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持新能源产业
从法规来看，如德国在1990年即颁布法律，规定可再生能源发电可免费接入电网，政府提供补贴，补贴额度按照终端用户购电价格的百分比确定，如太阳能和风能发电最高可获得零售电价90%的补贴，生物燃料和水力发电可获得65%—80%的补贴。2000年，德国修订了立法，改为上网固定价格，即电力供应商必须按照政府指定价格从可再生能源生产商那里购电。这一固定价格根据可再生能源的类型不同而有所区别，双方一般签订10年以上长期合同，从而保证可再生能源企业的收益。
从财税金融政策看，主要包括绿色关税、绿色节能标签、产品绿色认证、为新能源产业提供软贷款以及行业证券交易优先权、对新能源产业进行投资补贴、对新能源发电上网电价进行补贴、推行新能源产业竞标制度、对新能源产业减免税负等，如英国政府出台“清洁能源现金回馈方案”则规定，凡是安装太阳能板和微型风车的家庭和小商户将可以领取补贴，年限10—25年不等。上述法规政策促进了欧盟新能源产业得以快速发展。
二、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
一是提供购车补贴。如法国从2008年起至2012年，累计提供汽车补贴达到23亿欧元，扶持购买了上万辆新产低污染汽车。英国交通部2010年私人购买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补贴细则，单车补贴额度约为车辆推荐售价的25%，但不超过5000英镑。
二是免除部分税项。如德国规定，2015年底之前购买的纯电动汽车免交车辆税，且期限从5年延至10年。英国实行了汽车保有税，根据汽车行驶距离计算二氧化碳量排放，进行有区别地征收。2007年，英国对汽车保有税的税制实行了新的征收方案，从2007年3月22日开始，行驶100公里以下低公害车辆可免税。
三、支持民用飞机制造产业
一是实施“启动援助”计划。这是是欧盟及其相关成员国对以“空中客车”为主的航空工业提供资金补贴的主要方式，其做法是通过政府提供优惠贷款形式支持新机型开发。贷款利率低于商业贷款利率，且贷款是在被援助项目取得商业成功后才逐步返还。如果被援助的项目未能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则不需要返还。
二是通过欧洲投资银行对航空工业企业提供优惠贷款。这是欧盟及其相关成员国实施间接补贴的重要手段。据不完全统计，欧洲投资银行至少进行了11次、总数达16亿欧元的贷款给空客公司。这些贷款经常作为启动援助的补充资金，用以发展大飞机中的某些机型，特别是在A380项目中，欧洲投资银行在2002年提供了7亿欧元的贷款给该项目，期利率和条件低于市场标准。
三是为空客公司的基础设施和设备的发展、扩大和升级提供财政支出，从而达到间接扶持航空工业的作用。
四是通过国有或国家控制银行对航空工业企业进行资本注入以提供扶持。如德国在1989年购买德国空客20%价值5亿马克的股份，三年后又将股份退还给该公司且没有任何补偿。
五是通过研发支持间接对航空工业提供研发补贴。在国家层面，德国、英国、法国等通过设立研发项目和研发计划，在国家科技项目设计上，限定条件将民用飞机产业的研发补贴纳入国家的创新支持计划予以直接的资金支持。在欧盟层面，通过第二、三、四、五、六框架计划及其具体文件给予民用飞机产业研发专项支持。
四、支持信息通讯技术产业（ICT）
从1980年代中期至今，欧盟对ICT的支持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大型研发项目来实施，这些项目又都处于欧盟科技框架计划统筹之下。
一是从第一框架计划投入7.5亿欧元至今，ICT研发占同期框架计划预算的比例一直相当高。虽然这一比例并未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但是从绝对额上看，ICT研发始终是框架计划的最重要支持对象，尤其是第七框架计划下的投入猛增至97亿欧元，比第一框架计划增加了10多倍。
二是自第五框架计划开始，欧盟将之前分立的多个ICT研发项目进行了整合，更加注重ICT产业内各领域在技术创新上的协同与互补，这主要是为了适应ICT技术发展的融合趋势。
三是ICT研发项目由最初主要关注ICT本身逐渐向注重技术的应用性转型，更加强调ICT技术创新对于提高欧盟产业整体竞争力的作用，体现了ICT研发与欧盟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的契合。
五、支持节能环保产业
一是不断推进环境税改革。最早引入环境税的是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和荷兰，然后是英国和德国。这些国家在相互借鉴基础上，不断推进环境税改革，逐步创建起一整套包含碳税、气候变化税、车辆消费税、燃油税、机场旅客税等税种的环境税体系，有力推动了欧盟的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例如英国2001-2011年，每年通过碳税筹集的资金约为9亿英镑，其中1/4用于了44个行业中的5000多家参加了自愿减排协议企业的减免。
二是创建排放交易体系。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作为欧盟气候政策的中心组成部分，以限额交易为基础，提供了一种以最低经济成本实现减排的方式。该体系覆盖了11000个主要能源消费和排放行业的企业（如电力、钢铁和水泥），包括了欧盟排放的一半二氧化碳，参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企业要求监控和汇报排放情况。自2013年开始，欧盟通过领导人大会决议，要求各成员国在限额内进行减排，以实现欧盟总体减排目标，即到2020年欧盟温室气体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
三是在重点推进环境税改革和创建市场化的排放交易体系同时，欧盟主要国家还出台了一些配套财政金融政策来加强环境保护，例如目前欧盟主要国家每年征收的环境税收益总体在100亿欧元左右，其补贴支持领域主要包括高于国家标准的节能建筑、节能产品的研发和推广等，如英国对家庭购买的价值175英镑的高效绝热门窗提供100英镑的补贴；利用环境税收设立碳基金，重点帮助企业和公共部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提高能源效率和加强碳管理，投资低碳技术等。
六、经验总结
一是欧盟根据自身比较优势，选取有限少数产业领域给于财税金融的重点支持，主要包括机械装备制造产业、信息通讯技术产业、民用飞机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等。
二是对重点产业领域的研发给与持续的财政投入支持，并随着产业发展市场成熟度调整研发支持力度。二战以来，欧盟共制定了七个科技框架计划对重点产业领域研发给与持续财政投入支持，如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已从第一科技框架下的7.5亿欧元增至第七框架下的97亿欧元。同时，随着产业发展的市场成熟度水平不断提高，逐步减少甚至取消对企业研发的支持，如机械装备制造产业和民用飞机制造产业等。
三是通过资本投入、优惠贷款、产品补贴等方式对重点产业给予财税金融的综合支持。例如，德国通过国有或国家控制银行在1989年购买德国空客20%价值5亿马克的股份，3年后又将股份退还给该公司且没有任何补偿；欧盟实施“启动援助”计划，通过政府优惠贷款形式支持空客新机型开发，同时还通过欧洲投资银行给空客提行了11次总数达16亿欧元的优惠贷款作为“启动援助”计划的补充资金；法国从2008年起至2012年，累计提供汽车补贴23亿欧元，扶持购买了万辆新产低污染新能源汽车等。
四是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分摊新能源电价成本以扶持新能源产业发展。例如德国早在1990年就颁布法律规定可再生能源发电可免费接入电网，政府提供补贴，补贴额度按照终端用户购电价格的百分比确定，如太阳能和风能发电最高可获得零售电价90%的补贴等。
发达国家对中小企业的财政援助
为帮助中小企业解决发展资金匮乏的难题，发达国家的政府根据使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及社会某些方面充分发挥作用的既定目标，制定了各种扶持政策与资金援助计划，且列入政府的年度财政支出预算中，鲜明地体现出政府的意图。其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资金援助主要包括财政补贴、贴息贷款与优惠贷款三种形式。
1.财政补贴。财政补贴是政府对中小企业符合政府要求的做法给予财政上的援助。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目前财政补贴的应用环节主要是鼓励中小企业吸纳就业人口，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和鼓励中小企业扩大出口等方面。
(1)就业补贴。对提供较多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给予就业补贴，促使其吸收更多的失业者，以缓解就业压力。各国的实践证明，这是一项比较好的促进就业的措施。从就业补贴的方式来看，主要有两种。一是补贴给接收就业人员的企业，以用于安排就业的各种费用 (如上岗培训、学徒津贴等 )。法国政府为满足地方扩大就业的需要，曾规定中小企业每年扩大招工一名，可从政府得到 4000欧元的津贴；每增聘一名科技人员，发给 1.6万欧元的资助。二是补贴给自创企业的失业者，为其提供一笔启动资金。如英国政府为帮助失业者自谋职业，制定了企业补贴计划，规定对自主开业的失业者，每周补贴 40英镑。德国政府给予中小企业投资补贴，对失业人员创办企业，给予两万马克的资助。德国政府不仅鼓励失业者独立开业，而且也鼓励从业者、正在接受培训者以及闲散人员独立开业。对创业者给予的资助，不只限于某一特定行业，所有的行业包括服务业和娱乐业，都能得到国家的资助。凡投资额在 120万欧元以下的企业，拥有所需投资额 12%以上的自有资金即可获得补助资金，最高额可占总投资的三分之一。
(2)研究与开发补贴。中小企业资金有限，能用于研究与开发的资金则更少，而技术进步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鼓励中小企业使用新技术和加快技术改造，是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发达国家政府对中小企业研究与开发资助的主要形式是设立政府专项基金。通过制定各种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与开发计划，对符合计划所提出条件的中小企业给予专项补贴，专项基金和技术创新与开发计划一般由政府的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管理和实施。如美国根据 1982年通过的《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法》，1983年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实施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计划”，截至 1995年底，参加中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的有 11个政府机构，共向该计划提供拨款 55亿美元。法国政府在 1983年制定了 ANVAR计划，规定这项计划 80%的预算是用来支持小型企业的研究与创新活动，并且小型企业的研究与开发的支出 50%由政府提供。法国还专门设立了为中小企业推广新技术提供资助费用的国家科研推广局，对由研究人员创办的企业提供偿还期为 15～ 50年的 20至 30万欧元的无息贷款。
2.贴息贷款。贴息贷款是一种政府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利息补贴。其能够以较少的财政资金带动大量的社会资金参与对中小企业的援助。贴息贷款的具体做法：一是对中小企业的自由贷款给予高出市场平均利率部分的利息补贴，以使中小企业能够按市场平均利率获得贷款，提高中小企业在自由信贷市场中的借贷能力；二是对中小企业的长期低息贷款提供贴息，以帮助中小企业获得最难取得的长期信贷资金，德、法等发达国家是采用贴息贷款方式较多的国家。同时，这一方式也较为适合在资金相对缺乏的发展中国家采用。
3.政府优惠贷款。它主要是指政府用财政资金通过私人金融中介机构，或建立专门的政府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直接提供少量的优惠贷款援助。政府优惠贷款主要是解决中小企业获得长期贷款困难的问题。一些效益较好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担保等形式，或付出较高的利息来获得短期流动资金。但中小企业的长期贷款风险太大，一般商业银行是根本不予考虑的。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主要是靠政府提供的直接低息贷款，这类长期低息贷款利率一般比市场利率低 2～ 3个百分点。其具体做法是，政府设立专门的中小企业长期低息贷款专项基金，或建立专门的政府金融机构，由他们按一定的标准选择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发放贷款。
发达国家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
为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在统一税收制度的基础上，对中小企业融资实行税收减免及其他优惠政策，为中小企业自筹资金提供便利条件。通过各种税收优惠可使中小企业的税收减少一半以上，使其税负总水平由占增加值的 30%降至 15%左右。总的来看，发达国家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集中在对所有中小企业实施的普惠政策方面。
1.降低税率。降低营业税、周转税和增值税等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利润税等直接税的税率，是较为常见的优惠政策。许多发达国家对中小企业均实行比正常税率低 5～ 15个百分点左右的优惠税率。如英国中小企业的公司所得税税率为 20%，比大企业低 10个百分点。
日本政府在上世纪 80年代规定，资本金在 l亿日元以上的普通法人，其法人税的税率为 37.5%；而对资本金在 1亿日元以下的年度所得，分两部分征税，即总所得在 800万日元以下全部按 28%的税率征税，超过800万日元的部分按 7.5%的税率征税，法人税税率低于资本金在 1亿日元以上的普通法人的 25%.
美国在 1981年通过的《经济复兴税法》中，对以往的税法作了较大的修订，其中涉及中小企业的个人所得税下调了 25%。税法别规定，对雇员在 25人以下的企业，公司所得税按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缴纳。
2.税收减免与返还。税收减免是针对税额而言的，包括全额减免、定额减免和定比减免，主要是针对中小企业的创建时期和其产品与服务的出口环节，以促使中小企业实现技术进步。
日本为了充实企业的内部留存，采取减轻法人税率和对一部分所得不课税的制度。日本政府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制定了各种税收优惠政策。1967年制定的《增加试验研究费税额扣除制度》，规定当试验研究开发经费的增加部分如超过以往的最高水平时，则对增加部分免征 20%的税金。对于从事计算机制造的厂商，可享受四种专门的减税待遇。这些减税包括：增加 25%的科研税务贷款；扣除 50%的软件提供方面的收入，作为用于软件开发费用的免税储备金；扣除相当培训软件工程师开支的金额和相当于售价的 2.5%用作意外损失储备金。1985年日本制定的《促进基础技术开发税制》，对购置基础技术开发的资产免征 7%的税金。
3.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此举对中小企业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加速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二是降低当期的应税额，从而减少税款。日本自上世纪 70年代推行加速折旧方式以来，对新兴产业的设备使用年限缩短至 4-5年，对于新开业企业所购人或租借的机器设备 (须经认定 )和现有企业为提高技术能力而购入或租借的机器设备，在第一个年度内或是作 30%的特别折旧，或是免交 7%的税金。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对策思考
1.建立中小企业发展准备金。准备金的初始资金的来源可从三个方面筹措：首先是政府财政拨款；第二是出售国有中小企业的收入；第三是从中小企业的营业收入中提取一定的比例。发展准备金由政府掌握，重点用于支持地方产业升级换代，支持中小企业与高科技事业的发展。实行有偿使用，滚动发展，专项用于重大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孵化期和产业化启动的投入，如提供与高风险投资相配套的长期优惠贷款，部分资金可用于风险损失补贴、贷款贴息和奖励。同时，在会计科目中设置坏账准备金，用于备抵一些企业因经营不善而形成的呆账与坏账。在中小企业发展准备金制度建立之前，先由财政拨款承担，对特定中小企业实行优惠融资政策。
2.对“特定事项”中小企业实施资金扶持政策。如对于下岗职工创办的或安排下岗职工就业的中小企业，可将下岗职工一年的生活救济费一次性拨付给企业使用；对于贫困地区的中小企业，应从扶贫资金中拨出一定的款项支持其发展；对于因经济不景气及与之关联的企业破产而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应提供紧急的资金援助等；对于平时经营状况良好，受突发自然灾害影响损失惨重的中小企业，政府应提供资金上的无息贷款。
3.运用政府采购制度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我国已颁布了《政府采购法》，并明确规定了政府采购制度应当有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但尚未有具体的政策规定。笔者认为，应在《政府采购法》实施细则中，规定在相应的条件下，允许将大额采购合同和采购任务分成若干部分实行招标，使中小企业能够有更多参与投标竞争的机会，以获得合同定单。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资金不够雄厚，在投标竞争中无法与大企业抗衡，因而，采取分割招标的方式，可使中小企业充分发挥小而专的特色，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多的投标与中标机会，从而达到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目标。
4.调整企业所得税税率，拓宽所得税税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同是年盈利 12万元人民币的企业，在我国适用33%的税率，而在英国却适用 20%的税率，差别比较大。同时，当今以美国为首的 20多个发达国家都实施了所得税的中长期减税计划。如考虑我国所得税税前扣除范围比国际上通行的扣除范围小这一因素，我国的实际税负可能更高一些。
因此，笔者建议，为配合《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出台，增强我国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应选择适当时机合并、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尽快实施法人所得税制，与国际惯例接轨。借鉴发达国家税制改革的经验，实行“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的税收政策。税率可考虑设计为三档，分别为25%、20%和15%。后两档税率适用于年盈利 20万元和 6万元以下的企业。同时，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对凡属法人范围的统一征收法人所得税，囊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各类代表处、代办处等机构，所得税税基要进一步拓宽，以弥补因降低税率而形成的减收缺口。
在降低中小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同时，还可以对中小企业实施以下优惠政策。其一，对中小企业一定数额内的利润转投资实行税收抵免，投资的净资产损失可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并允许在规定年限内向前或向后结转；对中小企业用于人力资源开发的教育培训投资，全额在所得税前扣除。其二，鉴于我国当前就业形势较为严峻的现实情况，可以对吸纳国有企业失业职工的中小企业给予必要的所得税减免政策，应将原先针对城镇失业人员的城镇劳动服务企业的优惠扩大为向所有中小企业的优惠，并规定对安置失业人员超过一定比例的中小企业，可享受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一定数额费用的优惠。
记者：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导致国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何教授，请您谈一谈对我国国债规模的判断。
何教授：对于这个问题首先应当认识到：我们的财政政策和国债政策从来都是为实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服务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物价水平总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鉴于此，中央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1999年又进一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经济各项指标下滑的趋势得到控制。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8%，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1%。
认识我们的债务规模，关键就要看国家财政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实施反周期调节的经济效果如何。至于在亚洲金融危机得以缓解，东南亚一些国家经济复苏以后，我们的财政政策将如何改变，则需另当别论。但从今年的经济形势来看，还应当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具体到我们国家，国债规模的大小，我想应该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来分析。笼统地说发债空间大小与否，我认为不具体，也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国家从1993年开始实行宏观调控，并在1996年顺利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但是，在软着陆以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这集中表现为结构性矛盾、制度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而且，这三种矛盾交织并发、错综复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可以说反映了三大风险、三大困境，即国有企业处于困境，银行处于困境，财政处于困境。鉴于这三大矛盾同时并存，要摆脱困境，当然要从经济入手，从企业入手。而国民经济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国企改革的深化，都离不开财政和银行的支持。但是，在这三大矛盾、三大困境同时出现的时候，我们解决问题的回旋余地就不是很大了。面临着这样一个现实矛盾，那么，我国的国债规模究竟要搞多大呢？
衡量我国国债规模的大小，既要考虑到我们的财政政策是为经济服务的，不能够只求财政平衡而放弃总的经济目标，又要从客观形势出发，考虑到财政自身的运行问题。我们可以用两个总量指标来衡量国债规模的大小，一是赤字率，即赤字占GDP的比重，按国际标准不能超过3%；二是债务率，即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以60%为警戒线。从公开的数字来看，目前我国的赤字率还不高，好象发债空间还比较大，但是如果考虑到其他一些隐性赤字，就已经接近或超过国际警戒线了。更重要的是，分析赤字率时，我国还有几点与西方不同。第一，我国的债务余额积累是从1982年开始的，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已有了近二百年的历史，因而其债务率远远高于我国；国与国情况不同，债务率不具有可比性。第二，我们的财政能力也有别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12%，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比重都在30-40%，财政能力比我国要强得多；而我国的财政能力相对较弱，这一点在比较债务率时必须加以考虑。第三，我们的资本市场刚刚起步，还很不发达，发行的国债还不能直接进入资本市场流通。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本市场应当说是比较成熟的，无论国债发行多少，都能进入资本市场流通，通过市场的循环消化，债务问题便很难暴露；并且，西方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即使没有财政赤字，也要发行国债，以便进行公开市场操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所以说，为什么西方国家债务率高于100%都不会出现大的问题，道理就在这里。因此，我们在作国际比较时，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发债的空间应该说不是很大了；我认为，现在财政已经尽力了。
记者：今年我国仍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那么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财政风险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何教授：1998年以来我国适度增发国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二是为了扭转国民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是实施反周期经济调控的重要举措。从目前情况来看，亚洲一些国家已经相继走上了经济复苏的道路，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减退。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趋缓，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物价也出现止跌迹象。因此，我们的反周期调节也将告一段落。在经济运行恢复正常以后，就要注意解决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等深层次的矛盾问题。财政政策，包括税收政策、转移支付政策等，都应当以此作为调控目标。这些问题不解决，国民经济发展和财政运行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但有一种倾向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那就是不分具体情况，一味地依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扩张性财政政策与需求不足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出现买方市场时，需求不足是一种常态，主要应当靠市场进行调节，宏观调控政策应当处于辅助地位，其作用效果是有限的。过分依赖财政政策调整市场需求，事倍而功半。处理不好，还会导致债务危机。而债务危机反过来又会对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俄罗斯经济的崩溃就是一个明证：首先是债务危机，进而导致经济危机爆发。因此，国债政策也是要谨慎使用的。
记者：当前，我国的财政风险已成为财政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您如何看待我国的财政风险问题？
何教授：企业风险以及银行风险，这两种风险在社会上已经达成了普遍共识，而对财政风险问题却仍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我看来，财政风险比其他任何社会风险都严重。首先是财政自身的风险，财政收不抵支的矛盾决定了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将越来越大。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风险，如企业的风险，银行的风险等，这些风险有相当大的部分最终都要转化为政府的风险，转化为财政的风险。所以说，财政风险是最大的风险，应当引起全社会充分的关注。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教学 几何图形方法 数学方法 几何图形谬误
西方经济学作为经管类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之一，其教学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学生对后续课程的学习。目前对该门课程的一般性教学方法――例如多媒体教学、案例教学、实验教学等等――已有很多讨论。但对于一些更加具体的问题却未能进一步深入探讨，例如对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几何图形与数学方法之间关系这一问题就是如此。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变量之间关系时，强调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即要从理论上论证清楚经济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逻辑机制和基本规律，又试图对影响程度大小给出一个精确的数量表示。这使得西方经济学教材和研究文献大量采用语言文字、几何图形与数学方法相结合的表述方式，全方位阐释理论。而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与语言文字相配合，大量采用几何图形与数学方法也是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显著特点。正确认识几何图形与数学方法的各自利弊，从而针对不同情况灵活运用这两种方法讲授基本理论，对于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师提高教学效率和改善教学效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以“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这一问题为例，论证几何图形与数学方法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互补性。
1 几何图形方法的优点
对于同一个经济学理论，可以采用几何图形或数学方法加以表述。例如，在讲授运用IS-LM模型分析“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这一问题时，可运用IS-LM曲线图来说明：向右下方倾斜的IS曲线代表产品市场均衡时产量与实际利率之间的关系，而向右上方倾斜的LM曲线则代表货币市场均衡时产量与实际利率之间的关系；两条曲线的交点决定了均衡的产出和实际利率（见图1（a））；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影响曲线的位置改变了均衡产出和实际利率（见图1（b））。显然，运用几何图形描述模型和理论具有以下优点：
1.1 直观形象
图1运用几何图形将代表多个变量间相互影响关系的复杂模型直观形象地描述为两条曲线的组合，这弥补了纯粹语言文字或数学公式的单调乏味，便于学生理解和记忆。
1.2 便于应用
在准确把握基本经济学逻辑基础上，可以用几何图形将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简化为曲线移动对内生变量均衡值的影响。这一点在做“比较静态分析”时特别有用，例如在图1（b）中，用IS曲线自IS向右平移至IS代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影响。对比初始均衡（E）和新的均衡（E），立即可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影响是同时提高产出水平和实际利率。除了“定性”结论外，运用几何图形还可以得到某些“定量”结论。例如，图1（c）表明，如果LM曲线变得更加平坦（由LM变为LM），则同样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产出的影响程度就更大（产出的变动由原来的y-y增加为现在的y-y）。在理解有哪些因素决定LM曲线斜率的基础上（如“货币需求关于利率变动的系数”影响了LM曲线斜率），就可进一步分析决定财政政策效应大小的各种因素。
1.3 对学生知识储备要求较低
以上几何图形分析只要求学生具备中学水平的几何学知识，对于高等数学（如微积分、线性代数等）知识完全没有要求。只要理解了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和这种关系的几何表示方法之后，就可以对经济问题进行分析。这使得教师可以在学生系统学习高等数学之前，就能借助几何图形较为深入地讲授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并且极大地降低了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知识门槛。
2 数学方法的优点
几何图形方法的上述优点正是数学方法的不足所在，但与此同时，数学方法也具有几何图形无法企及的优势，这些优势表现在以下方面。
2.1 表述更为简练、精确
例如，在讲授运用IS-LM模型分析“宏观经济效应”这一问题时，只需使用①式和②式组成的方程组就可简洁地表述模型（假设线性函数和“封闭经济”）。①式代表产品市场均衡条件，由此可以解出IS曲线方程；②式代表货币市场均衡条件，由此可以解出LM曲线方程。运用方程和函数可以更加精确地表述变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做“比较静态”分析时，运用数学方法可以精确地给出外生变量变化对内生变量均衡值影响程度的大小。
y=α+β（y-t）+e-dr+g①
=ky-hr②
2.2 有大量数学定理可以使用
例如，可以直接引用“隐函数定理”证明方程组定义了内生变量（y和r）均衡值与外生变量或参数（包括t、e、d、g、k、h、M、P）之间的函数关系，基于这些函数关系可以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3 数学方法要求明确陈述所有假设，从而避免由于假设不明确造成的结论的模糊性。
2.4 数学方法可以不限于二维情况，能够处理n个变量的一般情况
例如，我们可以用数学公式表示两个及其以上外生变量同时变化对内生变量均衡值产生的总影响，而这是几何图形无法做到的。
3 几何图形谬误
几何图形方法以其直观和便于应用等优点在西方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被广泛使用，但其不精确性也造成如果使用该种方法不当，会得到错误结论。本文将这种由于使用几何图形不当得到错误结论的情况称作“几何图形谬误”。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实践中，由于教师没有能够准确把握基本理论和正确使用分析方法，上述谬误并非少见，甚至一些国内权威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也难以幸免。就以“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这一问题为例，某本权威教材运用几何图形将决定财政货币政策效应大小的因素及其影响性质概括为以下4个“几何”结论：
结论1：在LM曲线不变时，IS曲线越陡峭，财政政策效果就越大；反之则反是。
结论2：在IS曲线不变时，LM曲线越陡峭，财政政策效果就越小；反之则反是。
结论3：在IS曲线不变时，LM曲线越陡峭，货币政策效果就越大；反之则反是。
结论4：在LM曲线不变时，IS曲线越陡峭，货币政策效果就越小；反之则反是。
下面我们运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上述结论2和结论4是正确的，但结论1和结论3却不一定正确。由①式和②式可解得IS曲线方程和LM曲线方程分别为③式和④式：
r=-y③
r=+y ④
由此可知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绝对值）分别为〔（1-β）/d〕和（k/h）。假设政府购买g增加Δg，其他外生变量值保持固定不变，那么上述方程组以变量的改变量表示就成为：
Δr=-Δy ⑤
Δr=Δy⑥
将Δr消去，整理后可得：
= ⑦
运用相同的方法可以证明，若名义货币供给量M增加ΔM，其他外生变量值保持固定不变，则可得：
=⑧
由⑦式可知，给定参数d和其他条件不变，LM曲线越陡峭（即（k/h）越大），则政府购买增加对均衡产出的影响程度越小（即Δy/Δg越小），财政政策效果就越小，这与结论②相符。同理，由⑧式可知，给定参数h和其他条件不变，IS曲线越陡峭（即〔（1-β）/d〕越大），则货币供给量增加对均衡产出的影响程度越小（即（Δy/ΔM）越小），货币政策效果就越小，这与结论④相符。但是，⑦式表明，给定参数d和其他条件不变，IS曲线越陡峭（即〔（1-β）/d〕越大），则政府购买增加对均衡产出的影响程度越小（即Δy/Δg越小），财政政策效果就越小，这与结论①正好相反。同理，⑧式表明，给定参数h和其他条件不变，LM曲线越陡峭（即（k/h）越大），则货币供给量增加对均衡产出的影响程度越小（即（Δy/ΔM）越小），货币政策效果就越小，这与结论③正好相反。这表明，结论①和结论③正是本文所说的“几何图形谬误”。
为什么会产生上述谬误呢？如图2中（a）图和（b）图所示，保持LM曲线不变，如果“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得IS曲线向右平移相同的距离”，那么IS曲线越陡峭就意味着财政政策的效果越大（（b）图中y-y的大于（a）图中的y-y），此时谬误并未发生。但“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得IS曲线向右平移相同的距离”这一前提条件并不成立，而且IS曲线向右平移的距离与IS曲线的斜率（绝对值）有关。因为IS曲线向右平移的距离等于〔Δg/（1-β）〕，给定d，IS曲线越陡峭（即〔（1-β）/d〕越大），IS曲线向右平移的距离越小。这意味着IS曲线并不会如图2（b）中所示向右平移至IS，而只会如图2（c）中所示向右平移较小的距离，最终导致均衡产出较小幅度的增加。这也与基本的经济学逻辑相符，给定参数d，IS曲线越陡峭意味着乘数效应越小（因为β越小），所以财政政策的效果应当越小。相同方法可用于说明在分析货币政策效应时，如果未能正确运用几何图形，同样可能导致谬误产生（正如结论③那样）。
产生上述谬误的原因并不在于运用几何图形无法得出正确结论，而是因为没有正确地运用几何图形。在运用几何图形分析财政政策效应问题时，IS曲线斜率（绝对值）对政策效果大小的影响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直接”影响，即如果“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得IS曲线向右平移相同的距离”，那么IS曲线越陡峭就意味着财政政策的效果越大；第二是“间接影响”，即（给定参数d）IS曲线越陡峭，则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得IS曲线向右平移相同的距离就越小，从而财政政策的效果越小。几何图形方法容易捕捉到“直接”影响，但却往往容易忽视“间接”影响。在此例中，正是“间接”影响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一旦将其忽略，就会得到错误结论，从而产生“几何图形谬误”。
4 结论和建议
前文运用数学方法证明了“几何图形谬误”产生的可能性，实际上也启示我们运用严格的数理推导可以有效地避免谬误产生。运用数学方法对同一问题进行分析，凭借其严格性和精确性，我们可以较为完整地捕捉到前文所述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从而规避了“几何图形谬误”。但必须注意到，数学方法结论正确性的取得是以“非直观”、“应用不够方便”和“对知识储备要求较高”等为代价的，所以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当根据教学内容和授课对象灵活选择是侧重于几何图形还是侧重于数学方法，或二者的某种组合。基于笔者的教学实践，提出如下教学建议：
4.1 根据大学数学课和西方经济学课程开课的时间顺序，以及“先微观经济学后宏观经济学”的通常授课顺序，建议教师在讲授微观经济学时主要侧重于几何图形方法，在讲授宏观经济学时适当增加数学方法的运用。
4.2 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每一门课程讲授过程中，前半程侧重于几何图形方法，后半程适当增加数学方法的运用。
4.3 针对财经类专业和非财经类专业的不同学生，侧重点要有所不同。财经类专业学生要求牢固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故对这类学生的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多运用数学方法。而非财经类专业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课程主要是为了拓宽知识面，所以在对他们的教学中要尽量避免枯燥的数理推导。
4.4 由于“文科类”学生和“理工科类”学生在数学知识和技能的储备上有所不同，所以在对“文科类”学生讲授西方经济学课程时，先从直观的几何图形入手，再逐步培养其数学方法的应用能力。而对于“理工科类”学生，则可以尽早培养其分析经济学问题时的数学方法应用能力。
4.5 对于某些包含着经济变量间复杂影响和关系的问题，教师可以在运用几何图形做出“启发式”分析的基础上，再运用严密的数理逻辑推导向学生阐明正确结论，这既提高了教学的直观性又增强了教学的严密性。
总之，“几何图形谬误”产生的可能性并非要让我们完全抛弃几何图形方法，而是要求我们更加合理地运用几何图形方法与数学方法，实现两种方法各自优势的有机互补。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还是要求教师能够准确把握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全面理解和深刻领会描述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基本理论。
参考文献:
[1]岳爱娴.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多媒体教学方法的采用[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09,04：42~44.
[2]许晓红，李定庆.《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法初探[J].经济师,2008,08：133～134.
[3]赵成美.实验法和短剧法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J].教学研究,2007,03：240～242.
[4]曼昆.经济学原理（第5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7.
[5]蒋中一，凯尔文•温莱特.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第4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13.
【摘要】本文以我国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为背景，提出财政发展观应与时创新的观点。这些观点涉及如何看待财政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如何理解财政的积极性、如何认识在发展中解决财政问题的重要性、如何完成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的转型等方面。财政发展观的创新对于落实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有关财政工作的要求，具有总揽的意义。
提出财政发展观的创新，是基于我国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做出的判断。由于体制背景和发展背景的动态特征，财政宏观调控在不同的阶段面临不同的进程和形势，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运行和体制运行的要求，以使特定的发展观与特定的阶段特征具有相互适应和激励的效果.具体而言，就是在推进整个改革的同时完善财政自身的改革，在推动全面发展的同时完成财政自身的发展。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将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结构和调节收入确定为财政宏观调控的重要功能，并强调以完善财税体制、完善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方式来确保这些功能的发挥。这些思想意味着在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总体实现小康到全面建设小康的特定阶段，财政-经济之间的作用关系也发生新的变化，财政需要用新的发展观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推进改革和发展。本文力图在这方面提出一些观念和政策层面的看法。
一、用历史观点把握财政发展的内涵
财政发展变化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转轨深化、市场化、政府-市场关系调整的结果和要求。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包括财政的性质、职能、体制、管理等，还包括财政与经济的关系以及财政作用于经济的方式。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受到排斥，政府包揽了几乎所有资源的配置，财政既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也是决定经济运行的直接手段。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府-市场边界的重新调整与界定，政府逐步退出一些领域的资源配置，或是不再参与一些新的领域的资源配置，财政的职能也相应进行调整，如对企业的放权让利以扩大企业经营自，对外资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经济特区等实行特殊的税收减免政策等。这些调整表面上是财力状况的变化和决定经济运行能力的下降，实质是生财、聚财、用财观念的变化，更深一层则是随着市场化进程而导致的财政职能及体制的相应调整。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确立，市场逐步在经济运行中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此时的整个经济运行明显表现为市场主导型。市场主导的特点是效率优先，但同时也存在着配置无效的领域和无法自动实现公平的问题，这些方面需要政府出面来加以解决，也是新体制下财政改革的方向。在这样的体制背景下，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是我们第一次按照市场经济要求进行的体制设计，总体上是成功的，这在以后的财力增长和调控能力方面都得到了证明。这次改革的着力点主要集中在如何解决改革开放的前15年中由于“放”、“让”所导致的财政总体实力过弱、财政体制内部财权关系混乱、中央财政调控能力严重不足等问题。这既反映了以“放”“让”发展经济的效率递减，也反映了财政的日益不堪重负，改革意味着一种启动和发展经济模式的结束，当时我们叫做振兴财政。但是客观地讲，改革对于财政职能的重新界定与调整是不明确的，至少在以后的实际操作中是如此。这种不明确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支出的结构没有大的变化，经济建设与行政事业支出仍然占相当大的比重，公共事业发展支出增长仍然不足，新增财力在使用上的政策导向不够突出。1998年以来虽然中央迅速增长的财力大都用于对中西部的转移支付，但主要以专项下达，更多地服从于短期政策兑现的需要，“人吃马喂”占了相当大的部分，在支出范围的确定、支出原则与方式上都缺乏规范性、科学性。这些年经济与社会矛盾的增加、区域之间矛盾的增加、城乡矛盾的增加、国内外协调问题的增加，都反映了政府-市场职能匹配上的冲突，反映了财政调控范围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关系上的冲突，反映出财政运行还不能完全适应既有市场经济格局的要求，公共性不足、职能缺位、监督考评不够等问题仍然存在。二是财政干预经济的灵活性不够，手段比较单一。1998年为了应对经济失速、失业增加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其积极性主要局限于每年1000多亿国债的发行和行政性配套拉动上，效果虽然直接，但对经济增长和结构的负面作用也比较明显。并且这种将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国债投资和经济拉动的政策定势形成后，容易产生对财政政策作用及其工具的片面认识，从而忽视财政自身改革、发展中存在的深层问题。比如，相对于一个微观经济行为已主要由市场机制主导的经济体而言，目前税收的灵活性不够，财政体制变化作用于微观经济行为的弹性不够。财政调控经济运行更主要体现为政策应对，体制激励不足。相反，税制等方面的一些不合理设计，还对微观经济活力的释放产生了明显的制约。以上两个方面的情况表明，1994年财税体制的过渡特征是比较明显的，财政体制改革并未完成，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财政体制还不健全。因此，在10年之后进行财税体制的第二步改革，即以财政职能公共化、财政-经济关系更加协调为目标的改革，应该是一个日益成为共识的结论。
二、全面认识和理解财政的积极性
财政是实施资源二次配置的部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取得有序、有度，用得合理、有效，就说明财政运行是积极的，是有作为的。这就意味着财政本身并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财政积极性的发挥要靠财政职能、体制、管理、政策来保证，要通过改革与发展的效果来评价。
在经济转轨的背景下，财政的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和推动作用。财政的体制安排、税制设计要有利于激发企业的活力、有利于经济增长，做大“蛋糕”；同时财政的支出安排又要有效地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有利于提高公众的福利水平。过去我们一讲生财，就关注财政的直接贡献和直接拉动，这种观念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市场机制的核心是如何让企业作为，让企业积极去创造财富，最终实现社会财富的增长。在这种经济制度下，财政新的生财的含义就不再是自己去更多介入具体的生产经营过程，去直接创造几个百分点，而是如何支持和推动市场内在机制的生成与发育，如何减少不必要的干预，使市场机制的运行和传导更有效率。市场环境好了，企业的经营效益就会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强弱也才能获得公平的回报。有了新的生财观念，聚财也就会相应地考虑如何做到有序、有度，有利于生财，同时在此前提下调整财政体制内部各个行政级次的财权关系；有了新的生财观念，用财也相应有了更大的调整空间，可以逐渐将过去直接用于经济发展的支出减下来，将过大的行政事业支出压下来，腾出资金更好地用于社会公共事业发展。“三财”观念的转变，生财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的工作做不好，其他两个环节的改革就没有了回旋余地，公共财政就无力建立。
二是财政对整个经济体制转轨的适应和推动作用。改革的不同阶段，财政积极性的表现也是不同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建立以前，财政支持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如何通过传统体制的退让，引入市场化因素，包括实现价格的市场化、促进商品交换关系的形成、推动利益多元化、建立社会资本动员与积累机制等，使市场化的影响逐步扩大并最终促成机制的形成。因此1978-1993年持续15年总体上以“放权让利”为主的财政体制格局，虽说是“放”“让”，但对改革的启动和发展是有利的，对企业的发展和民间资本的形成是有利的，是积极的。在市场机制框架基本建立后，这种“放”“让”体制的政策效果已不明显，甚至产生了负面影响，尤其在企业改革方面，同时财力的制约使财政许多新职能无法实现，说明体制的积极意义已经下降了，不能适应新的市场环境的要求，必须进行改革。这就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背景。在市场机制主导的经济运行中，财政支持改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考虑如何适应市场机制的要求，弥补市场配置的缺陷与不足，完善对公共资源的配置，使市场机制和整个经济制度的效率得以发挥；另一方面，财政要继续承担和支付一部分转轨成本，协调转轨中后期所积累的各种矛盾。这其中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三农”问题、政府职能转换与行政体制改革，是制约市场经济体制健全与完善、实现全面小康的主要问题。财政要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发挥积极作用。这就决定了公共财政建设与发展的步骤、次序必须服从于整个改革的大局，不能只局限于本部门改革的效果。
财政的积极性来自于财政体制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进展。政策创新主要表现为随着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波动而灵活调整财政政策、恰当加以应对的能力，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比较好地体现了政策创新的含义，其短期效果是明显的。体制创新主要表现为通过体制改革与调整提高财政体制对经济发展与改革的适应和推动能力，改善财政-经济之间的关系，尤其在经济转轨背景下，体制创新能够保证财政积极性的长效发挥。由于一定的体制决定着政策应对的弹性和能力，因此体制创新的意义更为重要。1994年以来分税制运行的10年中，应该说主要的创新体现为政策创新、管理手段的创新，如积极的财政政策、部门预算改革、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制度、收支两条线等，但体制持续创新的动力不足。这种情况导致当初体制设计中的过渡特征、不完善性逐渐暴露和累积下来，并影响到财政积极性的发挥，也影响到财政体制承载政策实施的能力。比如省以下体制不规范的问题、县乡财政困难的问题、转移支付不规范的问题等。对财政体制进行1994年那样的大变革的条件目前还不具备，也不需要。在目标既定的前提下，改革仍应是渐进的。从政策决策来讲，调整中的策略性考虑应该比战略性考虑更为重要。下一步主要是分税制框架下的完善，大致应包括这样几项内容：一是重点推进税制改革，主要是增值税从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鼓励企业搞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高企业的供给水平；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确定合理的税率，为企业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使实际税负调整到一个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水平。二是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在费改税的同时，通过农民负担的减轻，强制性地改革农村的政权管理体制，然后再逐步将基础设施、医疗保障、教育等公共财政的项目延伸、覆盖到农村。三是进一步建设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打破体制性矛盾对消费增长的制约。四是改革出口退税政策，在继续鼓励出口的同时，确定合理的退税率和中央地方的分担比例。同时对出口退税的历史欠账逐步进行清理、消化。
这些体制改革与创新着眼于市场环境的建设，着眼于供给与需求的改善，着眼于转轨成本的消化，其积极效果最终也将通过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的深化来考察和反映。
三、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和解决财政问题
在经济、财政发展中认识和解决财政问题，意味着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任何以牺牲发展、稳定为代价的财政改革都不可能得到支持、获得成功。
这一命题包含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转轨中出现的问题。由于经济转轨处于过程中，一个阶段的体制、政策有它的合理性，同时也存在着不完善性。随着实际经济状况的发展变化，其积极的方面会逐步递减，矛盾就会逐步积累和尖锐，这是渐进改革的合理过程。我们既不能因此而否定既有体制、政策的进步性和改革的意义，也不能一味无视进一步改革的紧迫性和积极意义。质变总是在量的积累和深化中逐步完成的，我们要看到这种发展的历史继承性。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总体背景，决定了财政体制总是处于适应不适应适应的动态过程中。1994年财政体制的重大意义和对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保障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因此说明那样的体制就是完善的、始终有效率的。在整个经济体制处于由计划向市场转轨的背景下，市场化的程度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广度和深度，深刻地影响着政府职能的范围和基本取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则决定着政府对于财政的基本要求；财政职能的定位则进一步决定着各级财政的基本财权事权关系、决定着与之适应的管理体制。我们从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财政体制变动与整个经济体制演进的这种互动关系。按照这样的次序，财政体制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财政体制的适应与不适应也必然要受到经济转轨进展程度的影响。与时俱进是正确观察和评价不同阶段财政改革成效的基本方法。
另一层含义是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解决问题。问题在发展中产生，就只能在发展中解决。转轨中矛盾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决定了停止发展来处理问题的思想，既不利于发展，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这就好比“水落石出”的道理，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流量，石头是存在于其中的问题。始终保持稳定的流量与流速，既有利于整个循环，又能起到冲刷和消化问题的效果。一旦水流减缓减小，甚至停滞不前了，水的合力没有了，石头就会集中暴露出来，结果必然是循环中断，问题反而更加严重。因此，任何以牺牲发展为代价来解决问题的方式，都会失去民心，注定不能被接受。
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观点，决定了我们对1994年以来的财政体制、1998年以来的财政政策要有一个积极、正面的评价，同时也要看到它的不完善的一面。比如以1993年为基数承认了既有分配格局的合理性，对地方虚增基数等问题引发的矛盾采取通过未来收入增长消化的办法，对省级以下层层集中财力的现象给予默认，对省以下事权划分无力规范或暂时未予规范等。另外，由于对体制变化的深刻性认识不足，当时的调整主要着眼于中央与省的财权关系，对整个事权关系界定和省以下财权关系界定的重要性估计不足，在体制设计时没有预留更多的空间。又比如积极财政政策的运行主要局限于国债投资的直接拉动，对其它政策的经济影响和效果考虑不多。
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财政问题的基本思路与原则.（1）解决问题的方式总体上仍将是渐进的，在有利于发展大局的前提下尽可能兼顾各方利益，改革是有序的、有度的；（2）保持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是深化财政改革的前提，二者的稳定增长将为财政改革赢得更大的回旋余地，使改革可以更顺畅地推行；（3）积极财政政策何时退出、如何退出，既取决于经济运行的状况，也涉及到部门利益关系的调整，总体上必然是一个调整支出结构、逐步减小总量的过程；（4）关于目前累积的财政成本与风险问题，基本的思路还是要通过做大经济和财政的“蛋糕”来降低，直接控制风险的作法不一定有效。未来国债等支出仍会保持一定的延续性，但增加的可能性不大，财政收入只要能保持稳定增长，偿债风险自然就稀释了。10年以前一年增发1500亿国债是不可想象的事，现在连续发了6年也还可以承受，再过10年1500亿的增发规模根本就不再是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财政运行能力的提高关键还是要靠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
按照这样的思路与原则，解决问题的步骤也应该是周密细致、得到广泛支持的。至少需要考虑以下三个环节：（1）时机的把握。改革除了旨在解决既存矛盾外，同时可能面临两个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大范围调整可能引发的阻力，如与不同地区的利益谈判和让步，二是调整不当可能带来的比目前状况更差的风险，如收入大幅下滑、中央财政被明显削弱。从过去的经验看，渐进改革策略往往都是在现状已十分恶劣，阻力与风险降至最低，不得不改时才得以实施。这里实际存在一个对改革时机的判断问题，即我们虽然已经知道了问题所在，也明确了改革的方向，但共同的认识是否足以转化为实施的动力，现实情况是否已经到非改不可的地步，改革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显然是决策者应该更多考虑的内容。（2）权限的分配。比如省以下财政体制的规范，是由中央为主总体上采取“一刀切”的办法，还是主要下放给各个省因地制宜解决，这一权限的分配涉及到地区差异的处理、省级政府的政治地位、省以下体制的统一性和效率、中央财政调控权限等很多复杂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稍有不慎可能招致多方压力，因此在决策上必须有一个渐进、稳妥的方案。既在总体上朝着规范的方向迈进，又始终使具体实施在可控的范围内。就财政而言，这项调整最终决定的是体制制定权限的划分。（3）财力的分担。在公共财政的建设中，除了中央、省级财政调整增加一部分公共事权以外，主要的是目前集中于中央、省级的财政收入要有一部分规范地用作基层财政的支出来源，以满足基层财政公共支出的需要。这里无非是两种办法，或者将一部分税收收入直接划给基层财政，作为其收入来源；或者通过大量的转移支付将上级收入划给基层财政作为支出来源。两种办法涉及的核心问题是，中央与省级财政之间如何确定各自应负担的部分，在支付方式上是层层转移还是直接转移到基层。另外，在对历史欠账的消化和新政策的财力负担上，如出口退税的历史欠账和新的退税政策方面，也存在着中央与地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利益兼顾问题。
四、以深化改革实现积极财政转型
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对防止经济失速的效果是明显的，但是这种政策基本局限于增发国债带动政府投资的扩张，其效果则主要体现为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1998-2002年国债投资对GDP的直接贡献分别达到19.2%、28.2%、21.3%、24.7%、25%。这种直接产出特征的政策结果是与当初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初衷有很大出入的。当初财政政策的预期目标，是希望在借鉴凯恩斯政策原理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实践的基础上，以政府投资的扩大作为调控工具，维持经济增速、带动民间投资、改善消费预期，使经济从短期非均衡状态中走出来，重新实现经济的自主运行。也就是说政策调控的目的是为了打通市场传导机制内部的阻滞，恢复市场机制运行的效率。但是我们的财政政策并未达到这种工具性的效果，启动消费、拉动投资的效果都不明显，财政政策蜕变为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产出效果，而不是增长机制的恢复和启动。
财政政策效果由工具性特征蜕变为产出特征，一方面意味着经济自主运行无法实现，国债投资成了防止经济失速的必要的常量，财政政策也由短期而趋于长期化；另一方面直接的产出贡献意味着政府投资比重的迅速上升，体制性复归、投资-消费比例失调、财政债务风险加大等问题都会随之变得突出。因此，这种财政经济关系虽然导致财政政策长期化，但由于其不能作用于市场机制，只能作为市场力量之外的附加因素，其发展趋势对于经济、财政来讲，又都是不可能持续的，不是一种良性的关系。
财政调控能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调控对象的体制背景差异。与成熟市场经济不同，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只是框架性的、不完善的，因此同样是经济失速、失业等问题，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是短期非均衡的矛盾，是市场机制失灵和缺陷引起的。在我国转轨经济条件下，则主要不是市场自身的原因，也不是短期、周期性矛盾，而是传统体制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制约，是市场机制不完善的结果。解决转轨经济条件下的失速、失业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消除体制性约束、完善市场机制来最终实现，而不能单靠符合凯恩斯政策原理的短期财政政策刺激。调控前提的不存在，只能使扩大的政府投资在市场体制外直接生产出一块GDP，这于财政、于经济转轨都不是一种好的方式。
因此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积极财政的深层含义不是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也不是等待一个成熟的市场体制建立后再去调控，而是如何使财政在促进市场机制健全与完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市场机制不断完善、经济自主运行能力不断增强，经济增长也就可持续。在这一过程中，财政的调控作用和工具性效果也就突出出来了。因此未来我国的积极财政不能局限于短期政策的范围，而应该是以深化体制改革带动各项具体政策的实施，通过各项改革不断促进市场机制完善的过程。以扩大国债投资为主的财政政策连续实施6年来，一个最大的成绩是防止了经济失速，完善了基础设施，维持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但其效应递减和矛盾暴露也日渐明显。此时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强化积极财政的体制性内涵，已经成为完善市场机制的必然要求。
从改革的难易程度和效果呈现的时间来看，下一步的财政改革可作短期和中长期的划分。短期主要着眼于供给方面，通过加快结构调整，改善宏观经济环境，提高经济效益，使“蛋糕”不断做大。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税制，核心是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宽松和富于激励的竞争环境，这本身就是完善市场机制的重要方面。近期的着眼点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实现增值税从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型，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在转轨进入市场体制主导阶段后，需求约束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短缺经济下的投资饥渴和冲动也逐步消失，不再需要从体制上控制。相反，需要大力鼓励自主投资行为，以提高供给质量，不断适应和创造新的需求。二是实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并轨，适当调低税率，降低总体税负。这一改革的核心是公平问题，包括内外资企业之间、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实际上意味着对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实行的以税收优惠和不平等鼓励外资、鼓励非公有经济发展思路的调整。在公平的前提下适当降低总体税负，使各类企业可以在同一条件下展开竞争，更多地按市场规则培植自己的竞争力、挖掘自己的潜力。另外，对于国有企业改革也是一个促动。三是改革出口退税政策，适当降低退税率，实行中央与地方财政共同负担的政策。现行的出口退税政策对鼓励企业扩大出口、保持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起到过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对外开放的加大，各种矛盾也处于激化中。一方面出口退税过大，中央财政每年的欠账迅速增加，实际上已无力兑现全部指标，政策的规范性、严肃性受到损害；另一方面退税率过高客观上削弱了出口企业对产品内在竞争力、档次、结构的关注，不利于缩小与国际市场的差距，也助长了国内企业低水平重复生产和恶性竞争。由于僧多粥少，一个企业获得退税的多少与当地政府有很大关系，强化了行政导向，不利于企业行为的规范。更有少数企业钻空子骗取退税、牟取暴利，扰乱了正常的出口秩序，也加大了监管的成本。因此改革出口退税政策势在必行，难点主要在退税率降低的幅度、中央与地方分担的比例，以及历史欠退的消化。2003年10月13日国务院了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并从2004年开始执行。希望新的措施能够有利于上述问题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由于以上以税制为主的改革都着眼于市场环境建设、着眼于企业行为的规范和激励、着眼于供给质量和效率的提升，因此一旦体制改革的效益发挥出来，企业产出的增长也就可以逐步替代现在直接的政府投资的拉动。这将同时意味着积极财政的一个重大转变，即以制度性激励逐步替代了实施时间过长而又难以退出的国债扩张政策。经济增长由短期政策支撑又逐渐转移到依靠改革贡献的长效支持上来，转到依靠市场机制完善所带来的效率上来。
长期改革的内容则主要着眼于需求方面，通过消化转轨成本、缩小过大的各种差距，逐步提高公平的程度，缓解结构性矛盾对需求的制约，更好地发挥需求对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作用。
需求约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供给相对于有效需求的过剩状态普遍存在于经济运行中，因此经济增长中需求水平的高低和合理性往往可以作为考察一种市场机制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的经济转轨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后，经济运行中长期存在的短缺已从体制上消失，供求平衡和供过于求成为一种常态，需求约束特征逐渐明显。但是，与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特征相比，我们在消费水平上还存在很大的差距。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市场的消费率约在80%左右，而我国1990-2001年间平均消费率还不足60%。这种差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的市场机制还很不完善，消费需求对经济自主运行的启动和推进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从转轨的角度评价，则可以认为传统体制中的一些因素还在制约着消费需求的增长，还在制约着市场机制的运行。这其中长期累积下来的过大的转轨成本和长期形成的过大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等各种差距，对消费形成了结构性制约，是主要的原因所在。
我国经济转轨战略的基本特征是渐进路径和非平衡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是其集中体现。这种战略对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用增量改革带动存量调整、保持改革的示范效应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也由此奠定了经济转轨的成功。但是随着体制环境的变化，这种战略的不足也日渐明显，突出表现在无力在这一过程中迅速消化转轨产生的成本，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历史欠账和新体系的建设，银行不良资产的不断上升；无力自行缩小由于历史原因、改革次序、自然条件等多种因素迅速拉大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的发展差距，如多种“二元结构”的出现，老工业基地的衰落。对这两个方面的容忍和牺牲曾经是推进发展的动力，现在则成了持续发展的障碍，并直接影响到市场机制的完善。因此在未来较长一个时期内，重建公平与秩序将成为继续推进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内容。
财政在资源二次配置中的地位决定了它承担的责任将是最重要的。缩小差距首要的是减轻农民负担和城镇低收入群体问题。农民负担的减轻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地减轻农民目前的各种税费负担，农村税费改革就是一种全面减负的措施，让农民直接受益。改革后农业税的税负大致在8.4%左右，一年税收500亿元左右，相对于全国财政收入微不足道，才2.5%左右的比重，但对农民个人而言影响还是很大。因此未来还要考虑通过粮食风险基金直接补贴农民，或者通过其他方式的补贴将实际税负再大幅度降低，真正做到多予、少取、放活。二是要将公共财政逐渐覆盖到农村，同时推进农村的基层政权改革。农民负担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市场化过程中，一些应该由财政承担的农村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等支出职能缺位。这部分支出负担要么转嫁到了农民头上，要么不支出，造成公共建设的滞后。既影响到农民切身利益，也影响到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因此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防止反弹，就必须从体制上加以解决。另一个问题就是农村基层政权庞大，行政事业费扩张过快，形成了对农民不合理的负担，未来也必须通过撤乡并镇、裁撤人员、甚至取消乡一级政权等措施，从行政管理体制上来解决。在推行新的改革和解决遗留问题的过程中，财政既要不断调整自己的职能，同时要以减收增支提供直接的支持。
城市低收入群体消费预期的改善、消费水平的提高，是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相联系的，也是约束经济自主增长的体制瓶颈之一。财政改革可以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配合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完善对下岗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提高保障与救助的水平，逐步改变低收入群体对未来支出的不良预期；二是出台有利于直接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政策，使其收入能有一个明显的增长，以增强其消费倾向；三是配合国有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更多吸纳就业、缓解社会矛盾。
显然，长期改革效果的发挥需要有一个过程，尤其是对经济发展和市场机制完善方面，另外改革的阻力和震动也相对要大一些。在这一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就需要短期改革发挥直接效益，推动经济增长，提供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包括目前增发国债进行投资拉动的政策，也还要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连续性，以利于积极财政的平稳转型和改革、发展的稳步推进。
主要参考文献：
1、金人庆：《做大“蛋糕”是财政工作的永恒主题》，《中国财经报》2003年8月7日。
2、吕炜：《关于渐进改革进程中财政体制演进原理的思考》，《管理世界》2003年第10期。
3、吕炜：《中国经济转轨实践的理论命题》，《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记者:贾所长,您在大会上发言中提到政策性金融体系的构建问题。据我所知,政策性金融体系实际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就意识到了。在我国建立中央银行体制以后,提出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分轨运行,再以后建立了部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又陆续组建了另外一些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地方大大小小类似的、实际上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的机构。请问,您近年来特别关注和研究建立和发展政策性金融体系是基于什么样的经济环境和经济背景呢?
贾康:建立和发展政策性金融体系,是我近几年一直思考的问题,2008年,使我对建立和发展政策性金融体系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触,认为应该采取措施,加快进展,这件事情非常迫切。2008年有几件大家非常关注的事情:第一,严重自然灾害之后怎么样救灾和实现灾后重建。汶川大地震之后各家金融机构纷纷表态要支持灾后重建,但是现在看来这只能归于一种政治表态。在实际运行机制上面,在决定运行机制的更深层的制度构建中,有什么长效的东西使他运行,找不到。因为这些银行和金融机构是商业性定位的。第二,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小企业碰到了严峻的困难,大家都在喊支持扶助中小企业发展,各家金融机构也纷纷表态,但也是政治表态性质的。我认为动机是无可指责的,表明对全社会的态度。但是后面跟着的是什么?是你找不到支撑这种行为的长效机制。就在前不久我得到有关部门的数据,2008年前三个季度统计下来,支持中小企业的贷款比起上年是明显降低的。第三,“三农”问题对于我国的现代化至关重要。这个话不用多说。中央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心议题就是农村的发展和改革,各家银行金融机构表态支持“三农”发展,也作了很多努力,但是仍然看不到稳定的可以长效运行的机制性的东西。在这几件大事中金融机构的运作机制使我特别想到只有建立和发展政策性金融体系,并创新和开拓政策性金融体系的运行机制,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政策性融资发挥稳定的、长效的作用。
记者: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到底难在什么地方?
贾康:中小企业融资难在哪里?从研究的角度至少指出两点。一是在市场体系中提供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所有渠道,都要进行成本比较。大中小企业在成本方面差距很明显。一般企业规模越大,融资成本越低。因为从每笔贷款来说固定成本差不多,对小企业提供贷款支持,一笔做下去可能只有100万左右的贷款,大企业一般是上亿元。二是风险的差异,同样做一笔贷款,不考虑成本,首先考虑的是风险,这个事情要安全,任何商业定位的银行金融机构都会考虑如何规避风险。给一个大企业贷款支持,和给一个小企业贷款支持,风险度评价也是很明显的。小企业的发展确定性是很难把握住的。有些小企业三年到五年时间段就消失了,能存在十年的小企业已经凤毛麟角。要成为百年老店,都必须是千挑万选的。大企业发展了几十年,已经处于稳定的状态,而小企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是很多的。正是由于商业性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发展贷款支持存在两难问题,就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给予中小企业支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
记者:我国现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运行状况如何?怎样才能建立和规范政策性金融体系呢?
贾康: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运行主体,原来中央级有三家,现在可以说已经找不到这方面主力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央还有另外一个机构,是信用担保机构。当年财政部和经贸委各出2.5亿元组建了一家政策性定位的担保公司。这些政策性金融机构在运行中往往落入了两难状况,如果追求政策性的目标,这是他设立的初衷,就要面临资产萎缩的压力,而这个萎缩对上上下下都是无法交代的,所以它考虑自己的生存必然要调整它的内在动机,消减政策性的作用,把主要的兴奋点放到商业性活动上来。我国现实经济生活实际上需要政策性金融,便催生了地方层面从省级到市(也包括某些县)多少有点规范性,但从金融体系建设来说其规范性是很不够的,实际上是变相的政策性融资的主体,由地方政府操控形成融资平台,作政策性融资事项。在上海浦东、重庆、合肥乃至改革开放走到最前面的顺德,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地方政府行为,形成不称作政策性金融,但是发挥类似政策性金融作用的机构和行为,其规范性很低。打造规范性的政策性金融体系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理清,这涉及从政策性金融体系到不同类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政府监管部门,各自相对清晰的职能定位和这样一个体系里面的必要分工与合理机制的塑造,及有效的管理模式等等。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需要打造一个风险共担机制,使财政资金可持续介入。商业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还有相关企业和财政系统,如不是风险共担,便很容易导致大家一下子把最后所有的责任、买单的压力全部单项传导到财政身上。财政部门便会认为这是一个独担风险的机制,是不合理的,不是按照责权统一的、长效制约机制的方式,很难持续投入资金的支持。所以形成贴息、信用担保等等后续的财政必要后盾力量,必然要求风险共担,否则不可能持续。有了这样一种风险共担机制,在市场一线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企业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及财政之间,才可以形成一个政策性金融概念下必要的“政策性定位、市场化运营、专业化管理”的中间地带。
记者:请您谈谈建立和发展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必要性和政策性金融体系的作用好吗?
贾康:好的。在我国现代化发展过程当中,很多优化结构、实现政策性倾斜的事情,要运用这样一个政策性的融资体系,这个体系的好处就是可以明显提高公共资源使用的效益。政策性金融机构虽然不追求营利,但是它与市场兼容,以市场化运营的面目出现,可以大大提高管理水平,可以少花钱多办事,可有效连通财政后盾,使资金“四两拨千斤”地发挥作用,传导到市场主体,也传导到给市场增信,传导到我国的金融深化,以及我国金融深化支持的中国现代化赶超。这样一个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必要性,我认为是不可替代的。从国际经验看,即使是号称最发达的、最承认不干预原则的美国,也包括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包括战后出现过经济奇迹的日本,都存在着非常清晰的财政透明的长效介入机制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从事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对于农业方面的特殊扶助,等等。
为了在现在这个阶段上更有效地实施支持中小企业、支持“三农”、支持自主创新、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公司合作伙伴关系这类机制的发展,解决加快优化结构的问题,应对现在金融危机别典型的阶段性的风险问题,以及处理好从长期演进来看实现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赶超问题,应当尽快建成立和发展我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
记者:您在大会发言中提到杭州西湖区财政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实践,具有值得重视的创新价值和意义。请您具体谈谈杭州西湖区的经验。
贾康:杭州西湖区财政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经验,核心在于构建一种政策性支持、金融式放大、市场化运营、专业化管理的机制,让财政资金产生可持续的放大效应,把原来“消耗性”的较低效的投入,变为循环性的、较高效的基金。应该说,这种机制和模式是现实生活中所急需的以财政资金扶持小企业发展的开拓创新,为处于困境中的中小企业融资打开了新途径。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有目共睹,按照一个粗线条的说法:中小企业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要达到税收50%以上,经济总量的60%以上,科技创新的70%以上,提供就业机会的80%以上。如何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对于他们给予融资支持的呼声很高,但商业性银行和金融机构并没有形成可持续的支持机制。既然中小企业融资迫切需要开拓、创新,那么在杭州西湖区产生的并付诸于行动的小企业融资基金模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作为全国首家财政支持、多方理性参与、形成合力持续运行的小企业融资基金,总结其经验、推动其进一步发展,将具有全面的意义。我国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在财政部的支持下,设立了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每年至少公布两批名录,采取无偿资助或者贴息方式支持企业发展,但对于全国数量如此巨大的中小企业来说仍可谓是杯水车薪,有待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都有更多的行动。杭州西湖区的做法在地方政府层面上非常具有必要性和先导性。
一、财政政策内涵与外延演化的前提
财政是政府履行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财力保障，财政政策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两大工具之一。因此，政策的内涵与外延的扩大是与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分不开的。“重商主义”主张实行国家干预政策，以建立市场秩序和促进海内外贸易。而后代表自由资本主义的古典经济学认为，整个社会实际上是由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支配的，政府只需充当“守夜人”，不应对市场运行进行干预。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性大危机最终导致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学说让位于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凯恩斯承认，市场机制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个人自由和激发个人创造性。但同时认为，市场本身存在缺陷，只有扩大政府作用才能弥补市场缺陷，保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政府必须采取有效的财政措施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弥补自由市场有效需求的不足。凯恩斯主义帮助西方国家度过了危机和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的困难，实现了短暂的经济繁荣。但是，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西方主要国家面对新出现的滞胀束手无策，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和以拉弗尔为代表的供应学派逐渐活跃起来，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也开始提出自己的主张。他们重新肯定“看不见的手”的地位和作用，但同时又重视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
国家干预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这两大对立的经济思潮交替兴衰，贯穿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整个历史。从中可以看到，财政政策内涵与外延的扩大是与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相联系的，也是不断适应新的经济状况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第一，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基础性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政府不能也不应该包办市场自身可以解决的事情；第二，市场存在失灵现象。如公共产品、成本或收益外部性、垄断尤其是自然垄断、信息不完善、市场不完全、周期性经济波动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等，政府必须承担相应的干预或调控职能；第三，政府干预本身也存在着缺陷。政府干预必须适度、适时，即调控的深度和广度必须与其所拥有的技术条件和管理能力相适应。同时，实施宏观调控的时机必须把握准确或基本准确。
二、财政政策内涵与外延在我国的演化
“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在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真正建立起来之前，财政在政策取向上是向改变和调整生产关系服务方面倾斜的。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对于政府作用整个经济运行，是使用“综合平衡”一词来概括的，而基本上没有使用“财政政策”一词。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人们开始逐步使用“财政政策”概念，但对该词的理解则是模糊的，并且往往是望文生义。由于该词由“财政”与“政策”两词组成，人们就将具有政策性的所有活动都包括在“财政政策”的范围之内。对于“财政政策”概念的这种理解和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但是，由于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几乎没有不涉及政策问题的，所以任何政策活动都可以认为是财政政策的运作了。这种无所不包的“财政政策”概念，就鲜明地反映了计划经济对我国财政理论和实践的影响。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引进了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同时，宏观经济政策也被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广泛使用。这类概念进入中国后被本土化了，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已经有了不小的差别，其中的核心或关键在于：在中国，它们已经不仅仅是关于总量的问题。就财政政策而言，其目的就不局限于总量的平衡，通常还赋予它经济结构的调整、外部经济问题的解决、社会公平的实现等等，或许可以说，市场失灵的所有问题都是财政政策作用的领域。显然，这属于宏观财政政策，但至少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立以后，财政政策是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促进生产力发展，从宏观上调节社会经济使其健康高效地运行而服务的。财政改革在一开始更是被放在国家各项改革的先行者的位置上。在党的历次重大会议上，财政政策的调整和运用都受到形式不同的重视与强调。在党的十五大上再次强调了振兴财政的战略任务，提出努力建立稳固平衡国家财政的战略目标，又提出要建立稳固平稳强大的国家财政的政策要求，体现出党和国家对财政政策的重要性认识上的一个新阶段。进一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是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依据，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结构和调节收入方面发挥重要功能，完善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方式。
三、我国理论界对财政政策的主要观点
王绍飞认为：财政政策是人们在认识客观过程的基础上制定的行为规范。黄菊波认为：所谓财政政策是国家为指导财政工作和建立财政制度，达到一定的预期目标所规定的并付诸实施的准则和措施。刘溶沧认为：何为财政政策？简单地说，就是国家为了实现一定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选择确定的财政行为的基本准则。陈共认为：财政政策是指政府依据客观经济规律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制定的指导财政工作的基本方针，是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国债政策等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何振一认为：财政政策就其本质来讲，是国家为了控制国民经济运行，使其沿着总量平衡何结构平衡方向发展所确定的财政分配的各项参数。梁学敏、刘尚希认为：财政政策是政府把财政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均衡要素来运用的政策，是政府谋求经济稳定的重要工具。
四、如何正确认识财政政策概念
通过以上对财政政策的不同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财政政策与财政制度、财政原则、财政法律法规等概念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财政原则是政府制定财政政策时必须遵循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评价财政政策效应的基本标准；而财政制度、财政法律法规是从程序上将财政政策的内容加以规范，并作为贯彻落实的依据，是财政政策的载体。因此，我们在定义财政政策的时候要注意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第一，我们需要注意财政政策制定的依据。说到底是人们认识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予以规范。一个正确的政策乃是人们正确认识客观规律，政策符合其要求的结果。政策出现失误，则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客观实际的必然反映，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财政政策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产物。
第二，财政政策是在财政理论与财政实践之间起一种桥梁作用的行为规范。因此，更好地理解“财政政策”不仅是发展和完善财政理论的需要，而且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国家通过这个中介桥梁去约束分配主体行为，引导分配主体活动，克服分配中的障碍，去达到预定的基本目标。
第三，财政政策是一种政治色彩更浓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西方，很早以前就有学者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科学。财政政策有时候本身就是政治，是纯政治的需要，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要求它达到直接的政治目的。财政政策既要达到经济目标的全面性，也要注意到还包括政治目标，不仅是国内目标的政治目标，而且对外支出的财政政策对政治所起到的作用也日益明显。
第四，财政政策是一种具有政策周期的准则和措施。财政政策作为宏观政策的内容之一，受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影响，中国经济也存在周期性波动的现象，同时也存在明显的政治周期，且与经济周期变化互为因果，经济波动直接诱发政治斗争和政治周期，政治斗争和政治冲突又加剧经济波动。因此，我国宏观经济波动与政治周期有紧密的关系，而财政政策是政府政策的集中体现。因而这种波动也必然体现在具体的财政政策中，财政政策将影响经济中的总需求以及经济的稳定性。
__市财政局副局长 __
20__年，山东省以13212.2亿元的工业增加值，超过江苏和广东，成为中国第一大工业经济大省，地方财政收入1674.5亿元，三次产业协调发展、三架马车协调拉动、发展质量加快提高、区域发展势头均衡、民生事业迅速加强，并以近25965.9亿元的地区生产总值，跃居全国经济总量第二位，发展态势，令人称道。此次随领导到山东等省市考察，感触很深、启发颇多，__直辖十年成效可圈可点，然相比山东等沿海省市，不禁陡生奋起直追之劲。
一、把握财经形势，实施科学避险
当前，金融危机的雾霭笼罩全球，各国都在采取相应对策积极防范危机的进一步蔓延。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如何吸取经验教训？如何防范危机向财政传导？如何有效规避财政风险？是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一是在政府外债的管理上，想举措。如何继续稳定外债利用规模，实现外债管理的保值增值，就需要理清外债来源和分析结构组成，建立起财政外债风险预警机制，增强外债利用管理水平，优化外债投资结构，提高外债管理绩效。二是在财政政策的运用上，抓落实。如何实现与货币政策的互动，保护我市外向型、开放型实体经济不受或少受风险传导波及，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加强现代金融知识学习，加深宏观政策的理解，加快财政措施的落实，以有效规避财政风险。三是在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上，出成效。要坚定信心，共克时艰，以灵活积极的态度，认识好、落实好中央“变稳健财政政策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大决策，务求出手快、出拳重，措施准、工作实。
二、关注民生保障，践行科学理财
市委、市政府确立的建设“森林、畅通、平安、健康、宜居”“五大__”宏伟蓝图，既是对“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科学诠释，更是对__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科学谋划。这就需要我们在政府资源和财政资金的配置上，要着眼长远、着眼大局，集中财力着重保障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是在理财观念上，寻突破。进一步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扩大就业和教科文卫体等民生事业方面的投入力度。二是在理财机制上，去创新。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少数民族、革命老区、贫困区县、三峡库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三是在理财绩效上，有提升。进一步加大财政对一圈两翼的经济协作、协调发展的统筹力度。毫不动摇地坚持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坚守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指导方针，高度重视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牢固树立科学的理财观念，力求实现财政政策支持上有思路、财政资金投向上有重点、财政服务转变上有成效，拓展政府公共财政的保障范围，转变支持经济发展的理财机制，提高服务统筹城乡的理财能力，建立起适应科学发展、促进持续发展的科学理财的新思路、新机制。
三、立足分类指导，健全科学评价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更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我们应当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上，立足各区县主题功能划分实际，建立科学的财政考核机制，以增强财政科学发展的动力和各区县扩大开放、科学发展的活力。一是从区县事权财权上，善制衡。要继续调整和理顺市与区县、区县与乡镇的事权和财权关系，建立各级政权基本运转最低财力保障机制，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权分配机制，结合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明确界定各级财政部门的管理权限和支出责任。二是从区县主体功能上，细分类。要根据各区县主体功能作用的定位，进一步加大分类管理、分类考核，对适合定位成生态保障功能区的三峡库区，当加大其对“森林__”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的财政投入考核，注重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对适合拉动全市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区县，当加大其对政府投资的力度和税收收入的考核，优化区县财政收入结构；对承担不同产业重点发展任务的区县，在制定财税优惠政策时，当分类表述，重点引导，加大区县作为对外开放主战场，在认真落实重点产业财税优惠政策方面的考核，引导其合理竞争，防范税源流失；对于其它适合不同功能分类定位的区县，也可依照此举细化对其的考核指标，建立起多层级、高标准和系统化、规范化、精细化的科学考评体系。三是从区县发展规律上，优评价。考虑到事物不断发展变化、矛盾不断消长转换的科学规律，应当建立起各区县提档转型的指标体系，在其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纳入到不同类型的考核指标体系中，努力构建科学合理、系统全面、权责明确、运作规范的财政考核长效机制，不断激发区县干部的工作热情，努力增强各区县科学发展的动力活力。
三、转变机制体制，服务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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