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环境经济学从总体上说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对环境问题的拓展和运用，因此大部分环境经济学家属于新古典学派。当然，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家们在政策方法上并不一致，广义地看，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可称为干预学派，其出发点为“市场失灵”，以新古典经济学家亚瑟·庇古等人为代表。第二类，主要关注“产权”的建立和分配问题，通常称为“芝加哥学派”，以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为代表。在这两类政策主张中，迄今为止还是干预学派对环境政策的影响更大。
不过，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环境政策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其研究方法已经受到广泛的批评。最主要的批评意见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市场为导向的环境政策主张是不恰当的。把环境问题完全交给市场去解决的观点值得怀疑。甚至有人认为，完全市场化的环境政策其结果会适得其反，由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损害将有增无减。例如，新古典对所有环境影响都能通过金钱方式交易的假设就受到强烈的批评，因为有许多环境影响是不可逆或有限可逆和不确定的。另外，环境问题还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伦理和意识形态问题，因此即使接受新古典关于环境影响可以金钱方式交易的假设，但这类交易中的价格也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在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中资源配置的正确价格问题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例如，按照伦理学观点，自然资源不可逆转的退化，对赖以生存的后代子孙来说其代价是无限的，而且现实早己说明，这种不可逆转的环境后果不是例外而是常例。更一般地看，新古典方法的功利主义哲学基础本身就值得商榷。有些作者指出，功利主义回避了人的需要差别问题，忽略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个体的道德价值取向的影响。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批评，新古典理论仍然似乎是经济学家们唯一可行的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能否找到一种在主流经济学思想之外的可行的方法来更好地体现环境问题的特征。目前看来，比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更有效地进行环境分析的方法是制度经济学方法（也称演化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方法）。在通常情况下，制度经济学方法比新古典方法分析范围更广、包含的变量更多（货币的、非货币的），更侧重于整体性和演化性。米勒对制度经济学方法的特点进行了很好的概括，他指出“制度经济学是演化的、整体的、跨学科的和非预言性的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家的共同特点是关注冲突而不是协同，关注损害而不是效率，关注不确定性而不是完全知识。他们一致反对把市场机制看作为无偏见的资源配置和分配机制，并一贯坚持认为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和利益之间存在差别。特权与权力的客观存在和滥用与分散的单个个体行为相比，会形成一种利益中心。” （miller，1978）
从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在环境经济问题争议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看，似乎确实制度经济学方法比新古典方法在分析环境问题方面提供了更加丰富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卡帕、加尔布雷斯和米善等制度经济学家对现代环境经济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近期这方面作出贡献的制度经济学家有布罗米雷、施密特、苏特保坶以及斯旺内等。然而，尽管制度经济学方法提出了与新古典方法不同的见解，但迄今为止制度经济学文献还主要集中在对新古典方法的批判而不是提出建设性意见上。新古典方法尽管其前提假设和研究方法都成问题，但它为环境分析提供了一个非常一贯的理论框架，并为政策决策者提供了成本收益分析工具，借此决策者可得到某种看似“客观”的决策依据，这是新古典方法得以占据环境问题研究主流地位的重要法宝。因此，很明显仅靠批判还不足于取而代之，即使这种批判是正确的也如此。制度经济学方法在环境问题上要想取代新古典方法，必须提供一种为决策者所用的可操作性的方法才行。因此，本文的目标是回答以下问题：
1、制度经济学家在提供更有建设性意见建议必须做些什么？
2、在环境问题上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3、制度经济学要提倡的环境政策理论基础是什么？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拟安排如下：首先，概要介绍制度经济学方法。主要描述制度经济学在政策研究方面的一般研究范式。其次，描述制度方法在环境问题上的运用，主要讨论前面讲到的制度方法主要特色在环境问题运用上的作用，回顾总结现有的制度经济学家从理论角度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和考虑，特别是卡帕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他为制度经济学在环境经济问题分析上提供了一个卓越的研究框架。第三，通过与新古典方法的比较，阐述用制度方法研究环境问题的政策意义。最后是总结。本文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与传统的环境经济学方法不足相比，制度方法这种非传统的方法涵盖的面更广，制度方法确实能够提供一个比新古典的环境问题分析方法更丰富、更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
一、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概述
制度经济学起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及其传统的静态均衡价格理论的反思与批判运动，这场运动开始于20世纪初的美国，代表人物要数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康芒斯（john r. commons）和米契尔（wesley c. mitchell）。这三位美国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跨越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也是在那个时代，经济学家克拉克（j.m. clark）、阿亚雷斯（c.e. ayres）和加尔布雷斯拓展和运用了制度研究方法。分析“古典”制度学派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的作品，表面上看似乎他们关注的主题和研究方法都很不一致。凡勃伦主要关心经营中的权利关系以及消费者行为心理，康芒斯感兴趣的是从法律基础角度来分析经济系统，热衷于制度安排（私有制）的重要性和演化性质研究，而米契尔专注于统计数据的收集和分析，集中精力搞实证研究（他也是美国nber的创始人）。实际上，不仅是美国制度学派，其它的制度学者在研究主题、方法和重点方面也各不相同，要一两句话说清楚他们的共同特征并非易事。
正是如此，有些学者认为制度主义并不代表一种单一的精确定义或统一的理论体系、方法或研究程序，甚至认为压根儿也不存在这样一场标新立异的经济学运动。但无论如何，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有这么多的著名经济学家们自称为制度主义者，并认为他们在追求经济学中的同一目标，很难想象他们之间不存在一些共同的原则。因此，米勒（miller, 1978）指出：“制度经济学……虽然方法和重点表现特征迥异，但显然有一种共同线索，有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把他们联结成为一个学派。”要完整地分析描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原则不是本文的目的，以下是对制度经济学“共同线索”的粗浅概括：
1、制度经济学把经济看成是一种演化的、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态的均衡过程。因此认为经济中的累计因素是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
2、制度经济学家喜欢用开放式模型，并以此联结社会系统中相互关联的各要素。因此制度经济学即使在讨论某个特定经济问题时其模型也是整体性的。
3、制度经济学家在分析问题时，总是把方方面面的因素和变量，包括经济的非经济的变量都考虑在内。
4、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不仅仅是市场，因此，市场也不是所有公共政策问题的解。为此，他们强调对市场产生强大影响的制度安排和权利设置的重要性。
5、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是学科间开放的，广泛吸收和接受其它科学的成果。
6、制度主义是其研究方法的标准，并认识到经济分析中价值的重要性。
7、制度主义者赞成某种程度的“社会控制”需要，因此也对某种程度上的政府干预表示赞同。
8、在方法论的偏好方面，制度主义者一般选择使用描述性模型（模式模型），反对新古典的预言性模型；把制度作为分析单位，反对新古典的个体消费者或企业最大化方法；接受行动主义心理预期，反对新古典主义者提倡的主观主义心理预期（个人主义）。
二、环境经济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基本原则
制度经济学家面对特定的研究主题在方法和重点上会有所差异，因此对问题的定义和政策建议有时也会持不同观点。在环境问题研究上也不例外，制度经济学家在如何解决环境问题上有时会采取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点，但仍然可以归纳出制度研究方法在环境问题上的一些共同原则和主张。
1、作为演化过程的环境经济问题：累积因素和共同演进原则
在制度主义提倡的演化方法中，累积因素原则是经济研究的核心。把这种概念运用到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第一位制度经济学家卡帕，他在凡勃伦和缪而达尔的基础上在环境问题研究中首先运用了累积因素原则，他把这项原则定义如下：“累积或循环因素原则强调，社会过程表现为受经济的和非经济诸多变量的交互影响，在其共同结果下导致系统偏离平衡和均衡状态。事实上，社会过程不是所谓的自动自稳定化趋势，而可以说是服从于一种社会惯性，这种惯性使系统朝着初始推动的同一方向移动。”（kapp, 1965）根据这种观点，他认为环境经济研究的根本问题应该是引起物质和社会环境突变的因果关系过程。虽然卡帕认为物质因素在因果关系过程中非常重要，但他更强调社会因素在因果链中的作用。特别地，他强调现代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和法律关系对理解环境突变因果关系过程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他指出：“只注重物质因果链或脱离问题发生的制度框架孤立地看问题只能得出不完全甚至错误的结论。简单地说，因果链既是一种物质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过程。”（kapp, 1970a）
既然环境问题是物质过程和社会过程的共同结果，因此卡帕认为要特别关注这两个过程的相互关系。他强调指出，假定自然物质环境是一个特殊的生态结构并由特别的法律来监控，任何不遵守有关法律的人类行为都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那么，虽然可能对这种行为会依法判决和处置，但这种行为造成的环境损害已既成事实。因此，自然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具有相互依赖性。与卡帕一样，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斯旺内（james a. swanney）也认为，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环境问题研究方法，必须基于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共同进化的认识基础上。（swaney，1987a）。为此，斯旺内提出“可持续共同演进”原则，即“在发展路径或知识运用上，应避免对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兼容性造成严重威胁”。可持续共同演进清楚表明环境系统的演化与发展路径的相关性。可持续演进原则是制度经济学理论在环境问题研究上的直接运用，许多制度学家采用这种思路来研究环境问题。因此，很显然，在卡帕之后，制度经济学家们对自然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具有相互关联性这一点已经形成共识，这也是制度经济学环境研究方法的核心观点之一。这一点与新古典方法形成鲜明对照。到目前为止，新古典方法还很少注意自然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关联性，在其经济分析中还在继续构建静态均衡模型。
2、作为开放系统的经济：社会与生物种群的相关性
根据社会和生物种群相互关联的观点，许多制度经济学方法可运用到环境问题研究上。首先，制度经济学家一般把经济过程描述为一个开放系统，认为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存在各种各样的影响，反之亦然。换句话说，制度理论在环境问题上的立论基础是：生产和消费可能性完全依赖于当前可用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而当前和今后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又受到当前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这种观点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分析价格形成过程时把经济看成为一个封闭系统，即企业销售商品和服务，然后对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支付报酬。这里，要注意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过程看成为一种封闭系统的观点与马尔萨斯、李嘉图、米尔和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家也不同。古典经济学也认为经济活动的环境资源是有限的。在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忽略真实世界经济学的重要特征同时，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争论经济增长的社会和环境限制问题。这方面最重要的开创性工作是卡帕（1950,1963）关于社会成本的研究，他首次深入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外部性对环境所产生的长期不利后果问题。总之，制度学家把真实世界经济看成为一种开放系统，这种系统为了发挥功能必须从环境中吸取资源并把大量的废物又转嫁给环境。
3、多维度思考：环境问题分析中的货币和非货币因素
对生态与经济系统循环关联性的认识也意味着制度经济学方法涵盖更广泛的环境问题分析变量，既有货币的也有非货币的变量。这一点对注重整体性研究的制度经济学家来说是共同的，他们强调多维度而不是单维度思考。因此，制度经济学认为环境问题中的众多相关因素中往往是非市场特点的因素占主导地位，虽然这类因素难于进行价格量化和测量，但仍然必须纳入到分析中。在这类“非市场”因素中通常提到的有人类、社会关系、生态系统或自然资源等等。这一点上，应注意的是虽然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也接受这类变量的重要性并把它们纳入其分析中，但他们倾向于把所有的变量简化为货币形态，因而其提倡的仍然是单维度方法。而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采用分解策略，分别观察货币和非货币影响，反对把所有因素或影响都简化为某种货币等价物的观点。因此，制度经济学家对成本收益分析和诸如显示性偏好或表述性偏好等估价技术并不抱多大希望。对此，卡帕（1970a, 1970b）进行了简要评价。在他看来，由于市场的非完全性，环境突变原因的高度差异性和不可比因素，以及环境控制收益的差异性和不可比性，很难对社会成本和收益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因此，他认为决策者应寻找市场价值之外的其它方法来评估环境问题。他认为环境决策具有明显的政治特点，反对利用成本收益分析工具来帮助决策者决定最合适的环境政策选择。换句话说，卡帕认为成本收益分析既不能对环境变化的社会成本进行正确评价，也不能对环境控制措施的社会收益进行有意义的衡量。更进一步，制度学家认为把所有因素或影响简化为货币等价物的观点必须用分解策略来代替，也即货币和非货币影响要分别加以分析而不能混为一谈。例如，瑞典制度经济学家彼得·苏德保坶（soderbaum，1987）提出用环境影响综述和各种系统分析方式来替代成本收益分析等合计方法，在他的许多文章中特别推崇“位置分析方法”。在这种方法中，他把非货币影响描述为“流量”（相对于时段而言）和“存量”或“位置”（相对于时点而言）。在一般条件下，位置分析的主要目标是揭示决策情形的所有冲突而不是以一种无异议的途径“解决”问题，根据不同的价值观结论也会不同。因此“这种方法的结果对价值和伦理都是开放的”（soderbaum, 1987）。
4、市场背后的环境经济问题：制度安排和收入分配对环境政策的重要性
通过供给和需求来进行市场分析是新古典方法的核心。但按照整体性方法，制度经济学者不同意把经济分析简化为市场分析，反对市场能解决一切环境问题的观点，而一贯强调对市场反应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安排和权利设置问题。因此，制度经济学在分析环境经济问题时采用更广泛的方法，强调所有种类的社会规则都潜在相关，这些规则和市场联系在一起只是一种重要但特殊的情形。制度学者把市场看作为一种有用的分散机制，但他们不同意接受市场是所有公共政策问题解决之道的假设。（bromley, 1985）。在这种保留意见的背后，在制度经济学家眼中市场不是资源有效配置和公平分配的中性机制，相反，它在很多重要方面会发生偏离。主要是由于市场受既存势力控制，因此交换条件只是谈判者既有优势的反映而已（miller, 1978）。货币和非货币成本与收益总是依附于现存的制度安排，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而制度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确定性，因而新的制度和博弈规则意味者不同的成本收益分配。（bromley, 1989）。
这样，在环境政策方面，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共同主题是现实社会的制度安排以及相关政策变化的影响问题。在制度研究方法中，“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组织机构、博弈规则、权力关系等对资源的控制。对新古典经济学家赞成认同的制度安排，制度经济学者常常表示怀疑。例子之一是关于效率的制度经济学观点。新古典把效率表述为与价值无关的概念，制度经济学家则认为效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本质上与价值有关的概念（swaney, 1987b）。因为效率的计算依赖当前的制度安排结构，而后者决定了什么是成本以及由谁来承担的问题。按照布罗姆雷的说法，“没有孤立的效率政策选择而只有在各种可能的制度设定前提下的效率政策选择。选择一种效率结果也同时是选择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结构和相应的收入分配方式。问题不是有没有效率，而是对谁有效率？”（bromley, 1989）。因此，有些制度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评估环境政策的结果提出质疑，因为新古典方法没有比较不同的制度安排而是把分析建立在特定制度设定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看，制度理论更适合于环境政策评估，因为它提供了制度调整的分析框架。确实，按照制度理论，为了解决问题应改变制度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利益目标。在环境经济学中，这意味着用于监督环境资源的制度安排，随着社会关注环境问题的目标更新也必须相应作出调整。卡帕在分析环境突变的主要原因时也认识到社会过程中制度安排的重要性。他强调，认为市场活动对环境总是有益的想法是危险的。特别地，他认为，市场经济的决策习惯有一种“固定化”趋势，漠视诸如空气和水污染的负面效应，常常把它们看成是决策单位的“额外”因素（kapp, 1970a）。因此，任何经济单位为了减少其活动的环境负面效应，必然要提高运行成本，或必然降低其边际利润和盈利能力。然而，在按照投资利润最大化原则运行的决策系统中，对任何经济人而言，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会想方设法把视为“额外”的污染治理成本转移给其它经济人或作为整体的社会来承担。
沿着这种思路，卡帕认为社会成本是企业一般不考虑在内而对其它社会成员造成损害的成本。他指出（kapp，1965）：“社会成本概念是生产活动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有害影响，它们在企业成本中没有反映因而往往为私人决策所忽视。也就是说，社会成本是在特定制度安排下由私人行为产生的，往往转嫁给其它部门、第三方或整个经济社会承担的有害后果。社会成本表现为各种有形的或无形的损失，会或快或慢地以其它部门的生产成本提高反映出来，会因为需要采取补救措施、公共政策和公共投资而额外增加的开支。”因此，卡帕定义中的社会成本很接近于外部性的概念，与一般经济学家把社会成本定义为“总的社会机会成本”相比，卡帕的社会成本是社会机会成本扣除私人成本之后的部分。卡帕进一步分析指出，社会成本是市场活动的直接和系统性结果，它不仅对环境产生有害影响，同时也对工人和其他人产生危害（kapp, 1970b）。卡帕与其他制度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的制度安排对市场活动具有强大影响，特别是权力对市场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转嫁给谁来承担具有决定性影响。
5、环境经济研究的跨学科方法
考虑到自然物质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以及在环境问题分析中涉及众多变量（货币和非货币），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任何单个学科都不能独自胜任环境变化因果过程的研究，必须通过跨学科研究才能担当此任。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制度经济学一直相信在经济研究中跨学科方法的优势，在环境经济研究中尤其如此。对此，有些学者把制度经济学提倡的跨学科环境问题研究方法与新古典经济学提倡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方法进行了对照。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和经济问题可以划分为许多分支，在“其它情形不变”的假定下能够在一定时期内研究一个变量。因此，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政策可以与其它经济学和政策领域合理区分开来。关心环境问题并提出合理的环境政策建议是环境经济学家的事，其它经济学家勿庸多虑，原来干什么就干什么，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倾向于整体研究的制度经济学则强调学科间的联系，认为在社会科学方面并不存在明确的边界，相互间都有交叉。苏德保坶认为，经济学家应力求在专业知识和综合性的跨学科知识方面进行平衡。在环境问题研究上，按照整体研究观点，各学科要相互渗透，要考虑到环境政策和交通政策、能源政策、食品政策等的相互交叉关系（soderbaum, 1992）。早在苏德保坶之前，卡帕就强调在环境经济研究中跨学科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社会经济和物质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十分复杂，对此各传统学科从各自特定的目的出发所进行的孤立研究远不能揭示其内在运行规律。任何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或公共卫生专家，都只接受了本学科的训练，只熟悉本学科范围的狭窄概念和理论，都不足于从总体上厘清和解决错综复杂的环境问题因果关系，因而必须采取相互合作的方式（kapp, 1970a）。
6、环境经济研究的立场问题
另一个制度经济学家十分强调的是所谓“研究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色彩”问题。这个观点主要出自纲纳·缪而达尔。缪而达尔认为，虽然新古典经济学试图把经济学描绘成与价值观无关的科学，但在经济研究中总是带有一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此，在制度学者看来，在方法论上新古典经济学家是“天真的实证主义者”，经济学家应该更清醒地认识到隐含的价值判断，并在研究中把所包含的公众利益揭示出来，使非专家的决策者（如政治团体）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环境问题研究中，经济学家应根据不同的价值观、伦理观和意识形态从多角度加以分析研究。这是制度经济学家普遍认同的研究环境问题方法的立场。作为一种更加规范的环境问题研究方法，制度经济学认为应该对当代留给子孙后代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进行伦理判断。
7、环境政策的社会控制需要
最后，制度经济学家在环境问题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共同观点是需要对环境政策进行某种形式的社会控制。这一点与制度经济学反对由市场来解决问题的观点一脉相承。按照制度经济学环境问题研究方法，之所以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社会控制至少有以下两点理由：首先，社会是个有机组织，即社会从需求总量到个人要求都有不同的要求。因此，社会附加到自然资源和环境上的价值不仅仅是所有个人价值的总和。社会要比任何个人的预期寿命长得多，作为整体的社会其价值与个人的价值一般来说是不一致的。另外，基于个体偏好汇总的方法可能意味着种群和生态系统不同特点的消失。第二，在一定政治经济制度下，权力的分配对个体而言既不可能是平均的也不可能是公平的，因此环境问题的市场方法只能反映社会当权者的利益，而当权者的利益与希望保护环境的人的利益往往并不相同。
三、制度经济学的环境政策主张
在概述了环境问题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则之后，接下来分析这种方法对环境政策的意义。这里并不是研究针对特定环境问题的特定政策，而是试图提出并讨论制度经济学在构建环境政策上的理论基础。
总的看来，制度经济学构建环境政策的理论基础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很大差异。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关键是在外生决定的偏好函数下经济人最优选择问题，因而基本上提出的政策基于对个体的激励和约束措施。这种方法背后的思想是，通过可计算的货币激励和约束，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个体会改变其行为，使环境退化和资源损害降低到最优水平。换句话说，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是建立经济激励和约束措施使得环境服务的使用者把其行为的机会成本考虑在内。这种政策主张受到制度经济学家的广泛批评。对这类政策的大多数批评意见集中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例如，有些学者指出，环境政策只建立在奖励和惩罚基础上忽视了个体的正直、守信和围绕其身边的社会关系等因素。换句话说，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定义表示怀疑。认为人的动机并非是完全自利的，其合作和利他主义也并非只是在效用最大行为基础上产生的。制度经济学认为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利的，因而基于金钱和经济激励的政策手段是环境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类政策通过道德价值诉求的补充会更加巩固。实行促进社会承诺和诚信等文化价值的政策能有效补充基于经济激励措施的环境政策（hodgson, 1997）。另外，新古典环境经济学的另一项政策主张即“污染者付费”原则，就是污染者承担排污费用，直至其在经济上得不偿失而停止排污。其政策缺陷也受到制度经济学家的批评，特别是在把他人不可让与的权利和保护子孙后代不受长期环境损害影响的权利考虑到环境政策分析中时，上述政策缺陷就更加明显。制度经济学反对把功利主义作为环境政策的唯一基础，而倾向于站在环境变化对人类生活潜在影响的科学依据基础上，讲求人和自然的平衡（swaney, 1987b）。考虑到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相关性和脆弱性，为了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环境采取小心谨慎的保护性政策。制度经济学家不是把目光集中在主观效用上，而是提倡对社会过程进行科学调查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因此，很明显，新古典经济学家仅仅依据个体的欲望总和提出环境政策，而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应通过科学分析和公众讨论来制定环境政策。为此，环境问题的制度经济学方法创始人卡帕提出了基于“人类必要需求”概念的环境和发展政策主张。他强调应站在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需求角度重新设置公众行动的指导方针，应按照人类必需的物质要求来利用资源而不是按市场导向来运用资源。他认为可制订出符合环境最大容量限制或可接受污染物排放浓度的客观标准，通过这类安全限制，来决定对环境和人类构成威胁的活动的类型和程度。卡帕承认，这种“社会最小值”不是理想的或完美的状态，也不是资源利用的“最优”状态。然而，它为改善决策提供了某种操作性标准或指标。在没有充分考虑社会成本和收益情况下，这种操作性指标比按照市场成本与收益分析而形成的“最优解”要好的多。卡帕认为，一旦诸如最大污染浓度许可水平等安全限制体现到决策的政治过程之中，就能将其纳入到更广泛的生产函数（或物质投资模式）中，通过投入产出模型明确投入规模和生产技术，并按照所谓的既存最小需求来确定产出规模（kapp, 1970a）。
上述“人类必要需求”方法要求某种形式的“制度调整”以确保环境和生态保护、恢复与延续。为了实施基于人类必需要求的环境政策，有必要调整当今社会与自然环境保护不相容的某些行为方式，以确保关系到人类生存繁衍基础的生命支持系统不受到人类活动的威胁。基于凡勃伦的实用主义与形式主义两分法，现代制度经济学理论提供了某种“制度调整原则”。特别是福斯特（foster, 1981）提出了以下三项原则：1、技术决定性原则；2、相互依赖性原则；3、最小错位原则。福斯特的原则描述并推进了制度结构调整，特别是对技术引致型的社会结构调整问题更有用武之地。在福斯特的研究中，假定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为技术改变。这样，他提出的制度调整原则也主要倾向于帮助社会根据技术变化作出相应调整。斯旺内对此提出异议，他强调环境变化（无论是自然或人为因素）也同样会影响到制度结构，因此，在技术改变情况之外，还有环境引致型因素（swaney, 1987a）。所以，斯旺内在福斯特的三项原则之外，又提出了第四项原则，即“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原则”，用于强调生态环境不是给定和静止的事实。根据斯旺内的看法，在环境政策方面，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原则提出了某些特殊的政策目标和方针。
特别地，他认为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发展要求：1、对个人、利益集团和企业进行特殊的环境教育；2、为了弄清可能产生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环境问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3、为刺激和响应知识更新并相应地引起行为调整，需要一种更加灵活和敏感的制度结构（swaney, 1987a）。在这些建议中，显然新知识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快速渗透对巩固环境政策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dietz和van der straaten (1992)拓展了斯旺内的分析。他们指出，由于既得利益者的怀疑和抵制，在环境政策上新知识和新观念不见得会被采纳。因此，在环境问题上平衡各种社会势力应引起环境经济学家的更多重视。这一点对环境政策制度经济学方法相当重要，因为它强调了制度经济学在社会层面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仅基于生态和经济问题，也要考虑社会问题。
五、总结评价
现代环境经济学从总体上说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对环境问题的拓展和运用，因此大部分环境经济学家属于新古典学派。当然，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家们在政策方法上并不一致，广义地看，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可称为干预学派，其出发点为“市场失灵”，以新古典经济学家亚瑟·庇古等人为代表。第二类，主要关注“产权”的建立和分配问题，通常称为“芝加哥学派”，以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为代表。在这两类政策主张中，迄今为止还是干预学派对环境政策的影响更大。
不过，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环境政策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其研究方法已经受到广泛的批评。最主要的批评意见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市场为导向的环境政策主张是不恰当的。把环境问题完全交给市场去解决的观点值得怀疑。甚至有人认为，完全市场化的环境政策其结果会适得其反，由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损害将有增无减。例如，新古典对所有环境影响都能通过金钱方式交易的假设就受到强烈的批评，因为有许多环境影响是不可逆或有限可逆和不确定的。另外，环境问题还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伦理和意识形态问题，因此即使接受新古典关于环境影响可以金钱方式交易的假设，但这类交易中的价格也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在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中资源配置的正确价格问题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例如，按照伦理学观点，自然资源不可逆转的退化，对赖以生存的后代子孙来说其代价是无限的，而且现实早己说明，这种不可逆转的环境后果不是例外而是常例。更一般地看，新古典方法的功利主义哲学基础本身就值得商榷。有些作者指出，功利主义回避了人的需要差别问题，忽略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个体的道德价值取向的影响。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批评，新古典理论仍然似乎是经济学家们唯一可行的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能否找到一种在主流经济学思想之外的可行的方法来更好地体现环境问题的特征。目前看来，比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更有效地进行环境分析的方法是制度经济学方法（也称演化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方法）。在通常情况下，制度经济学方法比新古典方法分析范围更广、包含的变量更多（货币的、非货币的），更侧重于整体性和演化性。米勒对制度经济学方法的特点进行了很好的概括，他指出“制度经济学是演化的、整体的、跨学科的和非预言性的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家的共同特点是关注冲突而不是协同，关注损害而不是效率，关注不确定性而不是完全知识。他们一致反对把市场机制看作为无偏见的资源配置和分配机制，并一贯坚持认为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和利益之间存在差别。特权与权力的客观存在和滥用与分散的单个个体行为相比，会形成一种利益中心。” （miller，1978）
从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在环境经济问题争议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看，似乎确实制度经济学方法比新古典方法在分析环境问题方面提供了更加丰富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卡帕、加尔布雷斯和米善等制度经济学家对现代环境经济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近期这方面作出贡献的制度经济学家有布罗米雷、施密特、苏特保坶以及斯旺内等。然而，尽管制度经济学方法提出了与新古典方法不同的见解，但迄今为止制度经济学文献还主要集中在对新古典方法的批判而不是提出建设性意见上。新古典方法尽管其前提假设和研究方法都成问题，但它为环境分析提供了一个非常一贯的理论框架，并为政策决策者提供了成本收益分析工具，借此决策者可得到某种看似“客观”的决策依据，这是新古典方法得以占据环境问题研究主流地位的重要法宝。因此，很明显仅靠批判还不足于取而代之，即使这种批判是正确的也如此。制度经济学方法在环境问题上要想取代新古典方法，必须提供一种为决策者所用的可操作性的方法才行。因此，本文的目标是回答以下问题：
1、制度经济学家在提供更有建设性意见建议必须做些什么？
2、在环境问题上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3、制度经济学要提倡的环境政策理论基础是什么？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拟安排如下：首先，概要介绍制度经济学方法。主要描述制度经济学在政策研究方面的一般研究范式。其次，描述制度方法在环境问题上的运用，主要讨论前面讲到的制度方法主要特色在环境问题运用上的作用，回顾总结现有的制度经济学家从理论角度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和考虑，特别是卡帕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他为制度经济学在环境经济问题分析上提供了一个卓越的研究框架。第三，通过与新古典方法的比较，阐述用制度方法研究环境问题的政策意义。最后是总结。本文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与传统的环境经济学方法不足相比，制度方法这种非传统的方法涵盖的面更广，制度方法确实能够提供一个比新古典的环境问题分析方法更丰富、更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
一、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概述
制度经济学起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及其传统的静态均衡价格理论的反思与批判运动，这场运动开始于20世纪初的美国，代表人物要数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康芒斯（john r. commons）和米契尔（wesley c. mitchell）。这三位美国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跨越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也是在那个时代，经济学家克拉克（j.m. clark）、阿亚雷斯（c.e. ayres）和加尔布雷斯拓展和运用了制度研究方法。分析“古典”制度学派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的作品，表面上看似乎他们关注的主题和研究方法都很不一致。凡勃伦主要关心经营中的权利关系以及消费者行为心理，康芒斯感兴趣的是从法律基础角度来分析经济系统，热衷于制度安排（私有制）的重要性和演化性质研究，而米契尔专注于统计数据的收集和分析，集中精力搞实证研究（他也是美国nber的创始人）。实际上，不仅是美国制度学派，其它的制度学者在研究主题、方法和重点方面也各不相同，要一两句话说清楚他们的共同特征并非易事。
正是如此，有些学者认为制度主义并不代表一种单一的精确定义或统一的理论体系、方法或研究程序，甚至认为压根儿也不存在这样一场标新立异的经济学运动。但无论如何，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有这么多的著名经济学家们自称为制度主义者，并认为他们在追求经济学中的同一目标，很难想象他们之间不存在一些共同的原则。因此，米勒（miller, 1978）指出：“制度经济学……虽然方法和重点表现特征迥异，但显然有一种共同线索，有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把他们联结成为一个学派。”要完整地分析描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原则不是本文的目的，以下是对制度经济学“共同线索”的粗浅概括：
1、制度经济学把经济看成是一种演化的、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态的均衡过程。因此认为经济中的累计因素是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
2、制度经济学家喜欢用开放式模型，并以此联结社会系统中相互关联的各要素。因此制度经济学即使在讨论某个特定经济问题时其模型也是整体性的。
3、制度经济学家在分析问题时，总是把方方面面的因素和变量，包括经济的非经济的变量都考虑在内。
4、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不仅仅是市场，因此，市场也不是所有公共政策问题的解。为此，他们强调对市场产生强大影响的制度安排和权利设置的重要性。
5、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是学科间开放的，广泛吸收和接受其它科学的成果。
6、制度主义是其研究方法的标准，并认识到经济分析中价值的重要性。
7、制度主义者赞成某种程度的“社会控制”需要，因此也对某种程度上的政府干预表示赞同。
8、在方法论的偏好方面，制度主义者一般选择使用描述性模型（模式模型），反对新古典的预言性模型；把制度作为分析单位，反对新古典的个体消费者或企业最大化方法；接受行动主义心理预期，反对新古典主义者提倡的主观主义心理预期（个人主义）。
二、环境经济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基本原则
制度经济学家面对特定的研究主题在方法和重点上会有所差异，因此对问题的定义和政策建议有时也会持不同观点。在环境问题研究上也不例外，制度经济学家在如何解决环境问题上有时会采取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点，但仍然可以归纳出制度研究方法在环境问题上的一些共同原则和主张。
1、作为演化过程的环境经济问题：累积因素和共同演进原则
在制度主义提倡的演化方法中，累积因素原则是经济研究的核心。把这种概念运用到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第一位制度经济学家卡帕，他在凡勃伦和缪而达尔的基础上在环境问题研究中首先运用了累积因素原则，他把这项原则定义如下：“累积或循环因素原则强调，社会过程表现为受经济的和非经济诸多变量的交互影响，在其共同结果下导致系统偏离平衡和均衡状态。事实上，社会过程不是所谓的自动自稳定化趋势，而可以说是服从于一种社会惯性，这种惯性使系统朝着初始推动的同一方向移动。”（kapp, 1965）根据这种观点，他认为环境经济研究的根本问题应该是引起物质和社会环境突变的因果关系过程。虽然卡帕认为物质因素在因果关系过程中非常重要，但他更强调社会因素在因果链中的作用。特别地，他强调现代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和法律关系对理解环境突变因果关系过程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他指出：“只注重物质因果链或脱离问题发生的制度框架孤立地看问题只能得出不完全甚至错误的结论。简单地说，因果链既是一种物质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过程。”（kapp, 1970a）
既然环境问题是物质过程和社会过程的共同结果，因此卡帕认为要特别关注这两个过程的相互关系。他强调指出，假定自然物质环境是一个特殊的生态结构并由特别的法律来监控，任何不遵守有关法律的人类行为都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那么，虽然可能对这种行为会依法判决和处置，但这种行为造成的环境损害已既成事实。因此，自然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具有相互依赖性。与卡帕一样，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斯旺内（james a. swanney）也认为，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环境问题研究方法，必须基于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共同进化的认识基础上。（swaney，1987a）。为此，斯旺内提出“可持续共同演进”原则，即“在发展路径或知识运用上，应避免对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兼容性造成严重威胁”。可持续共同演进清楚表明环境系统的演化与发展路径的相关性。可持续演进原则是制度经济学理论在环境问题研究上的直接运用，许多制度学家采用这种思路来研究环境问题。因此，很显然，在卡帕之后，制度经济学家们对自然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具有相互关联性这一点已经形成共识，这也是制度经济学环境研究方法的核心观点之一。这一点与新古典方法形成鲜明对照。到目前为止，新古典方法还很少注意自然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关联性，在其经济分析中还在继续构建静态均衡模型。
2、作为开放系统的经济：社会与生物种群的相关性
根据社会和生物种群相互关联的观点，许多制度经济学方法可运用到环境问题研究上。首先，制度经济学家一般把经济过程描述为一个开放系统，认为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存在各种各样的影响，反之亦然。换句话说，制度理论在环境问题上的立论基础是：生产和消费可能性完全依赖于当前可用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而当前和今后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又受到当前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这种观点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分析价格形成过程时把经济看成为一个封闭系统，即企业销售商品和服务，然后对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支付报酬。这里，要注意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过程看成为一种封闭系统的观点与马尔萨斯、李嘉图、米尔和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家也不同。古典经济学也认为经济活动的环境资源是有限的。在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忽略真实世界经济学的重要特征同时，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争论经济增长的社会和环境限制问题。这方面最重要的开创性工作是卡帕（1950,1963）关于社会成本的研究，他首次深入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外部性对环境所产生的长期不利后果问题。总之，制度学家把真实世界经济看成为一种开放系统，这种系统为了发挥功能必须从环境中吸取资源并把大量的废物又转嫁给环境。
3、多维度思考：环境问题分析中的货币和非货币因素
对生态与经济系统循环关联性的认识也意味着制度经济学方法涵盖更广泛的环境问题分析变量，既有货币的也有非货币的变量。这一点对注重整体性研究的制度经济学家来说是共同的，他们强调多维度而不是单维度思考。因此，制度经济学认为环境问题中的众多相关因素中往往是非市场特点的因素占主导地位，虽然这类因素难于进行价格量化和测量，但仍然必须纳入到分析中。在这类“非市场”因素中通常提到的有人类、社会关系、生态系统或自然资源等等。这一点上，应注意的是虽然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也接受这类变量的重要性并把它们纳入其分析中，但他们倾向于把所有的变量简化为货币形态，因而其提倡的仍然是单维度方法。而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采用分解策略，分别观察货币和非货币影响，反对把所有因素或影响都简化为某种货币等价物的观点。因此，制度经济学家对成本收益分析和诸如显示性偏好或表述性偏好等估价技术并不抱多大希望。对此，卡帕（1970a, 1970b）进行了简要评价。在他看来，由于市场的非完全性，环境突变原因的高度差异性和不可比因素，以及环境控制收益的差异性和不可比性，很难对社会成本和收益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因此，他认为决策者应寻找市场价值之外的其它方法来评估环境问题。他认为环境决策具有明显的政治特点，反对利用成本收益分析工具来帮助决策者决定最合适的环境政策选择。换句话说，卡帕认为成本收益分析既不能对环境变化的社会成本进行正确评价，也不能对环境控制措施的社会收益进行有意义的衡量。更进一步，制度学家认为把所有因素或影响简化为货币等价物的观点必须用分解策略来代替，也即货币和非货币影响要分别加以分析而不能混为一谈。例如，瑞典制度经济学家彼得·苏德保坶（soderbaum，1987）提出用环境影响综述和各种系统分析方式来替代成本收益分析等合计方法，在他的许多文章别推崇“位置分析方法”。在这种方法中，他把非货币影响描述为“流量”（相对于时段而言）和“存量”或“位置”（相对于时点而言）。在一般条件下，位置分析的主要目标是揭示决策情形的所有冲突而不是以一种无异议的途径“解决”问题，根据不同的价值观结论也会不同。因此“这种方法的结果对价值和伦理都是开放的”（soderbaum, 1987）。
4、市场背后的环境经济问题：制度安排和收入分配对环境政策的重要性
通过供给和需求来进行市场分析是新古典方法的核心。但按照整体性方法，制度经济学者不同意把经济分析简化为市场分析，反对市场能解决一切环境问题的观点，而一贯强调对市场反应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安排和权利设置问题。因此，制度经济学在分析环境经济问题时采用更广泛的方法，强调所有种类的社会规则都潜在相关，这些规则和市场联系在一起只是一种重要但特殊的情形。制度学者把市场看作为一种有用的分散机制，但他们不同意接受市场是所有公共政策问题解决之道的假设。（bromley, 1985）。在这种保留意见的背后，在制度经济学家眼中市场不是资源有效配置和公平分配的中性机制，相反，它在很多重要方面会发生偏离。主要是由于市场受既存势力控制，因此交换条件只是谈判者既有优势的反映而已（miller, 1978）。货币和非货币成本与收益总是依附于现存的制度安排，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而制度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确定性，因而新的制度和博弈规则意味者不同的成本收益分配。（bromley, 1989）。
这样，在环境政策方面，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共同主题是现实社会的制度安排以及相关政策变化的影响问题。在制度研究方法中，“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组织机构、博弈规则、权力关系等对资源的控制。对新古典经济学家赞成认同的制度安排，制度经济学者常常表示怀疑。例子之一是关于效率的制度经济学观点。新古典把效率表述为与价值无关的概念，制度经济学家则认为效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本质上与价值有关的概念（swaney, 1987b）。因为效率的计算依赖当前的制度安排结构，而后者决定了什么是成本以及由谁来承担的问题。按照布罗姆雷的说法，“没有孤立的效率政策选择而只有在各种可能的制度设定前提下的效率政策选择。选择一种效率结果也同时是选择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结构和相应的收入分配方式。问题不是有没有效率，而是对谁有效率？”（bromley, 1989）。因此，有些制度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评估环境政策的结果提出质疑，因为新古典方法没有比较不同的制度安排而是把分析建立在特定制度设定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看，制度理论更适合于环境政策评估，因为它提供了制度调整的分析框架。确实，按照制度理论，为了解决问题应改变制度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利益目标。在环境经济学中，这意味着用于监督环境资源的制度安排，随着社会关注环境问题的目标更新也必须相应作出调整。卡帕在分析环境突变的主要原因时也认识到社会过程中制度安排的重要性。他强调，认为市场活动对环境总是有益的想法是危险的。特别地，他认为，市场经济的决策习惯有一种“固定化”趋势，漠视诸如空气和水污染的负面效应，常常把它们看成是决策单位的“额外”因素（kapp, 1970a）。因此，任何经济单位为了减少其活动的环境负面效应，必然要提高运行成本，或必然降低其边际利润和盈利能力。然而，在按照投资利润最大化原则运行的决策系统中，对任何经济人而言，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会想方设法把视为“额外”的污染治理成本转移给其它经济人或作为整体的社会来承担。
沿着这种思路，卡帕认为社会成本是企业一般不考虑在内而对其它社会成员造成损害的成本。他指出（kapp，1965）：“社会成本概念是生产活动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有害影响，它们在企业成本中没有反映因而往往为私人决策所忽视。也就是说，社会成本是在特定制度安排下由私人行为产生的，往往转嫁给其它部门、第三方或整个经济社会承担的有害后果。社会成本表现为各种有形的或无形的损失，会或快或慢地以其它部门的生产成本提高反映出来，会因为需要采取补救措施、公共政策和公共投资而额外增加的开支。”因此，卡帕定义中的社会成本很接近于外部性的概念，与一般经济学家把社会成本定义为“总的社会机会成本”相比，卡帕的社会成本是社会机会成本扣除私人成本之后的部分。卡帕进一步分析指出，社会成本是市场活动的直接和系统性结果，它不仅对环境产生有害影响，同时也对工人和其他人产生危害（kapp, 1970b）。卡帕与其他制度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的制度安排对市场活动具有强大影响，特别是权力对市场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转嫁给谁来承担具有决定性影响。
5、环境经济研究的跨学科方法
考虑到自然物质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以及在环境问题分析中涉及众多变量（货币和非货币），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任何单个学科都不能独自胜任环境变化因果过程的研究，必须通过跨学科研究才能担当此任。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制度经济学一直相信在经济研究中跨学科方法的优势，在环境经济研究中尤其如此。对此，有些学者把制度经济学提倡的跨学科环境问题研究方法与新古典经济学提倡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方法进行了对照。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和经济问题可以划分为许多分支，在“其它情形不变”的假定下能够在一定时期内研究一个变量。因此，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政策可以与其它经济学和政策领域合理区分开来。关心环境问题并提出合理的环境政策建议是环境经济学家的事，其它经济学家勿庸多虑，原来干什么就干什么，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倾向于整体研究的制度经济学则强调学科间的联系，认为在社会科学方面并不存在明确的边界，相互间都有交叉。苏德保坶认为，经济学家应力求在专业知识和综合性的跨学科知识方面进行平衡。在环境问题研究上，按照整体研究观点，各学科要相互渗透，要考虑到环境政策和交通政策、能源政策、食品政策等的相互交叉关系（soderbaum, 1992）。早在苏德保坶之前，卡帕就强调在环境经济研究中跨学科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社会经济和物质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十分复杂，对此各传统学科从各自特定的目的出发所进行的孤立研究远不能揭示其内在运行规律。任何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或公共卫生专家，都只接受了本学科的训练，只熟悉本学科范围的狭窄概念和理论，都不足于从总体上厘清和解决错综复杂的环境问题因果关系，因而必须采取相互合作的方式（kapp, 1970a）。
6、环境经济研究的立场问题
另一个制度经济学家十分强调的是所谓“研究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色彩”问题。这个观点主要出自纲纳·缪而达尔。缪而达尔认为，虽然新古典经济学试图把经济学描绘成与价值观无关的科学，但在经济研究中总是带有一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此，在制度学者看来，在方法论上新古典经济学家是“天真的实证主义者”，经济学家应该更清醒地认识到隐含的价值判断，并在研究中把所包含的公众利益揭示出来，使非专家的决策者（如政治团体）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环境问题研究中，经济学家应根据不同的价值观、伦理观和意识形态从多角度加以分析研究。这是制度经济学家普遍认同的研究环境问题方法的立场。作为一种更加规范的环境问题研究方法，制度经济学认为应该对当代留给子孙后代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进行伦理判断。
7、环境政策的社会控制需要
最后，制度经济学家在环境问题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共同观点是需要对环境政策进行某种形式的社会控制。这一点与制度经济学反对由市场来解决问题的观点一脉相承。按照制度经济学环境问题研究方法，之所以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社会控制至少有以下两点理由：首先，社会是个有机组织，即社会从需求总量到个人要求都有不同的要求。因此，社会附加到自然资源和环境上的价值不仅仅是所有个人价值的总和。社会要比任何个人的预期寿命长得多，作为整体的社会其价值与个人的价值一般来说是不一致的。另外，基于个体偏好汇总的方法可能意味着种群和生态系统不同特点的消失。第二，在一定政治经济制度下，权力的分配对个体而言既不可能是平均的也不可能是公平的，因此环境问题的市场方法只能反映社会当权者的利益，而当权者的利益与希望保护环境的人的利益往往并不相同。
三、制度经济学的环境政策主张
在概述了环境问题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则之后，接下来分析这种方法对环境政策的意义。这里并不是研究针对特定环境问题的特定政策，而是试图提出并讨论制度经济学在构建环境政策上的理论基础。
总的看来，制度经济学构建环境政策的理论基础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很大差异。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关键是在外生决定的偏好函数下经济人最优选择问题，因而基本上提出的政策基于对个体的激励和约束措施。这种方法背后的思想是，通过可计算的货币激励和约束，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个体会改变其行为，使环境退化和资源损害降低到最优水平。换句话说，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是建立经济激励和约束措施使得环境服务的使用者把其行为的机会成本考虑在内。这种政策主张受到制度经济学家的广泛批评。对这类政策的大多数批评意见集中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例如，有些学者指出，环境政策只建立在奖励和惩罚基础上忽视了个体的正直、守信和围绕其身边的社会关系等因素。换句话说，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定义表示怀疑。认为人的动机并非是完全自利的，其合作和利他主义也并非只是在效用最大行为基础上产生的。制度经济学认为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利的，因而基于金钱和经济激励的政策手段是环境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类政策通过道德价值诉求的补充会更加巩固。实行促进社会承诺和诚信等文化价值的政策能有效补充基于经济激励措施的环境政策（hodgson, 1997）。另外，新古典环境经济学的另一项政策主张即“污染者付费”原则，就是污染者承担排污费用，直至其在经济上得不偿失而停止排污。其政策缺陷也受到制度经济学家的批评，特别是在把他人不可让与的权利和保护子孙后代不受长期环境损害影响的权利考虑到环境政策分析中时，上述政策缺陷就更加明显。制度经济学反对把功利主义作为环境政策的唯一基础，而倾向于站在环境变化对人类生活潜在影响的科学依据基础上，讲求人和自然的平衡（swaney, 1987b）。考虑到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相关性和脆弱性，为了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环境采取小心谨慎的保护性政策。制度经济学家不是把目光集中在主观效用上，而是提倡对社会过程进行科学调查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因此，很明显，新古典经济学家仅仅依据个体的欲望总和提出环境政策，而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应通过科学分析和公众讨论来制定环境政策。为此，环境问题的制度经济学方法创始人卡帕提出了基于“人类必要需求”概念的环境和发展政策主张。他强调应站在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需求角度重新设置公众行动的指导方针，应按照人类必需的物质要求来利用资源而不是按市场导向来运用资源。他认为可制订出符合环境最大容量限制或可接受污染物排放浓度的客观标准，通过这类安全限制，来决定对环境和人类构成威胁的活动的类型和程度。卡帕承认，这种“社会最小值”不是理想的或完美的状态，也不是资源利用的“最优”状态。然而，它为改善决策提供了某种操作性标准或指标。在没有充分考虑社会成本和收益情况下，这种操作性指标比按照市场成本与收益分析而形成的“最优解”要好的多。卡帕认为，一旦诸如最大污染浓度许可水平等安全限制体现到决策的政治过程之中，就能将其纳入到更广泛的生产函数（或物质投资模式）中，通过投入产出模型明确投入规模和生产技术，并按照所谓的既存最小需求来确定产出规模（kapp, 1970a）。
上述“人类必要需求”方法要求某种形式的“制度调整”以确保环境和生态保护、恢复与延续。为了实施基于人类必需要求的环境政策，有必要调整当今社会与自然环境保护不相容的某些行为方式，以确保关系到人类生存繁衍基础的生命支持系统不受到人类活动的威胁。基于凡勃伦的实用主义与形式主义两分法，现代制度经济学理论提供了某种“制度调整原则”。特别是福斯特（foster, 1981）提出了以下三项原则：1、技术决定性原则；2、相互依赖性原则；3、最小错位原则。福斯特的原则描述并推进了制度结构调整，特别是对技术引致型的社会结构调整问题更有用武之地。在福斯特的研究中，假定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为技术改变。这样，他提出的制度调整原则也主要倾向于帮助社会根据技术变化作出相应调整。斯旺内对此提出异议，他强调环境变化（无论是自然或人为因素）也同样会影响到制度结构，因此，在技术改变情况之外，还有环境引致型因素（swaney, 1987a）。所以，斯旺内在福斯特的三项原则之外，又提出了第四项原则，即“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原则”，用于强调生态环境不是给定和静止的事实。根据斯旺内的看法，在环境政策方面，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原则提出了某些特殊的政策目标和方针。
特别地，他认为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发展要求：1、对个人、利益集团和企业进行特殊的环境教育；2、为了弄清可能产生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环境问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3、为刺激和响应知识更新并相应地引起行为调整，需要一种更加灵活和敏感的制度结构（swaney, 1987a）。在这些建议中，显然新知识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快速渗透对巩固环境政策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dietz和van der straaten (1992)拓展了斯旺内的分析。他们指出，由于既得利益者的怀疑和抵制，在环境政策上新知识和新观念不见得会被采纳。因此，在环境问题上平衡各种社会势力应引起环境经济学家的更多重视。这一点对环境政策制度经济学方法相当重要，因为它强调了制度经济学在社会层面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仅基于生态和经济问题，也要考虑社会问题。
五、总结评价
主要内容主要几个部分，第一部分研究背景，第二部分分析旅游发展与环境的关系，第三部分旅游发展中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最后旅游发展中环境问题的解决对策。
首先第一个方面研究背景，为什么突然想起来研究这个题目？就是因为在经济学里面有一个水滴钻石的理论，水很有用，钻石其实没有用，但是价格比较高，旅游中也存在这样的悖论，我们资源和环境核心吸引物为旅游活动提供支撑，可是资源费很少，大头在机票和酒店，旅游业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成本经常被忽视，如果把资源环境看作是旅游业投入，有助于我们找到可行性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
旅游经济与环境发展存在一定关系，一方面自然环境自己旅游经济发展重要旅游资源，再一个吸纳旅游产生的废弃物，其实整个支撑了旅游活动。再一个旅游发展确实也可以促进环境保护，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一点，在很多生态脆弱的地区，生态旅游模式确实可以起到保护手段。去年跟我的导师一起参加亚洲开发银行生态补偿会议，柬埔寨还有我们国家一些地区当地生态特别脆弱，当地居民希望靠这个作为一种生计，砍柴，或者采集里面的一些东西。如果是这样发展，反而是不可持续的。他们就开始保护环境，开发旅游，然后获得一定的收入，反而促进了环境的保护。在国外生态补偿称EPS为生态服务付费，生态旅游我认为看作生态补偿一种市场化的手段。我们导师说生态补偿我也积极提出来用生态产业促进生态补偿，比那种纯粹采用支付效果应该好一些。
在旅游发展实践中，环境破坏有一定的规律可寻，这是我个人一点粗浅看法。一个是环境的发展曲线，一开始对环境破坏比较厉害，后来慢慢开始治理，最后保持环境好一些，呈倒U型曲线，一旦到生态承载力不能承载的地步，彻底环境破坏掉了，旅游发展不可持续。再一个一开始对环境污染和破坏比较少，然后一直维持在低水平，旅游业也是可以持续的，这是三种可能。
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是指构成环境的因素遭到损害,环境质量发生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甚至给人类造成灾害的变化。
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自然力的巨大作用引起的,如地震、火山爆发、洪水、海啸等造成对局部或者大范围环境的破坏;二是由于人类不适当的经济社会活动和战争引起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环境问题。由于造成环境问题的因素如此之多,那么环境问题就是一个综合问题,它的解决就是一个复杂问题。要想设法解决环境问题,我们就必须首先分析造成环境问题的原因。有人根据产生的原因的不同,把环境问题分为原生环境问题,指上述第一方面的原因;后者叫次生环境问题。由此可见,次生环境问题是随着人类的出现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渐产生并加剧的,它的解决理应“解铃还需系铃人”。
我们知道环境问题不是一个新鲜问题,自古有之,自从人类开始学会钻隧取火那天起,就开始出现次生环境问题了。研究资料表明,人类大约在公元前200万年产生并进入采猎时代,约公元前1万年进入农牧时代,约公元1700年进入工业时代,现在进入后工业时代。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逐渐积累,环境问题日渐恶化。人类进入20世纪,特别是30~40年代以后,环境问题更加严重。工业的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燃烧大量的石油、煤等能源给环境造成巨大的污染。二战后,各种污染程度空前严重,在伦敦等地出现了光化学烟雾、核污染等等。环境问题已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它需要全球一起并肩去战斗!
于是,各行各业的科学家、有志人士、环保协会纷纷投入到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保护行动中来。在这其中,经济学家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显得尤其关键。从经济的角度研究环境,把环境纳入经济发展的范畴内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
环境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出不是人类出现之后才有环境问题的,但是在人类出现后社会经济发展后而加剧的。单纯的原生环境污染在改变全球环境问题上,可以说缓慢的。然而,人类对环境的不当或者肆无忌惮地浩劫,却远远加剧着环境的恶化。美国新拍的一部电影《后山》,可以认为是继卡逊《寂静的春天》之后,又一部刻画人类对环境过度浩劫造成灾难的控诉。由此,把环境问题看成是经济问题是合适的。环境问题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表现,是人与自然关系失调的结果。环境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主要基于下面三个方面的认识:1、环境问题是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加剧的。2、环境问题制约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的潜力。3、环境问题的解决要依赖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讨论到此,我们有必要把环境和经济的相互关系进行考察。
关于环境和经济的关系,有许多提法,如环境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关系、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关系、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关系、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等等。如何正确处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按照怎样的经济发展模式运转,是学术界长期以来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综合起来有下面三种观点,也有人成为三大派系。
一是悲观派的观点。主要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它是1968年四月由以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为主要内容,讨论人类未来命运为中心议题的组织。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的报告,提出了“零增长”的理论。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是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经济的发展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如果按现有的增长趋势下去,那么将造成地球毁灭。因此,人类必须停止经济增长,实行世界经济的“零增长”。还有人主张要回归大自然,回到原始的农牧时代,人类才免遭毁灭。
二是乐观派的观点。这一派的代表是朱立安、西蒙的《没有极限的增长》(1981)和《资源丰富的地球》(1984)。他们的结论是:工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一切问题都会解决。他们的观点是人类社会经济应当无限制地增长。
三是现实派的观点。1966年美国人鲍尔丁提出的“宇宙飞船经济理论”是这一派早期的观点代表。他告诉人们,要想人类在地球上这个茫茫太空中的小小宇宙飞船上存活下去,就必须使飞船上的资源可持续利用,环境可持续生存。
可以把上述三派的理论观点加以整理,有人提出了三种经济发展的模式:零增长模式,无限增长模式和可持续发展模式。现在我们比较认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
从上面对经济与环境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两点认识,首先是经济与环境是统一的。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环境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各种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和载体。同时,环境问题的解决,环境污染的治理又需要经济的投入和技术的支持。其次,经济和环境又是矛盾的。这表现在经济的发展要持续地从环境中摄取大量的资源,这毕竟对环境造成破坏;另外,对环境治理的加大投入,毕竟会限制经济的迅速发展,甚至环境的恶化会使经济发展退化,甚至崩溃。
总上,我们看出经济与环境之间是对立与统一同在,二者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经济的发展,需要也必须考虑环境因素。环境是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必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经济学的视野。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环境问题,是经济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由此出现了一个新兴学科环境经济学。从理论上,环境的使用不再是免费的了,也要进入市场竞争;要考虑环境的禀赋,实行环境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要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环境、标准价格、税费等政策工具和成本分摊等相应规定;把环境纳入我们的经济生活的视野。
一般公认的从经济学角度论及环境问题的是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庇古在1920年发表的《福利经济学》,在这部着作中庇古提出要用国家税收的办法解决 外部性问题的基本政策思路(pigou,1932)。
对环境问题借助于经济杠杆来约束,也早有经济学家论及。鲍摩尔和奥泰斯合着的最早发表于1975年的《环境政策的理论》(Baumol,W.J.and W .E .Oates,1988)。这部着作系统地论述了局部均衡方法证明了基于市场的经济政策手段在经济效率方面优于命令式的控制手段。
然而,事情的发展证明,问题并不是如此的简单。首先,在政策层面上,环境经济学家对他们在环境政策设计上的影响之微弱感到沮丧。政策制定者一般都选择更加传统的“命令式控制”政策工具,其中包括在许可水平上对排放的直接限制以及使用特定的污染削减技术,而不是就排污活动引入经济学家所建议的税或“排污费”,价格工具很少被用来对污染进行管制。[1]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在经济学家眼中,环境恶化问题是经济主体以污染的方式对社会大量地施加外在的成本。这里涉及到外在成本的概念,它是经济发展必然要向外界支付的资本。过去经济学一直对外部性感兴趣(例如,pigou,1920),因为如果外部性违背了市场经济中竞争均衡最优化的条件。当经济学家在分析外部性时,如果没有考虑到经济活动之间相互联系的“技术”系统,那么就会造成污染。例如,在露天采矿中会牵涉到污染底下水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Pigouvian技术外部性分析为通过对引起负外部性活动征收税,来矫正外部性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在经济学家眼中,环境问题还是一个竞争性问题。因此,当把环境也看成一种资源时,自然也是一种稀缺的资源。他们把环境的使用看成是一种配置问题。在过去,环境经常以极地的价格被作为污染物的容纳媒质使用。对自然界各种资源使用的制度安排并未在环境上赋予价格。自然的零价格造成了对环境的破坏,也包括对社会成本和环境质量的损害。环境的零价格没有解决竞争问题,于是就有人提出给环境附加“价格”,把环境看成资源,对环境使用时必须付出资本。
政府在环境保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对环境质量的保持上,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何给环境确定价格,怎样确定?首先应建立产权的概念,环境场所是谁的,环境的产权就由私人决定,或者由政府调整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进行。确定的一个方式是采用可转让的污染物质排放许可证,或者采用污染物质排放税。作为美国环保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杜丹德(DanielJ.Dudek)博士一直致力于推广排污权交易理念,他的成就之一就是对《京都议定书》中加入“排污权交易”的内容作出了贡献。
我国也逐渐开始重视排污交易问题的研究。近期中国环境经济与管理高级研讨会今天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行,与会的经济学家、环保专家和全国人大、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提出,在依靠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同时,应逐步采取自然资源定价、计算环境成本、开征环境税等经济手段,以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以着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为中方组长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环境经济组,在过去的10年中围绕重要自然资源合理化定价、重大环境经济问题与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会代表就将自然资源纳入国民经济核算、进行环境税改革、中国环境损害成本估算、环境保护与缓解贫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达成广泛共识。 [2]
自1986年以来,杜丹德一直致力于在中国建立基于总量控制的国家层面的排污权交易体系,他对中国环境管理的主要理念就是:可以用市场之手解决环保问题。因此,他被我国政府授予外国专家最高奖——友谊奖。
下面是第一财经日报对环保协会经济学家杜丹德博士的采访内容:
《第一财经日报》:建立节约型社会和发展循环经济已经在中国被提到了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你对此怎么看?
杜丹德:发展循环经济,首先要考虑建立什么样的公共政策。中国在整个公共体系中有很多的政策和法规,多到除了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之外,一般的企业搞不清楚到底自己要受到多少政策和法规的限制。这说明我们的政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出非常清晰、明确的信号。
再比如价格政策,社会中所应用的基本原材料以及排放物,到底要花费多大的经济代价,才能使我们获得排放的权利。在我来之前,有一天我和妻子收到一份邮件,这是能源供应公司提醒我们,在明年冬季我们家所需要花费的油和气的费用大概是去年我们实际花费的2.5倍,我的妻子看到这样的数字非常吃惊,马上跟我讨论如何减少供暖费用。
《第一财经日报》:你是说用价格或生产成本这一市场手段,来引导社会和企业走向循环经济?
杜丹德:市场中产生的问题应当用市场机制来解决。推行循环经济必须以“减量”和“循环”为主要手段,通过资源利用的减量和将主要废弃物商品化提高资源利用率,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目的。如果基本的能源供给价格非常低的话,实际上是在向社会或者是企业传达这样的错误信号:你所应用的能源或原材料并不值钱。如果没有合适的价格杠杆,我相信一般的公司是不会考虑如何降低能源消耗的。
在环境保护的过程中,企业既是污染的制造者,同时也是真正能够对环境保护采取措施的执行者,企业的投资往往占到整个环境保护工作的大部分,而不是政府。我们应该建立起非常定量的、清晰的环境保护目标,把这个目标加入到每个企业的生产行为中,并对不能完成这个行为的企业进行合理的、足够的经济处罚。
从经济的粗放型发展到今天的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的提出,我国已认识到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绿色GDP的提出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必定也应把环境放在发展经济的重要位置,制定经济发展决策。是先发展,还是边发展边治理的问题上,人们的看法逐渐趋于一致,就是要发展兼顾环境保护,使两者和谐发展。
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繁衍和发展的空间依托和基本条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基础。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的家园,就是保障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环境问题,是经济发展中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
参考文献:
[1]William j. Baumol & Wallacee. Oates. Second Edition. 严旭阳 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2]资料来源:f .cn 2002年03月24日 09:34 人民网-人民日报
[3]霍斯特-西伯特着,蒋敏元译,《环境经济学》[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8
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为此，当前我国的发展方式必须要经过一系列的改革。笔者认为，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至少要在市场调控、联系国情和共有资源这三个方面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
关键词 外部性 产权 帕累托最优
一直以来我国的经济是靠传统的制造业，以出口为导向来拉动的。结果是使得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资源被浪费，环境遭受严重的破坏。尽管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口号已经叫响多年，但是由于各地政府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长，以GDP作为政绩考核的标准，所以，口号还是口号，没能得到贯彻。于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我们必须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清醒的认识。
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经说过：“以前我曾自豪的宣称中国是‘世界工厂’，但现实是，如果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技术与制度，产品出厂后，剩下的很可能是一个满地狼藉的垃圾场。”
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也指出：中国根本就不是制造大国，中国处在产业链的最低端，真正的制造业大国是美国欧洲等处在产业链高端的国家，中国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结果却使得大部分的利润都流向了欧美。
一、文献综述
我国学者对于环境资源的探讨有诸多的成果。张波（2005）从立法的角度出发，认为在可持续发展阶段,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环境资源法都受到可持续发展的强烈影响,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代环境资源法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和趋势。武子（2010）则从产权制度的方向出发，认为产权制度在解决资源浪费、使用不合理以及自然资源的污染和破坏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金雪涛，荣朝和（2009）从环境资源的产权特征出发，认为由私人产权和共有产权有机构成的均衡性混合产权结构才是适合资源环境的产权运行机制。
二、具体措施
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在庆祝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及农业活动中的不合理开发等，致使我国环境问题加剧。这不仅影响到目前人民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导致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遭受到了某种程度的破坏，已经成为了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经济学讲究的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而我们现在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个投入与产出是不成比例的。有人说经济发展了一切问题就都能解决，但实际上真是这样吗？且不说我们的收入分配不均，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等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就是环境破坏了，资源浪费了等关系经济发展的问题真的是能靠简单的经济发展就能弥补吗？如2009年的湖南浏阳的镉污染；2010年大连新港发生油管爆炸，上百平方公里海域的海面被污染事件；以及最近出现的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油田漏油事故。这些仅仅是靠经济的发展就能解决的吗？
因此，我们的经济发展思路或者方式必须要作出一定的改进。那么，我们在改进的同时应该注意那些问题呢？
（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注意运用市场调控的手段，消除负的外部性的影响
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很多厂商过分的追求私人边际利益，给社会或其他经济主体带来了相当多的负的外部性。所谓的外部性也叫溢出效应，当生产或消费的某些外在的影响未被包括在市场价格之内时，就会产生外部性问题。外部性分为两种情况：即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这是根据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或者私人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收益的大小关系来确定的。而且不管是正的外部性还是负的外部性都会降低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对帕累托最优的偏离，从而导致市场失灵。
这些负的外部性主要表现为厂商排放的大量污染，浪费的大量资源，这对其他经济主体和社会的福利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且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增长，环境资源已变得日益稀缺，其相对价格不断提高，机会成本也进一步增加，社会的边际成本与私人边际成本的差异还在不断加大。从而又使得环境资源的生产和消费也出现了外部性问题。使资源的配置不能达到最优。
因此外部性的存在是现实生活中经济，环境等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我们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运用多种手段以来解决外部性问题。这其中包括补贴、收费等多种手段。而目前占主流的应该是庇古的黄金规则以及科斯定理。
庇古主张通过政府干预来来解决外部性问题，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庇古税即税收-津贴办法。这种办法一方面坚持“污染者付钱原则”即对产生负的外部性的厂商征税。另一方面又对带来正外部性的企业给予补贴。科斯提出运用产权理论来解决外部性问题，后来由斯蒂格勒总结出科斯定理。该定理提出在交易费用为0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明确产权来使外部性内部化。
（二）在中国，要注意中国的国情，且不可盲目的市场化运作
在中国，政府经济建设理念的逐步成熟，我国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越来越低，这无疑会极大地促进我国企业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也在进一步地放松对这些企业的管制，由原来的“指挥者”转变成为“裁判者”；其次，我国的法律体制正在逐步完善，各个企业也将会在法律的规制下公平地进行竞争，这将会使市场要素的使用更加有效，流转更加快速，配置更加合理。
然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毕竟还不够完善，企业家的素质与责任心还不够强。如近几年出现的“楼脆脆”，沈阳化工在市中心“毒气熏人”等，事件无不体现出我们的企业家普遍缺少责任心，他们信奉的是不管别人的利益，只要自己能赚到钱就是硬道理。企业家素质与责任心的缺失将直接导致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能顺利走下去。
所以，仅仅依靠市场明析产权来解决外部性问题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更多的依靠政府的监管。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出售产权许可证来帮助确定产权。另一方面通过税收和补贴等财政手段来消除外部性。也就是说，要使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使整个社会和人们的福利实现最大化政府的宏观调控是不可或缺的，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
而且我们应始终注意的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解决这类问题时可以灵活借鉴外国资本主义市场的经验。切不可照搬。一方面由于我国的体制决定的，另一方面还有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等问题。
（三）对于共有资源，政府应注意作出相应的决策，需要“全体总动员”
在现实生活中，新鲜的空气，清洁的水，以及各种矿产资源都是一种共有资源。
在市场中，私人或者一些生产者往往对这种共有资源进行过度的利用，而市场也往往没有充分的保护共有资源。比如之前很多地区的小煤窑屡禁不止，导致地面沉陷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资源没不能到有效的配置，导致对帕累托最优的偏离，从而也引起市场失灵，而这其中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很好的建立产权。一旦产权建立，那些受到影响的个人就可以向那些带来这种污染或破坏的厂商收取一定的费用，这样就可以保障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也是科斯定理的作用所在。
保护共有资源，除了产权、价格和税收机制外，尤其需要更多地发挥政府、司法以及全社会的作用。共有资源与公共物品一样没有排他性：想要使用共有资源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免费使用。但是，共有资源有竞争性：一个人使用共有资源就减少了其他人对它的享用。因此一旦提供了一种共有资源，决策者就需要关注它被使用了多少。在我们生活中，起决策者作用的往往是政府。如洞庭湖的水是共有资源。周边的化工厂，造纸厂向本来清洁的湖水中中排放废水就会带来负的外部性，使湖水受到污染。而政府解决这种问题的一个方法就可以是收取排污费，这个排污费实际上就是我们上面讲的庇古税的一种，是针对带来负的外部性的行为的。但实际上这种是不现实的，因为收费带来的成本更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我们的政府部门特别是环保部门加大监管力度，制定相应的法规，严禁排放不达标的企业进行生产。如最近几年，湖南省委就坚决关闭了在洞庭湖周边排放污水不达标的造纸厂，此举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持。同时更加规范化的措施可以如下：
首先，建立绿色公共财政。环境保护的税收收入应作为政府的专项基金，财政预算中要包含环保经费科目，且全部都用于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开支，同时对其用途的审计监督也要加强，以防被挤占挪用。目前，编制环保经费预算上，把基层环境保护局的人员从吃杂粮（很多从事公务的职员是事业编制，在经费上是收支两条线），改为拨款。
其次，排污许可、总量控制和环境评价。污染物的总量控制需要三项制度联动：一是要确定国家和地区各项污染物的最大自净能力，然后政府环保部门就可以按照环境质量标准，在环境承载能力的范围之内规定各种污染排放的最大容量；二是严格实施排放许可制度，企业排污的种类、数量、性质、去向、方式等要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实行审查许可；三是实施环境影响的评价，对由区域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及评估，提出有效的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与措施，进行跟踪监测，严格实施此制度。
另外，对于排污权交易。有关专家朱家贤建议，形成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具体为初始分配的一级市场和初始排放权分配之后的自由交易二级市场。第一，在区域开始进行试点与推广工作，选择那些自愿强制减排的企业以及超强度减排的企业进行交易；第二，建立并规范排放权交易所，可以采取数个区域性和1个国家性的交易平台；第三，出台排放权交易的国家标准指南；第四，建立国家或公共登记机关，给那些排放权交易的参与者开设账户并记录相关的交易活动；第五，适时探索开展碳期货交易；第六，按照碳交易的多边性、持续性、专业性、及技术性等特点，建立完善的经纪人制度。
三、启示
我国政府于1994年就通过了指导我国未来发展的《中国21世纪议程》，确保我国经济，环境资源等的可持续发展。但中国在未来的30年中，资源和环境消耗趋势将达到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即使按照工业化国家中的低资源环境的消耗水平，中国也将消耗全球50%左右的天然气、钢铁、石油等资源，形成全球50%甚至更多的碳排放，由此看来形势依然很严峻。环境与资源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长久持续健康的发展下去的关键，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我们的政府能否有勇气承担责任，能否站在发展的高度，能否目光长远。在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环境问题要靠市场，更要靠政府。
参考文献：
[1] [美]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7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关键词：微校园；中职技工；厌学；解决措施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2-0141-02
谈到厌学现象在中职技工学校中最为突出，表现为一种全学科、无差别的厌学，具体表现：没有兴趣学习，消极地对待学习及学习相关的一切事物等，它对学生、学校、社会造成的影响和后果十分严重。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表明，传统的技工人才培养模式已然严重落伍，跟不上现在社会发展的要求。如何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借助网络平台优势转变技工人才培养模式，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技工学生厌学问题，是笔者正在研究的问题。
一、中职技工学生厌学的表现形式及原因
（一）学生方面
第一，技工学校的学生文化、技能素质较低，从生源的角度看，技工学校因为“扩招”和家长们的观念而成了高中之下的劣等选择，通常都是从中考中淘汰下来的学生，生源素质水平可见一斑。第二，技工学校的学生通常具有习惯性厌学心理和缺乏自信心的特点，厌学心理导致学习成绩低，学习成绩低导致自信心的缺乏，缺乏自信心又加剧了厌学心理，这成为技工学生学习态度和学习能力之间的恶性循环。第三，由于时代环境的影响和技工学生的特殊年龄阶段，很多技工学生沉迷于网络，青少年的敏感好奇在技工学生身上有充分的体现。因此，他们对网络世界和微平台充满了好奇和兴趣，逆反心理使他们厌恶刻板的规则，对学校的规章制度有抵触心理，反抗传统抗拒权威和规则是青少年时期的普遍心理倾向。如何针对技工学生的个性心理特点和文化素质水平，利用网络微平台，构建技工学校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成为技工学校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首要问题。
（二）学校因素
第一，传统培养模式存在固有弊端，传统培养模式中存在着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严重脱节无法统一的问题。具体体现在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方面只注重理论知识的灌输，而忽视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不相符，教师上课照本宣科现象严重，教师的实践经验不足。另外，教材中只讲理论，没有实际操作内容，导致学生无法将理论知识和实际运用有效结合，理论学习过程枯燥单调，课堂学习效果不理想，这种传统模式培养的人才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综合素质高的专业技能型人才的需要。第二，管理方面，因为技工学生的学习成绩偏低，缺乏学习的自信心和自主性，学校习惯将其定义为“差生”，在管理和教学上都以对待“差生”的方式和方法进行，无形中加剧了学生的逆反心理，从某种程度上说为他们的厌学心理增加了助推力。
（三）社会因素
第一，现在社会上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潮很容易影响到自制力较差、学习基础薄弱的中职学生，网络中的一些不良信息冲击着中职技工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中职学生因其年龄特点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受外界不良信息的影响，很容易迷失方向，产生困惑放纵心理，从而导致厌学。第二，就业制度不健全，毕业生就业稳定率低。他们在与大学和高职毕业生的岗位竞争中处于绝对劣势，想找到一份合心的工作很不容易，这让他们感到前途渺茫，因此认为学不学习都一样，缺乏学习热情和动力。
二、微校园环境的可行性及优越性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历年的《中国因特网发展状统计报告》中的年龄及职业分布结果显示出，学生群体已经成为网络使用的主力军。随着移动手机终端功能的增加以及在校园的普及，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不断向移动手机终端转移。微校园是为移动数据终端设计和开发的校园信息化平台，即由一个或若干微信公众平台为主体，组成的一个学校信息化平台。微信公众平台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媒体，因其操作的便捷性，人际交流的高时效性、内容推送的丰富性等特点成为年轻人的主要交流工具之一。
（一）硬件设备条件成熟
随着国家提速降费规定的实施，各大运营商争夺市场使智能手机的应用非常普遍。微校园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只要有智能手机安装好微信客户端就可以运行了，可以说是当前门槛最低、操作使用最方便的移动网络工作终端。目前在中职技工类学校广大师生及家长微信的应用都已经非常普及，打造微校园的硬件环境已经非常成熟，无须校方再进行设备方面的资金投入。
（二）软件技术成熟
微信作为当前主流的网络交流工具，几乎是人人都会用，是目前人们最为熟识的一款网络通讯工作软件，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下至八九岁的儿童，绝大多数都能熟练使用，没有使用门槛。微校园就是基于微信软件技术应用的产物，可以说没有技术门槛，只要学校将微校园公众平台开通，广大师生就能自主地对其进行操作，无须任何的技术培训，极易上手，这样会大大缩短微校园的运营准备周期，快速实现微校园平台开发和推广使用，具有高效、快捷、低成本的特点。
（三）功能优势突出
微校园基于微信公共号作为基本元素，广大师生和家长都已习惯使用微信，对于微校园极易接受不存在习惯性排斥。家长和教师都会自主地关注学校微信公众号，而微信的朋友圈里传播信息的速度和范围又极快极广，这对学校的宣传作用非常明显。无论是学生、家长还是教师关注自己学校的公众号后，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黏性效应，学校的粉丝数量会成几何倍数增长，无形中让学校争取到了极大的社会效益。更重要的是微校园不仅功能强大优势突出，最大的特点是使用完全免费，无论学校、教师、家长还学生都可以无偿地免费使用。
三、微校园环境下解决厌学的措施
过度沉迷网络是中职技工类学生厌学的突出表现之一，所以利用网络平台，构建贴近技工学生心理特点的网络环境，是解决其厌学问题的主要途径。微校园环境实际上就是一种点对点、点对面的网络信息环境，具有信息传播快，易于被学生接受的特点。
第一，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紧密配合。以微校园平台为入口，可以实现家长实时参与学生的学校生活及教育活动，学校有义务让家长深刻了解家庭教育与学生成长的关键性作用，让家长能主动热情地参与微校园平台的信息互动活动中来，让他们成为微校园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实现家长和学校紧密配合，一起努力抓好每个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实现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同步性、即时性及一致性。
第二，加强交流让学生身心健康快乐成长。要尽快解决中职技工学生厌学问题，就必须要让学生摆脱以往不受关注的感觉。很多学生有排斥面对面的交流的心理问题，因此通过网络交流才能实现其被重视的愿望和感觉。微校园平台可以良好地解决好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家长、家长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交流沟通，不仅高效便捷而且收效显著。
第三，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让学生逐步摆脱厌学习惯。中职技工学生的家长大部分都在40岁以下，大部分都能熟练使用微信。教师和家长可以一道针对不同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学校与家庭的结合式教育。教师可以分层次有针对性地在网络上给不同学生留不同的作业和做辅导，让学生感觉到教师对他的器重；家长可以和学生保持实时的沟通和交流，让学生感觉到家人对他的至爱。营造出学生想当好学生、家长想当好家长、教师想当好教师的网络环境，让学生可以感觉到教师与家长对他的关爱、期望及培养，使学生能尽快摆脱“差生”的感觉，努力学习知识技能，用一颗感恩的心来回报家长、教师和社会。
第四，微课堂让学生提高学习效果。中职技工学生的学习能力大多不强，很多时候在课堂教学环节上，他们的学习效果并不理想，即使他们没有听明白教师授课的一些内容，很多时候也不知道如何去提出问题。我们在微校园上开设微课堂就是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和学校教学效果的至关重要的一环，学生可以通过观看微课堂的课件和视频来复习和预习功课，使学生在自习课的时候有所目标和依重。学生通过反复地观看微课堂的内容，逐步对一些重点和难点加深理解，对学校的教学效果和学生自身的学习能力的培养绝对有着无可替代的好处。微校园中的微课堂要比传统的PC端的视频教程更易点播更容易被学生接受。
第五，从逃避现实到勇于面对。学校的就业部门可以根据不同专业的具体情况，将社会需求岗位所要求的职业技能及职业道德水平，通过专任教师针对不同学生和家长，进行点对点的推荐。对于岗位要求的专业技能中一些重点知识和技能进行重点培养与专项学习，让学生和家长对毕业后的去向更明确，以便使学生尽早做好踏入社会从业的心理准备，让学生不打无准备之仗，让学生对毕业后的岗位目标及职业规划都相对具体认知，让学生自主地做到学以致用、学有所成，学生不会对现实社会再迷茫和逃避，自然而然地就会勇敢地迎接现实的机遇和挑战了。
第六，其他功能扩展，以微图书馆为例。很多最新的专业技术类的培训书籍在学校是不可能作为教材进行发放的。为了使学校的教学内容紧跟时代步伐，让学生学习感觉到有前瞻性所学的东西是先进的不过时的，在微校园中开设微图书馆是绝对必要的。可以通过将一些最新的专业技术类的书籍数字化后，形成一本一本电子书，再将电子书分门别类安置在微校园对应的微图书馆的微站内，无论是学生、家长、教师或是其他圈内好友，只要他对微校园进行了关注，就可以实现无差别的资料共享，进而提升学校的社会影响力、教学水平和学生自己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
综上所述，微校园作为一种新兴的学校教育手段，非常适合中职技工这一学生群体，尤其对他们摆脱厌学习惯有着无可替代的巨大功效。微校园不仅将要改变传统的学校教育模式也会改变教师、改变家长从而改变学生，只有微校园才能使教学中的各个关键元素不受地理位置和时间等因素的限制，让诸多的教育教学元素以及学校与社会高效整合，发挥出比传统教学更好的作用。
参考文献：
我国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尽管我国设置“环境经济学系”的高校不多，但是几乎所有设置环境科学系、经济学系及相关专业的高校都开设了环境经济学或者类似的课程。由于环境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其教学对学生经济学背景知识有着较高的要求。而环境科学专业的学生不同于经济学或者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一般没有受过经济学的训练。环境科学专业课程多、时间紧的特点也不允许他们做这样的知识准备。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开展环境经济学的教育和教学是一个必须研究的问题。本文对环境科学专业环境经济学课程设置、教学目标、内容和方法等进行了探讨，旨在为提高本课程的教学效果提供借鉴。
1 课程设置
目前国内外环境科学专业设置的相关课程有环境经济学概论、环境经济学基础、环境经济学导论、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考虑到环境与资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很多的环境问题是在自然资源利用中产生的，自然资源的有效配置可以减少环境问题的产生。而且在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中，自然资源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果对环境科学专业的学生只重视环境经济学的教育而忽略自然资源经济学的教育，不利于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中用整体的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同时，在整个专业的教学体系中，由于总课时的限制，往往很难同时开设环境经济学和自然资源经济学两门课程。所以笔者认为，从完善学生知识结构的需要出发，设置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基础课程为宜。
另外，大多数环境管理专业将环境经济学设为选修课，一些学生因害怕该课程难学而放弃这门课的学习。根据笔者了解，现在很多环境科学/环境管理的研究者和管理者因为没有经过环境经济学的基本训练而造成知识的欠缺，提出的一些政策或者政策建议有背经济学常识而被责难。所以笔者认为应该将本课程设置为专业基础课。
2 教学目标
如上文所分析环境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性学科。它不仅与经济学、环境学有直接的联系，而且与地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以及法学等学科也都有一定程度的交叉。总之，其涉及知识面宽，内容广。尽管环境科学专业的学生的自然科学的背景较好，但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知识比较欠缺。面对这样的学生背景和有限的计划学时，制定明确可行的教学目标至关重要。在有限的时间和学生知识背景的条件下，必须考虑学生将来实际工作的需要、课程的特殊性，以及该课程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关系来制定教学目标。根据笔者本课程多年的教学经验以及相关研究经历，该课程的教学目标应该应该定位于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经济学思维三个方面。具体为：(1)掌握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知识和分析评价方法，达到“入门”的目的;(2)掌握运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分析和解决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基本能力，特别是掌握环境经济手段的经济学理论基础;(3)培养学生从经济的角度审视环境与资源问题的习惯;(4)为相关的课程(如：环境评价、环境规划与管理)打下必备的基础。
3 教学内容
环境经济学包括了从微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到环境和环境问题、自然资源和自然资源问题、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政策、绿色GDP核算(涉及宏观经济学知识)，以及最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和应用等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和内容。国外高校这门课的课时为54学时(每周2次4课时)，并且要求学生有微观经济学基础。即使对非经济学专业开设这门课，课时也为54学时。而我国高校环境科学专业的教学体系中，本课程只安排了36课时。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教学内容显然不可能涵盖环境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因此，必须根据教学目标、课时的限制以及学生的背景来确定教学内容。我们认为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应该包括以下5个模块：
(1)导论。导论模块主要介绍当前主要面临的环境与资源问题(如污染、资源利用冲突、全球环境问题等)，分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联系;由此导入什么是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为什么需要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等问题。
(2)基本经济学概念和理论。这一模块主要是针对没有微观经济学背景的学生建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为下一步的学习打下理论基础。涉及的概念和理论包括费用和效益、供给和需求、经济效率、外部性、公共物品、产权等，以及环境质量经济学。
(3)分析方法。这一模块主要介绍环境与资源经济学中两种最基本的也是应用最广的分析评价方法：环境资源价值评估方法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Benefit-cost Analysis)。在环境资源价值评估方法部分，侧重向学生灌输这样一个理念：与其他财产一样，环境与资源是有价值的，必须将环境与资源的价值纳入决策过程之中。收益成本分析是将环境资源价值评估得到的结果纳入到决策过程的有用框架。
(4)环境经济政策。这一模块主要介绍国内外现行的和拟议的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及其理论基础、这些手段优劣和对资源环境影响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从而引导学生今后在政策的制定和评价中的经济学思考。
(5)自然资源利用和管理。这一模块主要介绍自然资源(可再生资源、不可再生资源、水资源)在时间上最佳配置的理论。重点介绍渔业资源问题、管理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制定和影响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以上的5个模块，首先通过导论让学生对环境与自然经济学有一个总体的了解，然后从基本概念和理论入手，依次过渡到环境经济的分析评价方法、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与政策，自然资源利用及管理政策，从而将各章节的内容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系统框架，有助于引导学生认识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内在的逻辑规律。
4 教学方法和手段
在既定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大纲下，采用何种方法进行教学将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与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多媒体技术的进步为我们开发先进的教学手段提供了有利条件。改变传统的黑板板书方式，建立以先进的多媒体手段为依托，课堂讲授课后练习、课堂演讲与讨论、现场教学以及观看录像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体系，可以大大提高本学科的教学效果和效率。根据笔者的经验，以下几种教学手段特别重要。
(1)启发式教学与案例教学。由于本课程具有文理渗透、交叉性质，初学者对一些经济学知识及其在解释环境科学问题上的运用理解较困难。因此，在讲授过程要尽可能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对基本概念、理论的叙述注重确切和深入浅出、对关键词的讲解力求准确透彻、对分析评价方法及有关环境管理经济手段的介绍尽量理论结合实际，并通过提问、启发、举例使同学们理解掌握每个知识点。在启发式教学时配以实际案例能够提高教学效果。如针对目前我国严重的雾霾问题，配合华北地区经济增长、人口增加、消费增加、重工业布局来分析雾霾产生的原因;启发学生用经济学的思维来分析问题，考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权衡，从而提出以成本更低的环境经济手段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强制关闭企业这样高成本的命令-控制性手段。
(2)多媒体课件。为了使课堂讲授更加明了、生动，并节省教师在课堂上的板书时间，首先要完成与原版教材相对应的英文多媒体课件的设计与制作。在设计与制作多媒体课件中，充分利用字体、颜色和动画等功能，并通过插入各种图表、与相关网站链接，力求达到条理清晰、突出重点、加深印象、扩大信息量的效果。由于学生在课前课后很容易通过互联网或email等方式获得多媒体课件，故上课时不必将精力用于记课堂笔记，从而让他们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里积极思维、积极参与课堂讨论。
(3)双语教学。英文教材、英文课件、中英文相结合的阅读材料和讲授，可以让学生更加深入和透彻理解课程的基本内容。现有中文教材大都从英文教材翻译或者编译而来，无庸讳言，翻译和编译中存在很多晦涩和谬误之处。因此笔者认为双语教学效果要好于单语教学。而且学生在将来工作中要涉及到大量英文文献，双语教学可以让学生熟悉本学科的专业词汇，为学生将来工作和学习打下基础。
(4)课堂讨论和现场调查。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除了具有鲜明的交叉性，应用性也是其一大特点。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结合授课内容，以问题为导向，定期组织学生有针对性地开展课堂讨论，让每一位同学都有上台演讲的机会，师生平等参与讨论，大家各抒己见，取长补短。同时尽可能安排现场教学活动(包括观看有关录像)，或结合教学组的在研课题组织学生参与现场调查。实践证明，这种生动活泼和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有利于同学们调动积极思维、发挥潜能、发展个性、展示才华，从而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学和对环境问题的综合分析能力及其综合素质，同时收到好的教学效果。
5 结论
在过去几十年中，随着环境问题的上升，人们对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政策的关注程度也日益提高。对环境政策的兴趣不仅吸引了众多专门研究环境问题的专家如生态学家、自然科学家等，也吸引了经济学家、地理学者等社会科学家的广泛关注。当前，特别是经济学家在西方各国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环境政策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在环境政策中经济学的突出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环境政策决策者们对环境保护政策潜在成本的关心。因此，这也使得主流经济学家们纷纷加入到环境经济问题的研究领域之中。
现代环境经济学从总体上说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对环境问题的拓展和运用，因此大部分环境经济学家属于新古典学派。当然，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家们在政策方法上并不一致，广义地看，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可称为干预学派，其出发点为“市场失灵”，以新古典经济学家亚瑟·庇古等人为代表。第二类，主要关注“产权”的建立和分配问题，通常称为“芝加哥学派”，以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为代表。在这两类政策主张中，迄今为止还是干预学派对环境政策的影响更大。
不过，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环境政策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其研究方法已经受到广泛的批评。最主要的批评意见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市场为导向的环境政策主张是不恰当的。把环境问题完全交给市场去解决的观点值得怀疑。甚至有人认为，完全市场化的环境政策其结果会适得其反，由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损害将有增无减。例如，新古典对所有环境影响都能通过金钱方式交易的假设就受到强烈的批评，因为有许多环境影响是不可逆或有限可逆和不确定的。另外，环境问题还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伦理和意识形态问题，因此即使接受新古典关于环境影响可以金钱方式交易的假设，但这类交易中的价格也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在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中资源配置的正确价格问题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例如，按照伦理学观点，自然资源不可逆转的退化，对赖以生存的后代子孙来说其代价是无限的，而且现实早己说明，这种不可逆转的环境后果不是例外而是常例。更一般地看，新古典方法的功利主义哲学基础本身就值得商榷。有些作者指出，功利主义回避了人的需要差别问题，忽略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个体的道德价值取向的影响。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批评，新古典理论仍然似乎是经济学家们唯一可行的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能否找到一种在主流经济学思想之外的可行的方法来更好地体现环境问题的特征。目前看来，比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更有效地进行环境分析的方法是制度经济学方法（也称演化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方法）。在通常情况下，制度经济学方法比新古典方法分析范围更广、包含的变量更多（货币的、非货币的），更侧重于整体性和演化性。米勒对制度经济学方法的特点进行了很好的概括，他指出“制度经济学是演化的、整体的、跨学科的和非预言性的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家的共同特点是关注冲突而不是协同，关注损害而不是效率，关注不确定性而不是完全知识。他们一致反对把市场机制看作为无偏见的资源配置和分配机制，并一贯坚持认为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和利益之间存在差别。特权与权力的客观存在和滥用与分散的单个个体行为相比，会形成一种利益中心。”（Miller，1978）
从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在环境经济问题争议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看，似乎确实制度经济学方法比新古典方法在分析环境问题方面提供了更加丰富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卡帕、加尔布雷斯和米善等制度经济学家对现代环境经济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近期这方面作出贡献的制度经济学家有布罗米雷、施密特、苏特保坶以及斯旺内等。然而，尽管制度经济学方法提出了与新古典方法不同的见解，但迄今为止制度经济学文献还主要集中在对新古典方法的批判而不是提出建设性意见上。新古典方法尽管其前提假设和研究方法都成问题，但它为环境分析提供了一个非常一贯的理论框架，并为政策决策者提供了成本收益分析工具，借此决策者可得到某种看似“客观”的决策依据，这是新古典方法得以占据环境问题研究主流地位的重要法宝。因此，很明显仅靠批判还不足于取而代之，即使这种批判是正确的也如此。制度经济学方法在环境问题上要想取代新古典方法，必须提供一种为决策者所用的可操作性的方法才行。因此，本文的目标是回答以下问题：
1、制度经济学家在提供更有建设性意见建议必须做些什么？
2、在环境问题上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3、制度经济学要提倡的环境政策理论基础是什么？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拟安排如下：首先，概要介绍制度经济学方法。主要描述制度经济学在政策研究方面的一般研究范式。其次，描述制度方法在环境问题上的运用，主要讨论前面讲到的制度方法主要特色在环境问题运用上的作用，回顾总结现有的制度经济学家从理论角度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和考虑，特别是卡帕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他为制度经济学在环境经济问题分析上提供了一个卓越的研究框架。第三，通过与新古典方法的比较，阐述用制度方法研究环境问题的政策意义。最后是总结。本文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与传统的环境经济学方法不足相比，制度方法这种非传统的方法涵盖的面更广，制度方法确实能够提供一个比新古典的环境问题分析方法更丰富、更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
一、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概述
制度经济学起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及其传统的静态均衡价格理论的反思与批判运动，这场运动开始于20世纪初的美国，代表人物要数凡勃伦（ThorsteinVeblen）、康芒斯（mons）和米契尔（WesleyC.Mitchell）。这三位美国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跨越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也是在那个时代，经济学家克拉克（J.M.Clark）、阿亚雷斯（C.E.Ayres）和加尔布雷斯拓展和运用了制度研究方法。分析“古典”制度学派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的作品，表面上看似乎他们关注的主题和研究方法都很不一致。凡勃伦主要关心经营中的权利关系以及消费者行为心理，康芒斯感兴趣的是从法律基础角度来分析经济系统，热衷于制度安排（私有制）的重要性和演化性质研究，而米契尔专注于统计数据的收集和分析，集中精力搞实证研究（他也是美国NBER的创始人）。实际上，不仅是美国制度学派，其它的制度学者在研究主题、方法和重点方面也各不相同，要一两句话说清楚他们的共同特征并非易事。
正是如此，有些学者认为制度主义并不代表一种单一的精确定义或统一的理论体系、方法或研究程序，甚至认为压根儿也不存在这样一场标新立异的经济学运动。但无论如何，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有这么多的著名经济学家们自称为制度主义者，并认为他们在追求经济学中的同一目标，很难想象他们之间不存在一些共同的原则。因此，米勒（Miller,1978）指出：“制度经济学……虽然方法和重点表现特征迥异，但显然有一种共同线索，有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把他们联结成为一个学派。”要完整地分析描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原则不是本文的目的，以下是对制度经济学“共同线索”的粗浅概括：
1、制度经济学把经济看成是一种演化的、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态的均衡过程。因此认为经济中的累计因素是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
2、制度经济学家喜欢用开放式模型，并以此联结社会系统中相互关联的各要素。因此制度经济学即使在讨论某个特定经济问题时其模型也是整体性的。
3、制度经济学家在分析问题时，总是把方方面面的因素和变量，包括经济的非经济的变量都考虑在内。
4、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不仅仅是市场，因此，市场也不是所有公共政策问题的解。为此，他们强调对市场产生强大影响的制度安排和权利设置的重要性。
5、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是学科间开放的，广泛吸收和接受其它科学的成果。
6、制度主义是其研究方法的标准，并认识到经济分析中价值的重要性。
7、制度主义者赞成某种程度的“社会控制”需要，因此也对某种程度上的政府干预表示赞同。
8、在方法论的偏好方面，制度主义者一般选择使用描述性模型（模式模型），反对新古典的预言性模型；把制度作为分析单位，反对新古典的个体消费者或企业最大化方法；接受行动主义心理预期，反对新古典主义者提倡的主观主义心理预期（个人主义）。
二、环境经济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基本原则
制度经济学家面对特定的研究主题在方法和重点上会有所差异，因此对问题的定义和政策建议有时也会持不同观点。在环境问题研究上也不例外，制度经济学家在如何解决环境问题上有时会采取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点，但仍然可以归纳出制度研究方法在环境问题上的一些共同原则和主张。
1、作为演化过程的环境经济问题：累积因素和共同演进原则
在制度主义提倡的演化方法中，累积因素原则是经济研究的核心。把这种概念运用到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第一位制度经济学家卡帕，他在凡勃伦和缪而达尔的基础上在环境问题研究中首先运用了累积因素原则，他把这项原则定义如下：“累积或循环因素原则强调，社会过程表现为受经济的和非经济诸多变量的交互影响，在其共同结果下导致系统偏离平衡和均衡状态。事实上，社会过程不是所谓的自动自稳定化趋势，而可以说是服从于一种社会惯性，这种惯性使系统朝着初始推动的同一方向移动。”（Kapp,1965）根据这种观点，他认为环境经济研究的根本问题应该是引起物质和社会环境突变的因果关系过程。虽然卡帕认为物质因素在因果关系过程中非常重要，但他更强调社会因素在因果链中的作用。特别地，他强调现代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和法律关系对理解环境突变因果关系过程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他指出：“只注重物质因果链或脱离问题发生的制度框架孤立地看问题只能得出不完全甚至错误的结论。简单地说，因果链既是一种物质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过程。”（Kapp,1970a）
既然环境问题是物质过程和社会过程的共同结果，因此卡帕认为要特别关注这两个过程的相互关系。他强调指出，假定自然物质环境是一个特殊的生态结构并由特别的法律来监控，任何不遵守有关法律的人类行为都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那么，虽然可能对这种行为会依法判决和处置，但这种行为造成的环境损害已既成事实。因此，自然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具有相互依赖性。与卡帕一样，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斯旺内（JamesA.Swanney）也认为，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环境问题研究方法，必须基于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共同进化的认识基础上。（Swaney，1987a）。为此，斯旺内提出“可持续共同演进”原则，即“在发展路径或知识运用上，应避免对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兼容性造成严重威胁”。可持续共同演进清楚表明环境系统的演化与发展路径的相关性。可持续演进原则是制度经济学理论在环境问题研究上的直接运用，许多制度学家采用这种思路来研究环境问题。因此，很显然，在卡帕之后，制度经济学家们对自然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具有相互关联性这一点已经形成共识，这也是制度经济学环境研究方法的核心观点之一。这一点与新古典方法形成鲜明对照。到目前为止，新古典方法还很少注意自然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关联性，在其经济分析中还在继续构建静态均衡模型。
2、作为开放系统的经济：社会与生物种群的相关性
根据社会和生物种群相互关联的观点，许多制度经济学方法可运用到环境问题研究上。首先，制度经济学家一般把经济过程描述为一个开放系统，认为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存在各种各样的影响，反之亦然。换句话说，制度理论在环境问题上的立论基础是：生产和消费可能性完全依赖于当前可用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而当前和今后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又受到当前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这种观点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分析价格形成过程时把经济看成为一个封闭系统，即企业销售商品和服务，然后对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支付报酬。这里，要注意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过程看成为一种封闭系统的观点与马尔萨斯、李嘉图、米尔和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家也不同。古典经济学也认为经济活动的环境资源是有限的。在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忽略真实世界经济学的重要特征同时，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争论经济增长的社会和环境限制问题。这方面最重要的开创性工作是卡帕（1950,1963）关于社会成本的研究，他首次深入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外部性对环境所产生的长期不利后果问题。总之，制度学家把真实世界经济看成为一种开放系统，这种系统为了发挥功能必须从环境中吸取资源并把大量的废物又转嫁给环境。
3、多维度思考：环境问题分析中的货币和非货币因素
对生态与经济系统循环关联性的认识也意味着制度经济学方法涵盖更广泛的环境问题分析变量，既有货币的也有非货币的变量。这一点对注重整体性研究的制度经济学家来说是共同的，他们强调多维度而不是单维度思考。因此，制度经济学认为环境问题中的众多相关因素中往往是非市场特点的因素占主导地位，虽然这类因素难于进行价格量化和测量，但仍然必须纳入到分析中。在这类“非市场”因素中通常提到的有人类、社会关系、生态系统或自然资源等等。这一点上，应注意的是虽然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也接受这类变量的重要性并把它们纳入其分析中，但他们倾向于把所有的变量简化为货币形态，因而其提倡的仍然是单维度方法。而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采用分解策略，分别观察货币和非货币影响，反对把所有因素或影响都简化为某种货币等价物的观点。因此，制度经济学家对成本收益分析和诸如显示性偏好或表述性偏好等估价技术并不抱多大希望。对此，卡帕（1970a,1970b）进行了简要评价。在他看来，由于市场的非完全性，环境突变原因的高度差异性和不可比因素，以及环境控制收益的差异性和不可比性，很难对社会成本和收益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因此，他认为决策者应寻找市场价值之外的其它方法来评估环境问题。他认为环境决策具有明显的政治特点，反对利用成本收益分析工具来帮助决策者决定最合适的环境政策选择。换句话说，卡帕认为成本收益分析既不能对环境变化的社会成本进行正确评价，也不能对环境控制措施的社会收益进行有意义的衡量。更进一步，制度学家认为把所有因素或影响简化为货币等价物的观点必须用分解策略来代替，也即货币和非货币影响要分别加以分析而不能混为一谈。例如，瑞典制度经济学家彼得·苏德保坶（Soderbaum，1987）提出用环境影响综述和各种系统分析方式来替代成本收益分析等合计方法，在他的许多文章别推崇“位置分析方法”。在这种方法中，他把非货币影响描述为“流量”（相对于时段而言）和“存量”或“位置”（相对于时点而言）。在一般条件下，位置分析的主要目标是揭示决策情形的所有冲突而不是以一种无异议的途径“解决”问题，根据不同的价值观结论也会不同。因此“这种方法的结果对价值和伦理都是开放的”（Soderbaum,1987）。
4、市场背后的环境经济问题：制度安排和收入分配对环境政策的重要性
通过供给和需求来进行市场分析是新古典方法的核心。但按照整体性方法，制度经济学者不同意把经济分析简化为市场分析，反对市场能解决一切环境问题的观点，而一贯强调对市场反应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安排和权利设置问题。因此，制度经济学在分析环境经济问题时采用更广泛的方法，强调所有种类的社会规则都潜在相关，这些规则和市场联系在一起只是一种重要但特殊的情形。制度学者把市场看作为一种有用的分散机制，但他们不同意接受市场是所有公共政策问题解决之道的假设。（Bromley,1985）。在这种保留意见的背后，在制度经济学家眼中市场不是资源有效配置和公平分配的中性机制，相反，它在很多重要方面会发生偏离。主要是由于市场受既存势力控制，因此交换条件只是谈判者既有优势的反映而已（Miller,1978）。货币和非货币成本与收益总是依附于现存的制度安排，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而制度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确定性，因而新的制度和博弈规则意味者不同的成本收益分配。（Bromley,1989）。
这样，在环境政策方面，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共同主题是现实社会的制度安排以及相关政策变化的影响问题。在制度研究方法中，“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组织机构、博弈规则、权力关系等对资源的控制。对新古典经济学家赞成认同的制度安排，制度经济学者常常表示怀疑。例子之一是关于效率的制度经济学观点。新古典把效率表述为与价值无关的概念，制度经济学家则认为效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本质上与价值有关的概念（Swaney,1987b）。因为效率的计算依赖当前的制度安排结构，而后者决定了什么是成本以及由谁来承担的问题。按照布罗姆雷的说法，“没有孤立的效率政策选择而只有在各种可能的制度设定前提下的效率政策选择。选择一种效率结果也同时是选择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结构和相应的收入分配方式。问题不是有没有效率，而是对谁有效率？”（Bromley,1989）。因此，有些制度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评估环境政策的结果提出质疑，因为新古典方法没有比较不同的制度安排而是把分析建立在特定制度设定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看，制度理论更适合于环境政策评估，因为它提供了制度调整的分析框架。确实，按照制度理论，为了解决问题应改变制度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利益目标。在环境经济学中，这意味着用于监督环境资源的制度安排，随着社会关注环境问题的目标更新也必须相应作出调整。卡帕在分析环境突变的主要原因时也认识到社会过程中制度安排的重要性。他强调，认为市场活动对环境总是有益的想法是危险的。特别地，他认为，市场经济的决策习惯有一种“固定化”趋势，漠视诸如空气和水污染的负面效应，常常把它们看成是决策单位的“额外”因素（Kapp,1970a）。因此，任何经济单位为了减少其活动的环境负面效应，必然要提高运行成本，或必然降低其边际利润和盈利能力。然而，在按照投资利润最大化原则运行的决策系统中，对任何经济人而言，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会想方设法把视为“额外”的污染治理成本转移给其它经济人或作为整体的社会来承担。
沿着这种思路，卡帕认为社会成本是企业一般不考虑在内而对其它社会成员造成损害的成本。他指出（Kapp，1965）：“社会成本概念是生产活动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有害影响，它们在企业成本中没有反映因而往往为私人决策所忽视。也就是说，社会成本是在特定制度安排下由私人行为产生的，往往转嫁给其它部门、第三方或整个经济社会承担的有害后果。社会成本表现为各种有形的或无形的损失，会或快或慢地以其它部门的生产成本提高反映出来，会因为需要采取补救措施、公共政策和公共投资而额外增加的开支。”因此，卡帕定义中的社会成本很接近于外部性的概念，与一般经济学家把社会成本定义为“总的社会机会成本”相比，卡帕的社会成本是社会机会成本扣除私人成本之后的部分。卡帕进一步分析指出，社会成本是市场活动的直接和系统性结果，它不仅对环境产生有害影响，同时也对工人和其他人产生危害（Kapp,1970b）。卡帕与其他制度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的制度安排对市场活动具有强大影响，特别是权力对市场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转嫁给谁来承担具有决定性影响。
5、环境经济研究的跨学科方法
考虑到自然物质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以及在环境问题分析中涉及众多变量（货币和非货币），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任何单个学科都不能独自胜任环境变化因果过程的研究，必须通过跨学科研究才能担当此任。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制度经济学一直相信在经济研究中跨学科方法的优势，在环境经济研究中尤其如此。对此，有些学者把制度经济学提倡的跨学科环境问题研究方法与新古典经济学提倡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方法进行了对照。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和经济问题可以划分为许多分支，在“其它情形不变”的假定下能够在一定时期内研究一个变量。因此，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政策可以与其它经济学和政策领域合理区分开来。关心环境问题并提出合理的环境政策建议是环境经济学家的事，其它经济学家勿庸多虑，原来干什么就干什么，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倾向于整体研究的制度经济学则强调学科间的联系，认为在社会科学方面并不存在明确的边界，相互间都有交叉。苏德保坶认为，经济学家应力求在专业知识和综合性的跨学科知识方面进行平衡。在环境问题研究上，按照整体研究观点，各学科要相互渗透，要考虑到环境政策和交通政策、能源政策、食品政策等的相互交叉关系（Soderbaum,1992）。早在苏德保坶之前，卡帕就强调在环境经济研究中跨学科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社会经济和物质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十分复杂，对此各传统学科从各自特定的目的出发所进行的孤立研究远不能揭示其内在运行规律。任何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或公共卫生专家，都只接受了本学科的训练，只熟悉本学科范围的狭窄概念和理论，都不足于从总体上厘清和解决错综复杂的环境问题因果关系，因而必须采取相互合作的方式（Kapp,1970a）。
6、环境经济研究的立场问题
另一个制度经济学家十分强调的是所谓“研究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色彩”问题。这个观点主要出自纲纳·缪而达尔。缪而达尔认为，虽然新古典经济学试图把经济学描绘成与价值观无关的科学，但在经济研究中总是带有一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此，在制度学者看来，在方法论上新古典经济学家是“天真的实证主义者”，经济学家应该更清醒地认识到隐含的价值判断，并在研究中把所包含的公众利益揭示出来，使非专家的决策者（如政治团体）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环境问题研究中，经济学家应根据不同的价值观、伦理观和意识形态从多角度加以分析研究。这是制度经济学家普遍认同的研究环境问题方法的立场。作为一种更加规范的环境问题研究方法，制度经济学认为应该对当代留给子孙后代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进行伦理判断。
7、环境政策的社会控制需要
最后，制度经济学家在环境问题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共同观点是需要对环境政策进行某种形式的社会控制。这一点与制度经济学反对由市场来解决问题的观点一脉相承。按照制度经济学环境问题研究方法，之所以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社会控制至少有以下两点理由：首先，社会是个有机组织，即社会从需求总量到个人要求都有不同的要求。因此，社会附加到自然资源和环境上的价值不仅仅是所有个人价值的总和。社会要比任何个人的预期寿命长得多，作为整体的社会其价值与个人的价值一般来说是不一致的。另外，基于个体偏好汇总的方法可能意味着种群和生态系统不同特点的消失。第二，在一定政治经济制度下，权力的分配对个体而言既不可能是平均的也不可能是公平的，因此环境问题的市场方法只能反映社会当权者的利益，而当权者的利益与希望保护环境的人的利益往往并不相同。
三、制度经济学的环境政策主张
在概述了环境问题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则之后，接下来分析这种方法对环境政策的意义。这里并不是研究针对特定环境问题的特定政策，而是试图提出并讨论制度经济学在构建环境政策上的理论基础。
总的看来，制度经济学构建环境政策的理论基础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很大差异。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关键是在外生决定的偏好函数下经济人最优选择问题，因而基本上提出的政策基于对个体的激励和约束措施。这种方法背后的思想是，通过可计算的货币激励和约束，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个体会改变其行为，使环境退化和资源损害降低到最优水平。换句话说，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是建立经济激励和约束措施使得环境服务的使用者把其行为的机会成本考虑在内。这种政策主张受到制度经济学家的广泛批评。对这类政策的大多数批评意见集中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例如，有些学者指出，环境政策只建立在奖励和惩罚基础上忽视了个体的正直、守信和围绕其身边的社会关系等因素。换句话说，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定义表示怀疑。认为人的动机并非是完全自利的，其合作和利他主义也并非只是在效用最大行为基础上产生的。制度经济学认为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利的，因而基于金钱和经济激励的政策手段是环境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类政策通过道德价值诉求的补充会更加巩固。实行促进社会承诺和诚信等文化价值的政策能有效补充基于经济激励措施的环境政策（Hodgson,1997）。另外，新古典环境经济学的另一项政策主张即“污染者付费”原则，就是污染者承担排污费用，直至其在经济上得不偿失而停止排污。其政策缺陷也受到制度经济学家的批评，特别是在把他人不可让与的权利和保护子孙后代不受长期环境损害影响的权利考虑到环境政策分析中时，上述政策缺陷就更加明显。制度经济学反对把功利主义作为环境政策的唯一基础，而倾向于站在环境变化对人类生活潜在影响的科学依据基础上，讲求人和自然的平衡（Swaney,1987b）。考虑到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相关性和脆弱性，为了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环境采取小心谨慎的保护性政策。制度经济学家不是把目光集中在主观效用上，而是提倡对社会过程进行科学调查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因此，很明显，新古典经济学家仅仅依据个体的欲望总和提出环境政策，而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应通过科学分析和公众讨论来制定环境政策。为此，环境问题的制度经济学方法创始人卡帕提出了基于“人类必要需求”概念的环境和发展政策主张。他强调应站在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需求角度重新设置公众行动的指导方针，应按照人类必需的物质要求来利用资源而不是按市场导向来运用资源。他认为可制订出符合环境最大容量限制或可接受污染物排放浓度的客观标准，通过这类安全限制，来决定对环境和人类构成威胁的活动的类型和程度。卡帕承认，这种“社会最小值”不是理想的或完美的状态，也不是资源利用的“最优”状态。然而，它为改善决策提供了某种操作性标准或指标。在没有充分考虑社会成本和收益情况下，这种操作性指标比按照市场成本与收益分析而形成的“最优解”要好的多。卡帕认为，一旦诸如最大污染浓度许可水平等安全限制体现到决策的政治过程之中，就能将其纳入到更广泛的生产函数（或物质投资模式）中，通过投入产出模型明确投入规模和生产技术，并按照所谓的既存最小需求来确定产出规模（Kapp,1970a）。
上述“人类必要需求”方法要求某种形式的“制度调整”以确保环境和生态保护、恢复与延续。为了实施基于人类必需要求的环境政策，有必要调整当今社会与自然环境保护不相容的某些行为方式，以确保关系到人类生存繁衍基础的生命支持系统不受到人类活动的威胁。基于凡勃伦的实用主义与形式主义两分法，现代制度经济学理论提供了某种“制度调整原则”。特别是福斯特（Foster,1981）提出了以下三项原则：1、技术决定性原则；2、相互依赖性原则；3、最小错位原则。福斯特的原则描述并推进了制度结构调整，特别是对技术引致型的社会结构调整问题更有用武之地。在福斯特的研究中，假定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为技术改变。这样，他提出的制度调整原则也主要倾向于帮助社会根据技术变化作出相应调整。斯旺内对此提出异议，他强调环境变化（无论是自然或人为因素）也同样会影响到制度结构，因此，在技术改变情况之外，还有环境引致型因素（Swaney,1987a）。所以，斯旺内在福斯特的三项原则之外，又提出了第四项原则，即“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原则”，用于强调生态环境不是给定和静止的事实。根据斯旺内的看法，在环境政策方面，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原则提出了某些特殊的政策目标和方针。
特别地，他认为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发展要求：1、对个人、利益集团和企业进行特殊的环境教育；2、为了弄清可能产生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环境问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3、为刺激和响应知识更新并相应地引起行为调整，需要一种更加灵活和敏感的制度结构（Swaney,1987a）。在这些建议中，显然新知识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快速渗透对巩固环境政策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Dietz和vanderStraaten(1992)拓展了斯旺内的分析。他们指出，由于既得利益者的怀疑和抵制，在环境政策上新知识和新观念不见得会被采纳。因此，在环境问题上平衡各种社会势力应引起环境经济学家的更多重视。这一点对环境政策制度经济学方法相当重要，因为它强调了制度经济学在社会层面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仅基于生态和经济问题，也要考虑社会问题。
五、总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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