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介语 普通话 大学生
一、理工科院校学生的普通话水平现状
推广普通话是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一项长期而重要的任务。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方言众多且相互之间差异很大，这既不利于人们的社会交往，更无法适应今天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对语言信息畅通传达的需求。今天的大学生都是受过严格的学校教育的，他们从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由于教师普遍采用普通话进行授课，因此学生在获得了丰富知识的同时也接受了普通话的教育和熏陶。一般来说，中学毕业的学生，大多都能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进行交流，我们通常称之为地方普通话，就是“以标准普通话为学习的‘摹本’形成的、掺杂了方言成分的普通话，是一种不够标准的普通话”，实际就是普通话中介语。也就是说，进入大学的学生基本上处在普通话中介语阶段。根据国家语委《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的53.06％会说普通话，从年龄结构看，15―20岁为70.12％，30―44岁为52.74％，45―59岁为40.59％，60―69岁为30.97％。从教育背景看，受过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能说普通话的比例分别为56.08％、75.76％、86.77％。
二、影响学生普通话水平提高的因素
第一是学习的动机与态度。从影响语言学习的个体因素来看，语言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和态度无疑是普通话学习过程中能否保持良好的自我发展态势的关键因素。如果普通话学习者能树立正确的学习目标和态度，有意识地逐步放弃对方言的依赖，保持较高的普通话学习热情，通过连续性的学习是可以较快提高自己的普通话水平和语言素养的。
第二是所处文化环境。这包括两个方面，原来生活的方言区文化和现在生活的方言区文化。“不同的地方文化都在各地的方言中打下了自己的烙印”，每一个大学生都在其原来生活的方言文化区生活了十几年，这种影响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消除的。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大学都处在某一方言文化区域内，学校所处地方的方言就成了强势语言，他们又会很自然地去模仿，希望融入这一区域的文化中。这些方言区文化，明显干扰了大学生普通话水平的提高。
第三是语言的负迁移。这也包括两种情况，母语的负迁移和目的语的负迁移。母语的负迁移是指将母语内的与目的语不相符的内容转移到目的语。目的语的负迁移“即由于学习者学的不对或学习不全面，目的语中的一个语言项目会对另一个项目产生影响而引起语内错误。这些错误是学习者根据现有的有限的目的语输入做出了错误的假设而产生的错误”。
三、提高学生普通话水平的对策
第一要调动学生主动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普通话作为我国全社会的标准语码，它已经成为全国共同使用的语言交际工具，占有主导地位。但是，“语言权威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对语言使用的态度上。前者总是试图约束或控制后者对语言的运用。他们制定出各种标准要使用者遵循，目的是有利于语言使用者更好地完成交际活动；但使用者在不少情况下似乎并不领情，他们对各种用心良苦的规范表现出置之不理的态度”。因此，我们首先要改变学生学习普通话的动机和态度，让他们重视学习普通话。
第二要营造良好的普通话学习环境。环境对语言学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学生学习普通话仅有积极性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个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普通话学习环境，学生的普通话中介语就会出现更多的负迁移现象甚至过早出现石化。
第三要扩大普通话的培训面和测试面。对学生进行普通话培训能更有针对性地纠正学生在普通话学习中出现的偏误，更快提高学生的普通话水平。一方面学校应加强普通话测试员的培养；另一方面可采用梯级培训模式，即聘请在普通话测试中通过一级甲等的学生，先期进行普及培训，再由教师测试员进行有针对性的测试前的强化培训。
第四要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在多年的普通话培训教学中，许多教师取得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总结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好方法。根据语言学理论，结合实际教学经验，我们认为要想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应多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教学要有针对性。二是要加强口语训练，不能总是教师一言堂的讲理论。三是要正确对待学生的错误，多向学生提供肯定的情感反馈，营造轻松的语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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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文献资料、调查访问、问卷调查、案例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以教育生态理论为支撑，以浙江农林大学体育教学活动的生态优化管理为案例，对普通高校体育教学生态化进行研究。阐述了普通高校体育教学的教育生态环境构成和普通高校体育教学生态化的优化策略，并实证分析了普通高校体育教学生态化的优化管理。研究有助于高校体育教学生态化的建设与发展。
关键词 体育教学 教育生态 优化管理 生态性教学
一、引言
体育教学生态是一个系统，包括体育教学系统本身及周围的各种生态环境。生态化体育教学是在生态哲学思想指导下的体现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体育教学，是体育教学中不断追求、不断完善的形式。近些年来，教育与生态的交叉研究已成为体育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依据教育生态理论，课题组认为普通高校体育教学的生态环境包括体育教学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和规范生态环境。
通过精读相关的文献资料，课题组了解到：国内目前关于学校体育教学生态化方面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尤其缺乏在支撑理论指导下的实证研究。浙江农林大学正在努力创建国内富有特色的生态性大学，其教育的生态化研究与发展处于浙江高校前列。因此，以浙江农林大学为案例来探究体育教学生态化在某种程度上意义重大。
本研究运用教育生态理论，以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性大学建设为抓手，即运用教育生态理论的和谐观、平衡发展观等来解析浙江农林大学的体育教学工作，实证分析普通高校体育教学生态化的优化管理，探索普通高校体育教学生态化的优化策略，研究目的是为了促进普通高校体育教学的生态化建设与健康发展。
二、研究方法
（一）文献资料研究法
查阅、收集、整理、分析了大量相关研究资料。
（二）访问调查法
借助各种渠道，访谈了相关教育理论专家和学校体育教育教学方面专家，征求对本研究的可行性、理论和实践价值方面的意见及相关指导，并进行了专题研讨。
（三）问卷调查法
针对具体的、不同的调查咨询对象，依据选题研究内容设计不同类别的问卷表进行问卷调查。本研究所设计的问卷的效度和信度经检验均符合社会学调查的要求
（四）案例分析法
以浙江农林大学体育教学活动为案例，基于教育生态视角从整体上进行综合的分析和思考。
三、普通高校体育教学生态化的优化策略
（一）体育教学自然生态环境的优化
1.充分重视所处地域的自然优势。高校要充分挖掘和利用已有的自然环境优势，最大限度地减少、避免和弥补已有环境的不足，逐步改善体育教学的自然生态环境；2.协调好体育活动参与者与自然的关系。如在体育教学场馆设施的建设方面，应充分考虑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在进行体育教学过程中，更可以利用自然环境的生态和谐来陶冶情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3.大力加强运动场馆周围的环境绿化，提供健康运动的“氧吧”、降低污染与噪声；4.考虑细节，加强生态环保观念，全方位地优化体育教学活动自然环境。
（二）体育教学社会生态环境的优化
1.深化学校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学校的可持续发展；2.争取和依靠学校领导及政策上的支持；3.优化体育教学的物质环境，如充足的经费和场馆设施条件保障；4.提高课任教师业务能力与水平；5.创建民主、和谐的师生、生生关系；6.优化体育教学的教学评价。客观的、能较全方位地反映学生状况的教学评价方式方法是激发学生主动参与体育活动的动力。
（三）体育教学规范生态环境的优化
1.积极营造舆论环境，重视高校体育运动；2.加快学校体育文化环境的发展与建设。
四、普通高校体育教学生态化的优化管理――基于浙江农林大学的实证分析
（一）普通高校体育教学自然生态环境的有效利用
案例1：浙江农林大学自然生态环境的有效利用。浙江农林大学坐落于全国著名生态城市――临安，该校充分发挥所处地域优势，利用自然资源，把环境的生态效应放在首位，优先加以考虑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寻求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佳状态，体现了“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理念。校园的规划设计最大限度地发挥生态效应，也使得建筑密度大的校园产生更大的自然空间和开阔视野的视觉效果。
分析：良好的自然环境不仅反映了学校的文化特色，而且是人们感到亲切、愉悦、并能唤起审美情趣的学校文化环境、心理环境和行为环境。浙江农林大学建有数量充足、布置合理、幽静庄严的花园般的体育运动场馆、错落有致、美观和谐的体育运动设施。这些方面展现了教育自然环境的功能作用，唤醒人们积极主动地参与体育活动。
（二）普通高校体育教学社会生态环境的积极营造
研究表明，普通高校体育教学的社会生态环境是一种狭义的教育社会环境，涉及学校的思想重视度、各方面的投入、体育教学活动内部因素、人际关系因素等多个方面。列举几个案例加以分析说明。
案例2：浙江农林大学“教育生态化”办学理念。浙江农林大学在多年的办学实践中，提出了创办“生态大学”的目标。所谓生态大学，就是以教育生态化理念为指导，通过对由学校与外部环境构成的系统进行调控，达到学校与外部环境、学校内部各要素之间关系的平衡，在资源优化配置基础上，充分发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实现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大学。
近些年来，在生态大学理念指导下，学校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管理体制、校园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值得一提的是，浙江农林大学在人才培养中，以教育生态化理念为指导，坚持“以生为本、因材施教、注重个性、全面发展”的生态人培养原则，将生态化教育理念贯穿在人才培养方案、教学管理、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等方面，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培养生态人。
案例3：浙江农林大学争取政策上的扶持与倾斜。浙江农林大学根据《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为进一步提高学校竞技体育水平，提高运动员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增强学校运动员的竞争力，扩大学校影响，激励广大教师和运动员参加竞技体育训练的主动性、积极性，特制定了《浙江农林大学竞技体育运动暂行规定》。政策的科学运行，有效促进了竞技运动水平的提升。
分析：政策环境、制度保障和各方面投入等这些因素决定着学校的发展方向和定位、制约着学校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和生态效益。具体到学校体育工作来说，对提高普通高校体育教学活动效果是至关重要的。
案例4：浙江农林大学以有组织的课外体育锻炼来改善人际关系。浙江农林大学为了进一步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发展，提高学生自我保健能力和体质健康水平，促进学生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使学生达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使学校形成良好的学风、校风，结合学校实际，制订了有计划、有组织的课外体育锻炼制度。在制度实施过程中，有专人进行组织指导和日常管理，突出了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培养。主要通过以下方法和手段来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1）克服自卑心理，提高交往意识；（2）拓展教材教法，培养交往能力；（3）提倡合作中竞争，避免消极影响；（4）加强人际关系，促进心理相容；（5）增强主体意识，培养良好品质。
分析：在体育教学中和谐、健康的师生、生生关系制约着学生的情感和行为，培养了学生互相帮助、团结友爱的良好品质，也发展了学生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激发学生积极向上的学习锻炼习惯和积极交往的情感，促进学生主动健康地交往。
（三）普通高校体育教学规范生态环境的合理构建
案例5：浙江农林大学校园体育文化的构建。浙江农林大学从学科特点和地域环境出发，将生态文化作为培育和强化校园文化特色的着力点，培养学生的生态素养，培养学生学会与人、与社会、与自然和谐相处，培养和谐、包容的生态精神。生态文化的教育贯穿学生的大学生活，通过开展“绿色文明”主题活动、节约型校园建设活动、专业教育和全校性生态伦理必选课的设置等，进一步树立生态理念，培养学生自觉成为生态文明的倡导者和传播者。
在校园体育文化的构建上，浙江农林大学通过多种渠道和利用各种方式积极营造学校体育文化氛围。
篮球项目是浙江农林大学的优势和品牌项目，多年的积淀使篮球文化在这里深入人心。学校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等，介绍篮球运动的发展史、篮球运动的锻炼价值，及其他篮球文化活动，让学生了解篮球文化。如每年的体育文化节所设定的篮球活动内容，充分地体现了人文思想内涵的身体健康教育，是身体文化教育的升华。这种正能量的辐射使得学校的各种体育活动蒸蒸日上。
分析：实践表明，体育文化的核心价值更多地体现了“化人”，即教化、塑造“生态人”。通过各式各样的体育文化活动既锻炼了同学们的组织能力，同时也为大学生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使学校体育从单纯的机体教学活动与文化隔离化状态下解脱出来，把体育活动变成既是体育又是文化，既是锻炼又是娱乐，既是运动又是教育，既是欣赏又能参与其中的一种和谐的校园文化。
基金项目：浙江农林大学人才启动项目（2010FR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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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校 篮球运动 锻炼 现状 研究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识码：A
1研究对象和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论文以烟台市普通高校女学生篮球运动锻炼现状为研究对象，随机抽取烟台市6所普通高校的360名女大学生为调查对象。
1.2研究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方法，对烟台市普通高校女学生篮球运动锻炼现状进行较全面的研究。问卷采取现场发放、回收的方式，共发放360，回收360份，有效问卷358，回收率100%，有效率99.40%。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烟台市普通高校女学生篮球运动锻炼态度分析
针对烟台市普通高校女学生篮球运动锻炼态度根据学生对篮球运动的喜欢程度分为特别喜欢、较喜欢、一般、不太喜欢、不喜欢5个等级做了调查，结合下饼状图显示：烟台市普通高校女学生篮球运动锻炼的5种态度特别喜欢、较喜欢、一般、不太喜欢、不喜欢分别有：36、80、127、81、34人，分别占调查总数的10.06%、22.35%、35.47%、22.63%、9.50%。可见，烟台市普通高校女学生篮球运动锻炼态度大多持一般、较喜欢和不太喜欢的中间态度，特别喜欢和不喜欢的相当占据仅占10%左右，由此可见，烟台市普通高校女学生篮球运动锻炼态度有待转变且具有较高的可塑造性。
2.2烟台市普通高校女学生篮球运动月锻炼时间分析
烟台市普通高校女学生篮球运动月锻炼时间做了调查做表并绘图，结合三维图得出：烟台市普通高校女学生篮球运动月锻炼时间偏低，≤5h、5h-10h、10h-15h、15h-20h、≥20h档次分别有：121、119、64、32、22人，占33.80%、33.24%、17.88%、8.94%、6.15%。月锻炼时间在20h以上者仅占6.15%，而在15h以下者占75%以上。由此可见，烟台市普通高校女学生篮球运动月锻炼参与时间较低，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2.3烟台市普通高校女学生篮球运动锻炼影响因素分析
对烟台市普通高校女学生篮球运动锻炼影响因素：场地器材限制、怕脏、怕晒、怕辛苦；对篮球运动不了解；师资力量不足，教法；学校的重视程度；怕对抗技术差，没自信这几方面做了调查，分别占据：6.15%、10.89%、31.01%、8.94%、13.97%、29.05%。分析折现柱状图，调查结果显示：对篮球运动不了解、怕对抗、技术差，没自信是影响烟台市普通高校女学生篮球运动锻炼的最主要制约因素，占到高达60.00%；其次是场地器材限制，怕脏、怕晒、怕辛苦，对篮球运动不了解，师资力量不足等。由此可见，对篮球运动不了解、怕对抗、技术差，没自信是影响烟台市普通高校女学生篮球运动锻炼的主导因素。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烟台市普通高校女学生篮球运动锻炼参与时间偏低，有待提高。锻炼态度大多持中间态度有待转变具有较高的可塑造性。学生兴趣不高、没有自信是影响其锻炼的最主要因素。
3.2建议
增加高校女学生接触篮球的渠道。教师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教学设施，学校组织高校女子篮球地区体系，增加高校女生接触篮球求，参与篮球，了解篮球的相关机会，努力构建高校篮球文化和环境。参与篮球，体验成功，积累自信，形成兴趣。根据学生的篮球水平，引导鼓励学生参与篮球，设置相应的目标，激励学生完成目标，体验篮球成功，不断积累篮球自信，帮助努力形成篮球参与习惯。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篮球运动，转变学生篮球运动的态度，形成篮球兴趣，使学生养成自觉的篮球运动锻炼习惯。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 普通话普及 调查 展望
一、引言
普通话是我国的通用语言，推广普通话是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重要内容。建国初期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其核心任务就是推广普通话;1982年，“推广普通话”工作载入宪法;1994年，国家语委等“三部委”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决定》，标志着普通话水平测试由学术和科研层面进入国家行政和应用推广层面。自此，我国对普通话普及情况的调查也明显增加。
我国大规模语言调查中涉及普通话普及度调查的有三次。第一次是2000年前后由教育部等9个部委组织实施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调查严格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通过问卷法调查了解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简化汉字等的使用情况。从公布的数据来看，截止2000年，全国能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人口比例为53.06%。该项调查全面反映了全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首次调查的实际，填补了国情调查中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空白。《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作为国家语委“语言生活绿皮书B系列2”，已由语文出版社正式出版。第二次是2010年由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负责组织、河北、江苏、广西三省（区）语委办参与的国家语委重点项目“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此次调查的主要目标是摸清自2000年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以来普通话的普及情况，因此调查方案的制定并没有脱离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基础。但是，在调查规模、调查内容和操作细节上此次调查都有所调整。此课题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谢俊英《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分析》（2011）;孙曼均《河北省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分析》（2011）;郭龙生《教育领域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分析》（2012）;戴红亮《广西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分析》（2012）;苏金智《江苏省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分析》（2012）等。从公布的数据来看，截止到2010年，河北省普通话普及率为73.30%，江苏省普通话普及率为70.67%，广西地区普通话普及率为80.75%，3省区的平均普通话普及率为74.91%，同2000年相比，增长了20多个百分点。第三次是2011年由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语言使用情况调查课题组进行的“澳门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该项目对澳门公共场合和大中小学生的普通话使用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是澳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专项调查。调查显示，普通话在澳门语言使用中排名第二;在正式场合，尤其是政府部门，普通话的使用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此次调查结果收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3）》港澳台专题中。这三次调查坚持了科学的调查方法，在调查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创新。但受人口基数、时间成本等因素的限制，调查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细化。
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的调查研究
在学术界密切关注普通话普及情况及相关问题的同时，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的调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根据搜集到的资料，本文将对各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的调查归为以下两大类：
（一）专门针对普通人群进行的调查
此类调查的文章主要有：戴红亮《广西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分析》（2012）。该文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入户调查，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从普通话作为母语、普通话能力、普通话在不同场合的使用等方面描述了广西普通话的普及情况。贾楠楠、刘晨红《银川市普通话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2013）在2010年三省普通话调查的基础上，所制定的调查问卷，增加了对普通话推广工作的了解程度、普通话的学习意愿等内容，对银川市三个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了问卷调查，得出银川市的普通话普及情况较好地结论。陈东芳《关于乌鲁木齐市农民工子女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研究》（2010）就乌市农民工子女的普通话使用情况和原因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她还运用观察法、访谈法对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叶清、陈利亚《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推普现状的调查及思考》（2011）通过走访阿克苏沙雅县，通过学习普通话的措施、群众的观念及政府宣传力度等方面，了解到南疆地区普通话推广的成效不理想。王秀旺《贵州彝汉双语和谐环境建设调研与启示》（2013）通过走访调查珠市彝族乡，发现绝大部分彝族村寨已形成了彝汉双语通用的环境。马米奇《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推广对策――以开远市大庄回族乡为例》（2014）不仅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当地人的普通话使用情况，而且对300名调查对象的语音面貌进行了分析。
此外，王远新《新疆喀什古城的语言生活――高台民居社区居民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调查》（2013）、孟红莉《新疆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的语言能力、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调查》（2013）、史晖《广西都安、罗城两县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研究》（2004）、周炜《农村居民的语言能力及语言使用》（2003）等都在针对少数民族进行语言使用情况调查时增加了普通话专项调查，这部分内容将是我们了解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的重要资料。
（二）专门针对特定人群进行的调查
1.专门针对教育领域人群进行的调查
学校是国家推广普通话的基础，以教师和学生为调查对象的文章主要有：贾晓玲《蒙古族师范生学习使用普通话现状的调查与分析》（2009）通过问卷调查，对比分析了蒙古族和汉族师范生的普通话使用情况，为学校针对蒙古族师范生推广普通话提供教学策略。与贾文相比，盛桂琴《乌鲁木齐市哈萨克族学生使用汉语现状分析》（2004）主要针对乌市哈萨克族大、中学生的普通话使用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王杰、付华丽《贵州省乡镇初级中学推广普通话的现状调查与研究》（2001）除了问卷调查，还采用访谈法、考察法，就乡镇初级中学的教师和学生的普通话使用现状进行了调查。杨鲤宁《浅析贵州少数民族青少年汉语言社会化问题――对侗族的个案分析》则从社会学的角度，通过个案法分析了侗族青少年在汉语社会化中存在的语音、词汇方面的问题，建议国家、学校、新闻媒体发挥推广普通话的作用。采用个案分析法的还有李君《贵州省民族杂居地区中小学教师普通话教学与推广――以贞丰县芳个案》（2010）、熊湘华《设置合理的课程体系，提高民族地区高师学生普通话水平――以贵阳学院为个案》（2012）、尕桑吉《安多藏区藏族学生汉语普通话的学习现状研究――以青海省南州第一民族高级中学为例》等。杜秀丽《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普通话水平调查研究》（2004）、阮茁茁《莆仙家庭语言教育与学校普通话推广现状调查》（2005）、刘凯《四川省民族杂居区普通话培训测试现状调擞胙芯俊罚2013）等文章采用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方法了解调查对象的普通话水平，归纳分析了普通话学习中存在的各种偏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效应对建议。而陈进《高校学生普通话面貌分析》（2012）则以调查对象的普通话水平测试成绩为研究样本，结合问卷调查真实展现了高校学生的普通话使用面貌。
此外，还有一些论文在研究少数民族学生语言使用情况的同时，也对其普通话使用能力进行了调查。如高建平《南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语言态度和语言能力调查研究》（2012）、叶俐丹《南宁壮族大学生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调查――以广西民族大学为例》（2014）等。
2.专门针对机关公务员人群进行的调查
从目前搜集到的资料来看，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公务员普通话使用情况的调查文章比较少，仅有两篇。即李秀《关于推进国家公务员普通话教学工作的思考――对内蒙古地区公务员使用普通话情况调查研究》（2005），《西部大开发与内蒙古地区公务员的普通话建设》（2005）。李文就内蒙古11个主要盟市的公务员进行了普通话问卷调查，问卷突出了公务员普通话水平的自我评价和对推普工作的认识等方面，并针对公务员群体提出了推广普通话的有效建议。
3.专门针对公共服务行业人群进行的调查
公共服务行业是推广普通话的“窗口”，但专门针对此类人群的调查较少。已有的资料主要集中于对新疆地区的调查，主要有：古丽扎尔・吾守尔《喀什从商人员语言使用现状调查分析》（2006）。该文发现在商业活动中，掌握双语的商人更容易达成交易。樊慧荣《哈密大十字商业街商户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研究》（2013）通过问卷、访谈和观察法，对比分析了大十字商业街维吾尔族和汉族商户的母语和汉语能力，还就他们对使用普通话的态度进行了专项调查。田真《新疆国际商贸城市场语言状况调查》（2014）调查发现商贸城经营户基本掌握普通话。
4.综合针对推广普通话重点领域人群的调查
党政机关、新闻媒体、教育系统、公共服务行业是国家推广普通话的四大领域。综合针对这四大领域人群进行调查的文章有：麻彩霞《内蒙古自治区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2008），《内蒙古自治区部分行业推广普通话存在的问题及对策》（2009）。后者对内蒙古地区的公务员、警务人员、教师、服务行业人员和医务人员等行业社会群体的普通话水平进行了研究，提出针对此类特定行业应逐步建立和完善普通话考核机制的建议。
调查地区的有：李永斌《提高普通话教学水平的策略分析》（2012）探讨了普通话使用人群，主要为干部职工、商贸人员和学生的普通话使用特点，并重点从学校教育方面提出了提高普通话教学的策略;南晓民《少数民族推广普通话概况研究》（2008）指出地区在公共服务行业和广播电视教育部门都以普通话为工作语言，少数民族说普通话的情况是地市好于县城，县城好于农区，农区好于牧区。
以新疆地区的普通话使用情况为研究对象的有：高莉琴《新疆的语言状况及推普方略研究》（2006）。其调查内容包括了各行各业的汉族群体和少数民族群体的普通话使用状况，调查结果反映了新疆各民族普通话的实际情况。李丽华《新疆少数民族推广普通话的现状与对策》（2004）、《南疆少数民族学汉语的现状调查与分析》（2005）就南北疆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在党政机关、公共服务行业、学校三个领域的使用现状进行了调查走访。刘燕《新疆少数民族推广普通话的现状及建议》（2008）则以和田地区党政机关、学校及公共服务行业少数民族普通话使用现状调查为例，指出新疆尤其是南疆推广普通话任重道远。
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研究中的不足与展望
目前，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的调查虽然已取得不少的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需在今后的研究中逐步改进与完善。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我国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的研究在调查空间和时间上需进一步深入。通过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尽管目前针对我国民族地区普通话使用情况的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从大的空间上来说，具体到各个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内容还是显得有点狭窄和单一;且就某一地区而言，调查范围往往集中在中心城市，缺少对乡镇、农村的调查;调查对象往往集中在学校、政府机关等人群，缺少对推广普通话的“窗口”――公共服务行业及广大普通人民群众尤其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广大普通人群的调查。从时间上来说，针对某一民族地区的调查在时间上缺少连续性，往往不能形成对这一地区普通话使用情况的动态反映。此外，我国少数民族居住分布的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在普通话普及度的调查上，还缺乏对民族聚居区尤其是像新疆、等偏远地区聚居程度较集中的少数民族普通话普及度的调查。我们认为，只有将调查的广度与深度结合起来，才能更全面、更宏观地把握我国民族地区的普通话普及情况。
二是在针对普通人群进行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时，有关普通话标准的界定还缺乏统一、规范的理论指导。由于普通话水平测试对调查对象在文化程度和职业等方面有一定的要求，且要求被测者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语音、词汇、语法及语言运用等方面的测试，在大规模的实际调研中操作难度较大。因此，对普通人群普通话程度的调查往往通过问卷中的问题来体现。如主要问题之一的“您觉得您的普通话程度怎么样？”针对这一问题，有的选项设计为：A能流利准确地使用，B能熟练使用但有些音不准，C能熟练使用但口音较重，D基本能交谈但不太熟练，E能听懂但不太会说，F能听懂一些但不会说，G听不懂也不会说。规定只要选择ABCD其中任何一个选项的人，这个调查对象就是会说普通话的人。但同样的问题，有的选项却是这样设计的：A程度好，没有口音;B程度较好，基本没口音;C程度一般，方音较重;D程度差，纯方言。规定选A的相当于二级甲等及以上的普通话，选B的相当于二级乙等，选C的相当于三级甲等，选D的相当于三级乙等或以下。普通话水平衡量标准的不统一势必会影响到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关于针对普通人群普通话标准的界定这一问题，还有待于在实践的基础上，结合社会语言的发展变化及各个调查地区的特点做进一步的探究。
三是学术界大多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得出的数据来了解样本人群普通话普及的情况。就抽样调查而言，一个好的抽样方案设计是调查成功的关键。调查者通过对所调地区整体的了解、掌握，采用PPS系统抽样的方法或分层抽样法等来确定样本市县和样本人群，这一点在所有调查中都得到了很好地贯彻和执行。至于后期的数据统计，当涉及到需要用样本情况来估算整体情况时，2000年《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及2010年河北、江苏、广西三省采用结合区县、城乡、性别等因素通过分层加权方式精确统计结果的方法，对此类相关调查的数据统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关于普通话普及情况的问卷设计，一般包括以下内容：（1）背景信息（2）普通话能力问题（3）普通话使用问题（4）普通话态度问题（5）普通话学习问题。背景信息一般包括调查对象的籍贯、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受教育程度等。普通话能力和普通话使用等相关问题的设置在调查中具有重要意义。普通话态度和普通话学习等问题的设置可以为今后进一步推广普及普通话提供必要的参考信息。由于不同的调查实施者关注的问题不同，调查时设置问题的侧重点也就不一样。但从整体来看，对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的主要问题的设置基本上都包括以上五个方面。
随着地域间交流的日益密切及国家推普政策的实施，民族地区的普通话使用情况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这需要语言学者们不断地关注民族地区的普通话普及情况，及时发现在普通话普及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对其进行科学引导、规范。然而，我国辽阔的地域和民族的差异决定了进行实际调查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只有通过有关部门、语言学界等多方合作，才能尽快实现民族地区普通话与全国其他地区同步通用，使普通话更好地为我国民族地区服务。
（本文是国家语委重大科研项目“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度抽样研究”[ZDA1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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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普通话普及情况研究是20世纪中后期新崛起的研究领域，按调查对象的不同对近些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的调查研究作一个基本的分类归纳，讨论已有研究的贡献和不足，并对研究提出未来的展望。
关键词 ：少数民族地区 普通话普及 调查 展望
一、引言
普通话是我国的通用语言，推广普通话是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重要内容。建国初期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其核心任务就是推广普通话；1982年，“推广普通话”工作载入宪法；1994年，国家语委等“三部委”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决定》，标志着普通话水平测试由学术和科研层面进入国家行政和应用推广层面。自此，我国对普通话普及情况的调查也明显增加。
我国大规模语言调查中涉及普通话普及度调查的有三次。第一次是2000年前后由教育部等9个部委组织实施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调查严格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通过问卷法调查了解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简化汉字等的使用情况。从公布的数据来看，截止2000年，全国能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人口比例为53.06%。该项调查全面反映了全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首次调查的实际，填补了国情调查中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空白。《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作为国家语委“语言生活绿皮书B系列2”，已由语文出版社正式出版。第二次是2010年由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负责组织、河北、江苏、广西三省（区）语委办参与的国家语委重点项目“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此次调查的主要目标是摸清自2000年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以来普通话的普及情况，因此调查方案的制定并没有脱离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基础。但是，在调查规模、调查内容和操作细节上此次调查都有所调整。此课题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谢俊英《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分析》（2011）；孙曼均《河北省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分析》（2011）；郭龙生《教育领域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分析》（2012）；戴红亮《广西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分析》（2012）；苏金智《江苏省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分析》（2012）等。从公布的数据来看，截止到2010年，河北省普通话普及率为73.30%，江苏省普通话普及率为70.67%，广西地区普通话普及率为80.75%，3省区的平均普通话普及率为74.91%，同2000年相比，增长了20多个百分点。第三次是2011年由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语言使用情况调查课题组进行的“澳门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该项目对澳门公共场合和大中小学生的普通话使用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是澳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专项调查。调查显示，普通话在澳门语言使用中排名第二；在正式场合，尤其是政府部门，普通话的使用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此次调查结果收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3）》港澳台专题中。这三次调查坚持了科学的调查方法，在调查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创新。但受人口基数、时间成本等因素的限制，调查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细化。
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的调查研究
在学术界密切关注普通话普及情况及相关问题的同时，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的调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根据搜集到的资料，本文将对各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的调查归为以下两大类：
（一）专门针对普通人群进行的调查
此类调查的文章主要有：戴红亮《广西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分析》（2012）。该文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入户调查，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从普通话作为母语、普通话能力、普通话在不同场合的使用等方面描述了广西普通话的普及情况。贾楠楠、刘晨红《银川市普通话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2013）在2010年三省普通话调查的基础上，所制定的调查问卷，增加了对普通话推广工作的了解程度、普通话的学习意愿等内容，对银川市三个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了问卷调查，得出银川市的普通话普及情况较好地结论。陈东芳《关于乌鲁木齐市农民工子女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研究》（2010）就乌市农民工子女的普通话使用情况和原因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她还运用观察法、访谈法对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叶清、陈利亚《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推普现状的调查及思考》（2011）通过走访阿克苏沙雅县，通过学习普通话的措施、群众的观念及政府宣传力度等方面，了解到南疆地区普通话推广的成效不理想。王秀旺《贵州彝汉双语和谐环境建设调研与启示》（2013）通过走访调查珠市彝族乡，发现绝大部分彝族村寨已形成了彝汉双语通用的环境。马米奇《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推广对策——以开远市大庄回族乡为例》（2014）不仅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当地人的普通话使用情况，而且对300名调查对象的语音面貌进行了分析。
此外，王远新《新疆喀什古城的语言生活——高台民居社区居民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调查》（2013）、孟红莉《新疆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的语言能力、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调查》（2013）、史晖《广西都安、罗城两县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研究》（2004）、周炜《西藏农村居民的语言能力及语言使用》（2003）等都在针对少数民族进行语言使用情况调查时增加了普通话专项调查，这部分内容将是我们了解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的重要资料。
（二）专门针对特定人群进行的调查
1.专门针对教育领域人群进行的调查
学校是国家推广普通话的基础，以教师和学生为调查对象的文章主要有：贾晓玲《蒙古族师范生学习使用普通话现状的调查与分析》（2009）通过问卷调查，对比分析了蒙古族和汉族师范生的普通话使用情况，为学校针对蒙古族师范生推广普通话提供教学策略。与贾文相比，盛桂琴《乌鲁木齐市哈萨克族学生使用汉语现状分析》（2004）主要针对乌市哈萨克族大、中学生的普通话使用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王杰、付华丽《贵州省乡镇初级中学推广普通话的现状调查与研究》（2001）除了问卷调查，还采用访谈法、考察法，就乡镇初级中学的教师和学生的普通话使用现状进行了调查。杨鲤宁《浅析贵州少数民族青少年汉语言社会化问题——对侗族的个案分析》则从社会学的角度，通过个案法分析了侗族青少年在汉语社会化中存在的语音、词汇方面的问题，建议国家、学校、新闻媒体发挥推广普通话的作用。采用个案分析法的还有李君《贵州省民族杂居地区中小学教师普通话教学与推广——以贞丰县芳个案》（2010）、熊湘华《设置合理的课程体系，提高民族地区高师学生普通话水平——以贵阳学院为个案》（2012）、尕桑吉《安多藏区藏族学生汉语普通话的学习现状研究——以青海省南州第一民族高级中学为例》等。杜秀丽《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普通话水平调查研究》（2004）、阮茁茁《莆仙家庭语言教育与学校普通话推广现状调查》（2005）、刘凯《四川省民族杂居区普通话培训测试现状调査与研究》（2013）等文章采用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方法了解调查对象的普通话水平，归纳分析了普通话学习中存在的各种偏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效应对建议。而陈进《西藏高校学生普通话面貌分析》（2012）则以调查对象的普通话水平测试成绩为研究样本，结合问卷调查真实展现了西藏高校学生的普通话使用面貌。
此外，还有一些论文在研究少数民族学生语言使用情况的同时，也对其普通话使用能力进行了调查。如高建平《南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语言态度和语言能力调查研究》（2012）、叶俐丹《南宁壮族大学生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调查——以广西民族大学为例》（2014）等。
2.专门针对机关公务员人群进行的调查
从目前搜集到的资料来看，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公务员普通话使用情况的调查文章比较少，仅有两篇。即李秀《关于推进国家公务员普通话教学工作的思考——对内蒙古地区公务员使用普通话情况调查研究》（2005），《西部大开发与内蒙古地区公务员的普通话建设》（2005）。李文就内蒙古11个主要盟市的公务员进行了普通话问卷调查，问卷突出了公务员普通话水平的自我评价和对推普工作的认识等方面，并针对公务员群体提出了推广普通话的有效建议。
3.专门针对公共服务行业人群进行的调查
公共服务行业是推广普通话的“窗口”，但专门针对此类人群的调查较少。已有的资料主要集中于对新疆地区的调查，主要有：古丽扎尔·吾守尔《喀什从商人员语言使用现状调查分析》（2006）。该文发现在商业活动中，掌握维汉双语的商人更容易达成交易。樊慧荣《哈密大十字商业街维汉商户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研究》（2013）通过问卷、访谈和观察法，对比分析了大十字商业街维吾尔族和汉族商户的母语和汉语能力，还就他们对使用普通话的态度进行了专项调查。田真《新疆国际商贸城市场语言状况调查》（2014）调查发现商贸城经营户基本掌握普通话。
4.综合针对推广普通话重点领域人群的调查
党政机关、新闻媒体、教育系统、公共服务行业是国家推广普通话的四大领域。综合针对这四大领域人群进行调查的文章有：麻彩霞《内蒙古自治区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2008），《内蒙古自治区部分行业推广普通话存在的问题及对策》（2009）。后者对内蒙古地区的公务员、警务人员、教师、服务行业人员和医务人员等行业社会群体的普通话水平进行了研究，提出针对此类特定行业应逐步建立和完善普通话考核机制的建议。
调查西藏地区的有：李永斌《提高西藏普通话教学水平的策略分析》（2012）探讨了西藏普通话使用人群，主要为干部职工、商贸人员和学生的普通话使用特点，并重点从学校教育方面提出了提高普通话教学的策略；南晓民《西藏少数民族推广普通话概况研究》（2008）指出西藏地区在公共服务行业和广播电视教育部门都以普通话为工作语言，少数民族说普通话的情况是地市好于县城，县城好于农区，农区好于牧区。
以新疆地区的普通话使用情况为研究对象的有：高莉琴《新疆的语言状况及推普方略研究》（2006）。其调查内容包括了各行各业的汉族群体和少数民族群体的普通话使用状况，调查结果反映了新疆各民族普通话的实际情况。李丽华《新疆少数民族推广普通话的现状与对策》（2004）、《南疆少数民族学汉语的现状调查与分析》（2005）就南北疆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在党政机关、公共服务行业、学校三个领域的使用现状进行了调查走访。刘燕《新疆少数民族推广普通话的现状及建议》（2008）则以和田地区党政机关、学校及公共服务行业少数民族普通话使用现状调查为例，指出新疆尤其是南疆推广普通话任重道远。
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研究中的不足与展望
目前，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的调查虽然已取得不少的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需在今后的研究中逐步改进与完善。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我国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的研究在调查空间和时间上需进一步深入。通过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尽管目前针对我国民族地区普通话使用情况的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从大的空间上来说，具体到各个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内容还是显得有点狭窄和单一；且就某一地区而言，调查范围往往集中在中心城市，缺少对乡镇、农村的调查；调查对象往往集中在学校、政府机关等人群，缺少对推广普通话的“窗口”——公共服务行业及广大普通人民群众尤其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广大普通人群的调查。从时间上来说，针对某一民族地区的调查在时间上缺少连续性，往往不能形成对这一地区普通话使用情况的动态反映。此外，我国少数民族居住分布的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在普通话普及度的调查上，还缺乏对民族聚居区尤其是像新疆、西藏等偏远地区聚居程度较集中的少数民族普通话普及度的调查。我们认为，只有将调查的广度与深度结合起来，才能更全面、更宏观地把握我国民族地区的普通话普及情况。
二是在针对普通人群进行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时，有关普通话标准的界定还缺乏统一、规范的理论指导。由于普通话水平测试对调查对象在文化程度和职业等方面有一定的要求，且要求被测者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语音、词汇、语法及语言运用等方面的测试，在大规模的实际调研中操作难度较大。因此，对普通人群普通话程度的调查往往通过问卷中的问题来体现。如主要问题之一的“您觉得您的普通话程度怎么样？”针对这一问题，有的选项设计为：A能流利准确地使用，B能熟练使用但有些音不准，C能熟练使用但口音较重，D基本能交谈但不太熟练，E能听懂但不太会说，F能听懂一些但不会说，G听不懂也不会说。规定只要选择ABCD其中任何一个选项的人，这个调查对象就是会说普通话的人。但同样的问题，有的选项却是这样设计的：A程度好，没有口音；B程度较好，基本没口音；C程度一般，方音较重；D程度差，纯方言。规定选A的相当于二级甲等及以上的普通话，选B的相当于二级乙等，选C的相当于三级甲等，选D的相当于三级乙等或以下。普通话水平衡量标准的不统一势必会影响到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关于针对普通人群普通话标准的界定这一问题，还有待于在实践的基础上，结合社会语言的发展变化及各个调查地区的特点做进一步的探究。
三是学术界大多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得出的数据来了解样本人群普通话普及的情况。就抽样调查而言，一个好的抽样方案设计是调查成功的关键。调查者通过对所调地区整体的了解、掌握，采用PPS系统抽样的方法或分层抽样法等来确定样本市县和样本人群，这一点在所有调查中都得到了很好地贯彻和执行。至于后期的数据统计，当涉及到需要用样本情况来估算整体情况时，2000年《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及2010年河北、江苏、广西三省采用结合区县、城乡、性别等因素通过分层加权方式精确统计结果的方法，对此类相关调查的数据统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关于普通话普及情况的问卷设计，一般包括以下内容：（1）背景信息（2）普通话能力问题（3）普通话使用问题（4）普通话态度问题（5）普通话学习问题。背景信息一般包括调查对象的籍贯、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受教育程度等。普通话能力和普通话使用等相关问题的设置在调查中具有重要意义。普通话态度和普通话学习等问题的设置可以为今后进一步推广普及普通话提供必要的参考信息。由于不同的调查实施者关注的问题不同，调查时设置问题的侧重点也就不一样。但从整体来看，对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的主要问题的设置基本上都包括以上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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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文化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文化包含意识形态，同时受意识形态的制约，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领域。文化的核心价值借助意识形态得以传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文化形式表现，意识形态的整合、渗透等功能借助于文化才得以更好的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文化能够形成这种良性的互补、互动关系，是因为文化本身就具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叠的内容。在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上，晚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探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思考和借鉴。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寄予厚望，指出要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的活力，兴起文化建设的新高潮，自觉主动地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使社会主义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文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那么，文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这里的文化指的是精神文化，在探讨文化对意识形态的作用时，我们首先要澄清的是文化是否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问题。
一、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
文化与意识形态是一种同心圆的关系，意识形态作为较高层次的社会意识，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带有强烈阶级意识的特殊文化，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制约、引导、规范着文化的表现形式。虽然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都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但文化的外延要比意识形态宽阔。意识形态与文化之间有很多重叠部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强烈的时代性等特征。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最重要的体现是价值合理，而文化的主体部分即精神文化的核心和本质同样是价值观念，［1］在价值取向方面，它们也存在着重叠。
文化属于上层建筑的观念领域，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因此，文化的内容是受特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而经济关系的核心是利益关系、阶级关系，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总是处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氛围中，人们的创作和想象不能脱离开特定的社会生活背景，人们的思维方式受到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本质属性之一，文化生产不是自由的创造，它在客观上总是受到一定阶级或集团利益的制约，从根本上与阶级或集团的利益相关，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哲学、道德、法律、政治学说，只能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生产。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思想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而看似最具有审美特性的文学艺术同样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
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大都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是马克思文学理论批评家中的“珍品”的伊格尔顿明确指出：文化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现实政治的问题。［2］(P43）他把文学与生产范畴结合起来，认为文学生产的不只是技巧、形式、内容或消遣对象，从本质上看，它就是意识形态的生产；当代西方最负盛名的文艺理论家詹姆逊指出：“意识形态并不是传达意义或用来进行象征性生产的东西；相反，审美行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而审美或叙事形式的生产将被看作是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行为，其功能就是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法’。”［3］（P67-68）同时，从概念的归属来看，由于意识形态并不是实体性概念，而是以经济政治关系为核心内容并对整个社会系统产生强烈辐射与解释效应的观念系统，因此，我们无法撇开意识形态来看待文化。撇开意识形态的纯粹的“美”或“文化”现象是不存在的，因为“美”不可能完全脱离“真”和“善”而独立存在，所以审美评价和审美选择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一种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
语言学看似远离意识形态，但语言的构成、句法也会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在考察西方近百年来句法的变化时，弗罗姆发现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名词，越来越少地使用动词，几十年前的西方人说“我忧虑”，而现在他们说“我有一个难题”，究其原因就是私有制使重占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入到人们的日常语法当中。［4］（P25-28）晚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强调这一点，在伊格尔顿看来，语言绝非中立的符号地带，而是“布满了政治历史的灾变留下的疤痕和裂隙，到处散落着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以及阶级斗争的废墟。语言学问题总是政治语言学的问题，在这个领域，进行着宗主国征服者与臣服者、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地区与全国、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争斗。”［5］（P54）可见，语言从一开始就是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东西，文学可以被视为是这种语言斗争的动因和结果。
在多数文学理论家看来，文学批评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性质，伊格尔顿就持这样的观点，他的论证也合情合理：既然文学理论的对象——文学已被论证为不是一个具有稳定文学本体的对象，而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文学理论则是对文学这种意识形态的反思，其本身也必然具有意识形态性。他认为文学与文学理论无非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支，文学批评明显带有现实功利性和目的性，因此也必然是一种政治行为，所以伊格尔顿自信地说：“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有政治性”，“‘纯’文学理论是一种学术神话”。［5］（P87）所以他倡导一种“革命批评”，要求“批评”充分利用自身的固有属性，积极发挥应用的政治功能，真正成为改造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话语实践活动，也就是要求激进批评家自觉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使“批评”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一部分。
在我国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将文化仅仅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政治的附属物，把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看成是文化的唯一性质。而现时一些学者所强调的文化研究的中立立场就源于中国知识分子对既往的、而且在今天仍然以各种形式在场的过分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的深深的、几乎是集体性的厌恶与拒斥，这种心理促使人文学者反过来不能正视意识形态，从而使自己所强调的中立立场反倒并不中立了。所以，在文化与意识形态两者的关系上，要防止两种倾向，即：将文化等同于意识形态或认为文化与意识形态毫不相干。社会的主要文化都与意识形态相关，意识形态是文化创造的决定性力量，人类文化正是通过意识形态得到发展。意识形态制约着文化创造的方向、方式、内容。意识形态生产和文化的生产是一个同体的过程，不仅意识形态的生产即是文化的生产，同样，文化的生产也是意识形态的生产，否认文化所代表的特殊利益和意愿，否认文化实际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实际上是一种片面的观点。
意识形态的作用，通过文化途径可以得到实现。因为意识形态是“人们在各个时代借以体验他们的社会的观念、价值和感情。而某些观念、价值和感情，我们只能从文学中获得。”［6］（P2-3）那么，文化对意识形态有什么作用？又通过什么途径影响意识形态？这是更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问题。
二、文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
文化因素虽属精神范畴，但却蕴含着无限的物质力量，它不仅是国家实力的源泉和动力，同时也是唯一能够渗透到任何领域、联结国家实力各要素的关键。20世纪中下半叶以来，西方国家越来越重视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对全球的无形影响和渗透。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更增强了西方国家对文化传播的重视，并且其目标和重点开始转向中国，而全球化浪潮更是给西方势力对我国进行文化和价值观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文化全球化已经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受到的冲击，如詹姆逊所指出的，现在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动权，可以通过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他们运用高科技传媒手段，以各种商业文化、影视文学或互联网为载体，通过各种渠道，全面宣扬西方的价值观、社会政治思想、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这就更迫切地需要我们去探索文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所起的作用。
1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就是对社会关系和思想文化的聚合作用和统领作用，使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处于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不是将越来越多的非主流意识形态排斥在外，而是将它们凝聚在自己周围，选择并吸纳非主流意识形态有益部分，引导并规范非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一主多样和谐不悖的意识形态格局，从而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从文化、观念等方面对不同的社会主体进行整合，以达成一种行动上的协调优化，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意识形态整合与军事征服和政权控制不同，不能主要依靠强力排斥和权力强制，而是通过思想交流和价值认同；而其整合功能是否发展或发展的程度如何，并不完全体现在对社会组织或社会成员观念的控制上，而是体现在社会成员的自觉认同和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上。如果依靠政权的强力去排斥、反对非主流意识形态，不仅会造成思想观念上的“大一统”局面，而且会带来人们心理上的逆反，造成形式上的虚假认同，这样更加不利于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
从文化、观念方面的整合有多种方法可以利用，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至少有6种战略:宣传一种价值和信仰；对于这种价值和信仰作出自我理解；把它普遍化与中立化；批判反对它的、并与之相竞争的信仰；排斥反对它的、并与之相竞争的思想原则；掩饰社会现实(神秘化)。［7］我们认为宣传、解释、批判、排斥都是常见的手法，而我们这里强调的是发挥文化的普遍性特性使人们认识、了解、接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文化的普遍性是体现在文化内涵中对自然、社会规律性认识的观念或思想，是一种真理性认识，这种真理包含符合人类需要和目的的价值理性。在这里我们需要去探询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相重叠的价值合理性，将意识形态所体现的阶级内涵与价值诉求转化为全社会普遍认同的观念和意识，因为较政治而言，文化属于公共领域，以知识形态出现的文化具有相对的普遍性，一种赤裸裸地用政治权力来为自己辩护的意识形态是没有“公共性”的，也无法表现自己的普遍性，“为了展示思想上的普遍性，各个阶级必须在公共领域中，必须在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必须在思想的斗争中展示自己思想的普遍性。”［8］只有这样，才能拓展自己的统合力和影响力，既为政权提供合法性基础，也为提高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提供可靠的保证。
文化作为人类精神生产的积极成果，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不仅科学理论具有普遍性，哲学、道德、法律思想具有普遍性，文学艺术作品通过艺术形象再现实际生活中的一般的、典型的东西，所以也具有普遍性。毛泽东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9］（P861）文艺作品既要立足现实，体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要求，又要具有提升现实生活的理想价值，提供一种超越现实且具有鼓舞人心力量的理想，这才是它的现实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将千差万别的价值取向加以协调与整合，形成共同的价值导向。比如，文艺复兴时期优秀作品的反封建、反教会、反神权、反蒙昧主义的精神和理想，既具有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又具有超越阶级性、超越时代性、超越民族性的全人类性，这是古往今来一切优秀作品的共同特色。
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其形成到确定为国家意识形态，其整合功能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是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成功以及各种文化手段对社会成员施加的影响从而使其达到普遍认同而实现的。只有达到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才能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与统合力。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更加强烈地认识到文艺作品的现实意义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他们认为在新世纪，文学艺术的发展在以下几个方面应有所作为：以地球生态主义为出发点，直面人类和整个地球的生态危机，从全球视野和人类关怀的视角建构起宏大的生态叙事空间；深入生活的底层，密切关注民生疾苦，重振现实主义文学的雄风；整合多元而杂乱的文学局面，继续抒写大众情怀。［10］这几个方面极大地彰显出“以人为本”、“公正”、“平等”、“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等社会主义理想价值，当这些价值通过文艺作品的传播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后，就会尽最大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实现就这样通过建构一种“普遍性”的观念而获得。以“普遍性”的形式出现符合意识形态的性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由于把美好的生活方式看做是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普遍改善，从而也把美好生活方式看成是自然的和普遍的，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仅感到满意、认同，而且其他社会也因此效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由于带有了这种“普遍性”的面目获得了支撑动力，开辟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2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性。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意识形态都具有强烈的渗透性，它不仅观念地存在着，还表现在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社会心理当中。正如阿尔都塞所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普遍的无意识结构，在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在人们的任何一种社会实践中，都存在着意识形态，这就是意识形态的渗透性。在当代社会，这种渗透性可谓无孔不入，不仅社会心理、日常生活，包括科学技术都被渗入了意识形态。为了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广泛而深入，我们就必须从文化入手，这里不仅涉及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也包括文化的功能，如教育、信息、评价、凝聚等，同时还有文化的传播方式，我们从文化的这几个方面各选其一探讨此问题。
从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来说，从语言着手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认识到意识形态对语言学的影响，人们开始注重研究语言表达方式如何有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性功能的实现。语言表达的简洁明快、朴素流畅、深入浅出、贴近生活，会使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更容易被人们认识、理解从而更加深入更加持久地渗入到人们的思想中，在这方面，毛泽东的语言艺术是宣传渗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典范。毛泽东活用成语、典故、警句，运用人民群众的语言，高度概括、巧用比喻、寓庄于谐，富有幽默感、亲和力，增加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与说服力，使马克思主义变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深入人心，具有言简意赅的中国形式和民族形式。毛泽东以自己独特的通俗易懂、形象生动、新鲜有力的语言，以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通俗化，并因而深入人心，整合了当时各种社会力量，成为改造社会、引导革命成功的宝贵经验。
文化的各种功能都会对意识形态的渗透产生作用，这从文化的评判功能就可以明显看到。文化的评判功能是指文化主体或文化生产者总是根据自己特定的利益需求来认识并评价社会的，在阶级利益的支配下，每一种文化形态总是对与自己性质相对立的经济和政治现实采取批判态度，对与自己同质的经济和政治现实采取维护的态度。当然，文化的批判功能并不仅仅局限于对不同性质的经济、政治形态及其所造成的社会现实的否定，而且也包括对同一性质的经济、政治形态造成的社会现实的批判，“这是同一性质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内部的自我批判，是推动社会形态自身矛盾解决的精神的、思想的力量，它以一种迂回的方式起到从根本上维护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形态的作用”，［11］这种文化评判不可能不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立场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文化评判氛围的长期熏陶下，整个社会的思维习惯、情感表达、行为动机和价值追求会逐渐趋同，从而导致社会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这样意识形态的外在强制性规范、思想指导就会逐渐内化为人们心理行为上的自觉自律，使人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动机在不知不觉中带上了意识形态的痕迹。
在当代社会，有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渗透的一个重要途径还有文化的多元传播方式。
人们的感受、感知以及价值观是通过传媒获得的，现代传媒成为人们理解认知世界以及价值观念形成的重要源泉。由于现代传媒及传播工具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我们应当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观依托信息而广泛传播，形成舆论攻势和广泛影响，从而为意识形态由理论转变为实践提供最好的途径。
西方传媒对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渗透，使我们看到了现代传媒在意识形态传播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在当今社会，现代传媒的网络化、影视化、感性化的转变，使传媒具备了便捷性、多元性、层次感、多角度特征，［12］不仅充满了一切时间和空间，而且压缩了时空距离，负载着各种各样的文化价值信息，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形式对大众进行思想渗透和价值引导。现代传媒不仅是信息传递、文化传播的过程，也是社会价值观不断被建构、传送、强化和人们接受教化的过程，因为传媒对现实的报道和反映，是从现实中选取自己认为重要的部分，该报道什么，不该报道什么，详与略的取材完全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式，通过为公众设置舆论议题，形成评价规范，从而引导社会舆论。现代传媒拓展了传播的空间，不仅能控制人的思想，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而且渗透到人的心理结构，从而使人自觉自愿地接受这种控制。所以，现代传媒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不断使意识形态贴近大众，在意识形态渗透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如果我们的文化工作者能够充分地利用这些传播工具，将抽象的理论和价值观转化为大众能接受的浅显易懂的道理，就能够通过各种形式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到大众中去，转化为实践行动。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要积极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坚持正确导向，弘扬社会正气。在进行价值观的引导和宣传时，传媒要注重话语系统的建设和发展，丰富话语系统，注重文风。传媒要重视受众的感受，认真地考察和研究：舆论的对象目标人群是哪些，这些目标人群有些什么样的需要，应怎样满足这些需要。这样才能对话语方式和语言做出改进，才能使受众接受正确的价值引导。当然还要注重改善文风，研究和探索既符合传媒规律又符合市场规律的新时代宣传工作，使宣传更具亲和力、感染力，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从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出发，倾听群众的呼声，反映群众的意见，体现人文关怀，彰显文化意蕴。
文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渗透所起的作用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文化的普遍性也可以对意识形态起到渗透的作用，语言、文化理论、传媒也可以起到整合的作用，我们这里只是为了问题的探讨才作了这样的划分。文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来说都是巨大的，其中所蕴含的各种方法和途径还有待于我们继续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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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
［摘要］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文化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文化包含意识形态，同时受意识形态的制约，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领域。文化的核心价值借助意识形态得以传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文化形式表现，意识形态的整合、渗透等功能借助于文化才得以更好的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文化能够形成这种良性的互补、互动关系，是因为文化本身就具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叠的内容。在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上，晚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探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思考和借鉴。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寄予厚望，指出要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的活力，兴起文化建设的新高潮，自觉主动地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使社会主义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文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那么，文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这里的文化指的是精神文化，在探讨文化对意识形态的作用时，我们首先要澄清的是文化是否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问题。
一、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
文化与意识形态是一种同心圆的关系，意识形态作为较高层次的社会意识，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带有强烈阶级意识的特殊文化，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制约、引导、规范着文化的表现形式。虽然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都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但文化的外延要比意识形态宽阔。意识形态与文化之间有很多重叠部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强烈的时代性等特征。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最重要的体现是价值合理，而文化的主体部分即精神文化的核心和本质同样是价值观念，［1］在价值取向方面，它们也存在着重叠。
文化属于上层建筑的观念领域，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因此，文化的内容是受特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而经济关系的核心是利益关系、阶级关系，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总是处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氛围中，人们的创作和想象不能脱离开特定的社会生活背景，人们的思维方式受到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本质属性之一，文化生产不是自由的创造，它在客观上总是受到一定阶级或集团利益的制约，从根本上与阶级或集团的利益相关，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哲学、道德、法律、政治学说，只能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生产。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思想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而看似最具有审美特性的文学艺术同样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
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大都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是马克思文学理论批评家中的“珍品”的伊格尔顿明确指出：文化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现实政治的问题。［2］(P43）他把文学与生产范畴结合起来，认为文学生产的不只是技巧、形式、内容或消遣对象，从本质上看，它就是意识形态的生产；当代西方最负盛名的文艺理论家詹姆逊指出：“意识形态并不是传达意义或用来进行象征性生产的东西；相反，审美行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而审美或叙事形式的生产将被看作是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行为，其功能就是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法’。”［3］（P67-68）同时，从概念的归属来看，由于意识形态并不是实体性概念，而是以经济政治关系为核心内容并对整个社会系统产生强烈辐射与解释效应的观念系统，因此，我们无法撇开意识形态来看待文化。撇开意识形态的纯粹的“美”或“文化”现象是不存在的，因为“美”不可能完全脱离“真”和“善”而独立存在，所以审美评价和审美选择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一种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
语言学看似远离意识形态，但语言的构成、句法也会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在考察西方近百年来句法的变化时，弗罗姆发现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名词，越来越少地使用动词，几十年前的西方人说“我忧虑”，而现在他们说“我有一个难题”，究其原因就是私有制使重占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入到人们的日常语法当中。［4］（P25-28）晚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强调这一点，在伊格尔顿看来，语言绝非中立的符号地带，而是“布满了政治历史的灾变留下的疤痕和裂隙，到处散落着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以及阶级斗争的废墟。语言学问题总是政治语言学的问题，在这个领域，进行着宗主国征服者与臣服者、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地区与全国、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争斗。”［5］（P54）可见，语言从一开始就是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东西，文学可以被视为是这种语言斗争的动因和结果。
在多数文学理论家看来，文学批评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性质，伊格尔顿就持这样的观点，他的论证也合情合理：既然文学理论的对象——文学已被论证为不是一个具有稳定文学本体的对象，而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文学理论则是对文学这种意识形态的反思，其本身也必然具有意识形态性。他认为文学与文学理论无非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支，文学批评明显带有现实功利性和目的性，因此也必然是一种政治行为，所以伊格尔顿自信地说：“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有政治性”，“‘纯’文学理论是一种学术神话”。［5］（P87）所以他倡导一种“革命批评”，要求“批评”充分利用自身的固有属性，积极发挥应用的政治功能，真正成为改造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话语实践活动，也就是要求激进批评家自觉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使“批评”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一部分。
在我国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将文化仅仅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政治的附属物，把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看成是文化的唯一性质。而现时一些学者所强调的文化研究的中立立场就源于中国知识分子对既往的、而且在今天仍然以各种形式在场的过分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的深深的、几乎是集体性的厌恶与拒斥，这种心理促使人文学者反过来不能正视意识形态，从而使自己所强调的中立立场反倒并不中立了。所以，在文化与意识形态两者的关系上，要防止两种倾向，即：将文化等同于意识形态或认为文化与意识形态毫不相干。社会的主要文化都与意识形态相关，意识形态是文化创造的决定性力量，人类文化正是通过意识形态得到发展。意识形态制约着文化创造的方向、方式、内容。意识形态生产和文化的生产是一个同体的过程，不仅意识形态的生产即是文化的生产，同样，文化的生产也是意识形态的生产，否认文化所代表的特殊利益和意愿，否认文化实际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实际上是一种片面的观点。
意识形态的作用，通过文化途径可以得到实现。因为意识形态是“人们在各个时代借以体验他们的社会的观念、价值和感情。而某些观念、价值和感情，我们只能从文学中获得。”［6］（P2-3）那么，文化对意识形态有什么作用？又通过什么途径影响意识形态？这是更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问题。
二、文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
文化因素虽属精神范畴，但却蕴含着无限的物质力量，它不仅是国家实力的源泉和动力，同时也是唯一能够渗透到任何领域、联结国家实力各要素的关键。20世纪中下半叶以来，西方国家越来越重视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对全球的无形影响和渗透。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更增强了西方国家对文化传播的重视，并且其目标和重点开始转向中国，而全球化浪潮更是给西方势力对我国进行文化和价值观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文化全球化已经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受到的冲击，如詹姆逊所指出的，现在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动权，可以通过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他们运用高科技传媒手段，以各种商业文化、影视文学或互联网为载体，通过各种渠道，全面宣扬西方的价值观、社会政治思想、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这就更迫切地需要我们去探索文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所起的作用。
1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就是对社会关系和思想文化的聚合作用和统领作用，使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处于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不是将越来越多的非主流意识形态排斥在外，而是将它们凝聚在自己周围，选择并吸纳非主流意识形态有益部分，引导并规范非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一主多样和谐不悖的意识形态格局，从而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从文化、观念等方面对不同的社会主体进行整合，以达成一种行动上的协调优化，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意识形态整合与军事征服和政权控制不同，不能主要依靠强力排斥和权力强制，而是通过思想交流和价值认同；而其整合功能是否发展或发展的程度如何，并不完全体现在对社会组织或社会成员观念的控制上，而是体现在社会成员的自觉认同和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上。如果依靠政权的强力去排斥、反对非主流意识形态，不仅会造成思想观念上的“大一统”局面，而且会带来人们心理上的逆反，造成形式上的虚假认同，这样更加不利于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
从文化、观念方面的整合有多种方法可以利用，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至少有6种战略:宣传一种价值和信仰；对于这种价值和信仰作出自我理解；把它普遍化与中立化；批判反对它的、并与之相竞争的信仰；排斥反对它的、并与之相竞争的思想原则；掩饰社会现实(神秘化)。［7］我们认为宣传、解释、批判、排斥都是常见的手法，而我们这里强调的是发挥文化的普遍性特性使人们认识、了解、接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文化的普遍性是体现在文化内涵中对自然、社会规律性认识的观念或思想，是一种真理性认识，这种真理包含符合人类需要和目的的价值理性。在这里我们需要去探询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相重叠的价值合理性，将意识形态所体现的阶级内涵与价值诉求转化为全社会普遍认同的观念和意识，因为较政治而言，文化属于公共领域，以知识形态出现的文化具有相对的普遍性，一种裸地用政治权力来为自己辩护的意识形态是没有“公共性”的，也无法表现自己的普遍性，“为了展示思想上的普遍性，各个阶级必须在公共领域中，必须在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必须在思想的斗争中展示自己思想的普遍性。”［8］只有这样，才能拓展自己的统合力和影响力，既为政权提供合法性基础，也为提高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提供可靠的保证。
文化作为人类精神生产的积极成果，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不仅科学理论具有普遍性，哲学、道德、法律思想具有普遍性，文学艺术作品通过艺术形象再现实际生活中的一般的、典型的东西，所以也具有普遍性。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9］（P861）文艺作品既要立足现实，体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要求，又要具有提升现实生活的理想价值，提供一种超越现实且具有鼓舞人心力量的理想，这才是它的现实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将千差万别的价值取向加以协调与整合，形成共同的价值导向。比如，文艺复兴时期优秀作品的反封建、反教会、反神权、反蒙昧主义的精神和理想，既具有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又具有超越阶级性、超越时代性、超越民族性的全人类性，这是古往今来一切优秀作品的共同特色。
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其形成到确定为国家意识形态，其整合功能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是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成功以及各种文化手段对社会成员施加的影响从而使其达到普遍认同而实现的。只有达到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才能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与统合力。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更加强烈地认识到文艺作品的现实意义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他们认为在新世纪，文学艺术的发展在以下几个方面应有所作为：以地球生态主义为出发点，直面人类和整个地球的生态危机，从全球视野和人类关怀的视角建构起宏大的生态叙事空间；深入生活的底层，密切关注民生疾苦，重振现实主义文学的雄风；整合多元而杂乱的文学局面，继续抒写大众情怀。［10］这几个方面极大地彰显出“以人为本”、“公正”、“平等”、“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等社会主义理想价值，当这些价值通过文艺作品的传播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后，就会尽最大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实现就这样通过建构一种“普遍性”的观念而获得。以“普遍性”的形式出现符合意识形态的性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由于把美好的生活方式看做是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普遍改善，从而也把美好生活方式看成是自然的和普遍的，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仅感到满意、认同，而且其他社会也因此效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由于带有了这种“普遍性”的面目获得了支撑动力，开辟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2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性。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意识形态都具有强烈的渗透性，它不仅观念地存在着，还表现在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社会心理当中。正如阿尔都塞所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普遍的无意识结构，在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在人们的任何一种社会实践中，都存在着意识形态，这就是意识形态的渗透性。在当代社会，这种渗透性可谓无孔不入，不仅社会心理、日常生活，包括科学技术都被渗入了意识形态。为了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广泛而深入，我们就必须从文化入手，这里不仅涉及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也包括文化的功能，如教育、信息、评价、凝聚等，同时还有文化的传播方式，我们从文化的这几个方面各选其一探讨此问题。
从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来说，从语言着手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认识到意识形态对语言学的影响，人们开始注重研究语言表达方式如何有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的实现。语言表达的简洁明快、朴素流畅、深入浅出、贴近生活，会使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更容易被人们认识、理解从而更加深入更加持久地渗入到人们的思想中，在这方面，的语言艺术是宣传渗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典范。活用成语、典故、警句，运用人民群众的语言，高度概括、巧用比喻、寓庄于谐，富有幽默感、亲和力，增加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与说服力，使马克思主义变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深入人心，具有言简意赅的中国形式和民族形式。以自己独特的通俗易懂、形象生动、新鲜有力的语言，以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通俗化，并因而深入人心，整合了当时各种社会力量，成为改造社会、引导革命成功的宝贵经验。
文化的各种功能都会对意识形态的渗透产生作用，这从文化的评判功能就可以明显看到。文化的评判功能是指文化主体或文化生产者总是根据自己特定的利益需求来认识并评价社会的，在阶级利益的支配下，每一种文化形态总是对与自己性质相对立的经济和政治现实采取批判态度，对与自己同质的经济和政治现实采取维护的态度。当然，文化的批判功能并不仅仅局限于对不同性质的经济、政治形态及其所造成的社会现实的否定，而且也包括对同一性质的经济、政治形态造成的社会现实的批判，“这是同一性质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内部的自我批判，是推动社会形态自身矛盾解决的精神的、思想的力量，它以一种迂回的方式起到从根本上维护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形态的作用”，［11］这种文化评判不可能不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立场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文化评判氛围的长期熏陶下，整个社会的思维习惯、情感表达、行为动机和价值追求会逐渐趋同，从而导致社会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这样意识形态的外在强制性规范、思想指导就会逐渐内化为人们心理行为上的自觉自律，使人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动机在不知不觉中带上了意识形态的痕迹。在当代社会，有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渗透的一个重要途径还有文化的多元传播方式。
人们的感受、感知以及价值观是通过传媒获得的，现代传媒成为人们理解认知世界以及价值观念形成的重要源泉。由于现代传媒及传播工具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我们应当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观依托信息而广泛传播，形成舆论攻势和广泛影响，从而为意识形态由理论转变为实践提供最好的途径。
西方传媒对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渗透，使我们看到了现代传媒在意识形态传播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在当今社会，现代传媒的网络化、影视化、感性化的转变，使传媒具备了便捷性、多元性、层次感、多角度特征，［12］不仅充满了一切时间和空间，而且压缩了时空距离，负载着各种各样的文化价值信息，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形式对大众进行思想渗透和价值引导。现代传媒不仅是信息传递、文化传播的过程，也是社会价值观不断被建构、传送、强化和人们接受教化的过程，因为传媒对现实的报道和反映，是从现实中选取自己认为重要的部分，该报道什么，不该报道什么，详与略的取材完全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式，通过为公众设置舆论议题，形成评价规范，从而引导社会舆论。现代传媒拓展了传播的空间，不仅能控制人的思想，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而且渗透到人的心理结构，从而使人自觉自愿地接受这种控制。所以，现代传媒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不断使意识形态贴近大众，在意识形态渗透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赣方言是汉语七大方言区中通行面积较小，使用人口最少的一个方言，主要分布在江西省赣江中下游、抚河流域和鄱阳湖地区，以及湘东、鄂东南、皖西南、闽西北等部分地区。赣方言研究起步较晚，基础相对薄弱。20世纪30年代以前，只有一些地方志对方言词汇有过零星而不成系统的记录。赣方言的系统研究始于罗常培先生于1936年完成的《临川音系》。1979年，《方言》季刊创刊，熊正辉先生率先在上面就南昌方言发表系列论文，从此揭开了赣方言研究的新篇章。此后，各地学术刊物上陆续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并出现了几部重要的学术专著，如李如龙、张双庆主编的《客赣方言调查报告》(1992)等。就目前的成果而言，研究关注的重点主要在于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研究，而影响赣方言发展的语言态度相关研究则极为薄弱，赣方言的语言生态现状也未引起足够对重视。语言态度对赣方言对语言生态，如语音、词汇和语法有极为重大的影响，国务院正式批复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中明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包括南昌、景德镇、鹰潭三市，以及九江、新余、抚州、宜春、上饶、吉安市的部分县(市、区)，共38个县(市、区)，国土面积为5．12万平方公里。从语言区位来看，国务院所批复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包含了赣方言的绝大部分区域和地处安徽、湖北与江西三省交汇区域。因此，我们研究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赣方言语言生态对于研究赣方言来讲极具代表性。因此，有必要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赣方言进行充分而详实的语言态度研究。 一、研究内容、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内容 本文的研究将全面考虑各种影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不同人群对赣方言态度的主客观因素，内容拟包括不同考察对象的性别、年龄、居住场所、工作场所、受教育程度和其所接触的各类媒体，以及外来人口、外出返乡人口和邻近地方方言等各种因素，以期综合反映形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个群体对待赣方言语言态度的各类因素。 (二)研究对象 组织专门人员对该区不同人群对赣方言和普通话的语言态度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对象拟根据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进行分类，将该地区被调查人口分为高中文化水平以下者，大学及以上高等教育者，以及文化水平不高又接触到现代先进文化的外出务工人员。 (三)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式，以期客观地反映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不同人群对赣方言和普通话的语言态度。 二、语言态度数据分析 本次调查下发调查问卷300份，收回289份，有效份数272份，符合有效分析相关要求。使用SPSS软件对收集的不同群体对待赣方言和普通话语言态度的第一手资料进行科学数据统计分析，使课题研究在科学量化基础上进行，以确保后续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通过使用SPSS软件对收集的不同群体对待赣方言和普通话语言态度进行如下科学数据统计分析。 (一)普通话与赣方言熟悉程度比较分析 通过表一，我们可以看出该地区人群在对普通话和赣方言的熟悉程度上都存在着较高的熟悉度。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人们虽然较倾向于使用赣方言，而且利用赣方言交流起来更加流利，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们使用普通话交流的能力也越来越高，绝大部分人可以利用普通话进行基本交流，大部分人甚至可以实现流利交流，没有语言沟通障碍。 (二)不同性别人群对普通话接受程度比较分析 通过表二不同性别人群对普通话与赣方言接受程度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人们在性别方面对普通话和赣方言的接受程度有些许差别，例如相比而言，男性使用赣方言的程度要比女性大些，女性更倾向于使用普通话。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在对待普通话的程度上都是较为包容的，对待普通话的接受程度不是特别低于对待赣方言的接受程度的。 (三)不同文化程度人群对普通话与赣方言接受程度比较分析 通过表四不同文化程度人群对普通话与赣方言接受程度比较，可以看出人们文化程度的不同很大地影响了人们对普通话与赣方言的接受程度，即文化程度的高低与接受普通话的程度成正比，而与接受赣方言的程度却成反比。 三、结论 通过调查结果分析，可以看出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们较倾向于使用赣方言，但在接受了中学文化程度以后就慢慢地提高了对普通话的接受程度。例如，小学及以下教育层次的人对赣方言的接受程度高达71%，但对普通话的接受程度却只有56%，只达到了受此教育水平人数的一半。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例如，受过中学层次的教育以后，该群体对普通话的接受程度明显有了较大提高，而对赣方言的接受程度也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在受调查的接受过中学教育的人当中，对普通话的接受程度达到了85%，而对赣方言的接受程度依然维持在70%左右。而受过大专及以上程度教育的人们则基本上完全接受了普通话，基本上完全是以普通话作为自己的首选语言进行交流，慢慢地将赣方言搁置在了一边或很少使用，对赣方言的接受程度降到了24%。这也就意味着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交流时基本是以普通话为主，只有在很少的特定场合才会以赣方言为主。 通过以上实地调研结果和数据分析，可以看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不同群体对赣方言和普通话所持有的不同的语言态度，并且对该区赣方言语言生态现状造成了多种影响。由此可以得出普通话逐渐渗透进入赣方言，导致赣方言的适用范围与使用程度都在下降，当地各类人群对赣方言的接受程度也在逐渐降低的结论，因此，赣方言亟需保护与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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