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一步加快立法保障，是深化高职教育体制的根本保障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在探索与改革初期，是在学校与企业主体之间自发地进行，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技术升级到一定阶段时，就会对校企合作的深度融合提出更高要求，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并进一步形成制约高职教育发展的瓶颈。这时候，政府的主导地位就会凸现出来，通过立法和政策层面，对深化高职教育改革发展起到强大助力功能和催化作用。高职校企合作体制机制问题并不是我国特有的，而是各国高职教育改革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出现并为之要解决的普遍现象。目前，我国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就处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规划发展纲要（2010-2020）》颁布并指出：要把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促使职业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要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促进校企合作制度化。鼓励行业组织、企业举办职业学校，鼓励委托职业学校进行职工培训。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接收学生实习实训和教师实践，鼓励企业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这一提法将校企合作体制机制的问题提上了立法议事日程，随着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出台，必将会对我国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起到非常深远的影响。
二、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是深化高职教育体制的重要条件
高职教育保障体系包括的内容很多，但法律体系、教育政策、社会认同是其主要的三大支柱力量，而在教育政策保障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财政的投入和支持力度。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从1998年的2 032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30 364亿元，15年里增长了近15倍，远远超过同期GDP年均递增8.4%的水平，但低于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年均递增27.4%的水平。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的高职教育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几年来，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投入高职教育事业的经费逐年加大，但仍相对不足和存在结构性问题：第一，横向结构，与普通本科相比，预算内财政拨款，包括生均经费和专项投入，目前高职还远低于本科。第二，收入结构，预算内财政拨款占办学经费总收入的比重偏低。第三，支出结构，用于内涵建设经费占办学经费总支出的比重偏低。目前，我国东部地区的高职院校基本已完成校园基本教学条件的建设，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基本办学条件还在建设之中，由于预算内财政拨款的相对不足，意味着高职院校承担高技能人才培养所要求的硬件设施和软件建设，还需要通过贷款或学费（增加招生规模）的主途径来实现，尤其是师资队伍和教改科研方面投入的严重不足，直接影响了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和技术服务能力的提高，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形成对深化高职教育教学改革和校企合作体制机制的重要保障。
三、进一步完善教育体系，是深化高职教育体制的社会愿景
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建设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保障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的要求。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包括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中的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中的高等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需要指出的是，校企合作面上是学校和企业之间的事，实质是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除政府主导作用、院校服务能力外，校企合作体制机制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认同度是互动的。
当前，造成高职教育社会认同度不高除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化因素外，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需要克服的避障：一是高等教育范畴内，进一步打通专科层次的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包括本科与研究生）相衔接的制度安排；二是职业教育范畴内，进一步打通高职教育与中职教育相衔接的制度安排。《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明确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如何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预设和完善高职教育体系，是深化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加快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一项根本性和长远性的工作。
我国职业技术教育正在进入以强化内涵，提高质量为重点，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新时期。全体教师的目标是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同时也是全体社会期盼的。教育部出台了《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在国家层面科学规划、统筹职业教育发展的同时，扎实推进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从而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
关键词：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创新
一、探索教育理念，调整专业设置
要适应现代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现代职业教育必不可少，同时现代职业教育也是培养生产服务一线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教育部为了更好的发展职业教育，出台了《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在国家层面科学规划、统筹职业教育发展的同时，扎实推进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从而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同时，教育部还组织了力量对中等职业学校目录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于2010年颁布实施。新的目录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努力：第一，适应产业发展的趋势，增设了85个相关的专业，增加了民族文化的相关专业。第二，根据社会岗位的实际需求，调整了部分专业名称。第三，明确专业和专业培养方法和职业岗位的关系，新目录在专业名称后列举了“专业（技能）方向”和“对应职业（岗位）”。这些调整受到了学生，家长，老师和企事业单位的一致好评。除了更新目录之外，对教材以及教学方法同样需要及时更新。更新教学内容，调整教学模式，创新教学的方法；同时教育部也积极开展关于挑选改革创新教材，选出具有示范意义的教材供职业教育使用。
二、规范行业指导，推进校企合作
职业技术学校区别于其他高校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在培育学生方面是以走向以后工作岗位为主。所以，要积极提升行业部门和行业组织在指导职业教育方面的能力，并且形成长效机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建立健全行业指导，在对原来行业指导委进行重组的同时，多增加了10个指导委。并且成立了部分专业类，信息化教学和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第二，创新产教对话机制，教育部与有关行业部门联合举办了30多次全国性的产教对话活动，基本形成了政府搭台，产教对话，校企合作的良好局面。同时，动员企业和社会资源参与职业教育。推进校企合作办学，各地职业院校要密切联系相关的企事业单位，推动专业与社会岗位的有效对接。各职业院校通过与企业合作，帮助学生提高职业技能和能力，帮助发展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推动企业参与课程体系的建设，企业参与制定专业教学指导方案，建设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增强人才培养与企业发展的针对性和适应性。
三、深化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职业教育教学的改革目标就是要提升人才的培养质量，职业教育课程本质不断深化，加快推进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确立能力本位的理念。要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除了要改善办学的条件，教育资源的投入之外，关键是要激发职业技术学校的办学活力。教育部出台了《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深化校企协同育人，强化行业对教育教学的指导，推进专业教学紧贴技术进步和生产实际，有效开展实践性教学”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还提出了“要切实发挥学校的教育质量保证主体作用，不断完善内部质量保证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这就意味着在促进职业技术办学方面，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不必要的一些评估工作，职业院校要加强学生的教育工作和自身的改革工作，从而提升学校人才培养质量。
四、坚持可持续的人才培养方式
就当前来说，我们国家的职业教育还存在衔接沟通不畅，对公共基础课程不够重视，不注重职业精神和技能的融合问题。我们不仅要解决好职业教育“断头”的问题，要推进职业教育内部不同层级之间的融合。要做好学生的工作时间，培训和学历教育间的互通转化。同时要加强文化基础教育，《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职业学校要开齐，开足德育、语文、数学、英语、历史、体育与健康、艺术、计算机等等课程。在保障学生们能够学好专业课的同时，还要保障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持续发展的能力。从而帮助学生在以后的职业生涯规划中表现更为突出。除此之外，还要促进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的融合，在一个职业中，有突出的职业技能固然是十分重要的，同时还要有高尚的职业精神。要积极探索有效的途径加强对学生的职业精神的培育。利用好学生们的实习阶段，加强学生的职业道德培养。同时，教师要发挥好榜样作用，给学生们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从而引导学生树立立足岗位，增强本领，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理想抱负。加强对职业的认同和理解。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职业院校在高校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要彰显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树立职业教育的世界品牌，要实现立德树人，就一定要注重教育、培育、化育三个方面。强化文化基础的教育教学，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创新人才成长的实践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活动中培育学生们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引入优秀的文化，推动文化对人潜移默化的作用。相信在这“三育”的共同作用下，可以不断提高我国人才培养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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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新机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发展中医药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作出系统谋划和周密部署。以宽广的全球视野、深厚的民生情怀、强烈的使命担当，对振兴发展中医药作出系列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下“怎么看中医药、怎么定位中医药、怎么发展中医药、如何保障中医药发展”一系列重大问题，丰富、发展和完善了党中央关于中医药工作的思想宝库和理论宝库。国务院先后出台了《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等规划。《中医药法》也于2017年7月1日正式实施，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和服务群众健康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这都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中医药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2医学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
在2018年7月召开的全国医学教育改革发展工作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批示指出，要围绕办好人民满意的医学教育和发展卫生健康事业，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进一步健全医教协同机制，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坚持中西医并重，以需求为导向，以基层为重点，以质量为核心，完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和人才使用激励机制，加快培养大批合格的医学人才，特别是紧缺人才。刘延东副总理也强调，要把质量作为医学教育的生命线，突出医教协同，健全传承与创新并举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在新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60周年座谈会上，刘延东副总理指出，中医药高等教育要以人民健康为导向，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加强中医药科学研究，挖掘中医药文化精髓，拓展多元社会服务，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努力办出“中国特色、国际水平”的中医药高等教育。在此基础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对医学教育改革发展进行全面部署。这些要求，为医学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医药教育理清了思路，明确了任务。
1.3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政策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坚持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谋划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把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作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环节和有效突破口。2014年，国务院召开了新世纪以来第三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对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作出专门部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2018年在天津调研职业教育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实体经济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就业创业、增进民生福祉提供有力支撑”。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大力推进产教融合，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源源不断为各行各业培养亿万高素质的产业生力军，让职业院校毕业生在职业发展上也有广阔空间。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研究通过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这都为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定位、新的要求、新的目标。
1.4中医药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当前，虽然中医药职业教育虽然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发展机遇，但也要看到，当前中医药职业教育仍然存在着结构不尽合理、质量有待提高、办学条件不足、体制机制不畅等突出问题，中医药职业院校面临的转型发展难题也亟需搞好顶层设计，尽快加以破题。全国医学教育改革发展工作会议上已经提出“渐停中职，调控高职，发展本科”的思路，2020年后，逐步停止中职层次农村医学、中医专业招生，届时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确需举办的，实行先备案后招生。同时，严格控制高职（专科）临床医学专业招生规模。目前，中职还有29所学校备案招生中医类专业，高职高专有40多所学校开设中医类专业，学校面临着停止中医类专业招生和缩减招生规模的问题，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内部以及和其他职业类院校之间的生源竞争也将日趋加剧。因此，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要落实新时期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发展要求，抓住制约中医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点，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产教融合作为教学工作的基本理念，着眼于增强专业教学的职业性，强调提高实践性教学的实效，加大对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的支持和保障力度，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加快培养适应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需求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2扎实推进中医药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
在201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上，陈宝生部长作工作报告，并制定了新一年教育改革发展的总体方案，形成了“奋进之笔”任务书，明确了教育奋进的主攻方向和着力点。中医药高职院校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和全国医学教育改革发展工作会议精神，以问题、需求为导向，结合中医药教育和人才培养工作安排，扎实推进教学改革和转型发展。
2.1创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办学的基本模式，是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内在要求，也是办好职业教育的关键所在。201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强调了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意义，从总体要求到构建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发展格局、强化企业重要主体作用、推进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改革、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和组织实施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部署”［1］。2018年2月，教育部等六部委印发了《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对校企合作的方式和措施作了明确规定。党的报告提出，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其中，完善体系是制度设计，而完成这一制度设计任务的抓手，凝聚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就中医药职业教育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实践：
2.1.1定向培养基层医疗卫生人才
2015年5月，教育部等6部门联合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的意见》，提出继续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重点为乡镇卫生院及以下的医疗卫生机构培养从事全科医疗的卫生人才，免费医学生分5年制本科和3年制专科两种，3年制专科主要面向乡镇卫生院以下的医疗卫生机构和欠发达地区乡镇卫生院医疗卫生岗位。以山东为例，山东省卫健委2017年主动落实基层医疗卫生人才订单定向培养工作，出台了《关于充分利用三所委直属医学专科学校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定向培养人才的通知》，明确规定，免费培养专科层次、自愿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的医学生，并要求各学校与各市、县（市、区）卫健部门相互主动联系对接，结合当地农村基层卫生人才需求，探索实践基层医疗卫生人才订单定向培养工作，目前已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2.1.2建立二级学院
教育部在《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中提出，要深化办学体制改革，鼓励企业和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合作举办适用公办学校政策、具有混合所有制特征的二级学院，鼓励校企共建以现代学徒制培养为主的特色学院。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应在校企合作方向班、订单班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型升级校企合作模式，与合作基础牢固、行业优势突出的紧密型校企合作单位，按照“共建学院、共用资源、共同管理、共育人才、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共赢成果、共谋发展”的原则，建设混合所有制特色二级学院，并通过选派优秀教师与业务骨干参与企业科研项目研发、技术援助、学术研讨等，以及企业投入资金与设施设备、提供专业技术服务标准、选派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学校客座教授、专业带头人或兼职教师，参与学校课题研究、教学改革、教材编写等，校企双方实现“身份互认、角色互通”，打造校企合作共赢、共生共荣的共同体。
2.1.3校企联盟“订单式”培养应用型人才
这种模式是目前很多高校普遍采取的一种校企合作模式，但是长期以来，校企合作方面普遍存在“学校热、企业冷”现象，高职高专院校从就业等因素考虑，普遍重视校企合作，但在专业建设、师资培训、课程开发等方面缺乏自身建设的能力和积极性。而企业又顾虑学生经验不足、回报企业能力有限、工学矛盾突出等原因，普遍缺乏深度开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耐心与主动性，校企之间还没能形成深层次的利益共同体。为此，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强化企业重要主体作用”，直接瞄准产教融合培养人才的“瓶颈”。学校应深化“引企入教”改革，引导企业深度参与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多种方式参与学校专业规划、教材开发、教学设计、课程设置、实习实训，促进企业需求融入人才培养环节。同时，应主动探索和企业的“方案共定、课程共建、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等紧密型合作方式，比如开设“冠名班”“方向班”等，实现人才培养规格和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
2.1.4启动现代学徒制试点
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试点，是国家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形式，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举措。国家教育部关于高校现代学徒制印发了《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高校现代学徒制在育人环节上要以校企共同为主，教学环节以教师和师傅双导师式教学模式，学徒身份为企业员工和院校学生双重身份等要求［2］。现代学徒制的基本模式，是以市场人才需求为导向，由校企双方共同主导人才培养，设立规范化的课程标准、考核方案，将专业知识教育与实践技能培训相结合，通过校企密切合作，形成“教师+师傅”的职业教育新资源，为学生半工半读、工学结合搭建平台，使学生在上学期间就可以提前掌握职业技能，提高职业素养，缩短了从学生到员工的角色转变适应期，为将来顺利进入工作岗位奠定坚实基础。现代学徒制的推行，有利于促进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极大地提高了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质量和针对性、实用性。教育部自2015年起，已经分三批布局了500个现代学徒制试点，其中，院校牵头的占了较大比重。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应通过探索学校和企业联合招生、联合培养、双主体育人的长效机制，各专业群与企业（医院）合作，根据健康服务业特点，以“招生与招工、学习与工作、教学与实践、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获取、资源建设与共享相结合”为原则，探索与合作企业根据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和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共同研制人才培养方案、开发课程和教材、设计实施教学、组织考核评价、开展教学研究等，不断深化“引企入教”改革。
2.1.5成立全国中医药职教集团
近年来，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在各地得到快速发展，态势良好，形成了一批有特色、成规模、效果明显、影响广泛的职业教育集团，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育人、合作发展上的优势逐步显现。实践证明，开展集团化办学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激发职业教育办学活力，促进优质资源开放共享的重大举措，是提升治理能力，完善职业院校治理结构，健全政府职业教育科学决策机制的有效途径。2016年12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中医药人才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提出要实施中医药职业教育集团示范项目，鼓励支持具备条件的院校、企业、社会办学机构建立一批中医药健康服务职业教育集团，打破部门、行业、区域和院校类别界限，通过集团化办学的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要积极筹建全国中医药职业教育集团，深入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建立创新型、发展型、复合型技术技能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推动全国中医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2.2完善职业人才衔接培养体系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出，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紧密衔接，发挥中等职业教育在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高等职业教育在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加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沟通，为学生多样化选择、多路径成才搭建“立交桥”。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要按照健康服务业不同层次职业岗位的用人需求，科学制定各专业及对口贯通分段培养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构建中职、高职专科、应用型本科等多层次衔接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开辟“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一体贯通的多元化人才培养路径，搭建中医药职业教育立交桥，为学生提供发展机会的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人们对中医药职业教育发展限制的顾虑，让中医药职业教育更加融通，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的升学通道越来越宽广。
2.3优化专业布局和专业结构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推动学科专业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相适应，建立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学科专业体系。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要坚持立足行业、科学布局，按照“适应市场、动态调整、突出特色、协调发展”的原则，聚焦中医药健康服务业和医养健康产业发展需求，构建常态化的专业跟随产业发展调整机制，实现学校专业与中医药健康服务业发展同频共振，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良性互动。
作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创始人，潘懋元先生在高等教育的多个领域开展了指引性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生发展。对于高等职业教育，先生立足实践问题，自觉运用教育基本规律，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许多观点已经或正在逐渐为实践所检验和证明。系统梳理潘懋元职业教育思想，对于把握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推动职业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服务个体发展：职业教育乃平民学生“命运之所系”
潘懋元先生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教育基本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站在学生、家长和办学者的角度，对职业教育政策进行了系统研究与思考，展示了鲜明的“平民立场”和深厚的人文关怀。
（一）“高职学生也是大学生”[1]
由于对高职教育的特点、性质、地位等问题认识不清，长期以来，我国高职教育定位不准、导向不明，加上传统文化“重学轻术”思想根深蒂固，教育政策的制定，存在着对高职教育的严重“矮化”，认为高职学生的学习能力差，学习习惯不好，因此，学习内容应比本科少点、容易点，甚至一度将其定位为技能培训。这种对高职教育的理解，认为高职学生是“高考失利者”，并藉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形成一种社会文化，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自信心和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
潘先生很早就认识到，高职教育是一种“类型”，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上的区别，不是体现在水平的高低，而是“社会适用上的不同”。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共同承担着为社会“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的重任。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必须转变观念，充分尊重高等职业教育，尊重高职学生。为此，潘先生旗帜鲜明地提出“高职院校学生也是大学生，也应当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专门人才”[2]。并指出，应改革高考制度，废除以同一张考卷考察不同类型人才的做法，实行分类考试，为高职院校和普通本科高校分别选拔适合的生源。
（二）职教发展乃学生“命运之所系”[3]
从晚清实业学堂开始到今天的职业院校，我国的职业教育主要以招收“寒素子弟求学”为主[4]。2015年高职教育质量年报显示，“高职院校91%的毕业生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52%的毕业生家庭背景为‘农民与农民工’”[5]。对于这些学生及其家庭而言，就业前景是其关注的重点。由于我国社会学历层次与就业前景密切相关，因此，我国高职院校的学生及其家长，将高职院校的层次提升问题与个人及家庭未来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形成了一股“专升本”热潮。
在分析“专升本”现象并提出解决对策的时候，潘先生独树一帜。基于对学生和家长生存发展需求的尊重与关切，潘先生没有简单地否定高职“专升本”的合理性，而是通过对不同群体利益诉求的条分缕析，站在学生和家长的角度鲜明地指出，正是由于一系列政策“重本轻专”，导致“于学生而言，专升本乃命运之所系”[6]的局面，并进一步指出，调整政策，给予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同等的社会地位，让接受高职教育的学生和家庭能获得实利，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专升本”现象。与当时以严格控制高职院校和学生“升本”的以“堵”为主的政策相比，潘先生提出的“宜导不宜堵”[7]的解决思路，充满了人文关怀和远见卓识。
（三）职教政策制定应基于高职学生特点和实际[8]
潘先生目睹了新中国成立至今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对于清末的实业学堂和民国的高等专科教育，也有过深入研究，他清醒地认识到，从实业学堂到新中国的高职高专，高等职业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未得到明确和落实。由于认识上的不足，我国高教政策长期以来不利于高职教育发展。在1990年和2007年前后，潘先生在不同文章中犀利地指出，由于“战略与战术矛盾”，致使有利于高职教育的政策效果被另一些不利政策抵消，如招生政策、收费制度、拨款政策、毕业生待遇等，都未能基于高职教育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制定，而是体现出对高职教育性质的误解甚至“歧视”。加上院校行政?别的差异等，加快发展高职教育的战略始终难以落实。为此，潘先生在多个场合的讲座和不同文章中，反复强调了政策制定要配合高职教育发展战略，为高职院校办学者和师生呼吁。
追溯潘懋元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既有其早年生活经历的影响，也有着青年时代读书求学的鲜明印记。潘先生出身贫苦，幼年时期，家庭生活靠父亲卖米糕维持，先生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家里干活，尤其是磨米。家庭成长环境以及从小自食其力的生活，使他很早就知道了“一技之长”对于普通百姓的重要意义。1935年，年仅15岁的他获得了一份在小学当教师的工作，这份工作一开始也是作为“谋生的职业”。童年的经历以及旧中国的贫困给潘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基于个人及同时代人的生活实际，他十分认同杨贤江提出的“教育的本质，是帮助人类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是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使单纯的劳动力转变为特殊的劳动力’”等观点[9]，并将杨贤江视为“我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启蒙教师”[10]。正是早年生活及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影响，形成了潘先生职教研究乃至教育研究的平民立场。
二、服务经济社会：升级职教重心推动区域发展是高职教育的重要使命
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潘先生高职教育研究的另一重要特点。他立足于完善教育体系，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宏观立场，基于对职业教育发展历史意义的深刻把握，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开展高职教育宏观政策研究，展示出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早在1945年，潘先生就读厦门大学教育系时，即以《劳工教育的理论与实施》为题撰写了学位论文，从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论述了发展劳工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新中国成立之后，先生更是自觉运用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反复强调加快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在呼吁升级职业教育发展重心的同时，强调高职院校应立足地方，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基本使命。
（一）“技术与职业教育由中等向高等延伸，是必然的趋势”
潘先生是我国较早明确提出要升级职业教育发展重心的学者之一。他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归结为应对两个挑战：科技改革的挑战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挑战，并指出，“自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加快步伐以来，高等教育界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迎接市场经济的挑战并采取对策，而对于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界所关注的科技革命的挑战，则被前者所湮没，渐渐为人们所淡忘”[11]。他注意到，二战之后，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世界许多先进国家纷纷重视职业教育的升级发展，但我国政府一直以来主要停留在发展中职的思路上，深刻影响到社会对高职教育价值的认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末，在OECD资助下成立的124所职业大学，虽然这是新中国发展高职教育的开始，但后来，在“重学轻术”思想的影响下，职业大学纷纷改为普通大学，在校名上悄悄拿掉了“职业”两个字。针对这一现状，潘先生一边思考问题产生的根源，一边寻找破解的对策。1998年之后，高职教育规模快速扩张，以杨金土等人为代表的决策者和理论工作者，提出了高职是培养生产、建设、服务、管理一线人才的理念，并且对“双师型”教师、实践教学学时比例等提出一系列要求，标志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迈入了一个“职业性”受到尊重和关注的新时期，但是，对于升级职教发展重心、加快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意义，探讨仍然不多。为此，潘先生在不同场合多次论证、分析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高移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98年到2005年间，潘先生反复强调，“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领域，是随着高新科技产业的产生而形成，随着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而红火的”；“随着现代科技的发达，产品与服务中科技含量的提高，以及人民对经济与文化日益增长的需要，技术与职业教育由中等向高等延伸，就成为必然的趋势”[12]。他指出，“科教兴国，不但需要若干所一流大学，还需要更多培?B应用型、操作型的科技以及管理人才的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在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本土化改造中，潘先生也多次明确指出：“当前以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应当以增加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为主，”[13]并一再强调“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战略任务能否完成，主要看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能否健康、顺利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承担着培养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的任务”[14]。为深入了解高职院校发展情况，在《中国高等教育问题》博士课程的考察环节，他多次带队，先后考察了宁波、成都、西安、江西、黑龙江等地公办、民办高职教育发展，并形成了系列研究成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10年，在湖南大学的一次座谈会上，潘先生谈到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的合理性时仍然强调，“过去许多工作只要中学程度的人才就够了，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需要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这是生产力提高的需要”，并强调，“这是最基本的原理”，结合其对大众化发展路径选择的思想，其重点仍是强调扩大高职教育规模的合理性。
（二）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地方化的主要力量
作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跨越新旧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经世致用”是潘先生高教研究的重要追求。他十分关注高教研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十分关注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走势，他认为，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直接的一种教育类型，职业教育研究尤其要重视发挥职业教育尤其高职教育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基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以及对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专科”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地位的清醒认识，潘先生提出了“高等教育地方化”发展思想，并提出构建终身教育完整体系的想法，成为其高职教育研究“家国情怀”的另一重要体现。他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更由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之一是发展区域与地方经济，高等教育地方化就更有其必然性”[15]，而要发展与区域经济相适应的高等教育系统，必须“大力发展专科教育和确立专科教育的地位”，“明确专科教育是高等教育地方化的主要力量”[16]。结合其对于专科的理解，他所强调的，恰恰是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他指出，“高等学校为本地区服务的形式要多样化。包括培养应用型人才、增设实用课程……教学、科研与本地区企业和农业生产相结合等等”[17]。并从对国家经济结构变化、产业转型升级的前景展望中，敏锐地提出了拓展继续教育，将其“与正规学历教育一起，构成终身教育完整体系”的思想，认为这是高等教育经济功能发挥的重要内容，因为高等教育“通过专门知识与技能的培训以提高各行各业劳动者特殊劳动能力的功能，主要依托职业技术教育，包括大专、中专和继续教育”[18]。
尽管1990年之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没有完全如潘先生所预料的那样发展，但是，实践在经历了曲折之后，依然遵循基本规律，回到了地方化发展的轨道上。今天，各地经济发展注重挖掘区位优势，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等思想的提出，表明了市场经济发展必须重视区域经济的发展，1999年之后，地方举办高职院校以及发展地方本科高校的做法也蔚然成风，再次展示了经济社会基本规律的重要指导力量。
三、基于人才培育类型定位建立独立体系是中国特色职教发展道路的基本选择
新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并不顺畅，即使1998年之后，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取得了快速扩张，但是，由于对高职教育性质、定位、发展模式等重大基本问题认识不清，高职教育发展面临诸多困难与迷惘。在创立和发展高等教育学学科的过程中，潘先生深刻地认识到“高等教育学是应用性学科，应用性学科的生命在于实践”，“离开生活和实践的高等教育学及高等教育研究，就无法成长壮大，就不会产生力量”。潘先生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完善，得益于其在高度理论自觉的基础上，对职业教育实践问题的殷切关注与孜孜求解。如果将建国前的“劳工教育”视为其对职业培训的关注和研究，文革之后，潘先生主要基于教育基本规律，研判高职教育实践问题，从高职教育的性质、本科高职的定位到职业教育独立体系的建立，逐步形成了对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独到见解。
（一）高等职业教育是“类型”而非“层次”
20世纪80年代，教育部曾出台政策，允许本科高校从专科高校中招收毕业生继续开展教育。潘先生注意到这一政策出台之后，鼓励了专科高校对本科高校办学的模仿，于是他产生疑问：这种做法是否合适？会有怎样的后果？从实践中的问题出发，结合高等教育基本原理，潘先生认为，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门教育，“专科与本科，同样与高中衔接，在起点上并无高低之分”[19]，在学制上，“两者也并无衔接关系”[20]，“两者不能构成相互衔接的高低层次关系，而是同一个层次的两个并列的子系统”[21]。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政策背后对高等教育结构理解的偏差，将误导社会，强化偏见，使得专科成为低于本科的一个“层次”从而极大弱化甚至失去其应有的功能。
潘先生感到问题重大，必须予以澄清。为此，在《高等教育学讲座》中，谈到高等教育结构时，他专门强调，教育结构中的层次结构关系，是指相对独立、相互衔接的层次之间的关系，而新中国的“本科教育，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专科教育，侧重于应用技术与工艺”，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专科虽然在理论基础的宽厚上比不过本科，但在应用技术与工艺方面，它的要求并不低于本科，甚至在熟练程度上比本科的要求还更高”。这个问题，“在我国高等教育理论上，一向被人忽视，没有弄清楚，因而导致教育实践中一些做法的正确与否，说不清楚，从而产生一些不利于专科教育发展的影响”[22]。
高职教育的性质与定位问题，在高等职业教育规模有限的时期，似乎并不突出，但到了1990年代末，随着高职教育规模的快速发展，这一问题对于高职教育政策体系与发展前景的影响日益凸显。为了改变主管部门和社会对于高职教育的这一偏见，1998年之后 ，潘懋元先生多次强调，“教育类型和教育层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23]，“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有别于理论型普通高等教育的类型，但并不是一个区别于本科的专科层次”[24]，“专科与本科院校的区别，也主要是在人才培养类型上，而不是培养层次上”、“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本科相比，是一种强调实践能力的教育，是另一种类型的教育”。正是以潘先生为代表的学者群体的积极呼吁和正本清源，2006年，教育部文件中第一次正式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高教类型”，标志着教育主管部门对高等职业教育性质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
（二）人才培养类型是高校定位的主要依据，新建本科院校应定位于职业本科
以学位高低或科研规模大小划分高校层次高低，是导致我国高校定位不明的一个重要原因。世纪之交的规模快速扩张，量变的同时，将调整高教结构等深层次质变问题提上了重要日程。不同类型的高教机构能否合理定位，决定着高等教育系统功能的发挥，进而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高校究竟该依据什么进行分类定位？早在引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之时，潘先生就已指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提是多样化，没有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就不可能实现大众化”。“如果全国的大学都培养科学家…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A段，我们就会没有饭吃，因为无人种地，无人做工。”[25]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潘先生强调，高教机构的定位，主要应该看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定位的主要依据应当是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职能”，“如果只以学位高低或科研规模大小划分高校层次高低，必将鼓励所有高等学校以最终成为学术性研究型大学为发展目标。”
因此，潘先生在研究高校分类定位过程中，强调要认真研究处于精英大学和高职院校之间的本科高校的定位问题。他将这类高校统称为“应用性本科高校”，认为这类高校应定位在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以培养本科生为主，以教学为主。在这类高校之中，新建本科院校则应“主要定位于职业本科或应用型本科”。理由有二：从外部需求看，因为国家工业化尚未完成，高科技（信息技术）与工业化相结合，要求大力发展专科甚至本科以上的高职教育，这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从院校内部实际看，“新建本科院校，不论公办或民办，都是由水平较高、条件较好、规模较大、业绩较佳的专科层次院校提升的，拥有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文化积淀，可以增强本科教育力量”，同时，“它有大众化的办学经验，面向生产一线，面向地方办学”[26]。基于此，潘先生认为，新建本科高校从自身基础出发，扬长避短，继续办高职是比较好的战略选择，他指出，“社会地位的高低不在于你是哪一类型的教育，而在于学校的办学质量与特色” [27]。但是，在提出这一思想的时候，潘先生也进一步指出了“这条路在现行制度上还未建立”[28]。直到2013年，教育部正式启动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制度构建方才开始。
（三）建立职业教育独立体系是中国特色职教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
在对我国高等教育实践多年的关注中，有一个现象让潘先生十分痛心：部分在专科层次办得十分有特色的高职（专科）院校，升本之后，盲目学习普通本科的办学模式，最后特色尽失，无声无息。基于对高职教育性质及本科高职发展的思考，考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及世界各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潘先生提出了建立职业教育独立体系的思想。早在2003年，潘先生就指出，高职“能不能专升本，我个人认为，能。但有两条，第一，专升本之后还是高职。第二，不能一哄而上，大量升本”。他还指出，高职升本之后，还可以有硕士、博士，但也是少量。因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层次“是由现实经济发展情况决定的”。
尽管不同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不同，但是，基于对中国具体国情和社会文化的理解，潘先生认为，建立职教独立体系是我国落实高职教育“类型”地位的基本保障。他看到，我国高职教育的社会评价和认可率偏低，原因在于“高职教育层次结构单一，本科以上层次的职业教育仍未得到充分认同和发展”，“断头路”式的发展道路，本身就是社会对高职教育认识不够的一种体现，再加上“职业培训制度尚不适应终身教育体系，当前高职教育主要是学历教育，职业培训制度很不健全”，现有职教体系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传统的以理论教育为主的本科院校，也难以培养更多的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的实用型技术人才，因此，潘先生指出，“有必要建立以职业技能教育为主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体系”，通过构建完整的从低到高的独立体系，在培养目标、教学计划、课程内容、教学方式方法上，区别于传统的普通高校体系，使之更贴近社会实际，并从终身教育角度审视高职教育定位，将职业培训融入终身教育体系[29]。
潘先生建立高职教育独立体系的提法，是基于对我国高等教育实践中诸多问题的理论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概念的提出，影响、推动并将进一步指导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 职业教育 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G71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13-0162-02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目前已进入社会转型期。职业教育方面的转型主要表现为：招生规模的扩大、教育质量的提升、教学队伍的壮大等几方面，但在看到中国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到其面临的一些问题。
一 传统职业教育体系问题
1.传统教育观念对职业教育办学质量不认可
社会转型期的职业教育体系需要以创新机制为主要指导思想与发展思路，但由于受传统思想观念、教育体制、办学经验与劳动人事制度等方面的影响，人们认为职业教育自身办学质量差、学生素质相对较低，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外部不良环境的形成，制约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构，这种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职业教育招生与培养方案不合理。虽然中等、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但这种体系的建构很大程度上只注重形式，并没有解决实际的问题，比如，高等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职业教育体系持续发展动力问题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重视对学生的招生与培养两个环节。招生方面需要严格准入制度，需要招收具备接受高等教育能力与中等水平职业素质的学生，但目前中国职业教育多以普通高中毕业生为主，且并不具备充分的职业技能，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导致职业教育的去职业性十分明显。
第二，基础理论性教育中职业教育内容的缺失。规范化的职业教育内容一般包括职业启蒙教育、准备教育与继续教育三个方面。其中基础教育主要体现在职业启蒙教育阶段，而这一阶段的教育也正构成了职业生活及技术掌握基础理论等普通教育内容所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这一阶段的教育应该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但就目前的教育体系而言，很少有在义务教育阶段渗透职业启蒙教育的环节，导致学生对技术发展、产业构成与职业变迁等缺乏了解，很多学生在进入职业教育学校之后对所学专业缺乏一定的兴趣，不利于自身的发展。另外现代化的职业教育应该与普通教育之间形成良好的沟通机制，保证普通教育塑造出来的学生能够有基础进一步接受专业技术，但受应试教育体制的影响，大部分学生在普通教育阶段并没有接受充分的实践教育，而高考招生数量控制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普通学生进一步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机会，势必造成大量学生进入职业教育领域，导致教育内容与学生素质之间出现“断裂”，限制了学生潜力的发挥，也限制了职业教育的有效发展。
2.职业教育办学层次、质量及就业状况不理想
职业教育体系相对普通教育来讲，其边缘化弱势地位日益明显，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具体分析职业教育的弱势，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职业教育发展层次、教育内容、规模等不健全。职业教育由于自身文化建设与内涵建设不足，因此导致在规模与质量方面无法冲破传统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不能有效地创新管理体制。另外职业教育体系内部存在高职教育与中职教育的严重分离，造成整个职业教育体系的不均衡发展和不健全形式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合理化发展方向。
第二，职业教育的就业出路问题。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技术型人才培养的教育类型，是终身教育的重要表现形式。从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状况来看，受相关法律政策不健全等方面原因的影响，职业教育学生就业准入制度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且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之间的转换存在困难。职业教育人才尤其是一些高级技术型人才供应紧张，不能有效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3.职业教育体系办学层次与办学结构不合理
第一，目前大部分的职业教育均局限在专科教育的层次本科及以上的职业教育基本为零。许多职业教育体系内的学生如果选择继续深造，需升入学术性教学体系，这样则造成学生个体的教育学科一体化状态被打破，放弃之前的教育体系与职业教育环境下所习得的技术，并以此为代价获得继续深造的机会。但事实上中国的学术教育体系标准与职业教育并不相同，对于职业教育体系的学生来讲，并不能有效适应学术教育的氛围与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中国的职业教育规模不断缩小，技术型人才培养数量与质量整体下滑，加剧了人才供求失衡状况。因此职业教育体系的建构需要从根本上延伸职业教育层次，建立纵向立体化的职业教育内容。
第二，社会发展对高技术人才的需要与目前高技术性人才缺失之间的矛盾。随着中国不断推动经济发展与技术变革，社会转型期随之而来，新型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对高级技术型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这种需求，中国的职业教育近些年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以目前职业教育体系的办学层次、办学质量和办学条件来讲，还远远不能有效促进社会转型期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这成为制约中国实现成功转型的不利因素。因此需要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体系的办学层次，加快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发展。
二 社会转型期职业教育体系模型构建
1.职业教育内容与普通教育内容的有效沟通与渗透
综合性的职业教育体系建构是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受到国家政治体制、社会发展、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说，这种沟通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第一，教育教学内容的不断融合和交流。职业教育需要增加对学生基础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拓展理论教学内容，避免盲目的唯技术灌输教学思想的出现。普通教育也应该从实践角度出发，吸收职业教育中关于技能培训的内容，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从与社会需要相联系的角度出发，增加拓展学生职业技能的课程。
第二，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历的互相承认。这种互认机制主要表现在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系统中的高中学历互认；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系统中的专科学历互认；本科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系统中的本科学历互认；研究生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系统中的研究生学历互认。所有学生均可在互认学历基础上选择进入任一系统内部进行深造。
第三，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教学研讨过程中的沟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要建立相互沟通与学习的机制，互派教师参与教学日历的计划、教学内容安排、实习训练培训等。另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校之间也可以进行一些联谊或者比赛等，以增进双方的了解程度，为学生更好地选择自己的学习道路提供一定的平台与基础。
2.职业专科教育与职业本科教育层次的有效衔接
第一，中等、高等职业教育与本科职业教育的衔接。中等职业教育需要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培养技术型人才，高等职业技术教育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领导性作用，培养高端的技术型人才；同时还需要增加本科职业教育内容，将重点放在对应用型及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方面，从而建构起纵向职业教育体系。每一个层次的教学单位均需要通过自身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安排、教师培养等环节，促进多层次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的建构。
第二，职业教育内容的技术性与创新性发展。（1）提高人口质量，降低人口限制，扩大招生比例；（2）重视高职教育质量的提高；（3）加快实现本科职业教育；（4）还可以逐步试点并最终实现职业教育的研究生层次发展，促使职业教育体系向纵深方向发展，不断完善职业教育体系。
第三，职业教育体系发展的保障性条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尤其是纵深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需要有强大的保障性条件做基础，需要不断强化政府责任意识，突出政府对办学层次、办学理念等方面的方向性引导作用，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并不断完善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建设，强化职业教育体系的经费保障，重视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协调发展，为保障现代化的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与正常运行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3.职业教育办学层次与课程改革的体系建构
关于职业教育办学层次与课程改革的体系建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将职业教育基本内容渗透到中小学、高中甚至本科教育过程中。在基础教育阶段，需要不断加强职业启蒙教育，将职业教育内容不断纳入到普通中小学教学课程中，培养学生的劳动价值观。另外，还需要开设职业技术教育课程，鼓励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保证学生对社会发展阶段、经济产业结构等有基础性的了解，以实现学生早期职业选择的定位。
第二，建立职业教育学校学历证书与资格证书之间的互通机制。关于职业教育学校学历证书与资格证书之间的同等地位问题的声明，国家许多政策文件中多次明确提出，并将“双证制度”视为评价人才的重要标准。实现双证互通，需要充分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内部学历与职业资格之间的互通，学生在完成某一层次的学习与实践环节之后，可以申请相应环节的资格证书，并且拥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在业人员可以根据资格证书转换为教育学历证书。
三 结束语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共同构成了国家教育体系，长期以来，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类型，受应试教育体制下对普通教育过度重视的影响，不断被排挤到边缘化的劣势地位。而随着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到来，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新型、快速发展均对高级技术型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建立和完善现代化的职业教育体系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国家的引导与扶持下，各地均进行了尝试，初步建立起了现代化的职业教育体系。但这一体系在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许多问题，还需要继续进行深入研究，以尽快构建形成科学、完整、系统、全面的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关键词：大职业教育观；高等职业教育；终身教育；校企合作
一、引言
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联系最紧密的教育类型，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日趋深入，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日益重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其中，终身教育理念使职业教育的内涵得到了拓展，它明确了将学校教育与继续教育相对接，促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基于此，本文借鉴大职业教育观，试图在此视野下对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以及未来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展开分析和研究。
二、大职业教育观的内涵
职业教育是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产物，它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相伴相生。近百年前“大职业教育主义”由黄炎培先生提出，他从价值取向到教学原则系统地阐释了在这一主义下发展职业教育的深刻内涵。他强调把教育对象扩展到全体社会成员，使教育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同时也贯穿人的一生。由此衍生的大职业教育观认为：其一，职业教育是整体的教育。应当把职业教育纳入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设计之中，并与之相协调、统一。应加大力度在政策、资金、人才等环节对职业教育以支持，注重统筹发展。其二，职业教育是跨界的教育。应把职业教育和行业、企业发展紧密相连，积极促进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的深度参与，推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增强个体的实践积累，进而促进就业。其三，职业教育是终身的教育。职业教育通过促进个人职业发展来实现人的发展，而人的职业发展是终身学习的核心。因此应打通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型教育的衔接渠道，把职业教育纳入终身教育的有机体系之中。
大职业教育观能够引领人们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使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型教育、职业教育与各行业企业、各级各类职业教育之间进行协调、沟通、统筹和衔接。可以说，大职业教育观是顺应社会进步的发展职业教育的必然选择。
三、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1.社会认识存在偏差，认可程度低
由于大学扩招、社会对学历的普遍重视，而高等职业教育由于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主，且生源主要由职业高中和中专毕业生、经过高考选拔无法进入本科院校的普通高中毕业生组成，他们普遍学习主动性差。因此，社会大众对高职学生及其毕业生普遍有整体素质不高、社会待遇不高等偏见，这样的思想观念导致了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偏见，使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认可程度普遍偏低，长期以来被视为“次等教育”。
2.实践教学环节少，师资力量较薄弱
一方面，当前高等职业教育中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仍然依靠教师和课堂获取，理论知识学习的比重较大，考核成绩的标准还是以考试分数为主，实践环节较少，学生缺少自己动手操作、思考的机会，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导致学校教育滞后于当前社会实际需求。另一方面，师资队伍质量不高成为职业教育进步的一大障碍，制约了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现阶段高职院校教师仍多局限于从事学科课程的教学，而缺乏必要的工作岗位实践经验，“双师型”师资较少。
3.校企合作不深入，企业积极性不高
校企合作作为高职教育的一种重要培养方式，对高职生的实践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但长期以来，我国尚未出台统一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政策文件，其运行仍然相对松散而不成体系。从合作内容来看，大多数校企合作仅停留在浅层次的人才培养方面，即学校定期输送一定的学生开展实习，且不注重实习效果。而作为行业、企业，由于配套制度的不完善、对人力资本不够重视，其参与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对校企合作的投入力度相当有限，校热企冷的现状一直存在。
四、大职业教育观引领高等职业教育未来发展
1.加强体系建设，促进观念更新
高等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首先应树立面向全社会、面向人人的大职业教育观。
第一，将政府、高职院校、企业、社会联合起来，形成现代职业教育的利益共同体，协同合作，加深互动，有效促进职业教育体系的整体建设。同时，发挥高等职业教育的桥梁作用，使各级各类教育相衔接，打通高职学生的上升通道。
第二，转变社会思想观念，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通过对高职教育的宣传，明确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引导社会加深认识并转变观念，为高职院校吸引到更多的优质生源、师资以及外力支持。
2.深化校企合作，促进长效发展
针对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发展现状，首先，应建立完善的校企合作发展运行规范，从制度上保障校企合作的切实开展，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以及人身安全。其次，完善高职院校的学生培养方案，关注学生的实际需求，合理分配理论与实践教学环节，加大实践教学比重，积极拓展实践途径。再次，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对企业给予一定的资金、政策支持，让企业充分了解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加大企业的参与力度；最后，对校企合作进行长期的追踪管理，通过定期调查了解找到校企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并逐步改进，并积极创新合作模式、拓展合作领域，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3.积极服务社会，促进终身教育
高职院校应更好地发挥高职教育的社会功能。利用高职院校的教学资源，为行业、企业职工建立培训基地。随着产业发展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转变，企业的生产设备、生产方式、生产理念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一线生产、技术人员原有的知识和技能已难以满足当前的岗位需求，高职院校可针对其开展继续教育和岗位提升的培训。另外，高职院校可依托特色专业，并调动部分教师和学生，与企业合作建立有特色的社区技术服务中心，服务社会。一方面为社区居民解决生活中面临的技术难题、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对社区群众开展一定的文化教育活动，提升其文化水平和生活质量。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以大职业教育观为导向，促进政府、高职院校、企业、社会的协同合作，形成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强大合力，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促进校企合作的深化、满足终身教育的需求做出应有贡献，进而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⒖嘉南祝
[1]胡彩霞，檀祝平.基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高职教育功能新定位[J].职教论坛，2014（22）：31-34.
[关键词]产教融合 内涵 特征 形成过程
[作者简介]杨善江（1967- ），男，湖北南漳人，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职业教育。（江苏 常州 213164）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3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立项重中之重课题“专业群视阈下专业设置的动态适应优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2013JSJG010）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33-0008-03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产业结构的深度转型和升级，产教深度融合成为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抓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实践指向和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国发[2014]19号）明确提出“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①。产教融合是在广泛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的、加快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本文探讨“产教融合”的内涵、特征、形成过程及实施中应注意的广度、深度和力度问题。
一、对“产教融合”内涵的界定
1.“产教融合”的两层意义。产学融合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融合”意为“几种不同的事物合为一体”，意义同“融和”。“融合（和）”比“结合”“合作”立意更高，更强调“产”和“教”彼此之间的联系、互动、和谐。这里我们需要首先弄清“产教”的含义。“产教”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产业（行业、企业）与教育（主要是学校教育）。产业在《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构成国民经济的行业或部门”。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产业是指存在并发展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中的人才、技术、资金、物资、信息等要素及这些要素连接而成的社会生产的基本组织结构体系。产业从属于经济，企业是产业的外在表现形式或构成单元。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结构中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结合状况，是国民经济结构的主体和基础②。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业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其英文对应词industry也有“工业、企业、制造业、行业”等多种解释。由于职业教育具有教育与经济的双重属性，职业教育资源具有生产性资源的特征③，产教之间的关系也通常用经济结构与教育或专业结构的关系原理来解释。从这层意义上讲，“产教融合”涉及职业教育的办学思想和体制构建问题。第二层含义是指“产教”可理解为“生产与教学”，其中，“生产”（含服务和经营）是职业教育教学的重要形态，侧重教学的实践情境；“教学”则侧重知识内容和技能、方法的学习。从这个层面上讲，“产教融合”侧重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和方法问题。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必须契合产业要求，课程内容必须对接职业标准，教学过程必须贴近生产过程，人才规格必须达到企业标准。
2.“产教融合”的概念界定。基于以上对“产教”与“融合”的分析，我们试图对产教融合的内涵进行界定。笼统来讲，产教融合是产业系统与教育系统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有机整体。具体来讲，产教融合是教育部门（主要是院校）与产业部门（行业、企业）在社会范围内，充分依托各自的优势资源和优势，以互信和合约为基础，以服务经济转型和满足需求为出发点，以协同育人为核心，以合作共赢为动力，以校企合作为主线，以项目合作、技术转移以及共同开发为载体，以文化共融为支撑的产业、教育内部及之间各要素的优化组合和高度融合，各参与主体相互配合的一种经济教育活动方式。
二、“产教融合”的基本特征
从以上“产教融合”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1.产教融合的“双主体”性特征。产教融合是产业和院校“双主体”的相互作用与联系。企业是产品生产、技术开发和成果应用的主体，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体，两者缺一不可，共同参与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院校要发挥主动性，积极融入产业、结合行业、联系企业。本文所持的这种观点与一般只承认企业是产学合作主体的看法截然不同。
2.产教融合的“跨界性”特征。“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思想和人才培养模式，彰显明确的“跨界”特性。④产教融合是生产和教育要素有机组合的形式，它既是教育性的产业活动，又是产业性的教育活动，是教育性与产业性的有机统一，与政府的推动作用和社会的参与密不可分，体现明显的“跨界”特征。
3.产教融合的“互利性”特征。通过产教融合，高校和企业资源共享，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产教持续合作的动力和根本目标。同时，产学融合也具有明显的“公益性”特征，以提升教育能力和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需要校企双方承担协同育人的社会责任。
4.产教融合的“动态性”特征。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技术结构等要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教育结构包括类别结构、专业结构、程度或级别结构等，它的调整受经济结构的制约，又反作用于经济结构并促进经济结构不断完善。产业结构调整必然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化，而就业结构的变化又反过来促进高校的专业结构调整。同时，教育结构（包含专业结构）内部也处于不断变化、改革和调整中。因此，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不适应是常态，两者始终处于从不适应到适应再到不适应的动态循环和变化之中，具有“动态性”。
5.产教融合的“知识性”特征。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必须依靠知识和技术创新。知识不再是院校的“专利”，而被视为企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成为产学合作中的重要因素。产教融合的实质是校企之间知识的流动和增值。教育通过与产业融合提升品质，产业通过与教育融合寻求技术支撑，两者交融，实现知识、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合理流动。
6.产教融合的“层次性”特征。产教融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宏观层面的国家和地区国民经济和事业发展战略和规划中有关产业与教育融合的方略设计；二是中观层面的教育部门（含院校）与产业部门（含行业、企业）基于“需求导向”的办学思想、办学体制、办学行为的相互适应和配合；三是微观层面的院校教育教学过程与企业生产过程的衔接和统一。
三、“产教融合”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职业教育与产业、行业、企业有着天然的联系。产教融合也称产教结合，是早期产学合作教育的升级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与职业教育相伴而生、相辅相成，是贯穿、支撑和引领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教育思想。在我国，“产教融合”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大致经历七个阶段：
1.近代的“实业教育”阶段（1865―1911年）。实业家张之洞、周学熙等分别提出“讲习与历练兼之”“共学并举”的兴办教育和兴办实业结合、实业生产与教学活动结合的产教结合思想，这是职业教育产教结合思想的萌芽阶段。
2.民国初期（1912―1926年）。黄炎培、陶行知等大力倡导“手脑并用，做学合一”“产教联办”“生利主义”的“教学做合一”的产教结合思想，这是初期产教结合思想形成阶段。
3.解放前期（1927―1949年）。同志大力提出学校的知识分子要到群众中去，与工农相结合，领导干部要“工作、生产、学习相结合”的“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产教结合思想。
4.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前时期（1949―1965年）。国家大力发展半工（农）半读职业技术学校和各类业余学校，培养经济建设需要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和技术人员（工人），这一阶段产教结合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在“”期间，“半工半读”变成“生产劳动取代学校教育”的左倾化局面，偏离产教结合的思想。不过，这种“半工半读”的教育模式对今天的“工学结合”和中国式“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探索仍有一定影响。⑤
5.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先后出台《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1996年）等重要文件，明确提出职业学校要实行“产教结合”的办学思想，鼓励“积极发展校办产业，办好生产实习基地”。大力倡导职业教育紧紧依靠企业、行业，面向社会办学，为经济社会服务。
6.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2010年）。这一时期是职业教育规模迅猛发展的时期，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并驾齐驱，高职教育占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 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高职教育应坚持走“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的发展道路。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05年）和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试行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的意见》（2006年）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指出职业院校要“与企业紧密联系，加强学生的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改革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使产教结合的思想具体落实到人才培养模式上来。特别是《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更细化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培养模式的具体要求，成为近年来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行动指南。
7.经济产业深度转型时期（2010年至今）。经过前一时期的发展，“我国高职教育已走出规模发展的阶段，职业教育逐步进入内涵发展阶段”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基于此，《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行动计划（2010―2012年）》也提出“以教产合作、校企一体和工学结合为改革方向”和“教产合作与校企一体办学推进计划”。2011年财政部、教育部实施高职院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项目，重点引导专业建设适应区域重点产业布局。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的深度转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不失时机地提出“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职业教育发展战略举措，并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将“产教融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四、广度、深度、力度：推进产教融合应把握的“三要素”
产教融合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是增强办学活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途径，是破解矛盾、解决问题和提高院校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当前，全国各地都在加速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职业院校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可以说，哪所院校推进产学融合的切入点找得准、体制活、机制畅、模式好、措施实、开放度高，产业要素就会向哪里聚集，学校就能赢得发展先机。同样，哪所企业提前介入产教合作，它就优先获得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选择权，就能提高企业的产品附加值和利润。产教融合的成效取决于教育与产业两者在结合点合作的广度、深度和力度。
1.广度。即范围和内容。产教融合涉及教育与产业、学校与企业、专业设置与职业岗位、课程标准与职业标准、学历证书与职业证书、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教学项目与生产项目、学校文化与企业文化、学校管理与企业管理、职业院校教师与企业工程师（经济师、管理师）、教育科研与科技开发、教学与培训、实习实训与就业创业等多种要素的对接和适应。校企双方要结合区域和行业需求，依托优势，找准定位，共定培养方案、共同开发专业、共建课程体系、共组教学团队、共研科技项目、共商教学内容、共建实训基地、共定考核标准、共同管理、共享资源、合作育人。职业院校要发挥积极主动作用，与行业、企业一起全面推动教育随着经济“走”，办学规模按照市场需求“动”，专业结构跟着产业结构“转”，人才培养规格适应社会和企业需求“变”，教、训结合行业、企业项目、案例“做”，校园文化融入企业、产业文化“建”，专业教师按照企业工程师“培”，教学运行参照企业“管”，质量考核比照行业标准“验”，多途径、多形式、全方位落实产教融合政策，推进校企合作，实现工学结合。
2.深度。可解释为“（工作、认识）触及事物本质的程度”“事物向更高阶段发展的程度”之意。产教深度融合、校企深度合作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从某种程度上讲，一所院校产教融合的“深度”，决定其生存和发展的高度。要解决产教融合的“深度”问题，首先认识要有深度。要树立产业深度转型下职业教育必须面向和融入产业发展才有出路的认识，只有思想认识深刻、深入、深化，才能产生动力、激发活力、挖掘潜力，把产教融合推向更高阶段。其次，合作层次由浅入深。实现产教融合，关键在于校企合作。产教结合、校企合作的涉及面很广，为此，职业院校要结合自身的办学特色和优势，找准企业与学校的利益共同点和联系点，选准突破口，逐步深化，以点带面，逐步提高产教融合层次。从中小企业合作开始，逐步与知名企业靠近，从小项目发展到大项目，进而向其他方面延伸，逐步提升到战略合作层面；从实践实训模式到订单培养、定向培养、社会培训、企业职工再教育，进而发展到全方位合作；从简单的技术转让向合作开发、 委托开发、共同建立研发和产业化实体、组建股份制企业等转变；从面向一个企业向面向一个行业转变；合作从最初的院校“一厢情愿”到校企“两情相悦”；合作从被动适应性、随意性、盲目性向积极主动性、规范性、科学性转变。三是拓展融合途径。产教融合包括专业共建、实习基地共建、校中厂、厂中校、教学工厂、订单式培养、委托培养、工学交替、生产性教学等多种校企合作模式。此外，契约合作也是一种新型的产教融合途径，校企之间通过协议、合同方式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形成战略联盟。通过契约合作，职业院校可引进企业的设备、技术、标准等并转为为自身可利用的教育资源，企业也可利用院校的人才、科研等要素深化合作。四是建立深度融合长效机制。从办学体制上，逐步建立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相适应的现代学校管理制度及内部治理体系，如组建学校、行业、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覆盖全产业链的职业教育集团，这是深化产教融合的制度保障和改革方向。从运行机制上，形成“人才共育、利益共享、责任共担、过程共管”的紧密、稳定的校企合作机制，是产教融合的根本保证。从可持续发展上，形成行业、企业和职业院校共同推进的人才、技术、技能积累创新机制，是产教融合的内在动力。
3.力度。即推进产学融合、校企合作落实的强度。产教融合不仅成为当今职业教育发展的共识，更要转化为职业院校的意志、行动和价值追求。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实效要通过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区域、行业经济的能力体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职业教育在社会上认同度不高、吸引力不强，除外部环境不完善外，也有教育内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院校普遍认为产教融合重要，但实际办学往往脱离产业需要；大家都认为校企合作必要，但实际合作常常处于“感情联络”或短期实习的粗浅层次，重数量轻质量，不少合作流于形式；工学结合被视为职教特色，但在实际教学中又往往重理论轻实践、重校内轻校外；专业是教育与产业联系的纽带、学校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但开设起来过于随意，不问市场，忽视需求，盲目上马；课程是教育改革的抓手，但教学内容往往脱离生产实际，教学标准脱离职业标准；院校对制约产教融合的内部问题认识最清楚，但往往缺乏克难致胜的勇气、破解矛盾的魄力和脚踏实地的作为，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教融合的“力度”，必须引起学校的高度重视。
五、结语
职业教育要坚持把“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作为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体制机制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重要策略。职业院校办学要主动围绕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战略，贴近市场需要，体现就业导向，不断优化专业结构，主动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创新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真正把产教融合的思想落实到学校管理和人才培养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和各个环节，提升专业服务区域产业的能力，增强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行业、企业要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中发挥积极、能动作用，以多种形式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为校企合作培养人才提供有力支撑。政府要为校企合作提供良好的外部保障环境，建立投入机制，理顺管理体制，强化行业指导和企业参与，统筹整合区域教育和产业资源，充分发挥其在产教融合中的推动、引导、支持和监控作用。
总之，产教融合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必然要求，是构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要路径。“产教融合”教育思想对指导我国当前和未来的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以及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必将产生深刻、重要的影响。
[注释]
①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Z]. 2014-
05-02.
②程树礼，张可君.经济与政治基础知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01.
③马树超.完善职业教育体系的条件保障的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04（2）：30.
④姜大源.提高现代职教体系学科地位[N].中国教育报，2013-10-01.
深刻理解“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重要论述，突出加深对农民教育培训战略地位的认识，“办农民满意的教育培训”
党的十把教育放在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建设的首位，首次提出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是我党立足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激烈的形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国而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我国13亿人口中，约有一半居住在乡村。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开展农民职业教育和培训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关于教育发展要求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到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快转型、从传统小农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加快转变的新阶段，现代农业发展迫切呼唤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大力发展农民职业教育和培训，办农民满意的教育培训，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选择，是发展现代农业的现实需求，也是把我国从人口大国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国的必由之路。
深刻理解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论述，突出明确农民教育培训的迫切需求，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党的十提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强调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要求推进城乡资源要素平等交换与合理配置，把资金、技术、人才带入农村，把城市的先进生产要素、经营理念、管理方式引入农业，真正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加快建设现代农业，要求切实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稳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城乡一体化和现代农业发展，首先是人的统筹与发展。农民是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其他资源要素必须通过农民才能发挥作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重点是农民、农户，国家政策支持的重点是新型职业农民。大力发展农民职业教育和培训，既要对转移农民进行职业教育，更要对务农农民进行教育培训，加快培育出一大批有科技素质、有职业技能、有经营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只有这样才能带动其他资源和生产要素向农业农村聚集，促进农业生产向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转变，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才能促进城镇化建设，推动四化同步发展。
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重要论述，突出加深对农民教育培训教学改革和办学模式创新紧迫性的认识，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农民职业教育制度体系
党的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一系列部署。深刻理解十关于制度建设的重要论述，我们要深入思考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特别是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道路问题。农民职业教育与围墙式的职业教育不同，是一个独立的教育体系，我们要下决心把“送教下乡”固化成一套完整、有说服力的制度体系，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职业教育制度。同时要通过建立现代农业开放大学，形成从技能培训、中职教育、高职教育到本科以上层次教育有序衔接的、多层次的农民教育体系。
深刻理解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突出把握农民教育培训内涵建设的重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农民教育培训“双师型”教师队伍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师资队伍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是学校内涵发展的根本，是决定教育质量的关键。农广校要办农民满意的教育培训，必须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必须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师资队伍。基层农广校教师长期工作在农村一线，面临着社会地位不高、待遇偏低、培训机会少、知识更新跟不上等问题。建设农广校教师队伍，首先必须注重师德建设，要把“一切为农民着想、为农民服好务”作为出发点和根本任务，不断增强使命感，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树立良好的师德形象。在业务能力建设上，要通过建立导师团制度和教师职称评聘制度、开展优秀教学能手及优秀课件评比等活动，打造一支“双师型”专兼职教师队伍。同时要大力宣传农民教育培训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深刻理解“教育公平”、“终身教育”的重要论述，突出把握农民教育培训的重点任务，争取在政策扶持上有新突破
党的十提出“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目前农业仍然是弱质产业，农民仍然是弱势群体，农民教育依然是弱势教育。同志提出“要提高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必须先从农民抓起”，回良玉同志提出“要把培养新型农民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的重大工程，切实抓紧抓好”，韩长赋部长提出“今后必须把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作为关系长远、关系根本的大事来抓，争取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培养造就出一亿左右的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开展农民职业教育和培训，满足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对不同层次教育培训的需求，是最大程度实现教育公平的体现，是对农民开展的终身教育。十提出的“教育公平”、“终身教育”，为我们争取农民接受职业教育、享受国家资助政策提供了政策依据。韩长赋部长提出“要强化政策争取，在进一步完善各类生产性扶持政策的基础上，重点围绕加强体制机制创新、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和产业发展扶持等方面加强政策创设。”我们要按照韩部长的要求，努力实现农民中职教育政策扶持上有新突破。
深刻理解四化同步发展的重要论述，突出加深对解决农民教育培训“最后一公里”重要性的认识，探索实施“智慧农民工程”
党的十报告把“三化同步”递进为“四化同步”，凸显了“信息化”的突出地位与特殊作用。当前，各种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领域的推广应用日渐深入，农广校的成立是建立在广播、电视等“信息化”手段基础上，现在更需要将“信息化”做深做透。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资源优势，加强部门联合，强化教育资源、媒体资源、信息技术的有效融合。通过实施“智慧农民工程”，使教学资源进入手机终端，进入农家书屋和乡村教学点，建立“乡村学堂”，实现农民学习的伴随性、检索性、互动性、娱乐性，帮助农民随时接受教育，全面提升农民素质。
深刻理解党的建设根本宗旨的重要论述，突出在思想上、作风上加深对农民教育培训认识新转变，持续推进“送教下乡”，把农民教育培训办到农民的家门口、办到农民的心坎上
党的十在党的建设方面强调“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学习领会十精神，我们要带着感情、满怀深情、充满热情地投入到农民教育培训工作中去，要把“方便农民、智慧农民、实惠农民”作为农广校的根本宗旨，把农民是否满意作为衡量教育培训工作好坏的最高标准。在工作中，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着眼于提升农民的综合能力，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要善于从农民的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根据农民的需求，调整教育培训方式和内容，深入推进“送教下乡”，把农民教育办到农民家门口、办到农民心坎上，为农村培养一大批留得下、用得上、扎住根的新型职业农民。
近年来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受到了中央和有关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全国农广校系统有关工作也取得了积极成效。下一步农广校体系要以党的十精神为指导，在巩固原有工作成效的基础上，全面谋划、深入推进农民教育培训的科学发展。
在工作目标上，仍然坚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这个中心，勇于扛起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大旗。作为农民教育培训的专门机构，农广校有平台、有手段、有支持，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理解韩部长“两个关系”的重要论断，充分利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100个示范县的平台，以“阳光工程”、“百万中专生计划”等项目工程，以及广播、电视、网络大讲堂等各种媒体资源为手段，进一步加强研究、创新思路、狠抓落实。
在工作着力点上，仍然坚持办好“职业教育、技能培训”两件大事，切实履行部党组交给农广校的职责任务。农民技能培训是针对某项知识和技能进行的短期的专门训练，是解决农民近期发展的实践性学习。农民职业教育是对农民进行的知识、技能和道德的长期的持续的素质培养，是解决个性长远发展的引导性学习，重点在于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和自我发展能力，是全面、系统化的教育。要坚持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并重的原则，扎实推进双证制（新型“绿色证书”和学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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