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税收收入；税收征管效率；税收增长；GDP增长；技术效率
中图分类号：F812.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8-0020-06
一、引言
自1997年以来，我国税收一直呈现高速增长态势，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往往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速度。税收超GDP增长也成为学术界近年来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其中，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在这一过程中是否伴随着税收征管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如何对税收征管效率的变化进行定量测量?税收征管效率的变化是主要源于征管技术的变化，还是源于管理水平的变化?这些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相关税收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年来，研究者围绕征管效率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杨得前(2008)利用1994-2005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税收征管效率进行了定量测算。结果表明，税收征管效率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为28.11％。税收征管效率的提升是税收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王德祥、李建军(2009)以随机前沿函数为基础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参数方法主要是通过数据拟合求得模型中各参数，从而计算效率值。其主要局限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如果设定的税收产出函数与实际相差甚远，则必然导致最终测算结果出现较大误差。二是设定的模型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从而使参数方法无法使用。
与参数方法相比，非参数方法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无需对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进行设定。它主要包括DEA和自由处置壳(FDH)等方法，其中又以DEA应用最为广泛。如孙静(2008)基于传统DEA方法对湖北省若干市的税收征管效率进行了测算。传统的DEA方法的局限在于：一是无法对DEA有效点与弱有效点进行准确区分；二是无法对效率提高的程度进行准确计量。
此外，一些研究者对影响税收征管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定性分析。这类研究虽针对性较强，但在理论上有待于进一步提升。为更进一步揭示我国税收征管效率的变化及其成因，本文以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生产效率指数法对我国税收征管动态
于1，则表明它是生产率提高的根源；如果小于1，则表明它是生产率下降的根源。
(二)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
征税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投入一产出过程，征税过程中的投入主要包括税源数量、税源质量、税务机关投入的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物力及财力，其产出主要是税收收入、纳税服务等。合理地定义投入与产出，是正确利用Malmquist指数计量征管效率的一个关键问题。借鉴杨得前(2008)、王德祥和李建军(2009)选择的指标，本文中选取的投入指标有：
1 税源数量。税源可以从宏观、微观等不同的层面来理解。从宏观层面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税收只能来源于对GDP的分割。所以，GDP是能够较好地代表宏观层面的一个税源指标。但由于我国目前第一产业提供的税收较少，因此，采用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来反映税源数量更为合适。
2 税源质量。税收不仅受税源数量的影响，而且也受税源质量的影响。在税源数量相同的情况下，税源质量越好，最终的税收产出越多。营业盈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常住单位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后的余额。因此，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能够近似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效益水平。本研究用其表示税源质量的高低，其比重越大，说明税源质量越好。
3 人力资本数量。任何税法在实施过程中都会产生管理费用。它主要是税务机关为保证税法的顺利实施而付出的各种费用。如税官的薪酬、津贴、办公经费、差旅费等。征税是一种典型的劳动密集型活动，税务人员数量的多少会对最终的税收产出及管理成本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将税务人员数量作为一个投入指标。
4 人力资本质量。在税收征管过程中，人员素质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税收征管的质量与效率，而受教育水平是人力资本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本研究用各地税务人员中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员所占比重作为人员素质高低的替代变量。
由于各省税务机关的办公经费没有较准确的统计数据，因此，本文没有将其列为投入指标。税务机关的产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税收收入，二是纳税服务。但是，由于在对纳税服务的定量测量上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因此，本文没有将纳税服务作为一个产出指标，而是仅将税收收入作为税务机关的产出指标。
三、数据与实证
本文使用1997-2007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对其税收征管效率及其提高进行
测算，在研究中没有将作为样本，其原因在于税务统计年鉴中没有地方税务机关人员构成的相关数据。其中，税务部门征收的税收收入、税务机构人员数、教育程度数据取自于1998-2008年《中国税务年鉴》；各地区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取自于1998-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列出1997-2007年各地税务机关的投入产出数据，而仅列出了分析结果。采用DEAP 2.1软件对1997-2007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税收征管效率的变化情况进行计算，并将Malmquist指数分解为技术变化指数(TECH)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FF)，其中，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PECH)和规模效率指数(sECH)。结果报告在表1、表2和图1中，从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判断。
1 从总体来看，1997-2007年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其具体表现是，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年平均提高3.6％，技术变化指数平均提高8.4％(此为所有指数中变动最为显著的一个指数)，综合效率指数平均下降4.4％，纯技术效率指数下降3.6％，规模效率指数下降0.9％。在分地区方面，从税收征管效率指数来看，1997-2007年，除河北、安徽、湖北和湖南外，其他地区的税收征管效率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从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来看，除上海外，其他地区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均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从技术变化指数来看，所有省(市、自治区)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
2 经济发展水平对征管效率有显著影响。从表1可以看出，1997―2007年，税收征管效率提高幅度排名前6位的依次为：江苏、上海、北京、山东、天津、广东。征管效率提高较快的多为经济发达省份，这表明征管效率的提高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经济发达省份的税务机关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税收信息化建设中，从而有效提高税源管理与监控能力；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税源数量较充足，税源质量较好，纳税大户多，这些都有利于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
3 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主要源于税收征管中新技术的采用。从表2和图1中可以看出，1997-2007年，在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下降和技术变化指数上升的同时，税收征管效率指数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所以，技术变化指数的上升是引起征管效率提高的最重要原因。另外，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的下降表明了组织管理水平在1997-2007年间呈下降趋势，技术变化指数的上升则表明1997-2007年我国税收征管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至此，可以得出结论，1997-2007年我国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主要源于税收征管中新技术的采用，而不是组织管理水平的提高。
4 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纯技术效率的下降。从表2可以看出，1997-2007年纯技术效率指数平均下降3.6％，而规模效率指数变化不大，平均下降0.9％。由于纯技术效率指数反映了生产中现有技术利用的有效程度，因此，纯技术效率指数的下降说明新技术在税收征管中的有效利用程度在下降。另外，组织管理水平的下降主要是由于税收管理中现有技术利用有效程度的下降，而不是规模效率的下降。
四、对征管效率提升原因的进一步讨论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1997-2007年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平均每年提高3.5％，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是我国税收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主要源于税收征管中新技术的采用，而不是组织管理水平的提高。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税务机关开始把计算机技术引入税收管理的各个环节，使税收管理实现了由传统的手工操作方式向现代化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1998年后，国家税务总局提出了“科技加管理”、“信息化加专业化”的总体改革思路。1998年初启动的“金税工程”二期、2003年10月开始的“金税工程”三期都显著地提高了税收管理的信息化、网络化水平，有效提高了税务机关监控税源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税务机关税源管理的效率，降低了税源管理的成本。从表2可以看出，2003年也是征管效率指数和技术变化指数最高的一个年份。另外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增值税的征收率由1997年的44.6％上升至2006年的86.26％。
1997-2007年我国税务机关组织管理水平呈现出下降趋势，其根本原因是在税收征管中，我国在引进新技术的同时，忽视了对新技术的充分利用，忽视了合理处理好人与先进技术、设备的关系，强调了科技兴税，淡化了人的能动性的发挥，进而导致相应的管理没有同步跟进。其具体表现是一些税务部门对税收信息化的应用仅仅停留在对手工劳动的替代上，现管信息系统的强大信息处理能力还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关键词：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8-000-01
前言
提升税收征管效率有助于降低征税成本，促进税收向公共服务的转化。对税收征管效率的评估和对影响税收征管效率因素的考察是实现税收目标的基础性工作。基于以上，本文简要分析了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问题。
一、测算方法及效率测算
1.测算方法
从本质上来讲，征税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投入的是国家税务机关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税基，产出的则是税收收入。从这个角度来看，税收的投入和产出明确，因此，可以根据投入产出思想，采用非参数和参数方法来进行税收征管效率的测算[1]。相较于参数法来说，非参数法对国税机关征管效率的测算不需要生产函数结构形式，使用更加方便，研究结果更加稳健和准确。因此，本文选用BBC模型DEA法（基于规模报酬可变）、FDH法（自由处置壳）及CCR模型DEA法（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等多种非参数方法来评估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具体评估方式为产出导向效率评估。
设地方国税机关数量为n，投入种类为j，产出种类为k，用xi和yi分别代表第i个国税机关的投入列向量和产出列向量，用X代表（j×n）和（k×n）阶投入矩阵，用Y代表（j×n）和（k×n）阶产出矩阵，则可以分别得出CCR模型、BCC模型及FDH模型的线性规划公式。
其中，代表满足≥1的向量，即国家税务机关决策单元技术效率，如果>1，则代表技术效率低，如果=1，则代表效率高。为（n×1）阶的常数向量，为计算低技术效率位置的权重，代表n维单位向量，相较于CCR模式来说，BBC模式引入了=1，其为凸性限制，代表的是可变规模报酬，而FDH模型中则引入了，等于0或者1的时候，放弃凸性假设，坚持规模报酬可变。
2.效率测算与评估
在评估各地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的过程中，以税种类别为基础，将税收收入作为产出变量，而投入变量则包括四个，分别是国税机构人员数量、城镇单位就业劳动者报酬、企业营业盈余额及批发零售业增加值。利用上述非参数测算方法进行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计算，得出测算结果图[2]。
二、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1.实证模型
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因素众多，其中经济社会环境因素、税制因素、税务人员因素及征管技术因素是最主要的四个方面。本文主要从财政方面、社会环境方面及经济方面探讨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因素，计量模型如下：
Taxeffit=c+β1W×effit+β2taxdecit+β3lpopstaffit+β4employit+β5cityit+β6lprgdpit+β7prosdit+β8openit+β9colit+εit
其中i代表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等地区，t代表年份，各个地区国税机关征管效率核算得分为因变量，采用上文中得到的国税机关征管效率评估结果作为被解释变量。用W×eff表示征管效率的空间加权变量，以此来反映相邻地区国税机关征管效率之间的关系。设空间权重矩阵为W，用代表i省份与j省份的空间相互关系，空间权重矩阵为：
本文共选取了30个地区，因此，空间权重矩阵为30×30，首先进行W的标准化处理，保证所有行元素的和为1，之后与被加权的税收征管效率做乘积，以此来计算加权变量。本文以2003-2015年中国三十个地区数据为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税务年鉴》[3]。
2.结果分析
上文中DEA评估的税收征管效率值在0到1之间，OLS估计结果并不一致，因此以极大似然法为基础，采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回归分析结果可知：
（1）因变量在税收征管效率值模型中，空间加权变量滞后一期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一个地区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会随着相邻地区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的提升而提升。分析原因：税收征管技术和知识有着同质性的特点，相关知识和经验能够在相邻地区国税机关之间传递和流动，尤其在垂直管理制度下，这种税收征管经验和技术的推广十分有效，因此，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呈现出空间互动的特点和溢出效应。
（2）税收分权变量在效率模型中显著为负，说明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会随着税收分权的提升而下降。分析原因：国税和地税两大税收系统负责国税征收，对于税务机关来说，其税收征管过程中投入的机构、设备为固定成本，征管范围的扩大会导致边际成本降低，呈现出规模经济性，税收分权代表地税系统征税增加，国税系统征税减少，不再具备规模性，从而导致税收征管效率的降低。而将国税系统和税务系统合并则有利于提升税收征管效率[4]。
三、结论
我国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水平较低，总体比较稳定，提升空间大，提升就业比、促进城镇化发展等有利于提升征税效率，促进税收向公共服务转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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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建军.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理论与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13，02：109-119.
[4]卢洪友，尹俊.国税系统征管效率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6，02：163-165.
经济因素对税收的增长有着十分直接的影响，它包括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两方面因素。加强征管也是税收增长的直接原因。但是，我国理论界对税收征管效率的问题研究较少，实践中也很少将征管效率作为税务机关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长期以来主要以税收收入作为衡量税务部门工作的主要指标，这样就造成了我国税收征管效率较低的局面。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新疆税收收入（除1999年）快速增长，从1994年28.7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200.65亿元。理论上的问题是，在税收增长过程中，税收征管效率提高了多少？征管效率的提高对税收增收的贡献率是多少？庄亚珍、陈洪（2004）对影响税收征管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臧秀清、许楠（2005）初步分析了税收征管效率的综合评价体系。在已有的关于“加强征管促进税收增长”的研究中，对管理因素的分析还停留在定性分析或粗略的数据分析的层面上。原因在于，难以在实际中剥离管理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很难作出精确的数量分析（贾康，2002）。有鉴于此，本文借鉴“索洛余值法”对新疆1994-2007年间的税收征管效率进行定量测算。
二、Solow余值法简介
1.测算基本思路
Solow余值法最早由Solow于1957年提出，普遍用于测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其基本思想是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分离劳动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其剩余部分作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杨得前(2008)利用Solow余值法首次定量测算了上海市税收征管效率，并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论。本文也用Solow余值法测算新疆的税收征管效率。
在影响税收收入的因素中，最基本的因素有三个：一是税源数量（以G表示），二是税源的质量（以P表示），三是征管效率
假定税收函数（Y）为：，其中表示综合征管效率水平。
对税收函数两边取自然对数，然后进行全微分，可得：
(1)
上式左端第一项式税源的增长使税收增收的部分，表示税源的税收产出弹性。第三项c表示由于征管效率的提高使税收增收的部分，可以将其称之为征管效率提高率。这里的征管效率包括管理水平和从业人员努力的提高等诸多方面。更进一步的说无论有无税源数量的增加，质量的改善，征管效率提高均有可能发生。
将(1)式各项用年增长率代替得：
上式左端第一项表示税源数量的增加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第二项表示税源质量的改善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第三项表示税收征管效率提高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
利用上式，我们可以测算出税收征收效率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
2.指标选取
本文采用崔兴芳(2006)在税收征管效率提高测算及对税收增长的影响和杨得前(2008)在上海市税收征管效率提高的定量测算与分析中选取的指标作为本文的指标。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和占GDP的比重。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增长可以理解为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一般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会从第一产业占优势比重向第
二、第三产业占优势比重的方向演进。由于税源绝大部分集中在第
二、第三产业，并且考虑到取消农业税后，第一产业基本不提供税收，因而本文用第
二、第三产业之和来表示税源数量。
三、征管效率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的测算
假定税收函数，假定税收函数规模报酬不变，即。对税收函数两边取自然对数，化简得：
令
则税收函数变换为：
(2)
在做方程(2)的回归之前，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本文首先运用Eviews5.0软件对lnm、lnn进行单位根检验。
(2)进行回归，得到的回归方程及系数的t统计量如下：
(3)
（-9.74）（12.52）（27.21）
由于拟合优度，该模型整体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各个系数的概率P=0.0，说明各个系数也都显著不为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通过对方程进行回归后的残差进行检验可以看出，残差是一个平稳序列，所以三个序列具有协整关系。
根据方程(3)我们得到税收函数为：
即（4）
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期间税收征管效率平均每年提高8.6%，第
二、三产业每增加1%，税收收入增加0.99%，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税收收入增加0.01%
“索洛余值法”的要素平均增长率是几何平均增长率，若期初水平为x0，期末水平为xn，则平均增长率为：
税收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
征管效率提高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Cr为：
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1994～2007年间新疆的征管效率平均每年提高8.6%，征管效率提高对税收增收的贡献率为55.35%左右。
四、政策建议
虽然新疆的税收征管效率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新疆的税收征管效率仍徘徊于较低水平，税收征管改革仍比较迟滞。对此，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以提高征管效率，增加税收。
1.提高税源监控质量，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
现如今，我国的公共支出效率地下，缺乏监督，纳税人、纳税单位对税款怎样使用、用在何处，都处于不知情的状态，且公共支出也没有完全体现纳税人、纳税单位的意愿。只有让纳税人充分享受其权利，才能自觉履行其义务。
欠、偷、抗税现象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信息不对称，纳税人掌握的信息明显多于税务机关。为了尽量缩小征纳双方之间的信息量差异，税务机关应积极与社会各部门配合建立协作机制，改善征管的外部环境。建立一个统一的网络系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以便更好地进行税收征管。
2.提高信息化水平，开展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系统（TIPS）
【关键词】税收效率；税收经济效率；税收征管效率；税收制度效率
税收是政府依据其国家管理者的身份对社会再生产产品的二次分配，政府对社会再生产进行二次分配实质是将社会财富在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间进行重新配置，这种资源的二次配置对各社会经济主体都将产生深远影响，这也是评价税收效率的重要内容。税收效率是政府对私人部门的征税所引起的对资源配置以及社会制度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税收所引致的收入再分配产生的各种成本与效益的比较。税收效率分析的目的在于分析税收活动对经济影响、税收征管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影响。税收效率包括税收经济效率、税收征管效率和税收制度效率三个方面内容。
一、税收经济效率
税收经济效率是从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角度对税收制度的考察，税收除了使纳税人的收入减少外，还会导致纳税人在资源配置中的选择，歪曲消费者对消费品和生产者对生产要素的选择，这被称为超税负担。税收对社会经济主体以及整个社会就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由于政府课税，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减少，造成了福利损失。当然，政府课税能带来社会经济福利的增加，如果国家通过税收提供的公共产品产生的经济效应小于给纳税人造成的经济损失，这样的税收就产生了负的效应，这种负的效应属于税收资源配置上的超税负担；二是税收对经济运行产生的超税负担。税收改变了商品的相对价格，影响了经济主体的消费行为和生产行为，这时税收就产生了经济运行方面的超税负担。对税收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方面产生的超税负担的分析是税收经济效率关注的重点。当然绝对中性的税收是不存在的，税收经济效率分析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对市场机制的人为干扰，使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而在此基础上，把握好税收额外负担的量与度，有效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最大程度的增加额外收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
二、税收的征管效率
税收征管效率是指税收本身的效率。税收是以国家法律法规形式征收的，代表了国家的意志。税收征管效率也叫税收征收效率，是指努力使税收行政优化，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征税对产业活动的额外负担，以最少的征收费用或者最小的额外损失取得同样或较多的税收收入。税收的征收需要大量人力资源和信息收集成本，现代税制结构也日趋复杂，庞大的税务机构和人员构成了税收行政支出成本，这部分费用虽然不构成税收的直接支出，但也间接由纳税人负担的。
税收征管效率是税收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从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两方面来考察。征税成本是税务部分为取得一定数量的税收收入所发生的各项开支，比如税务机关的各项办公费用和人员经费的支出、税务部分设备的购置和日常办公经费支出等。纳税成本指纳税人为了缴纳税款而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例如，纳税人完成纳税申报所花费的时间和交通费用，以及雇用税务顾问、会计师所花费的费用等。此外，由于税制体系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在税收实务过程中，还存在纳税人为了合法纳税带来的税收遵从成本，比如为了解税收相关法规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等。纳税人无论对税收的遵从还是偷逃税，都要发生对税收法规的信息收集成本以及税务咨询和等成本，这些成本构成了税收的遵行成本。相对于征税费用，纳税费用的计算比较困难，因此，有人把纳税费用称为“税收隐蔽费用”。税务机关的征税成本和纳税人的纳税成本二者统称为税收成本，它代表一定时期内国家为筹措税收收入而加大社会的全部费用或损失。税收征管效率的高低同税收成本的大小密切相关，现代税收理论十分重视对征管效率的研究，信息社会到来以后，如何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提高征管效率是税收实务界研究重点。
三、税收制度效率
制度并不是只限于经济，制度就是在人类社会当中人们行为的准则。人们依靠制度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制度包括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法律，法规等。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种种现象和经济主体的运动都有其内在发展的规律性，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必须与之相适应，税收制度亦是如此。
在讨论地方税收制度效率之前，借鉴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制度和制度效率先进行初步分析。纵观制度经济学发展的相关理论，对制度的定义有不同的解释。凡勃伦从心理学角度对制度进行界定，他认为，制度是由人的心理动机和生理本能所决定的思想和习惯形成的，因而制度不过是一种思想习惯或精神状态。康芒斯认为，所有的社会活动主体的话动的共有原则或多或少是个体行动受集体行动的抑制，这种对一个人的行为的控制，其目的和结果总是对其他的个人有益的。在此基础上，康芒斯提出了他的制度概念，他认为制度的实质就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2]
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是通过制度的设计和产权安排来实现的，制度效率的高低对资源配置产生重要作用。经典作家也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存在辨证统一的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对生产关系具有反作用力，社会制度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社会制度能否适应所处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发作用力。地方税体系作为现代财政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要与一国社会经济背景和财政管理体制相适应，地方税效率高低对促进我国各地经济协调发展，提高资源合理利用水平意义重大。
Douglass C.North认为，制度包括：（1）以规则和管制形式对行为施加的一系列约束；（2）检验行为是否偏离了规则和管制的一系列程序；（3）一系列的道德和伦理行为规范，它们定义了规则和管制可选择的订立方式和实施方式。上述制度框架是建立在三个基础假设前提之上的，即，（1）个人行为假设；（2）订立和实施作为合同基础的规则要花费成本的假设；（3）思维形态改变最大化行为的假设。青木昌彦基于博弈理论对制度和制度变迁进行了分析。在对传统博弈理论进行修正，在传统博弈理论假设，博弈参与人和分析人对博弈过程的客观结构有着彻底认识；青木昌彦放弃了传统博弈论的假设，相反，他认为，博弈参与人对博弈过程的客观结构只拥有有限的了解。基于此，青木昌彦将制度定义为“参与人主观博弈模型中显明和共同的因素――即关于博弈实际进行方式的共有信念”，当这些主观博弈模型所导致的行动决策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一种普遍的认知危机便会随之出现．并引发人们寻找新的主观模型，直到新均衡实现为止。理解制度变迁过程就等价于理解参与人协同修正其信念的方式。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能够分析技术和环境变化、政治因素、法律条文、创新试验和文化遗产等等方面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当然这―切必须在我们分析了共时性问题之后才真正有可能进行[3]。所有组织活动的原则或规则都或多或少受个人受集体行动的控制。组织本身是一种制度，也是制度的产物。在康芒斯的理论中，集体行动的种类甚广，从无组织的习俗到有组织，如家庭、公司、控股公司、同业工会、联邦储蓄银行甚至国家。所有这一切集体行动的共同特征在于个人的行动受集体行动的制约。
从上述分析分析可以看出，对制度内涵的理解我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制度是一种社会活动的规则，是由各类组织创造的，用于约束组织个人的活动规则。制度构成要素包括交易成本、产权、国家和契约等因素。制度效率的提高有赖于制度效率因素能否适度运行。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减少交易费用，保护产权，促进生产活动。其二，制度与人的行为、动机和心理有密切关系。汉密尔顿指出，一种制度意味着一种思维方式或某种广为流行的、经久不衰的行动，制度根植于人群的习惯或风俗。从根本上看，传统意识形态对制度创新的作用就在于人们的制度选择总是基于一定的价值判断或价值观念，而人们的价值观念总是受他们的文化传统所制约和影响的。作为组织中的个人的行为必须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活动的。经典作家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应该有一定的生产关系与之想适应。所以决定上层建筑（包括制度）在内的应该是生产力因素。但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辨证统一关系中，离不开人的主管选择，所以马克思说“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制度作为人主观选择的产物必然要受到人主观思维的影响，与人的心理有密切关系，因此制度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分，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文化的一部分，可统称为意识形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西方经济学建立在人的经济人理性选择基础上，人的动机和心理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最大化效用，但人对个人最大利益的追求是建立在一定规则制约背景下的，这些制度的约束是社会有序运行的必要前提。其三，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制度是为一定的组织内全体人员制定的，而不是为某一个个人服务的，制度是一种公共规则，尽管在制度的某些阶段，制度只为少数人设定，但大多数情况下，制度的依从少数服从多数的运行原则，因此，制度与一般公共品不同，制度具有排他性的原则。
地方税收制度是基于财政分权理论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对地方税制度效率的研究也应该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研究不同地方税制变迁带来的交易成本与效益的对比变化。税收的制度效率是指税收在社会公平、道德伦理、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设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效率。现代社会中，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实际上是一国政治体制、历史文化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地方税制度效率的定性研究可以从制度层面找到促进一国地方税效率提高的途径。
参考文献
[1]凡勃伦,蔡受佰译.有闲阶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39.
[2]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90.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税收征管效率；企业所得税改；非参数方法
我国的市场经济和国外的市场经济并不相同，因此国家的发展以及对企业所得税的征管情况不能够完全借鉴与国外的先进经验，只能够根据我国的具体市场情况进行不断的分析测试和调整。我国自2002年开始，在2002年、2006年、2008年、2009年和2015年进行了五次修改和调整。2008年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调整与改革，对于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征收效率有明显的提升。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比较特殊的，在进行税法改进和调整的过程中，既需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还需要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创新，对于我国企业所得税进行征管效率测度的分析，能够得出我国企业所得税征管的具体情况，并进行相应的调整。
一、我国企业所得税五次调整情况
企业所得税是目前世界各国非常普遍使用的税种，对于企业所得税进行征管的时候，需要有高校的征管措施和方法，以此提升管理的公平性和有效性。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企业所得税本身税制设计并不是十分的完整，需要根据社会及经济的发展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我国国税在1995年对企业所得税进行了界定，主要界定为国税的征管范围为中央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铁道部统缴所得税、海洋石油企业所得税、金融保险企业的所得税（所有）。在2002年、2006年、2008年、2009年和2015年进行了五次修改和调整，通过逐一的调整，提高了对我国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的效率，并提高了测度的深度。在2006年进行调整的时候，对第四条有关新版企业的概念和认定条件进行了废止，对老条件也进行了废止，改变了新的标准。另外如果同时满足认可为新版企业，其企业所得税由国税负责征管。我国每次进行调整，都会针对企业的特点和国家社会发展的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此提高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征管效率。
二、企业所得税征管所面R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1. 面临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在进行征管的时候，面临很多问题，首先出现的问题就是征管力量配备不足，而且我国目前的企业所得税信息应用水平相对落后。再加上日常监管力度不够，导致我国的国税、地税征管权限划分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我国目前的企业所得税征管由于各种问题的影响，导致我国的反避税工作面临更多挑战，想要提高我国企业所得税征管的效率，就需要全面的解决这些问题。
2. 解决办法
由于我国目前的企业所得税征管中面临很多问题，想要真正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首先合理的配备征管力量，提高管理人员素质。通过对管理人员素质的提升，真正提升我国税收征管的水平，另外还需要努力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并逐渐完善各项措施，抓好日常管理。最终落实征管权限，完善现行征管体制。
三、方法论及效率测度
1. 方法论
在对我国企业所得税征管进行效率分析的时候，需要从人均征税额和实际征收率等简单的税收征管测度指标进行分析，不过这种方法对于税征管的效率表现情况并不明显，很多指标结果之间存在冲突性。而且很多相应的指标本身需要考虑样本和税基以及税源的差异，在进行不同条件下分析的时候，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不同的方法中所蕴含的研究标准不同，需要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细致的效率测度检验和研究。只有使用多种非参数方法对企业所得税征管效率进行评估，所得的企业所得税征管效率测度分析才是比较准确的。
在本次研究中，主要使用的是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CCR模型DEA法、基于规模报酬可变的BCC模型DEA法和自由处置壳法。通过这三种方法，从投入角度和产出角度进行全面的效率衡量和分析。利用评估得出相同产出使用多种比例进行投入的对比，得出投入的最小方法。另外可以通过不同的角度进行全打么核算和分析，得出税收征管导向效率的评估。
2. 效率测度
在进行企业所得税征管效率的测算中，需要根据我国企业所得税和征管制度的特点，进行数据的综合性分析，并得出数据的可行性。笔者主要是对各国的地税局和国税局的企业的所得税收进行变量控制，并得出各地企业营业盈余和税务机关人员两个指标的投入变量分析。利用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CCR模型DEA法、基于规模报酬可变的BCC模型DEA法和自由处置壳法三种方法进行效率测度分析。但是由于数据本身的获得比较困难，在进行税收征管的时候，需要对财力和物力的投入以及税务人员的数量进行高度的相关性分析。通过对我国企业所得税征管效率的分析得知，三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基本上差异较小，而且我国自2001年开始，每年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不过一直上升到2008年，2009有所降低，自2010年开始又开始逐渐上升。通过对三种效率的测算方法分析，企业所得税征管效率中还有30%～50%的提升空间。
四、企业所得税征管效率影响因素
1. 模型设置与变量说明
对于税务部门来说，影响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税制因素、经济社会环境和税务人员因素等。通过对相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得知，需要对相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的综合性模型设置，并分析得出相应的变量情况。在进行模型设置的时候，需要从税收的根本公式进行分析，并获得相应的准确参数。然后利用参数对我国的国税局所负责的范围和征管税收的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据此得出相应的变量，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不再做详细的论述和研究。
2. 回归结果
在进行结果分析的时候，一般所进行的就是基于CCR，BBC和FDH 效率值为因变量的Tobit模型回归结果，通过这种回归性结果分析，可以得出三个回归模型之间的联系，并得出现相应的结果。通过对结果分析得知，三个回归模型中的数值都是负值，所以国税局负责征管的企业所得税比例的提高和范围的扩大，会导致企业所得税效率的不断提升。
五、结论
从整体上来说，税收管理效率是提升税收效率的重要方法，高效的税收征管需要以良好的税收制度为基础，以此提高税收的改革成功率。通过对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征管情况分析得知，我国的企业税收征管发展主要表现为波浪式的上升情况，但是从整体上来说效率水平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我国的国税企业的所得税需要进行相应的提高，促进我国企业所得税效率的提升。想要切实的提高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征管效率，需要以优化税收征管提高征管效率为核心，对我国的所得税征管效率不断的提高。另外还需要实现的对企业所得税的征管管理，由国税局一个税务系统负责企业所得税征管，减少税收征管机构的行政级次，改变按行政区设置税栈构的方式、根据税收征管属性按经济区设置税收征管机构，把税务机关的人力、物力资源集中于一线征管上，发挥企业所得税征管的规模经济效应，优化税收征管资源配置。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提高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征管效率，病提高对经济税收的调整，减少低名义的税收，减少差别性的措施，实现对税收制度的统一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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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东省地方税收研究会课题组，鲁兰桂，王永民，龚学泉，李殿相，钟文锋.论科学组织税收收入的关系[J].广东经济，20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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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崔兴芳，樊勇，吕冰洋.税收征管效率提高测算及对税收增长的影响[J].税务研究，20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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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应亚珍，陈洪仕.税收征管效率影响因素评析[J].税务研究，2015（11）.
[关键词]高管特征；公司绩效；高管薪酬；高管年龄
[DOI]10.13939/ki.zgsc.2017.01.136
在现代的各个企业中，身处公司管理层并且处于管理层核心地位的高级管理者从来都被认为是影响企业命运的关键。
1 文献回顾
Taussings与Baker（1925）发现，企业高层管理者的薪酬与企业的绩效之间的相关性非常小。但是也有相反的结论被提出。林新奇、蒋瑞等（2011）通过研究得出结论，任职经验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有正相关关系，但年龄、受教育水平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没有得到支持。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大部分学者支持，年龄较小的高管有更好的冒险精神，促进企业的前进与发展。H3：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年龄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2）通过调查发现拥有高学历的高管在帮助企业进行决策的过程中往往更容易正确决策。H1：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学历水平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3）高管在该企业工作时间长了就肯定会出现一定的问题。H2：企业高层管理者的任期与企业的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4）许多学者认为管理者的持股会把高管自身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相挂钩，有助于增加企业绩效。H5：企业高层管理者持股数与企业的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5）因为薪酬的稳定性，使高管在得到高薪酬的同时失去了工作积极性，这样就失去激励的作用。H4：企业高管的薪酬与企业的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3 研究O计
3.1 样本选择
2011―2015年上市的、发生过重大变更的、无法搜集到合法数据的公司和ST股的数据排除在外。
3.2 变量选取
3.2.1 高管特征的变量选取
高层管理者的特征中，心理、情感等特征不易量化且缺乏稳定性，所以选取了以下特征：高管的年龄、学历、任期、薪酬与持股数。
3.2.2 企业绩效的变量选取
考虑到衡量指标的缺陷，本文主要分析的是财务指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所有者权益增长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股东权益周转率、资产报酬率、总资产净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4.2 回归分析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假设1、3、4与研究结果相同，假设2、5和研究结果不同，原因可能是所选的数据较少，不能充分体现其相关性。
5 研究结论
虽然企业高管的年龄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并不显著，但是，年龄承载着一个人的人生，所以对企业的绩效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企业高管薪酬与企业高管持股数相同都和企业绩效的相关性是不显著的。这与我国尚未建立有效的激励制度有关，但随着激励机制的完善而不断延续，也将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作用。企业高管的任期与企业绩效无关，而高管的学历却与企业绩效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要想企业拥有更可观的未来，寻求高学历的管理者是必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
[1]Seotro.Social NerworkAnalysis： a Hand-book[J].Sage Publications，2000（5）：148.
[2]Freeman L.Centraliryin Social Networks：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Social Networks[Z].1979（1）：215-239.
[3]林新奇，蒋瑞.高层管理团队特征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为例[J].浙江大学学报，2011（3）：190.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征管效率 影响因素 实证
个人所得税在我国已经成为第四大税种，但从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情况来看，其效率却依然较低，使得个人所得税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的调节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如何提高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是当前个人所得税征管领域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个人所得税制进一步改革与完善的要求。而在实证个人所得税征管理论模型前，我们首先应对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有一定了解。
一、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主要指税务机关在个人所得税征税过程中所达到的行政效率。具体来说，就是税务机关在个人所得税征收中，以尽可能少的征收成本征取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从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的概念可以看出，税收征收机关是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的实现主体，征税成本与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直接相关，税收征管活动的产出较大程度地影响着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而税务征收机关与征税成本、税收征管活动的产出，细化来说又会受到税务征收机关制度、税务征收机关人员构成、人员能力等影响。不过，在个人所得税征管实践中，人均征税额、税收努力指数等也是影响税收征管效率的主要因素。但这些因素都较难对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进行完整地反映。通过实证分析，将可以使影响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因素更加明晰。
二、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影响因素理论模型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与变量定义
选取我国1998年-2014年各省数据，通过随机前沿分析技术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考察。
（二）实证模型
税务机关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是一个生产过程，即存在“投入-产出”过程，根据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可构建出以下税收模型：
1ntrit=[β0]+[β1][1nfiit]+[β2][1nsiit]+[β3][1ntiit]+[β4][1nosit]+[β5][1ntnit]+[β6]T
+[β7][1nfiit][1nsiit]+[β8][1nfiit][1ntiit]+[β9][1nfiit][1nosit]+[β10][1nfiit][1ntnit]
+[β11]T[1nfiit]+[β12][1nsi][1ntiit]+[β13][1nsi][1nosit]+[β14][1nsi][1ntnit]
+[β15]T[1nsi]+[β16][1ntiit][1nosit]+[β17][1ntiit][1ntnit]+[β18]T[1ntiit]
+[β19][1nosit][1ntnit]+[β20]T[1nosit]+[β21]T[1ntnit]+[12][β22]（[1nfiit]）2
+[12][β23]（[1nsiit]）2+[12][β24]（[1ntiit]）2+[12][β25]（[1nosit]）2
+[12][β26]（[1ntnit]）2+[12][β27]T2+[vit]-[uit]（1）
其中，i与t分别代表着各个省与样本实践，tr表示书屋部门对个人所得税征收收入，fi、si、ti分别表示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tn表示税务人员人数，T表示技术，[β]为各变量系数。从研究可知，除税务人员、征管技术外，税制因素以及经济社会环境也是影响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的因素。
而根据社会环境与税务人员特征，又可建立以下模型：
mit=[δ0]+[δ1][fr]it+[δ2][edu]it+[δ3][age1]it+[δ4][age2]it+[δ5][age3]it+[δ6][pgdp]it+[δ5][ptr]it （2）
其中，[fr]表示税务征管人员中女性比例，[edu]为人员学历中大学以上比例，[age1]、[age2]、[age3]分别代表税务人员35岁以下、36-45岁、46-55岁比重，[pgdp]表示人均[GDP]，[ptr]指税务人员人均管理范围。
（三）结果分析
实证研究显示，我国各地区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效率整体均不高，提升空间和要求依然较大；税务人员中，受教育水平对征管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年龄在36-45岁左右的人员征管效率更高，考虑因该阶段人员个人所得税征管经验丰富；女性税务人员征管效率更高，考虑与女性人员工作更为耐心、细致有关；人均[GDP]对税收征管效率影响不大，即虽然经济社会环境会影响征管效率，但并非主要因素；[ptr]与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明显正相关，说明人均管理人口范围适当提高，有利于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的提高。
三、结束语
重视和提高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不仅是治税效率的要求，同时对个人所得税税制来说也是其改革深化的基本条件。通过对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实证研究发现，税务机关人员数量的增加，反而会降低个人所得税征管的效率；而税务机构中增加女性构成，则对征管效率的提高比较有效；同时个人所得税征管人员的年龄也影响着其征管效率。
在税务局征管工作中，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正在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提高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可适当地减少税务人员数量，整合个人所得税征管资源，优化税务机关内部组织管理；适当增加个人所得税征管中女性人员构成比重；充分发挥36-45岁年龄段个人所得税征管人员的中坚作用，有这些经验丰富的人员引导和培训经验不丰富的税务人员，促进税务机关个人所得税征管队伍素质的整体提高。此外，可制定严格的处罚与激励制度，对个人所得税现代化征管手段不断增强以提高其信息化水平等，通过全方位的措施为个人所得税征收提供保障，从而提升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
参考文献：
[1]王士新.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若干问题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2：13-14
[关键词]税收征管效率；技术效率；dea模型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2008年我国税收收入达5.42万亿元。1994～2008年税收收入年均增长16.5％，这一增长比率远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率。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在这一过程中税收征管效率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何对各地税收征管的相对效率进行科学的评价?这些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相关税收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税收征管效率是考核税收征管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征税过程本身的效率。它要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税务机关以尽可能低的投入，取得尽可能多的产出。在实践中，人们常用征管成本率、人均征收额、税收计划完成程度、税收收入增长率等指标来评价征管效率的高低。但是由于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仅仅依靠这些指标来评价征管效率无疑具有极大的不合理成分。近年来，研究者围绕征管效率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分析征管效率提高对税收收入增长的贡献
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采用参数方法对税收征管效率进行测算。王德祥、李建军(2009)以随机前沿函数为基础的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是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快于gdp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杨得前(2008)基于1994～2005年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税收征管效率进行了定量测算，结果表明，在此期间税收征管效率对税收增收的贡献率为28.11％。这类方法基于生产函数理论，通过数据拟合求得模型中各参数，从而计算效率值。主要局限有：其一，设定的生产函数与实际的生产函数可能大相径庭，从而使最终得到的结果与实际存在较大差距；其二，数据拟合的结果或许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从而使得参数方法无法使用。二是采用非参数方法对税收征管效率进行测算。非参数法是当前国际上效率测度研究领域的新方法，其优越性在于无需对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进行设定。孙静(2008)基于传统dea方法对湖北省若干市的税收征管效率进行了测算。但在其研究中没有考虑税源质量这一重要因素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二)对影响税收征管效率因素的探讨
庄亚珍、陈洪(2004)、卢欢(2008)、嵇成刚、李小芳(2008)认为影响税收征管效率的因素主要有税制因素、经济社会环境、税务人员因素、征管技术水平等。
本文则引入dea模型对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7年税收征管的相对效率进行评价。
二、dea模型及指标选取
(一)dea模型
dea方法又称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它是由著名运筹学家charnes和coopel等以相对效率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效率评价方法。因其具有客观性、不用考虑量纲、分析结果具有明确的经济意义等优点，其应用领域不断扩大(吴育华等，2008)。
传统的dea方法主要有假定规模收益不变的c2r模型和假定规模收益可变的bcc模型，其基本思想如下：(二)指标选取
征税过程的实质就是一个投入—产出过程，其投入主要包括税源数量、税源质量、税务机关投入的人力资本的数量、质量、物力及财力，其产出主要有税收收入、提供的纳税服务及税收宣传等。在本文中选取的投入指标有：
1.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gdp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从宏观角度来看，gdp是最大的税源，税收的实质是对gdp的部分分割。因此，gdp是代表广义税源的一个合适指标。但考虑到取消农业税后，第一产业基本不提供税收，因而在本文中用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来表示税源数量。
2.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税收收入的多少不仅和税源数量有关系，而且还受税源质量的影响。例如两个企业生产同样的产品，销售收入都是800万元，但这两个企业最终应缴的税金总额却不一样。营业盈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常住单位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后的余额。它相当于企业的营业利润加上生产补贴，但要扣除从利润中开支的工资和福利等。因此，营业盈余占cdp的比重可以较好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效益水平。在本文中用其作为税源质量的变量，该比重越高，表示税源质量越好。
3.税务人员数量。实施税法时由公共部门支付的行政费用，如税务机关在征税过程中投入的人力、支付的工资及福利、建造办公场所的费用及办公经费等，通常将这些成本称为管理成本。各地税务机关投入的人员数量直接影响到管理成本的高低，在本文中将税务人员的数量作为一个投入指标。
4.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员的比重。征税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其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征管效率的高低，在同样的办税条件下，高素质的人员具有较高的办事效率。在本文中，用各地税务人员中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员所占比重作为人员素质的替代变量。
考虑到各地税务机关的办公经费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在本研究中没有将其列为投入指标。此外，税务机关的产出具有多个维度，他们要完成税收计划，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要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要进行税收宣传，应设法减少纳税人的遵从成本等等。但是税收收入以外的其他产出指标，在度量上存在极大的困难，因而在本文中仅将税收收入作为税务机关的产出指标。
三、数据与实证
本文使用2007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数据对其税收征管效率进行测算，其中税务部门征收的税收收入，税务机构人员数、教育程度数据源自《
以表1的数据为基础，用deap2.1软件测算这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税收征管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其中，综合效率反映被评价对象的产出水平保持不变时，如以处于效率前沿的考察单元为标准与实际所需要的投入比例；技术效率反映在给定投入的情况下被评价对象获取最大产出的能力；而规模效率则反映被评价对象是否在最合适的规模下进行经营。综合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结果如表2、表3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从整体上讲，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税收征管效率仍处于一个较低水平，除 上海市的综合效率为1外，其他地区的综合效率均小于1，全国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为0.386，技术效率的平均值为0.827，税收征管效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从表3可以看出，由于税收征管效率处在一个较低水平，相当一部分潜在的税源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税收，其具体表现是在技术效率非有效的地区，均存在相当程度的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投入冗余。
四、结论
(一)经济发展水平对税收征管效率有重要影响
经济决定税收，经济不仅决定了税源的数量与质量，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税收征管效率的高低。综合效率较高的省份均为经济上较为发达省份，如上海、北京、广东、江苏，而综合效率低的省份多为经济欠发达省份。这是因为经济上发达的地区，税源数量较充足，税源质量较好，纳税能力较强，税务机关的人均征收额自然也较高；不仅如此，经济上较发达省份的税务机关有较多的资金用于信息化建设，这些都将极大地促进征管效率的提高。
(二)现有技术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1994年以后，税务机关高度重视税收信息化建设，以金税工程为代表的税收信息管理系统显著提高了税务机关的信息化水平。然而在本文测算的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只有7个省份的税收征管处于效率前沿面，其他省份的技术效率均小于1，平均的技术效率为o.827。这说明现有技术的潜能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相当一部分地方的税务机关过于片面地强调税收信息化的作用，而忽视了税务干部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的发挥，未能实现“人”与“机”的有效结合。因而要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必须在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同时，不断强化管理手段，做到专业化与信息化的有机结合。
此外，税务人员数量过于庞大是造成征管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目前约有80万名税务干部，而经济总量庞大得多的美国在同一时期仅有10万人从事税收征管工作(irs，2008)。表3显示，在本文研究的30个省份中平均冗员为3 945人，这又一次有力地说明建立一个精简、高效的税务机构是实现税收征管效率进一步提高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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