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与对策建议分析
一、我国宏观经济概括。
从宏观环境来看，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实现平稳增长的关键时期。由于中国经济面临的通胀压力较大，并且调整经济结构的难度日益增加，因此中国将稳增长、抑通胀和调结构确定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与之相适应，中国需要在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上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积极的改革，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
（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急需解决的问题与矛盾。 二、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路径的选择。
为了保持我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当前必须在保持中国宏观经济运转相对稳定的同时大力推行更多的合理科学的宏观调控政策，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一）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调控首要任务就是要继续加强通胀预期管理。
首先，当前必须要大力扶持农业生产，确保粮食供应充足，要对农业产品市场运行机制和市场规则加以大力监管，以便防止炒作投机，同时避免以农产品为主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快速上涨，确保价格稳定，另外还要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及农产品等价格变动高度关注，以便能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缓解输入型通胀带来的压力。其次就是要适度提高存款利率，要对信贷规模进行合理控制，进一步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要采取有效措施来促进合理均衡汇率的形成。最后就是要通过采取法律及必要的强制行政手段来积极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对市场过度投机行为加大打击和监管力度。
（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我国经济稳定增长。
为了确保我国的经济发展平稳，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优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通过优化财政支出可以保障投资规模合理快速的增长。具体来说首先就是要对投资项目进行合理的完善和管理，对于可能出现的国际金融危机要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其次要通过努力优化投资结构来严格限制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同时对于代表了高科技的新能源及新材料要给予大力资金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亮点。除此之外，政府还要逐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要加大投资倾斜力度。
（三）加快改革步伐，积极推行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创新，以便能有效解决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深层次问题。
关键词 宏观经济 发展形势 调控
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判断未来经济发展走向，对政府的调控政策有着重要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重视正确原则，会导致在判断宏观经济时出现分歧，从而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充满随意性、盲目性，无法为我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保障。因此，对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来说，相关部门要做出科学合理的分析判断，准确把握未来经济形势，促进个人或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让政府部门经济调控更具有效性。
一、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现状
（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现状来讲，一方面是仍然存在着中部、西部地区发展速度慢于东部地区的情况;另一方面是虽然在新农村建设下农村发展成绩显著，并且农村公共设施、住房条件和人均收入等方面也有了很大提升，但是目前仍然难以跟随城市发展步伐。因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期间存在着大量风险，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很大。
（二）经济增长方式不优化
投资和出口是我国经济的主要增加方式，所以并未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转变。对出口的过分依赖，会造成国内出现消费不足的情况，投资过大，会提高货币供应量，让人民币升值压力更大。[1]因而投资和出口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必须对其进行宏观调控，运用有效措施刺激国内消费，最大限度扩大内需，在经济增长中提高消费的比重。
（三）宏观调控政策较局限
宏观调控政策在经济运行中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宏观调控政策会干预市场，其自身稳定性不强。二是在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后，很多领域并未涉及。三是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必须以专业知识为基础，只要政策出现偏差，会导致经济面临严峻问题，风险很大。例如，目前存在的通货膨胀、就业率低的问题。其中通货膨胀表现在劳动成本上升、物价上涨，就业率低表现在每年超过10%的大学生难以正常就业。
二、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建议
（一）将惠农政策落实到户
对于当前农业灾害频繁，导致粮食产量不高，价格上涨等问题，必须将惠农政策落到实处，从而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一是各级政府要重视惠农政策，尽快将各项惠农政策落实到位，如粮食补贴政策、农用机械购进补贴等。二是针对农业受灾地区，必须提高政策扶持力度，可以适当增加受灾地区生产恢复资金。另外，在干旱地区要建设饮水、增雨工程，保障群众生活资金，帮助灾区平稳渡过难关。三是及时下发财政预算中的当期支农资金，提高农业生产资金配套能力。四是提升粮食最低收购价，科学合理调整粮食的储备，确保粮食能够正常供应。
（二）控制高耗能产业扩张
为促进经济的发展，现阶段高耗能产业增长过快，新的项目投资数量庞大。[2]针对这些现状，应主动调整产业结构，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通过强化管理，提升投资效率。一是资金来源方面。对政府投资的新开工项目要进行严格限制，科学管理基础设施，对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业的投资金额加以限制，从而实现高耗能项目数量的逐渐减少。二是金融信贷方面，针对产业过剩行业、高耗能产业和新开工项目，要对其审批数量进行严格控制，不断规范贷款条件。三是土地使用管理方面，各级政府要合理使用土地审批权，严格控制高耗能产业。
（三）保持灵活的货币政策
在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基础上，严格把握后续政策力度，同时将退出机制的准备做好。这样既可以加强通货紧缩的预期，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还能够让币值更加稳定，避免存在中长期风险。目前，我国金融体制结构还有很多缺陷，银行贷款主要集中于政府项目、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需要得到资金支持的创业项目、中小企业却无法得到资金扶持。因此，要加强对我国金融体制结构的深化改革，花费更多精力去打通金融梗阻，让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得到满足，让资金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得到发挥。
（四）财政政策要减税富民
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来看，有着企业和人民税费水平过重的问题，通常表现在：在我国GDP中政府收入比重很高，部分税种税率有待进一步降低。除此之外，我国财政负债相对安全，在经济复苏时期，要实行减税富民的政策。简单来讲，就是对现行税制进行改革，实现企业和人民税费的降低，从而刺激人民进行消费。这样一来，我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就会充满活力，并获得快速的增长。
三、结语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依然有很多问题，在对其进行完善和调整时，存在着大量不确定因素。为确保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立足于现阶段经济形势，科学判断宏观经济走向，以政府主导为前提，对现有问题加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经济走上稳定长远的道路。
（作者单位为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财政局）
参考文献
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受到全球国际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对于我国以出口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的发展模式产生了严重的威胁。通过对当前我国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进行调查分析，本文将主要研究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并对我国的财政政策取向进行探讨研究，从而采取积极性的财政政策，拉动我国的经济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消费水平的提高，进而提高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速度。
关键词：
宏观经济；形势；财政政策；取向
当前我国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扩大内需上面，保证了我国国民经济快速、稳定的增长状态，改变了传统的财政政策，使得我国的财政政策取向能够适应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形势和发展速度。财政政策是我国政府实施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因此要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速增长、调节收入方面的重要作用，突出我国公共型财政政策的优势特点。
一、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金融危机形势，因为美国经济形势的复苏已经逐渐影响到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其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也与我国经济不景气一样，全球贸易化的整体环境还在不断地恶化当中，全球的出口型需求率普遍下降，而我国人民币的升值也对我国的出口外资和引进外资的形式非常不利，进而影响到了我国的整体经济。我国的宏观经济自从2010年开始以来有着经济复苏速度快的特点，而我国的经济复苏又是严重依赖于我国政府政策效应的，因此我国的经济复苏速度又表现出了先快后慢的特点。我国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全世界国家中一直排在首位，我国的投资力度和消费能力都在飞速的增长当中，2014年我国的宏观经济一直在新常态的状态下保持着平稳的趋势运行，并呈现出了平稳增长、优化产业结构调制，生产质量提升，国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大好经济形势。从2015年以来，我国国家一直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将短期性的增长政策同中长期性的改革、产业结构链调整政策联系在了一起，使得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缓中有序，稳中前进。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已经出现了比较积极的变化，我国的房地产销售量也明显增加，从而带动了整个房地产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呈上升趋势，而且整个社会消费品的总体零售额也在上升性发展，虽然我国经济的出口额还是有些波动，但是从实际总体趋势来看出口额的降幅还是呈收窄发展。我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49.6%，高于第二产业5.9个百分点，而我国最终消费支出额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总生产率的贡献值为60%，城乡收入的差值进一步减少，能耗下降，我国的节能产业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成果。新产品、新商业模式也在不断出现，新增长型的动力系统也在形成过程中，高新技术型产业的增长值依旧保持着快速增长的趋势，新能源汽车行业，铁路行业的效益增长速度高于50%，网上消费额也保持在高速增长趋势之中。伴随着我国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财政政策的调整，我国的部分物价有了回升趋势，从而带动了服务型产业价格的总体回升。在G20峰会讨论期间，我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同志认为，当前全球经济的发展仍然有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我国作为成员国的一员，必须要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来面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发展状态，要不断拉动我国国内内需，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而避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衰退，避免经济风险危机的发生。
二、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取向
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总体经济形势，结合我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情况，我国采取了宽松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综合了社会总体需求，从而提高了我国人民的经济收入，不断发挥着政府部门的财政职能，逐步减小了城乡差距，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促进了宏观经济的全方位、宽领域的协调性发展。
1.增加政府投资支出。增加政府投资性支出就是要降低政府消费性的财政支出，根据资产边际效应原理，我国经济增长是依靠于较高的投资率的，所以当政府投资增加后，就会相应地提高社会的生产力，而国民经济的增长率也会相应地得到提高，而由政府进行财政性支出，可以保证各级政府的投资，进而控制政府的消费性支出。
2.适当发行国债。国家的赤字政策对宏观经济的积极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通过财政赤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面扩大社会的总需求，从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复苏，而短时间内的政府支持需要非常庞大的资金支持，最快速、最有效的资金渠道就是国家发行国债，所以为了保证政府的投资计划能够顺利得到实施，保证我国基础性设施建设，我国政府将采取适当地发行国债的财政政策投资，实行赤字政策，从而刺激社会总体需求。
3.提高税收征管力度。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也能够促进经济水平的发展，提高税收可以使我国国民的储蓄水平得到提高，进而政府将国民储蓄水平中增长的那部分税收资金进一步用于民间的投资，加强经济增长的能力，因而我国政府必须要加强税收的征管力度，当前我国税收的监管力度不够，所以每年都会造成大量的税收资金流失，近几年来，税收的流失程度大约在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的1%，也就是每年的税收流失程度大约是每年税收收入金额的8%左右，因此提高对税收部门的监督征管力度非常重要，才能够有效地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还可以运用降低税率等政策防护方式来缓解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困难，使企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
4.扩大农民需求。当前我国农村的消费总体水平还是比较低的，而农村的有效性需求不够，从而造成了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和生产产品产能的过剩，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面对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状态，提高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同时，更不应该忽视农民的生活需求，因此政府采取的财政政策必须要扩大农民的生活需求，提高农民的财政资金补助，增加对农民的农资直补、粮食直补、农产品生产器具购置的财政补贴，从而稳定农产品销售，从而提高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性水平，除此之外，政府部门还应该加大对新型化农村的医疗投入，加快新农合制度进一步实现，将农民从传统的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产品的需求中解脱出来，还要进一部分改变农村文化的消费水平，提高对农村道路等基础型设施建设的力度，提高农民对各类工具的消费水平。
5.加大科技投入。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才能够真正意义上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当前金融危机造成的我国许多出口型企业破产，主要是由于企业的生产成本较高，造成的企业利润较低，因此只有提高企业的科学技术水平，才能够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升企业经济效益。通过科学水平的发展，能够大大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我国企业竞争的核心力，加大企业自主创新力度，并帮助我国中小型企业转变生产方式，提高企业创新性、改革性发展力度，鼓励政府、企业加大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投入程度。
三、结语
财政政策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经济调节性手段，可以在当今经济发展状况低迷的情形下发挥自身有效的功能作用，因此国家必须要根据当今经济的发展形势而采取有效的相应措施才能够保证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长期发展。在我国的财政政策取向时可以增加政府投资支出，发行国债，提高税收征管力度，扩大农民需求，并且加大科技投入，从而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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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123
一、全球经济形势分析
(一)全球经济复苏态势形成，但结构不平衡
全球经济复苏的方向基本上不会发生变化。从图1来看，世界经济，包括各主要经济体都告别了2009年的经济谷底，经济增长率逐步回升。但是，全球经济复苏的结构不平衡。从图1来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经济复苏程度明显好于发达经济体。美国的复苏进程缓慢，失业率仍然维持在9%以上的高位（见图2）；欧元区整体的复苏态势并不平稳，边缘区域债务危机不断，复苏程度偏低；日本在遭遇这一次大地震和大海啸之后，复苏进程是否会被打断有待进一步观察。因此，本轮的经济复苏是由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强劲增长所主导的，但是发达经济体相对缓慢、低效的复苏进程导致全球经济复苏缺乏坚实的基础。
（二）大宗商品趋势性上涨，新兴经济体的通胀压力陡升。
从图3可见，能源、金属、农产品等各类大宗商品基本上从2009年2月触底以来持续攀升，黄金价格和铜价均创出历史新高，基本形成了趋势性上涨的态势。这一趋势在未来可能继续保持，原因是：首先，美国高失业率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的，美联储在2011年可能仍将继续保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弱势美元格局难以发生根本改变，从而间接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高构成重要的支撑因素；其次，全球经济复苏态势基本形成，尤其是新兴经济强劲的经济复苏，导致需求稳定回升，从而进一步推动商品市场行情的看涨；第三，中东地区的动荡局面、近两年偏多的自然灾害等限制了大宗商品供给的增长。
而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国内强劲的经济复苏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导致对大宗商品需求持续扩张，输入性通胀的影响不断扩大，逐步扩散到国内下游产业，通胀压力快速上升，如图4所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CPI增长率自2009年触底之后迅速反弹，目前处于6%左右的相对高位，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国，通胀率也在危机之后持续攀升，处于5%左右的高位。而发达国家因为国内经济复苏力度偏弱，通胀压力目前并没有完全显现，如图4所示，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处于2%以下，但是，大宗商品价格如果持续上涨，可能会导致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比如美国最近的CPI增长率已经突破2%。
（三）日本大地震带来的可能影响
这次突如其来的日本大地震势必将对全球经济形成冲击，而具体的影响程度可能要取决于核电危机的解决情况。如果日本能够较为顺利的解决当前核危机，我们认为，这一次地震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冲击并不会很大。本次地震影响最大的东北地区并不是日本主要制造业和出口产业的分布区域，这不同于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即使后者，重灾区生产能力的复苏也只用了半年。因此，这次地震可能在短期内因为生产线破坏、电力不足等原因造成实体经济的停滞，也因为核辐射等问题引发各种心理危机，不利于实体经济恢复。但是在中长期内，因为震后重建等投入将促进就业问题的解决，为本国企业带来新的商业机会。尽管地震初期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一定程度下滑，但是，我们认为，日本大量救市资金的投入和能源、食品等重要商品短缺的相互作用，将进一步拉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并导致在日本出现通胀水平提高的情况。此外，本次地震爆发的核泄露危机引发人们对核电站的质疑，从而在新能源发展水平短期内难以大幅度提高的情形下，传统能源产品的需求可能进一步扩张，从而在近期内对石油、煤炭的价格上升起到推动作用。
（四）小结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复苏态势已经形成，但是复苏的基础依然薄弱。从世界经济危机史来看，在每一次重大经济危机之后，往往会崛起新的战略性产业主导全球经济的增长，而这一次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复苏似乎难以完成这一任务。如果发达国家不能进一步增强其复苏力度，那么，在高企的大宗商品价格冲击下，形成滞胀的风险较大，而这对率先复苏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也不是一个好消息！
二、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
（一）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在2009年第一季度触底后，迅速实现V型反转，如图5所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快速有力的经济回升是世界经济复苏的有力支撑。具体而言，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根据图6，固定资产投资在危机期间的增速很高，依然是推动中国经济回升的主导力量，但在2010年逐步下滑并趋于平稳；消费和出口的增速则于2009年底逐步回升，并成为稳定中国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
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近期的表现和出于中长期内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的考虑，保持相对高速的经济增长的前景是比较明朗的。实际上，现在的经济增长目标并不是10%以上的高速增长，而是重在调整经济发展方式，改变过去过度依赖投资、出口拉动的模式，实现国内消费与投资、出口并重的发展模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因此，为了实现这种转型的目标，牺牲一点经济增长率也是可行的，经济增长率只要保持在7～8%即可，因为，从已有的经验来看，中国的就业问题就凸显的阀值大约在经济增长率6%。
（二）中国的通胀问题
通货膨胀问题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最为关注的焦点。
第一，中国的通胀水平较高，但还处于可控水平。从图7来看，8大类商品中，除了衣着、交通和通讯两大类商品之外，其他各大类商品价格均上涨，而且所有商品的同比价格指数均处于上升趋势，因此，本轮通胀呈现出物价普遍上涨的局面。相对而言，食品和居住的上涨幅度最为明显，这两类商品往往是生活成本的主要构成，从而导致居民对本轮通胀的更为敏感。而且，作为CPI的先行指标，依然高企的PPI意味着较高的通胀水平在短期内仍将延续。从通胀幅度来看，CPI整体水平并没有超过前期2008的高点，亦低于1990年代中期的通胀水平；中国目前的通胀水平虽然高于发达国家，但是，根据图8，仍低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处于可控水平。
第二，中国当前的通胀是多种因素造成的。造成通货膨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类：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和国际输入。中国的通胀三种因素兼而有之，且相互强化。
首先，就需求拉动而言，面临突如其来的全球经济危机，2009年实行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如图9所示，2009年金融机构贷款、M1发行量的同比增速很高，即使在2010年明显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货币供给过快增长的需求扩张政策在拉动经济的同时，也给物价水平的上涨提供了拉力。
其次，成本推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不容小觑，这也是本轮通胀区别于以往通胀的主要特征之一。近年来中国 “民工荒”现象非常突出，中国各地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不断提高，从而推进工资成本上升；普遍的物价上涨导致生活成本上升明显，这将进一步推动工资成本的上升；根据图10，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也在2009年12月终结价格下滑的过程，出现较大幅度的提升。上述生产成本的上升将传导到消费产品价格上，引起一般物价的上涨。
第三，国际输入型通胀问题需要重视。国际输入型通胀主要有两个渠道。一个是资本流动渠道，国际热钱涌入加上我国的贸易顺差，导致大量外汇流入。从图9来看，我国外汇储备同比增速尽管在2010年中期开始有所下降，但仍基本上保持16%以上的增速。外汇储备额的不断上升意味着基础货币投放量不断上扬，从而形成流动性过剩的局面，进一步恶化需求拉动型的通胀。另一个是商品流通渠道，这主要是来自于国际能源、资源、粮食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如图3所示），特别是我国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的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在我国需求拉动下，价格飙升，将通过进口渠道推动国内相关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的涨价，从而加剧成本推进型的通胀。
根据上述分析，如何治理通胀成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焦点。自2010年以来，央行频繁提升存款准备率，到最近一次的调整，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到20.50%；自2010年10月份以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连续加息4次，每次幅度为0.25个百分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央行的货币政策从非常宽松的形态回归到常态格局，亦表现出央行治理本轮通胀的决心。
不过，中国本轮通胀的成因是多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单纯的央行货币紧缩政策未必能够起作用，尤其是对于成本推进型和国际输入型的通胀问题。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是供给层面造成的，那么货币政策层面的紧缩，利率的提升和信贷额度的缩减，都将增加企业的负担，反而会进一步恶化供给。一旦国际经济复苏进程曲折，那么，中国进入滞胀的风险也不是没有的。
三、中国应对之策
从当前的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来看，经济复苏的态势已经形成，但是基础依然薄弱，所以，对于中国而言，虽然经济回升幅度较大，但是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依然较大，如果为了治理通货膨胀而采取货币、财政双紧政策，并不可取，要综合使用需求管理、供给管理政策。
（一）需求管理政策
在需求管理政策方面，在目前的情况下，财政不宜实行紧缩政策。财政支出直接影响实体经济，特别是影响我国的就业。虽然接连出现民工荒，但当前的民工荒主要是一种结构性的问题，即熟练工和高级技工的短缺，另外也是长期低工资水平造成的，因此，在城镇化进程继续推进的背景下，就业问题依然是我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从2008年底、2009年初的情况来看，经济增长率一旦低于7%，失业问题就凸显。因此，考虑到中国经济“刹车容易启动难”的特点，以及当前的通胀仍处于可控水平，特别是当前国际经济复苏态势的复杂性，我们仍应该采取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
同时，虽然不能绝对得把将物价现象等于货币现象，但是，对于当前仍为缓解的通胀问题而言，结束2009年以来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货币政策回归常态是很有必要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央行“数量型”和“价格型”政策工具并重。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到20.50%，也接连四次加息。与发达市场经济体不同，我国利率是管制的，没有市场化，因此货币供给和利率调整之间没有明确的内生关系。单纯提高利率，并不能减少货币供给，而只会导致企业减少投资，形成负向的供给冲击；同时，利率的提升将引发逆向激励，导致企业和个人将多余的货币会流向高风险的资产市场，追求高回报率的投机利润；而且我国的利率水平高于发达国家，继续提升可能会进一步吸引国际热钱涌入，在当前的外汇管理体制下，反而导致国内货币供应上升。因此，利率工具可能不是当前货币紧缩政策首选。对于量化工具而言，目前准备金率调整、公开市场操作的空间已经不大，M1、金融机构信贷的同比增长率目前已经回落到2004-2010年间的平均水平之下。在偏紧货币政策下，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往往是中小企业，而他们恰恰是解决中国主要就业问题的群体，失业可能会引发比通胀更为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所以，为了避免实体经济受到损害和稳定就业的需要，货币政策的紧缩空间也并不大。
（二）供给管理政策
扩张性的供给管理政策可能是应对当前复杂国内外经济形式的最佳宏观经济管理政策，尤其是对于治理成本推进型的通胀和避免滞胀的出现。与需求管理政策比较而言，供给管理的政策工具更为灵活，通过在产业、区域、人群层面的细化，可以对宏观经济进行精细化管理。
首先，考虑实施减税政策。实际上，分税制改革以后，我国税收收入的增长率基本上高于GDP增长率，政府税收占GDP 的比重不断上升。在当前企业人力、原料、能源成本不断攀升的情形下，通过减税来抵消成本上升对企业增加的负担，增加总供给。其次，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这包括行政、金融、劳动力等市场体系的改革和完善。通过改进政府服务质量和效率、降低企业融资交易成本、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第三，考虑建立各主要大宗商品和农产品的商业化储备，以应对通胀预期，打击恶性价格炒作。第四，积极制定各项政策鼓励企业技术升级和改造，推动自主创新，实现生产率的提高，从根本上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第五，考虑适度稳步推进人民币升值，这将有助于降低我国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的能源、原材料的价格，从而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虽然，人民币上升也会对企业出口形成负向冲击，但是通过利弊权衡，小步升值更为有利。最后，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特别是我国对外依赖程度偏高的资源部门，保障国内能源、原材料供应安全，同时也能消化当前巨额外汇储备，从而降低货币供给扩张压力。上述政策都将使得中国的总供给曲线右移，从而在增加供给的同时抑制通胀，避免滞胀。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每一轮世界性经济危机都是由重要的新兴产业的发展来终结的，中国要抓住这一机遇，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从而真正承担起主导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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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__以来，中国经济成功抵御了伊拉克战争和非典的两大冲击，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现已进入了新一轮周期上升轨道。当前，中国向重化工业化阶段推进，国内投资的自主性增长因素趋强，但某种体制性过热因素也开始显现，国际制造业向中国产业转移方兴未艾，20__年中国经济将进一步趋好。随着经济形势发生新的变化，可顺势而为，适当调整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力度和方向，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体制改革，果断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和问题。
总量态势
1、经济增长持续高速尽管经历了非典和美伊战争的考验，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各项指标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完成79__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5，比去年同期加快0.6个百分点。其中，第三季度增长9.1，比第二季度加快2.4个百分点，表明中国经济已摆脱了非典的滞后影响，进入快速增长轨道。分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9487亿元，增长2.8，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第二产业43693亿元，增长11.8，加快1.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25934亿元，增长5.4，减慢1.2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共完成增加值28975亿元，同比增长16.5，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4.3个百分点，是1995年以来的同比最高增速。各种经济成分全面增长。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同比增长14.3，集体企业增长11.7，股份制企业增长17.9，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19.6。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工业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工业增长明显快于轻工业。今年前三季度，重工业增长18.4，轻工业增长13.9。分行业看，电子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对整个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0.7，拉动工业增长8.4个百分点。主要产品中，半导体集成电路同比增长36.4，汽车增长35.7，原煤增长16.8，发电量增长15.6，钢和钢材分别增长21.6和19.4。
2、消费物价继续低水平运行由于投资需求强劲、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以及国际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波动等原因，今年以来消费物价逐步摆脱了上年连续10个月的负增长，持续保持低速增长，中国经济正在走出通货紧缩。9月份，中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上升了0.7，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2，带动整体价格水平上涨0.7个百分点；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2，拉动整体价格上涨0.5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总体上先扬后抑。前三季度，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4，其中一、二、三季度分别上涨3.6、2.3和1.4。主要产品中，原油价格上涨24.9，汽油、煤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上涨21.4、20和20.8；中厚钢板、薄钢板和线材价格分别上涨20.3、13.1和14.3；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4.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4.5。
3、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城镇就业的矛盾日益突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已从1995年的520万增加到20__年上半年的795万，登记失业率4.2，比1999年底上升了1.2个百分点。此外，还有356万国有企业下岗人员。由于非典的影响，失业人员又多增加了200万人左右，加之未就业大学生及未登记失业人员，预计今年城镇失业率可能会达到7左右。“十五”期间城乡新增劳动力将升至峰值，每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人数将达20__多万人，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至少达1500多万。农村失业问题也相当严重。
4、国际收支状况良好由于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和利用外资良好态势，中国一直保持了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到9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3839亿美元，同比增长48.4，增长幅度比上年同期提高8.5个百分点。1-9月国家外汇储备累计增加975亿美元，同比多增加510亿美元。不利之处是增大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
因素与结构
1、固定资产投资持续高速，消费品零售额快速回升
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4351亿元，同比增长30.5，去年同期加快8.7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增长31.4，为近5年来同期最高；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27.6。在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29.1，更新改造投资增长37.2，房地产投资增长32.8，均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今年投资的一个很突出特点是，投资对国家财政的依赖程度明显减弱。从资金来源情况看，企业自筹、外资、国内贷款增长明显快于预算内资金，这表明投资的自主增长机制进一步改善，不过，贷款的增长值得关注。投资快速增长的主要促进因素有：一是自去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扩张周期，为投资高增长奠定了基础；二是企业家投资意愿持续走强，是投资增长的内在动力。三是企业效益明显提高，为投资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同时，今年集体、个人投资增长进一步加快，三季度集体投资和个体投资增长高于上年同期近10个百分点，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机制正在逐渐形成。
今年以来，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347元，剔除价格因素增长9；农村居民收入1802元，实际增长仅为3.8。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699亿元，同比增长8.6 ，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第三季度增长9.7，比第二季度快了3个百分点，基本恢复到非典前的水平。城市销售增长明显快于农村。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8，县及县以下增长6.4，餐饮业零售额增长9.4。新消费热点持续升温，全国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中，汽车零售额增长77.5，通讯器材类增长74，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46.6，石油及制品类增长38.7，前三季度，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35.9。
2、外贸出口增长强劲，利用外资快速增长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好转、美元贬值、全球生产能力向中国转移以及出口产品竞争力增强等因素，有力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进出口贸易“大进大出“的特征十分明显。一季度、上半年和前三季度，出口增幅分别为33.5、34和32.3，比上年同期分别提高了23.6、19.9和12.9个百分点。在出口增长加快的同时，出口产品结构也进一步优化。一般贸易出口增长略快于加工贸易，两者分别增长32.9和31.3。对各主要贸易伙伴出口全面加快，其中对东盟、美国、澳大利亚等的出口增长超过30，对欧盟、俄罗斯的出口增长超过40。进出口相抵，出口大于进口9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09亿美元。
外贸出口形势好是多种因素共同促进的结果。一是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日本甚至欧盟经济复苏进程好于预期，为中国扩大出口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2.4，大大超过了许多专家预测的1.6，是去年第三季度以来首次出现强劲增长。日本政府近日的报告说，今年二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6，是日本经济连续第6个季度向上攀升，给一直处于低迷的日本经济带来了复苏的信号。二是美元贬值对中国出口的带动效应将继续保持。三是世界产业结构继续调整和转移，为中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提供广阔的空间。
尽管非典对外资进入造成一定影响，尤其是7、8月份表现更加突出，但由于市场潜力巨大、劳动力成本低廉、经济增长强劲等因素，使得外资流入中国的步伐如故。1-9月份，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新签合同项目29539个，比去年同期增长18.6；合同外资金额792亿美元，增长36；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02亿美元，增长11.9。照此增势，全年利用外资有可能超过500亿美元。
3、财政收支增长前高后低，企业经济效益大幅提升
受工业生产和进口大增、上年基数较低等影响，20__年以来中国财政收支状况良好，前8个月财政增收幅度达到23.1，比上年同期提高12.9个百分点，为今年实现财政预算目标奠定了基础。但从月度数据来看，进入三季度，财政收支均出现了大幅下滑势头，7、8月份财政收入分别增长14.7和6.5。前8个月，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3.5，比上年同期放缓了4.7个百分点，其中7、8月份仅增长7.9和6.0，下降趋势明显。总体看来，财政收支平衡压力不大。企业利润大幅增加。1-8月份，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5015亿元，同比增长52.3。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2538亿元，同比增长66.6。39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8个行业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亏损企业亏损额791亿元，同比下降5.3。工业产销率保持较高水平，前三季度，产销率达到97.7，同比提高0.11个百分点。
4.货币供应持续高速，贷款增长偏快上半年，货币政策操作出现了“扩张”趋势，下半年开始的稳定操作并未改变货币的扩张态势，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均出现高增长。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2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7，增幅比上年同期加快了4.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7.9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增幅比上年同期加快了2.6个百分点；市场货币流通量(M0)余额为1.8万亿元，同比增长12.8。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快速增长，9月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6.7万亿元，同比增长23.7。1-9月各项贷款累计增加2.7万亿元，同比多增加1.3万亿元。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5.6万亿元，同比增长23.5，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8.9个百分点。从贷款投向看，短期贷款累计增加8567亿元，同比多增2476亿元。贷款周转速度加快。前9个月银行信用社累计发放贷款12.8万亿元，同比增长50.4，周转次数为1.02次，比上年同期加快0.18次。
5、拆借市场交易萎缩市场利率上升明显
三季度，银行间市场累计成交20351笔，同比下降了13.88，成交金额为57135.02亿元，与二季度相比略有萎缩，下降幅度为1.09。拆借利率和回购利率涨幅明显，同比分别增长了11.19和21.79。1-9月份银行间市场累计成交60992笔，成交金额128634.09亿元。8月下旬,资金面开始趋紧，利率呈现大幅上涨。第三季度，拆借市场总计成交2737笔，交易量7200.48亿元，受市场利率上涨的影响，拆借单日成交量明显萎缩，与二季度相比总成交量略有下降，但同比增长高达102.20。8月中旬以前，拆借加权利率走势基本平稳，在2.12上下小幅波动，此后逐日攀升，8月25日市场加权利率一度摸高2.60，9月28日再次创出3.1515的新高，9月份虽有所缓和，但高位震荡态势明显加剧，市场走势尚不明朗。第三季度拆借市场共68个交易日，日均成交量仍在百亿元以上。
6、股市融资能力下降，大盘指数一路下行自6月24日宣布停止减持国有股之后，再没有出台利好政策做后续支持，上证综合指数在1500点以上只略做了几天停顿，然后掉头下行，至9月底收于1367点，当季跌幅在10左右。与此同时，深圳成指的跌幅也大体相当。
股票市场震荡调整，交易额和融资能力均大幅下降。前9个月，A股共发行新股66家，同比下降5.7，但比上半年降幅小12.5个百分点；新发行H股14家，同比增长60；新成立基金8家，比去年全年多4家。由于行情相对低迷，市场融资能力大幅削弱，前8个月股票市场共筹资529.9亿元，同比下降43.37；成交额21866.79亿元，同比下降28.10；受成交额下降和印花税下调的影响，证券交易印花税完成87.45亿元，增幅下降62.68。
政策及其效应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强劲增长的势头，前三个季度，GDP增长8.5，工业增加值增长16.5，如果没有SARS的影响来降温，今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坐九冲十”。有人用“锐不可当”来形容！认为曾经预料的不利因素基本上没有出现，而没想到的有利因素却大量涌现。不管是外需，还是内需，都出现按捺不住的增长。如果以传统的眼光来看，经济增长速度如此之快，而物价只有轻微的增长，似乎达到了理论上的佳境。其实非也，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失衡也很明显，并潜藏着不小的风险。特别是与投资高速增长随之而来的货币供应和银行贷款快速增长，引发了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
中国改革以来曾经发生的经济过热，往往是投资膨胀或者投资和消费同时膨胀，形成投资品短缺和整个市场供应紧张，导致价格迅速上升，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而目前的经济运行态势却与此不同，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保持30以上的高速增长，去年的投资率达到了42.2，比1993年的37.7高出4.5个百分点，今年更高，与此同时，货币供应和银行贷款的增长均超过了20，但是，消费物价只出现了0.7的轻微上升。因此，目前出现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过热，而是一种投资推动的生产过剩，如果要说过热的话，也是一种非典型的过热。除了投资推动以外，开放的经济环境，投资增长加快，投资品进口增加，除石油外，其他产品的国际价格并未上涨；财富和收入分配并未好转，消费增长比较平稳，并无膨胀迹象，也可以对价格变化做出解释。不过，某些资产价格出现上涨值得关注，对资产价格进行监测是必要的。
目前的中国经济运行，的确有一些令人费解的地方，投资的增长很快，企业利润增长也不慢，投资回报并未下降，因而，央行采取的一些收缩和控制措施，只能使投资的增长稍有减缓，而主要效果则表现在金融层面上。根源还在于这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的体制性的投资过热。今年上半年，中央政府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总额同比下降了7.7，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投资额却记录了41.5的增长。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经营土地，大搞开发区，大搞形象工程，虽然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前三个季度增长了35.9，但很多地方的土地批租却寅吃卯粮，这一届已经用完了下一届可开发的土地，有些地方的地价上涨了40。至于汽车、半导体等产业，也是地方政府在推动。此外，国内投资的增长，很大一部分是为外资配套的。
除了某些寻租行为以外，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也是一种理，关键在于目前的财税体制和官员考核制度，我国目前的财税体制是以流转税为主的体制，生产和流通环节是税收的主要来源，而官员政绩主要看GDP增长和引进外资，因此，要提高政绩，增加税收，加快增长，就要投资建厂，而投资热点就那么几个，于是热点过热，而冷点则更冷，农村冷，农业冷、股市也冷，而且经济情况越好，这种冷热不均的情况就越严重。因此，中国目前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还是结构问题。
目前的货币政策操作，其效果主要体现在金融层面，而未能有效地传导到实质经济当中去，一方面央行的稳定措施并未减缓贷款的迅速增长，另一方面，货币市场利率迅速上升，债券收益率明显提高，股市继续缩量下滑，市场资金偏紧影响了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首先，从8月中旬至9月末的短短一个半月，市场利率上升了约80个基点，收益率一再被推高，市场悲观气氛浓厚，受此影响，财政部记账式八期国债大比例流标，随后不得不紧急叫停记账式九期国债招标。财政部今年还要完成1949亿元的国债发行额度，能否达到目标，的确是一个考验。其次，最近一个时期，由于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货币是净回笼的，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从6月末的4下降到9月末的2.5左右，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商业银行头寸告急。因其流动性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同业资金支持的，并且债券市场的资金运用量偏大，长期通过现券和回购的套做放大交易量，这种方式在市场资金宽松时尚能顺利运行，一旦市场资金收紧，回购到期，新的回购受到限制，无法融入足够的资金，不是抛售现券，造成价格下跌，承受损失，就是资金链断裂，发生支付危机。据估计，到10月中旬，债券市场价格平均下跌了3，商业银行承受的损失在500亿元左右。再次，以往，债券市场的涨落经常表现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之间的资金转移，一方跳水往往伴随另一方井喷，但目前是股市和债市同时陷入低谷，这与以前的情况显然不同。这一切虽然与货币政策趋紧有关，但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制度缺陷和金融资产质量不高，如何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需要经济体制的深层创新，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热和银行贷款猛增再度凸现了投融资体制的缺陷，我国的金融体系和政府主导的投资形成了风险连带体系，银行贷款越来越倾向政府投资的大项目、大工程，期限越放越长，由10年到15、20年，甚至25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中长期贷款比例在45％以上，如果考虑短期贷款中有20-25％的不良贷款，这样的长期贷款比例接近60％。按任何银行业经营的理论看，这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比例。因此，投资融资体制的改革刻不容缓。
现在需要进一步观察的是，利率上升，资金偏紧，是个持续趋势，还是短期现象，如果是短期因素，经过央行近期的政策操作，增加货币投放，即可解决，如果是长期趋势，说明政策不当。不过，应当指出，开放条件下的宏观政策与过去有很大不同，无论是通胀，还是通缩，都会受到国际的影响，不能只是简单地看货币的多少。不仅如此，货币政策是个总量政策，赋予货币政策以结构调整的功能，是一个错误的方向，这样不是把商业银行变成政策性银行，就是不适当地突出和扩大政策性银行的作用。能够促进结构调整的，主要还是财政政策。
体制分析
20__年10月14日，十六届三中全会闭幕。有人说，每一次三中全会都是一次突破。这一次也不例外。
这次会议在体制上的突破是多方面的，在修宪建议中，包括了“所有合法财产都受法律保护”的内容，从而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纳入到受法律保护的范围之中。在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中，不仅确立了使已经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化、法制化、稳定化的目标，而且提出了“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并力求“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是对传统公有制观念的重大突破。值得特别提及的一点是，决议明确指出，“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一些行业和领域历来是由国有资本所垄断经营，最近几年才开始有非公有资本大量介入，但毕竟没有获得“正式”的认可。这一次在党的文件里面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明确了“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这对于非公有经济的全面发展将起重大促进作用。近日，国家发改委着手清理限制非公有经济进入的法规条例，可以看作是这方面采取的一个实际步骤。
针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失衡现象，决议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并特别强调“三农”问题和弱势群体问题。这是很有意义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和落实。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有两个方面的工作是需要认真推进的。
一是推进向公共财政体制的转型，由财政承担起为农村公共产品融资的职能。决议明确了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方向，提出了“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的任务，但没有提出由流转税（增值税）为主向所得税为主转型的问题。这是不利于向公共财政转型的。因为增值税来自于生产和流通环节，政府的行为必然要向生产和流通倾斜，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忽视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增值税由企业交纳，与公民个人还隔着一层，不象所得税由个人交纳，个人就会更加关心政府的财政收支和官员行为，这对于提高财政收支的公开和透明度，加强公民对财政的监督也是有利的。近几年来，由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集中和支配的财力明显增加，但向公共财政转型的步子却很迟滞。虽然财政增收的一大部分用于一些基础设施项目，但很多公共产品的投入仍然严重不足，特别是农村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基础设施，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把这些方面的融资任务推给县乡两级政府，而在很多农村地区，县乡财政十分困难，很多都是赤字，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去，根本无力支持这方面的发展，因而，这方面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其实，随着改革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很多外国资本和私人资本已经投资于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如投资 于杭州湾跨海大桥的私人资本超过了50，用不着国家再去锦上添花，而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基础设施则嗷嗷待哺，正需要上级政府和中央政府雪中送炭。
二是正确推进城市化进程，有效保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城乡居民的房屋产权。决议既要求加快城镇化进程，也明确了要保护产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城镇化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很多地方实施的是官员的城市化，官员们以经营城市、经营土地为中心，一方面搞各种各样的形象工程，另一方面大规模地圈占农民土地，拆除城乡居民的住房，甚至不惜采取各种黑帮手段，以至造成大量恶性事件。因为，在政府与老百姓的关系中，政府处于强势地位；在政府、开发商和银行的关系中，政府处于主导地位，政府低价从老百姓手中取得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而且是一次性付清，从事的是无风险套利活动，但却严重地侵犯了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土地和房屋产权。须知，土地和房屋是老百姓的基本生存资料，虽然宪法规定，城市土地的所有权是国家的，农村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但作为国家和集体的一员，农民也有名义上的所有权，而农民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也是法律明确规定了的，而且使用权与所有权一样，也是一种独立的财产权。即使出于公共目的的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也要征得使用者的同意，并给予足够的补偿，更何况很多征地拆迁是用于商业目的，如兴建开发区等，而一些地方也是打着公共目的的幌子强制进行的。谈到补偿数额的计算，30年的土地使用权，很多地方是按一年的收入补偿的，而征地拆迁户拿到的又很少。这无异于抢夺。据有人调查估算，土地出让金，农民拿到的只有5-10，村集体得到的占20-30，其余均被乡及乡以上的政府拿来去了。至于各种强制拆迁行为，很多是依据政府的征地拆迁条例进行的。决议提出要全面推进经济法制建设，加强执法和监督，对征地拆迁条例进行违宪审查，解决征地拆迁中出现的各种侵权问题，正是贯彻落实决议的具体行动。要知道，决议的制定是为了指导行动，是要贯彻和执行的。每一个贯彻落实的行动比一百个宣言都重要，也是对决议的真正拥护和坚持。
决议提出了“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的任务，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在今年前两个季度的宏观分析报告中，我们都讨论了人民币汇率问题，鉴于目前的情况，这里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目前，汇率升值压力依然存在，有人主张升值以消除升值压力，其实，汇率升值压力并不是一件坏事，正在成为推进汇率体制改革和汇率政策调整的巨大动力。君不见，自去年年底日本盐田纯一郎发难人民币汇率升值以来，为应对升值压力，国家外汇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仅近三个月出台的措施就有六、七项之多，包括放宽境外再保险业务的售付汇管理；取消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制度，退还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改革国际承包工程项下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管理，将账户限额由原来的20提高到100；了新的出口收汇核销管理办法，开始从逐笔核销向总量核销过渡；调整和提高了个人出境携带外汇现钞和出境购汇标准；开放和增设外汇街头兑换点，等等。这些措施都是朝向放松外汇管制的方向前进。试想想，从1996年宣布实施经常项下外汇自由兑换，真正的实施是在今年；如果没有国际上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强大压力，这些改革措施很难这样快地出台实施。
尽管如此，升值压力并未减轻，升值预期也未消退，看来，仅有以上举措是不够的。汇率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既需要汇率体制方面的进一步改革，也需要其他方面的改革与之配套，方能奏效。
首先，改变资本流出和流入不对称的状况，在鼓励流出的同时，加强对流入的管理。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是，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据说有关文件草案已经准备就绪，基本内容是将外资企业所得税从15提高到24，把内资企业的所得税从33调降到24，但此举需要人大常委会通过税法的修改，只因没有列入今年的立法议程而不能进行。其实，从加入WTO的第一天起，就应当对内外资企业同时实行国民待遇，由于种种考虑而未能采取，那么现在，面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抑制一些不必要的资本流入，不仅不难做到，而且是一个好时机，外商和世人不会对此说三道四、反对阻拦。只需调整一下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议程，将税法修改案提前审议即可。
其次，适当增加进口和战略物资储备，减少经常账户顺差，进而变经常账户顺差为少量逆差。在储备制度和储备政策方面，我们一向重货币储备，轻物资储备；重国家储备，轻企业和个人储备，以至长期双顺差造成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不仅没有充分利用已有资源，反而授人以柄，加剧了升值压力。因此，面对升值压力，改变储备政策，减少货币储备，增加物资储备，在国外适当购买一些战略物资，以备日后之需，对于缓解我们的资源压力也是有好处的。我国经济正在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适当增加一些新技术的进口，对于提升我国经济的技术水平也会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就减轻了汇率升值的压力。到9月底，经常账户顺差90多亿美元，如果通过适当增加进口和战略物资储备，使经常账户逐渐从顺差变成少量逆差，升值预期很快就会消除。
再次，需要对汇率体制改革做出一个大致的安排，以便向世人表明我们的态度和决心。由最高当局和有关部门做出承诺，宣布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因为，仅有表态是无法改变人们的预期的。需要有一个改革的大致时间表，并着手操作；既然是一个大致的安排，当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调整。比如，在三、五年内，什么时候改强制结售汇为意愿结售汇以及改到什么程度，如何进一步发展和扩大现有的外汇交易市场，什么时候建立外汇远期市场，什么时候建立期权市场？其实，既然是逐步改革，开始时不妨门坎高一些，控制严一些，限制多一些。比如说，发展远期外汇交易，开始时交易主体和交易数量可以少一些，保证金可以高一些，但是，只要这样做了，市场就会逐步发展和进步，体制也会逐步完善。世人看到中国的行为，升值压力自然会逐渐减少和消除，升值预期也会随之改变。到那时，汇率问题也许会自行解决。
趋势预测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金融市场稳中趋升、以及国际政治局势趋于缓和等因素，将使各国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回升。各主要经济体普遍采取的财政、货币双扩张政策也逐步显效，徘徊三年多的世界经济有望在新的一年中出现较快的复苏态势。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预测，20__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比20__年提高0.5-1个百分点，世界贸易增长率也将提高1.5-3个百分点。国际经济环境将比前两年有所好转。
关键词：宏观经济；GDP增速；预测
本文结合2016年一季度和二季度的最新数据，应用中国季度模型做了今年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宏观经济增长预测。根据预测，2016年三季度和四季度的GDP增速分别为6.6%和6.5%，总体来说，三季度GDP增度略有反弹，四季度GDP增速再次下滑，全年GDP总体趋势是小幅、平稳下滑，2016年全年GDP增幅为6.6%。从定性分析上看，这种预测与以下六方面的经济运行情况相一致：
第一，投资。主要关注两个方面：民间资本投资和外资投资。（1）2016年1～6月份，我国的民间投资增速显著不同于以往，2009～2015年期间，我国的民间投资增速都是大于政府的公共投资增速，但是从2016年1月份开始，民间投资增速大幅度下滑，显著低于政府的公共投资增速，而且两个缺口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是近6、7年没有出现过的现象，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由于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62%左右，如果民间投资大幅度下滑，光靠政府的公共投资难以支撑，尤其是在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的情况下，所以，未来政府若不能出台有力的民间资本投资鼓励措施和政策，则未来总体投资增速还将进一步下滑。（2）从资金来源方面，来自外资的投资增速也在持续的下滑，增速现在达到-20%左右，这也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之所以关注这两个分类投资，是因为无论是民间资本投资是外资投资，它们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行为，它们更能反映社会资本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景和信心。
第二，消费。从数据上看，消费的时间序列变化非常平稳，最近7、8年一致是平稳、小幅度下滑趋势，由于消费的主要影像因素是由居民收入水平、居民收入结构、消费习惯以及消费环境等大的宏观因素决定，这些因素短期内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根据我们的实际预测经验，消费预测一致都很准，因为它的趋势性、规律性很强，根据这种规律和趋势符合计量经济模型预测的前提，根据预测，今年下半年，消费实际增速也是一个逐渐下滑的发展趋势。
第三，信贷。今年上半年，尤其是第一季度，我国信贷的增速非常快，高于社会预期。但从结构上看，信贷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居民快速增加的购房贷款，而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很小，由于企业中长期贷款代表着企业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和前景展望，所以，从信贷结构上也可以判断出，我国的实体经济未来发展短期内很难有明显改善。
第四，从微观层面上看。我国目前实体经济的营商环境在逐渐恶化，虽然国家也出了很多的调控政策，但从结果来看，这些调控措施并没有使得我国的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因为税收增长率高于GDP增速、而企业利润率在大幅度下滑，政府收入的大幅增加，意味着企业负担在不断增加，这也是影响民间社会投资下滑的另外一个原因。
第五，外部环境。现在的南海争端、TPP协议、以及最近的英国脱欧等问题，这说明，从国际大环境来判断，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外部环境总体在收紧，有不断恶化之趋势，这意味着我国的出口需求增长空间是非常有限的，甚至在减少和萎缩，这将对我国的出口产生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
另外，随着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不断上升，我国出口企业的利润在不断减少，一些东南亚国家，比如越南、印度等国家，它们的产品对中国产品的替代效应也在不断增加，诸如服装、家具等产品，这些国家的产品市场占有率在不断提高，不断蚕食着我国这些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实际上，外部需求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尤其是2002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由于外部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我国产品产品供不应求，出口快速增加，从而刺激我国企业和政府不断加大投资和扩大生产，从而导致我国出口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但现在由于我国产品价格国际竞争力下降，以及其他国产品替代效应开始显现，从而导致我国产品的外部需求不断减少，出口渠道受阻，这又导致我国产品大量积压和产能过剩，进而导致企业和政府坏账增加和利润减少，失业增加和居民收入放缓，这也是民间资本投资增速下降、社会消费增速小幅下滑、外资开始逐步撤离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六，经济先行指数。通过经济先行指数来判断经济运行趋势，是国际学术界进行经济预测的主要方法之一，我们也根据中国月度数据构造了自己的经济先行指数，该指数由21个子指标构成、先行期为6个月。根据该先行指数，未来6个月，也就是下半年，我国的经济增速将呈现小幅平稳下滑的发展趋势。以上六个方面是根据中国季度模型进行经济预测，并结合中国经济运行实际情况判断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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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娄峰.中国经济-能源-环境-税收动态科技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及应用[J].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0）.
对2009年宏观经济形势的评估
政府在扩大内需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在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能率先复苏,主要得益于政府在扩大投资、刺激消费方面的主导作用。去年前三季度,基础设施投资(不包括电力)增长52.6%,对城镇投资增长的贡献率接近30%,而消费增长的加快也和政府的推动有关。这包括:(1)刺激消费的政策,比如:家电下乡、购车补贴、发放消费券等;(2)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补贴;(3)政府消费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经过不断调整,4万亿投资分布结构逐步改善。从4万亿投资计划的构成来看,在计划刚刚推出的时候,铁路、公路、机场、电站占总投资的比重达到45%,跟民生相关的投资占42.25%,科技创新与环保投资占12.75%。这种分布显然不合理,因为过多地投向大型基建项目,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2009年两会对4万亿的投向进行了调整,铁路、公路、机场、电站投资占37.5%,民生方面的投资接近50%,科技创新等占14.5%。至2009年7月底,又有了进一步调整,铁、公、机和电站投资占比降到了22.9%,与民生相关的投资上升为52.4%,技术创新等增加至24.7%。这些变化,反映出4万亿投资结构在进一步趋于合理化。
从需求与供给角度分析,近期通货膨胀风险不大。影响通货膨胀的最终因素是总需求,或者说是GDP的增长;如果GDP的增长远远超出了潜在增长率,那么通货膨胀肯定会到来。从目前来看,2009年GDP增长8%或略高,今年再高一点,但都难以超出潜在增长率,因此,不必过于担心通货膨胀问题。对于输入性通胀,考虑到发达经济体复苏相当微弱,其GDP增速离潜在增长率还有较大距离,这种输入性通胀压力也不大。有人提出导致通货膨胀的其他诸多因素,如:猪肉价格上涨、食用油价格也上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这些因素往往是总需求上升的结果,较难成为引起全面通胀的独立原因。目前来看,去年粮食丰收,食品价格上涨的担心会减少。近来大宗商品的上涨较快,但背后的驱动因素并不完全是真实需求,还有很多是投机性需求(包括全球流动性泛滥而美元又看跌情况下的金融资产配置需求)。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快并成为中国通胀的主因,也不能成立。当前劳动力成本是在一个较低水平下上升的,很多农民工能够到城里找到工作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较低的工资。这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只是回归正常值。在大学生就业比较困难、整个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不可能上升很快。因此,尽管长期而言,劳动力成本有上升趋势,但从短期看,劳动力成本还不会成为通胀的主因。此外,严重的产能过剩也使得成本上升往往是削减企业利润而较难直接转嫁到最终产品价格的上涨。
对“三驾马车”未来走势的判断
从投资看:投资在三驾马车中贡献最大。2009年前三季度GDP增长7.7%,其中投资贡献了7.3个百分点,贡献率高达94.8%。如此之高的投资是难以持续的。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在投资构成中还是以国有或者政府投资为主导。前三季度非国有投资增长27.7%,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落后5.7个百分点,比国有投资落后20个百分点。关于投资,有两点需要引起我们关注:(1)如果仍然是靠投资来带动增长的格局不改变,所谓结构调整不仅难见成效,而且会更恶化;(2)国有投资增长速度过快,非国有投资增长较慢,意味着经济内生的活力还没有调动出来,而经济复苏的可持续必须依靠社会投资的迅速跟进。
从消费看:目前消费保持较快增长有赖于刺激消费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政府消费等因素,这些都和政府有关。在正常情况下,消费的可持续增长只能跟收入的可持续增长相关。尽管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居民的收入增长能够持续,但收入的可持续性增长难以支撑这么高的消费水平。过去30年甚至60年里,我们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生产上,政府的偏好也主要是生产和积累而不是消费和分配,从而整个生产结构、分配结构、财税结构、金融结构等都是为促进生产和积累服务的,这种局面不可能在三五年内调整过来。这意味着未来即便收入有所增长,也不可能在短期出现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当前消费增长率比过去平均高一大截的状况是难以持续的。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消费还要增长,那么对于消费的相关支持政策还不能马上“退出”,当然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居民的收入。
从外需看:如果说,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将会进入一个“新常态”(即全球经济再平衡;经济增速变缓),那么,中国的外需也要进入一个新常态:即外需仍然必不可少,但外需对增长的贡献会有所下降,并且这个外需是没有过度激励的“正常的”外需。很多发达经济体在崛起过程中,外需和国际市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美国大致持续了90年的贸易顺差,德国是50年,日本是40年。从国际经验以及当前国际分工和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看,中国未来增长仍需维持适度规模的顺差。但同时也应看到:(1)世界经济复苏还很微弱,加上美国在转变增长方式(即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减少进口扩大出口),这就意味着未来外需增长缓慢;(2)过去一段时间大量顺差的获得,与支持出口的政策(如出口退税政策,汇率政策等)以及针对FDI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形成对出口的“补贴”有关(超过一半的出口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完成的)。这些支持性政策是一种过度激励或扭曲,导致外需增长“不计成本”,从转变增长动力的角度,是需要逐步取消的。如果未来的外需增长恢复到没有过度激励的正常增长,那么,外需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一定会有所下降。
综上分析,未来的增长中投资仍将处于重要的位置,它对于GDP的贡献应保持相对稳定或者稳中有降,消费的贡献将有所上升,而外需的贡献肯定会下降。考虑到外需下降较快,而消费上升相对缓慢,因此,必须要接受经济增长率的适度放缓,否则由于消费的上升不能抵补外需下降,只能靠投资上升,那么经济结构将进一步恶化。换言之,如果能够忍受稍微低一点的经济增速,就可以把投资控制在稍低的水平,增长也将更加平衡。
未来政策展望
全年保八没有悬念,政策重心应放到调结构上。从去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来看,经济复苏的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尽管展望未来,保增长的目标仍需坚持,但保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解,这为结构调整工作赢得了较大的空间和余地,从而使政策重心可以放到调结构上。调结构的重点包括:(1)增长动力结构,从更多依靠投资与出口,转到更多依靠消费;(2)投资结构,更多地投向与民生相关的项目而不是一些大工程;(3)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创造更多的就业;(4)能耗结构,注重节能减排,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发挥内生增长的动力是经济可持续复苏的关键。目前的增长高度依赖政府力量,政府要退出,经济增速可能就下来了。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内生力量不足。因此,要特别重视调动和发挥内生增长的动力,让社会投资逐步取代政府投资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主力。这就需要打破垄断,促进公平竞争,放松行业(特别是服务业)管制与准入政策;同时,国有经济应在竞争性领域中逐步退出(其重心应放到战略性领域),让社会资本有更多且有利可图的投资空间。同时,千方百计扩大消费,进一步巩固内生增长的动力。
以危机为契机,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分享型增长。罗斯福新政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关注那些“被遗忘的人”(即社会的中下层)。罗斯福治下,美国经历了劳工历史学家所称的“大压缩”,使得一般劳工
阶层的薪资大大提高,降低了收入不平等,造就了一个中产阶级。对于当前中国而言,收入差距问题已经成为扩内需和转变增长动力的瓶颈和障碍,也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源头。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各项改革,特别是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分享型增长。
刺激性政策不能马上退出,但要考虑渐进地退出的时间表。鉴于回升过程中还存在不稳定因素,以及投资项目的延续性和消费增长对于政府政策的依赖,刺激性政策不能马上退出。1937年的美国(当时罗斯福担心财政赤字问题,在经济还很脆弱的时候就采取了加税和抑制消费的措施)以及1990年代的日本,均因政府过早的退出,危及经济复苏。尽管如此,过度依赖政府,增长的可持续性得不到保障,因此需要考虑渐进地退出的时间表。
财政政策。继续大力度的财政支持,政府难堪重负。根据国际经验,危机后三年政府债务会增长86%。中国目前的综合负债(包括内外债、地方债、银行坏账、社保欠账等)也较高,而财政收入的增长较为缓慢,财政政策应考虑渐进淡出。比如,财政转移支付不能退出,一些刺激居民消费的优惠政策可继续保持,出口退税力度可适当减弱。同时,注重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即增加与民生相关的社会性支出,减少经济性支出。
货币政策。虽然短期没有通货膨胀压力,但由于去年上半年货币投放过快,即便下半年“动态微调”,全年货币投放量也近10万亿。这对于资产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预期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有分析认为,去年广义货币的强劲增长由于未计算家庭资产在现金和股票方面的配置变化而大大高估了货币扩张的真实速度。这种分析实际上忽略了现金与股票之间是可以迅速转化的,而且资产价格上涨也往往会促进通货膨胀。因此,对10万亿货币投放进行某种扣除并不合适,其对未来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的压力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另外,需要特别注意当前宏观经济中呈现出这样一种倾向:即一方面,在产能过剩大背景下,实业投资的吸引力在减弱。目前实业投资主要是在基础设施领域,而且主要由政府来主导,民营资本有从实体部门向虚拟部门析出迹象;另一方面,一段时间以来的宽松货币政策以及全球还未真正实现政策退出。这两者都造成虚拟经济部门及资产价格的膨胀。
综合各方面分析,预计2015年四季度GDP增长6.9%,消费物价增长1.5%。2015年全年经济增长6.9%,消费物价增长1.4%左右。预计2016年经济增速下滑探底企稳,全年经济增长有望实现6.7%左右增幅,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长10.8%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8%左右。出口同比增长1.6%左右,进口同比下降-0.8%左右。PPI全年同比下降1.8%左右,较2015年下降幅度减小,CPI全年增长1.3%左右,略低于今年。M2同比增速在12.8%左右,信贷同比增长14.3%。
全球经济形势总体判断:
今年深度调整 明年缓慢复苏
2015年,全球经济呈现深度调整。一方面,发达国家经济总体复苏态势不稳,虽然美国经济增长势头明显,但欧元区和日本经济仍未摆脱经济困境;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呈现明显的分化格局,在金砖国家中,中国、印度经济仍保持在7%的经济增速,但俄罗斯、巴西两国经济陷入衰退,南非经济增速也陷入低谷。
全球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导致了全球货币政策的分化。2015年12月17日,美联储如期宣布提高联邦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0.25-0.50区间,这意味着美联储结束了长达7年的零利率政策,长达半年的首次加息预期终于兑现。针对美联储加息,越南、挪威、印尼、菲律宾均按兵不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等石油出口国、与美国经济周期一致的墨西哥和汇率盯美元的香港均以加息应对。
2015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给原材料进口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带来了下行压力,传导到消费者价格CPI领域,导致消费物价低迷。根据IMF的预测,发达国家通货紧缩压力明显,预计2015年发达国家CPI增速为0.3%,新兴市场国家CPI增速为5.6%。预计2016年发达国家CPI上涨1.2%,而新兴市场国家CPI上涨5.1%。
全球经济的深度调整以及全球货币政策的分化造成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明显。国际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回流欧美发达国家的趋势明显,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持续贬值,俄罗斯、巴西等国的通胀率居高不下。
受需求疲软、汇率波动以及全球产业链条与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2015年全球贸易出现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降幅,上半年七国集团(G7)和金砖国家货物贸易总额同比下降了10.9%。
预计2016年,全球经济有望继续缓慢复苏,但是面临的下行风险在增加。在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差异化导致货币政策的分化,美元在首次加息后进入缓慢加息通道,英国央行预计将迎来10年来首次加息,而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仍有扩大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性,由此带来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外汇市场的乱局还将继续困扰全球经济金融的稳定。在新兴市场地区,经济增速下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以及国际资本外流引发了政治与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和金融市场的动荡。
2015年宏观经济形势回顾:
经济增长实现软着陆
结构性通缩应受重视
2015年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减速,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改革深化,拓展了经济发展空间,为“十三五”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经济增长平稳减速
成功实现软着陆
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典型特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面临需求放缓、发展方式转型、产业结构升级的重大压力。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分别同比增长7.0%、7.0%和6.9%,预计四季度当季GDP同比增长6.9%,全年增长6.9%,比去年下跌0.4个百分点。2015年经济增长成功实现软着陆。
1、工业和服务业走势分化,产业结构有所调整。
前三季度,工业生产继续保持较低增速,但服务业增速加快。前三季度我国第二产业同比增长6%,其中工业同比增长5.9%,较去年同期减缓 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速8.4%,比去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
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6.2%,比10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11月份制造业同比增长7.2%,已从底部初现回升态势。非制造业继续保持平稳扩张态势,对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增强。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51.4%,比第二产业占比高10.9个百分点。
2015年1-11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国有企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部分指标出现回暖迹象,但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一是国有企业利润同比降幅收窄。二是地方国有企业利润连续四月出现同比下降,降幅逐渐加大。三是钢铁、煤炭和有色行业继续亏损。
2、消费增速放缓,四季度略有回升。
1-11月份我国居民消费同比增长10.6%,较去年同期放缓了 1.4个百分点。消费在三大需求中相对稳定,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6%。
3、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下滑,四季度投资小幅回升,房地产投资仍负增长。
投资增速下滑幅度较大。1-11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2%,与1-10份增幅持平,较去年同期放缓了 5.6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仅1.3%,较去年同期放缓了10.6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1-11月同比增长8.4%,较去年同期放缓 5.1个百分点;服务业投资1-11份同比增长11.0%,较去年同期放缓6.1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1-11月同比增长18.0%,较去年同期放缓2.8个百分点。从当月增速来看,四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小幅回升,房地产投资仍是负增长。11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从9月份的低点6.8%回升至10.8%,但房地产投资连续四个月负增长,11月份跌幅扩大至5.1%。
4、进出口增速下降,贸易顺差增加,出口市场份额上升。
1-11月我国累计实现出口同比下降3%;进口同比下降15.1%; 1-11月累计实现贸易顺差5391亿美元,同比增长61.8%。贸易顺差增加的原因是
进口的大幅减少,而非出口的增加,呈现出明显的需求衰退型顺差特征。 从中国进出口占世界贸易的份额来看,2014年中国出口占比平均值为12.9%,2015年1-8月中国出口占比平均值上升至14.5%,这表明中国出口份额并未下降。同期进口占比平均值分别为8.5%和8.7%,基本平稳,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对世界贸易需求并未产生相对的紧缩作用。
生产部门物价低迷
成功避免消费领域通货紧缩
2015年面临较大物价下行压力,成功避免消费领域的通货紧缩。预计全年CPI同比增长1.4%,PPI 同比下降5.2%。
虽然以CPI指标来衡量,暂时还不能判定中国已经陷入全面通货紧缩状态,但是因中国消费占GDP比重低,投资和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远高于发达国家,仅仅以CPI来衡量物价变化并不全面。
PPI连续3年多负增长,对投资和生产部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紧缩作用。抛开判定通缩的概念和标准之争,结合中国特殊的经济结构,我们认为当前结构性通缩比较严重,有可能进一步蔓延恶化,对此仍应给予重视。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创新创业提供新动力
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已告别高增长、高投资、高投入时代,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创新创业提供新动力。
一是消费、投资结构优化。
经济下行过程中,居民收入快于GDP增长、就业稳定、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消费发挥了经济增长稳定器的作用。前三季度累计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8.4%,比去年同期提高9.3个百分点。
二是二三产业的结构优化。
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1.4%,比去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比重高10.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中,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前三季度,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4.2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6.1%,比全部投资增速高5.8个百分点。服务业内部出现转型,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22.6%,比全部服务业投资快11.4个百分点。
三是居民收入增长较为稳定,就业提前完成全年目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9.2%,实际增长7.7%,分别高于GDP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2.6和0.8个百分点;累计新增就业达到1066万人,提前完成全年就业目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9.5%,实际增长8.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8.4%,实际增长6.8%。
四是创新创业提供增长新动力。
高技术产业、网上商品零售、快递业务、手机上网流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智能电视等符合转型升级方向的产品生产快速增长。商务便利化措施激发市场活力。今年以来,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2万户。1-10月份,规模以上私营企业利润同比增长6.2%,好于同期整体工业企业利润形势。
灵活运用货币金融政策
成功抵御金融风险
经济增长减速,股市、房地产、债市、汇市等潜在金融风险隐患增大,但中央政府通过灵活运用各种政策,成功抵御了金融风险。
一是稳定股市。
受多重因素影响,2015年中国股市大幅波动。今年8月中旬股市暴跌后,推出各种救市措施,股市恢复了稳定增长。截至2015年12月25日,上证综指较年初上涨12.16%,涨幅高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高于泰国、越南、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亚洲国家。
二是稳定房市。
为应对房地产销售压力,2015年中央出台了包括降息、降低首付比例、公积金政策调整等一系列房地产优惠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销售,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房价环比上涨城市增加,涨幅有所扩大。11月份全国 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个数分别为33个和40个,一、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涨幅均扩大;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由降转平,二手住宅价格环比持平。
三是稳定汇市。
2015年人民币面临较大贬值压力,资本流出压力加大。自2014年下半年后,中国外汇储备开始转入下降通道,并延续至今。为减缓资本外流压力,8月11日实施汇率改革,人民币在可控制范围内对美元贬值。截至2015年12月25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较8月10日贬值4.3%。
四是金融市场化和国际化改革有序推进。
3月26日,央行公告简化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管理流程;4月1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存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6月2日,央行《大额存单管理暂行办法》并正式实施;7月21日,十部委《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8月11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市场化决定机制出台;9月15日,央行改革存款准备金考核制度,由时点法改为平均法考核;9月30日,央行开放境外机构参与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10月23日央行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利率管制完全放开;11月20日央行下调分支行常备借贷便利利率,我国货币政策的利率走廊初步成型;11月30日,人民币成功加入SDR,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大推进。
财政政策加力增效
促进经济增长
今年以来,财政政策积极转变调控思路,创新方法手段,在稳定总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从供给侧完善宏观调控措施和手段,切实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提质增效。
一是发挥政府投资稳增长调结构作用。
中央财政继续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加快一般预算支出进度,继续大力推进PPP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市政公用设施、收费公路、生态环境保护等项目建设、管理和运营,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继续支持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进一步加大农村危房改造投入力度;优化水利专项资金支出结构等;支持产业升级和中小企业发展,中央财政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财政资金重点投向智能制造、高端装备等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领域。加快设立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注重创新投入方
式,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推进水污染防治工作。 二是稳步发行地方债,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中央财政今年落实稳步发行地方债的工作,并适度加大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继续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同时,中央财政还在今年发行了专项支持投资项目的债券。发行6000亿元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增加7000亿元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额度,用于支持2015年国务院确定的重点项目及在建项目建设。下达3.2万亿元置换债券额度,主要用于偿还2015年到期债务。
2016年宏观经济形势展望:
增长新动力显现
增速下滑探底
2015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总体上看,经济增长仍有下行压力,但随着增长新动力的不断显现,有望探底企稳。
五大发展理念为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指引
十八届五中全会“十三五”规划建议,首次提出了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供给侧改革的根本落脚点,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五大理念的指引下,政府将在区域、产业、 国企、财税、金融、民生等领域推出一批力度大、接地气的改革方案。
明年经济工作总基调仍是稳中求进
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经济总的定调仍是“稳中求进”,“稳”就是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进”就是要通过供给侧改革,创造新供给和新需求,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由于房地产投资仍难以显着回升,明年国内需求仍面临较大下降压力,而全球多数经济体复苏缓慢也制约外需,加上金融行业在今年高基数影响下也会放缓,明年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适当小幅下调经济增长目标可能更为合理。这意味着经济工作目标虽然可能小幅下调,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点底线是6.5%,2016年增长目标可能设置为6.7%。
五大任务指明周期性调整的工作重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6年经济工作“五大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前四大任务直指经济下行阶段周期性调整的艰巨任务。去产能是指传统产业尤其是重资产、周期性行业的去过剩产能。去库存对应去房地产库存;去杠杆对应降低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控制金融风险;降成本主要通过降低税费和调整能源价格实现,补短板主要是补齐民生、产品、产业方面的短板,强化扶贫、产品和产业升级、农业等领域工作。去产能有利于经济长期健康发展,但短期可能使得过剩行业投资继续大幅放缓,并导致企业融资需求继续大幅收缩。
加快产能出清可能带来失业增加和居民收入增长放缓,使得经济面临较大的通缩风险。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会议强调“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这意味着过剩产能去化会相对循序渐进地进行,供给侧将是缓慢的产能出清。
财政政策加力发挥托底作用
为维持相对较高经济增长,政府稳增长力度或加大,尤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一是“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这可能意味着财政支出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但力度超出想象的可能性较低。二是“实行减税政策”,而减税属于供给侧改革的措施,着重于降低企业成本和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三是“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弥补财政减收。2015年共安排财政赤字1.62万亿元。预计明年财政赤字规模增加至2万亿左右,赤字率可能达到2.76%,赤字净增量增加3800亿元左右。上述减税增支措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总体来看财政手段仍是托底经济的政策,经济真正意义上走出低谷不是靠中央财政加杠杆,而是靠企业加杠杆,中国要重回企业加杠杆仍需先完成过剩行业和地方政府去杠杆过程。
货币政策仍将在稳健的基调下保持适度宽松
一是社会总需求仍然偏弱,需要在需求侧保持一定的刺激力度。二是配合供给侧改革,为实体经济提供适宜的流动性,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三是配合结构性财政政策,为各项财政专项债券、地方政府债务、国债发行提供有利的利率环境,同时降低存量债务的压力。四是美联储加息后为应对资本外流,人民币温和贬值。预计2016年一次降息,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4%左右。
2016年主要经济指标预测
综合前述分析,2015年四季度工业生产、投资小幅回升,消费增长基本平稳。2016年宏观经济走势仍受去产能、去泡沫和清理债务等因素影响,企业库存可能见底回升;物价方面须防止去产能力度过大导致消费物价负增长形成通缩;房地产销售出现有回暖迹象,房地产去库存任重道远,能否带动房地产投资回升仍有待观察;总体上经济增长仍有下行压力。国际金融市场震荡的外部冲击对国内经济和金融稳定产生极大挑战,货币政策操作难度加大,财政支出仍需加大力度。
假设2016年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不至于产生系统性风险,基准预测基于以下基准假设:(1)美元波动。因美国经济复苏走在发达国家前列,美元汇率波动与美国经济与欧洲、日本和其他地区经济复苏的相对速度密切相关,但美元过于强势也不利于美国经济发展,我们假设美元指数在90到100之间波动。(2)美国加息。未来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可能慢于历史上任何一次加息周期。假设2016年加息两次0.25%。(3)油价维持相对低位。原油价格回落至40美元/桶左右,我们假设2016年纽约原油价格维持在45美元/桶左右。(4)根据美联储公布的美联储理事会成员和联邦储备银行行长12月份的点阵图预测报告,假设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2.4%,根据IMF10月份《世界经济展望》预测值,假设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分别增1.6%和1.0%。
国内政策变量基于以下假设:(1)一次降息,三次降低准备金。未来根据经济增长和物价变化情况、金融市场条件和国际经济环境,降息空间较小,仍有可能继续降准。假设2016年降息一次,降准三次。(2)人民币兑美元贬值4%,保持在6.73元/美元左右。(3)财政赤字规模增加至2万亿元左右,赤字率可能达到2.76%,赤字净增量增加3800亿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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