不了约束力，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良好的管理就是教育的前提，管理本身也是最好的教育载体。一所高校如果管理混乱，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无从开展；制度的连续性是制度环境优化的基础。制度本身就意味着一种预期，制度的完善是在保持连续性基础上的一种完善。所谓“治大国如同烹小鲜”，今年实行一种制度，明年又是另一种制度，只会导致广大教职工无所适从。通过制度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在一些方面可以“目中无人”，没必要时时处处围着教职工个体的情感“兜圈子”，可以用群体的“粗”来解决个体的“细”，确保“公共牧场的规范与利益[5]。
（3）可塑性。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在学校环境中进行的，生活在环境优雅、设备完善、人文底蕴深厚、校风教风积极向上的校园环境，有利于净化教职工的心灵，陶冶他们的情操，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朝着预期的目标发展。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完全可以根据教职工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需求状况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切实加大校园环境建设力度，充分发挥舆论环境的导向、监督和约束功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合力。可以说，社会大环境我们只能客观面对，尽可能地排除其自发的、消极的影响，但校园小环境则完全可以遵循一定的规律、依据一定的原则、采取合理有效的途径进行优化或挖掘，充分发挥其“染缸”的功能。
二、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场的作用方式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场是一个整体动力系统，从作用方式看，表现为以下三个特点：
1.空间上的全方位
在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场里，各子场的相互作用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原动力，各个核心子场都可能决定一个宏观的结构及相对应的微观状态，整体的场效应就来自各子场耦合后所体现的综合效应，各子场及其构成要素都是平等的参与和协作。由此而产生的组织形式不是集中控制的多层指令系统，而是分散控制的多层参与系统。同时，各子场所产生的合力不是单个分力的线性相加，而是各个分力的矢量和。也就是说，这种力是通过立体的方式向包围着的对象发射能量，若各种力作用方向相同，合力才大。
2.时间上的全过程
时间上的全过程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指在一个特定思想政治教育场中，受教育对象“场”中持续时间越长，人们所产生的与这个场一致的倾向性就越明显。这一点在社会生活中也得到证实。如南方人独有的细腻与大西北人的粗旷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6]。二是指“场”对教育的影响是无时不在、连绵不断的。由于场可叠加的特性，各子场就能同时起作用，也正是在时间的整合下，“场”才会形成一种特有的整体效应。三是指作用对象的思想政治品德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具有长期性与反复性，“场”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经常处于一种不断产生，不断解决，螺旋上升，动态平衡的状态，不可能在较短时间里使作用对象发生质的飞跃，而必须通过长时间量的积累和巩固。同志就曾指出：“不要在几个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太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太接触本行业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业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上突如其来把完成品摆在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个小时内下几百公里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7]
3.途径上的全隐蔽
在思想政治教育场中，会发出一种人们“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可以感知的“信息波”或“暗能量”，这种“信息波”或“暗能量”往往携带着某种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认知标准，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教职工的内心深处。而教职工受到这种“信息波”或“暗能量”的辐射后，尽管自己处于一种“不设防”的状态，也会自发地根据需要做出选择。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场对人思想政治品质的影响不是靠强制手段来实现的，主要靠潜移默化的感染、熏陶和渗透。
三、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场的主要功能
在思想政治教育场中，高校教职工或多或少地受这种“场”的影响。这种“外加场”可以不受“人工雕琢”而处于自发的状态，也可在人的精心安排和设计下使本身的强度越来越大，从而能更深层次、更大范围、更高效应地影响处于其中的教育对象。
1.约束功能
由于受到思想政治教育场的影响，教职工个体将受到一种无形的心理压力或精神动力，组织所共有的价值观念、审美标准以及传统文化、行为准则等因素会使个体产生心理共鸣和强烈的心理暗示，继而产生行为的自我控制与自我约束，使行为取向与大众趋于一致，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认同”或“顺从”。如果教职工个体行为背离了公认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持有的共同价值观所带来的舆论压力就会发生一种纠偏和矫正功能，从而产生导向作用。
2.凝聚功能
群体凝聚力的本质是群体对其成员吸引力的大小及成员间相互吸引、相互依存及共同参与群体目标的程度，缩短心理距离是提高凝聚力的关键。如果思想政治教育场有很强的辐射功能，教职工积极合作、协调一致的行为状态将明显增强，消极反抗的行为状态将显著减少，学校所倡导的主流政治意识、价值观念就会象磁铁一样紧紧地把教职工团结起来，使心理距离大为缩短，从而产生巨大的凝聚力。
3.激励功能
激励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指持续激发人的动机的心理过程。需要、动机和目标是激励过程的核心要素。高校一旦形成较强的思想政治教育场，就会渗透到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各个环节，相应地会形成积极向上的校风、学风和教风，营造一个相对自由、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创建一个规范有序、公开公平的竞争环境。这种环境和氛围不仅可以对新成员进行有效的同化与改造，促进他们向组织发展目标靠拢，而且可以职员工的思想认识，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启发他们对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思考，帮助他们解决人生的困惑和矛盾，使他们能以一种积极的心态、阳光的心态面对社会现实参与公平竞争，满足自我实现和价值认同的精神需求，从而产生激励功能。
【参考文献】
[1]赵仲牧：《物理场论对哲学思考的提示》，思想战线，2000年第5期，第1、3页。
[2]周瑞法：《契合生命本体需求：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追求》，“思想·理论·教育”，2003年第12期，第7页。
[3]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月。
[4]姜正国：《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新》，当代教育论坛，2003年第6期，第69页。
[5]周瑞法：《契合生命本体需求：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追求》，思想·理论·教育，2003年第12期，第11页。
关键词：职业学校；职场；校园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2)08-0184-03
在传统的校园文化建设的研究中，众多的研究人员都将目光聚集于普通中学、大学的校园。而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职业学校却很少有这方面的成果。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包括网络在内的各种媒体和社会舆论等因素对职校办学理念及其实践影响程度的不断加深，校园文化作为职校育人工作重要载体的地位日益凸显，要求我们不断加强职校校园文化建设，构建独具特色的职业学校校园职场文化。本文试以株洲市中等职业学校为例，就职业学校校园职场文化的建设这一重要的课题进行探讨。
一、校园职场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1 文化的场效应彰显校园职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在自然科学领域，场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态，具有能量、动量和质量，能传递实物间的相互作用，如磁场。在职业学校里，校园是学生基本的生活和学习场所。校园文化在整个学校建设和学生的学习、成长过程中，也如磁场一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形成了校园职场文化的场效应。良好的校园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能较好地促进师生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和自我完善。师生常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和陋习，可以运用校园文化对其鞭策和引导。文化内涵丰富的学校。会自然而然地影响个人的行为。
2 建设校园职场文化是职校培养学生良好职业道德素质、创业意识与职业能力的需要。职业学校的教育决不仅仅是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基本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做人，学会与人交往，学会由自卑转向自信、自强，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能够做到游刃有余。体现职业教育特色，着力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创业意识与职场能力，这不仅是职校德育工作的任务，更是职校校园职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普高热的连年升温，职校新生素质水平呈逐年下滑态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普高越办越多，职校发展空间越来越小。尽管有的学生读职校是源自对某种职业发自内心的热爱，可更多的是面对应试教育失败现实的无奈选择。如何把他们培养成“高素质的劳动者”，以满足高速发展的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摆在职校工作者面前的一项严峻任务。只有立足于发展学生的职场能力这一基本点，培育和形成以职业道德教育、创业教育统领价值观、人生观、成才观等各方面教育的，适应新形势要求的职校校园职场文化体系。学生只有在潜移默化之中认同了职业学校的职场校园文化，才能将无奈的行为转化为自觉的行动。
二、职业学校校园职场文化建设的特殊性
作为职业学校，校园文化的建设同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其内涵与普通高中的内涵有较大的差异。如果完全照搬普通中学、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模式，只会造成“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反面效应。
1 职业学校的生源素质与普通中学有较大差异。走进职业学校大门的新生，大都是义务教育阶段的问题学生，抽烟、喝酒、迷恋网吧、基础知识不牢、学习习惯不好、心理障碍多等不良行为都与这些学生有关。这样，导致大多数职业学校都面临学生难得招进来(以至于拿钱买生源的现象屡见不鲜)、进来了也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奋斗目标，最后难得送出去。在校园职场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对职场文化体系的影响。
2 职业学校的教学方式与普通中学有较大差异。普通中学的学生整体上有扎实的基础和明确的学习目标，在管理上教师不需要花费太多的精力。而职业学校学生的学习基础、学习习惯要差得多，教学目标和教学方式都要非常吻合他们的心意，否则便难以收到实效，甚至还会颗粒无收。因此，在校园职场文化建设过程中，既要着眼于学生的持续发展，也要注重对学生个性和兴趣的迎合。
3 职业学校的培养目标与普通中学有较大差异。普通中学的培养目标要简单得多，尽管有素质教育的重任压身，但只要抓好高考这根主线，高考成绩好，上线人数多，便一了百了，在社会上声名鹊起，生源充足而优良，进而形成良性循环。职业学校培养的学生是面向社会的劳动者，不仅要加强学生在校期间的管理，还要负责好学生的就业。即便如此，还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同。
与普通中学学生相比所呈现的差异性，也寓示着职业学校教育的艰难。如何使学生适应由初中毕业生到职业学校学生的转变，再实现由职业学校学生到企业、职场员工的身份转换?这不仅仅是课堂教学所能够解决的问题。还必须通过特定的校园文化环境与氛围来进行感染、熏陶。
三、校园职场文化建设的前提
1 树立与时俱进的职教新观念。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当前，现代化建设对职业教育提出了强劲的需求，职业学校如何抓住这难得的发展机遇，迅速扭转在思想观念、管理机制、运行模式等方面不能很好适应形势要求的状况，首先必须要形成一个有利的舆论环境。通过这个舆论环境，使学校所有成员认识到：没有与时俱进的办学理念就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只会培养出不能很好适应社会、缺乏竞争意识和创造能力的“温室型人才”。这些认识对于全体师生来说，不可能是自觉获得的，也不可能靠一两次形势教育讲座就能做到人脑人心，必须通过建设和创新校园职场文化，将这些新理念融入学校精神文化，使之成为全体成员的共同观念，这样才能适应形势，转变办学思想、办学模式和办学机制，成为共同的办学实践。
2 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 “职业教育必须以就业为导向改革创新，要牢牢把握面向社会、面向市场的办学方向。”面向职场办学、围绕市场需求办学的职业学校的发展方向使自身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结合更加紧密，囿于校园围墙内搞建设是不现实的，校园文化建设也是一样。职业学校要想真正建立具有职场特色的校园文化体系，势必要走出校门，使校园文化建设呈现开放性。深入到企业、行业之中，去了解企业文化。挖掘企业文化的精髓，探寻企业文化的内涵，并与学校的教育教学目标进行有机整合，才能做到行之有效。如果关起门来建设职场文化，或者是照搬照抄普通中学的校园文化模式，都不免要落入窠臼，了无新意，也无法与学生形成共鸣，达到校园文化应起的作用。
3 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校园职场文化作为一种彰显职业学校个性与特色的育人载体，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要体现以人为本原则。因为校园职场文化建设的核心目标是为学生服务，使学生能够感受到校园职场文化对自己的影响。因此，教学设施、学习设施、生活设施都应体现人文关怀，符合人性化的要求。实践证
明，从人的需求出发，建立一种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关心学生、激励学生、使人奋发进取的文化氛围的职业学校往往是一所社会声誉好、进口旺、出口畅的学校。因此，要建设具有职教特色的校园职场文化，必须要把职校以就业为导向的改革实践与校园职场文化建设实践结合起来，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大环境，立足于我国先进文化的要求，立足于职校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进行探索。只有这样，校园文化建设才能有个性，才会形成传承，才有生机活力。
四、校园职场文化建设的途径
建设和创新职业学校校园职场文化，就要使师生把“以就业为导向”办学理念认同为学校的群体价值观念，强化对学生的职业定向教育。并以此为核心丰富、拓展其内涵。从开学第一天起，通过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使学生明确学习动机，端正学习态度，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形成正确的职业观。因此，职业学校要根据学校的校情，结合学生的学情，有选择性地通过采取一定的方式和途径，加强校园职场文化的建设，营造浓郁的校园职场氛围。
1 设置校园警语牌，开展班团活动，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职场教育。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结合学校的培养目标和职教特色，株洲市中等职业学校精心打造校园职场文化。为培养学生的职场意识，学校精心挑选、精心制作了一些与企业文化相吻合的名言警句。在校园各个显眼的地方设置了警语牌。上面写了许多精辟的职场警示语。“简单的招式练到极致就是绝招”、“人生三宝：点头、微笑、赞美”、“困难也许意味着机会”、“工作就意味着责任”、“不找任何借口”、“细节决定成败”、 “要做就做最好”、 “快速反应”、 “态度决定一切”、“崇尚团队”等38条从企业借鉴来的警语遍布校园道路、绿化带和教学楼、实训楼、宿舍楼的各个显著位置。与此同时，学生科组织了“我要成为职场能手”的演讲、手抄报比赛等。而各教室也根据本专业特色而进行相应的设计和布置，纷纷变成了模拟职场或仿真职场。如幼师专业借此举行教室装饰大赛，有的班把教室布置成幼儿园，有的把教室布置成儿童乐园，并将幼儿园的各种规章制度、员工职责等抄写出来，贴在墙上，时刻提醒自己按照员工的要求去做。所有这些，使得学生置身于独特的校园职场文化氛围中，耳濡目染，每天感受着特殊环境氛围的熏陶，学校和未来职场对其心理素质的要求在潜移默化中慢慢渗透到学生心中。校园文化创设的是职场氛围。但改变的是学生的观念、态度和心理素质。将使学生走出校门后能尽快适应社会要求。从而大大缩短走向社会后的不适应期，即“断乳期”。
2 开设各种类型的论坛，使学生直面企业、职场文化。学生有什么样的想法?对学校有什么样的要求?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些疑问，学生可能跟同学、朋友、家长或班主任交流过，但真正能够与学校领导面对面、与同学敞开胸怀进行交流的机会可能很少，没有共鸣，难得对问题有清醒或进一步的认识。从2005年上学期开始，学校实行一项校级领导给学生上大课的新举措：一方面，学校领导将所接触的职场实例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向学生娓娓道来，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另一方面，学校领导将学校对建设校园职场文化、提升学生职场能力的举措向学生进行宣传、介绍，使学生对自己的发展方向有所了解，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能够自觉地投入校园文化的建设中。
同时，学校召开由校级领导、中层干部和学生代表共同参与的“幼教论坛”、“校长论坛”。与学生进行直接沟通，解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难题，分析学生存在的优势和劣势，引导学生对前途充满自信。
企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企业对职业学校的学生的认识和看法究竟怎样?这些问题不是学校说了算，而是企业最有发言权。因此，学校直接将成功的企业家请进来，通过讲座等多种形式介绍相关企业的发展前景、对人才的需求标准，使学生自觉地将企业的要求与自己的条件进行比照，不断调整自己的专业发展方向和成才标准，为自己的未来进行规划。
3 培养学生的职场意识，以准员工的心态对待学习。准员工意识是角色意识的一种，是学生对自己作为准员工在学校或职场中应尽义务和应享有权利的一种认识。从小环境来说，具有正确的准员工意识是职业学校学生扮演好准员工角色的关键，也是衡量学校职业教育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志。从大环境来说，培养职校学生的准员工意识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是用人单位的呼唤与家长的愿望。为了打破学生固有的意识，培养准员工的角色意识，学校组织学生参加课改动员大会，了解学校开展“我要成为职场能手”的真正内涵；还通过举办各种大型活动，如“我要成为职场能手”演讲比赛、“美丽幼师大比拼”等比赛活动营造氛围，将学校课改的意义、做法和学生代表、教师一起分享、讨论，充分听取学生的意见。为培养幼师学生的准员工角色意识，幼师专业还率先在学校实行了新的管理模式。改以往的学生科一专业科一班主任一学生一条龙管理模式为学生科一(幼儿园)总园一(幼儿园)分园一各年龄班一学生的管理模式。其中，分园园长、主要管理干部和各年龄班为学生自己担任，实行“月薪制”管理。将班级日常管理纳入职场管理当中，班主任则成为各班的心理辅导老师。自从将学生的身份置换为准员工身份以后，班级的凝聚力普遍增强，学生的行为规范也越来越好，大部分学生的准员工身份得到了强化。总之，为了增强学生的准员工意识，学校对照企业、职场对员工的职责要求制订相应标准，使学生形成准确的准员工角色自我评价。同时，避免了纯粹的理论教学，注重培养准员工角色认识与行为的一致，逐渐形成准员工的心态对待学习。
职业学校校园职场文化的建设与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仅需要职校自身的努力，还需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参与职校共建的行业及企业的参与，以及职校所在的社区党政工团部门的参与指导，只有这样，才能使职校校园文化建设形成合力，取得实效。
关键词：职场排斥； 组织认同； 离职倾向； 职业生涯韧性
中图分类号：C9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4-0121-04
1引言
组织中和谐的人际关系对管理有效性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同。职场排斥作为人际关系破坏性因素因其破坏性与普遍性日益引起学者重视。职场排斥在各类组织中一直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绝大数个体都有被他人排挤或排斥的经历[1，2]，如在工作中因锋芒毕露遭人妒忌，因琐碎小事遭人“冷待”，在华人组织中同级之间因经济距离小，排斥现象更为严重[3]。被排斥员工通常伴有孤独、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对个体自尊、身体健康造成消极影响[4]。
自Ferris[5]提出职场排斥概念来，便引起工业与组织心理学界高度重视，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1）职场排斥是排斥在组织情景中的具体化，拓展了排斥的研究领域；（2）职场排斥概念已被学术界广泛认可，Ferris开发了职场排斥量表，使得对职场排斥进行定量研究成为可能；（3）对职场排斥结果变量的探索，如角色外行为[1]、组织公民行为[6]、工作满意度[12]等。尽管以上研究成果令人振奋，不过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1）研究大都基于西方组织情景，其结论在华人组织情景中的生态效度有待进一步验证；（2）职场排斥与个体特质（个性控制点、人格）、组织氛围、领导成员关系、应对策略、组织政治技能等变量的交互性研究较为匮乏；（3）职场排斥作为组织人际关系范畴，在强调“关系”的华人组织中，其影响的广泛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聚焦以下三个方面：探究职场排斥对离职倾向影响，离职倾向是离职行为有效预测变量，选择离职倾向作为结果变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探究组织认同在职场排斥与离职倾向中的中介作用，揭示职场排斥对离职倾向作用机制的“黑箱”；从个体特质角度探究职业生涯韧性对职场排序与离职倾向关系的权变影响，有效识别职场排斥发生作用的边界条件。
2文献回顾与假设
21职场排斥与离职倾向
排斥是指个体对于自己被他人忽视或拒绝程度的知觉[7]。现代汉语大辞典对排斥的解释为：“不相容、使离开或不使进入，排挤斥逐，排除驳斥”。职场排斥是社会排斥在组织情景中的具体化，社会排斥指部分社会个体缺乏机会参与社会普遍认同的社会活动，被边缘化的系统过程。Ferris[5]在社会排斥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职场排斥的概念：员工在工作场所中所感受到的被他人忽视或孤立的现象。职场排斥与社会排斥本质区别在于排斥源不同：社会排斥更强调先天因素，例如残疾、智障、背景等，而职场排斥更强调个人-他人、个人-组织匹配程度。
目前理论界对职场排斥的研究可归为两类：一是对前因变量的研究，多为理论推演。如肖雄松[2]将导致排斥原因概括为：个人因素、鹤立鸡群、职场圈子、组织结构与文化因素。二是对结果变量的研究，实证研究表明职场排斥与员工进谏行为[8]、人际促进[1]、自我调节能力、延迟满足[7]、工作满意度[]10、组织认同感[6]、离职倾向[11]、团队成就评价[12]负相关，此外个体在受到职场排斥后，容易产生自我概念模糊、抑郁、暂时性认知解构状态。
员工流失将导致企业招聘、选拔、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付之东流，如何避免员工流失是组织一直“头痛”的问题。Steel和Ovalle元分析显示离职倾向与离职行为的相关度r=050。因此对于离职倾向前因变量的研究显得极为重要。高质量的组织人际关系能增加个体组织“嵌入”，增强留职意愿。因此，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建立组织依附与降低离职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个体特质中的自我效能对离职倾向有负面预测作用[13]，价值观匹配与能力匹配对离职倾向有积极的负向预测作用，其中价值感匹配对离职倾向的预测效果强于能力匹配，角色模糊与离职倾向正相关 [14]。Bangcheng Liu[15]通过对公共部门员工流失的研究发现人-组织匹配通过工作满意度的完全中介作用对离职倾向产生显著影响。
综上所述，职场排斥通过恶化组织人际关系、降低自我效能感与工作满意度、模糊自我概念、消极评价团队表现、抑郁等认知与情绪变量使其意识到个人-组织不匹配，人-岗不匹配进而做出自我不属于当前组织的判断，从而产生离职倾向。
H1 ：职场排斥对离职倾向有正向影响，即员工感知到的职场排斥程度越高，其离职倾向越强烈。
22组织认同的中介作用
组织认同是个体在成员感、忠诚感与相似度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对组织的情感依附，是个体定义自我，从而归属组织的一个过程。自Ashforth和Mael对组织认同进行开创性研究以来，组织与行为研究者对组织认同的积极作用进行了广泛研究。例如高组织认同与校标变量角色外行为、工作绩效 [16]、组织公民行为、建言行为等正相关。目前尚无学者对组织认同在职场排斥与离职倾向中的中介作用进行实证研究。但组织认同在众多变量之间的交互关系为本研究提供了间接佐证。一方面，人际沟通是组织认同形成的重要因素[17]，而职场排斥对人际互动产生负向影响，从组织人际关系角度可以推测职场排斥对组织认同的负面作用，国内学者李锐、吴隆增得出了相同的结论[1，6]。另一方面，组织认同与离职倾向负相关，Georgina Randsley的元分析显示组织认同对离职倾向的预测效度优于工作满意度，在具有文化差异性的组织以及考虑个体差异的情况下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吴隆增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员工的组织认同在职场排斥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H2：组织认同在职场排斥与离职倾向中具有中介作用。
H2a： 职场排斥与组织认同负相关。
H2b ：组织认同在职场排斥与离职倾向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23职业生涯韧性的调节作用
韧性是指个体面对创伤、逆境或者其他生活中重大压力时所表现出来的良好适应，是对生活中压力与困境的“反弹能力” [18]。从狭义上讲，韧性是指个体克服逆境的积极心理特质；从广义上讲韧性是个体应对困境时的动态过程。高韧性个体善于从消极事件中寻找积极意义来实现自我调节，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较高适应性。韧性几乎覆盖了健康心理学与应急领域内的所有积极品质，例如自律、自我效能、希望等[18]。职业生涯韧性是心理学变量韧性在组织情景的具体体现，其概念源于London的职业动机理论，起初被用来描述管理人员在面对困境时如何应对，之后London与Noe对职业生涯韧性的概念进行了延伸与扩展，将职业生涯韧性定义为：个体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总和，尤其是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
从工业与组织心理学研究进程看，职业生涯韧性是一个新生专业术语。对于职业生涯韧性的概念，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宋国学[19]从职业胜任维持方式角度将职业生涯韧性划分为：主动适应性、被动恢复性与综合性。主动适应视角指的是个体能够主动预防潜在职业生涯风险的能力 [20]；被动恢复将职业生涯韧性理解为个体面临困境时的自我调适能力；综合性视角将职业胜任韧性定义为应对日常工作生活中压力的整体素质。笔者认为：从综合性视角来考察职业生涯韧性更科学，职业生涯韧性是应对日常职业生涯压力的素质，是人格坚韧性的扩展与提升[21]；职业生涯韧性是相对静止与绝对运动的统一，短期内具有稳定性，长远看具有一定可塑性。
相关实证研究表明，职业生涯韧性与自制性、自我效能、自发性、组织自尊、乐观正相关，与对未来损害的评估负相关[22]。在面对压力与困境时，职业生涯韧性高的个体越倾向于采取问题中心策略，选择努力付出、逻辑分析与思维控制[23]。笔者将职业生涯韧性作为一个相对静止的人格特质来对待，高职业生涯韧性的员工具备较高组织自尊、高适应能力、且更乐观，对职业有着长远的发展目标，为了实现目标绝不轻言放弃，积极利用韧性资产（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其心理资本），以解决问题为中心来应对不利因素的不良影响。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H3：职业生涯韧性在职场排斥与离职倾向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3研究方法
31研究对象
本文从山东地区26家企业中抽取普通员工与基层管理者进行调研，涉及公司研发部、人力资源部、客户服务部、行政部等多部门，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问卷287份，回收率957%，剔除乱答、不完整等无效问卷，实际回收有效问卷263份，实际有效回收率877%。从性别看，男性537%，女性463%；从年龄看，25岁以下323%；25～35岁367%，36～45岁244%，45岁以上66%；从受教育程度看，专科及其以下376%；本科463%；研究生及其以上学历161%，总体看样本结构较为合理。
32测量工具
职场排斥量表采用Ferris[7]开发的10条目单维度量表，由员工自评，该量表得到国内多数学者认可，有较高信度与效度（α>09）[1]。组织信任量表采用Mael在Blakee的基础上修订的5条目量表， Ridetta元分析研究显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24]。离职倾向量表采用Mobley编制4条目量表，如“对于目前的工作我时常感到厌倦而想换个新的单位”等，该量表在国内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α>07）（翁清雄，席酉民，2010）。宋国学[19]研究表明职业生涯韧性可分为情感、认知、行为3个维度6个子因子构成，各因子内部一致性系数α>065。鉴于职业生涯韧性构念结构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存在较大差异，笔者在宋国学编制的职业韧性问卷基础上每个维度抽取2个条目对职业生涯韧性进行整体度量。以上变量均采用李克特5级评价量表施测。
4数据统计与结果分析
41同源方差检验
问卷中的所有题项都由同一个被试填写，可能存在同源方差问题（CMV）。根据哈曼（Harman）的建议，采用单因素检验方法，对同源方差的严重程度进行分析与检验，结果发现单因素仅解释了总体变异的213%，解释度较低，不存在同源方差问题，此外职业生涯韧性的调节效应显著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
42验证性因素分析
5讨论
51理论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1）填补了国内对职场排斥与离职倾向实证研究的空白；（2）对员工职业生涯韧性在职场排斥与离职倾向中的调节效应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响应了吴隆增[6]学者对职场排斥未来研究方向的阐述，同时该研究也拓展了职业生涯韧性的研究领域；（3）组织认同在职场排斥与离职倾向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揭开了职场排斥发生作用的“黑箱”。
52实践意义
在强调关系的华人组织中，当个体面临严重职场排斥时极有可能选择“跳槽”来寻找新的有归属感的组织，这类似于社会认同理论中的社会流动策略。为了降低或减少职场排斥的消极影响与“溢出“效应，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降低职场排斥发生频率。企业应建立和谐的企业文化，倡导团队协作，反对小圈子文化，提倡公开公平竞争，反对拉帮结派。
（2）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有利于提高组织认同，尤其是人际互动公平与人岗匹配[27]。
（3）培养员工职业生涯韧性。企业应加强员工职业生涯管理，帮助员工建立长期导向；长期授权、领导支持也有助于职业生涯韧性的提高。
53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采用横断面研究势必对结论的可信度带来负面影响；职场排斥量表所测量的内容是否是华人组织中员工职场排斥程度还有待进一步验证。本研究将职业生涯韧性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并没有深入分析职业生涯韧性各个维度的调节效应。未来可从以下方面对职场排斥进行深一步研究：从个体因素（如工作绩效、人格特质等）、组织因素（绩效管理导向、领导管理方式等）对职场排斥的前因变量进行实证性研究；探究职场排斥与知识共享、建言行为、工作倦怠结果变量的关系，同时考察组织信任、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组织自尊的中介作用机制。
参考文献：
[1]李锐.职场排斥对员工职外绩效的影响--组织认同和工作投入的中介效应[J].管理科学，2010，23（3）：23-31.
[2]肖雄松.职场排斥现象与应对案例研究[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1（1）：53-57.
[3]周冰，曹强.组织中人才排挤的经济学分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54-59.
[4]Hitlan R T， Cliffton R J，DeSoto M C.Perceived Exclusion in the Workplac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Gender on Work-related Attitudes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J].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6（8）：217-236.
[5]Ferris D L， Brown D J， Berry J， Lian H.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Workplace Ostracism Scale[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8，93（6）：1348-1366.
[6]吴隆增，刘军，许浚.职场排斥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组织认同与集体主义倾向的作用[J].南开管理评论，2010，13（3）：36-44.
[7]Williams K D. Ostracism： The Power of Silence[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1.
[8]方志斌，林志扬.职场排斥与员工进谏行为--组织认同的作用[J].现代管理科学，2011（11）：94-96.
[9]Williams K D. Ostracism[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7（58）：425-452.
[10]蒋奖，张雯，王卓，曹峥嵘，许艳.工作场所排斥与员工心理健康、工作满意度的关系：性别的调节作用[J].心理科学，2011，34（3）：686-691.
[11]吕波，齐旭高.避免组织成员边缘化倾向的人力资源策略[J].经济管理，2008（11）：61-64.
[12]Dotan O， Sommer K L， Rubin Y. Multilingual Groups： Effects of Linguistic Ostracism on Felt Rejection and Anger， Coworker Attraction， Perceived Team Potency， and Creative Performance[J].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9（31）： 363-375.
[13]Jeffrey E Lewin， Jeffrey K Sager.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n Salespersons' Turnover Inten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 Selling and S-ales Management， 2010（4）： 355-370.
[14]Alexandra Panaccio，Christian Vandenberghe. The Relationships of Role Clarity and Organization-Based Self-Esteem to Commitment to Supervisors and Organizations and T-urnover Intentions[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11，（41）6：1455-1485.
[15]Bangcheng Liu， Jianxin Liu， Jin hu. Person-organization Fit， Job satisfaction， and turnover intention： An Empirical Study in the Chinese Public Sector[J].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2010， 38（5）：615-626.
[16]Jason Stoner， Vickie Coleman Gallagher. The Glass Is Half Full：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for Employees Higher in Negative Affectivity[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11， （41） 7：1793-1817.
[17]张勉，魏钧，闫举刚.组织认同的形成：朋友网络的影响[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7：26-32.
[18]于肖楠，张建新.自我韧性量表与Connor-Davidson韧性量表的应用比较[J].心理科学. 2007，30（5）：1169-1171.
[19]宋国学.职业生涯韧性的结构维度：本土化研究[J].经济管理，2011，11：184-19.
[20]Jackson D， Firtko A， Edenborough M. Personal Resilience as A Strategy for Surviving and Thriving in the Face of Work Place Adversity： A Literature Review[J].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2007， 60（1）：1-9.
[21]冯缙.心理坚韧性研究述评[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8（2）：68-74.
[22]Gowan M A，Craft L S，Zimmermann R A.Response to Work Transitions by United States Army Personnel： Effects of Self-esteem，Self-efficacy，and Career Resilience[J].Psychological Reports，2000，86（5）：911-921.
[23]Nicholls A R， Polman R C， Levy A R， Backhouse S. Mental Toughness， Optimism， and Coping among Athletes[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8（44）： 1182-1192.
[24]Ridetta M.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 Meta Analysis [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05， 66（2） ： 358- 384.
[25]温忠麟，侯杰泰，马什赫伯特.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拟合指数与卡方准则 [J].心理学报，2004，36 （2） ：186-194.[26]Cohen J， Cohen P， Aiken L S， West S G. Applied Multiple Regression/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M].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3.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成绩斐然。这些为教育体制的改革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和前提，同时也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高职院校学生具备积极关注时事政治、关心国家大事、思想上积极要求上进、愿意尝试并主动接受新事物等优点，随着近年来高职院校自身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高职院校学生生源、个性和心理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一）生源特点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高职学生生源呈现出新特点。尤其2008年，随着第一批“90后”走进了包括高职院校在内的高校校园，给高校校园增添了活力，但同时，由于全国高校的扩招及适龄学生数的不断下降，使得高职院校生源素质更加不容乐观。一是成绩基础薄弱。这也导致不少学生进入高职院校后上课听不懂，大部分学生没有较好的学习习惯。二是依赖性较大。大部分高职学生长期生活在父母身边，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独立自理能力较弱，甚至部分高职学生进校后十几天不洗澡、不洗衣服等情况并不鲜见。三是生源成分的复杂化。为数不少的高职院校为确保生源数量，既招收普通高中高考生，又招收中专校、职业中学和技校生源，再加上大量成人教育和退役士兵学历教育，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校园良好学风、校风和校园治安环境，给高职学生的教育管理加大了难度。
（二）个性特点
正值青春年少的高职学生个性鲜明。其积极的个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高职学生普遍热情奔放，活泼开朗，性格直率；二是高职学生基本上积极关注时政、关心国家大事，经常看新闻，具有较强的爱国主义精神；三是敢于尝试，勇于创新，追求时尚，乐于接受新事物。同时，高职学生又具有有待进一步修身改善的特点：一是为数不少的高职学生自控能力较弱，主要表现为上网、聊天、打游戏，甚至打牌、、酗酒、抽烟等。二是以自我为中心，公众意识淡薄，社会公德缺乏。不少高职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尤其打游戏等过程中，只考虑自己，很少考虑别人感受，公众意识淡薄。三是不少高职学生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学习动力不足，缺乏上进心。
（三）心理特点
高职学生的心理特点是复杂多变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特征，其心理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不够自信。由成绩落后带来的心理自卑、自信心不足，为数不少的学生长期带有程度不同的心理阴影。二是畏难情绪。相对于“70后”、“80后”而言，“90后”心理成熟度不够，在学习、工作或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不是迎难而上，而是退避三舍，甚或干脆不干了。三是谋求快速成功。“90后”高职生网络依赖性强，对“马云式”成功充满崇拜，想尝试、想成功、想快速富有，但无从下手，没有头绪，又怕吃苦，结果永远是漂浮在空中的空想。四是心理问题突出。据有关高职院校新生入学初心理测试显示，心理或多或少有问题的高职学生正在逐年增加。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辩证关系
高职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直接关系到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关系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为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机遇，也带来了冲击。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机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当代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给传统的教育模式注入了新鲜血液。首先，市场经济自身的自主性强化了高职学生的自主意识，使其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的激烈，自我成长的迫切性；意识到自身的主体地位，重视个体的价值存在，敢于充分表现自己，表达自我的情感与追求，有明确的目标感，并为之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其次，市场经济让高职学生公平意识显著增强，认识到公平竞争的重要性，并付诸行动，努力提升自己，为将来走上社会参与竞争打好基础。再次，社会的商业化也让高职学生有了效益的概念，这对于高职学生将来的就业以及为人处世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冲击
矛盾统一是事物的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给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造成了冲击。比如，市场经济过分地强调个体意识，使部分学生只顾追求个人利益，为了达到目标不择手段，而膨胀的私欲支配了主导意识，便会产生极端的个人主义，过度自信、自负，导致我行我素，以自我为中心，集体意识、公众意识便会被忽视。又比如，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容易让高职学生片面注重个体主动性，从而淡化了团体协作意识，没有集体荣誉感，责任感缺失，这对其在将来的社会竞争中是不利的；再比如，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很容易误导高职学生盲目追求物质享受，为自己制定高规格的人生规划，享受高标准的物质生活，而忽略了精神世界的提高和探寻，精神价值无法实现。从微观上来看，现代网络科技的发达促进了市场经济进程的加快，也影响了高职学生的学习、生活，甚至人生观和价值观，而高职学生由于缺乏社会经验，阅历不足，无法分辨出网络信息的真伪善恶，从而很容易误入歧途，沉溺其中，荒废了学业，自毁前程。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域下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对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域下，要提高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可从以下几方面探索对策。
（一）创新和改革教育体制科教兴国
是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的重要战略，为保证此战略的落实，必须有高素质的专业知识队伍，包括高职院校学生在内的当代大学生既是后备军，又是主力军，对于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关键在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强调其自觉性。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在坚持优良传统的前提下与时俱进，不断地进行创新，以应对新形势的变化，传统观念里的载体主要包括文化载体、网络载体和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教育体制的改革首先应当探索新载体、新途径、新方法，全方位加强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职教论坛/2014.29教学方法要改革，要避免生搬硬套和本本主义，引导学生走出传统的教学模式，走出课堂，从身边的细节和大小事件里发掘隐藏的大道理，能够感同身受，将晦涩的思想政治理论具体到身边的一草一木，这样学生学习便随时随地无处不在了，学生也能安心坐在课堂里，耐心听完老师的一堂课，并且能够理解并记住所学知识。老师也可以旁征博引，用真实的事例来论述思想教育方针，鼓励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用实际行动来参与并亲身感受思想政治教育，以此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二）改变教育观念
市场经济的价值观是以利益为核心的，不管在何种类型的矛盾和斗争中，利益始终是其围绕的核心，而在各种形式的利益斗争中，经济利益总是首当其冲，许多问题和矛盾的产生都和利益冲突有着紧密联系。虽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以他们的物质利益为立足点，因为这是矛盾的所在，也是解决方法的关键所在，切勿一贯以“假大空”的方式来单纯灌输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这种空洞的说教形式并不能让学生真正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精髓，也无法领会其中的要领，即便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相关的问题，也不能把理论和实际情况联系起来，更加不能按图索骥，要依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原则，引导学生辩证地看待经济利益和群众利益的关系。除了健康的信念支持，先进的教育方法、优秀的逻辑思维和强大的心理素质等都是提高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必备条件。现代社会的各种诱惑和社会问题，对高职学生的心理素质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一旦高职学生心理素质比较脆弱，心智不成熟，很容易对未来和社会失去信心，对国家的制度和指导方针产生疑惑，这样的负面情绪不仅危害高职学生本人的身心健康，也会对周围人群甚至整个社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要担负起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任，虽然无法以专业的心理辅导方法对其进行教育引导，但可以通过思想政治理论中的有关方法，诸如团体式心理辅导，让学生能够学会在集体生活中与人相处，树立起集体责任感。
（三）提升教育主体的素质
作为教育主体的教师，要及时更新和完善知识结构，不断提升自身素质。提高高职学生学习实效性的重点是教师生动而高质量地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因此，思政课教师要重视科研和推陈出新，要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实际讲授课程，不能只看书本，照本宣科。“要充分发挥教学主渠道、教育主阵地的作用，把党的创新理论贯穿于教学始终，渗透到政治理论教育的各个方面，切实打牢学生的政治理论根基。”[2]结合高职学生上课实际及有关数据显示，接近半数的高职学生都比较喜欢知识面广的老师，思想政治教育课本身比较枯燥难懂，理论性强，教师仅仅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其他领域的知识有所涉猎，尽量熟知古今中外，精通天文地理，这样才能在讲课的过程中引经据典，博采众长，把抽象的政治理论放置于教学活动。另外，教师要吃透教材，认真研读文献资料，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合理地运用所学知识，不唯书，使学生明白“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四）贯彻主体性教育理念
主体性教育理念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结合时代要求的新理念，在当前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其实现的途径主要包括制度的建设和养成教育的强化。在制度建设上，高职院校教师要本着民主的原则，尊重学生，使其能够完全行使已有权利，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只有建立在学生真实意愿基础上的制度落实，才能真正为学生带来利益。学风的建设也不能忽视，我国古代著名的故事“孟母三迁”就说明了成长环境的重要性。高职学生虽然仍身在校园，但大学的生活环境已渐趋社会化，学生主体也受到了社会风气的影响，价值观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如没有正确的引导和规范约束，很容易迷失自我。学校可以举办一些赛事、活动，通过交流和竞争来严肃校纪校规，督促并培养优良学风，让学生在优良的风气中完善自我。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事业上的体现，就是要以学生为本，事事都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不断提高教师的引领度，从而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另外，任何思想政治工作都应当依托于高质量的人文关怀，坚持以人为本，真正站在学生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才能明白学生真正的需要。高职院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应该注重对本校学生身心和生活等各方面的关怀，包括心理上的辅导和生活中的帮助等等，才能让学生得到全方位的发展。要让学生有主体意识，认识到“我很重要”，其作用显而易见。首先，在传统的教育理念中，大多教师和学生没有平等、民主可言，教师一直处于严肃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学生则处在较低的地位，这样明显的心理位置的差异会导致学生有恐惧学习、恐惧老师的想法，要解决这一问题，应当要增强师生之间的互动，经常举办师生交流活动，弘扬校园文化，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组织师生进行角色互换，让师生彼此了解，树立正确的师生观、学习观；其次，过去的授课方式一般比较枯燥单调，误导了学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便等同于冗长的报告和严肃的专题会议，新的教育方式要求教师有针对性地把学生放在与教师平等的位置，把会议、报告等方式转变为拓展训练、讨论交流等活泼的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提升自我的动力；再次，要不断拓展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必须要有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配合与认同，在这一层面上，可以说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学生的认同和参与程度。
（五）优化育人环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校园文化是高职学生成长环境中的重要部分，构建和谐的校园文化，能够促进高职学生以阳光积极的心态来面对生活，同时，又可以提高学生对自身专业学习的积极性、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主动性，以及在思考人生相关问题时的创造性，这对于促进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对于促进高职学生将来尽快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都有着重要而深刻的意义。校园环境的建设不仅包括学风建设、师生关系的和谐，也包括学生之间的良好的人际交往。高职学生是来自不同地域的群体，他们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异，不同地域之间、不同经济水平、不同民俗文化等等都会给学生之间的交往带来屏障，正确引导高职学生之间的人际交往，杜绝民族歧视、贫富攀比、优差生分化，只有良好的交际环境，才能促进校园整体环境的优良发展。同时，要充分利用校园网络媒体的新渠道。一方面要注重网络伦理道德规范的培养，倡导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使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上具有说服力。
（六）参加社会实践，理论结合实际
高职院校的学生普遍存在着眼高手低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受社会的影响，而在学校内部的学多是以课堂教授的理论为主，两者相脱节；另一方面又由于高职教育虽然强调加强技能训练和动手操作，但总体来讲学生接触的还是理论型的学术知识较多，理论和实际相脱节。以至于学生虽然真正接触过的实际操作较少，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已经绝对能够胜任，对于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也会将出错缘由归结于客观对象本身，而非自身。要从根源上缓解这一弊病，就要鼓励高职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检验所学知识是否实用，并进一步加深平时所学专业知识的理解和运用，使课堂所学理论知识更加的丰富化、生动化，最终实现对高职学生进行思想政教育的目的。
（七）加强法律法规教育
论文关键词：就业导向；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关联；基本功能
一、以就业为导向的含义及特点
以就业为导向，就是把学生的就业作为引导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指向，高职教育的一切工作都应为了学生更好地就业而展开。整个职业教育的评价标准要向以就业为导向转变，职业教育资源的配置要向以就业为导向的优势学校倾斜，培养市场真正需要的人才。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培养目标的职业定向性。培养应用型、技能型、操作型、具有大学文化层次的高级职业技术人才，学生毕业后能直接上岗。他们具有双重优势：同普通高校毕业生相比，他们出校门就有相当熟练的某种技艺或技能；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相比，他们又有大学以上的专业理论与知识。
2．专业设置市场性。教学内容摆脱了传统学科式教学模式，按照地方性、市场导向性的需求，就业市场需要什么，就办什么专业；办什么专业就设什么课程、请什么师资，专业设置具有相应灵活性，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很快适应就业岗位的需要。
3．课程开发职业性。在课程开发过程中，学校根据高职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以及教育教学规律，关注企业需求变化，调整专业方向，确定培养规模，设计实施性教学计划；企业为高职“埋单”、提供就业岗位。
4．教学过程协作性。企业选派有丰富经验的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通过对企业需求岗位的分析，然后对学校制定的教学计划提出合理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双方不仅有效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密切了合作关系，还提升了合作层次，实现了“产销连接”，使学校人才培养与企业人才使用的“无缝”连接成为可能。以就业为导向与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含义及特点相互区别，但是，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二、以就业为导向与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相互联系
1．教育目标基本一致。以就业为导向与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总体目标上是一致的。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培育人、塑造人，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造就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人才；另一方面，高职教育“以就业为导向，服务为宗旨”已成为一种共识，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要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最大教学效力，准确把握市场脉搏，紧紧盯住市场需求，依据市场办教学，围绕市场搞就业，培养市场需要的“精品”学生——有文化、有修养、有学历、有技术、有底蕴、有创新的人才。
2．教学内容相互依存。一方面，以就业为导向是高等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职责。思想政治理论课，旨在引导学生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创业观，培养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这些教育内容只有融入和贯穿以就业为导向的培养之中，才能富有实效性和穿透力，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另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以就业为导向。研究表明，相当一部分毕业生面对纷繁复杂的人才市场，感到无所适从，不是因为不具备工作所需的技能，而是因为缺乏基本就业能力。在择业过程中，盲目自大，脱离现实，或是忽视专业，急功近利，或缺乏择业主动性、积极性和竞争意识。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健康的个性心理品质，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以及求知欲、独立性、灵活性、观察力、自信心、好奇心、想象力等优秀人格品质。
3．培养模式基本相融。从培养模式适应社会需要和个人发展的整体上来看，以就业为导向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显示出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现代企业不仅注重员工的职业技术，而且注重员工的整体素质，这种对员工的综合素质要求，代表社会的发展方向，代表着劳动就业对高职教育的要求。高职教育依据以就业为导向和思想政治理论课为核心两个基本维度来规划课程，就是要兼顾社会发展需求和学生发展需求；就是要兼顾学生即时性需要(当前就业的需要)和超前性需要(终身发展的需要)，并以此来整合应用性课程与理论性课程、专业课程与基础课程，学历性课程和资格证书课程，从而构建高职特色的课程体系。以素质拓展教育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途径，增强大学生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事实上，在培养实践中，以就业为导向蕴涵着一定的实践导向，其核心在于强调作为主体的人的基本综合素质的养成与发展，并不是将每个人都培养成全才，而是力图使每个人在其现有素质的基础上趋于完善。它不仅隐含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表达，也蕴涵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内容、手段与途径的规定，两种培养模式已表现出统一与融合的趋势。
三、以就业为导向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出了新的要求
1．突出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层次性。根据扩招后学生素质参差不齐的现状，对统招生与单招生、文科生与理科生，制定不同的教学目标和要求。(1)在课程目标上，应以人的发展为基点重新审视高职教育的质量规格和人才标准。以人的职业能力的终身发展、与职业相联系的人的整体发展为着眼点进行目标定位。不仅要注重某一职业或岗位的专业能力的培养，而且要注重学生职业适应能力、职业发展能力、职业活动中的创造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尤其应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能力素质的持续发展。(2)在课程设置上，应在保证高职教育课程结构性的同时，增强课程的开放性，体现课程设置的灵活性、课程内容的前瞻性和课程实施的和谐性。同时，在课程内容的选择和编排上，要体现人文精神、社会科学与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有机整合，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增强学生的变通能力。(3)针对不同教育对象，分类确定具体教学目标和方法。即把学生按知识层面分成不同层次，确定适宜的难度，在教学设计和教学活动中，按不同具体目标，因人而异，因材施教，适应学生的群体性差异。使每个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提高，都有成就感。并在此基础上提升目标，促进学生素质的继续发展。
2．突出知行结合、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标，制定实践教学大纲和计划，组织课内课外相结合的实践教学活动。一是通过参观、考察、网上调研，使学生接触社会，促进学生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把握，了解我们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很发达，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指导学生撰写调查报告，深化在课堂教学中获得的理性认识。二是把实践教学与志愿者服务、公益活动、专业实习结合起来，加强对高职学生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培养。三是渗透职业指导教育，从校外聘请一些专家学者、职业指导师、企业管理人员、生产一线的工作人员作关于劳动力状况、就业形势、岗位要求、职业生涯设计、应聘技能等专题讲座，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社会，正视现实，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加强自身的行为修养和就业能力。
3．突出教师的职业性，建设“三师型”师资队伍。高职教育要突出它的应用性、职业性特点，必然要求教师既要有教学能力，又要有专业的实际经验。随着高职改革的深入，尤其是以就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提出，作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师资队伍的建设上，必须顺应其需要，创新“三师型”内涵，既能传授专业理论知识，又能指导专业实践，帮助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设计的教师，具有类似教师+某个专业技术职称+职业指导(如讲师+工程师等+就业指导师)的专门人才。教师既能从事教育教学活动，又能从事行业、职业实践活动，并能将行业、职业知识及能力和态度融合于教育教学过程中。同时还具备能够了解社会和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要及能力要求，将就业指导工作从大学学业后期前移至学业早期，与新生职业生涯规划同步设计。
四、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功能
1．定位功能。随着高职学制的改革，学时短与教学内容多的矛盾越发凸显。如何办出“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教育是摆在所有高职院校面前的新课题。教育部部长周济在第三次全国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研结合经验交流会上指出：“高职教育必须与本科院校‘错位发展’，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把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作为发展的动力，把提高学生就业和创业能力作为改革的方向。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专业设置要与当前经济发展需要紧密结合，基础理论以该岗位“必需”、“够用”为度。要转变办学思想、办学模式和办学机制，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职业技能训练，把学做人和学技能结合起来。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体现以就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方向。以就业为导向为突破口，突出实践的作用，增加实践的课时，加大实践的分量，让以就业为导向发挥其导引、激励、兴趣、深化的特殊作用。在课程设置上应考虑拓宽学生知识面，着眼于人的和谐发展，培养学生适应就业的关键能力，为其可持续发展打下牢固的基础。在教学内容上，必须突出应用性、教学方法突出训练性和教材建设突出适应性。树立与市场经济相符合的就业思想和观念，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在专业学习中训练，在社会实践中体验，在自我修养中提高，在职业活动中强化，培育良好的心理素质，既可以做一名能工巧匠，从“灰领”晋升为“自领”，成为企业的中流砥柱，又可以随经济结构的调整、市场的变化而随时更换职业岗位，应对将来社会和职场的各种挑战。
2．动力功能。目前，许多高职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远未达到足够的重视程度，把专业课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定位为所谓的“正课”与“副课”关系的现象比较普遍，甚至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可学可不学，对自己的人生成长并无实际意义，因而对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缺乏内在驱动力，这种认识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开展。就业导向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目标是把人力资源市场的职业道德要求作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出发点和归宿，贯穿思想政治理论课过程，实现教育与市场接轨，体现毕业生与人力资源市场的“零距离对接”的教育理念，成为帮助高职学生实现理想与自我价值的阶梯。深刻理解时代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明确时代和社会对自己提出的素质要求，积极、主动地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关注社会，探索职业发展前景，确定合理的职业目标。一年级了解自我，二年级锁定感兴趣的业、有目的地提升职业修养，三年级初步完成从学生到职业人的角色转换。通过一些有代表性的、启发性的思想政治论课实践活动，不仅可以让学生知道了自己“应该做什么”“将要做什么”以及“能做什么”、“怎样做”，更重要的是让生在思考分析讨论中明白“为什么”，自觉地把个人的专业学习、素质的提高和就业能力的培养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变动接受为“主动采纳”、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关键词】市场营销专业；高职专家型教师；能力研究
为了科学、客观、系统地得出高职市场营销专业专家型教师应具备的诸多能力，进行了专题调查。此次调查采用结构式问卷进行访问。问卷以封闭式题目为主，调查范围基于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调查对象为市场营销专业的教学管理者、专业教师和学生。共发放问卷120份，其中，教学管理者40份、市场营销专业教师60份、市场营销专业学生50份，共回收调查问卷120份，回收率为100%，并抽取了一定比例的问卷进行电话复核，以检验调查结果，有效问卷为120份，合格率为100%。调研内容主要针对高职市场营销专业专家型教师能力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内容涉及市场营销专业专家型教师的核心能力、科教研能力等13个方面。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量方面，对调查问卷获取的原始数据，根据分析问题的需要，采用专业统计软件SPSS分层处理。定性方面，主要对收集的材料与访谈信息进行分析，以此得出客观的结论。
一、具有高尚的教师职业道德和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
调查显示：市场营销专业专家型教师要求主动地对学生进行职业教育的理念：最重要占62%，重要占38%，因此，市场营销专业专家型教师要既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同时还要具有潜心教育、教书育人；热爱学生、尊重学生；严谨治学、精心施教；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团结协作、培育新人的高尚师德。热爱祖国，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与时俱进的职业教育理念，对高职教师工作的本质、责任和特点有深刻的理解，具有为高职教育事业的发展而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
二、具有优良的复合型专业知识结构
市场营销专业专家型教师具有职业教育理论、专业专长、相关学科、职业技能等复合型的专业知识结构。理解并掌握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理论，教学法理论，具有精深的市场营销专业知识，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历史和趋势；了解与本专业相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知识、新成果及现代化教学手段和营销实践的操作技能，能以宽厚的教育理论、丰富的知识内容、最新的学科信息、现代教学手段来实施市场营销教育教学。同时还具有广博的人文科学知识及跨学科知识，并能高效率解决教学领域问题、善于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有很强的洞察力，较强的个人教学效能感和完善的教学监控能力。
三、具有丰富灵活、高效一流的职业教育教学能力
调查显示你认为市场营销专业专家型教师应该具备5到10年的教学经验：最重要占67.33%，重要占32.67。教师的职业能力素质是教学活动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市场营销专业专家型教师要求具有教学经验丰富，能针对基于工作过程的职业能力培养的不同教学情境，作出迅速准确地预测和自如地调控，以出色的教学设计和多种教学策略的灵活运用，保证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还具有很强的理论联系实际、灵活运用现代多媒体教学的技术、设备的能力、教学成果转化能力、动手操作能力。要善于凭借敏感的信息意识，运用多种媒体广泛收集最新、最有价值的信息资料，并善于将获取、处理信息的技能传递给学生。
四、具有突出的教科研和教改实践能力
调查显示：你认为市场营销专业专家型教师的科教研能力主要体现在（可多选）：其中，撰写专著、编写教材、教学成果占12.67，、申报课题、编写教材占9.33%，申报课题、撰写专著、教学成果占9.33%。可见，市场营销专业专家型教师应具有教科研素质，才能在职业教育教学活动中更具有创造性，更快地接受现代科学新知识及最新职业教育理论，把握营销专业发展的最前沿的信息，总结教学实践中的经验，并将其运用于自身的市场营销的教学活动中，从而不断地提高教育教学。具有开拓创新精神和敏锐的观察力，善于提炼和鉴别出有助于解决教学问题的信息，并有效地对信息进行归纳和总结，新颖、独特、恰当地运用于教学。具有突出的教改实验能力，结合自己工作的实际，敢于对原有的教育方法和教学观念提出质疑，敢于对新的教育现象和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并勇于通过不断的实践，完善自己的职业教育理念。
总之，高职市场营销专业的专家型教师的核心能力特征集中表现为教学能力、科研能力、服务社会的能力、团队合作的能力、指导学生参加职业技能比赛、使用现代教学技术设备的能力、指导学生毕业论文、既要把握专业领域学术发展前沿，又要与行业及企业保持密切联系，时刻关注行业发展动态等方面。
参 考 文 献
[1]曾玉华．论专家型教师的素质结构及其培养[J]．零陵学院学报（教育科学）．2003，1（3）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