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当作一部文学作品来看，《狼图腾》无非是一堆闪闪发光的垃圾。包裹在一大堆臃肿累赘的形容词当中，原本单调、稀薄的主题显得尤为虚弱、干瘪，以致不得不以一种更加狂躁的大喊大叫来充当激情，为自己取暖，同时勉强也为人心浇薄的当下社会，添加了一丝浪漫主义的虚热。这也是它与通常流行的那些粘糊糊、湿漉漉、灰不溜秋的文学垃圾有所不同之处。
一位作家标榜何种道德观，这是作家的自由，本无可指责。然而有意思的是，《狼图腾》的商业盛宴，招来了一批“文化鬣狗”。这些职业的腐食动物，麋聚在《狼图腾》的残羹剩饭旁边垂涎三尺。赞美腥膻，是这些“文化食腐者”的使命，目的无非是为了拾得一点“牙慧”，以充饥肠。连《狼图腾》的作者都鄙视这些“文化食腐者”，不屑与之为伍。据称，在一次作品讨论会上，《狼图腾》的作者拒绝出场，到场的一干学者、评论家、作家却并不在意，依然围坐着磨牙，一厢情愿地举行着他们的精神图腾礼拜仪式，场面相当怪诞、滑稽。
有评论称，“狼性”是华夏民族性中被压抑的自由精神的象征。《狼图腾》张扬了狼的原始生命强力，是现代民族精神复兴的号角。与之相反的“羊性”，则是民族精神被奴化的象征。狼和羊，这一对处于自然界“食物链”之两端的动物，从来就是作为人性二极性的隐喻。在现实世界中，它们又是作为社会对立阶层的隐喻。
然而，现实中从来就不存在单方面的“羊性”或“狼性”。所谓“羊性”，总是与另一部分人的“狼性”并存的。“羊性”有多强，便可见另一方面的“狼性”有多强。“狼性论”者有意忽略“狼－羊”的共存关系，极力把“狼性”鼓吹为某种超级禀性，并将其想象为本民族失落以久的文化精神。
奇妙的是，《狼图腾》之类的读物的流行，并非一种单纯的阅读事件。它与电视媒体上的“帝王系列”连续剧，混合成为一种流行的、相反相成的“精神鸦片合剂”。“帝王系列”影视作品将残忍的、人性扭曲的宫廷世界粉饰为温情脉脉的世俗家庭。将帝王生活世俗化，变得触手可及，满足了民众内心攫取为所欲为的权力的欲望。不择手段地爬上生态圈的顶端，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与之相反的是，“犬狼系列”文学作品则将萎靡、麻木的民间社会夸张为血性、荒蛮、弱肉强食的世界。这从另一角度表明，这两个世界是可以相互替换的。羊们披上狼皮也会高唱“北方的狼”，狼们批上羊皮也可宣称“我本善良”。但二者之间错位的存在，也正是当下中国文化“精神错乱”的表征。更为主要的是，这些精神错乱的文艺作品，实际上在为羊们讴歌礼赞豺狼，做好了哲学和美学上的铺垫。“帝王系列”和“犬狼系列”读物，共同满足了民众的对权力渴求和谄媚的二重性诉求。
“狼性论”的第一原则，是“强者为王”的丛林原则。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不断膨胀的“国族至上”的心理和“腾飞”幻象，乃是酝酿“狼性”的社会心理温床。人们开始变得越来越迷信暴力和强权，崇尚“铁血精神”。一位评论者发出这样的呼吁：“让我们都从狼做起吧！……让我们狼奔豕突、狼子野心地做一番狼的事业，开创狼的时代吧！”这种自大狂式的精神“圣战”叫嚣，正迎合了近年来与时俱进的种族主义狂热情绪。但这与其说是对自由野性的呼吁，不如说是一个孱弱的种族在饱受屈辱之后的想象性的自我满足。
“狼性论”的另一原则是“利益至上”。商业化社会利益至上的原则，也刺激了一部分先富人士迷信“强者为王”的丛林原则。《狼图腾》成了商业圈、权力圈，乃至任何置身于社会竞争中的人士的生存哲学的教科书，也就不难理解。“狼性”哲学为这些“强者”肆意践踏基本的人性准则，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道德辩护词。从这个意义上说，“狼性论”是强盗逻辑与市侩哲学的奇怪的混合物。
论文关键词：《喜洋洋与灰太狼》，霍夫斯泰德，集体主义，阴性主义
一、引言
儿童动画电影（动画片）是一门融合了文学、美术、音乐、影像等多种多样艺术形式和科技手段的综合性艺术。在儿童逐渐成长的过程中动画电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动画片是儿童个体性格和社会意识建构和塑造的重要的文化背景和思想资源。在动画片视像的牵引下，儿童逐渐融入社会完成健全人格的塑造。儿童相对缺乏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实践经验。动画片的直接感性与孩子们的视觉快乐和认同感轻而易举的一拍即合。特别是在当下这个社会，生活节奏与日俱快，独生子女的数量也与日俱增。孩子们在家庭和社区这些生活空间中缺乏情感交流的途径和对象。动画片则极大地满足了孩子们这方面的需求，看动画片、读动画书、穿卡通衣服、吃卡通食品，已经成为现代儿童生活的真实写照。动画片作为儿童事实上的“看护人”伴随着儿童成长的整个过程。
二、中国儿童动画的历史、现状与《喜洋洋与灰太狼》
回看中国儿童动画的发展史，中国的儿童动画有着辉煌的经历。在世界动画界颇负声望的“中国学派”的学术影响至今还留有回响。中国动画的开山者万氏兄弟1941年创作了有声动画片《铁扇公主》获得了空前的艺术成就。在世界动画史上是可以与《白雪公主》、《小人国》、《木偶奇遇记》相媲美的第四部动画长片。在当时，可以说中国的动画艺术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亚洲更是独占鳌头。50、60年代中国老一代动画人创作了《猪八戒吃西瓜》、《骄傲的将军》、《牧笛》、《神笔》、《孔雀公主》等一大批优秀的动画片，这些都是动画爱好者耳熟能详的出色作品。70、80年代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动画片如：《三个和尚》、《鹬蚌相争》、《雪孩子》、《黑猫警长》等都是蜚声中外、屡次获奖。回首60年中国中国儿童动画史上被频繁提及的有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几乎都是出自老一辈“动画人”之手。中国动画在时代的更迭面前无动于衷霍夫斯泰德，几近停滞。
80年代初，以日本动画片《铁臂阿童木》在中央电视台的播出为节点。国外动画的“潘多拉盒子”从此打开。日本的《机器猫》、《名侦探柯南》、《聪明的一休》、《樱桃小丸子》、《蜡笔小新》等，美国的《狮子王》、《玩具总动员》、《小鸡快跑》、《怪物史莱克》、《冰河世纪》等，在中国被迅速接受和认可。这些外国动画成为了中国孩子亲密无间的伙伴，一代代的中国儿童在猫和老鼠的争斗中与奥特曼共同成长。仔细想来，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反讽吗？在当下的儿童视听领域已经被日美外来的动画视觉“殖民”了。在世界动画快速发展的境况下，中国动画却逐渐沉默和缺席了。
《喜洋洋与灰太狼》的热播改变了中国动画失语和缺席的尴尬处境，令国人为之一振。据统计《喜洋洋与灰太狼》在各地的收视率达10%以上，无疑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创造出了国产动画前所未有的价值。这部动画片的成功除了商业运作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蕴含着深层的文化价值。充分挖掘了中国文化的特点。
每一种文化都是独立自存的有机体，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存在绝对的价值标准。由于历史、地理原因，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的结构和特点。儿童动画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一国的儿童动画只有很好地传递本土的文化理念才能取得成功。《喜洋洋与灰太狼》正是在中国的文化环境内合理定位，恰切的符合中国的文化特质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此，我们可以借助霍夫斯泰德的五种文化价值观维度理论来分析，并管窥中国的文化特征。
荷兰学者霍夫斯泰德于1980年提出了四种文化价值观维度理论。他认为文化差异和一国的文化特质可以用四个文化维度来进行描述和比较，分别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权力差距维度，不确定性规避维度，阳性主义/阴性主义维度。十年后，霍夫斯泰德又归纳出了文化价值观的第五个维度：长期观/短期观。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他的文化维度理论。本文主要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和阳性主义/阴性主义维度两个方面试分析之。
三、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维度理论视角下的《喜洋洋与灰太狼》
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纬度中，个人主义强调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特殊的，张扬独立性。集体主义则非常强调集体的概念。家族、整体、集体大于个人。在这个理论纬度中霍夫斯泰德，中国属于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喜洋洋与灰太狼》对集体主义的阐释体现在：狼族、羊族对家族伦理的重视和在灰太狼身上体现的集体无意识——阿Q精神这两个方面。
1、家族本位的狼族和羊族
与国外强调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动漫作品有很大的不同，在《喜洋洋与灰太狼》中始终贯穿着家族的观念。开篇便说，狼族与羊族有着五百年的历史恩怨，灰太狼有着重振狼威的志向与责任。但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除了与他并肩作战的爱妻红太狼哎呦祖先留给他的大批秘籍经书和超强武器。灰太狼的一举一动不仅仅代表灰太狼自己而是代表整个狼族。无奈的是狼族家世的曾经显赫和优良基因到灰太狼这里只剩下空无所依的野心、自大俄贪婪。
反观羊村，很多人把羊村的同学们看作没有父母的“孤儿”，其实不然，羊村的祖辈同样有着兴衰史。到了慢羊羊村长手上，有了一个非常智慧的无敌团队。羊村里羊儿们就是一个大家庭，他们都以这个大家庭的利益为重。面临着险恶的生存挑战，他们总能借助祖先一代代积累下来的经验与集体的努力逢凶化吉，在青青的草原上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
2、阿Q 精神——集体无意识
几十年前，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中国人的人性。在当时的语境下阿Q精神可以说是人性弱点，起到了启蒙的作用。而在如今的时代，精神胜利法有了新的内涵，在当今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对我们调节情绪有着积极的作用。可以说阿Q 精神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俄集体无意识。在看《喜洋洋与灰太狼》的时候我们感到无比的亲切，是因为它道出了我们自己的生活。在灰太狼的身上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我还会再回来的”这是每集灰太狼都必然会说的经典语录，“老婆，就差一点点了，都怪喜洋洋”也是灰太狼的口头禅。这些刻画出了一个永不妥协，寻求心理平衡的灰太狼。这种心理在羊儿们也很流行。慢羊羊的村长的“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分析……我也不知道”。就是异常聪明的喜洋洋在遇到无计可施的局面的时候经常“我想到了……办法就是……快逃”。
灰太狼平时英俊潇洒、机智多谋、一旦碰到喜洋洋就被击败的落花流水。在老婆面前尽力的报喜不报忧尽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和面子，爱被数落的时候也经常说“狼也是有尊严的”。
《喜洋洋与灰太狼》来源于我们的生活，在喜洋洋与灰太狼的身上闪现着我们中国人的人性特点。因此，喜洋洋与灰太狼的形象受广大儿童喜爱。
四、阳性/阴性主义维度理论视角下的《喜洋洋与灰太狼》
阳性主义/阴性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分析霍夫斯泰德，可以理解为这个社会的文化是与男性/女性气质相似或者有某种联系。在阳性主义文化中男性气质是社会的文化主导诸如：理性、外向、暴力、个人英雄主义等。而在阴性主义文化中，女性占据主导地位，在社会中弥漫着感性、母性、安静、内敛、平和等文化特质。在很大意义上，中国属于阴性主义文化的国家。《喜洋洋与灰太狼》中，“追求和谐的青青草原”“灰太狼与红太狼的中国式婚姻”两方面都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阴性主义特征。
1、和谐的青青草原
《喜洋洋与灰太狼》是讲述着一个个发生在草原上狼和羊斗志斗勇的故事，每次的结果的都是狼的阴谋不会得逞各方相安无事。表面上充满斗争的动画剧充满诙谐和幽默，和谐的主题贯穿始终。
在草原的动物世界里，形象很多，可以说是一个社会大观园。老虎“泰哥”虽然威猛且很强悍，但他更多的是以道德的原则维护着草原的安宁。大象“包包大人”是力量的代表，但他也是依据《草原法典》来维护草原的公平和正义。蟑螂和老鼠虽然渺小，但是集体的力量也是很巨大的势不可挡的。故事的主角狼和羊之间也并不是水火不容，蕉太狼和暖羊羊却是患难之交，灰太狼的儿子小灰狼在羊村里受到羊儿们的呵护。灰太狼继承了祖先的本性，与羊村有着世仇，虽然经常侵犯羊村，但是最终屡屡被喜洋洋打败。这正好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心中的夙愿。世界和谐共处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界观取向。
弱者有了智慧和勇气，强者有了责任和道义，羊儿们遇到危险和困难也终能化解和克服。青青的草原保持了平静详和。正符合了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贵和尚中”的思想。更反映了我们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2、中国式的婚姻
《喜洋洋与灰太狼》里面灰太狼与红太狼的婚姻也是重要看点。平底锅可以说是孩子们印象最深的道具。在两人的婚姻中红太狼是主导的，掌握着主动权。灰太狼对红太狼是任劳任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百般献媚。表面上红太狼野蛮刁钻、脾气暴躁，但是从心底却对灰太狼忠心耿耿，恩爱有加。身为狼霍夫斯泰德，自从嫁给灰太狼就再也没有尝到羊的味道，即使这样，也是偶尔发泄一下情绪，在关键的时刻还是对灰太狼不离不弃。灰太狼在外人面前非常强悍，而在红太狼面前却非常包容、心胸宽广。红太狼在外人面前温柔体贴，而在灰太郎面前心高气傲、飞扬跋扈。在吵吵闹闹中居家生活，灰太狼与红太狼的婚姻也越来越稳固。这是中国式婚姻的普遍特点。
平平淡淡、吵吵闹闹却能够相濡以沫厮守终生。情动于心却不溢于表，含蓄地表达感情。这些都是中国式的感情观和婚姻观。
五、结语
当孩子的灵性被国外动漫所掩盖的时候，土生土长的《喜羊羊与灰太狼》唤醒了国人对动漫的深深反思。我们自己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更受我们的孩子的欢迎，也更能教育和引导孩子的健康成长。
《喜洋洋与灰太狼》立足当前的社会生活，巧妙地运用中国文化的智慧制造出了富有中国式思维的动漫形象。也因此同国人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创新做出贡献。趁着时下国学升温和儒学复兴的东风，我们有责任让我们的孩子沐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快乐、幸福地成长！
参考文献：
[1]陈伯吹,儿童文学简论[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59.
[2]胡经之,文艺学美学批评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约翰·塔洛克,电视受众研究———文化理论与方向[M]//严忠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4]孙立军，世界动画艺术史[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7
[5]张咏华，大众传播社会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1998.
很少有动物像狼那样被赋予那么多文化上的意义。如果说垂涎小白兔的大灰狼只属于童年，那么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也少不了狼的影子。在当下的社会文化中，存在着两种关于狼的隐喻，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负面的。表面上看，它们相互矛盾，但稍加分析我们将看到，这两种背道而驰的隐喻是统一在同一个逻辑之下的。 作为图腾的狼
根据姜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狼图腾》春节后上映，市场反应良好。《狼图腾》便是其中一种关于狼的隐喻的标志性作品。
《狼图腾》的上映也挑起了一些争论，有批评说，《狼图腾》根本站不住脚，因为狼从来就不是蒙古人的图腾。如果从制造隐喻的角度看，作品的叙述与现实是否符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赋予狼的象征意义。
《狼图腾》，尤其是原著，热情地颂扬了狼的某些品质，比如冷酷、隐忍、重团队协作等。小说大胆地提出，成吉思汗的铁骑之所以能横扫欧亚，正是因为蒙古人从狼群的身上学会了宝贵的军事素养。进而，《狼图腾》抬高游牧文明，贬低农耕文明，认为前者代表了狼性，后者则是羊性的体现，后者自然需要向前者学习。
对狼性残忍的讴歌要想成立，还需要一个更大的前提，作者使用的理论武器是生态平衡说。根据《狼图腾》的逻辑，在腾格里（天）之下，只有草原是大命，人、狼、家畜等都是小命，小命的延续依赖于大命的存在。黄羊、旱獭、老鼠等生物如果大面积繁殖，会破坏草原，最终危及草原上的所有生灵，所以狼群的捕猎起到了保护草原的作用，是大命的守护者。在这样的视野下，“狼吃羊”不但不再显得残暴，反而蒙上了一层天命的色彩。作者借书中人物、蒙古族老人毕力格的口说，腾格里最偏爱的是狼。
《狼图腾》的故事是在达尔文主义的指引下编织出来的。以这种方式塑造狼的形象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那里有着深深的共鸣，他们早就开始美化狼性了，这表现为企业界对“狼性文化”的推崇。
如果把狼说成蒙古人的图腾是错的，那说狼是企业家的图腾则一点都没错。有报道说，张瑞敏读了《狼图腾》，对该书推崇备至，认为这是对企业精神的超前认识。而任正非在华为提出并以“狼性文化”指导企业经营，则比小说《狼图腾》的出版还要早。互联网巨头百度近年来也开始推崇“狼性文化”，提出要消灭不思进取的文化，因为李彦宏担心百度患上大企业病。在各地机场的书店里，侃侃而谈“狼性文化”的管理教学片比比皆是。
与《狼图腾》的逻辑相似，企业家对“狼性文化”的推崇也是包裹在一个更宏大理论话语之下的，这便是发展主义和创新。根据这套说辞，企业在商业竞争中越是冷酷无情，就越能推动创新和发展，最终受益的是全社会、全人类。于是，企业的“狼性”被罩上了一圈光环。
在电影《疯狂的石头》中，扮演地产商的徐峥把一句台词说得铿锵有力：“狼吃肉，狗吃屎！”意思清清楚楚，在社会上做一只狼，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光荣的。 需要吐掉的“狼奶”
另一种关于狼的隐喻，大体承袭了“大灰狼与小白兔”的二元对立中对狼的看法，把狼的习性视为残忍的（虽然这是狼的天性），视为某种需要克服的东西，进而用狼来比喻人类社会中的类似行为。
这种隐喻最典型的体现是所谓的“狼奶说”。“狼奶说”所宣扬的“狼奶”，用以指代中国的历史教育，“狼奶”的成分包括对政治专制主义的附和、民族主义情绪和阶级斗争理论，当然“毒性”最大的是最后一点。接受这种教育被说成是“喝狼奶”。2006年，袁伟时曾撰文称，经过反右、和三场“灾难”之后，人们猛地意识到，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而过了二三十年，我们的青少年还在接续喝狼奶。他认为，我们应该正视历史教科书，把历史的真相告诉青少年。他所谓的“真相”是指用全球化的视角解读的历史。
同年，上海编制过一套新的历史教材，朱学勤对此评价颇高，他认为相比过去的全国统编教材，新教材的进步体现为“用文明史来代替阶级斗争史，用社会生活的变化来代替王朝体系的演变，用文明来代替暴力，用千百万普通人生活的演变来代替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他还特别指出，读这样的教材才是喝人奶而不是狼奶。
从这样的讨论出发，又有人提出了所谓“换奶”的议题，以及“把喝下去的狼奶吐出来”一类的说法。“吐狼奶”，也就是彻底告别革命、否定阶级斗争史，被视为走向民主的一个必经的途径。 两种隐喻的联系
以上两种狼的隐喻，一个以美化狼性为前提，一个以丑化狼性为基础，而在对狼的本性的判断上则并无差异。何以对同一个事物可以同时存在截然不同的判断？看似对立的二者之间有何联系呢？
这两种隐喻的表层连接点在于“斗争”。前者颂扬的是在市场上像狼一样进行斗争，后者贬低的是阶级斗争，虽然都与斗争有关，在倾向上却存在着“提倡斗争”与“不准斗争”的天壤之别。
区别的奥秘恐怕在于，在这两种隐喻中，狼性被用来比拟的对象是不同的。于前者，资本被比喻为狼，商战的主体是资本;于后者，劳动者被比喻为狼，阶级斗争是劳动者发动的斗争。同被比作狼，但一褒一贬，对比鲜明。
于是乎，两种隐喻的内在连接点就浮现了出来，那便是资本积累的逻辑。资本积累过程是要歌颂的，可以比喻为狼性并把狼性定义为好的。企业讲的“狼性文化”包含了两重意思：第一重是本企业对其他企业而言的，企业讲求学习狼的团队合作精神和不屈不挠的进攻精神，以便打败竞争对手;第二重是就老板与员工的关系而言的，老板对员工要像狼一样狠，把员工培养成狼，反过来，“狼性文化”对员工的教诲是，老板对你狠是帮助你成长，反之才是害了你。这正暗合资本积累的两种基本方式：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竞争中的大鱼吃小鱼，即大资本吞并小资本。
相反，一切阻碍资本积累的行径都是要鞭挞的，也可以比喻狼性，但要同时把狼性定义为坏的。“剥夺剥夺者”的阶级斗争直接指向消灭资本，民族主义则妨碍了资本的跨国流动和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积累，自然是要遭到反对并被大加讨伐的，要求把阶级斗争和民族主义混合而成的这口“狼奶”吐出来是顺理成章的。
我认为,姜戎的《狼图腾》是当代小说中很有价值的作品,是一部深切关注人类土地家园的,以灵魂回应灵魂之书。然而,即便这样少有的坚实之作,也明显存在灵魂资源不足的问题。作者说,这部书的写作历时30年,我相信。书的主体部分写得相当好,倾注了大量心血和体验,触及和诱发了人类生存的许多大道理,让人的心为之悸动和痛楚。书的主体部分陈述了原本的内蒙古草原既受狼害又与狼不可分离,既恨狼又敬畏、崇拜狼,所谓“学狼,护狼,拜狼,杀狼”的图腾崇拜和精神悖论;描绘了几十次惊心动魄、伤心惨目的人狼战争,写了能够在几天几夜里洪水滔天般把几千匹马从肉体到灵魂彻底瓦解的蚊灾,也写了黄灾、白灾、鼠灾。在暴烈的血色场景的间隙,作者用另一副雄浑而柔情的笔调,状绘了荡人心魄的草原之美,那翡翠般的聚宝盆,那美丽的天鹅、野鸭、大雁、那色彩斑斓的大鸟小鸟、那娇艳欲滴的白芍药、那满地的无名野花、那清苦的草香,令人沉醉,让人心胸浩阔。我一直认为,关于《狼图腾》的文学性,不宜用常规要求,它确乎有点小说不像小说,纪实不像纪实,带有边缘性和嫁接性。正像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界限绝对分明一样,文体亦然。它那刚健,苍凉,硬朗的排浪式的语句,它那不加文饰地逼真感和原生感,恰恰最能凸显其狞厉之美。
整部作品悲怆恢弘,撞击人心。因为,在内在精神上,它贯通了草原古老神灵腾格里与千年草原大地的血脉,毕利格老人对草原的神圣的爱统领全书,乌力吉、巴图、陈阵、杨克、嘎斯迈、沙茨楞等人在政治灾难笼罩草原时睁大着识别善恶的眼睛。作品没有回避内蒙古草原在外来人口压力、极左政策胁迫下,面积一步步缩小、质地一步步恶化,日渐走向沙化、荒漠化、废墟化的严酷现实。全书关注的是大命与小命息息相关、互生互补的“天之道”,关注的是草原生命的天理:如果人之理顺应天之理,人必然蒙福;如果人之理与天之理一致,大自然馈赠给人的精神福分和物质财富就多得不可测度;但是,倘若“时政之理”逆于天之理又藐视人之理,时政之理被推为世间唯一真理时,草原的毁灭就在劫难逃了。毕利格老人说,因为狼会使旱獭、野兔、黄羊、羊、马等威胁草原存活的动物的数量与草原的承载量相协调,“要是把狼打绝了,草原就活不成,草原死了,人畜还能活吗”,可是场领导包顺贵们却说,这可是个政治性问题啊,一定要为党和国家把狼彻底干净地消灭光,于是,把狼斩尽杀绝的运动开始了:传统围剿的办法、为草原大忌的放火方法,草原人前所未见的雷管、机关枪、卡车联合作战的方式等等,都肆无忌惮地踏入草原。陈阵说,新牧场的天鹅可不能杀、那些鸟蛋可不能给糟蹋了,领导包顺贵们却说,这可是政治性问题啊,“什么天鹅不天鹅的,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不把《天鹅湖》赶下台,《红色娘子军》能上台吗?”,于是所有飞的鸟被杀了,所有鸟的蛋被煮了。毕利格老人说千万不能开垦草原,因为土层非常薄,生命层非常脆弱,一开垦就必然沙化,但领导们说这可是政治性问题啊,这么广大的草原不开垦种地是多大的浪费,“要想给党和国家多创造财富,就一定要结束这种落后的原始游牧生活”。在这种违背草原生态逻辑的指挥棒下,乱挖乱垦的来了,大规模破坏草原的“兵团”来了,像榨干机一样,像硫磺火焰一样,几千年的草原被迅猛榨干、烧毁了,牧场变成了荒沙。陈阵说:“体制荒草原荒沙更可怕,它才是草原沙尘暴的真正源头之一。”无疑地,这些描写既属实用层面,又使人痛切地思索着人类的生态问题。
当然,狼才是《狼图腾》这本书的精神主载体,狼的狡猾,狼的智慧,狼的生命强力,狼的团队精神,以及狼性,狼眼,狼嗥,狼烟,狼旗等等,才是全书的看点所在。对此我想,我们应该更多地用审美的、充满匪夷所思的想象力的眼光,而不是充满道德义愤的实用眼光来看待这部作品。狼固然凶残,但在文学的王国里,未必就不能构成一种复杂的审美意象;狼肯定吃人,但通过狼性未必就不能更深邃地揭示人性。艺术是艺术,生活是生活,有时是需要分开的。在人类生活中狼是可诅咒的,在艺术世界里狼完全有可能成为观赏的对象,就看置于什么样的语境了。可虑的是,艺术一旦纳入严密的道德评判体系,自由的精神就可能遭到限制。我对小说中人与狼斗智斗勇的大量精彩片断很感兴趣,我看陈阵钻狼洞,掏狼崽,抚育小狼的经历,也大为感动。在我看来,《狼图腾》艺术震慑力很强、生命意蕴甚丰,它让人的灵魂震颤、让人的心智慢慢苏醒、让人看清“战天斗地”的本质、让人知道在基本的人性天理面前应当如何珍惜、如何拥有、如何警觉、如何拒绝、如何捍卫、如何爱、如何关怀。这样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委实太少了。
是的,《狼图腾》的主体部分是优秀的。但它的社会层面,生态层面,文化层面的描写是不平衡的,文化层面就有不少混乱,尤其是赘在后面的《理性探掘——关于狼图腾的讲座和对话》比较糟糕。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逆差?因为在主体部分作者隐藏于后,形象呈现于前,尽管作者念念不忘他的狼性伟大论,不时跳出来宣谕几句,但形象系统毕竟具有自洁能力,能包容多侧面的意义。等到作者以一个文化新大陆的发现者和宣扬者站出来大声讲话时,作者对文明史的偏执解读和他自己灵魂资源不足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理性探掘部分的理论实际上与主体形象部分的形象并不融洽,甚至可以说理性探掘部分有时恰好在消解主体部分的思想。
作者在理性探掘部分宣称,他找到了“中国病”的病根。他在探讨华夏农耕文明及其国民性时发现,“中国病”就是“羊”病,属于“家畜病”范畴;而草原民族及西方民族都因为富于“大游牧精神”,有“狼的精神”,故而能够高歌猛进。作者认为,中国农耕文明是羊文明,草原文明及西方文明是狼文明。他借人物之口说,要是没有狼,没有狼这个军师和教官,就没有成吉思汗和黄金家族。要是没有狼和狼文明,西方人也就不可能开拓出巨大的海外市场,更不可能有今天向宇宙太空的挑战。这结论真是简单得让人吃惊。那么什么是“大游牧精神”呢,据作者说,那必须是以狼性为基础、以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为前提的一种精神。作者颇为惋惜地说,只要一踏进河谷平原,一踏进农田,从事农耕文明,那就糟了,“再凶悍的狼性也凶悍不起来啦”,只能变得“温柔敦厚”。作者恨不能从人类文明史上彻底勾销农耕文明这一段才解气。作者说,敦厚的华夏“文明羊”遇上了凶悍的西方“文明狼”,两种文明相撞,撞翻的当然是羊,所以古老的华夏道路必然要被西方道路打垮,最后打成了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原来如此!原来一切都是狼这家伙惹的祸。全世界受够了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侮辱和掠夺之苦的人们,终于“恍然大悟”了,原来一切因为自己属于羊性而不是狼性,因而活该。解决的办法也立刻就有了,照作者的意思,就是回到茹毛饮血的原始牧场去,如果不能,回到“比阶级斗争更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去也行,因为只有在那儿的厮杀才能让狼性激发出来。作者还提供了具体的药方:“使千年来被农耕羊血稍稍冲淡了的狼性血液,恢复到原有的浓度比例”,“只有华夏民族在性格上的狼性羊性大致平衡,狼性略大于羊性,华夏中国就会疆域扩大,国富民强,繁荣昌盛”。好一个锦囊妙计啊!引述至此,事情已变得十分滑稽,沿着这个臆造的规律推衍下去,恐怕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反文化,反文明,甚至反人类了。有趣的是,作者却自感满足地说,他“总算理出头绪来了”。
实际上,与一般人的错误解释一样,作者把根本道理弄歪了。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无论农耕还是游牧,大炮、黑奴、殖民扩张、嗜血杀戮都是野蛮而不是文明,这样的行为给人类带来的都是退化而不可能是进化,即使戴上“狼性”的桂冠也一样。真正的文明应是顺应大自然的规律,尊重所有生命的生存权,尊重所有民族的生活习惯,保护和珍惜生存环境,善待生命。《狼图腾》的主体部分实际上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也就是说,使草原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既不是开疆拓土的血腥厮杀,也不是各种生命在草原上的嗜血竞争,而是草原人世世代代在顺从“大命”的和平生存中对草原的善待和与草原的和谐相处。实际上,正是那些貌似伟大的开疆拓土和貌似进化的残杀在真正地毁灭草原。
草原恶化、沙化的道理是这样,整个人类生存的道理也是这样。无论牧业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电子文明,从来都不是殖民屠杀,不是专制恐怖,不是贩卖黑奴,不是种族清洗,而是善待所有生命。比如西方——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如作者所说的纯粹的、笼统面孔的“西方”,只有不同人在做不同事的纷纭复杂的西方。在西方,有人在贩卖黑奴,有人在倡导人权,有人在炫耀武力,有人在谈论博爱,有人在经营跨国公司,有人在玩弄政治权术,有人在参拜纳粹墓地或靖国神社,有人在虔诚地言说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同样是通向美洲大陆的船只,有的载着屠杀土著居民的和恶徒,有的如五月花号,则是载着寻找和宣扬天国的清教徒。这种种不同的人所做的不同的事的本质也是大不相同的,不能用“狼文明”一言以蔽之。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是:殖民、杀人、专制、挑起战争之类永远是反人类的,是罪恶的,是使人类退化、沙化、毁灭化的,而不是如有人说的是优胜劣汰的(顺便说一句,在基督教文化中,耶稣基督是拯救世界的“羊”,耶稣基督把他要救赎的万民也叫“羊”)。事实上,中国人的狼性并不少。鲁迅先生考察中国历史之后深深的感触是,中国历史的吃人性,中国人经受着比其它民族更多的经久不息的来自王的屠杀、来自匪的屠杀,常常觉得,这样的社会“并非人间”。其实何止历史,像这种扼杀人性的残酷斗争还少吗?中国历史上的大破坏大灾难远比世界上其它国家多而深重。就某种意义而言,中国历史的本质恰恰是狼性的肆虐。
小说的叙事语言不同于电影的表现性语言，小说作为文学文本决定了其语言具有不确定性、想象性、抽象性、审美性等特点，更多的是有一个时间线索穿插在其中，引导读者发挥想象去填补空间的空白，去思考文本想要表现的深刻内涵。影视作品的叙事语言则比较复杂，它是由图像画面和由话语、背景音乐构成的声响组成的，所以电影语言有着与小说语言完全不一样的确定性、具体性、直观性的特点，而且还具有空间性，通过画面和剪辑与声音连接起来，使得电影在欣赏过程中，观众所需要的思考和想象的维度要比小说浅得多，这是由二者的性质决定的。
从叙事语言的角度来看，原著中充满了思考和议论性的话语，而电影《狼图腾》把狼作为了真正的主角，消除了原著中的理性探讨部分，没有加入过多的旁白，主题通过感性叙事表达了出来。
每章开头的导语，如“‘犬戎族’自称祖先为二白犬，当是以犬为图腾。――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1]3，既是对这一章富有哲理的高度概括，也是引导一章展开的话语。原著中随处可见的议论性话语有些是作者自己的思考和议论，脱离了故事叙述主体，以外在于故事的角度来冷静叙述：“说到底，筑城护边，屯垦戍边，都不如游牧戍边，草原民族的剽悍勇猛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年复一年地练出来的。”[1]107小说的语言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在小说的结尾，几万字的“理性探掘”不啻为对小说文体创新突破的一种新的尝试，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补充论证了小说的主题，探讨了游牧和农耕文化的差异性，虽然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小说的可读性，但其主题却通过这样一种全新的方式得以直白地表露出来。原著中除了以上三种直白的议论性说理以外，还不断借人物之口来表达作者的深度思考，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充当了这种代言人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脸谱化的人物，如毕力格老人的说教使得他成为蒙古人朴素生态观和原始神的崇拜的化身，大大削弱了人物个性鲜明的性格。因此也有人认为，《狼图腾》原著与其说是一部小说，倒不如说是一部学术著作。
电影的改编在语言上变哲理化为感性的叙事，这是电影之于原著最大的改变之处。电影中没有设置更多的旁白，也没有过多的哲理性议论话语，甚至人物的语言也变得更符合生活的真实，而是通过场景和音乐画面等引导观众去思考。电影从叙事顺序上也作了调整，把作为时代背景的“文革”由回忆插叙变为了顺序讲述，按照叙事逻辑重新贯穿了起来，变为了一个有完整情节的故事。
二、人物形象的矛盾与复合的重构
电影中对人物的塑造往往超出了原著中对人物形象的建构，因为它已经是导演对小说的二次解读，对原著的理解把握的导演则成为电影人物形象的关键人。“小说与电影是两个不同的作品。电影要面对的不仅是小说读者，还有那些没有读过小说的观众。因此，我的职责是传递我对小说的理解和印象。我不仅要告诉观众小说讲了什么，还要告诉他们我为什么喜欢它。”[2]此外，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化、娱乐化的产品，因其受众的不同也会影响对原著人物形象的重构。在文学作品中，“主角和他的配角构成相互联系的行动元，通过他们一系列的行动推动了故事的发生、发展、结束”[3]，文本中陈阵作为主角，性格鲜明，但是不免流于刻板化，而配角杨克在陈阵养狼行动中彻底沦为一个模糊的面孔，更是成为陈阵发表观点的最好听众。小说《狼图腾》的作者姜戎本身是一位经济学学者，他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存在着一些不足，难免使主人公陷入一种单一性格形象的境地。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电影与原著也有明显的不同。小说着力塑造一个有着强权意识的英雄，而电影则让主人公回归到日常生活中，变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常人。
首先是陈阵的思想里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因为他始终处在两种文化中间的夹缝中，他来自汉民族，却非常崇拜游牧民族的文化，这让他的身份始终十分尴尬。一方面，他对自己民族的文化的思考常常处于一种深沉的无力感状态中;另一方面，他对游牧民族的文化没有真正地领悟，仅仅只是好奇和喜爱。他崇拜狼性的强权意识，但由于自身的局限并不能真正地成为一个有狼性的人，他最终回到了都市生活中，虽然带着他的思考，但是仍然回到了他不断质疑的生活环境中去了，从都市中来，回到都市中去，虽然有时代大背景的因素，但实质上强权意识屈从了个人意志。电影中，陈阵放弃了对于这种文化冲突的深度思考，转而塑造了一个只关注狼的生存状态的普通青年，突出了陈阵养狼的过程，而删减了绝大部分对文化碰撞矛盾和痛苦的形象，完全顺应了观众对影片的期待，这样对主人公的形象进行了重构，使他一方面对这种文化的碰撞保留了一些简单的想法，另一方面更多地关注了生活中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这样一种复合的人物形象。
另外，小说中陈阵的生活每天就是放羊、养狼、读书的循环，情感生活的缺位在很多人看来，不但没有使人物形象高大起来，反而因为缺乏生活的真实而显得单调而乏味。电影中为他们分别加入了一段感情故事。陈阵和嘎斯迈的情感刻画得很细微，导演首先详细刻画了巴图之死，既是为他谱写了一曲赞歌，也是为陈阵和嘎斯迈的感情作了一个铺垫。他们的感情在一些细节里表现得很自然，刚开始有他们在雪地上嬉戏的场景，在巴图死后，陈阵还贴心地为她披上衣服，被狼咬伤以后得到的是嘎斯迈的埋怨和关心，他们情感的高潮出现在了嘎斯迈儿子受伤以后，陈阵为他找药的疯狂举动中。这些唯美情感细节的加入更加契合了受众的审美趣味，也使得主人公成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形象。
三、主题表现中的强权与自由
原著与电影在主题上也处处体现了强权与自由的冲突。首先是建立在狼性宣扬上的民族主义与深沉广阔的人类意识和人道关怀。《狼图腾》在原著中讨论了很多的问题，例如：为什么蒙古能够横扫欧亚大陆？进而讨论当今的中华文明是否是游牧民族为农耕的汉民族进行输血才得以延续下来的？这些问题无一不是在宣扬狼性，强调民族主义。作者认为，蒙古草原狼如精灵一般完美，它们捕猎时的高超战术，对有利条件的巧妙利用，它们身边体现出来的视死如归和顽强的精神，它们的团结和自我牺牲精神都是无与伦比的，都是值得人类学习的。小说主题讨论的仍然是狼性宣扬的强权，对民族性问题的探讨，或者更深层面上说探讨的是民族复兴可能的途径。电影则处处体现了环境保护的元素，在采访中导演说到“在世界各地都存在这种（不同种族间的）争议，外来者和当地人总会有类似的冲突发生……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虽然常有争议，但是并不意味着有优劣之分……人口膨胀，生态的失衡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我们必须保持适当的平衡，否则这将威胁到我们人类的生存。我从小说改编成电影，小说中的主要信息就传递到了电影里”。宣扬了一种生态平衡的理念，这是一种更为广阔的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狼作为生态链中的一环，对草原千百年来的延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以毕力格老人为代表的传统草原人朴素生态主义的观念。这种朴素生态主义观源于他们对生态环境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认识，而只是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认识到，狼群数量的维护对草原兔子、老鼠、黄羊数量的控制，让草原得以保存下来，从而形成的对狼，对“腾格里”，即自然的敬意。
其次是小说中浓厚的法西斯主色彩与反殖民主义的冲突。陈阵把狼身上流露出来的动物性当作神性来崇拜，本身就缺乏深度的思考，什么是爱，什么是追求，什么是文化的冲撞，他有矛盾的时候，但大多时候却被狼身上的野性所遮蔽了。原著中不断地强化狼性代表的“输血论”，用先进民族来代替所谓的落后民族，不正是纳粹主义当时的借口吗，其实质是一种带有法西斯色彩的民族主义。导演让雅克?阿诺年轻时作为军旅摄影师参军到喀麦隆工作，这段经历使他“看到了和谐的现实，那里的人们以及他们的生活，我感到无限的快乐和自由，比我在巴黎时还要自由”，所以他在电影中极力反对法西斯色彩和殖民主义的狼性民族主题，并且消弭了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追求自由和爱成为他想着力凸显的另一主题，他对原著作了改编，最明显的就在于最后放走了小狼，让小狼重获自由，放逐了陈阵对小狼的狭隘的小爱，变为了小狼对自由追逐的大爱。
四、消解：人的价值理性
电影《狼图腾》对小说的改编体现了导演和原著作者对作品的不同理解，其中的冲突又在“人的价值理性”这一尺度下消解了。
首先是二者文化价值的冲突，电影回避了这一争议。小说宣扬了一种民族优劣的民族主义，虽然作者是站在民族复兴的论调上的，其中仍有不合理之处。有人认为：“中华帝国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中国社会如果有变化，那么也是‘传统范围内的变化’，它不能依靠自身内在的动力走上与欧美一样的现代化道路，而必须在外部（异质）文明的冲击、洗礼之下，才能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转变。”[4]小说显然与这样的论调不谋而合，这使得小说自出版之后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西方的文化价值中对民族主义持慎重的态度，而更加注重的是自由民主和法制的观念电影巧妙地回避了这一争议，而把主题引到了生态自然的环保问题上了，电影中也体现了这一价值取向。
电影对原著的改编更加符合流行语境下的价值观念。流行语境下的文化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呈现出审美价值多元化、消费性、娱乐性、颠覆性和自我个性的特点。这样，流行性作品就能根据接受对象的不同而发生改变。电影《狼图腾》作为一部流行性作品，顺应了现代观众关切的话题，以环保问题角度切入，获得了观众的认同。此外，流行文化的特质还具有模糊性和朦胧性，受众并不愿意去深层思考，而以娱乐为出发点，电影《狼图腾》消弭了原著中讨论的其他的主题，但又不能完全回避其中的神性崇拜等因素，而是对其模糊化处理。用陌生化的手法对人们之于狼的常规认识进行巅峰，养狼的情节更是加入了一些浪漫手法的处理，使观众认为养狼与日常生活中养宠物的经历差不多，同时又带有一些刺激的成分。这种陌生化处理和浪漫元素的融入使得电影作品升华成为世界流行语境话语下的一部流行性作品，从而取得了不错的票房。
一位工商管理学教授在MBA课堂上授课，讲到企业的管理与文化时，向学生们提出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中，我们应该选择做“狼”还是做“羊”呢，
大部分学生选择做“狼”，其余学生选择做“羊”。
教授最后说我们既不该选择做“狼”，也不该选择做“羊”，我们应该选择做“人”。
在“企业文化仿生学”日益成为时尚的今天，国内企业界掀起学习狼性文化的热潮，在管理方面，一样需要借鉴狼的智慧，尤其是头狼的管理智慧。狼性文化已被众多企业认同并引入到经营管理体制上来。实践证明，狼的智慧、狼的韬略以及狼的团结协作精神对于指导企业的运营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狼性文化也不例外。我们在充分利用狼性文化优点的同时，绝对不可忽视其所存在的弊端以及带来的危害。
在中国“八世”5周年之后，中国企业进入了全方位的国际化竞争．在这个节点上，反思狼性文化实际上是在寻找中国优秀企业的文化基因。
华为转型
华为无疑是狼性文化的“始作俑者”。
任正非从44岁创办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以来，其前四十多年沉淀的力量仿佛一下爆发出来，他带领华为如“土狼”般一路“狂奔”。
即使是在近来，华为工程师因为加班猝死引发的“床垫文化”讨论中，他仍然在华为内刊中回应，创业初期形成的“床垫文化”至今仍要坚持和传承。我们还必须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否则就会走向消亡。
应该说，华为基本法在中国企业纲领性文件中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细数中国企业，许多都有自己的“基本法”，尽管可能被冠之“××宪法”、“××大纲”、“××精神”。但是没有哪家企业的管理大纲受到华为基本法这样的关注。
而今，1995年着手、1998年诞生、2000年在业界大流行的华为基本法，进入新阶段――修改与重装。
这无疑是一个特别的信号，标志着狼性文化的调整与扬弃。
华为的今天与昨天大不相同，尤其在其国际化步伐越迈越大的今天，“基本法”的局限性已经显现。让独特的“任正非式”的“基本法”更接近国际通行标准，是任正非启动修改“基本法”工程的主要原因。
华为基本法只涵盖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总结华为成功的关键因素，二是抛出华为将来能够成功的关键因素。当时的环境下，华为最需要的也就是这两个关键要素的贯穿。但随着公司进一步发展，特别是1996年华为启动国际化后，任正非越来越认识到“基本法”与时俱进的必要性。1997年底，任正非先后访问美国休斯公司、18M公司、贝尔实验室和惠普公司。在与国际一流跨国公司接触的过程中，任正非意识到。“基本法”那种独特的语言模式，并不能跟全球化的大公司形成很好的对话。
有专家指出，“基本法”当时的局限性很明显，关于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流程和客户方面的问题提得都很少。
事实上，任正非早在1996年就开始为华为进军全世界做准备。1996年，任开始引入世界级管理咨询公司，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基于IT的管理体系，1998年，任正式聘请IBM为IPD(集成产品开发)提供咨询，打破了华为以部门为结构的管理模式，转向以业务流程为核心的管理模式。
狼性文化也像“双刃剑”消磨着华为。新人进入华为第一感受像学校，而外人感觉像军营。
过度的硬性管理在创造辉煌的同时，也给华为的明天带来阴影。华为是一家非常讲求“狼性”的企业，与万科那样的温情文化相比，华为的文化强硬和激进，可以看一下公司的内部刊物《管理优化报》上的标题，全是攻击性的“我们能够丢什么？”“黑武器的按钮能随便按吗？”
从近年来华为暴露出的管理问题上也说明，华为正在经历一种文化变革的考验，内部文化过于强硬、人性化不足，家长余风严重等等，时时困扰着今天的华为发展。
另一方面是一种人性的缺失。多年来在华为一直奉行高强度劳动，曾经一直是6天工作制，最后改为5天半，后来是两周一大休一小休，最后是一个月有一周是6天。
或许“高薪”也是狼性文化独有之处．有人戏称，要想实行狼性文化，一定得给“肉”，不然谁为你卖命？在华为，只要是本科毕业，年薪起点就在10万元，这是招应届大学生的标准(从社会上特招过来的更高)，至于工作一两年后达到20万元以上是很轻松的事。近两年，内部股改为期权后，新来的员工收入要少一些，但达到年薪15万元也不是难事。在华为，年收入在50万元以上的以千人计，年收入在100万元以上的以百人计。
应该说，华为转型来自企业内外的双向压力。
矛盾的“狼性文化”
一部文学作品能与企业的狼性文化一拍即合绝对是始料未及的。
2004年4月，《狼图腾》一书横空出世，该书以北京青年陈阵在内蒙古草原上插队的经历为主，由十几个连贯的“狼故事”组成，对“狼文化”做出了形象而又深刻的描述。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作者试图以“狼文化”的强悍和智慧给农耕或者儒家文化注入新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在企业中的阅读范围比较广，一段时间来成为公司白领的抢手读物。或许这是该书作者始科未及的，对更为微观的企业文化的影响程度显然已经超出了对相对宏观的民族文化的影响。很多企业梦寐以求地希望能够拥有具备“狼性”的员工和团队。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具备“狼性”的组织生存能力会更强，更有生命力。
继《狼图腾》一书问世以来，人们对狼的生存哲学和发展精神有了全新的认识，《狼图腾》让我们认识到“狼性文化”，狼性的三大特征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狼道”进入企业文化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这种现象确实值得关注。当人们为中国企业的发展呼唤中国的企业文化时，我们到底要弘扬什么样的文化？
有评论说，海尔董事局主席张瑞敏先生，他对该书的评价为狼文化横行神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说“读了《狼图腾》，觉得狼值得借鉴。其一，不打无准备之仗，其二，最佳时机出击，其三，战斗中的团队精神”。号称中国第一CEO的张瑞敏之言，立即在企业界掀起了阅读《狼图腾》的高潮，大小企业纷纷仿效狼的精神，打造狼一样的团队。
但平心而论，因张瑞敏的几句评论就把海尔文化等同于狼性文化绝对是彻头彻尾地误读。
“狼性文化”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在所谓“文化”的背后，狼性中深藏着固有的本质――残酷无情，你死我活，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蔑视规则，无视人性等等，极易造成企业及员工在文化上的迷失。在与市场竞争对手的拼杀中，置对方于死地将是惟一目的，即使一方获胜，也会因失血过多元气大伤，形成“双输”的结果，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中，由于人性的缺失，很容易形成强硬的刚性文化，员工与老板之间以及员工与员工之间将以“性恶论”为原则，互相提防，互相猜忌，毫无信任感，必然产生巨大的内耗。很显然，对企业的长期发展而言，“狼性文化”是一剂致命的毒药，绝非商业大道。
科瑞集团副总裁郭梓林认为，作为一个企业家，一定要在自己的企业中确定企业文化模式，不管是华为的“土狼文化”，还是中兴“牛文化”，都不错。只是不要一会儿是狼性文化，一会是亲情文化，把员工搞得晕头转向。企业的文化要清晰，要一以贯之。人们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琢磨不定对方，不能忽悠来，忽悠去。
狼性文化的缺憾
这几年流行这些词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企业对商业结果的追求(执行)，对员工责任的要求(细节)，对企业竞争力的渴望(狼性)。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细细品味这些词的背后，感觉其中少了点什么，或者说，企业家们在追求内功的时候，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东西，那就是法治！
锡恩公司总经理姜汝祥分析说，表面上看，从“营销点子”、“资本运营”这些外在的包装，转向“执行”、“细节”、“狼性”这些词．是企业内在能力打造的一种进步。但在这样一种表面的进步背后，更本质的真正的进步正在到来，那就是经营企业根本方式的转移，即建立起中国企业强大之本――从“人治”(企业家的一枝独秀)转移到“法治”(依靠组织与制度打造强大竞争力)！
狼性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经常被借鉴和运用，也涌现出了一批“狼老板”和“群狼”员工，这对一个处于创业初期、成长时期的企业来说，势必是一个很好的生存之道。但是如果一个成熟的企业做一次价值观的调整，或者企业从一而终狼性文化的贯穿，再或者企业自上而下“羊性”十足，文化的成败都将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见分晓。
“狼”有忧虑，“羊”也有苦恼，哪家企业都有本难念的经啊，狼羊文化就是一把双刃剑，笔者认为一个成熟且现代的企业管理外部应该有狼性文化市场观和拼搏精神，而在管理内部应该具有包容、温和的人本管理思想，正所谓，狼的心中住着羊。
羊的苦恼
一只羊到了天堂对上帝说：“我的头上长着一双角，是攻击敌人和保护自己的武器，但我为什么总是被狼吃掉呢？”
上帝说：“虽然你和狼都是哺乳动物，但你是以草、乔木树叶为生，狼以食肉为生。在地球的陆地上，只要是有水的地方，野草和乔木遍地都是，你想吃的时候只要张嘴即可，生存比狼容易得多；而狼的生存是寄托在战胜对手，吃掉对手，否则生命不保。你们太安于现状了，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虽有羊群，但无群体合力。而从狼身上可以看到它们具有敏锐的发现猎物的嗅觉，向猎物发起攻击的时候，有那种勇往直前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它们把凶狠和机智结合起来，提高了战胜猎物的能力，并且狼群有协同对敌的精神和能力。换句话说，你身上只具有羊性，而狼具有狼性，这就是差别呀。”
与狼共舞
在谈到企业文化的“狼羊文化”时，中交宇科（北京）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孟庆昕经理强调，我们的企业文化就是科技引领，共同进步。一个企业不能过于强调狼性文化或者羊性文化，而是要绵里藏针。有个故事讲老子去问孔子，什么叫刚，什么叫柔。孔子张嘴让他看了一下然后把舌头伸出来，老子很快就领悟了孔子的意思，原来“刚”就比如牙齿很坚硬但不一定久远，舌头很柔软但可以坚持到最后。所以一个企业可以把羊性和狼性结合起来，在对待设计、管理理念上要拿捏一个度才会有效。我们企业从内部管理、科研、项目生产商那绝对是狼性的管理，管理是很强势的完全按照标准能打硬仗的。但是，从员工的兴趣培养、活动等，都是属于羊性的管理，而且领导多半要吸取员工的建议。
她兴致勃勃地说：“我们的产品是真三维道路智能设计系统，获得了2012年中国设计红星奖金奖，真三维道路智能设计系统利用遥感、激光和高精度三维仿真技术，模拟道路环境。这是一个应用到交通行业的新型技术，我们的立足点就是以人为本，为人们出行方便服务的。这个系统对于领导决策、设计者很现实的看到道路所处的地容地貌特征，节省了工程造价，使道路设计更简单、精确、高效。”
LG电子中国研发中心主任研究员佟瑛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这样说：“LG的意思是Life&apos；s good，我们就是为消费者提供便捷舒适的产品，我们的设计宗旨就是以人为本，注重用户体验，未来的产品设计也是注重以人为本，扎根中国市场。LG电子3D显示器获得了2012年中国设计红星奖金奖就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
佟瑛告诉记者，从LG目前的经营策略来看，用科技创新带动产品的竞争力，不是很明确区分狼性或者羊性，而LG电子具备狼性文化的体现就是一股冲劲，在营销上敢于打拼的精神，敢于把产品推向世界去竞争，这就是体现狼性的一点。而在产品的研发上，更多的走羊性文化的策略，用心去设计研发让用户感觉到企业的关心和关爱。
别打着“狼”的名义吃“羊”
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曾表示，吉利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快乐。吉利将自己的文化总结为“人性化人事管理，军事化高效执行”。这其中首先要人性化，而绝不是狼性文化。对于成熟的企业而言，一定能为社会、为客户、为员工创造快乐的。这也是为什么吉利会很容易被沃尔沃接受的原因。
李鑫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资深文案策划，他了解的狼性企业文化大概是从《狼图腾》和盛大集团开始的。狼，集群而生，他们经验丰富，战斗力极强。团队协作应该是狼文化中最值得学习的一点，狼的每一只个体又有着强大的战斗力和至死方休的野性，因此给整个族群（组织）的生存力和竞争力提供了十分有力的保障。
他认为，很多企业将狼的个性引入到自己的文化体系当中，用以提升团队竞争力。然而，其中不乏打着“狼”的名义，实质“压榨”员工的行为。团队协作是没错，有些时候个体为了团队做出牺牲这很正常――但这应该是自愿的。用拟物化的比喻很容易造就概念上的模糊，进而让人产生类似“爱屋及乌”的想法，这种思想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说，这种方式最主要的作用还是引用某一件事物被广为接受的一面，来强迫要求员工把很难接受的一面给接受了。
比如：团队协作没错，但这并不代表牺牲就一定值得；专注没错，但这并不代表自由意志就不该得到尊重；进取心没错，但这并不意味着成功就代表了一切。
狼性文化有“毒”
关键词“心力”传统狼叙事理与势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3-0051-08
一、“狼写作”与现代心力叙事传统
贾平凹的《怀念狼》和姜戎的《狼图腾》，是新世纪以来具有重要分析意义的两部作品。这两部作品的可供分析之处，并不在于作家写到了当代中国其他作家很少涉及到的狼题材，而在于它们体现出和中国现代文学心力叙事这个特殊传统的有机联系。通过对这两部小说的分析，我们可以重温现代文学心力叙事这个传统，同时，还可以对这个传统作出富有当下意味的审视。这里所说的心力叙事，主要是指作家们在文学创作中对人的精神意志力的强调。在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视域中，这种叙事传统主要是以启蒙文学的“改造国民性”形式展开的，但是很显然，启蒙文学却并不能涵盖心力叙事的全部内容，在启蒙这个主题之外，心力同样还体现在作家们对力量、英雄、强者的崇拜，以及对科技发达、物质富有的追求等方面。
中国文学的心力叙事，有着复杂的起源。从现实面向上看，它与晚清以降中国国运的衰败攸切相关。19世纪中叶，西方入侵给古老华夏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普遍为民族挫败感所笼罩，他们纷纷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出路，驱天命而尽人事，寄望于激励出国人的心力，以谋求国运完成由衰到盛的转变，骤然成为多数人的历史观。谭嗣同说：“人所以灵者，以心也。人力或做不到，心当无有做不到者”。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5页。梁启超说：“人以恶声加我，我能以恶声返之；人以强力凌我，我能以强力抗之，此所以能排御外侮，屹然自立于群虎眈眈万鬼之场也”。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7页。在晚清的凄风苦雨中，像谭嗣同、梁启超这种“以心力挽劫运”的意识，在当时的知识精英中是有普遍性的，特别是1898年前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中国广泛传播，“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很快在当时报纸刊物流行开来。以这个理论为参照，知识分子意识到，西洋之强盛并不在公理而在于强力，同样，华夏之衰败也不是输在公理而在力惫，“夫优胜劣败，天演公理。劣之集点，在天为弃子，在人为贱种”。《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01页。以这等的天演公理图说现实，虽为愤激之言，但也是那时知识分子托负自己天下情怀和复兴民族的政治意识的真实写照。从思想面向上看，那时的知识分子眼里，中国要想摆脱亡国灭种的危机，必须强根固本，中国作家均有以“力”之有无作为把握东西方文明优劣的尺度。人们认为，中国的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就要输入西方式的强力，“试观世界中所谓‘帝国’、‘民族’、‘民族帝国’种种主义，无一非自‘强盗主义’胚胎而成。欧洲自强盗主义之发现，而至有今日，故吾中国欲革除国体之奴隶，不可不用强盗主义，欲革除个人之奴隶，不可不用强盗主义”。转引自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28页。“强盗主义”被视作西洋列国文明之本根。
基于对中国国运和西方文明的深刻认识，晚清诸贤的心力诉求，愤而发为思想，感而化为文学，顺势进入到五四前后中国新文学的构造中。作家们一方面试图以强劲的心力注入国民的精神体质，一面以“力”为尺度反思着自家的文明，并由此而开启出现代启蒙主义文学的路径。早在留学日本时期，鲁迅就在《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等文中力倡“意力主义”并呼唤拜伦式“摩罗”诗人的诞生。陈独秀则一反彼时盛行的进化论思想，发出“兽性主义”主张，“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89页。鲁迅的“意力主义”和陈独秀的“兽性主义”，从哲学上理解，或可谓之唯心论或者唯意志论，但无论是鲁迅还是陈独秀，都不是在哲学的兴趣上提倡心力，而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审察此一命题，并与晚清诸贤魂走一脉。在对西式文明的体认上，1920年，郭沫若在他的《笔立山头展望》诗中这样写道：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代表着西方科技文明的轮船冒出的黑烟，在诗人眼里却是艳美如花，犹如“文明之母”，足可见出诗人对于西方“力”的崇拜。
因为心力关联着中国的国运盛衰，故而它同时成为现代以来众多中国作家文学写作的道德起点，每逢中国处于激烈的剧变时期，作家的滔滔心力便贯注于文学其间。五四时期，鲁迅的“狂人”，郭沫若的“凤凰”和“天狗”等形象，写照出的无疑是狂飙突进的时代心力形象。抗战时期，孙毓堂的叙事长诗《宝马》，郭沫若的《棠棣之花》，“战国策派”的“强力唯我主义”等，作家们都有试图以“心力”来化解民族的生存危机的良苦用心。1949年以后，无论是“暴风骤雨”式的血仇争斗，还是《红岩》、《红旗谱》式的“英雄血”，或者是以道德理想主义来化育民众的灵魂，“洗澡”式的思想改造，到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柯云路《新星》，莫言《红高粱》，张炜《古船》《精神的背景》，沙叶新《寻找男子汉》，贾平凹《白朗》，张承志《荒芜英雄路》《心灵史》等，作家们或为民族自我更新呐喊、或为社会变革鼓呼、或为矫治民族精神病变寻找出路。形形的心力形象，斑驳地折射出时代的曲折路迹。
在这样的历史逻辑中来看，贾平凹的《怀念狼》和姜戎的《狼图腾》毫无疑问都是根植在现代传统的心力叙事的轨辙当中的，两部作品均充满着对于力量、意志、精神和英雄等的崇拜。贾平凹和姜戎在人性与民族性的不同层面，找到了“狼性”这个重要的精神参照，并试图将狼性植入到现代人或者汉民族的精神结构当中，以此来强化现代人或者汉民族的精神体质。在谈到《怀念狼》的写作缘起时，贾平凹如是说：“人是在与狼的斗争中成为人的，狼的消失使人陷入了恐慌、孤独、衰弱和卑鄙，乃至于死亡的境地。怀念狼是怀念着勃发的生命，怀念英雄，怀念着世界的平衡。”廖增湖：《贾平凹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4期。贾平凹的立意非常清楚，他试图通过人与自然、原始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比较，去发掘出狼性内部所蕴含的原始野性和自然力量，并以此作为力的源泉，植入到人类的心灵结构中，去改变现代人类孱弱的精神，唤回现代人的勃发的生命力。在小说的叙事模式上，贾平凹采取的是鲁迅《狂人日记》等小说擅用的笔法，以“疾病”隐喻着人的心灵的脆弱与精神困顿。小说中的“我”长期居住在城市，长久的现代都市生活，使我逐渐变成一个长着“一张苍白松弛的脸”，“下巴上稀稀的几根胡须”的男人。这种对城市文明的现代“病理学”批判，在沈从文的小说《三三》如出一辙。代表着先进文明的城市，却造成了“我”的自然生命力的退化，因此，“我”追踪狼、给狼照相的过程，实际上是对生命原乡的一种热切追寻。在小说的人物关系设置上，贾平凹特意为“我”设置了一个“舅舅”――捕狼队队长傅山的角色。这个身份的设立，在作品里显然是有象征意义的，“我”与“舅舅”傅山的偶然相遇，实则是作家引入的一种人类精神的母系神话，“舅舅”代表着“我”的精神原乡，“我”必须要返归到自然的母体，回归到人类原始的生命强力当中，方可救治现代文明的“病症”，重获生命的活力。傅山作为捕狼队的队长，他的勃发而强劲的生命力量，正是来自于和狼的长期对峙，狼不单单是傅山的敌人，同时还是傅山获取生命活力的源泉，就像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正是因为狼祸连连，才养成了傅山“在崇山峻岭密林沟壑里奔跑，不按时吃饭，不按时睡觉，甚至睡觉从不脱衣服，靠着墙坐着就是一宿”的紧张生命状态。“若要穿上西服或中山装，整日坐在办公室说话，吸烟喝茶，翻看文件，他还算是什么猎人的身份？！”
在贾平凹的思想意识里，似乎有这样一个认知结构，那就是狼是作为人类的敌对性事物而存在的。这种敌对性事物对于人存在的意义，就是使得人保持着一种危机意识和恐惧感，惟有人对异质性的存在有了畏惧之心，才可保持生命的紧张感，时刻处于警觉之中，进而改变和强大自己。倘若没有了恐惧和忧患意识，人就必然会钝化自身的生命能力，从而导致性格的猥琐和精神的困顿。基于这样一种判断，贾平凹在作品中肯定了狼性所代表的心力伦理，并以此展开对现代文明的批判。贾平凹知道，现代都市文明的迅猛发展，已然使人类处在一个严整的现代规制和高度发达的科技理性之中。这种规制和科技理性在给人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还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的世俗与精明、算计与傲慢，进而泯灭人的自然本性。正是如此，小说开始就写到大熊猫养殖基地的黄专家和他的大熊猫繁殖。原本充满勃勃生机、野趣盎然的大熊猫，却被圈养在基地里。黄专家从事大熊猫繁殖研究的目的，不过是想获得成果，评上研究员职称。当精心饲养大熊猫母子死去，黄专家评研究员的愿望彻底落空之后，他疯了，他“仰天地笑，笑，笑着笑着嚎啕大哭，和前来看热闹的九户山民发生了殴斗，甚至将刚刚剥杀的大熊猫皮裹着自己的，使黑而青的生殖器垂吊在了外边”。
《怀念狼》这部小说，贾平凹是在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中，把握狼性对于人性和人类心力建构的意义的。作家试图在人性哲学层面，探测出现代人类面临的精神困局。相比较而言，姜戎的《狼图腾》在主题开掘上则相对较为简单，整部小说中，姜戎以论辩性的叙事方式，比较了蒙、汉两个民族以及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的优劣，表达出自己某些尖锐但却很有些武断的判断和观点，这个观点就是：游牧文明有着农耕文明根本无法比较的优势。叙事体式上，《狼图腾》采取的是“成长小说”的法式，叙述了“”期间，几个下放到蒙古草原的汉族知识青年陈阵、杨克、张继原等接受牧民“再教育”的故事。作者绕开了惨烈的时代背景，其用力之处，则是叙写几个汉族知识青年在睿智的蒙古老人毕力格的精神引导下，以及他们自身经验的增长过程中，最终脱胎换骨，涤除了汉族农耕文化陈旧而保守的生命观、生存观、生活观和价值观，心甘情愿地皈依和认同草原思维和游牧文明的故事。
在姜戎看来，草原文明相比较农耕文明，或者说“狼文明”相比较于“羊文明”的独特优势，就是它的侵略性、进攻性和扩张性，作家以草原文明为参照视野，对农耕文明的不合时宜性作出批判和反省。作家在小说中有个基本预设，那就是草原思维的正确性预设，一切事物，只要符合草原思维、符合草原逻辑的就是对的；相反，违背了草原逻辑的，则统统是错误的。《狼图腾》中，这种草原思维可以说比比皆是，如在一次捕猎黄羊的战斗中，陈阵看着跪倒在他脚下的可怜无助的黄羊，动起恻隐之念，“这些黄羊真是太可怜了。狼真是可恶，滥杀无辜，把人家的命不当命，真该千刀万剐……”在人类的道德语言中，同情弱者、悲悯生命，可以说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是，陈阵这种同情弱小的“怜羊恶狼”思维，却并不符合草原道德，并招致毕力格老人的愤怒，在老人的草原思维中，“草和草原的命是大命，剩下的都是小命，小命要靠大命才能活命”，故此，“吃草的东西，要比吃肉的东西更可恶”。
在《狼图腾》中，姜戎的心力叙事是有他的关怀的，除了小说表层叙事浮现出来的生态关怀之外，在文化发展的意义上，姜戎实际上是想表达出对于汉民族文化发展的某种忧思，那就是，在当代这个多极文化竞争，全球政治、经济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的世界中，汉民族如何重新审视自己的文明，如何为本民族的重新崛起寻找到一条突围之路。姜戎沿着五四启蒙主义开辟的思想理路，对汉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作出批判性的反思。姜戎的意图在于，找到华夏民族农耕文明的“病根”，给病入“沉疴”的华夏农耕文明开出“药方”。为此，姜戎屡屡借助陈阵、杨克等汉人知青之口，说出类似所谓“‘中国病’就是‘羊病’，属于‘家畜病’的范畴”之类的话。为了强化“崇狼抑羊”观点的正确性，作者还不断以论证的方式，返回到近现代中国悲怆的历史当中，试图让读者们看到，华夏民族虽曾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但那些辉煌的成就都是以牺牲民族性格和民族发展后劲为代价的。当人类文明越过农业文明的低级阶段，进入更高层级的文化实力竞争以后，中国注定要落后挨打。而要治愈这种民族的“家畜病”，则须要像历史上的秦、汉时期那样，不断完成草原民族对华夏民族的狼性血液的输血，以此大大地冲淡千年来从农耕生活中涌进民族血管的羊血。唯有如此，才能使羊化和孱弱的华夏民族性格，再次刚强起来。
二、“狼性”与“心力”：理与势的偏颇
贾平凹和姜戎的“狼叙事”及其呈现的价值意识，曾招致不少学者和批评家的尖锐批评，李建军认为，《怀念狼》完全是一部“在人性与兽性之间，他们毁废人性，而赞美兽性。嘲笑人类社会的‘文明道德’，宣扬一种野性的‘丛林道德’”的坏作品；李建军：《被人性和愤恨奴役的单向度写作》，《小说评论》2005年第1期。丁帆等人则指出，《狼图腾》“暗含着的却是一种历史的退化， 其本质上就是倒退到‘弱肉强食’的原始文化伦理基点上”。丁帆、施龙：《人性与生态的悖论――从〈狼图腾〉看乡土小说转型中的文化伦理蜕变》，《文艺研究》2008年第8期。这些批评，主要都聚焦在作家们对原始狼性的推崇。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两部作品对狼性的推崇？我认为还是要放到现代文学心力叙事这个传统当中来看，有些问题才能得到很好的说明。应当承认，起源于近代中国殖民危机和羞辱体验的心力叙事，在文学史上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晚清以降中国国运的衰落，的确需要中国民众调动起心灵的力量，去追求和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而从人类自身来说，人除了具有勇气、力量、尊严、荣誉、正义、温柔、善良、感恩、希望这些积极德性之外，还有与生俱来的愤怒、残忍、嫉妒、骄傲、恐惧和自私等禀性，人要克服这些负面德性，就必须要有高贵的心灵和强大的意志力，因此，作家们强调心力并不为过。但我们必须要看到，现代以来中国作家的心力叙事是有其局限性的，主要就体现在，它过度追求现实的功利性，而忽视了心力的道德正当性基础。我们知道，人的心力既可致善，亦可作恶；既可为民族挽劫，亦可为民族造劫。心力究竟是致善还是作恶，挽劫还是造劫，关键就看它是否受到正确的价值理性的规范与调节。用历史学家杨国强的话来讲，“势讲的是强弱和利害，理讲的是善恶和是非”，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24页。势与力只有纳入到理的规范当中，方可行得正道，若是失去了其背后的精神、道德和价值基础的支持，突破了人间的正道和天下公理，就势必会给人性、人心、文明乃至是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性恶果。这一点，我们在世界文明史上并不难找到例证。然而，从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看，作家们对心力的鼓吹，显然并没有对心力背后的道德正当性问题给予重视，在民族生死存亡和中国国家发展的现代焦虑面前，作家们的心力诉求紧盯的都是中国的现实问题，突出的都是心力的现实功利性。当心力叙事因为民族与国家的困境，在价值层面上被正当化之后，它自身的价值正当性似乎就是不证自明的了，作家们的心力叙事由此而凸显出严重的重“势”而不重“理”的偏颇。
中国现代心力叙事的这种现实功利性，我们不难从它的起源看出。虽然中国自古就有心学的哲学传统，但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心力叙事，承接的却并非是中国固有的哲学传统，而是现代作家对西域思想的镜鉴，尤其是叔本华和尼采的德国唯意志论哲学。尼采和叔本华虽同为唯意志论哲学的代表人物，然在中国却命运迥异。对尼采的“强力意志”说，鲁迅、茅盾、郭沫若等均推崇备至，他们都曾翻译过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同样强调意志力的叔本华却受到冷落，原因就在于叔本华认为意志是人痛苦的根源，他的唯意志论是把人导向悲观和消沉，而尼采的唯意志论，却肯定批判西方传统，肯定人类的意志和欲望，这对当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再造、呼吁人性回归思潮来说，无疑更契合一些，尼采的哲学更容易转化为中国文化革故鼎新和社会变革的方法论，故而更受到中国作家的重视，就不是难解的问题。
落实到《怀念狼》和《狼图腾》这两部作品来看，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它们在心力叙事这个链条上，对现代传统的锢蔽的延续，首要的一点，就是作家们在心力叙事中过度突出力的存在意义，而忽视对心力在价值形态上作出富有审美意味的提炼和升华。在《怀念狼》这部小说中，贾平凹虽然寄望于以自然、野性、原始的“狼性”强力，植入到现代人类的心灵当中，去改变现代人的精神体质，但是，这种混沌而又朦胧的“力”究竟是什么？贾平凹事实上并不清楚，他只是沿着早期启蒙主义文学“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路径，写出了作家自己对于力的某种崇拜。贾平凹的这种思想意识或者说价值意识上的空白，在傅山这个人物形象塑造上显得特别明显。傅山开始的时候是捕狼队的队长，后来成为护狼队的队长，这种从狼的猎杀者到保护者的身份转换，主要的原因就是狼和人之间的利害转换。狼吃人，所以傅山要猎杀狼，而当狼日渐稀少濒临危绝的时候，地方政府为保护所谓的生态资源，又禁止杀狼并让傅山变成了护狼者。护狼还是杀狼，主要取决于狼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与“狼性”本身的价值没有任何关联，作家也没有在价值的层面上，写出傅山的这种身份转换的美学意义。
这种只讲强弱和利害，不讲善恶和是非的功利性心力叙事，在姜戎《狼图腾》中则更为突出。小说中，我们随处可见姜戎草原民族金戈铁马、以力平天下的卓越武功的欣赏，对弱肉强食、成王败寇实用主义原则的高度认同，而这种欣赏和认同，根源就在于作家把心力问题纳入到了民族兴衰的大框架中。在作家看来，当今的世界仍然是“羊欲静，而狼不休”的残酷竞争世界，姜戎通过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回望，看到我们这个民族屡屡被侵犯，根由即在软弱的“文明羊”式的民族性格。在姜戎看来，长久浸润于封建帝王专制的中华民族精神，必须要注入狼性的自由、强悍，必须要具有草原民族的进取精神、进攻意志甚至是战争精神，方可在“羊欲静而狼不休”的“丛林”世界获得立足的根基。
当然，对于《怀念狼》和《狼图腾》来说，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心力叙事的现实功利性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缺乏对心力背后理性价值的重视，两部作品均充斥着大面积的暴力书写，并弥漫着作家对暴力美感的迷恋。如《狼图腾》第六章，作家描述狼群对马群的攻击时，这样写道：
狼群的这次追击围杀战，全歼马群，无一漏网，报了仇，解了恨，可谓大获全胜，大出了一口气。一群饥狼捕猎了这样大的一群肥马，它们能不狂欢吗？狼群当时一定兴奋得发狂发癫，一定激亢得围着最密集的马尸疯跑邪舞。它们的兴奋也一定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冰湖上留下了这鬼画符似的狼道怪圈。
姜戎以赞叹的笔调，写出了狼群对马群的围追堵杀。作家以推己及狼的方式，将人类的仇恨意志，移植到狼类的生存当中，描述了狼群击杀马群后的狂欢，特别是作为狼群的一场复仇之战，胜利的虐杀与屠戮，似乎就更为快意恩仇。在姜戎的眼中，草原狼对马群的围剿，不仅仅是一场战斗，更是草原狼的激情、力量、气势、勇武、智谋等的体现。姜戎把草原狼的激情、力量、气势、勇武、智谋视为高贵的德性，当猎杀成为狼性高贵德性和令人敬佩的品质时，猎杀就洗脱了杀戮的罪恶，摇身一变，成为具有生命美感的普遍性道德。作家对狼性的赞美，就是对一种高贵的德性的赞美。类似这种血腥暴烈场景叙写，在贾平凹《怀念狼》中同样存在，小说的第一章，作家在写到狼群给老县城带来的灭顶之灾时，这样写到：城门外黑压压一片，所有狼眼放着绿光，叠罗汉似的往城墙上爬，任凭人们掷火把，扔砖瓦，放火铳，死了一层又扑上一层。人狼对峙中，竟有一群红毛狼从下水道钻进城，咬死数百名妇女儿童，一时城池陷落……。接踵而至的匪乱，匪徒杀死剩下的少半人，烧毁了三条街的房子，知县老爷的身子还坐在大堂上，头却被提走了，与上百个头颅悬挂在城门洞上，每个头颅里还塞着各自的生殖器……。
应当说，暴力叙事的偏好和暴力美感的迷恋，在姜戎和贾平凹这里是合二为一的问题，正是作家把狼性的勇气、力量、强悍、高傲，以及对胜利的追逐和渴望，转化成为拟人化的、令人普遍敬佩的品质，并且使之成为普遍性的道德价值，故而才会对以沉迷的方式，叙述着猎杀的惨烈。就像赵汀阳所说的那样：“由于勇气是美的，所以为了表现勇气就必须认可杀戮”。④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当然，不是说贾平凹和姜戎对狼的负面价值就没有自觉，实际上，两部小说都涉及到作家对“狼性哲学”的理性反思。但是，在作家的历史观念和价值观念中，当力的工具理性一面一旦被强调得过了头，一旦被过度的正当化之后，那么，它不但会压制着价值理性的抬头，甚至还会在无形中构成作家对历史、文化、社会与文明的解释，比如说在《狼图腾》中，作家就借杨克和陈阵之口，对中国的君主制和民主制有这样表述：
杨克：在西方，狼性也适度地释放了，民主制也建立了，所以，西方民族走到了世界的最前列。而羊最恐惧自由和独立，一但没有“徐州牧”的看管，羊就会被狼吃掉。软弱的农耕民族都愿意选择专制，农耕人群是集权专制制度的衣食父母。
陈阵：狼性不强的民族永远不会去争取民主和使用民主。实际上，民主是强悍民族对统治者反抗和讨价还价的结果。（尾声）
君主制和民主制在中国的演进，如此复杂的历史、政治与文化问题，却被简单地归结为民族的心力问题，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就像法国学者谢和耐在他的《中国社会史》中所说：“我们所习惯的关于君主制与民主制的划分，未免过于绝对化。历史上并未出现过纯粹的民主模式，中国君主制亦非排斥任何调节机制与民众表达形式。剥夺弱小、专制都不是华夏世界的特产。总而言之，历史上其他民族也不见得比中国有更多的正义、更多的人道。有人可以以极其暗淡的色彩描绘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而就欧洲情况而言，要采取同样的办法处理也并非难事”。[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黄建华、黄迅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22页。谢和耐的这段话，涉及到看待经验世界之外其他文明的视角，以及叙述的方法论问题。谢和耐的意思非常明确，从人性的基本面上来说，西方人和东方人都是一样的；东西方政治制度的差异不在人性构成的不同，恰恰相反，倒是制度的不同会反过来引起人心与人性的裂变。姜戎的问题就在于，他推崇草原文明的强力意志，故而他总是以草原文明的正确性预设作为出发点，并由此而审判农耕文明，当然会对农耕文明得出排斥性的结论。他重力不重理的偏执性思维，使他放大了草原民族曾经凭借万千铁骑、驰骋草原，建立庞大帝国的历史骄傲，但是，他却没有看到，在人类文明和历史理性的意义上，“蒙古本来是没有文教的战斗族群”，尽管凭借铁骑弯刀，将众多族群降伏为蒙古臣民，但终究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行政组织系统；相反，因为草原文明没有自身的一套政治与伦理规范，没有文化上的“自我”，最终只能消融于众多的“他者”之中。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90-93页。
三、心力叙事与“改造国民性”传统反思
这种崇尚心力、崇尚强者的“狼叙事”，并非中国所独有，在欧美文学史上，也有许多突出的狼文学，如但丁的《神曲》，雨果的《笑面人》，左拉的《》，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狼的儿子》，另外还有艾赫玛托夫的《断头台》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经典之作。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轨迹来看，早期社会，战争是人们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方式，“人们相信成功的武力征服证明了帝国的优越性，从而证明了其统治世界的权力合法性”。④因而，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社会，文化构成中都会有尚力、尚武、尚争的元素，文学作品中出现对狼性的推崇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知道，西方社会有深厚的基督教传统和源远流长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些思想资源，无疑构成西方作家审视恶的价值基点，故而西方作家对狼性内在的恶、狡猾、凶猛、残暴等多有审视，他们更多是褒扬狼性中的勇敢、力量、高贵、智慧、尊严与坚忍等。特别是20世纪以来，经过法西斯主义的兴风作浪，两次世界大战的杀人盈野，奥斯威辛的巨大人道主义灾难之后，西方社会开始对“强者哲学”作出深入反思。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所谓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的论断；哈贝马斯从“国家”观念层面清理纳粹意识形态，认为那种“共有一片疆土、共有日尔曼祖先的德国认同”早已是不合时宜，惟有自由、平等、正义、人权等普遍性的道德原则，才是联邦德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价值准则。陈勋武：《哈贝马斯评传》，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7页。这些观念的提出，都是对强者哲学和强人政治的反思。
然而返观中国作家的心力叙事，我们既没有西方的基督教背景，也没有发达的人道主义精神传统，恰恰相反，中国社会长期处在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当中，养成了我们对于权力的迷恋与膜拜，形成对暴力的推崇，以及对于规则与法的淡漠。植根在这样的文化土壤里面，中国作家的心力叙事的确就有许多值得我们反省和警惕的地方，现代时期的文学姑且不论，但就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而论，崇尚暴力、崇尚征服、崇尚强者意志和膜拜权力的作品比比皆是。对于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心力叙事，我们这里很难做全面的评价，可以认定的是，没有人道主义作为基本的价值视野，没有人道主义提供的自由理想、道德平等、个人尊严、尊重生命等作为审视的基本眼光，中国作家对于心力宣示背后呈现出的恶性、戾气、暴行、残酷等，的确没有形成足够的警觉。德国汉学家顾彬在谈到《狼图腾》时曾说，“《狼图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2006年12月11日《重庆晨报》记者报道：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指认在中国极受欢迎的小说《狼图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可以说，让“中国丢脸”的绝不止是《狼图腾》。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狼叙事”？如何对待中国文学的现代心力叙事传统？我认为，这里既需要一种历史的眼光，同时还需要有一种当代的立场。也就是说，我们既要在一个历史的过程中，看到狼性叙事和心力叙事传统在近现代中国形成的必然性和它的合理性，同时还要认识到，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已经有了迥异于近现代时期言述狼性哲学和心力文化的语境。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我们知道，虽说中国被殖民的危机已经解除，但是国家仍然需要发展，国际上的竞争仍然存在，传统文化的积习还在奴役我们的心灵，因此，提升国民的心力仍然有它的正面意义。但是如前所述，心力叙事不能超越现代文明的规范与约束，如果心力叙事不能纳入人类现代文明的视野，就必然是野蛮的，就必然会造成对他人的奴役，对他人的冷漠与残忍，那么所谓的心力叙事就会让我们远离现代文明的大家庭。事实上，如果更进一步分析的话，可以这样说，“力”是讲“争”的，而“理”则是讲“和”的。当今时代，无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是社会族群内部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争当然都是一种事实存在，但是，如果我们所居身的世界，居身的社会，只是一味讲争而没有和，没有民族与民族、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价值共融和认同，那么，这个世界就必然充斥着血腥和暴力。
从《怀念狼》和《狼图腾》来看，它们的问题不单是作家们的尚力和尚争意识，同时还在于由这种尚力和尚争意识，对狼为代表的野性和力量的崇拜，而引发出的作家们思想方法上的某种错位，那就是在对人性与狼性和两种文明关系的把握上。贾平凹和姜戎都有相当固执的二元对立思维，他们要么把人性与自然性肆意割裂和对立起来；要么是过度突出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的敌对性，而忽视了人性与自然性、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相通性。这种思想方法的错位，在《狼图腾》里，即为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对立，姜戎试图用“草原狼”的血性与霸道，改变“羊民族”的绵软与乏力，只是，姜戎没有想到，如果一个民族被异质性的东西奴役后，就可能会完全抛弃原有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从而变成完全不同的一个民族。而在贾平凹的《怀念狼》里，作家同样是把人和狼作为敌对性事物在写，人与狼的对立，意味着城市现代文明与乡村自然文明的对立，作家借褪化的人性和自然狼性之间的对照和比较，表达出他对现代文明特别是都市文明的忧思。小说最后，贾平凹写到，当狼灭绝以后，雄耳川人却渐渐变成了“人狼”，他们像狼一样野蛮，狼一样残暴，狼一样疯狂，人变成了自身的敌人，开始像狼一样地攻击着人类自身。只是，贾平凹的错误也很明显，因为，人并不是失去了狼才变得残暴，残暴是人自然本性的一部分。在今天的社会，当“三聚氰胺”、“地沟油”、“毒胶囊”、“工业明胶”、“毒大米”侵袭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当“环境污染”、“恐怖主义”成为这个时代的世界性难题；当“彭宇案”，“药家鑫案”、“小悦悦事件”逼视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他者”伦理，面对人性内部这些比狼还要贪婪、自私、狠毒、冷漠和残忍的幽暗意识，我们能说，人是因为没有狼而变成比狼还可怕的物种了吗？贾平凹把人性与狼性作为对立的双方，凭空想象着以强劲的狼性来改造人性，他应该认识到，人性与狼性，都是最高自然原则的派生物，无论是人性还是狼性，都兼具善与恶、是与非的两面性，都兼具愤怒、残忍、嫉妒、骄傲、恐惧和耻辱，以及温柔、善良、感恩、希望、微笑和爱，这是由自然的普遍规则所决定的。故此，作家们以狼性批判人性，或者以人性批判狼性，都是片面的。作家应该跳出人与狼、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误区，以天地之心为心，“敬畏每个想生存下去的生命，如同敬畏他自己的生命一样。他如体验他自己的生命一样体验其他生命。他接受生命之善：维持生命，改善生命，培养其所能发展的最大价值；同时知道生命之恶：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抑生命之发展。这是绝对的、根本的道德原则”。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1页。在价值选择上，无论是写人还是写狼，作家应该紧盯着人性或狼性中那些代表着勇气、力量、尊严、荣誉、正义，代表着温柔、善良、感恩、希望、微笑和爱的精神力量，以此克服并审判着人或狼作为自然之子与生俱来的愤怒、残忍、嫉妒、骄傲、恐惧和耻辱等。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