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的苏木镇行政区域过大、工作人员过少、工作条件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开展，也增加了群众办事难度
由于牧区苏木镇原来行政区域就较大，撤并后几个苏木并在一起，其行政所辖面积大都在上千平方公里，而改革要求在编人员一般为行政30～40人、事业也是30～40人。牧区苏木行政区域过大和工作人员太少，使工作中产生许多新的问题。如西乌珠穆沁旗乌日根塔拉镇，行政所辖面积达5663．4平方公里。由于牧民居住分散，牧区路况和交通条件又差，行政范围的扩大，使政府部门下基层为老百姓服务和老百姓进苏木镇办事，都非常困难，大大增加了双方办事成本，工作的时效性也很受影响。
(二)基层畜牧业服务体系出现人散、线断，功能缺失，服务作用弱化
改革后的新苏木镇虽然保留了畜牧兽医站，但主要承担畜牧业执法和公益性职能，没有动物防疫检疫方面的专门服务机构；动物治疗方面也基本实行了个体经营。再之，专业技术人员不足，甚至出现“懂行不在岗、在岗不懂行”现象，有些专业技术人员在改革中竞聘到别的岗位，有些享受政策提前离岗，而专业服务单位又受到编制和经费的限制，无法吸收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技术服务出现断层。致使品种改良、选育优良品种等服务性工作基本瘫痪，仅靠牧民个人，牲畜质量难以提高，对牧民增收带来不利影响。
(三)苏木镇债务包袱沉重，清理困难，发展受阻
原各苏木镇基本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债务，债务来源多，成因复杂，债务债权关系混乱，呆死账所占比例较大。机构撤并后，原债务债权法人不复存在，都转移堆积到新成立的苏木镇，债务纠纷大大增多，又不能置之不理，严重影响新成立苏木镇的正常工作。特别是一些上级机构(如旗财政、银行等)，有时在新下拨资金中扣除原苏木镇所欠的债款，影响新苏木镇工作的正常开展。
(四)苏木镇权责不对称，职能转变滞后，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组织力弱
苏木乡镇机构改革后，许多经济和社会事务管理职能上移，如计生、医疗、教育、矿产资源开发、林业、公安、税务、信用社等等，基本都上划条管。但实际运行中，这些本该由主管部门履行的职能和承担的工作，却仍然由苏木镇政府履行和承担。因此，目前改革后的苏木镇在工作中既缺乏相应的职能和手段，又受财力不足和债务包袱的深重困扰，难以有效发挥政府的组织、协调、服务作用，执政能力、服务能力、发展能力明显力不从心。
(五)民族干部缺乏，基层干部队伍问题多，工作动力和活力不足
苏木镇机构改革中，干部职工上岗一般都是全旗统一考录，民族干部落选比例较大，这一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基层工作开展。再是公务员进出口不畅，受编制限制，想用的人才进不来，年龄偏大不适合工作要求的人出不去。领导越来越年轻化，工作人员越来越老化，工作开展和管理很受人情牵制。另外干部队伍年龄偏大，体能下降、知识过时，观念落后，加之工资待遇低，缺乏激励机制，工作动力和活力日渐弱化，主动性差，作风散漫，很不适应新时期工作需要。特别是行政人员是终身制，事业人员是聘任制，工作要求和责任感形成巨大反差，产生多方面负面影响。还有相当部分干部职工是从异地考录的，离家较远，两地分居，长时间不回不行，回一趟又诸多不便，开支也较高，本身工资又较低，所以工作情绪、热情很受影响。
(六)部分固定资产闲置或流失
牧区原苏木所在地均有苏木行政机构办公场所、学校、卫生院和邮电所等公共设施，但撤并后由于苏木所在地没有了积聚效益，这些公共设施因无人购买和租赁而大量闲置或低价处理，使得大量的国有固定资产处于闲置状态或无形流失，甚为可惜。
(七)牧民子女就学成本相对提高，部分贫困家庭出现子女辍学现象
教育资源的整合是机构改革的一项内容。改革中多数苏木乡镇里的中学搬到旗所在地，甚至连小学都搬到旗所在地。另一方面由于苏木镇以下现有学校教学质量下降，导致很多牧民家庭把子女送到旗所在地就读。虽然义务教育期间实行“两免一补”政策，但牧民子女，特别是小学生的车船费、住宿费等就学成本都不同程度提高，加重了牧民经济负担，甚至可能引起其他社会问题。
苏木乡镇机构改革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必然选择。为积极应对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变化，我们认为在今后工作中应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完善基层政权功能
现苏木镇职能定位已十分明确，相应的机构设置也已确定，要真正落实政府职能的转变，关键是加快整体行政体制改革，理顺苏木镇与旗县市的事权关系，科学地制定各级政绩评级指标，切实使上下权责一致。当前要根据苏木镇改革后的职能定位，科学地界定苏木镇的权利和责任、事权和财权，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条块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凡法规明确由旗县市政府部门承担的工作和责任，不能随意下放苏木镇承担；减少和取消要求苏木镇开展的不切实际的达标、升级、评比活动及必须完成的脱离实际的硬性经济指标；对需要苏木镇政府协助或共同完成的工作，上级部门应提供相应的经费、赋予苏木镇必要的办事权限；清理过多过滥的“一票否决”。要切实按照法规明确的上下职责推进各项工作，以保障苏木镇依法履行职能。
(二)加大对苏木镇财政支持力度，保障基层工作正常运行
推动牧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要根据改革后苏木镇行政范围扩大、工作量加大和经费支出大幅度增加、办公生活条件差的实际情况，科学地测算核定苏木镇财政需求．，加大对苏木镇的财政转移支付，以保障苏木镇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行。要重点加强牧区信息网络建设，改善苏木镇办公条件，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公共管理及服务能力。
(三)积极化解苏木镇债务，大力改善牧区发展环境
首先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认识苏木镇债务久拖不决的不利影响，统一思想认识，积极采取有力措施，自上而下明确责任，整体联动，推动苏木镇债务的逐步有序化解。其
次自治区应尽快出台化解苏木镇债务的基本原则和系列配套政策。在基本原则上，应根据各类债务的成因，明确责任承担者，分级承担化解。在政策上，制定分类处理化解的措施，正确界定涉及法律法规问题的有关事项，依法开展清欠。再次要用好现有政策，盘活各类资产，增加财政收入，促进债务化解。最后要严格控制新的债务发生，要严防“政绩透支”，开展各项建设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同时严格控制其他名目增加新的债务。
(四)大力发展牧区经济，积极培植苏木镇财源
苏木镇作为一级政权组织，其财政状况直接影响着对所辖行政区域的经济社会服务能力和发展能力。因此，上级政府要加大对苏木镇发展的支持力度，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教育引导苏木镇也不能完全依靠上级财政的支撑，必须树立立足于以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促进自身财源建设的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推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
(五)加强基层干部队伍的建设，为新牧区建设提供组织保障
一要重视加强民族干部的培养使用。在基层干部队伍的配置上注意补充民族干部，而不仅仅是在领导干部的配置上重视使用民族干部。二要全面加强对基层干部的素质培训，把苏木镇干部的继续教育、理论学习、业务学习纳入培训规划，从思想观念、政治、业务上全面提高整体基层干部队伍的整合素质。三要进一步完善公务员队伍“进”“出”机制，规范和完善干部实绩考核制度，抓好后备人才的培养、引进和管理，保持干部队伍的活力。四要重视改善苏木镇干部职工的工作、生活条件，在政策和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努力提高基层干部的政治、经济待遇，对基层干部的住房、家属调动、子女人学就业、医疗保险等方面给予关心和照顾，以提高其工作积极性。
(六)完善相关措施，巩固改革成果
针对牧区机构改革后出现的党政工作量大、人员少、牧民子女上学困难、畜牧业服务功能弱化、国家资产流失等实际问题，旗县以上各级政府，特别是自治区政府应从牧区实际出发，制定相应政策措施，积极予以化解。对牧区公务员编制应灵活对待；对基层畜牧业服务应采取政府公共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大力加强公共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大对牧区教育的补贴力度；对机构搬迁后的闲置国有资产处置要明确责任主体，强化责任制，积极予以处理和盘活。
【中图分类号】 G 478.2 R 179 R 512.6+1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8)12-1159-01
【关键词】 肝炎，甲型；疾病爆发流行；学生
彭阳县辖3镇9乡，156个行政村，总人口为25.04万。自2007年7月以来，该县古城镇甲型肝炎发病明显上升。古城镇位于县城西面14 km处，辖20个行政村，30 867人，设中学1所，小学20所。2007年7月1日-12月31日共报告甲肝发病191例（其中学生123例），报告发病率618.78/10万，是2006年同期(6例)的31.83倍，其中古城镇街道8月26日-9月2日发病7例。按照《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和《宁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规范和要求，属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监测分析认为是古城镇学校甲肝疫情爆发流行。
1 流行因素调查
1.1 发病时间分布 2007年1-6月，全县呈散发状态，报告发病23例，自2007年7月开始病例渐增，8月急剧升高，9月达高峰，7-12月各报告4例，41例，89例，46例，10例和1例。
1.2 地区分布 2007年7-12月，古城镇20个行政村有17个村有发病报告，但主要分布在古城村。
1.3 人群分布 以20岁以下各年龄段为主，中、小学生123例，散居儿童28例，托幼儿童11例，分别占64.39%，14.66%和5.76%。
1.4 流行病学调查 疫情爆发以来，古城镇的首发至末例所有病例都进行了流行病学个案调查，患者主要临床表现均为乏力、厌食、恶心、呕吐、腹胀、巩膜黄染、皮肤黄染，肝功化验转氨酶、胆红素增高。报告病例的85%为实验室诊断病例，15%为临床诊断病例，疫情报告中误诊、误报现象较少，诊断信息基本准确。
1.5 疫情爆发原因
1.5.1 甲肝疫情长期趋势和该病的自然史因素 彭阳县自1990年以来，甲肝发病总体呈上下波动的趋势，平均4～6 a会出现一个发病高峰。2007年进入高发年份，这基本符合本病的长期变化趋势及其自然史。古城镇的甲肝发病趋势不稳定，平均2～4 a会出现一次发病高峰，反映出传染源及暴露因素在当地一直存在，一旦易感染人群或未免疫人群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发病高峰。
1.5.2 以往的散发病例可能是本次暴发疫情的传染源 1-6月全县甲肝疫情一直呈现散发状态，7月进入肠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病例报告渐增，至8-9月大幅上升，基本符合该县肠道传染病夏秋季高发病的特点。从流行病学角度讲，该病在常年散发状态下，很难找到造成本次爆发疫情的传染源。
1.5.3 疫情的控制和处理能力有限 由于地理、交通、技术等客观原因，存在疫情发现与报告不及时现象，加之疫情爆发后调查处理能力有限及对首批（一代）病例隔离措施不到位，另外，当地居民经济水平较低，卫生条件比较恶劣，个人卫生习惯较差，均给甲肝爆发创造了条件。
2 疫情防控
[中图分类号]R51 [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1673-7210（2009）03（b）-114-01
2008年5月12日，我国的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里氏8.0级的强烈地震，我们随辽宁驻什邡市师古镇公共卫生工作队进驻，现对地震前后的传染病疫情进行分析：
1 师古镇基本情况
该镇是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的一个镇，距什邡市区12.5 km，辖13个村，3个社区，246个村民组，全镇总人口44 906人，总户数为15 984户，其中，农村总户数为14 212户，人口为40 326人。在5・12地震中全镇全部受灾，倒塌房屋90 344间，因灾死亡65人，伤残5 662人。2007年由原民主镇和云西镇合并，有32个自然村和3个社区。
该镇有镇卫生院一家，由民主和云西卫生院合并，117名医护人员，有防保工作人员2名，分别负责民主和云西片。各村共有防保医生31人，乡村医生65人。
2 该镇既往传染病概况
该镇2005年1月～2008年4月发生的传染病例数分别55例、72例、31例和5例，主要有感染性腹泻、水痘、流行性腮腺炎、麻疹等，无传染病的爆发。
3 地震后传染病调查与监测
在灾前该镇传染病疫情报告系统的基础上，辽宁驻什邡市师古镇公共卫生工作队自2008年5月20日进驻之初，在巩固镇原有法定报告系统基础上，立即着手分阶段逐步建立了从各村民组到驻村公共卫生工作小组，再到师古镇指挥部直至辽宁省指挥部的传染病信息和传染病症状监测系统。传染病症状包括发热、腹泻等。实行门诊日记录、日报告、日处置的制度。各工作队工作小组和指挥部均掌握村医、防保医生的联络电话，按日督导、查看、协助处置相关病例，诊断或排除传染病。截止6月19日，无法定传染病甲、乙、丙类报告，报告其他传染病水痘1例，报告发热患者5例，报告腹泻患者40例，其他症状患者5例。共巡回调查村数254村次、巡查户次数20 182户次（城镇4 988，农村15 194）、巡查人数62 396（城镇15 690，农村46 706）人次，巡查卫生所248次。
近几年该镇没有传染病爆发疫情发生，疾病发病情况是以呼吸道、病毒性疾病为主，如上呼吸道感染、腮腺炎、麻疹、水痘。震前传染病报告方式以电话、网络为主，现主要采取手机报告方式。地震后该镇建立了传染病疫情（症状）监测网络，形成了村组、村、镇、市的报告体系，实行日报零报制度。有专人负责，责任落实到人。
4 师古镇儿童预防接种工作
经询问卫生院防保医生和查阅记录， 师古镇每年出生新生儿280名左右，2005年出生264名，2006年出生274名，2007年出生302名，2008年1月1日～2008年5月12日出生85名。全镇7岁以下儿童2 172名。
该镇免疫规划按照国家免疫规划的要求，一类疫苗实行镇统一接种管理，二类疫苗由村医按照镇统一安排的预约通知书通知到儿童的监护人，每月23日为全镇防保医务人员例会日，每月25～28日实施镇统一接种。据两位镇防保医生介绍，儿童免疫规划卡介苗、乙肝疫苗、脊灰疫苗、百白破疫苗、麻疹疫苗等五苗接种率分别和总体都能达到98%以上。师古分队的工作人员入户和随机调查适龄儿童97名，实际接种95名，接种率能够达到95%以上。3月份进行了14岁以下儿童的麻疹疫苗加强免疫，麻疹疫苗接种率达95%以上，6月1～10日进行了8个月～6岁的乙脑加强和1.5～12岁适龄儿童的甲肝接种，两苗接种率均在95%以上。
5 师古镇传染病控制存在的问题
①因救援需要，有大量外来人员进入该镇，随时可能有新的传染患者，特别是轻型患者或不典型患者以及带菌者进入，易引起新的传染病或原有传染病流行。②灾民临时安置点以及救援人员集中居住，造成人员密集，大大增加人与人密切接触的机会，使某些传染病容易暴发流行，如流感、腮腺炎、水痘、猩红热、甲型肝炎、戊型肝炎、伤寒、麻疹等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染病。③人群对某些疾病缺乏持久的免疫力。④由于震后房屋及饮水设施损毁使人民群众的居住、饮水等日常生活几乎全部失去常态，长期如此居民抵抗力下降。⑤由于土地有限，该镇居民厕所与井水普遍较近，最近的只有两米左右，厕所粪便极易通过渗漏或雨水罐满外溢污染饮用水源和水井，居民一旦饮用含有病原体的水，就会造成传染病爆发。⑥由于生活习惯，该镇居民有的用泉水和井水洗菜、洗衣物，其病原体的污染可能存在，这样的卫生习惯短期难以改变。
6 传染病防控措施
[关键词] 古河道 构造线 晚更新世 早全新世 广州
[中图分类号] U611 [文献码] B [文章编号] 1000-405X（2013）-7-107-2
1地质概况
广州市地处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的北缘，地势自北向南降低。东北部为中低山区，中部为丘陵盆地，南部是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在构造单元上属华南褶皱系粤北、粤东北—粤中拗陷带的粤中拗陷区，断裂构造十分发育，基底起伏较大。
第四系广泛分布于南部三角洲平原和北部山地沟谷中，以河口三角洲沉积为主，成因类型复杂，岩相岩性及沉积物厚度多变。广州市第四系根据形成因素和条件不同，可划分为8个组6个段2个层。三角洲平原区由晚更新世的礼乐组和全新世的桂洲组组成。礼乐组（Qpl）指不整合于基岩风化壳之上，由砂砾、砂、粘土、淤泥为主组成的地层，自下而上划分为石排段、西南镇段和三角层，时代属晚更新世；桂洲组（Qhg ）指平行不整合覆于礼乐组或超覆于基岩风化壳之上的一套地层，沉积物为灰、灰黑色含有丰富腐植质和蚝壳的淤泥、粉砂、细砂、砂砾，自下而上可划分为杏坛段、横栏段、东升层、万顷沙段和灯笼沙段，时代属全新世。河谷平原区由黄岗组、小市组、狮子岭红土层、大湾镇组、睦岗组和北岭组组成，其中黄岗组、睦岗组和北岭组在区内仅零星分布。黄岗组（Qhg）分布于从化街口西部和北部，为三级阶地之上的沉积物，由棕黄色卵砾石层、含卵砾石粘土、砂质粘土等组成。小市组（Qpxs）主要分布于从化-江高流溪河沿岸，代表河流二级阶地的沉积，岩性以黄褐色为主的砾石层，含卵石粗砂层及砂质粘土、细砂沉积，镶嵌于黄岗组及大湾镇组组成的河流阶地中，或超覆于基岩之上。狮子岭红土层（Qpsl）代表广花盆地沉积于古生代碳酸盐岩类岩溶塌积的一套黄、褐红色红土，石排段或西南镇段平行不整合覆盖或镶嵌其上。大湾镇组（Qhdw）分布于现代河流两岸平原及山区河谷地带，代表现代河漫滩、阶地沉积，岩性以黄色砂卵石层、浅土黄色含砾中粗砂层及细砂层、砂质粘土，属河流一级阶地沉积。睦岗组（Qhm）指主要为灰黑色淤泥、淤泥质粘土、深灰色粘土、砂质粘土等沉积，代表现代河谷平原中的富含有机质及腐木的河流泛滥平原及湖沼相沉积。北岭组（Qhbl）主要分布于山麓一带，为覆于基岩之上的一套山麓冲洪积扇沉积物，由粘土碎石层和粘土块石层组成，具近源快速堆积特点。
2统计方法
本文为广州城市地质调查的成果之一。广州城市地质调查项目共计6538个钻孔进入数据库。在第四系研究钻孔的基础上，我们对所有入库的钻孔进行了标准化，进行了组、段、层的划分。在标准化的基础上统计了上更新统礼乐组石排段洪冲积相的褐黄、灰白色卵石、砂砾、粗砂层及小市组浅黄、灰白、红褐、灰黄色的卵石、砾石、含卵石砂层和全新统桂洲组杏坛段灰色、浅黄、浅红、褐红色、灰白色砾砂、含砾粗砂及大湾镇组黄色砂卵石层、浅土黄色含砾中粗砂层的展布及厚度，勾划出当时的古河道位置（图1）。
3分析结果
据综合分析，约60ka B.P.本区开始接受第四纪松散沉积物，剥蚀谷底被近源碎屑的洪冲积物为主的沉积物充填；约50.5ka B.P.河流下蚀作用加强，以砂砾、中粗砂为主的河流相与以粉砂质粘土为主的河漫滩相交替出现，表明当时海平面较低，但发生过波动，波动幅度不大，对应于海洋氧同位素（MIS）3阶段早期；约46ka B.P.河流下蚀作用开始减弱，侧蚀作用加强，发育一套以质地纯净的粘土为主的牛轭湖及沼泽相沉积；约43ka B.P.海平面发生次一级波动，海平面下降时，侵蚀基准面降低，河流下蚀作用变强，发育平原河流河床相沉积；海平面上升时，河流下蚀作用变弱，河流以侧蚀作用为主，逐渐转变成河漫滩沉积。
在晚更新世以来曾经发生过两次明显的海侵，两次海侵盛期对应的时间分别约为26～25kaB.P.和6.0～2.5 ka B.P.，前者大体相当25ka开始的末次盛冰期之前，后者相当中全新世大暖期。与之对应的是，在三角洲平原区发育了两套由粗到细的海侵地层，而在内陆河谷地区主要经历了两套由河流-湖泊（或沼泽）沉积的环境变迁。三角洲平原区与内陆河谷区的界线大致在广州黄金围-聚龙-祥岗-鹅掌坦-西村-小北路-梅花村-冼村-车陂-东圃-黄埔文冲-庙头-墩美-南岗及增城石滩镇-三江镇一线，该线以南主要为三角洲平原区，以北为内陆河谷区。
3.1晚更新世的古河道
晚更新世中期前段，广州境内古流溪河、古北江、古东江等主干河流开始沿着构造线发育，番禺市桥以南的广阔三角洲平原地区之下存在1～2组北西向的平行岭谷的地貌，而广花盆地第四纪基底则表现为多组北东向的平行垄谷地貌。
古流溪河河道主体为北东方向，晚更新世早期河道慢慢变得开阔、宽敞，流经花山镇-人和镇-蚌湖镇-江高镇，从江高镇西侧的海心沙往西出广州市境内，经佛山南海的和顺-官窑-三水西南镇一线，在三水西南镇一带汇入古北江；古北江河道主体为北西向，晚更新世由潭州镇南面进入广州境内，在横沥镇分为三支，一支流经万倾沙镇西侧、新垦镇西侧后，往南东汇入伶仃洋西侧水道；另两支向东流在横沥镇东汇合后转东南流向，再在万顷沙东侧分两支，一支从凫洲汇入珠江口，另一支从新垦镇东侧汇入伶仃洋；古东江从东莞分为二股主干进入番禺境内，分别经莲花山镇东侧、海鸥岛进入东涌镇后，在鱼窝镇西面上横栏一带汇合，再突然拐向南东，在横沥镇庙南与古北江支流汇合往南东汇入伶仃洋；古增江从荔城出口后，在三江一带汇入古东江。冲积相卵石、砂砾层在河道下游最发育，最厚在南沙龙穴岛，达33.8m。
3.2早全新世的古河道
继晚更新世末的低海平面期之后，随着冰后期的全球性气温回升，全新世初期已开始一个新的海进过程。最早出现全新世海进迹象的是在新垦一带河谷地段，而区内地势稍高的大部分区域基本还处于剥蚀阶段，未有沉积，从新垦-石基-石楼一带，基本缺失这一时期的沉积。
早全新世古珠江河道开启，古流溪河在花都境内向东南方向摆动后，从江高经石井镇西侧进入广州市区，在白天鹅宾馆南分为两股：一股往东经二沙岛、鱼珠，另一股往南东经白鹤洞、洛溪、新洲，两股于新洲东侧汇合后往南流入狮子洋；古北江基本沿前期故道发育；古增江往北西方向摆动，在石滩西侧一带汇入东江，古东江的北支流从广州黄埔新港一带进入番禺境内后，流向转向往南流，经九曲、横流、虎门出伶仃洋。中全新世后，区内现代水系格局基本形成。
参考文献
[1]1：25万广州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广东省地质调查院，内部资料，2000.
[2]1：25万江门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广东省地质调查院，内部资料，2003.
[3]广州城市地质调查成果报告.广东省地质调查院，内部资料，2011.
“在江苏能保存60多处明清建筑的古村落凤毛麟角。”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汪永平说，如果拆了就永远没了。10月24日，他带着160个学生到葛村，为这些古建筑作测绘，他甚至比村民们还着急。
葛村的价值
75岁的解建中老人对记者说：“村里人八成以上都姓解，解家祖上原住在山东衮州的葛村，北宋灭亡随康王赵构南渡时落户镇江，为纪念故土将落脚地也取名葛村。”
解氏宗祠是葛村的标志性建筑，宗祠始建于明代景泰年间，占地面积2350平方米，建筑面积1580平方米，距今已有550多年，堪称镇江地区最古老的祠堂，也是镇江市级文保单位，宗祠中精美的木雕、彩画、石雕随处可见，一面斜靠在墙上的“植本堂”匾额，落款是“清光绪十九年”。汪永平介绍说，在江南再也找不出保存这么完好、体量这么庞大的宗祠。
1949年后，解氏宗祠曾被用作公立小学，宗祠当过村委会办公室，部分还被租用过做鞋厂。直到2007年解氏后代开始修复宗祠，村委会、鞋厂搬出。当年8月26日，修复后的解氏祠堂正厅被列为镇江市文物保护单位。为修复解氏宗祠，镇江新区政府先后投入了35万元，并在拆迁其他古村落时，将旧瓦旧料送给葛村。经过几年修复，基本上恢复了宗祠的原有风貌。汪永平还曾被镇江新区政府大力支持修复解氏宗祠的举动感动。
除了宗祠，村里60多处保存完好的老宅子也是一大宝贝，清水砖、空斗墙、黑色小瓦的屋面和精致的瓦当尤其醒目。葛村38号是一处晚清老宅，大门上锈迹斑斑的铁钉拼出“尚父在此”（注：尚父即姜太公），还有蝙蝠和寿字，寓意避邪趋吉，福寿双全； 宅子里，麒麟送子、岁寒三友之类的砖雕更是随处可见。
更难得的是，这些老宅子里大多数都还住着人。142号的女主人殷冬华家是个四合院，她说：“老宅子冬暖夏凉，夏天不用空调，我们家，用一个摇头电扇就够了。”
“没有了人的生活，那些老宅不过是文化的遗迹，是死去的历史，因此保护古村落，现在的主流观点是既保住老房子，也留下原住民，这样才是整体的、活态的保护。”汪永平说。
村头那口古井从宋代一直用到今天，井边的石人是井神，至今栩栩如生，护卫着乡里和一方水土，类似的古井还有明代的一口，清代的两口。
去年7月，镇江新区社会发展局出具的一份登记表上，列出的葛村传统建筑共有勤怡堂、走马楼、武秀才门堂、乐分支祠和古树名木等共62处。社发局潘大富科长向记者介绍说，那是他们为葛村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而进行的调查，东南大学规划院也曾为葛村作过一份规划，列出的历史建筑数量超过40处。关于申报的结果，潘科长表示，他们得到的答复是，葛村“体量较小，不具备名村条件”。
江苏省名镇名村的评审由江苏省住建厅牵头进行，然而汪永平教授向江苏省住建厅城乡规划处了解情况时，得到的答复是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葛村的申报材料。换言之，是镇江市自己没有向江苏省申报历史文化名村，想申报又不申报，如此前后不一的想法耐人寻味。到底是什么原因挡住了镇江市的申报之路呢？
汪永平曾帮江苏全省各地30多个名镇名村做过申报材料，其中约有一半申报成功。他对葛村并不陌生：“葛村古建筑较多、街巷格局未受大破坏，居民基本是原住民，评上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应没有问题。”
爱村护村的村民
对于政府的拆迁计划，村民们是反对的。5组组长解建华告诉记者，镇领导到村委会召集会议，村委会成员、所有村民小组组长和党员都参加了，绝大多数意见是反对拆迁，会议不欢而散。但村里的反对意见阻挡不了上面的行动，镇里已经派人来对葛村的房屋做面积丈量，做好拆迁准备工作。
镇江新区城乡建设局网站10月8日了《丁岗镇葛村提前拆迁项目房屋拆除工程》的招标公告，在公告中，葛村的拆迁工作共被分为6个标段，工程总规模达11.97万平方米，将于今年11月启动，到2012年2月完成，拆迁规模是548户，而葛村总共有近580户人家，也就是说，千年历史的葛村基本要被拆空。
古村被拆后建什么？作为直接利益相关人，葛村的村民们却一无所知。村民们对此提出强烈质疑：按正常程序，建设项目的规划，尤其是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的项目，除了要通过网站、媒体和展览馆向全社会进行公示，还要在地块现场公示，时间不少于30日，以征求公众意见。然而拆迁在即，规划却没有与村民见面，拆迁公告也没有张贴，在程序上明显违规。村里不少人曾去镇江新区社会发展局打听，也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记者来到丁岗镇政府，宣传委员朱翠霞明确表示，葛村的确要拆迁，但到底什么时候拆、怎么拆、拆了之后做什么，她也不知道。 记者请她帮忙联系采访镇委书记，她亦推辞。直到本刊截稿时为止，村里仍然没有张贴拆迁公告，村民们也没有被告知补偿标准。
而关于葛村古民居是否文物，是否值得保护，朱翠霞倒是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没有上级文物部门的认定，怎么能说明它们是文物呢？”
“不是文保单位就可以拆除的观点是错误的。”汪永平说，江苏目前共有不可移动文物2万余处，但是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到4000处。汪永平是江苏省文物保护专家组成员，多年来一直都在从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葛村人对古村更有感情，村民们成立了文物保护委员会，在老宅上、古天竺和古腊梅旁都标注了名称和说明，走在葛村里到处能看到这些历史的“说明书”。他们还整理古村的历史，集资修缮宗祠，对故乡的热爱溢于言表。谢韵寿家花了五六万元，采用古建筑传统工艺，用木料、青砖修缮三开间的祖居，因为这是他家十九世祖解为干的“袖山楼”原址。
10月24日测绘结束后，汪永平告诉记者，当天测绘的古建筑有50多处，从平面图上看，古村核心区的结构布局和街巷肌理基本保存完好。汪永平说，一个古村落所保留下来的，不仅是老房子、老街巷、古井、古树等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人们世代生活形成的生活方式、民风民俗、方言和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共同构成了乡土中国存活至今的社会生态。
但这些道理，都阻挡不了政府拆迁的决心。
能否幸免于难？
葛村拆迁后干什么？
记者在镇江新区网站“投资指南”栏目的中小企业园的介绍里有了收获。比对园区设计图和镇江新区地图后，记者发现在园区设计图上，葛村被划成一个个规整的条块，西部用于工业和孵化中心，中部和东部将建设标准厂房、居住区、公园等，几十处古建筑在设计图上根本杳无踪迹。
这份2010年1月29日的网页上写道，园区一期“规划用地面积约2.97平方公里……2010年将完成一期安置房建设和10万平方米以上的标准厂房及配套商务中心”……
而大港股份 （002077）今年 3月2日公告称，公司与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签订了中小企业园《标准厂房项目委建协议》，协议金额暂定3亿元；在此之前，镇江新区于去年11月公告，对中小企业园一期厂房太阳能电站、室内外装修、场内附属道路工程进行招标，招标金额2000万元……产业化步伐正在逼近，各路资本呼啸而来，古村落似乎已在劫难逃。
事实上，村民解怀相告诉记者，早在去年5月，园区覆盖的罗家、孔家和葛村西片区就已经启动了拆迁。
葛村也只不过是镇江新区大开发棋盘上的一颗小棋子。镇江新区正在推进一个“两城五区十园”的宏大开发计划，葛村所在的大港片区则要打造成滨江产业新城。一份《大港片区概念规划》显示，该片区建设用地规模达80平方公里，要建设光伏产业园、静脉产业园、工程技术创新园、风电园等10多个产业园。
今年1月4日， 镇江新区管委会主任罗洪明在2011年工作部署会上讲话时说：“全年新增创新载体面积突破50万平方米，力争总量超越常州高新区。”根据“两城五区十园”计划，镇江新区到2013年末地区生产总值将达到500亿元，主城区面积扩大到近50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30余万，这里正在进行一场狂飙突进式的大开发。
问题是，城市化、现代化一定要以牺牲历史文化遗产为代价吗？葛村等古村落非拆不可吗？
镇江新区政府也曾资助葛村修复解氏宗祠，并做了古民居等历史文化遗产调查，准备申报江苏省历史文化名村，从这些举措和当初领导的表态来看，当地政府确实想过“在保护中发展”的思路，为什么后来又变了呢？
对于这个问题，潘大富支支吾吾，但他向记者保证，作为文物保护工作者，他是希望保护住葛村历史文化遗产的。他甚至打开电脑，向记者展示了一个PPT文件，显示东南大学规划设计学院为葛村做的新社区发展规划，其中对活用历史文化遗产和古民居保护都提出了对策，正如潘大富所言“要保护也要发展”。
但现在一切都变了，在镇江新区，当城市化浪潮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乡村，动辄上百亿、几十平方公里的大开发中，很多古村落已经荡然无存，现在又轮到葛村了，它能幸免于难吗？
为了避免悲剧发生，汪永平已经紧急向江苏省文物局报告。事实上，江苏省委刚刚召开的十一届十二次全会也将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写进了《文化建设工程意见》。
最近，著名作家、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也向总理提议保护古村落。他对记者说，据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进行的普查显示，中国保存状况较好的古村落，已经由2005年间的5000个左右，锐减至现在的2000~3000个。
一、范围和内容
此次普查的范围是我县境内地上、地下、水下的不可移动的文物。普查的内容以调查、登录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为重点，同时对已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复查。主要了解不可移动文物本体及环境的基本情况，尤其是量化指标、保存状况和环境现状及其变化情况,全面摸清我县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古民居、石刻、古商道、盐道、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如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代表性实物等可移动文物，准确掌握我县文化遗产的数量，分布、保存状况及科学价值。调查全县化石点，并对已经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复查。各有关单位要在县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的指导下，认真履行职责，县文物部门要根据普查结果，编制普查档案和普查报告，呈报县政府及时公布本行政区域内的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并根据实际情况将其中重要的不可移动文物确定为相应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
二、步骤及时间
此次普查从2007年7月开始，到2011年12月结束，分三个阶段进行。普查标准时点为2007年9月30日。
第一阶段：2007年7月至9月。主要任务是根据国家文物局确定的技术标准和规范，组织和接受培训（文博单位业务骨干、专业人员和部分业余文物保护员、热心文物保护的志愿者），成立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第二阶段：2007年10月至2009年12月。主要任务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实地开展文物调查，全面调查我县不可移动文物及环境的基本情况，以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为重点，并对已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复查。具体普查安排如下：2007年普查两个乡镇；2008年普查四个乡镇；2009年普查四个乡镇。
第三阶段：2010年1月至2011年12月。主要任务是编制普查档案和普查报告，公布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和文物保护单位级别。
一、成立**县古树名木建档挂牌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县古树名木建档挂牌管理工作。
领导小组组成如下：
**各乡镇政府、各部门、中省驻**单位行政领导。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林业局，由**同志任办公室主任，抽调林业局生产科、县林业站、林业勘察设计队、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的技术人员组成，具体负责协调组织古树名木挂牌管理和建档工作。
二、古树名木的范围。根据伞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保护古树名木工作的实施方案》规定，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均为古树名木：
(一)具有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的；
(二)树龄在百年以上的；
(三)树种珍贵，国内外稀有的；
(四)树形奇特，国内外罕见的；
(五)国家规定的重点保护树种。
三、挂牌管理工作时间。分三个阶段：
3月10日——4月10日，为调查摸底阶段具体工作任务是弄清全县古树名木家底。
4月10日——5月10日，树种鉴定和档案整理阶段。主要完成古树名木品种鉴别、摄影、建档工作。
5月10日——5月31日，挂牌阶段。由县政府统一编号、制牌、挂牌保护。
四、调查摸底及挂牌管理工作程序。根据古树名木的范围标准，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乡镇组织人力，对所辖范围内的古树名木的生长状况、档案资料及挂牌情况进行一次彻底摸底自查。
(一)通过走访群众、调查了解，：对古树名木进行初步的鉴别和登记。
(二)对资料不全，没有建档、挂牌的，要树立明显标志，加强培育和管护，同时将资料补充完整。
(三)对树势衰弱、有枯死迹象的古树名木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抢救。
各乡镇负责辖区范围内驻**单位古树名木资料收集工作，并以乡镇为单位在4月10日前将调查资料报**县古树名木建档挂牌管理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各乡镇、各单位的调查资料进行分类整理汇总，然后组织专家、学者以及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共同对每株古树名木分别进行鉴定、定级、登记、编号，划定保护范围，设立标志，并建立档案(包括文本档案和数码影像档案)。同时，统一编号挂牌，标明树名、学名、科属、等级、树龄、树木编号及管护单位等内容；对有特殊历史、文化、科研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古树名木，应当有文字说明。
五、明确管护职责。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是古树名木的管理机构。按照规定，古树名木必须落实管护责任，具体规定如下：
(一)生长在城市主次干道、公共绿地、铁路、公路、水库和河道用地范围内的古树名木，分别由其管理部门负责管护。
(二)生长在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单位用地范围内的古树名木，由其所在单位进行管护。
(三)生长在小街小巷、居住区、居民院落、农村集体土地上的古树名木，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管护。
六、保障措施。
(一)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各单位、各乡镇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进一步提高保护和管理古树名木的认识水平，将保护古树名木作为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我县双创工作的重要措施来抓。
(二)要加强宣传工作力度。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古树名木保护的宣传教育，鼓励和促进古树名木保护的科学研究，推广古树名木保护科研成果，对保护古树名木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或奖励。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古树名木的义务，对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有举报的权利。
[关键词]花山湾古城；晋陵罗城；筑城年代
1984年，镇江博物馆在镇江市区东北花山湾发现一座古代城址，1991年，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和镇江博物馆对城址进行勘探和发掘，两次发掘主要集中在花山湾地区，发现了一些不连贯的城垣。在古城的始建年代上，存在着较大的争议。镇江考古所刘建国在发掘报告中将其定名为“晋陵罗城”（1），认为其始建年代为东晋。后韦正在《论六朝时期的镇江古城》一文中，对“晋陵罗城”的说法予以质疑，但未提出自己的看法。《江苏镇江市花山湾古城址1991年发掘简报》中，则认为该城是唐代润州罗城，社科院的曲英杰先生在《长江古城址》一书中的结论也与此相同。此后，镇江博物馆又进行进一步发掘，发表《江苏镇江花山湾古城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认为该城建成于唐代晚期，宋代进行加筑，至南宋时完全废弃。
从文献记载中，可以大致还原这一地区城市建设的沿革。较早关于在此筑城的记载是，建安十三年（公元211年），“孙权徙镇于此筑京城”（2）。晋室南渡后，东晋郗鉴“城京口，加都督扬州之晋陵、吴郡之军事（3）”，后王恭又有“更大改创（4）”。唐代在此置润州，润州城的地望也应在此地。又有，唐太和年间，观察使王修东西夹城，在城周围开隍。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镇海节度使周宝“筑罗城二十余里（5）”。南唐林仁肇“复修之”。此后，府城数次加筑、重建，也多有废弃，史籍均有可考。与花山湾古城建造者可能相关的，是东晋的郗鉴、王恭，以及唐晚期的王、周宝。
孙吴在此筑的城位于北固山，号铁瓮城，这一点应无疑义，历代史书均有记载，如明代的李一阳在《府治后垣记》中写道：“吴大帝筑子城，控扼南北，号曰铁翁，规制宏壮。（6）”又《舆地志》载：“（铁瓮城）吴大帝孙权所筑，周迥六百三十步。（7）”但此后郗鉴的“城京口”，以及王恭的“更大改制”，是在铁瓮城的基础上修缮，还是另建新城？根据文献记载，郗鉴在京口筑城，是为了防御刘征率领的数千贼人从东南面海上的抄略，可能仅仅是对京口城防的加固，并无必要另建一座大城。从时间上看，这伙贼人不久便被讨平，其间时间较短，根本不足以另筑新城。当时大量的北人南迁，被安置在晋陵附近，据估计约有二十万众（8）。对于流民，郗鉴抱有了极大的防备心理，这从他晚年的一封奏疏可以看出：“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处兴田宅，渐得稍安。闻臣疾笃，众情骇动，若当北渡，必启寇心。（9）”郗鉴常年坐镇京口，既防北方的军事侵袭，又有控制流民之用，而建造一座规模巨大的城，将南迁流民置于城中，似乎不是郗鉴之意愿。他曾对平南将军温峤说：“今贼谋欲挟天子东入会稽，宜先立营垒，屯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断贼粮运，然后静镇京口，清壁以待贼。（10）”郗鉴的军事策略是“屯聚要害”、“坚壁清野”，花山湾地区地势相对较平坦，而且面积广大，无险可守，在此筑城并不符合郗鉴“屯聚要害”的“待贼”之法。无论从筑城的时间、目的，还是从郗鉴的方针策略来看，似乎都没有建造花山湾古城的可能。历代文献中有关郗鉴、王恭筑城的记载，几乎均是将其所筑的城看做是“铁瓮城”。元代《至顺镇江志》中载：“子城吴大帝所筑……晋郗鉴尝修，王恭更大改创。（11）”此外，《太平寰宇记》引《京口记》中的“晋王恭为刺史，改创西南楼名为万岁楼，西北楼为芙蓉楼”，根据调查以及名称推断，当时的万岁楼在今千秋桥附近，位于今鼓楼岗西侧。至此向北，其范围大致与铁瓮城西垣相重合，这就说明，王恭的“改制”可能也仅仅是在铁瓮城的基础上修缮和增筑城楼，并没有另外起一座规模巨大的城池。
需要说明的是，“晋陵罗城”的定名，可能不适用于花山湾古城。东晋时，京口作为晋陵的郡治，仅仅是太兴元年（公元317年）至咸和四年（公元329年）的十二年（12），具有临时性，可能与边防和控制流民有关，更多的时间里，晋陵的郡治被放在了丹徒和今天的常州一带。再者，“晋陵罗城”的说法在东晋并不存在，《晋书》中，“晋陵”作为地名较为常见，而“晋陵罗城”的说法则无一次被提及。唐代恢复晋陵后，治所在今天的常州而非京口。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分天下十五道，江南东道润为会府（13）”，此时，京口地区已属润州，与晋陵所属的常州明显分隔两地。照此，花山湾古城既不可能是东晋的“晋陵罗城”，又不是唐代的晋陵，那么可以解释的说法是，“晋陵罗城”的字样，标明的是制砖人的籍贯。根据铭文砖上的字体、书写格式等，断定其与东晋城砖相异（14）。《江苏镇江市花山湾古城址1991年发掘简报》以及其后的《江苏镇江花山湾古城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均将“晋陵罗城”砖的年代断为唐，应该与事实接近。
又，晋陵罗城遗址若为唐代润州城，则与文献记载存在抵牾。《唐书音训》载：“京口，在润州城东北，甘露寺侧。（15）”据此可知，唐代的润州城应在京口西部开阔地。南宋《嘉定镇江志》载，“东山，在城东二里，亦号花山（16）”，可见，南宋时的府城应在铁瓮城及以西，花山地区已不存城池。如果文献记载无误，那么，花山湾古城既非唐代初置“润州”时的润州城，也不是南宋的府城，其建筑及使用的年代应该是唐中晚期至南宋。文献中关于唐代筑城的记载，分别是太和年间（公元827―835年）王所筑的“东西夹城”和光启三年（公元887年）镇海节度使周宝所筑的罗城。关于罗城的形制，文献中虽无详细记录，但对城门的名称、位置则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嘉定镇江志》载，罗城“共十一门”，东有两门，“北曰新开，南曰青阳（17）”。《至顺镇江志》中记载元时尚存的东门“青阳门”，“去府治二里（18）”，推测新开、青阳两门应均应该距离府治有二里左右。又根据古子城北门在“府治后”，判断元代的“府治”应在铁瓮城范围内。2010年对花山湾地区的发掘，发现城门门址一座，从距离上来看，在1000米左右，与“二里”的记载相差不大，只有罗城东垣的两座城门具有可能性，考古报告中亦将此门定为“新开门（20）”。由此推断，花山湾古地区发现的城垣应为罗城，是为唐代晚期的周宝所修筑。
关于罗城城垣的长度，文献中多有记载，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引《城邑考》：“更筑罗城，周二十余里。（21）”南宋《嘉定镇江志》记“罗城周回二十六里十七步（22）”，《至顺镇江志》也记郡城“二十六里十七步（23）”，可知罗城周长在二十里以上。根据考古发掘报告，花山湾古城的周长约为十里，与文献记载的二十多里相差甚远。可能的情况是，罗城的西部的城垣，叠压在今天镇江的市区之下，后代的府城即是在罗城西部城垣的基础上加筑的。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宋礼在前代城墙上加砌砖石，城“九里十三步”，清人实测发现城周不是九里，而是十二里多。如以十二里多计算，则与花山湾古城合计二十多里，则与文献所载接近。
从1984年的考古发掘资料看，西墙较其他三面城墙，出土了较多宋代的遗迹、遗物。如在西墙A、D段，发现了模印有“镇江府城”、“府城砖”、“镇江水军”等字样（24）。“镇江”的称谓，是在宋徽宗政和三年改润州为镇江府时才出现，所以这些城砖应是宋代或以后烧制，结合文化层分析，此应为宋代的城砖。以西墙C段为例，在此处开有探沟T2，发现五层文化堆积，其中第三层是夯土，包含大量宋代陶瓷、砖瓦，第四层也是夯土，出土夯窝、夯土间厚均与第三层相似。如果第三层中未发现有晚于宋代的遗物，那三、四层应为宋代的夯筑城墙无疑。由此推测，西墙与其他三墙可能并不建于同一时期。文献记载罗城“二十六里十七步”，那么罗城在经南C段向西后，可能并不是弯折向北与西A段相连，而是在大学山南麓向西南弯折，进而围合成一个大圈，将铁瓮城、后代的府城围合在内。西墙叠压下即使有唐代的夯土，也很有可能是王所建东夹城的西垣。宋代城砖及夯筑遗迹仅在西墙发现，北、东、南三墙在三次发掘报告中均未提及有出土，可能宋代府城沿用了部分唐代罗城、夹城的部分城墙加筑而成，花山湾地区的罗城则弃之不用
根据上述推论，可推测该地区城市发展的沿革是：三国时期，吴国建铁瓮城；东晋时郗鉴和王恭先后在铁瓮城的基础上加筑；唐代建润州城，子城位于铁瓮城处，并新建城垣，将子城围合，但并未包含花山湾古城。后又建有东西夹城。唐晚期周宝建罗城，囊括了花山湾古城、铁瓮城、明清府城的范围。宋代加筑城垣，但花山湾古城部分弃之不用，仅在铁瓮城及以西部分筑城。上述推断，仅是根据文献、考古资料以及前人的研究所作出的一种假设，揭开真正的事实，还需要对该地区进行更加细致、更大范围的调查和发掘。
注释：
（1）刘建国.晋陵罗城初探[J].《考古》.1986年第5期.
（2）（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O].卷二十五.
（3）房玄龄等.晋书・郗鉴传[O].卷六七.中华书局.1974.
（4）（元）脱因修、俞希鲁.至顺镇江志[O].卷二.中华书局.1990.
（5）司马光.资治通鉴[O].卷二五六.中华书局.1956.
（6）（明）李一阳.府治后垣记.[O]
（7）（南朝）顾野王.舆地志[O]
（8）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J].《燕京学报》，第15期。
（9）房玄龄.晋书・郗鉴传[O].中华书局.1974.一七八页.
（10）（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府志[O].卷二十.江苏古籍.1999.第八六二页。
（11）（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府志[O].卷二.江苏古籍.1999.第九页.
（12）韦正.试论六朝时期的镇江古城[J].《东南文化》1993年6期.
（13）（南宋）卢宪.嘉定镇江志・卷一[O].清道光二十二年刊本.第二八二六页.
（14）刘斌.镇江“晋陵罗城”命名问题的探讨[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15）（清）张九征、何、程世英等.康熙镇江府志[O].卷五十四.
（16）（南宋）卢宪.嘉定镇江志[O].清道光二十二年刊本.第二八三二页.
（17）（南宋）卢宪.嘉定镇江志[O].清道光二十二年刊本.第二八三一页.
（18）（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府志[O].卷二.江苏古籍.1999.第八页.
（20）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花山湾古城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12年第2期.
（21）（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O]卷二五引《城邑考》.
（22）（南宋）卢宪.嘉定镇江志[O].清道光二十二年刊本.第二八三二页.
（23）（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府志[O].卷二.江苏古籍.1999.第八页.
（24）镇江博物馆.镇江东晋晋陵罗城的调查和试掘[J].《考古》.1986年第5期.
（25）镇江博物馆.镇江东晋晋陵罗城的调查和试掘[J].《考古》.1986年第5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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