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发展低碳经济，一方面是积极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完成国家节能降耗指标的要求；另一方面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益，发展新兴工业，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摒弃以往先污染后治理、先低端后高端、先粗放后集约的发展模式的现实途径，是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的必然选择。其实质是能源的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题。那么’”低碳生活”，就是指生活作息时所耗用的能量要尽力减少，从而减低碳，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从而减少对大气的污染，减缓生态恶化，主要是从节电节气和回收三个环节来改变生活细节。
那么我们的低碳经济的现状是什么呢？2003年，英国政府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首次明确提出发展“低碳经济”，也就是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相统一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早在2007年9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就曾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5次领导人会议上，本着对人类、对未来的高度负责态度，对事关中国人民、亚太地区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福祉的大事，郑重提出了四项建议，明确主张“发展低碳经济”，令世人瞩目。他在这次重要讲话中，一共说了4回“碳”：“发展低碳经济”、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增加碳汇”、“促进碳吸收技术发展”。他还提出：“开展全民气候变化宣传教育，提高公众节能减排意识，让每个公民自觉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努力。”这也是对全国人民发出了号召，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主席并建议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共同促进亚太地区森林恢复和增长，减缓气候变化。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紧密结合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决策部署，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
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发展的低碳经济我们要与无碳经济加以区别。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我们能不不能实现低碳经济就是更加关注的议题，我们首先算一笔账：每人每天通过呼吸大约释放二氧化碳1.14千克，电脑使用一年平均间接排放二氧化碳10.5千克，汽车的一台发动机燃烧一升燃料小大气释放二氧化碳2.5千克，在中国，一个城市白领即便只有四十平方米的居住面积，开1.6排量的车上下班，一年乘飞机12此，碳排放量也会在2611吨。在中国，农户从人口往少说也有6亿吧，他们每天做饭，他们冬日里的取暖多数使用煤炭或者是煤炭的加工品来满足，他们每年粗放式的排放属于高碳生活，他们的碳排放量并不会比城市人口排放量少。低碳生活几乎涵盖所有产业，“低碳主义族”成为了引领时代的主题，在中国只能是积极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倡导低碳生活主要体现在：
一是倡导广大人民生活的节能减排；
二是倡导尽量使用低碳能源，比如太阳能热水器，绿色电力，新技术新能源汽车；
三是“生态碳汇”建设，如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等等。在倡导的同时政府应该营造低碳生活环境，引领健康的生活方式。媒体舆论应该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引导大家做到适度消费低碳消费。更重要的是要体贴关心弱势群体的地毯意识和生活方式。面对着“生活消费之上”的理念我们必须拿出足够的勇气把资源和利益在协调再分配，积极的倡导我们整个国民的低碳生活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如何从生产到消费到做到低碳经济呢？
节约资源。这时低碳经济最本质的内容，也是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通过整合现有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少资源的消耗和浪费。做到低碳低成本低污染高效率的生产是我们长远而坚定的目标。
低碳运输。运输过程中的燃油消耗和尾气排放，是运输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低碳运输指的是以节约资源，减少排放量，使用清洁能源为特征的运输。其主要途径包括：合理选择运输工具和运输路线，克制迂回和重复运输，以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改进内燃机技术和使用清洁能源，减少二氧化碳等物质的排放。
低碳仓储。低碳仓储要求仓库布局合理，以及约运输成本。布局过于密集会增加运输的次数，从而增加了对环境的污染；布局过于松散，也会降低运输的效率，增加空运率。
低碳包装。低碳包装是指的是采用节约资源，降低废弃物为目的的包装方式。主要途径有：使用环保可循环利用材料，提高材质的利用率。设计折叠式包装以减少空载率。低碳消费前面已说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影响我们低碳生活或低碳经济的进程有哪些呢？
思想认识障碍
社会低碳生活理念相当淡薄，低碳生活的思想还没有确立，低碳生活的行动更是悠悠无期。据中投顾问的《2009-2012年中国环保产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指出，中国把节约能源、发展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作为能源领域的基本国策，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各级政府对其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加之企业片面的追求局部效应和短期经济效益，忽视了其生活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体制政策障碍
我国的社会体制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各级政府的实施力度和效果也是相对较低；而且中国还处于发展的高速期，不合理不合格的经济企业比比皆是，假想如果严格按照国标运营，大有可能三分之二的企业将会被迫关门，那么中国的经济将会一落千丈。一句话耍得好“有发展必有污染，要发展但要低污染”。
基础实施的障碍
刚刚起步的低碳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还没有较大的改观，和我们提出的低碳要求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相比，那是远远不够的。再如果和发达国家相比较则差距会更大。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我国的低碳经济的进程。
技术障碍
我国的低碳运行制度的实施管理和技术手段还相当落后。先进的低碳技术开发还相当滞后，不同的低碳企事业单位之间的技术设备信息标准不统一，非标化相当于普遍。人才的障碍也可以归结为技术障碍。
如何面对这些问题是我们低碳经济进程的关键。
Abstract：ThisarticleanalysesdominatingtraitsofmacroeconomicdevelopmentinChinaintheyear2004andthefirstseasonof2005.Then,itplaysimportanceonthestrengtheningonthemarketincreasebydeepeningreformation.Lastly,itdemonstrateshowtoregulationeconomybythegovernmentfromthreeaspects.
关键词：宏观经济调控市场销售经济结构
Keywords:Macroeconomicregulationmarketingeconomicstructure
1.引言
中国经济在2004年第一季度延续2003年扩张趋势而加速增长。在国内需求主导的经济扩张过程中，经常项目余额逆周期运动而净出口需求大幅度减少。同时，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信贷规模过快增长以及重要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瓶颈制约加剧问题，一系列紧缩性宏观调控措施在第二季度出台。从第二季度起，中国经济景气开始收缩而逐步转折下行。不过，2004年中国经济保持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良好配合格局，在将CPI指数上涨率控制在3.5%左右的同时实现了9%以上的实际GDP增长速度。在2004年实际GDP水平已经接近潜在GDP水平的基础上，使2005年实际GDP增长速度进一步接近潜在GDP增长速度，促进潜在供给能力的充分利用。
2.2004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主要有以下特征：
1).经济走势前高后低。一季度经济增长偏快，投资增长过猛，部分行业投资过热。之后，中央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出台了控制贷款、缩减财政支出、暂停建设用地审批、清理投资项目和开发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下半年经济逐步回落、趋稳。
2).进出口持续高速增长。全年进出口总额达1154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5.7%。其中，出口5934亿美元，增长35.4%；进口5614亿美元，增长36%。贸易顺差32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65亿美元，贸易顺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下半年进口增幅回落。
3).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趋于稳定。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0073亿元，比上年增长25.8%，增速比上年回落1.9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9.1%。其中，城镇投资增长27.6%，增速比上年低1.5个百分点。从走势看，年初城镇投资过快的增长势头在上半年已经明显回落。6月底的累计增长速度已降至略高于30%的水平，下半年投资增速基本趋于稳定。
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上升。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53950亿元，比上年增长13.3%，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10.2%，增速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额35573亿元，增长14.7%；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18377亿元，增长10.7%。分行业看，批发零售业零售总额44840亿元，增长12.5%；餐饮业零售额7486亿元，增长21.6%；其他行业零售额1624亿元，增长1.5%。
5).物价水平温和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3.9%，商品零售价格上涨2.8%，两者涨幅分别比上年提高2.7和2.9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1.4%，是1996年以来涨幅最高的一年。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6.1%，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5.6%，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13.1%。从走势看，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峰值出现在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则快速走低。
总体来看，2004年中国经济依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各项经济指标均反映了经济运行的较高水平。在宏观政策的调控下，经济运行中一些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得到了有效抑制。但值得注意的是，受体制性因素影响，宏观调控的成果还需要进一步巩固，特别是在开放条件下，经济运行的外部影响在加大。
3.2005年第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05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速，国内生产总值达31355亿元，同比增长9.5%，比去年同期低0.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逐步向理性区间回落，工业生产和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消费增长加快，物价上涨呈现明显的结构性特征，经济运行态势基本良好。
1).国内市场销售较旺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112亿元，同比增长13.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9%，比去年同期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090亿元，增长14.7%；县及县以下5022亿元，增长11.7%。分行业看，批发零售贸易业12616亿元，增长13.6%；餐饮业2063亿元，增长17.2%。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是带动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
2).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继续回落
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0998亿元，同比增长22.8%，比去年同期回落20.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9037亿元，增长25.3%；农村固定资产投资1962亿元，增长12.7%。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开发投资2324亿元，增长26.7%。分行业看，农业、能源、交通等行业投资得到加强，水泥、冶金等行业投资继续得到抑制。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134亿美元，同比增长9.5%，增幅较上年同期高2个百分点。
3).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一季度全国进出口额为2952亿美元，同比增长23.1%，增幅回落15.1个百分点。其中进口1393.1亿美元，增长12.2%，增幅较去年全年回落23.8个百分点；出口1558.9亿美元，增长34.9%，增幅较去年全年回落0.5个百分点。累计外贸顺差165.8亿美元，主要是进口大幅度回落所致，也反映了国内投资需求增势减弱。出口增幅虽略有所回落，但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这种格局意味着出口增长依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也意味着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加剧。
4)．工业产出水平稳定增长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14415亿元，同比增长16.2%，增幅较上年同期低1.5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低0.5个百分点。其中，重工业增长16.3%；轻工业增长16.0%。分产品看，发电量、原煤、钢材分别增长13.0%、9.1%和22.4%，微型电子计算机、移动电话机、传真机分别增长57.5%、23.9%和34.1%。汽车生产增长1.6%，其中轿车下降2.8%。
5).物价水平仍在可接受区间
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升2.8%，涨幅与上年同期持平，较去年全年回落了1.1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2.5%，农村上涨3.5%。分类别看，食品价格上涨6.1%，居住价格上涨5.6%，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2.6%，其它类商品价格基本维持稳定或略有下降。一季度，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1.6%，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1.8%，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5.6%，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0.1%。
6).金融运行基本平稳
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26.5万亿元，同比增长14%，增幅比上年同期低5.1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0.6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为9.5万亿元，同比增长9.9%，增幅比上年同期低10.2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3.7个百分点。市场现金流通量(MO)为2.1万亿元，同比增长10.1%。3月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9.8万亿元，同比增长13%；存款余额为26.9万亿元，增长15.6%。
以上情况表明，2005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延续了上年的良好态势，投资、消费、外贸出口和外商投资均保持了较快增长，为全年经济增长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是也要看到，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依然没有完全消除，宏观调控成果有待进一步巩固。特别要注意克服经济运行中的体制“瓶颈”，应通过深化改革加强市场自主性增长的基础。
首先，由于经济结构中的深层矛盾，庞大工业产能一方面使70%以上的商品供大于求，并且不得不依靠投资增长和国际市场来消化，另一方面，重要能源、原材料以及土地等关键生产要素瓶颈的存在，难以支撑持续的投资高增长，而依靠国际市场则必然受到全球资源供给和需求状况的双重制约。
其次，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受国际市场资源类产品供求关系紧张和价格上涨影响，输入性通胀对国内经济运行的影响日益增大。在国内消费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上游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要么转化为工业库存的增加，要么使部分生产能力被淘汰。
第三，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经济增长吸收劳动力的能力相对较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就业压力始终存在，加上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国内消费难以实现大幅增长。要保证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使GDP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小幅波动，就需要政府做好宏观调控工作，而目前的宏观调控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正确把握调控方向，选择调控目标十分重要。
4.如何调控
在调控方向上，是继续抑制经济过热，防止反弹；还是反向操作，防止经济的加速下行；或是稳定现行政策，观察发展动态；这是目前需要作出的方向性判断。如何调控，取决于我们的调控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调控结果。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权衡。一是短期和中期；二是内需和外需；三是总量与结构。尽管这三组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但确实要有所取舍。
第一个方面的权衡是短期和中期目标。
年初确定今年的增长目标是8％，可以有把握地说，没有极特殊的事件发生，实现这一目标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明年、后年的增速如何。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允许GDP增速回落的底部在何处？如何防止GDP增速的加速回落。从当前的情况看，如果仅仅是工业增长和工业投资放缓使GDP增速适度回落，对于防止今后几年的能力过剩和供大于求是有利的。也就是说，略微降低一点当前的增速，可能有利于今后两年保持相对高一些的增速。从持续稳定发展的角度看，可能是利大于弊的。当然，当前增速的回落应有一个底限，我认为中央确定的既定目标就是这个底限。另外，在消费增速相对平稳的条件下，有可能影响GDP增速加速回落的因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出口增速加速回落，另一个是房地产市场的急剧收缩。所以，在权衡短期目标和中长期增长目标时，关键是要把握好对这两个部门的调控力度，以保持国民经济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而不是大起大落。
第二个方面的权衡是内需和外需。
从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我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一直保持双顺差。10年来，贸易顺差累计约3000亿美元左右，外商直接投资大体上每年在400亿－600亿美元之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今年上半年，贸易顺差396亿美元，考虑到去年同期近80亿美元的逆差，仅净出口就拉高GDP增量约3800亿元人民币。这样的结果对增长、就业的有利方面自不待言。如果这样的出口实绩是因为我国产业和产品的总体竞争力提高的结果，是在各种经济参数比较合理的条件下取得的结果，应该说不足为虑。问题是我国的生态、环境的成本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计入，资源的价格偏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等社会成本也没计入，这就使出口高速增长的负面影响增大。一是贸易摩擦增多；二是资源配置恶化与资源环境的压力加大；三是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外汇占款增加，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加大；四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造成资本被动对外输出，从总体上看不符合国家的长期利益。因此，无论是维护当前的宏观经济稳定，还是促进经济的中长期发展，都有必要对内需与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加以评估。综合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对战略与政策调整提出的要求，合理适度调整政策，改变粗放型出口扩张战略，限制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口，提高出口的质量和效益。同时，提高消费率，切实增强内需对经济的拉动力，减少对外部需求的过高依赖和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负面影响。
第三个方面的权衡是总量与结构。
一般说来，在总量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调整结构比较难；在供大于求的条件下，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就会增加。从2002年底这轮增长进入上升通道后，结构性矛盾就日渐突出，主要表现是煤电油运等瓶颈制约增大，采掘业、资源型产业与原材料工业和制造业的矛盾加剧。今年1－5月，铁矿石原矿量、生铁、粗钢、钢材、铝材、焦炭、纱、布、硫酸、烧碱等产品以远高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增长；而载波通讯设备、光通讯设备、程控交换机、移动通讯机站、电工仪器仪表、大气污染防治设备等产品都呈负增长。这表明，结构性矛盾还在加剧。很显然，在总量高速扩张的情况下，结构调整的收效不会太大，而且这种结构的扭曲从长远看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长期平均增速的降低。
5.总结
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需要为结构调整提供适宜的总量环境，需要在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国内需求上下大力气。当然，总量是影响结构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惟一的因素，调整结构还必须深化改革，理顺经济参数，校正经济主体的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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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汪祥春.宏观调控与价格机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关键词]经济一体化 政府干预 经济发展 同省并购 同市并购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6-0063-12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代国际和国内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也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的区域一体化既是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重要体现，也是增大国内市场容量和规模、增强国内竞争力的重要现实问题。近些年来，学者们从市场一体化视角对中国经济一体化问题进行研究，产生了诸多学术成果，如Young（2000）、Poncet（2002，2003）、Xu（2002）、白重恩等（2004）。经济一体化既表现为产品市场一体化，同时也表现为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一体化（Robson，1990）。从世界范围看，近些年来，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不断涌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程度和范围也在不断加深和扩大，逐渐从以贸易自由化为主的浅度一体化向包括投资政策等更广泛政策的深度一体化发展，越来越多的一体化协定中包含了投资条款（邱立成等，2009）。截止2005年6月，就有218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中包含“经济一体化投资协定”（economic integration investment agreements，EIIAs），占一体化协定数量的67%（东艳、李国学，2006）。由此可见，经济一体化从关注贸易自由化逐步过渡到对投资自由化的高度重视。然而，由于大多数区域经济组织都是以促进区内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为最主要目标，因此，许多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往往注重经济一体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至于其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则相对匮乏，且不成体系（马静、郑晶，2009）。
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对世界经济发展都具有极大影响，然而，由于FDI的增长速度要远远快于商品贸易（Barba Navaretti and Venables，2004），㈣因此海外投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从这一意义上讲，研究经济一体化问题仅仅从贸易自由化视角是远远不够的。同时，从经济社会现实情况来，贸易自由化并不必然带来投资自由化，例如，相对于产品出口，中国资本在国际上的流动受到了更多阻力。即使在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高的欧盟内部，跨国并购也经常受到来自当地政府及各方的干预。因此，从贸易自由化视角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能完全反映经济一体化的真实情况。鉴于投资活动对于现代经济的重要性，从投资自由化视角研究经济一体化问题可能更具有意义。
我们认为，从微观企业活动的水平可以更好地推断宏观经济的性质，而经济一体化是一个具有宏观意义的微观话题。OECD以及许多学者从跨国公司所从事的活动角度对经济一体化问题所进行的研究恰恰是该思想的表现。也为本研究的合理性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投资活动既包括购买设备、建造厂房等内部投资方式，也包括并购等外部投资方式。由于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式逐步内涵化和集约化，体现为平面扩张式的新增投资的比例会逐步降低，而体现为集约型增长的并购式投资会成为企业投资的主要方式，因此购并式投资就是投资自由化的主要内容。一个国家内部区域企业之间的自由并购式投资，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重要微观机制，是经济一体化的基石。基于此，我们选择并购这一视角，通过企业并购的区域特征来研究中国经济一体化问题。
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始于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因此，本文拟以我国上市公司1998-2006年的并购数据，对我国经济一体化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过去学者们研究国内经济一体化的角度主要是省际贸易流，本文从投资活动的角度找出一种补充测量国内经济一体化的新方法，并且对于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问题也有很好的启示和借鉴价值；其次，微观企业行为是宏观经济的基础，本文从微观企业并购投资活动推断国家宏观经济的水平和性质，这是一个新的尝试；第三，本研究为中国国内市场和区域一体化找到了一个新的政策作用方向，促进以并购等投资活动的跨区域发展有利于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最后，本研究结论与现有文献存在较大差异，中国经济的一体化水平并不高，也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中国经济一体化水平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而政府干预以及由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导致的“资源差异效应”对经济一体化产生了负面影响，这说明中国经济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减少政府的干预，降低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一、并购活动与经济一体化
就中国国内市场一体化的文献而言，按其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李善同等，2004）：第一类是通过各地区间产业结构的差异来考察一体化的程度（Young，2000；白重恩等，2004），如果产业结构的差异缩小，则认为市场的分割程度加大；第二类是通过各地区间的贸易量和贸易结构来考察（Poncet，2003），如果地区间贸易的“边界效应”（Border Effect）扩大，则认为市场的分割程度扩大；第三类是通过各地区间产品价格的差异来考察（喻闻、黄季j，1998；Poneet，2002），如果产品价格的变异系数和边界效应缩小或者价格在统计上存在同积现象（cointegration），则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提高；第四类是通过各地区的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来考察（Xu，2002），如果相关程度高，则市场一体化的程度高。我们认为，已有的关于经济一体化的衡量方法并没有反映出当前经济一体化的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投资自由化。
按照世界银行对一体化进度的衡量指标来分析，经济一体化包括三个方面：市场一体化、生产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同时，OECD（2005）也认为，衡量全球化的核心参考指标应涵盖以下领域：外国直接投资、跨国公司所从事的活动、国际贸易。从动态发展角度讲，基于Balassa（1962）对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的划分，Robson（1990）认为，经济一体化理论体系由自由贸易理论、关税同盟理论、共同市场理论、经济同盟理论和完全经济一体化理论组成。自由贸易理论和关税同盟理论主要以产品市场一体化为研究对象，而共同市场理论、经济同盟理论以及完全经济一体化理论除了以产品市场一体化为研究对象外，更侧重于以资本、劳动力生产要素市场一体化以及其他更高形式的一体化（如政策一体化、政治一体化）为研究对象。由此可见。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经济一体化的更高级阶段和组织形式。实际上，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密切相关的。关于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早期的一些研究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如Mundell（1957）等。然而，随着直接投资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更倾向于认为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之间存在互补关系。Markusen（1983）首先指出，从贸易量角度来讲，如果贸易的基础不是相对要素禀赋差异，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应为正相关。Helpman and Krugman（1985）的一般均衡模型和Grossman and Helpman（1989）的动态模型表明，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互补关系。因此，从投资角度研究经济一体化问题既是针对当前投资在经济一体化中的重要地位而做出的合理调整，同时，也可以与基于贸易自由化视角的研究相互补充。
根据OECD的观点，直接投资有三种类型：跨境并购、绿地投资和产出能力（企业现有能力的扩张和增加）的变化。其中，跨境并购在世界经济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其占全部FDI的比重在50%以上，远远超过绿地投资的份额。UNCTAD（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2000）的研究表明。在上世纪90年代末，跨境并购占FDI的比重为78%。不仅如此，跨境并购在所发生的全部并购活动中的比例也在日益增加。Gugler et.al（2003）对1981-1998年全球范围内的2753起并购进行研究，发现跨境并购的比重有上升的趋势，这一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的欧盟国家非常明显，跨境并购占全部并购的比重由1991-1992年的24.2%升至为1997-1998年的39.8%。有许多证据表明，跨境并购浪潮与自由贸易以及市场一体化密切相关。在跨境并购与贸易自由化方面，Neary（2007）从理论上探讨了跨境并购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他认为，并购浪潮是贸易自由化的结果，那些低成本企业并购高成本企业，将鼓励国家或地区根据比较优势来进行专业化生产和贸易。他的模型的一个推论是，跨境并购与出口是互补而不是替代关系。同时，European Commission（1996）的研究表明，跨境并购是欧洲企业在欧盟单一市场进行扩张的最主要方式。Brakman，et al.（2006）通过对1986-2005年的27541起跨境并购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大部分FDI采用并购的方式，同时，跨境并购主要是由经济一体化引起的。这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以并购来衡量经济一体化合理性。
在中国，跨区域并购与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同样特征。长三角地区是目前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成功的地区之一，位于该地区的江苏、浙江、上海等三省市之间的经济合作极为密切。由此，我们统计了本文样本中的这三省市上市公司之间的跨区域并购情况。结果表明，在所有跨区域并购中，有32%的跨区域并购发生在这三个省市之间。为了进行对比分析，我们选择了两组对照样本。首先，选择在地理上彼此毗邻的湖北、湖南、江西等三个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所有跨区域并购中，只有4%发生在它们之间。其次，我们选择同样毗邻的河北、河南、山东，发现这一比例仅为2.5%。由此可以看出，跨区域（同区域）并购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对应关系。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上公认的比较成功的发展模式。我们认为，欧盟的竞争政策集中体现了并购可以作为判别经济一体化的思想。在美国，并购活动受到反托拉斯法的管制，但在欧洲，为了促进欧洲经济一体化，欧共体（现为欧盟）关于并购控制的《罗马条约》为发生在欧共体范围内的并购控制问题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它没有包含一个类似于美国反垄断法中规定的并购控制办法。按照Banks（1988）的说法，这不是一种失误或者轻率的做法，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其本来的愿望是要利用竞争政策加速欧洲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并购特别是跨国界的并购活动被看作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一部分，Coeurdacier et al.（2009）的实证研究表明，随着欧盟的“单一市场”和“统一货币”计划的实施，欧盟国家之间资本、劳动、商品和服务自由流动的障碍被消除，从而显著地提升了欧盟国家之间制造业企业的跨国并购频率和规模。他们的研究验证了跨国并购与经济一体化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跨区域并购是投资自由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可以对区域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进行合理的衡量。OECD（2005）认为，从国际贸易角度研究经济一体化时，可以以一国出口总额占该国GDP的比重来衡量经济一体化，而从投资角度研究经济一体化时，可以以一国FDI占该国GDP的比重来衡量经济一体化。然而，以上两个方面更多地是从宏观视角进行界定。本文试图从微观企业的并购行为视角对中国国内经济一体化问题进行考察，对此，一个可行的思路是：如果区域内各成员的并购活动更多地发生在各成员自己辖区内，则可以合理推断区域的一体化程度较低。同时，如果跨区域并购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则可以认为区域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在提升，反之亦然。
二、研究假设
国家之间经济一体化的障碍，除了经济方面壁垒，更多的是非经济方面因素，如地理位置、政治架构、制度和体制、文化、语言等。但是，这些障碍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区域之间从理论上来说并不存在，或至少并不严重地存在。鉴于中国转轨经济的特征和地方政府在中国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地方政府基于行政边界所考虑的地方利益，对投资自由化做出各种行政干预，是阻碍我国经济一体化的最重要的制度因素。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行政分权和90年代初实行财政分权改革以来，地方政府的财政与行政自日益加强，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Qian and Roland，1998），这一方面使得地方政府有更大的积极性发展本地区经济，但另外一方面也使得地方政府有更大动力采取地方保护政策。在分权改革之后近30年的今天，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仍然面临许多严峻的问题与障碍，如区域市场的分割、食品与药品安全、行政垄断、政府对产业和企业的过度管制和干预等（周黎安，2004）。吲而分权改革所带来的政府干预正是造成我国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之一（银温泉、才婉如，2001）。Li et al.（2003）通过构造两阶段博弈模型，发现中国的市场分割主要源于地区贸易保护，而地方财政分权和国际贸易保护政策则会导致地区保护程度提高。何智美、王敬云（2007）认为，政治锦标赛机制有利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而不利于合作，而竞争的后果必然造成市场分割程度加大。
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分权改革所带来的政府干预对市场分割有着显著影响。Poneet（2002）研究发现，失业率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均加剧了市场分割。平新乔（2004）的实证结果揭示了地方政府对国有资产控制和对产业实施控制与保护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物质利益。哪里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高，则当地政府就有动力对该产业实施控制，并认为这是地方保护主义之所以长期存在的经济基础。分权改革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是地方政府消费的源泉，但同时，地方政府也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陈敏等（2007）的研究发现，就业压力和政府消费的相对规模是加剧市场分割的因素。
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政策有多种实现途径。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主要是直接通过行政干预来实现，如强制性设置进入壁垒将外地企业或产品拒之门外。但随着我国法制逐步健全以及中央的三令五申，这种直接的行政干预可能会给地方官员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更多采取间接的干预手段。其中一个主要手段就是在不违背中央政策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投资自由化进行干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所掌控的国有企业，对发生在国企之间以及涉及国企的并购活动，进行直接干预；二是通过行政审批，对各类发生在其行政边界内的并购活动进行程序化干预：三是在本地范围内为那些需要被并购的对象企业，积极主动地寻找并购方，以便使本地上市公司的“壳资源”在本地利用，并使重组后企业的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主要发生在本地。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于使壳资源在本地企业尤其是在本地国有企业之间进行重组，从根本上说是受地方政府追求本地GDP增长和财政利益所驱使。中国当前的GDP核算原则以及现行的属地化征税制度。并不鼓励企业进行异地重组。作为理性的地方政府，自然不会选择具有外部经济性的异地重组方式，除非本地确实缺乏可以重组的资源。因此，在我国经济运行中，缺少鼓励区域间经济一体化的机制和动力。
本文采用同区域并购比例来衡量经济一体化程度，同区域并购比例越高，表明更多的资源是在同一区域内流动，市场分割程度越大。因此，如果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并购了更多的本地企业，则能够验证本文的上述观点，即我国的市场分割是政府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来实现的。此外，按照控制人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国有企业分为中央国有企业、省级国有企业和市级国有企业，这三类国有企业虽然都属于国有控股，但它们存在很大差异。对于中央国有企业来说，由于它们和地方政府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主要受国资委的领导，所以较少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而省级国有企业和市级国有企业主要受地方政府的直接领导，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后两类国有企业并购本地企业的频率会显著低于中央国有企业。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政府干预对经济一体化程度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近30多年来从总体上得到了极大提高，但如果分区域来考察，则是极不平衡的。在某些省份，特别是在东部沿海省份，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进展，而在另外一些省份，经济发展还非常落后。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对不同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我们可以借鉴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分析框架来对中国经济一体化问题进行分析。在FDI这一领域，区位选择理论具有重要意义。特定的区位有其特定的要素禀赋、政治风险、法律制度，直接影响企业进入后的运行成本和自身竞争优势的发挥。因此，FDI的区位选择和东道国特定的区位优势密切相关。Dunning（1998）认为，影响区位优势的因素包括市场规模、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关税壁垒、政治风险等。这些因素影响了FDI流向。Bevan and Estrin（2004）等学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除了区位优势之外，众多外国投资企业集聚在一起，可以降低信息成本和搜寻成本，能够有助于交流、运输等服务和其他需求，对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产生一定促进作用，形成聚集效应。因此，聚集效应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Barrell and Pain，1999）。基于区位优势理论和聚集效应理论，FDI将表现出显著的地域特征，发达地区可能更有利于吸引FDI，而这一点也与现实相符合。2000年80%的FDI流入了发达国家，只有16%左右的FDI流入了发展中国家。我们认为，一国范围内不同区域之间资本流动可能与FDI的这一特征相似。中国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将导致它们经济总量、基础设施、法制水平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这对企业的跨区域并购等行为产生很大影响。
进一步地，根据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我们认为，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资源也越多，根据“就近原则”，本地区的资源整合频率也越高。而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地区，资源相对匮乏，本地区的资源整合频率也较低。同时，不同地区资源的巨大差异又限制了跨区域的资源整合，例如，经济发展程度高地区的企业难以在经济发展程度低地区找到合适的资源，而经济发展程度低地区的企业又没有足够能力到经济发展程度高地区进行资源整合。因此，在企业跨区域并购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着“资源差异效应”，经济发展程度高地区的企业更倾向在同区域并购。综上所述，区位优势、聚集效应和“资源差异效应”等因素会加剧市场分割程度，从而对经济一体化产生负面效应。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经济发展程度越高，企业越倾向在当地并购，即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对经济一体化产生了负面影响。
从世界各国政府对公司并购的态度来看，经济发展程度并不代表政府干预程度，经济发展水平高并不意味着该国对资本的自由流动持肯定或赞同态度。即使欧美发达国家，各国政府也往往会抵制外国公司并购本国公司。近些年来，中国公司跨国并购经常受到被并购方当地政府的干预，在中海油、海尔、华为等中国大企业遭遇海外并购挫折的案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国家保护主义的影子。即使在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欧盟内部，各国政府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往往也会干预。例如，2006年2月，法国政府令法国燃气公司与法国的苏伊士公司合并，使前来收购苏伊士公司的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知难而退。恰如假设1分析中所提到的，中国各地地方政府基于“政治锦标赛”、税收、就业等各种考虑，具有强烈的干预企业经营发展的冲动。同时，在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其区位优势越明显，各种资源比较丰富，为了保证当地经济的发展以及促进就业等，政府越有动机抵制当地资本的流出，阻碍外地企业并购当地的优质企业，国有企业越有可能在本区域内实施并购。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政府干预进一步恶化了经济发展程度不平衡性对经济一体化程度的负面影响。
三、变量与数据
（一）经济一体化指标的界定与计量
本文从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发生的区域特点角度来检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程度。如果同区域并购的比例越大，则说明市场分割程度越大，反之，则说明经济一体化程度越大。具体来说，如果并购双方都位于同一省份，则将该并购确认为同省并购；如果并购双方都位于同一市，则将该并购确认为同市并购。显然，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同省和同市并购的比例越大，表明中国经济一体化程度越差，反之，则表明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
（二）回归模型与变量
为了检验企业性质对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我们参照相关研究的做法，控制了现金流、企业成长性、负债率等微观因素和从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的价格指数等宏观因素，设置如下的Logistic回归模型：
在上述模型中，被解释变量Integration表示经济一体化程度，用是否同省并购和同市并购这两个哑变量来衡量。在用同省并购哑变量衡量时，Integration取1表示同省并购，取0表示跨省并购；在用同市并购哑变量衡量时，Integration取1表示同市并购，取0表示跨市并购。为了便于分析，同省并购用Integrationl表示；同市并购用Integration2表示。Mowner表示并购企业的性质，借鉴现有文献的普遍做法（如潘红波等，2008），如果并购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为国有企业、国资委及公立高校，则将该企业界定为国有企业，取值为1；如果实际控制人为个人、家族、集体企业、外资企业、职工持股会，则将其定义为民营企业，取值为0。我们对这一变量进行细分，设置了三个哑变量：Mownl取1表示民营企业，取0表示其他；Mown2取1表示省级国有企业（由省级国有企业、国资委控制），取0表示其他；Mown3取1表示市级国有企业（由市级国有企业、国资委控制），取0表示其他；它们的参照都为中央国有企业（由中央国有企业、国资委控制）。模型（2）中Mownl、Mown2、Mown3的回归系数分别表示民营企业、省级国有企业、市级国有企业相对于中央国有企业来说的同区域并购程度的差异。
我们选择了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Cf表示现金流，用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表示，企业的现金流越充裕，当地政府越有可能将本地的企业让其并购；同时，企业现金流越好，也就越有条件进行跨区域的资源整合。Grow表示企业的成长性，用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率来衡量。Size表示企业规模，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企业的成长性越好、规模越大，越不容易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高雷等，2006），企业跨区域进行资源整合的可能性就越大。Lev表示企业的负债比例，用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衡量，企业的负债比例越大，越容易依赖地方政府，容易受到政府的干预，从而越不容易进行跨区域的资源整合。Top1表示公司治理，用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衡量，企业的资源配置行为往往受到大股东的显著影响，大股东持股比例的高低直接影响其对企业的控制能力，进而影响企业跨区域的资源配置行为。Employ表示每个地区的从业人数，从业人数越多，表明当地的人力资源越充足，越容易吸引资源的流入，本文采用样本公司所在省份的从业人数的自然对数衡量。Invtindex表示每个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环境，投资环境越好，越容易吸引资源的流入，本文采用样本公司所在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价格指数来衡量。此外，我们还控制了行业和年度因素。
为了检验经济发展程度对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我们设置如下的回归模型：
Develop为经济发展程度变量，我们采用样本公司所在省份的人均GDP来衡量，该指标越大，表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其他变量的界定同上。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综合考虑了企业性质和经济发展程度，将二者交叉项同时放入同一模型，检验二者对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此外，上述回归模型是以省或市为单位进行的回归分析，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因此，在回归过程中，我们根据上市公司所在地区进行聚类（cluster）分析。
（三）研究样本与描述统计
本文的研究样本是1998-2006年中国证券市场发生了并购的A股上市公司，这些样本满足如下一些条件：（1）样本公司作为主并方；（2）并购都是非关联并购；（3）样本公司不是金融类公司。因为这类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标准和其他公司不一样；（4）并购方的一些主要财务指标都没有缺失，而且被并购方的特征数据能够获得。在上述条件下，我们共获得1276个并购事件。并购方数据来自CCER数据库，被并购方数据来自手工收集。
表1报告了样本期间内同省、同市比例的年度分布情况。从同省比例来看，除了2004年，其余年份的同省比例均在50%以上，其中1998年比例最高，达到67.2%，平均值为57.3%。从年度分布来看，波动幅度不大。上述结果表明，我国的大部分企业并购发生在同省范围内。为了更清楚地描述同市的情况，我们从两个角度进行了考察。其一是考察同省并购的样本，看有多少属于同市并购；其二是考察全样本，看同市并购的比例是多少。从同省样本来看，除了2003年，其余年份的同市并购比例均在70%以上，其中2005年比例最高，达到80.2%，总体的平均值达到75.3%，这表明在同省并购中，绝大多数都发生在同市。从全样本来看，同市并购的比例为43.1%，也处于一个较高水平。上述结果初步表明，我国的企业并购主要是同区域并购，经济还远未实现一体化。不仅如此，无论从同省还是同市角度的考察，这一现象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Integrationl和Integration2的均值分别为0.573和0.431（全样本）。Mowner均值为0.649，表明样本公司国有企业的比重为64.9%，相应的民营企业比重为35.1%。在国有企业中，省级国有企业占25.6%（Mown2）、市级国有企业占28.1%（Mown3）、中央国有企业占11.2%（Mowner-Mown2-Mown3）。经济发展程度（Develop）均值为8.499。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样本公司之间的差距也较大。
四、回归分析及结果
（一）政府干预与经济一体化
我们首先对政府干预（以企业性质作为替代变量）与用同区域并购比例衡量的经济一体化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和模型（2）的被解释变量均为以是否同省并购来衡量的经济一体化水平（Integrationl）；模型（3）和模型（4）的被解释变量均为以是否同市并购衡量的经济一体化水平（Integration2）。在模型（1）中，解释变量为以企业性质（Mowner）衡量的政府干预，其回归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正。表明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实施了更多的同省并购，即政府干预对经济一体化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与假设1相符。在模型（2）中，解释变量为是否是民营企业（Mownl）、是否是省级国有企业（Mown2）和是否是市级国有企业（Mown3），它们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显著为正，表明相对于中央国有企业来说，民营企业、省级国有企业和市级国有企业实施了更多的同省并购。在模型（3）和模型（4）中，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和前面两个模型基本一致，表明在采用同市并购比例作为经济一体化的替代变量时，前面的结论依然成立。
（二）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一体化
表4报告了经济发展程度与经济一体化关系的回归结果。在两个回归结果中，Develop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同区域并购程度越大，支持了假设2，也表明经济发展程度上升所带来的“资源差异效应”加剧了市场分割程度。
（三）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程度与经济一体化
进一步研究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程度共同对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将政府干预与经济发展程度的交互项（Develop*Mowner）以及Develop*Mownl、Develop*Mown2、Develop*Mown3放入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政府干预和经济发展程度二者对经济一体化的影响程度起到了互相加强的作用，即是说，越是国有企业，越在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企业的并购越可能发生在同一区域。这进而说明，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对我国经济的一体化发展起到了一定阻碍作用。这一结果在区分省级国有企业和市级国有企业的情况下仍旧成立。
五、进一步分析
我们认为政府干预会导致更多的同区域并购，由此对经济一体化产生负面影响，其中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同区域并购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为了初步验证这一隐含的假设，我们考察了跨区域与同区域并购中被并购企业的盈利状况。通过查找并购方在并购当年的年报，我们可以找到被并购企业的利润，据此可以分析跨区域与同区域并购中亏损企业的比例。从表6来看，同省和同市的并购分别比跨省和跨市的并购活动并购了更少的亏损企业，即它们并购了更多的高质量企业。同时，国有企业在本地区并购的高质量企业比例最高。上述结果表明，“肥水不流外人田”确实是政府干预企业并购的主要动因之一。
我们发现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同区域并购比例越大，这表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对经济一体化产生了负面影响。在这里，我们进一步分析经济发展与跨区域并购比例之间的关系。根据并购双方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根据Develop的中位数分为高低组），我们将所有跨区域并购样本分为4组，表7报告了分析结果。从结果来看，54.39%的跨区域并购都发生在发达地区之间，只有5.26%的跨区域并购发生在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企业并购发达地区企业比例要高于发达地区企业并购不发达地区企业的比例。这表明跨区域并购主要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越大，经济一体化程度越低，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假设2。这一结果同时也表明，企业之所以倾向于同区域并购，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主要原因之一，而地理因素、成本因素、文化因素等其他方面的因素可能是次要因素。
我们采用企业性质来衡量政府干预，将国有企业的并购行为视为政府主导的并购，发现国有企业并购了更多本地企业，但没有区分这些并购的本地企业的企业性质。显然，如果它们多数是民营企业，则很难支持本文结论，因为民营企业受政府的影响可能较小。因此，我们进一步区分被并购方的企业性质进行研究，考察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分别并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比例。从表8结果来看，无论是全样本、同省并购样本，还是同市并购样本，在被国有企业并购的企业中，多数是国有企业，而且显著多于民营企业所并购的国有企业比例。这一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结论。
据法国国际研究和开发中心庞塞特的最新研究，中国国内市场分割，省市和地区间存在严重的贸易壁垒，1997年，跨省商品面临的贸易壁垒相当于46%的关税。2001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杨大力认为，中国确实存在地区性的地方保护主义，沿海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比较弱，内地省份更严重一些。
2003年3月到2003年6月，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组织全国各地相关部门进行了地方保护主义的问卷调查，调查范围涉及全国除港澳台以外的所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经抽样调查发现：中国地方保护主义依然存在，特别在利润、税率较高以及存在国家、地方特殊制度的行业，地方保护主义尤其严重；不同地区的地方保护程度不同，东部地区企业的经营环境要明显优于西部地区。
中国的地方保护主义主要是由于各地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造成的。地方保护严重地阻碍了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削弱了市场机制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有效性，不利于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和形成专业化分工，也不利于获得规模效益。在这种状况下生成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自然也就没有多大的竞争力，或者原本有竞争力的产业、产品被削弱了竞争力。
二、内蒙古的成功实践
内蒙古自治区最近两年的经济表现令人刮目相看。2000年和2001年，内蒙古经济增长速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2年增长12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1个百分点；2003年，内蒙古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城镇以上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三项指标增速居全国首位。
内蒙古是如何发展自身经济的呢？从内蒙古历届政府报告我们可以看出此地区的经济发展理念。首先内蒙古自治区整体上是基于自身的畜牧业与资源优势发展经济，而不是像中国其他某些地方一样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其次在内蒙古内部，各地经济的发展也是基于各地优势、特色，而不搞一刀切。
比如，内蒙古在河套平原、土默川平原和东南丘陵区主要进行粮食生产，本地生产的粮食不仅能满足本自治区的需要，还供应其它省区，并在适宜种植玉米的黄河岸边发展起了世界著名的以玉米为原料的饲料添加剂产业；在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等几大草原，主要发展畜牧业，并创造出了以畜牧业为基础的中国乃至世界的名牌产业，像著名的“伊利”、“蒙牛”奶食品，“仕奇”西装，“鄂尔多斯”、“鹿工”和“维信”羊绒制品，“兴发”肉食品，“弛誉”皮鞋等；在荒漠地带创造出了沙漠产业，内蒙古在荒漠地带已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沙棘产业，其他的沙柳产业、山杏产业、麻黄草药业、苁蓉产业和盐藻产业、毒灌草产业以及利用风积沙生产浮法微晶玻璃产业等等都已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内蒙在资源丰富地区进行矿业开采与加工，比如：包头白云鄂博的铁矿，霍林河、乌海、包头、鄂尔多斯的几处大煤矿，有“工业味精”之称的稀土开发世界闻名，并以此为基础发展的“北方――奔驰”重型汽车、“伊化”化工产品、“华能”精煤、“蒙西”水泥等，都在全国乃至世界享有盛誉；在大兴安岭林区主要进行森林产业；其他，在各地基于各地特色大力发展旅游业。比如开发出了沙漠旅游、草原旅游等。
内蒙古自治区基于自身优势进行分工定位，既发展了当地经济，又给中国以及世界带来了高质量的产品。近年来，国外厂商也开始看好这个市场，中外厂商纷至沓来，为内蒙古的经济带来了无限活力。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各地在统一的对内对外经济政策下，基于自身优势进行科学合理的分工，并进行自由贸易，让各种资源有充分流动的机会，能够改善资源利用的效率，提高产业的竞争力。
三、中国西部大开发的相关对策
加拿大卡里顿大学研究员蔡文国说“只有中国本身形成一个大市场，然后跟世界才能竞争，才能形成最佳优势”。笔者很赞同这一观点，借鉴发达国家及中国内蒙古的经验，对中国西部大开发提出以下建议。
（一）对中央政府的建议
中央政府应进行宏观调控。建议主要做好以下工作：
1针对分工、自由贸易和合作的好处，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宣传，开展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培训、教育，提高全国人民、地方官员素质，形成共识。
2中央政府做好法制工作，修订相关法律，在全国统一规范，严厉打击地方保护本义、控制盲目投资。
3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及时解决西部重新分工、合作过程中产生的失业及人员流动问题。对行业的保护虽然不必要，但是应该减缓外来的冲击，使得冲击的过程容易适应。这才是政府应该做的事。
4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西部各地行业选择及跨地区合作。地方政府往往关心局部利益，有可能损害整体利益，中央政府要从宏观上解决这一问题。
（二）对地方政府的建议
西部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基于自身优势充分发展地方经济，但要以开放的思维发展并进行国内、国际贸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因为一个地方有特色、有优势的产业是最有竞争力的。对此我认为西部地方政府应主要致力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充分调研、认识本地区优势劣势，并结合周边地区乃至全国、进口产品的优势劣势状况；国内、国际市场状况进行科学、合理、客观的预测。
关键词：经济形势；财政运行；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3-0034-05
2012年同2011年相比，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更加复杂。201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各类风险明显增多；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金融等领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要充分认识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和风险；必须加强风险评估，及早准备预案，有效化解各种风险。因此，我们要全面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适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一、国际经济环境
世界经济有望继续保持温和复苏，但复苏的基础仍然比较脆弱，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2011年虽然经历了一些波动，但全球经济温和复苏的态势已基本确立。第一季度，美国经济按年率增长1.8%，较2010年第三、四季度有所回落，但企业效率指标表现良好，利润在GDP中的比重上升到了9.8%，接近历史峰值，预示下半年美国经济重新加速上行仍有现实基础。欧元区经济复苏整体强于市场预期，第一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增长0.8%，同比增长2.5%，创2007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德、法两大主要经济体增长尤其强劲，同比分别增长4.8%和2.2%，表明欧债危机的心理影响要大于对实质经济增长的影响。日本受强震影响，第一季度经济环比下降0.9%，同比下降3.5%，但随着灾后恢复重建的推进，下半年有望实现经济正增长。主要新兴经济体继续复苏，第一季度，印度、巴西、俄罗斯、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经济同比增长分别为7.8%、4.2%、4.1%、4.0%、6.2%和7.2%，增速较2010年度虽然有所放缓，但复苏势头依然比较平稳。[1]总体判断，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尽管低于预期，复苏的过程也会出现反复，但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这将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较为稳定的外部环境。
在世界经济有望继续保持温和复苏的同时，其复苏的基础却很脆弱，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之路仍然崎岖，我国财政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仍然面临着诸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一是发达国家财政风险凸显。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财政赤字普遍大幅度增加，财政风险不断上升，不仅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产生影响，而且将对经济的持续复苏构成制约。二是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严峻。近一个时期，新兴经济体虽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货币紧缩政策等，但通货膨胀形势依然比较严峻。目前，国际资本仍然在不断流入新兴经济体，导致这些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日益加大，把握好宏观调控的节奏和力度、避免宏观紧缩过度成为这些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三是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风险依然较大。世界经济复苏以来，在需求增加、美元持续贬值、全球流动性过剩等因素作用下，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呈现持续震荡攀升态势。虽然市场普遍预期大宗商品价格很可能继续维持在高位，但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趋势和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可能造成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大幅度波动。四是全球货币政策的走向存在不确定性。在发达国家财政风险加剧、新兴经济体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严峻、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面临较大波动风险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同时又面临通胀上升压力的形势下，各国货币政策操作难度日益加大，处于两难境地，全球货币政策走向存在明显不确定性。这势必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和预期。
尽管存在上述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但综合各方面情况判断，2012年世界经济仍将保持复苏态势，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私人需求有望逐步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全年经济增速将比2011年有所放缓。2012年1月17日，世界银行的最新《2012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调低了2012年的增长率预测，对2012年和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从2011年6月份的3.6%调低至2.5%和3.1%，把对发展中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预测分别从2011年6月份的6.2%和2.7%调低至5.4%和1.4%。报告认为，全球经济增长与世界贸易已大幅减速，将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不利影响，世界经济前景不明朗。近日，联合国的《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也指出，世界经济在又一次大衰退的边缘摇摆，总产出的增长在2011年已经大幅减慢，预计2012年和2013年增长乏力。世界总产出的增长在2012年预计为2.6%，2013年为3.2%。
二、国内经济环境
宏观经济运行渐趋平稳，但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然突出。总体来看，2012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内环境具有“两面”或“双向”特征，即有利条件和突出矛盾并存，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
（一）我国经济在有序回落中平稳增长，但仍存在着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强、资源环境约束、通胀压力依然比较严峻
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经济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受到严重影响，实体经济增长明显下滑。从国内生产总值季度增长率来看，2008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尚处在略高于10％的位势，而到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则分别下降到9％和6.8％，到2009年第一季度更下降到6.2％的谷底；但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扭转了下滑趋势，并逐季回升。2010年第一季度达到11.9％的高位，之后开始持续回落，下降至2010年第三季度的9.6%以后趋于平稳，2010年第四季度和2011年一、二、三、四季度的增速分别为9.8%、9.7%、9.5%、9.1%和8.9%，经济增长在有序回落中趋于平稳（详见图1）。[2]
第一，从供给面来看，工农业发展情况基本稳定。工业生产较2011年有所放缓，但仍处于较快增长区间。2011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10年增长了13.9%（详见图2）。农业生产继续稳定增长，2011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57 121万吨，比2010年增产2 473万吨，增长4.5%，连续八年增产（详见图3）。其中，夏粮产量12 627万吨，增长2.5%；早稻产量3 276万吨，增长4.5%；秋粮产量41 218万吨，增长5.1%。[3]
第二，从需求面来看，三大需求增幅回落，但仍处于较快增长区间。投资增长小幅回落，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01 933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3.8%（扣除价格因素增长16.1%）（详见图4）。消费名义增长小幅下滑，但实际增长回落较为明显。2011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1 226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7.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6%）（详见图5）。外需增长小幅回落，贸易顺差同比下降明显。2011年，进出口总额36 421亿美元，同比增长22.5%。其中，出口完成18 986亿美元，同比增长20.3%；进口实现17 435亿美元，同比增长24.9%。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1 551亿美元，比2010年减少264亿美元（详见图6）。[4]出口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欧盟和日本等经济体的复苏进程有所放缓。
总的来看，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温和放缓，但仍处高位，经济运行渐趋平稳，我国经济正逐步进入平稳增长区间。预期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GDP增速将保持在8.5%左右的高位上平稳运行。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存在着诸多矛盾和问题。
1. 企业经济效益存在下滑的可能。2011年，成本不断上升已给我国工业企业经营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1）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节节攀升，如国际油价上升了约25%，黄金和铜等重要金属价格上涨了约15%，铁矿砂价格同比大涨约50%。（2）国内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部分地区上涨20%以上。（3）由于持续货币紧缩，加大了企业融资压力，为保证正常运营，一些中小企业不得不通过高利率的民间借贷等形式进行融资，从而推高了企业的资金成本。受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工业企业经济效益下滑，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已从2011年初34.3%回落至1-11月份的24.4%，39个工业大类行业亏损面也有所扩大。如果这样的情况得以继续，将导致企业经济效益进一步下滑，进而对经济平稳增长带来负面影响。[5]
2. 通胀压力依然较大。自2010年第四季度以来，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加速上涨，2011年7月份CPI同比涨幅创年度新高，达6.5%，控制物价上涨的任务十分艰巨。在综合采取货币财政和行政措施后，价格走势在8月份出现趋势性转折，增幅回落至6.2%。[6]之后，居民消费价格逐月回落，物价持续上涨的势头得到初步控制（详见图7）。尽管当前物价调控取得积极成效，但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输入性通胀压力依然较大，物价上涨的中长期压力仍然存在。同时，居民对未来物价上涨预期仍然强烈，近半数居民认为未来几个月物价可能继续上升。因此，未来的物价走势还存在反弹的可能，宏观经济政策对物价上涨仍需要保持足够的警惕。
3. 节能减排形势日益严峻。2011年9月，国务院了“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明确了未来五年节能减排的目标，要求在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和氮氧化物排放量方面，均较“十一五”有显著下降，并对各地方、各行业节能减排下达了任务分解目标，这将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时也将对“两高一资”产业的增长形成一定的制约，影响经济增长。
（二）财政运行情况总体良好，但财政风险不容忽视
2011年，全国财政收支情况良好，财政运行基本正常。但当前财政收支矛盾依然比较突出，财政风险不容忽视。
1. 财政收入较快增长。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完成103 740亿元，同比增长24.8%。其中，中央本级收入51 306亿元，同比增长20.8%；地方收入52 434亿元，同比增长29.1%。财政收入增长较快，是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物价水平上涨、企业效益较好及将原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等因素的综合反映。具体来看，主要源于以下四大因素：一是经济增长带动税收增长。2011年，工业增加值增长13.9%（按可比价格计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3.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7.1%、进出口总额增长22.5%，相应带动增值税、营业税、进口环节税收等较快增长。二是价格上涨带动相关税收增长。2011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4%，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6%，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9.1%，国内生产总值如按现价计算增长17.4%，带动以现价计算的相关税收相应增加。三是企业效益较好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2010年企业效益较好带动2011年汇算清缴上年企业所得税入库较多，2011年企业利润总体增长带动预缴企业所得税增收。四是政策性增收因素。主要是非税收入中相当部分原在预算外专户管理，2011年按有关规定纳入预算管理，属于转移性收入。据地方上报有关数据估算，2011年纳入公共预算管理的原预算外资金约2 500亿元，分别使地方和全国财政收入增幅提高6个和3个百分点。[7]
2. 财政支出进度加快，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2011年，全国财政支出完成108 930亿元，同比增长21.2%。分级次看，中央财政支出完成56 414亿元，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6 514亿元，同比增长3.3%（剔除原列中央本级的车辆购置税支出从2011年起转列对地方转移支付因素后同比增长约11%）；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39 900亿元，同比增长23.4%。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加大了对“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等的支持力度，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国财政主要支出项目情况如下：教育支出16 116亿元，同比增长28.4%；医疗卫生支出6 367亿元，同比增长32.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1 144亿元，同比增长22%；住房保障支出3 822亿元，同比增长60.8%；农林水事务支出9 890亿元，同比增长21.7%；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 890亿元，同比增长22.5%；[8]节能环保支出2 618亿元，同比增长7.2%；交通运输支出7 472亿元，同比增长36.1%；城乡社区事务支出7 653亿元，同比增长27.8%；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4 014亿元，同比增长15.2%；公共安全支出6 293亿元，同比增长14.1%；科学技术支出3 806亿元，同比增长17.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1 109亿元，同比增长19%；国债付息支出2 388亿元，同比增长29.5%。[9]
3. 财政收支矛盾依然突出，财政风险不容忽视。总的来看，当前我国财政收支情况良好，财政运行基本平稳，但财政形势依然比较复杂。与经济增长降中趋稳的基本态势相一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也将在继续回调中逐步趋于平稳，但财政支出刚性增长，财政收支矛盾依然比较突出。从收入方面来看，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实现了大幅增长，但增收因素除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之外，主要源于CPI上涨等非可持续因素。随着财政经济的发展，上述增收因素将逐步失效，财政增收也将随之逐步放缓。同时，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调整增值税征收范围、继续对小型微利企业实施所得税优惠政策等，都会减少收入。因此，2012年财政收入增幅将有所回落。从支出方面来看，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完成在建项目，加强农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资规模；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推进教育、医药卫生和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改革，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应对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助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导致2012年财政支出压力依然很大，财政收支矛盾比较突出。
同时，财政风险不容忽视。我国2009年财政赤字安排9 500亿元，已经接近3％的国际警戒线，国债发行余额占GDP的20％；2010、2011年财政赤字预算安排分别为8 500亿元和9 000亿元，赤字率虽然有所降低，但赤字规模却在不断攀升。与此同时，地方债务问题日益凸显。地方政府出于改善本地区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推动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部分地方领导政绩观扭曲，盲目上马“领导工程”、“形象工程”，导致政府通过多种途径举债，从而形成巨大的债务规模。由于政府融资平台是政府为了筹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而发起设立的，所以贷款的偿还需要依靠地方财政，即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偿还的关键。资料显示，2009年末的7.38万亿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总量中的50％有足额土地抵押，其余均为无抵押担保或资本金不足的项目。2010年银监会披露，目前占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总额27％的约2万亿元的贷款项目可以偿还本息；约占50％的4万亿元左右地方贷款存在第一还款源不足问题，属于可疑类贷款；另外，占23％比重的地方负债存在严重风险隐患，简易匡算其风险敞口达1.76万亿元。也就是说，大约70％贷款需要土地开发权、地方政府财政安排等第二还款来源的安排。[10]2011年，审计部门进行了大范围的债务统计和审查，发现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高达10.7万亿元，其中8.5万亿元为银行贷款，并且地方政府负债管理不透明，没有纳入预算管理，实际地方政府负债率可能更高。
2012―2013年将是我国地方债务偿债的高峰期，地方债务到期的额度分别约为1.8万亿元和1.2万亿元，偿债压力巨大。要消除地方债务集中到期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化解途径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拓宽融资渠道，扩大融资规模，借新债还旧债；二是地方政府通过出售或上市等方式变现自己持有的国有资产，以便偿还债务。从长期来看，上述途径都不能从根本上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相当一部分地方债务最终将直接或间接由财政承担，这就给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财政风险不容忽视。
（三）货币金融形势日趋向好，但金融风险需要高度关注
2011年上半年，央行连续6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累计上调3个百分点；并3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累计上调0.25个百分点。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使货币供应量持续减速，新增信贷资金明显减少。
从货币供应量来看，2011年初，央行制定货币供应量增速目标“不高于16%”。在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导致部分资金外流、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2011年的货币供应量实际增速仅有13.6%，年初目标圆满实现。2011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85.16万亿元，同比增长13.6%，比11月末高0.9个百分点（详见图8）；狭义货币（M1）余额28.98万亿元，同比增长7.9%，比11月末高0.1个百分点。与2010年末的72.58万亿元货币存量相比，2011年我国货币供应增加了12.58万亿元。
从存贷款增长来看，2011年末，人民币贷款余额54.79万亿元，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7.47万亿元，同比少增3 901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2.42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9 519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46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5.04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2.78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10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112亿元。2011年，人民币存款增加9.63万亿元，同比少增2.29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4.72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2.56万亿元，财政性存款减少300亿元。
虽然央行已经先后多次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以便减少市场中的货币流通量，抑制通货膨胀。但由于我国货币供应长期处在较高水平，当前货币供应与GDP之比依然处于高位，大大超过主要经济大国水平。2011年全年人民币贷款仍然增加7.47万亿元，特别是12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6 405亿元，同比多增1 823亿元。
与此同时，金融系统性风险加大。受货币政策收紧的影响，2011年社会资金链条已经绷得很紧，特别是民间融资领域，已经出现逃债现象。2012年，若市场需求约束增强，资金回流困难导致的资金链断裂现象会增多，一旦发展蔓延起来，不仅民间融资信用体系会出现严重问题，国有商业银行资金安全也会受到影响和冲击。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2012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极其复杂，既有有利条件和继续向好的趋向，也有突出矛盾和不利趋势，具有典型的“两面”性特征：从国际环境来看，世界经济有望继续保持温和复苏，但复苏的基础仍然比较脆弱，国际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经济在有序回落中平稳增长，但仍存在着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强、资源环境约束、通胀压力依然比较严峻；财政运行情况总体良好，但财政风险不容忽视；货币金融形势日趋向好，但金融风险需要高度关注。根据上述财政经济形势和运行特征，考虑到政策的滞后性特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应在总体上保持稳定的前提下适当做出一些调整，不断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努力实现财政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形势比较复杂，一方面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与日俱增，另一方面物价上涨压力仍然较大，并将持续存在，宏观经济政策在“抑通胀”与“稳增长”之间的回旋余地较小，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难度日益增大。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温和放缓，但仍处于高位，经济运行已逐步进入平稳增长区间，并且经济增速的适度降低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宏观经济政策仍要以稳增长、控物价为重点，注意物价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变化，并适时做出政策调整，着力在控物价中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特别是充分利用当前经济增长的平稳回调期，在“稳增长”的同时下大力气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和整体适应能力。
与此同时，适应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宏观调控要在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作用重心的同时，加快作出如下调整：一是宏观调控从注重预测向预测与对策并重转变；二是政策操作从“定向”粗放向“定量”精细转变；三是不同政策工具从“齐抓共管”向“分工负责”转变。由于宏观经济政策两大核心目标发生了变化，因此从当前实际来看，可主要以货币政策完成反通胀任务，而主要以财政政策实现调整经济结构、稳定经济增长和改善生产供给体系等任务。
参考文献：
［1］［5］宏观经济研究院形势分析课题组.当前经济形势分析及政策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2011，（9）.
［2］［10］于长革.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政策建议［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3）.
［3］［4］国家统计局.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stats.省略，2012-02-22.
［6］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2011：宏观调控目标可基本实现2012：经济增速呈温和回调态势［J］.宏观经济管理，2011，（11）.
［7］孙勇，王璐.财政收入创新高缘于四大因素［N］.经济日报，2012－01－21.
［8］李丽辉.去年财政收入突破10万亿［N］.人民日报，2012－01－21.
［9］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11年公共财政收支情况［EB/OL］.mof.省略，2012-01-20.
Analysis o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Environment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2012
Yu Changge
（Financial Science Institute, Ministry of Finance, Beijing 100142, China）
关键词:社区经济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战略的深入发展，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许多新的变化，“单位”的社会功能正在逐步弱化，城市社区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社区经济方面的问题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此情况下，深入研究社区经济发展现状，对加快我国社区建设，充分发挥社区作用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社区经济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社区建设工作的逐步推行，社区经济才慢慢从城市社会福利性的区服务中分离出来，它是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后才开始出现的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新概念，所以，对社区经济的研究，目前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然而，社区经济作为一种客观的经济活动早就存在，人们几乎每天都在接触它。对于社区经济的认识，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概括起来，目前国内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社区经济就是街居经济。因为，既然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单位是街道和居委会，那么，社区经济也就是街居经济。二是认为社区经济是指区域内所有经济活动的组合，凡是街道地区范围内的经济，都可以说是社区经济。三是把社区经济作广义上的理解，认为社区经济是社区各种经济因素及其活动的总称，包括社区经济管理系统(如工商、税务、金融、物价等)、社区经济部门(如区、街和居委会经济组织、工商业、各种服务行业等)、社区经济活动的项目以及社区经济的活动。
以上三种观点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界定社区经济的。它不仅抛弃了社会学中有关“社区”、“社区建设”的特定内涵，而且也割裂了社区经济与社区建设的密切关系，所以它们都存在不足之处。第一种观点只对社区经济中的“社区”作空间属性上的理解，而没有把社区经济的内涵表述完整。因为社区经济不只是包括街居经济，还包括其他成分;第二种观点则把社区经济的外延给扩大了，有无所不包之势;第三种观点更是穷尽经济之涵盖因素，把社区经济的范围扩大到了极致。由于这几种偏重于经济学意义上的界定都缺乏“社区建设”所拥有的社会学内涵，导致在解释社区经济时显得十分乏力。
那么，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或者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角度来理解社区经济的内涵呢?本文认为，要界定社区经济，必须先了解“社区建设”的内涵。因为社区经济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区建设的经济基础，社区经济正是针对社区建设的发展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社区建设”在社会学上具有特定的内涵，它主要“是指基层社区在政府的帮助和指导下，依靠社区自身的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社区成员的生活质量，促进社区经济、政治、文化、环境、治安、务等各项事业与整个社会协调发展的过程。”因此，要完整、准确地理解社区经济的概念，就必须从要完整、准确地理解社区经济的概念，就必须从社会学角度来把握社区经济的几个基本特征。
1.地域性。社区经济首先必须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和社区界定范围之内。社区即地域性社会，地域性是社区经济的首要特征，超出了特定区域范围的经济活动就不能成为社区经济。社区经济的地域性不仅是指其经济主体分布在一定的地理位置上，而且其劳动力构成也具有一定的社区地域性特征，社区居民必须是社区经济的基本劳动力和主要技术的构成主体。
2.社会性。社会性是社区经济诸特征中最为突出的体现。社区虽然首先是指一种地域性社会，但除了具有地域性特征外，它还带有感情、特殊主义和集体主义取向。所以，社区经济不能像其他经济类型那样，一味地只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社区经济的社会性。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区经济不仅要讲究经济效益，而且更要讲究社会效益，这种社会效益是广泛而巨大的。如文化方面的有偿服务，不仅可以增强社区建设的后劲，而且可以促进社区居民文化生活的普遍改善和基本素质的不断提高。
3.服务性。社区经济是为了社区建设而兴办的，其宗旨是为社区居民的生活和全面发展服务。所以，并非在社区内的一切经济都是属于社区经济的范畴，这正是社区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社区经济的服务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其构成来看，社区经济一般多以商业、生活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为主。二是从其性质来看，社区经济的性质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社区居民，其发展方针是“围绕服务办经济，办好经济促服务”。近几年来，我国许多城市社区本着“为民、便民、利民”的宗旨和因地制宜、拾遗补缺的方针，积极发展综合服务事业，这已构成社区经济的主要方面，成为社区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4.多样性。社区经济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内容的多样性。社区经济的内容丰富多彩，包括房地产、旅游、商业、餐饮、医疗保险、建筑安装、文化教育等产业。二是经济成分多样性。社区经济除了集体经济这个主导经济成分以外，还包括私营、个体、合资等多种经济成分。凡是立足于社区、服务于社区的一切经济成分都可看作是社区经济的一部分。三是经营方式的多样性。社区经济一般规模不大，但经营方式灵活多样。它可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随时调整经营方式，适应市场竞争，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我国社区经济的发展现状
在我国，社区经济目前正处于实践摸索和理论探讨的阶段。在实践中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经验，理论方面也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毕竟起步比较晚。因此，在其发展过程中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面临着不容回避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
1.资本不充足
(1)社区的纵向联系传统化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在对社区街居实行襁褓般的束缚的同时，又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在这种体制下，社区缺乏积累社会资本的条件和动机。在计划经济转轨时期，产权制度改革后，社区内的企业成为独立的法人组织，社区居委会成为自治组织，互动合作关系。但目前有的地方的社区组织，无论思想和行为上都没有摆脱传统体制的影响，滞后于形势发展，习惯于依赖政府，过着“等、靠、要”的日子。面对重要战略机遇期，有些社区组织不是紧抓机遇，而是“瘸子打围坐着喊”，不行动，依赖政府获得“首长项目”以便取得财政保证。
(2)社区的横向关联程度低
城市社区经济发展，要优势互补、利益共享，节约交易成本，获得最大化利润。而从目前城市社区经济的现状看，长期以来倾向于和政府之间的纵向、封闭、传统的联系，而忽视跨社区和产业之间的交往与联系，产生了经济效益低的问题。
(3)社区资金短缺
我国城市化建设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但对城市社区来说，资金短缺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一方面，政府财力有限，奖金投向社区的数量毕竟太少。另一方面，社区自有财力较弱，城区财政仅能维持一般工资支出，是“吃饭”的财政，险些之外，无力担当投资发展经济的(下转109页)
(上接107页)任务，不能成为国有资金投向对象。一个地方的发展，不能光靠政府拔款，主要要靠自身的实力来支撑发展。我国城市社区经济恰恰是在自有财力上短缺。
2.结构不合理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建设、管理社区的经验和对客观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以至于我们在着力发展社区经济时出现战略决策的失误，战略重点的失衡，产生了许多结构性的新的问题。如，以往在城市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中，把发展重工业放在不恰当的位置，许多城市忽视轻工业，与此相适应，势必重视积累而轻视消费。重视经济增长速度而轻视经济效益，重视生产用品而轻视生活用品。受这种发展战略的影响，我们原先的一些社区经济的结构自然地有着“畸重畸轻”的痕迹。许多城市社区超越自身条件的许可范围而贪大而求全，忽视固有的优势而追求自成体系，忽视长期发展战略而追求短期效益，以至生产结构上比较失调。资源得不到合理开发和利用，生产潜能得不到充分发挥，消费结构上供不应求，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技术结构上不能及时更新换代向高层次发展、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极不相称，体现不出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
3.管理不完善
我国城市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沿袭苏联纵向的集权式管理机制，虽然也有几次变革，但主要是在调整条条块块的管理权限上做文章，没有跳出以行政部门和行政方法管理企业的圈子，仍然是矛盾重重，根本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城市社区经济的管理也不外乎如此，其主要弊端是:
(1)条块分割严重
按行政系统、行政区域管理社区经济，最突出的矛盾是条块分割。在一个城市内，社区工业企业有的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有的按行业关系划分，自成体系，条块分割，很难对其进行统筹规划，综合管理，造成生产与存储、生产与销售的脱节，影响了商品的流通，阻碍了条块之间的经济活动。特别是改革过程中城市社区所有制的改革取向更弱，无论是“大集体”、“小集体”，还是国有小企业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合作经济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而且其产权管理政府仍没有“松手”，过渡性质较为明显。
[关键词]旅游经济；经济发展影响；旅游产业
一绪论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近几十年，旅游业一直是我国明确提出扶持声明及重点发展产业。二十多年来旅游相关产业蒸蒸日上，据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国内游客人次达到6006百万，国内旅游人均花费达到944.7元，人次相比十年前增长了两倍，人均消费则是翻了一倍；而2019年国际旅游总收入为1312.54亿元，十年间增长稳定，每年增幅渐涨。然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对众多产业属实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旅游业便为受到重创的产业之一。受疫情影响，人们足不出户，旅游航空、旅游餐饮、旅游住宿等子产业每况愈下，半年内不少相关企业接连倒闭。据中国旅游报社数据显示，疫情给旅游业带来的收入损失预计超5000亿元，相当于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左右；在对国内消费者疫情后首次计划旅游形式的调查中显示，无旅游计划的消费者占三成左右[1]。在目前“百废待兴”的背景下，对旅游经济产业的影响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以恢复旅游经济为目的，为旅游产业提供过去的经验、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以避免未来不必要的损失[2-3]。
（二）研究方法定量分析法：通过对旅游经济相关指标数量关系的分析研究，了解并揭示不同指标与旅游经济结果的相关度、变化规律及影响趋势，借以达到正确解释其相关性的目的，并对未来旅游经济发展形势作出一定预测。因果分析法：包含很大的主观印象。旨在分析旅游经济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并用于认识各个因素内部的相关性，从而达到从个人主观上减轻多重共线性影响的目的。文献研究法：通过对旅游经济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分析，一定程度上认识到研究对象的本质。
二文献综述
（一）经济发展因素国民经济的社会化、工业化和现代化，都属于经济发展的过程。因此，经济发展涵盖面十分广泛，从各个角度出发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且经久不衰。由于在此节点，主要目的为通过总结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筛选出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关键因素从而实现理想的回归模型效果，故不对经济发展面作过多赘述，主要从产业本身和区域经济指标两个角度进行文献提取，并对旅游经济角度单独进行分析。1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影响因素从产业的角度出发，以姜泽华、白艳（2006）关于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因素分析为例，影响的关键有社会需求、科技进步、制度安排与资源供给四个方面；从区域经济的角度看，将周春山等人（2017）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的研究作为重点参考，有区位特征、区域发展政策、外部环境变化等几个因素相互制约并影响经济发展。2旅游经济影响因素郑列、宋艺（2019）通过对山西省区域旅游经济变化的分析，认为主要影响旅游经济的有四个方面：社会经济条件、相关产业状况、旅游经济产业规模和政府要素；吴志才等人（2020）在对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经济空间结构的分析中，默认区域经济联系强度、旅游目的地节点中心性以及点度中心度为主要旅游经济影响因素。
（二）国内旅游产业竞争力早在21世纪初，云南财贸学院的左冰（2001）便对我国旅游业的竞争优势进行了大体研究，其论文主要以旅游产品开发及旅游市场营销两个环节相辅相成的观点为前提，提出对旅游产业竞争力产生影响的六项基本要素：生产、需求、相关及辅助产业、企业竞争、政府以及机遇。就后20年的整体局势来看，我国的旅游经济产业各项指标在全球来看都占极大优势，硬性竞争力无疑是可观的，因此在人为开发上还有很大潜力。
（三）小结目前来看，学术界对旅游经济的概念界定十分清晰，关于经济发展制约、影响因素的研究业很多，整个体系较为完善。通过文献分析可以总结出，对于国内旅游经济收入，区域旅游经济联系度、相关产业状况、基本资源投入、政府制度政策及产业整体需求度均与其息息相关，由于区域联系度的复杂性，本文仅从整体对外的角度进行分析，初步判定将旅行社个数、星级饭店总数、住宿和餐饮业法人企业数以及国内居民出境人数作为影响因素；再有近十几年来不断高呼的“碳排放”等问题，较有代表性的有冷雪（2012）关于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研究，故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作为生态环境的总概括指标，也加入影响因素进行模型回归分析。本文也将对国际旅游经济收入进行简单分析。国际旅游经济收入为海外及港澳台游客在国内的旅游消费总和，故初步判定中将海外（港澳台）分为不同区域作为指标进行回归分析。
三研究假设
（一）旅行社、星级饭店及住宿餐饮法人企业数与国内旅游收入呈正相关旅行社属于旅游产业的主体企业，假设企业数越多标榜着产业的壮大；而星级饭店、住宿餐饮法人企业数属于旅游产业的相关企业，初步假设其数量越多带来的经济效益越多。
（二）环境治理投资总额与国内旅游收入呈正相关环境治理一直是我国的国策之一，假设生态环境的不断优化对旅游产业由显著性正面影响。
（三）国民出境人数与国内旅游收入呈负相关出境意味着离开国土，其旅游消费将流入国外旅游收益。假设国民出境人数对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为显著性负面。
（四）亚洲（除港澳台）对国际旅游收入的影响最大，且呈正相关亚洲作为包含中国在内且其他国家离中国最近的区域来说，很难不认为其对国际旅游经济构成有最大的正面作用。故假设亚洲除港澳台外对国际旅游收入的正面影响最大[4]。
四结语
（一）整体分析及建议1得出关于最初假设的结论旅行社数量可一定程度上代表旅游产业发展水平；但星级饭店及住宿餐饮法人企业数与旅游经济收入的关系无法确定；环境治理投资与旅游经济收入有一定联系；国民出境人数与国内旅游经济收入呈负相关；海外地区中，亚洲入境人数并非影响国际旅游收入的最关键因素，具体国别有待研究[5]。2对未来旅游经济产业的建议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旅行社等企业的成立对于旅游产业发展来说不可或缺，同时也需要基础资源的投入，如加大对城市建设中的环境治理投资；斟酌政府政策，以多方面对旅游产业进行权衡。星级饭店在多重共线性下与经济收入的负相关很明显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希望今后政府在产业作用中权衡经济发展和社会道德理念，多用政策支持边缘产业的经济而非打压[6]。
经济改革前，中国经济采取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所有部门基本都为国有，没有一点自，国家或地方政府完全控制各种商品的生产，价格，销售及各种经济资源的分配。在这种体制下，人们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也相差不大，工人的工资水平也不会因工作努力程度而有所变化。工人终生会在一个企业里工作，在退休时，还可以拿到自己普通工资的70%左右的退休金。职工的子女也可以在企业的子弟学校上学，子女还可以顶替父母继续留在企业上班。因此，工人们只会按部就班的进行生产，管理者也不会对企业的生产，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进行改善，所有的企业和部门都处于一个状态。社会生产效率和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率非常低，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经济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气象。除了重工业、能源、通信、交通及其它决定中国经济命脉和与国计民生有密切相关的行业外，都允许产权私有化。从此，各行各业私营经济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个体经济的出现增加了中国市场的竞争力，给国内市场带来了活力。国有部门不思进取臃肿的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已不适合市场要求，国有企业开始自觉地进行改革。中国的双轨制经济开始形成。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和潜在的巨大消费能力，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纷纷来我国投资建厂。1979-1984年，五年间外商投资总额仅有111.48亿美元（剔除了对外借款的情况），到2006年，一年的时间来华投资总额就达1982.16亿美元。经过三十几年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私人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等非国有部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力军。截止2010年，全国企业单位数有651.77万个，私营企业达468.39万个，占全国企业个数的72%。非国有部门有1978年占工业总值的20%，上升到2010年的60%，其中，2010年非国营部门中仅私营企业的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国的31%。社会商品零售总值的比重则由1978年的9.5%上升到2010年的90%。从就业水平来看，非国有部门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非国有部门的就业人员量由1978年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2.1%，上升到2010年的91.4%。非国有部门的出现及发展提高了市场活力，促进了国有部门生产技术的自我更新和管理改革，尤其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推动作用尤为突出。使国家的整体生产力和要素的利用率提高。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削弱了中央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担当起配置资源的重任。企业必须从市场购进原材料，并将商品交给市场出售转化成资本。不管是国有部门还是非国有部门超过90%的产出以市场价格成交。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形成。尤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臻完善，在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深刻的背景下，非国有部门的经济比例将会越来越大。非国有部门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新兴的市场组织结构和市场主体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市场体制的完善提供了借鉴和思路。
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这些大都是依靠高消耗、高污染、高浪费的生产方式换得的。资源的减少，环境污染的压力，再加上国际环境的因素，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预言，中国经济将走向衰退。中国经济真的会走向衰退吗？在我看来是有些经济学家在没有对中国经济认真研究的情况下得出的不合理的结论。实际上，多年来日本、韩国等国家一直实行美国式金融模式，随着雷曼兄弟的倒闭标志美式金融模式已行不通。许多经济学家将中国与日本1989年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认为中国经济也将衰退，其实不然，日本当时的经济增长率只有2%左右，而且处于经济过热状态。而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很强劲，在全球处于金融危机经济低迷时期，2008、2009、2010年3年的经济增长率仍达到9%、8.7%、10.3%。再加上，中国地大物博可开发的空间还很大。中共十七大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目前，中国设立了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政府基金)和中国绿色碳基金(民间基金)，满足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需求。近几年，中国依法淘汰了一大批落后产能，如关停小火电2100万KW、小煤矿1.12万处，淘汰落后炼铁产能4659万t、水泥产能8700万t。2010年，全国环保投入达6654.2亿元，占同期GDP的1.66%。启动十大重点节能工程，燃煤电厂脱硫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央政府投资支持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691个。2007年单位GDP能耗比2006年下降3.27%，化学需氧量和SO2排放总量近年来首次出现双下降，比2006年分别下降3.14%和4.66%。从中国为发展低碳经济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我们对完成经济发展向可持续性转型充满信心。2008年金融危机，为了激活国内市场，扩大内需，中国政府陆续投资4万亿用于基础设施、生态环保投资，自主创新和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建设发展，为我国度过危机创造了条件。另外，为了推进经济的稳定发展，我国还斥巨资解决"三农"问题和城市下岗职工、低保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医疗问题。从长期来看，这些人尤其农民具有强大的潜在消费能力，这方面一旦得到开发，对我国内需拉动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从2010年起，相关部门已重视到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先后通过政府资助、科技贷款、资本市场、创业投资、发放债券等方式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近几年在政府的大力扶持和规范整顿下，以融资担保公司为代表的新型金融机构得到快速发展、逐步成熟，不断探索经验，形成一套适用于中小企业融资与发展的成功模式。融资性担保公司开展的融资担保业务、小额担保贷款业务和其他担保业务品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小企业从银行贷款过程中抵押物不足和无抵押的难题。同时，作为银行融资合法合规的良性补充，小额担保贷款业务满足了小企业、个体工商户或农户额度较低的融资需求。为中小企业缓解融资难题，促进中小企业又好又快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区域发展角度来看，我国的经济发展潜力更不可忽视。这三十几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基本依赖于沿海地区的发展，而内陆开发不完全，甚至有些地方并没有得到开发。因此，我国的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区域不平衡性。沿海省份工业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内陆省份。并且，像上海等发达的东部城市的经济开发已接近饱和。成都等长江流域的二、三线城市拥有无限的发展潜力。在这些城市，收入的增加正在创造新的消费阶层，这里有大量的需求和经济增长点。如果我们忽略其他项目的开发，仅西部县城间的高等级道路设施的完善，就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收益。同时，内陆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各类金属矿产资源特别是有色金属资源、风能、水能的自然资源。农副产品资源也相当丰富，如内蒙古盛产牛羊肉和动物皮毛，成都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越来越多的中外企业开始注意内陆投资，新一轮的“东资西移”使企业的产业链不断向内陆延伸，这为内陆城市创造了更多的贸易机会。因此，西部大开发的顺利实施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有重大意义。虽然经历这次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市场萎靡不振，但是我国经济还是保持了良好势头，并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201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29740亿美元，相比前几年都有大幅度提高，其中出口总额达15777.5亿美元。这一数字表明，不仅中国经济依赖于国际市场，全球经济的发展也开始离不开中国。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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