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跨文化交际 文化差异 学派与范式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3－0137－10
跨文化交际学至今已经走过半个世纪的旅程。1959年，爱德华・霍尔在其力作《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中首先运用跨文化交际概念，并对非言语交际行为做了理论分析，本书因此成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开山之作。20世纪60年代之后，更多学者加入研究行列，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历经50年积淀，跨文化交际学的架构渐渐清晰，其内涵日益丰满，逐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源自普遍性的现实问题。跨文化交际理论首先针对的是最为根本的文化差异问题，然后延伸到调整、价值、身份、能力与意义等重要议题。起始阶段，跨文化交际理论主要解释某些局部现象，各种视角缺乏必要的统合，显得有些零散。经过80－90年代的拓展、深化和整合，它在跨学科、多元化发展的格局下，现已具备较高的系统性。学科发展离不开理论建设。本文拟以跨文化交际核心议题的形成、拓展、深化和整合为线索，全面检视该学科理论研究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的得失。
一、跨文化交际理论的起点与中心：差异与调整
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在局部现象的探索中起步，其第一个核心议题是最为根本、尖锐的文化差异问题。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国际交流的范围迅速扩大，频度直线上升，由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问题显得极为突出，它促使学者们潜心思考，对此做出学理的解释，提出相应的对策。
上世纪50年代末，霍尔率先把人类学的文化与社会学的交际概念结合到一起，启动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进程。他着力探究身势语言(kinesies)、距离学(proxemics)以及时间学(chroneml‘cs)等非言语行为，论述了文化差异对交际的影响。就理论探索而言，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提出高、低语境文化理论(high-and-low-eontext cultures)。霍尔依据文化与语境之间不同程度的联系，把世界文化抽象为从高语境型到低语境型的文化连续流(cultural continuum)。高语境文化指高度依赖语境来传递信息的文化，它通过外部环境或内化于人们心中的价值观与规范等来表达大部分意义，而用语言符号明确传达的仅仅是整个信息的小部分。低语境文化正好相反，它倾向于把大部分信息编入明晰的语言代码之中，直接表达出来，较少依赖语境。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大致对应于东西文化分野，以简洁的分析框架解释了两种文化运作机制的本质差异，为后来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取向理论的发展做了有力的铺垫。
60至70年代期间，围绕文化差异这个核心问题，学者们推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欧伯格等人的文化休克论(cultural shock)、格拉洪的文化适应周期论(acculturation stages)、白瑞的文化适应理论和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intercuhural adaptation theory)。
欧伯格1960年首次运用文化休克概念表达海外旅居者面对陌生文化产生的疏远、惊恐、烦躁和沮丧等一系列心理失衡症状。他对里加德(Lvsgaard)1955年提出的经典U-曲线模型加以改良，创建了文化适应周期理论。该模式显示，跨文化交际者大体经历蜜月期(honeymoon stage)、危机期(crisis stage)、恢复期(recovery stage)和完全适应期(full adaptation)四个阶段。格拉洪注意到旅居者返回故土后重新适应原有文化的现象，把U-曲线拓展为W-曲线模型，更全面地演示跨文化适应的过程。文化适应周期理论研究的对象是海外旅居人员，揭示了他们在适应异国文化以及重新适应本土文化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典型特征。上述理论来自经验的归纳，主要是现象的描述，缺乏系统性。它们仅以交际者对新文化的满意度来衡量效果，没有考虑适应的逆转与失败等情况，有简单化理解问题的倾向，但为研究者更深入地分析跨文化交际原理，开拓新的领域做了必要的准备。
70年代后，白瑞在文化休克理论的基础上探讨文化适应策略。他认为，“休克”概念比较模糊，缺乏充分的心理学理论依据；相对而言，“压力”(stress)概念更明确和有解释力。白瑞提出，移民们面对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压力，他们在适应主流社会时会采取四种不同的策略。如果移民们既想保持原有文化，又希望融入新的社会，他们会选择整合(integration)；如果他们不想保留原有文化，则会选择同化；如果他们只想保留原有文化，不愿融入新的社会，他们会选择分离；如果他们对保持原有文化和融入新的社会都不重视，就会选择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在四种策略中，移民们最愿意选择的是整合，选择整合策略的移民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也最小。白瑞的理论得到学界的高度赞赏，他本人也因此成为文化适应研究的领军人物，但同时也引起一些批评。纳瓦斯等人指出，文化适应在不同的时段以及不同的领域有差异，表现出较大的相对性。他们为此重建白瑞的理论，发展出“扩展的相对文化适应模型”。沃德指出，白瑞的理论主要关注移民群体，应该拓宽它的视野，把目光投向旅游者等群体。
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的起点同样是文化差异带来的压力。她认为，文化差异造成各种压力促使交际者做自我调整；经历调整与转化后，他们不断成长，能够从容应对不同的文化场景，最终成为超越自我的跨文化人(intercultural pemon)。金荣渊的理论被广泛运用于跨文化交际研究。以其简明的概念框架、严谨的逻辑和坚实的实证基础而备受学界推崇。
1960年至1980年期间，跨文化交际学者们还对其他议题进行研究。例如，奥利弗对修辞与跨文化交际的关系、康顿和约赛夫对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费琛对跨文化交际理论与方法的论述等。学者们从各自的视角来观察，观点庞杂，不成体系。这个时期，他们对文化差异与跨文化调整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但对其他问题的分析相对薄弱，理论建设的发展缓慢，学科的繁荣期仍未到来。
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经过10年“”动乱，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跨文化交际渐渐成为广泛关注的社会议题。何道宽1983年率先把跨文化交际学介绍给外语学界。随后10年， 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逐步展开。就理论探索而言，国内研究者的起点也是文化差异这个核心问题。围绕文化差异对语言交际和外语教学的影响，中国学者着力分析跨文化语用失误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其代表作有：王得杏《跨文化交际的语用问题》、顾日国《礼貌、语用与文化》、高一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道”与“器”》、许力生《交际能力与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的交际能力问题探讨》等。
王得杏认为，跨文化交际既涉及文化的规约，又涉及语言的规约；两种规约在不同文化里的差异是导致交际障碍的根本原因。顾日国也指出，由于英汉文化差异，两者的礼貌准则有所不同；其中，“贬己尊人”的礼貌原则最富中国文化特色。从跨文化语用研究的成果看，中国学者大体上持一种温和的语言相对论与文化相对主义，在承认人类共性的基础上强调各个语言、文化的独特性和不可通约性。高一虹运用中国文化中“道”与“器”的概念剖析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她在批评以“功效”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缺陷后，论证以“人”为中心，从涵盖“健全人格与能产生交际意向”的“道”与原理，及其“文化知识、交际技巧与功效”的“器”两个层面来解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合理性。㈣许力生认为，就语言层面而言，交际能力包括语法、社会语言、语篇和策略四个方面的能力：在跨文化交际中，语法和策略能力占有非常突出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比其他两种能力更具跨文化性。从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进展看，中国学者已经能够在吸收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由于他们大部分来自外语教学领域，往往更侧重语言能力的分析。
在1980年至2000年期间，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者还探讨其他一些议题，例如高一虹对定型(stereotype)的正负面效应的分析、贾玉新对面子与身份在跨文化交际中作用的讨论、胡超有关文化思维模式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胡文仲有关跨文化交际学性质与研究层面的论述等。这段时期，特别是第二个十年，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科发展很快，但理论研究比较薄弱，相对滞后，建设性成果屈指可数，并且集中于语言交际层面。开始阶段理论视野的偏狭并不一定完全是负面的，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找到坚实的立足点，但随着学科的发展，它的局限性就会逐步凸显出来。
二、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拓展与深化：价值、身份、能力与意义
跨文化交际理论在核心议题的拓展与深化中逐步走向成熟与系统化。20世纪80年代至今，全球化迅猛发展，文化间的交往愈益深化，由此产生的矛盾与问题也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差异与调整仍然是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价值、身份、能力和意义等议题逐步成为新的重心。
(1)关于差异与调整问题的理论主要包括：刘易斯和江纳曼的6阶段跨文化适应理论、金荣渊的综合的跨文化调整理论(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cultural adap~tion)、古迪康斯特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anxiety and uncertainty management，AUM)理论、伯贡的预期违背理论(expectancy violation theory)和盖洛斯等人的跨文化通融理论(intereultural accommodation theory)等。
刘易斯和江纳曼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发展出跨文化适应6阶段论。该模式显示，跨文化交际者在适应异国文化和重新适应本土文化过程中，一般经历“预备期”(preliminary stage)、“旁观期”(speeta-tor stage)、“参与期”(participant stage)、“休克期”(shock stage)、“调整期”(adaptation stage)和“返乡期”(reentry stage)6个阶段。它虽未揭示各个阶段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没有揭示适应的逆转或失败，仍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但仍然是迄今为止跨文化适应阶段论中最完整的一个模型。
白瑞基本上延续了前期的观点，没有提出新的文化适应理论。金荣渊则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全面考虑长期与短期、宏观与微观因素，建构综合的跨文化调整理论。她认为跨文化调整涉及6个层面：个人交际、社会交际、族际、当地社会环境、交际者个人倾向及跨文化转化(intercultural transformation)。经过一系列转变之后，交际者逐步成长，形成健全的交际功能、健康的心理以及跨文化认同。打破文化定型，超越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发展更为包容的跨文化认同的路径是身份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与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金荣渊的理论简洁而严密，得到广泛引用，堪称经典。
古迪康斯特在20世纪80年代重建博格(Berger)的不确定性消除理论(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于1995年推出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AUM)理论，随后在1998年和2005年对其理论进行精简与完善。他认为，当陌生人进人新的文化时总要面对诸多不确定性，产生相应的焦虑；人们对不确定性和焦虑的承受有一定的限度。当它们超过最高限度时，人们就难以进行有效的交际；但当它们低于最低限度时，交际往往陷于单调与乏味。较为理想的情形是，不确定性介于最高与最低极限之间，可预测性与新奇性形成动态平衡，一道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完成。AUM理论启发了许多学者，开辟了一条围绕心理调节而展开的分析途径。
伯贡1995年提出跨文化预期违背理论。她认为，预期违背在跨文化交际中起到两种作用。一方面，它使交际者感到惊讶或恐慌，阻碍交际的顺利展开；另一方面它能够提高交际者行为的主动性，创造相互学习的机遇。评判的要素首先取决于交际能否得到积极回报，其次取决于文化规范对预期违背的容忍度，再次取决于交际发生的语境。预期违背理论是为数不多的直接探讨非言语行为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之一。由于非言语行为具有较大的暧昧性和不确定性，该理论没有清晰地演绎各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此外，预期违背理论的理性主义立场使它在解释与情感相关的现象时显出较大的局限性。
盖洛斯等人于1988年借鉴言语通融理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SAT)发展跨文化交际通融理论。她们指出，交际发生在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之中，它既是信息交换也是认同建构的过程。首先，不管是以群体交往或人际交往为定位，正面的历史交往以及交际者感受到的善意都构成相互通融的基础；其次，积极的群体形象和文化认同是促进双方通融的另一个显要因素。此外，群体认同的强度、交往的意愿以及群体地位都影响跨文化通融的过程。跨文化通融理论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对情感因素的重视，但该理论似乎过于强调历史交往的影响，有轻视交际者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能力的倾向。
(2)关于价值取向的理论代表作主要有：霍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以及苏瓦茨的文化价值理论。他们探讨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权势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 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和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以及长期定位和短期定位(Iong-term and short-term orientation)5个价值维度。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取向显示一个文化对自我是相互依赖，还是独立、自治的理解；权势距离表明社会平等的程度；不确定性规避显示文化群体对暧昧性的容忍程度；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反映男女之间是否平等；长期定位与短期定位主要反映文化群体对儒家思想的认同度。
霍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论引发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其中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价值取向论得到最多的肯定和运用。特里安德斯还在他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更精致的纵向和横向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取向论(horizontal／verfical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横向个体主义珍视自我独立和相互平等：纵向个体主义重视个人自治的价值观，但接受现实中一定程度的社会等级。诚然，霍斯泰德的理论也遭到尖锐的批评，最严厉的莫过于实证基础的片面性。他的理论建立在实证研究之上，但其样本仅仅局限于跨国公司的雇员，其代表性自然有问题。此外，也有学者对文化范畴是否可以用线性、相互排斥的概念来表达、并且用数字进行量化提出质疑。
“霍斯泰德仅仅在国家层面上探讨文化价值取向问题，苏瓦茨主要在个人层面上展开研究”。苏瓦茨发现，个人层面存在10个近似普遍性的价值观(near universal values)：权力(power)、成就(achievement)、享乐主义(hedonism)、刺激(stimulation)、自我导向(self-direction)、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仁慈(benevolence)、传统(traditiun)、顺从(conformity)和安全(security)。这些价值观在每个特定文化中会有不同的取向。近年来，苏瓦茨的理论在跨文化交际学界的影响渐隆，为学者们理解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提供了一般性参照框架。
(3)有关身份问题的理论主要包括：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 negotiation theory)、科里尔与托马斯的文化认同理论(cultural identity themy)、库帕奇与今堀的身份管理理论(identity management the-ory)及其丁允珠的身份协商理论(identity negotiation theory)等。
丁允珠于1988年围绕跨文化交际中身份冲突问题，开始建构面子协商理论。她指出，集体主义文化重视他人的面子与相互关系，强调内外之别与长远的得失，较多采用回避、通融、妥协或第三方帮助的策略；个体主义文化侧重自我的面子与目标的实现，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平视内外成员，较多采取直接面对差异、不惜使他人丢脸的策略。当冲突的利益重大、回报额高的情况下，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都表现出理性主义的逐利倾向，愿意与内部及外部成员展开平等竞争。面子协商理论推出后，受到学界好评，广为引征，但也存在不足，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首先，该理论忽略了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内部的差异。其次，它没有深入探讨尊重、信赖、尊严与荣誉感等情感因素对面子协商的影响。
面子协商理论关注的焦点在于交际者的外部形象，文化认同理论则更侧重身份内涵的分析。科里尔与托马斯1988年提出，文化认同主要中文化群体的核心符号系统表征，产生于社会交往和跨文化对话，在不同的语境中显示出多样的形态；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规范和意义系统，跨文化能力表现在能否得体地运用交际规则、准确地理解话语意义以及有效地确认交际者的文化身份上。文化认同理论属于思辨、解释性理论。它在经验归纳型理论占主流的情况下，为研究者探寻跨文化交际原理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蹄。与此同时，它也有待于经受实证研究的检验。库帕奇与今堀分析交际个体如何在发展相互关系的过程中来建构身份，进而实现成功的交际。他们认为，身份与面子在社会交往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跨文化交际者都面临一系列与文化身份管理相关的处理面子的难题；相互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3个相互联系、循环的阶段，即试探(trial)、交织(enmeshment)和再协商(renegotiatlon)；交际者的跨文化能力体现在面子的维护以及相互满意的交际关系的建立上。
丁允珠围绕身份管理的5对辩证关系来建构理论。她认为，跨越文化边界应该遵循下列5对辩证关系：身份的安全和脆弱性、身份的包容与差异化、身份的可预测性与不可预测性、身份的联系与自治以及身份的一致性与变化；交际者不但要积极维护身份的安全与一致性，而且要勇于改变视角，拓展与更新原有身份。身份管理理论与身份协商理论是跨文化交际学中有关身份商谈的两大主要理论。前者聚焦于身份的微观层面，注重交际行为；后者关注身份的宏观层面，侧重交际原则；两者互为补充，在跨文化交际学界影响广泛。
(4)有关能力的理论主要有：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以及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等。早期的理论以“有效性”(effectiveness)与“得体性”(appropriateness)为标准来评判跨文化交际能力，有些过于抽象，并且常常与能力概念产生混淆。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1984年提出，跨文化交际能力涉及认知层面的“知识”、情感层面的“动机”与行为层面的“技巧”三个要素。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的三分法简要地概括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键层面，为人们理解跨文化交际能力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概念框架，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现已成为经典的理论模型。
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延续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的思路，于1996年提出综合性理论。他们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涵盖情感、认知和行为3个层面。情感是指跨文化交际的敏感性(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即特定的情形中交际者的个人情绪或偏好。认知是指跨文化意识(intercultural awareness)，主要涵盖自我意识和文化意识两个方面。自我意识是指交际者对自己文化身份的领悟；文化意识是指对交际者对文化共性与差异的理解。行为――跨文化交际的灵巧性(intercultural adroitness)是指交际者实施交际行为，完成交际目标的技能。陈国明2005年又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加入全球心态(gJobal mindset)层面――全球思维，进一步提出全球交往能力模型。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们全面地解析跨文化交际能力，丰富了它的内涵。
(5)有关意义理论的代表作主要是克罗南和皮尔士等人的意义协同处理理论(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CMM)。克罗南和皮尔士等人于1988年提出CMM理论，其后皮尔士对它加以拓展与改进。他们认为，交际是人们以开放的心态，探索互动模式、理解意义、建立相互关系的进程。协同的意义在于它把不同的见解和反对的意见转变为推动交际走向深入的潜力；协同的手段主要包括：策略性 过程设计、事件的运筹、交流的技巧、逻辑的力量(logical force)、个人地位和日常语言以及语境重建等。CMM理论吸取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观点，主张打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界限，鼓励理论家参与社会实践，更有效地改造世界，其新颖的视角在跨文化交际界引起较大反响。然而。该理论的强处也正是其弱点所在。它消解了理论与实践的分界，但却无法否认它们之间的相对独立。一方面，理论有它超越现实的部分；另一方面，交际行为在很多场合中是下意识、习惯的而非反思的，不一定能升华为理论。
上述理论汲取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思想对跨文化交际行为与观念做理性的分析与解释，拓展了研究领域，引发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和学术争鸣，促进了学科的壮大与繁荣。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巨大进展。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变革与发展，中国与世界建立起更广泛、密切的联系，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跨文化交际已然成为显要的社会议题。在理论研究方面，跨文化交际学者突破了早期局限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狭隘视阈，拓展到移情、身份认同以及全球化等问题。主要代表作包括：高永晨的《跨文化交际中移情适度的原则》、胡庚申的《国际交流语用学――从实践到理论》、胡超的《跨文化交际：E-时代的范式与能力建构》以及戴晓东的《建构跨文化认同的路径――双向拓展模型》等。
高永晨指出，在跨文化交际能力要素中文化移情能力是最重要的成分，文化移情应该遵循适度的原则。胡庚申提出“日常交际”、“专业交流”和“谈判交涉”语境三分假说。他认为，语境对话语有制约和释义作用；在国际交流中，对语用失误的处理应该根据语境和交流效果，分别采取“酌情”、“忽略”和“补救”的原则。胡超以马斯洛对人的基本需求的论断为基础，结合中国道家无为与儒家仁爱的思想，提出她对E-时代跨文化交际能力内涵的解读。戴晓东在汲取金荣渊、吉川和阿德勒(P.Adler)等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发展跨文化认同模型。他认为，向独特性与普遍性两个向度拓展文化认同，使其实现最大限度的本体开放，不断积累跨文化共识，是建构跨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这个时期，中国跨文化交际学者锐意进取，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但理论研究成果依然较少，与国外同行仍有较大差距。
三、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整合与分化：学派与范式
在跨文化交际理论不断拓展的同时，学者们也在尝试对它们进行系统整合。长期以来，欧洲范式一直主导跨文化交际研究。继阿桑迪1998年提出建立以非洲为中心的范式的构想之后，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和三池孝贤等人探讨了构建亚洲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可能性。学派与范式现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真正意义上系统性理论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古迪康斯特1983年编辑出版了跨文化交际学史上第一部理论研究文集《跨文化交际理论：当下的视角》(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CurrentPerspectives)。古迪康斯特与金荣渊1988年合作推出了第二部理论文集《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Theo-ries in Intereuhural Communication)。其后，卫斯曼于Wisemanl995年也编辑了理论文集，对现有的理论进行整合与比较。古迪康斯特2003年在其两篇论文《跨文化交际理论》(Cross-cultural communlcation theories)与《文化间交际理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中对现有理论成果做系统性总结。2005年，古迪康斯特对现有跨文化交际理论进行新的整合，出版了《跨文化交际的理论》(Theorizing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和全面的理论文集。上述几部理论文集以及综述性文章围绕跨文化调整、交际能力、身份和意义等核心议题，对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层面做立体、多方位的研讨。
理论的整合与系统化自然涉及学派与范式问题。学派与范式泛指学界公认的理论流派或体系。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研究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使之形成连贯的研究传统，避免因过于庞杂、凌乱而迷失方向。范式的建立既可以从广义，也可以从狭义来理解。前者涉及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后者指具体研究成果发挥示范作用，在开启新的治学门径的同时，又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在跨文化交际学界，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霍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白瑞的文化适应模型、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古迪康斯特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伯贡的预期违背理论、丁允珠的身份协商理论、库帕奇与今堀的身份管理理论以及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等已成为跨文化交际学领域里影响广泛的经典理论。然而，这些理论相互之间的互动较少，各自基本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并未在学界建立起高度的学术认同，只能在很宽泛的意义上称作学派或范式。
斯密斯提出，指导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有3种基本范式：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empiricism)、社会解释主义(social interpretivist)以及修辞法(rhetorical approach)。逻辑实证主义运用假设一推演以及解释客观因果关系的探索模式：社会解释主义，或曰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eonstructivism)采用对社会语境中的符号进行主观诠释的研究路径；修辞法采取对现实做预测和辩证解释的分析模式。陈国明基本赞同斯密斯的观点。他认为，主导当今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三大范式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解释范式(interpretive paradigm)和批判范式(critical paradigm)。其中，批判范式的旨趣主要在于挖掘事件的内在结构，揭示压迫者或被压迫者的社会背景。罗杰斯与哈特认为，跨文化交际学经过前范式期和范式期之后，现在已经进入常规研究期(normal science)。前范式期以上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博厄斯的历史特殊主义的出现为标志；范式期以霍尔《无声的语言》为发端；十年后，跨文化交际学进入常规研究期；在此期间，学者们有意识地运用既有的范式进行分析，他们所探讨的问题也具有高度相关性。迄今为止，跨文化交际理论基本建立在欧美人的问题、假设、概念与逻辑之上，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鉴于欧洲范式对欧美以外文化经验与价值观念的忽视，阿桑迪率先倡导非洲范式。他认为，以非洲为中心的范式意味着理论所关注的非洲人是交际的主体、非洲文化形象以及人类利益的人；他们在自己的现实情境中进行交际，以非洲人的心理、身份、文化与语言来诠释交际原理。例如，欧洲人把交际理解为信息的传递与接收；在非洲人看来，交际是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过程：有效的交际需要经过gin-so(foreword)、benne-so(side-word)、bolo-so(baek-word)和so-dayi(clear-word)4个阶段。gir- 1-so是话前话(word before word)，在此阶段交际者依据自身文化常识准备进行交际。benne--SO是比较性分析，在此阶段交际者通过省察对方的观点了解如何与之交际。bolo-so是各种知识的综合，在此阶段交际者进行互动、建立关系。so-dayi是交际的结束，在此阶段交际者对交际过程做整体评判。
受阿桑迪的启发，陈国明、斯塔罗斯塔和三池孝贤等人提出建构亚洲交际理论的构想。陈国明2001年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建构由“仁”、“义”、“礼”、“时”、“位”、“极”、“关系”、“面子”与“权力”构成的概念框架，演绎和睦交往的原理，创立“和谐理论”。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2003年讨论亚洲的交际方法。他们认为，亚洲文化极具多样性，很难概括出代表整个亚洲的特性或价值。但各国之间相似性是存在的。在本体论上，亚洲人持有整体宇宙观；在认识论上，他们倾向于认为事物是联系与互动的；在价值论上，他们倾向于把“和谐”看作核心价值；在方法论上，他们常常运用循环、直觉的感知方式；以亚洲为中心的方法，可以检验理论建构的限度所在，找到欧洲范式之外的可能。
三池孝贤明确倡导亚洲范式。他指出，交际是表达人性与人道的过程；文化的独特性能够更好地体现人性的内涵，人们在建构抽象、普遍的理论时需要从各种独特的文化中汲取养分。以亚洲为中心的范式意味着：肯定亚洲人的主体性，围绕亚洲人的旨趣，运用亚洲的价值、历史经验、信息与伦理建构理论。恰如非洲中心论体现非洲人的视角一样，亚洲中心论反映亚洲人视阈中的现实，在反思欧洲范式的缺失与偏见、完善跨文化交际理论中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在2000年之后也有了局部的整合。许力生全面总结国内跨文化语用、跨文化语篇以及跨文化能力的研究成果，阐述他对这些议题的独到见解。张红玲对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因素进行了综合性讨论。此外，林大津与谢朝群的《跨文化交际学：理论与实际》、胡超的《跨文化交际：E-时代的范式与能力建构》以及严明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等都对现今学界影响较大的理论做了评介。李炯英和张向阳等对中国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成果做了全面回顾。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理论研究深受美国的影响，本土原创性理论与学派仍未形成。这种局面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跨文化交际学依附于语言与文化教学研究的尴尬境地。
关键词 文化心理学，文化心理，心理文化。
分类号 B849-09
1 引言
早在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而获得独立之时，心理学的文化性质就得以初步表达。冯特把心理学研究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以基本心理过程为研究内容的个体心理学，二是以高级心理过程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心理学。民族心理学就成为文化心理学的早期形态。此后，实证的个体心理学作为西方心理学的主流得以蓬勃发展，而民族心理学作为“第二心理学”（the second psychology）一直为自身的合法地位而努力[1]，只是近年来才受到广泛的重视，文化心理学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研究形式。
文化心理学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其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文化心理学的理论和形态也在发生变化，如早期的跨文化心理学，晚近的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等[2]。关于文化心理学的内涵国内已有许多讨论[3~5]，这些讨论大多是从对比文化心理学与西方主流心理学这一角度开展的，从二者对比中揭示了文化心理学的诸多特征。本文尝试从另一角度分析文化心理学的基本内涵。从文化与心理学的结合途径来看，文化心理学实际上具有双重内涵。文化心理学一方面从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入手，尝试从文化视角理解人类的心理行为，以实现心理学研究内容的扩展；另一方面则从研究者的文化负载入手，力图揭示心理学的文化历史根基，以实现心理学理论思维的变革。一种内涵可以表达为“文化心理”学，以“文化心理”为主要研究内容；另一种内涵可以表达为文化“心理学”，以“心理文化”为主要研究内容。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文化心理学的双重内涵，划分并考察两个层面的关系是文化心理学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2 文化心理：考察研究对象的“文化心理”学
文化心理的研究从研究对象入手，力图扩展主流心理学关于研究对象的设定，把心理行为看作特定文化的产物，重视各种文化条件下的心理行为的独特性。文化心理研究基于这样的认识，即人类心理行为是文化历史的产物，与特定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无法脱离文化历史背景进行理解。传统的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心理”概念应该有一个改变，由“统一心理”变为“建构心理”，由“普通心理”变为“文化心理”，由“mind”变为“mentality”[6]。
文化与心理的关系是“文化心理”学的核心问题。不同的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分布在一些理论维度上。如可以把文化视为先于行为的背景，也可以视文化为人类活动的结果，其他如文化对于心理的首要性或次要性，直接性或间接性，促进性或抑制性等都构成重要的理论维度，形成不同的文化－心理关系[7]。20世纪70年代前的文化心理研究主要是以文化作为背景，考察不同文化下的心理行为表现，此时的文化心理研究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并无本质差异[8]，是以文化与人格为主要研究内容，关注不同文化影响下的人格特征。此类研究持有文化决定论的观点，认为不同文化类型的差异决定了相应的人格差异。晚近的有关文化心理的研究重视文化与心理的双向依存关系，以文化与心理的关系作为基本研究内容，试图发现文化传统如何影响人们的心理运作和行为表现，以及人们如何获取文化意义并加以阐释和创新。此时的研究更加重视解释学、质化方法的采用，突出发展理论、建构理论和活动理论的观点[9]。
关于文化心理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很多富有启示性的研究成果，典型的研究内容包括文化与自我、文化与认知、情绪、动机、性别等。其中以文化与自我的研究最为典型[10]。研究发现，现代心理学中自我的定义是建立在西方个体主义文化基础之上的，视个体为独立的、自足的、自主的实体，每个个体包含着独特的内部特征，个体的行为首先是这些内在特质的结果。但是这种西方文化中的自我定义并不具有普遍性。在亚洲如日本等集体主义文化国家的研究发现，这些文化中的自我具有不同的含义，可以称为依赖型自我或关系型自我。依赖型自我具有关系先在性的特点，并不具有固定不变的明显边界和内部特征，自我的表现随着情境而不同，依据不同的人群关系而发生改变。
文化心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拓展了研究人类心理行为的视野，把文化作为透视人类心理行为的重要视角。以文化与心理关系为核心问题，文化心理的研究对人的心理行为作出了全新理解，既拓展了传统心理学的研究范围，突出了活动意义、日常实践等的重要价值，也对原有的研究内容给出了全新的理解，表明了自我、依恋、情绪等经典概念也具有文化相对性。总之，文化心理的研究获得了关于研究对象的重新理解，表明西方心理学也只是基于西方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研究，其关于人的心理行为的认识并不具有超越文化的普遍性。
3 心理文化：考察研究者的文化“心理学”
考察研究者的文化“心理学”，其实也就是在考察心理学的理论先见和价值预设，可以称之为心理文化的研究。心理文化指出了这样的事实：不仅研究对象的心理行为与文化有密切关系，而且心理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特定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产物。而事实上，关于心理学科学性的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关于研究者的假定，如所谓的科学客观性、中立性等特征其实是假定研究者可以保持价值中立、客观地反映对象的特征[11]。
从研究目的来看，心理文化是研究者持有的或明确或隐含的理论预设，这决定了研究选择什么和排斥什么、重视什么和忽略什么等一系列价值观念。心理学研究都是在一系列价值承诺下进行的，这些前提预设指导着研究活动，同样也会制约研究者的视野，心理文化研究就是要揭示这些指导和制约研究活动的价值预设，揭示心理学自身的文化属性，以使心理学汲取更丰富的文化滋养。
从研究方式来看，心理文化的研究具有心理学哲学的特征，同样是以理论反思的方式对心理学的基本预设进行反思，以实现心理学理论的拓展和重构。但心理文化的研究比心理学哲学研究更为具体，其理论反思更具有“文化色彩”，侧重考察那些与特定文化观念相联系的理论预设，如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在建构心理学理论中起到很大作用，制约着关于对象的人性假设。
从研究功能来看，心理文化的研究有利于拓展心理学的理论视野，转换心理学的理论思维，实现心理学的理论突破。心理学的研究总是在一系列前提假设下进行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与文化有关的理论预设。从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的比较来看，心理文化与文化心理研究的主要区别是，文化在这里不是作为研究对象的特征，而是作为研究者或研究活动的特征，成为理论反思的思想来源，用多元文化价值的宏观背景检视某一研究的价值预设。
从研究内容来看，心理文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理论方法中的心理文化和学科制度中的心理文化。心理文化中的“文化”并不是指某种具体文化形态，而是指心理学理论及学科制度等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心理文化研究指出了心理学研究本身也是一种理智的进化和发展过程，而心理文化研究就是力图挖掘这些隐含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取向，并对其合理性进行反思批判，以获取心理学理论思维的变革。
首先，从理论、方法角度看，心理文化包括心理学研究者及其研究中存在的理论和方法的价值取向。心理文化可以包括金布尔所说的心理学中的“两种文化”，即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传统，二者在价值取向上存在差异甚至对立 [12]；心理文化可以包括西方心理学林立的学术派别。从科学心理学建立起，就有各种心理学流派的争论，它们都以不同的价值和意义为理论基础，如精神分析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基于不同的人喻而形成不同的心理文化；心理文化可以包括心理学的主流与非主流传统的差异，主流心理学强调方法和程序的客观性，非主流心理学则强调人本性和理解性，这也形成了不同的心理文化；心理文化包括西方心理学与非西方心理学的区分，也包括现代心理学与后现代心理学的比较，这些不同取向的心理文化在心理学研究目标、理论构想、方法论等方面都存在重大分歧。理论方法角度的心理文化集中体现为科学与人文取向的对立、科学的形象与人的形象的分歧。其实，这些问题在哲学研究中就一直存在，当心理学从哲学母体分化出来以后，也受着这些基本哲学问题的困扰，而作为一种新取向的文化心理学，同样无法回避这些最根本的问题。比如文化心理学在关于文化概念的认识上就存在许多争论，文化之间究竟是具有普遍的共性还是相对的特性，相应地应该采取客位方略还是主位方略，使用量化方法还是质化方法等，这些其实都根源于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根本争论，这些争论在文化心理学中有了更具体的表现形式，与文化问题结合起来而形成了不同的心理文化。
其次，从心理学的制度层面看，现代心理学有着自身的价值取向，学科制度中隐含着某些价值取向，它提倡某些研究，鼓励某些讨论，从而构成制度上的心理文化。这其中包括资金的支持范围和偏好，学术成果的流通渠道和评价标准，学科专业的划分标准等。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受着学科制度的影响，资金的资助偏好、期刊的刊用类型、学科的专业划分等因素都构成相应的心理文化，结果是某些研究方向得到鼓励，而某些研究领域则日益萎缩[13]。另外，从制度化的层面看，研究者其实代表着特定的阶层，从而与普通民众在社会位置上存在差别，反映着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由于社会制度上的安排，研究者的身份与被研究者的身份之间有极大的理解上的偏差。”[14]如果把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视为同一文化集体，则“忽视了研究者的社会存在的那一方面，这种社会存在背后是一种不同于被研究者的政治社会地位和思想观念，即‘意识形态’。”[14]研究者的理论、概念、方法等研究理念及其研究工具都受着特定的制度约束，要符合职业化和专业化标准。研究者的观察和思考并不是无污染、无预设的纯粹理性，都有着先在性、规定性、继承性学术传统的影响和支配。学科制度化是一把双刃剑，既促进了心理学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模式化了研究者的思维，远离了研究对象的真实生活。
当然，心理文化的各个方面并不是截然分离，在很多时候都交织在一起，如理论方法特征与学科制度都是在漫长的理智发展和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存在双向的制约关系，因此在对其进行理论逻辑分析时也必须梳理历史发展中的制度形成过程。总之，心理文化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对支撑心理学研究背后的理论方法、历史脉络、学科制度等加以剥离、反思和再造，防止单一的研究理念和传统成为研究的支配力量而失去学术创新的根本动力。心理文化研究力图依靠宽广的理论视野，促进多元心理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反思、解构处于主导地位的心理学理论价值根基，催生、重构多元文化心理学的科学观。
4 文化心理学的双重内涵
文化心理学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成为揭示和理解人类心理行为的文化特征的独特视角。然而，关于文化心理学并没有一个统一和公认的定义，文化心理学一直是作为一个含义模糊的领域而存在，文化心理学成为了关于文化与心理关系研究的松散联盟。这种情况导致在研究中存在很多混乱，阻碍了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从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入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使用文化心理学这一术语的时候，其实可以做出两种相互关联却又有所差别的理解。这种理解差异的出现是由于涉及文化心理学这一术语时，“文化”关联与指向的内容或对象不同所致。文化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进入心理学的研究视野。一方面，从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看，文化可以与人类的心理行为关联，形成不同文化中的心理行为风貌；另一方面，从研究者的文化负载看，文化可以与心理学研究相关联，构成不同价值取向的心理学研究传统。杨国枢在讨论本土心理学研究时使用了本土契合性的概念，其中便已指出了文化与心理学结合的这种双重关系[15]：“特定社会或国家的特定社会、文化、历史、哲学及其成员的遗传因素，一方面影响或决定当地民众（被研究者）的心理与行为，同时又影响或决定当地心理学者（研究者）的问题理论与方法。由于受到同一组文化性与生物性因素的影响，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及知识体系与被研究者的心理及行为之间，便易于形成一种契合状态”。葛鲁嘉也指出了文化与心理学结合的这种双重性，并指出成为对象的心理行为与阐释对象的心理学探索之间是共生的关系[16]。总之，文化心理学的内涵具有双重性，文化与研究对象相联系形成不同文化的心理行为特征，文化与研究者相联系产生不同的研究传统。划分文化心理学的这种双重内涵非常重要，而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认识这两个方面的关系。
当前的研究对这两方面的关系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只关注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而忽视研究者的文化负载；二是过分强调心理文化的差异而陷入相对主义；三是只强调研究对象与研究者文化上的联系而忽视其中的区别。
误区之一是只关注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而忽视研究者的文化负载。
西方主流心理学假定同一心智的存在，其研究目标就是去寻找同一的心理机制。跨文化心理学认识到了心理行为的文化差异性，强调各种文化条件下的比较研究。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则进一步确立了文化与心理的建构性与共生性，从文化与心理的双向互动中寻求对人的理解。然而，从主流心理学到跨文化心理学再到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始终未能完全摆脱西方的主导理智传统，即奉行主客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早期的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虽然强调文化与心理的相互建构，强调实际语境中的意义生成和实践活动，但更多的仍是把这些特征赋予研究对象，突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事实上，不仅研究对象具有文化特征，研究者自身也是文化负载的，而后者常常被我们所忽视。研究者与对象之间是通过某种媒介进行沟通的，在心理学研究中，这种媒介可以是访谈、问卷、测量、观察等等，而这些媒介无不体现着研究者的价值观念，很容易成为研究者进行权力支配的工具。除非对研究者的自身文化负载加以剖析剥离，明晰研究的理论预设和价值取向，否则我们无法指望带着有色眼镜的研究者去客观反映对象的现实生活，也就根本无从达到文化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初衷。新近的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突出了研究者的地位和作用，把心理学理论本身也看作一种文化形式，看作社会建构的结果，这对于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误区之二是过分强调心理文化的差异而陷入相对主义境地。
在后现代思潮和社会建构论的影响下，晚近的文化心理学研究重视心理学本身的多元性和建构性，认为心理学作为一种理智事业本身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因此心理文化具有文化历史依赖性，研究者及其理论构想、方法论等都与其持有的价值取向有关。基于这样的认识，文化心理学就只能是多元的、本土的、相对的。因此文化心理学研究强调特定文化之中的理解，而不关心跨文化的比较。然而这种过分强调心理文化差异的研究方式很容易陷入相对主义困境。强调心理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当然有利于拓展心理学的研究视野，但是如果给心理文化之间划分截然分明的界线，则是一种自我封闭的心态，容易变成极端的相对主义。当前的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就面临这样的难题。显然，在考察文化心理时，不同文化间既有差异性也有相似性，不同的文化心理是可以交流对话和相互理解的，而并非不可通约。同样，心理文化之间也是可以交流对话的，其边界是模糊和变化的。多元论不等于相对论，多元中的边界应该是开放的、模糊的、动态的。
误区之三是只强调研究对象与研究者文化上的联系而忽视其中的区别。
处于同一文化传统之中的研究者及研究对象，受到大致相同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熏染，以致在心理和思维上也具有很多的相似性。被研究者的思想行为无疑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心理行为都需要在特定文化语境下进行理解；同时，研究者的问题获得、分析方法、解决策略、思维方式等也都会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简单地说，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都处于相应的文化影响之中，表现出相应的文化特征。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中，学者们之所以大多提倡进行主位研究而不是客位研究，原因就是人们普遍认为主位研究能够发挥文化契合的优势，研究者可以借助对文化的熟悉而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避免以相异的文化价值去衡量、评价研究对象而造成“强加式客位”研究[17]。但是，是否研究相同文化背景中的对象就不会产生理解上的问题呢？人类学者潘英海先生指出，处于同一社会文化背景中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存在另一种文化理解上的问题，以致会出现“文化识盲”和“文化纠结”的现象[18]。事实上，无论是异己文化还是相同文化，研究者和对象都是文化负载的，都是一种主体间的互动理解过程，在这种理解过程中，研究者就是通过与对象的相似与相异的反复比较，达成关于对象的特定认识的。也就是说，无论研究者与对象文化的相似性还是相异性都是理解过程所需要的。研究者一方面需要缩小距离，进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加以切身理解，另一方面也需要拉大距离，借助其他视角对熟悉的生活世界进行反身观照。简言之，无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处于同文化还是异文化条件，都存在理解上的反复对比以便获取深层意义的过程。从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的比较看，并非哪种方式一定优于另一种，而是两种取向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用处，应该依据不同条件和情境而综合采用[19]。
目前文化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误区表明，在涉及关于文化心理学的理解时，有必要划分和考察这种理解的双重性，更加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对这两种理解之间的关系重新加以认识。对于文化心理学可以有两个层面的理解，可以分别称为文化心理的研究与心理文化的研究。文化心理的研究主要涉及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而心理文化的研究侧重考察研究者的文化负载。不仅对特定文化心理的把握可以形成特定的心理文化，而且特定的心理文化也制约着对于文化心理的理解，心理文化与文化心理是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的辩证关系。
从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的区别来看，二者之间存在差异并且需要保持张力。如果不对文化心理学的这种双重性进行区分，那么就实际上默认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的一致性、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文化一致性。而由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身份位置上的实际差别，结果往往是研究者借助身份优势控制了话语权，变成理性的代言人，研究对象则处于失语状态，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同样，如果没有对这种双重性的正确划分，没有认清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的制约关系，只重视某一方面的研究，就很容易陷入还原主义、相对主义的困境。
从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的联系来看，二者之间存在相似并且可以相互融通。研究者的文化负载至少来自两方面。研究者具有特定的社会身份，其思想观念受到特定社会角色及学术传统的影响，从而具有专业化和制度化色彩。另一方面，研究者其实也是生活于文化传统中的常人，受到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从而与相同生活环境中的人们具有文化相似性，也具有相似的“文化心理”，这可以成为理解研究对象的钥匙。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也有两方面。研究对象生活于特定文化传统中，其心理行为表征着相应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但是，研究对象并不是被动接受文化控制，而是有着主动的理解和建构，正如凯利所说的，人人都是科学家，常人也有关于生活和世界的心理建构，有着自己的“心理文化”，这也可以启迪心理学家的理论思考。心理学研究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过程，同样也是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的对话过程。
5 结语
毫无疑问，任何心理学的研究都是在特定文化传统中的研究，这里的文化传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文化传统既包括民众心理生活中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念，这些传统影响着人们日常的心理行为；文化传统也包括如学术派别、研究旨趣等在内的学术文化传统和理智发展传统，这些传统制约着研究者理解对象的视野和角度。关于文化心理学可以有双重的理解，可以分别称为文化心理的研究与心理文化的研究，两种研究分别展现了关于研究对象的文化内涵的思考和对自身理论传统的文化属性的反省。二者在逻辑上有着内在的关联，关于对象的反思必然关涉到心理学科学观的反省，而心理学理论思维的变革也必然以对人类心理的文化本质的思考为基础。但是，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又具有内在的张力，是文化心理学研究中互相制约的两个方面，单独某一方面的研究都不能完整揭示文化心理学的根本内涵。只有把对人类心理的文化特征的考察与对心理学的文化历史根基的反思结合起来，把文化心理研究和心理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才能使得对人类心理的思考不局限于单一文化传统，而具有多元文化视角的对话与融合。总之，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只有正确分析和认识两个层面的辩证关系才能促进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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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ual Connotations of Cultural Psychology
Tian Hao
(Department of Social Psych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一、焦点之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是否存在必然联系？
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这本来是档案界大多认可的共识。但近期有学者对此给予否定的回答，甚至得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成立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
?1?的结论。笔者无意逐一论争，仅从三个方面略述浅见。
首先，文件中心的建立目的和理论依据能否等同？有学者认为“经济上的节约原则，是美国政府成立文件中心的主要依据，而不是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依据”
?2?笔者可以简要回顾一下文件中心的产生过程。文件中心最早产生在美国，最初形式是二战期间海军部为集中保存平时不常使用的数量庞大的文件而设立的临时库房。由于这种库房及设施不如档案馆要求高，既适应了战后的经济形势，又能满足各联邦机构的相同需求，因此很快在全美推广开来。1950年颁布的《联邦文件管理法》授权设置联邦文件中心，由国家档案与文件局领导，隶属于联邦档案系统。尽管建立文件中心最初的确是“一种政府行为”
?3?也的确是为了实现经济上的节约，但这应当是文件中心建立的目的，与其理论依据不能混为一谈。从产生时间看，文件中心先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恰恰是发端于对文件中心这一实践事物的理论解释，后来研究范围扩大到了文件的整个运动过程以及对这一过程的全面管理，最终因客观揭示了文件的运动过程和规律而成为文件管理的核心理论。可见文件中心出现在前、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形成于后，正是对理论源自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的有力证明。如果以文件中心产生之时尚无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由得出二者没有必然联系的结论，恰恰正是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颠倒。
其次，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有无必然联系的关键要看后者能否成为前者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文件从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依据文件的不同价值及其作用形式这个完整过程可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文件在每一阶段因其特定的功用和价值而与管理形式、保存场所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关系”
?4?它之所以是对文件运动过程和规律的客观描述和科学抽象，关键在于抓住了文件运动的基本动力——价值形态及其规律性的转化。化用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的经典论述，文件具有两种价值形态，即对形成机关的原始价值（第一价值）和对非形成机关的从属价值（第二价值）。这两种价值形态在文件运动过程中不断进行规律性的转化：第一价值逐步递减，第二价值逐步递增，最终实现第一价值向第二价值的转化。
第一价值决定了文件在现行阶段为形成机关服务是首要目的，保存场所应当是机关内部，以满足方便控制和频繁利用的需要。到半现行阶段，文件的第一价值开始衰退，尽管其对形成机关仍具有查考作用，但利用频率大大降低。此时服务对象仍以机关为主，保存场所需具备两项功能，一是继续发挥文件的第一价值，满足形成机关的利用需求；二是检验文件是否具有第二价值，为最终处置，即销毁无价值文件或将具有历史价值的文件移交永久保存机构（档案馆）做好准备。进馆后历史文件的服务对象由形成机关扩展到社会各界。可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紧紧把握价值形态的变化，描述了文件从产生到最终销毁或永久保存的运动过程；揭示了这一连续过程因价值形态的规律性转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阐明了每一阶段的特定价值与服务对象、保存场所和管理形式的对应关系。
文件中心的性质和功能能否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找到合理解释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从阶段划分来看，文件中心是与文件的半现行阶段相对应建立的一种过渡性保管机构，处在形成机关与档案馆之间的中间位置。它之所以具有过渡性和中间性，是因为半现行文件在文件整个运动过程中处于中间阶段，相应要求保管机构既因文件的原始价值继续满足形成机关的利用需求，又因文件的潜在历史价值为历史文件进馆保存做好准备。这决定了文件中心必然具有过渡性，具备满足形成机关利用需要和确保进馆文件质量两项基本功能。可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揭示的文件运动过程和阶段划分是一种客观存在，尽管各阶段对应的保存场所在不同国家可能名称各异，但都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基本功能。文件中心的现实也充分证明这一点，它在许多国家的名称和形式不尽相同，但始终都是一种过渡性的半现行文件保管机构。
再次，如何辩证看待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关系？如上所述，文件中心是西方国家找到的一条保管半现行文件经济和有效的途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从探寻文件中心的理论根源起步，逐步扩及文件的整个生命过程和全面管理，最终上升为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成为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的理论基础。以上分析表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无愧于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还能为价值形态不同的各阶段文件对应的保存场所提供理论依据，不管它们的名称如何。然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并不意味着认可这一理论就必然要建立文件中心；也不意味着没有文件中心，这一理论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如果把二者的密切联系仅仅看成是狭隘的依存关系或唯一的对应关系，不免过于绝对化和简单化。笔者认为，二者确实存在密切联系，这种辩证关系表现为文件中心的建立符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但文件中心不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唯一应用对象，不能以文件中心的建立与否作为评价该理论的高低并衡量其适用性的唯一标准。
根据以上评析，笔者的结论是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存在必然联系，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源自文件中心实践，并成为文件中心坚实的理论基础。进一步而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并非国外“专利”。尽管“文件生命周期”概念最早由西方学者提出，但文件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事物，其运动过程和规律是一种客观存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可说是西方档案学者总结出的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中国同样存在探索这一运动过程和规律的努力。因此，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无论在中外冠之何种名称，都是全球档案界共有的理论财富。这也说明我国同样存在建立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
二、焦点之二：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不同能否成为我国建立文件中心的障碍？
对文件、档案概念的理解是文件中心可行性问题理论分歧的另一个焦点。有的学者认为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差异，决定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自然也不宜建立文件中心。?5?有的学者针锋相对，提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6］。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评价及是否适用于中国，笔者拟另文探讨，这里只想就中外文件、档案概念差异的实质及与文件中心的关系略述浅见。
尽管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表述有多种形式，但差异的实质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角度看，可归结为对文件运动阶段的划分并不完全一致。该理论依据价值形态的转化将文件运动过程大致分为现行、半现行和非现行阶段，从价值变化讲就是第一价值旺盛、第一价值衰退、第一价值丧失／第二价值凸现三个阶段。但由于各国国情和文档管理体制的差异，以及学者观察问题角度有别，不同国家和学者可能有各种具体划分方法，仅据有的学者粗略统计就达十数种之多，从二阶段到八阶段都有，划分标准也五花八门，包括利用频率、保存地点、管理程序、作用形式等等［7］。这表明阶段划分不可能也不应当强求一致。与较富代表性的英美国家相比，中外文件、档案划分的异同主要有三：一是对档案阶段的规定存在差异。在上述三阶段中，英美国家多把非现行阶段才视为档案，而我国从半现行、甚至现行阶段后期就视为档案了。二是文件转化为档案的界限或者说标志存在差异。英美国家多以进馆为转化标志，而我国多强调“归档和集中保存，既是文件向档案转化的一般程序和条件，又是文件转化为档案的一般标志和界限”［8］。三是各阶段文件对应的保管场所有同有异。英美国家分别是形成机关、文件中心和档案馆，我国则为形成机关、档案室和档案馆。以上差异表明我国档案概念的外延大于英美国家，相应带来对文件、档案关系的理解问题。
根据我国传统的狭义文件观，把文件与现行阶段对应、档案与后两个阶段对应，就很难理解档案是文件的一部分，极易得出二者是不同事物的结论。但笔者认为，国外对文件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文件对应的是文件运动全过程的所有阶段，这就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文件”的含义；狭义文件对应的是现行和半现行两个阶段，这就是英美国家通常所提的“文件”概念。据此文件与档案的关系可以解释为：档案是广义文件的一部分，档案由狭义文件转化而来，档案与现行、半现行文件是同一事物在不同运动阶段上价值形态的体现。这样一来，中外文件、档案划分的差异主要就是对文件（狭义）由何阶段转化为档案以及转化依据和标志的不同认识。我国多把文件从业务部门或文书处理部门移交到档案室后称之为档案，表明文件从半现行阶段开始转化，转化依据和标志通常是“归档”。而在英美国家，文件直到非现行阶段进馆保存后才被视为档案，转化依据和标志多是“进馆”。笔者认为文件从哪一阶段转化为档案并不重要，关键应认清引起转化的本质因素。无论是我国的“归档”，还是英美国家的“进馆”，都不足为本质因素。因为这种转化包括存贮形式和本质两个方面，前者是指文件办理完毕后经过立卷归档，由分散流通状态转变为集中存贮状态；后者是指文件由记述和传达现行信息的载体转化为历史记录。归档和进馆都只不过是为安全保管和利用的方便而实行的一种工作制度或程序，只能表现存贮形式的转化，无法完全体现文件与档案的本质区别。只有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的价值形态的变化，才能全面揭示出文件与档案发生存贮形式和本质作用变化的本质因素。可见，与归档和进馆相比，价值形态转化才是文件向档案转化的一种更加客观的依据和标志。
中外对文件、档案概念的不同理解应否阻碍文件中心的建立，笔者持否定看法。理由主要有三。首先，尽管中外文档划分存在差异，但都实施了分阶段管理，各阶段均有相应的保管场所和管理形式。这说明中外存在这样一种共识——尊重文件客观规律采取阶段式管理，使管理最为合理和有效。这种共识就可为我国建立具有诸多优越性、广受西方青睐的文件中心清除理论障碍。其次，文件中心是与半现行文件相对应的管理机构，因经济高效的优点得以在西方国家普及。无论我国有无半现行文件的提法，这一阶段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有相应的保管机构。但我国已有档案室的现实从理论上讲不应构成建立文件中心的障碍。再次，西方国家对文件、档案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的把非现行阶段文件才视为档案，有的认为文件从现行阶段起就已转化为档案，这些具体差异并未妨碍文件中心在这些国家的普遍建立。可见，以中外文档概念不同为由反对建立文件中心的观点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以上评析，笔者的结论是建立文件中心需突破我国传统的狭义文件观，呼唤一种广义的文件观，这也正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反映的文件观。按照这一科学理论，文件概念的外延应包括文件从形成到最终归宿完整运动过程的所有阶段，而不是其中某一特定阶段。我国部分学者所谓“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根本不符合我国实际”［9］或“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名不副实”［10］的结论，都是从狭义文件观来考查这一理论的。狭义文件观的严重不足在于过分强调文件各阶段的区别，忽视各阶段的固有联系，因此难以准确反映文件与档案的关系。西方各国尽管对文件的阶段划分以及对各阶段的称谓不完全一致，但它们普遍建立文件中心正是基于对广义文件观的一致认同。可见，假如不能接受广义文件观，就无法真正理解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质，也无法辩证看待文件中心的可行性。
总之，笔者认为文件中心的建立在我国不乏理论基础，如果认同广义文件观就能为消除上述理论分歧提供一种解决思路。
注释：
［1］林清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没有必然联系》，《山西档案》1999?6。
［2］同上。
［3］同上。
［4］笔者与韩玉梅共同主编：《外国档案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5］王茂跃：《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山西档案》1997?6。
［6］何嘉荪：《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山西档案》1998?5。
［7］同上。
［8］吴宝康主编：《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心理学的发展是在追求其学科的科学化基础上，对心理现象进行科学、实用和有效的研究，以此来为社会民众服务,这是心理学发展的基本路线。世界心理学科学化的追求始于冯特的心理学实验室的建立。这个心理学实验室的建立将心理学的发展引向了一条既定的路线，这条路线就是科学实证主义。虽然冯特在学术生命的最后20年完成了10卷本的《民族心理学》，将心理学一部分分成个体的实验心理学或生理心理学，另一部分分成研究语言、文化、宗教、习俗等的群体的民族心理学。但是，19一20世纪是物理学和化学的世纪，已经很难改变个体的实验心理学所主导的自然科学取向被标榜为科学的化身的结局，科学研究就等同于客观的实证研究。世界心理学的发展的哲学根源沿袭的正是孔德实证主义哲学、罗素和弗雷格逻辑原子主义哲学以及卡尔纳普和亨普尔等人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发展脉络,实证主义哲学最终还是将心理学的发展引向了实证主义的道路，这种重视实证材料积累，忽视心理学理论建设的倾向同时也影响了世界心理学整体的发展。中国早期的科学心理学是对西方心理学的模仿、复制和跟随，也未能完全摆脱心理学研究实证主义化的困境。
纵观心理学各个分支学科，我们看到的往往都是欧美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很难找寻到中国心理学家的足迹，这让本国心理学工作者感到很悲哀。因此，中国心理学的发展问题在20世纪末期曾引起过港澳台三地学者的广泛探讨，问题的焦点是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但是，直至今日，对此问题仍然存在很多争论。如，中国心理学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之分离抑或整合问题、心理学学科归属与学科分裂问题、心理学研究之文化差异与文化适用问题、心理学道路发展之西方化抑或自主创新问题、心理学之理论挖掘与理论独创问题等。
2.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之分离抑或整合问题
心理学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心理学学科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科学的心理学是以实证主义为逻辑主线的，无论是冯特的构造主义心理学、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弗洛伊德的早期的精神分析心理学、惠特海默和考夫卡的格式塔心理学，还是近几十年兴起的认知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都主要以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为其哲学基础。虽然人文主义心理学重视理论的研究，但是很多时候,它仍然承袭了欧美实证主义心理学的传统。导致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分歧的最主要原因是实证主义心理学所追求的经验证实原则和客观的研究立场。
传统科学方法论是以物理主义的世界观和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物理主义世界观和实证主义方法论直接构成了现代科学的实证主义心理学的基本假设。科学的实证主义心理学认为，心理现象是可以通过感官或借助于感官的延长工具客观地把握到的，只有感官把握到的才是客观的真实的，否则是虚假的。实证主义立场的心理学其实揭示的只是人类全部心理现象的一部分内容，很多无法用经验证实的心理现象必须借助于非实证的研究。格根等人就曾指出，心理学理论研究的最大挑战是，从实证主义传统中解放出来。心理学的理论研究由来已久，冯特虽然推崇实验的心理学，但是他并没有对实证的心理学研究达到崇拜的程度，他清楚地认识到，实证的心理学根本无法揭示全部心理现象，因此也就有了经典的《民族心理学》。这部使用了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等方法对习俗、信仰、语言、神话、宗教进行研究的着作，已经证明了心理学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同等重要，遗憾的是深受自然科学影响的心理学者无法容忍非经验证实和有主观参与的理论研究，最终将心理学推向了实证的极端。
然而,20世纪后期，随着实证心理学研究弊端的显现，心理学理论研究再次受到重视。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985年理论心理学国际协会在英国的成立，它表明世界心理学已经开始关注理论研究，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我国心理学者也在这一旗帜影响下开展了一些心理学理论研究，尤其是港台学者杨国枢先生的团队所进行的本土心理研究产生了强烈反响'大陆潘菽先生主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心理学的心理学建设也引起了强烈反响。21世纪初，一批年轻的心理学理论研究者，如葛鲁嘉先生对中国心性心理学思想进行挖掘，形成了新心性心理学的理论体系m;汪凤炎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挖掘形成了中国心理学思想史;彭彦琴对传统佛家心理学思想进行发掘，形成了禅宗的心理学思想体系m。这些研究对我国本土心理学的发展无疑是有建设意义的，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但是，问题在于，是否做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就只做理论而不做实证研究，而做实证研究的就不做理论研究？
以笔者观察，在中国心理学界，大多数研究者都是要么做理论要么做实证，很少有将理论与实证结合起来的，不过北师大金盛华教授所提出的自我价值定向理论是一个例外,他既做理论也做实证研究。但更多的学者仍是专攻其一。我们翻看国外很多知名学者的简历会发现，他们不仅在自然科学上有所造诣，而且在人文社会学科上也有建树，这让我们国内学者汗颜。科学史的事实也证明了，只有在人文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辅之以严密的自然科学实证研究，才能对某一心理现象做到全方位的研究m。在这一点上国内心理学者做的还很不够，因此就有了我国本土心理学发展是否应该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二者割裂开来的问题。一般来讲，理论心理研究从非经验的角度，通过分析、综合、归纳、类比、假设、抽象、演绎或推理等多种理论思维的方式，对心理现象进行探索，对心理学学科本身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但同时理论心理研究所提出的假设或做出的预测能够为实证心理研究提供课题，而对该课题的实证研究又可支持理论的假设。这样看来，心理学理论研究与心理学实证研究不应该各行其是、互不相干’而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因此,中国本土心理学也应该在心理学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上相互配合，这样才有可能提升中国本土心理学的品味和质量,才能更好地融人国际心理学的阵营。
3.心理学学科归属与学科分裂问题
心理学学科归属与学科分裂问题仍是我国本土心理学面临的一个理论问题。探讨心理学为何会分裂和如何分裂的问题，必须首先澄清心理学学科的归属问题,这一问题时至今日仍处于争论之中。从学科归属上来讲，心理学学科目前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心理科学既不为自然科学接纳，又不愿依附于人文科学，而不得不沦为“准自然科学”。综合西方的观点，主要有三种关于心理学学科归属的界说:一是自从冯特用实验的方法建立科学心理学，使心理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以来，心理学就被人们看成一门自然科学；二是由于心理学研究的是人的心理和行为，它们与社会文化又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有些人又将之视为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是有些人认为上述两种看法均不妥，便把心理学看作一门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中间学科或综合科学。因此，心理学史学家墨菲就打比方说：“心理学独立之前曾经像个流浪儿，一会儿敲敲伦理学的门，一会儿敲敲认识论的门。”那么，在心理学独立之后，在科学共同体中，心理学仍是一个到处流浪的打工仔，它的研究领域不断被生物学、医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众多学科瓜分，已经失去很多本属于心理学自身的研究领域。
在国内也有相关的理论探讨，台湾心理学家杨国枢和张春兴认为心理学是社会科学；新儒家的开山人物梁漱溟认为“心理学天然该当是介于哲学与科学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纯理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而为一核心或联络中枢者。它是最无比重要的一门学问，凡百术统在其后”；潘菽先生则明确指出“心理学兼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性质,是一种中间科学或跨界科学，具有沟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作用”;车文博先生主张树立大心理观，“把心理学视为介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中间科学,采用主观客观统一的研究方法，重视实验方法和现象学方法的结合……至于心理学的分支，有的可作为社会科学如社会心理学,有的可作为自然科学如神经生理心理学”;着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从系统科学思想出发，认为心理学应包含在思维科学之中。思维科学除了心理学外，还有人工智能、认识科学、神经生理学（神经解剖学）、语言学、数理语言学、文字学、科学方法论、形式逻辑、辩证逻辑、数理逻辑、算法论等。
从国内外学者对心理学学科的不同归属的界定来看，学科归属的模糊是心理学学科分裂的必然结果。因此也就出现了做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不懂实验心理学，做实验心理研究的学者不懂理论心理学；做认知神经心理学研究的学者不了解人格心理学，做人格心理研究的学者不懂认知神经心理学；做人文心理学的学者看不懂做自然科学学者做的研究，做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不屑于与做人文心理研究的学者为伍。这种学科的分裂进一步表现为:心理学研究者之间的分裂、心理学研究课题的分裂和心理学指导思想和方法论的分裂。这种学科间的分裂不仅阻碍了学科之间的沟通联系，更重要的是使心理学学科之间越来越独立,互不往来，统一的愿望将很难实现。正如美国心理学家斯彭斯所言：“在我的一个可怕的梦中，我预见到心理学组织机构的解体,实验心理学家被分配到正在兴起的认知科学学科当中，生理心理学家愉快地到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系报到，工业和组织心理学家被商业学院抢走，心理疾病学家在医学院中找到了他们的位置。”长此以往，心理学研究领域被其他学科瓜分的危机将会进一步增大。
我国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基本与西方心理学体系相一致，学科归属、学科分类和学科设置也并没有太多变化。我国心理学发展长期以来一直依赖国外心理学，历史上曾经历过对国外心理学的三次模仿、复制和跟随以及三次批判和反思。但是我国本土的心理学显然是落后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心理学过度地引进和介绍国外心理学的进展，而很少将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体系和理论研究介绍到国外去，这导致的后果就是中国本土的心理学始终未能为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其学科归属问题不能有效解决也就不能最终解决中国本土心理学学科分裂的问题，最终也会出现欧美心理学学科分裂的结果。笔者认为，我国本土心理学与其尴尬地逡巡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综合边缘学科之间，不如抛弃传统科学观，以宽广的胸怀,宏大的视野,树立系统科学观，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目前心理学的发展。
4.心理学研究之文化差异与文化适用问题
在《中国心理学城乡分野的文化心理学批判与反思》一文中，笔者曾就我国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文化根植性、文化差异性以及文化适用的问题做过讨论?。前文已经提到，中国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的关系曾有过三次模仿复制和跟随过程，第一次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引进西方心理学（主要是美国心理学）为主。第二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心理学受政治形态影响，以前苏联心理学马首是瞻，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说成为了中国心理学的代名词。第三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心理学又重新开始大量地引进、介绍西方尤其是美国心理学。引进发达国家心理学对于一个发展较缓慢的地区来说,一方面可以提高其发展速度，节省发展时间，另一方面也使该地区的心理学发展失去了自主性和创新性。20世纪80年代，很多中国心理学者发现了复制来的美国心理学研究理论和内容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人的心理，因此才有了杨国枢先生的致力于发展本土心理学的重要宣言。
心理学的发展原本就没有脱离开文化的范畴，它存在着文化品性问题，这与西方的自然科学品性是有区别的。心理学的自然品性表现为三方面:一是追求心理学研究的客观性，二是依赖研究者感官经验的普遍性，三是确立实证方法的中心地位。心理学的自然品性作为心理学本身存在的两个属性之一，在使用研究物理现象的手段来研究主观自觉的心理现象时，不免会使人类内在心理产生隔膜，使心理学的适用性存在文化上的差异。从文化品性的框架来界说心理学的发展，目前有三种提法:一是文化心理学，二是跨文化心理学，三是本土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强调人类心理行为是文化历史的产物，与特定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无法脱离文化历史背景对其进行理解，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文化心理特征，文化与心理和行为是一个相互构建的过程?。跨文化心理学是以文化为变量研究心理和行为异同的，通过跨文化比较,对心理学的某些概念、理论和假设予以文化上的比较和检验，从而找到人类心理与行为的跨文化一致性及心理与行为的普适性。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兴起说明了文化间确实存在着文化心理的差异，心理学确实存在着文化不适用性,但是它的目的却是检验主流文化中的心理学理论在其他文化中的普适性，其实质仍旧沿袭了心理学的自然品性。本土心理学则是在跨文化心理学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具体文化特征进行的研究。对心理学本土化的讨论也多见于20世纪末期，虽然有倾向于实证主义心理学的，有倾向于人文主义心理学的，但是笔者仍坚持主张建立“内发性本土心理学”，其目标是要根植文化传统，挖掘文化资源，建立起特定文化中的特定的心理与行为解释方式，为特定文化中的人所服务的本土契合性心理学。虽然这三种研究取向都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但是中国心理学的发展目前仍只重视实证资料的积累而忽视本土理论的建构，当然这种建构是建立在本土文化特征之上的。目前仅有的少量的理论建构却只注重挖掘古代心理学思想，其目的不过是为现代西方心理学理论寻找或提供中国文化中的证据罢了。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心理学的发展也无法回避文化差异与文化适用问题，心理学研究的本真就在于“求真”(做最好的研究）、“求存”(解决生存问题）、“求用”（与实践相结合），而求真、求存、求用这六字也揭示了中国心理学最终目的是要用于实践、服务社会的。
5.心理学发展道路之西方化抑或自主创新问题
如前文所述，心理学的文化差异与文化适用是我国心理学发展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由此又引出了另外一个理论问题，即中国心理学究竟是应该走西方化的发展道路，还是走自主创新的道路。文化差异与文化适用决定了心理学发展的目的，而西方心理学体系不能完全揭示我国文化背景下民众的心理现象已是公认的事实，所以文化差异与文化适用问题也是我国心理学发展道路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认为有三种观点：一是对西方心理学采取默认态度，这主要集中在进行基础实验研究和神经心理学研究的心理学工作者中间，他们往往不关注现实和实践问题，将心理学基础实验作为不受文化影响的研究来做。二是认为中国心理学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走与西方心理学完全不同的道路，因为文化的差异，必然存在文化心理的差异，因此要研究中国文化背景下典型的心理现象，进行独立的理论创新和研究。三是折衷主义,认为中国心理学既要吸收国外的先进理论和成果，也应该采取自主的理论创新，这种观点存在于绝大多数国内做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身上。
这三种观点反映的是我国心理学者对西方心理学的不同态度，有排斥也有吸收。我国心理学前期发展走的是吸收的道路，通过三次较大的模仿复制和跟随过程，缩小了我国心理学水平与世界的差距，这是可以肯定的。我国心理学发展的后期应该走独立自主创新的道路。当然笔者基本支持第三种观点，主张合理但不过度吸收国外有益的心理学成果，不盲从，毕竟我国心理学发展需要良好的外部学术资源，只有吸收有益的资源才能促进我国本土心理学的发展。可见，心理学的西方化倾向既有利也有弊，西方化容易使心理学研究迷失自我意识，缺乏创新，但同时也会给心理学发展带来学术资源。心理学独立创新同样也有利有弊，独立创新容易形成闭门造车，与外界隔绝的发展境地，但同时也可以提高一国心理学发展的独创水平。因此,心理学的发展需要资源，这种资源既是国外同行带来的学术资源，也应该是根植于我国传统的儒道释文化的历史文化资源。基于这样一些资源之上进行的心理学理论与实践创新，才能够既与世界心理学接轨，又能有效揭示我国文化背景下国人的心理现象，达到服务社会的目的。
6.结论
关键词 文化心理学 文化 质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B84-05 文献标识码：A
The Rise of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LI Niannian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Abstract The rise of cultural psychology has many causes， has their own development inevitablity， there are practical reasons for history. This article on the rise of cultural psychology background and further elaborate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psychology.
Key words cultural psychology； culture； qualitative research
文化心理学是20世纪末刚刚兴起的一种心理学研究取向，冯特建立的民族心理学是它的源头。心理学的创始人冯特构建了两类心理学，一为实验的个体心理学，另一为文化的民族心理学，冯特认为对于人的意识、情感等高级心理过程，只能通过语言文化的研究来获得。但是，由于西方主流心理学在心理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民族心理学并未得到发展壮大，相反，它的力量微乎其微。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文化心理学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 文化心理学兴起的背景分析
（1）主流心理学中对文化的让步。自从冯特建立心理学实验室伊始，文化就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地位。虽然冯特建立了民族心理学，考虑到了文化的作用，但是文化一直都处于压制状态。科学心理学在实证主义哲学的指导下，一味地追求追求的是像物理主义那样的客观性、精确性及普遍性。“心理学正是靠排斥或跨越历史文化来赋予研究的合理性与普遍性。”①20世纪后期，主流心理学家看到了心理学研究中忽视文化所导致的困境，在“文化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让步，其主要表现是跨文化心理学的兴起。”②传统的跨文化心理学以不同文化群体中的人为被试，并比较不同文化下的心理与行为，并分析不同文化对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跨文化心理学虽然正视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但是其最终目的仍旧是追求心理的普遍适用的规律，从而建立普遍通用的心理学。目前，跨文化心理家大都还是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从西方文化的角度，用西方文化下得出的心理学规律去研究其他文化下人的心理与行为。因此，主流心理学仍旧追求共有的心理机制的假设，其在研究方法、理论上没有多大的改变，虽然在文化问题上做了一定让步，但是仍旧是有限的。文化心理学正是看到了跨文化心理学的局限之处，并在不断吸收超越跨文化心理学的合理之处下产生了。
（2）多元文化思潮下的产物。多元文化论是在西方社会中兴起的一种文化潮流，多元文化论强调文化的多元主义，尊重每种文化有其自身的存在价值。它反对西方欧美的白人文化的霸权主义，反对把它作为所有文化的唯一标准。多元文化主义认为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应重视文化的因素，并认为心理现象并非只由内部因素决定，还受文化因素的制约，所以，“行为是文化的产物。”③而主流心理学一味地去追求心理现象的客观性，忽视文化的作用。文化被看作是外在的因素，被排除在外。虽然跨文化心理学也看到了文化的作用，但它也仅仅把文化看作标签，用来注明心理特征属于何种文化，文化是自变量，心理为因变量。文化一般是作为背景因素，与研究对象分离。而多元文化论则从文化自身来研究心理行为，强调从文化内部去建构文化心理和行为。多元文化论反对主流心理学家把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研究下的心理规律不加选择就应用到其他文化地区中，要寻找适合不同文化条件的心理机制。多元文化论者反对西方传统心理学倾向于民族中心主义的观点，反对不分条件地把研究的结论与成果应用于所有群体。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文化心理学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多元文化论为文化心理学的产生做了铺垫。
（3）心理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心理学诞生之初，心理学家一直把研究对象放在西方人身上，其哲学基础与方法论也都是西方的，并且主要沿着自然科学的方向前行。台湾学者杨国枢教授曾指出，华人社会的心理学就是彻头彻尾的西化的心理学。主流心理学坚持实证主义哲学传统，以自然科学为模板，企图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去发现心理现象背后的心理规律。岂不知，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是文化环境下的人，文化是人存在的条件与基础。心理学的研究不能够抛弃文化而存在，心理学的研究应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方法。主流心理学对自然科学的盲目崇拜造成了心理学的困境，面对这样一些文化沙漠似的研究，很多心理学家对文化变量有了新的思考。美国心理学家格根就认为，“人的心理随文化和历史的不同而不同，人的心理是多变的和多样的。”④因此在心理学发展之日起，主流心理学就一直注重实证的研究而忽视人文方面的研究，使心理学的发展停滞不前，导致了其困境。因此，心理学的发展对文化转向的呼声很高，文化心理学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下兴起了，文化心理学为心理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2 文化心理学的基本特征
文化心理学是心理学发展中的一种新的学科分支，它给主流心理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主流的西方心理学以自然科学为研究取向，坚持研究对象的可观察、可证实性。在此基础上的心理学只重视人的物性却忽视了人的文性，只追求心理的客观性却忽视了人的真实性。文化心理学正是看到主流心理学对人的真实性的忽视，而特别强调研究人的文化心理的真实性。通过以上对文化心理学背景的分析认为文化心理学的基本特征如下：
（1）注重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心理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文化的多元性认识到不同种族、民族的存在，每个国家以至各个地区都可以形成自己相对独特的文化，如欧美文化、中国文化、非洲文化等。文化心理学强调注重文化的多元性，肯定并包容各种文化的存在，在价值观上强调文化价值的多元性和平等性。每个个体都有其文化主导下的心理与行为，他们在文化价值观上是对等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没有哪一种文化强于哪一种文化，或者哪一种文化弱于其他文化，每种文化都是其独特的存在。而且人的心理也是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不同文化造就了不同的心理特征，即同种文化会形成个体相似的集体特征，不同文化下的个体会有不同的文化特点，即便是在同一个地区，也会发现有多种多样文化的存在，总之个体心理离不开社会文化条件的影响。因此，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心理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2）主张研究方法的质化研究。主流心理学力图将心理学建设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期望像物理学那样去研究心理学。它以实证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为其基础，坚持决定论和还原论，恪守以方法为中心，注重研究方法的客观性与定量研究。主流心理学笃信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坚信客观的普遍适用的原则，它认为可以找到适用于所有人的一般的、普遍适用的、大众的心理规律。主流心理学在西方实证主义哲学指导下，主要采取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而文化心理学则多以质的研究方法为指导，主要包括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和民族志方法等。文化心理学的质的方法正是考虑到心理过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并认识到传统的实证方法无法给予心理学的研究发展更广阔的空间，而质化研究恰恰能够弥补实证方法的不足，它重视研究者所处的立场，关注对文化心理和行为的意义理解及相互建构。质化研究尤其重视研究对象的自身特点，关注在文化条件下形成的心理特点，并把人的心理看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研究文化与心理的相互影响。
（3）注重对现实中人的研究。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心理和行为，人是具有一定思想、意识和情感的人，他有其自觉性，能够觉知到自己及他人的行为与思想。比如在实验中，被试极有可能去揣测研究者的心理，而研究者也可能去选择对他实验研究有利的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再者，人又是文化下的产物，不同文化显然形成了不同的心理行为特征。而主流心理学认为在实证研究方法下产生的研究理论都适用于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的心理，这显然是不科学的。主流心理学的研究理论大部分来自西方国家的文化环境，西方心理学家把他们在西方文化中得到的心理学理论去应用到非西方国家中，显然是不全面的。文化是多元的，不同的文化环境造成了不同的文化心理和行为。人们的生活总是或多或少地打上了文化烙印，总是潜在地受到深处文化的影响。不同文化环境下，个体形成不同的文化心理和行为，即便在同一文化条件下，个体由于生长环境的不同对文化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在现实情境下去研究人的心理，使研究更趋于自然，更趋于真实，从而使研究结构更趋近实际。
（4）对特定文化背景中的人的心理的研究。跨文化心理学虽然也是对文化背景中人的研究，但是跨文化心理学仅仅是把西方心理学研究中所得到的原则、方法拿到其它国家中，其最终目的仍旧是追求在所有文化中普遍适用的规律。可见，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仍旧是心理与行为的相似之处，而非它们之间的差别。跨文化心理学主要从外部来研究不同文化之中的人的心理行为。而文化心理学倾向于站在文化的内部去研究人的心理与行为，它更多的是站在研究对象的文化的角度出发，从研究对象的特点出发，更强调特定文化语境下对心理与行为的研究，“文化心理学强调对历史和社会文化语境中人的理解，并依此为基础，理解心理和文化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下如何相互说明和建构。”⑤因此，文化心理学是对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人的心理与行为的研究，是在一定文化环境下去研究人的心理现象。
3 结语
文化心理学是通过文化来研究人的心理与行为的一门学科。主流心理学中文化地位的转变，以及后现代思潮和多元文化论的影响催动了文化心理学的兴起。文化心理学从一种新的的角度去探索人的心理与行为，它反对追求普遍的心理规律，而更强调不同文化对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心理学对主流心理学的发展做了一定的补充，并给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与新方法。
注释
① 葛鲁嘉，陈若莉.当代心理学发展的文化学转向[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5）.
② 丁道群.文化心理学的兴起[J].心理学探新，2002（1）.
③ 叶浩生.多元文化论与跨文化心理学的发展[J].心理科学，2004.12（1）：144-151
观察近20年来心理学的发展，当可发现，国内与西方心理学在取向上呈现明显差异。国内心理学界一如往昔奉西方心理学为圭臬，且两岸三地均呈蓬勃发展趋势；各大学相继增设心理学系所，各相关院系不断加开心理学课程。这显示现社会对心理学的需要增加，心理学的知识广受重视。然在西方心理学界却呈现另种不同景象，非但历来因理论纷歧而阻滞心理学发展的问题再度扩大，甚至对多年来原已形成的“心理学是科学”的共识也遭到质疑。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科克(Koch，1985)曾指出，心理学自一百多年前脱离哲学以来，一直未能成为独立科学，且因受其本身条件限制，心理学将来也永远不可能发展成为独立科学[1]。科克认为，现有的心理学知识，在性质上只不过是些堆积的资料，其中绝大多数并非科学研究结果。除科克外复有多人相继对心理学提出类似抨击(Robinson，1985;Henley，1989;Robins et al.，1998;Glassman，2000)，因而引起近年来西方心理学界对以往心理科学取向的检讨与反省[2][3][4][5]。本文之撰写，拟从历史的观点分析心理学发展的困境，并管见未来可能的出路，用以就教於学界先进。
1 从范式更替看心理学欠缺科学条件
现代心理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源於古代哲学，惟就二者脱离哲学后之发展历程看，显然有两点不同之处：其一是自然科学发展在前，心理科学发展在后，前者始自文艺复兴后的17世纪，后者则迟至自然科学发展后两百多年的19世纪末方始出现，而且心理科学自始即在理论与方法上以自然科学马首是瞻。其二是自然科学脱离哲学后即与哲学断绝了亲子关系，对自然界物性变化的解释，不再采以往神明决定一切的看法，而改采人能研究自然并利用自然的观念。心理学脱离哲学之后，在思想上与传统哲学间的脐带一直无法切断，对世间人性变化的解释，始终围绕着古代哲学留传下来的一些老问题打转。以下试就此一特点作简要说明。
1.1 历来对人性问题解释的争议循环不息
自古代希腊哲学开始，哲学家即从不同观点对人性问题提出各执一词的不同解释，其中最主要者有四大争议：(1)心身关系问题，所争者为心与身究属单一实体抑或分属两个实体，如属单一实体，则实体之运作究竟由何者主控；如属两个实体，二者间又存在何种关系；由此问题演变成持续至今的唯心论与唯物论之争。(2)天性与教养问题，所争者为人性特质决定於生前抑或生后；由此问题演变成迄无定论的遗传与环境孰重之争。(3)知识来源问题，所争者为人类的知识得自天赋观念抑或得自后天经验；由此问题演变成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反复循环争议不休。(4)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自由意志原为18世纪浪漫主义哲学思想，与决定论相对立，所争者为人的行为究系出於自主抑或决定於外力；由此演变成自然科学研究物性所依循的因果法则能否用於研究人性的争议问题，一直持续到现在。就是由於自古以来对人性问题之争议不曾休止，所以解释人性的心理学理论始终纷歧，哲学心理学时代如此，科学心理学时代亦复如此。
1.2 现代心理学对人性研究依然理论纷歧
德国心理学家冯特於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设置心理学实验室，公认是科学心理学的肇始，因而使冯特获得“科学心理学之父”的荣衔。然从其后心理学思想的演变看，冯特留下的思想并未获得心理学界普遍支持。其原因是冯特的实验心理学，在取向上乃是企图采化学分析方式研究意识结构，以期寻求争议已久的心身关系问题的答案；无如研究开始不久即再度陷入理论争议之中。以冯特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第一个学派，不久即受到不同理念的其他学派攻击，而导致20世纪初期学派对立的局面。从历史源流看，各学派所持的理念均源於前述四大争议：结构主义旨在探讨心身关系问题中身体方面以生理为基础的感觉历程；功能主义旨在探讨天性与教养问题中个体适应环境的功能；完形心理学旨在从理性主义的观点探讨知识的来源，并从整体论观点探讨心身关系问题；行为主义旨在探讨天性与教养问题中后天环境的影响及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中的外在决定因素；而精神分析则旨在探讨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中内在决定因素。
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虽然五大学派对立的局面逐渐消失，但心理学理论纷歧的现象仍然持续。所不同者只是由原来的彼此敌对转变为和平共存而已。现在心理学的不同理论，一般称之为不同取向，意谓各家分别遵循各自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心理现象。在诸多不同取向中之最主要者有：(1)行为论取向，继承早期行为主义研究外显行为之外，也接纳其他学派思想而兼顾内在活动，进而演变成新行为主义；(2)精神分析取向，原则上继承弗洛伊德思想，进而配合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修正为新精神分析；(3)人本论取向，代表早期浪漫主义思想的复苏，强调自由意志及人性整体为其中心主张；(4)认知论取向，远承理性主义思想，近受完形心理学影响，强调研究人必先了解人如何认知世界为其中心思想；(5)心理生物学取向，以生物学与生理学的观点研究人的行为，除探讨个体行为的遗传因素之外，并企图从决定论与还原论的观点探讨行为的基本原因。
1.3 科学心理学发展历程不合於常规科学
现代心理学在名称上虽已定名为科学心理学或心理科学，但其始终理论纷歧的特殊现象，在整个科学领域内是罕见的。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在其所著《科学革命之结构》一书中指出[6]，科学的发展乃是由於周期性科学思想的演变；而科学思想演变的动力，除科学方法之进步外，主要是由於人类世界观的改变。科学思想发展到某种程度时，就会形成一种众所共识的世界观，进而对科学上研究的主题、目的、方法等亦采取相似的取向。库恩称此种科学思想的共识为范式。范式形成后对同领域的科学家具有规范作用；大家均遵从范式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并建构理论。根据库恩的说法，范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代的演进与人类世界观的改变而生更易。公元二世纪托勒密首创地心说，迄至16世纪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代表人类世界观的一次革命性改变；17世纪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论，其范式效用长达两百多年；20世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修正了牛顿的理论，成为新范式，代表人类世界观的再次革命性改变。库恩称此种范式随时代演变而更替的科学为常规科学。如以库恩的标准来检视心理学，心理学的发展历程显然是不合於常规科学的。因此库恩认为现代心理学尚不能称为科学，只能称为“前科学”或“前范式科学”。至於心理学的未来能否成为合於范式的科学，端视其以后发展与研究取向而定。
2 心理学研究采自然科学取向的难题
尽管现代心理学理论始终纷歧，但在心理学界却存有一项共识：心理学之成为科学乃是因心理学的研究采用了科学方法。诚然，现代心理学对人性的研究，自始即采自然科学研究物性的取向。自然科学的研究，在基本上采观察、测量、控制、实验等方法研究物性变化是成功的，但同样方法用於人性研究时，由於人性异於物性，致使心理学的科学研究很难达到目的。试以下列四点分述其原因。
2.1 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配合的困难
研究方法是手段，手段之使用旨在达成研究目的。心理学的研究，原则上同於自然科学，都是企图藉研究方法达到五项目的：(1)描述，对所要研究问题的表相予以翔实陈述或记录，做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2)解释，根据研究资料分析发现各因素间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藉以解释问题表相背后的真相；(3)预测，根据对问题原因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的了解，预测将来在同类情境下问题重复发生的可能性；(4)控制，根据描述、解释与预测所掌握到的问题性质，对造成问题的因素加以控制，使同类问题不再发生；(5)应用，将研究结果或研究方法扩大应用於其他方面，或用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了达到各项目的，科学家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其中最基本的是观察法与实验法。从方法与目的看，三百多年来自然科学的成就是巨大的；在很多方面业已达到上述五项目的，只有少数问题（如癌症、台风、地震等）尚在继续研究之中。心理学自许为科学，对人性研究也采与自然科学类似目的写方法。只因研究对象的不同，心理学的研究除了观察实验之外，另外设计了调查、测验、个案研究及访谈等多种方法。惟从研究目的看，除了对行为的外显表相描述之外，对行为原因的解释、预测、控制及应用等，几乎都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何以心理学的研究无法如自然科学般根据问题表相即可探求表相背后的真相？这正是心理学研究无法克服的难题。下文将对构成此等难题的原因试作分析。
2.2 以人为研究对象不易克服的难题
心理学的特点是人研究人，而其研究的首要困难恰是在於人研究人。自然科学是人研究物，物性变化的表相与表相背后的真相都是客观而真实的，不会因研究者的不同而有所变质。在心理学以人为对象进行研究时，无论研究情境如何精密设计，终无法避免研究者与被研者主观因素造成的偏差。以素来公认最严谨的实验法为例，心理实验室不同於物理实验室，物理实验室是一个纯属人支配物的物质环境，心理实验室则是一个主试与受试交互影响的社会情境。在此情境中表面上是主试操纵自变项（刺激），观察依变项（受试反应），从而分析两个变项之间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受试的反应未必直接由刺激所引起，而多半是以刺激为线索针对主试所做的主观反应。此即心理实验时对自变项与依变项之间的中介变项无法控制的难题。受试多半了解主试的假设，他们会针对假设，凭个人主观表达其反应。美国心理学家奥恩称此种现象为需要特征(demand characteristics)(Orne，1962)；意谓受试针对主试的假设，表现出他自以为合於需要的行为特征[7]。在实验情境中，受试因主试的影响所表现的需要特征将会有正负两面；如属正面，就可能造成自验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如属负面，就可能出现霍桑效应(Howthorne effect)。无论是正面或负面反应，总是会影响实验的效度，而达不到实验研究的目的。美国心理学家韦伯与库克研究发现(Weber & Cook，1972)，在实验情境中受试所表现的需要特征，在心态上分四种类型：[8](1)冷漠型，对主试的假设漠不关心，其反应只是无所谓的表现；(2)合作型，认同主试的假设，尽量做出符合主试要求的反应；(3)反对型，否定主试的假设，故意做出与假设相反的反应；(4)防御型，怀疑实验目的，刻意掩饰自己的本意做出不实的反应。由此可见，心理学的研究虽仿照自然科学方法，但由於人研究人所形成复杂人际关系的影响，无法达到根据外在行为表相以了解内在经验的目的。
2.3 样本代表性不足难以作普遍推论
自然科学研究结果之所以具有高的效度与信度，除了在研究过程中可以达到根据问题表相了解表相背后之真相的目的之外，更可根据少数样本物性特征为代表，对同类物性特征予以普遍推论。观察少数几双蝙蝠生活状态后，即可据以普遍推论所有蝙蝠都是昼伏夜行，白昼倒挂在暗处每日睡眠长达20小时之久。反观人类的行为，不但有个别差异，而且有团体差异。心理学家虽然也企图根据样本研究结果普遍推论，但样本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一向受到质疑。由于近年来心理学文化差异意识抬头，心理学家们对以往全盘接受美国心理学知识的作法有所反省。根据特德希等人对1969～1979十年间的调查研究报告分析发现(Tedeshi et al.，1985)，每年的社会调查研究中，至少有70%的受试是美国大学部的学生[9]。单凭调查美国大学生的反应，既不能用以推论解释一般美国人的社会行为，更无法用以推论解释其他国家人的社会行为。格雷厄姆(Grahm，1992)曾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1992年以前10年间美国心理学会所发行6种重要期刊中1500篇论文的研究对象发现，前五年的受试中白人占96%，后五年的受试中白人占98%[10]。只根据对白人研究的结果，自不能推论解释其他有色人种的心理特质。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如是，心理学的书籍也是如此。史密斯与邦德(Smith & Bond，1993)曾分析20世纪90年代在英美两国出版广为流行的两本社会心理学专书发现，在英国出版的专书内容中取自美国研究占68%，在美国出版的专书内容中取自美国的研究占94%[11]。难怪有人戏称，现今全世界的心理学知识不但已经美国化，而且全都变成了美国白人大学生心理学。在此情形下，美国以外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心理学者，在他们的社会里推广心理学知识时，岂不像热带农业学家向寒带地区农民推介水稻种植知识一般，同样缺乏意义。
2.4 决定论与还原论科学公设的限制
自然科学的研究取向与理论建构，原则上是基于决定论与还原论两项公设。决定论确认自然界的物性循因果法则变化，只要了解其变化原因，即可达到对物性变化解释、预测与控制的目的。还原论确认自然界任何复杂现象，均可化约使之还原为最基本元素。根据基本元素的性质，即可解释复杂现象背后的真相。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如物理学、化学及生物学等，都是循此二公设进行物性研究，而且证明是成功的。然而此二项公设用之于心理学研究人性时，却受到极大的限制。先就决定论而言，决定论与自由意志何者是支配行为的原因，自古以来就是人性特质的争议之一。在现代心理学诸多理论中，精神分析与行为主义都采决定论取向，但两者观点不尽相同。精神分析强调内在潜意识是决定行为的原因，是为精神决定论；行为主义强调外在环境因素是决定行为的原因，是为物质决定论。反对决定论最力的是人本心理学思想。人本心理学家认为，人的行为并非决定于外在环境或内在不自觉知的潜意识，而是根据个体本人所秉持的理由，出于其自由意志所做的主观选择。如果只凭科学研究应重客观单一标准言，人本论的主张也许不够科学，但如从实际生活经验与人性特质复杂性的角度看，则很难否定人本论的观点。否则对财帛当前有人“见财起意”而有人“路不拾遗”的人性个别差异现象，就无法解释。
再就还原论而言，早期结构主义的意识元素分析的构想，与后来行为主义主张的S-R心理学，在性质上均属还原论取向。反对还原论最力的是完形心理学与人本心理学，前者主张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合，认为整体分解为部分之后即失却原来整体的意义；人本心理学反对元素论，主张要了解人性就必须研究完整的个人，不能采分析方法或仅只研究人的片段行为。现代心理学中主张还原论者多系采心理生物学取向的心理学家。他们主张将复杂的行为还原到生理基础上，企图从大脑的神经功能去寻求行为的根本原因，此即新近特别受到重视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取向。有人乐观地认为（如Wilson，1998），认知神经科学发展下去，将来可能使心理学一向理论纷歧的现象消失，而成为真正理论统合的科学心理学[12]。但也有人持相反看法（如Glassman，2000），认为如以神经生理做为解释复杂行为的唯一因素，势必陷入行为主义以偏概全的覆辙[5]。甚至有的心理学家认为，认知神经科学所采还原论取向，非但无助于科学心理学家理论的统合，且极可能因研究取向过于窄化而伤害其自身的发展。美国心理学家罗宾斯等人(Robins et al.，1998)，曾分析美国出版的四大心理学期刊内引用现代心理学四大理论取向（人本论取向除外）研究论文的次数，据以观察自1967至1995年之间各思想流派的兴衰趋势[4]。结果发现，在此28年期间，行为论取向研究论文被引用次数呈逐年下降趋势，精神分析取向研究论文被引用次数一直维持不增不减的低水平，而认知论取向研究论文被引用次数则大幅成长。此等现象本在意料之中，但令研究者意外的是，以心理生物学取向为基础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论文，在心理学重要期刊中被引用的次数并未显著增加。后经进一步分析其他学术期刊发现，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论文多被引用在心理科学以外其他自然科学的学术期刊中。因此，罗宾斯等人忧心地指出，如此一现象持续下去，认知神经科学非但不能承担统合科学心理学理论的大任，甚至它本身将来很可能从科学心理学领域中分离出去，一变而成为生理学的一个分支。
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之所以未能受到科学心理学足够的重视，主要原因在于其解释人的行为时过份重视客观的生理基础，而忽略了行为背后的主观心理历程。以构成认知基础的知觉经验为例，知觉是以神经生理为基础的感觉转化而成的纯心理历程。神经生理传导的外在讯息虽是客观的，但经感觉转化为知觉反应时，却是主观的。原因是知觉乃是个体对外在讯息予以选择、组织与解释的历程；选择、组织与解释三者都是主观的；既属主观，知觉反应自将是因人而异。质是之故，还原论的理念只能用于解释以生理为基础的简单行为，无法藉以了解复杂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
3 舍牛顿幻想重塑科学心理学新形象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心理学自百多年前脱离哲学之后，成长发展的路途相当难辛；既未将自身与哲学之间的脐带切断，更未达到成为独立科学的愿望。造成心理学发展困境的因素虽多，而自始即缺乏独立意识可能是阻碍其发展的主因。近代物理学的伟大成就，使心理学家由羡慕、嫉妒进而以自然科学家自居，不啻将心理学的大车开进了窄胡同。心理学史学家黎黑(Leahey，1997)指出，心理学家就在此种心态下，使心理学界由物理羡妒(physics envy)而衍生了牛顿幻想(Newtonian fantasy)[13]；幻想心理学界终会有一天出现牛顿，将心理学带到与物理学同样风光的地步。其实，这是心理学界倒果为因的看法；牛顿的伟大是由于他提出的万有引力论使人类的世界观改变；心理学始终理论纷歧，自然难有牛顿出现。近年来心理学界开始对传统心理学取向检讨反省，思考如何舍弃牛顿幻想而重塑科学心理学新形象。惟反省方向尚未形成共识，以下所论是笔者对此问题思考的两点浅见。
3.1 改方法前提取向为人性前提取向
牛顿幻想表现在心理学研究上，就是科学方法前提取向，强调只有符合科学方法者才被视为心理学研究的题材；如爱情虽被视为人生大事，但科学心理学一直未曾将爱情当做研究主题之一，原因是爱情属主观感情的内在经验，不符合科学方法客观理性原则。科学方法前提取向窄化心理学研究范围的作法，导致其发展陷入困境。美国心理学家罗宾逊指出(Robinson，1985)，现代心理学面临“科学”与“非科学”取向强迫选择的两难[2]；选择科学取向，就必须放弃内在主观经验，选择包括内在主观经验，就必须承担心理学不是科学的缺点。在此两难困境下，就产生了现今流行的各类主题兼容与科学及非科学方法并蓄的折衷主义取向。基于此义，笔者建议今后的科学心理学宜改方法前提取向为人性前提取向，并将心理学的定义明订为“心理学是研究人性的科学”，适可与“自然科学是研究物性的科学”相对，以彰显心理学的特性。至于人性一词的意涵，笔者认为宜包括四方面概念：(1)人性所指为全人，心理学研究应包括人性表现的内在与外在一切活动，心理学研究虽以外显行为为起点，但研究目的则旨在了解内在的人性；(2)人性异于天性，人性包括天性与习性，是天性与教养的融合，先天遗传的特质与后天环境中受社会文化影响而获得的一切心理特质，均应视为心理学研究的题材；(3)人性异于物性，物性循自然法则变化，只须按客观合理方向解释即可，对人性变化的解释，除同时考虑客观与主观两面之外，又须兼顾合理与合情，合理合情是人性，然合情不合理也是人性（如情人眼里出西施），甚至合理不合情也是人性（如赌性难戒）；(4)人性的异质性大于同质性，人性个别差异之外又有团体差异，而人性的差异除少部分由先天决定外，大部分是后天环境中受社会文化影响养成的。基于对人性的全面认识，今后的科学心理学在研究方法选择上，自应调整以往偏重客观、量化及控制实验等狭隘的科学方法取向，而改采多元取向，配合人性的多层面去选择设计适当的方法。因篇幅所限，以下仅就社会文化影响人性的观点，浅述今后国内心理学发展的取向。
3.2 改文化移植取向为本土文化取向
心理学原为西方的产物，就综合前文所论心理学发展的困境看，西方心理学本身已觉醒到以往自然科学取向的不当，而开始思考调整未来的方向。基于此一认识，国内心理学今后的发展，势不能再如过去那般采全盘西方文化移植取向，而改采本土文化取向，在本土文化基础上研究国人的人性特质。近年来国内少数心理学家提出本土心理学的构想，因“本土”一词与“本地”易生混淆，笔者以为用“本土文化”更为适宜。理由是人性表现在行为上的特质，除少部分决定于先天因素外，大部分是在后天社会文化环境中养成的。是故，影响人的行为特质者是“本土文化”因素，而非“本地”因素。“本土”带有“本地区”意涵，居于同一地区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行为表现上未必相近，而分居不同地区但具有相同文化背景者，在行为表现上却仍有其相似之处（如各地回教徒皆不食猪肉）。因此，心理学取样研究时，不宜采同地区为标准，宜以文化同质性为标准。至于文化一词的意涵，最简单的解释是，同一社会群体的人，经久在传统与学习环境下所形成的带有独特性的思维、信念与生活模式。文化具有范围性与多样性，其范围可大可小，在全国主流文化之下，可分为很多性质不同的次文化；诸如种族、宗教、家族、社团甚至一座工厂、一所学校、一个家庭等，均可视为次文化群体。
前述本土文化取向，意在说明今后国内心理学研究取向的大原则，在实际进行研究时，未必一定要以全国主流文化为对象，也可采群体的次文化或采群体中的个体为对象。惟对研究结果进一步解释时，就必须考虑到个体的生活经验及文化背景，否则对其行为背后的原因就无法了解。目前国内大学研究生的论文，多数未能做到这一层：无论实验研究或相关研究，都是对受试行为反应用统计分析方法解释数据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对行为背后的人性特质做进一步探讨。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与古德曼在多年前即研究发现(Bruner & Goodman，1947)，在相等距离条件下，儿童们所绘的一元银币图形，其面积大小不同[14]。经分析儿童文化背景发现，扩大银币面积的儿童系来自贫寒家庭；这现象显示贫寒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对金钱有不同的价值观。另有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同样一幅“鸭头兔首”暧昧图形，生长在英语文化的人，第一眼所见多为兔首，而生长在中东闪族文化的人，第一眼所见则多为鸭头(Glassman，2000)[5]。原因是两种文化的文字结构不同，闪族文字与英文相反，是由右而左横行书写的。台湾原住民阿美族的儿童，入学后无法学习加减法进位与借位的演算，原因是在他们的文化中没有十位数以上的序数概念。由此可见，本土文化是影响行为表现的重要因素。
本土文化取向并非文化本位主义，在态度上并不排斥西方心理学思想。只是强调放弃以往全盘西化的作法，改而选择性地吸收西方心理学的精义，在本土文化基础上发展属于自己的心理学。这像农业现代化一样，西方现代农学的理论与技术均应吸收，吸收来配合国内各地气候土壤载培国人需要的农作物，如此方可达到国内农业现代化的目的。至于国内心理学家实际从事心理学研究时，笔者认为宜有两大取向：第一大取向为理论心理学本土文化取向，在此取向下宜采三种方式进行：(1)对西方现代心理学中基础性的知识与方法仍可直接采用，因其与文化因素关系较少；诸如生理心理学、心理统计学、心理测量学、心理测验编制及心理实验设计等方法均属之。(2)在本土文化环境中验证西方重要心理学理论，从而建构新理论，用以推论解释国内同质文化下人的行为。以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为例，该理论虽具权威性，但因在基础上偏于生物学取向，未考虑社会文化因素，而被批评为美中不足。中国心理学家可采用皮亚杰创用的临床法，在国内以同质性文化环境中的儿童为样本，验证皮亚杰的理论，并在研究结果分析时纳入社会文化因素。在此情形下建构的认知发展理论，才能用以推论解释同质文化环境下样本以外儿童的认知行为。(3)根据同质性文化环境内国人行为的某种特质，进行探索性研究，并建构原创性理论，从而彰显中国心理学的特色。第二大取向是应用心理学本土文化取向，在此取向下宜采两种方式进行：(1)原则上参照西方心理学在这方面所发展出来的理论与方法，经过研究了解汇集经验而发展出适用于国人的应用心理学。(2)在实际研究时宜采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在积极方面，研究并发扬国人的传统优良心理特质，从而提升人口素质，促进社会进步；在消极方面，针对国内因社会急遽变迁所产生的一些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事以及人与己等关系适应的困难问题，研究解决与预防之道，藉以灭少社会问题。因篇幅所限，以下试从应用心理学领域内教育心理学今后在国内的研究取向，就多年来所历、所思、所感的一得之愚，提供同界学者先进参考指数。
教育心理学是应用心理学中发展最早的一门学科。无如在20世纪初因受行为主义根据动物实验所建构的学习理论影响，致使教育心理学有很多年在学校教学上缺乏实质的贡献。直到60年代认知心理学与人本心理学兴起后才有所改善。笔者在1996年出版的《教育心理学——三化取向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即系兼采西方心理学思想精义及本土文化中教育需要的一种尝试。最近笔者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孟庆茂教授合作推行的四会能力教学计划，就是在应用心理学本土文化取向下所从事的一项教育改革构想。四会能力是指教师在教学时能以知、情、行、意四种心理特质为基础，教会学生四类能力：(1)学会主动求知能力，能教得学生被动受教外亦能主动追求知识；(2)学会身体力行能力，能教得学生手脑并用，能知复能行；(3)学会好学乐群能力，能培养学生好学精神，并乐于参加群体活动，分享团体努力的成就；(4)学会自我发展能力，能教得学生由了解自我与认识环境从而建立自己的志愿与理想。在理论上，四会能力教学是综合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心理学思想精义所形成的本土文化取向教学改革计划。前者所根据的是孔子的“知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者不如好之者”的说法，并兼采荀子“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的观念。后者采现代西方心理学中认知主义重知、行为主义重行、人本主义重情与意的主张。综合古今中外心理学思想可知，知、行、情、意四者是人性的重要特质；了解并发扬此等人性特质，同样是古今中外教育的理想。四会能力教学即旨在以知、行、情、意为心理基础改革中小学的教学，以期突破以往教师本位教学且偏重教学结果的缺点，改变为以学生为中心且重视学习过程的新观念。因此，在理论上四会能力教学计划是既合于中华文化传统，也合于现代心理学思潮的教育计划。希望此一小型教育改革计划能引起国内心理学界批评讨论，设计出更好的方法研究改进学校教学，从而促进本土文化取向应用心理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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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Wilson，L.M.Consilience.New York:Alfred Knopf，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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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历来就是心理学研究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更是根本问题。所谓心理学与文化之间关系,是指心理学在自身的研究、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与文化的背景、与文化的历史以及与文化的根基、与文化的条件、与文化的现实等等所产生的关联。考察与探究心理学与文化之间关系,可关联和涉及到心理学的新视野、新领域、新理论、新方法。自从心理学从哲学怀抱中诞生以后,尽管其一直努力向自然科学靠拢,也始终在进行的摆脱文化束缚与制约的努力与尝试,但是,事实上,心理学与文化之间的纠葛一直没有停止过。有学者认为心理学与文化之间关系有方法论的意义;有研究认为心理学与文化之间关系还存在着方法论困境;也有研究认为心理学发展的新思维应是从文化转向到跨文化对话;有研究者把跨文化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和本土心理学看作是涉及心理学与文化关系的三种不同的心理学研究，是有关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的三种主要的研究模式。事实上，通过考察心理学与文化之间关系的传承与流变便可发现，心理学与文化之间关系随着不同时代走过了一条纠结而又曲折的道路。心理学与文化之间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也昭示了文化与心理学之间的复杂而又深刻的关系。
1.心理学与文化共存与共在
从文化学视角看,心理学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人类在长期历史实践过程中所沉淀和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化形式,它经历了久远的时间跨度和历史上的沉淀。科学心理学在诞生之前,它一直寄居哲学怀抱之中，二者之间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发端于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以本体论为基础，推崇人类理性力量，通常将人置于主体地位，视人为万物尺度,超越存在事物本身，以抽象和演绎能力来求得事物背后的本质与规律,去把握这虚无飘渺的“实体”，从而将人类与自然、人与神、心灵与肉体、本体与存在,放置在一个对立的位置，然后用分析和实证方法及缜密的逻辑思维推理来获得确定性、抽象性和普遍性的知识体系。季羡林指出西方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特点是分析……在西方，从伽利略以来400年中，西方自然科学走的是一条分析道路”。心理学探索形式从最初的古希腊原子论心理学思想到柏拉图提出的理念论,再到经验主义心理学;再经以康德和莱布尼兹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心理学,直至科学心理学的诞生,心理学走过了的确可以用分析和理性两个命题形式来予以深度概括的道路,这与西方文化的精神内核无疑是契合的,也成为人类认识和理解自身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化形式,心理学也成为了文化的一种产物。所以，可以将心理学看作是人类用以理解和阐释自身心灵生活的途径、方式或媒介，是一种文化历史传统。人的心理镶嵌在意义和文化资源中，这些意义和文化资源既是心理的产物，同时也构成了它。因此,至少在1879年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前，心理学与哲学始终是共生和融汇的，文化始终以或隐或显的方式成为心理学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或理论资源。尽管此后心理学终而脱离了哲学怀抱，成为真正的系统化、体系化和逻辑化的一门科学形式，但是，哲学作为文化的主导思想,哲学思想的启迪却是心理科学无法回避的时代精神,一直在为心理科学或隐或显地提供理论前提预设和方法论基础。
2.心理学与文化隔离与扭曲
以冯特在1879年创立实验心理学为标志，自然科学取向的心理学得以诞生，并无限膨胀。心理学把心理行为作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它的早期目标是将近代自然科学的成功研究方式移植到心理学中,而没有考虑到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质。这导致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心理学家的研究方式典型地按照近代自然科学的方式来理解和对待人的心理行为。显然，心理学的研究因此而忽略和无视人的心理行为的文化特性，也因此而忽略和无视心理科学的文化特性。这一方面促进了心理学成为独立的科学门类和使心理学越来越精密化,但另一方面也使心理学的研究从其一诞生就天然地具有了一定的缺陷,根本的缺陷之一就是心理学的无文化的研究,或者说是弃除了人类心理的文化性质;缺陷之二是文化扭曲的研究，或者说是扭曲了人类心理的文化性质。如心理学的一些研究中,仅仅把文化看作是一种外部的刺激因素,或者说假定了人类心理的共有机制，文化的内容只是其千变万化的表面现象。这也是在心理学的研究中还原论十分盛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即把复杂多样的人类心理还原到了生理的甚至是物理的基础上。心理学与文化的剥离与扭曲映昭了心理学的自然科学研究方式，正是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使心理学迈进了科学阵营的门槛,但这也使心理学的研究受到了局限。
这种局限不在于是否揭示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与其他自然科学门类的研究对象的共同之处，而恰恰是在于无法揭示它们的不同之处。心理学研究中的自然科学方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追求心理学研究的客观性,直接体现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分离性，追求客观性是为了消除研究者的主观性臆造或主观性附会，而客观化导致了对研究对象的物化;二是依赖研究者感官经验的普遍性,直接体现在研究者面对与己分离的研究对象，他对于研究对象的认识应始于他的感官经验，极端夸大了感官经验作用;三是确立实证方法的中心地位,以实证方法为中心导致了研究不是从对象本身出发,而是从实证方法出发,从而确定了实证方法的立法者位置,导致方法决定问题。这里就产生了双重抽象,即现代心理学观照的对象一心理行为一不仅从社会、历史语境中抽象出来，而且，也将“心理学”这一学科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清洗掉,独立于文化形式，使之成为纯粹、单一的“科学”学科。这样,就不仅使心理学丧失了文化积淀和根基，而且，对现代性实体和本质主义的追求以及对自身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过分关注,忽视对一定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人的整体关注，使得心理学对文化的敏感性日渐削弱和降低，甚至是有意回避,从而造成了心理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走向隔离与扭曲。
3.心理学文化转向与求索
社会生物学、文化人类学和进化心理学的兴起也带来心理学对文化的重新定位与重新思考，心理学研究中文化转向的趋势渐露端愧。心理学领域开始由对心理学研究机制、规律或本质追问，转向对文化与心理现象关系、社会文化对心理学影响的关注。心理学家期望当代心理学发展以文化为平台、为视角,在对科学“主义”的心理学不断反思、批判和重构的同时，试图实现心理学发展上的一种突破，甚至是一种革命。有学者指出“这是一场范式的转变……文化出现，使心理学在研究的历程中获得非常重要影响和广泛的听众”。心理学文化转向思潮以跨文化心理学、本土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后现代心理学及多元文化论为代表，至今已经成为心理学领域不可忽视或者或缺的研究思潮。
必须承认，心理学文化转向思潮在科技理性和逻辑语言依然统治着心理学领域的时代，不能不说这种转向具有一定的开创价值和现实意义。它对于解构心理学自然科学主义思维模式,不仅提供了文化这一特定的研究视角，而且，也为重新理解心理学提供了意义基础、前提和语义场,就这一点，心理学文化转向是打开了一扇科学心理学通往文化语境的窗户。但是，由于受现代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束缚和研究视域局限,无论是跨文化心理学以文化名义为西方心理学对心理机制的验证性研究,还是本土心理学本土文化的自闭而导致视野狭隘，文化心理学研究过于仰仗文化而陷入“文化主义”误区，还是后现代心理学中最终将文化推向虚无，抑或是多元文化论所导致的文化的相对性,其实，他们的思想深处、理论预设、命题理解及结果阐释,都没能跳出现代二元对立思维泥潭。因为“现代性二元对立思维成为我们大多数人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潜意识,是原始文化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残留物，也是我们不能解决心身问题、超越二元论的杀手锏。当人们承认人作为原始人想象力产物的灵魂实在性,亦即从潜在的二元论试图出发去解构二元论,这种解构注定是要失败的”。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心理学文化转向内在的研究理念和学术思想在文化思潮中并没有实现华丽转身，究其实质，依旧是科学主义研究思维和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子在整个转向过程中挥之不去。它尽管提出了“文化”这一理念，可还是没有真正将心理学根本问题放到文化框架中来考察，不但放弃了考察心理学整体的研究视野，而且也放弃了心理学与社会各因素之间内在关系，关注视野只是将心理学视为脱离了文化支持的单纯的科学，对科学的理解依旧局限于将科学视为单纯“名词术语”这样狭隘的知识领域;对文化的理解,依然是将文化视为相对于人而言的外在刺激变量，在与文化分离中试图探寻和理解人的根本元素，文化也无从形成一种支持系统。它只是从一个侧面、一个角度来揭示人与文化之间关联，关注的视线仅仅停留于外在于人的文化上或外在于文化的人上,还没有从全面和深层次上揭示人与文化之间的共生性，缺少广阔的社会历史的洞察力和深厚的文化基础,这不仅在方法论上招致学界的诟病,而且直接导致文化兴起的思潮不可避免地陷于困境。
4.心理学文化共生与对话
20世纪兴起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从根本上瓦解了机械论自然观根基，从而带来了科学哲学转向。同时，以讲求多元、解构和去中心为特质的后现代思潮也形成了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本土心理学运动也推动心理学向文化寻求共生与对话。这种不再以从异域文化寻求理论检验为目的,而是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特有心理问题出发,注重以社会现实为研究重点将文化元素推到了令人瞩目的位置,也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位文化在人类心理和行为中的作用与价值,从而将心理学理论视野从过去传统的“心理主义”人手来推知行为原因拓展到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来追问，也就使心理学理论建构从原来的抽象性向具体性转向，具有相当的现实性和说服力。注重和主张文化共生的心理学者都主张，并不是所有行为都能用一套范畴和维度加以解释，而是首先考虑一个既定维度、概念或范畴是否有意义，以及如何在一个既定的文化语境中使用它们。在这里，文化并非仅仅是单纯的背景或无关变量。人的任何内在、深层的心理结构及其变化都蕴含于文化背景之中和之上。心理学者永远不可能将自己研究对象与文化情景相剥离。它强调特定的民族文化背景下人的心理特征与心理问题研究。在国内,主张心理学文化共生与对话的心理学者以葛鲁嘉先生为代表。以葛鲁嘉先生的观点，他在考证了文化与心理学之间关系,并在全面分析科学心理学特征后指出，心理学是一种文化形式，可以将心理学看作是文化历史构成,是文化历史传统。近年来,他所致力于中国心性学说研究,提出了“新心性心理学宣言”。从“新心性”心理学的理论和思想构建、术语和概念转换、方式和方法运用、影响和干预心理行为技术的提供等方面来看，可以认为这种尝试与努力正在逐渐清晰地勾勒和描绘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体系。可以说,以葛鲁嘉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本土心理学家所作的文化与心理学之间关联的努力与研究，正是心理学文化共生与对话的有益尝试。
关键词：精神分析理论；社会心理学；社会文化现象
当前，很多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内容中，没有将精神分析理论与社会心理学有机结合在一起，受此影响，我们很难从大多数社会行为或社会心理现象的解释方面，找到精神分析理论的恰当位置。而在新时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我们普遍看到的只有社会认知、社会学习及行为主义等理论对社会行为及社会心理的说明，这就难以体现出精神分析理论在社会心理学研究方面的贡献。那么，如何看待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精神分析理论，也成为业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一、社会文化领域的心理学探究
研究社会文化活动中的心理根源，是早期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有学者认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本质，是从主观上对社会文化活动进行研究的一种普通科学，这一观点和社会心理学的理念完全一致，认为精神分析理论与社会心理学研究一样，都是借文化现象的心理根源研究这条道路走进社会心理研究殿堂的。文化领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以弗洛伊德1913年出版的《图腾与禁忌》一书的出版为标志。在该作品中，弗洛伊德从俄狄浦斯情结视角，就社会文化现象进行了解释。弗洛伊德指出，俄狄浦斯情结是社会、道德、文艺及宗教起源的根本，这与精神分析过程中归纳出的心理症结构相一致。弗洛伊德的思想在卡尔·荣格（弗洛伊德的大弟子）那里有了不一样的表述形式--集体无意识论。这里所说的“集体无意识论”是指在个人思想深处存在的无意识存在的一些东西。具体来讲，无意识论的内容，并非个人获得物，通常是遗传而来的、潜在的心理功能，也就是大脑支配的结果，即神话联想。从某个层面来讲，集体无意识是所有社会文化活动形成或出现的决定因素。不管是科研还是文学创作，虽然都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但是实质上都是集体无意识作用下的产物。弗洛伊德及之后，许多学者发展了他的心理学理论，社会文化现象的心理学研究不断向前发展，并最终形成了社会文化领域的心理学研究原则。
二、社会文化决定与心理现象
将社会文化中的诸多要素当成决定人的心理生活的核心力量，是精神分析领域的一个基本观点。精神分析类型的社会文化研究学派，与弗洛伊德提出的社会文化心理学根源观点相反，认为社会文化才是决定人的心理活动的根本。因此，探究心理活动对应的社会文化因素，是社会文化研究学派的主要任务。而社会文化研究学派在相关论坛研究中的各种观点，也成为精神分析中的重要社会心理学研究主题。阿德勒作为社会文化研究学派的第一人，其认为人的行为形成的决定因素是社会力量，只有对一个人对他人的态度及其社会关系进行透彻的了解，才能更好地评价其人格。阿德勒的这一主张，为精神分析理论重视对个体因素及本能方面研究社会群体指明了方向。霍尼认为西方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离而冷漠，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个体极易产生孤单、无助的感觉，许多人甚至在儿童时期就会出现一种焦虑情绪，这将成为未来出现神经症的不良因素。假如西方社会认识不到这一点，也不能有效改变现有的社会状况，就会导致神经症的肆意蔓延。从霍尼的主张我们可以看出，心理活动是映射社会条件及社会文化的一面镜子，个体内心根深蒂固的潜在心理，其实是其身处的具体文化中具体矛盾的反映。总而言之，从精神分析视角来看，社会文化研究学派获得与现代科学精神相关联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也就是人类的所有心理活动，全部的思想情感，均受具体社会文化背景所影响。
三、心理学视角的社群心理问题
精神分析视角的相关理论，尤其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古典精神理论经常会被归于心理学理论的范畴，这和精神症患者之间有密切关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精神分析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心理学，弗洛伊德及很多精神分析研究人员的研究，大都涉及了群体心理相关问题。具体来讲，群体心理也是涵盖有精神分析观点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论题。在对人类精神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弗洛伊德最早对群体普遍性心理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在他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这部作品中，弗洛伊德接受了G.勒朋（群体心理学的提出者）的群体心理思想，认为群体对个体的吸引力在与：首先，个体可从人员数量上，体会到力量和无敌感。其次，群体中的个体在情感与行为上，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再次，群体对个体有着较强的接受性暗示。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作为主要立场，认为能将群体联结在一起的力量，也可以将世间万物联系在一起，这个力量就是爱的本能。弗洛伊德提出，暗示能影响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接受暗示的人拥有和他人保持友好的、爱的关系。换句话说，只有存在这种融洽的爱的关系，才能形成群体心理。虽然弗洛伊德的观点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但是值得赞赏的是，其将研究群体心理当成精神分析的主要内容，提高了学者对群体心理问题的关注程度。在现代心理学看来，弗洛伊德的这一观点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
由上述可知，在新时期，精神分析是非科学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从精神角度分析了社会心理学的渊源，提出社会文化是心理现象的决定因素，倡导对社会群体心理问题的高度关注，使得精神分析与社会心理学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也为社会心理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赵维燕.研究性教学在《社会心理学》中的改革与实践[J/OL].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2017，（06）：918-920（2017-12-01）.
[2]张曙光.社会转型期中国大陆社会心理学适应性重建初探——基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J/OL].北京社会科学，：1-9（2016-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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