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凯尔特认为按照狄尔泰的做法，人文科学还是依赖于自然科学，并没有取得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李凯尔特认为“从自然和精神的对立进行的分类研究，不能达到理解经验科学之间实际存在着的差别，然而问题却首先取决于这种区别。”他提出了用自然和文化的质料对立去取代自然和精神的对立，同时用历史概念和普遍规律概念的形式对立去去代取代自然科学方法与精神科学方法的区分，根据以上原则，李凯尔特将经验科学成功地区分为自然科学与历史的文化科学。
二、形式分类原则，普遍化方法与个别化方法的对立
李凯尔特强调仅凭质料原则“还不够，必须用一个形式的分类原则来补充这个质料的分类原则”他认为，自然科学与历史的文化科学在形式上的区别表现在它们各自形成自己的科学概念时所采用的原则的对立——即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与历史的文化科学的个别化方法的区别。在李凯尔特看来，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历史的文化科学都是对直接经验材料的改造，对现实本身的简化，这是因为概念是普遍的，我们不可能将现实的无限的个别的东西都纳入到概念中，概念与现实之间永远存在一条鸿沟，希望概念像镜子一样完全反映出现实之物是不可能的，因此，“认识不是反映，而是改造”。
那么科学概念如何才能把握现实呢？李凯尔特首先从概念与现实的关系入手，提出现实的“异质连续性原理”。李凯尔特认为概念不能包摄现所呈现出的连续性和异质性；但理论上，我们可以把这两种显示所呈现出来的这两种特性，科学对现实的改造和重构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种是用同质的连续性来改造现实的异质的连续性，这是一种普遍化的方法，自然科学把与任何价值都没有联系的事物和现象看作自己的研究对象，它的目的在于发现同质的普遍联系和规律；而另一种是把现实的连续性改造为现实的间断性，历史文化科学就采取这种方法，它以分割现实的连续性为代价而保存现实的异质性。要研究历史文化科学，就必须注重对象一次性发展的特殊性和个别差异性。
只有个别性才对文化价值有意义，才是本质的。即采取将异质的连续性改为异质的间断性的方法，为了防止科学概念变为个人纯粹主观意愿的产物，只有将它建立在一个“先天判断”的基础上才是可能；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通过这种先天的价值原则就能把所给的现实材料中的本质成分与非本质成分区别开来；所以为了搞清楚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研究方法的不同特点，就必须厘定两者形成科学概念所各自遵循的一般原则的不同。
虽然化学学科帮人们解决如此多的问题，但化学学科仍旧被冠以后继乏人，声誉不佳，吸引力不强的帽子，许多人将环境污染，化学灾难等都“归功”于化学，化学学科由此被边缘化，变得越来越受冷落。有人竟然认为化学在未来有可能被消解，有机化学将加入到环境科学中去。在日常的生活中，常常可以看见化学被边缘化，不受重视，不受欢迎的现象。美国化学家认为：化学应当拥有自己的中心理论。
造成大家排斥化学学科的局面的最主要原因是，许多化学工作者只关心自己的研究，并不重视对自己学科进行宣传，对于后人的培养也比较疏忽。许多言论都对化学学科有不公平的论述，对于这些公开诋毁化学学科的言论，许多化学家也在多次演讲和文章中也为化学学科正名。还有许多其他学科的工作者也曾这样评论过：交叉学科埋没了化学学科的形象，作为重要的中心科学，如此不受重视，化学家并未对其作出强烈的反对，仅仅是因为他们有这种谦虚的美德才造成化学变成落日科学，无法吸引优秀学生。作为专业的化学工作者，应当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对化学学科存在的问题作出系统的总结，然后通过集思广益对这些问题作出全面的解决方案，从本质上解决化学学科所存在的不良问题。
2化学学科的改革
我国化学基本课程目前还存在很多与当今科学发展不符合的地方，这些都造成化学学科的内容体系和普及受到了影响，需要作出修订和调整，只有对化学学科做出相应的整改，才能使这门学科担当起其应有的社会责任。当今的化学学科教育已经存在严重滞后的问题，许多的教学问题出现在化学学科教育中。要对化学学科进行改革，就应当改变其课程的陈旧内容，对学科中与现代化学脱节的方面进行摒弃，将课程的内容精简和压缩，不要过分强调其学科自身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只有在这些方面进行改善才能吸引大量优秀的青年投身化学学科事业，为化学学科做贡献。
所以，构建化学学科新的课程体系需要带着全新的思路，做出更好的顶层设计，超越过去完成新的化学学科要求。在解决化学学科存在的内容陈旧，吸引力不强等问题时，就应当在改革化学学科的课程体系上下功夫，多与国外的化学教育学者交流，吸收他们先进的成功的工作经验，使化学学科在其领域真正发挥它的支撑作用。
3结束语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
[2]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关键词：科学；意识形态；文化；宗教
对科学的理解是当代科学哲学的任务之一，因为真实的科学并不是我们常识中所认识的科学。我们可以直观一朵花是什么，但是科学却不存在一个类似的实体。我们可以把某些物质的、可感知的东西称为科学，如牛顿的手稿、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出版物等等，但这只是科学的某种体现或它理论化形态，我们还不能说这就是科学本身。科学知识只是某种类型的可见形态，理解科学更需要认识科学的社会历史本性。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
将科学视为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把科学视为一种历史存在的人类意识，它不同于曼海姆对意识形态的经典定义。说科学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就是因为科学与人类社会历史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这与说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相类似。目前，将科学看作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已经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①但是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特点尚需作出必要的说明。
科学之所以可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看待，首先是因为科学是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是关于客观世界的“意识”。科学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乃至整个的世界观。现代科学的每次重大的统一，都必然伴随着观念上的重大变革。科学本质上是关于自然的认识，是对自然的研究，是关于自然的观念，这是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精神生活最本质的方面。“科学被专门建立起来，是为了直接地解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所有现象的本质的、最主要的方面。”②在科学这一意识形态中，对人类认识任务的解决成为首要的使命，而科学知识的取得又是与人类社会的物质关系和生产需要分不开的。科学从最初的对自然秘密的探究到它成为一种理论成果、再转化为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它带给我们生活各方面的深远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从最初对对自然的好奇，到后来逐渐给予我们一种新的自然界的图像，一种我们看待自然界乃至整个世界的观点，以至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
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并不只是具体认识的改变，而且是人对整个世界看法的改变，因此也必然地引起包括宗教思想在内的意识形态的深刻嬗变。从另外一种意义上，科学也会演化出意识形态，科学本身也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对此，哈贝马斯（J. Habermas）等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作出过深入的研究。但正如宗教中孕育了科学一样，基于科学实践而产生的某种意识形态（如唯科学主义）也是科学的副产品，是属于“科学文化”的范畴。正因为科学的应用可以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并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之间造成利益上的矛盾，因此对科学的不同态度就会成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哈贝马斯从否定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他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会产生消极的政治效应。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则实现了对人的统治。他不像其先辈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那样认为科学技术从来就是意识形态，而是强调只有在现代社会中，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它才履行意识形态职能。③哈贝马斯不把科学技术产生消极的社会作用归结为社会环境，而认为科学产生的消极的社会作用完全是由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这种意识形态的独特成就就是，它能使社会的自我理解同交往活动的坐标系以及同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相分离，并且能够被科学的模式代替。同样，在目的理性的活动以及相应的行为范畴下，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对社会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的既定的自我理解。”④
科学还与其他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相互依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代学者伊安·巴伯认为，“科学是一项真正的人类事业，它具有人类从事的其他活动的许多特征。”⑤同人类其他文化形式相类似，科学不但具有实用的、功用的一面，同时它也有超越性、创造性的一面，即可以从科学活动中获得人的自由。首先，从历史来看，科学与宗教、哲学、伦理、文学艺术等处于一种相互渗透又相互区别的关系中。从科学知识的萌芽期开始，科学与宗教、神话、寓言教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科学的古代形态。即使是在今天，科学与各种不同的知识形态、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仍然构成了科学科学知识系统生存和发展的动力。爱因斯坦曾经描述过信仰因素在科学探索中的重要作用，说明了宗教与科学在当代构成了一种特殊关系。科学活动是需要信念的，这种信念既包括对科学功能的社会性信念、科学对人类社会的正向价值、科学价值的世俗性的认可，也包括了某种对自然（自然的美、自然的秩序、自然的统一）的惊异和敬畏，这种情感在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宗教性。科学家所体验到的宗教情感，并不必然是对某种宗教教条或宗教神学的认可，因为科学信念首先是以自己的科学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这一切都没有取消科学事业的独立性。科学说明不同于宗教的教条或神学理论，相对于这些文化体系，科学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客观的说明”，这是我们对科学的基本信念。
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处于不同的关系之中，即“自然科学的概念内容没有被归因于某种经济基础：归因于经济基础的仅仅是它们的‘目的’和‘材料’。”“自然科学与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不同于其他知识领域和信仰领域与经济基础的关系”。⑥科学只能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科学与经济基础之间不是直接的“反映”关系，这说明科学与宗教等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具有质的区别。
二、作为文化的科学
英国学者斯诺（C. Snow）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两种文化的概念，他认为，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不仅是智力意义上的文化，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⑦。也就是说，科学不仅代表了一种智力活动及其成果，而且也具备和人类学家视野中的文化现象一样的性质与特征。斯诺提出这样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大学里从事人文与自然科学的两种知识分子在文化上 日益严重的隔阂与对立。造成这种文化分裂的原因是深刻而复杂的，有些渊源于社会历史，有的是个人经历所造成的，还有的则是由于不同种类的精神活动本身的内在动力的差异。⑧在斯诺看来，科学是“表征人性的本质和才能”的，“对自然界的好奇心以及对思维的符号系统的运用，这正是最珍贵、最人性的两种人类本性”。⑨也就是说，文化是体现人的“本性”、与人的存在和发展有关的活动和现象，因而科学可以毫无疑义地看作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里，我们可以意识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家族相似性”。科学之所以表征了人的本质和才能，首先体现在它是一种对待经验的成功方式：科学活动是按照某种程序进行的，它把以前已经完成的东西不断地再合并为一个不断生长的结构，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科学的文化或传统。⑩在斯诺看来，科学文化是累积的、组合的、共意的，它体现着自己的过去，必然要穿越时间而进步；而另一种（人文）的文化则具有另外存在方式，它们是非累积的，是独一无二的，从彼此之间的关系上看不出内在的进步。
科学对人类社会存在的巨大影响，改变了人的自然生存条件和社会生存方式，这是科学之为“人的科学”的本质方面。科学本身涉及的层面之广以及科学的影响之深都只能用文化或文明这样的总体性概念来描述。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注重探索和展示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生产、变迁和发展的作用，并从理论上对这种作用加以阐述。英国学者巴里·巴恩斯（B. Barnes）认为，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现在它成了文化的一个高度分化的要素。这种文化的变迁具有自身的连贯性、科学的不同分支具有潜在的文化内聚性、在某个特定的时期科学同事群体界定他们认为什么可算作是科学知识的方式，等等。11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进一步消除了科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和简单化观念，深入探讨了科学活动所具有的人的内涵和性质。这种倾向与某些研究者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相通之处。他们注意到了科学的传播和影响过程的确可以从“文化变迁”的角度给予研究和理解，然而不能将科学最后认定为是同某种风俗、民俗完全相同的东西。巴恩斯还认为“理论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一种隐喻”，“凭借它便可以把类似文化模式中的有用要素，转变为并重新组织成令人费解的事件的东西。”12总之，科学知识社会学否认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遍标准，认为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内容，是由具体的社会群体的有局限的文化规范决定的
英国科学家、哲学家波拉尼（M. Polanyi）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科学的文化内涵，他论述了科学知识是一种“个人知识”。他指出，科学从具体的知识上升到普遍的知识，成为人类的智慧或审美活动的过程，但这一过程是一个矛盾重重、曲折艰难的过程：“认知任何一项自然科学知识都少不了认知者在某种程度上内居于研究对象之中的行动，这种亲密的内居行动呈现一个连续的进展过程——这过程恰恰指向被誉为史学独特的研究方法的‘完全内居’（fullest indwelling）。”13自然科学要成为人类内在的知识、普遍的知识，不是依赖于它作为某种结论和实际效用的力量，而且还要依赖于整体的精神演变过程或态势。波兰尼认为，“整个人类感觉世界——智力、道德、艺术、宗教理想——都是被人类生存和成长于其中的文化遗产之构架所激活的。”14如果没有其他文化的制约，科学的发展将人类带向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波兰尼认为，在科学上没有纯粹的事实，“科学也不仅仅是事实的集合，它是一套基于自身科学诠释而存在的事实体系”；“只有在一个传统信仰与价值的复杂系统之内，人们才能从事科学研究，并将之代代相传，这就好比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传统是不可或缺的。”15波兰尼通过他的研究揭示了科学研究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之间“人类学意义上”的一致性，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科学的文化生成过程与其他文化资源所采用的过程并无重大区别。
在文化视野中，科学事业是向其他文化形式或意识形态开放的。正是由于科学的文化性质，科学可以在不同层面上与宗教文化发生关系，表现出在相容甚至互补，又矛盾甚至冲突的复杂关系。既然宗教与科学都是人类的文化活动，那么二者之间就会必然存在着共同之处，存在着可以对话的通道，存在着互诠的可能性；同时二者之间的比较也显示了它们在思维方式、影响层面、文化性质上，都存在着很大区别。无论如何，科学的作用是历史地形成的，是不会被完全解构的，正如普利高津在《确定性的终结》中说的，断言时间之矢仅仅是现象学的或者是主观的，皆属荒谬。16科学改变的不但是外在的世界，而且是人的精神世界，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改变。在这种意义上，科学可称为一种真正的文化。
三、结 语
科学虽然从内容上体现的是关于自然的知识，但是科学体现的是人的目的和手段，所以科学不是外在于人的绝对存在物，科学不但是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体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科学现象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前苏联学者拉契科夫（П. Рачков）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对科学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一，首先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本质联系的一种基本形式，这种认识提供了预见事件的可能性，是人们合理行动的基础。第二，科学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和相对独立的社会体系，这个体系把科学家组织起来，为认识客观规律和应用这些规律服务。第三，科学还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力量，这种力量将科学成果体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中，并且使得因人们的行动符合客观规律而得到发展。17这实际上是从动态的、联系的、系统的角度看待科学的——因为科学与人的社会活动密不可分，纯粹知识形态的科学不可能解释科学活动的实际影响和意义。拉契科夫说明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力量及其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联系，从而深刻地说明了科学的社会本性。科学具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当代科学的发展不但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也意味着当代科学精神发生了重大变化，18这种变化也必然会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关系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也将在历史中不断地被超越。
① 参见曾国屏：《当代自然辩证法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② 拉契科夫：《科学学——问题·结构·基本原理》，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24页。
③ 参见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2页。
④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
⑤ 伊安·巴伯：《科学与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
⑥ R. K. 默顿：《科学社会学》（上册），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28页。
⑦ 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9页。
⑧ 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1页。
⑨ 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0页。
⑩ 参见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20页。
11 参见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12 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2页。
13 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
14 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15 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190页。
16 伊利亚·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自然法则》，第3页。
关键词:科学文化;国民经济;关系;实证
理论界关于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的关系问题的探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笔者通过维普数据库查询,在1989-2010年6月期间,与“科学文化”相关的文章有3578篇,探讨“科学文化”与“经济发展”或“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之间关系的文章有102篇,而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文章则没有发现。笔者试图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皮尔逊相关分析法等现代统计理论,就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联性进行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选定
国民经济数据选取我国1995-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单位:亿元)。科学文化数据共选取10个指标:投入选取2个指标:1995-2009年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WT),同期每年研究与开发经费(RD);科学文化产出选取5个指标:同期每年出版报纸的份数(BZ),同期年广播人口覆盖率(GB),同期年电视人口覆盖率(DS),同期年专利授权量(ZL),同期年技术成交额(JS);劳动者及素质选取3个指标:同期每年文化从业人员数(WY),同期每年科技活动人员数(KY),同期每年每万人中大学生数量(DX)(见表1)。
从上述原始数据来看,科学文化各项指标除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和文化从业人员数据有些波动外,其余基本上呈现增长的趋势。
二、分析
(一)主成分分析
根据表1提供的全国1995-2009年科学文化各项主要指标数据,利用统计软件SPSS17.0做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法是根据降维的思想,将相关性很高的多变量转变为彼此相互独立且不相关的少数变量,从而达到用较少的变量去解释原来资料中的大部分变量的目的。通常是选出比原始变量个数少,能解释大部分资料中的变量的几个新变量,即所谓主成分,用以解释资料的综合性指标。
通过对表1中的科学文化10个指标的相关性分析,得出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的相关矩阵(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大多在0.6以上,没有0.3以下的。同时还通过了KMO检验和Bartlett的球形检验。本案的KMO值为0.588(大于0.5的最低要求),表示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另外,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397.571(自由度为45)达显著,代表母群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成分存在。因此,上述数据适合于主成分分析和进一步分析。通过分析,得到1个主成分,这个主成分的贡献率达到86.922%,超过了85%的要求,它解释了科学文化10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对应的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见表3)。
根据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得到该主成分的计算模型:
F=0.113BZ+0.100GB+0.103DS+0.112WT+0.086WY+0.113DX+0.111ZL+0.112JS+0.110JS+0.110RD+0.110KY
F为主成分得分。相对应的主成分得分用于后面的分析。
(二)关联性分析
全国1995-2009年GDP及科学文化综合指标得分(即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全国GDP发展指标的趋势与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的趋势基本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假定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正向关系。因此,我们选用皮尔逊(Pearson)相关分析方法和双尾检验法(2-tailed)对表4GDP指标和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拒绝了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的相关性为零的原假设,科学文化主成分与GDP发展的相关性达到0.969,呈高度相关。这说明科学文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确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一种先进的文化也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毫无疑问,国民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也会推动科学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表5出了国民经济与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的相关性。全国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和研究与开发经费两个资金投入指标与GDP的相关性分别高达0.961和0.998,呈高度相关,这显示了资金投入的重要性,“一投就灵”非常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
从科学文化产出的5个指标来看,除广播、电视两个指标与GDP的相关性数据分别为0.736和0.776,属于有较高的相关性外,其余报纸出版份数、专利授权量、技术成交额3个指标分别高达0.918、0.994、0.998,呈高度相关。报纸数量增多了,说明看报的人多了,这从侧面反映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正向的影响。专利授权量和技术成交额的增长,并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正是科学技术物化为生产力的最佳佐证。
从人员的3个指标来看,文化从业人员、科技活动人员和大学生数量与GDP的相关性分别达到0.637、0.995和0.962,文化从业人员与经济发展相关性不高,主要是因为文化从业人员的增长出现多次波动,如2000年、2001年文化从业人员出现下降,是因为同期国家对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减少,期间时值文化部门进行体制改革,实行人员分流造成。从2002年起,文化从业人员又开始增长,这与当时文化基本建设投资又开始增长是相吻合的。科技活动人员、大学生拥有量与国民经济发展高度相关,这反映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三、结论和建议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相关度很高,适合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对各项指标进行降维。通过分析得出了一个主成分,这个主成分在科学文化的10个指标上的载荷均在70%以上。
第二,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因此,加大对科学文化的投入,提高科学文化的产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努力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发展和繁荣我国科学文化,是提高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必由之路。因此,加大科学文化的发展力度应作为十二・五期间各级党委、政府做好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任志安,景治中.经济分析实验教程[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
2、章文波,陈红艳.实用数据统计分析及SPSS12.0应用[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一、本科毕业论文教学管理过程演绎
我国高校推行本科毕业论文教学工作已有30多年的历史，纵观已有的经验和研究来看，本科毕业论文教学从规章制度到具体运作及管理体系已经比较成熟、完备。不过，随着近年来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的发展，本科教学普遍面临着教学理念、教学管理、教学方法创新等方面的挑战，特别是本科毕业论文教学，因为存在着教师指导不力、过程不严以及论文质量泡沫等问题，正经历着废除与存续的舆论煎熬。对此，本文认为首先应该对高校现行本科毕业论文的教学过程展开演绎分析，然后对教学过程的每一个教学环节展开调查研究，如此才能更有针对性地探讨毕业论文的“弃存”或“改革”问题。
(一)管理主体及架构
综合来看，高校本科毕业论文教学监督和管理的主体大致可分成三类:第一，省(市)教育厅及其相关部门。作为浙江省属重点高校之一，浙江工业大学的主管单位是浙江省教育厅，其中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教学改革及其质量评估等各项工作由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具体负责指导、监督和检查，具体包括编写《普遍高等学校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指导》规范、下发通知、抽查各校各专业的毕业论文等。第二，高校教务处(科)。从学校层面来看，高校教务处一般都设立教学科具体负责毕业论文的指导、监督工作，包括制定毕业论文的规范要求、毕业论文评分标准、指导教师评语、毕业论文进程安排与考核等。从毕业论文题目申报、中期检查、答辩督导到论文抽查等每个环节上来规范和监督各个学院的毕业论文教学工作。第三，学院教学主管机构。如浙江工业大学政管学院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成立了以教学院长为组长的毕业论文指导小组，制定毕业论文教学工作规范、毕业论文写作指南、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工作规范、毕业论文答辩工作规范等各项规章制度。在这三大监管主体的指导下，毕业论文教学工作的具体执行过程则是:毕业论文教学年度工作计划及组织实施由系负责，包括参照导师制确定学生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组织和动员指导教师、毕业班学生认真学习毕业论文有关制度规定;组织做好毕业论文的选题、审题工作;审核签署《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组织答辩委员会，确定答辩程序，组织答辩工作;做好毕业论文总结工作;由学院教学办公室负责毕业论文具体工作的安排，包括统计和整理各类表格、安排论文评阅教师、发放通知、收集论文等;由论文导师负责学生的论文写作过程，包括选题、撰写开题报告、论文初稿及其修改、答辩等。
(二)管理机制和流程
根据现行制度框架，毕业论文教学作为高校教学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监管主体比较清晰、管理制度规范程度较高，大致的运行机制可以用图1来表示:图1毕业论文管理运行机制从毕业论文的教学流程上来看，以导师与学生为主的毕业论文教学主要包括选导师、选题目、开题、论文写作、答辩等几个主要环节。结合以上两部分内容来看，本科毕业论文教学质量除了受到教学监管层的影响之外，关键还是在执行层的论文导师与学生。下面就以浙江工业大学政管学院为观察对象，分析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凸显的问题及其形成的原因，探索优化毕业论文教学的可行路径。
二、本科毕业论文教学环节的实施及问题
教学改革是基于现行教学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等方面的完善和创新。因而，要进行本科毕业论文教学改革，必须先要清楚高校毕业论文教学管理的实施过程，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探究问题形成的原因。
(一)毕业论文导师双向选择
论文导师双向选择制度是政管学院从2006年开始实施的一项教学管理创新举措，具体做法是在学生大三第一学期的时候开始实施论文导师的双向选择工作:一方面，学生根据自身的研究兴趣、学习课程等情况，结合论文指导教师的研究方向，填写“论文导师选择志愿表”，每个学生可以填写三个志愿;另一方面，论文导师通过阅读学生简历、面试等方式，选择自己愿意指导的学生名单。最后由学院根据师生双方的选择情况确定最后的名单，并进行公示。这一制度实施近五年来，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据调查数据显示，学生所选择的导师是第一志愿的比例达到62.07%，学生对导师选择结果“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总和达到了98.85%。这说明:第一，学生的选择权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和尊重，对该制度的认可度高。第二，论文导师的选择过程及程序透明、公正，体现了学院教学管理过程的民主化。第三，此项制度扩大了师生交流的机会，增进了师生之间的了解和信任，这为整个毕业论文教学的开展和完成奠定了良好地基础。但是，我们把学生的评价与毕业论文导师的评价情况进行对比，则反映出论文导师对该项制度的认同度比较低。为此，课题组专门对政管学院长期担任论文导师的部分教师进行了访谈，综合来看，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生之间的差异性比较大，其中对学术研究感兴趣、学习认真的学生日益减少。这种情况导致指导教师一方面对选择自己的学生不满意，另一方面选不到自己满意的学生，因而一些导师认为这种“没得选择”的选择不如随机分配。第二，部分学生滥用选择权而产生的信息不对称。该制度自实施以来就存在一种情况，即不少学生在填写志愿前同时给好几个教师打电话，希望导师选择自己，而指导教师对这种情况往往是无法掌握的，所以导致指导教师在自己选择的学生名单里(一般是五个左右)选择了该学生，而该学生的第一志愿却是其他指导教师。简言之，对整个教学工作来说，作为第一个环节的“选导师”，其重要性则不用多说。不过，从调研结果来看，该制度在设计、执行、监管等各环节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二)选题分析
结合学院教学管理办公室的毕业论文题目统计表来看，有几个情况比较明显:第一，从选题来源来看，从高到低分别是“学生自定(45.98%)”、“导师课题(33.33%)”及“导师建议(12.64%)”;在选题上花的时间比较多的学生人数占到62.79%，而且大多学生选择的是自己熟悉和感兴趣的选题，选择这两个选项的人数比分别为80.42%和76.47%。这一方面说明学生对自己所学的知识内容感兴趣，教学的效果也比较好，这为较好地完成最后的毕业论了一个铺垫;另一方面则说明本科毕业论文教学作为评价学生在本科阶段的学习效果的一种手段，仍然具有重要的教学意义。第二，论文题目体现了专业特色。2011届本科毕业生共提交113篇论文，大约有20篇论文题目是教育管理方面的，27篇论文属于社会保障方面的选题，其余66篇则集中在政府管理和公共政策分析方面。这与公共管理专业教学模块课程设置基本一致，明显反映出学校公共管理的特色。从近几年学生论文题目分析来看，问题集中表现在:第一，宏观理论研究较多、选题偏空泛。以2009届行政管理专业为例，40篇论文中就有10多篇论文选题明显空泛，不适合做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第二，实证研究的偏少，研究方法运用不当。从本届毕业论文的题目来看，尽管有35个选题是对研究对象做实证分析的，但从其论文终稿来看，案例说明主要以网络、政府文件、已有研究数据为主，真正自己去做实证的调研数据、访谈资料少之又少。第三，热点问题关注多，理论知识运用则明显缺乏。本届毕业论文讨论主题涉及“菜价最后一公里”，“以房养老”、“廉租房政策”、“居家养老”、“民间慈善基金会”，“用工荒”，“房屋拆迁”等非常热点的社会公共事件和政策。不过，这些论文均没有获得比较理想的成绩，其中最大缘由则是理论知识运用的欠缺。
(三)开题报告分析
开题报告作为毕业论文写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一直受到教学管理机构、毕业生、论文导师的重视。有36.84%和47.37%的论文导师认为开题报告对论文写作“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对应地，学生中有19.77%和53.49%的人选择“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不过，尽管有53.49%的学生表示自己“比较重视”开题报告的写作和答辩，但在开题报告上所花时间比较多的人数比例只有45.35%，同时对于整个论文教学中“哪个环节最重要”的问题选择时，只有5.81%的人认为“开题”最重要。结合师生的访谈情况，发现开题环节存在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开题报告的质量，真正体现开题对论文写作的意义。目前，在开题报告教学时间安排上，学院考虑到学生考公、考研和就业的压力，适应地做了调整，即把开题报告的时间安排在第八学期开学第一周。这一教学调整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可以有足够多的时间和精力准备开题，更好地完成报告的写作。对于这一教学时间安排是否合理的问题中，有61.79%的学生选择“合理”，但是，仍有42.11%的教师反映学生在开题前才和教师联系。同时，仍有一半左右的学生承认自己花在开题上的时间和精力不够。基于上述问题，在本次调研中，课题组专门设计了“是否把开题报告作为过程考核的一部分”的调查。对此，论文导师中有47.37%的人认为对毕业论文的阶段性量化考核对毕业论文教学有积极促进作用，26.32%的人则认为基本上没有影响，另外还有21.05%的人选择了“不清楚”。结合前面的数据来看，如何真正地发挥“开题报告”的作用，加强对这一环节的考核或许是可以尝试的一项改革。
(四)论文写作环节分析
论文写作是一个综合性强、时间跨度较大的过程。课题组从动机、写作时间、师生互动情况、论文质量情况等几方面来评价这一环节的教学情况。从写作动机来看，有55.81%的学生是为了“完成任务”，40.7%的学生是出于兴趣，仅有3.49%的学生是为了获得优秀的毕业论文成绩;从论文写作的时间上来看，76.74%的学生到5月份才完成初稿写作，仅有23.26%的人在4月下旬之前完成初稿;从论文写作过程来看，大部分学生的论文都经过导师3次以上的修改，人数比例达到75.58%，而且没有一位学生的论文是未经导师修改直接提交的;从师生互动的情况来看，大部分的教师和学生选择“有事情才联系”，这说明师生之间在选题、开题、初稿、定稿这些重要的“事情”上才会交流;从互动方式来看，现在师生间的交流主要以电子邮件和电话为主，传统的面对面或小组式讨论日趋减少。从毕业论文教学监管单位、学院毕业论文教学管理机构和论文导师的多方评价来看，毕业论文质量不高、教学效果不佳，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首先，以浙江省教育厅对浙江工业大学政管学院2005届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毕业论文抽查分析的结果来看，与省内其他高校相比，论文总成绩处于中等偏下的层次，特别在“选题”、“教师指导”、“文献综述”、“外文翻译”、“学术水平和实际动手能力”、“综合应用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能力”这几大方面，得分明显落后于其他高校。其次，根据政管学院毕业论文教学管理办公室的统计来看，近几年本科毕业生的成绩分布大致表现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所谓两头小，即“优秀”和“不及格”的论文少，大部分论文都处在“及格”和“中等”之间。调查显示，“及格”和“中等”的论文比例占到64%。同时，与前几年相比，“良好”的论文比例则有所上升。最后，从对论文导师的调查来看，仍有16.67%的导师认为本届毕业生论文抄袭情况“非常严重”，22.22%的导师认为“比较严重”，而认为“基本没有抄袭”的比例是零。也就是说，如何提升毕业论文质量，优化毕业论文教学效果，仍旧是目前本科毕业论文教学面临的严峻问题。
(五)答辩环节分析
毕业论文答辩是整个毕业论文教学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近年来学校教务处组织专门的督导组对下属学院毕业论文答辩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和指导。从学院层面上看，非常重视毕业论文答辩工作，包括事先成立答辩委员会，制定了毕业生答辩工作规范并及时公布答辩信息等。从相关数据统计中可以看出，学院的答辩工作程序比较完善，师生的认可度也比较高。学生对答辩工作满意程度非常满意的占23.26%，比较满意的占61.63%。此外，浙江省教育厅也开始加大对本科毕业论文的监管力度，要求2011届本科毕业生提交论文文献相似性检测报告。对此，政管学院在答辩资格审核中增加了文献相似性检测报告的环节，即文献相似性检测超过20%的学生不能参加首轮答辩，而与为首轮答辩没有通过者提供第二次答辩机会的大组一起答辩。对该项规定，有73.68%的教师认为很有必要，可以防止严重抄袭的现象;26.74%的学生认为“很有必要，可以保证论文质量”;68.60%的学生认为“有必要，但不够完善”。至于相似性检测的结果是否合理，60.47%的学生认为比较合理，有15.12%的学生认为非常合理。
三、优化毕业论文教学效果的改革路径设计
从政管学院的毕业论文教学过程发现:第一，毕业论文教学管理的实施主体是学院和系。省教育厅、学校教务处在整个过程中扮演着主导、监督的作用，具体的规范要求和实施责任主要落实在学院教学管理部门头上。据此，要提高毕业论文教学的质量，则需要各学院、系(所)积极探索更加有效的、有针对性的教学管理改革措施。第二，毕业论文教学的核心是导师和学生。毕业论文好不好关键在于导师“导得好不好”，更在于学生“写得好不好”。这就要求一方面毕业论文导师不断更新自身知识结构，提升自身的科研能力，另一方面要激发学生把写好毕业论文作为自身内在的要求，增加对学术研究和写作的兴趣。第三，优化毕业论文教学的成效需要从改善教学过程的每个环节出发。毕业论文教学是个周期漫长，场地分散的教学活动，这就需要突出对每一个教学环节的监督和考核。课题组认为要优化本科毕业论文教学，可以探索以下几方面的改革:
(一)毕业论文教学管理主体应该进一步完善毕
业论文教学的相关机制，特别是导师双向选择制度、论文指导教师评价体系就管理过程来看，毕业论文教学管理主体，尤其是学院这一层级，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调控功能。在此，仅选择导师双向选择制度、论文指导教师评价体系为对象展开讨论。首先，就政管学院实施的导师双向选择制度来看，调研结果显示学生对该制度的认同度较高，而论文导师的认同度则相对较低。因而，导师双向选择制度的优化方案要做到既尊重学生的选择权，也尊重导师的选择权，具体改革可尝试:第一，把大三第一学期(第五学期)前两个月作为师生沟通月，鼓励师生在选择之前做充分的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第二，每个学生只能限填一个志愿，如未被该导师选中，则服从调配。第三，为提升学生选题与教师研究方向的匹配性，设置导师与学生的流动、协调机制，包括交换、共带等。第四，适度考虑学生所学模块课程与导师选择之间的相关性，比如需调配的师生，则可以充分考虑这一点。其次，鉴于导师在整个毕业论文教学环节中的重要角色和功能，参考其他高校的相关制度，可以考虑建立论文导师评价指标体系。为此，课题组专门设计了关于开展这项制度的调查，从调查结果来看，学生的认可度较高，而指导教师的态度则比较模糊。因此，应立足本院教学的实际情况，结合其他院校的经验来设立导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先研究讨论评价指标项，然后征求导师的意见，进行修改、试行。从内容上来看，导师评价体系可以包括导师自评、学生评价、领导小组评价等。
(二)推行实证研究论文的教学改革
从学生选题和监管部门的评价情况来看，公共管理系的学生选题偏大、空泛的问题比较突出。选题直接影响着论文的教学效果:一方面，学生对纯理论、重大问题的研究能力、研究条件都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导师对此类论文写作的指导也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在论文教学中对选题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也是论文教学改革中尤为值得探索的一项工作。鉴于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普遍修过社会调查方法、统计分析、案例研究等课程，结合学院目前正在推行的“五个一工程”等教学环节，毕业论文教学改革优化方案的核心可以放在推行实证研究性本科毕业论文。所谓实证研究论文是指学生毕业论文选题以公共管理领域的某一现实问题为关注点，运用问卷调查、访谈记录，统计分析等方法对其展开分析研究，并得出一定结论。实证研究论文教学的目的是鼓励学生把所学的理论知识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学习如何从某一社会公共事件出发，运用合适的理论去分析、解释，探索更好的公共管理策略。从这一内涵出发，推行实证研究论文教学的意义在于:首先，做社会实践调查研究，既避免学生做大而空、无意义的理论研究，又会激发学生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度、责任感，提升写论文的积极性。其次，以现实问题为基础的研究，凸显了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这一点正好能弥补目前学生对论文意义的虚无看法。再次，从现实来看，实证研究论文的训练能使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职业，为胜任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奠定一定的基础。当然，这一方案的实施细化，需要毕业论文管理过程中诸多环节的配套改革，例如需要毕业论文监管主体的配套性制度支持，包括教育厅、学校对改革试点的支持、学院毕业论文规范的改革、学生从事实证研究的相关费用保障、论文导师教学方式的改革等。
(三)构建过程考核的毕业论文教学体系
过程考核首先是指对本科毕业论文教学主要环节进行综合考核、评定，并折合成一定的成绩比例，作为学生毕业论文的最终成绩。基于政管学院毕业论文教学的开展现状，可以考虑把选题、开题、论文及答辩四个环节分别折合成一定的比例，综合计算学生毕业论文最后的成绩。其中，可以探索公共管理系+导师的复合型考核机制，具体指选题、论文环节的考核由导师来完成，开题报告和答辩的成绩考核则由公共管理系来完成。这一考核体系还可以建立与其他考核体系的衔接。为进一步激发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积极性，可以考虑把毕业论文的过程考核和学生的评优、评奖联系起来。加大对学生，在各种竞赛、科研成果评比中获奖的宣传和奖励。
【关 键 词】中国传统文化/科学技术/欧几里德几何
一 引言
文艺复兴以后，近代科学在欧洲迅速产生，以1687年牛顿出版他的《的数学原理》为标志，近代科学革命到达高潮，这本已是，然而，问题是：“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 中国人在自然知识满足于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1)这一问题难倒了20 世纪的科学史学家和其他许多学者。由于该问题是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90——1993）最初提出，后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至今无人能给出满意的答案，遂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作为近代科学革命之后，有中国血统和中国文化背景，又为世界科学做出巨大贡献，与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并列的科学家——杨振宁对这个问题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中国科技的未来等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 ( 燕南， yannan.cn )
二 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欧氏几何及其逻辑系统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
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发，杨振宁认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经成篇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并给出了种种理由：中国早期的哲学如阴阳五行等尽管曾促进过中国早期的科学发展，可是这些理论本质上的经验性和思辨性在后来却成为阻碍实验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中国没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是实验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基本的原因；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不鼓励、甚至是抑制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 燕南， yannan.cn )
杨振宁指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和其中的某些自大有关系。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想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他们第一想解决人文问题，第二想从总体上解决人文问题。”(2) 因此，他们不愿去做具体的事情。古希腊的哲学家中，也有人企图总体上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他们也有人从事非常具体的问题”。 ( 燕南， yannan.cn )
从解决具体的、现象的问题入手，“希腊人发现正立方形只有5 个，这是非常美妙的画像，而这个画像如果没有准确的几何思想是不可能想到这个定理。后来有人说欧几里德所以写了欧几里德几何，就是因为要证明这个定理。这是西方思想方向的结晶。”
(3)
欧氏几何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在力学方面，阿基米德为了鉴别皇冠的含金量，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和。在一次洗澡时，他感觉到身体受到向上的托力，由此悟出了解决皇冠问题的，同时发现了著名的浮力定律。此外，阿基米德还发现了杠杆原理。
随着欧几里德几何、阿基米德浮力定律等力学原理的出现，更为重要的是与之相关的一套逻辑思维方法、逻辑系统的诞生，这些为近代科学在西方的产生奠定了逻辑及方法基础。
事实上，整个发展与渐进成长的理论是从牛顿才真正开始的，该理论如此年轻，对现代人来说很难想象。按照传统的观点，世界是在六天中被创造出来的，世界上现存的天体、现存的动物、植物以及在大洪水中绝迹的动物、植物，在被创造的那个时候就都是现在的样子。至于说把宇宙的发展作为一个法则，神学家们主张，应该象大多数基督徒所相信的那样，只是在人类堕落时种种灾难的一种结合的后果。上帝告诉亚当和夏娃不要吃某些树上的果子，但是他们还是吃了。结果，上帝惩罚他们和他们的后裔都不能永生，而且即使是他们最遥远的后裔，除了按计划选定的以外，死后也都要在地狱遭受永久的惩罚，在谁会被选定避免惩罚的问题上，则存在很大分歧。从亚当的罪孽开始，所有动物便开始互相杀掠，荆棘丛生，四季更替，大地临祸而不再为人类提供丰盛的品物，人们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才能养活自己。一时间人类曾变得如此邪恶，以致上帝必须以大洪水淹死除了诺亚、他的三个儿子以及他们的妻子之外所有的人类。后来人类并没有从此变好，但是主还是许诺不会再来一次盖世洪水，而是限制于时而制造些火山爆发或者地震以示惩罚。
应当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被当作实际发生的史实来对待的，它们或者直接源于圣经，或者从其中的文字导出。创世的具体日期可以从《创世纪》中的家谱中推导出来，它记载着每一个世系的族长在多大年龄时生了长子。由于某些模棱两可情况的存在，以及七十三人译本与西伯莱语版本文字的不同，对具体时间还存在某些分歧，但是基督教世界广泛承认的日期是公元前4004年，它由剑桥大学的副校长乌舍(Usher)大主教莱特福特(Lightfoot)确定，虽然莱特福特认为如果更细心的对《创世纪》进行研究可能会得到更精确的结果。按照他的说法，人类是在十月二十三日上午九点被创造的。但是这一点从来没有成为一成不变的信仰，你可以相信亚当和夏娃是在十月十六日或者十月三十日诞生的，只要你能从《创世纪》找到根据，就不会有泄渎圣灵之嫌。那一天是星期五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上帝在星期六休息。
科学被指望着要接受这种创世历史的限制，而那些认为这个可见的世界只有6000年实过于短暂的人则受到强烈的攻击。虽然不能再把他们处以火刑或投进监狱，但是神学家还是千方百计对他们的生活制造不幸，想方设法阻止他们的理论的传播。
牛顿的研究成果虽然使哥白尼理论获得认同，但是它却丝毫没有动摇宗教的正统观点。牛顿自己就是一个具有很深宗教情结的人，他相信圣经文字可以启发灵感。他所理解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由发展而来的世界，虽然他的讲义上并没有那样写，但是他认为非常可能世界的每一部分都是同时被创造的。他认为是上帝的手最初推动了行星，使它们有一个足够的切线速度才不至于落向太阳，只有在那之后所发生的一切才服从引力定律。虽然在他写给班特莱(Bently)的私人信件中，也曾设想太阳系可能是从一个接近均匀分布的原始物质形成的，但是他公开和正式的观点，似乎更倾向于太阳和行星一开始就被创造得象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样子，并不存在一个宇宙进化过程。
从牛顿那里，在十八世纪产生了一种独特的信仰：即上帝是规律的制造者，他首先创造了世界，然后又制定了所有事物必须遵从的规律，而以后的发展上帝就不再干预了。正统的观点是，在总的规律下也容许有例外，那就是与宗教相关的奇迹。但是自然的崇拜者却不相信例外，他们认为一切都为自然规律所支配。这两种观点在教皇的《关于人》的杂文中都有涉及。关于存在例外，他在其中一段写到：
创世帝初动
通律贯苍穹
为显神灵在
亦有奇迹生
但是当正统的观点被遗忘的时候，万物就只有服从自然规律而不能有例外了，否则就会天下大乱：
自然之链受攻击
分折数段无巨细
恰逢系统在渐变
本性相同如一体
受击虽然只一节
全链崩溃风卷席
地球失控自由飞
太阳行星乱天际
御世天使被抛出
生灵沦落世界迷
天堂塌陷归原点
自然颤抖求上帝
在安妮(Anne)皇后时代，法则支配原则被接受，那是与政局的稳定以及相信革命已经结束的观念相关连的。但是当人们开始图求变化时，自然法则支配的观念对他们来说就变得不那么一成不变了。
真正有意建立一个太阳、行星以及恒星是逐渐形成的科学理论的企图始于康德，他在1755年出版了《天体理论与自然通史，─按照牛顿原理对宇宙整体力学起源及构造的研究》一书。这是一本非常卓越的著作，在某种意义上它预期了现代天文学的许多结果。它首先提出，所有肉眼可见的星体都属于一个系统，即银河系，所有这些星体大体都位于一个平面上。康德认为它们象太阳系一样，是一个整体。他以惊人的想象力推断星云是类似的、但是却无限遥远的恒星集团，这种观点现在仍然为人们所接受。
他建立的那个理论，虽然很难对其进行数学演算，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却与后来的观测研究相吻合。他的理论假设星云、银河、恒星、行星以及卫星，都是由原始的弥散分布的物质浓聚而成的，浓聚的原因是弥散分布的物质中某些区域具有相对较大的密度。他相信物质世界是无限的，因而创世主也应该是无限的才和乎情理。他认为宇宙存在一种由紊乱到有序的渐进过程，这个过程由宇宙重心开始，并慢慢的由那里向遥远的外界扩展，这个过程遍布于无穷的空间而且它也需要持续无限长的时间。
这个理论的惊人之处在于，一方面它认为物质世界，即星云和星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另一方面它又引进了一个近乎均匀分布于整个宇宙的原始物质逐渐发展的概念。这是首次有人真正试图以演化论来取代突然创生论，有趣的是这种新观点首先是以天体理论出现的，而与地球上的生命无关。
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康德的成果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这一方面的原因是他出书时还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年青(31岁)，另一原因是他只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数学家或物理学家，因此在他的假说中，缺乏动力学根据来解释为什么一个自我孤立的体系最初能够自己旋转起来。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论的某些部分只是纯粹的想象，比如他在没有任何科学证据的支持下猜测，越远离太阳的行星上的居民应该越优越，而人类正居于中间。由于这些原因，直到后来拉普拉斯(Laplace)提出了一个类似的，但是具有更多科学论证的理论之后，康德的成果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拉普拉斯著名的星云假说在1796年第一次发表，他在《世界系统之评注》中根本没有提到康德对星云假说在很大程度上已有过论述。对于拉普拉斯，正如他在注释中写的，那仅仅是一个“存在疑虑、由缺乏观察与计算佐证的东西引发”的假说，但是现在加以改进后，却统治了整整一个世纪。他认为，现在太阳系中的太阳和行星起源于单一的弥散的星云，渐渐地开始聚集并加快旋转，离心力导致巨块飞离中心而形成行星，同样的过程重复而形成了行星的卫星。作为生活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自由思想家，他完全抛弃了造物论。拿破伦认为对天堂君主的信仰将鼓励对地上君主的尊敬，当他看到拉普拉斯《天体力学》的巨著中并未涉及到上帝时曾经发问，这个天文学家回答：“陛下，我不需要那个假设。”神学界对此当然感到头疼，但是它对拉普拉斯的厌恶被它对无神论和革命的法兰西的普遍对神不敬的恐怖所淹没。结果它与天文学家们的战斗大多轻描淡写而过。
地质学中科学观念的发展，走了与天文学相反的方向。在天文学中，是渐进发展的理论取代了天体恒定不变的信条，但是在地质学中，却是科学的缓慢发展理论，取代了灾变说。灾变说相信地球曾经有过一段剧烈变化时期。一开始人们曾相信地球的全部历史必须压缩到大约6000年的时间里。为了能够解释沉积岩以及沉淀的熔岩是在这么短的期间形成的，人们必须假设以前一段时间灾难曾频繁发生。从对牛顿时代地质学状况的考察，我们知道地质科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天文学的发展。比如在1695年，伍德瓦德(Woodward)还曾这样解释沉积岩的生成：“整个大陆都被变成碎块并溶化在洪水中，地壳则是由洪水过后杂乱无章的泥流沉淀而成。”据莱尔(Lyell)讲，伍德瓦德曾作过这样的讲述：“整个地壳的化石层是在几个月内积存而成的。”在那之前十四年的1681年，后来成为卡尔特修道院院长的汤姆斯(ThomasBurnet)牧师出版了他的《地球圣论；包括对原始地球及其整体变化的描述，这种变化包括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直至圆满的所有变化》。他相信赤道原本在黄道的平面上，只是在洪水之后才被推到现在的偏斜位置。(神学上更正确的观点是密尔顿(Milton)的观点，他认为这种倾斜是在亚当和夏娃堕落的时候开始的。)他认为是太阳的热量把地球晒裂后，地下水喷发而出酿成的大洪水。他坚持第二个混乱期是进入千喜年之后。由于他并不相信有永久的地狱惩罚，因此接受他的观点时应该持审慎态度，而不要把它当成正统的神学观点。更令人惊奇的是，他认为关于亚当和夏娃的堕落的故事只是一个寓言，因此，正如《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所说，“国王被迫撤销了他国王议事会议教会文书之职。”慧斯顿(Whiston)后来避免了莱尔关于赤道和其它一些错误，他在1696年出版了一本书，题为《地球的新理论；圣经中主张的六天创世、世界大洪水以及普遍大灾难是与理性和哲学完全以致的》。1680年那颗慧星使他想到可能是慧星造成了大洪水，这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他写这本书的灵感。由于他认为上帝创造世界的六天要比通常的六天长，他的正统地位也曾经受到质疑。
不要以为伍德瓦德、伯奈特和慧斯顿在当时不是出色的神学家。恰恰相反，他们是当时最好的神学家，至少洛克(Locke)就非常推崇慧斯顿。
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充满了两个学派的争论，一个是把一切都归于水的水成论派，另一个是同样过分看重火山与地震的火成论派。前者不断的收集大洪水的证据，他们特别重视在高海拔的山上发现的海底化石。他们是最正统的，因此正统派的敌手们就千方百计的否认化石是动物的遗体。沃泰尔(Voltaire)就对化石是动物的遗体持有深深的怀疑态度，当他对事实无法否认时，就转而坚持说那是被人们带到山上去的。在这一点上，对教条持灵活态度的非正统派反而比正统派更不科学。
伟大的博物学家巴封(Buffon)在他的1749年出版的《自然史》一书中提出十四个命题，它们都被巴黎大学神学院的神学教师们宣判为“对抗教会的教规、应该受到谴责的。”东西。其中关于地质的一条断言：“地球上现存的山脉与峡谷是由次级因素造成的，随着时间的发展，同样的因素还将毁坏所有大陆、山丘与峡谷，并重新再造。”这里“次级因素”是指上帝创世法则之外的所有因素。而在当时正统派的观点是，所有的山丘和峡谷、海洋和土地的分布在世界被创造时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唯一的例外就是死海，它是由奇迹制造的。
巴封无力与巴黎大学神学院争论，被迫宣布放弃他的理论，并被责成发表了如下声明：“我宣布无意对抗圣经，我坚定地相信创世说所说的一切，包括时间顺序和所有事实；我放弃我书中一切关于地球形成以及任何可能与摩西的告诫相冲突的内容。”显然，与加利略对抗的教训并没有使神学家们在天文学之外的领域里变得聪明起来。
第一个阐述现代科学地质学的是哈顿(Hutton)，他的《地球理论》在1788年首次出版，并且在1795年再版了增编本。他假定造成地球表面过去变化的因素现在仍然在起作用，而且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变化在过去要比现在更活跃。虽然这个假定看起来象是一个原理，但是哈顿在某些方面超出了它的应用范围，在某些方面又对它阐述得不够。他认为沉积岩沉积海底造成的海水对大陆的侵蚀是造成大陆消失的原因，而新大陆的形成则是由于突发灾难的结果，他没有足够考虑陆地突然沉降和慢慢升起在大陆变迁中的作用。但是所有在他之后的地质科学家都认同他的基本方法，那就是用现在还在发生作用的地质变迁的现象去解释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他们认为在漫长地质年代中产生的巨大变迁的原因，就是现在仍然在缓慢导致海岸线移动、高山起伏而动以及海底升降不停的同一种力量。
与摩西年表的冲突使这个观点在其早期难以为人们接受，对《创世纪》坚信不移的信徒们更对哈顿和他的追随者普雷费尔(Playfair)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莱尔(Lyell)在他的《地质原理》中说：“一小撮人对哈顿派原理的激情，以及在争吵中表现的对正义与崇高精神的漠视，并不是哈顿理论的功劳，只是当时英国大众那种普遍的狂热激情的一种反映而已。多年来法国的一批作家们就通过协作性的努力，通过削弱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来削弱教会的影响。他们的成功以及大革命的成果，引起了意志坚定的人们的警觉，但是对于那些胆小的人们，革新带来的恐惧则象梦魂一样萤绕着他们。”直到1795年，英国的富有者都一直把非圣经的原理看作是对财富的侵犯，甚至是把他们拉上断头台的威胁力量。许多年中，英国人的主张还不如大革命之前自由。
由于地质化石资料表明了大量的生物已经消失，所以地质学的进一步发展就与生物学混在一起。如果仅仅考虑世界存在的久远性，通过把“六天”解释成“六个时代”，地质学和神学便可以达成某种共识。但是对动物的生命这样的问题，神学发现它的一贯立场却很难容入科学的框架。在人类堕落之前，动物之间不应该存在互相残杀，所以现存物种都是方舟中保存下来的，除了极少数外，灭绝的物种都是在大洪水中淹死的(这种主张也有它的困境。圣奥古斯丁就因为他自己不知道上帝制造苍蝇的原因而向上帝忏悔。路德则这几乎强词夺理地大胆断言，苍蝇是魔鬼制造的，其目的是为了干扰他撰写有益的论著)。物种是永恒不变的，每一物种都是创世时分别创生的。对这种主张的任何疑义都会招致神学家们的敌意。
神学的困境始于新大陆的发现。美洲远离阿拉拉特山(MountArarat)，在那里存在的许多动物却不能在它与阿拉拉特山的中间地带找到。那些动物怎么样才能迁徙如此之远，而又没有在路上留下任何它们的同类？有些人认为是远航者把它们带去的，但是这种假设也有它的困境，虔诚的耶稣会信徒约瑟夫阿考斯塔(JosephAcosts)就为之深深困扰，他献身于将印第安人转化成基督徒，但是他自己的信仰却发生了动摇。在他的《印度群岛自然精神史》一书中不无道理的说：“谁能设想一个远航者会不怕困难，把狐狸带到秘鲁，特别是那种叫做‘艾狎斯’的、我所见过的最肮脏的那种？同样地，谁能解释他们携带了老虎和狮子？这种想法简直可笑之至。很难设想一个被迫出航的远航者，在自己的生命都时时被风暴所威胁时，会带着狼和狐狸到海上并对其奚心照料与饲养。”这类问题导致神学家们做出新的解释：这种肮脏的艾狎斯狐狸和其它笨拙的野兽，是偶然由太阳用淤泥制造的。不幸的是并没有证据显示这和方舟有关。但是即使你接受他们这种说法，也无法解释许多现象。比如说那些运动迟缓、懒慢的南美树赖，是如何从阿拉拉山达到遥远的南美洲的？
随着动物学的进展，众多的种类逐渐被发现，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麻烦。现在所知的动物多达数百万种，如果每种都有两个放在方舟上，其拥挤程度将不堪设想。还有，是亚当给所有的动物起的名字，在他的生命之初那似乎是一个过于庞大的任务。澳大利亚的发现又带来了新的困扰。为什么所有的袋鼠，一只不留的都跃过了淘瑞斯海峡？按照那时的生物学的进展，太阳从污泥中制造第一对袋鼠的说法是难以立足的，因此就有了一种对全新理论的强烈需要。
在整个十九世纪，所有这些难题引发了者的思维。比如由《上帝存在之必要》等书的作者、苏格兰神学家威廉基勒斯徘(WilliamGillespie)所着的《地质学的神学，一如休米勒(HughMiller)等人所例证》一书就是一个例子，这本书在1859年，亦即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的同一年出版。它谈到“地质学家的引起恐慌的假说，”并谴责他们“善于莽撞攻击而怯于深刻思考。”作者考虑的主要是休米勒在《岩石的证据》中提出的问题，休米勒在那本书中坚称：“在人类获罪、受惩罚之前那段没记载的年代中，动物在创造之初就处在与现在完全相同的互相杀戮的状态。”休米勒还生动、不无恐怖地描述了在人类存在之前，那些已经灭绝的动物互相杀戮、残害时所使用的工具。具有深深的的他，很难理解为什么造世主要把这种痛苦加在这些无辜的生灵身上。尽管面对这些证据，基勒斯徘还是大胆地重新确认了正统的观点：低级动物遭难与死亡是由人类的罪恶造成的，他还引用圣经中“人带来了死亡，”一句话，来证明在亚当吃苹果之前动物是不死的。在引用了休米勒描述灭绝动物互相残杀的文字后他惊呼，仁慈的造世主不可能创造那样的怪物。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的进一步论点就难以理解了。他似乎在试图否认地质学的证据，但是最后他失败了，他承认大概存在这样一种怪物，但是它们不是上帝直接创造的。它们一开始是无辜的动物，只是后来被魔鬼引入歧途；或者象猛猡猪一样，它们的灵魂被恶魔占据了。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圣经中记载了关于猛猡猪的故事，猛猡猪是许多东西的绊脚石。
埃德蒙古斯(EdmundGusse)的父亲、自然学家古斯曾做过一个奇怪的尝试，以图保留正统教义在生物学中的地位。他全盘接受地质学家的关于世界具有漫长历史的论证，但是坚持造物主在创造这个世界时，就把它创造得“似乎”已经具有漫长的历史。在逻辑上没有办法“证明”这个理论是错误的。神学家们断定，亚当和夏娃生有肚脐，使他们看起来就象正常出生的人一样。岩石也被填充了化石，使它们看起来就象是由火山活动和沉积造成的一样。但是如果这种假设是成立的，创世的时间就可以定在任何一点。我们可能都是在五分钟之前才存在的，只要赋予我们以造好的记忆、穿上有窟窿的袜子并且长着需要理的头发就行了。因此尽管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是却不会有人相信它。古斯痛苦的发现，尽管他的假设在逻辑无懈可击，但是却没有人接受这种对神学与科学数据调和的理论。神学家们根本不理睬他。神学家采取的做法是通过放弃许多原本属于他们的领地，来确保他们仍然拥有的领地牢不可破。
动植物通过遗传和变异而逐渐进化的原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地质学而发展起来的，它可分成三个部份。第一，事实非常确切地表明，越简单的生命形成的时间就越早，而结构越复杂的生命登上生命舞台的时间就越晚。第二，后期的、具有高级组织结构的生命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由早期的低级形式通过一系列的改进而形成的，这就是生物学中通常所说的“进化”理论。第三就是对进化机制的研究，亦即研究变异的原因，以及为什么某种生命的幸存要以其它生命的消亡为代价，这种研究还非常不完善。尽管对它的机制还存在着怀疑，进化论的普遍原理已经被生物学家们广泛接受。达尔文的主要历史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种进化机制，即自然选择，是它使进化论更可信。尽管他的假设仍然被认为是对的，但是现代科学家们已经不象当时的人们那样对它那么满意了。
第一个对进化论做出杰出贡献的生物学家是拉马克(Lamarck)，但是他的原理并没有获得认同。这一方面是由于物种不可改变的偏见对他的排斥，另一方面是他所提出的变化机制是科学家所不能接受的。他相信动物身体中新的器官的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它感受到了新的需求；他还相信个体后天获得的功能也会遗传给它的后代。离开第二个假设，他的第一个假设对解释进化是毫无用处的。达尔文抛弃了他的第一个假设，但是却接受了他的第二个假设，但是它在达尔文体系中的地位远远没有在拉马克体系中重要。第二个假设，亦即个体所后天获得的特性可以遗传的假设，被魏斯曼(Weissmann)断然否定，尽管对此仍存争论，但是证据显示，除极个别的情况外，唯一可遗传的个体后天特性是生殖细胞的改变，而那是极少发生的。所以拉马克的进化机制是不能被接受的。
在1830年首次出版的莱尔的《地质学原理》一书，用地质学证据充分肯定了地球和生命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因此受到正统宗教的强烈攻击，但是在它的早期版本中并不倾向于有机进化的假说。莱尔在书中认真地讨论了拉马克的理论，并以科学的观点将其否定。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发表以后的出版的版本中，莱尔谨慎的倾向于进化理论。
达尔文的理论基本上是自由经济世界中，马尔萨斯人口论在动植物研究上的一个推展。尽管所有的生物都繁殖得非常迅速，但是大部分在达到生殖年龄之前就死掉了。一条雌性鳕鱼一年可产九百万只卵，如果所有的卵都能成活并进一步产卵，几年之内海洋就会被鳕鱼填满，而大陆也会被洪水吞没。除了大象之外，人类是自然增长速度最慢的动物，即使这样世界人口也在大约二十五年内就增加一倍。如果人类依此速度增长，两个世纪后，世界的人口将达到五千亿之多。但是我们发现，作为一种规律，事实上动植物的总量几乎是不变的；在多数时间内，人口总数也变化不大。因此，无论是在同一物种之内还是在不同物种之间，都存在一种恒定的竞争，而这种竞争中的失败者将会死亡。由此而来，如果一个物种中的某些成员在某些方面强于其它成员，它们就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如果这种优势是后天获得的，便不会直接传给它们的后代，但是如果是先天的，就可能、至少部分的传给它们的后裔。拉马克认为，长颈鹿的脖子就是它们伸长了去吃高枝上的叶子而形成的，并且这种后天的特征可以遗传下去；与此相反，达尔文派的观点，至少在经过魏斯曼改造后的观点是：出生时脖子就较长的长颈鹿比较不容易挨饿，因此更容易活下来并繁殖后代，它们的后代也可能会有较长的、甚至比父母还长的脖子。如此下去，长颈鹿就会逐渐发展出它们固有的特征，直到形成最适宜生存的脖子长度为止。
偶然变化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起着主导作用，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些变化，达尔文自己也坦诚他不知道。观察表明，即使同一父母的后裔也不一定就很相象。驯养动物的特性已经被通过人为选择而大大改变：人工驯养的奶牛产奶量高，驯服的赛马跑得快，放牧的羊也能产出较多的毛。这种事实充分表明了选择在进化中的作用，它们为达尔文理论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不错，饲养员不能把鱼变成袋鼠，也不能把袋鼠变成猴子，但是经过极其漫长的岁月，诸如此类的巨大变化却是可以发生的。许多证据表明，动植物来自共同的祖先。化石资料显示，现存许多非常不同的物种之间的过渡种类在过去曾经存在过，比如已经绝迹的飞龙类动物，就介于鸟类和爬行类动物之间。胚胎学家还发现，胎胚在生长过程中，重复着早期的进化过程，哺乳类的胎儿在其发育的某一阶段具有发育不全的鳃，而这个发育不全的鳃并没有任何功用，因此只能解释为返祖现象。从不同侧面论证的结果，使生物学家相信，是进化和自然选择带来了物种的变化。
达尔文主义和哥白尼主义一样，都严重地冲击了神学。这不仅因为它否定了《创世纪》不同物种是由上帝分别创造、并且不可改变的断言；不仅仅因为它说明了生命的起源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而使正统教派震惊；也不仅仅因为它阐述了动物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只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天意的恩赐；比上述种种更为难以容忍的是，进化论者竟试图证明低等动物是人类的祖先。神学家和没有受到教育的人们正是抓住这一点不放。“达尔文说人是从猴子变来的！”这使世界惊恐万状。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达尔文所以相信这一点，是因为他自己长得象猴子(他当然不象)。在我小时候，我的一个家庭教师就曾经非常庄重地告诉我：“如果你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我会感到你非常可怜，因为你不可能即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而又是一个基督徒。”即使现在，在田纳西洲讲授进化论也还是非法的，因为它被认为是与上帝的言辞不相容的。
当这个新原理刚刚出现时，许多信仰宗教的人们，在证据面前不得不对它表示信服，同时也希望自己的能得以保留，但是神学家们则很快预感到了它将带来的严重后果。缺乏逻辑知识的人们，尤其是在十九世纪时，在接受一种改变时，往往不去设想那种改变可能引发的其它变化，在这种环境中，进化论当然就比较容易被人们接受。当一种革新可能带来的所有结果，都按逻辑同时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时，那种对于习惯的巨大冲击，往往使人们容易把它全盘否认。但是，如果你把革新的后果一个一个的相隔一、二十年呈现给人们时，他们就会被引诱着跟随你前进，而没有太多的抵制。尽管十九世纪的文化与政治的伟人们，在时机明显成熟时，也希望能够引发变革，但是他们往往不是去进行革命性的突变。革新者的这种审慎而有效的态度，反而使十九世纪成为一个发展迅速的世纪。
神学家们比普通大众更清楚地看到了进化论将会带来的后果。他们指出，人类具有不朽的灵魂而猴子则没有；基督是为了人类而不是为了猴子而死的；人类具有上天赋予的是非观念，而猴子则是完全受本能支配的。如果人类是通过难以察觉的步骤缓慢地由猴子变来的，那么在什么时候他们突然具有了那些重要的神学特征呢？1860年(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的第二年)，在全英协会上，威尔博福斯(Welberforce)对达尔文主义恐吓说：“自然选择原则和上帝的言辞格格不入。”可惜他的雄辨却徒劳无功，人们相信支持达尔文的胡克斯莱(Huxley)驳倒了他的论证。彻切斯特(Chichester)神学院院长在牛津大学的一次布道会上说：“尽管圣经中明确记载，人类的第一个父母是被上帝创造的，但是有些人却枉顾事实，试图用异想天开的现代进化论取而代之，这种论点毁坏了拯救人类的通盘计划”。坚持对背离正统信条的言行决不宽容的卡莱勒(Carlyle)更攻击达尔文是一个“崇拜下流的使徒。”但是人们却不再害怕教会的不快，动植物种类的进化原理不久就为生物学家所接受。
在十九世纪，尽管自由派的领袖们自己也极力避免过分的自由，但是当时的时代却是一个自由的时代。葛莱斯彤(Gladstone)对进化论的态度就是当时非科学界的世俗基督徒的普遍态度。在1864年，两个不相信存在永久的地狱惩罚的神职人员被英国枢密院法律委员会宣判无罪后，葛莱斯彤曾经惊恐地说，如果这个判决的原则被接受，那就意味着“基督教的信仰和它的反对者可以并存。”当达尔文的理论第一次发表时，他以一种对传统的上帝统治论同情的口吻置疑进化论：“按照进化论的说法，世界并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有了不可改变的自然法则，则世界也不需要上帝的统治了。”不过他后来渐渐地修正了他的立场，他对达尔文也没有个人恩怨，在1877年他还亲自拜访了达尔文。整个拜访中他所谈论的只是对保加利亚人暴行的不安，而不是进化论。在他走后，达尔文曾经真诚地说：“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竟特意来看我，这是怎样一种荣耀啊！”至于葛莱斯彤对达尔文的印象如何，历史上并没有记载。
现今的宗教已经接纳了进化论的原理，并且还从中引伸出了新的论断。它告诉我们“一个与日俱增的意志贯穿了所有的时代，”进化论就是上帝心中始终存在的一种计划的体现。似乎在那个令休米勒担忧的野蛮时代，当野兽以其凌牙利角互相残杀时，上帝却在静静地等待着人类，那个更残忍、更能制造痛苦的生灵的最终出现。为什么造物主偏要通过逐步发展，而不是更直接的手段去达到他的目的？现代的神学家们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难道整个过程的最终结果真的会那么圆满、辉煌吗？神学家们也没有办法消除我们深存的疑虑。象一个刚刚学会认字母的小孩一样，我们也难免心存疑虑，为了那点微乎其微的结果，真的值得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吗？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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