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维吾尔族音乐理论体系 木卡姆研究 共性与源流
一、版本的准确性是研究工作的客观依据
维吾尔木卡姆是维吾尔民族的传统音乐、诗词、舞蹈的组合体。它具有严谨规范的结构，个性化的鲜明特点与精密的科学性。《维吾尔十二木卡姆》迄今已出版了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十二木卡姆整理工作组记谱整理，1960年由音乐出版社和民族出版社联合出版;第二个版本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木卡姆研究学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编，1993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三个版本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木卡姆研究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典文学研究会编，1997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第一个版本的乐曲数为245首;第二个版本增至320首(增添了75首);第三个版本又在第二个版本的基础上增添了《阿比倩希曼》、《穆斯台扎特》和《依希热提恩格兹木卡姆》等三个部分。就传统音乐研究而言，版本的原始性与准确性是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客观依据。现今创作或其他形式增补后的木卡姆在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上与第一版《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不可同日而语。除了民间遗存的乐曲外，人为的弥补《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不符合学术研究对资料的要求，是不可取的。遗存的十二木卡姆曲调可以增补，但应当说明增补乐曲的出处。最近，有些海外学者对《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三个版本作出评价，“他们认为第二、第三种版本的学术价值远不如第一版本，因此他们在研究维吾尔木卡姆音乐时只使用第一种版本。其理由之一是第一种版本是由民间艺人演唱、演奏的原始材料，是民族音乐学家田野工作的成果，而第二、三种版本是由专业演员演唱、演奏的音乐，不是采自于民间音乐生活，不具有真正传统音乐的性质;理由之二是第二、第三种版本在原套曲中增添了不少新曲目，又未加详尽说明。这些新加曲目并非来自民间传承”。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两个概念，不能正确处理两者关系，将会给这块世界罕见的瑰宝带来负面影响。我们应当本着尊重历史、展示传统音乐原貌的原则，实事求是的学风开展民族传统音乐整理工作。我们应准确把握作为民族历史精神财富的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的非物质文化的原始风貌，否则将对今后的研究工作及维吾尔木卡姆的传播不利。
二、从维吾尔民族音乐理论体系人手开展研究工作
维吾尔音乐尤其维吾尔木卡姆音乐能够体现出乐制的多样性。乐制包括音乐和律制的音乐体系概念。世界各地区的乐制大体可分为三种体系，“五声体系”即中国主体体系、“七声体系”和“四分之三音体系”。这一理论最初由奥地利音乐学家霍恩博斯特尔(Eirch Von Hormboste1,1877-1935)提出。我国音乐学家王光祈在《东方民族之音乐》中最早以国文刊出该理论，理论名称略有改动。五声体系(即五声音阶体系)流行地区极广，亚洲地区的中国、朝鲜、日本、蒙古、越南、吉尔吉斯以及俄罗斯接近亚洲地区的靴靶、马里和巴什科尔托斯坦(原巴什基尔)等地;并流行于非洲地区，美洲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之间。七声体系(即七声大小音阶体系)几乎流行于整个欧洲，并及于美洲。这个体系与古代希腊乐制有密切联系。四分之三音体系就是在音阶中相邻两音之音存在着“四分之三音”(即“半音”加“半音之半”的音程的一种乐制)。这种四分之三音是阿拉伯民族音乐的主要特征流行于阿位伯和伊朗，亦见于西亚和北非地区以阿拉伯民族为主体的诸国，如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沙特阿拉伯、利比亚以及埃及、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三种体系互有影响，在同一体系内，不同民族其乐制又各有特点。维吾尔木卡姆音乐是三大音乐体系均存在的复杂音乐主体，它的复杂结构形态和维吾尔民族这个音乐客体的认知心理、情感心理、音乐心理密切相联。三类心理状态又与维吾尔民族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丝绸之路要冲，各种古老文明交汇于此。受惠于这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文化条件，维吾尔民族在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又从古老的汉文化、印度文化、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以及古希腊文化中汲取营养。
音乐作品要获得认可就必须考虑听众音乐认知的基本要求，使作品或多或少地保持在对象认知结构之内，使之或多或少地引起对象的期待，并使作品与听众期待的实现之间完成一种平衡:既不使听众期待立即实现，又不至于离开得太远。音乐心理学家迈耶尔(L.Meyer)指出:“一种音乐风格的出现，有赖于文化和个体成熟。这种成熟的标志之一，体现在不断向前看的意愿，及在一定程度上舍弃现实满足而追求长远的理想。这样，人为地设置期待的抑制，情愿承受不确定性，就成为实现这种理想所必备的条件。维吾尔木卡姆音乐形态的规范属性与科学程式正是维吾尔民族本位音乐成熟的重要标志。现今的维吾尔木卡姆音乐形态研究只是立足于欧洲音乐理论体系的框架内，从记谱工作到理论阐述均用着十二平均律的耳朵与欧洲影响下的固定节拍、节奏模式。如果音高、节奏型问题出了“偏差”，就设计出一些本位与客位都难以理解、难以实践的新符号、新注解，而忽视了局内人的说法与表现。维吾尔木卡姆音乐的律制与十二平均律的律制，难道可以简单地认为是音程关系多一点儿或少一点儿吗，节奏型的规范、节拍的强弱关系能用欧洲音乐理论体系说明吗，显然，这是不合适的。应当从音乐形态学方面入手，系统研究维吾尔木卡姆的乐制，从理论上健全维吾尔音乐体系，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对三大体系的音阶、律制、节奏型、节拍等音乐根本要素进行分析，对应维吾尔木卡姆音乐本身，找出维吾尔木卡姆音乐理论体系的科学、合理的规律。维吾尔木卡姆音乐的形态特征不能用某一音乐体系来审视其乐制，而应该逐步认识维吾尔音乐自身的规律。总之，解决维吾尔木卡姆音乐形态问题，必须建立维吾尔民族音乐体系并以此对维吾尔木卡姆音乐进行科学分析。
关键词:维吾尔族音乐理论体系 木卡姆研究 共性与源流
一、版本的准确性是研究工作的客观依据
维吾尔木卡姆是维吾尔民族的传统音乐、诗词、舞蹈的组合体。它具有严谨规范的结构，个性化的鲜明特点与精密的科学性。《维吾尔十二木卡姆》迄今已出版了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十二木卡姆整理工作组记谱整理，1960年由音乐出版社和民族出版社联合出版;第二个版本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木卡姆研究学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编，1993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三个版本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木卡姆研究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典文学研究会编，1997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第一个版本的乐曲数为245首;第二个版本增至320首(增添了75首);第三个版本又在第二个版本的基础上增添了《阿比倩希曼》、《穆斯台扎特》和《依希热提恩格兹木卡姆》等三个部分。就传统音乐研究而言，版本的原始性与准确性是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客观依据。现今创作或其他形式增补后的木卡姆在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上与第一版《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不可同日而语。除了民间遗存的乐曲外，人为的弥补《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不符合学术研究对资料的要求，是不可取的。遗存的十二木卡姆曲调可以增补，但应当说明增补乐曲的出处。最近，有些海外学者对《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三个版本作出评价，“他们认为第二、第三种版本的学术价值远不如第一版本，因此他们在研究维吾尔木卡姆音乐时只使用第一种版本。其理由之一是第一种版本是由民间艺人演唱、演奏的原始材料，是民族音乐学家田野工作的成果，而第二、三种版本是由专业演员演唱、演奏的音乐，不是采自于民间音乐生活，不具有真正传统音乐的性质;理由之二是第二、第三种版本在原套曲中增添了不少新曲目，又未加详尽说明。这些新加曲目并非来自民间传承”。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两个概念，不能正确处理两者关系，将会给这块世界罕见的瑰宝带来负面影响。我们应当本着尊重历史、展示传统音乐原貌的原则，实事求是的学风开展民族传统音乐整理工作。我们应准确把握作为民族历史精神财富的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的非物质文化的原始风貌，否则将对今后的研究工作及维吾尔木卡姆的传播不利。
二、从维吾尔民族音乐理论体系人手开展研究工作
维吾尔音乐尤其维吾尔木卡姆音乐能够体现出乐制的多样性。乐制包括音乐和律制的音乐体系概念。世界各地区的乐制大体可分为三种体系，“五声体系”即中国主体体系、“七声体系”和“四分之三音体系”。这一理论最初由奥地利音乐学家霍恩博斯特尔(Eirch Von Hormboste1,1877-1935)提出。我国音乐学家王光祈在《东方民族之音乐》中最早以国文刊出该理论，理论名称略有改动。五声体系(即五声音阶体系)流行地区极广，亚洲地区的中国、朝鲜、日本、蒙古、越南、吉尔吉斯以及俄罗斯接近亚洲地区的靴靶、马里和巴什科尔托斯坦(原巴什基尔)等地;并流行于非洲地区，美洲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之间。七声体系(即七声大小音阶体系)几乎流行于整个欧洲，并及于美洲。这个体系与古代希腊乐制有密切联系。四分之三音体系就是在音阶中相邻两音之音存在着“四分之三音”(即“半音”加“半音之半”的音程的一种乐制)。这种四分之三音是阿拉伯民族音乐的主要特征流行于阿位伯和伊朗，亦见于西亚和北非地区以阿拉伯民族为主体的诸国，如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沙特阿拉伯、利比亚以及埃及、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三种体系互有影响，在同一体系内，不同民族其乐制又各有特点。维吾尔木卡姆音乐是三大音乐体系均存在的复杂音乐主体，它的复杂结构形态和维吾尔民族这个音乐客体的认知心理、情感心理、音乐心理密切相联。三类心理状态又与维吾尔民族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丝绸之路要冲，各种古老文明交汇于此。受惠于这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文化条件，维吾尔民族在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又从古老的汉文化、印度文化、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以及古希腊文化中汲取营养。
音乐作品要获得认可就必须考虑听众音乐认知的基本要求，使作品或多或少地保持在对象认知结构之内，使之或多或少地引起对象的期待，并使作品与听众期待的实现之间完成一种平衡:既不使听众期待立即实现，又不至于离开得太远。音乐心理学家迈耶尔(L.Meyer)指出:“一种音乐风格的出现，有赖于文化和个体成熟。这种成熟的标志之一，体现在不断向前看的意愿，及在一定程度上舍弃现实满足而追求长远的理想。这样，人为地设置期待的抑制，情愿承受不确定性，就成为实现这种理想所必备的条件。维吾尔木卡姆音乐形态的规范属性与科学程式正是维吾尔民族本位音乐成熟的重要标志。现今的维吾尔木卡姆音乐形态研究只是立足于欧洲音乐理论体系的框架内，从记谱工作到理论阐述均用着十二平均律的耳朵与欧洲影响下的固定节拍、节奏模式。如果音高、节奏型问题出了“偏差”，就设计出一些本位与客位都难以理解、难以实践的新符号、新注解，而忽视了局内人的说法与表现。维吾尔木卡姆音乐的律制与十二平均律的律制，难道可以简单地认为是音程关系多一点儿或少一点儿吗，节奏型的规范、节拍的强弱关系能用欧洲音乐理论体系说明吗，显然，这是不合适的。应当从音乐形态学方面入手，系统研究维吾尔木卡姆的乐制，从理论上健全维吾尔音乐体系，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对三大体系的音阶、律制、节奏型、节拍等音乐根本要素进行分析，对应维吾尔木卡姆音乐本身，找出维吾尔木卡姆音乐理论体系的科学、合理的规律。维吾尔木卡姆音乐的形态特征不能用某一音乐体系来审视其乐制，而应该逐步认识维吾尔音乐自身的规律。总之，解决维吾尔木卡姆音乐形态问题，必须建立维吾尔民族音乐体系并以此对维吾尔木卡姆音乐进行科学分析。
关键词:维吾尔族音乐理论体系 木卡姆研究 共性与源流
一、版本的准确性是研究工作的客观依据
维吾尔木卡姆是维吾尔民族的传统音乐、诗词、舞蹈的组合体。它具有严谨规范的结构，个性化的鲜明特点与精密的科学性。《维吾尔十二木卡姆》迄今已出版了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十二木卡姆整理工作组记谱整理，1960年由音乐出版社和民族出版社联合出版;第二个版本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木卡姆研究学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编，1993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三个版本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木卡姆研究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典文学研究会编，1997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第一个版本的乐曲数为245首;第二个版本增至320首(增添了75首);第三个版本又在第二个版本的基础上增添了《阿比倩希曼》、《穆斯台扎特》和《依希热提恩格兹木卡姆》等三个部分。就传统音乐研究而言，版本的原始性与准确性是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客观依据。现今创作或其他形式增补后的木卡姆在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上与第一版《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不可同日而语。除了民间遗存的乐曲外，人为的弥补《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不符合学术研究对资料的要求，是不可取的。遗存的十二木卡姆曲调可以增补，但应当说明增补乐曲的出处。最近，有些海外学者对《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三个版本作出评价，“他们认为第二、第三种版本的学术价值远不如第一版本，因此他们在研究维吾尔木卡姆音乐时只使用第一种版本。其理由之一是第一种版本是由民间艺人演唱、演奏的原始材料，是民族音乐学家田野工作的成果，而第二、三种版本是由专业演员演唱、演奏的音乐，不是采自于民间音乐生活，不具有真正传统音乐的性质;理由之二是第二、第三种版本在原套曲中增添了不少新曲目，又未加详尽说明。这些新加曲目并非来自民间传承”。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两个概念，不能正确处理两者关系，将会给这块世界罕见的瑰宝带来负面影响。我们应当本着尊重历史、展示传统音乐原貌的原则，实事求是的学风开展民族传统音乐整理工作。我们应准确把握作为民族历史精神财富的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的非物质文化的原始风貌，否则将对今后的研究工作及维吾尔木卡姆的传播不利。
二、从维吾尔民族音乐理论体系人手开展研究工作
维吾尔音乐尤其维吾尔木卡姆音乐能够体现出乐制的多样性。乐制包括音乐和律制的音乐体系概念。世界各地区的乐制大体可分为三种体系，“五声体系”即中国主体体系、“七声体系”和“四分之三音体系”。这一理论最初由奥地利音乐学家霍恩博斯特尔(Eirch Von Hormboste1,1877-1935)提出。我国音乐学家王光祈在《东方民族之音乐》中最早以国文刊出该理论，理论名称略有改动。五声体系(即五声音阶体系)流行地区极广，亚洲地区的中国、朝鲜、日本、蒙古、越南、吉尔吉斯以及俄罗斯接近亚洲地区的靴靶、马里和巴什科尔托斯坦(原巴什基尔)等地;并流行于非洲地区，美洲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之间。七声体系(即七声大小音阶体系)几乎流行于整个欧洲，并及于美洲。这个体系与古代希腊乐制有密切联系。四分之三音体系就是在音阶中相邻两音之音存在着“四分之三音”(即“半音”加“半音之半”的音程的一种乐制)。这种四分之三音是阿拉伯民族音乐的主要特征流行于阿位伯和伊朗，亦见于西亚和北非地区以阿拉伯民族为主体的诸国，如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沙特阿拉伯、利比亚以及埃及、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三种体系互有影响，在同一体系内，不同民族其乐制又各有特点。维吾尔木卡姆音乐是三大音乐体系均存在的复杂音乐主体，它的复杂结构形态和维吾尔民族这个音乐客体的认知心理、情感心理、音乐心理密切相联。三类心理状态又与维吾尔民族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丝绸之路要冲，各种古老文明交汇于此。受惠于这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文化条件，维吾尔民族在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又从古老的汉文化、印度文化、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以及古希腊文化中汲取营养。
音乐作品要获得认可就必须考虑听众音乐认知的基本要求，使作品或多或少地保持在对象认知结构之内，使之或多或少地引起对象的期待，并使作品与听众期待的实现之间完成一种平衡:既不使听众期待立即实现，又不至于离开得太远。音乐心理学家迈耶尔(L.Meyer)指出:“一种音乐风格的出现，有赖于文化和个体成熟。这种成熟的标志之一，体现在不断向前看的意愿，及在一定程度上舍弃现实满足而追求长远的理想。这样，人为地设置期待的抑制，情愿承受不确定性，就成为实现这种理想所必备的条件。维吾尔木卡姆音乐形态的规范属性与科学程式正是维吾尔民族本位音乐成熟的重要标志。现今的维吾尔木卡姆音乐形态研究只是立足于欧洲音乐理论体系的框架内，从记谱工作到理论阐述均用着十二平均律的耳朵与欧洲影响下的固定节拍、节奏模式。如果音高、节奏型问题出了“偏差”，就设计出一些本位与客位都难以理解、难以实践的新符号、新注解，而忽视了局内人的说法与表现。维吾尔木卡姆音乐的律制与十二平均律的律制，难道可以简单地认为是音程关系多一点儿或少一点儿吗，节奏型的规范、节拍的强弱关系能用欧洲音乐理论体系说明吗，显然，这是不合适的。应当从音乐形态学方面入手，系统研究维吾尔木卡姆的乐制，从理论上健全维吾尔音乐体系，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对三大体系的音阶、律制、节奏型、节拍等音乐根本要素进行分析，对应维吾尔木卡姆音乐本身，找出维吾尔木卡姆音乐理论体系的科学、合理的规律。维吾尔木卡姆音乐的形态特征不能用某一音乐体系来审视其乐制，而应该逐步认识维吾尔音乐自身的规律。总之，解决维吾尔木卡姆音乐形态问题，必须建立维吾尔民族音乐体系并以此对维吾尔木卡姆音乐进行科学分析。
分析其根源：初中电学抽象难懂，面对纵横交错的电路图，学生们往往感到无从下手，错综繁杂的电学概念、定律及计算公式常常使学生不知所措，然而电学综合题历来又是中考物理的压轴热点，并且综合性强、障碍设置多。通过师生共同分析根源，我觉得在学习电学的过程中注重以下策略，可以有效提高学习效率：
一、人人“三会” 电路-------会连接、会画、会分析
《课程标准》指出：“实验是物理课程改革的重要环节”要求学生能动脑动手地“学”科学，改变过去以书本为主、实验为辅的教与学的方式，把实验地位空前提升。要解决学好抽象的电学这个问题，以实验课堂为主阵地，通过用电器工作过程中的具体情境学习抽象的电学。
利用课外活动时间让学生走进实验室操作，并且利用多媒体、实物讲解操作过程：什么是串联？什么是并联？什么是首尾相连？什么是两端分别连在一起？还有如何判断电路是串联还是并联？讲解连接电路时要注意的事项。对于特别害羞的女同学，她们不敢动手，要善于开导，训练她们的胆量，提高她们的动手实践能力，让她们通过实验体会接线柱接反了的现象，比你讲解多次效果明显。这样，人人会连接、分析电路，就能做好电路图和实物图之间的互相转化。
二、培养探究意识，做好探究性教学实验
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物理教学主要是以探究性学习为主，注意对整个物理概念和结论的过程的探究，通过提出疑问、设计方案、动手操作、思考解决、得出结论等具体步骤，让学生自主地参与教学的整个过程。电学学习更是如此。
为此，要精心设计实验，激发学生探究的主体性，做好探究性实验，充分发挥探究式边学边实验的教育功能，实现教与学的双赢。而不是简单的把书中的演示实验做一遍，然后直接把结论告诉学生。
如“探究电阻上电流跟两端电压关系”时，可以创设这样的情境：先把一个2.5V的小灯泡接在一节干电池上，看看小灯泡的发光情况，再把电源换成两节干电池上，看看此时小灯泡的发光情况。
三、理解欧姆定律并突破定律
欧姆定律一章，是在学习了电流、电压、电阻三个重要物理量的基础上来学习这三个物理量之间的关系。它是贯穿整个电学的重要规律，奠定了整个电学的基础，是学习下一章电功率的前提，因此，本章内容处于重要地位，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欧姆定律是学好电学的关键。
欧姆定律最难理解的知识点是：
当导体两端电压一定时，导体的电流与导体中的电流成反比？
当导体电阻一定时，导体两端电压与导体中的电流成正比？
学生初学欧姆定律时最难理解知识点，所以在实验时应注意探究的方法、结合图像得出电流与电压、电阻的关系。首先巩固练习电路分析，然后理解串并联电路的特点，利用变化的量表示不变量或抓住其中相等的量列出关系式（电源电压一般不变、串联电流相等、并联电压相等……），若能熟能生巧，在做计算题时，这些隐含的条件便会在学生看到题的同时马上就跳出来，再结合欧姆定律，你就能轻易地解出此题。
定律中的电流、电压和电阻都必须是同一个导体或同一段电路上对应的物理量。不同的导体之间的电流、电压和电阻间不存在U=IR关系。因此在运用欧姆定律公式时，必须将同一个导体或同一段电路的电流、电压和电阻三者一一对应，再带入计算。对于欧姆定律及导出公式，前者既有物理意义又有数学意义，后面两个只有数学意义，所以就不成比例关系变形公式并非欧姆定律的内容，切勿混淆。把上述问题弄明白了，电学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四、加强学生说题训练，升华学生思维
新课程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课堂激扬，充满生命活力，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但相当多学生来自农村，许多学生生性胆怯，不善言谈，我们要用激励方式，让他们敢于开口，表达自己的想法。因此我以"说题"（把题目的已知条件和所求的内容用自己组织的物理语言叙述出来，）为突破口，消除知识点在审题过程中的错误，是做题更高一层的升华，以此来提高学生学习物理的能力。
利用“说题”来强化所学知识内容，通过“说题”为学生学习而设计活动，为学生发展而开展活动，提高课堂效率，就能使我们的课堂变得生机勃勃、充满智慧的欢乐与发展创造的快意。
五、加强变式训练，总结中考重要考点
对于初中物理知识中最大的一块知识“电学”， 题型杂乱，变幻莫测，学生如果抓不住解题规律，就题做题，进步不会很大。为了让学生更好的解决这部分的问题，深入理解基本内容，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针对电学的一些考点，我进行了以下几种变式处理练习，简化学习难度：
（一）经典中考试题，变换已知量的数据进行未知量的求解；把已知量和未知量求解交换进行的；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触类旁通。
（二）同类的题型归类，找出题目中存在的异同
滑动变阻器在电学实验中的作用：
相同点：保护电路；
不同点：探究电流与电阻：保持电阻两端电压不变：
探究电流与电压关系实验中的作用：改变定值电阻两端的电压和通过的电流，多次测量，从而找出规律。
伏安法测电阻中的作用：改变定值电阻两端的电压和通过的电流，实现多次测量，从而减小实验误差。
伏安法测小灯泡电功率中的作用：改变小灯泡两端电压，使之分别小于、等于、大于灯泡的额定电压，以便测出不同电压时的实际功率。
滑动变阻器在测电阻实验中还可做定值电阻用
（三）固定的套路，变换求解
电学综合题有何规律可循呢？分析历届中考物理的电学计算题，我们也称之为电学综合题，此题看似简单，其实暗藏玄机？细分析做此题也有固定的套路：
1.由实物图转化为电路图，建立物理模型
2.做出每种情况的等效电路，注意同一性、同时性
3.抓住物理量那些变化，那些未变，用变化量表示不变量；利用电路特点，根据各状态之间的联系建立等式关系
4.解未知量
在进行变式练习时，认真钻研教材，精选例题；精讲例题，以点代面，突出重点；一题多变，等几个方面进行。应注意练习的层次，层层推进，使学生在解题时达到异中求同、同中存异、多题同解，沟通相关知识的联系，培养其联想思维、纵向思维能力化题型，通过解题的比较，体会解题思想，善于用概念、规律去揭示问题的本质特征，培养知识迁移运用的能力。
实践证明，通过师生共同努力，在教学过程中吸引学生主动参与学习，注重以上“策略”，初中生完全可以学好物理电学。
参考文献：
1、《初中物理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论文摘要:本文依据维吾尔木卡姆的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成果，论述维吾尔木卡姆研究中不能忽视的四个环节:版本的准确性是研究工作的客观依据;建立维吾尔音乐理论体系，并以此研究与探索木卡姆的根本特征;注重不同风格木卡姆的共性与源流;采用纵、横结合的研究方法开展木卡姆研究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一、版本的准确性是研究工作的客观依据
维吾尔木卡姆是维吾尔民族的传统音乐、诗词、舞蹈的组合体。它具有严谨规范的结构，个性化的鲜明特点与精密的科学性。《维吾尔十二木卡姆》迄今已出版了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十二木卡姆整理工作组记谱整理，1960年由音乐出版社和民族出版社联合出版;第二个版本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木卡姆研究学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编，1993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三个版本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木卡姆研究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典文学研究会编，1997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第一个版本的乐曲数为245首;第二个版本增至320首(增添了75首);第三个版本又在第二个版本的基础上增添了《阿比倩希曼》、《穆斯台扎特》和《依希热提恩格兹木卡姆》等三个部分。就传统音乐研究而言，版本的原始性与准确性是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客观依据。现今创作或其他形式增补后的木卡姆在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上与第一版《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不可同日而语。除了民间遗存的乐曲外，人为的弥补《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不符合学术研究对资料的要求，是不可取的。遗存的十二木卡姆曲调可以增补，但应当说明增补乐曲的出处。最近，有些海外学者对《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三个版本作出评价，“他们认为第二、第三种版本的学术价值远不如第一版本，因此他们在研究维吾尔木卡姆音乐时只使用第一种版本。其理由之一是第一种版本是由民间艺人演唱、演奏的原始材料，是民族音乐学家田野工作的成果，而第二、三种版本是由专业演员演唱、演奏的音乐，不是采自于民间音乐生活，不具有真正传统音乐的性质;理由之二是第二、第三种版本在原套曲中增添了不少新曲目，又未加详尽说明。这些新加曲目并非来自民间传承”。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两个概念，不能正确处理两者关系，将会给这块世界罕见的瑰宝带来负面影响。我们应当本着尊重历史、展示传统音乐原貌的原则，实事求是的学风开展民族传统音乐整理工作。我们应准确把握作为民族历史精神财富的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的非物质文化的原始风貌，否则将对今后的研究工作及维吾尔木卡姆的传播不利。
二、从维吾尔民族音乐理论体系人手开展研究工作
维吾尔音乐尤其维吾尔木卡姆音乐能够体现出乐制的多样性。乐制包括音乐和律制的音乐体系概念。世界各地区的乐制大体可分为三种体系，“五声体系”即中国主体体系、“七声体系”和“四分之三音体系”。这一理论最初由奥地利音乐学家霍恩博斯特尔(eirch von hormboste1,1877-1935)提出。我国音乐学家王光祈在《东方民族之音乐》中最早以国文刊出该理论，理论名称略有改动。五声体系(即五声音阶体系)流行地区极广，亚洲地区的中国、朝鲜、日本、蒙古、越南、吉尔吉斯以及俄罗斯接近亚洲地区的靴靶、马里和巴什科尔托斯坦(原巴什基尔)等地;并流行于非洲地区，美洲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之间。七声体系(即七声大小音阶体系)几乎流行于整个欧洲，并及于美洲。这个体系与古代希腊乐制有密切联系。四分之三音体系就是在音阶中相邻两音之音存在着“四分之三音”(即“半音”加“半音之半”的音程的一种乐制)。这种四分之三音是阿拉伯民族音乐的主要特征流行于阿位伯和伊朗，亦见于西亚和北非地区以阿拉伯民族为主体的诸国，如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沙特阿拉伯、利比亚以及埃及、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三种体系互有影响，在同一体系内，不同民族其乐制又各有特点。维吾尔木卡姆音乐是三大音乐体系均存在的复杂音乐主体，它的复杂结构形态和维吾尔民族这个音乐客体的认知心理、情感心理、音乐心理密切相联。三类心理状态又与维吾尔民族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丝绸之路要冲，各种古老文明交汇于此。受惠于这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文化条件，维吾尔民族在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又从古老的汉文化、印度文化、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以及古希腊文化中汲取营养。
音乐作品要获得认可就必须考虑听众音乐认知的基本要求，使作品或多或少地保持在对象认知结构之内，使之或多或少地引起对象的期待，并使作品与听众期待的实现之间完成一种平衡:既不使听众期待立即实现，又不至于离开得太远。音乐心理学家迈耶尔(l.meyer)指出:“一种音乐风格的出现，有赖于文化和个体成熟。这种成熟的标志之一，体现在不断向前看的意愿，及在一定程度上舍弃现实满足而追求长远的理想。这样，人为地设置期待的抑制，情愿承受不确定性，就成为实现这种理想所必备的条件。维吾尔木卡姆音乐形态的规范属性与科学程式正是维吾尔民族本位音乐成熟的重要标志。现今的维吾尔木卡姆音乐形态研究只是立足于欧洲音乐理论体系的框架内，从记谱工作到理论阐述均用着十二平均律的耳朵与欧洲影响下的固定节拍、节奏模式。如果音高、节奏型问题出了“偏差”，就设计出一些本位与客位都难以理解、难以实践的新符号、新注解，而忽视了局内人的说法与表现。维吾尔木卡姆音乐的律制与十二平均律的律制，难道可以简单地认为是音程关系多一点儿或少一点儿吗，节奏型的规范、节拍的强弱关系能用欧洲音乐理论体系说明吗，显然，这是不合适的。应当从音乐形态学方面入手，系统研究维吾尔木卡姆的乐制，从理论上健全维吾尔音乐体系，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对三大体系的音阶、律制、节奏型、节拍等音乐根本要素进行分析，对应维吾尔木卡姆音乐本身，找出维吾尔木卡姆音乐理论体系的科学、合理的规律。维吾尔木卡姆音乐的形态特征不能用某一音乐体系来审视其乐制，而应该逐步认识维吾尔音乐自身的规律。总之，解决维吾尔木卡姆音乐形态问题，必须建立维吾尔民族音乐体系并以此对维吾尔木卡姆音乐进行科学分析。
三、木卡姆的共性与源流
在维吾尔木卡姆同一乐制认识的基础之上，我们还应看到十二木卡姆、哈密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刀郎木卡姆各自的不同风格。应当明确没有“木凯迪曼”(散板序唱)部分，即失去了称之为“木卡姆”的共性。每部木卡姆“木凯迪曼”(散板序唱)音乐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它对建立维吾尔乐制理论体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印度音乐中的“拉格”(旋律法)是一个旋律框架，每一种拉格都有它自己所特有的音阶、音程以及特定的旋律片段，并表达某一种特定的情绪。拉格中包含有各种各样的要素。拉格中对七个音的使用有一定的规范。例如:有些音出现时，是从下一音以滑进方式到达该音;有的音并不是静止的，而必须具有摇动感;有的音必须用延长音的形式。各种各样的拉格有各自不同的规范，必须考虑这些因素来进行旋律的编创。印度音乐中“拉格”的作用在维吾尔木卡姆音乐中是否存在呢，存在的话，是如何存在的呢，“木凯迪曼”的功能是什么呢，这些实质性的问题值得探讨。另外从维吾尔音乐史的角度出发，研究木卡姆的历史应尽量回避“刀郎木卡姆是十二木卡姆的历史渊源”或“吐鲁番木卡姆形成早于哈密木卡姆”这种没有任何文献根据的臆说。我们应当本着音乐地理思维的观点，从音乐地域的自然生态、人种表象、民俗民风、社会结构、情感心理和思维模式等诸多文化参，还四类木卡姆一个真实的、客观的、科学的人文背景。
四、采用纵、横结合的研究法开展木卡姆研究工作
欧洲足联根据2010年5月1日至2011年4月30日下属所有足协的俱乐部欧战和国家队比赛情况，确定挪威、英格兰和瑞典为公平竞赛积分榜前三名，这三个足协下属的顶级联赛球队分别获得一个额外的欧罗巴联赛名额。细化到本赛季英超内部公平竞赛榜上，切尔西、曼联、托特纳姆名列前三，但由于三队均已经凭借联赛排名锁定了下赛季的冠军联赛或欧罗巴联赛席位，所以这一名额就顺延到公平竞赛榜上排名第四的富勒姆，降级的布莱克浦只以0.01分的劣势与这一名额失之交臂。
从何而来，如何操作
1995年欧洲足联创立公平竞赛积分榜，以决定三个联盟杯参赛名额的归属，在公平竞赛榜上排名第一的足协，其下属的顶级联赛俱乐部将直接获得一个参加联盟杯第一轮资格赛的名额，另外的两个名额则在其他足协中抽签得来，不过由于1999年以前各国足协并未设立内部公平竞赛榜，所以名额最终归属何方，并非根据公平竞赛的规则而定。
2009年联盟杯改制为欧罗巴联赛后，满足比赛和进球基本要求的足协中，在公平竞赛榜上排名前三的都将获得一个名额。这些名额最终分配到这些足协下属的顶级联赛球队中――在内部公平竞赛榜上排名最高，同时又没有获得欧战资格的球队，将最终获得名额。而且为了强调欧洲足联对公平竞赛球队的优待，即便获得这个名额的球队已经降入次级联赛，下一个赛季也仍然将保有这一名额，本赛季布莱克浦就险些拿到这一名额，差点上演英冠球队打欧罗巴联赛的好戏。在2002-2003赛季，这一情况就曾出现，伊普斯威奇史上第一次以次级联赛球队身份出战了联盟杯，而且还打到了资格赛第3轮。不过，低级别球队出征欧战的最佳成绩由本赛季的洛桑体育队创造，上赛季的瑞士杯亚军幸运地获得了欧罗巴联赛参赛资格，他们一路淘汰了因公平竞赛奖入围的兰德斯等球队，杀入到正赛小组赛中。
公平竞赛榜的积分要考虑到多方面因素，球队红黄牌数量亦即纪律情况，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某场比赛如果某队没有被出示红黄牌，那么就将获得10分，每获1张黄牌减去1分，每获1张红牌减去3分，如果是两黄变一红，则不计算第2张黄牌，但如果某球员在身背一黄的情况下再获得直接红牌，那么黄牌也将被计算在内。
此外，积极竞赛的态度、对对手的尊重、对裁判的尊重和言行举止等因素都会被考虑。积极竞赛的态度是指努力促成攻势、速度和进球的球队将获得高分，而战术消极、浪费时间、球员“表演”的球队则被扣分，进球机会和进球数都将与最后的得分挂钩，每场比赛最多获10分，最少获1分。对对手的尊重是指在重新开球状态下将球交还对方、帮助对方伤员等符合体育精神的行为将获嘉奖，反之扣分。对裁判的尊重则是指不抗议判罚（即便判罚可能存在争议）等行为将获嘉奖，反之扣分。这两个因素都是每场比赛最多获7分，最少1分。言行举止包括球队教练与官员的行为（不恶意煽动球员和球迷情绪、与媒体保持合作、接受裁判判罚者将获嘉奖，最多6分，最少1分）和球迷的行为（尊重对手和裁判者将获嘉奖，最多5分，最少1分），考虑到全部这些因素，进行积分累加，然后除以联赛积分，再减去10分，得来的最终积分就将形成公平竞赛积分榜。
从1995年开始，第一届公平竞赛奖得主是挪威，该足协将获得的联盟杯资格给了国内劲旅维京，第二届则是瑞典，名额归属马尔默，这两届评选也给公平竞赛奖定下基调，1995年至2008年（联盟杯改制前），北欧国家的足协成为大赢家，挪威四次（交由维京和布拉恩各两次）、瑞典五次（交由马尔默、北雪平、加费莱、奥斯特、哈肯）夺魁。英格兰也曾三次夺魁――名额分别交给阿斯顿维拉和曼城（两次），除此之外，1999年归属苏格兰（交由基尔马诺克），2001年则旁落白俄罗斯（交由萨里霍斯克矿工）。2009年改制后，北欧占优的情况得到延续，挪威两次获得第1，瑞典一次第1、一次第3，丹麦也两次第2。
有条件的“公平”
欧洲足联层面的公平竞赛榜考察的是下属足协的国家队赛事和俱乐部欧战，各足协内部公平竞赛榜考察的则是顶级联赛俱乐部，而这两个层面的公平竞赛榜，都只是一种有前提条件、有限制的“公平”。
欧洲足联层面的公平竞赛由欧洲足联官员操作，因此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比拼，球队在欧洲足联赛事中不仅要比拼纪律，积极竞赛的态度、尊重和言行举止都将被考察，“Respect（尊重）”的概念在欧足联赛事中随处可见，甚至公平竞赛榜也被冠名为“UEFA Respect Fair Play Ranking（欧足联尊重公平竞争积分榜）”。因此虽然北欧联赛球队风格普遍给人以简单粗暴、高举高打的印象，有更高的领牌几率，但由于在体育精神等方面不落下风，所以他们在总分上其实并不输于五大联赛球队，甚至能够时常超越。
以2010-2011赛季的公平竞赛最终积分榜为例，排名前十的足协是挪威、英格兰、瑞典、丹麦、冰岛、德国、爱尔兰、芬兰、荷兰和法国，北欧国家在这项评选中的集群优势一览无余。向来以风格细腻见长的西班牙，则只能排到第11位，由此可见，比赛风格绝非公平竞赛的全部，比赛态度和体育精神等也是重要因素。
以各国联赛横向比较，公平竞赛则存在着不同的标准，英超的裁判较为顾及比赛的速度和力度，所以对场上的拼抢和铲截尺度较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英超近年断腿事件频出。如果以英超风格去踢西甲或冠军联赛，则这些球队遭遇处罚的可能性会更大，不过在英超内部，红黄牌的频率较之西甲却并不高，这就是不同标准造成的后果。
法律发展的共性决不是对法律发展个性的排拒,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国际化趋势丝毫不意味着对法律本土化或民族化的消弥。相反,法制现代化是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概念,是具有浓厚民族风格、体现特定民族精神的概念,是一种民族的、本土的、文化的现象。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法律发展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起点、过程、条件以及主体选择是各不相同的,因而法制现代化的基本的共同尺度和普遍性因素,在不同的民族或国度,不能不打上特定民族或国度的印记,从而具有特定的发展过程的诸多具体历史个性。因之,尽管法制现代化的世界性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是西方法律文明的历史产物,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非西方世界的法律发展及其现代化依然有其内在自身的根据。法律发展的国际化与法律发展的本土化,乃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
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在不同的自然与社会条件下,社会主体实践活动的方式与结果是不一样的,因而文化也是多样化的。诚然,人类社会实践活动面临的条件往往有其共同的方面,从而使其活动结果的文化具有诸多相同的特性;但是,这些共同性的特征在社会的进程中往往表现着自己不同的重点,并在各自的文化体系中起着相应的作用。美国学者巴姆曾经对西方、印度和中国三大文化体系的共同特征及其差异作过比较研究。在他看来,意志和理性是这三大文化体系中的两个共同特征,但是其表现形式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则是有所不同的。就意志而言,欧洲人把放任意志理想化,印度人把削弱意志理想化,而中国人则把顺其自然理想化。也就是说,欧洲人主张鼓励欲望,印度人主张禁止欲望,中国人则主张容忍欲望;欧洲人鼓励能动性,印度人鼓动默从,中国人两种都需要,互相轮流;欧洲人把进步的存在理想化,印度人把永恒的存在理想化,中国人把现实的存在理想化;欧洲人致力于改变事物,印度人把改变当作虚幻,中国人则以自然的态度去经过改变。等等。就理性而言,虽然这三大文化体系都具有理性主义的性质,但是侧重点显然是不同的。比如,欧洲人把理性理想化,印度人把直觉理想化,中国人侧重理解;欧洲人把实在论的存在理想化,印度人把主观主义的存在理想化,中国人则把供人分享的存在理想化。[32] 巴姆的上述分析尽管有某种独断论的因素,但他对三大文化差异性的解释却是令人深思的,并且 强调认识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差别是非常有用的,特别是今天当人们生活在因交往的发达而变得缩小的地球上需要介入一种更为完整的世界性文化体系,认识这些差异性则是非常有益的。
有趣的是,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格雷·多西则从法律文化角度对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这三种古代法律文明作了一番比较分析。他着重考察了这三种法律文明体系关于秩序安排方面的异同关系。在希腊——罗马人那里,社会和法律的规定性秩序与人类意愿无关,它是客观和普遍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只有通过正确运用人类理性来发现;印度人则强调实在秩序的建立与维持有赖于社会个体对我自我欲望的约束和控制,它要通过人的直接体验来发现,而不是通过理智的认知与探求来获得;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感知到的世界只要合乎秩序就是真实,社会成员追求的乃是至高的善为本体的全面和谐的现世秩序,因而对于感觉到的现象之间的有效联结和对于每个人在所有生活境遇中相宜的情感态度的感受力,构成了统治权威和秩序安排的基础。多西的上述分析与巴姆的见解虽然涉及的领域不一样,表达方式亦有不同,但他们对于三大文化体系各自内在精神的把握是大体一致的。由此,多西把这三种法律文明体系的秩序安排观念从差异性上升到法哲学的高度去加以反思,认为社会合作性的需求乃是所有人类社会法律文明秩序赖以建立的共同的内在根据,因此,法律文化的世界观所关注的是组织和维护人类合作的所有形式;但是,每一种特定的法律文化都有其特定的秩序安排方式,因为人类总是生活在他们信其所是的世界里面,一种秩序安排方式的有效性,就在于生活在这个文化世界中的人类个体相信这种秩序安排是有效的,任何人都无权把一种社会和法律的规定性强加给其他不曾分享这种秩序建立于其上的文化信仰的人身上。[33] 很显然,尽管多西的法律文化观具有某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意味,但是他清醒地发现不同的法律文明体系赖以存在的根基是不一样的,正因为如此,人类法律文化的发展进程才显现出多样化的特征。随着社会的演讲,这种多样性愈益突出。法律的本土化或民族化乃是人类法律世界的基本存在方式。任何有关法律发展普遍性的主张都是有限定的,而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因此,多西确信,从上述立场出发,将会开启一条通向人类和平共处而非不断冲突的未来之路。
那么,究意如何具体把握构成法律发展本土化或民族化的内在根据呢?首先,法律发展的本土化来源于法律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一切法律进化与发展过程,只有理解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社会结构之特点,并且从中被引伸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其底蕴。那些不依赖于个人的意志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社会结构形式,乃是法律发展的现实基础。这些现实的社会条件与社会结构形式,并不是法律现象所能创造出来的,恰恰相反,它本身正是法律发展的根源和基础。而不同的法律文化体系是以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为前提和基础的。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则体现着不同的社会关系结合方式。社会关系反映了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作用下社会成员相互作用的方式,是一种潜在的社会交往状态。社会成员不同的结合方式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之特点,往往会形成不同的调整方式和秩序体系。在古代西方,社会成员是作为国家成员,作为自由和平等的私有者而存在的,每个个人都拥有自身的相对的独立性,社会则是由这些独立的个人所组成的,因而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理性化的契约关系。西方法律文明与秩序体系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而在传统的东方,从法律文明形成的时候开始,血缘亲属关系在社会关系体系中就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以至于它对东方社会结构及村社制度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在这一以浓厚的血缘关系为主导的社会网络中,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是以牢固而狭窄的宗法血缘关系的形式结合起来的,宗族组织结构系统更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因此,在这一社会条件下,习惯法机制便成为社会及法律调整的基本规则和调节手段。而这些对东方法律文明体系独特性的形成,无疑具有直接的作用。就法律发展而言,法律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其基础正是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转型。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所描述的从压制型法到自治型法再到回应型法转变的法律发展行程,本质上乃是社会结构类型转换的表征,亦即从前官僚制向官僚制再向后官僚制转型的法律表现。因之,不同的社会结构必然产生不同的法律文明体系。这是法律发展本土化的最深厚的渊源。
依据关注重点、历史传承和业务特征等指标，可将英国知名智库分为三类。
第一类智库的产生和发展与英国自身背景密切相关，在英国全球影响力收缩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着眼于国际大格局的雄心与野心;第二类智库虽然将总部设立于英国，但并未明确将自身定位于英国智库，而主要是利用英国具有的资源和条件，整合自身在欧洲甚至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能力，关注与整个西方世界密切相关的重要议题;第三类智库则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试图在全球范围内赢得关注和支持，以采取行动推行自身主张。
大国雄心
第一类智库以查塔姆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和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RUSI）三家机构为代表，他们大多重点关注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领域。
查塔姆国际事务研究所与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均为著名老牌智库，它们成立于英国作为国际关系规则制定者的年代。其中，以研究海战和军事理论起家的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还被一些学者视为全球智库的鼻祖。
查塔姆国际事务研究所又称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由参与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建立而成。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由曾任英国首相、英军总司令的威灵顿公爵建立。上述两家机构在成立之初，均与英国的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然而，随着时代进步和业务发展，查塔姆国际事务研究所与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开始逐渐强调自身的独立性。特别是在英国影响力收缩之后，这两个智库并未随之限制自身视野。今天，查塔姆国际事务研究所不仅依然着眼于全球，而且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发挥影响;而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关注重点更是与时俱进，如今已经成为国际安全领域的顶尖智库。
与查塔姆国际事务研究所同属世界十大智库的国际战略研究所成立于“冷战”时期，其最初关注重点在核威慑与军备控制领域，这些领域直接指向“冷战”时期最重要的国际关系问题。“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战略研究所宣称脱离任何政权、政府与政党，成为独立组织，依靠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员与附属研究机构，为各类机构提供关于国际战略的第一手资料和原创性成果。
务实本色
如果说第一类英国智库的崛起同英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历史传统关系密切，那么第二类和第三类顶尖智库的发展，则更多地得益于英国在语言、文化、教育和对外交流等多个方面的现实优势。 英国智库在塑造英国涉外政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影响。
英国在国势鼎盛时曾一度奉行“光荣孤立”政策，力图平衡欧洲各派势力以维护自身霸主地位。但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特别是在“冷战”开始以后，在权衡国家利益与能力的基础上，英国做出了比较现实的选择，将外交重点逐渐向本土收缩，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今天，英国虽然保有独立的货币，但作为欧盟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不仅深度参与了几乎所有重要的欧洲事务，其自身法律与政策也深受欧洲大陆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虽然英国国内要求脱离欧盟的声音时有浮现，但伦敦仍然是联结欧洲与世界的重要门户之一，为那些兼具欧洲关怀与国际视野的智库提供了良好的落脚点。
事实上，成立于1983年的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和成立于2007年的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CFR）虽然将总部设在伦敦，但却都建立起了覆盖整个欧洲的研究网络;前者拥有八百多名供职于各大高校、研究所、政策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的研究人员，后者在柏林、马德里、巴黎、罗马、索菲亚和华沙等欧洲大陆多个首都城市设有办事处。可见，这两个智库虽然立足于英国，但在组织运行和活动开展等方面却特别注重自身所具有的欧洲视角和欧洲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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