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疆高校；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
DOI：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06.034
一、引言
新疆高校与内地高校不同，其少数民族学生占据相当比重，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更多的抵触与消极情绪。其中，最主要的原因由于义务教育阶段少数民族大学生并未接受英语教学活动，而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接受计量经济学教育过程中对软件的应用就十分吃力。从而影响到少数民族大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的学习效果。如何改进新疆高校计量经济学教学质量，凝练适应本地区经济管理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的特色计量经济学教学模式，探索本地本科院校经管类专业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实践路径，对于推动构建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的课程教学体系具有重要的建设性作用。本文以新疆塔里木大学经管院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为例，提出了新疆本科院校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一些典型问题和教学改革的建议。
二、新疆高校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形式单一，学习积极性差
计量经济学的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为了更好地解释说明问题，往往会对经济模型公式进行步步推导分析。这样的过程对于实际的计量经济学应用意义并不大，学生受制于数学基础和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影响了他们对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学习。新疆高校本科学生因此将高校计量经济学与数学化为一等，学习枯燥乏味，抵触情绪强烈。笔者在教授计量经济学与学生的实际接触中，了解发现学生们面对计量经济学教材中与微积分、概率与数理统计、高等代数内容相关的数学推导，会产生恐惧与反感心理，学生很可能因为对这门课程性质认识的偏差，认为计量经济学太难太枯燥，以后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也很少能用到这些知识，丧失了学习的积极性，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此种认识尤为明显。而计量经济学是融合了数学知识、统计学知识以及经济学知识的交叉性学科，归根结底它是一门运用数学统计学方法的经济学学科，复杂的理论公式推导并不是教学的目的，运用计量经济学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才是根本，注重案例分析与软件操作解决实际的问题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更加主动地进行计量经济学的学习。
（二）软件应用障碍较大
计量经济学实际操作软件eviews中并未存在相当大的词汇量需求，但是由于缺乏一个详细的指导手册，造成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英语水平相对较低的本科学生对其产生抵触情绪。
（三）教学课程安排不合理
计量经济学应当在高等数学（函数与极限，一元函数微积分，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多元函数微积分，级数，常微分方程等）学习之后安排，但却存在有计量经济学先于高等数学教学的现象。
（四）教学课时安排不合理
计量经济学体系庞大，实际的教学中存在时间短而教学任务量大的基本情况。但是在此基本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继续压缩高校计量经济学教学课时的倾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结束掉教学大纲的教室学习后准备要开始上机操作的时候就已经要结课了，留给学生自己进行实际上机操作的课时太少，致使新疆本科院校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的通病是，学生貌似学了很多计量经济学方法，却不知道如何应用与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有的不知如何建立模型，该建什么样的模型；有的是理解不了模型数据结果的经济意义。因此，理论和实践教学的时间安排不合理，是计量经济学教学效果欠佳的一大关键问题。
三、新疆高校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意见与建议
（一）教室上课与机房操作“间作”教学
高校教务管理层应当根据具体的课时安排，采取上课与上机间作式的方法进行课程安排，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采取两个手段，及时反映问题，在良性互动中实现高效计量经济学的学习。
（二）加强师资力量建设
教师队伍建设不仅要对高校教师的教学能力进行培养提升，同时要对高校教师的思想态度进行引导，要树立学以致用的方法，并重计量经济学理论来源与放大使用，同时以实际使用与操作效果为考核的根本。
（三）扩大计算机教室承载力
高校计算机教室实际承载能力的提升需要硬件与软件的同时跟进，只有具备充足的实际承载能力才能更好地给高校学生的实际操作阵地，对于提升计量经济学的实际操作应用效果意义重大。
（四）合理安排课程与课时
计量经济学是高校经济类专业的重点课程，对于经济类专业学生的论文答辩以及考研升学或毕业工作意义重大，应当适当压缩非核心课程而加大高校计量经济学课程学时，增强高校大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的实际掌握与应用能力。建议将总学时增加到64—72学时之间，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学时分别占总学时的二分之一。实验教学学时应当穿插在理论课教学之间，通过软件应用与操作及时消化各章节的理论知识，加深学生的理解与掌握。另外，计量经济学的学习必须要有一个坚实的课程基础，在开设该课程之前，先修课程的协调与衔接尤为重要，必需的先修课程有微观宏观经济学、统计学、微积分、高等代数、概论论与数理统计等课程，打破各课程主讲教师各自为教的局面，增强彼此间教学信息的沟通交流，使得这些数学学科以及计量经济学学科作为经济学工具为经济学服务。
参考文献：
[1]张长青.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改革探讨[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4）.
[2]李磊.本科计量经济学“任务驱动型”教学改革探讨———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J].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13（1）.
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类专业的核心课程，其实际作用和意义不容忽视。而在新疆高校教育中，不仅存在内地高校计量经济学的共性，而且存在一定的新疆特殊性。笔者以塔里木大学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提出新疆高校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意见与建议。
关键词：
新疆高校；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
一、引言
新疆高校与内地高校不同，其少数民族学生占据相当比重，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更多的抵触与消极情绪。其中，最主要的原因由于义务教育阶段少数民族大学生并未接受英语教学活动，而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接受计量经济学教育过程中对软件的应用就十分吃力。从而影响到少数民族大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的学习效果。如何改进新疆高校计量经济学教学质量，凝练适应本地区经济管理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的特色计量经济学教学模式，探索本地本科院校经管类专业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实践路径，对于推动构建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的课程教学体系具有重要的建设性作用。本文以新疆塔里木大学经管院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为例，提出了新疆本科院校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一些典型问题和教学改革的建议。
二、新疆高校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形式单一，学习积极性差
计量经济学的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为了更好地解释说明问题，往往会对经济模型公式进行步步推导分析。这样的过程对于实际的计量经济学应用意义并不大，学生受制于数学基础和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影响了他们对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学习。新疆高校本科学生因此将高校计量经济学与数学化为一等，学习枯燥乏味，抵触情绪强烈。笔者在教授计量经济学与学生的实际接触中，了解发现学生们面对计量经济学教材中与微积分、概率与数理统计、高等代数内容相关的数学推导，会产生恐惧与反感心理，学生很可能因为对这门课程性质认识的偏差，认为计量经济学太难太枯燥，以后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也很少能用到这些知识，丧失了学习的积极性，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此种认识尤为明显。而计量经济学是融合了数学知识、统计学知识以及经济学知识的交叉性学科，归根结底它是一门运用数学统计学方法的经济学学科，复杂的理论公式推导并不是教学的目的，运用计量经济学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才是根本，注重案例分析与软件操作解决实际的问题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更加主动地进行计量经济学的学习。
（二）软件应用障碍较大
计量经济学实际操作软件eviews中并未存在相当大的词汇量需求，但是由于缺乏一个详细的指导手册，造成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英语水平相对较低的本科学生对其产生抵触情绪。
（三）教学课程安排不合理
计量经济学应当在高等数学（函数与极限，一元函数微积分，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多元函数微积分，级数，常微分方程等）学习之后安排，但却存在有计量经济学先于高等数学教学的现象。
（四）教学课时安排不合理
计量经济学体系庞大，实际的教学中存在时间短而教学任务量大的基本情况。但是在此基本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继续压缩高校计量经济学教学课时的倾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结束掉教学大纲的教室学习后准备要开始上机操作的时候就已经要结课了，留给学生自己进行实际上机操作的课时太少，致使新疆本科院校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的通病是，学生貌似学了很多计量经济学方法，却不知道如何应用与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有的不知如何建立模型，该建什么样的模型；有的是理解不了模型数据结果的经济意义。因此，理论和实践教学的时间安排不合理，是计量经济学教学效果欠佳的一大关键问题。
三、新疆高校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意见与建议
（一）教室上课与机房操作“间作”教学
高校教务管理层应当根据具体的课时安排，采取上课与上机间作式的方法进行课程安排，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采取两个手段，及时反映问题，在良性互动中实现高效计量经济学的学习。
（二）加强师资力量建设
教师队伍建设不仅要对高校教师的教学能力进行培养提升，同时要对高校教师的思想态度进行引导，要树立学以致用的方法，并重计量经济学理论来源与放大使用，同时以实际使用与操作效果为考核的根本。
（三）扩大计算机教室承载力
高校计算机教室实际承载能力的提升需要硬件与软件的同时跟进，只有具备充足的实际承载能力才能更好地给高校学生的实际操作阵地，对于提升计量经济学的实际操作应用效果意义重大。
（四）合理安排课程与课时
计量经济学是高校经济类专业的重点课程，对于经济类专业学生的论文答辩以及考研升学或毕业工作意义重大，应当适当压缩非核心课程而加大高校计量经济学课程学时，增强高校大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的实际掌握与应用能力。建议将总学时增加到64—72学时之间，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学时分别占总学时的二分之一。实验教学学时应当穿插在理论课教学之间，通过软件应用与操作及时消化各章节的理论知识，加深学生的理解与掌握。另外，计量经济学的学习必须要有一个坚实的课程基础，在开设该课程之前，先修课程的协调与衔接尤为重要，必需的先修课程有微观宏观经济学、统计学、微积分、高等代数、概论论与数理统计等课程，打破各课程主讲教师各自为教的局面，增强彼此间教学信息的沟通交流，使得这些数学学科以及计量经济学学科作为经济学工具为经济学服务。
作者：连旭 单位：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张长青.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改革探讨[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4）.
关键词：新疆高校 计量经济学 教学改革
一、引言
新疆高校与内地高校不同，其少数民族学生占据相当比重，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更多的抵触与消极情绪。其中，最主要的原因由于义务教育阶段少数民族大学生并未接受英语教学活动，而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接受计量经济学教育过程中对软件的应用就十分吃力。从而影响到少数民族大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的学习效果。
如何改进新疆高校计量经济学教学质量，凝练适应本地区经济管理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的特色计量经济学教学模式，探索本地本科院校经管类专业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实践路径，对于推动构建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的课程教学体系具有重要的建设性作用。本文以新疆塔里木大学经管院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为例，提出了新疆本科院校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一些典型问题和教学改革的建议。
二、新疆高校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形式单一，学习积极性差
计量经济学的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为了更好地解释说明问题，往往会对经济模型公式进行步步推导分析。这样的过程对于实际的计量经济学应用意义并不大，学生受制于数学基础和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影响了他们对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学习。新疆高校本科学生因此将高校计量经济学与数学化为一等，学习枯燥乏味，抵触情绪强烈。笔者在教授计量经济学与学生的实际接触中，了解发现学生们面对计量经济学教材中与微积分、概率与数理统计、高等代数内容相关的数学推导，会产生恐惧与反感心理，学生很可能因为对这门课程性质认识的偏差，认为计量经济学太难太枯燥，以后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也很少能用到这些知识，丧失了学习的积极性，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此种认识尤为明显。而计量经济学是融合了数学知识、统计学知识以及经济学知识的交叉性学科，归根结底它是一门运用数学统计学方法的经济学学科，复杂的理论公式推导并不是教学的目的，运用计量经济学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才是根本，注重案例分析与软件操作解决实际的问题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更加主动地进行计量经济学的学习。
（二）软件应用障碍较大
计量经济学实际操作软件eviews中并未存在相当大的词汇量需求，但是由于缺乏一个详细的指导手册，造成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英语水平相对较低的本科学生对其产生抵触情绪。
（三）教学课程安排不合理
计量经济学应当在高等数学（函数与极限，一元函数微积分，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多元函数微积分，级数，常微分方程等）学习之后安排，但却存在有计量经济学先于高等数学教学的现象。
（四）教学课时安排不合理
计量经济学体系庞大，实际的教学中存在时间短而教学任务量大的基本情况。但是在此基本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继续压缩高校计量经济学教学课时的倾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结束掉教学大纲的教室学习后准备要开始上机操作的时候就已经要结课了，留给学生自己进行实际上机操作的课时太少，致使新疆本科院校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的通病是，学生貌似学了很多计量经济学方法，却不知道如何应用与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有的不知如何建立模型，该建什么样的模型；有的是理解不了模型数据结果的经济意义。因此，理论和实践教学的时间安排不合理，是计量经济学教学效果欠佳的一大关键问题。
三、新疆高校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意见与建议
（一）教室上课与机房操作“间作”教学
高校教务管理层应当根据具体的课时安排，采取上课与上机间作式的方法进行课程安排，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采取两个手段，及时反映问题，在良性互动中实现高效计量经济学的学习。
（二）加强师资力量建设
教师队伍建设不仅要对高校教师的教学能力进行培养提升，同时要对高校教师的思想态度进行引导，要树立学以致用的方法，并重计量经济学理论来源与放大使用，同时以实际使用与操作效果为考核的根本。
（三）扩大计算机教室承载力
高校计算机教室实际承载能力的提升需要硬件与软件的同时跟进，只有具备充足的实际承载能力才能更好地给高校学生的实际操作阵地，对于提升计量经济学的实际操作应用效果意义重大。
（四）合理安排课程与课时
计量经济学是高校经济类专业的重点课程，对于经济类专业学生的论文答辩以及考研升学或毕业工作意义重大，应当适当压缩非核心课程而加大高校计量经济学课程学时，增强高校大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的实际掌握与应用能力。建议将总学时增加到64―72学时之间，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学时分别占总学时的二分之一。实验教学学时应当穿插在理论课教学之间，通过软件应用与操作及时消化各章节的理论知识，加深学生的理解与掌握。另外，计量经济学的学习必须要有一个坚实的课程基础，在开设该课程之前，先修课程的协调与衔接尤为重要，必需的先修课程有微观宏观经济学、统计学、微积分、高等代数、概论论与数理统计等课程，打破各课程主讲教师各自为教的局面，增强彼此间教学信息的沟通交流，使得这些数学学科以及计量经济学学科作为经济学工具为经济学服务。
参考文献：
[1]张长青.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改革探讨[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4）.
[2]李磊.本科计量经济学“任务驱动型”教学改革探讨――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J].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13（1）.
[3]李晓宁，石红溶，徐梅.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模式的创新研究[J].高等财经教育研究，2011（2）.
作者简介：
【关键词】经济责任审计评价 科学化 原则 意义 研究
一、经济责任审计科学化的基本原则
（一）客观性原则。
审计人员在进行经济责任评价时要坚持客观公正性，杜绝在工作中融入个人感情，以审计的事实为依据，摒弃个人的喜好，使审计结果不附加任何的主观成分，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及影响，对经济责任状况进行客观公正的审计评价，这就是经济责任设计科学化的客观性原则。
（二）科学性原则。
在开始审计工作之前要明确被审计单位的各项经济责任，根据每项经济责任的重要性次序制定出一套科学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并经过量化考核，给出科学的审计评价结论，这即是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科学化的科学性原则。
（三）谨慎性原则。
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科学化的谨慎性原则是指在审计工作中要保持谨慎、稳健的审计态度，工作的重点要紧紧围绕相关的经济责任，对于与经济责任无关的事项不予以评价。审计工作要在允许的审计范围内进行，不属于审计范围的工作不予以评价。对于责任不清、审计证据不充分的事项要不予以评价，在制定评价用语时，要注意规范性及准确性，对于容易产生歧义及难以理解的词语不能使用。
（四）重要性原则。
做任何事情都要注意要抓住事情的重点，这样才能将事情完成的更出色，在进行责任经济审计工作时，要抓住工作的侧重点，对于涉及范围较广、数额较大、影响较为恶劣、决策失误较为严重的经济责任事件要进行重点的评价。
（五）统一性原则。
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过程中药注意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统一，从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开展审计评价，同时，审计评价的职责、范围、内容等必须能够达到统一。审计的考核指标及标准要能够统一，按照国家颁布的标准进行统一的审计评价。
（六）历史性原则。
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时，往往会涉及到前任领导干部所涉及的经济责任问题，这即为经济责任的历史性问题，这种问题的审计评价必须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环境下去分析，结合具体的历史问题对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进行评价认定，才能给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否则审计评价连公正性都没有，更不会具有科学性。
二、经济责任审计科学化的基本要求
（一）对经济责任评价的分值及指标进行科学的设置。
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时，被审计的对象存在审计内容及审计对象的不同，要实现审计的科学化就不能对所有的评价指标一概而论，同时实现科学化审计的核心是制定出经济合理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各项指标的分值进行科学合理的划分，这就要求在审计工作当中按部门的不同对被审计对象进行划分，并对审计评价的分值及指标进行合理的设置。
（二）严格按照国家的审计准则进行审计及评价。
审计工作的工作质量及行为的衡量标准是审计准则，要使经济责任审计评价工作科学的进行，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的审计准则来开展审计工作，确保所提供的资料及数据是可靠全面的，这样才能保证审计评价所依据的资料及数据时真实可靠的，才能保证审计评价工作的质量。
（三）为确保审计的评价结论的客观公正进行集体打分。
为了保证审计工作能够客观公正的进行，需要召集审计机构中层及以上的干部的全体成员，参加审计业务会议，在审计组长汇报完审计情况之后，对被审计对象的评价需要全体与会成员按照分值标准对其进行打分，最大限度的规避审计风险，保证审计工作的客观公正性。
三、经济责任审计科学化的意义
（一）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科学化能够为当地其他政府部门的决策工作提供直观的参考。
实践表明，如果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开展之后没有为政府部门对领导干部的任用工作提供有效决策参考依据，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意义就很难得到充分的发挥，同时，经济责任审计评价工作不能实现科学化，就不能保证经济责任审计评价工作的客观公正性，因此，经济责任审计评价工作的科学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为政府正确的任用领导干部提供客观、明了的参考依据。
（二）实现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科学化有助于实现整个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科学化。
人们常说：“一门科学，如果不能量化就称不上成熟；一项工作，如果不能量化就谈不上科学”，经济责任审计评价工作是整个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重点及难点，经济责任审计评价工作的工作质量如何对整个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有直接的影响，如果能够实现经济责任审计评价工作的科学化，科学合理的开展经济责任审计评价工作，那么必然会对整个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带来积极的影响，促进整个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科学化进程。
（三）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科学化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审计风险，有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
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科学化，对审计评价的评价流程及评价结论下达的规范都做了严格的要求，这能够极大限度的降低审计风险，同时，通过科学化的量化政绩，能够直观的反映出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对于促进干部自觉遵守财经法纪、廉洁自律都有积极的作用，这有利于客观公正的审计评价的形成，能够极大的提高审计质量。
四、结束语
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是经济责任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经济责任审计能否高质量的完成就要求经济责任审计评价工作能够客观、公正、科学的完成，而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科学化能够很好的满足经济责任审计的科学化要求，这就要求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工作中，能够按照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科学化的基本要求，坚持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科学化的各项原则，极大的降低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风险，提高经济责任审计的质量。
参考文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已经过去整整20年了。20年来，在这次会议所确立的理论、路线指引下，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令世人瞩目，就法治和法学领域来看，20年的突破和成就也有目共睹。回顾和总结这20年的成就，无疑对于展望和进入21世纪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20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两件大事对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深远，也为我们思考国家和社会、公法和私法的关系提供了条件。
第一件大事涉及的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关于后者，恩格斯曾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这段至理名言说明了国家与社会是两个不同的存在。社会是基础的力量；国家则是驾于其上的力量。社会的作用主要是经济性的，在国家出现之前，社会自身的经济生活已经运转不知有几千年了；而国家的作用是政治性的，它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为了把利益冲突的阶级保持在政治秩序的范围内。依照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的论述，社会即指“市民社会”，国家即指“政治国家”。国家和社会不能混淆，二者的功能是不同的。这在社会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是如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是如此。认识不到这一点，混淆二者的作用，就要产生根本性的错误。
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存在80多年了。总结80年来的经验教训，重要的一点就是普遍地、程度不同地没有正确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表现在：第一，过分强调国家的作用而忽视甚至取消社会自身的作用。国家作用的手段主要是强制，社会作用的手段主要是自治。国家作用是政治作用，是统治阶级的能动作用，它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而社会的作用主要是经济作用，是社会成员的能动作用，它体现的是社会成员的意志，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经济生活的规律。过分强调国家的作用必然会影响社会成员自身的积极性，夸大执政党的主观能动作用，以致阻碍经济按其规律发展。第二，国家过分地、不必要地干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有其多个层面：经济方面诸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家庭方面诸如爱情、婚姻、抚养、继承；意识方面诸如道德、信仰、教育、文化；等等。统治阶级和执政党试图利用国家力量指导并适当干预这些领域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想以国家的力量全面干预这些社会生活、甚至想靠国家的组织力量、强制力量粗暴地代替社会的自治力量，结果证明是失败的。我国大跃进时期在农村试图以公共食堂代替家庭饮食生活就是最明显的例证。第三，没有正确地理解和处理好两种不同性质法律的关系。国家和法律的关系应当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法律依靠的是国家的力量，没有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也就没有法律本身。这一点，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是重视的。另一方面，调整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法律与调整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法律，在其性质、手段等方面又有不同之处。有关政治国家的法律是为公法，有关市民社会的法律是为私法，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是以国家和社会职能的不同为背景，决不像有些人主观臆断地认为公法是公有制的法，而私法是私有制的法。由于列宁的一段话被误译，致使人们长期以来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公法而无私法。这样一来，就把本来是调整政治国家的法律及其手段应用到调整“市民社会”生活中去了。（我们今天可以不用“市民社会”这一术语，终究已经不是17、18世纪的那种社会了，但社会自身仍然存在。）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过分强调国家的能动作用，为国家通过强制手段全面干预一切社会生活找到了法律依据。
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在理论上弄清政治和经济、国家和社会、公法和私法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但是应当说，这一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国家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时代应该过去了，相应的观念也应当更新。我们既不是不要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国家万能的国家主义者，我们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就应当以社会为本位，不忘社会自身的作用和利益。
苏联的法学和西方国家法学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苏联的法学总是把法和国家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这在法学学科的名称上表现得最充分，如“国家与法的理论”、“国家与法的历史”等。似乎法只能是国家的工具和附属物。在西方国家，法学的研究则更多地把法和社会联系在一起，法社会学既是一门重要的学科，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应该承认，法是和国家、社会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今天我们所要特别关注的应当是进一步把法和社会联系起来。发展法社会学，重视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进一步发展法学的重要一环。
把法和社会联系起来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承认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仍然有一定程度上或者相当大程度上存在着“自治的社会”或“社会的自治”。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就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立意志。公法强调的是国家意志，社会上任何个人或团体均不能以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国家意志之上；私法的许多领域则容许个人或团体的意志不同于国家的意志。只有当事人的意志而没有国家的意志当然不行；反过来，只有国家的意志而无当事人的意志也不行。重要的是要准确地界定在法律调整的领域内，哪些应当是国家意志高于当事人意志，哪些应允许当事人的意志不同于国家意志。任何方面的过分倾斜均属错误地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句话，在调整社会生活的法律中应该正确地确定，哪些领域“法定优先于约定”，哪些领域应当是“约定优先于法定”。
关于20年来发生的第二件大事-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要从斯大林的一个著名论断谈起。斯大林曾提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组织经济”的职能，而资本主义国家则没有这一职能。这里，国家的这种“组织经济的职能”实际上就是指利用中央计划的手段把生产、流通、分配乃至消费都高度组织起来。一句话，就是全面地用国家的职能代替社会的职能。这一论断后来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影响至深。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会带来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相应地，应当确立适应这种变化的法律观念。
首先，国家组织经济之手是计划，社会组织经济之手是市场。苏联的法学理论就把计划看做是法律，违反计划就是违反国家强制性的法律。从法律角度看，一切都离不开利益和意志，权利义务都不过是利益和意志的法律表现。计划是代表国家的利益和意志。虽然主观上执政党认为国家的利益和意志就是全社会的利益和意志-“国家即是全民”，但事实上，客观上，国家的利益和意志永远不能与社会的利益和意志完全划等号。市场是代表社会每一经济活动成员的利益和意志，每个成员都按其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进行活动，这就需要国家的指导和必要干预。总的说来，计划经济属公法领域和公法手段；市场则属私法领域和私法手段。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中每个成员按其自身利益和意志的经济活动属私法领域和私法手段，而国家对其必要的管理和干预则属公法领域和公法手段。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就意味着从公法优先到私法优先。当然，私法优先只能就市场而言，不能任意扩大。
其次，法律既包含意志、又包含规律，意志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立法者的意志；规律是社会经济的内在法则、正义公平的法则。法律应是这种主客观的统一。这一原则看似简单，但真正做到是很不容易的。鉴于过去忽视客观规律的唯意志论给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生活带来的灾难，今天，我们要特别强调法律应符合客观规律。市场经济的法律就需要强调符合经济规律，民法通则中的基本原则诸如“平等、自愿、等价有偿”首先是客观经济的规律而不是统治阶级意志决定的。我们说市场经济活动的法律具有国际共同性（如海商法、票据法等），也是由这种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决定的，而不是什么人的偏好。法律虽然总的说来应视为主客观的统一，但在公法领域内，主观的决定因素，即统治阶级、立法者依其利益和意志而自由选择法律如何规范的程度，当然要远比私法领域为高。在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阶段，在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我们更要强调私法范围内法律应首先符合经济规律、体现经济规律，这是无可非议的，绝对正确的。
【关键词】 会计要素;要素定义;述评
一、引言
我国会计界对会计要素的研究大概可以归为1989年到1992年和1996年至今两个阶段:以1992年《企业会计准则》的出台和1996年开始筹备具体会计准则为分界点。1992年以前的研究多是为制定我国自己的《企业会计准则》 而进行的,而1996年以后研究则是在对1992年《企业会计准则》批判的基础上,为构建更完善的具体会计准则而开展的。1992到1996这中间四年则是我国会计研究者对会计要素的研究较为平寂的四年。
有关会计要素问题的研究是会计准则理论研究的基石。对会计要素问题把握得越好,就越能更好地制定和理解要素确认、计量和报告的准则。一般认为会计要素的定义是要素理论与实践联系的纽带。
二、会计要素具体定义
准确的会计要素定义,能更好地联系理论和实践,更好地使会计确认和计量具有实践上的可操作性(葛家澍1996)。定义应符合下述标准:首先,应能够表述出所定义要素的本质特征;其次,应符合汉语语法的逻辑性,做到文字通顺、语义流畅、没有语病、各要素的定义要在逻辑上保持一致。还应注意FASB和IASC认为定义不能作为确认、计量和报告各种问题的解答。在这里,笔者主要以1993年的《准则》和2000年《条例》及2001年《制度》的公认定义为基础,讨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这六个要素。而且笔者认为,只要抓住了经济实质,汉语语义只是一个逻辑上表述的问题,因此这里并不对有关汉语语义的问题进行评述。
总的说来,在1993年《准则》中,我国会计要素概念是会计对象要素的概念,对六要素的定义也都是以对会计对象及其本质运动的理解为基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计国际化趋势逐渐明了,在会计学术界和政府准则制定部门的共同努力下,2000年《条例》和2001《制度》的体系也加入了对会计目标的考虑,关注信息使用者面向未来的信息需求,吸收了IASC和FASB的研究成果(IASC较多),对会计要素定义在经济实质上有了更深刻把握。同时利润的计量采用满计损益观,而在满计损益观下,资产的定义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定义都以资产的定义为出发点,在这一点上《条例》和《制度》中更好地进行了协调。
(一)资产
在1993年《准则》中,资产表现为一种资金运用,价值的自然属性,所以将其本质界定为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但在吸收FASB和IASC研究成果后,2000年《条例》和2001年《制度》将资产定义作为其他要素定义的出发点,认为其是“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源,该资源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不但对资产的本质属性的理解进一步加深了,而且也与选择的满计损益观所要求的以资产定义为出发点更一致。
具体表现在:1.肯定了“能以货币计量”属于计量问题,不是资产的经济特性,所以不再纳入资产定义。2.明确了资产是企业的资源,核心在于其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但不提倡FASB的未来经济利益概念,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未来经济利益混淆了息和原物,利益本身和利益产生的基础(郭永清 2000);第二,未来经济利益是一个总体的概念,是由许多资产共同产生的,难以将其在会计上已确认为资产的项目和会计上还不能确认为资产的其他项目之间进行分摊(吴祥云 2000)。3.认定企业对这项资源的权力在于拥有或控制。此外,有些学者还对拥有和控制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研究,又提出两种不同意见。其中一种认为拥有必然控制,控制却不一定拥有,所以控制就可以概括拥有和控制的内容(吴祥云 2000);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控制的对象应是其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而不是经济资源(吕长江 梁化军,1997)。4.确定了该项资产是由过去的交易和事项取得,而现在拥有的。但是因为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借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在这一项目上的研究,我国的有些会计学者对于资产是由过去的交易事项取得的这一特性存在异议,因为他们认为衍生金融工具大多是尚未履行或处于履行之中的合约,与资产相关的交易与事项要在未来才能发生,所以“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取得或拥有”是否是资产的一个特性仍需进一步研究。
另外,葛家澍(1996)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又向前迈了一步。他认为定义的角度是会计,所以要素定义应有会计确认和计量的可操作性。而资源是经济学上的概念,如果用其来确认资产,会使得某些纯粹因会计账户平衡机理而出现在资产负债表资产方的项目无法确认,而不确认这些项目又会对信息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造成影响,所以他用“某个主体由过去的交易所获得的未来经济利益,可以用取得它的所耗成本或价格来计量的经济资源” 来定义资产,并将出现在资产方的“某个主体因为过去的交易所发生的、尚未分配的递延支出,它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净资产、能够用成本或价格加以确认的项目”称为财务项目。
尽管我国会计界对资产本质的理解不断深化,但是笔者认为对资产本质的研究不能孤立进行,应联系会计环境,不同经济环境下对资产本质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如随着经济的发展,智力资产在企业资产中的比重不断增加,这就会使得资产的内涵与现在的有所不同。同时,资产是从会计角度来定义的,所以还必须结合会计假设、会计目标对其进行研究。
(二)负债
同样,1993年《准则》的负债定义试图表现出负债是资金来源的一个方面,是价值的社会属性,认为其是“企业所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需以资产或劳务偿付的债务”。到2000年《条例》和2001年《制度》,负债被定义为“是指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现时义务,履行该义务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这个定义更好地抓住了负债的实质,而且同整个要素体系更好地结合起来。表现在:首先,明确了“可以货币计量”这一特性是计量的要求,不是负债的经济实质,所以将其从负债的定义中移走;其次,认清了负债的本质是一种经济义务或经济责任,而非债务;再次,明确了这种经济义务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体现出了其与资产定义的联系,虽然流出的形式可以是资产减少、提供劳务、增加负债,三种中任两种的组合,或将其转化成权益,但最终的结果是经济资源的流出;最后,肯定了其应是由过去交易或事项引起的现时义务,但有些学者认为如果义务是现时的,就意味着是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引起的,所以在定义中可以不提“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另外,与资产类似,葛家澍(1996)认为我们所定义的负债是会计上的负债概念,要素定义应具有确认和计量的操作可行性,因此对于某些由于会计账户的平衡机理而出现在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却又不是企业经济义务的递延收入项目,也应作相应的定义。
同样,这里对负债定义的研究也只是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不同经济环境下,负债的内涵会发生改变吗?将如何改变?这些都还需继续研究。同时也应将负债置于与会计假设、目标等概念的联系中研究。
(三)权益
1993年以来,不论是从会计对象要素出发,还是用会计对象加会计目标理解会计要素,我国采用的权益理论一直是所有者权益观。一直将权益理解为所有者权益――所有者享有的权利。这个理解抓住了所有者权益的本质。1993年《准则》的“企业投资者对企业净资产的所有权,包括企业投资人对投入资本以及形成的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和2000年《条例》和2001年《制度》的“所有者在企业资产中享有的经济利益,其金额为资产减去负债的余额”,仅仅在表述上有所变化。《条例》和《制度》称权利为“所有者在企业中享有的经济利益”,以资产的定义为基础,更好地与要素体系的定义统一起来,同时揭示出其与资产、负债在数量上的关系。另外,FASB和IASC都强调所有者权益是一种剩余权益,而这确实也是所有者权益的一个特性,因为其体现了会计等式所描述的要求权的不同性质,所以是否应在我国的定义中指明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还应注意,所有者权益在账面上的金额等于资产减负债的金额,但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权益的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相脱离,所以不能认为资产减负债的差额就是所有者权益的价值。另外,对所有者权益的理解其实是与所采用的不同的权益观联系在一起的,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决定了所采用的权益理论是所有者权益理论,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目前整个经济学乃至会计学的财务资本至上、资本雇佣劳动的前提假设有可能瓦解,资本与劳动相互合作,所以权益观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应该重新审视权益的内涵。
(四)收入
我国会计界对收入、费用和利润的定义分歧较大,同时这三个要素也是FASB和IASC持有较多不同意见的要素。1993年的《准则》认为收入是一个为产生利润增量而设的概念,而且其只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作用。在借鉴国际上先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国对收入内涵和外延的理解进一步加深,《条例》和《制度》中的收入定义更符合会计规则,也和整个体系更一致。体现在:首先,由于会计国际化以及流入量理论在当前经济环境下的实践价值,在1997年的《企业会计准则――收入》和嗣后的《条例》和《制度》中,我国也采用流入量理论来定义收入,而1993年的《准则》用的则是流转过程论;其次,1997年的《企业会计准则――收入》和《条例》及《制度》中的定义都将收入的内涵界定为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入,更好地满足满计损益观的要求――与资产的定义相结合,而且准确地抓住了经济实质,因为无论其带来资产的增加还是导致了负债的减少,或二者兼有,收入的最终结果都是经济利益的流入;再次,收入外延也不再限于营业收入,还包括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及他人使用本企业资产等日常业务所带来的收入,基本与FASB相同。另外,借鉴IASC的研究,有些会计研究者还建议采用广义的收入,原因有二:其一,营业外收入的性质与上述收入相同(吕长江 梁化军 1996);其二,我国没有利得要素,所以将营业外收入并入收入则可为某些和营业外收入相关的经济业务提供确认依据(吴祥云 2000)。笔者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还需进一步展开,因为采用广义收入还是狭义收入不仅仅是收入定义的问题,而应与具体会计环境、目标联系起来、以一个系统的概念进行研究。不同的具体经济环境决定了不同的会计目标,不同的会计目标决定了不同的要素体系,不同的要素体系决定了收入的广义定义或是狭义定义。还需指出的是,IASC在收入的定义中强调了会计分期假设,而事实上,收入确实是一定会计期间的经济利益流入,所以有些研究者建议在定义中加入一定会计期间这一特性(张志康 1996)。
干胜道(1998)和王栋(2000)认为流入量理论的主要优点在于有实践上的可操作性,但这种实践意义是有一定代价的,其混合了“收入的计量、定时”和“收入赚取的过程”,从而对收入的性质不能充分揭示,而且流入量理论运用的前提是交易价格的易确定性。在工业经济时代,因为交易多为一次性完成,几乎没有后续交易,所以交易价格易于确定,但信息革命的到来使得不再以交易论交易,交易溢出严重影响了后续交易和商誉,因而流入量理论失去了其优势。在这种经济状况下,应选择何种理论用以定义收入还有待于继续研究。
(五)费用
费用是对取得成果做出的努力的计量。总体上说,传统会计模式所奉行的配比原则使得收入是费用发生的原因,费用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收入,所以费用的研究有赖于收入的研究。因此对费用进行定义要相对简单一些。尽管如此,我国会计界对费用的定义也颇费周折。在1993年的《准则》中,费用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耗费。有些学者认为在这个定义中,费用本质的界定不正确,因为根据《资本论》,各项耗费还可能包括利润,不仅仅是费用;而且生产成本也是生产过程中的耗费,却属于资产的内容。2000年的《条例》和2001年的《制度》对费用本质的理解更体现了以资产为出发点的定义要素的精神,认为费用是经济利益的流出,较好地体现了费用的实质,因为不论是以资产减少还是以负债增加的形式发生费用,最终的结果都是经济利益的流出。同时因为费用是在取得收入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的外延也随着收入外延的改变而改变:1993年《准则》中,为了与收入外延配比,费用被认为只是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发生的;而在《条例》和《制度》中,费用的外延也随之扩大到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及让渡资产使用权等业务而发生,基本与FASB相同。另外,为了要与广义的收入观相配比,某些研究者也建议采用广义费用观。同时,有些研究者认为仍需指出费用是一定会计期间的费用(张志康 1996)。
(六)利润(收益)
从1993年的《准则》到2001年的《制度》,利润一直被认为是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这体现了会计对象要素的影响,认为利润是一个增量概念。尽管除了不包含前期损益调整外,我国的利润在内容上与FASB的综合收益基本一致,但在经济实质上的认识则有较大出入,FASB的综合收益是一种权益上的变动;而我国的利润要素与IASC更有不同,因为IASC没有设置利润这一要素。所以,会计研究者们对利润的讨论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面,其一,是否需要设立利润要素;其二,利润的经济实质应是什么。
究竟需不需要设置利润这个要素?
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有必要设利润要素。因为利润是我国的特色,是我国国情的需要。原因如下:第一,《准则》(1993)、《条例》(2000)和《制度》(2001)中的利润都含有收入费用没有定义的内容,所以如果不设置利润的话,相关内容就无确认依据(韩志馨 1996);第二,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企业实现的经营成果仍然要在国家、企业、职工之间进行分割,划分出“利润”有利于具体操作(劳秦汉 1994);第三,是我国目前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要求,因为利润的本质是一种“资本要求”(吕长江 梁化军 1997)。
而认为不应该保留的人则认为,取得收入和发生费用其实就是资金在企业内容的运营,它们始于资产,最终结果也是资产的增减,因此收入与费用配比的结果(损益)仅仅表明资产的增减量,所以设置利润要素是毫无意义的(罗飞 唐国平 2000)。
但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弄清会计要素分类标准。会计要素的确立首先是会计对象本质运动的结果,其次确立的这个会计要素还应是会计目标要求的,并根据会计目标的定位进行细化,再次,会计要素的设立还需有其会计意义。从会计对象本身的运动理解,利润首先是一种增量,是为了计量增量才产生计量增量的原因――收入和费用的需要。同时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有关企业资本保持和经营者经营业绩的情况,这些情况也是所有者关注的信息,因而会计目标也应有所要求。另外,利润还有报告这个会计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设置利润要素是必要的。所以笔者认为,前面提到的支持设置利润要素的理由都不能算是充分的理由,它们都没弄清设置利润要素的根本原因,利润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要素,如果是的话,美国的综合收益要素又作何解释?而认为不需要设置利润要素的学者,则是没有搞清存量要素和增量要素之间的关系,否认先要计量增量才有计量产生增量的原因的需要,从而颠倒了利润和收入费用的顺序,而且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利润在会计报告上的重大意义。
而有关利润的本质的认识,至今也未有定论。
《准则》、《条例》和《制度》以及一些学者都认为利润是经营成果,但是实证研究结果却表明,利润只能解释经营成果的一部分,并非全部。葛家澍(1996)将其定义为经济要求权的变动,吕长江和梁化军(1997)将其定义为对资本要求的结果,却似乎又完全忽视了利润用于衡量经营成果的作用。吴祥云(2000)认为利润是收入与费用配比的结果,而收入是经济利益流入,费用是经济收益流出,所以利润就是经济收益的净流入。笔者认为这个定义较好地抓住了利润的本质,表现出了经营成果的内容,也将利润所表达的增量与原来的存量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来,同时也贯彻了以资产定义为起点构建要素定义的精神。如果要进一步认识利润的本质,笔者认为还需结合会计目标的定位进行。
三、结语
本文以1993年的《准则》、2000年《条例》及2001年《制度》中关于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这六个要素的公认定义为研究基础,以会计要素的经济实质为研究主线对其进行了粗浅述评。总的说来,自1993年颁布《准则》以来,我国会计要素概念主要是会计对象要素的概念,对六要素的定义也是以对会计对象及其本质运动的理解为基础,在2000年《条例》和2001《制度》的体系加入了对会计目标的考虑。总体上,我国对会计要素定义的研究已有一定的基础,但仍需结合具体的会计环境、会计目标定位和传统的会计规则进行完善,关注信息使用者面向未来的信息需求,采用满计损益观计量利润,以资产定义为核心和出发点来定义其他会计要素,定义出符合我国实际国情需要的会计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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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0年代末，尽管在经济学科分类中，把数理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学科中数理经济学一级学科里的二级学科，但是中国经济学界对数理经济学还是采取一种不接受的态度，在介绍和引进西方经济理论和学说时，极少有人予以关注，或一概斥之为“没有多少实质内容的”，“玩弄数学游戏的装饰品”。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管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理论建设，数理经济学起着或即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国际经济学界自不必言，就是在中国，在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当中与之后，数理经济学的重要性不会在我们习惯上所称的“西方经济学”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更为重要。当面临着“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理论危机而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时，中国经济学界非常注重两本著作，一是萨缪尔逊与诺德豪斯的《经济学》，二是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一致的评价是，认为前者将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分析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综合在一起，形成了“新古典综合”体系，后者以微观经济理论为基础，逻辑推导出宏观经济理论，使微观与宏观经济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理论体系，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新古典理论范式的新综合。我们不得不佩服这种“戴高帽”式的研究方式的渲染作用。
其实，萨缪尔逊的《经济学》也好，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也罢，都只不过是大学一年级采用的初级经济学教科书，专为学生学习经济学方便而提供的一种入门式导论性课程而已。从研究的角度看，真正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并非“范式”，而是西方经济学家研究问题时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与进步缺少的也正是先进的研究方式与精确的研究方法。因为只有研究方法正确有效，才能真正能够解决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理论问题。比如说，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已被正式提出和认可，但是，采用中国传统经济学那种通常采用的思辨式论证方法就不能或根本不可能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从近代经济思想史可以了解，阿罗（K·JArrow）和德布鲁（G·Debreu）采用公理化分析方法最终证明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性问题，从1874年瓦尔拉斯提出一种一般经济均衡模型开始，到1954年阿罗和德布鲁共同建立了私有制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并首次利用不动点定理证明模型中均衡价格的存在性为止，其间经历了整整80年之久。那么，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性问题应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和运用什么样的工具才能有效
地解决这一问题呢？总不能说问题的提出就是问题的解决！根据不完全统计，就这一问题的讨论，全国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的文章、论文不下500篇，许多人都自称他们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中央电视台在中华学人节目中还专门报道了山东某高校一位学者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根据本人的研究了解，在找到新的研究工具之前，是不可能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的。
科斯说过，“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也只有私有制一种；但历史并没有对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证明其能否可行”，“如果在公有制制度的基础上也能建立市场经济，则这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可见，这个问题并非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而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理论难题。为此，相对于“瓦尔拉斯之谜”，我们可以把科斯的这一论断称之为“新瓦尔拉斯之谜”！显然，一种难题就不可能靠用通常的简单的方法来解决，反之，能用通常的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的问题就不能算是一种难题，这就需要寻找一种先进的研究方式或研究工具，那么它们又是什么呢？根据科学学的观点，一门学科存在的充分条件是要有自己的难题，一门学科存在的必要条件是它能够解决难题。要问“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它必须找到自己的难题，而且必须解决这一难题。解决难题必须靠严密的科学方法，萨缪尔逊的《经济学》能提供吗？不能，但萨缪尔逊的《经济分析基础》也许会对我们有所帮助。数理经济学能帮助我们学会如何找到一种正确的经济研究方法，这正是这门经济学科的科学价值所在。因此，重视对数理经济学的研究，不但对数理经济学学科本身，而且对促进中国经济学的进步与走向国际化是非常重要的。
二、数理经济学是一门形式理论经济学，是用数学形式来表示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并进行演绎的精确化经济学分支。它寻找一组与经济理论内容相吻合的特殊公理结构，探索经济理论体系在逻辑上的一致性，揭示经济学原理中隐含的经济变量间的函数关系，并提出规范性的原则或定理，进行推导以得出精确的结论。
从研究范围可以将数理经济学分为广义数理经济学与狭义数理经济学。广义的数理经济学研究经济理论的数学表达，探索经济理论体系与结构，研究新的数学方法在经济学领域应用的相容性；狭义的数理经济学则研究经济系统的稳定性、最优性和存在性。
数理经济学严格来说是一门定性的学科，它研究一类可定量化的定性经济系统。数理经济中的公理化内容是严格定性的，它只追求形式上的同构性。它也研究经济变量并确定一定的经济关系，但只是给出它们之间质的联系，而无须确定其具体量是多少。
三、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演化对经济理论的需求，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倾向于经济政策逐渐转到重视对基础理论、经济主体行为以及经济机制的研究。同时，经济理论工作者也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过去经济理论研究中普遍采用的文字描述方法进行思辨式推理分析，很难保证对所讨论问题的前提的规范性，前后推理的逻辑一致性和严密性，同时也就极难保证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易实证性和理论体系的精密性，也无法更好地实现中国经济学科知识的积累与增长。显然，缺少严格的科学研究方法，是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现实经济发展需要的重要原因，也是影响我国经济理论繁荣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学是一门用模型来思维的科学（凯恩斯语），而数理经济学则恰好是一门用数学模型方式来思维的经济学。现代数理经济学既是经济理论又是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借助于数学这一严密的语言，数理经济学把自亚当·斯密以来200多年发展起来的现有的经济理论精确化，把经济理论的基本概念与术语进行严格的形式化定义，构成可供严密思考的数学模型，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并且在构造理论模型的同时，对理论工具（方法）本身来说，经过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在工具（方法）的选择过程中，逐渐淘汰落后的研究工具与方法，引进新的或改良已有的研究方法，使数理经济学充满息息生气，成为一门繁荣的科学。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也应该吸取数理经济学的精华，不但要使自己的理论体系更加严密，而且还要使自己的理论也具有选择工具（方法）的功能，从而更好地实现中国经济学科知识的积累与增长。
科学进步理论的观点认为，用不同的方法获得不同的理论知识之后，理论还要经受检验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知识。如果把理论看成是一个相关的系统，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输入的是一些假设和条件，输出的是结论或观察结果，而中间则是一系列从假设推出结论的步骤，一种理论只有经受过对应性、一致性、可精简性和普适性检验之后，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这就是模型构造的过程。模型的这种构造过程同时也是一种选择艺术。理论是抽象的，从而是现实的简化。换言之理论就是现实的模型。理论创造的目的是要使现实世界成为可以理解的，而不是用一个虚构的框架来取代现实世界，因此，理论又是具体的。数理经济学很好地融进了这种模型选择的艺术。现代数理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的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就体现了这种抽象与具体、科学与艺术的统一。经济机制设计理论产生的背景与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场著名的“社会主义计算的合理性”大论战有关。1920年，新奥地利学派著名代表人物米塞斯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计算》为题，指出计划经济由于不存在市场，从而缺乏经济计算的标准，而没有计算就不可能获得维持经济运转的信息。
由于社会主义没有私有制和市场，因此不可能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从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哈耶克更进一步具体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逻辑上虽然可以进行合理计算的，但社会主义经济机制是个高度集中化的中央计划，每一个基层单位或企业要先向中央机构传递有关技术、成本、消费需求等方面的信息，然后再由中央机构制定详细的计划下达给企业，这就需要知道消费者的偏好、企业的生产技术条件，并且还要列出几百万个以上的供给和需求联立方程式进行求解，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知道这些信息并能解出这些方程式，但解出并得出结果之后，它们所依据的信息也已经过时了，这又需要重新计算它们。因此，社会主义在实际操作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以兰格和勒纳为代表的一方认为，社会主义摒弃私有制但可以利用市场机制，而且完全可以通过计划模拟市场的方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场大论战虽然以没有胜负的结果而结束，但是数理经济学家利奥·赫维茨（Leo·Hurwicz）则通过总结这场大论战的成果，利用构造模型的方式创立了经济机制设计理论。
赫维茨注意到，论战的双方尽管各执一方，但有几点却是共同的，就是信息及其信息分散是什么？它们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在什么意义下认为信息成本是大还是小？数理经济学家不仅仅需要对这些概念的外延与内涵进行界定，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构造一个模型来讨论经济机制和信息之间的关系。人们需要一个统一的模型来研究什么是信息分散化经济机制，这一模型应能够包括信息分散化过程，信息集中过程，市场经济机制、计划经济机制，以及
它们之间的各种组合形式的机制，因为仅仅把一个个的机制如市场机制或计划经济机制分别加以研究是不够的。显然，模型的构造过程就是一种理论抽象过程，因为它不是简单地把它们拼凑在一起，而是用一个统一的模型把所有的经济机制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的。经济机制设计理论把经济组织过程中的可设计性高度揭示出来，具有普遍的方法论上的意义。从整体性来说，这个理论是非常抽象的，它能把任何一个经济机制作为研究对象，例如它不但可以把市场机制、计划经济机制或它们的各种组合形式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同时还可以把无穷多种其他机制作为对象进行研究。从广度上来说它所研究的对象大到整个经济制度的一般均衡设计，小到对某个经济活动的局部均衡设计。从个别性来说，它又非常具体，对所要研究的具体机制，它能得出非常详细的结果。再进一步地，经济机制设计机理论推引出这样一种普遍性问题：任给一个目标（社会的或经济的）在分散化决策的前提下，如何设计一个经济机制（方式、规则、法令等），使得经济主体的个人利益和设计者的预定目标相一致呢？可见，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同时满足了对应性、一致性、可精简性和普适性的检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数理经济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每一进步，几乎全部可以概括为逐步改善对模型的选择，从而使它更加符合真实的经济世界。同时，我们也将领悟出一种理论创造的真谛。
四、构造数理经济学模型需要“原型”，这里的原型所指的就是经济理论的存在背景。在我国经济理论界，经过十几年艰难的理论探索，应该说理论的选择已经完成：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改革时期，各种理论的竞争是必然，理论的替代也是自然的，但是我们可以说，把中国数理经济学的“理论原型”确定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应该是相对稳定的，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建立起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方法论，使构造的数理经济模型与我国的经济现实相符合。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的基本性质及其研究的方法论，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及其理论体系的方法论特征。
从理论模型方法的选择角度看，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过程也就是探索理论选择的更合理方法的过程，与西方私有制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是以一种完全竞争系统为研究的出发点不同，我们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是一种竞争合作系统。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表明，在整个经济系统中，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具有较高程度的竞争性特征，而劳动市场则具有合作性特征，所以总体市场的特征恰恰是竞争合作的。竞争合作经济系统可以较为完备地描述公有制市场经济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本质特征。与一般的社会冲突行为不同，经济主体的市场竞争行为的结果并不是零和性的，即一方所失就是另一方所得，而是得失之间有剩余。有剩余是经济系统与其他系统的主要区别。有剩余就要再次进行瓜分，于是就有商量、协商、谈判、勾结等既竞争又合作的行为。再者，从经济系统的结构来看，作为一种契约结构的企业“可以替代市场”（科斯语），使一种由有组织的基本单位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具有更高程度的合作性质。完全竞争经济的概念对自由（无组织）的市场制度的描述是恰当的，但是，它对有组织（具有企业结构）的市场制度的描述则显得相当空泛，只不过是“自由商业领域中的一个空洞无物的花架子”（熊彼特语）。相形之下，竞争合作经济的概念内涵则要丰富得多。对竞争合作行为，对策论方法可以作出精确的描述与解释，并直接应用于经济理论研究。竞争合作经济正是基于对经济系统的这种本质认识，以及找到对策论这种恰当的研究方法的前提下提出来的。以竞争合作系统为研究出发点而得以发展的中国理论经济学将要证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具有相容性这一理论难题。
合作对策论方法非常适合于竞争合作经济系统的研究，是研究该系统的有效理论工具。以数理经济学家夏普利（S·Shapley）、苏比克（M·Shubik）为首的耶鲁学派在合作对策论研究上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合作对策与非合作对策方法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允许局中人事先形成协议而后者则不能。在非合作对策中，局中人不许事先商定如何选择策略，对已取得的收益（或报酬）也不许在局中人间进行重新分配。而在合作对策中，对局中人不作这些限制，他们可以进行充分的合作，允许事先商议，交流信息并协调他们的策略，在结局后并可以对局中人所得利益的总和进行重新分配。由此可见，非合作对策集中研究局中人的个人理性决策对博弈结果的影响，而合作对策则侧重于探讨如何取得合理的或公平的可能性条件对可接受结果的影响。合作对策论方法用来表达竞争合作经济系统，将会演绎出与传统经济理论许多不同的新的性质，为经济世界中丰富多样的各种竞争合作现象提供科学的解释。
五、在完成寻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原型和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的基本性质之后，构造数理经济学模型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再根据原型，运用“清醒的观察（凯恩斯语）选择性态良好的模型，这是数理经济学研究的一道程序。“清醒的观察”是什么意思？凯恩斯指出，好经济学家是很少的，因为运用清醒的观察选择好的模型的天才看来是非常少的，虽然这样做并不要求有高度专业化的知识技术。很显然，他所指的是经济学家敏锐的透视力，并利用它来理解模型的方法论特征的能力，而这一点，恰恰是非常困难的。正如前所述，一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原型和系统的基本性质已经确定，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要整理出认识公有制市场经济的规律及其理论体系的方法论特征，使所构造的数理经济学模型与我国的基本经济现实更加吻合。这也就是说，认识的方法论模式也必须通过筛选而确定下来，才能有利于模型构造者进行清醒的观察。
从认识方法的角度看，我们认为，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体系的特征是非均衡的、集中化的、控制的和解释性的相反，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原型的中国经济学的新理论体系的特征应当是均衡的、分散化的、激励的和设计性的。
一般均衡理论家哈恩（
F·Hahn）曾经指出，均衡是个未能被人们、甚至未被经济学家充分理解的基本概念。均衡是一种只与市场相联系的理论概念，一个市场被看作处于均衡状态是指买卖双方都不打算改变他们的出价。然而，一般均衡理论关于均衡的含义却使用了一个限制性的定义，即认为假如成交价格是均衡价格，那么市场上买方按照价格愿意购买的数量恰好就等于卖方按照该价格愿意卖出的数量，这时市场就处于均衡状态。但是可以证明，从市场均衡的一般意义来说，市场的供需平衡只是一个充分条件，而不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单个市场极难保证处于均衡状态，只有各个市场间的相互作用才能确保均衡状态的存在。所以，均衡分析方法论主张通过找出一套相对价格，而不是单个的市场均衡价格来了解一个经济系统的性质。
市场均衡的最准确模型是由瓦尔拉斯的“拍卖喊价”形象地给出的，人们对外在环境发出的信号作出反应而进行讨价还价摸索地进行。没有任何一个集团可以控制这一过程，因为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是如此复杂多样，以致没有一个“能人”能通过某些巨大的交换台或计算机，有意识作出与之对应的计划或安排。“拍卖喊价模型”能体现了均衡概念的最本质特征，不但具有非常广泛的社会科学意义，契约模型、合同模型、协商模型等多种不同种类的社会科学模型都只不过是它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与社会系统的本质特征是同构的：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系统，系统中的个人间的相互适应，产生出一种“自发的秩序”，与生物过程一样通过自然过程形成的整体，体现了机能上的有机结合。但是人们的计算能力根本不可能完全预测和提供这种多样性的任务，而多样性正是自然力量的创造性特征。“清醒的观察”到这一模型的普遍性意义是经济学对社会科学作出的重大贡献，正如熊彼特所声称的，瓦尔拉斯在120年前所写的《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所阐发的这一模型，其意义可称得上是“精确的经济学的一部大”。
人们计算能力的有限性意味着分散化的合理性是其自然的特征，从经济学理论上看，这种分散化可以解释为信息分散、利益分散、决策权分散。特别是信息分散化问题把空间因素纳入经济模型的构造要件中来，通过特定经济机制的作用，信息从一个经济活动主体传递到另一个经济活动主体，这就造成了用于传递信息的空间。信息空间大小决定着传递质量的优劣与成本的高低，信息空间大，传递的信息量就大，速度就快，质量就好；相反，就会造成信息拥挤。但是大的信息空间将会提高信息传递的成本，影响信息传递的效率，因此人们总是在信息空间大小与信息传递的成本高低之间进行选择。数理经济学家把这种选择关系抽象为信息空间的维数与传递指标之间的关系问题，信息空间的维数决定着传递指标的多少，因而可以从信息空间的维数大小来评价经济效率的优劣。只有信息传递方式最为简洁同时信息空间维数最小的经济机制才是最有效率的。显然，分散化是构造市场经济理论模型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特征。
分散化必然导致激励的普遍存在。数理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表明，激励是对称性经济结构破缺的产物。例如，经济结构的一种微观的经济利益结构就是这样，凡一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有利益与代价，这种利益与代价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对称性的利益结构是利益与代价相等的结构。但是当利益与代价不对称时就会产生激励问题：利益大于代价时，他就会做并把它做好；当利益等于代价时，他可做可不做；当利益小于代价时他不做或不想把它做好。显然，个人、组织和社会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社会中每一个经济单位都会出现激励问题。从经济体制的转变上看，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原有对称性的集中结构经历分散化过程形成了经济活动中不同层次上的不对称性，孕育了契约关系，特别是形成了委托关系，这就在体制中产生了一种博奕结构，于是就需要一种能够激励经济主体提供真实信息的内容和手段，这样就演化出了激励机制。具有博弈结构的经济制度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某种制度的安排促使或诱导人们努力工作。
某种能够把人们的自利行为和互利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激励机制就称为激励兼容机制，它既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又是一种制度优劣的检验标准。一个经济机制是否运行良好要看它能否提供内在的动力（激励）使人们努力工作并把工作做好，一个经济制度如果没有能够产生激励机制，就意味着这种制度力量正在衰竭，这个制度就不可能长期存活下去。但是，在自利的行为下，有效的资源配置和社会成员如实地显示他们的偏好，即使是在分散化私有制市场机制下也是不可能达到的，这就是著名的激励兼容不可能性定理。赫维茨证明了，即使对只有私有商品的经济社会，只要这个经济社会中的成员数量是有限的，就不可能存在任何经济机制，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计划机制，能够导致帕累托最优配置，并且让每个社会成员激励出真实地显示自己的偏好。但是，有一种结论是肯定的，就是缺少激励机制的经济就更没有效率。集中化减少激励，分散化增加激励，而激励使分散更为有效，分散化链条使激励无限逼近激励兼容。数理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探索将会揭示出更多令人激励的崭新结论。
寻找激励兼容配置的等价形式导致了经济机制设计方法的广泛应用。正如前面分析得出的结论所指出的，设计性具有普遍的方法论特征，这一特征当然也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所具有的。如何设计出一种方法、方案或机制，使得每个社会成员都不虚报自己的偏好与信息，从而使整个经济系统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有效，经济持续发展，这正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中国经济体制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从而也就规定了中国理论经济研究的主要方向和主要内容。
经济机制的可设计性减少人们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照搬某种现有的模式。经济学不像物理学一样具有很强的实验基础，经济实验的成本太大，代价太高，因而用设计代替实验，通过模型来理解经济现实，预测将来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有关设计合理性的争论比起“事后诸葛亮”聪明的解释无疑将体现了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进步。
六、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伟大实践，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宏大制度革新系统工程。正因为如此，外国经济学家在不同场合、不同地点与不同对象跟中国经济学家进行学术交流时就同一问题问道：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理论是什么？这是使中国经济理论界感到十分尴尬的问题，因为直到现在似乎尚没有明确的答案。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没有找到自己的基础理论，但另一方面，却有如此众多的中国经济学家都在极力构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经济理论研究最不令人满意的事情，没有基础理论的理论体系不就是一座座空中理论楼阁而已！
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没有基础理论？这是中国经济学界最终要给予明确答复的理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论证以公有制为主体，促进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存在着其基础理论，是一项严肃的却又是相当艰难的研究课题，但又要必须极力予以解决。显然，寻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只能靠中国经济学家来完成。我们不能期望西方经济学家来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恰恰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数理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可以为寻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这一重要的理论任务服务。
数理经济学注重分析经济系统的最优性、稳定性和存在性问题，三者之中存在性问题最主要。一个经济系统只有明确地说明它具有存在性，系统的最优性和稳定性才有着稳固的基础。如果一个经济系统无法找到它的存在性，论证它的最优性或稳定性是没有什么理论意义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集中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前苏联和东欧众多经济学家，其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康托洛维奇在内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找到了实现这种经济系统最优性、稳定性的基本条件，但却无法证明这种经济系统的存在性。如果说前苏联的解体宣告了集中化计划经济的失败（或它的制度运行的生命周期就为70年左右）不是某种政治力量的作用，或制度力量的衰竭，从经济理论方面来考察，恰恰说明了集中化的计划经济系统没有存在性。这充分显示了现代数理经济学方法的预示能力：遵循科学的方法建构的经济体制具有“永葆青春”的能力，违背经济科学规律构造的经济体制只有有限的“生命周期”。数理经济学理论的预示与现实的启迪都给予我们一个明确的结论，经济系统的存在性问题是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于是我们可以推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性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问题。
经济系统存在性的证明运用的是一种经济公理化分析工具。经济学的公理化研究由美籍法裔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德布鲁首创于1959年，迄今为止已有40年的历史，但现在尚不为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熟悉。严格地说，经济公理化分析语言不是数学，而是经济学家用来进行严密思维的与集合论语言相类似的一种理论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家必须熟练掌握运用这种严格的标准的现代经济分析方法，通过构造一个准确的公有制市场经济均衡模型并找到恰当的证明方法，才有可能科学地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的存在性问题。在这方面，数理经济学家可能会比其他经济学家做得更好。
七、早在80年代初，赫维茨在多次访问中国后说：“我所以对这个国家感兴趣，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美丽的国家，还因为我是一个经济学家。你们当然比我更清楚，最近几年内中国的经济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不久的将来还要进行很多重要的改革。我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对你们的经济改革是有帮助的，但现代数理经济学的帮助可能更大。我不是中国经济政策问题的专家不打算谈这方面的问题。我要讲的是一些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技术，它们有助于研究经济改革的各种可能性和后果”。赫维茨指出了现代数理经济学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经济理论建设的作用。很可惜，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理论界有意无意地忽视数理经济学的这种重要性，使得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不能像其他科学一样进行有效的分工，推迟了中国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和研究力量的积蓄。
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系统，经济学也应像其他“直正的科学”一样，具有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三个完整的层次。中国经济学家也应根据自己的兴趣与专长进行有效的选择，集中有限的研究资源和短暂的生命周期，在一两个学科领域里真正做点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研究工作。这比现今那种无所不能、包打天下、追逐热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研究风气，无疑将是一种进步。从学科性质上看，数理经济应是经济学的基础科学，就如同理论物理是物理学的基础科学一样。重视对数理经济的研究，对于中国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健全完整的经济学学科系统，形成经济研究分工机制，最终促进中国经济学研究水平的提高，都是非常重要的。【收稿日期】1999－01－0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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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rrow,K.andM·D·Intriligator,HandbookofMathematicalEconomics(Ⅰ).(Ⅱ).(Ⅲ),ElsevierSciencePubishersB.V.1991.
【关键词】数量经济学 函数形武 经济模型
数量经济学是以现代经济理沦为基础。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及其计算工具。通过对经济变量之间数量变化规律的研究，描示经济运动内在规律性的一门科学。它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690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政治算术》的出版。1933年美国经济计量学会的成立段《经济计量学》的出版，是它正式置身于经济学科舞台的开端。50年代以来。电子计算机及计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数量经济学的繁荣，从而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学成了计量经济学的时代”。数量经济学与技术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学的两大新兴学科。在研究中广泛采用了现代经济理论的成果和经济教学方法，并具有鲜明的交叉学科特征，因而具有了其他经济学科难以替代的优势。
一、我圈数量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历史
经济理论的数量化研究不仅可以使人们对已经揭示的经济规律有更深刻的认识， 还有助于人们从研究某些经济现象中揭示未被认识的规律。因此， 它能起到较为精确地反映客观经济过程， 定量地分析、预测和论证经济过程的运行和发展趋势， 并推动经济科学向前发展的作用。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友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我国自五十年代起就已纤开始注意建立和开展经济数学方袂的研究卫作。建国初期， 经济学界曾肴手把数学方法（主要是线性代数）引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研究中， 而在宏观经济分析及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中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及其工具， 则己经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事了。大体来看， 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如下三个主要阶段：
（1）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由于“左”的错误倾向和“”指导思想的失误， 经济生活遭到破坏，造成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局面为了挽救这一局势，中共中央在1962年明确提出了调整经济的指导方针当时， 许多经济学家认识到有必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经济效益及经济核算等重大理论间题。因此， 我国数量经济学在研究刚刚开始起步的阶段， 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积累与消费、速度与效益、农轻重等重大的比例关系， 并为当时经挤的调整与稳定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客观依据。
（2）197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重建、繁荣阶段。这一时期， 数母经济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科李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 开始走向正规的研究和发展阶段。从此， 它开始受到关注， 并与实际应用结合起来，直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服务。我国1979年3月正式成立了中国数量经济学会，1982年建立中国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近几年来， 我国已公开发表的数量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己达到1000多篇，1981年我国开始编制了146种产品的实物型投入产出表， 原国务院技术拚究中心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 运用系统分析方法， 对200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行了多层次的可行性研究、分析和预测。
二、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的现状
不可否认， 近年来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已初具规模， 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 客观地考察和分析纵观其发展进程。我们认为其结果并不令人十分满意。
（1）从理论构造看， 经济理论数量化发展到今天， 最终未能导出一个严格而又为大众接受的理论体系。
（2）从应用方向看， 我国数量经济学过于侧重对全国和地区的宏观经济计量的研究， 而忽视了开展企业（尤其是大型综合性企业）经济计量的研究。因而，经济计量方法作为短期预测技术的作节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水平较低。
（3）从研究的方式看， 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数量经济学的研究偏重这一学科所采取的方法， 而忽视了数量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不仅如此， 在运用和建立数量经济学方法时， 重引进、吸收和借鉴， 轻发挥、创新和改进。
三、我国数里经济学发展的方向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既要学习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 更要以马克思全义的科学作为基本前提和出发点。我国数量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数理科学。因此， 在发展和完善这一学科时， 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作指导， 结合本国国情， 正确处理理论研究与应用的关系， 使它具有中国的特色， 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服务。
但目前， 我们在把数学用于理论经济学研究的现阶段，己经突出地感到缺乏适合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充分成熟、发达和系统的函数形式及其内容。虽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函数形式及其内容有许多地方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 甚至有的地方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比用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更为合适， 但是， 庸俗经济学的任务是要美化资本主义制度，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函数形式及其内容毕竟主要是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而建立起来的， 所以它根本满足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需要。总的来看， 科学发展到今天， 马克思主义数量经济学正沿着三个主要方向发展：第一，借鉴西方的研究经验， 利用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中现有的函数形式及数学模型或在此基础大进行形式上的“改进”或“修补”；第二，扩大在解决具体经济问题和任务时产生的数学手段的使用范围；第三， 为适应经济科学的发展和经济实际的客观需要，已经开始出现专门为阐明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理论原理以及为进一步发展和研究它们而建立的工具。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数量经济学的第三个方向。
因此， 我们认为， 从现实出发， 上述第三方面， 即为阐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理论原理以及为进一步发展和研究它们， 从而建立起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函数形式及其内容， 是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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