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近年来最为活跃的文学研究领域之一,所取得的成就正酝酿着新的突破,所存在的问题则需要引起充分重视。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就是这样一个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认真反思的理论命题或研究思路。这一理念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人为地把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混为一谈,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当代文学的本质特征,从而影响和限制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如叶维廉所说的研究“模子”,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就已经埋下伏笔。1953年8月,王瑶先生出版了上下两册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着作。按照温儒敏等先生的说法,“该书第一次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17-1949)这一段文学的变迁作为完整独立的形态,进行科学的、历史的、体系化的描述,奠定了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格局。从当代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该书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该书在下册增列了一个约3万字的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的(附录),集中介绍了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来到该书1952年5月完稿时的文学发展概况,包括“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文艺普及工作与工农兵群众文艺活动”、“戏曲改革工作”、“理论批评与思想斗争”、“创作情况”、“文艺界整风运动”等。这就开创了一种先例,或者说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的雏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延续,可以和应该沿用中国现代文学的理念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但由于那时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都还处于初创阶段,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冲击,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研究思路并没有得到有效推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和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研究思路的再度提出并产生更大的影响,是新时期以后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先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和陈思和先生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则是上述观点的集大成。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其基本观点就是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根据这样一种基本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显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所谓的内在一致性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文学现代性以及现代汉语文学的讨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有时候人们甚至就用现代文学的概念来指称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体化的研究思路或者说研究“模子”也就具有了无可争辩的合理性。这种研究思路假定,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完全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或者说在当代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社会性质和美学特征等方面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是可以成立的,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完全适合当代文学研究。
应该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及其研究思路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并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都是现代汉语文学,而且在时间上具有某种连续性,同时现当代文学作家队伍的构成也有着某种一致性。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而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多是现代文学史上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而且其中不少作家此后继续在当代文学创作上取得成就。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所说的现当代文学的内在一致性,情况则较为复杂。一方面,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的确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和历史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把中国当代文学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有助于从一个方面深化人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认识。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当代文学既具有跟现代文学相同或相近的一些特征,更有着现代文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学所没有的一些重要特征,甚至是一些重大的基本特征。没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中国当代文学就不成其为当代文学。在我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在深化了对当代文学认识的同时,也遮蔽了当代文学某些最为重要的基本特征,遮蔽了当代文学之为当代文学的特殊性。
二
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是我们为深入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征和规律而提出来的一个命题,同时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并不仅仅是指当代文学在一些局部上或外部表现形态上具有自己的某些特点,而是说中国当代文学在一些根本性质和基本形态上具有与现代文学完全不同的特征。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也不否认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是从现代文学发展而来,而且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视文学艺术的国度。不仅中国古代政府设立过采诗的官府和以诗取士的制度,对文学艺术的地位给与很高的推崇,而且普通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深刻打上了文学艺术的烙印,甚至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地步。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基本上仍处于一种自由的和自发的状态。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的创作不受政治经济和重大社会事件的影响和制约,更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缺乏社会责任感。恰恰相反,中国古代文学一直具有一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所谓“文以载道”的儒家文学思想传统。问题在于,所有这些所谓的文统和道统,都主要取决于作家的理解和感同身受而产生不同的作用。换言之,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尽管受到官府和民间的广泛重视,但主要是靠作家的自由创作来给予推动的,并没有成为国家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既没有设立专门管理文学艺术的机构,也没有把文学艺术的发展列入国家总体规划,甚至也没有形成对于文学艺术统一的指导思想。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在总体上属于作家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而不是国家的文学。有限的文学研究也主要是研究作家的创作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学现象。
摘 要：古体诗是我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精粹，不论是文学水平还是影响范围都很深远。但是在现当代文学史当中，古体诗词的处境十分尴尬，其与现代语法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评价，甚至有当代文学家认为其属于僵化的文学形式，也导致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词并没有记录进现当代文学史当中。本文即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收录现当代人古体诗词作品进行批评，首先介绍了现当代文学史相关方面的理论和著作，并说明了反对古体诗词录入现当代文学史的各类观点，最终阐述了对这类观点的批评，以期能为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古体诗词；反对入史；批评
新文化运动开展至今，我国现当代文学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语法、写作技巧等也随之更迭，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成为了官方语言，并且在新中国建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和发展，使得现当代文学更加的成熟。与此同时，文学研究者也在进一步编纂现当代文学史，对不断发表的优秀文章和现代诗歌予以记录和传播。但其中包含一种怪相，即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词并未被收录到现当代文学史当中，似乎已经完全被现代诗淹没。
一、现当代文学史教材和资料的概述
新中国建立后对现当代文学史的整理和研究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目前国内的相关文史资料、稿件等的数量也非常巨大，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个种类，分别是著作、教材以及专业性书籍。这类书籍当中录入了大量的现当代文学作品，绝大部分是以白话文的方式创作，其中所收录的古体诗词是历史上影响力较大的，但对于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词则鲜有录入，即便录入也是等伟人创作的诗歌，而这一部分仅仅是处于政治宣传和教育的考虑，并不是对古体诗词本身的评价。
（一）“新文化”时期现代文学史概述
我国最早对现代文学进行研究的著作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当时国内著名学者胡适先生就创作了《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并在随后整理的文集当中也有收录，该文章从白话文的角度对现代诗歌、小说、散文以及话剧等进行了论述，也算是正式为文言文和白话文使用表明了界限。胡适先生始终认为现代诗歌已经超越了古体诗词，更加具有自由性，这属于文学本身的进步，或者可以说是一种“进化”，并批评古体诗词本身约束条件过多，导致了其格式呆板，容易相互模仿。这也就说明，胡适先生本身并不欣赏和赞同古体诗词在现代文学当中的地位，而这一观点提出后迅速得到了当时文学界各学者的认同，也成为了当时乃至如今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评价依据。当时中国正处于新旧时代的交替阶段，新文化的诞生亦如历史的更迭无法阻挡，因此文学研究自然要从“新”处着手，也就使得古体诗词成为了更加边缘化的事物[1]。
（二）建国后现当代文学史概述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最初进入了几年动荡的时代，随之而来的是现代文化的负性和深入研究，尤其是改革开发以后我国进一步提出了现代教育的改革，文学研究者们也开始从各种不同角度对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就已经创作并发表了诸多文学研究作品，例如《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现代中国文学史》、《新文学史纲》等。该时期相关研究者所持有的观点仍然带有阶级化、革命化的特征，因此绝大多数学者均对新文学推崇备至，因此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词也就无法获得学者们的认可。直至80年代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转型时代，国内民众思想解放，学者们的研究方向也开始由单纯的革命性转变为审美性，由此也引发了国内文学史“重铸”的呼声。之后国内出版的很多文学史方面丛书也对现当代各类作品进行了重新的审视，部分通俗文学也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另外，在这其中还出现了很多针对于现代诗评价的著作，例如《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中国现代分体诗歌史》等，由此现代学者对于古体诗词的排斥性更为明显，导致文学史重铸后仍然对原有的部分现代人创作的古体诗词进行研究，而没有加入后期创作的全新内容[2]。
（三）当代文学史教材概述
文学史教材是当代文学史专业学生所使用的教学材料，其所具有的专业性更为明显，并且与文学史专著相比更加具有包容性。因为这类书籍的重心在于知识的传递，因此在创作方面所持有的态度更加的公平和严谨。但也就是在这类包容性较大的图书当中，仍然未收录足够的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词，这不禁令人唏嘘。
二、反对现代人创作古体诗词录入现当代文学史的观点
在通常情况下，对于文学的研究应该秉持公平的态度，现代人所创作的白话文和文言文、古体诗和现代诗等本身不应该进行区别对待，但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实际研究当中对于现代人创作的古体诗具有很强的排斥性，这种将“旧”文学排斥在“新”文化研究之外的方式使得现代文学史研究趋于局限性[3]。虽然有部分学者努力为现代人创作的古体诗寻求应有的“地位”，但绝大多数学者仍然对其表示反对，甚至很多学者在公开的研讨会议上表示了对其的评判，其观点具体如以下几点：
（一）古体诗形式老套
最早国内将古典诗词称之为“旧体诗”，并且是由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主席所提出的，意在将其与新体诗相对应，因此现代文学研究者提出古体诗词的形式陈旧老套。现代著名文学家胡适先生认为，古体诗词之所以在上个世纪初期开始没落，与其自身形式陈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新文化的发展需要打破这种桎梏，由此在文学发展史当中彻底否定了古体诗的地位和作用，使之开始游离于主流文学创作之外[4]。同时，现代大多数文学研究者认为，古体诗词本身对于用词、格式、音韵等的要求已经达到了“严苛”的地步，这样会束缚住文学创作当中的自由性，不利于人们情感的自我发散，因此其已经是过时的文学[5]。
（二）古体诗思想停
现代文学研究者认为，古体诗本身所表达出的感情十分有限，并且由于其文学形式的制约导致创作时无法更自由的思考，不能承载现代人多元化的思想，而只有白话文或通俗语言才能够更好地传达这种现代化的思想。这种观点从上世纪初开始延续至今，并且成为了现代诗解放古体诗的重要指导，古体诗每句话的长度、句数都有着严格的规定，不可能表达出更加高神的复杂心理，因此如果继续使用就会导致思想的停滞，不能与时俱进。
（三）古体诗接受人群少
古体诗在创作过程中引经据典，词语中不乏晦涩难懂的词汇，加之现当代语言环境的变化，人们已经完全舍弃了文言文的交流方式，由此导致能够接受古体诗的人群数量逐渐减少[6]。现代文学研究者也持有这一观点，并且认为现当代人创作古体诗难度较大，而且只能用于自娱自乐，抒发个人情感而已，对于公众的影响并不够直接。同时，现当代人在创作古体诗之后也并不会获得如唐朝、宋朝等时期的地位，缺少了文化氛围的辅助，失去了营养和生长土壤，迟早是要被历史所淘汰，因此现代文学研究者将古体诗视为一种“濒临死亡”的文学体系。
（四）古体诗无法与时俱进
新体诗本身就是一种新时代的体现，并且能够体现出与时俱进的风采，反之古体诗的创作思想更加陈旧，即便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涌现了一批具有现代思想的古体诗作品，但绝大多数现代文学史学者仍然认为古体诗在语言风格上无法做到现代化，因此不能全面地体现现代性，做不到根本上的与时俱进。同时，虽然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在音韵、用词、引经据典方面有了很大的革新，但是其创作形式仍是保守的，与现代文学当中所推崇的创新型思维背道而驰，不能代表现代人的思维模式。
三、对现当代文学史不收录现当代人创作的古体诗词的批判
（一）内在与外在的区别
现代文学研究者认为古体诗词本身的音律、用词、形式等过于刻板，不符合现代文学发展的要求。这种观点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偏激性，因为不论是古体诗还是现代诗，从本质角度出发都是诗歌的一种，相对于此的音律、用词等不过是外在的表现形式，是辅助诗词内在思想表达的工具而已。文学创作的本质就是通过语言、文字的形式将一个人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因此单纯通过对陈旧形式的批评而全盘否定古体诗是错误的[7]。从国际文学史研究可以看出，我国的现代诗歌是从欧洲的十四行诗发展而来，而这种文学体系在欧美等国家仍然流行。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在音韵、用词以及用典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和创新，并且在抒发内心感受时也并无差异感，因此不应该将文学体系的外在和内在相混淆，从而全盘否定某一种文体[8]。
（二）现代性的重新评价
现代文学家在反对古体诗录入现代文学史的理由中强调了文学的现代性，但其只是简单的以古体和新体对两种文体进行了区分，从而指出古体诗不具有现代性。但是在上个世纪末期，我国文学界已经对文学上的现代性进行了重新的定义，指出对于追求自由、平等，渴望国家和民族复兴的作品均可称之为现代化文学作品[9]。而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词也具有这些特征，例如老一辈革命家毛啥、、邓小平、董必武等，老一辈文学家鲁迅、叶圣陶、老舍、茅盾等也经常写作古体诗词。在上个世纪70年代北京还创立了专门用于研讨古体诗词的中华诗词学会，发展至今会员数量以超过十万，其所创作的诗歌歌颂现代化建设，抒发了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期冀，具有了明显的现代性特点[10]。
结语：
反对现代人创作的古体诗词录入现代文学史的理论本身过于偏激，虽然看似有理有据，但根本站不住脚，加之当代越来越多的人被古体诗词的风采所吸引，受众群体也在逐渐增多，其回归我国文学体系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现代文学史研究者应该重新重视现当代人创作的古体诗词，放弃偏见，共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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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茶文化；当代体育教育；持续性
1当代体育教育的特点
当代体育教育的特征主要为三类，分别是具有人文性、多样性和持续性。当代体育教育中最重要并且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体育教育的人文性，为了帮助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应当通过体育精神规范以及道德进行教育，学生全面发展得到促进，学生自身健康权利得到维护，到达当代体育教育中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这一基本目标。为了帮助学生实现全面发展，应当实现当代体育教育多样性这一项重要的内容，丰富体育教育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将更多的教学内容传授给学生，包括体育比赛的场所、口号和规则相关知识，包括体育的制度、精神和理念，凸显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育区别于经济、文学、科技和教育等学科。体育教育同教育本身一样都是一项持续性活动，会对学生今后的体育生活和观念产生巨大影响，学生会在体育学习当中不自觉或者自觉的状况下形成与此相似的价值观和道德，学生会受到体育系统和氛围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从持续性的角度来看，体育教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持续性的教学效果，所有的教育都有持续性，体育教育也不例外，经受过长期体育教育之后，学生所受到体育人文教育观念思想的影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能够表现在日后的日常体育活动中。其次，体育教育具有持续性的教育环境，为学生营造更好的体育环境使得学生在日后漫长的探索道路上，能够根据所受到的教育不断的去发现问题并根据要解决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
2茶文化在当代体育教育中运用的现状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祖先的创造文化所具有的魅力长久流传，被子孙后代承袭至今天。在当今经济文化全球化流通发展的现状下，传统文化已经得到各个国家的认同和重视，传统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对民族未来的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国家先民创造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我国传统文化百花园中，有一朵艳丽开放的花朵就是茶文化，同时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由于茶文化无论在文化价值还是商业价值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重要，使得其正逐渐渗透至各个领域，茶文化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茶文化不仅在现代教育中的运用也越来越多，而且最近几年兴起的产业中有茶旅游的身影，茶文化的价值被不断挖掘出来。
近年来，茶文化真正地融入到了现代教育中，很多学校特别是中职学校都陆续开设了茶文化相关专业，在高校当中兴起了一片茶文化的热潮。为了提高体育教育的艺术性和民族性，使得体育教育的趣味性更加突出，有些学校布置的实践作业当中已经包含了茶艺编创和技能等作业，很多学校在体育课上都开设了“茶艺技能培训”。然而在针对许多学校针对所设茶文化相关专业进行调查后发现，一部分教师将茶文化当做一门纯粹的学科知识进行教学，没有培养起学生的实践能力，也使得学生并没有完全了解茶文化。有的学校并没有开展或者很少开展茶实践活动，仅仅是侧重理论教学，使得茶文化没有激发起学生的兴趣，也没有使得茶文化对学生发挥起自身应有的作用。甚至在有些教学过程中教师灌输式教学无疑与现代教育的要求相背离，违背了现代教育要求学校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理念，较低的学生听课效率，教师的课堂乏味可陈，仅仅是向学生传授茶俗、茶历史等知识。
3茶文化在当代体育教育中运用的重要性
3.1陶冶学生情操，帮助学生提高自我修养
当代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成为一个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具有美好行为的人。在当代体育教育中推广茶文化，能够帮助学生陶冶情操，帮助学生提高自我修养。我国是礼仪之邦，在茶文化中，茶道体现了我国的礼仪文化十分明显，在当代体育教育中推广茶文化，对广大学生进行礼法教育，向学生传授茶道，使得学生具有礼让的传统美德，养成文明谦和的习惯。茶饮当中所具有的苦尽甘来的感觉使得学生能够品尝到先苦后甜的味觉，也会使得学生培养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愫。
3.2有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使得学生具有强健体魄
在学校当中推广茶文化，可以帮助学生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在学生群体，甚至是高校大学生群体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具有经常喝酒、吸烟的习惯，为了使高校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应当普及茶文化知识，在高校体育教育当中推广茶文化。在我国的悠久历史文化当中我们不难发现茶叶的身影，在大医学家李时珍这位大医学家不朽巨著的《本草纲目》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所收集的偏方当中有许多例子是使用茶作为药用，涉及的类型包括妇科、儿科、内科和外科等等。在《茶经》当中，茶圣陆羽记载了茶叶具有防治癌病、抗老防衰、降血压、止渴生津、解酒消食、降脂减肥、明目利尿、镇静安神、清热解毒等作用，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中也留下了茶叶可以解毒治病的传说。
3.3培养广大学生的爱国情怀
为了培养当代学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更加认真努力地学习，帮助学生提升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应当积极推广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得茶文化得到传播。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自古以来，经过茶文化的交流和对外传播，使得茶文化对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古代，汉代张骞，通过丝绸之路，对中原和西域的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加强中原和西域各族人民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交流，使得西域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得到了丰富，，给西域少数民族人们带来了茶叶、铁器、瓷器、丝绸等物品。从十七世纪开始，荷兰人将中国茶叶带到欧洲大陆，自此，中国茶叶对丰富世界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茶文化在东西方各国之间传播，在英国受到了自上而下的喜爱。使得当代学生了解茶文化，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和爱国情感，也使得他们的心理更加健康。
3.4帮助学生了解、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当代的学生，为了帮助学生了解、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应当增加大学生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丰富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知识，推广茶文化在当代学生群体当中的教育。作为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一直闪耀着灿烂夺目的光芒，茶文化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在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中占有一定地位。在我国，茶文化从上古时期到现在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在《茶经》一书当中，茶圣陆羽就记载了神农尝百草的故事。茶叶在我国民间得以流传开来，人们知道茶叶可以解毒治病，相传是神农氏寻找良药而遍尝百草，以达到解决人们的疾苦的目的，甚至于在一天内所尝食物高达数十种，最后碰到了茶叶。在中国，由于存在释家、道家和儒家的思想，渗透着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中国的茶文化与这些思想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哲学思想。
4如何发展茶文化在当代体育教育中运用
在当代体育教学中运用茶文化的知识进行教学可以有效地传承和保护茶文化，也是帮助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使得学生提升自身综合素质的渠道，茶文化引入体育教学中满足了当代体育教学的要求。茶文化不仅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上千年来我国古人智慧和劳动的结晶，作为一种教育资源来讲，茶文化已经得到了社会大范围的重视与认可，满足了社会大背景发展的需求。
4.1加大举行茶文化实践活动力度
在我国茶文化的传播过程当中，采茶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学习采茶舞就是传播茶文化的过程，体育教师在体育课堂上引入采茶舞，一方面可以加深了学生对茶文化的理解，同时还可以使得学生的身体得到了锻炼。为了帮助学生感受到体育教学的多样性，可以在体育舞蹈中加入采茶舞，以桂东南的采茶舞为例，节奏鲜明、动作轻盈并且姿态舒展，可以运用其中敬茶、送茶和倒茶以及采茶等等动作，使得体育舞蹈和茶文化有效结合，帮助学生陶冶情操，培养学生的兴趣，帮助学生健身健美，也使得采茶舞的改编得到更多审美价值和健身价值的提升。除此之外，还可以将炒茶舞、打杯舞、点茶舞等等融入到体育教育当中。学校为了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好习惯，可以通过体育教育定期组织学生体验茶园的生活，在实践活动中让学生们感受茶文化的魅力，在和茶园展开合作的情况下组织学生前往茶园体验采茶制茶，也可以根据条件建立茶文化教育基地，帮助学生感受到茶的制作过程，体验出茶的品质，将课外茶实践活动和课堂茶文化教学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4.2教育模式应当多样化
我国当代体育教育崇尚多样化教学，为了让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慢慢体会茶文化的魅力，应当多增设一些实践课程，学校可以适当地组织茶文化活动。为了传播并且使得学生理解我国茶文化的思想和审美韵味，应当将经历过上千年发展的茶文化运用合理的方法进行讲授，教师可以循序渐进的教学直到学生听懂。当代体育教育中引入茶文化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许多教师不了解茶文化，不知道如何去向学生传授茶文化所包含的知识，然而茶文化所囊括的知识十分丰富，教师们在传授过程中应当注意将理论同实践相结合，学校的体育课程既要包括实践课程，又要包含理论知识课程的设定。为了拓宽学生的视野，学校可以按照需求开展讲座，定期组织专家来学校进行交流。理论知识课程的作用是将茶文化更好地传递给学生，帮助学生更好的了解茶文化，而不断提高自身文化素养，使得学生在潜移默化过程当中逐步确立自身正确的价值观，需要依靠实践课程来拉近自身与茶文化的距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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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当代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全球化和科技大发展带来的文学的写作方式、出版发表方式、接受方式、评价方式和意义生成方式,都定然会带来文学发展的新样态和新模式。首先,一般性的大众文化和文学与精英经典文学,将会长期并存、各自发展。在中外文学史上,文学的主流性与边缘性的变化是迭代皆有的。现在娱乐至死的通俗文化、狂欢文化,在每个时代都存在,中国文学中的通俗文学自古至今自成流脉源远流长,不过在古代受到文以载道观念的压抑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对民间的文化消费和精神结构一直具有很大影响。五四以后所谓启蒙救国的精英文学和以消遣为主的通俗文学一直双流并在,由于时代造成的新都市市民阶层的出现和广大农村对新文学的隔膜,其实通俗文学的印刷出版数量、市场占有率是远超雅文学的,连鲁迅母亲都不看鲁迅的小说而鲁迅自己要邮购张恨水的小说给母亲看。如同古代文学中以诗词歌赋为主体的主流文学与以说唱文学、民间文学、志怪传奇、小说戏剧为主的通俗文学,二者互相存在一样,五四后的中国文学其实也是如此格局。在以往文学史写作和架构中,由于受政治与文学观念的制约,一度把文学史写成主流精英文学史而压抑了通俗文学的历史存在。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打破了这种局限,现当代通俗文学的存在也进入研究的视野和文学史架构中。当今市场化和网络化时代,以休闲娱乐、排解竞争和生存压力带来的日常生活焦虑为目的的大众和通俗文学,仍将是文化与文学消费市场的主体,它们已经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精神消费和审美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由于网络、手机等各种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的新媒体的出现,它们的“创造需求”的功能,将必然带来消费、休闲、娱乐、放松、刺激等精神需要的扩大,将使伴随它们的大众消费文学———广义的通俗文学依然具有广大的受众与市场,在统计学上甚至是文学的主体。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意味着文学的消亡和高端文学的边缘。因为,市场化时代是以消费和快餐文化为主体的时代,也是越来越分殊化、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对生活、工作、娱乐和精神追求的方式与层次,也出现分殊化、个人化、多元化的现象,而且社会及其文明程度越是发展,这种现象就越来越凸显。高等教育的普及、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中产阶级的扩大,使审美化进入日常生活,也使得追求高品位文化文学产品而非单纯娱乐的读者受众越来越多,根据率先进入现代化、后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统计,需要高端文化产品的人群呈现两个特点:基本固定化和在扩大与缩小之间动态化。消费决定生产,这种社会中产化时代的受众读者群体的存在,使精英主义的、高端的文化文学的存在和发展具有自己的空间。西方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着名作家的作品依然有巨大的发行量、经典作家和作品成为中产阶级书房的标志,当代中国着名作家如莫言、实、余华等人的小说拥有广大的读者群,都说明高端精英文学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的存在。而且,历史经验表明,在一个国家从现代化启动到高速发展时期,固然会出现通俗消费文化成为市场文化主体的现象,不过随着物质的富裕和中产阶级人口的扩大,同样会出现向精英文化消费回归的现象。比如电影,上世纪80年代曾经认为电影将没落,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剧增、中产阶级的扩大,欣赏电影成为广大城市中产白领阶层的一种文化消费主流模式。电影如此,其他文化文艺产品也如此,不仅中国如此,世界范围内也如此。比如在全球化和趋同化时代,世界各国对文化遗产的态度发生了从初始的不重视乃至视为“落后”,到越来越将其视为民族文化瑰宝,视为物质趋同化而精神文化价值多元化的资源,对物质与精神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不断扩大与保护措施的加大,都说明人类对自己精神优秀文化产品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古典与经典保护与开发的认同度越来越高。上个世纪,中国80年代当代文学曾经作为思想解放的尖兵和重镇而成为民族精神生活的必需品,90年代后启动的市场化大潮曾经一度使作家下海、文人经商、文学边缘,王朔的“现在谁来请作家吃饭”的调侃是这种现象的征候之一。但是历经经商下海的大潮和市场化的沉淀,新世纪以后当代文学已经出现了悄悄的回归,文学在参与思想解放、参与当代中国精神建构、政治意识形态建构和市场意识形态建构之后,其自身的价值也在越来越得到认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认同,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自身价值在中国和世界的体现,而且这种价值随着莫言的获奖、随着当代中国达到或具有同等水平的作家在今后的陆续获奖,文学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将愈发得到认同和凸显。两种甚至多种文学样式并行,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共相,但文学的价值不应以受众多少和市场占有率来确定,而是以文学对民族文化、思想精神价值、国民精神生活的参与和贡献来决定的。
其次,在未来的时期内,中国当代文学将呈现“大文学”样态,将随着与戏剧、影视和其他新媒体方式的融合,改变文学的概念与面貌。当代文学将参与当代中国文艺的建设并起到积极作用。比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莫言、刘震云、铁凝、实等作家的小说纷纷被改编成电影,这不仅是集大众与精英文化品格的电影对文学的选择和器重,也是文学对当代电影和中国文化、审美心理的塑造。作家的触电给小说和文学带来了新的视野、角度和写作模式的变化。科技革命带来的电脑、网络、手机、多媒体融合等新的载体的变化,随之出现了网络文学和手机文学等新的文学样式。这种新的载体上出现的新的文学,是对传统文学畛域的突破,它们既带来了传统文学的欣赏方式和传授方式的变化,也定然带来了文学写作方式和接受方式的变化,就像清末报纸出现后连载小说的形式带来了小说结构模式的变化一样,依托新媒体的文学的写作模式和结构模式也自然会产生文学的新变化。80后和90后以及将来的新一代,都是在电视、电脑和手机前长大的一代,是看图和读图时代的一代,这也一定会带来他们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改变。电子媒体时代已经塑造了一个新人类,他们形成的心理结构、文学接受结构即总体的认知结构一定不同于以往,就像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里通过证明儿童生下来也不是白板、也有先在的心理认知结构一样,电媒时代的阅读者也已经形成了他们的认知结构和习惯模式。这也必然要求文学的写作、发表(出版)和审美结构的相应变化。比如以小说论,纸媒小说可以有大段的风景和心理描写,而电子媒体小说由于其容量、屏幕和网络的局限,必然减弱心理描写的内容。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这就必然造成电媒小说独特的由媒体和受众制约的结构描写方式的变化。不同媒体的文学写作和接受模式自然会造成文学的歧异和分殊,传统的将文学分为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做法将难以面对和阐释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文学,因为这种文学已经将雅与俗自身难以分离地打包捆绑在一起,它们独特的写作方式、语言方式、审美方式和读者对它们的解读享受,使得它们成为新的文类和一种新媒体时代的新文学。但这种文学与纸媒文学一样,都属于当代中国文学,改变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概念、样式和形态,中国当代文学也将是开放的体系,这种体系及其发展的空间和走向的 无限可能性,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大趋势。第三,中国当代文学在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的整个过程中,既会出现多元化与分殊化,也会出现经典化与世界化,而文学的经典化和世界化,与文化和文学传统的支援和创造息息相关。所谓经典化,是指作为精神产品的当代文学,其现实价值会对中国社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一部《遥远的世界》对多少当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和人生产生重大影响,这几乎是无法统计的,正像五四以来的现当代文学对几代中国人走向革命、正义、建设之路起到的重要影响一样,当代文学成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核心价值、精神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化的另一个方面是它的历史意义,即它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继承与拓展,对中国文化价值所作的贡献。五四以后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精神价值的组成部分,成为影响中国人精神世界、精神生活的重要文化资源。正像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古典文学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学,它们也是中国文化传统、国粹和中国文化的代表、组成部分与符号。中国五四后的新文学在文化的意义上,已经与古典文学一样,成为中国文化和精神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学者王富仁称之为“新国学”。苏联时代流亡外国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里指出,俄罗斯的伟大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人的思想和作品,是俄罗斯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伟大遗产。他们的思想甚至比哲学家更能代表俄罗斯思想。其实不只是俄罗斯,中国的古典文学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居易的诗歌里就包含着唐代社会的生活和政治制度、社会风俗的宝贵信息,所以历史学家陈寅恪从其诗歌里可以研究唐代社会和政治。中国五四后鲁迅代表的新文学也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仅仅鲁迅一个人的思想作品,就构成现代中国文学、哲学、社会思想里最深邃最有价值的遗产,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宝贵资源,既是文学又超越了文学,进入了思想文化、中国价值的范畴。正因为如此,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如伊藤虎丸、丸山昇等皆认为鲁迅不仅是中国的,也是20世纪亚洲在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代表性思想家,鲁迅的思想与文学代表了亚洲的世纪思考。这就启示我们,中国当代文学必须要有高视点下的文化担当意识,即把文学写作与文学行为作为中国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发展的流脉中汲取文化精粹和血缘,从中国当展和崛起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提炼中国精神和意识,将伟大的传统和丰富的现实作为创作的文化资源和支撑,形成来自深厚文化的支援意识,并将这一切资源和支撑凝聚到当代文学中,使得当代文学既是中国文学长河的组成部分和中国文学的表征,也是深厚博大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和文化表征,既是继承文学传统的当代文学写作,也是赓续文化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化的创造。只有这样的文学,才会成为中国文学经典的组成部分,成为当代和后代需要不断阅读的体现中国精神和价值的文学传统,并以这样的传统滋润和培育未来的中国精神与价值的创造。同时,也只有这样的文学才会不断代表着中国、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的思想精神和文化产品的组成部分,成为具有中国内容、风格和特色的世界性文化资源与遗产。自五四开始,鲁迅、老舍、沈从文、林语堂等一大批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已经走向世界,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世界从他们的作品中既了解了中国现代的文学,也了解了现代中国的文化,了解了具有悠久强大文学传统的现代中国在面对外来冲击和压力、在西方文学的浸润参照下如何用文学言说自己、如何转型再生创造的新的文学的样态。他们的作品具有代表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双重意义,是现代中国的好声音。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在百年来世界文学不断走向中国的过程中,中国文学及其凝聚于其中的文化价值也在不断走向世界,自鲁迅到莫言,中国现当代文学数度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其价值并非仅仅是获奖,而是显示出现代文学在压力下诞生不久就纳入世界文学的实力和这实力的不断增强,莫言之所以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世界文学最高荣誉,是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同样,鲁迅、老舍、沈从文、林语堂和莫言等人的小说,既被世界认为是中国文学的实绩和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也被视为了解和解读为现当代中国历史、现实、文化和国情的窗口与桥梁,是中国文学的代表也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表征,而在被接受和认同之际,这些作品及其所代表的文学与文化,必然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性的文学经典和思想文化资源。这就启示我们,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文化不断走向世界、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与世界融入中国,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与世界化,必然要承担文学与文化的双重功能,文学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是密切融合的。具有了这样的文化意识、使命和担当,将会使当代作家的眼光和视野、胸襟和抱负更为高瞻远大,从而创作出具有中国文学与文化血脉的更多更好的作品,为中国文学经典和世界文学宝库贡献更多的、既有文学价值也具有中国文化价值的佳作。具有文学与文化担当和品格的文学,是多媒体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不变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当代文学；叙事结构；变化分析
引言：
在不同时代的文学剧作中，都有不同的叙事内容与文学结构，在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叙事与结构的变化是必然发展趋势，这也正是文学史进步的重要表现。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历史文学已成为经典，逐渐退出文学舞台，新的文学时代正在冉冉升起，当代文学正在用它特有的表现手法影响着现代人的精神思想。我国是文化大国，具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学史起源相对较早，从古代传说故事到诗词歌赋再到明清时期的各类古典小说，各具特色并对人们产生深远影响，当一个时代的文学到达顶峰时，那么必然会迎来衰败，这是精神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及自然守则。
一、当代文学整体的发展趋势变化
（一）大规模转战影视发展方向
文化包括很多方面也有很多表现形式，影视文学影响力巨大，相对纸质文学表现形式，影视文学面向的社会大众更为广泛，好的电视剧作品收看人数高达好几亿，是当代文学发展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很多文学家并不被大众所熟知，最后都是通过编写著名电视剧提升了自身的知名度，很多电影或是电视剧的成功都要归功于编剧优秀的写作水平，这虽然是当代文学的主要发展趋势，但并不是绝对的，还是鼓励当代文学创作者能写出更多优秀的长篇作品，体现我国历史文化精神。
（二）短篇小说发展形势良好
当代文学很多著名作家对于短篇小说的态度相对较保守，不是很认同，也没有过多关注，但由于近年来，短篇小说内容水准不断提升，受到大众追捧喜爱，改变了很多作家对短篇小说的看法。短篇小说发展形势好比是“快餐行业”，因为它的字数少、主题鲜明，阅读人数逐年不断上升，加上它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在文学发展市场上占有很大优势，随着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短篇小说更适合现代人生活节奏，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当代文学更注重网络市场
现在已是21世纪，网络信息时代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网络媒介是文学重要的传播手段。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学网站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在网站中的文学作品从古至今都能找到，无论是经典著作还是现代小说亦或是原创的个人作品，甚至很多冷门的文学作品都能在网站中找到，越来越多的或是著名文学作家与大型文学网站进行签约，并且网站对于所合作的网络作家都有严格要求，这种形式不仅方便了人们阅读，更体现了当代文学发展趋势变化。
二、当代文学中叙事与结构具体变化分析
（一）当代文学叙事变化具体表现
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并且对文学发展史也产生很大影响，当代文学的叙事内容也发生很大变化。当代文学叙事中总是通过具体作品向人们渗透一种内在深处的核心思想，通过深入刻画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经历以及形象细节描述，引起阅读者看后的共鸣，会不由自主地将自身与小说中描述的人物相结合，这就是为什么当代文学中，某些著作人物会那么深入人心，因为更广泛地深入人们主观意识中，当代文学作品叙事过程中，往往通过具体寓言故事或是人物经历揭示现实社会的丑陋与真实面目，引起人们思想上的统一，侧面大胆讽刺社会的同时代替人们表达心声，通过文字将人们内心的想法与不敢言语的心理活动表达出来。
（二）当代文学中的结构变化
在当代文学史发展过程中，总体来说结构变化可以分为两种，首先是分时阶段的结构变化，主要体现了当代文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本质上的差别，在整体文学时代背景下，按照写作选材、文章类别以及陈述的现象进行依次排列。例如《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中，将80年代前后进行有序区别，分开排列顺序，或是将部分文学著作中按照古诗、小说以及散文等进行编排，这些都是当代文学中分时阶段结构变化。其次，就是不按照分时阶段结构进行排序，会结合不同当代文学作品进行具体排序安排，有的会按照作品内容进行排比归类，有的则会根据相应内容将同一文学现象进行排列，这两种排列顺序是当代文学的主要结构变化。
结语：
时代不断发展对文学史发展也产生重要影响，当代文学中的叙事与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但无论怎样的变化，这是一种体现国家历史文化发展的文字表现形式，承载着历史精神，要将我国文学事业继续发扬光大，提升国人综合素质，促进国家文学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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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新儒家 新儒学 中国文化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希望看到中国的文化可以在世界学术舞台上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中国的传统文化出现了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一支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单纯从“新儒家”的字面上很容易给人一种误解，就是在参与中国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因为找不出自己文化的核心力量，不得不去故纸堆里把我们已经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孔孟之道又给搬了出来的感觉。这是一部分不做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不涉及文化建设层面的中国人所误解的地方。因此，对当代新儒家有一个恰当的、合理的认识和理解是本文论述的目的所在。
一、当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
当代新儒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又一方向，它融汇了中西思想。它是以人类的精神文明和文化的建设为根本宗旨，用现代的意识和视角来看待传统的儒学和现代文明的需求，从不同的方面对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奉献一份力量的思想流派。当代中国新儒家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自我的。如果说最初当代新儒家是以自觉继承儒家的“道统”，以儒家价值为终极皈依，以儒家为中国文化的本位，在儒家文化本位和主位性的基础上探求回应西方、重建儒学的话，那么现在作为一个文化越来越多元，越来越需要世界对于中国文化有所回应的时代，新儒家的思想也开始有所转变。新儒家们开始更多地以文化的忧患意识和世界的文化观，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并以全局的意识来积极地传播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有益因素。
二、“新儒学”和“新儒家”的区别
正确理解当代新儒家，就有必要对“新儒学”和“新儒家”做概念性的区分。“‘新儒学’与‘新儒家’相比，前者以批判的理性为方法来裁决真实性与现实性，而后者则以内在体验来裁决真实性与现实性。前者力求在客体性的基础上建立知识，而后者则力求在主体体验的基础上印证价值；前者力求在知识研讨的基础上做出价值判断，也以知识为条件重建逻辑或价值，后者则仅先行肯定价值判断，是否再寻求知识的手段或工具以实现价值理想或目标则因人而异。”可以看出，“新儒学”和“新儒家”虽然在概念的外延上有一定的一致性，但是实质内涵还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现代新儒家是可以有不同的学术立场、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方法的不同流派学者的统称，是以人的实践性和价值体验为依据的一群人，也是对当代中国新儒家文化和中国文化建设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的肯定称谓。而新儒学则是以儒家的知识体系为依据来认识当代文化、挖掘当代文化的价值，其更侧重于对知识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理解。
三、当代新儒家的发展历程
当代新儒家思想变化的发展历程是对新儒家概念的最好诠释，通过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分析，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的形成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儒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的精神内涵所在。
1.以文化救亡为己任的第一代新儒家
在中国文化被禁锢、思想被奴役、民族被侵略的年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们用自己的方式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两面旗帜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思想解放打开了一扇大门。作为新儒家的开山鼻祖——梁漱溟先生，以民族的文化建设为己任，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哲学为中所用，确立了第一代新儒家的精神特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时，换位思考本土的儒家文化，从而找出儒家文化的特质，来发展民族文化，弘扬民族文化。同时，现代新儒家也会理性地借鉴西方文化融合中国文化。他们也会用西方的学术思潮来解释传统的儒学，宣扬传统儒学的现代意义，关注现实生活。梁漱溟先生在发展自己的儒学思想时，借鉴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中对当时西方理性主义思潮批判的思想。虽然两者的哲学都主张从生命的视角解释世界，但是梁漱溟先生更多地是在用柏格森的观点印证、诠释儒学。此时，儒学是“体”，而柏格森的哲学不过是“用”。同时，他也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于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本位精神和中国文化尊严的“维护”之情。
2.以“返本开新”为目的的第二代新儒家
牟宗三作为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超越了上一代新儒家仅对西方哲学的借鉴意义，更本质地认识到了中国的哲学发展、文化建设的进程已经无法绕开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这一特征。不过面对西方哲学的冲击，继续坚持民族文化传统的延续性甚至“主位性”，是现代新儒家从未改变的崇高使命和基本信念。牟宗三继承了熊十力的心性哲学理念，并且借用了康德的哲学体系来融会贯通儒道佛的思想，建立了两层存有论，形成了一个新型的道德形上学体系。牟宗三致力于本体论意义上来建构儒家思想，希望能够形成一个打通中与西、内与外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他运用西方的哲学体系，为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和本体性作了充分的论证，为中国哲学向西方的传播，以及与西方文化建立对话的路径，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牟宗三也坚持中国文化的“一本性”立场，阐述了中国古代文化多元体系下的一脉相承。中国文化坚持“一本性”，就预示着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借鉴，必须依心性之学内在的“道德主体”加以吸收融会。牟宗三运用“良知自我坎陷”的学说指出知性的形成，必须有良知的坎陷为前提，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解释道德理性的作用，从而达到他的“道德的形上学”本体论表述。其中在解释中国没有科学和民主的时候，他认为中国的现状是“超过”的不能，而不是“不及”的不能。由此可见，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圣外王的自信。牟宗三作为这个时期的新儒家的代表，体现了一种浓重的本位文化的信念，不管是对西学的借鉴还是对儒学的肯定，都是一种“返本开新”的意识体现。
3.面向世界的、多元的第三代新儒家
如今现代新儒家的发展基本上是以海外新儒家为主，以成中英、杜维明为代表的新儒家更多开始从世界的、多元的、面向客观世界的立场出发，来思考和重建儒学，更多地符合了当前社会发展的趋势，也体现了儒学回应现代生活的特性。第三代新儒家把儒学传统从极端的传统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中摆脱出来，面向客观现实，面向生活实体。
成中英把新儒学从主体世界带向了整体世界，更客观、更理性地对待了传统的儒家文化，不仅使新儒家有更强的生命力，也使新儒家更接近客观的现实生活，也更有利于新儒家思想的传播。他的本体学是整体本体、过程本体，严格的说是具有一定的方向性的过程本体。“所谓本体，是整体的一个函数，所谓方法论，是另外一种函数。……我提的本体是一个整体化得观点。……因为人就是一个整体，人就是一个本体。也可以说宇宙就是个本体。因为他是一个完整的存在。”他用西方诠释学的观点来构建自己的本体论。他对现代新儒家重建儒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首先，儒学的重建必须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必把儒学定为至高无尚的地位；其次，新儒家要正面面现代生活中个体的人性需要这些问题，而不能只关注内心；最后，新儒家不能脱离现代社会生活这个实体，不能脱离现实的结构和文明状态来讲儒学，要肩负起解决社会的、精神的现实文化问题的责任。
杜维明作为另外一个代表人物，他的观点更接近于创立一个文明对话的平台，让儒学可以有机会接触世界，被世界了解。杜维明从人学的立场出发，虽然也关注个人的心性问题，但与前人区别的是他不再强调儒家心性学的本位性和本体性，而是提供一种人文关怀的视角来让人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世界。通过强调人的立场来突出儒学的精神性价值，这也带给儒学一个新的启示。这一代的海外新儒家的特点是本身对传统儒学的了解深入透彻，海外的经历又使得他们对西方的哲学观点也有深层的理解，这样就使得他们可以立足于一种世界文化的视野来对待思考传统儒学的复兴问题。
通过对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价值。他们更多的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为根基来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化。无论他们的观点、表述，甚至本体论等等有多么的不一致，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想要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都想要确立中国本土文化的意识。因此，对于儒家“道统”文化的自觉继承，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回应和儒学重建目标的一致性是新儒家共同的本质特征。
四、当代新儒家的积极意义
通过对新儒家本质特征的了解，我们也可以意识到新儒家对于中国文化建设的积极意义。首先，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其次，现代新儒家的忧患意识和清醒的批判精神，带给中国和世界的警示作用都凸显了儒学的人本优势。最后，新儒家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对现代自我意识丧失和道德沦丧的时代，带来了文化的新指向，也带来了文明建设的新途径。总之，对于当代新儒家的正确理解和认识，不仅对于新儒家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也对于中国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有效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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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近年来最为活跃的文学研究领域之一，所取得的成就正酝酿着新的突破，所存在的问题则需要引起充分重视。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就是这样一个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认真反思的理论命题或研究思路。这一理念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人为地把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混为一谈，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当代文学的本质特征，从而影响和限制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如叶维廉所说的研究“模子”，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就已经埋下伏笔。1953年8月，王瑶先生出版了上下两册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按照温儒敏等先生的说法，“该书第一次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17－1949)这一段文学的变迁作为完整独立的形态，进行科学的、历史的、体系化的描述，奠定了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格局。从当代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该书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该书在下册增列了一个约3万字的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的(附录)，集中介绍了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来到该书1952年5月完稿时的文学发展概况，包括“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文艺普及工作与工农兵群众文艺活动”、“戏曲改革工作”、“理论批评与思想斗争”、“创作情况”、“文艺界整风运动”等。这就开创了一种先例，或者说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的雏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延续，可以和应该沿用中国现代文学的理念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但由于那时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都还处于初创阶段，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冲击，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研究思路并没有得到有效推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和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研究思路的再度提出并产生更大的影响，是新时期以后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先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和陈思和先生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则是上述观点的集大成。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其基本观点就是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根据这样一种基本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显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所谓的内在一致性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文学现代性以及现代汉语文学的讨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有时候人们甚至就用现代文学的概念来指称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体化的研究思路或者说研究“模子”也就具有了无可争辩的合理性。这种研究思路假定，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完全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或者说在当代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社会性质和美学特征等方面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是可以成立的，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完全适合当代文学研究。
应该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及其研究思路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并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都是现代汉语文学，而且在时间上具有某种连续性，同时现当代文学作家队伍的构成也有着某种一致性。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而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多是现代文学史上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而且其中不少作家此后继续在当代文学创作上取得成就。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所说的现当代文学的内在一致性，情况则较为复杂。一方面，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的确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和历史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把中国当代文学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有助于从一个方面深化人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认识。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当代文学既具有跟现代文学相同或相近的一些特征，更有着现代文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学所没有的一些重要特征，甚至是一些重大的基本特征。没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中国当代文学就不成其为当代文学。在我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在深化了对当代文学认识的同时，也遮蔽了当代文学某些最为重要的基本特征，遮蔽了当代文学之为当代文学的特殊性。
二
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是我们为深入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征和规律而提出来的一个命题，同时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并不仅仅是指当代文学在一些局部上或外部表现形态上具有自己的某些特点，而是说中国当代文学在一些根本性质和基本形态上具有与现代文学完全不同的特征。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也不否认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是从现代文学发展而来，而且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视文学艺术的国度。不仅中国古代政府设立过采诗的官府和以诗取士的制度，对文学艺术的地位给与很高的推崇，而且普通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深刻打上了文学艺术的烙印，甚至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地步。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基本上仍处于一种自由的和自发的状态。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的创作不受政治经济和重大社会事件的影响和制约，更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缺乏社会责任感。恰恰相反，中国古代文学一直具有一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所谓“文以载道”的儒家文学思想传统。问题在于，所有这些所谓的文统和道统，都主要取决于作家的理解和感同身受而产生不同的作用。换言之，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尽管受到官府和民间的广泛重视，但主要是靠作家的自由创作来给予推动的，并没有成为国家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既没有设立专门管理文学艺术的机构，也没有把文学艺术的发展列入国家总体规划，甚至也没有形成对于文学艺术统一的指导思想。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在总体上属于作家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而不是国家的文学。有限的文学研究也主要是研究作家的创作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学现象。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出现许多新的复杂情况。一方面，在近代以来各种内外社会矛盾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传统社会从19世纪末开始整体“坍塌”并被迫开始具有现代意义的“世俗化”转型进程。这一进程在导致中国传统宗法社会解体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与现代社会大工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的具有现代特征的各项制度的逐渐形成。其中，报刊出版业的迅猛发展和新式教育的普及，在促进文学艺术大众化的同时，也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性资源，使作品连载、读者普及以及文学社团等的形成等成为可能，也使国家对于文学艺术的管理成为需要。这又进一步促成了文学创作、文学流通和文学消费向着社会化和体制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中所处的民族危机的历史情境需要把一切社会资源纳入到挽救民族危亡和建立民族国家的事业中来，国家对于文学艺术有着更为急迫的现实需求。中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救亡图存的现实进一步加剧了文学的体制化和国家化进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艺术事业开始被纳入国家管理体制，逐渐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一部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依照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提出以“三民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训政宣言》，并在1929年6月召开的国民党全国宣传会议上通过了“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学”、“取缔违反三民主义之一切文艺作品”的“本党文艺政策案”。此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由国民党宣传机器所进行的思想动员、扶持御用文人开展三民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制定《宣传品审查条例》、设立邮政检查所。迫害左翼作家，封杀进步文艺作品等，开创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把文艺国有化体制化的先例。但是，国民党的文艺政策连同文艺体制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国民党政权除了缺乏正确有效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基础外，始终没有真正实现全国的统一。即使在国统区内部，也没有一个真正为文艺界共同接受的文艺政策思想，更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负责文艺政策的落实。值得注意的是，受到相同历史条件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其所管辖的解放区延安等地同样实施了类似的文学体制化措施，而且远比国统区更为成功。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战时文艺政策，不仅明确提出了要使革命文艺成为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文艺体制化思想，而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方法和措施等都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相对较弱，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其领导组织和管理文艺的经验和做法虽然在国统区也有所体现，基本上还只是局限于解放区。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虽然有了某些体制化因素，但并没有取得全面的实质性进展。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仍然主要是属于作家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文学。正是在文学的体制化及其社会性质问题上，中国当代文学表现出与现代文学的重大区别。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并由此带来一系列需要研究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不再是历史上的那种自发的自由的文学，而是一种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是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和国家的体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掀开了中国文学发展新的一页，它对中国当代文学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统一的当代文学的形成。这里所说的“统一的当代文学”实际上就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其含义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统一的指导思想。这就是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思想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周扬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所作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说，“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这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工农兵方向。其次是统一的管理机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后，成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管理机构中国文联及其下属的各文艺家协会。其中与文学直接相关的最主要的是中国作家协会。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具体管理机构主要有各级文联和作家协会。而几年一次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则是理论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由于文联和作协一直被定位为党和政府联系文学艺术家的桥梁和纽带，在性质上都属于所谓群团组织，并无强有力的管理职能。因此，真正具有控制和协调功能的管理机构实际上是党委系统的宣传部以及政府系统的文化局、新闻出版局等。这些管理机构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的演变，从一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第三是统一的评价标准。这一评价标准最初还只是较为笼统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以后经过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有关“六条标准”的进一步阐述，形成较为完整系统的批评标准。这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在文学管理上的具体运用。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上述几个方面的“统一”也出现过复杂的情况，甚至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无政府局面，但从总体上看，“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也最能够集中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文学发展方向，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学管理体制。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文学，其实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使中国当代文学区别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如果离开了或者甚至回避这样一个基本特征。就不可能获得正确的了解和理解。正因为如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及其研究思路显然不可能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做出正确有效的解释。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思路不可能对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包括社会主义文学管理体制给予充分重视，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对于当代文学的重要意义，甚至也包括由此所带来的历史局限。
三
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这一基本特征其实早已成为不容讳言的事实，并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早在1962年出版的华中师范学院集体编写的国内第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就在“绪论”中明确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以后华中师范大学王庆生教授在其主编的三卷本的《中国当代文学》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立场，认为“作为中国革命有机组成部分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照耀下，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形成和发展的。它们之间，既有紧密的
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由于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所规定，现代文学在指导思想上虽然是社会主义因素起着决定作用，但其基本内容仍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我国当代文学具有了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内容，它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条重要战线”。张炯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文学编》的“绪论”中也明确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已基本成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文学，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此外，近年来许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也都纷纷注意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体制问题。如北京大学洪子诚先生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中突出谈到了中国当代文学体制下的文学“一体化”现象。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曾列专章介绍“社会主义文艺体制的建构”，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也列专章介绍“当代文学的内部制度”；以及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周晓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等，均对中国当代文学体制化问题给予了重视。德国学者顾彬先生不久前在中国大陆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论述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时，也特别注意到当代文学的组织形式，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后迅速把文学纳入了国家组织体系。
遗憾的是，由于学术的和非学术的多方面的原因，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的认识，常常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一方面，我们可能因为过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而忽视文学的理想和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到最终可能成为对当代文学毫无批判眼光的照单全收，对存在的问题不能正视，最终无法找到通向理想的道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因为忽略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而简单沿用历史上的文学标准去加以评判，从而导致出现不能正确把握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的尴尬境地。在我看来，迄今为止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尽管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许多优秀作家作品给予了积极评价，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也不乏深刻的批判，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并没有做出深刻而有效的解释，也没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体制化现象及其对于当代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和历史局限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国家是社会发展到高度发达阶段出现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国家把全社会的力量集于一身，为社会发展提供公共资源和秩序保障，同时形成对于社会生活的控制，以便促使社会更好地发展。现代国家的出现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已经达到高度成熟的阶段。正是因为如此，民族国家的兴起，已成为19世纪以来世界各个地区出现的一种普遍现象。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国家在前苏联的出现，既反映了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已经达到建立国家政权的程度，也可以看作是各国人民对自己国家发展道路出现新的历史选择。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绝不应当看作是一种偶然的结果。同样，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形成，也应当看做是中国文学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后的必然产物。但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实在是一个庞大的文学话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研究。这里面既包含了对一般国家文学的认识，更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认识。就国家与文学的一般关系而言，世界各国似乎并未就此形成统一的认识，文学和政治学研究至今对此显得束手无策。前苏联在处理国家与文学的关系上提供过一种有影响的模式，那就是列宁的那篇著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所表述的那样，使文学成为革命事业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它显示了国家对于文学艺术的一个基本态度，那就是高度重视文学艺术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希望按照国家的需要去发展文学艺术，以便更好地用文学艺术去促进国家的发展。这样一种基本态度似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经济社会不发达国家在处理国家与文学关系上的基本准则。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在处理国家与文学的关系上曾经有过极端的做法。包括粗暴取消文学刊物、处理作家等，但这不应该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国家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常态。这里涉及到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缺乏了解的批评，那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看作是一种不民主的集权体制。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内的文学常常被认为是不自由的文学。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常常宣称他们的国家对文学不加干涉，他们的文学是自由的文学。其实任何国家均需要对社会实施有效控制，只是选择的方式和侧重点不同而已。美国学者伦纳德·d·杜博夫在其所著《艺术法概要》一书中曾谈到，“艺术家创作的理想环境是能够自由发挥而不受任何外来约束。但是与其他传播媒体一样，艺术也会表现一些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有争议的思想。这样，政府一方面要在法律上对有政治颠覆思想和淫秽内容的作品予以限制，另一方面又要保障言论自由，二者之间就出现了根本性的矛盾。”杜博夫进一步谈到了美国，“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未能幸免于艺术对他的公开的社会讽刺。开国先辈们所追求的自由的目标似乎就是要将这个国家建成适于表现自由的沃土。然而并非所有政治批评都可以容忍历史上就发生过多起针对具有反抗意识的作品的镇压活动。”并且引起了相关法律诉讼。杜博夫为此引证了美国最高法院关于确定在什么情况下政府可以对表现行为予以限制的“四项标准”：
(1)必须在宪法赋予政府的权限之内；(2)有利于进一步维护政府的重要或重大利益；(3)政府利益与压制言论自由无关；(4)在具体情况下对所谓第一条修正案赋予的自由予以限制，其重要程度没有超过维护政府利益的必要程度。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近年来最为活跃的文学研究领域之一,所取得的成就正酝酿着新的突破,所存在的问题则需要引起充分重视。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就是这样一个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认真反思的理论命题或研究思路。这一理念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人为地把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混为一谈,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当代文学的本质特征,从而影响和限制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如叶维廉所说的研究“模子”,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就已经埋下伏笔。1953年8月,王瑶先生出版了上下两册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着作。按照温儒敏等先生的说法,“该书第一次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17-1949)这一段文学的变迁作为完整独立的形态,进行科学的、历史的、体系化的描述,奠定了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格局。从当代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该书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该书在下册增列了一个约3万字的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的(附录),集中介绍了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来到该书1952年5月完稿时的文学发展概况,包括“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文艺普及工作与工农兵群众文艺活动”、“戏曲改革工作”、“理论批评与思想斗争”、“创作情况”、“文艺界整风运动”等。这就开创了一种先例,或者说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的雏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延续,可以和应该沿用中国现代文学的理念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但由于那时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都还处于初创阶段,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冲击,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爆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研究思路并没有得到有效推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和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研究思路的再度提出并产生更大的影响,是新时期以后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先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和陈思和先生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则是上述观点的集大成。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其基本观点就是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根据这样一种基本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显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所谓的内在一致性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文学现代性以及现代汉语文学的讨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有时候人们甚至就用现代文学的概念来指称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体化的研究思路或者说研究“模子”也就具有了无可争辩的合理性。这种研究思路假定,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完全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或者说在当代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社会性质和美学特征等方面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是可以成立的,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完全适合当代文学研究。
应该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及其研究思路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并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都是现代汉语文学,而且在时间上具有某种连续性,同时现当代文学作家队伍的构成也有着某种一致性。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而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多是现代文学史上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而且其中不少作家此后继续在当代文学创作上取得成就。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所说的现当代文学的内在一致性,情况则较为复杂。一方面,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的确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和历史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把中国当代文学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有助于从一个方面深化人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认识。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当代文学既具有跟现代文学相同或相近的一些特征,更有着现代文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学所没有的一些重要特征,甚至是一些重大的基本特征。没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中国当代文学就不成其为当代文学。在我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在深化了对当代文学认识的同时,也遮蔽了当代文学某些最为重要的基本特征,遮蔽了当代文学之为当代文学的特殊性。
二
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是我们为深入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征和规律而提出来的一个命题,同时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并不仅仅是指当代文学在一些局部上或外部表现形态上具有自己的某些特点,而是说中国当代文学在一些根本性质和基本形态上具有与现代文学完全不同的特征。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也不否认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是从现代文学发展而来,而且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视文学艺术的国度。不仅中国古代政府设立过采诗的官府和以诗取士的制度,对文学艺术的地位给与很高的推崇,而且普通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深刻打上了文学艺术的烙印,甚至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地步。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基本上仍处于一种自由的和自发的状态。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的创作不受政治经济和重大社会事件的影响和制约,更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缺乏社会责任感。恰恰相反,中国古代文学一直具有一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所谓“文以载道”的儒家文学思想传统。问题在于,所有这些所谓的文统和道统,都主要取决于作家的理解和感同身受而产生不同的作用。换言之,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尽管受到官府和民间的广泛重视,但主要是靠作家的自由创作来给予推动的,并没有成为国家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既没有设立专门管理文学艺术的机构,也没有把文学艺术的发展列入国家总体规划,甚至也没有形成对于文学艺术统一的指导思想。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在总体上属于作家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而不是国家的文学。有限的文学研究也主要是研究作家的创作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学现象。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出现许多新的复杂情况。一方面,在近代以来各种内外社会矛盾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传统社会从19世纪末开始整体“坍塌”并被迫开始具有现代意义的“世俗化”转型进程。这一进程在导致中国传统宗法社会解体的同时,也极大地促 进了与现代社会大工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的具有现代特征的各项制度的逐渐形成。其中,报刊出版业的迅猛发展和新式教育的普及,在促进文学艺术大众化的同时,也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性资源,使作品连载、读者普及以及文学社团等的形成等成为可能,也使国家对于文学艺术的管理成为需要。这又进一步促成了文学创作、文学流通和文学消费向着社会化和体制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中所处的民族危机的历史情境需要把一切社会资源纳入到挽救民族危亡和建立民族国家的事业中来,国家对于文学艺术有着更为急迫的现实需求。中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救亡图存的现实进一步加剧了文学的体制化和国家化进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艺术事业开始被纳入国家管理体制,逐渐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一部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依照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提出以“三民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训政宣言》,并在1929年6月召开的******全国宣传会议上通过了“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学”、“取缔违反三民主义之一切文艺作品”的“本党文艺政策案”。此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由******宣传机器所进行的思想动员、扶持御用文人开展三民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制定《宣传品审查条例》、设立邮政检查所。迫害左翼作家,封杀进步文艺作品等,开创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把文艺国有化体制化的先例。但是,******的文艺政策连同文艺体制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政权除了缺乏正确有效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基础外,始终没有真正实现全国的统一。即使在国统区内部,也没有一个真正为文艺界共同接受的文艺政策思想,更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负责文艺政策的落实。值得注意的是,受到相同历史条件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其所管辖的解放区延安等地同样实施了类似的文学体制化措施,而且远比国统区更为成功。在时期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战时文艺政策,不仅明确提出了要使革命文艺成为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文艺体制化思想,而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方法和措施等都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相对较弱,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其领导组织和管理文艺的经验和做法虽然在国统区也有所体现,基本上还只是局限于解放区。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虽然有了某些体制化因素,但并没有取得全面的实质性进展。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仍然主要是属于作家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文学。正是在文学的体制化及其社会性质问题上,中国当代文学表现出与现代文学的重大区别。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并由此带来一系列需要研究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不再是历史上的那种自发的自由的文学,而是一种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是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和国家的体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949年10月新中国[:请记住我站域名/]的成立掀开了中国文学发展新的一页,它对中国当代文学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统一的当代文学的形成。这里所说的“统一的当代文学”实际上就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其含义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统一的指导思想。这就是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思想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周扬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所作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说,“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这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工农兵方向。其次是统一的管理机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后,成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管理机构中国文联及其下属的各文艺家协会。其中与文学直接相关的最主要的是中国作家协会。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具体管理机构主要有各级文联和作家协会。而几年一次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则是理论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由于文联和作协一直被定位为党和政府联系文学艺术家的桥梁和纽带,在性质上都属于所谓群团组织,并无强有力的管理职能。因此,真正具有控制和协调功能的管理机构实际上是党委系统的宣传部以及政府系统的文化局、新闻出版局等。这些管理机构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的演变,从一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第三是统一的评价标准。这一评价标准最初还只是较为笼统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以后经过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有关“六条标准”的进一步阐述,形成较为完整系统的批评标准。这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在文学管理上的具体运用。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上述几个方面的“统一”也出现过复杂的情况,甚至像“”那样的无政府局面,但从总体上看,“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也最能够集中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文学发展方向,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学管理体制。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文学,其实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使中国当代文学区别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如果离开了或者甚至回避这样一个基本特征。就不可能获得正确的了解和理解。正因为如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及其研究思路显然不可能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做出正确有效的解释。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思路不可能对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包括社会主义文学管理体制给予充分重视,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对于当代文学的重要意义,甚至也包括由此所带来的历史局限。
三
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这一基本特征其实早已成为不容讳言的事实,并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早在1962年出版的华中师范学院集体编写的国内第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就在“绪论”中明确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以后华中师范大学王庆生教授在其主编的三卷本的《中国当代文学》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立场,认为“作为中国革命有机组成部分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照耀下,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形成和发展的。它们之间,既有紧密的 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由于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所规定,现代文学在指导思想上虽然是社会主义因素起着决定作用,但其基本内容仍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我国当代文学具有了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内容, 它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条重要战线”。张炯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文学编》的“绪论”中也明确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已基本成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文学,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此外,近年来许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也都纷纷注意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体制问题。如北京大学洪子诚先生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中突出谈到了中国当代文学体制下的文学“一体化”现象。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曾列专章介绍“社会主义文艺体制的建构”,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也列专章介绍“当代文学的内部制度”;以及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周晓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等,均对中国当代文学体制化问题给予了重视。德国学者顾彬先生不久前在中国大陆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论述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时,也特别注意到当代文学的组织形式,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后迅速把文学纳入了国家组织体系。
遗憾的是,由于学术的和非学术的多方面的原因,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的认识,常常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一方面,我们可能因为过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而忽视文学的理想和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到最终可能成为对当代文学毫无批判眼光的照单全收,对存在的问题不能正视,最终无法找到通向理想的道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因为忽略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而简单沿用历史上的文学标准去加以评判,从而导致出现不能正确把握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的尴尬境地。在我看来,迄今为止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尽管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许多优秀作家作品给予了积极评价,对“”这样的历史悲剧也不乏深刻的批判,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并没有做出深刻而有效的解释,也没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体制化现象及其对于当代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和历史局限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国家是社会发展到高度发达阶段出现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国家把全社会的力量集于一身,为社会发展提供公共资源和秩序保障,同时形成对于社会生活的控制,以便促使社会更好地发展。现代国家的出现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已经达到高度成熟的阶段。正是因为如此,民族国家的兴起,已成为19世纪以来世界各个地区出现的一种普遍现象。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国家在前苏联的出现,既反映了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已经达到建立国家政权的程度,也可以看作是各国人民对自己国家发展道路出现新的历史选择。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绝不应当看作是一种偶然的结果。同样,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形成,也应当看做是中国文学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后的必然产物。但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实在是一个庞大的文学话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研究。这里面既包含了对一般国家文学的认识,更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认识。就国家与文学的一般关系而言,世界各国似乎并未就此形成统一的认识,文学和政治学研究至今对此显得束手无策。前苏联在处理国家与文学的关系上提供过一种有影响的模式,那就是列宁的那篇着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所表述的那样,使文学成为革命事业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它显示了国家对于文学艺术的一个基本态度,那就是高度重视文学艺术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希望按照国家的需要去发展文学艺术,以便更好地用文学艺术去促进国家的发展。这样一种基本态度似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经济社会不发达国家在处理国家与文学关系上的基本准则。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在处理国家与文学的关系上曾经有过极端的做法。包括粗暴取消文学刊物、处理作家等,但这不应该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国家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常态。这里涉及到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缺乏了解的批评,那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看作是一种不民主的集权体制。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内的文学常常被认为是不自由的文学。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常常宣称他们的国家对文学不加干涉,他们的文学是自由的文学。其实任何国家均需要对社会实施有效控制,只是选择的方式和侧重点不同而已。美国学者伦纳德·D·杜博夫在其所着《艺术法概要》一书中曾谈到,“艺术家创作的理想环境是能够自由发挥而不受任何外来约束。但是与其他传播媒体一样,艺术也会表现一些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有争议的思想。这样,政府一方面要在法律上对有政治颠覆思想和内容的作品予以限制,另一方面又要保障言论自由,二者之间就出现了根本性的矛盾。”杜博夫进一步谈到了美国,“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未能幸免于艺术对他的公开的社会讽刺。开国先辈们所追求的自由的目标似乎就是要将这个国家建成适于表现自由的沃土。然而并非所有政治批评都可以容忍历史上就发生过多起针对具有反抗意识的作品的镇压活动。”并且引起了相关法律诉讼。杜博夫为此引证了美国最高法院关于确定在什么情况下政府可以对表现行为予以限制的“四项标准”:
(1)必须在宪法赋予政府的权限之内;(2)有利于进一步维护政府的重要或重大利益;(3)政府利益与压制言论自由无关;(4)在具体情况下对所谓第一条修正案赋予的自由予以限制,其重要程度没有超过维护政府利益的必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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