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文学理论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因其本身的概念繁杂，抽象艰涩，教师教学不得法，教材遴选等原因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导致了教学的困境。本文本着对文学理论教学中的困境的梳理，从教师业务水平、教材把关和重视文学作品三个方面尝试突围。
1、文学理论教学的困境
1.1文学的边缘化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在当时的大学校园中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一大批热血沸腾、好学上进的青年选择去读文学名著，即使非中文系的学生也会手捧一本小说或文学理论，那时的校园中可谓是无人不读文学作品。但到九十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文学逐渐被边缘化，文学名著和文学理论在大学校园中变得无人问津，即使是中文系的多数同学也只会在考前背一背教科书、习题集，平时对文学专著则毫无热情。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表达出的正是这种喧嚣时代的精神失落，因为人们似乎一下还不能接受文学的边缘化，不能接受人文精神的下滑，但这一切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木已成舟。
1.2文论的平面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海德格尔、维特格斯坦、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哲学家纷纷举起消解本质主义、消解深度模式的大旗。所谓的本质主义也就是，它并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本质，而是假定一种超越历史的、普遍的永恒本质的存在，坚持宏大叙事或元叙事，而后现代却正是解构元叙事的，这种哲学思潮对文学的影响，表现在文学的原本深度、崇高被后现代的平面化、庸俗化了，大家不再将文学奉为经典，不再对文论顶礼膜拜，认为本质是不值得关心的，而是越来越关心平面化的知识，这种思潮也影响到了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和学生，他们以西方的这种先声作为自己标榜的对象，虽然有些盲目，但是毕竟影响到了他们对文学的热情。
1.3教学的困境
文学理论与文学相比，更加抽象和艰涩，更加的玄妙，学生要接受则需要一个过程，有的同学在上课时也会开小差，根本不听老师在讲授什么，这就使得它具有了比文学更为复杂的困境原因。再者，在目前的教学中，有些学校选择的教科书严重的脱离了时代脉搏，或者不符合本专业学生的实际，要么过于专业，要么不够深刻。此外，一些教师的上课方式相对的落伍，照本宣科或严肃刻板的教学，也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使得文学理论的教学陷入困顿之中。这些实际困境，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必然会降低学生的学习的兴趣和求知欲望，他们会更不愿意涉及文学理论，总之，文学理论的教学困境突破势在必行。
2、文学理论教学的困境突围
2.1教师加强自身的业务水平
提高教师自身的业务水平，以解决困境通常为众多的老师所忽视。但教师如果不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不能使学生信服，学生将彻底失去听课的兴趣，一切的困境出路都将是空谈，现在一些教师的教学方式落后，一个课件用了一年又一年，从不变动，严重落后于时代精神，所以教师应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可多面的提高，既要博览群书，对古今中外文学理论史上的重要著作，比如像《诗学》，像《文心雕龙》等认真阅读，也要时刻关注到前沿的文学理论知识，不能让自己落伍。只有认真去阅读，做到心中有数，才会有深刻的体会，只有紧跟前沿信息，才能在给学生讲授时不慌乱。同时，教师一定改进自己教学的方式，不要太过于古板，要适当的严肃，适当的幽默风趣，循循诱导，让学生在自然、自由的课堂氛围中，沉浸于知识的海洋。
2.2教材遴选的把关
教材是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是教师上课的凭据，教材的水平会直接地影响到教学质量。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虽然现在多数学校选择的都是新近一来的文学教材，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像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王一川主编的《西方文论史教程》等等，这两本教材，在体式上是不同的，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是比较概论性的，而王一川的《西方文论教程》则相对有背景分析，个案分析、深度阅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不局限于一本教材，像《文学理论教程》这类的书籍，可以使同学们在短时间内对文学理论的基本涵盖的形式、内容、风格等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而像《西方文论教程》这样的书，则有一定的启发性和扩展性，能够增加学生的对于文学理论的兴趣爱好。此外像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则是一些融合古今中外的专题，使得学生能够对中西文论能够融会贯通，所以这些教材各有优长，在遴选教材时，一定要照顾到学生们的实际需要。
只有好的教材做保障，学生在预习或复习时才能够有的放矢，才能够温故知新，教师同样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教材的发挥来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
2.3重视文学作品，简化文学理论
以上的教师业务素质，以及教材的重视中，都涉及到学生兴趣的问题，只要打开学生学习兴趣的问题，好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只有以上两个方面是不足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的，还应该加强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
众所周知，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很多文学理论是从文学作品中产生出来的，如叙述学和结构主义的理论。其实，没有文学作品的支撑，很多的文学理论是比较艰涩。教师在讲授某一专题时，可以给学生列出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相结合的扩展阅读篇目，这样学生就不会感到那么难以理解，而且在对文学作品的体会、领悟和分析中，随着学生文学鉴赏能力，语言的直觉敏感力，篇章结构的把握力，对人物形象的理解力的提升，会使得他们的将其与理论知识融会贯通，或在文学作品的品读中读出理论的味道，或是带着理论的思维去阅读文学作品，这样对于理论知识和文学作品的都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教师在讲课中，穿插文学理论阐释文学作品，引导学生去阐释，使得学生感受到文学理论的用处，不是毫无价值，而是却又其用的。
总之，要解决文学理论教学的实际困境，既需要教师自身业务水平的提高，教师对学生的循循诱导，也需要学生在刻苦能力中培养起对文学理论的兴趣，只有如此的教学相长、师生互动，才能最大限度的解决好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1]陶东风主编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 教学 困境 突围
论文摘要：文学理论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因其本身的概念繁杂，抽象艰涩，教师教学不得法，教材遴选等原因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导致了教学的困境。本文本着对文学理论教学中的困境的梳理，从教师业务水平、教材把关和重视文学作品三个方面尝试突围。
1、文学理论教学的困境
1.1文学的边缘化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在当时的大学校园中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一大批热血沸腾、好学上进的青年选择去读文学名着，即使非中文系的学生也会手捧一本小说或文学理论，那时的校园中可谓是无人不读文学作品。但到九十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文学逐渐被边缘化，文学名着和文学理论在大学校园中变得无人问津，即使是中文系的多数同学也只会在考前背一背教科书、习题集，平时对文学专着则毫无热情。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表达出的正是这种喧嚣时代的精神失落，因为人们似乎一下还不能接受文学的边缘化，不能接受人文精神的下滑，但这一切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木已成舟。
1.2文论的平面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海德格尔、维特格斯坦、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哲学家纷纷举起消解本质主义、消解深度模式的大旗。所谓的本质主义也就是，它并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本质，而是假定一种超越历史的、普遍的永恒本质的存在，坚持宏大叙事或元叙事，而后现代却正是解构元叙事的，这种哲学思潮对文学的影响，表现在文学的原本深度、崇高被后现代的平面化、庸俗化了，大家不再将文学奉为经典，不再对文论顶礼膜拜，认为本质是不值得关心的，而是越来越关心平面化的知识，这种思潮也影响到了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和学生，他们以西方的这种先声作为自己标榜的对象，虽然有些盲目，但是毕竟影响到了他们对文学的热情。
1.3教学的困境
文学理论与文学相比，更加抽象和艰涩，更加的玄妙，学生要接受则需要一个过程，有的同学在上课时也会开小差，根本不听老师在讲授什么，这就使得它具有了比文学更为复杂的困境原因。再者，在目前的教学中，有些学校选择的教科书严重的脱离了时代脉搏，或者不符合本专业学生的实际，要么过于专业，要么不够深刻。此外，一些教师的上课方式相对的落伍，照本宣科或严肃刻板的教学，也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使得文学理论的教学陷入困顿之中。这些实际困境，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必然会降低学生的学习的兴趣和求知欲望，他们会更不愿意涉及文学理论，总之，文学理论的教学困境突破势在必行。
2、文学理论教学的困境突围
2.1教师加强自身的业务水平
提高教师自身的业务水平，以解决困境通常为众多的老师所忽视。但教师如果不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不能使学生信服，学生将彻底失去听课的兴趣，一切的困境出路都将是空谈，现在一些教师的教学方式落后，一个课件用了一年又一年，从不变动，严重落后于时代精神，所以教师应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可多面的提高，既要博览群书，对古今中外文学理论史上的重要着作，比如像《诗学》，像《文心雕龙》等认真阅读，也要时刻关注到前沿的文学理论知识，不能让自己落伍。只有认真去阅读，做到心中有数，才会有深刻的体会，只有紧跟前沿信息，才能在给学生讲授时不慌乱。同时，教师一定改进自己教学的方式，不要太过于古板，要适当的严肃，适当的幽默风趣，循循诱导，让学生在自然、自由的课堂氛围中，沉浸于知识的海洋。
2.2教材遴选的把关
教材是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是教师上课的凭据，教材的水平会直接地影响到教学质量。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虽然现在多数学校选择的都是新近一来的文学教材，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像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王一川主编的《西方文论史教程》等等，这两本教材，在体式上是不同的，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是比较概论性的，而王一川的《西方文论教程》则相对有背景分析，个案分析、深度阅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不局限于一本教材，像《文学理论教程》这类的书籍，可以使同学们在短时间内对文学理论的基本涵盖的形式、内容、风格等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而像《西方文论教程》这样的书，则有一定的启发性和扩展性，能够增加学生的对于文学理论的兴趣爱好。此外像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则是一些融合古今中外的专题，使得学生能够对中西文论能够融会贯通，所以这些教材各有优长，在遴选教材时，一定要照顾到学生们的实际需要。
只有好的教材做保障，学生在预习或复习时才能够有的放矢，才能够温故知新，教师同样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教材的发挥来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
2.3重视文学作品，简化文学理论
以上的教师业务素质，以及教材的重视中，都涉及到学生兴趣的问题，只要打开学生学习兴趣的问题，好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只有以上两个方面是不足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的，还应该加强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
众所周知，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很多文学理论是从文学作品中产生出来的，如叙述学和结构主义的理论。其实，没有文学作品的支撑，很多的文学理论是比较艰涩。教师在讲授某一专题时，可以给学生列出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相结合的扩展阅读篇目，这样学生就不会感到那么难以理解，而且在对文学作品的体会、领悟和分析中，随着学生文学鉴赏能力，语言的直觉敏感力，篇章结构的把握力，对人物形象的理解力的提升，会使得他们的将其与理论知识融会贯通，或在文学作品的品读中读出理论的味道，或是带着理论的思维去阅读文学作品，这样对于理论知识和文学作品的都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教师在讲课中，穿插文学理论阐释文学作品，引导学生去阐释，使得学生感受到文学理论的用处，不是毫无价值，而是却又其用的。
总之，要解决文学理论教学的实际困境，既需要教师自身业务水平的提高，教师对学生的循循诱导，也需要学生在刻苦能力中培养起对文学理论的兴趣，只有如此的教学相长、师生互动，才能最大限度的解决好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1]陶东风主编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 教学 困境 突围
论文摘要：文学理论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因其本身的概念繁杂，抽象艰涩，教师教学不得法，教材遴选等原因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导致了教学的困境。本文本着对文学理论教学中的困境的梳理，从教师业务水平、教材把关和重视文学作品三个方面尝试突围。
1、文学理论教学的困境
1.1文学的边缘化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在当时的大学校园中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一大批热血沸腾、好学上进的青年选择去读文学名著，即使非中文系的学生也会手捧一本小说或文学理论，那时的校园中可谓是无人不读文学作品。但到九十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文学逐渐被边缘化，文学名著和文学理论在大学校园中变得无人问津，即使是中文系的多数同学也只会在考前背一背教科书、习题集，平时对文学专著则毫无热情。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表达出的正是这种喧嚣时代的精神失落，因为人们似乎一下还不能接受文学的边缘化，不能接受人文精神的下滑，但这一切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木已成舟。
1.2文论的平面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海德格尔、维特格斯坦、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哲学家纷纷举起消解本质主义、消解深度模式的大旗。所谓的本质主义也就是，它并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本质，而是假定一种超越历史的、普遍的永恒本质的存在，坚持宏大叙事或元叙事，而后现代却正是解构元叙事的，这种哲学思潮对文学的影响，表现在文学的原本深度、崇高被后现代的平面化、庸俗化了，大家不再将文学奉为经典，不再对文论顶礼膜拜，认为本质是不值得关心的，而是越来越关心平面化的知识，这种思潮也影响到了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和学生，他们以西方的这种先声作为自己标榜的对象，虽然有些盲目，但是毕竟影响到了他们对文学的热情。
1.3教学的困境
文学理论与文学相比，更加抽象和艰涩，更加的玄妙，学生要接受则需要一个过程，有的同学在上课时也会开小差，根本不听老师在讲授什么，这就使得它具有了比文学更为复杂的困境原因。再者，在目前的教学中，有些学校选择的教科书严重的脱离了时代脉搏，或者不符合本专业学生的实际，要么过于专业，要么不够深刻。此外，一些教师的上课方式相对的落伍，照本宣科或严肃刻板的教学，也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使得文学理论的教学陷入困顿之中。这些实际困境，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必然会降低学生的学习的兴趣和求知欲望，他们会更不愿意涉及文学理论，总之，文学理论的教学困境突破势在必行。
2、文学理论教学的困境突围
2.1教师加强自身的业务水平
提高教师自身的业务水平，以解决困境通常为众多的老师所忽视。但教师如果不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不能使学生信服，学生将彻底失去听课的兴趣，一切的困境出路都将是空谈，现在一些教师的教学方式落后，一个课件用了一年又一年，从不变动，严重落后于时代精神，所以教师应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可多面的提高，既要博览群书，对古今中外文学理论史上的重要著作，比如像《诗学》，像《文心雕龙》等认真阅读，也要时刻关注到前沿的文学理论知识，不能让自己落伍。只有认真去阅读，做到心中有数，才会有深刻的体会，只有紧跟前沿信息，才能在给学生讲授时不慌乱。同时，教师一定改进自己教学的方式，不要太过于古板，要适当的严肃，适当的幽默风趣，循循诱导，让学生在自然、自由的课堂氛围中，沉浸于知识的海洋。
2.2教材遴选的把关
教材是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是教师上课的凭据，教材的水平会直接地影响到教学质量。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虽然现在多数学校选择的都是新近一来的文学教材，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像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王一川主编的《西方文论史教程》等等，这两本教材，在体式上是不同的，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是比较概论性的，而王一川的《西方文论教程》则相对有背景分析，个案分析、深度阅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不局限于一本教材，像《文学理论教程》这类的书籍，可以使同学们在短时间内对文学理论的基本涵盖的形式、内容、风格等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而像《西方文论教程》这样的书，则有一定的启发性和扩展性，能够增加学生的对于文学理论的兴趣爱好。此外像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则是一些融合古今中外的专题，使得学生能够对中西文论能够融会贯通，所以这些教材各有优长，在遴选教材时，一定要照顾到学生们的实际需要。 转贴于
只有好的教材做保障，学生在预习或复习时才能够有的放矢，才能够温故知新，教师同样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教材的发挥来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
2.3重视文学作品，简化文学理论
以上的教师业务素质，以及教材的重视中，都涉及到学生兴趣的问题，只要打开学生学习兴趣的问题，好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只有以上两个方面是不足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的，还应该加强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
众所周知，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很多文学理论是从文学作品中产生出来的，如叙述学和结构主义的理论。其实，没有文学作品的支撑，很多的文学理论是比较艰涩。教师在讲授某一专题时，可以给学生列出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相结合的扩展阅读篇目，这样学生就不会感到那么难以理解，而且在对文学作品的体会、领悟和分析中，随着学生文学鉴赏能力，语言的直觉敏感力，篇章结构的把握力，对人物形象的理解力的提升，会使得他们的将其与理论知识融会贯通，或在文学作品的品读中读出理论的味道，或是带着理论的思维去阅读文学作品，这样对于理论知识和文学作品的都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教师在讲课中，穿插文学理论阐释文学作品，引导学生去阐释，使得学生感受到文学理论的用处，不是毫无价值，而是却又其用的。
总之，要解决文学理论教学的实际困境，既需要教师自身业务水平的提高，教师对学生的循循诱导，也需要学生在刻苦能力中培养起对文学理论的兴趣，只有如此的教学相长、师生互动，才能最大限度的解决好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1]陶东风主编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范建刚.“话语”时代的文学理论教学——对当下文学理论教学困境的思考，甘肃高师学报2011年，第16卷，第1期.
关键词：农村小学；作文教学；当前困境；解决对策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18-285-01
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的主干，一直备受关注。但由于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农村小学的作文水平普遍低于城市。为了提升农村学生的写作水平，教师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以及内心需求，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不断挖掘他们的想象力及创造能力，使其不再畏惧写作文，并且努力将写作文当成学生的兴趣爱好。教师要顺应新课改的要求，全面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
一、农村小学作文教学的困境
1、资源匮乏导致写作水平低
应试教育目前在我国依然成风，学生成天游弋于试题、答案的大海，生活范围仅限于寝室、教室、厕所和食堂。电视不能看，报纸无法读，五彩生活无法领略，文娱活动几乎为零。在这种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其思想与行为不敢越雷池一步，缺少社会阅历，缺乏对生活深刻的认知与感悟，毫无生活积累可言，仅靠教师作文课上传授的几条秘技，写作时怎能不抓耳挠腮？另一方面，大量的阅读是提高写作水平的关键。然而农村的小学生所接触的阅读资料比较少，绝大多数的农村小学图书馆阅览室的建设都不够完善，阅读资源匮乏，孩子对课外的书籍、作品接触的比较少，阅读量不够，这也是导致写作水平难以提升的原因。
2、教师的原因导致作文教学困境
首先，当前农村作文教学局限在文体训练的范围内，偏重写作技能的培养，忽视了学生智力的开发，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写作能力和文章的质量，反使作文教学走向机械化、模式化的道路，造成学生作文思维定势。其次，由于农村的师资力量比较薄弱，教师的学习以及自我提升的机会比较少，农村有一些民转公的教师自身写作能力以及写作水平都比较有限，教学模式以及方法都比较陈旧，缺少创新。这样的教学环境，学生对于写作的兴趣也很难提升，学生对于作文的学习兴致就很弱。再者，有部分教师依然沿用以往的教学手段及教学策略，忙于传授布置，学生疲于接纳应付。有的老师评改作文，习惯于用自己主观的感受和文化批评的标准，从原则和理论的高度提出种种苛求。在教学中，教师威严的形象以及严厉的态度压抑了学生个性的发展，扼制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挥，让学生无法从老师那里感受到关爱，也导致学生对作文课缺少兴趣。
3、家庭环境导致作文教学困境
首先，农村学校的学生家长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很多家长对于习作题目，尤其高年级的习作题目自己都无法解答，更谈不上有效的辅导。有些家长甚至认为学生的学习应该是学校、老师的事，而家长只是负责孩子的日常生活起居，这样的态度导致了学生学习的态度怠慢、学习习惯松散。有的家长对于教育孩子不讲究方法，一旦孩子在学习上出现了些许问题，不是打就是骂，导致孩子对于学习产生了抵触情绪，产生厌学的现象。其次，“留守学生”的大量存在。学生的父母大部分都外出打工，孩子交给爷爷奶奶看管，这些老人受自身的文化修养限制，作文辅导是有心无力，甚至有时还会起一些反作用，这样就会对学生作文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滞后了孩子们作文水平的发展。
二、摆脱农村小学作文教学困境的策略
1、观察生活，写真人真事，诉真情实感
农村的大环境我们可能无力改变，但可以引领学生深入的挖掘生活中潜在的资源，培养学生善于观察生活，观察周围一切事物的能力。人们常说写作的灵感来源于生活，因此要想提升学生们的作文水平，提高作文教学的效率，就必须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以及表达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习得的，其需要长期的日积月累的培养。培养学生细心地观察周围的一切事物，以及生活中的细节，让学生们成为生活中的细心人。例如，学校里举行的春季运动会，老师要安排学生，在运动会中要细心的观察，对于各项活动，竞赛项目都要仔细认真的观看，抓住你认为的精彩写下自己内心的感受。在平时还可以布置学生多进行写作练习，比如记日记，写一写最近身边发生的事情，与同学之间、与老师之间、与父母亲人之间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内心的感受，多观察、多练习。使同学们养成写作的习惯，随时随地的将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自身的感受都记录下来。指导学生习作时，注意培养学生在练笔中要养成说真话、写真事、诉真情的习惯。教学中，我经常让学生写班上的同学，写身边的老师，写出来让大家猜是谁。久而久之写作的灵感就培养出来了，学生也不会再出现一提写作就头疼畏惧，无话可写的场面就不会出现了。
2、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教师应努力提升自身的素养，深入研究，改变以往的教学模式。教师应尊重学生，建立和谐、平等、融洽、民主的师生关系。改变以往严厉的态度，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学生，让学生充分的感受到来自老师的关心与关爱。老师应放下身段，以朋友的身份跟学生进行沟通交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讲究方法，“授人以渔”，让学生自主学习。对学生的教诲与传授转变为与学生之间平等的对话沟通，建立和谐融洽的学习氛围，引导学生积极的进行思考，使之产生浓厚的写作兴趣。
3、常言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因此家庭教育会直接影响学生学习习惯以及学习态度。学校与家长必须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渠道，杜绝家长采取简单粗暴的教育方法。教师应深入的了解学生的家庭环境，以及学生在家里的写作情况，做出详尽的分析，对症下药，因材施教。与家长沟通配合制定出有效的教育方法，帮助学生以及学生家长真正的建立起正确的学习意识，形成学校与家庭的合力，真正提升学生的写作水平，从而提高教师的教学效率。
参考文献：
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的主干，一直备受关注。但由于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农村小学的作文水平普遍低于城市。为了提升农村学生的写作水平，教师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以及内心需求，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不断挖掘他们的想象力及创造能力，使其不再畏惧写作文，并且努力将写作文当成学生的兴趣爱好。教师要顺应新课改的要求，全面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
一、农村小学作文教学的困境
1、资源匮乏导致写作水平低
应试教育目前在我国依然成风，学生成天游弋于试题、答案的汪洋大海，生活范围仅限于寝室、教室、厕所和食堂。电视不能看，报纸无法读，五彩生活无法领略，文娱活动几乎为零。在这种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其思想与行为不敢越雷池一步，缺少社会阅历，缺乏对生活深刻的认知与感悟，毫无生活积累可言，仅靠教师作文课上传授的几条秘技，写作时怎能不抓耳挠腮？另一方面，大量的阅读是提高写作水平的关键。然而农村的小学生所接触的阅读资料比较少，绝大多数的农村小学图书馆阅览室的建设都不够完善，阅读资源匮乏，孩子对课外的书籍、作品接触的比较少，阅读量不够，这也是导致写作水平难以提升的原因。
2、教师的原因导致作文教学困境
首先，当前农村作文教学局限在文体训练的范围内，偏重写作技能的培养，忽视了学生智力的开发，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写作能力和文章的质量，反使作文教学走向机械化、模式化的道路，造成学生作文思维定势。其次，由于农村的师资力量比较薄弱，教师的学习以及自我提升的机会比较少，农村有一些民转公的教师自身写作能力以及写作水平都比较有限，教学模式以及方法都比较陈旧，缺少创新。这样的教学环境，学生对于写作的兴趣也很难提升，学生对于作文的学习兴致就很弱。再者，有部分教师依然沿用以往的教学手段及教学策略，忙于传授布置，学生疲于接纳应付。有的老师评改作文，习惯于用自己主观的感受和文化批评的标准，从原则和理论的高度提出种种苛求。在教学中，教师威严的形象以及严厉的态度压抑了学生个性的发展，扼制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挥，让学生无法从老师那里感受到关爱，也导致学生对作文课缺少兴趣。
3、家庭环境导致作文教学困境
首先，农村学校的学生家长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很多家长对于习作题目，尤其高年级的习作题目自己都无法解答，更谈不上有效的辅导。有些家长甚至认为学生的学习应该是学校、老师的事，而家长只是负责孩子的日常生活起居，这样的态度导致了学生学习的态度怠慢、学习习惯松散。有的家长对于教育孩子不讲究方法，一旦孩子在学习上出现了些许问题，不是打就是骂，导致孩子对于学习产生了抵触情绪，产生厌学的现象。其次，“留守学生”的大量存在。学生的父母大部分都外出打工，孩子交给爷爷奶奶看管，这些老人受自身的文化修养限制，作文辅导是有心无力，甚至有时还会起一些反作用，这样就会对学生作文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滞后了孩子们作文水平的发展。
二、摆脱农村小学作文教学困境的策略
1、观察生活，写真人真事，诉真情实感
农村的大环境我们可能无力改变，但可以引领学生深入的挖掘生活中潜在的资源，培养学生善于观察生活，观察周围一切事物的能力。人们常说写作的灵感来源于生活，因此要想提升学生们的作文水平，提高作文教学的效率，就必须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以及表达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习得的，其需要长期的日积月累的培养。培养学生细心地观察周围的一切事物，以及生活中的细节，让学生们成为生活中的细心人。例如，学校里举行的春季运动会，老师要安排学生，在运动会中要细心的观察，对于各项活动，竞赛项目都要仔细认真的观看，抓住你认为的精彩写下自己内心的感受。在平时还可以布置学生多进行写作练习，比如记日记，写一写最近身边发生的事情，与同学之间、与老师之间、与父母亲人之间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内心的感受，多观察、多练习。使同学们养成写作的习惯，随时随地的将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自身的感受都记录下来。指导学生习作时，注意培养学生在练笔中要养成说真话、写真事、诉真情的习惯。教学中，我经常让学生写班上的同学，写身边的老师，写出来让大家猜是谁。久而久之写作的灵感就培养出来了，学生也不会再出现一提写作就头疼畏惧，无话可写的场面就不会出现了。
2、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关键词:教育生态学;大学公共数学;困境;生态位;生态链
0前言
历经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砥砺前行，人类文明正逐渐进入生态文明的新阶段。在我国，将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并驾齐驱，是实现中国社会全面进步的保障。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生态文明建设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导向，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教育领域还存在着诸多的混沌和失衡，越来越多的实践表明，许多教育问题和现象难以用一元的、单向度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进行合理的解释，也难以用线性的因果关系或矛盾关系的原则进行恰当的分析和解决。[1]一场源于生态学视阈，强调整体、联系、多元、动态、平衡的教育变革呼之欲出。
1教育生态学视阈剖析大学公共数学教育的理论预设
1932年，美国教育学家W.Waller在《教学社会学》(TheSo-ciologyofTeaching)一书中提出了“课堂生态学”(ecologyofclassroom的概念，[2]开创了生态学与教育学融合之先河，自此以后各种研究众彩纷呈。教育生态学真正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源于197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L.A.Cremin在《公共教育》(PublicEducation)中正式提出并运用了“教育生态学”(ecologyofeducation)这一术语。[3]如今，教育生态学无论在纵深还是宽幅都显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将自然生态系统泛化于不同领域则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系统，如社会生态系统、经济生态系统、企业生态系统等等。教育生态系统实质是由特定的教育生态主体与教育相关的物质环境、人文环境密切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的具有特色结构、实现特别功能的动态平衡整体。目前，对教育生态的讨论集中在宏观层面，针对大学公共数学教育的思考还很少。事实上，每个泛生态系统中的泛生态元都与其他泛生态元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联，共生、竞争、从属、乘补，这些关系依照链状排列将泛生态元串联相关最后交错成网络，从而形成了如自然系统中食物链、食物网一般的泛生态链和泛生态网。大学公共数学教育一边衔接着我国数以千万学生十几年的前期教育，另一边关联着国家众多产业甚至全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等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数学这一基础科学对科技的推动作用令人惊叹和敬畏。但是，我国大学公共数学教育的发展思路仍囿于传统教学的思维范式，未能与时代进步、社会需求、专业发展相匹配。困境、挑战、机遇并存，在这样一个重要时期，大学公共数学教育如何蜕变，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容小觑。
2大学公共数学教育系统的困境与危机
教育生态对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其实质是通过教育生态领域的创新与拓展，培育和构建“教育生态人”，实现教育生态建设的价值自觉与现实回应。[4]表面平静的大学数学教育系统实际困境重重，本研究以下从高等教育生态到学校教育生态再到课堂教育生态三个层面深刻剖析其生态病理。
2.1高等教育生态的“贫富”悬殊
高等教育生态是社会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资源的分配与利用实现人的素质的提升，促进知识与技术的更新，推动产业与经济的发展。然而，我国高等教育生态一些方面表现出悬殊的差距：
2.1.1资源配置的“贫富”差异
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依赖人才资源、财力资源、政策资源等等，从高校的地域水平分布的角度看，经济发达地区如东部沿海地区和省会所在地的高校相较于其他地区的高校享有更多的教育经费扶持、政策倾斜；从高校层级的垂直分布角度看，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传统重点高校相较于非重点高校和民办高校等享有更多的财政扶持和产学研机会。以2017年9月20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中“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为例，共137所高校中，北京坐拥31所，江苏15所，上海8所，而河北、内蒙古、广西、内蒙古、云南、甘肃等省都只有1所高校入围；14所拥有数学学科建设的高校也均属于东部和中部的发达城市的重点高校。这份名单包含了对区域以及高校教育基础的考虑，与此同时也为未来我国大学数学教育提出了政策导向和规划了发展版图，入围高校必将实现明显的“马太效应”并通过教育生态链带动一批附近高校，以学校与各个行业的泛生态链带活一方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文化创新。大学数学教育如何在各区域、各层级高校中协调发展是一项重要的议题。
2.1.2思想观念的“贫富”差异
高等教育系统最终是“人”的系统，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人的思想“贫富”与否最终决定了系统的活力。传统重点高校更擅于洞悉未来发展方向，非重点高校的数学教育仍存在生态位自我认识不合理，办学定位缺少特色，专业设置、机构设置、规章制度过度模仿重点高校，为提高毕业率降低教学要求等问题。共生与竞争是一切生态系统得以维系的主题，如何抓住当前科技高速发展的契机，实现各高校的协同进步，进而实现系统的良性循环，而不是在这场浪潮中让差异越拉越大是值得思考的。
2.2高等学校生态的精神失落
“精神”源于拉丁文中spiritus一词，最早表示细微的气息，微弱的流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在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思想在不断形成积累，这种积累最后就汇集成精神的力量，大学精神既是对学校生态现状的客观反映，同时精神具有强大的主观能动性，随着学校生态系统的运转，精神将通过各个层级的生态链渗透并影响学校生态的各个细节。以下从三个方面剖析大学精神的失落：
2.2.1制度精神的压抑
学校的各项制度之间普遍联系并相互影响，能否把握制度生态的全局是问题的关键，这个全局既是时移的也是空间范围的全体。目前我大学制度生态仍以“结果”、“效用”为驱动，期待结果瞩目、迅速，追求效用明显、时尚，而“大学精神”、“学校内涵”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学校的功能之一是培育人，但是制度系统更多地是被灌输了物质、能量和信息，却很少有反馈和输出，自上而下垄断式的学校制度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人的压抑和控制。受到终结性评价方式的影响，学生将成绩“过与不过”而非学得“好与不好”作为对大学数学学习的自我评判标准；受到“通过率”指标的压制，教学中重理论轻实践、重记忆轻能力、重技巧轻素养的偏颇现象犹存，教学的创造性与艺术性匮乏，个性化迟迟得不到发展。与此同时，传统重点高校中不少推行“非升即走”的人才制度，新建地方院校愈发重视青年教师科研考核，这些政策一定程度上增大了教师个体微系统的运转压力，当系统环境改变时，教师个体需拓展自身生态位，调整对资源的需求与利用以适应环境，在此过程中非理性竞争导致了教师系统生态位层次失调等问题，高压状态下科研的质量堪忧，部分教师无法合理分配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无法兼顾专业发展与职业进步。另一方面，学校制度中更多体现在规则和管制层面，但是从孕育和培养的角度促进各项事业发展还不够多，例如对学生的制度主要是行为规范和成绩管理，对学生的数学教育研究机制还很缺乏；对班级的组织管理、纪律管理制度较多，对班级文化氛围建设、活动引导制度相对空白；对教师的评价、管理制度多，但对教师间合作，教师个体的深度培养，教师跨学科跨部门的发展制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2.2.2组织精神的隔阂
生态链的断裂是大学组织管理的一个突出问题，大学数学虽然服务于所有院系，却又游离于各个院系之外。基础教学部门仅是承接各个院系的数学课程，课程教学以外，似乎毫不相干，数学教育与专业教育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技能培养、拓展应用等方面都缺少生态链的融通，这使得数学教育的结果与初衷产生了很大落差。数学教师与专业教师的人才生态链也未得到重视，教师在各自所处的半封闭“花盆”中，对于教师个体知识与技能的提高、对于学科、院系乃至学校的发展、对于资源的利用和再生都产生了不利的生态效应。而在数学教研组织的内部，生态位在上中下游人才中各有失衡。有研究显示，下游人才由于教学经验，知识技能的不足造成了教学效果的同质化，生态位的“高度重叠”不符合生态系统所需的多样性的要求；中游人才教学经验渐长，由于个体发展内驱力及职称、待遇等外力的作用，种群逐渐分化，表现为生态位“过度分离”的“单打独斗”或“虚假联盟”的“人为合作”均无法抵御系统外来的压力，教师个体能量无法全面发挥，脆弱联盟的效能总和也不及个体能量之和；上游人才中的年长教师作为“人才种核”与下游、中游人才往往在教学方法和思路上尤其是在前沿教育技术的接受程度上存在很大差异，人才聚集与协同进步仍是难点。在大学数学教研群体中如何发挥老中青教师的教学优势，如何搭建合理的人才梯队，如何以向心力为吸引形成既有竞争也有合作的教研团队是改革的一项重点任务。
2.2.3文化精神的浮躁
学校文化既是整个学校生态的起点，也是整个学校系统运行状态的最终显现，受到社会文化场域的深刻影响，物质文化的真实显化，精神文化的无形渗透，相较于制度层面和组织层面，社会生态系统的遗传机理更迅速更明显地体现在学校的文化氛围中。文化氛围影响着浸润在其中的所有人，并最终影响各项制度的制定和组织管理的状态。学校文化依据其结构，可以分解为表层的物质文化层面，中间的规范文化层面和内核的精神文化层面。[5]就物质文化层面而言，现今的各高校都具备了现代化教育的基础设施，但是大学数学教育也需要走出“一个教师、一台电脑、一个投影仪”的传统大教室，运用新科技、新设备、新理念给学生动态地展现知识，具体地实践知识；就规范文化层面而言仍缺乏对人的关注，学校中的每个人既受到文化场域的影响同时也反过来向其输送自身能量，对制度的制定和对行为的规范不应只停留保障大学数学系统基本运行的要求，而应站在通过数学学习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激励教师持续成长，加快学校整体进步的高度；就精神文化层面，虽然处于最内核却最易被社会的负向文化腐蚀，追求“省时省力高效高产”是其中典型的价值观，错误的价值观念直接影响了行为方式、处事态度、学校风气。
2.3数学课堂生态的疲态百出
生态系统的结构是其功能和运行状态的内在原因。生态系统结构又可细分为组分结构、时空结构、营养结构等等，[6]以下分别进行分析：
2.3.1组分结构的复杂
表1显示了2008—2016年我国高考录取情况，虽然报名人数近两年不再增加，但录取率一再攀升使得学生种群的数量仍快速上升，尤其在2017年，浙江、江苏、河北等省高考录取率超过90%，按照教育部全国非数学类专业基础课程指导委员会制定的非数学类专业数学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几乎所有高校的理、工、经、管、农、林、医、文、法等专业均根据不同需求开设了数学类课程。大学数学课上百人“挤挤一堂”已是常态，学生种群密度过大、师生比例严重失调。这种“挤”更涉及了专业不同、文理差别、能力悬殊的学生群体，漠视生态多样性使得系统循环出现不畅甚至阻滞，“解惑”本是教师的基本职能，如今却成了需要排队等候的稀缺资源，成为系统和谐发展的“限制因子”。
2.3.2时空结构的局促
不可否认公共数学由于知识体系特征仍十分依赖课堂时空，以一周六课时，一年上课36周估算，要完成微积分、空间解析几何、微分方程等众多内容，课堂系统承受巨大负荷，因缺少有效调节机制，一旦压力越过系统生态阈值，课堂生态的稳定性就会遭到破坏。课下师生基本处于分离状态，QQ、微信等便捷问询工具于一心向学者是锦上添花，于无心向学者只是形同虚设。学生种群内部差异会由原生差异几何级增大。学生种群逐步分化，优秀个体聚集形成共荣互利的正相互作用，顽劣个体聚集形成共损护害的负相互作用。体现在教室空间内，学生会根据自我评价、情感态度、所属群体等原因对自己的“坐标”重新选择，其实质就是学生在课堂系统生态位的确定和显化。
2.3.3营养结构的单一
最匮乏的营养物质最先抑制生物体的成长，这是生态学中最小因子定律给我们的启示。目前数学课堂的“定义—引理—定理—证明—推论—例题—联系”的套路模式还存在着，然而，数学教育不只是“数”，更在于“学”，学从何而来、晓为何而学、知如何而用是学生的“关键营养”，也是数学课堂系统与专业教学系统乃至学校系统融通的“关键生态链”。目前数学课堂缺乏专业的深度，交流的广度、精神的高度。同一课堂中的学生个体由于生态位差异最终成就了物质、能量、信息的吸收差异，师生、生生交往方式、彼此评价因此确定并长期惯性维持。
3思考与认识
生态系统不是生态要素简单堆砌形成的，不同的生态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如上研究所示，高等教育生态、学校教育生态、课堂教育生态的种种失衡必将导致层层生态系统运行的障碍。曾有高校在试卷上出现“请在下列图片中选出你的授课老师”“请写出你高数课的上课教室”这样的试题，不知是否可以看成是对目前教学现状的一种揭露。从生态化的角度应对目前的发展困境主要有以下几点思路：
3.1教育生态的协同进步
大学公共数学教育应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助力，以加强实践为方法，以普遍联系的观点对中小学教育与高等教育进行进一步的优化调整，以协同进步的思想让各个地区的高校发挥各自优势得以共同发展，让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再到社会的教育生态链得到稳固，让终生教育的思想得到落实，最终实现教育、科技、产业、社会的共赢。
3.2学校生态的内涵建设
高校要以“人的培养”为神圣使命，加强学校内涵的建设，从制度、组织、文化等各个层面培养人，制度上要从对人的管制变为对人的激励，组织上要从松散的联盟变为凝聚的力量，文化上要从对知识的宣读变为对内涵的积淀。以人为本，发挥学校生态中每位生态主体的优势力量，发挥每个部门与组织的突出效力，破除原有的“花盆效应”，实现对人的不断培养和对抗击生态压力的能力的不断增强。
3.3课堂生态的活化创新
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为大学公共数学课堂提供了大量的新技术和新方法，走出原有陈旧思路，让一板一眼的传统讲课方式变为互动的、活泼的、应用的、实际的，是未来必然的发展趋势。数学教师必须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养以及科技素养，能适应不同专业学生的教育要求，能为同班级中各个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指导，才能让每一个学生在大学数学教育中学有所获，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发展此起彼伏。从方法论热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再到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热，再到晚近文学理论的反思热，文学理论研究已有长足进展，形成了多种理论观点，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从另一个层面看，当代文论研究却始终暗含着危机和被质疑的声音，诸如研究对象边界的模糊、方法的碎片化和研究的有效性等问题。钱中文先生在2012年中国中外文论第九届年会上的致辞中，通过回顾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指出这种危机的存在，认为当下文学理论处在焦虑与不安中，似乎一切还没有真正开始，似乎一切都要重新再来。[1]换言之，中国当代文论患上了“焦虑症”或“经验贫乏症”。本文拟在分析这种焦虑困境如何产生的基础上，指出摆脱困境的出路。
一、“他者化”的影响而产生的
“失语”焦虑
按理说，中国文论的整体形象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对本土文学和文学理论认知的结果，其研究对象、言说方式和理论价值应当体现中国的时代品格和民族特色。但是，30多年来，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后殖民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文艺理论思潮在中国文论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成为文学理论研究成员共同探讨的话题，即以西方的问题为自己研究的问题，把西方的规则奉为自己知识创新的规则。西方
文论就像“镜像”一样，只有通过它来观看自己，最终形成自我的形象。在西方文论的话语空间中，我们似乎找到了研究的问题和方法，至于历史语境、文学历史发展变迁、逻辑起点等等是否与中国当代文学与文论的发展有相似、相通之处，彼此之间有没有对话的可能，这些问题则没有很好地考虑到。如果说，我们只是研究西方文学理论，研究其发展演变的规律以及讨论其热点前沿的问题，类似西方文学界研究中国文学一样。但是，当这些理论主宰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时候，西方文论就像幽灵一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论言说方式的阴影。
美国当代文论家布鲁姆写过《影响的焦虑》一书。作者很好地吸收了尼采和弗洛伊德两位非美国本土理论家的思想观念，并把他们的理论成功地运用到西方传统诗论的否定性研究中，向世人展示了传统影响的焦虑以及超脱这种忧虑的方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逆反”式批评理论。布鲁姆给我们的启示是，他者化的理论是自我创造新的观念和方法的基点，在否定、抵制与接纳、对话中，以现实的文学文本为依据，让异域的理论话语在本土理论建构中释放出新的生命力，实现理论的创生。笔者以为，这也是西方文论之所以不断发展和革新的根本原因，也是西方文学发展的基本途径。
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社会文化生活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迁，西方各种学术资源在中国不断传播，使我们讨论一些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具备了外在的可能性，拥有了一个“发轫的环境”，按说应该成为中
国文学理论发展和创生的契机。遗憾的是，精神分析、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等学术话语系统，我们在吸收和接纳的过程中走向了“滥用”和“泛化”的道路。1996年国内学者提出的“失语症”命题，就是对中国当代文论面对西方文论话语时发出的“集体无意识式”的责难，这也是中国当代文论患上“焦虑恐慌症”的深刻表征。
中国现当代文坛，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声音？其最基本原因在于我们根本没有一整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想想吧，怎么能指望一个“哑巴”在学术殿堂里高谈阔论！怎么能指望一个患了严重学术“失语症”的学术群体在世界文坛说出自己的主张，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没有自己学术话语的民族，怎么能在这个世界文论风起云涌的时代，独树一帜，创造自己的有影响的文论体系，怎么能在这各种主张和主义之争中争妍斗丽！[2]
这番话把整个文论界压抑已久的“焦虑不安”的精神窘境集中表达出来，展现出整个中国当代文论“焦虑恐慌症”的面相。正如蒋寅先生评论道：“其实我感觉，近年‘失语症’一词的流行，已表明在这个问题上的确集中了学术界的某种焦虑。”[3]周宪先生也分析道：“其实是一种文化认同焦虑的表征。这种焦虑自近代以来像一个幽灵始终萦绕在文化共同体中。说穿了，这是一种对中国文化“他者化”的忧患意识。”[4]“失语症”的提出以及对其分析的态度和立场让我们共同体悟到：中国当代文论的焦虑症状就是西方他者的影响造成的。我们知道，西方现代文论深刻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发展，包括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朱光潜和宗白华等老一辈文学理论大家，他们深受西方“他者”文化的影响，能融通中西、汇聚古今，创造了中国现代文论辉煌的画卷。但是，目前来看，作为“强者”的西方文论遮挡和垄断了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无法真正观察和表达自己，在很多层面上“模仿”和“迁就”西方的文论话语，致使自己完全笼罩在西方文论的光芒中，一旦脱离这种光芒，我们就无法按照自己的逻辑去推理和求证，进而丧失了自己说话的权力和创新的能力。布鲁姆在论述“影响”的负面效果时引用王尔德的话说：“影响乃是不折不扣的个性转让，是抛弃自我之最珍贵物的一种方式。影响的作用会产生失落感，甚至导致事实上的失落。”[5]（4）笔者以为，“失语症”的表述就能说明这一点。在西方他者面前，自我转让了自己表达的个性，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想象不再是从自己内心发出的真正属于自己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论所发出的声音的回音。
在对待外来文学理论的态度上，我们并没有像布鲁姆那样去“误读”，去阐释与过度阐释，完成对西方文学理论话语的转换，在交流与冲撞中提出新的命题或理论。“一些理论话语的引进，往往只维持一种话语的简单复制层面。一旦某种话语不再流行，便毫不留恋地迅速撤离，转入其他话语的复制工作中。这样一种浮在表面的学术话语实践方式，必然导致对话能力的丧失、话语转换的失效。”[6]因此，在充分认识到这种简单的复制对中国当代文论造成的“精神创伤”之时，也是文论自觉之时，失落感和焦虑感自然会从看似热闹的场面浮现出来。当再次面对西方文论的“他者化”影响时，我们不难觉察西方文论在中国文论面前像一个虚假的“镜像”，像一个虚幻的“父亲形象”，彼此之间充满矛盾。一方面我们把西方文论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参照系，对西方文论流派众多、思潮迭起的发展趋势心存敬佩，感叹西方文论对西方文学史、文学发展变迁和文学文本的深刻认识；另一方面为了保持中国本土文论话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对西方文论预先抢占了中国当代文论的建构空间而无法超越，表现出更多的担忧、害怕和惊恐。如此一来，只要这种局面存在，中国当代文论患上“焦虑症”也是必然的，这也是目前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窘境。
二、主体主同危机而产生的身份焦虑
随着消费文化的到来，视觉文化日益占据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视觉愉悦压倒理性的静观，以语言文字为媒介进行书写的文学开始逐渐被边缘化。与之呼应，经典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的言说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无论是在大学课堂，还是在社会文化领域，听众越来越少，文论研究也就成为少数专业人士在小圈子谈论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具有自我高度反思性的主体，文学理论研究者自然会意识到如下问题：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我们所做的关于文学理论知识的阐释和建构能不能在彼此的交流和对话中站得住脚，我们所推进的文学理论研究是停留在“能指的游戏”的层面上，还是与现实的文学、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出理论的解释能力？当文学理论研究者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中找不到确切的答案，或者说自我在学术共同体和现实社会经验的位置得不到主观肯定的时候，认同危机及其诱发的身份焦虑便由此而生。
在文学理论界，文论家大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扮演着“立法者”的角色，他们“牢牢地控制着趣味和艺术判断领域。这里的控制意味着不受任何挑战地操纵各种机制，以使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意味着做出决定，发表权威评论，隔离，分类，对现实施以限制性的规定。换句话说，控制意味着对艺术领域行使权力”，[7]（179）因此，在立法者的维护之下，文学理论形成了一套充分体现知识分子良心、社会责任、人文精神和审美观念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立法者之间的立论、辩论和交流才是合法的。重要的是，在那样一个充满追求崇高精神的意义世界里，文学理论研究者能够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
根据美国存在主义理论家蒂利希的分析，人的实存都是被非存在（空虚、无意义）所包围着，随时可能陷入虚无。个体体验到自身被这种非存在所包围并为之担忧，这便是焦虑，即意味着对自己认同的存在可能会丧失的担忧，或者自己的同一性丧失的恐惧，进一步说，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中获得所期待的内在自信的感觉遭受到诋毁和威胁。针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者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盛行，使得文学理论的学科界限以及研究对象不断扩容，研究方法开始向多学科、跨学科的方向发展，研究视角也向多元和建构主义的方向发展，这样一来，文学理论所预设的对文学经典的阐释、文学永恒价值和普遍审美法则的建构被充斥着物欲与粗俗气息的大众文化包围，而大众文化培育的实利主义又让高高在上的文学理论的精英主义难以适应，同时，过去以哲学和美学为主导的文学研究方法被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方法所取代，文学的本质主义和统摄性思维被许多文学理论研究者指责为“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生产方式”，[8]（3）诸如此类观念和方法论上的轮番冲撞，让大多数人对自己认同的存在感到担忧，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开始消逝。即使那些主张解构主义的文学理论工作者，虽然他们抵制文学的本质主义特质，把解构和建构作为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方式，强调地方性建构和知识社会学的反思，但是围绕知识建构引发的一些问题：建构什么？如何建构？建构的价值标准是什么？知识建构在什么条件下成为可能？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不确定的，悬而未解的。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伴随着文论的研究成为一种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体验。借用蒂利希的话说：“人的存在包括他与意义的联系。只有根据意义和价值来对实在（包括人的世界和人本身）加以理解和改造，人才成为其人。”[9]（46）面对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快速转换和现实世界的工具理性的价值诉求，文学理论研究者对于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容易产生一种丧失意义之源的焦虑。换句话说，建立在共同体基础之上的意义世界已经倒坍，相对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开始盛行，固定与安身立命的价值准则丧失，面前永远飘荡的是一些固定的“非存在”和“虚无”的东西，再加上学术道德的滑坡，无意义、无根基、无方向感和漂泊感成为当代学人的精神状态，认同的焦虑将是许多有学术良知的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慢性病”，即他们对自己身份的不安和担忧。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工作者而言，那种满怀雄心壮志去做“立法者”和重新建立“立法者”权威的认同是一种不太现实的想法。笔者以为，在一个到处浮现“合法性危机”的时代，我们只有在一种流动性、不稳定和矛盾的状态中，去思考和塑造自身身份的认同，这也是面对五花八门的文化现实所做出的一种正常和健康的反应。如法国当代思想家阿加辛斯基在评价现代文化时所说：“今天，如果承认世界是不稳定的，其中包括货币本身也是不稳定的，那么，认为存在着超越时间、永恒的模型的观点，在我们眼里就会显得有些荒谬。”[10]（28）用一种普适性思维、一劳永逸的观念去关照和审视文化现实反而有些“不正常”，甚至有些“病态”。海德格尔说，“只有面对虚无，才会想到存在”，所以，面对流动、不确定和可能性的虚无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不安的心境，文学理论工作者更像一个“摆渡者”，摆渡于历史与未来、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国与西方、中心与边缘、地方性与总体性之间，在摆渡和动荡中经营和体验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认识。她认为，“现代意识是‘摆渡’和‘过客’的意识。今后我们要这样去思维：一切都‘到达”和“经过”。没有任何固定的因素，赋予事物扎根现在并抵制时间所必须的东西”，“‘摆渡’是一种运动和短暂的体验，一种起伏变动和必然消失的体验，那么它应该有很多面孔；现代不仅抛弃了永恒，也抛弃了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单一形式”，[10]（10?11）对于文学理论工作者来说，做一个理论的“摆渡者”，脱离了“立法者”的永恒性和权威性，同时把自己抛入一个非存在（哲学讲存在与永恒等同起来）中，用变动不居的方式来体验这个世界，在丧失了一切意义的语境中思考世界，从这一点来看，“摆渡者”与“阐释者”区别开来。如此这般，回过头来看看，文论家的身份演变经历了“立法者”到其身份地位的“倒塌”，再到“阐释者”的兴起及其地位的确立，再到当下“摆渡者“形象的浮现，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文论家应该在变动和摇摆中确立和寻找自己的身份感。
三、焦虑困境的出路
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来看，从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到解构主义，再到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制造一些抽象概念以及对概念的不同理解和演绎展开讨论，并且这些概念和理论观点的讨论大都是建立在西方经验的基础上，日益悖离中国鲜活的文学经验和现实。换句话说，当代文论离我们的现实经验越来越远，即使我们试图为自己建构一个如何多元开放的文论形象，也无法掩饰实际上的精神空洞和“经验贫乏”，因为，中国当代文论尚未从根本上形成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既与历史经验相隔阂，又缺乏现实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医治好中国文论的这一“经验贫乏症”，是中国文论摆脱“影响的焦虑”和确立“本体安全感”的关键所在。
首先，文学理论应该直面中国文学鲜活的经验与现实问题。这些现实问题有本土的文化背景作为支撑，其建立在中国本土文学经验基础上的学术命题有真实性和现实关怀性。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我们不能面对当下的文学现实，也就失去了理论的有效性，意义不大。我们当下所面对的文学花样翻新，目不暇接，丰富多彩，我们的文学理论应该面对这一现实，应该花费更多的精力去关心和阐发这一现实。”[11]的确，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丰富多彩，文学现象层出不穷。比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网络文学、超文本写作、口语诗写作、微小说、生态文学、底层文学、图文叙事体等等，这些鲜活的文学形式体现了中国文学现实和经验的复杂性、特殊性、多元性和异变性，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概念和术语去归纳和阐释中国文学的经验和现实问题，否则可能就是隔靴搔痒，这就要求文学理论必须从中国的文学实情出发，跳出单纯地追求文学理论自身的完美性和自洽性的冲动或设想，从中国文学的经验中产生本土性和原创性的理论。比如，晚近在文学理论界出现的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日益成为新世纪的“新学问”。文学与图像关系问题直面文学遭遇到了“图像时代”而带来的“文学危机”，以及此危机背后整个人类所面临的“符号危机”，这一现实经验把一个鲜活的、有意义的问题推至学术前沿，这一研究有清醒的本土意识，不“停留在文化研究层面反复‘打滑’”，不过分“迷恋西方现代西学”而感到“影响的焦虑”，而是“注重中国传统和本土资源，更强调历史纵深感和实证精神，更关注个案分析和小中见大”。[12]像类似这样的研究，超越了以往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各持一端的做法，从历史命题和现实课题的立场上生发文学研究的理路，为走出文学理论研究困境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案。
其次，倡导多元主义的方法论理念。文学是多元复杂的，由于主观价值判断的不同，以及种种价值判断随着不同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因此，文学始终从整体上呈现出非稳定的特质，那么设想用单一的或者统一性的研究方法来解决文学的相关问题，这是不现实的。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差异性以及合法性，不是只承认一种方法或一种价值的合法性，而是在平等、民主和协商的语境中，坚持自身的差异与尊重他人方法的不同，达到最终肯定不同研究方法及其价值的合理性的目的。但是，在坚持多元主义方法论的合法性之下，我们还必须关注一些容易被忽视的相关问题。正如伊格尔顿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应该庆幸各种批评方法的多元性，采取一种宽容的普世主义姿态，并为我们能够摆脱任何单一方法的专制而欢呼鼓舞。然而，且慢兴奋过度。这里依然存在着某些问题。其一，这些方法并非都能并行不悖。其二，这些方法中有些几乎就不是什么方法。[13]（199）我们应注意到，一方面尊重文学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从某种意义上为研究者奠定自身进行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和建构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多元主义研究方法存在的基础是差异，但问题是，一些方法是不是切实可行，是不是并行不悖，能不能符合当前文学理论研究路径，这是必须引起我们警惕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多元性和差异性被不适当地无限夸大，以致走向一种工具性的技术形态，或者仅是一种研究的意识形态，就有可能走向研究价值的混乱和无序，必然导致不同方法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因此，多元主义方法论观念需要建立在文学研究方法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贴近文学理论和文学发展的现实，超越不同方法各执一端的做法，在彼此互补协商的情形下，推进文学研究的不断发展。
最后，重建文学理论的公共性品格。按照伊格尔顿的理解，“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是由以观察我们时代的历史的一个特殊角度”，“纯文学理论只是一种学术神话”，[13]（196）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理论与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现实等有着特定而密切的关系，因此，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不应该直接为大众的物质消费服务，为大众获得审美快感而辩护，也不应该脱离作家、现实文本只是作为文学批评理论不断演绎的工具而变得越来越深奥。笔者认为，文学理论承担着
一、“他者化”的影响而产生的
“失语”焦虑
按理说,中国文论的整体形象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对本土文学和文学理论认知的结果,其研究对象、言说方式和理论价值应当体现中国的时代品格和民族特色。但是,30多年来,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后殖民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文艺理论思潮在中国文论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成为文学理论研究成员共同探讨的话题,即以西方的问题为自己研究的问题,把西方的规则奉为自己知识创新的规则。西方
文论就像“镜像”一样,只有通过它来观看自己,最终形成自我的形象。在西方文论的话语空间中,我们似乎找到了研究的问题和方法,至于历史语境、文学历史发展变迁、逻辑起点等等是否与中国当代文学与文论的发展有相似、相通之处,彼此之间有没有对话的可能,这些问题则没有很好地考虑到。如果说,我们只是研究西方文学理论,研究其发展演变的规律以及讨论其热点前沿的问题,类似西方文学界研究中国文学一样。但是,当这些理论主宰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时候,西方文论就像幽灵一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论言说方式的阴影。
美国当代文论家布鲁姆写过《影响的焦虑》一书。作者很好地吸收了尼采和弗洛伊德两位非美国本土理论家的思想观念,并把他们的理论成功地运用到西方传统诗论的否定性研究中,向世人展示了传统影响的焦虑以及超脱这种忧虑的方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逆反”式批评理论。布鲁姆给我们的启示是,他者化的理论是自我创造新的观念和方法的基点,在否定、抵制与接纳、对话中,以现实的文学文本为依据,让异域的理论话语在本土理论建构中释放出新的生命力,实现理论的创生。笔者以为,这也是西方文论之所以不断发展和革新的根本原因,也是西方文学发展的基本途径。
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社会文化生活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迁,西方各种学术资源在中国不断传播,使我们讨论一些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具备了外在的可能性,拥有了一个“发轫的环境”,按说应该成为中
国文学理论发展和创生的契机。遗憾的是,精神分析、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等学术话语系统,我们在吸收和接纳的过程中走向了“滥用”和“泛化”的道路。1996年国内学者提出的“失语症”命题,就是对中国当代文论面对西方文论话语时发出的“集体无意识式”的责难,这也是中国当代文论患上“焦虑恐慌症”的深刻表征。
中国现当代文坛,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声音?其最基本原因在于我们根本没有一整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想想吧,怎么能指望一个“哑巴”在学术殿堂里高谈阔论!怎么能指望一个患了严重学术“失语症”的学术群体在世界文坛说出自己的主张,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没有自己学术话语的民族,怎么能在这个世界文论风起云涌的时代,独树一帜,创造自己的有影响的文论体系,怎么能在这各种主张和主义之争中争妍斗丽![2]
这番话把整个文论界压抑已久的“焦虑不安”的精神窘境集中表达出来,展现出整个中国当代文论“焦虑恐慌症”的面相。正如蒋寅先生评论道:“其实我感觉,近年‘失语症’一词的流行,已表明在这个问题上的确集中了学术界的某种焦虑。”[3]周宪先生也分析道:“其实是一种文化认同焦虑的表征。这种焦虑自近代以来像一个幽灵始终萦绕在文化共同体中。说穿了,这是一种对中国文化“他者化”的忧患意识。”[4]“失语症”的提出以及对其分析的态度和立场让我们共同体悟到:中国当代文论的焦虑症状就是西方他者的影响造成的。我们知道,西方现代文论深刻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发展,包括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朱光潜和宗白华等老一辈文学理论大家,他们深受西方“他者”文化的影响,能融通中西、汇聚古今,创造了中国现代文论辉煌的画卷。但是,目前来看,作为“强者”的西方文论遮挡和垄断了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无法真正观察和表达自己,在很多层面上“模仿”和“迁就”西方的文论话语,致使自己完全笼罩在西方文论的光芒中,一旦脱离这种光芒,我们就无法按照自己的逻辑去推理和求证,进而丧失了自己说话的权力和创新的能力。布鲁姆在论述“影响”的负面效果时引用王尔德的话说:“影响乃是不折不扣的个性转让,是抛弃自我之最珍贵物的一种方式。影响的作用会产生失落感,甚至导致事实上的失落。”[5](4)笔者以为,“失语症”的表述就能说明这一点。在西方他者面前,自我转让了自己表达的个性,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想象不再是从自己内心发出的真正属于自己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论所发出的声音的回音。 在对待外来文学理论的态度上,我们并没有像布鲁姆那样去“误读”,去阐释与过度阐释,完成对西方文学理论话语的转换,在交流与冲撞中提出新的命题或理论。“一些理论话语的引进,往往只维持一种话语的简单复制层面。一旦某种话语不再流行,便毫不留恋地迅速撤离,转入其他话语的复制工作中。这样一种浮在表面的学术话语实践方式,必然导致对话能力的丧失、话语转换的失效。”[6]因此,在充分认识到这种简单的复制对中国当代文论造成的“精神创伤”之时,也是文论自觉之时,失落感和焦虑感自然会从看似热闹的场面浮现出来。当再次面对西方文论的“他者化”影响时,我们不难觉察西方文论在中国文论面前像一个虚假的“镜像”,像一个虚幻的“父亲形象”,彼此之间充满矛盾。一方面我们把西方文论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参照系,对西方文论流派众多、思潮迭起的发展趋势心存敬佩,感叹西方文论对西方文学史、文学发展变迁和文学文本的深刻认识;另一方面为了保持中国本土文论话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对西方文论预先抢占了中国当代文论的建构空间而无法超越,表现出更多的担忧、害怕和惊恐。如此一来,只要这种局面存在,中国当代文论患上“焦虑症”也是必然的,这也是目前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窘境。
二、主体主同危机而产生的身份焦虑
随着消费文化的到来,视觉文化日益占据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视觉愉悦压倒理性的静观,以语言文字为媒介进行书写的文学开始逐渐被边缘化。与之呼应,经典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的言说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无论是在大学课堂,还是在社会文化领域,听众越来越少,文论研究也就成为少数专业人士在小圈子谈论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具有自我高度反思性的主体,文学理论研究者自然会意识到如下问题: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我们
所做的关于文学理论知识的阐释和建构能不能在彼此的交流和对话中站得住脚,我们所推进的文学理论研究是停留在“能指的游戏”的层面上,还是与现实的文学、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出理论的解释能力?当文学理论研究者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中找不到确切的答案,或者说自我在学术共同体和现实社会经验的位置得不到主观肯定的时候,认同危机及其诱发的身份焦虑便由此而生。 在文学理论界,文论家大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扮演着“立法者”的角色,他们“牢牢地控制着趣味和艺术判断领域。这里的控制意味着不受任何挑战地操纵各种机制,以使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意味着做出决定,发表权威评论,隔离,分类,对现实施以限制性的规定。换句话说,控制意味着对艺术领域行使权力”,[7](179)因此,在立法者的维护之下,文学理论形成了一套充分体现知识分子良心、社会责任、人文精神和审美观念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立法者之间的立论、辩论和交流才是合法的。重要的是,在那样一个充满追求崇高精神的意义世界里,文学理论研究者能够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
根据美国存在主义理论家蒂利希的分析,人的实存都是被非存在(空虚、无意义)所包围着,随时可能陷入虚无。个体体验到自身被这种非存在所包围并为之担忧,这便是焦虑,即意味着对自己认同的存在可能会丧失的担忧,或者自己的同一性丧失的恐惧,进一步说,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中获得所期待的内在自信的感觉遭受到诋毁和威胁。针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者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盛行,使得文学理论的学科界限以及研究对象不断扩容,研究方法开始向多学科、跨学科的方向发展,研究视角也向多元和建构主义的方向发展,这样一来,文学理论所预设的对文学经典的阐释、文学永恒价值和普遍审美法则的建构被充斥着物欲与粗俗气息的大众文化包围,而大众文化培育的实利主义又让高高在上的文学理论的精英主义难以适应,同时,过去以哲学和美学为主导的文学研究方法被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方法所取代,文学的本质主义和统摄性思维被许多文学理论研究者指责为“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生产方式”,[8](3)诸如此类观念和方法论上的轮番冲撞,让大多数人对自己认同的存在感到担忧,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开始消逝。即使那些主张解构主义的文学理论工作者,虽然他们抵制文学的本质主义特质,把解构和建构作为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方式,强调地方性建构和知识社会学的反思,但是围绕知识建构引发的一些问题:建构什么?如何建构?建构的价值标准是什么?知识建构在什么条件下成为可能?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不确定的,悬而未解的。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伴随着文论的研究成为一种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体验。借用蒂利希的话说:“人的存在包括他与意义的联系。只有根据意义和价值来对实在(包括人的世界和人本身)加以理解和改造,人才成为其人。”[9](46)面对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快速转换和现实世界的工具理性的价值诉求,文学理论研究者对于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容易产生一种丧失意义之源的焦虑。换句话说,建立在共同体基础之上的意义世界已经倒坍,相对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开始盛行,固定与安身立命的价值准则丧失,面前永远飘荡的是一些固定的“非存在”和“虚无”的东西,再加上学术道德的滑坡,无意义、无根基、无方向感和漂泊感成为当代学人的精神状态,认同的焦虑将是许多有学术良知的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慢性病”,即他们对自己身份的不安和担忧。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工作者而言,那种满怀雄心壮志去做“立法者”和重新建立“立法者”权威的认同是一种不太现实的想法。笔者以为,在一个到处浮现“合法性危机”的时代,我们只有在一种流动性、不稳定和矛盾的状态中,去思考和塑造自身身份的认同,这也是面对五花八门的文化现实所做出的一种正常和健康的反应。如法国当代思想家阿加辛斯基在评价现代文化时所说:“今天,如果承认世界是不稳定的,其中包括货币本身也是不稳定的,那么,认为存在着超越时间、永恒的模型的观点,在我们眼里就会显得有些荒谬。”[10](28)用一种普适性思维、一劳永逸的观念去关照和审视文化现实反而有些“不正常”,甚至有些“病态”。海德格尔说,“只有面对虚无,才会想到存在”,所以,面对流动、不确定和可能性的虚无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不安的心境,文学理论工作者更像一个“摆渡者”,摆渡于历史与未来、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国与西方、中心与边缘、地方性与总体性之间,在摆渡和动荡中经营和体验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认识。她认为,“现代意识是‘摆渡’和‘过客’的意识。今后我们要这样去思维:一切都‘到达”和“经过”。没有任何固定的因素,赋予事物扎根现在并抵制时间所必须的东西”,“‘摆渡’是一种运动和短暂的体验,一种起伏变动和必然消失的体验,那么它应该有很多面孔;现代不仅抛弃了永恒,也抛弃了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单一形式”,[10](10?11)对于文学理论工作者来说,做一个理论的“摆渡者”,脱离了“立法者”的永恒性和权威性,同时把自己抛入一个非存在(哲学讲存在与永恒等同起来)中,用变动不居的方式来体验这个世界,在丧失了一切意义的语境中思考世界,从这一点来看,“摆渡者”与“阐释者”区别开来。如此这般,回过头来看看,文论家的身份演变经历了“立法者”到其身份地位的“倒塌”,再到“阐释者”的兴起及其地位的确立,再到当下“摆渡者“形象的浮现,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文论家应该在变动和摇摆中确立和寻找自己的身份感。 三、焦虑困境的出路
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来看,从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到解构主义,再到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制造一些抽象概念以及对概念的不同理解和演绎展开讨论,并且这些概念和理论观点的讨论大都是建立在西方经验的基础上,日益悖离中国鲜活的文学经验和现实。换句话说,当代文论离我们的现实经验越来越远,即使我们试图为自己建构一个如何多元开放的文论形象,也无法掩饰实际上的精神空洞和“经验贫乏”,因为,中国当代文论尚未从根本上形成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既与历史经验相隔阂,又缺乏现实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医治好中国文论的这一“经验贫乏症”,是中国文论摆脱“影响的焦虑”和确立“本体安全感”的关键所在。
首先,文学理论应该直面中国文学鲜活的经验与现实问题。这些现实问题有本土的文化背景作为支撑,其建立在中国本土文学经验基础上的学术命题有真实性和现实关怀性。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我们不能面对当下的文学现实,也就失去了理论的有效性,意义不大。我们当下所面对的文学花样翻新,目不暇接,丰富多彩,我们的文学理论应该面对这一现实,应该花费更多的精力去关心和阐发这一现实。”[11]的确,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丰富多彩,文学现象层出不穷。比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网络文学、超文本写作、口语诗写作、微小说、生态文学、底层文学、图文叙事体等等,这些鲜活的文学形式体现了中国文学现实和经验的复杂性、特殊性、多元性和异变性,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概念和术语去归纳和阐释中国文学的经验和现实问题,否则可能就是隔靴搔痒,这就要求文学理论必须从中国的文学实情出发,跳出单纯地追求文学理论自身的完美性和自洽性的冲动或设想,从中国文学的经验中产生本土性和原创性的理论。比如,晚近在文学理论界出现的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日益成为新世纪的“新学问”。文学与图像关系问题直面文学遭遇到了“图像时代”而带来的“文学危机”,以及此危机背后整个人类所面临的“符号危机”,这一现实经验把一个鲜活的、有意义的问题推至学术前沿,这一研究有清醒的本土意识,不“停留在文化研究层面反复‘打滑’”,不过分“迷恋西方现代西学”而感到“影响的焦虑”,而是“注重中国传统和本土资源,更强调历史纵深感和实证精神,更关注个案分析和小中见大”。[12]像类似这样的研究,超越了以往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各持一端的做法,从历史命题和现实课题的立场上生发文学研究的理路,为走出文学理论研究困境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案。
其次,倡导多元主义的方法论理念。文学是多元复杂的,由于主观价值判断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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