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军民融合；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市场制度；产权
一、新旧制度学派对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二者关系的不同
理解
自从熊彼特（ 1912） 提出“创新”理论为核心的动态发展理论以来，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问题上，制度经济理论界有着不同的理解。
以凡勃伦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坚持技术变迁决定制度变迁的观点，将技术创新视为经济增长的动态因素。凡勃伦指出：物质环境（ 技术） 决定制度，因而制度必须随着物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就其性质而言它就是对这类环境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时的一种习惯方式。而这些制度的发展也就是社会的发展；物质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制度同过去的环境相适应，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天天都在变化的环境（ 技术）：制度具有保守的倾向，除非是出于环境的压迫而不得不改变，一般总是无限期地坚持下去。凡勃伦强调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创新，但他并不否认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他认为，制度的创新一般会促进技术的进步，商业制度导致新技术的引进，导致新技术在私人利益而非社会利益基础上的
利用。
诺斯1973年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当然，有效率的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效应，根据对交易费用大小的权衡使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也就是说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应该得到的最低限度的报偿和好处。”诺斯通过对经济史中两次经济革命的重新解读，对产业革命是技术进步的结果的论点提出质疑，认为只有制度变迁才是历史演进的源泉，充分论证了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以及产业革命的决定性作用，他强调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个能持续激励人们创新的产权制度才能提高私人收益，产权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任何国家的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和进行技术创新时都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
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并不否认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的影响，认为技术创新对改变制度安排的收益和成本都有较大的影响。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关系。技术和制度是由某些共同原因所决定的创新过程。
二、军民融合技术创新的市场制度视角分析
就竞争性市场制度视角而言，市场制度在技术创新中具有重要作用。纳尔逊十分强调市场制度在技术创新中的地位。他认为市场经济的技术创新制度提供了强大的创新动力，它的多元化是对付技术创新内在不确定性的唯一有效办法。
我国学者柳卸林也指出，市场制度最大的功能，在于自发地培育创新，使技术创新成为一种自组织过程。他认为市场本身便是一个创新过程，它能够自动地使企业或个人甘冒创新风险，通过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创新，市场制度的最大功能在于形成了一种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竞争环境，从而大大提高创新的效率。
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我国的国防科技工业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国防工业很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国防工业进行市场化改革，首要任务就是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把国防科研生产单位转变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市场竞争主体。实行军民融合，就是要建立军品与民品生产相结合的运行机制，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自成体系， 条块分割”的局面， 实现市场功能和计划功能的有机统一。军民融合，要求非军事专用的军工科研生产单位把眼光转向更为广泛的市场，民用企业也可以更多地进入国防工业领域，与军工科研生产单位展开公平竞争。这就要求在国防工业的市场化改革中，必须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国防工业科研生产领域，扩大军品市场的竞争范围和程度。竞争压力的增强和追求利润的动机会促使形成一个竞争性的环境， 大大提高创新的效率，从而推动军民两用技术创新，提升技术创新的整体水平。此外，军工科研生产单位法人地位所带来的追求利润动机，还将促使其更多地将可以转为民用的技术通过自我发展或技术转让的方式应用到民用领域，而民用高新技术企业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蓬勃兴起，它们机制灵活、起点较高、重视高新技术的开发，可以将其比较先进的技术应用于国防工业领域，及时有效地为军工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弥补军事装备技术出现的断层从而加速技术创新扩散，使技术创新的潜在经济效益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军民融合有助于国防科技工业市场结构合理化，有利于国防科技工业乃至整个国内产业界的技术创新。
三、军民融合技术创新的产权制度视角的分析
以激励性产权制度视角而论，激励机制的形成，依赖于产权制度的安排。技术创新通过重新组织生产要素和生产经营系统，推出新产品和新工艺、开辟新市场、获得新的原材料供给或建立新的企业组织，这一过程的实现依赖于与创新有关的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从而离不开激励。正如布罗姆利所说： “任何一个经济体制的基本任务就是对个人行为形成一个激励集，由此鼓励发明、创新和勤奋以及对别人的信赖并与别人进行合作。”产权制度之所以最能够给创新者以刺激，在于它直接规定了创新者与创新成果之间的所有关系。因此，有关创新主体与创新成果之间关系的产权制度就成为激励创新主体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目前， 我国国防科技创新的主体资源总量不足且结构单一，没有真正面向市场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由国家投资并所有， 军工企业、军工科研生产单位和个人仅仅是国防科技创新的直接生产者，军工科研生产单位没有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利益主体。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使产权结构由一元结构向多元结构演进，可以充分调动各级投资者与生产者的积极性，使国防科技创新资源植根于整个社会。成功实施军民融合的关键就是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不断调整国防工业企事业单位的市场主体地位，逐步明晰责权问题，把军工科研生产单位转变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市场竞争主体，提高军工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从而提高国防工业的总体效益。国家依靠国防科学技术提高整体竞争力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国防科技的军民融合程度，这需要促进国防科技成果在国防科技创新主体间的交易和应用。由于消费的非竞争性和排他成本较高，国防科技面临较大的外部性。科斯认为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初始的产权界定就会影响交易效率，也就是说明晰的产权界定可以降低外部性和交易成本。因此，包括有形资产产权、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在内的产权制度的进一步确立和完善，将给我国军工企业持续的技术创新提供根本而持久的激励，从而促进我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持续提升。
四、军民融合技术创新的市场困境和制度障碍
军民融合技术创新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进行的，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军民融合不仅需要军民技术、经济兼容，也意味着体制兼容。然而，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军事科技资源、军事科研活动相关制度安排与民用科技资源、民用科研活动存在着明显的反差，如产权制度、配置机制、价格机制、科研政策、管理体制等方面，因此，军民融合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是一项涉及多因子、多目标、多层次的系统工程。
第一，背景的复杂性
军民融合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首先面临着制度层面的路径依赖。军事科技资源开发中的军民融合涉及到军队科研单位、民间科研单位以及政府的方方面面，相关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成为构建军民相容的制度安排的主要障碍。首先是军事科研单位由于在科研设备、科研项目、科研人才等方面的沉积成本和互补效应，军事科研活动更愿意在原有基础上投入人力与物力，而不愿改变让民用企业参与其中破坏原有的状态与平衡。其次是民间科研单位在市场体制下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民用科研单位未必能够迅速树立起军事科研的保密意识、质量意识、时间意识、服务意识。再次是政府在军事科技资源的军民融合上政府发挥着制度供给、决策规划、组织、协调、激励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军民融合技术创新势必要求改变原有的决策方式、管理模式，打破原有的资源配置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
第二，主体的多元性
军民融合不仅涉及微观层面的军民科研单位，还涉及到宏观层面的政府与军队，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导致在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选择上以及在制度的运行上难以协调一致，可能面临着较高的制度寻找成本、设计成本以及实施运行成本。在一定意义上军民制度相容的实质是彼此体制、管理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制度趋同，同时涉及军队和地方现行科研资源运行管理制度的改革与调适问题，即军队应借鉴、利用民间较为灵活高效的科技资源的开发、配置与使用制度，民用企业应能适应军事科研对保密、质量、服务等方面的特殊要求。军民融合不仅需要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科技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与调适，同时也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需要修改或废弃一些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及时制定一些新的法律法规。
总之，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讲，军民融合就是要打破军民分割的技术创新体制，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军民融合的状况及其效率取决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的效率。因此，军民融合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范畴，更是一个制度范畴，它涉及一系列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以及它们的实施机制耦合而成的制度体系的变革。军民融合之所以能够促进技术创新，从根本上说，就是与军民有机联结相适应的技术创新制度结构的变革能够推动技术
创新。
参考文献：
[1]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 载[美]R. 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J].上海：三联书店，1991.
[2]袁庆明.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分析[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
[3]道格拉斯·诺斯. 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 华夏出版社，1999.
[4]龚国平.基于制度视角的我国军民结合技术创新效应分析[J].军事经济研究，2007.2
摘要：响应党中央号召，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形成产学研结合的有效机制应对经济危机已是大势所趋。从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风险管理机制、利益分配机制、成果导入机制和协同机制等角度，对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合作机制进行分析，提出了应该从政策、金融、制度等方面为合作机制提供保障。
关键词：产学研；技术创新；机制。
1引言。
自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多次明确指出：要不断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形成产学研结合的有效机制。在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2009年）》再次强调，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主要措施之一还是要强化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可见，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已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从2008年开始，随着美国华尔街投行巨头雷曼兄弟的倒闭，美国次贷危机正逐步演化成“百年不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进而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重振全球经济的根本解决之道仍在于技术创新的重大突破，通过催生一系列新兴产业，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引领社会经济向新的方向发展。发达国家越来越形成这样的共识，技术创新才是渡过经济危机的根本途径。国内各界也充分认识到，当前正是我们大力提升自主创新的绝好机遇。变危机为契机，加强产学研结合实现自主创新，完善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合作机制不失为一条从容面对经济危机的正确途径。
2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合作机制分析。
2.1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是通过一套理性化的制度来反映激励主体与激励客体相互作用的方式。主要包括：①股权激励：企业和学研机构以产权为纽带合作建立股份合作制企业，以企业内部技术市场取代缺少的外部技术市场。在这种合作方式中产学研各方将各自拥有的资金和技术等资源围绕全部各方有效需求进行整合，并将合作创新活动完全纳入企业组织内部进行。
在产权和合作各方的责权利明晰、企业的法规健全、运行正常的情况下，合作成本主要体现在产学研各方利益在企业内部的分配上，只要处理得当，对产学研合作创新的贡献会最大。②高校的科研创新激励机制。高校科研人员对激励有不同层次的需要，处于不同层次的人员应获得相应层次的激励。
激励要面向全体科研人员，不要仅仅注意对科研拔尖人才、优秀学术骨干的激励，也不能仅仅注重对资历较深的科研人才的激励。高校的科研激励机制成功的关键是通过调查发现每一种类型教师的动力和压力，挖掘其科研潜力，设定合适的目标，该目标必须是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③政策激励。
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有限，需要借助政府行为来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加强政策面的导向和支持，以促进产学研合作向纵深发展。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信贷、价格、财政等经济杠杆，形成对企业产学研合作的政策倾斜，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激励与引导作用，使企业随着产学研合作过程获得市场优势并尽快将其转化为竞争力，高校和科研机构有效获得创新资金用于科学研究，提高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政府应通过设立技术创新风险基金、建立产学研合作奖励基金等办法激励产学研的深入合作。
2.2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的风险管理机制。
高风险、高收益是技术创新的显著特征。创新的程度越高，相应的风险就越大。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存在很多风险影响创新的成功，对黑龙江省部分企业进行的调查研究结果发现，产学研合作中的主要风险因素排名前三位的为：技术风险（53.85%）、市场风险（46.15%）、战略决策风险（23.08%）。为了有效规避这些风险，要完善风险管理机制。
（1）建立和完善技术创新的风险预警机制。
预防是解决危机的最好办法，要从日常化层面提升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的危机预警机制，使合作始终保持一个不间断的警觉状态，监控合作组织内部和外部所有可能引起危机的因素和征兆，收集、筛选、整理相关信息并对未来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危害性作出合理估计。技术创新危机预警机制的日常化管理工作体现在三个方面：①全面、系统、连续地搜集正在变化中的技术发展和创新的重要信息，发现并预知一切可能的变化，不断修正技术创新的发展进程，制定新的发展战略。②经常对组织内外环境的信息进行同步跟踪和监测，利用最新的信息技术手段，对来自生产、经营、服务以及市场、政府、媒体、消费者等各方面的信息，进行及时的搜集、过滤、整理和分析判断，力图将各种潜在的创新危机消灭于萌芽之中。③坚持进行技术创新危机的教育、培训和演练。开展危机知识的教育培训和危机应对的模拟演练对提高应急能力和防范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强化产学研结合主体的风险共担意识。
产学研合作的核心是科技成果的推广与转化，科技成果转化高风险和高收益同时并存。在现阶段应当逐步建立起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利益与风险共担的责任制度，实现分层次、分阶段分解风险责任。谁投资多谁受益大，谁决策谁负责，谁掌握项目进展的主动权谁负责，谁影响了项目的进展谁负责，谁承担风险大谁受益多。为了实现产学研合作的顺利实现，必须建立风险责任制度，约束联合各方共担风险。研制阶段的技术风险，主要由技术供给方，即学、研方承担；转化过程的技术风险应由双方共同承担；营销阶段的市场风险则主要由技术吸纳方，即企业承担。建立风险责任制度的基本目标应当是有效地约束联合各方共担风险责任，并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目标———技术创新项目的最终成功而合作到底。显然，这一重要制度应当由政府在广泛调查和实践的基础上加以制定。
2.3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的利益分配机制。
利益分配机制是产学研之间利益关系的反映，影响着合作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产学研合作，是技术的合作，也是利益的合作，说到底就是产学研主体之间的利益合作。在合作初期对利益分配就要做好清晰明确的预先界定。
产学研结合的可分配利益不仅指利润及其合作产品的分配，还包括合作过程中产生的专利权、商标权、技术诀窍、信誉和著作权等，对这些无形资产进行科学的评估，也成为产学研可分配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利益分配提供依据。
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指合作各成员作为利益主体对合作创新过程中形成的有形和无形的利益进行分配的制度安排。基于以上内容，建立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利益分配机制的框架图，见图1。
图1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利益分配机制。
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利益分配机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①分配方案要体现技术创新联盟各成员为合作组织的组建和运营所做贡献的大小。在设计利益分配方案时要体会责、权、利对等的原则，不能打击参与成员的积极性。②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的利益要大于结合之前单个成员的收益之和，才能保证各成员在结合之后所获取的利益大于其不加入时的利益，体现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的先进性。③不能忽视无形资产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来源。可供分配的无形资产是指技术创新过程中在原有无形资产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形成的无形资产以及全新创造的无形资产。因此，要选择合适的方法对无形资产进行量化的分配。④采用公平分配原则，即采用同一尺度决定各成员参与分配份额。
2.4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的成果导入机制。
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成果的导入在整个合作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直接决定了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率。根据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的过程模型[1],建立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成果导入流程图，见图2。
图2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成果导入流程。
技术创新成果导入机制主要是针对目前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而设置的。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①导入切入点分析。成果导入部分可以作为整个合作创新过程的一部分也可以单独进行，由合作初期各方商议确定。首先，学研方要重点了解企业对成果导入的需求、程度和预期效果的信息；其次，搜集企业相关信息，为导入工作做好信息准备工作；再次，分析企业独立导入项目出现或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障碍；最后，通过分析确定导入的具体方法。一般情况下在得到企业的认可后可以对企业相关研发人员和生产人员的培训为切入点开展导入工作。②设计详细的导入方案。成果导入方案主要包括导入项目的起止时间、主要工作内容、项目小组人员构成，项目预期效果等。③成果导入控制。为了更好地完成成果导入工作，配合成果导入方案制定导入控制方案，以监督各方相关人员的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导入控制主要报告成果导入控制节点的设置、导入质量控制标准及项目检查与调整措施。④成果导入效果考核。在完成成果导入工作的同时完成对成果导入效果的考核工作，作为对成果导入成员工作绩效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有效地激励研发人员的创新热情，调动其创新的积极性。
2.5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的协同机制。
产学研结合是科研、教育、生产不同社会分工系统在功能与资源优势上的协同与集成化，是技术创新上、中、下游的对接与耦合，其实质是促进技术创新所需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以上分析的各种机制都应该在协同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开展，从全面创新管理的角度促进产学研的有机结合进行技术创新[2]。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协同能力越强，创新绩效越高。合作各方有效协同，增加技术创新知识的供给数量，增强创新能力，从而提高知识开发的可能性和创新实现的可能性。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协同行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合作创新的绩效水平，构建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的协同机制如图3所示。
图3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的协同机制。
从技术创新过程协同和要素协同两个方面来分析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协同机制，协同机制的构建首先应体现合作创新的战略需求和价值创造的支配动力，其次应体现技术创新协同是在各要素的协同作用下通过技术创新过程协同来实现的。要素协同为过程协同提供基础与背景支持，并贯穿与技术创新过程的始终；而过程协同促进了各要素协同的改进与发展，并为其提供技术、结构、流程上的支持，二者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当合作进行到一定阶段，合作主体就要从合作技术创新绩效方面进行总结和评价，根据总结和评价的结果，合作关系可以形成系统创新有序结构或者在各方同意下进行适应性调整。要素协同和过程协同的有效融合将共同促进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绩效水平的提高。
3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合作机制的保障。
（1）政策保障。
对于具有深远产业（行业）影响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来说，仅有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间的合作还远远不够，必须有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导向下的产学研结合共同攻关。政策对产学研结合的作用是重要的、长期的，也只有政策才能真正调动产学研各方投入合作技术创新。中央及各地方政府要采取各种合作措施提高技术、知识等创新成果的应用、开发与转化进程，提高技术创新成果的共享程度。
对于产学研结合而言，有效地学习和创新要求将独立的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和教育政策等整合在一个整体框架内，任何政策都不是完全独立存在的，合作创新政策逐渐从部分科技政策、经济政策演化而来，但并不是各方面政策的简单组合，而是政府以推动产学研结合活动为目的构建配套、协调的政策体系。
（2）金融保障。
科研往往需要先进的设备，并且面对很大的失败风险，必要的资金是科研的经济基础。金融保障主要表现在政府的金融政策与各种金融机构结合后，各种金融手段、金融工具及金融市场体系等对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发展的作用活动，通过金融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促进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功能的实现。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需要针对创新的不同阶段，提供不同形式的资金支持，拓展多种融资渠道，形成合理的风险投资体系。这些是推动并保证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顺利进行的关键。目前，各国政府在这方面均做出了多种尝试和探索，并逐步形成了一些较稳定的资金渠道。如“风险基金”、“匹配资金”、“科学基金”等。当科技中介机构和金融机构看中了科技创新成功时带来的巨大收益，他们将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产学研各方的结合。
（3）制度保障。
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制度创新的滞后，如产权关系不明晰、激励机制不到位等。制度的变迁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生产过程”，也就是一种效益更高、交易费用更低的制度对另一种效益较低、交易费用较高的制度的替代过程。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要求对合作系统内相应的制度体系进行调整，营造良好的合作技术创新环境。另一方面，合作技术创新涉及到不同主体间的协调过程，这一过程必须依赖相应的机制与管理方法，这就要求各主体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平衡分配资源，在推进技术创新的同时，不断完善联盟的制度体系，以保证其沿着正确的轨迹发展。
参考文献：
[1]范德成，唐小旭。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的过程模型构建与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08（7）:9-10.
[2]许庆瑞，郑刚。全面创新管理（TIM）:企业创新管理的新趋势[J].科研管理，2003（5）:1-7.
关键词：航空航天器；技术创新；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F4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1-0180-02
引言
技术创新在当今世界性竞争中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源泉，航空航天器制造业作为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能力与作用更加重要。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无论是用于技术创新投入的资金或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研发人员，均十分稀缺。这就要求在对航空航天器制造业技术创新投入进行决策时，必须有坚实的科学根据，以使有限的技术创新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科技数据的限制，有关中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定量分析相对匮乏。笔者通过对航空航天器制造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定量分析，得出这一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能力与作用，为相关政策制定者提供依据，使决策更为科学客观。
（一）指标选择
技术创新的衡量涉及到创新过程的三个主要方面：创新投入，如资金和人力资源；创新的中间产出，如新发明和新知识；创新的最终产出，如不断提高的收入和利润。在考察技术创新过程时，采用R&D费用和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这两项指标作为技术创新投入指标，专利申请量作为技术创新中间产出指标，产品销售收入作为技术创新的最终产出指标。
（二）数据说明
表1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到，为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大中型企业科技活动有关情况。由于中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基本属于国有大中型企业，因此，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大中型企业科技活动有关数据可以代表这一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一）技术创新投入与中间产出之间的关系分析
以专利申请量为因变量，R&D经费、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为自变量分析技术创新投入与中间产出之间的关系。首先，用Excel做因变量对于每一个解释变量的一元回归分析。其次，以专利申请量为因变量，R&D经费、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为自变量，对数据用Eviews5.0进行二元回归分析。
F-统计量与T-统计量的值均不大，说明模型的总显著性水平不高，参数也不显著，模型从总体上无效，专利申请量与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两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这也许是因为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对专利申请量的影响有些时滞，在后面的分析中将会考虑这一点。
虽然F-统计量的值较大，模型的总显著性水平比较高，但X2的T-统计量较小，参数并不显著。由此回归分析也可推测，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对专利申请量的影响可能存在时滞，导致了Y与X2的关系不那么有效。然而模型从总体上是有效的，这从F-统计量可以看出。
由上述分析和经济理论可知，专利申请量和R&D经费、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之间可能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它们之间是技术创新投入和中间产出的关系，因此可以考虑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进行估计：
模型从总体上是有效的，这从F-统计量可以看出。但X2的T-统计量依然较小，参数并不显著，可能仍然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对专利申请量影响的时滞导致。
那么，将滞后变量引入模型进行修正，得到的比较理想的结果是将R&D经费、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同时滞后一期的模型：
不管是参数有效性的T-检验还是总显著性水平的F-检验，都是十分满意的。由以上模型可知，专利申请量对于R&D经费投入的弹性系数为β1=1.798999，说明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R&D经费投入每增加1%，专利申请就增加1.798999%，对于科学家和工程师投入的弹性系数为β2 =1.562005，说明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科学家和工程师投入每增加1%，专利申请就增加1.562005%。β2反映的是专利申请量的规模报酬情况，β1+β2 >1，专利申请量为递增规模报酬。这里，β1+β2=3.361004远大于1，说明技术创新投入R&D经费、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每同时增加1%，会带来中间产出专利申请量3.361004%的增长。也就是说，技术创新投入R&D经费、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增加的比例会带来中间产出专利申请量更大比例的增长。
（二）技术创新中间产出与最终产出之间的关系分析
以产品销售收入为因变量，专利申请量为自变量分析技术创新中间产出与最终产出之间的关系。用Excel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如下两行表达式：
F-统计量与T-统计量的值均较大，变量产品销售收入与专利申请量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从解释变量的系数7 085.639可以看出，专利申请量稍有提高，产品销售收入就会有很大的增长。因此，专利申请这一技术创新中间产出对最终产出产品销售收入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以上通过实证分析论证了在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创新投入R&D经费、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的增加会带来中间产出专利申请量更大比例的增长，而专利申请这一技术创新中间产出又对最终产出产品销售收入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首先，R&D投入（包括R&D经费、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对专利产出具有正的、显著的影响，说明增加研发投入确实可以极大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专利申请）。专利申请量对于R&D经费投入的弹性系数为β1=1.798999，对于科学家和工程师投入的弹性系数为β2=1.562005，β1+β2=3.361004，这些数据都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起步较晚，技术创新起点较低，因此稍有技术创新投入就会带来较大的专利产出；而发达国家这一产业起步早，技术创新能力已经很强，再要进行原始创新难度很大。其次，技术创新中间产出专利申请对最终产出产品销售收入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回归系数为7 085.639，说明专利申请量稍有提高，产品销售收入就会有很大的增长。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地广人密，企业数量较多，一旦专利申请增加，技术创新能力有所提高，新技术就会得到广泛应用，从而使产出获得较大增长，产品销售收入随即增长。再次，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从研发投入到最终取得产品销售收入是通过技术创新中间产出专利申请这一中间变量联系起来的，中间产出对投入反映较敏感，最终产出对中间产出反映较敏感，那么投入对最终产出的间接影响更是非常可观。因此，政府应制定国家航空航天器制造业总体发展战略和相应的产业政策，支持航空航天器制造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加快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的高技术产业化进程，使其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参考文献：
[1] 王国顺，张涵，邓路.R&D存量、所有制结构与技术创新效率――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湘潭大学学报，2013，（3）.
1.难以改变能源结构中煤的主体地位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阶段，需要大量的能源。但是对各种能源的消耗中，占较高比重的就是煤炭，与发达国家相比甚至是后者的3-4倍，这并不符合发展低碳经济的主题。如果要将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的问题解决，就必须降低煤炭的消耗量。
2.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目前，在我国的国民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所占的比例很大，它们带来了严重的污染和巨大的能源消耗，而第三产业虽然具有少污染、低耗能的优点，其发展却十分落后，这局导致了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然而我国的发展需要工业化的推动，这样就注定国民经济中工业会在很长时间内占主导地位，而且调整产业结构也很困难，导致低碳经济发展不顺畅。
3.没制定有效的激励机制
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技术创新，但这方面我国的实习相对薄弱，因此为了鼓励其发展，可以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首先，要投入足够的资金，不能只依靠国家的政策贷款与临时拨款，或者国际上相关机构的捐款或贷款等，这样的机制并不稳定。其次，要获取金融机构对该项目的支持，唯有资金需求得到满足，才能更好的研发低碳技术。另外政府可以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并保证其贯彻实施。
二、促进低碳经济在我国发展的财政政策
1.加快新能源开发，优化考虑能源利用
近几年，我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技术水平，开发了很多新的能源，并致力于发展可再生能源。例如，我国大规模的太阳能产业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风力发电设备也有大幅度增加，海洋能、氢能、地热能等新的能源有巨大的开发潜力。最后，我国在不断的完善相关的法规政策使低碳经济的发展得到促进。
2.健全财政投入政策，落实补贴政策运用
使低碳经济发展的一个最有效而直接的方法就是对财政投入政策进行健全，投入足够的财政预算资金。在安排财政预算时要对发展低碳产业、研发低碳技术、开发清洁能源等给予足够重视，使投入的资金多远而稳定，提供资金使其发展有所保障。财政补贴政策，对一些保护环境、节能减排的生产企业给予补偿；将贷款贴息给予综合利用废物、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清洁生产之类的项目；将补贴优惠在折旧政策、还贷条件与贷款利率等方面给予低碳产业、污染治理等项目。鼓励新技术的开发与能源的节约。在发展低碳经济时企业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因此必须给予其足够的财税支持。对财税奖罚政策进行健全，促进低碳经济在企业中的发展。对于研发低碳技术、使用环保设备的企业可以减免税额。对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增加其税额。
3.完善相应激励制度，调整环境税收政策
我国应使现行税制更加健全，对税收政策进行调整，加快新的环保税种，例如碳税、环境税等的研究进度，使有偿使用环境资源得到保证。在市场中引入各种能源，以市场的供求关系与价格规律为依据对资源价格进行调整，使环境成本更准确的被价格市场所反映，能源价格体系更加完善。为了对财力不足的地方政府进行弥补，要加大力度进行一般性转移支付，使其基本职能得到满足；中央也要更加支持节能减排在地方的实施，建立专项资金等；采用转移支付的方式支持和鼓励落后产能在经济落后的地区被淘汰等。政府加大力度支持环保节能产品，对绿色采购制度进行完善。
三、总结
关键词：技术创新；定义；流派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国内外学者愈来愈加关注到技术创新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在国内，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技术创新研究更加受到政府和企业的重视。国内外学者对技术创新的研究是比较丰富的，从不同视角对这一领域进行发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技术创新的定义
20世纪20年代，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阐述了“创新”的概念，立足经济学视角论证技术变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1]，即实现一种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全新组合以获取潜在利润。1939年和1942年，熊彼特出版了两部专著进一步完善创新理论，将“创新”界定为“实际上是引入新的生产函数”，该定义可以看作是一个广义上的定义。许多学者沿着熊彼特的创新思想，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等角度对技术创新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使其内容更加丰富和完善，形成了现代技术创新理论。但迄今为止，关于技术创新尚未形成严格统一的定义。
除了创新理论的创始人熊彼特外，许多学者和组织从经济学的视角定义技术创新。克里斯·弗里曼在《工业创新经济学》一书中明确指出：“技术创新就是指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的和新服务的首次商业性转化。”[2]英国经济学家P·斯通曼认为：“技术创新是首次将科学发明输入生产系统，并通过研究开发，努力形成商业交易的完整过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技术创新包括了新产品的商业化和新工艺的应用；创新包括了科学、技术、组织、金融和商业的一系列活动。”由此可见，经济学层面的定义强调了技术创新过程中产品的商业价值和最终的经济效益。
从企业管理的微观角度，可以将技术创新看做是企业家发现了技术的商业潜力，重新组合生产条件、要素和组织，从而建立效能更强和效率更高的生产经营系统的活动。伊诺斯（L.Cynos）[3]在其1962年发表的《石油加工业的发明与创新》一文对技术创新进行了定义，他立足于企业行为的角度提出，技术创新是资本投入保证、组织建立、制定计划、招用工人和开辟市场等行为的综合结果。澳大利亚学者唐纳德·瓦茨认为，技术创新是企业对发明或者研究成果进行开发并最后销售创造利润的过程。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中指出：“技术创新，是指企业应用创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辟生产新的产品，提高新的服务，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
复旦大学哲学系的陈其荣教授在分析各种关于技术创新的观点的基础上，从哲学角度对技术创新进行了尝试性的定义，他认为，技术创新是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在创新环境条件下通过一定的中介而使创新客体转换形态、实现市场价值的一种实践活动[4]。学者肖信华指出技术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活动，但这种创造性的破坏并不是对旧的产品、工艺的全盘否定，而是否定之否定，是扬弃。[5]哲学角度的定义运用了哲学中的实践观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尝试使技术创新的含义更全面、更具有普遍意义。
2.国外技术创新研究主要流派
自创新理论提出后，经过学者的不断研究拓展，现代技术创新理论不断得到完善。国外技术创新研究领域已经基本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制度创新学派、国家创新系统学派四大技术创新研究流派。[6]
技术创新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以索洛、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该学派主要在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其一是分解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其二是将技术创新作为一个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1957年，索洛在其发表的《技术进步与总生产函数》一文中，建立了著名的技术进步索洛模型，推算出1909-1949年间美国制造业总产出中约有88%应归功于技术进步。其后，经过罗默、卢卡斯等人的开拓，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是其基本因素，进而构建了内生经济增长罗默模型。新增长理论的贡献在于改变了我们关于增长途径的思维方式，但是它采用正统的经济理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因此不能很好反映技术创新的经济现实，对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缺乏解释力。此外，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黑箱”，只关注其所起的作用，本身并不关注“黑箱”的内部运作机制即技术创新的过程。
技术创新的新熊彼特学派以曼斯非尔德、卡曼、维尔金斯等人为代表，该学派坚持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传统，主要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主要研究新技术推广、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等等。曼斯菲尔德对新技术的推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新技术在同一部门内推广的速度和影响其推广的各种经济因素的作用，并建立了新技术推广模型。卡曼等人从垄断与竞争的角度对技术创新的过程进行了研究，把市场竞争强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强度三个因素置于市场结构之中来考察，探讨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提出了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模型。此外，该学派还提出了技术创新扩散、企业家创新和创新周期等模型。新熊彼特学派着眼于创新的机制，包括创新的起源、过程、方式等内容，通过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和探索已经初步搭建了技术创新的理论框架，但没有得出更多深层次的理论规律。
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以美国经济学家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斯等人为代表，该学派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一般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方法，对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进行制度分析，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设定一种能对个人提供有效刺激的制度；只有在预期受益超过预期成本时，“制度创新”才有可能。制度创新学派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与制度主义结合在一起，深入研究了制度安排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发展了熊彼特的制度创新思想。但是该学派研究方法向新古典范式靠拢，使得经验实证方法很难运用。在戴维斯和诺斯之后制度创新经济学的发展，主要集中于宏观或中观的制度创新，也在企业微观的制度创新研究也有不少进展。
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以克里斯·弗里曼、理查德·纳尔逊等人为代表，该学派通过对日、美、欧等国家或地区创新活动的实证分析，认为技术创新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国家创新系统是参与和影响创新资料的配置及其利用效率的行为主体、关系网络和运行机制的综合体系，在这个系统中，企业和其他组织等通过国家制度的安排及其相互作用，推进知识的创新、引进、扩散和应用，使整个国家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的绩效。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侧重分析技术创新与国家经济发展实绩的关系，强调国家专有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等为寻找一系列共同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将创新作为国家变革和发展的关键功力系统。由此提出的国家创新理论系统，将创新主体的激励机制和外部环境条件有机的结合了起来，并进一步派生发展出区域创新、产业集群创新等概念和分支理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关于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及其发展特征突出，各有侧重，但各学派的理论都建立在一系列的假定前提基础上，使其仅适用于特定的范围，存在理论的局限性。
3.国内技术创新研究主要流派
一般认为，受科技观念和体制的束缚，中国大陆学者于20世纪80年代初才真正开始从经济学、管理学、哲学或社会学等学科的视角对技术创新展开系统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了技术创新哲学学派、技术创新经济学学派、技术创新管理学学派，技术创新政策学学派，相继产生了一批颇有建树的研究成果。[7]
技术创新哲学学派以陈其荣、陈昌曙等人为代表，他们所在的自然辩证法界是我国最早开始技术创新研究的队伍之一。我国自然辩证法学者大都具有坚实的科技哲学的理论基础，在对技术创新研究时形成了鲜明的学科特征，主要聚焦在关于技术创新本质、主体、客体、动机、方法等方面的问题。[8]夏保华在《简论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提出，在技术创新中大量存在的、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问题，但也包含了靠穷根究底的思考来解决的哲理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运用哲学的知识、观点和方法，而且不是短期能彻底解决的。[9]陈昌曙指出，技术哲学涉及从哲学的角度审视技术，但更反映着技术对哲学发展的影响。技术创新哲学的兴起和发展，本质上反映着技术创新对哲学发展的影响。
技术创新经济学学派以厉以宁、傅家骥等人为代表。80年代初，该学派的经济学家开始介绍西方的技术创新模型，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技术创新理论、模型，这其中包括各种概念的界定、技术创新过程的分析、结果衡量等研究。形成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傅家骥的《技术创新学》和柳卸林的《技术创新经济学》。目前，技术创新的经济学学派主要进行以下工作：第一，介绍和引进西方技术创新理论及其最新研究成果；第二，以技术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我国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如原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史清琪等人运用索洛技术进步测度模型首次对我国1964—1982年期间工业企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进行定量测算；第三，就技术创新的层次、机制与模式、扩散与转移，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主题展开系统的研究。
技术创新管理学学派以许庆瑞、陈劲等人为代表，该学派主要是在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如何从管理上为技术创新更好的发挥作用提供有利的主客观条件。浙江大学许庆瑞教授是杰出的技术创新管理研究专家和创新管理教育家，是我国技术创新管理理论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也是我国管理科学领域重要开拓者，他于2002年，在总结长期理论研究和我国企业创新实践的基础上，系统得提出了全面创新管理理论，该理论范式被概括为：人人创新，事事创新，时时创新，处处创新。[10]目前技术创新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理论角度进行研究，如技术创新的机制研究、政策研究、过程研究、环境研究等等；二是从实证角度来研究，主要是通过成功企业的案例研究，为理论研究提供支持依据，为其他企业提供参考模型。
技术创新政策学派以李正风、冯之浚为代表，该学派主要研究政府如何根据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技术创新政策以利于该地区或者该国家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 。学者主要从两条途径为政府、企业提供政策参考建议：一是在理论层面，介绍西方的成熟先进的技术创新政策理念和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技术创新政策框架等，如引入万尼瓦尔·布什的科技政策范式、司托克斯的科学研究象限模型等等；二是通过实证研究，对我国颁布的与科技创新最为相关的技术政策进行分析，研究我国技术创新政策的总体发展、调节能力、效用等。
总体而言，我国技术创新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我们需要承认，由于我国的技术创新工作起步较晚，并由于各种原因造成发展缓慢，存在着诸如缺少技术创新史研究、缺乏深层次综合分析、缺乏原始创新和基础学科的支持等缺陷。（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商务印书馆，1991.
[2] （英）克利斯·弗里曼（Chris Freeman），（英）罗克·苏特（LucSoete）著，华宏勋，华宏慈等译.工业创新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 （英）鲁特彭南特·雷亚，克莱夫·克鲁克.西方经济学评价[M].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
[4] 朱宝红.对目前国内技术创新的研究综述[J].科学·经济·社会，2003（01）.
[5] 肖信华.技术创新的哲学理性研究[J].科学进步与对策，2000（07）.
[6] 张磊，王森.西方技术创新理论的产生与发展综述[J].科技与经济，2008（01）
[7] 许振亮.国际技术创新研究前沿与学术群体可视化分析[D].大连理工大学，2010.
[8] 李兆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反思[J].系统辩证学学报，2003（04）.
关于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古典经济学家非常重视。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国富论》，1776）中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于三个方面：自由市场、劳动分工和新机器形式的技术进步，即“三大定理”。对于亚当·斯密而言，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时能将社会福利最大化，劳动分工、技术进步对提高生产率有重要的进步作用，三个方面是经济增长中缺一不可的。随后李嘉图（david ricardo）、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等经济学家也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原因。然而，在19世纪下半叶，新古典经济学派出现以后，该学派就不再把经济增长的三个方面视为重要问题，而转而去描绘亚当·斯密的第一个思想（竞争市场的作用），并选择了效用函数、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这种最简单的数学工具（杨小凯，1996），而建立的这一模型却与斯密的第二个思想（劳动分工的作用）、第三个思想（技术进步的作用）是相冲突的。进入20世纪初，出现了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研究斯密的第二个思想和第三个思想。美国经济学家扬格（a，young ）和熊彼特(joseph schumpter)分别提出劳动分工、规模报酬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理论（1928）和以创新为基础的创新周期经济发展理论（1912），但是经济学的发展中，人们普遍接受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以至于在20世纪内，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占据统治地位。事实上，美国在20年代30年代后的经济增长与新古典经济理论是相冲突的，这使许多经济学家大伤脑筋。这一矛盾不但使新古典经济学派修改原有的理论，也使以劳动分工与组织演进为基础的制度经济学派（发展为新制度经济学派）及技术创新学派迅速发展，经济学家又开始重新思考现实的经济增长原因。至今开始出现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势。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索洛模型
新古典经济学是以英国经济学家阿弗里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为创始人，他在19世纪90年代出版的《经济学原理》（1890）一书中，提出了把供求论、边际效用论、生产费用论等融为一体的经济学体系以及均衡价格论、价值论、分配论、局部均衡论、需求弹性、供求弹性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从生产函数和利润最大化假定导出供给函数，从效用最大化导出需求函数，从供求相等条件导出协调个人利益的市场均衡，该理论最大的问题是生产函数。它在把市场竞争的功能形式化过程中，其生产函数效用函数理论框架使分工及专业化对生产率进步的作用变为与市场竞争不相容的东西了，同时忽视了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进步作用。如生产函数的公式为：q＝f（k，l），其中q表示产出，k是资本，l是劳动。这里开始，新古典经济学派实际上只研究了斯密提出的经济增长的三个原因的一个原因：市场竞争，而抛弃了斯密的另外两个思想。从此出现了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的脱节。
二战后，为了研究经济的实际增长，经济学家索洛（r，solow）出版《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说》。索洛指出，增长理论应当描述或解释经济生活具有何种特征？它所作的描述究竟怎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基于“一个讲述得很好的模型必须能够再现发达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事实”（solow，1957）的观点，索洛设计了一种总量生产函数：
q＝f（k，l，t）
其中k、l和t是资本、劳动和时间，这里考虑了技术进步因素，只是把技术进步作为“生产函数任意一种形式移动的缩语”。在分析中，他假定技术进步为中性，规模收益不变，对美国1909—1949年的经济进行了分析。其结论是，在此40年间每个工人每小时的产出几乎翻了一番，而与此同时，生产函数的累积向上移动约80％。所以，按照索洛的理论，总增长的大约八分之一归于人均每小时资本的增加，而剩下的总增长为“余数”，他将“余数”（增长的八分之七）归于技术进步。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新古典经济学存在的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的矛盾，承认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的作用，无疑地是对早期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但是索洛的两个假设是不现实的，第一，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难以成立，因为劳动分工的演进与专业化的发展及组织制度的变革，使许多行业存在规模收益及经济激励递增的现象。第二，技术进步为中性的假设不现实，将技术进步看作是非体现的，即技术进步与资本和劳动无关；事实上，技术进步的一部分是体现在更高质量的机器和劳动中的，同时技术进步是影响经济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
对于斯密的第二个思想，最早作出贡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扬格（a，young）。他在1928年发表《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一文，文中指出了一个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反的方向，但在扬格发表这篇经典论文后的几十年中，这个方向几乎被人们所遗忘。直到80年代，扬格的理论才被经济学家所引用。扬格的主要思想为：生产率与劳动分工的关系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劳动分工的演进，技术进步是这个演进过程的表面现象，这种技术进步是源于劳动分工的发展，这是一个经济组织与自我繁殖过程，技术进步不应该是外生的，它是生产率与劳动分工关系演进的结果。扬格的思想核心是经济组织结构的演进和规模报酬，而新古典经济理论核心是资源配置和比较利益，而杨小凯认为实际经济是二者的结合（杨小凯，1996）。舒尔茨也与扬格的思想一致（schultz，1986）,他认为经济增长应源自劳动分工和递增规模报酬。卢卡斯（(lucas)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来解释劳动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lucas，1986)，施蒂格利茨（stiglitz）也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解释为什么生产中的专业化和学习的专业化（教育）能促进经济的增长（stiglitz，1986）。杨小凯用分工的演进解释经济增长，并在计算机上作了大量模拟，建立了一个动态微观模型（yang，1987）。所有这些模型，都是从不同侧面来论述劳动分工专业化、组织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该理论认识到了技术进步的作用为内生的，比新古典经济学派有进步，但是认为技术进步是分工演进的结果；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源于劳动分工的发展显然是不对的。事实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推进劳动分工的发展，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专业化的步伐，并直接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分工与组织结构的演进与制度对科技进步有反作用，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技术进步不是劳动分工演进的表面现象。
四、技术创新学派对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
新古典经济学派及制度经济学派分别???经济增长的原因，一为市场竞争，一为劳动分工与经济组织结构与制度的演进，却未将技术创新作为其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新古典经济学派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的，制度经济学派将其掩盖在劳动分工之内，而真正将技术创新直接作为推进经济增长的原因除斯密外，最早要算马克思（马克思，1887），往后要算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技术创新的概念，他认为，技术创新就是企业家抓住市场机会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并将技术创新归结为下列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或产出新质量的产品；（2）使用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的商品市场；（4）获得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5）实行了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他将影响经济的因素划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认为人口、欲望状态、经济和生产组织的变动都是引起生产扩张的外在因素，而只有技术创新才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schumpeter，1912）。熊彼特从技术创新理论出发对经济周期进行了划分。他认为，一种创新通过扩散，会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经济高涨；一旦投资机会消灭，便会转入经济衰退，由于创新的引进不是连续的、平稳的，而是时高时低的这就形成了经济波动周期。熊彼特将经济周期分为长、中、短“三种周期”理论。“长波”也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历时50年或略长一点；“中波”约9至10年，又称“尤格拉周期”；“短波”为40个月（将近3年半），又称“基钦周期”。他认为经济周期的变动，特别是“长周期”的变动，同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命呈现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经济的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他以“创新理论”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应用，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个“长波”的标志。熊彼特的理论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原因。
强调新技术、新产品能刺激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还有库滋涅茨（1930年，1953年）、丹尼森（1962年） 、纳尔逊和温特（1974年）、库姆斯等（1987）。纳尔逊和温特基于熊彼特的理论，以厂商的行为为中心点，进行了经济增长的分析。他认为，技术先进的厂商会不断投资于研究与技术开发。用这种方法，他们既领先于其他不太先进的厂商，又比其他厂商提高了工资率。所以，由于新技术更有效，更高的工资率会使旧技术相对效率较低，这刺激了不太先进的厂商去模仿新技术，这种竞争过程的结果是，行业状态从而经济状态随时变化。他们还从微观经济的假设出发，建立了经济增长的进化模型。
五、构建创新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派、技术创新学派分别从三个不同角度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每一个学派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够全面。对美国的“长波新经济”不能单独用以上三个学派的任一学派来全面解释，我们必须用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作出解释。保罗·罗默（p.m.romer）为此作出了积极的探索。罗默于1986年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收益递增与长期经济增长》一文，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他认为，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人口增长），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的产物。先后设计了两个增长模型，第一个模型是对阿罗的“边干边学”模型的修正与扩展，第二个模型将知识赋予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认为，知识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是同步的。罗默的研究仍然不够全面，从美国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新的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而知识的生产、消费、交换、分配必须以创新为动力，只有创新才能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
美国经济从1991年4月开始增长至今，已有9年，股票市场价格指数曲线迅猛上升，1987年道琼斯指数仅为2000点左右，到1995年道琼斯指数上升到4000点，而从1995年到1999年，仅用了4年时间，道琼斯指数突破了万点大关。与经济增长、股票市价高涨并存的是低失业和低通胀，其失业率于1999年降至90年代最低点，约4.2％，通胀率降至2.1％。美国90年代的经济增长呈现的特点与以往有显著的不同：（1）经济增长周期延长。美国自1854年有经济周期纪录以来，到现在146年中共经历了31个周期，扩张期超过了80个月的只有4次，其中最长的为1961年3月至1969年12月，共106个月，而“新经济”的经济周期从1991年4月—2000年10月，历时115个月。（2）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和通胀率的变化呈现新的特点。6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周期中，高增长与失业率下降、通胀率上升并存；70年代，美国经济滞胀时期，失业率上升，通胀率也上升；而90年代的经济增长时期，高增长与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并存。9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两个显著特点对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美国出现“长波新经济”现象呢？
有学者认为，“新经济”是“由新技术革命所推动的经济发展与增长”（刘树成等，2000）。我们认为，新经济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为技术创新，二为制度创新。正如前美国总统克林?在2000年4月5日“白宫新经济会议”上所说，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其答案不是单一的，他归结为四条，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有两条：一是新经济的性质，他以技术为动力，以创意（ideas）为引导，植根于创新和进取心；二是美国企业制度的力量。
第一、从技术创新层面分析。美国二战后，一直重视科学技术的创新，从而率先进行了以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等信息技术为主线的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以新的供给创造了新的需求，又以新的需求推动了新的供给，促进了社会总供求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延长了经济扩张期，减少了经济波动的幅度。同时，美国在生物技术、机电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上有许多创新的成果和专利应用到了生产中，产生了许多新的产品。美国的技术创新促进了企业的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跨国公司数量增多，企业产生了规模经济。
第二、从制度层面分析。美国有一系列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主要制度和政策有：（1）引进科技人才制度。美国多次修改移民法，保证每年有一大批国外的科技人才获得h1b签证，企业也为科技人才提供优惠待遇及工作条件和职业发展机会，从而形成了吸引国外优秀科技人才的长期制度。（2）科技创新的投资制度。长期以来，企业有技术创新投资的积极性，形成了政府与企业共同投资进行研究开发的制度，保证了科学研究的科技投入持续增长。（3）高科技产业化的制度。美国鼓励兴办高科技园，实行军事高科技民用化，在企业建立了技术入股、技术人员享受利润分配、股票期权等收入分配制度，这些制度能促进高科技迅速产业化。（4）专利制度。美国的专利制度有利于企业创新，企业通过获得技术和产品的专利而在一定时间内保留垄断地位，同时，科技创新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泰勒尔，1988），推动产业经济的发展。（5）特许制度。美国的企业为使技术快速传播且能尽快获得经济效益，实行了特许制度。特许制度有利于新技术的扩散，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6）纵容垄断的制度。美国虽然有反托拉斯法令，但执行中却是纵容了垄断，使垄断加剧。垄断使企业获得国际垄断利润，使美国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美国还制定一些有利于企业创新与发展的金融、财政等一系列制度，良好的制度是推动美国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的经济增长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范例，为逐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应建立创新经济学，建立创新的经济增长模型。
创新经济学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四个方面。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属于知识的生产，知识生产越多，经济才能发展越快，这是创新经济学的核心部分。制度创新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重要保证，管理创新应注重知识技术的管理，从而构成以知识为轴心的，包括知识的生产、扩散、应用、传播的体系和知识、技术、制度、管理为一体的创新经济学体系。
六、结论
1、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学派。而新经济中，从美国实证分析可证明，创新是推动新经济增长的动力，技术创新是核心，但技术创新需要从制度上?予保?，制度变革也成为新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一、我国科技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现状
我国科技为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在工农业生产、城市循环经济建设及其它方面，进行了大量技术研究和实践探索。
（一）绿色技术创新使循环经济发展前景广阔首先，绿色技术创新增进产业化效益。在循环经济领域，我国绿色技术开发在传统技术创新的基础上着重于替代技术、减量技术、再利用技术、资源化技术和系统化技术等的开发应用。无论是自主研究、模仿创新，还是共性技术攻关，均出现可喜成就。在获得更多自主知识产权的同时，创新成果迅速转化成产业化效益，出现市场开拓、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经营一体化良好局面。其次，重大共性技术的研发与集成创新渐成规模。我国自“九五”期间就不断组织科技攻关，重点开发及推广工农业循环经济所需的重大共性技术，其它行业共性技术及其成套设备也得到充足发展，且由原先注重单项技术创新转向技术集成组合及多学科交叉研究。再次，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不断推进的多层次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提升了我国循环经济整体竞争力。
（二）绿色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使工业循环经济渐趋成熟我国工业循环经济呈现出跨越发展良好态势。重点行业、龙头企业的技术创新带动生态工业建设热潮。它们踊跃开展绿色技术研发，从资源替代、产品生态设计、三废治理、清洁生产、绿色营销与管理等方面，走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之路。传统企业与中小企业也纷纷以科技进步为依托，改造落后工艺、技术及管理，加入到生态工业建设中，工业循环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而清洁生产技术与实践目前已全面渗透到我国工业体系，且正从工业领域向其它产业快速蔓延。大量绿色技术经过筛选引进，在政策扶持下进入各类循环经济产业园，绿色技术产业化使产业园区循环经济欣欣向荣。绿色技术及清洁生产技术创造良好市场效益，加快工业循环经济发展。
（三）绿色技术创新使农业循环经济轮廓初现我国是农业大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国家制定规划、明确责任，以科技进步有序推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农业绿色技术的研发创新力度不断加大，推广形势喜人。资源节约的农业实用技术得到开发普及，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技术取得新突破，适宜于农业的清洁能源技术开发受到重视，“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十大技术”应用广泛，生态农业十大模式及其技术推广成效显著，以农产品加工为龙头、多产业循环组合式发展的“大循环”农业产业链颇受青睐。另外，确保农产品质量相对安全的绿色技术和信息技术也得到大力扶持。科技进步和创新推动了农业循环经济建设。
（四）科技进步焕发城市循环经济活力我国各级城市纷纷依托自身优势，以科技进步发展城市循环经济。积极推广形式多样的生态化技术工程，开展声势浩大的循环经济建设工程试点，多措并举，推进建筑交通、商贸市政及工厂机关等的科技节水、节能减排和资源综合利用，因地制宜地推进生态城市建设。城市三次产业循环经济科技实力不断提升，推动工业、都市农业或服务业调整或升级产业结构，构建循环经济型产业。同时，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不断被改造，使城市运行所需的水电气、道路通讯、垃圾及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为循环经济发展扫清障碍。如北京在2008年奥运会前实施了碧水蓝天工程、绿色照明工程和奥运科技行动计划[1]，使北京许多公共设施（如奥运场馆等）成为资源循环利用、节能降耗典范。
（五）国际科技合作推动循环经济全球化进程近年来，我国循环经济对外科技合作逐渐与国际接轨。合作趋势区域化、多边化，合作规模、领域日益扩大；合作内容由科学研究、技术引进、产业共性技术研发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官方、半官方和企业、民间的技术合作与交流异常频繁；在政府间科技合作框架下双边或多边合作积极开展，形成国际性多方协作局面。我国与他国共同设立了种类繁多的双边、多边国际科技合作专项经费及基地，并互遣人才参与项目合作或学术交流……，以提升我国循环经济科技水平。目前，引进或联合开发能源、水资源及环境保护技术是我国循环经济国际科技合作的主要领域，技经贸一体化则是其重要发展方向。
二、科技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我国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也有一些制约因素不容忽视。
（一）企业尚未成为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主体当前，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还未成为循环经济效益提升的主渠道，企业并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企业面临经费不充足、人才匮乏、产学研合作不够密切以及企业间技术联盟不完善等诸多问题，企业遭遇技术瓶颈，自主创新能力薄弱。许多企业甘于技术引进和技术跟随，引进与创新关系失调；重大技术创新成果少，发明专利不多。有的企业一次创新能力强，持续创新能力弱；局部创新产品或工艺多，系统创新产品及工艺少；循环经济行业共性技术或战略性技术研发能力弱，产业重大关键技术瓶颈难以突破；战略产业的原始创新能力和重点领域的集成创新能力不强。
（二）循环经济科技人才相对匮乏首先，循环经济科技人才的整体水平不高。全国科技人才总量不少，但从事循环经济科技活动的人才不多，已有的循环经济科技人才“平而不尖”，专业水平有待提高。其次，循环经济科技人才分布不均衡。现有循环经济科技人才比例不协调，存在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和职业差异。大中城市、沿海发达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及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人才济济，欠发达地区、偏远地区、中小企业人才则明显匮乏，研发人才远多于从事科技普及的人才，从事循环经济科学研究的人才偏低。工业领域人才多，农业领域及第三产业科技人才相对偏少，缺乏卓越的企业家群体。
（三）产学研一体化成效较低我国循环经济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尚不健全。其合作形式单一封闭，缺乏多元化模式活力和动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企业间难以建立持续稳定的合作关系，多学科、全方位产学研一体化交叉合作局面还未形成，导致循环经济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弱，产学研一体化成效不高。循环经济科技创新的得失与风险共担责任制度和运行效果评价体系未建立，运行机制不完善，挫伤产学研主体创新积极性。产学研各主体目标定位的差异，致使产学研技术供需出现矛盾。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注重科技成果的前沿性，忽视市场需求；企业重市场，看重产品成本、投资回报率。目标差异导致产学研一体化效率不高，国内技术成果的有效供给严重不足。我国战略牵引、市场推动、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产学研一体化机制尚需健全。
（四）循环经济科技投入仍显不足我国循环经济的科技投入逐年递增，规模不断扩大，但从总体上看，循环经济科技投入的增幅和增速不尽如人意。具体来说，资金总量明显不足，科技投入不足与科技投入分散并存，投资结构不尽合理，风险投资不发达，资本社会化、市场化程度低。政府投资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企业、金融机构或其它社会机构、及民间投资主体对循环经济技术研发及创新多持观望态度，投入热情不高。外资引进量偏小，投资潜力有待激发，循环经济科技投入全球化任重道远。以政府财政拨款为引导、企业自筹资金为主体、金融贷款为支撑、社会集资、引进外资为补充的多渠道科技投入体系还未形成。
（五）高新技术产业化不尽如人意我国循环经济相关高新技术产业缺乏技术优势，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不具备品牌效应，且布局不均衡、缺乏科学管理。整个行业产业规划有趋同现象，重复建设不容忽视，技术集中度和区域集中度仍有待提高；且存在管理不力、职责不明、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等现象。另外，高新技术产业化缺少多类载体和工具。企业共聚共生、和谐多赢的产业生态环境并未形成，缺少分工协作网络、产业链及产业集群。高新技术产业化对循环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
三、强化科技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为使我国科技有效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应健全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科技支撑体系，强化科技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各项对策措施和基础保障。
（一）健全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科技支撑体系
1.加强循环经济领域的基础科学研究。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驱[2]，是技术进步的一个长远而强大的动力，应用研究与开发能把基础科学的发现转化为技术创新[3]。因此要加强基础科学研究，推动循环经济的科技创新取得重大突破，从而推动循环经济跨越式发展。首先，政府应对循环经济相关基础研究进行宏观指导，超前部署基础研究；同时加强科研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更新落后科研基础设施。政府研发投入应向循环经济的基础研究倾斜，研发投入比例宜逐年增加。以便优先扶持具有战略前瞻性、带动全局的循环经济基础研究，在更高层次上认识地球及其生态规律，以基础科学的深厚底蕴为循环经济的相关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清洁生产、新材料研究的创新突破提供理论先导。其次，企业和科研院所也要重视循环经济的基础研究，不断组织科技攻关，加大投入，创造良好的基础研究氛围，打造学科交叉研究体系。既鼓励自由研究，也尽量使部分基础研究与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目标相协调，或与社会发展需求相匹配。坚持学科组合的发展模式，发挥科技人才的聚集效应，促使科研人员在不同行业、不同专业进行有序的协作与交流，开展综合交叉研究，引导科研工作走向团队化、组织化，从而建立符合大科学时代的综合交叉基础研究体系。
2.构建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体系。发展循环经济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技术创新体系。首先，要依照3R原则构建适宜循环经济的技术体系。重点优化各种循环经济技术路线的组合。优先发展多学科交织、跨行业共进的公益性技术和共性技术，加快新技术与各种传统技术的组合与应用，定期出台循环经济技术发展报告,完善循环经济技术平台建设。其次，完善循环经济相关技术标准。加强循环经济技术标准的制定、落实和推广工作，重点推进企业技术标准，积极采纳并参与制定循环经济的国际技术标准，争取国际技术标准制订的话语权。再次，完善循环经济技术评估体系。建立循环经济项目评估及准入制度，规范项目评估管理，强化循环经济科技评估主体建设，使科技评估制度化、法制化和规范化。提高循环经济科技评估机构的专业能力和服务质量，完善立法以推进循环经济科技评估工作，推进循环经济科技评估机构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建设。最后，发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主体作用。加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技术创新上加强国际合作、国内联盟的力度，以资本、人才激活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力，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3.以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推进循环经济产学研深入合作。借助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推动循环经济相关产学研深层次合作，能使技术创新价值最大化，获得高额市场回报。为此宜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应围绕循环经济相关项目与技术，组建循环经济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营造联盟成长壮大所需的各种政策环境，形成一批区域性或全国性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使联盟依托循环经济项目或企业技术需求，充分利用各类资源，加强产学研合作，提升循环经济科技创新能力，使技术创新价值最大化和获得巨额市场回报。其次，企业应发挥领军作用以打造高绩效联盟。“小企业联合组成研究协会，就能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收集足够经费来执行相当全面的科研规划。”[4]企业应科学组织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明确产学研合作主攻方向；建立大批高水准协同研发机构、企业技术中心，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广泛开展多学科、多领域的产学研合作，在联合培养人才的同时，共同开发循环经济所需产业共生技术、技术工艺、行业共性技术与个性技术，模拟生态循环体系共建基地。再次，企业应建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跟踪与评估激励机制，并加强循环经济国际合作。有针对性地开拓国外市场，逐步形成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产业技术联盟为内容的长效稳定的产学研合作机制。
（二）优化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科技政策体系
科技政策是国家为了对科技活动的投入、运作、产出、转化各环节进行调控而建立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进知识生产的科技方针和实现科技方针的体系。[5]良好的科技政策体系有助于循环经济发展。
1.依托电子商务优化循环经济技术市场。技术市场的专业化服务是促进循环经济的技术开发与创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速度的重要因素，其持续的刺激作用可诱使企业采用新技术和新产品，以节能降耗、消除污染、保护环境，使技术与循环经济融为一体。如欧洲企业普遍愿去美国注册专利，只因美国庞大的环境技术市场能保证其技术创新收益。[6]因此技术市场的建设不容忽视。首先，借助电子商务建设逐步调整我国循环经济技术市场布局。完善技术市场内循环经济行业的信息资源共享和在线交易信用机制，构建网络技术产品和生产要素交易平台。营造公正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培育循环经济技术市场成长的价格、竞争、退出和监管等机制，完善服务，保证技术市场良性运转。其次，建立循环经济技术市场准入制度。对技术经营机构或科技中介机构、技术经纪人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同时，对进入市场前的技术、产品和项目进行严格科学的评估，选择评估合格的成果进入市场，防止非绿色产品及技术流入市场，坚决杜绝“三高一低”项目上马。对已取得市场准入许可的循环经济类技术或产品也要严加监管，防止其滥用市场优势地位，非法获取暴利。
2.培养和造就循环经济亟需的科技人才。人才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助推器。以科技进步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离不开科技人才的智力支持。要制订循环经济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制订落实差异性人才引进战略及人才管理战略，大力培养循环经济型人才。加大海内外智力资源的引进利用，加强本土人才国内外交流与培训。转换现代教育模式，以教育创新为着力点培养循环经济科技后备人才。以企业为基地，以工程项目为载体，以国家项目、国际项目为辅佐，借助项目契机加速构建开放式、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打造循环经济科技人才。不断优化人才成长环境，充分发挥循环经济科技人才作用。
3.加大循环经济科技投入。科技投入是推动循环经济科技创新的重要因素，我国政府应宏观调控和科学监管循环经济科技投入，提高循环经济科技投入使用效率。使有限的循环经济科技投入与技术服务、科研管理实现良性互动，达到资源最佳配置，优化循环经济科技投融资规模和结构。尽快建立循环经济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扩大循环经济科技投入在GDP中的比重。尽快摆脱政府拨款投入的单一模式，改变以政府主导循环经济科技投入模式为市场主导模式，形成政府财政拨款为引导、企业自筹资金为主体、金融贷款为支撑、市场化投入为重点、社会集资和外资引进为补充的多元化、多层次科技投入体系。
4.加强循环经济国际科技合作。我国要积极开展科技型中小企业及民营企业的国际科技合作，并加强区域国际科技合作。使企业及其它科研院所从孤立分散、势单力薄的循环经济科技创新模式，转向团体协作、互利共赢、平等高效的国际科技合作模式。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积极参与循环经济国际大科学项目合作。争取一切机会，参与多国共同出资、全球专家汇集、共同协作研究、共享研究资料、成果和知识产权的国际大科学研究计划，不断与发达国家开展高水平的国际合作研究，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循环经济领域内的科技差距。另外，要充分强化循环经济科技经贸合作，把握国际贸易机遇，拓展国际市场，形成技术、产品、服务、人才、管理、金融、贸易和市场整合的一体化国际合作。
5.提高循环经济科技成果转化的速度和效率。首先，企业要尽快成为科技成果转化主体。善于选择、评估适宜自身发展的循环经济型技术及产品，在技术战略中要审慎选择循环经济技术创新模式。企业要重视绿色产品设计，无论自主创新、集成创新还是模仿创新，或是合作创新、委托创新，都要注重技术推动和市场拉动作用，创新市场需求，探索技术转化为产品的不同途径；并通过技术整合，推动成果迅速扩散和产业化发展。其次，完善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除了要加快构建循环经济科技成果转化的信息平台和技术市场外，还要以推广中心和示范基地为依托，通过试点推广循环经济科技创新成果。从而积累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不同国家间技术转移的工作经验、典型案例和成功推广模式，以点带面逐步提高循环经济相关科技成果的转化速率和覆盖率。
（三）完善科技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基础保障体系
1.健全服务于循环经济的科技中介体系。要尽快构建面向循环经济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大力发展三类中介机构：服务于循环经济技术创新活动的技术中介、各类信息咨询与监督中介机构、社会服务中介机构。同时，依托信息网络技术强化科技中介服务能力。借助网络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使科技中介机构功能社会化、组织网络化、服务国际化、经营产业化。
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许多国家的经济出现了长达20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期，技术进步对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西方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并将创新与经济增长相联系，从而形成了当代西方创新经济学。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技术变革和技术推广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创新经济学；二是以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为研究对象的制度创新经济学。其中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又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一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为将技术进步纳入到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所作的努力，包括经济发展增长理论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声势颇大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二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施穆克勒、罗森伯格和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经济学，侧重研究技术进步与经济结合的方式途径、机制及影响因素等问题。
技术创新理论
技术创新理论是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基础上演绎而来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索罗、阿罗、曼斯菲尔德、卡米恩和施瓦茨、门斯等。其研究成就主要有几个方面：在分析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引出了技术创新理论；在分类研究熊彼特的创新类型的基础上，界定了技术创新的概念和内容；初步探讨、描述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任务和理论命题等。
关于技术创新的概念和内容，早期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索罗（1951）提出新思想来源和以后阶段的实现发展是技术创新成立的两个条件；伊诺思（1962）认为技术创新包括创新的选择、投入资本、建立组织、制订计划、招用员工和开辟市场等行为，它是这些行为综合作用的结果；曼斯费尔德定义创新为一种始于企业新产品的构思、终于新产品的销售和交货的探索性活动。Muesor（1985）则通过对350多篇技术创新研究文献的调查认为，尽管不同学者关于技术创新概念的界定有不同的侧重，但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技术创新是一种新设想，具有非连续性，它需要经过一定时间后才能成功应用到实际中去。显然，早期的研究把技术创新看做是技术的应用过程。我国也有许多学者把技术创新理解为科技成果的应用和转化过程。
随着人们对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更多的学者逐渐转变了把技术创新等同于科技成果转化的传统观念，更加强调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结合。如Kline与Rosenberg（1985）一起提出了技术创新的“链环―回路模型”。国内学者傅家骥（1998）认为技术创新是一种包括科技、组织、商业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动的综合过程。
可见，人们对技术创新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早期的研究只是把技术创新视为“技术经济”的单向线性过程，未能从经济活动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出发对技术创新作出充分的阐释。而关于技术创新是一种“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的创造性活动”的认识，不仅强化了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而且拓展了技术创新的研究领域，使对技术创新的研究不再局限在R&D活动上，技术进步与经济结合的方式途径、机制、影响因素以及与企业经营的关系，对企业、行业、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测度方法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得到了深入的研究。
制度创新理论
熊彼特在论述经济发展问题时，也很重视“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但由于受制度学派的影响，他把“制度”看做是一个“体系”、“社会形式”或“经济组织方式”，以及市场结构，如垄断等。以诺思（D.C.North）和戴维斯（L.E.Davis）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继承了熊彼特的观点和方法，运用“制度创新”来解释美国等国的经济增长。
Davis和North（1971）指出，制度创新指的是能使创新者获得超额经济收益而对现行制度进行变革的各种政策与措施，如工会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国有企业、股份公司等。由于新制度代替旧制度需要有一个磨合和适应的过程，且一种新制度的出现往往会受到现有法律规定范围的制约，因此制度创新存在着一定的时滞，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现实中，制度创新有三种层次或三类主体：个人、团体和政府。相对而言，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推动者具有较大的优越性。这是因为，一方面，政府在承担巨大的创新费用、消除私人产权对超额经济利益获取的阻碍等方面具有个人或团体无法替代的优势，另一方面，政府制度创新获得的超额经济利益，将归全社会共有。但不管是哪一层次上的制度创新，其预期创新收益都必须大于预期成本。
1973年，诺斯从制度变迁视角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了技术进步并非突如其来，而完全要依赖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市场交易的制度的逐步演变，制度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他指出，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原则，它通过抑制可能出现的个人机会主义行为而使人们的行为更具可预见性，并由此促进着社会劳动的分工和财富的创造。诺斯进一步揭示了产权的界定和变化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技术创新必须建立在一个系统的产权制度上，从而保证创新者的私人收益接近于社会收益水平；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权体系能够明确规定和有效保护每个人的专有权，并通过减少创新的不确定性从而促使创新活动的个人收益最大，则会促进经济增长。
在制度创新研究中还有舒尔茨的制度调整论和拉坦的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舒尔茨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中提出“作为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服务的提供者，制度必然随着技术的创新和变迁以及经济的动态增长而做出反映和调整。拉坦（V.W.Ruttan）提出，技术变迁的新知识的产生是制度发展过程的结果，技术变迁反过来又代表了一个对制度变迁需求的有力来源。
创新理论在国内的兴起与发展
西方创新理论引入我国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者结合我国企业的实践，对技术创新的概念、意义、内容、机制、过程与管理、效果等进行了大量研究。其研究特点突出表现为数量大、内容广、方法和视角多样。笔者以“创新”为“题名”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进行查询，截至2009年底，共得到了255 691条查询结果，其中2000年之后的记录就达231 678条，说明创新在近年来受到极大关注。在研究对象上，既包括对创新的共性问题研究，还包括对特定地区、产业、企业创新的个性问题研究；研究内容上，涉及创新的重要性、概念及分类、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途径、创新体系、创新投入及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及计量等；研究方法上，包括规范、案例、实证等多种研究手段。研究视角上，既有运用经济理论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产业优化、企业发展的关系进行的研究，也有从管理学视角对创新是如何在企业中发生、发展，最终被市场认可的过程以及企业怎样通过创新获取经营有效性的研究，还有从哲学视角对创新体系、全面创新管理等进行的研究。研究层面上，包括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在研究成果方面，国内具有代表性的是傅家骥等所著《技术创新学》，许庆瑞所著《研究、发展与技术创新管理》等。
另外，20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我国一些著名大学率先成立了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如浙江大学的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的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等，旨在系统研究、总结创新与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中国创新实践和经济发展提供服务。这些中心在研究创新基本理论和方法方面成果颇丰，如由浙江大学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以许庆瑞教授为首的一批学者于2002年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的“全面创新管理”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创新理论。
除了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外，学者们还从管理学、社会学、技术学等更广泛的视角对创新理论进行了探讨，丰富和发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如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Peter F.Drucker）在其1984年出版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指出，“‘创新’是一个经济或社会术语，而非科技术语。我们可以用萨伊定义企业家精神的方式来对它下一个定义：创新就是改变资源的产出。或者，我们可以按照现代经济学家的习惯，用需求术语而非供给术语给它加以定义：创新就是通过改变产品和服务，为客户提供价值和满意度。上述两种定义究竟哪一种更合适，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至此，创新理论形成了一个非常综合的体系，从观念到管理，从微观到宏观，从技术到制度均存在着创新的空间。
研究启示
创新理论从无到有，从“束之高阁”转变为社会主流，其发展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如下：
（1）理论的提出具有超前性和预见性，但其最终的目的一定是用来指导和服务实践，也只有在其运用实践的过程中，才能得到迅速发展并不断完善。在创新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推动其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推动力在于西方传统主流经济理论无法对二战后由科技进步带来的美国经济快速腾飞的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需要新的经济理论对其解释和指导。这要求我们在理论研究过程中，一定不能“人云亦云”、“简单跟风”，一定要把已有理论与中国国情和现实需求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解决实际问题。这不仅是理论得以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还是新理论产生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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