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探寻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历程、以史为鉴及扩展专业视野的目的,来自中央电化教育馆、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20多所高校和教育机构的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香港中文大学任伯江教授为研讨会赠送了他的著作《教育·传意·创意》。此次会议的主要形式包括主题发言、课题研究报告和研讨。大家分别从中国早期的电化教育研究、新中国初期的电化教育、电化教育组织管理、中国的学校电化教育、中国的社会电化教育、远程教育发展历程、电化教育产业发展历程、电化教育理论体系建设、电化教育学科专业建设历程、电化教育实验、中国电化教育学术团体与学术活动、电化教育学者与学术思想、中国电化教育大事纪要与文献选编等方面就各自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充分的交流,让我们清晰地认识了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具体历程,同时也带给我们很多思考。
一、主题发言
此次研讨会邀请四位学者紧扣“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史研究”作了主题演讲。
甘肃省教育厅总督学李晶先生从管理者及实践者的视角出发,对“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史研究”这一课题的重要意义给予高度评价。李晶在对甘肃省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路径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认为农村远程教育工程、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教学点布局结构调整、教育技术支持下的高效课堂(功能教室+班级管理)和电化教育产学研相结合等问题,都迫切需要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研究的支持。南国农先生等的研究将促使我们以史为鉴,找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道路。
中央电化教育馆陈庆贵主任指出,南国农先生以大电教的胸怀集结电教界精英开展的这项研究,是较系统、较全面的历史研究,是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界的大事。
徐福荫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史研究”对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及实践指导意义。我们要从历史的研究中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促进中国教育技术学科的建设;要从历史的研究中正确处理引进与本土化的关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科、专业;要从历史的研究中正确认识教育技术学学科在教育中的作用与地位。
何克抗教授指出,“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史研究”对今后教育技术事业的发展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该课题的研究完善和深化了对我国教育技术本质的认识,拓展了我国教育技术研究的领域。我们要秉承这种思想,立足本国,从环境建设、教学方式、学科整合等方面实现教学的变革,加快我国教育的信息化的发展。
四位学者从现实需求、学科建设、教育技术本质认识等不同角度出发所作的大会主题报告充分肯定了“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史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也吸引和启发更多研究者深入思考如何在此项研究的基础上引导、管理和规范学科建设,从各种可能的层面和角度切实推动学科的发展,并为解决教育现实问题服务。
二、子课题报告及其分析
大会主题发言后,南国农先生代表“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史研究”总课题组从课题研究的申报、选题的缘起、研究的目的、研究的对象与范围、研究的框架、研究的方法、研究取得的成果、获得的经验与存在的不足等方面对课题研究进行了全面详细的汇报。随后,13个子课题组分别对他们的研究过程及成果进行了汇报与交流。
1. 中国早期的电化教育研究
研究新闻史的现实意义
记者：当前，新闻传播业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业务、轻历史”的倾向，新闻传播业界也有少数同志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够重视，您能否谈一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与新闻业务的关系？
赵玉明：简单地说，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未来。有了历史，研究现状就有了深度。人类从来都很重视研究自身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认真研习历史，才能真正懂得天下兴亡的规律，才能了解所从事行业的发展趋势、盈缩进退、成败得失。同样，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也必须研习它的历史。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只有纵观古今，历览中外，才能更好地把握新闻传播业的规律，并以此指导当今的新闻实践。作为一个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要想在实践中真正有所作为，必须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素质的培养，对本专业、本行业的历史与现状，经验和教训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重视学习和研究这种规律，否则充其量只是个新闻工匠，而不是个有眼光、有作为的新闻活动家。而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的自身规律，必定离不开对新闻事业史的学习和研究。
新闻传播史主要研究国内外新闻传播业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我国新闻事业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外国新闻传播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十分发达。不论过去或现在，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它们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值得思索的教训，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新闻传播也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必须加强对国内外新闻史的研究，推动新闻事业的深化改革，促进新闻传播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所以，加强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其长远的意义，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您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已经40多年了，作为一个为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老教授、老领导，您对当前我国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有何建议？
赵玉明：我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其间还曾担任过一段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回首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切身体会到党对教育、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对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我认为应该适应这个时展的需要，既要重视知识的传授，更要重视能力的培养，“授之以渔”。
新闻人才的培养还要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这其中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也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素质。只有提高了综合素质，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新闻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业。新闻工作者要及时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新问题，不但要仔细观察，更要敏锐捕捉，快速反应。现在的年轻人成长环境都差不多，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而要想干好新闻工作，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不怕艰苦深入实际的本领。
新闻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
记者：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如火如荼，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您认为未来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赵玉明：我想当前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重视研究断代史、专题史。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外乎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几个方面。其中，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是通史写作的基础，没有断代史和个案的扎实研究，通史的研究就会很吃力。所以我希望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能够在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上下更大力气，取得更多成果。须知“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
第二是要重视挖掘新史料、新思路。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要强调重视新闻（报刊）志的编篆和利用。要提到“志”的作用，史书与志书同源异体、各有特点：志横史纵、志近史远、志详史略、志繁史简。有人认为，“志书是空间史学，史书是时间史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志书是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新闻史学研究者应有“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精神，充分利用好志书资料，以志证史、以志补史、以志正史。
第三是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创新要有理论指导。因此首先是重视学习新理论、新观点。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还应重温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有关史学研究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论述，同时还要关注现实，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最新精神，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除此之外，还要向实践学习，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准确地提炼新观点，概括新经验，为新闻传播的发展服务。
从无到有是创新，从有到优也是创新，而且这个创新更难，是更高层次的创新。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外新闻史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可以预料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史学会要加强与业界的联系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十多年来，在开展学术研讨、组织推动学术研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最近一年新闻史学会又在做哪些工作？
赵玉明：十多年来中国新闻史学会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办和参与主办了多次新闻传播史和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第二，在主编方汉奇、副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三位教授的组织下，历时10年编写了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该书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不少空白，被海内外人士公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第三，多次举办新闻传播界名人纪念活动并编印纪念专刊。第四，编印出版了多种形式的《新闻春秋》。包括史学会内部出版的不定期刊物、大型研讨会后出版的研讨会论文集以及与其他报纸或杂志合办的专版或专栏。《新闻春秋》现已成为史学会的品牌。
最近一年来，史学会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是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编选、出版《中国新闻史学会2004年年会暨全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次是与中国记协合作，召开有关研讨会，为中国记协筹备中国近百年新闻名人展览出谋划策。目前首批新闻人物展已在中国记协新办公楼――中国新闻大厦内陈列。第三，参与筹备将于今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史学会还将与有关单位筹备有关研讨会。值得一提的是，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史学会于去年7月在北京广播学院举办了“中外新闻传播史师资高级培训班”，参加授课的既有方汉奇、丁淦林等老一辈专家，也有李彬、张昆等新一代的研究新闻传播史的学者，还有来自国外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专家卓南生先生。讲课内容既包括上千年的报刊史、广告史，也包括仅10年左右的网络传播史，从理论到方法，从个案研究到宏观研究，有讲课有交流，是近年来高级别、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史的培训。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位高校从事新闻传播史教学研究的教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学到了“为师之道”。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这些活动对于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实践改革的进行和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请您谈谈史学会下一步对与新闻业界的交流和合作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赵玉明：史学会自成立以来虽然主要成员和活动范围是以大学的新闻院系为主，但一直与新闻业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史学会的工作10多年来也一直得到新闻业界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鼓励。我们研究昨天和前天的新闻史，也是为了当前和明天新闻事业的发展。2002年史学会主持在暨南大学召开的年会把新闻改革的研讨与新闻传播史的研讨紧密结合在一起举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与会者反映，这样的会，既重视历史，使现状研究有了深度；又关注现实，使历史研究有了活力。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和新闻媒体、新闻院系寻求合作，举办类似的研讨会。
史学会联系着全国著名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史方面的学者、专家，拥有丰富的中外新闻传播史的学术资源。全国记协正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一优势，双方合作筹划了新闻名人展。据我们所知，不少省级党报（报业集团）受当地党委宣传部门或政府的委托，正在编纂地方新闻志（或报刊志）。史学会非常乐意在这方面与有关党报（报业集团）展开合作，为编纂新的地方新闻（报刊）志助一臂之力。
《新闻与写作》已创办20多年，是一份在全国特别是在北京地区有影响的业务刊物，我十分感谢贵刊的此次访问。这也可以说是史学会与新闻业界合作的一种形式吧。我注意到最近贵刊连续刊登了史学会的创办人和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的文章。今后，我们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为贵刊提供稿件，也可以考虑合办关于新闻传播史方面的专栏或研讨会、培训班等。总之，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合作，将会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名人业绩广为人知，为深化新时期的新闻改革和办好新时期的媒体服务。
中国电影艺术史在电影学科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如北京电影学院教学大纲强调的那样：“本课程(《中国电影史》)是一门前瞻性学科，着重阐述自电影传入中国至21世纪初一百多年来中国电影人在制作、传播与接受的整个流程中的东方智慧，尤其是在与好莱坞电影竞争中求生存与发展的创造性思维成果。”因此目前在全国开设电影专业的高校中，中国电影史几乎都属于专业必修的主干课程，但在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模式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一、现状调研
2010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电影史教学的现状调研与改革探索》教改项目组对全国开设电影专业的重点高校展开了调研工作。本次调研选取了全国11所最具代表性的高校进行调研，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上海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山西大学。选取这些调研学校的原则在于，这些院校或下属院系都设立了电影相关专业，全部开设有中国电影史课程，同时兼顾全国不同地区的院校系所，也充分考虑各类院校的不同性质，比如单科艺术院校、全科艺术院校以及综合性大学等。
本次调研主要采取教学大纲比对、师生采访、现场听课、网络调研相结合的方式，深入调查各校中国电影史课程的性质以及教学目标、内容、要求、方式等多层面，务求掌握中国电影史教学的现实状况。通过调研，得到如下结果：
1.课程性质
通过调研发现，中国电影史在11所院校电影学科课程体系中都处于重要地位，是教师必开、学生必修的科目。但在教学大纲的描述上，说法有所差异。例如上海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多将这门课程称为“学科基础课”，而在北京电影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暨南大学等属于“专业必修课”。而北京大学的中国电影史课程具有“专业必修课”与“全校通选课”的双重性质。
2.教学目标
各院校中国电影史教学目标的设定也略有不同。单科艺术院校、全科艺术院校以及电影教育比较发达的综合性院校对中国电影史的教学目标设定，比较注重艺术与商业、文本与文化等多重关系。
北京电影学院教学目标定义为：“本课程整体目标不仅在于使学生获得完整的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了解中国电影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和现象，理解掌握重要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并且通过清晰的脉络梳理，思考并分析电影由外部因素，到文本内部结构，以及传播的演变和接受过程，从而让学生站在客观历史的基础上，多角度多视点地看待电影各种纷繁芜杂的现象，较为全面地为学生提供历史知识的参照。”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学目标为：“本课程旨在让学生对中国电影艺术发展史有整体的认识和系统的掌握，使他们既准确地把握中国电影史的主要发展阶段和纵向脉络，也能清楚地掌握各阶段中国电影发展史的重要类型、主要导演和重要作品，为进入后面的当代中国电影研究建立好准确的纵横坐标系。”
相对而言，一些电影专业教育不尽完善的院校，则在教学目标设定上比较简单，以掌握基本电影史知识为主。例如山西大学的教学目标是：“中国电影史主要讲述中国电影百年走过的风雨历程，形象生动地勾勒出不同时期中国电影的传统与创新。”暨南大学的目标定位是：“使学生了解电影史上重大现象和事件，掌握不同时期的各种类型电影的代表导演及代表作品的基本特点。”
作为素质教育通选课的中国电影史，北京大学的教学目标为：“将在全球化、国家、民族、家庭、个体以及种族、性别、地域、阶层等框架内，阐发中国电影的特质，展现中国电影的美丽与魅力。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具体的影片或影片片段，采用讲析与课堂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引发同学们对中国电影的兴趣和理解。”
二 问题呈现与教改策略
1.教学理念相对滞后，授课体系不完整，应加大教学改革力度，推动中国电影史教学的前沿发展
在全球化的语境以及中国内地入世10年、《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实施7年、《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正式实施等背景下，两岸三地电影业的创作融合日趋紧密，因此电影从业者只有更好地了解掌握三地电影的发展脉络，才能更有效地推进合拍创作与市场整合。电影教学也要有效地契合这样的需求。但就当下中国电影史教学现状而言，除北京电影学院专设香港电影史、台湾电影史课程，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已经建构起两岸三地电影史教学框架，以及少数学校稍带讲述港台电影简史之外，大部分院校还基本上停留在只聚焦内地电影史的教学范畴，这样所呈现出来的教学理念明显滞后。
为更好地推进中国电影史教学的前沿发展，各高校应加大教学改革力度，努力提升教师的港台电影历史认知，增加香港与台湾电影的资源积累，争取渐进式建构两岸三地中国电影史体系。以笔者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中国电影史的教学实践为例，从1994年先聚焦中国电影内地史讲授以来，数次展开教学改革。2002年第一次教改：超越单一内地史的局限，开始建构两岸三地中国电影史架构。2004年以后尝试第二次教改：一是引入类型范畴的理论视角，融会内地、香港、台湾三地电影史，进一步提升课程品质;二是探索理论讲授和研讨实践相结合的模式，通过专家讲座、主题研讨、参观考察等方式，扩大学生视野，激发学习主动性。教改取得了明显成效，终于在2010年获评国家精品课程的肯定。
只有不断地进行教学改革，更好地协调纵向历史、横向专题和三地维度的教学关系，才能不断推进中国电影史教学实践，更有利于专业人才的培养与非专业学生电影素养的提高。
2.师资力量不够均衡，教学研究优势不足，高校应加大对教师和教学资源的投入，推进教学与研究的良性互动。
高素质的专业教师，是电影教育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条件。但就中国电影史教学而言，师资力量的分布差异非常明显。诸如陈山、周星、李道新等影史研究专家基本都集中在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电影学科发展较好的高校，这些学校也形成了专业素质突出的教学团队，可以很好地将教学优势和科研课题等相结合，如由陈山教授和刘晓磊博士等组成的北京电影学院团队，以周星教授和张燕副教授等组成的北京师范大学团队等。但对于大多数高校来说，主要由具备博士或硕士学位的年青教师来独立承担课程，缺乏教学梯队建设。
因此，各院校应制定和落实相关教师培养政策，通过访学进修、学位攻读、多向交流等措施促进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教师也要培养前沿思维，具备知识更新和开拓研究的能力，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推进教学与研究的良性互动。
3.实践教学形式较单一，学生兴趣调动不足，应更好地推进实践教学的创新性设计，实现中国电影史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相辅相成。
调研发现，多所学校中国电影史课程已经意识到理论教学和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但执行起来却大打折扣，主要原因在于其实践教学基本上只通过课后影片观摩、课堂专题讨论来实现，不仅形式比较单一，而且课后影片观摩效果也无法保证。而北京电影学院，不仅对学生的观影数量有严格要求，还通过课堂研讨、主创交流等形式落实控制;北京师范大学每周设有专门的观片课，按正常上课要求检查考勤，另外还结合每年一度的大学生电影节影片展映、两岸三地电影专家讲座、电影主题场馆参观考察等形式，有效地推进实践教学环节。因此，众多学校应更好地创新设计并充实中国电影史的实践教学环节，比如通过短片拍摄、经典素材剪辑、影评比赛等方式，尽可能发掘学生的主动性，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相辅相成。
2012年是高等教育的“实践年”，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创新华文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于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在重庆工商大学举办了中国新闻史学会2012年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近60名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专家学者、传媒业界的资深工作者和重庆市内相关高校传媒学院的领导齐聚重庆工商大学，共话新闻传媒发展，旨在交流海内外新闻传播院系和华文媒体在实践育人方面的经验，探讨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对策。
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丁俊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董广安，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顾勇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黄瑚，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吴廷俊，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蒋晓丽，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邱沛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牟丰京，重庆晨报总编辑张永才，新浪（重庆）总经理周燕，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所长耿晓东等出息了研讨会。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副书记朱伯兰、副校长郑旭煦等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郑旭煦副校长主持了开幕式。
会议前，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重庆广电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牟丰京、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分别致辞，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海荣对会议的举办专门发来贺信，周波副部长宣读了贺信。贺信中，徐海荣部长对本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表示祝贺，对重庆新闻事业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进行了介绍，对中国新闻史学会20多年来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衷心希望专家、学者们一如既往地关注重庆的建设与发展，关心支持重庆的新闻事业。
来自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国内外传媒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记者编辑，围绕新闻教育、新媒体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探讨，并实地参观了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传媒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们对重庆工商大学注重培养新闻专业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打造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给予肯定。
美国华文媒体协会理事、美国《世界日报》记者刘伟在会议中作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与未来思考――兼谈华文媒体人力资源状况”的报告，介绍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地位，梳理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演变，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发展与人力资源的状况，最后提出了对对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他认为，面对变化的华人读者，华文媒体应考虑发展双语媒体；应立足美国华人立场，强调中华文化为主，多元文化为辅的媒体价值观；平面、网络同时推进，互为补充；此外，稳定和提高原有人才，吸引年轻采编人员和新传媒技术人员是华文媒体发展和未来的关键。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作了《网络时代华语传播的新格局》的重要报告，对西方主流媒体和华文传媒争占华语市场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就微媒化是否应该成为华语媒体传播方向提出了思考，陈院长还介绍了近年来华语传播市场的基本情况，重点探讨了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如何突围”。他认为，以博客、播客、维基、社交网站（如Facebook、Twitter、MySpace）为代表的Web 2.0的网络工具有个人化、互动化、集体贡献内容等典型特征，是网民在虚拟空间里的“生活面貌”、资源分享和社交方式的大变革，是21世纪知识型经济主导下的人类社会的缩影。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应当实现由传播新闻到运营信息的转型，携手新媒体打造“智能新闻”，拓展社交媒体的视野，积极探讨新模式、新方法和新手段，不断提高新闻传播的社会化和全球化。
铭传大学大陆教育交流处处长陈耀竹作了《台湾数字媒体发展概况》报告，介绍了台湾数字电视发展概况，探讨了新形势数字媒体面临的挑战。他指出，数字电视时代，电视节目将走向分众化与客制化，广告形式也会逐渐转向个人化与互动化，应用服务范围更为宽广（生活服务）。他认为，台湾数字媒体发展中面临着挑战，具体为：一是2012年7月1日起的无线数字化，对收视习惯产生了一定冲击；二是在法令修改后，核心竞争取决于品质，中华电信MOD成为绝对优势很难讲；三是有线系统业者数字化后，电视的使用机能发生了改变，顾客才是王道；四是分组付费或计次付费制度实施后会产生一定的排挤效应，仍须通过市场的检验；五是同业间将持续的恶性竞争及大陆的磁吸效应，对内容供应者的经营压力将有增无减；六是以公民评鉴来决定节目的上下架机制过于“民粹”；七是在当前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备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电信、广电管制架构的调整；八是如何提升宽带、电视数字化普及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王润泽就主流媒体从业者的培养思路提出了一些看法，他强调人才培养应该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提升学生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作者援引著名新闻教育家罗列教授的话，“新闻专业的学生在学校四年里究竟学些什么课程，是一件颇费踌躇的事情”。王教授认为，高端新闻人才的训练应加强文史哲基础训练，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应在教学中突出这个特点。通过强化文史哲的基础学科，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增强理性思维，训练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中，准确发现问题，科学分析问题，客观提供解决思路。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要明确新闻的选择需要价值理性的判断，加强对客观事物的分析与判断能力，既要呼吁社会各方面给与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和更大的空间，更要警惕媒体所进行的伪舆论监督，此外还要正确认识新媒体的作用。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曹立新作了《什么实务，如何导向：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导向刍议》的报告，对当前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及导向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未来新闻教育计划”之“课程充实计划”，应当增加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甚至科技等课程。他认为，新闻教育应当回归新闻，一是新闻艺术不同于媒体技术，即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二是新闻职业不同于新闻产业，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吴廷俊作了《“增强核心竞争力，减少“可取代性”――二论中国大陆新闻教育改革的出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检视和深入分析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可取代性”，对如何培养合格记者，提高新闻教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探讨，他还指出无论“公民新闻传播”时代下新闻业的开放程度有多大，专业新闻记者永远都是需要的，且时代信息化水平越高，新闻业越开放，人才构成越复杂，对专业新闻记者的需求度就越高。他认为，新闻教育不应培养“万金油”，而应培养合格记者；所以新闻教育只有培养出合格新闻记者，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使自己在高等学校有立足之地。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执行院长殷俊作了《构建真实传媒环境，推进协同创新实践》发言报告，他首先向与会专家介绍了长江传媒学院坚持“构建真实传媒制播环境，完善产学研一体化实践”教育的办学思路，在具体的教学体系中，将大学生顶岗实训纳入具体的教学内容，推荐和鼓励本科生、研究生进入传媒协同创新中心参与不同节目、各个具体岗位的顶岗实训，让资深传媒工作者和大学教师共同指导学生成长，构建“记者编辑-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学生顶岗实践、教师-记者编辑相互挂职”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
在近代的研究中，王树槐以建设委员会档案为主，以电厂为单位，展开一系列的电业研究。王氏研究的电厂包括上海、镇江、南京、江西九江等地，其研究取径自我定位为史个案研究，多著重内部经营情形以及政府的角色。个案之中，南京的首都电厂为建设委员会的经营事业之一，其余电厂或自清末的官办改为商办，或为民间自设经营。（注：南京首都电厂的研究见《首都电厂的成长，1928-1937》，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991.6）：293-334。）其《上海浦东电气公司的，1919-1937》、《上海闸北水电厂商办的争执，1920-1924》、《上海翔华电气公司，1923-1937》及《上海华商电气公司的发展，1904-1937》四文，说明电厂经营顺利者，或在于企业主的专业能力、管理长才、洞见当地未来的发展潜力（如浦东公司的童世亨、翔华公司的陈保钦），或在于企业资金雄厚、政府的协助（如华商公司、闸北公司）。至于政府的态度，以翔华公司从激烈的竞争中争取设立的例子来看，省署与省以下的基层机关团体立场互异，中央政府则多居中妥协。但整体而言，中央及地方政府对电厂经营仍以协助为主，如华商公司改商办及扩充营业区，为配合地区需求，政府少有阻碍。（注：此四篇论文依序见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89-132、25（1996.6）：167-212； 《郭廷以先生九秩诞辰纪念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上册，页157-182；《近世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581-603。）
上海以外，王树槐《江苏省第一家民营电气事业--镇江大照电气公司（1904-1937）》，说明大照电气公司由于镇江市经济日渐衰落而未能发展。（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4（1995.6）：517-571。）而《九江庐映电灯公司：自营与政府的整理（1917 -1937）》，则说明电厂因经营困难，一度由建设委员会接管， 至步上正轨后再归原公司经营。此个案显示早期大多数电气事业面临资金筹措及人才缺乏的情形下，政府角色的重要性。（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137-184。）
其他工业方面，何思眯《近代中国卷烟工业之发展（一九一二-一九三七）》概述卷烟工业在中国的兴起、发展，及其从外资色彩鲜明到华资崛起的演变过程。（注：《国史馆馆刊》20（1996.6）：95 -114。）程玉凤《从技术转移看"资源委员会"的人才培养--以"三一会派"为例》，肯定1930年代派员赴美电工、电力、机械等工业技术的人才对中国工业发展的贡献。（注：《国史馆馆刊》20（1996. 6 ）：139 -175。）
（四）赋役、租税与财政
这方面的文章，有探讨官方对城市工商业者（行户）的强制性买卖（临时性的税）和行会上供的弊端，如黄纯怡《试论宋代的科率》、《略论宋神宗时期之免行钱》，叙述宋代科率制度的实施、流弊、政府的改革，以及对行会实行以钱代役的始末。（注：《试论宋代的科率》见《兴大学报》5（1995.6）：97-114；《略论宋神宗时期之免行钱》见《兴大历史学报》4（1994.5）：41-54。 ）也有以手工业物料及流通的成品为主，如罗丽馨《明代的手工业税》，依课税机构、、税额分别详陈，税额方面由于史料缺乏，只能根据部分钞关及门摊税（近似营业税）略作推估。（注：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相关主题可参照罗氏近年专著《十六、十七世纪手工业的生产发展》（台北县新庄市：稻禾出版社，1997年），对当时手工业部门的制造、流通情形言之甚详。）宋惠中《晚清湖南的商业税与商业--以厘金资料为中心的讨论》，除了检讨厘金数字作为反映通过贸易量的可能限制之外，从厘金局卡的设置区位来看，反映湖南省内贸易网络的建构仍以便利的水系为主。（注：《史原》20（1997.5）：363-401。）王良行《1929年中国国定税则性质之数量》，从进口税率、税额及进口物量三方面，分析1929年国定税则的真正功能。根据他的分析，该项税则确有保护民族工业的功能，而非如经济学界所说的只是增加税收功能而已。（注：《近代史研究》1995.4：209-248，此文又收入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中。）
财政方面，政府的盐专卖制度和盐法在不同地区的实施情形，及其如何地方财政，向为研究重心。梁庚尧《南宋广南的盐政》描述两广盐政的发展始末、差异、亦即广东一直实行商运商销的钞法，广西则是经过官卖与钞法反覆更迭之后，确立官卖的稳固地位。梁氏认为，南宋中期以后两广形成广东抑卖盐钞、广西官卖抑配的现象，使得两地的盐法只是形式上的差异，其实已近乎官卖。（注：《大陆杂志》88.1（1994.1）：7-19、88.2（1994.2）：14-27、88.3（1994.3）：15-27。）两广之外， 区域盐政的讨论还可梁庚尧《南宋四川的引盐法》及许世融《井盐对宋代四川地区国防、财计、社会、经济等方面之影响》二文。这两篇文章都讨论盐利与四川财政的关系，前者侧重军事因素和政府介入盐的生产管制，后者偏重盐利的广泛用途。据梁氏所述，南宋初年四川因负担对金战役经费以致财政生困，中央政府以四川盐利作为经费来源，实行引盐法，亦即经由对盐商征课而将私井纳入管制，以增加课入的纾困办法。结果，井户和盐商的境遇因政府偏于以课利为标的而趋于恶化。政府虽曾致力改善这种现象，但当对外战事再发带来财政压力时，政府的政策仍是课入优先。在许世融的文章中，强调四川盐课收入在岁计、边防、养士的多方贡献，并叙述北宋政府从处理与盐有关的族群或社会冲突事件中，逐渐发展出一套"以盐笼番"政策，以宋政府所掌控的经济资源作为交易，换取边境和平。（注：梁庚尧文见《台大历史学报》20（1996.11）：501-536。 许世融文见《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26（1994.9）：107-127，有关川盐的细部研究，可再参许氏硕士论文《宋代川盐的生产管理运销及其对社会经济之影响》（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1992年）。）
梁庚尧《南宋四川的引盐法》提及财政策略的调整与对外战役的关系，这在郑樑生《东南沿海地区倭乱对明朝财赋所造成的影响》一文中，也有类似的探讨。郑氏讨论16世纪中期明廷对东南沿海寇乱的因应措施，包括在灾区减税粮及停征，以及实施额外提编、加派以增税收。但是后一项措施却未随倭乱平息而取消，反而使某些职官增加贪渎机会。（注：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盐专卖历史悠久，至20世纪前半期，其商业利益仍是政府独占事业中重要的一项。何思眯《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一九四一--一九四五）》一书，对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各项专卖事业有完整的描述。为因应战争支出，挽救战时财政赤字及通货膨胀，强化统制经济的政策遂成为当时之需，措施之一即为开办专卖事业。据何氏所述，实施盐、菸、食糖、火柴专卖的前三年，专卖收入迭年有增，基本上已达到财政收入的目的。（注：此书为著者据其同一题名博士论文（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3年）修改而成，由"国史馆"于1997年出版。）
财政当中，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也是学者研究的主要课题。据何汉威《从清末刚毅、铁良南巡看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的研究，清末中央政府和地方督抚都对其辖下的财政管理失去有效的监控能力，与过去学界所提的两种论调（督抚专政说--中央集权体制瓦解，督抚权力膨胀：中央权力的旁落和督抚专政程度皆未如想像中的大）有所差异。他认为中央政府虽仍保有政治及行政权力，但无法准确掌握各省财政讯息，督抚的财权则在财税征收过程中受吏属制约，这种情形在与税入最相关的厘局、盐务和常关等重要机构里都可看到。因此，刚毅、铁良南巡之事，实可视为中央向各省硬性摊派的一个环节，清政府仅著重短期的财政扩张，无长远的财政体系管理。（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8.1（1997.3）：55-113。）
另外，为了理解一个大帝国如何掌握及分配全国性经济资源，必须利用数据性史料。对这方面的史料，赖建诚在《〈万历录〉初探》文中举《万历会计录》做资料性的解析。此书为记载明万历年间政府田赋、盐茶钱法、商杂税的收入，以及官僚俸禄、各镇军饷额、宗藩禄粮及皇室开支等支出。著者认为，对于理解明朝经济结构的变迁而言，此书的贡献不如《会典》、《实录》。但《会记录》中各行政层级的收支细况极为详细，可用以分析经济资源分布不均度。至于书中盐茶钞三项资料皆是沿革事例，助益不大。（注：《汉学研究》12. 2（1994.12）：137-156。）
（五）货币、、物价
传统中国实行银钱平行复本位制，银、铜的供给除了中国本地所产以外，境外银、铜输入量的变化如何对境内货币流通产生影响，尤其值得注意。关于银的供给，16世纪以降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情形，全汉升曾有多篇论文详论。其近作《明清间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估计》采取法国学者索鲁（Pierre Chaunu）的估计， 认为新大陆发现后美洲白银出口量中约有1／3透过不同的路线流入中国。（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3（1995.9）：679-691。）至于铜的供给，据刘序枫《清乾隆年间洋铜的进口与流通问题》的估计，自1684年海禁开放后，日本铜的年输入量约300-400公斤，1696至1710年达到最高输入量400-700万斤， 其后日本两度限制铜的输出量， 至乾隆末年降至140-150万斤左右。文中讨论的官定办铜额的改变、滇铜的增产，以及1739年乾隆的铜政改革，都与日本限制铜的输出量有关。（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国内货币流通方面， 主要的问题是钱币私铸现象。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说明私钱流通之所以严重，实与制钱供给不足、官钱减重有关。而乾隆朝官方面对此况的态度，先是容忍弛禁，之后转为查禁收卖，其查禁收买政策的推行规模，较前代更为扩大。（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5（1997.6 ）：235-286。）
以上诸文多就传统货币制度的运行而言，至于传统货币的改弦更张和金融组织的设立，要晚到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但是这期间的改革过程波折，问题丛繁，受政治及军事因素的影响极深。卓遵宏《甲午战争与清季货币金融改革（1894-1900）》认为，甲午一役中国战败、巨额赔款及借外债所引起的耻辱，刺激了当时货币金融体制的改革。此际货币改革主要是沿承张之洞购置机器仿铸西式银元的方式进行，金融改革则模仿西人兴建新式银行。然而两者皆因著眼于财政困窘，以筹款为利，形成货币制度混乱、滥发钞票的局面。（注：《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595-639。）卓氏另文《中国货币金融改造与抗日备战（1932-1937）》，以1935年法币政策顺利实施、建立中央银行及组织政府银行团等务的改造，视为抗日备战的基石。（注：见《国史馆馆刊》复刊20（1996.6）：115-138，此文以《中国货币金融改造与抗日准备（1932-1937）》为题收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1996年），页476-500。）法币政策实施之后，衍生了交易上的大小票问题（民间使用小面额法币交易，大面额钞票反而须折价行使）。林美莉《抗战时期法币的大小票问题：通货发行与物价上涨史实的一个观察》一文，即陈述形成此种问题的因素、国民政府的因应措施，以及不同政权之间的货币战争，认为不能单纯的以货币银行学中的货币数量学说，解释这时期的大小票现象。（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9（1998.6）：223-248。）
金融业方面，近年论文多以金融政治的关系作为主要的讨论核心。例如许鼎彦《中国、银行与帝制运动》及《交通系与民初的内国公债（1914-1916）》二文，都是叙述民国初年梁士诒及其所领导的交通系，利用各种金融业务的便利为袁世凯政府筹款。其中，利用中国、交通银行超额发行纸币，引发1916年的中交停兑风潮；1914至1916年发行的三次公债，意在资金取得，未能朝健全金融体制的方向努力等等，都显示当时官僚支配金融组织的运作，作为角逐政治势力的手段。（注：许鼎彦二文刊于《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27（1995.9）：243-257、28（1996.9）：333-347。）中国金融业发展初期，缺乏合理法制规范和正常经济秩序，前述许、李文中提及的政商关系，在许文堂《中法实业银行的政治与人事纠葛（1913-1925）》所述中法实业银行的创设及经营历程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特征。（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28（1996.9）：307-332。）此外，在金融的研究部份，毛知砺《抗战前十年的〈银行周报〉与〈钱业月报〉》，以上海地区扮演银行、钱庄喉舌的这两份专业期刊为主，希望从期刊批露的讯息中了解抗战前十年的财经、金融改革及变迁。（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5（1998）：259-311。）
物价史领域，台湾的经济史研究者较少触及。不过，还是有文章讨论物价与其他历史事件的关联性。例如，王业健《十九世纪前期物价下落与太平天国革命》，以及王良行、陈修平合著的《清乾隆朝田赋蠲缓措施与米价的互动关系：以台湾为例（1738-1786）》（王、陈合著一文，容于后节"台湾经济史研究回顾"中介绍）。王业键对于学界解释太平天国革命之所以发生的二种学说（人口危机说、社会两极化说）有所质疑，他另辟蹊径，论证19世纪上半期由于银价升腾和物价低落，造成市场收缩、经济萧条，及对农民经济产生极大的负面冲击。也就是说，农产品由于缺乏弹性，价格下跌程度较其他物品尤为严重，农民为了维生而必须出卖的农产品无形中相对地增加，农民的购买力显然是降低了。另一方面，因为经济收缩，蚕桑、纺纱、短工雇佣机会等副业收入随之减少。同时，以银为征收单位的赋税额即使未增，农民的负担也形同增加。这些冲击对市场依赖性较高的长江下游地区而言，其不利影响较其他地区更甚，而太平天国政权能在此区得势，与此有关。（注：《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259-284。）
（六）经济思想、经济制度
西方的经济史研究受益于其完备的经济学及方法，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则不然，但这不表示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与西方相近或中国自身特有的经济学理。因而，藉西方经济理论，以他山之石赋予中国经济思想现代意涵的研究方法，实可一试。
这方面的研究，总论性的文章，如侯家驹《从西周到汉初经济制度暨思想之演变》，其主要架构是以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阶段为座标，做为中国经济思想演变的参考架构，并比较中西之间的异同，归纳其历史。他认为中国从西周到汉初的经济制度与思想发展，类似欧洲5 世纪到18世纪的演变，其规律都是由封建自给自足式的庄园经济，经过重商、重农主义及自由经济思想的萌生，以至发展成资本主义。在他看来战国至汉初所谓的"大同派的儒家经济思想"，尤其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平准书"中所述观点，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论自由经济者若合符节，中国的资本主义即萌芽于这一时期（后因汉武帝实行统制经济而夭折，明中叶曾昙花一现再度萌芽，至20世纪台湾才真正出现资本主义）。（注：《汉学研究》12（1994.12）：81 -119。）
其次，关于经济发展观点与道德论的关系和分殊方面，林丽月《陆楫（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兼论近年明清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藉明人陆楫《禁奢辨》思想的探讨，认为学界使用"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为架构的研究取径，有时易于将历史上有关经济问题的观点或学说予以孤立，强调应该纳入当时的学术思想脉络中来看，以及重视与传统经济思想的关联性。她认为陆楫崇奢观的务实倾向，与当时其他儒士一样，都是从观察社会经济现况形成其经世理论，而且在源流上继承了《管子·侈靡篇》"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治生"思想，也不脱《孟子》和《晏子春秋》的立论范畴。（注：《新史学》5.1（1994.3）：131-153。 ）陈国栋对于林文加以回应，在《有关陆楫〈崇奢辨〉之研究所涉及的学理问题--跨学门的意见》中，他引介相关的经济学学理，诠释陆楫反禁奢思想。例如：由凯恩斯首先提出的"节俭的矛盾性"（pardox of thrift），导引出消费不足（或过度）与国民就业的关系，解释陆楫的崇奢观，即是"奢侈（浪费）有助于人民生计"。意即：个别家庭尚俭虽有助于财产累积，但此论未必能符合整体社会的经济情况，因为经济发达地区有效需要较强，消费活动活跃，工商发达，提供奢华劳务者可得到雇用机会，人民可就业，不应禁奢；经济落后地区有效需要不足，人民难以奢侈，工商服务业不发达，无奢侈之虑。（注：《新史学》5.2（1994. 6）：159-179。）
可见引介西方的经济学原理解释中国经济思想，不失为了解中国经济史议题的一个取径。与陈国栋类似，林满红在《嘉道年间货币危机争议中的社会理论》一文中表示，19世纪前半期的经世学者--"道德派"和"务实派"对当时货币危机（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论辩，近似于凯恩斯学派和哈耶克学派之间的论战。"道德派"论者包括王鎏、梁章钜、吴嘉宾等人，倾向国家统制，以货币发行权象征国家权力的伸张。"务实派"论者，如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包世臣及冯桂芬等人皆是，较留意市场力量的正面作用。双方论证其货币主张时，皆各自援引中国历史上不同的成功事例佐证，显示中国传统原即存在自由及统制两派的经济思潮。（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161 -203。）
在近代企业管理思想及制度方面，郑润培《从汉阳铁厂看清末官督商办企业的管理》，就郑观应整顿汉阳铁厂时期的华匠与洋匠管理问题加以探讨，认为官督商办企业发展迟缓与厂务管理混乱有关。著者认为，汉阳铁厂呈现的管理问题在于：（1 ）官督商办制度使工厂形成官商两套管理系统，主要管理阶层互不统属，事权不一，且华匠与洋匠的管理各有主管；（2）技术极其倚赖洋匠， 但优渥条件招来的洋匠工作表现不佳，不但职位不称、彼此工作亦不协调，甚至挟其技术评估能力变相拥有用人的行政权力。（注：《东吴文史学报》12（1994.3 ）：107-124。）
就郑润培一文所示，官督商办制度影响企业内部管理作业的正常化，但是近代新式企业的营运所遭遇的问题，尚不只内部管理作业方面。根据刘文宾《清末民初的企业管理思想》及《近代中国的企业管理及其演变》二文的研究，政府长期以来以商为末业的价值观，使清末新式企业的营运发展缺乏正当性。他认为对清末企业经营产生最大阻碍的是传统的抑商观念，这使得当时的企业集团多半着手于克服不利企业经营的外部因素，至于企业内部的协调与控制，要到1920、1930年代才真正成为企管制度变革的核心课题。对于百余年来企管制度的演变，刘文宾以企业组织、人事管理及财务管理三类管理要素进行分析。企业组织方面，科层化色彩逐渐加深，包括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发展，以及人事、研发部门的成立。人事管理方面，渐在身分关系取向的传统用人方式之中，带入客观的考核选任程度，对职工素质的提升也有所努力；但企业经营者对低层职工倾向运用控制与惩罚的威权式管理，对中上层干部则倾向敬重与信任的人性管理。至于财务管理，恒为中国企管制度发展中较弱的一环，举凡新式会计制度的推广、成本会计的运用及预算制度，都晚至1920年代才成为革新要务。（注：这二篇文章分别见《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77-115、 《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53-397。 其《近代中国企业管理思想与制度的演变（1860-1949）》（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8年）有更完整的叙述。）
其他以商人或企业家的企业精神、经营理念为主的论文，尚有毛知砺《张嘉璈经营中国银行的理念与作风》，举1920至1930年代成功的个案，阐述企业家的经营睿智。（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177-199。）不过，在企业经营理念之外的其他观念，事实上会影响企业主的经营决策。李达嘉在《国权与商利--晚清上海商人的民族意识》中，以晚清诸多外力侵逼时期为背景，探讨上海商人的民族意识与其商务利润考量的关系。他认为商人民族意识的勃兴，除表现在投资新式企业之外，对抵制美货运动、回收利权运动的展开，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商人参与或面对抗争时，常采取较为务实的考量，在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求得平衡。利用同乡同业组织、商人社群中的绅商领导体制、运用与外人的关系和外国领事交涉等和平手段，是他们务实性格之下的权衡策略。（注：《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285-320。）
前述刘文宾著作中曾提到传统的抑商观念阻碍近代企业的经营，与抑商近似的观念尚有贱商、反商，大都是相对于重农观念而发。不过，产生贬抑商人或商业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其阶段上的差异。据陈国栋《春秋战国与秦汉时代的"贱商"、"反商"思想》的研究，追溯对商人特加贬抑或轻视的观念源头时，可以发现贱商思想要到中古时期才彻底发生，更早之前的情形迥不相同。在东汉结束以前，贱商、反商言论自"农战"、"四民分业"这两大思想主流滋生而出，但都是限制商人这类人群的数目，非将商人整体排斥于社会以外。同时，商人与士、农、工其他分业同为正业，四民皆有本业、末业之别，商人并未受到全面的歧视。也就是说，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贱商、反商思想未成为普遍的问题。（注：《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21-35。）虽然如此，李达嘉《晚清的重商思想与重商政策》认为，1895年以前的中国，盛行农本商末的四民论和重农抑商观念，直至晚清商战论出现，衍生了重商思想，四民论和抑商观念才产生变化。不过，此时的重商思想在意义上有新的意涵，它包括：强调与外国通商的不可避免和重要性，而非针对国内贸易的商务行为；强调商人角色在近代国家社会中的重要。因此应该扭转传统的轻商态度，对商人加以保护和奖励，并将商人的地位自四民之末提升上来；强调农、工矿业的重要，振兴实业。这股重商思想流行的结果，促使清廷展开振兴工商业的措施，并落实为政府的具体政策。（注：该篇论文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内研讨会论文（1994年9月）， 摘要见《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9版。）
清末商战观念兴起，重商思想抬头，这种思潮又对清朝政府自开通商口岸以求存续的思想有所影响。张建俅《清末自开商埠思想与政策的形成》，探讨1898年清廷主动开放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直隶秦皇岛和江苏吴淞等商埠的思想背景。他认为开埠与三方面的背景有关，来自以夷制夷思想所衍生的均势思想（列强在华均势则中国可以保祚）、重商思想下的开放通商口岸有利说以及主权意识的提升。这种自开商埠对外贸易，不设租界，与条约口岸的开埠性质不同，是清朝政府面对列强瓜分危机时的一种新的应对方式。（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79-110。）
自从清末朝野意识到为图富强而开办新式工商企业以来，重商思想和工业化时潮，直至本世纪30年代依然兴盛。然而1930年代经济恐慌深化时间，的凋弊和城乡明显的差距引起当时人的注意，重农言论随之兴起。李宇平《从发展策略看一九三年代中国重农说的兴起（1931-1935）》即是针对这种现象，将当时提出锐意拯救农村经济的言论，分为货币论者与贸易论者两类，阐述其经济主张。前者以吸引外资为首，主张导引资金下乡致力生产（发展需从国外进口产品的产业）以形成民族资本，纾解乡间通货紧缩、资金不足的困境。后者主张出口扩张，制定鼓励出口的政策（保护关税、统制贸易）改善贸易条件，强调农业工业化、发展轻工业。这两类言论致力的手段不同，但都强调城乡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与保守份子反都市、反工业化的重农观点迥异。（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6（1998.6）：199-233。）
（七）其他
除了以上各类范畴的之外，尚有部份论文著重整体现象变动因素的讨论，或以研究私部门的财货分配为主，或探究经济史料的利用价值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关于整体经济现象的部分，讨论的断限，一为18世纪乾隆时期，一为1930年代。林满红《与岸本教授论清乾隆年间的经济》，系重申其旧作《世界经济与近代农业--清人汪辉祖一段乾隆粮价记述之解析》中的基本论点，同时也是针对日本学者岸本美绪评论此一旧作的意见所作的答覆。林氏与岸本对汪辉祖的记述，对乾隆朝物价变动、经济景气趋势有不同的意见。林满红以1775年将乾隆朝分为该年之前的A 期与之后的B期，考察人口及货币因素在这两期的变动。她推论A期是经济困难期，货币供给和农业成长皆不及人口成长，因此每人所得减少，人口压力使得粮价腾贵（非民生物资的价格未涨）。B期则是经济繁荣期，货币供给增加，促进农业生产，农业成长较人口增加快速，人均所得增加，此期物价全面上涨但民生充裕。（注：林满红：《世界经济与近代中国农业--清人汪辉祖一段乾隆粮价记述之解析》，见《近代中国经济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其《与岸本教授论清乾隆年间的经济》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235-252。 ）岸本美绪的质疑在于：（1）1775年的分期根据不清楚；（2）物价动向并非A 期只民生物资特别昂贵，B期物价全面上涨；（3）货币、人口、农业生产量之间的变化，除了对安南、缅甸的银输入期认知错误、人口数据有、农业产量难以估计之外，无法推证这三项变数都呈上扬趋势的情形下，何者上升率较高。（注：岸本美绪：《评林满红〈世界经济与近代中国农业--清人汪辉祖一段乾隆粮价记述之解析〉一文》，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223-234。）
至于1930年代的经济现象，李宇平著有多篇论文，都环绕在这一时期，李氏尤其对中国的经济恐慌问题多所铺陈，诸如恐慌的发生原因、表征及当时言论界的因应策略等等，皆巨细靡遗。就她《一九三年代世界经济大恐慌对中国经济之冲击（一九三一-一九三五）》及《一九三年代中国经济恐慌的若干现象（1931-1935）》二文的归纳，30年代中国经济恐慌的发生，是在农村经济恐慌（国内因素）的基础之上，加上世界经济恐慌漫延而入（外力的冲击），内外两因素交互作用，由农村而至工商、界，演变成全面性的经济危机。此中尤以白银流向通商口岸继而外流现象引起时人注意，当时农村金融恶化、通货收缩、物价下跌、莫不与此有关。（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学报》22（1994.6）：315-347、25（1997.6）：71-118。）
这次研讨会由县人民政府和中国先秦史学会联合举办，晚上好！倍受各界关注的全国首届鬼谷子文化学术研讨会将于明天在正式召开。这既是中国先秦史学界的一次盛会，也是县经济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盛事、喜事。此，谨以大会组委会的名义，并代表中共县委、县人民政府对新闻界各位朋友莅临表示热烈欢迎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以便各位朋友对我县，下面我从三个方面介绍下有关情况。对这次会议的准备及会议安排有一个基础的解。
一、县情简介
汉水上游。全县总面积1525平方公里，位于陕西南部。总人口18．3万人。境内自然资源较为丰富，其中以生物、旅游、水力。矿产四大资源最为突出。全县森林覆盖率达67％，有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65平方公里，各种珍贵树种30余种，农产品以蚕茧、茶叶。黄姜、烤烟、中药等为主，其中蚕桑面积已达10万亩，并具有雄厚的制种、烘茧、缓丝、织绸及蚕副产品加工能力，人均蚕茧产量居西北地区各县之首。旅游资源北有集原始森林风光和人文景观为一体的云雾山鬼谷岭省级森林公园，并留有战国时期鬼谷子隐居、讲学的多处遗迹，极具旅游开发价值；南有婉蜒于群山之间的汉江以及高峡湖的烟波湖库区。此外，县境内还有西北地区最大的溶洞燕子洞、全国最大的禹王宫古建筑群等旅游景点。水力资源以汉江干流及其它主要支流为主，水力蕴藏可开发利用量43．4万千瓦，已建成的装机22．5万千瓦的水电站，投资13．8亿元、装机18万千瓦的喜河水电站正在建设之中。矿产资源主要以石灰石、大理石、石英石、钒钛磁铁矿、金矿为主。其中大理石、石英石、石灰石资源开发初具规模。交通便利。阳安铁路横贯东西，210316国道在县城交汇，至西安、汉中、安康的半日经济圈”正在形成。
县确立了两区两带”经济发展战略。其具体内容是县境北区以鬼谷子文化研究为内涵，今后五年。加快云雾山独特的绿色生态和人文旅游资源开发，逐步建成“云雾山生态旅游开发区”同时，通过加快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加大云雾山鬼谷子文化的发掘、整理、研究、开发和宣传力度，不时扩大对外影响，努力把云雾山旅游开发区建成独具特色的陕南一流人文风景旅游区；南区依托汉江电站和喜河水电站开发的综合效应，着力构筑融生态建设、山水旅游为一体的汉江生态经济建设区”县境内交通、通信相对便当，农业、工商业基础较好的国道沿线。东西走廊，建设“高效农业示范带”和“民营经济发展带”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观光生态农业，着力构筑民营经济发展平台。力争通过五年努力，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0亿元、工业增加值1亿元、地方财政收入600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人2500元的目标。
克服了非典疫情及今年“424地震灾害的影响，经过半年来的努力。全县经济社会坚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上半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2．46亿元，增长10．2％，地方财政收人完成1624万元，增长53．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分别达到2910元和638元。
二、鬼谷子文化研究情况简介
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历史文化名人。先秦时期，鬼谷子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化名人。与老子、孔子、孟子等诸子齐名，一位伟大而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谋略家。教育家。国“九流十家”中，创建了纵横术，被尊奉为纵横家的鼻祖。
居楚国境内的汉滨鬼谷山”据史料记载，鬼谷子是战国时期楚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90年，死于公元前320年。一生出游各地名山大川，或隐居著书，或讲学授徒，古代一位既不争名于朝，又不争利于市的隐士、高士、豪士。虽著有《鬼谷子》一书传出，却隐去了自己的姓名和藉贯，成了中国先秦史上最具神秘色彩的人物。
原安康地区博物馆曾组织专业人员到云雾山鬼谷岭对地上文物开展搜集整理工作；上世纪9县关于鬼谷子文化及其遗存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1988年10月。0
县县志办公室原主任、中国先秦史学会会员李佩今，年代中期。对鬼谷子隐居地进行全面考证和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基础上，提出“鬼谷子故里当在论断，并相继在汉江评论》陕西史志》等刊物上发表，引起了省内外史学界的极大关注。
李佩今同志在山东禹城参与全国首届大禹文化学术研讨会期间，2004年4月。与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盂世凯教授就鬼谷子故里研究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交流，鬼谷子文化研究得到先秦史学会的充分肯定。2002年7月至10月以李佩今为首的一批文史喜好者多次徒步考察云雾山。县委、县政府也高度重视鬼谷子文化的研究与发掘工作，并邀请市直机关部门负责人考察鬼谷岭，商讨开发建设方案。2002年11月中国先秦史学会孟世凯、宫长为、刘宝才等教授亲临参与县鬼谷子文化研讨活动，鬼谷子文化研究步人了一个新的阶段。与此同时，县鬼谷子文化研究会也正式成立了目前会员已达100多人。
已经做了大量富有效果的基础工作。一是将云雾山鬼谷岭遗址遗迹及森林资源维护开发纳人了政府经济工作议事日程，围绕鬼谷子文化研究及旅游开发。形成了
鬼谷岭于今年4月被正式批准确立为省级森林公园，维护与开发规划；二是省、市文物部门的指导下对鬼谷子文化及遗址进行了深入研究、考证、发掘和整理；三是完成了文物维护和旅游开发项目论证及申报。目前，鬼谷岭遗址已被正式确立为省级文物维护单位；四是加强与省、市各新闻媒体的联系和配合，加大了对外宣传力度，省内外已经产生了一定影响；五是景区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有所改善。
三、研讨会情况简介
1召开研讨会的目的和意义：
县召开鬼谷子文化学术研讨会，鬼谷子是一位世界级名人。对于促进学术界文化交流，弘扬民族激进优秀文化，提升鬼谷子故里县的文化品位和知名度，加快
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印证县鬼谷岭是鬼谷子隐居、讲学以及出世的地方这一历史结论。今后将出版一期《先秦史研究动态》和一本《论文集》召开这次研讨会的目的一是推进学术文化研究通过探讨鬼谷子文化与发展地方旅游产业的关系。
扩大在省内外乃至在世界的影响，二是促进我县经济发展。通过这次研讨会广泛宣传的悠久历史。提高的知名度。同时以鬼谷子文化研究会为契机，充分利用研讨会效果，以此促进云雾山旅游开发建设，带动县域经济加快发展。
2论文提交情况：
组委会共收函各位专家提交论文52篇。截止昨天为止。
3．参会代表情况：
专家教授中有正教授级（含研究员）22人，此次会议参会人员共60人（其中20人为外地学者）其中应邀专家。教授28人。副教授（含副研究员）6人。
4．会议会址、时间和议程情况；
会议时间确定为8月28日至29日，本次会议会址设在县宾馆会议厅举行。会期两天。会议基本布置是
8月27日：全天会议报到
8月28日上午：举行大会开幕式
下午：学术研讨交流。
晚上：举行庆祝全国首届鬼谷子文化学术研讨会文艺晚会。
下午：大会发言、落幕式。8月29日：上午：学术交流。
5．会议宣传情况：
邀请了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香港大公报、陕西日报、中央电视台、陕西电视台、安康日报、安康电视台等在内的十几家新闻单位，会议宣传工作。20余名新闻记者。
[关键词] 电化教育； 教育技术； 研究分类； 思想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 G40-057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赵厚福（1980―），男，山东历城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研究。E-mail：。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电化教育研究进入了多元发展阶段[1]。教育技术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宽，研究方法在不断增多。这就需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审视现有的研究，找到划分不同研究的标准，理清不同研究之间的关系，以便推动学科的健康发展。
一、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现象
一个学科的成立通常从三个方面进行衡量：一是有独特的研究对象；二是有相应的研究人员、组织和刊物；三是有相应的研究方法。在这三个方面中，研究对象是最根本的，是一个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标志。电化教育作为教育学一级学科中的二级学科，其研究对象应该是教育学研究对象的一个子集。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切教育现象[2]，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则是一种特殊的教育现象，即“借助现代媒体的教育”现象，或者说是“有现代信息技术参与的学习、教学、教育” [3]现象，笔者将其称为电化教育现象。
现象可以从形式上分为实践和理论两种，电化教育现象也不例外，即电化教育现象包括电化教育实践和电化教育理论两部分。
1. 电化教育实践
电化教育实践又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去分析。微观的电化教育实践就是有现代信息技术参与的教学活动。当然这些教学活动所属的教育领域是非常广泛的，既包括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既包括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也包括学前教育和成人教育；既包括传统围墙学校教育，也包括函授教育、广播电视教育和网络教育；既包括课堂教学，也包括实验、实习和实践教学；既包括教师的在职培训，也包括企业员工的数字化学习。
宏观的电化教育实践在很多场合都被称为电化教育事业，其实它还包含电化教育产业和电化教育专业。电化教育事业是整个社会有目的、有组织开展电化教育活动的统称，主要指各电教系统，包括为保障电化教育活动顺利开展而设立的电化教育机构及其相关制度。我国的电化教育事业由早期的学校电教系统、党员电教系统、广播电视教育系统扩展到现在的网络教育系统。设立的电教机构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电教馆、广播电视大学，中央和山东教育电视台，以及现在的68所网络教育学院和各级各类学校中的电教中心、教育技术中心等。
电化教育产业也是电化教育实践的重要领域。电化教育产业既为电化教育事业提供物质基础，也需要与电化教育研究、电化教育专业相结合。例如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成立了上海市数字化教育装备工程技术中心，就是要把电化教育产业和研究结合起来。还有很多高校都在积极筹建类似的工程中心。
电化教育专业是培养电化教育专门人才的实践活动。无论是微观的电化教育活动，还是宏观的电化教育事业和电化教育产业，都需要具备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专门人才去从事和发展，而这些人才的培养就需要社会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进行，这就是电化教育专业。
2. 电化教育理论
从意识是物质的反映的角度讲，理论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电化教育理论则是对电化教育现象及其规律进行研究而产生的知识体系。通常将某一门类的知识称为学科[4]，因此也可以把电化教育理论称为电化教育学科。我国著名电化教育学者南国农先生之问“电化教育事业红红火火，电化教育学科举步维艰”的意思就是电化教育的知识体系的建设没有跟上电化教育实践的步伐，当然这里面可能还有对电化教育专业建设的担忧。图1是对整个电化教育现象的总结。
二、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研究的分类
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发展，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变成了一项专门的社会活动，称为科学研究。现在的理论大多是科学研究活动的产出结果。电化教育的理论自然也是电化教育研究的结果，更具体地说是对电化教育现象进行研究的结果。因此可以根据前文对电化教育现象的分析来对电化教育的研究进行分类。
首先，从对电化教育现象的分类出发，可以把电化教育研究分为对电化教育实践的研究和对电化教育理论的研究。
1. 对电化教育实践的研究
对电化教育实践的研究，就其研究的问题而言，可以分为具体和抽象两种。不管是宏观的电化教育事业、产业和专业，还是微观的电化教育活动，如果不把实践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而是着眼于具体的实践问题，微观方面例如各种媒体在教学中的应用，宏观方面例如电化教育制度和法规，都属于具体研究。具体问题的研究构成了任何一个研究领域的主体部分。
如果把电化教育实践的整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类似“电化教育究竟是什么”，“它的价值和作用在哪里”这样的问题，这就是抽象的研究。这类研究可以从时间、空间和思维等三个纬度分为史学研究、比较研究和哲学研究等三类。
电化教育的哲学研究已经被提出多年，并构建了本体论、价值论和实践论的研究框架[5]。也有很多属于哲学研究的问题，例如本质问题和定义问题得到了广泛的探讨，并一度成为学术争论的焦点。但总体来看，电化教育哲学研究的内容和成果还不系统，至今没有一部正式的学术著作问世。
电化教育的史学研究以前少有研究者问津，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全国电化教育教材审编组组织，吴在扬编写的《中国电化教育简史》是目前为止仅有的一部史学著作[6]。2008年，我国电化教育的奠基人南国农先生从学科发展的全局角度提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组织开展了“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史研究”，正式掀起了大规模的史学研究。目前这一研究项目的成果包括一套电化教育史丛书以及一本教材正在出版中。①
我国的电化教育领域一直在积极吸收国外的相关经验，从早期的视听教育，到20世纪90年代对美国教育技术定义的引进等，这些国外经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却是真正的电化教育比较研究的缺失。比较教育研究通常分为四个步骤进行[7]：第一步是通过文献或实地调查来了解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情况，并进行整理和描述，这是一个陈述教育事实的过程；第二步是探讨教育事实和当地社会背景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解释教育事实的过程；第三步是对收集的其他地区和本地区资料进行系统处理，确立统一的比较标准，进行并置，这是一个并置比较的过程；第四步是根据比较结果，对本地区的教育提出借鉴建议。根据这个研究过程，我国20世纪90年代对教育技术定义的引进以及对各个国家教育信息化的介绍都停留在第一个阶段，根本谈不上真正的比较研究。
2. 对电化教育理论的研究
根据前文的陈述，电化教育理论是对电化教育现象进行研究而产生的知识体系，而电化教育现象又包括电化教育理论。严谨的研究者不难发现这里存在一个看似错误的循环定义，即“理论是对理论进行研究的结果”。而事实上，确实存在这种研究理论的理论，通常人们将它称为元研究。
在电化教育的母学科教育学领域，元研究已经进行了很多年[8]，称为元教育学。广义的元教育学是对教育学自身的研究，包括教育学发展史、教育科学学以及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狭义的元教育学则是对教育学基本问题，例如对象、范畴、性质、定位、任务、体系等的研究。
在电化教育领域，把电化教育理论作为研究对象，也可以从哲学研究、史学研究和比较研究的角度进行分类。
对电化教育理论进行的哲学研究，就是狭义的电化教育元研究。同电化教育哲学研究一样，很多电化教育元研究的问题，例如逻辑起点、学科性质、定位问题也一度是理论论争的焦点，并有相关的著作问世[9] [10]，只是尚未正式提出“元研究”的名称而已。
对电化教育理论进行的史学研究，主要是指电化教育的思想史研究，即探讨电化教育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由于某一领域的知识体系又通常称为学科，因此电化教育学科发展史也是电化教育思想史的重要内容。后文将详细讨论电化教育的思想史研究。
对电化教育理论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是指对不同地区电化教育思想和学科的比较研究。同对电化教育实践的比较研究一样，我国对国外的教育技术理论、思想和学科进行介绍的多，进行比较的少，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较研究。
除了上述研究之外，还有一类研究比较特殊，它是为电化教育研究活动提供方法的，这就是电化教育研究方法。从研究对象上讲，它不是对电化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的研究，而是对电化教育理论形成过程，即电化教育研究活动的一种研究，也属于广义元研究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可以从研究对象和研究的纬度对电化教育研究进行分类（见表1）。
三、走向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思想史研究
根据前面的讨论，在当前的电化教育研究中，比较缺乏的是比较研究和电化教育思想史的研究。比较研究中，无论是对电化教育实践的比较还是对电化教育理论的比较都很欠缺。问题不是对国外关注的少，而是缺乏规范和正式的比较，也就是没有从对其他地区电化教育的描述介绍，走向分析解释，并进一步走向并置比较，最终做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反而正是比较研究的缺失，使得我们盲目引进国外理论，才导致了中国电化教育研究的自我迷失，这也是南国农先生一直提倡“中国道路”的原因所在。
1. 电化教育史学研究的现状
在电化教育的史学研究方面，可以分为制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这里的制度史是与思想史相对的一个概念，泛指一切电化教育实践活动的历史，而不仅仅指电化教育制度或者行政的历史[11]。
在制度史方面，最早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吴在扬的《中国电化教育简史》[12]，主要介绍了1920年到1990年间中国电化教育的历史过程。
进入21世纪后，史学研究逐渐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投入比较多的是内蒙古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为研究生开设了“中国教育技术史”课程，并在科学技术史博士点内设立了“教育技术史”方向；阿伦娜主持了电教发展史研究的子课题，发表了《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年表》[13]；赵惠康、贾磊磊出版了专著《中国科教电影史》。
2005年11月6日，南京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系网络化学习与管理研究所、南京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在南京大学成功举办了“金陵大学电化教育史研讨会”[14]，并在辛显铭、桑新民教授的积极推动下，及时挖掘和抢救了我国电化教育早期的珍贵史料。孙明经先生的儿子孙健三先后也发表了多篇介绍有关电化教育史的文章；朱敬发表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论文，并出版了专著《影音教育中国之路探源：关于中国早期电化教育史的理解与解释》[15]。
2007年，在南国农先生主持下，“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史研究”经过近五年的工作，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电化教育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脉络，反思了其中的经验教训。这项研究汇集了全国数十位教育技术专家学者，公开发表37篇学术论文，编写专著8部。这项研究基本完善了中国的电化教育制度史方面的研究。
思想史以理论思维为研究对象，是对理论形态的学术思想的梳理，以主要学术人物的思想为主，也兼顾其他历史人物、社会阶层、学术团体和流派的思想。目前只有少数人做了一些电化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在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南国农先生关于发展史研究中的成果，例如南国农的《信息化教育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朱敬的《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理论研究及其经验体系》、《“经验之塔”首介者杜维涛之电化教育思想研究》；李龙等人的《晏阳初：我国电化教育早期的践行者》等。
此外河南大学汪基德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中国电化教育先驱学术思想研究”，对民国时期的陶行知、郭有守、舒新城、孙明经、徐公美、杜维涛、陈友松、赵光涛、谷剑尘、刘之常共十位重要学者的思想进行了研究，发表在《现代教育技术》2011年1～12期上，这也是目前电化教育思想研究方面规模较大和较集中的一次。
上述这些思想研究尚没有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讨论思想的渊源和演变，也没有形成完整的学术思想发展脉络，可以称为“思想”研究，但还谈不上“思想史”研究。相反，中国人却研究了美国的教育技术思想史，代表性的是张祖忻的专著《美国教育技术的理论及其演变》，以及宫淑红的博士论文《美国教育技术学的历史与范式演变》[16]。从这些意义上讲，思想史都应该走上系统研究的道路。
2. 走向电化教育思想史研究
我国的电化教育理论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打基础阶段（20世纪30年代―70年代）、立框架阶段（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期）、多元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世纪初）、重构阶段（2005年以后）等四个历史阶段[17]。
在早期阶段，中国正处于从封建专制向民主共和的社会转型期，在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等教育理念影响下，电化教育活动主要是利用电影、广播、幻灯等进行民众教育，普及识字和科学常识。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电化教育学术活动却异常活跃，涌现了蔡元培、郭有守、陈礼江、晏阳初、陶行知、魏学仁、孙明经、舒新城、徐公美、杜维涛、陈友松、赵光涛、谷剑尘、刘之常等一大批影响较大的代表人物。他们于1932年在南京成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 翻译国外著作，编写了《电影年鉴》论文集，出版了《电化教育》、《电影与播音》等学术刊物，著有《有声的教育电影》（陈友松）、《电化教育讲话》（舒新城）等学术著作，他们的很多学术思想至今依旧熠熠发光。
建国以后，北京、沈阳、上海等地陆续开始设立电化教育馆等电教机构，苏南文化教育学院、金陵大学等高等院校开始设立电化教育、影音教育专修科。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电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恢复与发展，各级电教馆相继成立。从1979年开始成立各级广播电视大学，1987年成立中央教育电视台，1979年7月成立“中国电化教育研究会”。1983年华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开设电化教育本科专业，198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招收教育技术学硕士研究生，199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师范大学招收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1991年在电教司领导下成立了“全国电化教育教材指导委员会”。 1999年教育部发文正式批准北京大学进行网络教育试点。从“九五”开始，全国开始大规模的电化教育实验。随着电化教育事业和专业的蓬勃发展，学术活动也异常活跃，定期举行了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协会学术年会、教育技术国际论坛、全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生论坛和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等学术会议。在这样的背景下，涌现出萧树滋、南国农、李龙、梅家驹、李运林、李克东、辛显铭、何克抗、张增荣、谢百治、徐福荫、潘克明、詹道佳、祝智庭、黎加厚、杨改学、桑新民等一批艰苦奋斗、勇于奉献、为电化教育（教育技术）事业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他们分别于1985年、1998年和2005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电化教育教材编写工作。随之而来的是学术的繁荣，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产生了许多新的学术著作和学术思潮[18]。
从电化教育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我国的电化教育几经周折，各个时期产生的学术思想是几代电教工作者努力奋斗的结果，特别需要进行挖掘和提炼，使它们能够得到保护和发扬；另一方面，在解决当前出现的诸多问题、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时，更需要从我国电化教育的优秀学术思想中汲取智慧。因此，以史为鉴，进行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思想史研究势在必行。
从这些背景出发，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思想史研究”，主要以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中的重要人物、学术组织、著作、教材、学术刊物、学术活动和专业建设为依据，以具体的学术思想为对象，旨在对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的学术思想发展脉络进行系统梳理，为新时期教育技术研究提供借鉴经验。
开展此项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作为学科基本理论的史学研究非常重要，而目前教育技术的史学研究才刚刚起步，并集中在制度史方面，思想史的研究还很缺乏，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完善教育技术的基本理论研究，特别是深化和拓展教育技术史学研究。另一方面在于通过对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的思想史进行梳理，可以厘清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理论建设和专业建设的历程，反思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学科发展的经验教训，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的学科体系提供理论参考，最终促进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学科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四、走进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思想史研究
1. 研究界定
首先从时间上讲，我国的电化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1915年，早在那时金陵大学就建立了“校园电影的专用放映场地”，标志着我国电化教育的正式诞生。1936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与金陵大学理学院合办“教育部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从此“电化教育”名称正式在官方文件中对内对外公开使用。1986年国家学位办将电化教育专业硕士培养方向定名为“教育技术学”，此后逐步实现了从理论、实践到组织机构等各个层面的由电化教育向教育技术的全面转向。所以研究中国的电化教育思想史应该研究“从1915年的影音教育和视听教育，再到电化教育，一直到今天的教育技术”的整个思想发展历程。
其次从对象上讲，思想史是“思想”的历史，而不是“发展”史或者“制度”史，因此其研究对象应该聚焦在思想上，而不是列举历史事件上。思想本身是无形的，对思想的研究主要从诸如学术著作、学术刊物、专业教材、音像资料等文字或者音像形式的思想载体上把握。
再次从内容上讲，从史学的角度，不仅需要总结陈述历史上不同阶段的主要电化教育思想，更重要的是考察其思想的渊源流派及演化脉络，进一步还要从当时的哲学思潮、教育思潮等思想背景，社会、教育、电化教育等实践背景挖掘其产生形成的影响因素。
最后从地域上讲，限于史料的搜集整理，以及研究人员的组成等因素，可以先从大陆开始。后期可以根据研究条件的日趋完善，再拓展到香港和台湾地区。
2. 研究目标
研究思想史的目的，一方面是通过系统梳理自1915年至今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学术思想发展的历程，形成一部较为完整系统而又真实客观的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思想史；另一方面是找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的学科发展道路，为促进我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学科建设提供借鉴。
3. 研究内容
可以从两个纬度来概括电化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一个纬度是时间，即包括打基础、立框架、多元发展和重构等四个阶段。另一个纬度是研究性质，可以分为描述性研究、推断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在教育思想史的研究中，也存在相似的文本、论争和语境的研究路径[19]。
描述性研究是一个“读入文本”的过程，主要是对史料进行定量的描述统计，包括著作、期刊、会议、教材。这样的研究可以较为直观的反映某个时期整体的学术活动的活跃程度和学术成果情况。描述性研究还包括通过内容分析法对学术著作、论文、教材进行的分类和统计，这可以反映某一时期有哪些活跃的研究者，有哪些理论研究热点和研究取向。
推断性研究是一个“读懂文本”的过程，主要是根据描述性研究的结果，对某一时期的学术思想进行梳理，突出主要的理论争鸣，理清主要的学术流派，探寻思想理论的演变。在推断性研究中，可以运用录音、录像、访谈的方法，借助当事人、相关的知情人的口述来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境，从而提供更为准确的研究结果。
解释性研究是一个“读出文本”的过程，主要是挖掘不同时期的实践背景、思想背景和个人背景，阐明思想产生、形成和变化的动力和原因，也称为思想语境研究。实践背景方面包括当时的社会、经济、技术发展情况，大的教育环境和氛围，以及电化教育活动和实践的基础等；思想背景方面包括当时的哲学思潮、教育思想和理论等；个人背景方面包括个人的教育和学术经历、从事的电化教育活动等。表2列出了电化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内容。
在上述的研究中，描述性研究是基础，推断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是重点。
4. 研究取向
为较好的开展电化教育思想史研究，应坚持以下几个研究取向。
第一是整体性取向。在进行思想研究时要避免限于单个人物思想的简单罗列，造成研究的貌合神离、散乱无序。应转而通过分析个人思想是否具有代表性，找出不同研究者之间思想的契合和承接，进而理清不同的思想流派，彰显整体的学术格局。
第二是比较性取向。通过比较不同人物或不同论著的观点，可以找到理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就把握了思想的争鸣和学术的争论。对话和论争是促进思想的萌发、发展和演变的重要动力，从中也可以揭露出涌动的思潮和思想史的变迁。
第三是内因性取向。研究者个人和学术团体在特殊的社会、文化和学术背景下，会产生研究旨趣方面的转向或者重要观点的产生，这就需要深入剖析研究者个人和群体的心态，以及产生这些内隐的心态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第四是动态性取向。思想同其他事物一样，始终处在不停的动态演化中。破除固定思维的禁锢，从动态的视角考察某一思想的前继和后续，才能准确把握思想的内涵。另外造成思想演变的现实原因也很值得分析。
第五是去精英取向。重要或者精英人物的思想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去精英取向不是不研究精英人物，而是避免只谈精英人物，还要关注普通大众的思想。在电化教育领域就是要关注普通教师和普通研究者的思想。
5. 研究方法
电化教育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定量和定性两种。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内容和目标应选择不同的方法。
定量研究方面主要是计量史学的数理统计和内容分析法。计量史学是现代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也称历史计量研究或历史数量研究，其主要特征在于通过运用一套数理统计方法，把数据或可以计算的其他史料用作分析和解释历史的主要依据[20]。在教育技术的思想史研究中，计量与数据统计的方法是进行描述性和推断性研究的重要方法，可以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历史文献的描述性统计，包括文献的数量、年代分布等，从而把握研究活动的规模和变化规律；二是利用内容分析的方法，通过对文献的关键词、主题进行提取和校对，再运用聚类、相关和因子等分析方法探究某一时期的研究热点和学科结构[21][22]。
定性研究方面首先是口述史学的访谈法。口述史是以面对面交流、笔录、录音、录像为手段，对历史亲历者或见证人进行的，采集具有历史意义的经历、见闻和看法的历史研究方法[23]。口述史研究具有弥补历史文献不足和印证史料真伪的作用。由于我国的电化教育历史不长，诸如南国农等一大批老先生都亲身经历了几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为开展口述史研究提供了绝佳条件。在电化教育思想史研究中，口述史研究是进行推断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的重要方法，一方面可以用于收集史料，通过访谈挖掘历史亲历者的记忆，还原更多电化教育研究细节；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被访谈者的渊博学识和深邃思想，探寻思想演变的脉络和规律，为研究者提供启示。
此外历史研究中传统的文献和归纳法在电化教育思想史研究中仍然是重要的研究方法，研究者的反思和思辨也仍然是进行解释性研究的重要途径。
6. 研究路径和安排
电化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史料的收集―史料的整理―史料的分析与解读―反思和借鉴等四个阶段。
思想史作为史学的一种，第一手的原始史料是研究最根本的基础和依据。可以从两种途径来获取：一是通过查阅图书馆、档案馆、数字资源库以及探访相关历史人物的后辈亲属来获取文献资料，包括学术著作、论文集、期刊、教材等；二是通过访谈重要的历史亲历者及相关见证者，来获取口述史料。
第二步是对收集到的史料进行整理。文献资料方面，对破旧或者难于辨认的史料及时进行复印和鉴别，并整理成现代文字内容。对与其它内容相混杂的史料进行判读和提取。口述史料部分，要整理录音稿，形成文字资料，并交与被访谈者审校。
第三步是对史料的分析解读，包括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定量方面包括对各种文献资料的归类，对主题内容和关键字的标注，然后进行描述性统计，得到总体的研究概况。再进行推断性统计，得到研究热点、学科结构、重要人物等信息。定性方面结合口述史料通过归纳找出不同的流派，通过比较找到争论点和主要观点，并通过前后关照考察思想的演变。
第四步是考察各个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教育、电化教育实践，哲学、教育思潮以及个人的教育学术背景，探寻理论争鸣、学术流派和思想演变背后的实践、思想和个人动因，寻找规律和启发，为当前教育技术学科发展提供借鉴经验。
电化教育思想史是一项重要但艰巨的研究。一方面系统地对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思想史进行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可借鉴资料少；另一方面史料的收集和整理的工作量很大，非研究者一己之力可以完成，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参与进来，大家携手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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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文精神；艺术想象；历史片
一、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与人文关怀
电影作为艺术，有其人文关怀。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一般可分为三种：艺术手法创新的，对人生处境进行探索的以及合并两类而能雅俗共赏的。
对一般人来说，电影是一种消遣娱乐，除此之外，电影究竟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是否与文化传承有关，是否呈现出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则不太愿意进一步思考。普通人去看电影，是为了消遣，不太愿意花精力，因此，遇到严肃思考的主题，或艺术探索的手法技巧，就会抱怨那种影片太难懂、看了头疼，甚至觉得不知所云，有时候会给它贴上标签，称之为“艺术电影”。
这种不太容易看懂的电影，并不见得都很“艺术”。有的只是编导的艺术“企图”，真正的成品却眼高手低，卖弄些半生不熟的技巧，使人如坠云里雾里。但是，也有很多不容易懂的影片，是了不起的经典杰作，不但会在电影艺术上永垂不朽，在整个文化发展传承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经典影片若是难懂，经常是因其处理的题材，涉及人生经验本来就错综复杂的环节，本来就是一言难尽，本来就不可能有整齐划一的答案。另一种难懂的经典影片，则是因为其艺术形式的前卫创新，使用的呈现手法具有强烈的探索性质，使一般观众应接不暇，无法招架，因而产生抗拒心理，致使艺术感染力无法传递。前卫探索的艺术手法，经过一段时间，观众逐渐熟悉之后，就比较容易接受。
然而，影片不见得一定要难懂，一定要被观众标为“艺术影片”，才是经典之作。有的影片走的就是雅俗共赏的路子，甚至有的就是商业取向的大制作，如所有好莱坞出品的名片，像《乱世佳人》《岸上风云》之类，丝毫没有难懂之处，但其艺术造诣也相当高，无愧于经典名片之称。雅俗共赏的影片也有可能成为经典，而其原因就是能够集大成，融会当时电影艺术的各种创新，同时还让一般观众觉得好看。雅俗共赏就必须兼顾创新与一般的人文关怀，走出个人艺术家的自我想象天地，能够联系一般人的思想感情。
优秀影片成为经典的原因，都是由于其中深厚的人文关怀。有的影片基本上是平铺直叙，却触及人生经验中深沉的一面，显示了个人命运复杂或在压迫性的社会关系中挣扎（如《马路天使》与《单车失窃记》）；有的影片专注镜头的奇诡跌宕，以崭新的视觉震撼，迫使观众思考人生处境的变动（如《波坦金战舰》《黄土地》和《戏梦人生》）；更多的优秀影片则是在叙述感动人心的故事时，触及人生处境的重大课题，又善于运用影视技巧来呈现（如《岸上风云》《罗生门》《活着》）。
二、以《马路天使》与《戏梦人生》为例说明中国电影的人文关怀
讨论电影的文化意义是强调艺术是文化的一部分，艺术思维是文化思维的一种特殊形式，而艺术手法或技巧是艺术思维的具体展现与实践。以1937年袁牧之的《马路天使》以及之后侯孝贤的《戏梦人生》为例讨论电影的文化意义。
《马路天使》一开始的片头字幕部分，用了70多个短切，以狂风扫落叶之势，呈现上海夜生活的五光十色以及高楼大厦的现代氛围，令人看得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再配上旋风急转式的音乐，听得人头晕目眩，不知东南西北，身在何处。这部影片的开头，显然是受到爱森斯坦碰撞震撼蒙太奇手法的影响，完全以影像以及声效，激荡出20世纪30年代大上海都市生活的感受。短短一两分钟内，影片就呈现了上海的现代大都市面貌，像工业科技化身的一头怪兽，睁着千百双灼灼巨眼，让生活在下层的小人物感到生命的游离无助。
字幕一完，故事开始是迎娶的场景。有中范樱有西乐队，有新郎官骑大马，新娘子坐花轿，但也有完全不搭配的雄壮的军乐，奏着操兵的进行曲。这一段呈现上海华洋杂处、新旧交错，风俗文化搅拌混合，的确是神来之笔。而镜头的运用，则忽而从东到西，忽而从西到东，一会儿照头，一会儿照脚，虽然不是大岛渚的镜头颠簸手法，却完全有其效果，令人感到七上八下，生活无所适从，生命无从定位。
《马路天使》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故事主体还没有展开，就已经提供了如此丰富的文化材料与人文思考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一切都是通过镜头摄影与影像剪接造成的，是直接诉诸视觉与听感的崭新体验，是中国文化思维中新开拓的领域。我们应当怎样探讨这部影片？只是艺术技巧的创新吗？只是爱森斯坦蒙太奇理论在中国的实验吗？别忘了，我们这里说到的，只是片头与开始的场景，还没进入故事主体呢！
再来讲一下侯孝贤《戏梦人生》的开头片段。影片在锣鼓声中显示字幕，从容不迫，带着观众回到了甲午战败之后的台湾。影像开始是一段序幕，叙述李天禄出生时，阖家欢庆，以及报户口时惹起的纠纷，一切都如此自然，往事历历在目。背后的配乐，一直都是戏曲音乐，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感受着过去，是戏，是梦，还是真实的人生？哐哐锵锵之中，显出“戏梦人生”四个字，这才是正戏的开始。
哐哐锵锵的戏曲音乐隐去之后，紧接着是私塾先生带领学童吟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私塾先生朗吟一句，学童跟着复诵一句，翻来覆去，像佛寺中梵呗清音净化一切人世变化，更像轮转曲回旋反复萦绕，使人不知不觉融入传统文化的氛围。导演是用不经意的手法，重塑历史文化环境，领着观众进入再造的过去，以影像与声音重写历史文化传统吗？
影片接下来展现了稻田，以侯孝贤最拿手的深焦长镜头，舒缓地呈现了乡村田野风味。田间小路上走着一老一少，老的在前，小的提提拖拖跟在后面，过一会儿见老的反身，伸手打了小的一巴掌，小的警觉地躲开。这个场景所呈现的人际关系，有一种农村风味的戏剧性，是对环境亲切熟稔，不必去询问打探，迟早会弄清楚的那种暂时悬疑。熟悉侯孝贤电影的人，看到此一定会击节赞叹，说这就是典型的侯孝贤风格，再也错不了的。
从《马路天使》与《戏梦人生》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导演所呈现的独特艺术风格，就说这是导演个人的艺术独创。我们再深一层去看这些影像与配音所呈现的艺术感受，就可以从个人独创风格，推演到两层艺术文化思维的脉络：一是电影本身的艺术传承。袁牧之如何转化了爱森斯坦、卓别林及德国表现主义手法，侯孝贤如何承袭了小津安二郎、楚浮、安东尼奥尼。二是文化传统及历史环境与艺术思维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的袁牧之是如何感受到中西文化冲击的巨变，如何在畸形却极速发展的上海，看到世界上的一切影像的？这里出现的艺术探索与独创，不只是艺术家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而在客观上是广大的时代人文体会，同时更在文化精神的发展与延续上，提供了新的视觉听觉资源。20世纪80年代的侯孝贤则是如何感受文化寻根的重要，如何经历了百年动荡之后，要在身边当下重建历史乡情的文化脉络，一切都能通过舒缓的深焦长镜头，娓娓道来。侯孝贤与袁牧之艺术手法之不同，是时代精神的变化，使艺术家（必须是高明的艺术家）得以施展其艺术思维的长处，呈现其人文关怀的特殊角度。
因此，这样的电影艺术蕴含了广大的历史文化意义，充满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同时还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艺术与人文精神的复杂关系。
三、历史学家关于电影与历史文化的关系探讨
历史学家注意到电影材料的重要，主要还是受到法国年鉴派史学家的影响，把历史研究的重点，从政治史、思想史，逐渐转移到经济史、社会生活史与文化史。最早论述电影与历史文化的史学家，是法国年鉴学派的马克，费罗（Marc Ferro）。他在1977年出版了《电影与历史》（Cin’ema et Histoire）。在这本书中，他探讨的重点是电影对历史意识的冲击，以及将来历史认识范围的扩大与调整。书中探讨的材料，则集中于影片如何有意识地呈现历史，也就是纪录片与历史纪录片。“电影和历史的相互介入表现在许多方面。譬如，在历史发生的紧要关头，在它影响当今或决定未来的关键时刻。在所有这些时候，电影都介入了。首先，电影是‘人类历史的代言人’。依时间顺序来看，电影首先表现为科学进步的工具，因为爱德华，麦布里奇（Edward Muybridge）和马瑞（Marey）的成果是提交到科学院的。今天，电影仍然保有这一最初的功能，并将其拓展到了医学领域。一开始，电影亦被军事部门所使用，比如用于鉴别敌人的武器。”
费罗认为，电影不但提供了历史材料，还是推波助澜的历史动媒。关于“历史动媒”这一点，费罗强调的是电影的出现及其社会功能，可以视作一切改变历史及历史认识的重大科技发明。这种新的知识传递媒介，一方面充满了制作人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因镜头有影必录，又留存了许多超越意识形态的材料，反而可以让有批判眼光的史学家看到潜伏在历史表层之下的真相。
另一位研究电影的史学家，是巴黎大学的教授比耶，索林（Pierre Sorlin），代表作是《历史中的电影：重演历史》（The Film in History：Restag-ing the Past）。他对历史研究应当取材电影，以及电影如何作为历史材料的看法，与费罗大体一致。电影有汇集社会记忆的作用，也能反映社会的集体取向。他举出四种标准：影片的原创性、它与时事的关系、大家接受的程度、在危机时期制作与发行。索林提出这四种标准，是为了检视影片如何反映与联系整个社会的历史感，以此探讨影片的历史意义。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之际，当时并没有什么战争题材的影片，反而是到了西班牙内战爆发，德国、日本军国主义大盛，开始大肆侵略之时，《马赛曲》《大幻灭》《乱世佳人》等名片才纷纷出现。影片所反映的时代，不管是法国大革命也好，是美国南北战争也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好，其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不是史学家要在影片中寻找的。影片背后所反映的制作当时的历史，贯穿影片的时代焦虑感，才是史学家必须深入探究的材料。因为这里反映的，不但是真实的历史感受，也涉及了如何去解释过去历史的问题。
费罗与索林在历史研究的领域，已经开辟了新的方向。他们不但强调电影是研究历史的新材料，同时也指出研究这类影视材料的做法，要与单单研究文字资料不同。索林极为不满一般研究者处理电影的态度，认为那是刻板的历史书写模式。大多数讨论影片中历史材料的著作，总是拿影片中出现的事件，与文字材料中的历史记录对比。索林认为，这种比勘之法，毫无意义。
年鉴学派深入民间的研究方法，对史学界的影响很大。美国学者中大力提倡电影研究，主张这是史学研究新方向的重要任务，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罗森斯通（Robert A.Rosenstone）。
罗森斯通的代表作是《往昔的景象：影片对历史观念的挑战》。在这本书中，他指出，过去研究电影与历史的联系，还是从文字书写的角度出发，把历史的呈现当作固定的、客观的真实性描述。他要史学界特别注意，从事电影理论研究的人，心目中的“历史”与史学家所关切的“历史”，经常有不同的意旨。传统历史学家重视事件、事实、资料，从材料中重新拼凑组合逝去的世界。电影理论家关心的则与文化批判的主要领域，如女性主义、后现代文学批评、后殖民主义等，是息息相通的。因此，理论家重视历史意义的创造与整合，企图挣脱传y论说的模式，开创新的论说空间。
他说：“电影，这一现代媒体不仅能表现历史、传递过去，而且还能挽留住广大观众。因为电影可以让我们观赏风景、聆听声音、见证人物情感或者目睹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冲突。”罗森斯通自认是后现代主义的史学家，觉得文化批判理论是史学家应当注意的。
对于历史研究，他有以下的反省与展望：“一切历史（包括书写的历史），都是建构，而非反映。历史（如我们所实践的）是西方世界发展的特定时期里，出现的意识形态与文化的产物。历史是思维过去的一系列俗成的规约。历史宣称的普遍性，与任何人事系统的宏伟宣称并无二致。语言文字只是写历史的一种俗成规约，有利于某种元素的发展：事实、分析、单条脉络。明白的含义是：历史不应只写在书页上。它可以不使用书写文字，可以使用其他元素的思维模式：声音、影像、感觉、蒙太奇。”罗森斯通在书中不断强调影像的重要，并多次重申他的后现代立场。该书的最后一章就是他的后现代尝试，把电影的技巧与呈现手法，援用到历史书写上。一会儿用蒙太奇、交叉剪接、拼图，一会儿采用各种表现形式，运用创新手法，融合事实、虚构、历史、记忆、自传……企图探索新的历史研究与写作方向。
罗森斯通的探讨很有趣，他强调的影视思考方向，比费罗和索林更进了一步，特别是援引后现代主义的态度，打断直接思考的历史思维积习。他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两点：第一，电影不是书本；第二，电影是影像的历史。
四、电影与人文精神的文化建构
对于学者来说，批判文化传统可以刺激思考，在批判中创新，甚至打破圈套，开创文化的新天地。对于一般人而言，甚至包括大多数一知半解的半吊子学者而言，没有坚实的学习基础，就没有严密的思维训练，一味讲批判，讲创新，讲“大破大立”“破中有立”，最后可以开创什么样的新天地呢？罗森斯通引用后现论，以影片为材料，批判传统史学的圈套，企图开创历史研究的新疆域，是一个史学出身的严谨史学家的思考，是一种实验。这并不表示，传统史学方法可以放弃，可以“扫人历史的垃圾堆里”。
研究电影与历史文化的关联，研究电影与人文思维的关系，一方面是着眼在文化艺术的创新，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了电影的广大社会人文基础。电影发展到今天，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也和历史文化的各个领域一样，其中有多种多样的类型，不可一概而论。我们既然知道历史研究成为学科之后，逐渐定型，甚至在学院里定于一尊，出现“正统史学方法”，也就要注意，电影研究也有可能走上学术霸权道路。学术研究的倾向，是探索与创新，也就喜欢研讨探索性与创新性的影片，而蔑视通俗性的影片，甚至贬低雅俗共赏的影片。
然而，电影有其广大的社会人文基础，有其延续生命的经济基础，主要还是大众的文化娱乐。在这个广大的社会基础上，才有可能出现少数精英，进行文化艺术探索，进行影像思维的创造，逐渐形成精英形态的“小众文化”。我们研究电影的文化意义，放在历史发展的脉络来思考，并不只是想着重建过去，并不只是像费罗、索林、罗森斯通那样，在历史学科中开创新的研究领域，还要想着将来，想着电影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想着电影（以及一切影视科技）如何改变我们的人文思维，如何创造未来的文化。
因此，我们必须思考历史的脉络，也许是复杂多重的脉络，就像江南的河渠水道一样错综复杂，但毕竟还是有脉络的，而不能只看到没有航运的水道，就硬说那是众水流淌的方向。罗森斯通的说法，我原则上是赞同的，历史是建构，他用后现代方式建构，我用我的方式建构。但别忘了，电影艺术在建构；电影工业也在建构，艺术家在建构，普通人也在建构。其实，后现代的文化，是大家在创造的文化，而且文化霸权难以隶属一尊，学术界更有退守精英主x的倾向。所谓“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法，有时就成了学者自称开放、自以为开创文化新机，其实只是陶醉于自怜的自我封闭。
也许这也反映了一种时代精神，不过，这却不是有意义的文化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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