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条行业标准是对没有国家标准而又需要在全国某个行业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所制定的标准。行业标准不得与有关国家标准相抵触。有关行业标准之间应保持协调、统一，不得重复。
行业标准在相应的国家标准实施后，即行废止。
第三条需要在行业范围内统一的下列技术要求，可以制定行业标准（含标准样品的制作）：
（一）技术术语、符号、代号（含代码）、文件格式、制图方法等通用技术语言；
（二）工、农业产品的品种、规格、性能参数、质量指标、试验方法以及安全、卫生要求；
（三）工、农业产品的设计、生产、检验、包装、储存、运输、使用、维修方法以及生产、储存、运输过程中的安全、卫生要求；
（四）通用零部件的技术要求；
（五）产品结构要素和互换配合要求；
（六）工程建设的勘察、规划、设计、施工及验收的技术要求和方法；
（七）信息、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的技术要求及其管理技术等要求。
第四条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
下列标准属于强制性行业标准：
（一）药品行业标准、兽药行业标准、农药行业标准、食品卫生行业标准；
（二）工农业产品及产品生产、储运和使用中的安全、卫生行业标准；
（三）工程建设的质量、安全、卫生行业标准；
（四）重要的涉及技术衔接的技术术语、符号、代号（含代码）、文件格式和制图方法行业标准；
（五）互换配合行业标准；
（六）行业范围内需要控制的产品通用试验方法、检验方法和重要的工农业产品行业标准。
其他行业标准是推荐性行业标准。
第五条产品质量行业标准，凡需要而又可能分等分级的，应作出合理的分等分级规定。
第六条行业标准由行业标准归口部门统一管理。行业标准的归口部门及其所管理的行业标准范围，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告，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确定，并公布该行业的行业标准代号。
第七条行业标准归口部门在制定行业标准计划时，必须与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协调，以建立科学、合理的标准体系。
第八条在制定行业标准工作中，行业标准归口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本行业的行业标准计划；
（二）负责协调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行业标准项目的分工；
（三）组织制定本行业的行业标准；
（四）统一审批、编号、本行业的行业标准；
（五）办理行业标准的备案；
（六）组织本行业行业标准的复审工作。
第九条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专业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负责提出本行业标准计划的建议，组织本行业标准的起草及审查等工作。
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专业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提出的行业标准计划建议，经行业标准归口部门与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协调、分工后，由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下达实施。
第十条制定行业标准应当发挥行业协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的作用。制定标准的部门应当吸收其参加标准起草和审查工作。
第十一条行业标准的计划，应当由行业标准归口部门抄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一式二份。
第十二条按行业标准计划的安排，行业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提出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经征求各有关方面意见后修改为送审稿，送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专业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
第十三条行业标准送审稿，由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由行业标准归口部门委托的专业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组织审查。
由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审查时，按《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章程》的规定进行。由专业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组织审查时，参加审查的人员，应有生产、使用、经销、科研和高等院校等单位的有关专家。其中，使用方面的人员不应少于四分之一。
行业标准审查可采用会议审查或函审。会议审查时应进行充分讨论，尽量取得一致意见。需要表决时，必须有不少于出席会议代表人数的四分之三同意为通过。函审时，必须有四分之三的回函同意为通过。会议审查结果应写出会议纪要。会议纪要应如实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函审时应写出"函审结论"（格式按附件2）并附有"函审单"（格式按附件3）。会议代表的出席率和函审单的回函率应不低于三分之二。
行业标准送审时，应附有"标准送审稿"、"标准编制说明"、"意见汇总处理表"（格式按附件1）及其他有关附件。
第十四条行业标准由行业标准归口部门审批、编号、。
行为标准报批时，应有"标准报批稿"、"标准编制说明"、"标准审查会议纪要"或"函审结论"及其"函审单"、"意见汇总处理表"和其他有关附件。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时，应附有该标准的原文或译文。
行业标准的审批必须尊重"审查会议纪要"或"函审结论"。对报批稿进行修改应有充分科学论据，并征求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专业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的意见。对报批稿有重大修改时，应进行重新审查。
确定行业标准的强制性或推荐性，应由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专业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提出意见，由行业标准归口部门审定。
第十五条行业标准实施后，应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适时进行复审；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五年，确定其继续有效、修订或废止。
行业标准的复审工作由行业标准归口部门组织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专业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进行。
行业标准的复审也可采用会议审查或函审。复审时一般要有参加过该标准审查工作的单位和人员参加。
标准复审后，应提出"复审报告"，报送行业标准归口部门审批。
第十六条行业标准代号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行业标准的编号由行业标准代号、标准顺序号及年号组成。
第十七条行业标准归口部门应在行业标准后三十日内，将已的行业标准及编制说明连同文件各一份，送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备案的行业标准如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责成行业标准归口部门限期改正或停止实施。
第十八条编写行业标准应符合国家标准GB1《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规定。行业标准的出版，由行业标准归口部门确定。
行业标准出版后的正式文本，应送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一式五份。
第十九条行业标准属科技成果，对技术水平高取得显著效益的行业标准，应纳入国家或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科技进步奖励范围，予以奖励。
[关键词] 结核病；肺结核；归口管理；涂阳；转诊
[中图分类号] R5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2-4208(2010)09-0022-02
为认真执行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01-2010年)及山东省结核病人归口管理规范，加大医疗机构对可疑肺结核病人的转诊力度，提高肺结核病人的发现和治愈率，茌平县卫生局在2004年初下发了《茌平县结核病归口管理规范》、《茌平县肺结核病人转诊和追踪实施办法(试行)》等文件，强化了行政干预力度，现将2004～2008年本县肺结核病人归口管理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茌平县结核病防治所2004～2008年初诊病人登记本、结核病人登记本、结核病细菌学实验室登记本和月报、季报、年报表和网报等资料。
1.2 方法按照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实施工作指南、山东省结核病人归口管理规范、肺结核病人转诊和追踪实施办法(试行)的要求，对所有资料进行汇总性分析。
2 结果
2.1 肺结核新涂阳登记率山东省2000年流行病学调查肺结核病人涂阳患病率95／10万，新涂阳病人发病率约为60／10万。2004年茌平县新发涂阳登记率为22.6／10万，到2008年达到41.3／10万，新涂阳肺结核病人发现率逐年上升，由2004年的37.7／10万上升到68.8／10万。见表1。
2.2 初诊可疑肺结核病人转诊病例构成分析初诊可疑肺结核病人来源中转诊病例逐年上升，就诊病例逐年下降，转诊比例由2004年的29.9％上升到2008年的73.4％，就诊比例由2004年的69.7％下降到2008年的26.5％。见表2。
2.3 涂阳肺结核病人发现来源情况在发现的涂阳肺结核病人来源中，转诊病例构成比有所增加，由2004年的33.9％上升到2008年的75.5％，转诊病例由2004年的37例上升到182例。见表3。
2.4 医疗机构疫情报告、转诊与到位情况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省市县结核病人归口管理工作规范要求，查阅医疗机构疫情报告与可疑肺结核病人转诊情况及到结核病防治机构就诊情况，综合医院转诊率由2004年的35.5％上升到2008年的98.7％，转诊到位率由2004年的43.0％上升到2008年的72.3％。见表4。
3 讨论
现行对于中式成药的界定主要有以下标准：
――凡任何用于传统中医治疗的口服片剂、胶囊剂型或口服或外用的液体剂型等，即任何已经制成成品并含有一种或多种完全源自植物、动物或矿物或其中任何两种或多种混合物的有效成分的药品，而该药品本身或其全部有效成分均收录在现今版的《中药大辞典》、《本草纲目》等出版物内，均属于中成药。
――任何用于人体注射的药品；任何在《毒药法令》中列入毒药名单的药品；任何以从植物、动物或矿物或其中任何两种或多种混合物分离出的化学物质为有效成分的药品，均不属于中成药。
中成药是我国一种特有的药品，其处方来源于：历代医药文献、经验方和新研制方三方面。其中：文献方和经验方的中成药，都是以中医学理论为指导，按照“君、臣、佐、使”配伍原则组方的中成药；新研制方是按现代科学组方，根据药物化学成分、动物实验结果或有关报道资料，经临床验证，新研制的中成药，除部分是在总结临床经验的基础上，按照中医理论组方外，其余是按药物化学成分、动物实验结果或有关报道资料而制成，对这类成药的组方原则，当根据各种药物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等进行分析，不能单用中医理论解释。所以目前中成药的记述方式是中医、西医及中西医结合三种方式。
对于中成药的归类，若是按中药理论为指导的中成药，则按中药归入税号30049051-30049059项下(税率3％)；若是按西药理论为指导的中成药，则把它作为西药归入税号30041011-30049020或30049090项下(税率4-8％)；但若为中西医结合的成药，是把它按中药归类还是西药归类，其判断标准根据2004年海关总署第18号公告规定：“为便于海关对药品进行商品归类，自公告之日起，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及相关注释另有规定以外，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进口药品注册证》作为海关商品归类的依据之一。”因此在无法从药品的主要成分、药效特征上下判断的话，应以相关专业部门出具的药品证明中的认定为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凡进口药品必须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进口药品注册证》，并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授权的口岸药品检验所检验合格。进口药品的质量标准为现行版的《中国药典》，卫生部药品的标准或国际上通用大药典(美国药典、英国药典、日本药局方、欧洲药典)。申请注册的进口药品必须按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在中国进行临床研究(包括生物等效性试验)。其中申请注册的原料药若中国尚未生产，则应用该原料药制成的制剂在中国进行临床研究。
《进口药品注册证》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允许国外生产的药品在中国注册、进口和销售使用的批准文件。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各口岸药品检验所凭《进口药品注册证》接受报验。《进口药品注册证》按统一格式编号，为E注册证号。注册证号由字母X(Z或S)后接八位阿拉伯数字组成，前四位为公元年号，后四位为年内顺序编号；其中Z代表中药，S代表生物制品，X代表化学药品。已取得《进口药品注册证》的进口药品，若其《进口药品注册证》注明的包装规格、通用名称、商品名、质量标准等有变更，可补充申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批准后，核发新的《进口药品注册证》，原注册证即行作废，并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收回；新注册证号为原注册证号前加字母B构成。如若进口药品注册证号为X20040041，那么该进口药为西药；如若进口药品注册证号为BX20040041，那么该进口药仍属于西药；B表示由于某种原因而修改过这注册证。
本文的数据均来源于巨灵金融平台及国泰安（CSMAR）数据库，样本选用2002—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由于CSMAR数据库从2002年开始披露成本费用粘性计算中所需使用的收入及费用季度数据，另外，考虑到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需要，为了保证恰当的时间跨度，本文选用了2002—2012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剔除了金融业上市公司及同一年度中四个季度销售额连续上升或连续下降的样本。最终，本文的样本包含了961家上市公司，共11351个观测值。
二、变量定义及回归模型设定
(一)宏观经济波动的计量已有研究在考察宏观经济因素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时，通常选用的是GDP增长率（Lev&Thiagarajan,1993；ABJ,2003；Bankeretal.,2010；孙铮，2004等），没有考虑到宏观经济波动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本文选用产出缺口对宏观经济的波动进行计量。
(二)成本费用粘性的计量借鉴DanWeiss(2010)的方法，本文利用企业收入、费用的季度数据，通过下列算式，对各企业每一年度的成本费用粘性水平进行了计算。上式通过测量销售额每下降一个单位时的费用变动额和销售额每上涨一个单位时的费用变动额之间的差值，来衡量企业的费用粘性水平。若Sticky<0，说明企业存在成本费用粘性；反之，若Sticky>0，则说明企业存在成本费用反粘性。
(三)管理者未来预期的计量行为经济学相关研究表明，管理者会依据企业前期的业绩表现来推测企业未来的发展状况（Barberisetal.，1998;LantandHurley，1999），当前期销售额增长时，管理者往往会更加的乐观；反之，会更加的悲观（曹歌，2012；Bankeretal.，2014）。因此，本文设置了一个关于管理者预期的虚拟变量，并将前期销售额变动方向作为管理者预期的判断标准：当第t-1期销售额大于第t-2期销售额时，我们认为管理者对第t期销售额将持有乐观预期；否则，将持悲观态度。
(四)回归方程的设定为了检验假设一，即观察宏观经济波动是否会对费用粘性产生影响影响，我们使用了如下方程。在这里，我们用管理者未来预期与产出缺口的交乘来研究宏观经济波动与管理者未来预期共同对费用粘性产生的影响，并以此考察管理者未来预期在宏观经济波动对费用粘性的影响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个方程的回归结果中，我们主要观察该交乘项的符号和显著性，以此检验假设二、三、四。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在表1中，我们队全体样本进行了描述性统计。我们可以看到，费用粘性的均值和中值分别为-0.1393、-0.1171，均小于零，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费用粘性的现象；管理者预期的均值为0.7477，大于0.5，说明上市公司高管更容易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持有乐观预期，这与上市公司的费用粘性现象相互对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的均值约为38%，两职分离情况的均值约为0.9，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中并没有很严重的问题。在表2中，我们将样本按照企业性质划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并对子样本进行了双重差分检验。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的平均费用粘性为-0.0855，非国有企业的为-0.1783，非国有企业费用粘性程度显著高于国有企业的费用粘性程度，并且，就均值而言，国有企业管理者的乐观程度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高管的乐观程度，说明国有企业的治理效率更低，当经济发生波动时，对于成本的调整也更加随意，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们的假设三和假设四。此外，无论是均值还是中值，国有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都要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国有企业的问题，导致国企的治理效率低下。
(二)实证回归结果利用模型1和模型2对假设H1-H4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在模型1的回归中我们可以看到，产出缺口与费用粘性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当产出缺口大于零，即宏观经济上行时，企业的费用粘性水平会随之上升，印证了假设1。另外，资本密集度与成本粘性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的资本密集度越高，当收入出现波动时的调整成本越高，企业的费用粘性就会越强，这与前人的研究相一致；相反，劳动密集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是由于在计量过程中，我们为了控制异方差对劳动密集度取了对数，导致劳动密集度的样本值小于零导致的，就本质而言，劳动密集度的系数说明当企业的劳动密集度高时，企业的费用粘性也会更强。为了验证假设2，即管理者未来预期在宏观经济波动对费用粘性影响机制中的作用，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管理者预期的变量及其与产出缺口的交乘项，得到模型2。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管理者未来预期的乐观程度与企业的费用粘性显著正相关，说明当管理者对企业的未来发展持有一种乐观态度时，往往会更不愿意调整企业的现有资源，以防未来期间调整成本的发生，这与曹歌（2012）、Bankeretal（.2014）的结论是一致的；管理者未来预期与产出缺口的交乘项也与企业费用粘性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当管理者对未来持有乐观预期时，宏观经济上行对费用粘性的促进作用就会加剧；反之，当管理者对未来持有悲观预期时，宏观经济下行对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也会加剧，假设二得到数据支持。模型3和模型4是在将全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基础上，用子样本对模型2进行的重新回归，其中模型3是对非国有企业样本的回归，模型4是对国有企业样本进行的回归。从回归结果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国有企业样本的回归中，管理者未来预期与产出缺口的交乘项与费用粘性水平并无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当国有企业管理者持有乐观预期时，宏观经济波动对费用粘性水平并不存在着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治理效率低下，管理者并没有很强烈的把企业做大做强的动机，并且国企的所发生的费用多少也不会对企业的生存产生实际的影响，在做出成本决策时，管理者并不会很认真的考虑调整成本的问题，更多的考虑的是利润最大化和个人利益的问题。与国有企业相反，在非国有企业赝本的回归中，管理者未来预期与产出缺口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非国有企业中，管理者未来预期会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对费用粘性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非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帝国建设主义思想”更强，在作出成本成本决策的过程中也就会更加细致的考虑宏观经济的波动等一系列因素导致的。由此，假设3和假设4得到证明。
四、结论
关键词:利率预测;利率决定理论;多元回归;时间序列
中图分类号:TL364+.5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11(c)-0042-01
一、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是指利率的不确定性给行为主体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具体到商业银行利率风险,指的是利率的不确定性给商业银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商业银行控制利率风险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对利率变动方向的预测,准确把握利率走势,并据此决定自己的利率敏感资产负债缺口来控制利率风险,即是利率风险进攻型管理;另一种则是商业银行通过控制资产负债利率敏感性缺口来控制利率风险,即缺口管理,它是一种保守型的利率风险管理。而利率风险进攻型管理基于对未来利率的预测,准确预测未来的利率是利率风险进攻型管理有效性的关键。对未来利率的预测,包括了对未来利率变动方向和未来利率变动幅度两个方面的预测。前者是基于利率决定理论来判断影响利率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变化如何影响利率的变动;后者则是通过建立利率的决定模型(包括多元回归模型、时间序列模型或包括相关因素和自回归因素的动态模型)来完成。
二、利率决定理论
利率决定理论有古典利率理论,流动性偏好利率理论,可贷资金利率理论,基于IS-LM分析的利率理论等。其中流动性偏好理论和可贷资金理论分别从货币的供求和债券的供求两个角度分析实体经济对利率的影响,两种分析框架得出的结论有时是一致的,如对通货膨胀因素的分析,两种分析得出的结论都是通货膨胀(或预期通货膨胀)将导致利率升高;更多的时候两者是互补的,可贷资金理论偏向分析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利率的影响,而流动性偏好理论则能更好地分析货币债券以外的其他金融资产或实物资产的属性的变化以及政府活动的增减对利率的影响。在少数因素的分析上又存在差异,如居民收入对利率的变动方向的影响是相反的分析结果。因此要准确地预测未来利率变动的方向和变化的幅度,单纯依靠利率决定理论是无法完成的,只能作为参考,借助利率模型来对利率作定量预测。
三、基于利率模型的利率预测
1、多元回归模型及其缺陷。综合利率决定理论,可以将影响利率变动的因素归纳为:收入的变动、价格水平的变动、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债券相对其他替代资产的属性变动、政府赤字的增减、投资盈利预期的变动、预期通货膨胀率等。可以用多元回归模型,建立利率变动量(r)和各影响因素的联系,从而来预测利率的变动。运用多元回归模型首先要分析各个可能的影响因素,然后进行筛选,选出重要的变量,同时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而在实际中,很多经济变量都是相互影响,很难避免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另外还需要考虑的一点是对于利率变动的预测是基于对各影响变量的预测的,因而首先需要对回归模型中的解释变量进行预测,但是对解释变量的预测也存在很大的操作上的难度。
2、时间序列模型。基于上述多元回归模型的缺陷,研究者们多采用时间序列模型来作利率预测,模型的表达式为:rt=μ+γ1rt-1+γ2rt-2+…+γprt-p+εt,其中rt,rt-1,rt-2…rt-p分别表示第t期,第t-1期,第t-2期…第t-p期的期末的即期利率,εt表示随机扰动项。通过对模型的估计和检验,可求得系数μ,γ1,γ2…,γp,这样未来一期的利率就可以表示成现在和过去的即期利率的线性表达式,从而可以预测出未来一期的利率值。对未来若干期后的利率,可以通过递推法作出预测。
四、实证分析
选取的样本为2008年4月1日至2009年3月31日的上海银行同业隔夜拆借利率,共有250个数据。由于直接对原序列(250个样本)作自相关分析显示其为非平稳序列,于是对原序列作一阶差分,即st=rt-rt-1;偏自相关图显示k>11以后的值都在随机区间以内,p值取3,故模型为AR(3)。对新序列Rt进行AR(3)参数估计。估计出的自回归方程为:st=-0.006312+0.02205st-1-0.066453st-2-0.129387st-3+εt,将st=rt-rt-1代入,得到:rt-rt-1=-0.006312+0.02205(rt-1-rt-2)-0.066453(rt-2-rt-3)-0.129387(rt-3-rt-4)+εt,整理得:rt=-0.006312+1.02205rt-1-0.088503rt-2-0.02934rt-3+0.129387rt-4+εt。
五、模型的预测及结果分析
将样本数量扩展为260个,预测结果与真实观察值以及误差如下表所示:
由上表的对比结果可以看出,预测值和真实着之间的误差不超过3%,应该说模型的预测结果是良好的。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贺国生.商业银行利率风险度量模型与管理模式研究[M].四川: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2]李焰.我国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研究[J].财贸经济.2009.9
关键词：港口物流；经济增长；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F259.22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港口对国民经济和城市发展的贡献已为世人所公认，“城以港兴”深刻地揭示了港口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港口是当代城市物资交流的重要枢纽，世界贸易的90%以上都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95%的贸易货物要通过港口集散。港口物流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这种显著的相关关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罗刚毅（1998）对港口建设投资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关关系做了分析，他运用1985～1994年的各类基本建设投资额与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进行了量化分析，证实了港口对于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指出要适度加快港口建设。蔡涛（2005）根据20多年的历史数据，运用数学方法同样得出我国港口物流与国民经济之间存在的密切正相关性结论。
港口物流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沿海地区表现的比较明显，以著名的世界第一大港――荷兰的鹿特丹港为例，当鹿特丹港发展到饱和时期时，管理层通过贯彻物流理念，成立港务中心，发展包括物流所需的一切技术手段，从而带动了整个荷兰经济的发展，而鹿特丹港本身的年产值就占了荷兰GDP的12%。
河北具有优良的港口资源，港口物流的发展已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但是河北的经济发展却远不如这些地方，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要借助河北省的数据资料再次验证两者之间关系的存在性。
二、河北港口资源及港口物流发展理论分析
秦皇岛港、京唐港、曹妃店港和黄骅港是河北省的四大优良港口，这些港口群依托其自然地理位置形成河北港口物流顺利发展的资源优势；从历史上看，秦皇岛港作为河北百年能源大港，担负北煤南运的重任，占据了世界最大能源输出港的地位；从技术经济上看，港口物流的集装箱业务正在快速增长，信息程度日趋电子化，制度管理方面逐渐完善。从近年来港口物流发展的情况来看，这些港口群正在成为河北的经济增长极，对河北经济发展有巨大的带动作用。
本文理论的分析从区域经济学理论中的增长极理论入手。增长极理论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费朗索瓦・佩鲁于20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针对古典经济学家的均衡观点，指出现实世界中经济要素的作用完全是一种非均衡的条件下发生的。其基本思路是：“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增长极的形成应具有资源优势、历史、技术经济三个方面的条件。经济增长极作为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力量，它自身不仅能形成强大的规模经济，对其他经济也产生着支配作用、乘数效应和激化与扩散效应。经济增长极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港口群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事实也证明，中国的发展与港口密不可分，临港城市更是在港口的推动下飞速发展。陈静思、乐美龙（2008）运用2006年前10名港口与前20强城市数据排名分析得出港口的存在对这个城市经济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三、河北港口物流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1、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为解释港口物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本文选取了河北各年GDP作为被解释变量，用河北港口的货物吞吐量表示港口物流量作为解释变量。同时，需要申明的是，由于河北省港口货物吞吐总量没有成为统计年鉴上的一个单列项，资料的获取比较困难。从《中国物流年鉴》和《河北经济统计年鉴》中，通过各大港口发展和港口生产综述中整理出了相关的数据，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可看出：从20世纪八十年代直到2001年，河北港口的货物吞吐量以秦皇岛为主，占到了整个河北货物吞吐量的90%以上，所以用秦皇岛港的货物吞吐量来反映河北的港口物流还是不失代表性的。在2002年之后，由于河北其他港口，如京唐港、黄骅港的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行，其吞吐量也开始在总量中占有一席之地，于是就把所有港口的货物吞吐量之和作为河北港口物流量。
2、模型的选取。当物流量达到一定数值，经济总量这个因变量必然有一个对应的可能数值；即当自变量物流量发生某种变化，如增长或降低时，因变量经济总量也会发生相应程度的变化，其中存在的函数关系是确定的函数关系。因此，本文拟运用一元线形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Y=aX+b。其中，X表示物流量，Y表示经济总量，a是回归方程系数，用来反映两者的影响程度，b表示误差项。
（二）回归分析。我们选用河北经济统计年鉴1988～2006年河北各年地区生产总值的统计数据，以及整理得到的物流货物吞吐量，运用Eviews3.0分析软件进行分析。
1、整理数据，如表1所示。（表1）
2、用最小二乘估计（OLS）估计模型。根据上表，利用一元线形回归分析法Y=aX+b对原始数据进行OLS估计，结果如表2。（表2）
从输出结果可以得到几个重要信息：
第一，经济意义检验。就本结果而言，样本回归方程系数=0.384311，是正值，说明港口物流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第二，拟合优度检验。R2=0.858635，值比较大，说明两个变量之间拟合度比较高，因此这条回归线是合适的。
第三，参数显著性检验。从总体中随机抽取一个样本，还必须要通过显著性检验。先看回归系数a的T检验：假定以95%的置信度估计，查t分布表，在自由度n-2=17下，得临界值t（n-2）=t=2.11。t值10.16>临界值2.11，所以拒绝a=0的原假设，说明样本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
第四，代入后期数据检验。代入2007年河北港口货物吞吐量为37532.9万吨，这里有两种方法：①直接代入上面得到的方程式=X+，即：=0.384311×37532.9-288.3369=13134.7亿元。通过河北省统计网查得2007年河北真正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3，863.5亿元。预测值比真实值小，差值为728.8亿元。②把2007年吞吐量代入数据列表中，通过Eviews软件预测，2007年经济产值为14，135.96亿元。预测值比真实值大，差值为272.46亿元。
四、结论
通过以上理论与实证分析，可以明显得出港口物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港口物流的发展确实能对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同时，还表明以下具体内容：（1）河北的港口物流量增加100万吨，那么相应的经济总量平均增加38.4311亿元。（2）经济增长（GDP）的总偏差中，有85.8635%可以由港口物流量与经济总量的依存关系来解释，只有约14%属于随机因素的影响。（3）两种方法计算的差值都小于样本回归标准差1，248.707，在误差包括的范围，两种预测结果都是正确的，由此可以看出河北港口物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回归分析是可行的；可见，用上面数据拟合出来的线形相关关系的确存在。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关键词: 反倾销/归零/多哈回合
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法律既要保证权利义务的明确性，又要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这就决定了法律规范必然是确定性与模糊性的统一，作为各国协调意志体现的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更是如此。尽管《1994年关贸总协定》（以下简称“关贸总协定”）第6条和《关于实施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6条的协定》（以下简称“反倾销协定”）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统一的反倾销法律制度，但是各国利益冲突使得wto反倾销法律条文不得不借助一些模糊的表述来促使各国对统一反倾销法律制度的接受，而这些模糊的措辞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国家对条约中的权利义务的不同理解，进而引发国家间的贸易争端，反倾销中的归零问题即为一例。
“归零”（zeroing）是反倾销调查中认定倾销以及计算倾销幅度的一种方法，即调查机构在调查中，将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部分认定为正的倾销幅度（positive dumpingmargin），而将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的部分视为零，而不是负的倾销幅度（nega-tive dumpingmargin）。在确定倾销幅度时，只对存在正的倾销幅度的交易进行平均。尽管实践中的归零有简单归零、类型归零和阶段归零之分，然而其共同点是将被调查产品分类处理，将存在负倾销幅度的交易以零而不是负值计算，导致正的倾销幅度不能为负的倾销幅度所抵消。从效果上看，采用归零法有助于发现倾销或提高倾销幅度，[1]使得调查当局极易对倾销做出肯定性认定。归零法的这一效果引起了许多wto成员对实施归零的非议，截止2010年2月，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处理的涉及归零法的争端超过10起，归零问题业已成为有关反倾销争端中的热点问题。
一、归零争端的核心——归零法律属性之争
归零争端源于wto《反倾销协定》中关于倾销判定的模糊表述：“在遵守适用于第4款中公平比较规定的前提下，调查阶段倾销幅度的存在通常应在对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全部可比出口交易的加权平均价格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确定，或在逐笔交易的基础上对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进行比较而确定。如主管机关认为一种出口价格在不同购买者、地区或时间之间差异很大，且如果就为何不能通过使用加权平均对加权平均或交易对交易进行比较而适当考虑此类差异作出说明，则在加权平均基础上确定的正常价值可以与单笔出口交易的价格进行比较。”（第2. 4. 2条）该条确立了确定倾销幅度时调查机关可以选择适用的三种比较方法：（一）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全部可比出口交易的加权平均价格进行比较（w-w比较）；（二）在逐笔交易的基础上对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进行比较（t-t比较）；（三）加权平均基础上确定的正常价值与单笔出口交易的价格进行比较（w-t比较）。在三种比较方法中，除了w-w比较时禁止归零以外，其他两种比较方法中并未涉及能否归零的问题，于是有的成员主张应将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销售的交易与低于正常价值的交易相抵，有的成员则主张将此类交易归零处理。
在wto有关归零的争端中，当事方的分歧集中于三点：第一，根据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以及《反倾销协定》，归零法“本身”（as such）是否属于法律的范畴；第二，在反倾销初始调查阶段实施“归零法”是否符合wto反倾销法律；第三，在复审程序中实施“归零法”是否符合wto反倾销法律。对归零法提出异议的成员认为倾销幅度是针对被调查产品整体而言的，将存在“负的倾销幅度”的交易归零属于对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的不公平比较，违反《关贸总协定》第6条和《反倾销协定》第2. 4条；并且无论是初始调查阶段还是在复审阶段，采用归零法均与wto反倾销法律相违。而主张归零合法
的美国则认为，归零只是反倾销调查机关在实践中采用的计算机处理程序，不属于美国的立法或者措施，不属于dsb受理案件的范围。并且根据wto反倾销法律，倾销幅度是指存在倾销的交易的倾销幅度，不存在倾销的交易就没有倾销幅度，归零是对《反倾销协定》条款可以允许的解释（permissible interpreta-tion）。[2]如果禁止归零，将正负倾销幅度相抵来确定倾销幅度，就如同“超速的司机不应该被判有罪，因为其在同一条公路上的其他路段行驶速度低于速度限制”，[3]其结论是荒谬的。此外，《反倾销协定》第2. 4. 2条仅约束初始反倾销调查，在行政复审程序中禁止归零毫无法律依据。所以，归零法符合wto反倾销法律，其他国家对归零的质疑不能成立。
wto争端解决的报告也体现了同样的观点分歧，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归零法律性质的认识也莫衷一是。以日本诉美国归零案（wt/ds322）为例，专家组报告指出：“专家组注意到《反倾销协定》第2. 4. 2条并未明确表明成员在采用t-t比较和w-t比较对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进行比较以确定倾销幅度时是否可以采用归零法……尽管将2. 4.2条解释为只是在w-w比较时禁止归零会引起异议，但从解释的一致性角度，将其解释为禁止在所有比较中禁止归零会引起更多的问题。（专家组的）结论是2. 4. 2条不能被解释为在w-t比较中禁止归零，因此2. 4. 2条的第2句的含义与普遍禁止归零的解释矛盾。”[4]上诉机构则完全推翻了专家组报告的观点，指出：“在采用tt比较法确定‘倾销幅度’时，调查机关必须考虑所有比较结果，不能将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的比较结果不予考虑。……我们不同意专家组关于2. 4. 2第二句为允许归零提供了文字的支持。”[5]此外，在美国对加拿大软木反倾销案（wt/ds264）、美国倾销幅度计算法律、法规和方法（归零）案（wt/ds294）等数份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中也存在类似的观点冲突。
由此可见，归零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认定归零的法律性质，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归零法本身的可诉性分析，即对归零法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有拘束力的法律（措施），还是个案中由调查机关自由裁量的调查方法进行分析。如果归零法的性质属于前者，则申诉方有权提起“本身之诉”（zeroing as such），要求争端解决机构对国内法中有关归零法的立法和实施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争端解决报告的效力将及于归零法的立法和实践；如果属于后者，则申诉方仅可提起“适用之诉”（ze-roing as applied），要求争端解决机构针对个案中实施归零的合法性做出判定，争端解决报告的效力仅及于个案。第二，归零法的合法性分析，即从实体法角度，对归零法是否与wto反倾销法律相符合，是否是对《关贸总协定》和《反倾销协定》有关条款的可以允许的解释做出判定。因此，本文对归零的法律性质分析也将从上述两个方面进行。
二、归零法本身（as such）的可诉性分析
自1991年挪威在美国对挪威新鲜和冷冻大西洋鲑鱼征收反倾销税案（adp/87）中首次将归零争端诉诸gatt争端解决机制以来，wto成员就归零问题提起的争端解决案件以2004年欧共体诉美国倾销幅度计算法律、法规和方法（归零）案（wt/ds294）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欧共体归零案之前，成员就归零问题向wto提起的争端解决案件属于“适用”之诉（as applied），仅就具体案件中实施归零提出异议，从未诉及归零法本身（as such）。在欧共体归零案中，欧共体不仅对于美国在15起反倾销案件的初始调查和16起反倾销复审案件中实施归零法提出异议，而且针对归零法本身提起诉讼，要求专家组判定美国的《进口管理局反倾销手册》（以下简称“反倾销手册”）以及在初始调查、期中复审、新出口商复审、情势变迁复审和日落复审中采用的“标准归零程序”（以下简称“标准程序”）违反wto法律。此后在日本诉美国归零与日落复审案（wt/ds322）中，日本同样就归零法本身和适用的合法性提起争端解决。
归零法本身能否成为被诉的对象关系到wto争端解决机构对于归零性质认定的效力范围。由于争端解决报告不是具有拘束力的先例，[6]根据“不告不理”原则，如果申诉方仅对个案中实施归零提起争端解决，则即使争端解决报告对归零的法律性质作出认定，其效力也仅及于个案中归零的实施，而不能推广至归零法本身的适当性。相反，如果申诉方就归零法规
定本身提起争端解决，则争端解决报告的结论可以对有关成员归零立法产生约束，并进而约束其在个案中的适用。作为归零案件的被诉方，美国坚持《反倾销手册》和“标准程序”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措施，因而不具有争端解决案件所要求的可诉性。美国认为，一项法律意义上的措施必须是强制性的，而申诉方不能找出任何表面证据（prima facie）来证明“标准计算机程序”的强制性。《反倾销手册》并没有排除商务部抵消负倾销幅度的权力，也没有强制商务部忽视负的倾销幅度。事实上，该手册既没有要求商务部的决策者们为一定行为，也没有限制其为一定行为，充其量只是商务部工作人员的指导和培训资料。正如《手册》导言中指出的：“本手册仅限于为进口管理局工作人员提供内部指导”，《手册》并非法律文件。申诉方提出异议的所谓“标准程序”，其全称是“美国商务部反倾销中倾销幅度计算程序”，是一个根据不同案件情况而随时修改的计算机程序，并不作为法律调整任何行为，因而既不能构成《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16. 4条和《反倾销协定》第18. 4条的“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也并非dsu第6.2条中的“措施”。
美国《反倾销手册》和“标准程序”的性质认定是确定归零法本身是否具有可诉性的前提。形式上，《反倾销手册》是美国商务部内部工作手册，难以称之为法律、法规、行政程序或者贸易措施，至于“标准程序”仅仅是用数字语言编写的计算机程序，更是难以将它归入法律或者措施的类别；《反倾销手册》和“标准程序”的有关说明还特别强调其不具有法律、法规、行政程序、措施的强制力。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足以将载有归零法内容的《反倾销手册》和“标准程序”排除于法律（措施）范围以外。根据dsu，当成员认为其在协定项下直接或间接获得的利益正在受到其他成员采取的措施而减损的情况下，在指定的期限内如果磋商不能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办法，则该成员可将此事项提交争端解决机构。所以，可以提交争端解决机构的事项需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其他成员采取了某些特定的措施；第二，该措施使一成员在dsu管辖范围内协定中直接或间接获得的利益受到减损；第三，磋商没有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办法。可见，dsu并没有限定措施的范围，“任何wto成员的行为或者疏忽均可以构成争端解决中的措施”，[7]一项措施可以表现为法律法规，也可以表现为行政命令；既可以表现为书面形式，也可以表现为行为方式；既可以具有强制性，也可以为任意性，dsu能否管辖取决于该措施是否使一成员在dsu管辖协定中的利益受到减损。将这一标准适用于归零案件，尽管美国没有将归零法的内容规定于立法之中，也没有赋予其法律拘束力，但事实上在《反倾销手册》指导下美国商务部在大量的反倾销调查中重复使用了归零的方法。“标准程序”是根据归零法设计，其所体现的归零法是美国商务部所遵循的确定的规范，因而能够精确地判明其特定的内容和未来的行为后果。[8]这些因素使得归零法不再是个案中采用的方法，成为一种具有普遍适用于美国反倾销调查中的方法。《手册》虽然从形式上不是通过一定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但是实践中是美国反倾销调查中判定倾销幅度的依据，具有普遍适用性和事实上的约束力。所以，归零法属于美国反倾销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作为美国反倾销调查机关在反倾销调查中反复采用的确定倾销幅度的方法，归零法本身及其在个案中的应用均可以成为争端解决案件诉讼的对象。
三、归零法的合法性（compliancy）分析
（一）初始调查中实施归零的合法性分析
归零法的法律属性分析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作为实施归零法的基础，美国对于倾销幅度的解释是否符合wto法律，是否属于《反倾销协定》第17. 6条（2）款中规定的“可以允许的解释”；其二，采用归零法是否与《关贸总协定》和《反倾销协定》中所规定的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的比较方法相违背。
首先，如何理解倾销幅度概念是一个条约解释的问题。dsu第3. 2条以及《反倾销协定》第17.6条规定了wto反倾销法律的解释原则，即依照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进行解释。所以，对倾销幅度的解释应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之规定，依条约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
《关贸总协定》第6. 2条规定：“为抵消或防止倾销，一成员可对倾销产品征收不超过此类产品倾销幅度的反倾销税，就本条而言倾销幅度为依照第一款规定所确定
的差价。”可见，“倾销幅度”被界定为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差价，如果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则不存在倾销幅度，法律意义上的倾销幅度并无“正负”之分，而仅指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幅度。但是该条并未明确倾销产品（dumped product）是从产品类别上定义还是从特定交易中产品定义，所以就文本而言，倾销幅度可以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以产品为基础，在产品范围内对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进行比较，针对被调查产品得出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幅度；而另一种则是以交易为基础，针对具体交易中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进行比较，计算交易中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幅度。6. 2条用语的模糊性使上下文在解释倾销幅度时具有关键意义，在确定倾销幅度是针对产品还是针对交易而言时，必须参考wto反倾销法律中对倾销的界定。
在wto反倾销法律中，倾销幅度和倾销是相互关联的概念，倾销用以界定行为的性质，倾销幅度用以描述行为的程度。在《关贸总协定》中，倾销被表述为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引入另一国的商业，并因此对一成员领土内一已建立的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或实质阻碍一国内产业的新建（gatt第6. 1条），这一表述清楚地表明倾销是针对来自一国产品而言，而并非针对某一特定交易中的产品。根据倾销与倾销幅度的逻辑关系，如果将倾销解释为一国产品低于正常价值的销售行为，则倾销幅度应被解释为被指控存在倾销所有产品的倾销幅度，对每个交易中产品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的比较只是一种方法，是得到最终倾销幅度的中间环节。可见《反倾销协定》中的倾销幅度概念同样应从产品角度理解，并非针对交易，其范围可以是每个出口商或生产者的全部产品，也可以是被调查国家的全部出口产品，倾销幅度既包括“被调查产品的倾销幅度”，也包括“出口商（生产者）的倾销幅度”（《反倾销协定》第6. 10条）。在欧共体床单案（wt /ds141）中，专家组报告指出：“倾销幅度，即存在倾销的确定，只能对争议产品确定，而不能对有关产品的具体交易确定”；[9]加拿大软木案（wt /ds264）的专家组同样指出“倾销幅度意为被调查产品整体的倾销幅度”。[10]相比之下，日本诉美国归零案（wt /ds322）上诉机构报告对此问题的解释更为充分：“《反倾销协定》中所说的‘倾销’和‘倾销幅度’是针对被调查产品定义的，因此它们既不能针对某一型号、类型或者产品类别存在，也不能针对单独的交易存在，而只能在产品层面上存在。如果在中间环节通过多重比较确定倾销幅度，则只有在将这些中间结果加总，调查机关才可以得出产品整体的倾销幅度。”[11]
由此可见，美国对倾销幅度的解释只是对条约文字表面含义的理解，而条约解释则是找出与条约整体相吻合的含义使条约具有法律有效性的过程。一个词汇或者术语可能有一种以上的含义，但是辨明这些含义只是解释的过程，而并非解释的完成。一个词汇或术语所具有的多种含义并不自动构成（《反倾销协定》）第17. 6条所指的可允许的解释。相反，条约解释者需要借助上下文、目的和宗旨来阐明词汇或术语的相关含义。这一逻辑为适当解释条约提供了分析框架。[12]因此，《关贸总协定》第6. 2条中所述的倾销幅度虽然可以有多种字面含义，但是结合条约上下文、目的和宗旨，美国认为倾销幅度可以作具体交易中倾销幅度理解的观点，割裂了倾销和倾销幅度概念的内部统一性，并非《反倾销协定》第17. 6条意义上可以允许的解释。
其次，判定归零法是否违背wto反倾销法律，则需考察《关贸总协定》第6. 1条和《反倾销协定》第2. 4条所规定的倾销幅度判定方法。《关贸总协定》第6. 1条确立了判定倾销幅度的基本方法，即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差价。《反倾销协定》第2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诠释了《关贸总协定》第6条确立的方法，第2. 4条指出：“对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应进行公平比较。此比较应在相同贸易水平上进行，通常在出厂前的水平上进行，且应尽可能针对在相同时间进行的销售。应根据每一案件的具体情况，适当考虑影响价格可比性的差异，包括在销售条件和条款、税收、贸易水平、数量、物理特征方面的差异，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影响价格可比性的差异……”此后的第2. 4. 2条详细列举了w-w、t-t和w-t三种比较方法。由于《反倾销协定》明确规定采用w-w比较方法时应考虑所有可比交易，采用归零明显违反该条规定，所以归零的合法性问题是指在t-t和w-t比较时，采用归零是否与wto法律相符。
如前所述，wto反倾销法律并未对t-t和w-t比较中归零问题作出规定，因此不能依据条文直观地
得出归零法是否合法的结论，而需要从《反倾销协定》第2. 4条所设立的“公平比较原则”角度，分析归零法的法律属性。从wto反倾销法律的规定和各国的实践可知，反倾销调查的对象是由出口国向进口国出口的某一类产品，无论是采用t-t比较还是w-t比较，调查机构有两种调查方法，一种是将涉及该产品的全部交易均纳入比较范围，得出适用于整个被调查产品的倾销幅度；另一种是将来自对象国每一出口商（生产者）的全部交易纳入比较范围，针对每一出口商（生产者）单独确定倾销幅度。如果在判定倾销幅度时，将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的交易归零不计，仅考虑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交易，而又将所得结果适用于出口国或者特定出口商的全部被调查产品，事实上等于偷换了产品的概念。换言之，实施归零法的调查机关在反倾销不同阶段中对产品的界定并不统一，当确定倾销幅度时，产品被界定为存在倾销交易中的产品，而在征收反倾销税时，则将产品扩大为所有被调查产品，这种以偏概全的调查方法必然导致不公平的结果，违反了《反倾销协定》第2. 4条所要求的公平比较原则。在归零问题上，支持归零法的学者所主张的“司机超速处罚”问题与归零问题无可比性，因为前者是针对司机的特定超速驾驶行为的处罚措施，而后者并非仅针对某一特定交易中厂商销售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行为，而是针对所有被调查产品的贸易管制措施。所以，即便法律并无t-t和w-t比较中禁止归零的规定，实施归零也与wto法律不符。
综上，倾销幅度虽无正负之分，除了w-w比较之外，也没有禁止归零的法律规定，并且《反倾销协定》也不禁止对被调查产品分类调查，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归零合法性的默认。无论是将来自特定出口国的全部产品均列入调查范围统一调查还是按照出口商或者生产者进行分类调查，wto反倾销法律中所说的倾销幅度是产品的倾销幅度，而非特定交易的倾销幅度，美国对倾销幅度的解释扭曲了《反倾销协定》的概念。在反倾销调查中，归零法是采用部分交易的比较结果来得出对被调查产品所有交易的倾销幅度，对产品的范围在反倾销的不同阶段做不同的解释，违反《反倾销协定》第2. 4条中的公平比较原则。因此，在反倾销的初始调查阶段归零法与wto反倾销法律相违。
（二）复审中实施归零的合法性分析
对于复审阶段实施归零合法性的争议源自《反倾销协定》第2. 4. 2条中所采用的“……调查阶段倾销幅度的存在通常应在对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全部可比出口交易的加权平均价格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确定……”的表述，该条将2. 4. 2条的适用范围限定于调查阶段，引发了复审阶段是否可以适用该条的争议。
反倾销的程序包括初始调查程序和复审程序。初始调查程序中调查机关调查倾销与损害的事实以及两者之间因果关系，做出是否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决定；复审程序则是在实施反倾销措施过程中，调查机关基于反倾销措施实施后的情况，对于是否需要维持反倾销措施或者改变征税幅度等事项进行调查并做出判定，具体包括定期复审（periodical re-view）、新出口商复审（new shipper review）、情势变迁复审（changed circumstance review）和日落复审（sunset review）等。由于情势变迁复审不以取消或者变更反倾销税为目的，[13]不涉及倾销幅度认定的问题，所以对复审程序中能否采用归零法的争议存在于定期复审、新出口商复审和日落复审之中。在归零争端中，美国强调将倾销幅度局限于产品的倾销幅度的解释缺乏法律文本上的支持，并且《反倾销协定》第9. 3条、第9. 5条和第11条均没有要求在确定反倾销税税额时对交易比较结果进行加总的表述，即便将2. 4. 2条解释为禁止采用归零法，其效力仅限于反倾销调查阶段，不能构成对复审阶段中调查机关行为的约束。
判断第2. 4. 2条是否适用于复审程序应分析条约条文之间的关系。就条约而言，每一条款内容虽然各有不同内容，但都共同服务于条约的目标和宗旨，不同条款中引用的同一概念在特定的条约中应该保持其含义的统一性。从结构上，《反倾销协定》将倾销的确定（第2条）和复审（第9. 3条、9. 5条和11条）分置于不同条款，但这种处理并不能成为割裂条款之间的内部联系的理由。不可否认，《反倾销协定》第9. 3条、9. 5条和11条中并无任何关于归零的文字，也没有要求调查机关对不同交易中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之间的比较结果加总计算，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条文中均引用了倾销、
倾销幅度和反倾销税这些存在于整个反倾销协定之中的基本概念，而这些基本概念的含义并不因为其出现于反倾销协定的不同条款而有所区别。《反倾销协定》第2. 1条采用了“就本协定而言”的表述无疑是在强调基本概念在协定中的普适性。因此，初始调查和复审虽属反倾销调查程序中的不同阶段，两者具有不同的调查目的，但条款之间的逻辑关系决定了《反倾销协定》中基本概念在初始调查和复审程序中应做相同解释。
《反倾销协定》第9. 3条指出，反倾销税的金额不得超过根据第2条确定的倾销幅度。而关于复审程序的第9. 5条、11. 2条、11. 3条中又多次引用了“倾销幅度”和“反倾销税”的概念，这种结构安排确立了初始调查与复审、倾销幅度与反倾销税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为一项原则，第9. 3条反倾销税的金额不得超过倾销幅度的规定适用于整个《反倾销协定》，同时在任何情况下，调查中倾销幅度的确定都需要依据第2条，并不由于阶段不同而有差异。新出口商复审、期中复审和日落复审目的虽不尽相同，新出口商复审旨在确定在初始调查期间没有对进口国出口的出口商或生产者的单独反倾销税额度，期中复审调查经过一段时间后征收反倾销的必要性，而日落复审则在反倾销税5年期满后对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必要性进行调查，但所有复审的结论都与是否针对特定产品或者特定的出口商征收反倾销税以及税额的幅度有关，因而必然和倾销幅度的判定方法相联系。所以，无论在反倾销的哪一阶段中进行调查，只要调查事项涉及倾销幅度或者反倾销税，《反倾销协定》第2条所确立的倾销幅度判定方法就适用于该调查。那么，在初始调查中实施归零被认为违反《反倾销协定》第2.4. 2条的情况下，上述分析结论也自然适用于复审程序，因此，在新出口商复审、期中复审和日落复审中实施归零同样违反《关贸总协定》和《反倾销协定》。
四、wto有关归零谈判的前景预测
以上分析表明，美国对于倾销幅度的解释是对《关贸总协定》和《反倾销协定》的曲解。作为倾销幅度的判定方法，归零法本身违反了《反倾销协定》确立的公平比较原则，因此归零制度及在反倾销调查个案中的实施均不符合wto反倾销法律，美国应尽快废除其反倾销调查中的归零制度，停止在反倾销调查中采用归零法，履行其根据《反倾销协定》第18. 4条所负有的义务。这一结论与近年来与归零有关的多起案件中wto争端解决上诉机构的态度相一致。自归零问题提出以来，gatt/wto争端解决机构对于归零问题的态度逐渐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多的争端解决案件中对实施归零法持否定态度，尤其是欧共体诉美国归零案（wt/ds294）和日本诉美国归零案（wt/ds322）上诉机构报告出台以后，有人甚至认为这两起案件终结了归零法。[14]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尽管在多个关于归零的争端中败诉，美国仍然坚持wto反倾销法律中没有关于禁止归零的规定，而根据dsu第3.2条的规定，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和裁决不能增加或减损各适用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因而拒绝在反倾销调查中放弃归零法。因此，仅仅依靠争端解决报告试图终结归零法无疑是不现实的，根本解决归零问题只能通过对wto反倾销规则条款进行修改，明确禁止归零。自2001年启动多哈发展议程（dohadevelopmentagenda）中的反倾销规则改革谈判以来，已经有数个国家提出从《反倾销协定》中彻底否定归零法，但美国对此坚决反对，甚至主张修改《反倾销协定》将归零法合法化。2007年11月30日，wto规则谈判小组主席散发修改《反倾销协定》草案的“主席案文”（tn/rl/w /213）。“主席案文”对两种观点进行了折中，在《反倾销协定》中增加了第2. 4. 3条，在否定w-w比较中采用归零法的同时肯定了t-t比较和复审程序中实施归零法的合法性。此案文出台之后，遭到了来自20多个国家的激烈反对，规则谈判小组主席不得不在2008年新的“主席案文”（tn/rl/w /236）。2008案文删除了新增的2. 4. 3条，维持2.4. 2条不变并做出特别说明：“代表团意见分歧很大，有的坚持在所有比较和程序中完全禁止归零，有的要求在所有情况下授权成员归零。”这一说明无疑是归零问题谈判现状的真实反映，因而不能预期在短时间内通过修改《反倾销协定》的方法解决归零问题。2009年11月24日，美国接到来自韩国的磋商请求，要求就美国对韩国三种产品反倾销调查中采用归零法进行磋商；2010年2月1日，越南又要求与美国就冰冻虾反倾销案进行磋商，这些都标志着有关归零的争端仍将继续。归零法的合法性虽然多次被争端解决机构所否定，但归零的实施并未终结，而wto争
端解决机制的权威也因此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注释:
[1]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中国反倾销立法与实践十年文集[z].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8.
[2]united states - laws，regulations and methodology for calculating dumping margins，pane lreport wt/ds294/r.
[3]terence p. stewart&myron a. brilliant，antidumping，in the gatturuguay round history （1986-1992），vo.lii.
[4]united states-measures relating to zeroing and sunset reviews，panel report wt/ds322/r.
[5]united states-measures relating to zeroing and sunset reviews，appellate body report wt/ds322/ab/r.
[6]姜涛. wto争端解决报告的先例效力[j].人民司法，2008，（21）.
[7]us - corrosion-resistant steel sunset review，appellate body report wt/ds244ab/r.
[8]united states - laws，regulations and methodology for calculating dumping margins，panel report wt/ds294/r.
[9]韩立余. wto案例及评析（2001）[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0]united states-fina ldumping determination on softwood lumber from canada，panel report wt/ds264/r.
[11]united states-measures relating to zeroing and sunset reviews，appellate body report wt/ds322 ab/r.
[12]united states-continued existence and application of zeroing methodology，appellate body report wt/ds350 ab/r.
[13]陈立虎.论反倾销法上的日落复审制度[j].法学家，2007，（6）.
关键词: 反倾销/归零/多哈回合
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法律既要保证权利义务的明确性，又要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这就决定了法律规范必然是确定性与模糊性的统一，作为各国协调意志体现的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更是如此。尽管《1994年关贸总协定》（以下简称“关贸总协定”）第6条和《关于实施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6条的协定》（以下简称“反倾销协定”）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统一的反倾销法律制度，但是各国利益冲突使得wto反倾销法律条文不得不借助一些模糊的表述来促使各国对统一反倾销法律制度的接受，而这些模糊的措辞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国家对条约中的权利义务的不同理解，进而引发国家间的贸易争端，反倾销中的归零问题即为一例。
“归零”（zeroing）是反倾销调查中认定倾销以及计算倾销幅度的一种方法，即调查机构在调查中，将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部分认定为正的倾销幅度（positive dumpingmargin），而将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的部分视为零，而不是负的倾销幅度（nega-tive dumpingmargin）。在确定倾销幅度时，只对存在正的倾销幅度的交易进行平均。尽管实践中的归零有简单归零、类型归零和阶段归零之分，然而其共同点是将被调查产品分类处理，将存在负倾销幅度的交易以零而不是负值计算，导致正的倾销幅度不能为负的倾销幅度所抵消。从效果上看，采用归零法有助于发现倾销或提高倾销幅度，[1]使得调查当局极易对倾销做出肯定性认定。归零法的这一效果引起了许多wto成员对实施归零的非议，截止2010年2月，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处理的涉及归零法的争端超过10起，归零问题业已成为有关反倾销争端中的热点问题。
一、归零争端的核心——归零法律属性之争
归零争端源于wto《反倾销协定》中关于倾销判定的模糊表述：“在遵守适用于第4款中公平比较规定的前提下，调查阶段倾销幅度的存在通常应在对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全部可比出易的加权平均价格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确定，或在逐笔交易的基础上对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进行比较而确定。如主管机关认为一种出口价格在不同购买者、地区或时间之间差异很大，且如果就为何不能通过使用加权平均对加权平均或交易对交易进行比较而适当考虑此类差异作出说明，则在加权平均基础上确定的正常价值可以与单笔出易的价格进行比较。”（第2. 4. 2条）该条确立了确定倾销幅度时调查机关可以选择适用的三种比较方法：（一）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全部可比出易的加权平均价格进行比较（w-w比较）；（二）在逐笔交易的基础上对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进行比较（t-t比较）；（三）加权平均基础上确定的正常价值与单笔出易的价格进行比较（w-t比较）。在三种比较方法中，除了w-w比较时禁止归零以外，其他两种比较方法中并未涉及能否归零的问题，于是有的成员主张应将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销售的交易与低于正常价值的交易相抵，有的成员则主张将此类交易归零处理。
在wto有关归零的争端中，当事方的分歧集中于三点：第一，根据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以及《反倾销协定》，归零法“本身”（as such）是否属于法律的范畴；第二，在反倾销初始调查阶段实施“归零法”是否符合wto反倾销法律；第三，在复审程序中实施“归零法”是否符合wto反倾销法律。对归零法提出异议的成员认为倾销幅度是针对被调查产品整体而言的，将存在“负的倾销幅度”的交易归零属于对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的不公平比较，违反《关贸总协定》第6条和《反倾销协定》第2. 4条；并且无论是初始调查阶段还是在复审阶段，采用归零法均与wto反倾销法律相违。而主张归零合法
的美国则认为，归零只是反倾销调查机关在实践中采用的计算机处理程序，不属于美国的立法或者措施，不属于dsb受理案件的范围。并且根据wto反倾销法律，倾销幅度是指存在倾销的交易的倾销幅度，不存在倾销的交易就没有倾销幅度，归零是对《反倾销协定》条款可以允许的解释（permissible interpreta-tion）。[2]如果禁止归零，将正负倾销幅度相抵来确定倾销幅度，就如同“超速的司机不应该被判有罪，因为其在同一条公路上的其他路段行驶速度低于速度限制”，[3]其结论是荒谬的。此外，《反倾销协定》第2. 4. 2条仅约束初始反倾销调查，在行政复审程序中禁止归零毫无法律依据。所以，归零法符合wto反倾销法律，其他国家对归零的质疑不能成立。
wto争端解决的报告也体现了同样的观点分歧，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归零法律性质的认识也莫衷一是。以日本诉美国归零案（wt/ds322）为例，专家组报告指出：“专家组注意到《反倾销协定》第2. 4. 2条并未明确表明成员在采用t-t比较和w-t比较对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进行比较以确定倾销幅度时是否可以采用归零法……尽管将2. 4.2条解释为只是在w-w比较时禁止归零会引起异议，但从解释的一致性角度，将其解释为禁止在所有比较中禁止归零会引起更多的问题。（专家组的）结论是2. 4. 2条不能被解释为在w-t比较中禁止归零，因此2. 4. 2条的第2句的含义与普遍禁止归零的解释矛盾。”[4]上诉机构则完全了专家组报告的观点，指出：“在采用tt比较法确定‘倾销幅度’时，调查机关必须考虑所有比较结果，不能将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的比较结果不予考虑。……我们不同意专家组关于2. 4. 2第二句为允许归零提供了文字的支持。”[5]此外，在美国对加拿大软木反倾销案（wt/ds264）、美国倾销幅度计算法律、法规和方法（归零）案（wt/ds294）等数份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中也存在类似的观点冲突。
由此可见，归零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认定归零的法律性质，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归零法本身的可诉性分析，即对归零法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有拘束力的法律（措施），还是个案中由调查机关自由裁量的调查方法进行分析。如果归零法的性质属于前者，则申诉方有权提起“本身之诉”（zeroing as such），要求争端解决机构对国内法中有关归零法的立法和实施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争端解决报告的效力将及于归零法的立法和实践；如果属于后者，则申诉方仅可提起“适用之诉”（ze-roing as applied），要求争端解决机构针对个案中实施归零的合法性做出判定，争端解决报告的效力仅及于个案。第二，归零法的合法性分析，即从实体法角度，对归零法是否与wto反倾销法律相符合，是否是对《关贸总协定》和《反倾销协定》有关条款的可以允许的解释做出判定。因此，本文对归零的法律性质分析也将从上述两个方面进行。
二、归零法本身（as such）的可诉性分析
自1991年挪威在美国对挪威新鲜和冷冻大西洋鲑鱼征收反倾销税案（adp/87）中首次将归零争端诉诸gatt争端解决机制以来，wto成员就归零问题提起的争端解决案件以2004年欧共体诉美国倾销幅度计算法律、法规和方法（归零）案（wt/ds294）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欧共体归零案之前，成员就归零问题向wto提起的争端解决案件属于“适用”之诉（as applied），仅就具体案件中实施归零提出异议，从未诉及归零法本身（as such）。在欧共体归零案中，欧共体不仅对于美国在15起反倾销案件的初始调查和16起反倾销复审案件中实施归零法提出异议，而且针对归零法本身提讼，要求专家组判定美国的《进口管理局反倾销手册》（以下简称“反倾销手册”）以及在初始调查、期中复审、新出口商复审、情势变迁复审和日落复审中采用的“标准归零程序”（以下简称“标准程序”）违反wto法律。此后在日本诉美国归零与日落复审案（wt/ds322）中，日本同样就归零法本身和适用的合法性提起争端解决。
归零法本身能否成为被诉的对象关系到wto争端解决机构对于归零性质认定的效力范围。由于争端解决报告不是具有拘束力的先例，[6]根据“不告不理”原则，如果申诉方仅对个案中实施归零提起争端解决，则即使争端解决报告对归零的法律性质作出认定，其效力也仅及于个案中归零的实施，而不能推广至归零法本身的适当性。相反，如果申诉方就归零法规
定本身提起争端解决，则争端解决报告的结论可以对有关成员归零立法产生约束，并进而约束其在个案中的适用。作为归零案件的被诉方，美国坚持《反倾销手册》和“标准程序”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措施，因而不具有争端解决案件所要求的可诉性。美国认为，一项法律意义上的措施必须是强制性的，而申诉方不能找出任何表面证据（prima facie）来证明“标准计算机程序”的强制性。《反倾销手册》并没有排除商务部抵消负倾销幅度的权力，也没有强制商务部忽视负的倾销幅度。事实上，该手册既没有要求商务部的决策者们为一定行为，也没有限制其为一定行为，充其量只是商务部工作人员的指导和培训资料。正如《手册》导言中指出的：“本手册仅限于为进口管理局工作人员提供内部指导”，《手册》并非法律文件。申诉方提出异议的所谓“标准程序”，其全称是“美国商务部反倾销中倾销幅度计算程序”，是一个根据不同案件情况而随时修改的计算机程序，并不作为法律调整任何行为，因而既不能构成《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16. 4条和《反倾销协定》第18. 4条的“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也并非dsu第6.2条中的“措施”。
美国《反倾销手册》和“标准程序”的性质认定是确定归零法本身是否具有可诉性的前提。形式上，《反倾销手册》是美国商务部内部工作手册，难以称之为法律、法规、行政程序或者贸易措施，至于“标准程序”仅仅是用数字语言编写的计算机程序，更是难以将它归入法律或者措施的类别；《反倾销手册》和“标准程序”的有关说明还特别强调其不具有法律、法规、行政程序、措施的强制力。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足以将载有归零法内容的《反倾销手册》和“标准程序”排除于法律（措施）范围以外。根据dsu，当成员认为其在协定项下直接或间接获得的利益正在受到其他成员采取的措施而减损的情况下，在指定的期限内如果磋商不能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办法，则该成员可将此事项提交争端解决机构。所以，可以提交争端解决机构的事项需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其他成员采取了某些特定的措施；第二，该措施使一成员在dsu管辖范围内协定中直接或间接获得的利益受到减损；第三，磋商没有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办法。可见，dsu并没有限定措施的范围，“任何wto成员的行为或者疏忽均可以构成争端解决中的措施”，[7]一项措施可以表现为法律法规，也可以表现为行政命令；既可以表现为书面形式，也可以表现为行为方式；既可以具有强制性，也可以为任意性，dsu能否管辖取决于该措施是否使一成员在dsu管辖协定中的利益受到减损。将这一标准适用于归零案件，尽管美国没有将归零法的内容规定于立法之中，也没有赋予其法律拘束力，但事实上在《反倾销手册》指导下美国商务部在大量的反倾销调查中重复使用了归零的方法。“标准程序”是根据归零法设计，其所体现的归零法是美国商务部所遵循的确定的规范，因而能够精确地判明其特定的内容和未来的行为后果。[8]这些因素使得归零法不再是个案中采用的方法，成为一种具有普遍适用于美国反倾销调查中的方法。《手册》虽然从形式上不是通过一定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但是实践中是美国反倾销调查中判定倾销幅度的依据，具有普遍适用性和事实上的约束力。所以，归零法属于美国反倾销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作为美国反倾销调查机关在反倾销调查中反复采用的确定倾销幅度的方法，归零法本身及其在个案中的应用均可以成为争端解决案件诉讼的对象。
三、归零法的合法性（compliancy）分析
（一）初始调查中实施归零的合法性分析
归零法的法律属性分析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作为实施归零法的基础，美国对于倾销幅度的解释是否符合wto法律，是否属于《反倾销协定》第17. 6条（2）款中规定的“可以允许的解释”；其二，采用归零法是否与《关贸总协定》和《反倾销协定》中所规定的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的比较方法相违背。
首先，如何理解倾销幅度概念是一个条约解释的问题。dsu第3. 2条以及《反倾销协定》第17.6条规定了wto反倾销法律的解释原则，即依照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进行解释。所以，对倾销幅度的解释应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之规定，依条约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
《关贸总协定》第6. 2条规定：“为抵消或防止倾销，一成员可对倾销产品征收不超过此类产品倾销幅度的反倾销税，就本条而言倾销幅度为依照第一款规定所确定
的差价。”可见，“倾销幅度”被界定为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差价，如果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则不存在倾销幅度，法律意义上的倾销幅度并无“正负”之分，而仅指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幅度。但是该条并未明确倾销产品（dumped product）是从产品类别上定义还是从特定交易中产品定义，所以就文本而言，倾销幅度可以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以产品为基础，在产品范围内对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进行比较，针对被调查产品得出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幅度；而另一种则是以交易为基础，针对具体交易中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进行比较，计算交易中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幅度。6. 2条用语的模糊性使上下文在解释倾销幅度时具有关键意义，在确定倾销幅度是针对产品还是针对交易而言时，必须参考wto反倾销法律中对倾销的界定。
在wto反倾销法律中，倾销幅度和倾销是相互关联的概念，倾销用以界定行为的性质，倾销幅度用以描述行为的程度。在《关贸总协定》中，倾销被表述为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引入另一国的商业，并因此对一成员领土内一已建立的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或实质阻碍一国内产业的新建（gatt第6. 1条），这一表述清楚地表明倾销是针对来自一国产品而言，而并非针对某一特定交易中的产品。根据倾销与倾销幅度的逻辑关系，如果将倾销解释为一国产品低于正常价值的销售行为，则倾销幅度应被解释为被指控存在倾销所有产品的倾销幅度，对每个交易中产品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的比较只是一种方法，是得到最终倾销幅度的中间环节。可见《反倾销协定》中的倾销幅度概念同样应从产品角度理解，并非针对交易，其范围可以是每个出口商或生产者的全部产品，也可以是被调查国家的全部出口产品，倾销幅度既包括“被调查产品的倾销幅度”，也包括“出口商（生产者）的倾销幅度”（《反倾销协定》第6. 10条）。在欧共体床单案（wt /ds141）中，专家组报告指出：“倾销幅度，即存在倾销的确定，只能对争议产品确定，而不能对有关产品的具体交易确定”；[9]加拿大软木案（wt /ds264）的专家组同样指出“倾销幅度意为被调查产品整体的倾销幅度”。[10]相比之下，日本诉美国归零案（wt /ds322）上诉机构报告对此问题的解释更为充分：“《反倾销协定》中所说的‘倾销’和‘倾销幅度’是针对被调查产品定义的，因此它们既不能针对某一型号、类型或者产品类别存在，也不能针对单独的交易存在，而只能在产品层面上存在。如果在中间环节通过多重比较确定倾销幅度，则只有在将这些中间结果加总，调查机关才可以得出产品整体的倾销幅度。”[11]
由此可见，美国对倾销幅度的解释只是对条约文字表面含义的理解，而条约解释则是找出与条约整体相吻合的含义使条约具有法律有效性的过程。一个词汇或者术语可能有一种以上的含义，但是辨明这些含义只是解释的过程，而并非解释的完成。一个词汇或术语所具有的多种含义并不自动构成（《反倾销协定》）第17. 6条所指的可允许的解释。相反，条约解释者需要借助上下文、目的和宗旨来阐明词汇或术语的相关含义。这一逻辑为适当解释条约提供了分析框架。[12]因此，《关贸总协定》第6. 2条中所述的倾销幅度虽然可以有多种字面含义，但是结合条约上下文、目的和宗旨，美国认为倾销幅度可以作具体交易中倾销幅度理解的观点，割裂了倾销和倾销幅度概念的内部统一性，并非《反倾销协定》第17. 6条意义上可以允许的解释。
其次，判定归零法是否违背wto反倾销法律，则需考察《关贸总协定》第6. 1条和《反倾销协定》第2. 4条所规定的倾销幅度判定方法。《关贸总协定》第6. 1条确立了判定倾销幅度的基本方法，即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差价。《反倾销协定》第2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诠释了《关贸总协定》第6条确立的方法，第2. 4条指出：“对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应进行公平比较。此比较应在相同贸易水平上进行，通常在出厂前的水平上进行，且应尽可能针对在相同时间进行的销售。应根据每一案件的具体情况，适当考虑影响价格可比性的差异，包括在销售条件和条款、税收、贸易水平、数量、物理特征方面的差异，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影响价格可比性的差异……”此后的第2. 4. 2条详细列举了w-w、t-t和w-t三种比较方法。由于《反倾销协定》明确规定采用w-w比较方法时应考虑所有可比交易，采用归零明显违反该条规定，所以归零的合法性问题是指在t-t和w-t比较时，采用归零是否与wto法律相符。
如前所述，wto反倾销法律并未对t-t和w-t比较中归零问题作出规定，因此不能依据条文直观地
得出归零法是否合法的结论，而需要从《反倾销协定》第2. 4条所设立的“公平比较原则”角度，分析归零法的法律属性。从wto反倾销法律的规定和各国的实践可知，反倾销调查的对象是由出口国向进口国出口的某一类产品，无论是采用t-t比较还是w-t比较，调查机构有两种调查方法，一种是将涉及该产品的全部交易均纳入比较范围，得出适用于整个被调查产品的倾销幅度；另一种是将来自对象国每一出口商（生产者）的全部交易纳入比较范围，针对每一出口商（生产者）单独确定倾销幅度。如果在判定倾销幅度时，将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的交易归零不计，仅考虑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交易，而又将所得结果适用于出口国或者特定出口商的全部被调查产品，事实上等于偷换了产品的概念。换言之，实施归零法的调查机关在反倾销不同阶段中对产品的界定并不统一，当确定倾销幅度时，产品被界定为存在倾销交易中的产品，而在征收反倾销税时，则将产品扩大为所有被调查产品，这种以偏概全的调查方法必然导致不公平的结果，违反了《反倾销协定》第2. 4条所要求的公平比较原则。在归零问题上，支持归零法的学者所主张的“司机超速处罚”问题与归零问题无可比性，因为前者是针对司机的特定超速驾驶行为的处罚措施，而后者并非仅针对某一特定交易中厂商销售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行为，而是针对所有被调查产品的贸易管制措施。所以，即便法律并无t-t和w-t比较中禁止归零的规定，实施归零也与wto法律不符。
综上，倾销幅度虽无正负之分，除了w-w比较之外，也没有禁止归零的法律规定，并且《反倾销协定》也不禁止对被调查产品分类调查，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归零合法性的默认。无论是将来自特定出口国的全部产品均列入调查范围统一调查还是按照出口商或者生产者进行分类调查，wto反倾销法律中所说的倾销幅度是产品的倾销幅度，而非特定交易的倾销幅度，美国对倾销幅度的解释扭曲了《反倾销协定》的概念。在反倾销调查中，归零法是采用部分交易的比较结果来得出对被调查产品所有交易的倾销幅度，对产品的范围在反倾销的不同阶段做不同的解释，违反《反倾销协定》第2. 4条中的公平比较原则。因此，在反倾销的初始调查阶段归零法与wto反倾销法律相违。
（二）复审中实施归零的合法性分析
对于复审阶段实施归零合法性的争议源自《反倾销协定》第2. 4. 2条中所采用的“……调查阶段倾销幅度的存在通常应在对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全部可比出易的加权平均价格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确定……”的表述，该条将2. 4. 2条的适用范围限定于调查阶段，引发了复审阶段是否可以适用该条的争议。
反倾销的程序包括初始调查程序和复审程序。初始调查程序中调查机关调查倾销与损害的事实以及两者之间因果关系，做出是否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决定；复审程序则是在实施反倾销措施过程中，调查机关基于反倾销措施实施后的情况，对于是否需要维持反倾销措施或者改变征税幅度等事项进行调查并做出判定，具体包括定期复审（periodical re-view）、新出口商复审（new shipper review）、情势变迁复审（changed circumstance review）和日落复审（sunset review）等。由于情势变迁复审不以取消或者变更反倾销税为目的，[13]不涉及倾销幅度认定的问题，所以对复审程序中能否采用归零法的争议存在于定期复审、新出口商复审和日落复审之中。在归零争端中，美国强调将倾销幅度局限于产品的倾销幅度的解释缺乏法律文本上的支持，并且《反倾销协定》第9. 3条、第9. 5条和第11条均没有要求在确定反倾销税税额时对交易比较结果进行加总的表述，即便将2. 4. 2条解释为禁止采用归零法，其效力仅限于反倾销调查阶段，不能构成对复审阶段中调查机关行为的约束。
判断第2. 4. 2条是否适用于复审程序应分析条约条文之间的关系。就条约而言，每一条款内容虽然各有不同内容，但都共同服务于条约的目标和宗旨，不同条款中引用的同一概念在特定的条约中应该保持其含义的统一性。从结构上，《反倾销协定》将倾销的确定（第2条）和复审（第9. 3条、9. 5条和11条）分置于不同条款，但这种处理并不能成为割裂条款之间的内部联系的理由。不可否认，《反倾销协定》第9. 3条、9. 5条和11条中并无任何关于归零的文字，也没有要求调查机关对不同交易中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之间的比较结果加总计算，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条文中均引用了倾销、
倾销幅度和反倾销税这些存在于整个反倾销协定之中的基本概念，而这些基本概念的含义并不因为其出现于反倾销协定的不同条款而有所区别。《反倾销协定》第2. 1条采用了“就本协定而言”的表述无疑是在强调基本概念在协定中的普适性。因此，初始调查和复审虽属反倾销调查程序中的不同阶段，两者具有不同的调查目的，但条款之间的逻辑关系决定了《反倾销协定》中基本概念在初始调查和复审程序中应做相同解释。
《反倾销协定》第9. 3条指出，反倾销税的金额不得超过根据第2条确定的倾销幅度。而关于复审程序的第9. 5条、11. 2条、11. 3条中又多次引用了“倾销幅度”和“反倾销税”的概念，这种结构安排确立了初始调查与复审、倾销幅度与反倾销税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为一项原则，第9. 3条反倾销税的金额不得超过倾销幅度的规定适用于整个《反倾销协定》，同时在任何情况下，调查中倾销幅度的确定都需要依据第2条，并不由于阶段不同而有差异。新出口商复审、期中复审和日落复审目的虽不尽相同，新出口商复审旨在确定在初始调查期间没有对进口国出口的出口商或生产者的单独反倾销税额度，期中复审调查经过一段时间后征收反倾销的必要性，而日落复审则在反倾销税5年期满后对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必要性进行调查，但所有复审的结论都与是否针对特定产品或者特定的出口商征收反倾销税以及税额的幅度有关，因而必然和倾销幅度的判定方法相联系。所以，无论在反倾销的哪一阶段中进行调查，只要调查事项涉及倾销幅度或者反倾销税，《反倾销协定》第2条所确立的倾销幅度判定方法就适用于该调查。那么，在初始调查中实施归零被认为违反《反倾销协定》第2.4. 2条的情况下，上述分析结论也自然适用于复审程序，因此，在新出口商复审、期中复审和日落复审中实施归零同样违反《关贸总协定》和《反倾销协定》。
四、wto有关归零谈判的前景预测
以上分析表明，美国对于倾销幅度的解释是对《关贸总协定》和《反倾销协定》的曲解。作为倾销幅度的判定方法，归零法本身违反了《反倾销协定》确立的公平比较原则，因此归零制度及在反倾销调查个案中的实施均不符合wto反倾销法律，美国应尽快废除其反倾销调查中的归零制度，停止在反倾销调查中采用归零法，履行其根据《反倾销协定》第18. 4条所负有的义务。这一结论与近年来与归零有关的多起案件中wto争端解决上诉机构的态度相一致。自归零问题提出以来，gatt/wto争端解决机构对于归零问题的态度逐渐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多的争端解决案件中对实施归零法持否定态度，尤其是欧共体诉美国归零案（wt/ds294）和日本诉美国归零案（wt/ds322）上诉机构报告出台以后，有人甚至认为这两起案件终结了归零法。[14]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尽管在多个关于归零的争端中败诉，美国仍然坚持wto反倾销法律中没有关于禁止归零的规定，而根据dsu第3.2条的规定，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和裁决不能增加或减损各适用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因而拒绝在反倾销调查中放弃归零法。因此，仅仅依靠争端解决报告试图终结归零法无疑是不现实的，根本解决归零问题只能通过对wto反倾销规则条款进行修改，明确禁止归零。自2001年启动多哈发展议程（dohadevelopmentagenda）中的反倾销规则改革谈判以来，已经有数个国家提出从《反倾销协定》中彻底否定归零法，但美国对此坚决反对，甚至主张修改《反倾销协定》将归零法合法化。2007年11月30日，wto规则谈判小组主席散发修改《反倾销协定》草案的“主席案文”（tn/rl/w /213）。“主席案文”对两种观点进行了折中，在《反倾销协定》中增加了第2. 4. 3条，在否定w-w比较中采用归零法的同时肯定了t-t比较和复审程序中实施归零法的合法性。此案文出台之后，遭到了来自20多个国家的激烈反对，规则谈判小组主席不得不在2008年新的“主席案文”（tn/rl/w /236）。2008案文删除了新增的2. 4. 3条，维持2.4. 2条不变并做出特别说明：“代表团意见分歧很大，有的坚持在所有比较和程序中完全禁止归零，有的要求在所有情况下授权成员归零。”这一说明无疑是归零问题谈判现状的真实反映，因而不能预期在短时间内通过修改《反倾销协定》的方法解决归零问题。2009年11月24日，美国接到来自韩国的磋商请求，要求就美国对韩国三种产品反倾销调查中采用归零法进行磋商；2010年2月1日，越南又要求与美国就冰冻虾反倾销案进行磋商，这些都标志着有关归零的争端仍将继续。归零法的合法性虽然多次被争端解决机构所否定，但归零的实施并未终结，而wto争
端解决机制的权威也因此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注释:
[1]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中国反倾销立法与实践十年文集[z].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8.
[2]united states - laws，regulations and methodology for calculating dumping margins，pane lreport wt/ds294/r.
[3]terence p. stewart&myron a. brilliant，antidumping，in the gatturuguay round history （1986-1992），vo.lii.
[4]united states-measures relating to zeroing and sunset reviews，panel report wt/ds322/r.
[5]united states-measures relating to zeroing and sunset reviews，appellate body report wt/ds322/ab/r.
[6]姜涛. wto争端解决报告的先例效力[j].人民司法，2008，（21）.
[7]us - corrosion-resistant steel sunset review，appellate body report wt/ds244ab/r.
[8]united states - laws，regulations and methodology for calculating dumping margins，panel report wt/ds294/r.
[9]韩立余. wto案例及评析（2001）[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0]united states-fina ldumping determination on softwood lumber from canada，panel report wt/ds264/r.
[11]united states-measures relating to zeroing and sunset reviews，appellate body report wt/ds322 ab/r.
[12]united states-continued existence and application of zeroing methodology，appellate body report wt/ds350 ab/r.
[13]陈立虎.论反倾销法上的日落复审制度[j].法学家，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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