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大众传播；低俗化；理论视角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大众传媒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方面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于文化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比如大众传播低俗化的倾向就是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娱乐新闻从文化新闻中分离出来，全球娱乐化地背景就开始形成，并由此引发大众传播低俗化、庸俗化的倾向。那么大众传播低俗化的表象与本质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又该如何来看待大众传播的这些现象呢?
一、大众传播低俗化的表象与本质探究
大众传播低俗化问题的产生是与广播、电影和电视等现代媒体的产生联系在一起的。在美国，自20年代电影作为新的媒体出现，社会学者想知道它对青少年的影响如何到今天信息时代人们想知道“因特网”对我们的影响如何，影响研究一直是美国大众传播学的主流。本文力图从大众传播低俗化的表象如：炒作明星绯闻、迎合猎奇心理、注重感官刺激、渲染暴力色情等中突围出来，寻找其本质的根源所在，并对其从理论的视角进行浅析。今天的中国社会就技术、经济、文化和发展模式等等方面都有着及其独特的特点，我们不仅要考虑大众传播低俗化在国际上普遍的表象，更要深究大众传播低俗化在中国存在的深层次的本质的根源性的问题。人们常常试图对大众传播做出各种褒贬：有时候人们赞扬大众传播使得人们联系紧密，有时候人们又批评大众传播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咫尺变天涯；有时候人们赞扬大众传播使得儿童的见识增多，有时候人们又批评大众传播使得儿童过早的接受了社会的阴暗面；有时候人们赞扬大众传播使得信息的对称性得到保障，有时候人们又批评大众传播使得信息爆炸让人们措手不及。同样在对待大众传播低俗化问题的倾向上，人们一方面大力批评大众传播低俗化使得社会人心惶惶，另一方面人们也在反思有没有扩大对大众传播低俗化的批判，是否大众传播低俗化真如想象中一样洪灾泛滥。
(一)大众传播低俗化表象。
大众传播低俗化表象一方面内容上是大众新闻的流行，即减少严肃新闻的比例，而将各种煽情性新闻作为新闻的重点；为制造卖点不惜捕风捉影甚至从严肃新闻中挖掘所谓的娱乐价值。另一方面在表现形式上，强调标题制作煽情化，刻意突出新闻事件的感官刺激、走新闻故事化、戏剧化的道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出版业也蓬勃发展。十一五期间，新闻出版业增加值年均增长7％。到2010年，图书出版达到600亿印张、70亿册，种数控制在25.5万种，出版重点图书1370种；报纸出版达到2030亿印张、500亿份；期刊出版预期达到140亿印张、30亿册。出版业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低俗化倾向，它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戏说历史，玩笑经典，游戏人生，搞笑爱情，低级时尚，无聊情趣等等，其中最大量、影响最恶劣的是在‘爱情’的幌子旗下贩卖低级庸俗乃至下流色情的东西。”
(二)大众传播低俗化的本质浅析。
伊尼斯认为传播有偏向，他认为考虑媒介对各种文明的意义，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见我们自己的文明偏向。同样，在讨论、研究大众传播低俗化的问题上，我们或多或少带着一定的传播偏向，但是一定要有比较清晰的意识。大众传播低俗化的种种表象是否就真如洪水猛兽一般可憎还是只是我们看待问题的偏见与理解程度不一样。
首先，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消费主义观念开始渗透到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随着大众文化的风行，人们就越来越关注大众传播过程中低俗化的问题。拉斯韦尔提出大众传播的三大功能的理论即环境监视、社会协调和社会遗产传承，后来赖特又增加了提供娱乐功能。大众传播的内容并不都是务实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例如文学的、艺术的、消遣性、游戏性的内容等。尤其在电视媒体中娱乐性内容占其信息总量的一半以上。传媒的娱乐功能在今天已发挥得淋漓尽致，晚会、综艺节目等使我们的生活更有乐趣，人们在紧张之余享受着大众传播带来的通俗的快乐。对于当前传媒的这股娱乐化潮流，我们首先应看到其合理性．受众从中获得娱乐化享受的感情期待。以前．我国传媒的功能只是一种宣传和教育的工具，所以传媒娱乐化潮流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以往娱乐功能开发不足的一种阶段性补偿。另外，传媒的商业化运作还促使媒介真正树立起受众观念，重视受众。
其次，大众文化的发展动力是以欲望推动欲望，这种以欲望推动而发展起来的文化，如果没有把握住‘度’．就很容易走向浅薄．走向庸俗，走向一种无聊的狂欢。我国的大众传媒业日益发展繁荣，媒体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由于竞争的压力存在、从业人员自律不强与法制不健全，大众传媒存在的问题逐步暴露，遇到的麻烦也越来越多．如格调低下、低级趣趣味、色情浮秽、文化垃圾等，解决这此问题基本的是强化自律意识，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但当务之急是加快大众传媒的立法，在依法治国的方略下．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建立和健全有关大众传媒的法律法规．使传媒、受众、经营者和管理者都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从而维护传媒的正确导向和健康格调．遏制和清除传媒的各种腐败和丑恶现象。
最后，大众传播的低俗化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大众传播的恐惧遗传。自大众媒介出现以来，人们就责难大众媒介对个人的思想观点、态度和行为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我们为什么动不动就谴责媒介带来各种有害影响呢?媒介效果的事实又是什么呢?公众对大众媒介产生一种矛盾倾向，既喜欢又憎恨，任何一种新媒介出现以后，人们都会蜂拥而上，兴高采烈的用它，但同时也可能举出一大堆对媒介效果不满的意见。对大众传播的恐惧遗传将一代一代传下去，一群人共有并且父辈传给子女的一套相互关联的信念和行为：指责媒介的可怕威力和恶劣影响。
二、大众传播低俗化理论视角剖析
(一)社会化理论和教化理论。
社会化理论是由斯坦福大学著名的心理学家本多拉提出来的。传统的观点认为一方面人的行为时外部引起的，另一方面人的行为的动因是>中动，本多拉综合这两种说法认为这两方面相互作用。教化理论是由格博纳提出来的，研究不同的个体或者群体在集体的语境中如何选择和解释信息。在对现实的估算方面人们估算社会的犯罪率、离婚率、一生中可能遇到的天灾人祸的概率以及可能遭受到别人的袭击概率等这些常被电视表现和夸大的方面，研究的结果表明，观众看电视的程度与估算的程度成正比。在对现实的察觉方面，研究者主要想知道由于电视的大肆渲染，观众是不是将现实世
界看成是一个电视中常常表现的那样阴暗的世界，回答是肯定的。在对社会诸问题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方面，研究者调查了观众对警察采用暴力手段的态度、对流产的态度、对种族问题的态度等等，这些方面也验证了教化论假设。由社会化理论和教化理论的研究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大众传播低俗化的问题除了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责任意识不强导致了大众传播低俗化的表象之外，其实大众传播低俗化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人们对于大众传播的恐惧遗传。这有其历史因素存在，但更多的是来自于传播的偏向，人们总是习惯于把恐惧夸大化，不加思索的为各种大众传播的表象贴上标签。
(二)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
诺依曼在《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中认为舆论的形成是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人们对意见环境的认知心理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经大众传媒强调提示的意见由于具有公开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容易被当做多数意见所认知，这种环境认知所带来的压力和安全感会引起人际接触中的劣势意见的沉默和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的螺旋式的扩展的过程，并导致社会生活中占压倒优势的多数意见――舆论的诞生。一方面是因为个人对孤立的害怕和对被认可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共性担负起类似法庭的重任，使得我们遵循业已形成的意见和行为态度。在大众传播中，媒介应该对所有事实尽可能的准确的陈述和不带倾向性的表达，应该严守事实。根据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的理论假设，笔者认为对待大众传播低俗化的问题上由于大部分人持大众传播低俗化如洪水猛兽的观点，导致持反对意见的个人在公众场所发表相反意见害怕被孤立。这种意识的反作用或者导致了更加自信的表达，更多的时候导致了沉默，对于孤立的害怕使得大多数人倾向于留意他人的意见。大众传播中低俗化的表象在很大程度上被大多数公众的观念所渲染，个别持相反意见的人们害怕孤立而不敢提出异议。
(三)使用与满足理论。
使用与满足把受众成员看成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得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的收音机家庭普及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初期的一些听众调查数据显示，那些以启蒙、教育和修养为目的的好节目并不拥有很多听众，而格调低俗的轻喜剧、肥皂剧和猜谜游戏等娱乐节目的收听率却高的出奇。这些现象的发生，使得一些学者对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及其背后的心理动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我们深信无人怀疑坏书对易受影响的年轻人的负面影响，也很少有人会质疑犯罪电影携带着不法果实。但是我们也必须思考大众传播的低俗化中我们是否夸大了他的负面影响。
三、总结
随着大众传播的发展，一方面，我们的大众传播媒介一定要承担起社会责任，要有新闻传播人的良知，但是仅有的道德力量还不够，必须用法律规范，群众监督。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夸大大众传播的低俗化问题，应尽可能的避免传播的偏向，排除恐惧遗传，实事求是，客观的讨论、研究大众传播的低俗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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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低俗文化是社会保持健康运行的必然选择
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中最具魅力的东西,是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性格的核心要素。事关民族存亡的最后较量往往是文化的较量,它植根于民族的骨髓之中。因此,引领一个民族走向光明和强大的领导人,必然会时刻关注文化的发展。2010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三俗”之风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
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兴盛,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市场选择,低俗文化也不例外。最近一段时间,与低俗文化有关的事件接二连三:电视的相亲节目被叫停,“凤姐”和“伪娘”相继走红,日本女优苍井空访问上海时受到热捧……一般认为,文化有雅俗之分,但雅与俗既是相对的,也是动态变化的,并有各自的受众群体,这是任何历史时期都普遍存在的社会常态。而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化自身,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摒弃糟粕、追求健康向上,以维系其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存在。有人说,低俗是相对而言的,世界上有各种文化,各种习惯,我们可以不接受而保持自己的信仰,但不应该去排斥甚至诋毁,因为每种文化都有其适宜人群,都有人追捧和信仰。这种看法显然是偏颇的。种种迹象表明,低俗文化就其功用和影响来说,是低级趣味的,它会使人萎靡和颓废,是不利于社会健康运行的;是与超凡脱俗、高尚情趣、积极奋进等具有社会进步价值的内容相背的。低俗文化之所以倍受指责,根本不在其“俗”,而在于“低俗”,即“跌破”了“通俗”的界限,它迎合了人性中丑恶的东西,违背了道德的基本底线。因而,对低俗文化的抵制,必然成为一个社会保持健康运行的行动选择。
低俗文化存在向社会各领域蔓延的势头
低俗的东西能否纳入文化的范畴还有待争论。我们姑且从最宽泛的文化定义出发,将低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任何历史时期都有低俗现象,也都有自己的低俗文化(比如骂脏话)。当前公众关注的低俗文化大多围绕性、金钱和暴力三大主题展开。本来,这些主题与低俗并无必然联系,但由于其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的低俗,即以荒诞、怪异等明显有悖常理的方式传播与传统道德相违的价值观,这些主题便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
对于何为低俗,文化界目前尚无统一说法,社会各阶层也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但从目前大家对低俗的通识来看,低俗文化是指那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公开宣扬的传播方式及传播内容。
比如,性主题方面的低俗性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直接暴露和描写人体性部位的内容;表现或隐晦表现、具有性或者侮辱性的内容;以带有性暗示、性的语言描述、性过程、性方式的内容;或全身或者隐私部位未着衣物,仅用肢体掩盖隐私部位的内容;相关部门禁止传播的色情和有伤社会风化的文字、音视频内容(包括一些电影的删节片段);动漫;带有侵犯个人隐私性质的走光、偷拍、漏点等内容;传播“”、“”、“待”等有害信息的内容;非法性药品广告和性病治疗广告等相关内容;推介和网上低俗信息的链接、图片、文字等内容。
再比如,围绕金钱的“金钱至上”、“甘当有钱人的小三”等公开宣传拜金内容的价值观;宣扬暴力、恶意谩骂、侮辱他人、恶意传播侵害他人隐私,以庸俗和性标题吸引点击等内容;宣扬“厚黑”,教人使诈,哗众取宠,恶搞等现象,以及某些“拜金女”、“炫富男”的出格言论,“某某姐”、“某某哥”的夸张表演等暴露“丑恶”的,均可列入低俗文化范畴。
一个社会得以维系和进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其能将积极向上的、健康的主流价值观和道德判断作为精神基础,用内在的道德自律与外在的法律强制使整个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低俗”的制造者、传播者只顾吸引眼球,把当可爱,把隐私当噱头,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矮化道德,萎缩正气,消解社会的良知、尊严和操守,使人性中的假恶丑披着“文化”的外衣走进人们的视野,从根本上阻滞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仅如此,大而化之的低俗文化有愈演愈烈之势,如果不及时加以引导,必将留下严重后患。
低俗文化产生的原因
人们有理由质问,是什么“惹火”了低俗文化?是什么在为低俗文化推波助澜?是什么力量使低俗文化时时欲从幕后冲向台前?巴蜀鬼才魏明伦说过,“文艺是林莽,宽容百鸟飞”。可以说,文化艺术对一切俗的东西,都有相当大的包容性,尤其在今天这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更是并行不悖。但“俗”而不“低”,“俗”不能违背法律和道德,不得突破道德价值的底线。如今我们看到的低俗之所以迅速变为社会公害,是一系列复杂因素苟合使然。
第一,受众为寻求自身感官刺激而选择低俗。埃里克・塞瓦赖德说,“任何一个低级趣味的人都不会有高级趣味,但是每一个自称趣味高级的人都有相当份量的低级趣味”。或为轻松一笑,或为感受集体的感觉,或只是一种不自觉地选择。低俗内容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一种真实存在的反映,但许多内容应有其既定的传播范围。如,我们虽不必像过去那样谈性色变,但对其大加详述恐怕也只能限于夫妇之间或专业课堂,而将其作为社交话题即为低俗,如“荦段子”;形形的“成人用品”也只限于在成人圈周知,不分对象长幼大肆广告便几近于恶俗。总之,低俗从一开始就在受众的心里占据一定生存空间。个人隐衷、床第之私、暴力之虐、金钱之逐这些与文化传统相异的、不可公开言说的话题一旦得到公开宣扬,人性中恶的因素便得以膨胀。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此为内因。
第二,个人对名利的不当追求造就低俗。不择手段的出名,甚至不惜出恶名,是许多急于追名逐利者的选择。众多的明星靠“脱”成名,如一些拍、“”的演员;以某种噱头和反常的言论赢得社会关注,“凤姐”即是一例。
第三,社会物质条件的充裕为低俗提供了生存土壤。饱暖思淫欲。人在物质条件得到满足时,精神便有了向外拓展的需求,而当高尚文化又没能占据思想高地时,低俗文化便乘虚而入。思想的禁锢、传播方式的落后、为饱暖操劳的时代只能是“手抄本”的时代,在呼吁性解放、追求性自由的时代自然开始兴起“”,而以丑为美、以假胜真、以恶为善的时代便沦为低俗文化时代。
第四,媒体为自身经济利益而造就低级趣味。网络、图书音像等出版物,影视,游戏等对于凡能吸引眼球、能带来更大经济收益的产品,无不倾心打造。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如果放弃了自身的责任操守,化身为低俗文化的掮客,就会助长低俗。
低俗文化的消解与道德体系的重建
对于如何整治低俗文化,见仁见智,笔者认为要从引导与管控两个大的方面下功夫。
关键词：三俗文化；社会根源；对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2-0098-02
当下庸俗、低俗、媚俗的所谓“三俗”的文艺节目不停地对大众进行视觉、听觉的轰炸，挑战我们的道德底线。这些以“俗”为义的文化粉饰乔装，入侵大众的认知，同时争议之声也四起。庸俗、低俗、媚俗的文化一边接受着道德审判、一边却又大肆流行。这些“三俗”文化是怎样产生的，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弥散开的，作为受众的我们是不是做了传递这些“三俗”信息的帮凶？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仔细探求。
一、由“三俗”的定义来看三俗文化
2010年7月23日，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1]至此，中共中央正式确立彻底反对“俗文化”的不正之风的坚定决心。这个指导方向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也从侧面告诉我们，当下社会已经存在的“三俗”文化已有泛滥之势。那什么是庸俗、低俗、媚俗呢？我们可以先从“三俗”的定义来逐一分析。
庸俗的解释有两种：其一是“平庸鄙陋；不高尚”。东晋道教学者葛洪在《抱朴子•穷达》中说：“庸俗之夫，暗於别物。”其二指“平庸鄙陋之人”。《抱朴子•论仙》有言：“庸俗之所贵；乃至人之所贱也。”[2]低俗的解释为低级庸俗。[3]该词在语气上显然比“庸俗”，贬义色彩更为浓重。媚俗的“媚”字有“逢迎取悦”之意，《孟子•尽心下》说：“阉然媚俗于世也者，是乡原也。”[2]笔者理解为该词用来批评巴结他人，有意讨好，曲意奉承的行为。而为什么庸俗、低俗、媚俗也是一种文化？如今也有很多人义正言辞地表示“三俗”也是文化，有存在的理由。殊不知，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大的制度和组织机构。[2]将“三俗”进行文化分类的话，它因属于狭义的文化范畴。这种意识形态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反映，不是整个社会或人类群体的精神财富。它的确归属于文化这一大的范畴，但仅是某一个，最多某一部分群体辐射出来的形态。“三俗”的这种文化成分我们暂且称其为一种“伪文化”，是我们要予以摒弃的。
我们要坚决反对三俗的决心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雅俗共赏”、“大俗即大雅”之中的“俗”文化概念是不是就是我们要反对的“三俗”呢？二者是共通的吗？前面我们从定义上基本对“三俗”进行了基本的了解，现在让我们再进一步追溯“俗”文化的来源，认识清楚在不同的语境中“俗”文化与“三俗”之间的不同，在反对“三俗”的过程中，可以使我们做到有区别地，有步骤地去伪存真，意识上也更加清醒。
二、“俗”文化与“三俗”文化的区别
“俗”文化在起源时，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带着浓烈的贬义色彩。“俗”与“雅”相对，从这两个字所出的最早的语境来看，二者并没有明显的褒贬之分，最重要的区分是指在类别上。“雅”最早指的是周王朝统治的重要区域，而“俗”与之相对，指其统治地区之外的其他地区。所以，“雅”、“俗”是这个时期仅指统治地区上的不同，还没有褒贬之分。《诗经》中风、雅、颂中的“雅”大部分是奴隶主贵族上层社会在重要场合，如典礼、宴会等所唱的乐歌。《易》、《诗》、《书》、《左传》和《论语》等重要典籍中也未见“俗”字的特别解释。在战国时期，也多指习俗、风俗，即由习惯而形成的某种特定生活方式，因为民众是广泛的，所以习俗、风俗中的“俗”字略含“平凡”的意思，但是主要是指通俗，大众易懂易接受而已，并不是就是特指“庸俗、低俗、媚俗”。如《周礼》云：“以俗教安，则民不愉”；《礼记》云：“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均是指某种民众的生活风貌，习性等。上文我们已经谈到“庸俗、低俗、媚俗”三个词大概是从战国后期，晋朝始有之。经过各个时代的演变，可以说“俗”字是有两重含义的。第一，指因习惯而成的某种生活方式时，如“民俗”、“风俗”时，是中性的；第二，当指低劣的、低级趣味的行为或者文化时就是贬义的。而今我们要反对的“三俗”具体指什么呢？在当今的文化语境下笔者的理解是：首先，粉饰太平、人云亦云，没有真正的艺术鉴赏力为庸俗；单纯地追求感官刺激、把文化都切割成快餐来消费便是低俗；文化没有独立的人文精神、应有的批判意识为媚俗。某些永远歌舞升平的晚会，充斥粗制滥造的影像制品，不关心百姓疾苦只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有偿新闻”，过度消费娱乐新闻或恶意炒作……凡此种种，皆为“三俗”的范畴，皆为我们必须剔除的毫无所益反有所害的文化。所以，“俗”文化与“三俗”各自所指的内容并非完全一样，这对我们正确地开展反“三俗”活动是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的。
三、“三俗”文化的社会根源
我们反对“三俗”文化的旗帜是鲜明的，“三俗”文化的大量涌现也绝非一日之寒，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产生的，有它特殊的社会土壤。仔细探求它产生的社会根源，是对其采取相应措施的前提条件。笔者将其粗略地分为三个方面：1.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文化慢速发展的错位。市场经济带来了强大的物质繁荣，经济总量日渐强大，但文化发展却与之错位。当我们不能科学地对待来的如此快速物质财富，理想和信仰便出现缺失，追求商业利益成为一切“三俗”文化坚持的法则。这样的大社会环境，为“三俗”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人们不再苛责文化产品里是否有对人类社会、理想信念的严肃探讨，更乐意关注这东西品是不是够轻松搞笑、低俗恶搞。另一边，很多从事文艺创作的人视域狭隘，恐惧政治，常常服务于某一特定的利益集团，以图利益均沾。他们对涉及民生等重大问题的题材往往避而远之，作品浮夸。失去群众基础的作品，自然不会有蓬勃的生命力，只能在“三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这场空前的经济浪潮中，经济基础本身可以服务于上层建筑，但二者却没有并驾齐驱。经济对文化的带动和促进并没有找到合理科学的路径，经济在一路狂飙，真正有价值的文化产品却失语。这个因素成了众多因素中至关重要的一个。2.高等教育质量的部分下降。我国的高等教育从一开始的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跨越式发展取得的成果固然令人瞩目，但膨胀式的发展必然导致无法做到求细求精。机械化的照本宣科式的教育和批量式的教学使师者无法对学生进行细致、正确的审美启蒙和引导，使得许多学生丧失基本的审美、判断的能力，艺术作品的深度和美感被肤浅的表层感受所取代。这相当于为“三俗”文化间接培养了主体和市场。我们如果再不加强高等教育“精耕自作”，那么“三俗”流毒便依然会倔强的存在着。3.媒体“受众为王”的观念。当受众与商品挂钩、商品与广告挂钩、广告与电视挂钩，“收视率为王”、“受众为王”便产生了。尽管“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一再遭人唾弃，但依靠广告收入为生的纸媒需要发行量、电视需要收视率、网络点击率，电影需要票房，恶性循环无可避免。这时候“三俗”再一次登堂入室，找到生存空间。2010年春节联欢晚会大量的拙劣的植入式广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这个中央级、全民性、有着良好悠久的品牌效益的电视栏目里，强制式地植入这么多广告，仅仅是为了获得天价广告费，多少显得有失身份， “三俗”乘此机会搭了一趟便车。比如当“艳照门”发生后，内地港台一片喧嚣。随后，事态越来越严重，流出的照片越来越多，网民对当事人的猜测、讥讽、嘲笑以及围观，几乎组成了一群临时的强大的网络暴民。不经意间，我们在消费着这个事件的时候，何尝又不是在消费着庸俗、低俗、媚俗的文化。网站当然换得了点击率，此时的媒体和参与到其中的网民不自觉地合谋，当了一次“传播”三俗的文化帮凶。
四、根除“三俗”文化的对策
上文粗略地将“三俗”文化产生的社会根源做了归类，针对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根除“三俗”文化的对策：1.经济发展应该正面作用于文化发展。我们用了30年的努力换来了物质生活的繁荣，却忽略了经济作用于文化的负面作用。我们的经济发展取得成果已经毋庸置疑，但作用于文化上除了在出版、录制、制作等这些技术层面上更加精细而外，其他的作用并不明显。但是，无论经济如何膨胀发力，都无法取代正确的文化观的引领作用。我们大可利用这种大好的经济局面为真正优秀的作品开辟道路，为真正有文化人格的作家作者提供创作空间，为大众提供一个赏心悦目的阅读、收看环境，而不是吹捧各种选秀、烂俗的相亲、无聊的顾镜自怜。2.高等教育的应更加“精细化”。这个问题从高校扩招开始，就引起过各路专家的争议。当然，直接将高等教育的质量下降或“三俗”问题都归咎于扩招显然有失公允。扩招是大势所趋，最近十年来高校的硬件建设也阔步前进，但软件建设却没有及时“更新”。这直接导致了高等教育的粗放式增长，学生得不到正确及时的引导，自我判断意识模糊，但可塑性又极高。这个受众群体庞大，同时又处在学校与社会之间，若干年后他们会肩负起服务社会、教育下一代等社会责任。所以，高等教育的软件建设、教育质量的“精细化”对根除“三俗”的社会根源是高瞻远瞩的一步棋。3.改变媒体的受众观。在许多人批判“三俗”文艺作品时，制作人一再想拿节目收视率高为挡箭牌。但是，他们明显可以忽略了收视率仅能代表关注度，大众认可度不是仅凭收视率这一点就能以偏盖全。大众媒体的传播能力强势，如果一再地让低级趣味的栏目一统天下，有胁迫受众、滥用社会公器之嫌，是种隐蔽的暴力。主流媒体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只是嘴上宣传要反“收视率为王”、反“三俗”而没有从实际行动上改变受众观当然不会起到效果。媒体天然有着聚焦和放大的作用，很多情况下受众是被动而弱势的。媒体应该“反客为主”，积极倡导健康、积极的价值观才是获得受众尊重、推动各方发展的正确方法。从以上分析我们可知，“三俗”文化并不等同于中国传统的俗文化。当然，“三俗”文化里包含的某些方面，古今皆有，但是在当代特殊的文化语境中，低俗、庸俗、媚俗的文化又显得更加泛滥，程度也呈有增无减之势。商品价值观植根于文化领域，受众便开始转变成消费者，作家的作品便成了商品。用需求决定生产是商品价值观的定律，所以文化沦落为“三俗”。有人试图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对低俗文化传播的纵容来论证“三俗”文化存在的合理性，但他们显然忽略了许多这些国家同时还有各种相应的约束手段。也有人试图用“后现代主义”理论来描述和解释“三俗”文化。但是“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有许多的争议，评价标准也就并不科学。
所以，我们首先正确理解什么是三俗文化，有了参照系统，理解它的社会根源，明白了它的生存环境，才能真正坚决地摒弃“三俗”，真正找到现代社会应该追求的文化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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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 大众传播 低俗化
“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新闻工作者肩头是沉甸甸的社会责任，笔下是公平正义。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搞好舆论监督，是党和人民赋予新闻工作者的光荣使命，是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然而在市场经济下，个别媒体过度追逐经济利益，造成当今新闻报道的低俗化倾向，在新闻界兴旺繁荣的背后，潜伏着股股浊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众传媒的公信力，对我国传媒业的健康发展也形成了障碍。
一、大众传播低俗化、庸俗化的表现形态
在我国的大众传播中，虽因广播、电视、报刊等信息传输方式不同，低俗化现象的表现方式、程度也各有差异，但总的来看，大众传播低俗化的表现形态大致可分为：过度追异猎奇，不惜夸大甚至编造假新闻；极度渲染暴力；以“性”为卖点，专打“球”；捕风捉影，恶炒明星绯闻；漠视苦难与死亡，缺少人文关怀；广告用语粗俗，给人不良暗示，虚假广告满天飞等现象。大众传播中的低俗之风，已与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不良广告一道被公众列为传媒业的“四大公害”之一，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谴责。
二、大众传播低俗化现象产生的原因
传媒新闻庸俗化的现象，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每一种社会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大众传播低俗化现象也不例外，而是多方面原因导致的。
1、欧美传媒低俗化传播趋势
近些年来，欧美传媒业信息传播一直呈低俗化趋势。与社会转型相应和的是大众通俗文化的风靡于世。这种时代背景中的庸俗化思潮，自然也会对新闻产生负面影响。庸俗化了的娱乐新闻，转型中的社会、文化因素，使得受众中产生了接受大众传播低俗现象的可能，也为迎合低俗化大众传播造就了市场。
2、某些媒体在走向市场过程中，盲目追逐经济效益
大众媒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诱人的市场利益的驱动和操纵下，有不少媒体把新闻信息当成商品来传播，强调媒体传播的经济属性，同时现在又没有相应的条文法规作限制和保障，于是总会有一些人“别出心裁”。其中最方便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便是迎合和满足一部分读者的低级趣味。媒体一味地迎合受众、寻找卖点，信息传播低俗化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3、读者的素质和动机
那些庸俗的新闻屡屡出现，且似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就是因为这类新闻存在着一定的读者市场。一些读者的文化水平和素质较低，以及某些人的“窥私”、“猎奇”等心理，从一方面促成了现在报纸新闻的庸俗化。另一方面，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受众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并不是新闻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他们有自己的喜好，对于报纸上的信息也会选择性地吸收。因此，受众的文化素质及其动机和需求，对于报纸的品味和风格有着相当大的反作用。
4、部分新闻从业人员个人素养的欠缺
近年来，随着新闻媒体的发展，新闻工作者队伍快速壮大，然而，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训练、新闻观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却成为薄弱环节，致使部分新闻工作者个人修养欠缺。由此，在报道中，个别新闻工作者只考虑能否吸引受众的眼球，引起轰动效应，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市场占有率，而新闻工作者的使命、理想、社会责任则被冷落一边。媒体从业人员社会责任感和思想素质的淡化，必然影响着信息传播也影响着受众。
5、政府部门对社会、文化娱乐信息传播监督的弱化
党和政府的管理着重于新闻节目，特别是严肃的政治新闻，经济新闻等。但政府对社会新闻、娱乐新闻的监督却是薄弱的。
三、应对大众传播低俗化的策略
大众传播的低俗化现象就像瘟疫一般，如果任意蔓延下去，不仅会败坏社会风气，而且会祸害国家和民族。所以消除大众传播的低俗化现象，抵御媒体低俗之风，既是当务之急，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首先，加强对大众传媒工作的领导，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大众传媒是我国影响最大的舆论工具，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所以必须加强党对大众传媒的领导。
其次，强调传媒职业精神，牢固树立媒体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意识。传媒职业精神的内涵包括对传媒职业责任的认识，以及对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道德的理解等。媒体的社会责任是社会对媒体的要求，是媒体必须承担的。要消除媒体低俗之风，媒体从业人员就应牢固树立社会责任意识，真正负起“把关人”的信息传播职责，以真实性、及时性和是否符合社会公众利益为信息选择和传播的标准，切实把低俗的信息内容拒绝在大众传播渠道的门外。
第三，强化政府对媒体的监管力度，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要抵制和消除媒体传播低俗化现象，党和政府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强化监管力度。同时要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行业自律就是要加强行业内的监督。要抵御媒体的低俗之风，我们应当进一步在行业自律规范建设及完善监督机制上下功夫。通过行业自律，不断纠正媒体传播中出现的低俗化之风，建立传媒业的良好社会声誉。
第四，增强对受众媒介素养的培育，提高其鉴别和接受信息的能力，建立一套较为活跃的大众传媒批评机制。受众是信息的最终接受者，所以受众的媒介素养如何，对于抵制不良信息侵蚀尤为重要。现在，我们在采用加强监督和媒体自律等方法遏制媒体低俗之风的同时，还应通过媒介教育着力提升受众的媒介素质，指导受众用批判的态度去接触和分析广播、电视、报纸等传媒信息，帮助受众提高鉴别低俗信息的能力，从而使受众在获知现代传媒传递的丰富信息时，自觉抵制和拒绝低俗信息的干扰。同时，应建立一套较为活跃和公正的传媒批评机制。这一机制包括传媒受众调整机构、监督机构、专业性报刊、评论人才与评论机构等，对各个大众传媒所传播的信息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评判和监督，从而引导并督促其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大众媒体的信息传播状况，事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面貌与文化生命。因此，我国媒体应该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克服大众传播中的低俗之风。
关键词: 韩国通俗文学起源发展过程
韩国通俗文学在语言使用上比较混乱,即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学,通俗小说与大众小说、报刊小说、商业小说、历史小说、家庭小说等概念没有十分明确的划分,根据论者侧重点的不同而随意使用。一般来讲,“大众文学”或“大众小说”使用频率较高,是与“本格文学(纯粹文学)”和“本格小说(纯粹小说)”相对的概念。“大众小说”侧重的是读者,而“通俗小说”侧重的是内容。“大众小说是为了迎合大众而产生的低级的商业小说”,对大众小说的这种否定性认识使大众小说的研究比较滞后,而随着很多通俗类大众小说的畅销,对通俗文学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关于韩国通俗文学和通俗小说的论著和论文也大量涌现。本文对韩国通俗文学的起源与各个时期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推理。
一、 韩国通俗文学的起源
韩国通俗文学是随着近代报纸的发行而发展起来的,比起诗歌等其他文学体裁,首先在报纸上连载的小说被看作是韩国通俗文学的起点。近代报纸发展初期主要是连载纯文学作品,而随着报纸商业性的加强,大众文学作品的分量逐渐变大,直至超过纯文学作品。
然而也有人认为韩国通俗文学可追溯到18世纪朝鲜后期的“坊刻本”小说(朝鲜民间出版业者以赢利为目的出版的小说),当时出现了职业讲故事的人和以出租图书为生的商人,而且中间阶层的势力扩大,韩国特有的说唱形式“盘索里”登场,小说的读者群也随之扩大,小说的商业化现象出现。在此之前的小说读者主要是上层贵族,随着中间阶层势力的扩大,一般平民也成为读者,小说内容也由符合贵族阶层的教训性内容转变为能够引起读者兴趣的娱乐性内容。但是这一时期的读者层是不是现在所说的“大众”的概念,“文学的商品化”是不是规定大众文学的唯一尺度等还是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高丽大学教授金明石认为:“朝鲜时代的坊刻本小说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众小说,而是传统通俗小说的末流、现代大众小说的源头,类似于中国的晚清新小说。”
虽然韩国通俗文学出现得比较早,但是对于通俗文学性质的理论性探讨却是始于金东仁(1900―1951),1919年,他在《朝鲜人对于小说的思想》一文中提出了他对于小说的见解。他把小说分为“纯艺术或纯文学的小说”和“通俗小说”两种。大众文学论就是从他对于通俗小说的分析出发研究的。但是,他对于通俗小说的评价是低级劣等的,持否定性的意见。标榜艺术至上主义,强调文学纯粹性和高尚性的金东仁,对通俗文学持否定态度是必然的。但是,把文学分为纯粹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两分法至少认定了通俗文学的存在,有一定的文学意义。由此可见,对于通俗文学的研究一开始就是在否定的态度下进行的,而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脱离这种偏见。
二、20世纪20年代的韩国通俗文学
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韩国通俗(大众)文学的看法或评价与之前并没有太大区别。1924年,徐右俊发表《恋爱文艺扑灭论》,站在拥护无产阶级文学的立场,认为恋爱文学追求猥亵性和性,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主张把恋爱文艺即大众文学驱逐出文坛。此主张基本是金东仁思想的延伸。在通俗文学研究的初级阶段,除了金东仁,基本都是在无产阶级文学阵营中进行的,所以他们所持的态度也大体是否定的。
对通俗文学有肯定性认定是从李益相(1895―1935)开始的,他在《为了读的小说》中指出报刊小说作家分为通俗作家和艺术品作家(纯粹文学作家),通俗小说和纯粹小说只是为了方便区别而进行的划分,并不能本质上决定作品水平的优劣。通俗小说不一定就是非艺术品,纯粹小说也不一定是艺术品。作家是否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去创作是判断通俗还是艺术的标准。他写这篇文章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鼓励在报刊上多多连载趣味性强并且读者喜欢的小说。
20世纪20年代韩国大众文学论的研究和讨论主要是集中在20年代中后期,以阶级文学论和批评为主,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关于大众文学的理论还没有形成体系。以廉想涉和梁柱东为首的民族阵营和以金基镇和朴英熙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阵营在报纸和文艺杂志上展开讨论。初期的讨论并没有派别之争,主要是对于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而且大部分研究者对通俗文学持否定态度,贬低其美学价值。另外,“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KAPF)”的成立使当时文坛分裂为民族阵营和无产阶级阵营,从而出现了“轻创作重争论”的现象。他们带有很强的目的意识,但是多角度的讨论和研究,客观上使大众文学的受关注度提高,对于批评的本质和认识也进一步深入了。这就为1930年代大众文学更深一步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三、20世纪30年代的韩国通俗文学
把大众小说看成纯粹小说的对立面,这种两分法的见解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
白铁(1908―1985)在《1933年度朝鲜文坛的展望》一文中指出,作家们正放弃艺术性的追求,转变为“低俗的通俗作家”。他指出,通俗文学的特质是色情性、荒诞性和推理趣味性。换句话说,他把通俗小说看作小说、空想小说和推理小说。
金南天(1911―1953)在《近来的新闻小说》中把当时报纸连载的长篇小说分为纯粹小说、纯粹与通俗之间的小说、现代通俗小说、侦探小说、电影小说等。但是纯粹小说并不多见,而那些局限于时事性、日常性的迎合低级读者兴趣和爱好的报刊小说比较泛滥。报纸追求商业主义的结果就是这些猎奇、感性、色情的要素增强,因此提议报刊小说中的这些要素应该马上去除。
20世纪30年代的通俗文学主要是就纯粹和通俗两面展开了拥护论和批判论的争论。大众文学拥护论者认为纯粹小说和通俗小说的目标和指向性不同,不能判断谁优谁劣,比较高地评价了通俗小说的价值。相反,通俗小说批判论者基本是无产阶级文学阵营的作家,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大众文学是颓废的大众文学。这些讨论基本脱离了本格和通俗、高级和低级、纯粹和大众两元对立的文学馆,以更加开放的视角来解释通俗小说。
四、光复以后至20世纪50年代的韩国通俗文学
1948年,金来成(1909―1957)在《大众文学和纯粹文学――幸福的少数者和不幸的多数者》一文中指出:“如果全体国民的文学修养、感受性以及作品鉴赏力提高的话,纯粹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区分也就没有必要了。”文学就要为了不幸的多数者而存在,而且要利用它的先导作用提高大众的文学修养。
20世纪50年代的通俗文学论在“纯粹”和“大众”这一问题上展开了拥护论和批评论之间的论争。郑飞石认为要抛弃轻视通俗小说的观念,绝不能忽视通俗小说的社会教化作用;方仁根认为具有大众性的小说才是真正的小说;李奉来(1922―1998)在肯定通俗小说的同时,认为通俗小说和纯粹小说的分歧来自于“文学创作中作家的态度”。不论他们批判还是拥护,二元对立的近代文学观思维方式还是没有能够得到克服。但是这些多视角的讨论,使大众文学论的探讨有了一定的深度。
1957年以后,对新闻小说和历史小说的探讨占了很大的比重,主要是因为战争后社会进入了某种程度的安定期,教育的发展使人们的识字率提高,报纸的商业主义性质更加浓厚,人们对报纸小说的关注度也随之提高。
李宗明的《侦探小说论》可称得上韩国文学批评史上最初关于侦探小说的文章,之后侦探小说的创作可以说一片空白,除了金来成和方仁根的几部作品外,市面上流通的侦探小说基本都是通过日本引进的西方侦探小说。金来成作为专门的侦探小说作家,创作和理论并行,对侦探小说的本质和体裁特征的探究上做了不少努力。
总之,20世纪50年代,通过金来成、方仁根、郑飞石、金东里等人创作和理论的展开,通俗小说的否定性层面的相当部分已经成功去除,因为读者的大众性和内容的通俗性而混用的“通俗小说”这一名称也修改为“大众小说”。
五、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韩国通俗文学
1972年,崔仁浩(1945―)的《星星们的故乡》在《朝鲜日报》上连载,标志着把女性肉体看成具有商品价值的商业主义小说的诞生。此后,一系列商业小说陆续发表,繁荣一时。1970年开始的产业化发展是商业主义小说产生的社会基础,是大众媒体的发达、读者购买力的提高和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这一时期的大众小说论还是仅仅停留在对文学现象的肯定或否定立场的揭示上。
这一时期的大众小说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表现城市生活,展现产业化时代的价值观。资本主义的发达带来拜金主义和金钱万能主义思想,逃避现实的思想也随之出现,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成为大众小说涉及最多的题材。第二,出现否定现实和抵抗现实的意识。对现实的否定以对家长制的否定为根本,挑战性伦理,否定婚姻制度。第三,具有以女性人物为中心的爱情剧特征,强调作品中女性的作用。通过以爱为中心的爱情关系和夸张的感情表现,塑造典型人物,体现爱情剧的特征。
20世纪70年代大众小说的最大特征是对现实的否定,而对否定的现实则具有一种抵抗意识。以前的小说大多是以现实逃避和趣味性为主,因而被认为具有一定的低俗性,而20世纪70年代大众小说部分扭转了这一看法。
1990年研究者开始了对大众文学美学、哲学性理论体系的研究和探讨。其中,朴成峰(1956―)的《大众文艺的美学》是对大众文艺美学和批评论进行体系化研究的代表作。他认为通俗性一直被人们误认为是低端的、猥亵的、模式化的、低贱的、批判性的代名词,但是现在的时代是大众性的文学、音乐、美术、电影、舞蹈、漫画和广告大受欢迎的时代。比起一部分精英阶层喜好的高级艺术,具有通俗性的通俗艺术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支持。
参考文献:
[1]姜万吉.韩国现代史.创作与批评社 ,1984.
关键词：低俗化；管理学；传媒
一、“青蛙现象”――后现代社会表征和大众文化的发展是低俗化的温床
把一只青蛙直接放进热水锅里，由于它对不良环境的反应十分敏感，就会迅速跳出锅外。如果把一个青蛙放进冷水锅里，慢慢地加温，青蛙并不会立即跳出锅外，水温逐渐提高的最终结局是青蛙被煮死了，因为等水温高到青蛙无法忍受时，它已经来不及、或者说是没有能力跳出锅外了。
青蛙现象告诉我们，一些突变事件，往往容易引起人们的警觉，而易致人于死地的却是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情况下，对实际情况的逐渐恶化，没有清醒的察觉。将此映射到文化传播领域，后现代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大众文化的发展趋势就是文化传播低俗化出现的热水锅。
(一)后现代社会表征。
后现代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转变，意味着具有自己独特组织原则的新社会整体的出现，意味着现代化社会化的后继时期，是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博德里亚描述说后现代时期是一个从生产性社会化秩序向再生产性社会化秩序转变过程中，技术和信息的新形式占有核心地位的新时期。在这一再生产性社会化秩序中，因为人们用虚拟、仿真的方式不断扩张地构建世界，从而消除了现实世界与表象世界之间的区别。后现代主义以激时的方式扭转了现代精神的价值，而抵达一种“无深度的平面”的临界点；在这里，一切选择不复是被选择过的“怎么都是”(费耶阿本德)使个体选择具有了随意性；在这里，现代精神所追求的确定性和明晰性被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所代替，断裂的文化使断裂的文化话语获得了无价值的宣泄；在这里，中心性和秩序性被置换成边缘性和无序性，于是中心隐遁，主体死亡，作者瓦解。
在后现代的社会背景下，大众媒体逐渐倾向于传播消费主义文化内容。传媒不仅关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事关全局的重要信息，也格外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关注他们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等。再加上传媒商业化动作模式的驱动，全球大众传媒传播内容日益趋向于消费主义，即传媒着眼于公众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创造。媒体传播主要报道休闲娱乐、购物旅游、居室装修、卫生保健、服饰化妆等内容，以及对大量生活消费的行情、热点、时尚与流行的分析，从而对受众实施物质生活消费的诱导，还有以大量的娱乐新闻和娱乐节目满足于受众的感官享受。
(二)大众文化的崛起。
探讨中国文化传播的低俗化的成因，首先必须关注这种文化赖以滋生的土壤，将目光聚集到当下中国文化的传播背景中来：主流文化(主旋律文化)、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娱乐文化)、高雅文化(精英文化)这3种文化形态与文化存在方式始终在中国社会文化中鼎足而立，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它们各自的内涵、特征及作用却常常由于社会文化整体的变动而变动。对于中国当前的文化格局，中国传媒大学胡智锋教授是这样勾勒的；主流意识形态强化；精英文化萎缩；大众文化崛起。作者认为，文化格局中大众文化的崛起正是催生低俗化的文化背景。到20世纪末，中国大众文化才逐步登上主流文化的舞台，并逐渐成为当今中国文化格局中最壮观、最庞大的一支队伍。其特征有二：一是大众传播媒介成为最具社会影响力、最主要的社会舆论来源；二是消费主义盛行，从政坛秘闻、名人私生活再到社会新闻，都可以进入大众文化消费领域，感官刺激与时尚生活充斥着各类流行读物。当前的文化格局中，大众文化占据统治地位、学术文化日渐衰微、高雅艺术沉沦、电影市场低迷，传播文化的低俗化也正是这一特定状态中各媒体相互竞争以及消费群体的娱乐需求增加中形成的。
后现代主义和大众文化发展悄然进注当代人的生活，在人们尚在酣睡中已经慢慢渗透，这是历史的必然，但在此温床上也滋生了低俗化的病菌，青蛙的命运取决于它觉悟的时该，文化传播的低俗化也是时候觉醒了。
二、“羊群效应”促进低俗化的成长壮大
头羊往哪里走，后面的羊就跟着往哪里走。在一群羊前面横放一根木棍，第一只羊跳了过去，第二只、第三只也会跟着跳过去；这时，把那根棍子撤走，后面的羊，走到这里，仍然像前面的羊一样，向上跳一下，尽管拦路的棍子已经不在了，这就是所谓的“羊群效应”也称“从众心理”。它是指由于对信息不充分的和缺乏了解，投资者很难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作出合理的预期，往往是通过观察周围人群的行为而提取信息，在这种信息的不断传递中，许多人的信息将大致相同且彼此强化，从而产生的从众行为。 “羊群效应”是由个人理导致的集体的非理的一种非线性机制。
大众文化造成的受众从众心理是文化传播向低俗化发展的心理根源。具有娱乐化色彩的大众文化，由于它的有趣性、刺激性，很容易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主题，然后，从众心理将导致更多的人在无意识中去大众媒介中寻找类似的传播内容，这样很多媒介会迎合受众需求而走上低俗化的歧路。CBS的王牌主持丹．拉瑟提出的著名的“后院篱笆原则”，就从某一侧面反映了这一点。按照拉瑟的解释，设想一天结束的时候，两位家庭主妇倚在后院的篱笆上聊天讨论的新闻，例如20世纪80年代有三件新闻事件：英阿福克兰群岛之战、中东战争和英国黛安娜王妃的新生王子。那么人们会趋向于谈论哪件事呢?在从众心理的影响下，当然是轻松有趣的皇太子话题。为此，拉瑟认为媒介应多报道皇太子的新闻，理由就是“后院篱笆原则”。
三、“破窗理论”诱导低俗化渗入精英文化
一个房子如果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它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一面墙，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有被清洗掉，很快的，墙上就布满了乱七八糟、不堪入目的东西；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不好意思丢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现之后，人就会毫不犹疑地抛，丝毫不觉羞愧。也叫破窗效应一扇窗户被打破，如果没有修复，将会导致更多的窗户被打破，甚至整栋楼被拆毁。由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观察总结的“破窗理论”指出环境可以对一个人产生强烈的暗示性和诱导性。
低俗化古已有之，但是之前的这些低俗化文化都被人们所鄙弃，并有明令禁止，像中国古代就有很多低俗化书籍是被设为了禁书的，如《金瓶梅》，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媒介机构多是由国家统管，属于国有企业，于是文化传播内容都牢牢的在国家掌控和监督下，因此，在此之前，低俗化文化传播内容都是在地下发展，难登大雅之堂，迈克儿．杰克逊的太空步与响指都被列为上不得台面的二流文化，人们也在心理上抵制它。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更多的西方文化和大众文化登上舞台，小报刊小杂志上的低俗化内容被更多的人接触到，《男人装》这样的杂志大胆的呈现在人们眼前，、话题、暴力、色情等频频亮相，这就如一个干净城市里的地面，因为几个敢为人先的人丢下垃圾，于是后来人的心理暗示性
和诱导性使得他们纷纷丢下低俗化的垃圾。以此发展，低俗化的垃圾已不能使人感到羞愧，甚至以此为乐，于是垃圾越丢越多，惭惭漫延到了精英文化的领域，新闻娱乐化、教育低俗化，甚至登上了政治舞台。比如，作为一个庞大的“新闻场”，“两会”对媒体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媒体多了，新闻少了，独家新闻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于是，制造形式，特别是“有意味”的形式就成为各家媒体吸引读者的新招数。日记体是把新闻做软的主要方法，早在 “两会”前，许多报纸就纷纷找到知名的代表委员，在报上开设专栏，写心得、谈感受。说白了，这类专栏的卖点不在“两会”，而是借助这些知名代表、委员的“明星效应”，提高发行量，提升收视率。再有，每年的“两会”报道，一些女明星主持都是媒体关注的对象，她们以独特的女性身份，穿梭于各会场追逐政要，又同时被穿梭于会场的同行围堵，被称为“两会”中一道美丽风景。
四、“木桶定律”制约文化传播的良性发展
组成木桶的木板如果长短不齐，那么木桶的盛水量不是取决于最长的那一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一块木板。水桶效应是指一只水桶想盛满水，必须每块木板都一样平齐且无破损，如果这只桶的木板中有一块不齐或者某块木板下面有破洞，这只桶就无法盛满水。是说一只水桶能盛多少水，并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也可称为短板效应。一个水桶无论有多高，它盛水的高度取决于其中最低的那块木板。根据这一核心内容，“水桶理论”还有两个推论：其一，只有桶壁上的所有木板都足够高，那水桶才能盛满水。其二，只要这个水桶里有一块不够高度，水桶里的水就不可能是满的。
纵观中国传媒，相比于此前的几年，少了纷乱，多了秩序，少了喧嚣，多了安静，少了杂花生树的繁华簇锦，多了谨言慎行的中规中矩，少了前后相逐的泥沙俱下，多了风平浪轻下的静水流深。近年来，国家广电总局先后就“电视违禁广告”、“电视选秀”、“整容节目”等媒体违纪违规现象亮牌，向电视低俗化的高调宣战似乎已经收到了预期的成效。
这对问题的整治不是问题的结束，却恰恰是问题的刚刚开始：观众不满也罢，行政责罚也罢，为什么电视动辄会踩到受众接受、社会道德的底线，而且稍不注意，就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呢?难道作为大众媒体的电视一出生就是道德文化沉沦的代名词，其自身带有先验性的“堕落”基因，非得靠“严加看管”甚或“严刑峻法”才能止住这一下滑的天然趋势吗?
对此媒体的通常解读是一个玄奥而直白的“三角形”这个“三角营销”的三个点是电视台、观众眼球和市场，即电视是抓住观众眼球，然后把眼球贩卖给市场。电视收视有趋低性，即向低处不断坠落的本能，在市场化的收视率的挤压下，只得妥协，放低身段――这似乎成为市场经济中“木桶理论”的翻版：一只木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块，而恰恰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电视所能被最广大观众接受的程度，取决于电视观众中层次最低的那部分。
参考文献：
[1][英]迈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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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知锋．《影视文化论稿》[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19－20
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泰囧》的票房传奇引发的文化思考，本就应该是多角度、多层次的，在一片唱好之声中敢于炮轰，本身就是值得提倡的。实事求是地说，晓苏指出《泰囧》代表的“贱下”与“炫富”的不良倾向，影片中也确实存在，期望《泰囧》的高票房提高国民素质，也确实是不现实的，至于会不会起到负面作用，现在下结论虽然为时尚早，但作为文化学者、参政议政者，先天下之忧而忧，也是理所应该的。
能不能由有“三俗”嫌疑的《泰囧》的高票房，就必然推导出国民欣赏水平偏低的结论，教授如果稍稍回顾逻辑学的常识，也许就不会如此断然肯定。就如晓苏自己的作品中，也不乏男欢女爱的描写，我们却不能断然给您扣上“三俗”的帽子、不能给您的读者扣上“欣赏水平偏低”的帽子一样。
其实，《泰囧》之所以有高票房，我想原因大概有三，一是国人确实有逢年过节图个欢欢喜喜、热热闹闹、团团圆圆的心理；二是近年来的大导演、大影片都去追求好莱坞式的宏大叙事、新技术，已在观众中产生了一定的逆反心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泰囧》接地气，虽然“囧”的有些离奇，但它的“俗”却是广大民众的现实生活境遇，它的“局”也是日益空虚、迷茫的灵魂正在反思和追求的。
市场具有晴雨表的作用，检验着文化艺术追求与世俗真实生活之间的距离。以电影为例，如果以平均票房为标准，越是低于平均票房的影片，就与世俗真实生活越远，要么过于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无关，要么下里巴人都上岸了，影片的文化艺术追求还在准备过河；越是高于平均票房的影片，一方面与世俗真实生活确实越近，但另一方面也一定暗含着对人性弱点的深度挖掘，有走向“三俗”的因子。所以，文化艺术不能不看市场，也不能唯市场看齐，必须在当下与趋势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
本次专项行动主要的整治对象就是所谓的“网络低俗内容”。根据介绍，网上低俗内容主要包括：不符合法律法规的内容，包括宣扬血腥暴力、凶杀、恶意谩骂、侮辱诽谤他人的信息；容易诱发青少年不良思想行为和干扰青少年正常学习生活的内容，包括直接或隐晦表现人体性部位、，具有性或污辱性的图片、音视频、动漫、文章等，非法的性用品广告和性病治疗广告，以及散布色情交易、不正当交友等信息；侵犯他人隐私的内容，包括走光、偷拍、露点，以及利用网络恶意传播他人隐私的信息等：违背正确婚恋观和家庭伦理道德的内容，包括宣扬婚外情、、等的信息。概而言之，“很黄很暴力”的网络信息是这次整冶行动的主要对象。
国外经验不能照搬
首先，就合法性而言，针对“很黄很暴力”的网络信息，本次整治行动的法律依据应当是充分的。政府在整治行动之初就通过媒体申明了这一点，明确提出的法律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和《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也就是说，尽管没有专门针对网上“低俗之风”的法律，从这些法律的条文中还是能够引伸解释出这次整治行动的法律依据的。这让我联想到了同样面临类似境地的美国政府。
为保护互联网背景下未成年人的权益，美国国会曾于1996年制定了专门规范互联网上色情信息通讯品味法(CDA,The Communications DecencyAct)。未及美国政府据此展开执法，美国市民自由联盟(ACLU，America Civil Liberty Union)等人权组织就向法院提起了违宪之诉，并要求法院临时性紧急停止执行命令。这场官司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在各方瞩目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关互联网信息规范的判决(Reno v.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即以7:2的悬殊比数判决该法违宪。这也就意味着，这部法律失去了执行的意义。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在于这部法律有可能损及言论自由这一重要宪法权利。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看来，言论自由既包括发表言论的自由，也包括获取言论信息的自由。国会通过的这部法律规制手段未经审慎设计、条文用语不够精确，从而限制了传播给成人信息自由和成人获取所谓“低俗信息”的自由，因此未能通过合宪审查。
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便存在专门规范色情言论的法律，政府的执法活动也可能遭遇责难――遭遇违宪的责难。当然，我们同时也得到一份“惊奇”――成人获取“低俗信息”竟能是一种权利。这一点具体到中国当下的语境中是很难得到大多数公众认同的，遑论其与我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不相容。从而也保留了这样一种空间，即由于在建设社会先进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国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言论自由是有其限度的，规范色情言论、整治“低俗言论”所受的限制也就比较小。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似乎可以通过合宪性的拷问。
以文化治理网络生态
网络低俗信息之所以有很强的顽固性、反复性，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网站追求点击率和少数网民不负责任地利用互联网大量传播低俗信息。而群众基础受损无疑正回应了这两点。首先，相当一部分网民的“社会需求”就是低俗信息泛滥的根源，他们态度的坚持无疑为低俗内容的“复活”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其次，web2.0模式下很大比例的低俗信息正是来自于网民，从论坛到社区、从博客到播客无不如此。因此，在互联网整治的群众基础未打牢之前，低俗网络信息很容易“春”风吹又生，这种运动式的专项整治也只会有短期效应。因此，即便是那些为这场专项行动叫好的人，也担心其只会有短期效应，难以改变“沉积已久”的互联网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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