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1 10:09:42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创新发展的理解，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检察风云》：在《中国政府参事论丛――任玉岭文集》以及各大媒体上，你曾多次提出“必须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此观点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体现在哪些方面？
任玉岭： 21世纪将是一个科技爆炸、环境污染、资源稀缺、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我们要在这样的背景下生存和发展，必须将科技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支撑。两年前我通过对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考察，提出了“七个不能持久”和“八个必须转变”的观点，这也是我多次提出搞好创新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背景：
“七个不能持久”是指：依靠国外市场、产品外销为主不能持久；依靠农民工低工资和廉价的劳动力参与国际竞争不能持久；产品技术落后、附加值太低不能持久；对国外技术依赖度过大、自主品牌过少不能持久；粗放经营、高消耗、低产出不能持久；二氧化碳排放过高、耗能太大不能持久；环境污染、损坏生态不能持久。
“八个必须转变”是指：中西部发展滞后，区域发展差距过大必须转变；农村一家一户经营模式落后，城乡差距严重必须转变；城市化推进不力，城市分化率过低必须转变；劳动分配比重过低，基尼系数（即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过大必须转变；服务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比重过小必须转变；社会保障滞后，公共服务不公平必须转变；民生问题突出，住房、教育、医疗服务同百姓收入脱节必须转变；文化发展重视不足，文化产业滞后必须转变。
由此，要解决“七个不能持久、八个必须转变”所涉及的国家发展的诸多问题，必须进行持久创新。这里的创新，包括思维创新、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而只有首先做到思维创新，继而才能带动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
《检察风云》：业界曾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政府要作为科技创新的投入主体，对此你是否认同？如果企业和研究院所都寄望于政府的财政支持，又将会造成什么后果？
我最深切的感悟是：爱是教育的最高境界，爱是自然流溢的奉献；尊重是教育的真谛，尊重是创造的源泉。没有爱与尊重这个内核和基础，教育就只能是无本之木，沙聚之塔。
爱是教育的最高境界
我在中学工作已经40多年，做过多年老师，当副校长和校长20多年。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中，我最深切的感悟是：爱是教育的最高境界，爱是自然流溢的奉献；尊重是教育的真谛，尊重是创造的源泉。爱与尊重，是教育的内核，是学生健康快乐成长的基础，没有这个内核和基础，教育就只能是无本之木，沙聚之塔。学生的个性千差万别，学习能力有高有低，但每个人都是一个鲜活而独特的生命，自由幸福地发展是他们的需要。我们对待学生，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把他们分为三六九等；不仅要关注学生学业的进步，更要关注情感品质的提升，走进他们的心灵，满足学生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为所有学生搭建起放飞人生梦想的舞台。有了这样的爱与尊重，我们才能正确处理好学生成长、学校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才能顶住压力，持久创新，执著追求。
人大附中2008届有一个毕业生，他身体比较弱，还病休过一年，学习基础一直比较差。他父母只有高中学历，非常希望他能考上好大学，所以，他在心理、学习上压力很大。他非常喜欢音乐，高二时想参加社会上流行的“超男”比赛，但父母担心他考不上大学，不让参加，他就和家里发生了矛盾。他父母没办法，就找到了我。我对他父母说：这个孩子在音乐方面有天赋，让他参加比赛试试吧。到了高三，他父母坚持让他学中文，而他自己想做音乐编导，又与父母发生了争执，学习成绩始终上不去。他的父母很着急，又向我求助，我对他们说：要尊重孩子的意见，不要一厢情愿地给孩子设计，他喜欢学什么就应该支持他。我还找了一个搞音乐的家长帮他辅导专业课。这样，这学生就有了动力，非常刻苦地学习文化课，最终以很高的专业分考上了自己理想的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一年后，这个学生为人大附中创作了两首校歌和20多首歌曲，充分展示了自己的音乐才华。每次听到他创作的校歌，我心里都很激动。如果我们不尊重他的兴趣和选择，非逼着他学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可能他连大学都考不上，但现在他成了一个有感恩之心、有专业追求的人，这就是尊重与爱的结果。
几年前，我校高三还有一个学生突然出现了严重的精神疾病，无法参加高考。分析原因后发现，他的理想是学文科，但父母坚持让他选择理科，这成了他的心病。了解情况后，我想只有再重读一年文科，才能解开这个心结。一年后，这个学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大，现在美国留学，身体和精神都很健康。患病之前，他已经通过会考，可以算是从人大附中毕业了，学校完全可以听之任之，但出于对学生负责、对学生个性的尊重，我们作了最大的努力，最终挽救了这个陷入危机的生命和家庭。
人大附中有一部分这样的学生，他们在艺术、体育或其他方面有天分，有特长，但学业不一定出众，有的甚至分数很低；也有些学生有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或性格缺陷。对于这样的学生，怎么尊重、培养他们，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对待的。有人说人大附中是个创造奇迹的地方，为什么能出奇迹？我想，是因为爱与尊重，因为我们办学理念的核心是“尊重个性，挖掘潜力，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
创造适合每个学生发展的教育，体现在教育过程中就是发现与培养。其实，好学生很多，只要我们能发现孩子的特长，挖掘他们的潜能，个个都会出类拔萃。
创造适合每个学生发展的教育
人的天赋才能各有不同。基础教育既要在教育的起点对每个学生“求平等”，又要在教育的过程中为他们个性潜能的充分发展“谋自由”，让优秀学生脱颖而出，成长为未来各个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60年来，我们国家在各个领域很少培养出顶级人才，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从教育角度讲，我认为首先要从小抓起，创新人才要早期培养；其次要改革创新，要学习先进经验，研究教育规律，要允许实践者创新。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中有8处提到了“拔尖创新人才”，明确提出：要建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试点，探索贯穿各级各类教育的创新人才培养途径；支持有条件的高中与大学、科研院所合作开展创新人才培养研究和试验，建立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在这样的契机与挑战面前，教育工作者应该有紧迫感、责任感，以忧国忧民忧教育的情怀携起手来，认认真真地为教育做实事。
创造适合每个学生发展的教育，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必然会在教育理念、课程内容、教学方式、评价体系等方面遭遇与之不适的阻力，只有通过综合创新才能解决这些矛盾。回顾人大附中创新发展的历程，我最深切的感受是：要创新就要有突破。追求能创新，反思能创新，变通能创新，融合能创新，压力能创新，激励能创新，求真能创新，务实能创新，时时能创新，处处能创新，事事能创新，人人能创新。
说到突破，我认为学校教育的突破，首先应该体现在课程改革上。传统课程不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恰恰是拔尖创新人才最基本的素质。多年来，我们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持续整合课程资源，创设校本课，改革必修课，开发选修课，形成了面向全体学生的多元开放的课程体系。为了充分发掘学生潜能，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我们依托“创造发明”课、“研究性学习”、“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少年科学院”，形成了面向全体学生、以“普及+提高”为宗旨的创新能力培养体系。学校建立了虚拟科学实验室、平面技术设计等科技制作教室，150多门选修课中有几十门课程都与科技创新教育相关。
2010年12月，美国教育部常务副部长安·瓦·米勒一行访问人大附中时，在远程教室，看到美籍外教的英语数学校本选修课与贵州、河南、新疆、四川、宁夏等地的学校进行同步教学；在“中美学生科技教育项目”研究课上，看到人大附中学生与美国托马斯·杰弗逊中学及伊利诺伊理科高中的学生进行提高风能发电效率的合作研究。参观结束，米勒先生说：“人大附中让我们有幸在今天就看到了未来的教育是什么样的。”
创造适合每个学生发展的教育，体现在教育过程中就是发现与培养。2011年，人大附中有七八个孩子获得了世界冠军。其实，好学生很多，只要我们能发现孩子的特长，挖掘他们的潜能，个个都会出类拔萃。
美国一年一度的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被称为“中学生的小诺贝尔奖”。人大附中学生施轶萌于2011年获得了大赛一等奖和4个专项一等奖。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很震撼，因为她入学时并没有显得特别出色。当时她父母带着她找到学校，说孩子从小特别喜欢观察昆虫，喜欢自己动手做实验，希望能在人大附中发展这方面的特长。我看这孩子很有灵气和潜质，就同意了。高三时，她入选参加英特尔大赛，但她不想去参赛，因为她没有获得保送资格，5月份参赛肯定会影响高考。主管老师找我说明情况后，我想，我们国家缺的就是这样的好苗子，一定要想办法免除她的后顾之忧。最终，我向一位重点大学校长推荐了她，她才全身心地投入实验，最终获得了大奖。可以说，施轶萌是人大附中众多在国内外各类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的学生的代表。
要为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搭建平台，必须创设丰富的、个性化的、可供选择的课程。目前，人大附中已开设了几十门校本课程，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实践、体育与艺术4个领域的选修课150多门，法、德、西班牙、阿拉伯、日、韩、俄等10门第二外语选修课，以及英语物理、英语戏剧等18门外教学科英语。这些课程有很多与高考没有直接关系，但只要学生愿意学，学校就开设。
比如，为了满足学生对经济学的兴趣，我们将JA课程纳入了校本选修课，后来又与“JA-CHINA国家青年成就”合作，陆续引进了“学生公司”、“JA经济学”、“国际市场”等系列商业性课程。最有意思的是，这个项目到今天也没有真正的老师，而是由老师组织在学习中有心得的学生来讲，毕业的校友利用课余时间回来讲，师生都讲不了的就一起在网上学。2011年，冯路、郭弘烨两名学生在“JA全球商业挑战赛”中从全世界38个国家的531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这也是中国参加该项赛事以来的第一个世界总冠军。这两个很普通的中学生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就是因为他们喜欢，愿意学，愿意研究。
如何激发每位教职员工创新的激情和潜能？我认为关键是尊重，尊重是创造的源泉。只有尊重每一个人的个性和发展诉求，才能激励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建功立业。
创造适合每个教职员工发展的教育
学校教职员工是实现教育创新的主体，如果没有他们主动自觉地参与和他们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校长的创新理念再先进，学校发展目标再宏伟，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学校工作的着眼点是学生，着力点在老师，我们不仅要创造适合每一个学生发展的教育，还要创造适合每一位教职员工发展的教育。
如何激发每一位教职员工创新的激情和潜能？这需要解决创新的动力机制问题。我认为关键是尊重，尊重是创造的源泉。只有尊重校园里的每一个人，尊重他的个性和发展诉求，才能发现他的亮点，才能千方百计地为他搭建平台，激励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建功立业。
我校物理老师胡继超十分喜爱桥牌，知道人大附中开设了桥牌选修课，就想成立一个桥牌队，但没有几个学生报名，他就找到我寻求帮助。我就安排胡继超在升旗仪式上发言，对全校师生讲学桥牌到底有什么好处，并在此后的课程、比赛等一系列问题上给他开绿灯。这种尊重与支持极大地激发出胡老师的创造能量，桥牌活动在人大附中开展得风生水起，桥牌课成为学生最喜欢的选修课之一。目前我校开设了4个层次9个班级的课程，每学期有近400人次选修，甚至沉迷于网络游戏的学生也因桥牌有了改变。学校桥牌队成立以来，多次在全国中学生桥牌锦标赛中摘得冠军，6名学生入选国家队，出国参赛。2011年12月，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一行访问人大附中，对学校桥牌活动及成果给予了很高评价。
胡继超是人大附中众多老师的一个代表，使我们弄清楚了为什么尊重是创造的源泉。其实，尊重与创新之间有一个传导环节，那就是“需求驱动”。学校尊重了学生和老师的内在需求，并创造条件帮助他们实现这种需求，他们就会充分发掘自身潜能。这种具有生发力的个体行为，就汇聚成了学校整体的创新源泉，学校发展就有了不竭的动力。可以说，人大附中的每一个创新成果，都是尊重和满足学生及教职员工发展诉求的结果。
创造适合每位教职员工发展的教育有一个关键词——“每位”。任何一所学校都会有一些出类拔萃的好老师，但这并不能决定这所学校的办学品质，有时候，一个不合格老师“毁人”的作用往往更大，所以必须提升团队的整体素养。把平凡的人激励起来，形成一流的团队，创造一流的教育，这是人大附中创造适合每个教职员工发展的教育的核心内涵。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建设以创新为特征的学校文化，形成一种机制、一种氛围，也就是人大附中人常说的一个词——“气场”。它会不知不觉地影响、改变、提升每一个人。多年来，我们下大力气优化校园环境，营造创新氛围，在这方面做足了文章，收到了效果。
在人大附中，像胡继超这样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教职员工还有很多。化学实验员开设了“西方经济学”选修课；音乐老师把自家的录音设备搬到学校，建成了人大附中“录音棚”；食堂员工组建农民工舞蹈队，走上了中央电视台的舞台……
我常说：一个学校绝对不能藏龙卧虎，是龙就得让他腾，是虎就得让他跃。人大附中是个大舞台，校长就是搭台子、拉大幕的人。如果说人大附中真有什么魔力，就是她能点燃每个员工心中的梦想，让他们活得有追求，有尊严，有价值。
我们尝试多种模式，让更多的孩子享受优质教育。长期的“帮扶”实践证明，优质学校实现社会责任最大化的最好方式是培养大批优秀校长和优秀老师。
让更多的孩子享受优质教育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了“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20字工作方针。“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为我国基础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改变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局面；同时强调这种公平建立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基础之上。因此，优质学校肩负着帮扶薄弱校，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社会责任。优质学校校长应该变“独善其身”为“兼济天下”。
虽然人大附中的力量有限，但我们还是尽一切努力，尝试多种模式，让更多的孩子享受优质教育。从2002年开始，我们先后与中西部7个省市12个地区的中学“手拉手”联合办学。为了使北京山里的学生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我们与延庆永宁中学结为手拉手学校。2007年选派了11名骨干老师到延庆支教。他们的课堂向延庆所有老师开放，仅一个学期听课的老师就达1800多人次。2010年，这届70名学生中有56名学生超过了本科线。
近年来，我们陆续接纳了来自中西部地区和北京周边薄弱校的数百名学生到人大附中短期“留学”。来自新疆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族少年凯萨尔，是新疆“五彩喀什噶尔儿童艺术团”的小演员。2008年9月，我们破例招收他和另外两位少数民族孩子到初一年级就读。现在，凯萨尔已经是高一的学生了，不仅适应了人大附中的生活，还参加了学校男子舞蹈团，他的艺术天赋得到了舞蹈教练及同学们的夸奖。
如何利用网络整合优质资源，实现更大范围的共建与共享，也是我们长期探索的重要课题。2005年，我发起成立“国家基础教育资源共建共享联盟”，联合全国的优质中学，探索建立优质教育资源数字化开发、集成与共享机制，支援教育欠发达地区。迄今，“联盟”已辐射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直接惠及60多万师生，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一位老师感慨道：“联盟使课堂跨越了时空，让山里娃和城里孩子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长期的“帮扶”实践证明，优质学校实现社会责任最大化的最好方式是培养大批优秀校长和优秀老师。近年来，我们向北京周边学校输送了几十名优秀干部，把学校先进的教育理念、经验传播开来。在市、区教委的支持下，我们先后合并了海淀区西颐实验学校，深度共建北航附中，托管蓝靛厂中学，与农大附中、翠微中学“手拉手”，创建人大附中西山学校、朝阳学校，开创了了区域内优势互补，特色发展的联合办学机制。
2009年4月，“上海市普教系统名校长名师培养工程刘彭芝卓越校长培养基地”和“北京市普教系统先锋校长培养基地”在人大附中成立。“双卓基地”成立以来，举办了“国际名校长论坛”，学员们与50多位国外名校校长、500多位国内校长共同研讨教育创新专题；在哈佛大学举办“中美基础教育高峰论坛”，为培养卓越校长和卓越教师搭建了高层次平台。人大附中还作为全国唯一一所中学，两次承办“国培计划——中小学骨干教师研修项目高中数学班”。
回首过去，我最深切的感受是我们仍然站在创新之路的起点。这些年来，人大附中的步子迈得很大，走得非常快，作为校长，我承受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我们从未放弃过对教育理想的追求。今后，我们还将沿着这条创新之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公司治理结构”的提出
“公司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最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美国提出。当时美国学术界部分学者认为大型公众公司的经营管理体制存在结构性缺陷，主要表现为董事会职权弱化，董事未能为股东的利益勤勉尽职，公司的经营管理权集中在高层管理人员手中。1971年，美国学者玛切（Myles L Mace）在一份著名的研究报告中揭示了董事职能减弱的客观事实。比如，董事主要在诸如技术、、政府关系等方面提供专业咨询，而在确定公司目标、策略、董事会政策方面无所作为，甚至不对经营管理者提交其批准的方案提出有洞察力的；经营管理者操纵了公司，董事会只是为经营管理者的行为盖盖章，或受经营管理者之托去安抚外面的股东；董事会会议的议程由总裁确定并控制，在会议上内部董事为了自身的利益或出于礼貌免使总裁尴尬一般不提出质询。
为此，不少学者倡导改革董事会，将董事有能力行使的职能赋予董事会， 且必须使董事不受经营管理者控制。 艾森伯格（Melvin AronEisenberg）提出应给予董事会监控的职能，即“挑选、 监督和免除主要高层管理人员”，董事会应独立于它所监控的高层管理人员，并应保证有充分、客观的资讯以使董事会行使监控职能。为了抑止大公司滥用权力，解决内部董事不能有效行使职权的问题，独立董事制度被引入公司治理结构中。1974年成立，由大型公司的200 名总裁级人物组成的“企业园桌”组织（Business Roundtable）积极认同独立董事机制， 并建议外来董事的人数应足以对董事会决策产生重大。据1989年对《财富》杂志前1000家公司董事会的统计，74％的董事是外部董事，83％的公司中外来董事占多数，这表明独立董事在美国已形成制度。1992年5月，美国法学研究所（ American Law Institute ）颁布《公司治理结构的原则：与提案》，该文件规定了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与权限，监察委员会等董事委员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控股股东的公正交易义务，代表诉讼等。该文件促进了退休基金、投资信托等机构投资者参加公司的经营管理，也影响到世界各国对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和讨论。
在美国公司的发展史上，本来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完成了从“股东中心主义”向“董事中心主义”的转移，在公司治理结构未提出之前，经典的公司仍然推崇贝利（Adolf A. Berle ）和米恩斯（Garcliner C. means）的“经营者控制论”学说，即：股东作为所有人，通过投票表决把经营管理权甚至决策权交给董事会，董事会再任命经理人员去处理日常事务，即由董事会代表股东会经营管理公司。但是，随着公司的经营管理逐渐被董事会任命的经理阶层所把持，董事的控制权反而被削弱，董事会越来越具有形式性。根据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理论，凡是为别人而非为自己经营钱财者，不可能象合伙人照顾自己的钱财一样小心翼翼。因此，经营者作为公司的实际人，由于他和委托人的利益是相分离的，所以其产生懈怠、疏忽、懒隋和盗窃的心态或行为无法避免，加之内部董事往往被经营者操纵或控制，造成了不是董事任命经理，而是经理挑选董事，因此，“董事中心主义”受到了侵害。在英美法系国家，公司法中没有监事会制度，这就使得无论是对内部董事，还是对经营管理人员都不存在一种既定的监督机制，故最有效的改革措施只能是对董事会的职能进行重新配置，建立起引进外部董事、赋予董事会监督权的公司治理结构。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对公司治理结构存有异议，甚至予以否定。倡导有效资本市场学说的费玛（Eugene Fama ）和詹圣（Michael CJenson）就认为，公司管理存在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力量来解决，而不需要引进新的规则，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公司控制的市场，经营管理者人力资源市场足以为保护投资者而向经营管理者加以有效约束。
董事会的职权与独立董事的作用
公司治理结构的提出既然是旨在加强董事会的职权，限制经营管理者的权力，那么在董事会和股东会之间如何分配权力，董事会究竟应拥有什么范围的权力，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从现代各国公司法和公司制度的发展来看，适应“董事中心主义”的潮流，基本上强调股东会只能行使明确规定的权力，而由董事会行使股东会权力范围之外的所有其他权力，对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权力，则由董事会行使。董事会的权力一经法律规定或公司章程确认，它就是一种独立的、排他的权力，股东会无权予以剥夺、限制或变更。
美国1994年的《示范公司法》（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Act）规定，所有的公司权力均须由董事会行使或由董事会授权行使，公司的业务和事务也必须在董事会的指导下经营管理，但上述权力须受公司设立章程中明示限制的约束或股东协议的约束（第8.01条）。该项概括性规定中所述的“所有的公司权力”是指除州公司法、公司章程中明订了属于股东会的权力以外的其他权力。美国法学研究所起草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原则》中，将公众公司董事会的职权列举为：①挑选、评价、更换高级管理人员，决定其薪酬；②监督公司的业务经营活动；必要时可以授权其下属委员会履行其职权；③审查、批准公司的财务目标、公司重大计划和行动方案，公司编制财务报表所使用的审计、准则和惯例，并在必要时予以修正；④审查、批准或拟定、确定公司计划、重大交易和行动；⑤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提供建议和咨询，指导、审查各委员会、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⑥向股东汇报工作；⑦管理公司业务；⑧履行法律规定或指定的其他职能，对无须股东会批准的事项采取行动。在英国公司法中，尽管没有从正面列举董事会的权力，但1985颁布的《示范公司章程》明确规定：“公司的业务应由董事会管理，董事会可以行使所有公司权力，但必须遵守公司法、章程大纲、章程规则和股东会特别决议的规定，章程大纲、章程细则的修改以及股东会特别决议不得使董事会先前的行为无效。”
此外，为了确保董事会的权力，英美公司法或示范章程一般不列举经营管理者的职权，以免其职权法定化以后对抗董事会的权力；经营管理者应具有哪些权力，本质上应由董事会按“公司意思自治”原则决定，法律不便加以干预。
公司治理结构的关键措施是在传统的内部董事架构内引入了独立董事制度。尽管独立董事制度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被广泛推行，但实际上，早在1940年的美国《投资公司法》中，就规定至少需40％的董事由独立人士担任。1977年经SEC批准， 纽约证交所要求每家上市的本国公司在限期内设立一个专门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独立于管理层，独立进行判断。美国律师协会出版的反映公司法执业律师观点的《公司董事指引》一书指出：“董事会不仅要独立判断，而且要让股东和公司其他人员知悉他们在独立判断，”为此，“公众公司董事会的大多数成员至少要独立于经营管理层。”
如何判断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美国律师公会的界定是：只有董事不参与经营管理，与公司或经营管理者没有任何重要的业务或专业联系，才可以被认为是独立的，以下情形不符合“独立性”：①与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密切的家庭关系或类似关系；②与公司具有重大意义的业务或专业联系；③与公司存在持续的业务或专业联系，以致经常与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交涉，如公司与投资银行或公司律师之间的关系。为了确保独立董事“独立”履行职能，论者主张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多数由独立董事组成，从而可以改变传统上由行政总裁挑选董事会候选人的情况；薪酬委员会由全部独立董事组成，以履行批准管理者的薪酬之职；审计委员会由全部独立董事组成，以履行选择、决定公司审计师之职，并独立与审计师商讨有关会计和内部控制事宜。
独立董事在实际运作中的正面效应表现为：由于独立董事不像内部董事那样直接受制于公司的行政总裁，在履行职能时较少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独立董事制度由于强化群体思维（groupthink），在高级管理人员无法操纵该群体时，有助于群体作出最好的决定，而群体的决定一般总是优于个人或少数人的决定。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在解除不称职的行政总裁、将工作业绩表现与薪酬挂钩、减少薪酬、限制利润率偏低的收购、为收购谋取好价钱、防止高层管理人员收购公司等方面，独立董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独立董事的引入是不是真正改进了公司的管理，认识并不一致。一种观点认为：董事越独立，他就越缺乏动力来努力工作，他越有动力努力工作，他就越不独立。在其所得酬金与可能承担的潜在责任不成比例的情况下，他会尽量选择避免风险，如不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此外，独立不等于公正，不论其独立与否，董事们总是同舟共济、连带负责的。
董事的谨慎行事义务和忠诚义务
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是董事会的职能配置和权力行使，而董事会作为一个法人机关需要通过人董事来履行职责。因此，董事和公司的关系以及董事应当依据什么标准来履行职责，就成为公司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英美法学家通常以“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理论来为董事义务寻找法理依据。“信义”概念是衡平法院在裁决关于“信任”（Confidence）事务的案件中，为维护授信人的利益而发展起来的，最初在信托法中使用，后来扩展到其他法域。董事对公司负有信义义务，是指董事应当谨慎行事，忠实于公司的利益，不得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不得为自己牟取不当利益，同时，董事在履行职责时，应维护股东的利益，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建立在信义理论基础之上的董事义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1.谨慎行事义务。也称注意义务，其基本含义是：董事在履行职责时应合理地注意、审慎地判断、自主地决策，不得有疏忽、过失、懈怠。如何确定谨慎行事的标准，有两种作法，一种是按“普通人”的标准衡量，一种是按“普通董事”的标准衡量。美国《示范公司法》规定，董事应以一个在相似环境下处于相同位置的普通的谨慎的人的行为为标准行事。但英美法院的判例往往将标准界定为：董事必须具有一般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并据此履行职责和采取行动，因此这就从“普通人”的标准提升到了“普通董事”的标准。但董事的谨慎行事义务并不意味着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承担责任。如董事没有参加会议，或在会议上反对某项不当决议，或在做出决议前被高层管理人员的报告所欺骗，或另一分管执行董事出现了不当行为，则不能判定该董事存在疏忽而承担责任。但如果董事不经审阅就批准财务报告，或者对公司经营管理中存在的明显不当行为采取放任态度，那么他不能以不存在疏忽或不知情为由主张免除责任。当然，不是每一名董事都应成为公司经营管理的全职督导，他毋须仔细检查公司日常事务，他不是要对公司经营管理中的所有过失无条件承担责任。
2.忠诚义务。是指董事在履行职责时应以公司最佳利益为重而诚实地行事，不得将自己或第三者的利益放在公司利益之上，自己的行为不能与自己对公司所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相冲突。对尽到忠诚义务的判断，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①董事应当亲自行使“酌情权”，即自己亲自对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情进行了解、斟酌、思考、判断和决策，而不能擅自将董事的权力下放给高级管理者或其他人员。在美国的一个判例（Sherman & Ellis Inc V Indiana Mutual Casualty Co）中，一家公司将董事会的大部分职责委托另一家管理公司在20年内行使，董事会只留下一些不重要的事务性工作，法院判决是无效合同。此外，法律和判例均不认同傀儡董事和影子董事的存在，一个董事如允许自己成为他人的傀儡，按他人的指令行事，由于他是占据董事位置的“事实董事”，仍然应独立承担责任。②董事应以公司的最佳利益为重，即董事履行职责时的行为、决策应以对公司最有利为基点。凡是为了个人、亲属或第三者的利益使公司的利益受到损害或受到不公平对等，即使公司获得了部分利益，该董事的行为也不符合忠诚义务的要求。③董事不得从事不符合法律、公司章程规定的自我交易，禁止董事从公司获得贷款或财务资助，严禁利用董事职位或职权谋取私利，如收受贿赂，转让职位，挪用、盗用或滥用公司财产，泄露公司机密，董事不得从事动机不纯的公司行为等。
此外，公司法的最新发展表明，董事还应承担对经理阶层的监督义务和对股东及社会的义务。
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性缺陷
我国公司的治理结构是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创设的。以股份公司为例，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份公司设立股东大会，为公司的权力机构；设立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设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对董事会负责；设立监事会，负责检查公司财务，监督董事、经理的行为等。立法的初衷是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层负责、各司其职，监事会履行监控职责的组织模式。但是，这种设计最本质的缺陷是忽视了应建立以董事会为中心的公司治理结构，在立法时又没有充分研究和吸收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新近发展和经验教训，因此形成了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性缺陷。
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这三个机构的关系上，究竟应是层层隶属，还是应彼此制约？这是设计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基础性。如前所述，这一问题在国外公司法中已基本解决，董事会处于经营管理的中心地位，不能简单认定三机关是一种从属关系。但我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公司法将股东大会规定为权力机构，并选举和更换董事，董事会和监事会从属于股东大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这一立法模式本身无可厚非，但该种立法模式的成功必须建立在股东大会名符其实以及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职权正确划定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公司法并没有创设出一种崭新的机制确保我国的股东大会可以避免“流于形式”的世界性趋势，而对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职权划分所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或者是互相重叠（如股东大会“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而董事会“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或者剥夺了董事会的经营决策权（如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或者是限制了董事会的职权范围（采取列举方式规定了10项职权，如果董事会行使除此之外的职权则缺少依据）。再从对监事会的规定来看，由于没有像德国那样赋予监事会对董事的任免权，没有创设监事会履行职责的程序性保障制度，也缺少监事会对董事会行为的有效制约措施，因此监事会的设置从制度上就形成了一种“摆设”。
造成董事会经营管理权缩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经理阶层职权的膨胀，而膨胀的原因源于“法定化”。公司法第119 条规定股份公司应设经理，并列举了经理的8项职权， 这种立法例在国际公司立法中是极为少见的，因为经理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属于经营管理人员，他应履行什么样的职责取决于董事会的授权，而不应由法律加以规定。从法理上说，只有董事会才是公司经营管理的主体，并由其行使经营管理权，对内管理业务，对外代表公司，经理作为董事会聘任的管理者，只能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履行日常事务的管理或操作工作。经理职权法定化引出的后果表现在，由于经理的职权董事会不能行使，不可避免地造成董事会职权空心化，从而造成经理阶层在生产经营管理中享有比董事会更具体、更广泛的权力。此外，经理阶层职权膨胀的结果，在事实上已使我国出现了美国曾经出现过的高级管理人员决定董事任免资格的情况。因此，如果不对经理职权作出法律上的改革调整，经理阶层凌驾于董事会之上甚至决定董事命运的状况将普遍化。
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1人担任， 董事长可以兼任公司经理的法律制度，使得董事会的权力、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力集于法定代表人一身，这种制度为个人独断专行、侵占公司资产和利益、损害股东权益洞开了方便之门。从单独的层面来看，如上所述，我国董事会的权力并不大，但通过董事长兼总经理这一特殊职位的设置，董事长将董事会的权力和经理层的权力集于一身，从而形成了一种非常强大的权力，特别是公司法第120条还规定：公司董事会可以授权董事长行使董事会的部分职权，这等于说董事长在一定情况下就是董事会。在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中，董事长仍然拥有传统国有的厂长或总经理那样的大权实在是不可思议，而这种集权于一身的现象在国外公司制度中也不具有普遍性。在我国，由于大多数股份公司均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国有企业是绝对控股的大股东，因此股份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大多由国有企业委派，董事长集权现象，既是一种个人专权，也是一种大股东专权，一旦董事会其他成员的任免权、升迁权均控制在董事长或大股东手中时，董事会成员在事实上将成为傀儡，他们怎么能履行谨慎行事和忠诚等义务呢？加之我国监事会的制度设计缺陷使其在实践中已演化成企业制度中的一种高级“点缀”，监事们不但不能有效发挥监督作用，反而唯董事长的“马首”是瞻，并无可奈何地去履行召开监事会会议等例行公事。大量公司违规违法案表明，绝大多数案件均是由于法定代表人专权，而又缺少有效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所造成的。因此，按照国际惯例重新设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制度，合理配置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的职权，是构造公司治理结构中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公司法虽然规定了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并列举了11项职责，但实践中出现的情况是，股东大会往往具有象征意义和形式意义，实际权力操纵在董事长控制的董事会和经营管理者手中，股东大会不过是一架为了符合法定程序而运转的表决机器而已。这种情况表明，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机构”其权力是十分有限而脆弱的。尽管我们竭力想落实和强化股东大会的权力，但是有关的措施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在我看来，实际上这仍然是制度缺陷所带来的后果。首先，如前所述，公司治理结构已经从股东中心主义到了董事中心主义，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这个潮流背后有其深刻的因素，这是无法抗拒和阻挡的，在此情况下，我们的制度设计一定要将股东大会确立为绝对高于董事会的“权力机构”，在实践中肯定无法达到立法者所预期的效果。其次，法律上对股东大会具体职权的设置，有一些显然是剥夺或限制了董事会的职权，而对董事会职权的规定，又采取了封闭式的列举性方式，这就使得董事会在履行职责时，为了经营管理的需要，想方设法扩大和强化自己的权力，从而造成股东大会的法定职权“虚拟化”。第三，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对各个机构进行权力配置的最好标准，应当是看哪种配置更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最佳利益。既然公司的经营管理是交给董事会负责，那么董事会应有哪些职权以及如何履行这些职权将关系到公司和股东的切身权益，如果我们从法律上剥夺或限制这些职权，实际上无异于剥夺或限制股东可能得到的利益或机会。
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与创新
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既源于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内部管理模式（如厂长负责制）的，也是因为公司法实施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企业组织结构的不断演化使得既有的立法模式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在各国均在积极探索、适应经济发展的公司治理结构时，我们绝不能抱残守旧，或者去为公司法不合理的规定进行辩解，以“证明”立法者不存在错误，须知，法律永远落后于经济，如果不作出及时的修改，过时的法律就会变成经济发展的阻力。因此，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需要进行立法上、制度上的完善、变革或创新，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8方面入手：
1.建立以董事会为中心的公司治理结构，扩大董事会的职权范围。由于只有董事会才能负责经营管理活动和决策，从本质上决定公司的经营状况，因此公司治理结构必须以董事会为中心而构建。为此，需要采取四方面的改革措施：其一，缩减股东大会的职权，将其限定在任免部分董事，审批董监事报酬，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增资减资、合并分立终止、修改章程等方面，而将有关经营管理方面的权力移交董事会行使；其二，对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之间的权力配置原则作出明确的法律界定，即股东大会只能行使公司法明确规定的股东大会职权，除此之外的其他职权，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概由董事会行使；其三，公司法不再对董事会的职权作出列举式规定，而改由公司章程规定；其四，取消公司法对经理设置的职权条款，而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予以处置。
2.建立多元化法定代表人制度，禁止董事长总经理由1人担任。 根据国外的作法，公司可以设董事局主席或董事长，但他不一定是法定代表人，或不一定是惟一的法定代表人，公司章程可以授权执行董事在不同的业务领域作为公司的法人代表。公司法将董事长规定为惟一的法人代表，就排除了其他执行业务的董事的代表权，这样一方面限制了其他执行董事的权力，不利于及时作出经营决策，另一方面又为董事长高度专权并凌驾于董事会之上提供了条件，在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情况下更使这种集权得到了顶峰。因此，法律应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公司章程规定，法定代表人可以是董事长，也可以是其他执行董事，既可以由1人专任，也可以由2—3人在不同的业务领域分别担任， 董事长在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不得同时担任公司经理。
3.从法律上引进和确认独立董事制度，并允许董事会设立专门委员会。我国公司董事会之所以不能真正履行董事会的职责，或者在履行职责时忽视公司利益、损害股东利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董事会的构成单一，其成员基本上来自控股股东，在董事会的议事和决策过程中很少听到不同的声音，很多董事习惯听命于由控股股东委派的董事长的旨意，对需表决的议题不进行认真的甑别、思考和权衡，也不判断在文件上签字可能导致的法律风险。针对这一问题的医治良方只能是引进独立董事制度，大比例引进外部董事进入董事会。法律上应允许有关的管理公司、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师事务所、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向上市公司委派阶段性的全职董事或兼职董事，以改变公司董事会基本由内部董事组成的现状。此外，可以仿照美国模式，允许董事会设立专门委员会，如设立财务委员会、工薪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等，并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
4.进一步明确董事的义务。公司法中虽然也规定了董事的义务，如要求董事“应当遵守公司章程、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第123条）， 但这种规定过于笼统、宽泛，缺少量化标准，在实践中很难据此判断董事的某一项具体行为是否违背此规定。我认为，我们应该全面引入英美公司法中的谨慎行事义务和忠诚义务。在谨慎行事义务方面，应主要为董事设定“谨慎行事”的标准，即他应以一个普通董事所应具备的专业知识、管理经验、合理判断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决策，不得因故意、疏忽、懈怠等原因而给公司造成损失或损害。在忠诚义务方面，应要求董事以公司的最佳利益为履行职责的出发点，亲自履行董事职责，除非法律、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不得从事任何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的业务或活动，不得以任何个人目的侵犯或利用属于公司的财产、信息或机会。此外，公司董事也应承担对经理阶层的监督和对社会的责任。
5.扩充监事会的权力，建立名符其实的监事会制度。我国仿照大陆法系建立的监事会机构在制度设计上就变了样。比如，在德国法中，监事会有权聘任和解聘董事，有权监督董事会的业务经营，有权审查董事会制作的年度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报表附注、财务状况表，并批准董事会的年度报告，即实际上监事会行使了传统股东会的职权。我国公司法第126条主要是从消极方面赋予监事会对董事、 经理违法违章行为和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监督权，而缺少从积极方面的职权赋予，造成监事会实际上形同虚设，我认为扩充监事会的权力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将部分董事的提名权交给监事会；由监事会主席主持召开股东大会；由监事会决定会计师事务所的聘任或解聘；财务报告由董事会编制后交监事会审核并由监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监事会代表公司起诉违法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6.限制控股股东的权力。我国上市公司往往是作为主要发起人的国有企业持有绝对控股的不上市股份，这就造成了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中拥有巨大的权力，董监事的委派及报酬、董事长总经理的任免、公司章程的制订与修改、股利分配、增资减资、收购兼并等，均是由控股股东一手操办和决定。为此，法律上有必要对控股股东的权力加以限制（或授权公司章程加以限制）。比如，可以规定：控股股东不能全部占据董事、监事职位，应留出一定的比例给其他发起人、公众股股东或独立人士；限制控股股东的投票权；董事长、总经理、监事会主席的职位不能均由控股股东出任；上市公司子公司的负责人不能全部从控股股东委派；控股股东不得在章程和股东会决议中写入扩大其权益而缩小其他股东权益的内容。
关键词：建筑结构；设计理念；创新；个性化
1引言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我国的结构工程也在蓬勃发展中。对于结构工程而言，最主要的是结构设计技术的好坏。结构工程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结构的质量也是目前人们最关心和关注的事情。而结构质量的好坏主要和设计有关。因此，随着在新时期的影响下，设计人员要讲究思想的开拓和设计方法的创新，将结构的设计与时代接轨，达到结构设计的最新要求。
2 建筑结构设计的新要求
2.1 注重结构设计的经济性
由于能源、土地以及材料价格的不断上涨，开发商为了减少一定的利益损耗，就开始注重在设计时对资金和材料的节省。节省资金和材料的设计开支，就可以将多余的资金应用于其他的发展方面。倘若从根本上做到经济节省，结构设计人员就要对民用建筑结构的概念设计进行总体的掌握。概念设计需要工作经验和理论知识的依据，并结合建筑功能要求与建筑工程的相关条件，用整体的概念在特定的建筑空间中完成结构总体方案的设计，处理结构与结构，构件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如果一幢建筑没有经过很好的概念设计，是无法实现造价经济、最好的结构效果的。
2.2 强调结构内部空间设计的个性化
随着科学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注重户型的内部结构。每一位业主，都有个性化的审美意识和思维方法，而且在不同的时期，住户的想法和对建筑结构的要求都各有不同。建筑对结构设计的新要求，表现在多考虑到了住户所需要的建筑内部空间划分、建筑分户墙、楼梯间以及固定的厨房和卫生间的权利。布置竖向受力构件，卫生间要和受力构件隔墙结合设置，防止出现在户型的内部，造成阻碍和影响美观。这样就能在进深和开间两个方向保有比较大的灵活性，也考虑到了承重墙的隔音。设置外墙部位的墙、梁、柱，都要考虑到窗户的灵活性，为窗户的布置创造一定的条件。
3 建筑结构设计理念的创新
从我国建筑结构设计的要求可以看出，我国对于建筑业的要求。但是就目前情况来说，过多的建筑商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追求速度，忽视质量和个性化，在我国的建筑行业发展现状和发展水平与国际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的基础上。更加不利于建筑业的健康发展。在建筑结构设计过程中，应当坚持的科学理念，以助建筑业长足发展。
3.1 运用整体的计算力追求平面立面的完美
在过去来说，我国建筑结构设计多用纯矩型板式民用建筑楼，它的平面形式多为一梯六户，而且有四个单元的房间可以间接采光，厨房区域没有阳台。这样传统而且普通的民用建筑户型，房间的光线很暗，因为没有阳台的缘故，在冬季倘若存储水果蔬菜等，有很大的不便。板式楼的建筑结构，没有什么特殊的特点，但是它的整体计算力比较好，而且没有超限。
新型的板式楼，最主要的是它融合了点式楼的特点，立面上是多的平面设计。有着点式楼的凹凸进退，也有着板式楼的南向采光。在整体的平面布局上，虽然属于一梯六户，但是能采光而且无阳台，只有两户。由于和单一的矩形平面相比，有着多变的立面，而且在平面上有着独特的优势，但它主要的不同点是它的结构整体计算周期相比平面结构大，整体的计算周期位移。而且新型的板式楼，它的两侧会有一部分超限的连梁截面强度，没有比较大的抗剪强度，剪压比超出了原本的范围。
3.2 采用异形柱框架结构
3.2.1 异形柱框架结构的主要形式
设计结构中，主要是要求框架结构的柱用矩形柱，也有其他的截面形式，所以采取的柱形也不一样。矩形柱比三角形、圆形有着良好的受力性能，完善的计算理论、明确的传力途径，并因为长期的工程实践，也总结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所以，矩形柱的计算理论和模型比较符合实际的情况。但如果将矩形柱运用在民用的建筑上面，会因为增加的建筑高度，使得柱截面也在不断的增大，造成了房屋内部的布置有诸多的不便。例如，18层的浇框架建筑，矩形柱约为450mm*450mm，有200mm的内墙，300mm的柱外皮和膜厚。如果在每一户内，使用柱可能会占据使用面积的0.5%，更是由于后期的装修，容易造成面积的大量浪费。但如今的异形柱框架结构可以处理这些问题。
异形柱结构框架是具体根据墙体的情况，柱截面做成“L”、“T”、“Z”等。墙的转角部位多用“L”形，纵横墙的交接处多用“T”形，柱肢的宽度最好保持和墙体相同的厚度，让墙体表面和柱表面平齐。
3.2.2 计算异形柱框架的结构
异形截面柱的抗振性能以及受力特点和经常使用的矩形截面柱有很大的不同。如今，对于这方面的试验研究和理论分析还比较少，结构专业的软件还不能直接的计算异形柱的总体框架。由于现在还处于过渡的阶段，因此需要两种办法来计算。一种是近似等效截面法，利用截面等惯性矩原则把异形柱等效成矩形柱，再利用计算机程序进行计算，得出柱的内力，并将矩形柱的内力给予相应位置的异形柱，得出异形柱的配筋。“T”形柱，要根据混凝土的有关规范来对“T”形截面来计算柱配筋。“L”形柱，要根据等宽翼缘来对应“T”形截面柱，通过计算，来附加一个扭矩来完成抗扭复核。在内力计算的时候输入的截面积属于等效面积，所以要验算异形柱的轴压比，要按照其真实面积。这种方式省时省工，而且有较低的计算精度，所以要定性分析计算结构，并对结构进行概念的设计。
4 建筑结构设计理念的发展
4.1推广钢结构民用建筑
钢结构的自重轻，和砖混结构相比，只是砖混结构的60%左右。因此，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少了砂石土等基本材料的用量。不但可以适应于软弱的地基部位，而且在其他的地基条件下，也一样可以减少基础的造价。钢结构运用于民用建筑中，不仅建筑的施工周期短，而且能够加快资金的周转，大大的提高投资的总体效益。另外，钢结构建筑还有很高的性价比，能够利于可持续的发展、环境保护，而且对产业化发展有一定的帮助，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并适宜产业化发展，有着极大的发展前景，能够带动新型材料的发展和钢铁产业的进步和开拓。
4.2 应用预应力混凝土大板结构技术
预应力大板结构是布置明梁在柱与柱之间，采用预应力大板设置楼板。预应力大板上可以直接的布置一套隔墙的结构体系。倘若联合预应力的宽扁梁，在预应力大板上布置起隔墙的结构体系。若使用这种大板配合预应力，就能够更大限度的提高楼层的净高。例如9m以上的跨的预应力宽扁梁就可以比普通预应力梁少200mm，而比普通混凝土梁高度减少350mm。在底部，设置大柱网和大空间的多功能商住楼，多设置一些结构转换层。随着不断成熟的应力技术的发展，预应力的施工费和材料也在不断的下降。我国高层建筑中的转换层结构使用预应力的技术情况也逐渐增多。在预应力大板结构中，常在建筑方面避免了比较难看的室内次梁模式，使原本的住宅建筑的平面布置更灵活，也有利于处于二次装修时，改造室内布局，满足住户的个性需求。
5 结语
总之，随着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高层建筑的建设数量不断增多，人们对建筑使用功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随着越来越复杂的建筑类型与功能的出现，建筑高度的不断增加，高层建筑数量的日渐加大，建筑结构体系的多样化，建筑结构设计的应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只有全面了解建筑结构体系及其结构设计新理念，将先进的理念融入设计之中，才能使建筑结构设计实现经济性、合理性和安全性的目标。
参考文献：
建设“科技北京”，就是要充分发挥首都的科技智力优势，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切实把经济发展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的轨道上来；就是要切实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科技创新，推进高新技术成果在城市管理与群众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加快创新型城市建设。
推动“科技北京”建设，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核心，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发展方向，强化企业技术创新地位是关键，惠及民生是出发点和落脚点。
本期特别报道《让自主创新成为首都科学发展的不竭动力》、《科技创新在大唐唱响》、《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全力打造自主创新高地》三篇报道，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向您揭示科技北京的丰富内涵。
“科技奥运”作为北京奥运会的三大理念之一，在开幕式上得到了充分展现，北京向世界完美展现了一场精彩的文化视觉盛宴。奥运开闭幕式的总导演张艺谋曾感叹道：“天大地大不如科技大”。
当前，“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已被传承为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新理念，使北京能够站在一个历史新起点上，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错综复杂的形势，依然沉着冷静，蓄势待发。日前，记者专访了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伟光。
■ 科技北京的目标和任务
《数据》：建设“科技北京”是市委市政府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科技北京”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是什么？
杨伟光：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首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推动“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建设的战略全局出发，市委、市政府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于今年4月出台了《“科技北京”行动计划（2009――2012年）――促进自主创新行动》，为“科技北京”建设做出了战略谋划，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我国创新发展的核心引领区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推动“科技北京”建设，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核心，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发展方向，强化企业技术创新地位是关键，惠及民生是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行动计划》提出，推动“科技北京”建设，必须充分发挥首都科技优势，通过积极承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大力实施科技振兴产业工程，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首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加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完善企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通过提升民生科技在首都城市建设、社会管理、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生态文明、新农村建设等领域的服务水平，为建设繁荣、文明、和谐、宜居的首善之区做出切实贡献。
《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了“2812科技北京建设工程”。其中的“2”指“2项对接”，通过积极对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一步增强首都自主创新能力；“8”指“8大科技振兴产业工程”，集中力量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和环保、装备制造、汽车、文化创意、科技服务业、都市型现代农业等8大产业集中支持一批产学研用项目，努力在重大关键技术上形成突破，到2012年，力争新增产值超过5000亿元；“12”指“12项科技支撑工程”，即：信息基础设施工程、食品安全工程、农业科技工程、医疗卫生与健康工程、科技交通工程、节能与新能源工程、新能源汽车示范工程、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程、水资源保护和利用工程、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工程、资源综合利用工程、城市安全与应急保障工程。要推广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并能带动形成新的市场需求、改善民生的成熟技术和产品，提升科技惠民能力。
■ 建设科技北京的重要举措
《数据》：建设科技北京，我们的自身优势有哪些？近年来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发挥科技创新在首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方面采取了哪些重要举措？
杨伟光：建设科技北京，我们具有非常坚实的工作基础，概括起来看具有两大优势。首先，北京具有雄厚的科技资源优势。大家都知道，北京是世界少有的科技和智力密集的地区之一，每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家科技项目落在北京，两院院士有一半以上工作、居住在北京，众多的国家级科研机构和一流的科学家使北京具有得天独厚的科技优势，每年产生一大批优秀科技成果。据统计，2008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610.9亿元，相当于地区生产总值的5.8%，占到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支出4570亿元的13.4%。 2008年，北京技术市场技术交易合同成交额突破千亿元大关，成交额1027亿元，占全国成交额的比重约为38.5%。其次，北京具有鼓励机制体制创新的政策优势。1988年，国务院批准在中关村建立了第一个国家级高科技园区，从此拉开了建设国家高新区、加快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序幕。20年来，中关村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文化创新，成长为全国最大、最有实力和竞争力的科技园区。今年3月13日，国务院批复同意《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支持中关村科技园区先行先试，进行一系列政策创新，将会极大地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步伐。
近年来，全市科技工作紧紧围绕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通过推进机制体制创新激发科技创新，充分发挥首都科技优势，促使科技进步、科技创新成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工作中主要采取了以下关键性措施：
第一，集中优势力量解决重大关键问题。每年组织一批重大项目，每个项目经费支持强度在千万元以上，通过政府资金的引导，促进产学研优势力量的组合，解决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在重点产业领域支持大唐电信、京东方、中芯国际、同仁堂等骨干企业围绕关键技术进行攻关，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区域发展方面，按照“一区一品”原则重点支持各区县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例如平谷的大桃、大兴的梨产业。房山的食用菌产业，带动产业升级和农民增收致富；在城市建设、社会发展、奥运筹办等领域围绕一批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组织相关委办局开展科技攻关，建设示范工程。如官厅水库的综合治理、大气污染治理、门头沟等区县的生态修复、智能交通建设、大型公共建筑的节能和新能源利用等项目都取得重要成果，产生深远影响。
第二，不断优化创新环境。北京市人大制定了《中关村园区条例》、《技术市场条例》等科技法规，市政府陆续出台了鼓励软件、集成电路、科技成果产业转化、科技奖励等方面的政策，全方位覆盖科技创新主要过程和重要环节，极大地调动各类创新主体和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2001年至2007年，全市通过落实技术市场政策，共支持4.5万个项目落实免税额达到38.6亿元，为3.4万个技术买方机构落实奖酬金184.7亿元。在落实国家战略部署积极推进软件产业发展的工作中，2001年―2007年间共通过软件增值税退税累计118.7亿元，双高人才（高级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累计获奖人次超过43406人，得到将近5.1亿元的专项奖励。北京市还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试点，被首批认定为全国科技保险创新试点城市，积极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加优良的金融环境。探索建立了市场化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到目前建设了分布在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农业与农村建设、新材料、文化创意、先进制造、社会发展等领域条件平台及大型仪器、实验动物等基础条件平台共20个，汇聚了价值61.5亿元的可共享科技资源，为2万多家中小企业和科研院所提供了专业服务，有力支撑了科技创新。创业服务体系专业服务能力显著增强，目前全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已经超过70家，在孵企业数量总计超过6000家，拥有12家国家级大学科技园，数量全国第一。孵化器的科技条件、技术转移、科技咨询以及专业融投资等专业服务能力不断增强。
第三，积极探索鼓励自主创新的新机制、新模式。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科技发展规律的要求，加大机制体制创新的力度，完成以大学院所为核心、以技术为导向的科研体制向以企业为核心，以需求为导向科研体制的重要转变，探索实施了吸引国际国内投资者在京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科技资源招商”模式，建立了鼓励实现联合创新的“产业联盟模式”，发展了鼓励资源共享、协作创新的“市场化首都科技条件平台”模式，支持建设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农村科技协调员”、“创新型乡镇”工作模式等等，一系列机制体制创新催生了科技创新，开创了科技工作新局面。例如，为有效解决病毒性肝炎的防治问题，市科委自2003年启动“病毒性肝炎临床诊断及治疗的一体化研究”项目，共组织了17家中央军队、地方医院96位高水平专家共同参加，建立了统一的研究平台和专家会诊机制，大范围整合了医学研究资源，项目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推广到全市近200家二级以上医院，为国家《丙型肝炎防治指南》、《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肝衰竭指南》的起草与推广提供了重要支撑。
■ 支持中小企业以科技促发展
《数据》：面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在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复苏和发展壮大方面，在贯彻执行科技人员服务企业技术创新行动方面，北京市科委将采取哪些措施？
杨伟光：当前，国家把加强科技支撑能力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措施，加快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步伐，对动员组织科技人员服务企业作了全面部署。围绕市委、市政府的战略决策，市科委将负责对科技北京行动计划进行任务分解，推进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推动科技发展更多地面向市场，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加速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让科技在化危为机中彰显巨大作用。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落实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建立“北京市科技型企业”帮扶机制，市科委会同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中关村管委会、亦庄管委会等部门积极研究完善认定辅导工作机制，加快推进政策落实工作，重点做好对中关村科技园区内年收入过1000万元且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2951家企业的“一对一”辅导服务。与此同时，根据北京市企业实际情况，对确有科技含量和市场前景但暂不符合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新办法规定的企业设立培育期，拟认定为“北京市科技型企业”，对培育期内企业25%法定税率与高新技术企业15%优惠税率的差额部分予以补贴。
二是推进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按照《关于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开展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试点工作的意见》的要求，市科委会同发改委、建委、工促局、中关村管委会等部门抓紧组织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认定792家企业的1816个产品为北京市第二批自主创新产品；认定20家单位的20个产品为北京市首批政府首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前，正在研究制定第二批政府首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
三是开展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股权激励改革试点工作。市属研究院所、高校和高新技术企业等14家单位被列为首批股权激励改革试点单位，将对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实施期权、技术入股、股权奖励、分红权等多种形式的激励，进一步创造多方主体共同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良好局面，推动中关村示范区重点高新技术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
四是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工作。会同市农委启动“首都籽种产业发展科技行动”，开始建设占地2万平方米的北京国际种业交易中心，建立作物制种、林果苗木、动物良种繁育等三大籽种基地，加快全市籽种更新换代步伐；积极推进全市创新型乡镇建设，形成了多种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依托全市7000多名农村科技协调员，形成与农民经济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紧密结合的工作网络，进一步强化成套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提高京郊农民增收致富能力。
■ 技术创新进步是北京工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十二五”规划即将布局,如何推进北京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将成为宏观决策部门的重要议题。就发展的现实而言,北京自然资源较为稀缺,土地、水资源和能源的瓶颈约束与日益增长的庞大人口数量之间的矛盾显得越来越突出,相应也加大了工业企业生产经营的成本,相比于其他能源资源丰富的地区,在成本竞争上处于弱势。但北京也具有其他省市不可比拟的优势,汇聚了各行各业、各种层次的优秀人才,人力资源优势突出,工业发展最需要的科技力量比较强大。笔者认为,北京工业的发展需要和它具备的资源禀赋紧密结合,依据其功能定位明确其发展方向,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按照国务院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精神,北京的工业发展要突出首都的特点,充分发挥科技优势,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适度发展现代制造业。首都功能定位要求北京工业必须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优先并着力发展高端、高效、高辐射力和低消耗、低污染的产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首都工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目前,中关村海淀园、丰台园、昌平园、电子城、亦庄科技园、处和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等高科技园区已成为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空间,通过产业聚集效应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发展。
为了实现北京工业发展的战略目标,高新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显得很重要。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竞争日趋激烈,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工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面对这样的大环境,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边际效用达到最大化,技术创新就成为北京工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北京工业高端产业发展还比较缓慢,缺乏新的增长点。近年来,全市高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逐年下降。2009年1―3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实现增加值36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现代制造业实现增加值657亿元,增长4.4%,分别慢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8.3个和1.3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分别占全市比重为21.2%和38%,分别比2008年下降2.6个和0.6个百分点。高端产业和技术进步紧密相连,这些数据在一方面反映了北京工业应该加大技术创新进步的步伐。
■ 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笔者认为,加大技术创新进步的步伐就要使企业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因为工业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活跃的“运动员”角色,容易跟着市场的导向,通过高新技术的创新获取好的利润,从而增强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和发展后劲。
目前许多传统的工业企业生产方式仍属加工贸易,在产业链中仍处于中低端,面临着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高的迫切要求,需要短时间过渡到高加工、高附加值为主的阶段,呼唤着技术创新进步。比如大家熟悉的“产于”北京的“诺基亚”手机,也还没完全脱离将大量进口零部件及核心部件进行加工组装的阶段,作为北京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支柱的电子信息产业,北京很多电子工业企业主要的生产方式仍停留在加工组装阶段,产品的附加值也相对较低,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工业企业如果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就可以作为依托,努力打造出名牌产品并以之为龙头,进而转化为强大的进入和开拓市场的力量,较快地实现规模的扩大,获取更大的规模经济效益,从而使自身在产业链的新型关系中掌握高端和上端。自主创新归根到底体现在品牌上。因此,在加快技术进步步伐基础上,企业尤应重视工业产品的品牌建设。品牌可以提高工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和效益的提高,为北京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增长的源泉。
面对当前北京工业企业一些品牌衰落或者兴盛的现象,需要我们研究如何进一步推进品牌的培育、发展、壮大和保护,如何挖掘更多、更好、更新的品牌。构建强有力的品牌培育平台,提升北京工业的品牌孕育能力,加大对著名品牌的宣传和服务,是北京工业品牌建设所要做的工作。
山东的青岛近年来出现了许多知名的工业品牌,有些品牌在国际市场上都是响当当的,比如靠家电起家,发展到包括电子信息在内的知名品牌“海尔”,值得学习和借鉴。
北京工业正处在奥运后的良好发展时期,需要紧抓机遇,大力发展自主品牌,打造都市产业知名品牌,不仅要在全国叫得响,而且能够走向国际市场参与竞争,创造出更多国际品牌。
■ 政府在技术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
加大技术创新进步的步伐需要政府发挥重要作用。除了制定政策和目标规划,最大限度地发挥首都科技、信息和人才优势外,采用财政补贴、税收和信贷优惠等经济手段,鼓励和扶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也很重要。
高新技术没有充足的经费投入很难取得大的进展。工业企业发展高新技术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融资比较难。目前企业大多数通过银行去获得发展高新技术所需的资金,但银行贷款考虑到安全性往往具有短期性的特征,很难与技术创新的长期性特征相符合。在国外,很多技术创新都是经过很长时间的艰苦研究才完成的,有的研究项目持续长达几十年。再加上很多企业容易注重短期收益,忽视了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也要参与分配,使技术创新的推动力不足,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政府可以充分发挥为企业做好协调和服务工作的作用,帮助一些竞争力强的高新技术企业尽快上市,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科技领域,使高新技术企业筹集到更多的资金,促进其技术创新,使之优先发展起来,带动其他企业逐步发展。
政府可以帮助工业企业建立技术开发准备金制度,参照金融机构的准备金制度,提留技术创新准备金,专门用于技术创新活动。这可以分散工业企业高新技术创新的风险。
[关键字]档案 地质科技 发展 创新 管理
[中图分类号] P5 [文献码] B [文章编号] 1000-405X（2013）-5-158-1
地质科技档案有着常规科技档案的作用和性质特点，是一类由地质部门在一系列生产技术活动过程，诸如在地质调查、探测试验、矿产勘探、专题研究等，逐步形成的一种地质成果档案，也是开展地质工作的真实历史记录；另外，地质科技档案也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诸如继承性强、种类多样等。地质科技档案在地质勘探、开发和研究工作中的参考价值极大，规范化、标准化、和科学化的管理及有效利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地质科技档案的管理现状和成因
地质科技档案是地质工作过程中的经验及教训的总结，换句话说，是前人已有的地质成果，其涉及一系列地质学技术的相关信息和载体。在地质科技档案的基础上，地质工作技术和方法才可以真正的实现交流及传播。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相比与其他档案，地质科技档案的继承性较强，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但在实际工作中，地质科技档案的管理仍有如下一些问题需进一步解决：
1.1缺乏健全的管理制度及设备落后。当前，地质科技档案部门普遍缺乏健全的档案管理制度，尽管各个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改进措施。一是缺乏健全的档案收集制度，部分档案的记录缺乏有效性和完整性，进而导致档案的利用价值降低；二缺乏健全的档案保管制度及完善的基本配套设施，进而导致部分珍贵档案的遗失或损毁；三是缺乏健全的档案利用制度，进而导致部分档案莫名流失或失去其应发挥的参考价值。许多地质科研部门往往对地质科技档案的管理缺乏足够的重视，而仅仅对科研经费、科研项目等相关管理工作较为重视；以此同时，地质档案的设备设施落后，基础配套设施也往往较为陈旧，对档案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1.2信息化程度不高。现阶段，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已较为广泛地得到普及，既往地质科技档案的载体也在随之发生改变，从单一的纸质载体逐步开始向电子及纸质等多种载体的方向发展，形成了几种载体共同存在的格局。但在目前的情况下，部分地质科技档案的管理信息化程度还存在较低的水平，诸如靠手工进行档案的检索，缺乏先进的管理软件等，从而对地质科研档案的搜索效率产生了严重影响，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档案的利用价值产生了不良影响。
1.3管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一是很多部门的档案管理人员是兼职，缺乏对地质科技档案管理的专门人才，这些档案管理人员往往不具有档案管理的专业知识；二是部分部门仅仅把档案管理工作作为一种附属工作，缺乏对地质科技档案工作的足够认识，因而缺乏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三是计算机程度较低以及实际的操作能力不足，对现代化地质科技档案的管理工作产生了一定影响。另外，地质科研人员往往存在归档意识差的现象，对地质科技档案资料往往疏忽整理和收集，归档意识不强而容易导致材料的完整性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对地质科技档案系统性及准确性产生了严重影响。
2地质科技档案管理的创新与发展
为更加有效地发挥地质科技档案成果性、资料性的作用，使地质勘探开发工作少走弯路，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针对地质科技档案领域存在的问题， 档案管理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在健全管理制度、提高信息化水平和科技档案管理人员素质等方面狠下功夫。
2.1健全管理制度。健全的档案管理制度是档案管理工作走向规范化的关键。一是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档案管理规定，结合地质部门实际，从地质科技档案的收集、归档、保管、保密、利用、鉴定等方面入手，制定一套完整的档案管理制度。二是制定完善的地质科技奖励办法，鼓励广大地质科研人员积极把自己的科研成果报到科研档案管理部门，提高地质科技档案人员的归档意识。三是引进先进的档案管理软件，制定电子档案的管理、分类标准。地质科技档案管理工作的发展趋势是要逐步向自动化转变，实现电子档案和纸质档案一体化管理，因此，必须制定明确的分类标准，同时借助先进的地质科技档案管理技术，逐步建立和完善档案管理机制，才能更好地促进档案事业的发展。
2.2加强信息化建设。以多媒体技术应用为主体的现代化管理技术已经在社会各层次管理系统得以广泛应用。在现代化过程中， 地质科技档案由原来以纸质档案为主发展为纸质与磁盘、光盘、缩微等新型载体共存的局面，特别是缩微技术、扫描技术、光盘技术的广泛利用， 极大增加了地质科技档案信息的存储量，开发利用速度快，具有直观性、选择性、易操作性。地质科技档案载体的多元化、信息存储和处理的数字化以及档案收集与传递的网络化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这就对地质科研档案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地质科研档案管理工作的信息化也可以将地质科研档案管理人员从繁重的手工操作中解脱出来，使他们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地质科技档案管理的规律，不断提高档案的管理水平。更重要的是，地质科技档案管理信息化还可以为档案利用者提供多种查询手段，为地质科技工作者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
2.3提高管理人员素质。提高档案管理人员整体素质是做好档案管理工作的前提。地质科技档案工作的发展和变化对档案管理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具备地质科技档案方面的专业知识，还要有较高的素质，广博的知识，现代信息技术运用能力和信息加工处理能力。因此，地质科技档案管理部门应注重加强地质科研档案管理人员的学习，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定期组织他们参加业务知识和计算机网络化培训，帮助地质科技档案管理人员及时掌握新形势下地质科技档案管理的规范程序。地质科技档案管理人员应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不断优化自身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全面提高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适应信息化社会对地质科技档案管理人员的要求。
总之，加强地质科技档案管理，就必须结合地质部门科技档案的特点，健全管理制度，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提高人员素质。地质科技档案管理者只有不断更新理念，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地质科技档案管理工作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在地质调查、矿产勘探、探测试验、专题研究等生产技术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一蔓.谈地质科技档案的科学管理[J].档案管理，2004（5）.
[2]郭伟.有关地质科技档案工作的若干思考[J].西部探矿工程，2009（6）.
【关键词】东部与中部 中心城市 省际边界地区 经济发展差距 经济一体化
省际边界地区指省级行政单位的相邻地区，位于我国最大的行政单位――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交界处，其经济发展研究绝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然而却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大问题。省际边界地区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其地区较为偏远，往往处于各省区经济发展的边缘，表现为发展边缘化，发展慢，实力弱。我国东部与中部省际边界地区基本为落后省份或地区以及发达省份或地区的毗邻地区，因此其经济发展问题应引起重视，如果差距过大，则会产生重大的负面效应，甚至危及到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文章通过对省际边界地区在开发方面的研究，对于改变其落后状态，缩小地区差异，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东部与中部省际边界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及其理论分析
1、自然地理因素
省际边界地区一般距省会和中心城市较远，大部分省际边界地区位置偏僻，远离经济中心。这种地理上的特点决定了边缘地区接受中心城市的辐射力较弱，省际边界地区一般不可能成为中心城市的发展重点，这可以由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核心――边缘”理论具体加以阐述。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各生产要素必然从区向中心区发生转移。现实世界的资源市场和环境，客观上存在着空间差异，这种差异使得某些地方的人口和资源利用其优先形成的空间集聚，构成一定地域空间上的制高点或中心。随着集聚的累积性发展，这类地区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会比其地区强大而带有竞争优势。由于中心的存在，地区的集聚受到抑制，其发展相对滞后，而又不得不依赖于它的中心。中心之间的空间竞争又形成了腹地的空间划分，核心―空间结构由此形成。
在我国，该结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其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随距离递减的规律，即距离省会城市越远其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第二，省际交界地区与各自中心区域相比，多数是经济最不发达地区；第三，除沿海地区之外，边缘地区也是城镇化水平最低和城市发展最缓慢的地区。
2、体制因素
边界地区往往为几个省级行政区所管辖，有的为两个独立行政区域分辖，有的为三个独立行政区域分辖，如闽浙赣边界地区等；还有的边界地区为四个独立行政区域分辖，如苏鲁豫皖边界地区等。郭荣兴的研究表明，多维边界地区的空间约束条件更加复杂，而且区域内各种生产要素更难实现空间优化组合。从省内来说，省际边界区都是每个省的边缘区，经济和政治体制造成的地区分割，阻断了相邻各地的社会联系和经济联系，人为地为边界地区的经济联系与发展制造了许多障碍，从而使我国省级边界地区一直处于各省区经济发展的边缘。由于边缘地区远离各自的经济、政治中心，受益于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机会相对较少，在各行政区进行社会经济布局时也大都因边界地区位置偏僻而常常很少顾及，甚至某些边界地区处于各自行政区经济发展圈以外的“真空地带”，其经济长期处于不发达状态。
长期以来，我国省际边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行的是一种“抽血”政策，大量低价的能源，包括煤、油、电、矿物材料、农副产品及初级加工品，根据行政指令从不发达的边界地区调往发达地区。这种极不合理的价值转移，是国家从边界地区“抽血”，向发达地区“输血”的具体表现。
改革开放以后，生产要素在省内可以自由流动。省会城市的经济规模、人口规模都聚集了巨大的势能，吸引全省的生产要素向中心聚集，使各个省会城市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发展。在计划经济时期，省会城市主要由投资拉动获得快速发展，而在市场经济时期，省会城市则是由需求拉动发展。随着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和企业数量的增加，省会城市对周边地区农产品需求和配套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大，因此，在其扩大的同时，也将带动周边地区的快速发展，这也就是辐射效应发挥的作用。由于辐射具有一定的半径，辐射效应会随着距离的扩大而逐步减弱。边界地区缺乏大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其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难以根本改变，分工难以进一步深化，边界地区的人民尤其是农民的贫困状态便难以根本转变。
教育、科技发展水平的差距将导致省际边界区经济的更加落后，人才的外流不仅使边界地区人才总量减少，而且人才群体质量也随之下降，最终与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3、交通因素
交通运输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它把分布在各个点上的社会经济活动联结为一个空间整体，并维持和促进整个空间体系的正常运转。边界地区的交通布局由于受地域组织上的块块分割，自我封锁、自成体系，成为边界地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1）过境交通路线少。长期以来，边界地区一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经济社会活动基本局限于自身狭小地域空间，缺乏地域上的连续性。
（2）过境交通路线质量差，路面标准低。无论是国道还是省道，都由当地交通部门负责修筑。由于道路的外部性特点，边界地区的道路往往是两省共用，有时是一省用得多，一省用得少。
边界地区的交通不便，严重限制了边界地区经济的发展，阻碍了边界地区经济信息的正常传递与反馈，影响了边界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无法转化为经济优势，有些地区，农民生活、生产活动甚至还靠肩挑背背的原始运输方式。路面质量差，严重限制了运输效率的提高，边界地区无法形成现代化区域分工协作的经济格局。
二、关于东部与中部省际边界地区经济发展的几点理论创新
1、努力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区域之间协调发展
一体化发展战略符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客观上有利于指导全国社会经济的协调持续稳定发展。一体化要求区域之间加强横向和纵向的交流与联系，建立多种形式的一体化合作形式，促进国民经济整体有效运行。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建立起跨行政区划的有效的经济网络，实现区域发展要素在更大空间的流通、聚集、整合和增长，应该取消一切限制和壁垒，充分发挥市场调节能力，保证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自由贸易，有效配置和利用资源，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积极建立全国统一市场，适应大规模生产发展的需要，广泛利用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2、加大财政投入，加强政府转移支付力度
合理的财政制度是保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在区际经济差距一时难以缩小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相应的转移支付安排，缩小区际发展差距。在中部政府财力不够强的情况下，省际边界区主要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来帮助发展经济，或是直接投资一些重大工程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在财政投入方面，尤其要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如道路交通等。
3、培育区域性中心城市，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
培育更多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完善地区级城市的功能，提高中心城市的辐射力，使他们的辐射半径同他们所辖区域相一致，最大限度地缩小边缘地区范围，消灭经济发展“死角”。中心城市在省际边界地区发展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中心城市的发展可以带动整个省际边界地区的发展。
4、改善投资的软硬环境，转变政府职能
除了政府财政投入改善硬件以外，边界地区的各级政府应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提高政府的服务水平。如改革现行的劳动人事制度，使企业能在当地获得所需的熟练劳动力、专业技术人才及普通管理人员；禁止任何单位以任何名义向企业进行摊派，为企业投资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建立与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的合作机制，积极利用各种现代媒体扩大本地的影响，使东部企业获得更多的能反映本地优势的信息。
政府要采取的积极政策激发民间投资创业热情，通过优化投资环境，在吸引民间资本聚集的过程中，实现产业聚集。另外，民间投资企业要依托自然资源，吸引大企业大集团投资，做大做强特色产业。
一是引导产业发展。政府要以“培育主体，营造载体，注入动力，将产业做大，企业做强、品牌打响”为中心，致力研究解决发展后劲和结构调整问题，引导实施制度、技术、管理、市场、组织和文化创新，扶持有条件的企业重组资产、上市融资，力促品牌经营与资本运营“比翼齐飞”。
二是创造产业环境。政府应高效配置资源，实施扶大扶强规模企业、品牌企业、骨干企业。
5、强弱资源及资金技术互补合作模式的推广
强弱联合，主要是以异质区域之间的垂直分工为基础的联合。由于异质区域之间各自的优势条件与限制因素明显不同，发展水平、主导产业类型和区域产业结构均有较大的差异。一般说来，经济上的互补性强，联合的愿望比较强烈，合作的范围广、程度深。强弱毗邻地区的合作更有其地缘优势，就地取材，就近联合，以减少运输成本和过多的中间交易成本。毗邻各方建立以垂直分工为基础的区域分工，采取优势互补的自然、人力资源及资金技术的合作模式，共同促进毗邻地区的发展。
例如，皖东与江苏的毗邻地区具备强弱合作模式的基本条件和一般特征，该区的开发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打破行政界线壁垒，加强双方多重合作。南京作为该区最具实力的中心城市，由于行政界线的分割，对于处在其辐射范围之内的安徽境内地区的中心带动作用不能充分发挥，限制了双方的正常发展，急需打破这种孤立局面，加强合作。
第二，建立合理的区域分工，实现双方优势互补。开展南京资金技术集约程度高的工业制成品与皖东资源性强的农副产品工业初级原料之间的纵向贸易，发挥皖东土地、人力资源及南京的资金技术优势，加快中心城市南京自身建设的同时，促进皖东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建设，实现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化。
第三，加强南京、马鞍山港口建设，发挥沿江优势，充分利用长江水运及津沪、皖赣铁路运输，加强对外联系，提高区域开放程度，促进区域开发。
【参考文献】
[1] 郭荣星：中国省级边界地区经济发展研究[M].海洋出版社，1993.
[2] 肖金成：省域中心与边缘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