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交往 研究现状
1 国外研究现状
当我们追溯思想史时，就会发现在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洛克那里，已具有了交往理论的初始形态，而后经过18世纪法国哲学家和19世纪德国哲学家，到马克思时已演化出多种形态的交往理论，但国外没有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而是在“公民权利和义务教育、国民精神教育、道德教育、宗教教育和历史教育”的旗帜下悄无声息地进行，所以笔者以“德育交往”为主线，着力挖掘教育交往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
1.1 德育交往的理论研究
美国著名的教育哲学家约翰・杜威在其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提出了如何在实用主义教学体系中处理交往活动与道德教育的关系；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指出“协作交往活动是道德发生的前提”，在《儿童的道德判断》一书中他一再强调从交往中去寻找道德起因以此抓住道德作为人类意识活动的根本性起源；美国现代道德认知理论的创立者劳伦斯・科尔伯格强调，个体的道德成长是一种在其自身与社会交往环境相互作用下不断建构的过程，是个体道德经验的不断同化、调整、平衡的过程。
1.2 德育交往的实践研究
就德育教学而言，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所编写的德育教材以“协助个人发展潜能、实现自我、适应环境并进而改善环境的个体社会化历程”为一以贯之的主线，学生得以在与自身、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交往中实现其德育目标。教师在授课时善用澄清法、讨论法、公正团体法等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乐于与学生一起思考讨论，在沟通交流中提升学生的道德观念。
就德育活动而言，国外的高校生活更侧重于以情景和活动为中心，营造民主、平等、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学生在群体交往中实现主体意识的培养。如美国的康奈尔大学除了提供学生活动的六百多个俱乐部、学会和协会以外，还提倡学生参加具有社会发展和政治意义的社会活动或者参加公益活动，这些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有效体现了思想道德主体性教育的特点。
2 国内研究现状
2.1 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的理论研究
教育交往的研究概述。近几年，先是在教育研究中，一些学者触及到了交往这一视角，相关论著及论文的发表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其中以张天宝的《走向交往实践的主体性教育》（2005年）为代表。同期发表的有：蔡春、扈中平的《从“独白”到“对话”――论教育交往中的对话》（2002年），岳伟、王坤庆的《主体间性：当代主体教育的价值追求》等，学者们在具体论述德育与交往时，多数集中在德育对交往运用这一层次，主要着眼于两方面：一是把交往作为与“活动”并列的手段，强调它对学生的道德发展价值；二是把交往作为对旧式、传统师生关系的挑战，强调交往中的民主和平等。2005年彭未名在其论著《交往德育论》中系统提出了“交往德育”这一新概念，并构建其理论体系，是对我国大学德育理论建设的一个有益探索。
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的研究概述。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首次明确谈及交往的应是在张耀灿和郑永廷等著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第一版）中。此后，在一些博士论文中也有学者论及交往，认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实际上是人类求善的精神交往互动过程。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就交往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探讨和分析，因此不能从根本上和整体上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诸多问题。此外，一些散见的论文更着重于从主体间性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与创新进行研究，而忽视了交往理论的依托，使得目前的研究显得残缺不全。2011年8月由闫艳著述人民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交往视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扬弃的基础上实现的新跨越，作者不仅对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交往视角进行了深度剖析，还对交往性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系统构建，这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推进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改革均具有重要意义。
2.2 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的实证研究
（1）调查研究的方法。国内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章为数不多，所谓的实证研究也仅仅是对问卷进行的简单处理分析，得出支撑论文写作的数据。杨鲜鲜在其论文《交往-发展理论下的高校课堂教学及评价实证研究》、赵飞在其论文《广东高校德育课基本状况实证分析》中均采用问卷测量法，简单地利用EXCEL统计软件进行问卷分析。这些研究是对学生德育交往的一般特征的归纳，或者得出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批评与建议。
（2）叙事探究的方法。李醒东在其《事件・场景・交往》一书所呈现的德育研究方法实现了相对意义上的创新，他着力以叙事探究的方式来呈现学生社会生活的内容，教育理论在呈现和解释学生社会生活中建构，在进入现场中实现方法与思路的摸索和调整。这是一种生活范式的研究，从具体的事件中引发对学生交往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的思考，进而得出对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的反思和理解。
3 国内外研究的不足
关键词：毛泽东；外交思想；特征；原因
Abstract: Mao Zedong's diplomatic though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o zedong thought， Mao Zedong's diplomatic thought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during different perio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Mao zedong's major foreign activities in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on the basis of facts， summarize som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Mao zedong thought of diplomacy of the stage， mainly from two aspects， namely the consistency and "revolution" diplomacy. Among them， from three aspects to analyse the consistency :the principle of supremacy of national interests，independence and the three worlds theory. After summarizing th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aper， I’ll show the cause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from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domestic and and the thoughts of Mao zedong himself .
Keywords:Mao Zedong， diplomatic thoughts， features， reasons
正文：
本文研究的是“文革”时期毛泽东的外交思想，首先对“文革”时期做一个界定：本文中的“文革”时期即是指1966——1976年我国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十年，阐述的就是在这十年浩劫的背景下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文革”十年，中国外交所受的影响相对于其它方面而言是很小的，中国外交甚至全面登上历史舞台并形成了建国以来第三次建交高潮。本文主要从“文革”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特征以及产生这些特征的原因进行探究，最后指出其对我们的启示。
一、“文革”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特征
（一）承前一致性
“文革”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指导原则是对以前外交思想的继承统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国际利益至上原则
“文革”时期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始终坚持国际利益至上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迫于国内外的压力，逐步变杜鲁门主义的全球战略为尼克松主义，其中包括对华政策的调整。美国通过“叶海亚渠道” ，“罗马尼亚渠道”等向中国发出改善关系的意向。毛泽东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通过释放美国囚犯，开展“乒乓外交”等给予积极回应。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坚持不仅体现在中美建交上，更体现在中美建交三原则即美国必须同台湾“断交，撤军，废约”上。1972年2月21日，离《上海公报》公布还有24个小时，而尼克松却迫于国务院的压力提出要修改，毛泽东说：“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告的可能性。”[1] 1975年12月福特总统访华时，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保证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完成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而公报中较突出的内容是：美国在同新中国交往中第一次公开承认中国只有一个，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确认了美国从台湾撤出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目标。
美国的“越顶外交”使得日本和欧洲盟国深受震动，此后，中日于1972年9月29日正式建交。欧洲大部分国家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几乎已全部同中国建交。欧洲共同体成员除爱尔兰外也都同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毛泽东对美帝国主义及日本的侵略行径恨之入骨，支撑他超越意识形态，高瞻远瞩地与这些国家改善关系的根本源头就是他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毛泽东深知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就如他在会见基辛格时所说：“只要目标是一样的，我们不会伤害你们，你们也不要伤害我们。有时，我们要批评你们一下，你们耶要批评我们一下，这就是你们总统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双方仍要合作，仍然可以发展友好关系。”[2]中美关系的改善不仅为中国赢得发展机遇，突破外交孤立，也有利于抵制苏霸，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方向。毛泽东这一外交战略，是国家利益至上的深刻表现。
2． 独立自主原则
“独立自主权是主权国家的基本权利之一。独立自主是一个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依法完全自主地处理对外事务而不受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的权利，它与国家主权有着密切的联系。”[3]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一个中心点。”[4]早在1949年6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在新政治协商会议上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国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此后的毛泽东一直贯彻独立自主原则，虽然有时由于国际形势的客观需要而同某些国家结成同盟，但这只是一种外交战略和方式，我们并不依附任何一个国家。
对毛泽东这一阶段独立自主原则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中国逐步脱离苏联的控制及中苏关系的对立。20世纪60年代，苏联多次侵犯我国边境，尤以1968年的“珍宝岛”事件为甚，面对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中国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对于1969年苏联极力拼凑“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做法，毛泽东指出了苏联的真实目的是组建一个反华集团并将其它各国划归苏联的控制之下，因此，苏联的这种做法并未得到响应，甚至与苏联关系较为密切的印度等国也不愿接受。 1969年10月起到1978年6月，中苏就边界问题共举行了15轮会谈，由于苏联不改变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及中国坚定的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双方一直未达成协议。
另一个例子就是对于美国不断制造“两个中国”，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毛泽东的态度非常明确。毛泽东在1973年和1975年会见基辛格时反复强调：“至于我们与台湾之间的问题……我们将会为得到它而打仗。”[5]毛泽东还指出，“不能把台湾上的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混淆起来。”[6]
从毛泽东对苏美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一直坚持外交上的独立自主原则，坚决不让国家主权受到丝毫侵犯，不仅维护了国家利益，还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独立自主原则，不仅是“文革”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特征，而且是中国建国以来整个外交思想的中心，我国一直奉行这一原则。
3．“三个世界”理论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7]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并非一时提出的，而是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它源于1946年的“中间地带论”。1946年8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中间地带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过1962年，1963年的发展，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与美国朋友的谈话中第一次使用了“第三世界”的概念，直到1974年，毛泽东正式完成了其从“中间地带论”向“三个世界”理论的转变。
中国对第三世界的支持表现在很多方面，如：对于从60年代广泛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第三世界国家兴起的“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中国都给予坚决的政治甚至经济支持。
从“中间地带论”到“三个世界”理论，虽然在敌友组成的内容上有些不同，但其中心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争取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为中国发展赢取有力的国际环境。“三个世界”理论是对“中间地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正确地将世界划分为三方力量，为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战略依据，使人们看清了苏联的争霸意识，也突出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斗争中的重要地位。
（二）革命色彩浓厚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毛泽东受“左”的意识影响，形成了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由此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十年，中国宪法等各方面遭受践踏，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不稳定，行政制度包括外交机制遭到破坏，造成了中国成立至今61周年外交决策史上最混乱和特殊的十年。
1967——1968年，我国外交大权旁落入林彪、江青等人之手，他们借口支援世界革命，进行“输出革命”式的外交，四面出击，打倒一切，高喊武力收回香港，在群众大会上呼喊打倒外国现任政府等，更发生了恶劣的“三砸一烧”事件，严重破坏了国际关系准则，多国因大小问题与中国发生外交矛盾，三十多个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破裂，中国外交遭受空前的挫折。中国驻外大使几乎全部召回开展“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毛泽东在与外国客人谈话时的一个主题是中国坚决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哪个地方发生革命，我们就支持。”[8]在外交指导思想上，中国有严重背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外交路线的的表现。
对此，周恩来进行有力斗争并积极修复外交工作，毛泽东也亲自过问并决定重新派出驻外使节，如：“毛泽东后来在1968年对输出中国革命的做法也提出了一些修正意见，1968年5月16日，毛泽东批评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的用法，认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的‘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1968年5月29日，毛泽东对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批示说：“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9]经过一些修复和整顿，中国外交逐步恢复正常并同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二、“文革”时期影响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因素
一国的外交政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针对“文革”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主要从国际环境，国内政治和毛泽东个人因素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国际环境因素
“每一个国家制定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都必须认真面对外部的国际环境。”[10]
“文革”十年，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一直比较危险，国防安全受到重大威胁。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战争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北方苏联在中国部署近百万重兵直接侵犯中国领土，中国面临着同时对付两个超级大国的困境。因此，对毛泽东来说，寻求改变自身安全环境的任务迫在眉睫。此时，内外交困的美国主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毛泽东对此积极响应并借机改善与日本和西欧的关系。
两线受困下，毛泽东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而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为中国发展赢取有力的国际环境。
此阶段内所有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都是在这种严峻的国际大背景下展开的，因此，带有深刻的“冷战”烙印。
(二)国内政治因素
马克思在谈到19世纪60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指出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他说：“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也同在对内政策上一致，奴隶主的利益成为指路的星辰。”[11]“内政与外交同属于上层建筑，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两个方面，但内政又是决定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的最重要的因素。”[12]
“文革”初期，毛泽东在对内思想上“左”倾错误严重，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再加上国家领导集团的变动，如江青等人的篡权，使我国外交事业严重受损。
中国的经济在历经 “大跃进”后不仅没有赶超美英，还蒙受重大损失。毛泽东对此进行反思，逐步把争取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发展我国的经济作为重要任务并进行了工业化道路的探索。1975年，经毛泽东、周恩来审阅定稿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即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13]这样的国内政策就决定了我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国内经济，由此，超越而中美关系正常化等对外政策就有了深厚的内政根基。
由此可以看出内政对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深刻影响，对外政策是围绕国内发展这个中心而制定的。“文革”时期的对内政策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这使得我国对外政策也呈现出建交高潮和低谷的状态。
（三）毛泽东的个人因素 “文革”十年，毛泽东的各方面思想对我国的外交政策都有一定影响，下面从几个方面分别论述毛泽东个人因素对我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首先，毛泽东的爱国思想浓厚。毛泽东的爱国思想从小就有，面对被蹂躏得千疮百孔的中华民族，他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的爱国思想还具有传承性，自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使他的爱国思想根深蒂固。可以说，爱国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信念支撑，国家利益至上，独立自主等一些外交原则都是这一思想的延伸。
其次，毛泽东军事战略家的思维方式。对一个南征北战的军事家来说，斗争是永恒不变的主题之一，因此才会有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这一思想使得毛泽东在面对我国多面受困的环境下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大三线”的建设，抗美援越，不放弃武力收复台湾等都是毛泽东以一个军事战略家的角度思考的结果。同时，军事战略家的思维也使毛泽东做出了错误的决断即把运用于中国国内革命的统一战线推广到世界范围，致使中国外交违背了国际基本准则，与多国关系破裂。
第三，是毛泽东的哲学观。毛泽东的哲学观主要体现在辩证法和矛盾论方面。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分析中外国关系时，运用对立统一方法，精辟地阐述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14]毛泽东还有关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辩证法。建国初期，意识形态至上，因此才有“一边倒”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三大外交方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中苏大论战，也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而后中苏关系破裂，中美关系改善等则是国家利益至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外交则又是意识形态占上风。
毛泽东的矛盾观也对“文革”时的外交产生重要影响。“文革”前期，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并把这一观念推至世界范围；“文革”中后期，毛泽东对中国的主要矛盾的观念有所转变，因此主动修复外交关系。由此可看出，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观点影响了他的外交政策。
以上这些都说明：毛泽东的对内思想与对外思想是统一的，都受到他的哲学观念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哲学”痕迹。
总之，“文革”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不论其正确方面还是错误方面，都是有一定背景和思想根源的。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研究离不开对此阶段国内情况，国际形势和毛泽东个人的研究。
三、结语
“文革”时期，由于受当时严峻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以及毛泽东个人观念等方面的影响，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呈现出国家利益至上，独立自主，“三个世界”理论等具有承前一致性的特征，在这一特殊背景下，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也出现了明显的错误倾向即“世界革命”，使得我国外交体制被打乱，外交事业严重受挫，与多国发生外交矛盾，然而，毛泽东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主动修复外交关系，中国出现了第三次建交高潮。
因此，总的来说，此阶段的毛泽东外交思想是正确的，只是在一小段时期内受“左”的意识的影响造成了错误的决断。
笔者从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发展状况中得出几点启示，即：要正确处理外交与内政的关系；在进行外交工作时，要时刻保持辩证思维，处理好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要吸收并发展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正确方面，妥善地将其运用于中国当代外交中，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参考文献
［1］
谢显益.中国外交史 [M].开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2］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毛泽东思想史[M] ．北京：中国人大出版社，1995.
［3］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
［4］
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5］
鲁毅等．外交学[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7］
张历历．当代中国外交简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9］
人民出版社.毛泽东著作选读》[M]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10］ 张树德．国际风云变幻中的毛泽东[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11］ 中央文献出版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2］ 傅建中.基辛格秘录[N]．《中国时报》，1999年1月10日.
［13］ 范贤超、王华生. 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建树[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14］ 尹承德.试论毛泽东外交思想[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15］ 葛沐.论毛泽东外交政策与建国初期中美关系[J]．世纪桥，2008年，第8期.
［16］ 朱军.毛泽东的外交遗产[J]．协商论坛，2007年，第2期.
--------------------------------------------------------------------------------
[1]张树德：《国际风云变幻中的毛泽东》，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第202页。
[2]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85页。
[3]鲁毅等著《外交学》，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7月第二版，第301页。
[4]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第26页。
[5]傅建中：《基辛格秘录》，台湾，《中国时报》， 1999年1月10日。
[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78—382页。
[7]张历历：《当代中国外交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第122页。
[8]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第85页。
[9]中央文献出版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月版，第276页。
[10]鲁毅等著《外交学》，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7月第二版，第27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1页。
[12]鲁毅等著《外交学》，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7月第二版，第282页。
关键词：“和谐世界” 文化 传承
一、引言
“和谐世界”理论是全球化的世界观，是对人类未来的一种理想，是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深刻思考和大胆探索。关于“和谐世界”的研究集聚了大批国际关系、外交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他们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对该论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目前，从理论上对和谐世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大多是关于和谐世界与国际关系和外交、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关系等方面。而关于“和谐世界”理论文化传承性的研究目前有影响的著述还不太多。白露堂的“向世界推介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一文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和合”思想、中华文化对其他文化持开放和包容心态以及“和谐世界”理念将“和合”思想推向世界三个方面对这一主题进行了阐述，对“和合”思想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也有所提及，为该领域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研究出发，依据中国外交思想文化和国际战略的发展历程，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和谐世界理论的文化传承性。
二、“和谐世界”理论
中国立足全人类利益的高度，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强调以对话合作化解分歧、解决争端，以互利互惠促进世界和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谐世界”是一个充满东方智慧的世界蓝图，它所描绘的国际关系的理想状态，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赞同。和谐世界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科学的发展观和方法论，回答了一个突出的现实问题：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及怎样建设这个世界。“和谐世界”理论是以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新时期我国外交政策目标的新概括，是指导我国对外工作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新方针。它继承了新中国外交的传统，并结合国际形势与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的变化，进行了重大理论创新。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有利于中国外交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有利于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和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200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5年，中国在亚非峰会首次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如今，和谐社会的建立已经从探讨阶段进入到具体实施阶段，其实践也从中国内政延伸到外交领域。
中国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和主张，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国外主流媒体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中国通过挖掘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向世界展现了独特的文化魅力；从长远来看，“和谐世界”这一主题的提出对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将产生深远影响。
三、“和谐世界”理论的文化传承性
“和谐世界”理论具有文化传承性，因为我们不仅能从中国古代的“和合”思想中发掘出文化源泉，还可从中国的外交思想史和国际战略发展中找到线索。
1.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从儒家思想“和为贵”和道家学说“天人合一”，到封建时期“和合”思想渗透于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可以看出，“和谐世界”理论体现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文化传承性。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指一种“配合得适当而匀称”的关系，包括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和世界的和谐。《周礼》中说，“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和谐中国”和“和谐世界”事实上都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发扬。在儒家思想中，“和”为做人处事的重要标准，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认为礼的作用，和睦是最重要的，并深刻阐述了“和”不必一定要“同”，而“同”者也可能“不和”，倡导在存“异”中求“和”。孔子还极力提倡“中庸之道”。另一思想家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也强调“和”是办成任何事情的关键所在。中国古代另一大思想流派道家提倡“天人合一”，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天人一致。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二是天人相应，或天人相通。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和合”思想是中国古代先哲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本质的概括，“和”指和睦、和平、和谐；“合”指结合、融合。它是一种至上的境界，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并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和为贵”的中庸之道后来成为封建社会最高道德标准和最佳人生境界，“和谐世界”理论是对这种“和合”思想的传承与升华。和谐世界是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世界，是国家之间和谐共处、人与人之间和谐相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存的美好世界，是民主、和睦、公正、包容的世界。
2.中国外交思想史方面。在中国外交思想方面，“和谐”理念的传承不仅可从著名的“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历史事件中找到线索，更体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先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与发展主题下的外交理念”以及今天的“和谐世界理论”。可以说，“和谐”是我国基本外交思维的延续。
中国历代封建朝代的外交哲学思想都不同程度受到“和合”理念的影响。绝大多数王朝在建立起来之后，都注意止戈息武，强调“协和万邦”，实现“万国咸宁”、“天下太平”。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被沿途各国公认为友好交流之路，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特别在唐代，中国大量先进的技术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到其他国家，并接纳相当数量的遣唐使及留学生，让他们学习中国文化。郑和曾经七下“西洋”，当时，中国拥有世界一流的舰队，但舰队远航的目的并不是抢掠土地，索取财物。郑和的船队从东南亚到东非，远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路带去的是互利贸易和邦交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继承中国讲信修睦、独善其身、兼济天下传统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此基础上，根据世界形势的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情况，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以为核心的中国领导集体在坚持和平与发展理论的前提下提出新的中国外交理念，那就是对世界多样性的充分理解与思考。而以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立足全人类高度提出的和谐世界理论，本质上就是以多样性和差异性为基础的，从根本上区别于“大同世界”和乌托邦。中国社科院王逸舟教授认为，和谐世界理念是对我国宝贵外交遗产的继承，是中国、印度等国在20世纪50年代倡导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
由此可见，中国外交理论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不断创新过程，“和谐世界”理论不仅体现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凸现了中国外交的文化传承性。
3.中国国际战略发展方面。中国的国际战略发展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从汉唐时代世界大和的国际战略思想到清朝大力发展洋务运动，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一边倒”到“三个世界”再到“东西南北”的划分，无不体现出中国国际战略从世界和平的考量出发，为谋求最大限度的和平和世界和谐而提出符合历史发展潮流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倡议。
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后，对外关系逐渐发展，特别是汉武帝开疆拓土，张骞出使西域，中外关系空前活跃。在鼎盛时期的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中央政府多实行睦邻友好的政策，而不是向外侵略扩张，谋求霸权。清代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设立资本主义性质的事业，他们采用“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策略，实际上就是中西结合的范式，让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体制下和谐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国际战略为“一边倒”，其实质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严正立场。它既不意味着中国政府绝不同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来往，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放弃独立自主，无原则地倒向苏联一边。“一边倒”方针的提出，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为了长远的、大范围的和谐，必先求得局部的稳定。 “三个世界理论”由于1974年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的新格局把世界划分为三个部分的理论。这一战略思想，对中国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加强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国际地位，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发展对外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相对于“一边倒”的战略，“三个世界理论”将“和”的范围进一步扩展，为世界性的和谐奠定了基础。而邓小平在1985年关于“东西南北”的划分更是直接阐明了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性。邓小平强调南北问题，实际上是为了增强中国的综合实力以及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为今天“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铺平了道路。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从“一边倒”到“和谐世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国国际战略发展的实质和最终目标是“和”。“和谐世界”理论集中显示了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从我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角度，创新性地提出了符合世界现实和着眼于世界未来的理论。
四、结论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解决世界性难题具有指导意义，对缓和、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和谐世界”理论无论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古今中国外交思想史以及国际战略发展方面都能体现其文化传承性。“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必然，它源自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源自中国文化的精髓，源自中国人的总体价值观，是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逸舟：《中国外交十特色―兼论对外交研究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5。
[2]张妍：《和谐世界与中国外交》，《世界知识》，2006.8。
[3]阎学通：《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政策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06.1。
[4]肖、于海洋：“试论和谐世界理念”《理论探索》2006年第三期。
[5]刘介民：《和谐社会的理论构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探索》2005.6。
[6]党明德：《邓小平、对传统和谐文化的继承与超越》，《济南大学学报》，2002.2。
[7]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到邓小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6。
本文通过对张西平新著的评论来发挥作者本人有关中西文化传播与文化转型的见解。作者指出张著的最大特色在于使用双向互动与文化转型的眼光来描写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为学术界提供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全景图，并且指明了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平等交流的性质，由此可以对以往研究倾向起纠偏作用。
作者在文中指出：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对这一观点的认同使得许多学者认为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并推定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但若承认历史上曾有过平等的文化交流，那么“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
作者在文中还指出：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华学人应当抱着攀登世界巅峰的崇高理想，抱着平稳的心态去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
[关键词]中西文化、双向交流、文化互动转型论、绝对冲突论、绝对融合论
若干年前，笔者出于研究需要，由希腊罗马哲学和早期基督教思想研究步入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并且提出了一个解释文化传播规律的名为“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理论框架。近年来虽然出于学科建设需要，又将主要精力投向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但对中西文化交流史一类的作品总是恋恋不舍，只要有可能，总是找来细读。近来读到张西平先生的新著《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引发了一连串的联想，下述文字就是对张著的评价以及若干批评意见。
一、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复苏以来，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张西平先生对这一学术热点产生的动因分析得很准。他说：“无论是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西方学术界，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都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在社会转型中中国文化的重建，以及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所造成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互动，都使得人们必须重新思考19世纪以来所留给我们的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峙的文化解释模式，必须重新思考今天的世界体系理论，这样，人们的眼光自然转向明末清初，必然关注大航海以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因为这里才是世界近代的起点，这里蕴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与互动的全部秘密。”可见，学者们的研究动机有个人的学术兴趣在起作用，但决非与现实毫无关联。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外学者通过深入研究，发表了众多的学术论著，然而在笔者看来，唯有张著可以说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这样说，并非抹杀该时期其他相关论著的成绩与作用，而仅仅是说，该书的取材和编排不仅注意到了“西学东渐”，而且也注意到“东学西传”，并在结论中点明了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是“中西文化双向互动”，具有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性质。而我们知道，这种观点或相类似的看法在以住不仅不能被绝大部分中国学者所承认或接受，而且也不为多数外国学者所接受。
以中国学术界熟悉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为例。他对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极为重视，认为明末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然而他的研究着重探讨西学东渐以后在中国引起的文化冲突。早在1976年，他在《16-17世纪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之比较》一文中就指出，晚明时际欧洲和中国的精神世界“彼此完全不同”，当时的中国哲学与欧洲人的哲学传统有“重大差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把基督教传入了中国，然而“如果说基督教与当时的儒教思潮相吻合是表面现象，那么它们之间的分歧则是根本性的”。这一观点到他1985年发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一书时被发挥到了顶点。他对当时中国人在接触天主教义以后的反应作了详尽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说：“不管怎样，中国人的智能传统、思维模式和世界观都显然不同于欧洲人。这些差异结合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传统，对基督教化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读了谢和耐先生的结论，禁不住使人联想起斯宾格勒的观点：“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隔开了。”
中国学者也一样。在近年出版的一本研究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中，一位青年作者说：“对于晚明社会中人，基督教的传入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他们所能看到和所能处理的新文化只能是由传教士陈列于他们面前的内容，换言之，他们只能通过窗口点菜，而不可能进入厨房自烧。”
总之，在这些学者眼中，这场文化传播从方向上来说是单向的，即由西向东，是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向东方、向中国的传播；西方人在这场传播中是积极主动的，乃至于抱有侵略野心，而中国人则完全是消极被动的，毫无自主性可言；就传播结果而言，西方文化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而中国文化受到冲击，无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可言。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眼光看，他们的单向性思维使他们夸大这场文化传播中发生的文化冲突，并将基督教传播失败的原因最终归结为两种文化的异质性。
张西平的著作可以对上述学术立场与观点起一个纠偏、矫正的作用。无论是否同意张著的最后结论，只要认真读了作者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学者们都必须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而只有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
借此机会，我想再次重申一下本人阐述过的“文化互动转型论”的一条基本立场：“跨文化的文化传播具有双向性，而非单向性的输出或输入。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出与输入的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社会借取文化要素并把它们溶合进自己的文化之中的过程就叫做传播。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但它认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区分在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要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者必须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维的研究向度。如果研究者受自身文化、教育背景的局限，或囿于民族主义的情结，那就很难完整、客观地考察中西文化交流史。透过上个世纪中国学者在该研究领域中的绝大多数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情结，并为之而感动。这类情感的表达在二十世纪的许多时间里可以视为一种正当的反映，然而在迈进新世纪之后，当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时，这种情结处理不当，就会阻碍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中西文化的关系，并且极易使我们在自卑与自傲之间徘徊，不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态势。在这个意义上，张西平这本著作的出版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到过去被中国学术界较为忽视的“东学西传”，也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晚清知识分子因山河破碎所造成的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焦虑之感”，摆脱“后来五四精英们的那种紧张感”，矫正“五四时期的那种东西方的二分法、非此即彼的文化态度”。“在中国已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在现代化已成为我们大部分现实生活的今天，19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的‘苦难情结’应该抛去，西方的‘强权霸语’应该结束。晚清以降的东西双方各自形成的‘西方观’和‘中国观’应该重新检讨。”
二、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平等性问题
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有一个难解的症结：平等的交流有无可能？许多研究者认为始于四百年前的这一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有些学者虽然认为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平等的性质，但不敢明确从总体上将之定性为一场平等的交流，而张著明确指出：“那时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各自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学习对方，徐光启把‘泰西’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伏尔泰则时时以孔子弟子自居，对儒学顶礼膜拜。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尊重，相互的倾慕，成为那个时代东西方的主要特征。从皇帝开始，康熙学西洋数学，听西洋音乐，让八旗子弟们演几何，学外语，明末清初的学术领袖们如徐光启、顾炎武等人，个个都读西洋之书，谈历学、算学。心学衰，实学兴，与西学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大西洋岸边的路易十四则专门将被传教士带到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留在身边，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漆器，看中国皮影戏，一时间‘中国热’遍及欧洲。那是一个会通的时代，尽管有着虚幻，有着矫情，但双方是平等的，心态是平稳的。”提出这一点十分不易，不仅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也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就像在地球上水往低处流一样。许多学者认为，各种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以及文化传播的这种趋势，决定了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进一步就可以推论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张西平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思考文化传播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这就是承认平等交流的可能性。有了这个新的起点，“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的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平等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存在过，在今后也可能存在，因此要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来，思考和寻求中西文化会通与融合的新途径。这就是张西平这本书的一个理论上的贡献，可以起到端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重要作用。
据笔者把握，许多学者在讨论中西文化交流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设定为敌对的双方，而又由于西方文化自近代以来所具有的某些优势，因此人们在讨论中注重西方文化向中国的扩展，而忽略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单向性的思维使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退隐幕后，而对这种影响的完全忽略，其直接后果就是促使研究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情结强化。
笔者这样说，并非认为学术界完全否定了“东学西传”，例如，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之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近年来以论述中国文化对西方影响的著述也有一些，但相对而言，学者们对“西学东渐”的关注还是超过“东学西传”，而我们在上面说过，只有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并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这就是张西平这本著作比其他同类著作高明一些的地方。笔者深信，学者们在本世纪还将继续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在各个时期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有这部分工作也得以完成，我们才有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完整图景。
三、超越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
就作者的基本倾向或最后结论而言，以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品大致可以区分为冲突论与融合论，而以冲突论者居多。但张西平的这本书很难简单地加以归类。究其原因，正在于张西平把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性质判定为平等的交流，把这一交流的过程判定为双向互动，把最后的交流结果断定为促使参与交流的双方自身文化的更新与转型，只是中国一方的文化更新与转型没有欧洲一方那么明显罢了。笔者基本认同张西平先生的论断，也赞许张著以大量的史料为他的基本判断作了有力的支撑。但也许是由于张著的类型属于史学类专著，因此没有从理论上对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再作探讨和总结。这虽然不是张西平在其著作中预定要完成的任务，但笔者读来仍感到遗憾。因为，在掌握了大量史料并得出上述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张西平先生本来是可以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超越以往“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的僵硬对峙，进入文化互动转型的新境界的。
笔者所说的“绝对冲突论”即以往学术界将冲突视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本质特征的观点与立场，而“绝对融合论”即以往学术界视“无差别融合状态”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最终结果的观点与立场。在此我们可以依据文化互动转型论的基本理论来阐明应当如何看待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
文化冲突与对抗是由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引发的普遍现象。发生文化冲突与对抗的原因从理论上分析，无非就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传播目得与手段的正当性、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的需要程度，以及对参与交流双方的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的保障。我们对文化冲突要作具体分析，而不应加以笼统的肯定或否定。从整个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来看，以战争为文化传播通道所引起的文化冲突多于导致讨论和批评的文化冲突。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的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之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不可能会通或融合。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但人们对文化冲突带来的后果和意义的观察与评价则囿于人们的民族文化情结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文化互动转型论以不同类型文化之差异的缩小来观察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以自愿接受还是强迫接受为判断文化传播手段之恰当性的标准。以往的中西文化冲突造成过巨大的灾难，但与此同时，它也起着富有成效的积极作用。可以预计，今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仍将充满冲突，但是，前进的道路无论如何迂回曲折，千磨万劫，但它一定会持续不断地走向一个更加宽敞的新的文化世界。
除了承认文化冲突的必然性以外，我们还必须承认异质文化融合的可能性，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形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否认世界文化的发展能达到无差别的单一文化状态，亦即绝对的融合。斯宾格勒否定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他认为，每一种文化代表了各自独立的象征系统，这种象征既是在本质上不同的，也是无法 相互通融的，它们是自我幽闭的，只是在表象上存在着“交流”、“融合”之类的现象而已。然而，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相矛盾只是对融合前后文化的对照观察，忽略了通过杂交产生新型文化这一事实。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中，文化传播曾被用来反对文化宿命论。为了说明文化不会衰亡，学者们就用文化转移来概括文化传播的本质，认为文化传播导致文化不断地由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移，而文化的转移又导致了文化的不断进步。但文化转移论也有缺陷，因为文化类型的转移讲到底是指一种类型被另一种类型所取代，而不是文化的转型。在以往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解说中，两种主张针锋相对，然而，无论是主张以西方文化替代中国文化，还是主张用东方文化主宰未来世界，都是期望以一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实际上讲的还是文化转移，而没有涉及文化转型。还有一种解说主张中西文化各有所长，混而配之，构造出一种最优的文化形态。但这种解释以混合、取长补短为手段，没有讲到外来文化要素与本有文化要素之冲突和融合所引起的文化型变。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上述文化替代论在要素层次上的变体。
文化互动转型论否认文化宿命，承认文化更新。但它把文化延续的希望不是寄托在文化转移上，而是寄托在文化转型上。它认为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简单取代，而是通过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实施重组，从而产生新型文化。当一个社会处在文化转型时期，从这种社会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各个层面都可以看到这种转型的发生。文化就其核心内容而言，是不能加以简单替换的。但是，通过文化间的相互对话可以拓展文化视野，乃至于在不同文化间形成共同的视野。这种拓展其实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一方面，它通过文化之间的对话来发现自身文化的边界和局限，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解释来拓展自身的文化视野。这是一种反复的循环回答。对外来文化的解读，实际上是从本有文化的角度向外来文化发问，而从外来文化中得到的回答，又会促使向自身的文化传统发问，并进一步迫使本有文化以新的方式对外来文化作答，对自身文化作出新的理解。
文化视野的拓展，既是一个不断解读对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对自身文化传统重新解释的过程。原来的文化鸿沟愈大，新的智力视野或文化世界也就扩展得愈大。因此，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融合结果，并不是两者合二而一，而是通过各自的拓展达到视野上的融合。一方面，作为不同的文化体系，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将依然保有各自的特性；另一方面，文化视野的融合，意味着两种文化可以达到彼此理解对方文化的特定问题、评判方式和价值取向，并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对其予以可被其他文化理解的内容加以评说。所以，文化的融合并不会创造一种单一文化的一统天下，而只会导致各种不同文化的共同繁荣和交相辉映。
四、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尽管张西平的著作涉及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多个层面，但宗教和哲学的双向交流是张西平这本专著的重头戏，也是张著超出其他同类著作之处。
张西平先生指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文化传播史和文化接受史是两个相互联结而又区别的不同方面。只有弄清传播史，才能摸清文化交流基本脉络，但仅仅停留于此也是不够的，因文化交流，尤其是哲学思想的交流，它是同交流双方国家的思想史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接受史实际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文化交流的传播，从而把文化交流史从一般性的历史描述深入到思想史的对比研究中和比较哲学研究中。当然，若不以传播史为基础，这种接受史的研究也无从谈起，没有历史便没有思想，历史是思想的摇篮。在这个意义上说，离开文化交流史、哲学交流史去搞所谓比较文化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只具有纯粹抽象的意义，而不具有任何实际思想史的意义。因为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相互接受的实际历史过程几乎是和书面意义上的、纯理论的哲学比较完全不同的。”笔者认为，这段话含义甚丰，但最重要之处在于指出了以往研究结论中的一个通病：混同某种外来宗教或哲学自身的特性及其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和性质。中国学者们一般认为：“利玛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宗教与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在笔者看来，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在具体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实例研究中，这是最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而思想原本自身的性质如何并不对其能否发挥作用起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学术界以往对明末清初外来宗教与哲学思想的评价受到中国学术界某些“定评”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所传基督教哲学是中世纪正统的经院哲学，其本身具有落后的性质，由此推论这种旧思想不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积极作用，进而感到难以解释晚明的一些儒生士大夫能够接受天主教的信仰，并利用传教士输入的中世纪的西方哲学思想作出有利于中国文化更新的贡献。而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视野出发，我们认为，耶稣会传教士的哲学本身的性质不能决定其影响的大小与正负，也不存在着中国人根本或完全无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耶稣会士比较平等的传教态度及其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理解他们的思想而做的大量文化适应工作为中国人（在当时的社会中，当然只能是少数有机会接触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儒生士大夫）理解和把握西方思想提供了条件。在基本理解的基础上，他们运用这些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儒道释）展开批判，其中不乏创造性地运用外来思想的实例。总之，确定耶稣会士自身拥有的哲学思想的性质不应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的障碍，而只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今后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深入考察外来的基督教思想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嬗变，考察它与中国思想会通融合的可能性，考察它与中国思想磨合后产生新型思想的途径与道路。
张西平的著作不仅用大量的史料为我们介绍了明清间入华传教士翻译和传播的各种西方哲学和宗教思想（包括亚里士多德哲学、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基督教神学等），而且发挥了他原先攻读西方哲学的特长，纠正了某些中国学者因缺乏西方哲学史的功底而造成的对该时期外来哲学理解上的偏差。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运用史料，具体分析各种外来哲学与神学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信息本土化现象”。以此为基础，他在总体评价各种外来哲学、宗教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时就能做到实事求是，不故意夸大，也不故意贬低，力求公允。
为了揭示该时期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张西平在其著作的下篇详尽地描述了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西传过程，并具体分析了儒、释、道在西方的早期传播，以及这些思想对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产生的文化影响。这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是笔者所陌生的，不敢妄评，但其结论令我振奋。张西平说：“就中国宗教与哲学在西方的传播来说，从1592年高母羡将《明心宝鉴》译为西班牙文到1814年十六卷的《中国杂纂》，即《中国人之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的考论》出版，前后近二百多年，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大规模地、系统地传入欧洲，中国文化成为催生启蒙运动的重要因素，中国宗教和哲学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深邃的哲学思考，深深影响了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我也相信，这一结论会令国内专治中国哲学或外国哲学的学者们受到启迪和鼓舞，增强走上世界哲学舞台的信心。
五、中国哲学要与西方哲学平等地对话
世纪之交易出惊世骇俗之言。我们清清楚楚地记得，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斯宾格勒大呼“西方的没落”；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国有人大谈“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西”， 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进入新世纪以后，当世界各国民众期盼上苍保佑，希望能过上太平日子的时候，震撼世界的“9.11”事件发生了。这一事件似乎又一次无情地嘲笑了各种寻求文化融合的主张，也令笔者反思良久。然而笔者仍旧坚信：“文化冲突必然出现，但不能用来证明文化融合的不可能。”从学者的使命考虑，文化冲突越激烈，越应该倡导文化融合。
张西平先生说：“百年烟云，沧海一粟。当今天东西方又重新回到一个平等的起点上时，当哥伦布所起航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已成铺天大潮之时，回顾近四百年的中西文化思想交流历程，我们应从整体上对中西关系作一新的说明，或者说我们应当将中国放入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重新考虑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重建问题。”对张西平先生的这一基本态度笔者从心底里认同，并愿有更多的学者能够接受。
无人否认人类社会在新世纪走向全球化的步伐会越来越快。全球化不仅使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习俗风尚，生活方式等趋向于国际化，也将使哲学探讨的课题、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乃至于研究方法趋向于一体化。未来世界哲学的发展，一方面受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必然从总体上趋向统一，然而另一方面，这种趋同并不排斥与否定不同国家或地区哲学的存在和发展。随着“欧洲中心论”的消解和世界哲学多元化发展格局的形成，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哲学客观上都成为人类哲学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未来哲学的发展既不是西方哲学独占鳌头的时代，也不是东方哲学定为一尊的时代，而是在多元共同发展过程中走向统一，又在统一中存在多元发展的时代。
由此观之，中国学者在新世纪研究外国哲学的重要意义就不仅仅是向中国社会介绍西方哲学思想，为中国本土哲学的发展起一个桥梁作用，而应视为“中国人研究的哲学”走向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等哲学学科的划分着眼于研究对象上的区别，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与著作，外国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外国哲学家的著作与思想，但我们决不会因为外国哲学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外国哲学家的著作与思想而认为其研究结果是外国人的思维结晶。
中国杰出的古希腊哲学研究专家陈康先生说过，如果我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的著作，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世界。”陈康先生在大约半个世纪前说出的这番话表达了中华学人立志攀登世界哲学研究巅峰的宏伟抱负和崇高理想。面对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国学者唯有着眼于世界，努力向前。张西平先生的研究结论也能起到这种鼓舞作用，它将促使中国学者抱着平稳的心态去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作者简介：王晓朝，1953年6月生，安徽桐城人，哲学硕士（1984，杭州大学），哲学博士（1996，英国利兹大学）。现任清华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教授、外国哲学博士生导师、全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华全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兼任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学术委员。主要学术兴趣为古希腊哲学、教父哲学、基督教文化、宗教伦理。
详见拙文《文化互动转型论－－新世纪文化研究前瞻》，《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3页。
J.Gernet,ChinaandtheChristianImpact:AConflictofCultures,Cambridge,1982.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沈阳，第2页。
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巴蜀书社，成都，1993年，第56-58页。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第299页。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735页。
何俊：《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2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493页。
王晓朝：《文化的互动和转型》，载许志伟、赵敦华主编：《冲突与互补：基督教哲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年，第311页。
参阅《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4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8-9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6页。
方豪：《中西交通史》，重排本，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印行，台北，1983年，第692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329页。
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第217页。
参阅《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66页。
参阅《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489页。
论文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 文化 文化迁徙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张耀灿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这个概念,我们是认同的。此外,陈秉公先生在其着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亦作出了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环绕在教育对象周围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客观现实。也可以这样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除了教育以外,影响教育对象的一切外因的总和。”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两种界定,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在实质上,两者趋向一致。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所有外部因素,那么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这些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其发生作用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可是,从微观方面看,单个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亦是存在的。我们试着从文化传播与迁徙的角度,来探讨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从而为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创造条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主要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二、文化迁徙的含义与途径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其次,书本传播方式。把文化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甲骨文是人类较早的记录文化的方式,虽不能同现在的文字相比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人类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和印刷术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从此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就大大加快了。我们今天能见到和读到的许多书籍,特别那些关于古代史书、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正是书写方式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
再次,潜移默化式地传播模式。在一个固定的环境当中,人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受着文化的熏陶。家庭是人所接触和赖以生存的第一个环境,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个过程,父母总是把自己已经拥有的经验和知识,或用语言,或用行为,总的说来是用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地方式把经验和知识传递给青少年。村落或社区环境,是对人进行潜移默化传播知识的第二个环境。人除了家庭环境外,还有社区或村落环境。在社区环境中,人在与社区其他人的交往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最后,网络传播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所谓网络载体,即‘以网络为载体’之意,也就是通过互联网这一最先进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向人们传播丰富、正确、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以帮助人们形成时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以及健康的精神状态的过程。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等载体相比,网络载体传播信息具有以下优点:一是信息内容的海涵性。二是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与平等性。三是传播手段的兼容性。四是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三、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
文化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子。在高校中,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关键作用。这是由高等学校的职能所决定的。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了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的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人才培养即育人,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学校不断进步发展和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职能。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承丰富思想政治 教育理论;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创新,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和时效性。由此可见,高等学校是具有丰裕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的教育教学阵地。此外,高校校园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各种文化几乎都能在高校的自由土壤中相互交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一是丰富了校园文化,二是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三是活跃了思想、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人才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因此,就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高校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创设和优化,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载体,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阵地和途径,以丰富多彩的党团活动和课外活动为辅助手段,把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与课外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为人才培养服务。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就是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优化课堂教学环境和课外即第二课堂育人环境,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和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最新成果,优化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通过情境创设潜移默化地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融入大学生的头脑,优化第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每个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是通过隐匿在主体身上所负载的关于自身阅历、经历及通过家庭、社区和社会耳濡目染所形成的文化因素,体现在主体的言行、生活习惯和方式上。在高校这个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环境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社会交往,把自身所载的文化传递给另一个主体。从而使不同的个体文化在交流与碰撞当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可能。
“任何两个具不同文化的群体甲和乙发生接触时,甲可能从乙那里撷取文化要件,乙也可能从甲那里撷取文化要件。当这两个文化不断发生接触而扩散时,便是文化交流。”这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在发展时并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必然地在其发展传播时与其他文化碰撞与交锋。但是,任何文化的产生、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在相同的地域环境中,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优化,必然要求与其他环境中的文化之间进行交流,或吸收或相抗或互相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推动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主体是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而社会交往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文化是人类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人类的精神符号。人类社会在向前发展,文化的发展亦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实际上,文化之间的交流、发展与扩散就是文化的变迁或迁徙。应当看出,文化迁徙与环境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作为环境中的特殊部分,必须要体现环境的共性。文化作为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文化,特别是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也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因此,教育事业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活动,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青少年的头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贯彻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途径。通过实践,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因此,要积极发展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文化背景。
论文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 文化 文化迁徙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张耀灿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这个概念,我们是认同的。此外,陈秉公先生在其着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亦作出了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环绕在教育对象周围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客观现实。也可以这样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除了教育以外,影响教育对象的一切外因的总和。”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两种界定,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在实质上,两者趋向一致。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所有外部因素,那么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这些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其发生作用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可是,从微观方面看,单个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亦是存在的。我们试着从文化传播与迁徙的角度,来探讨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从而为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创造条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主要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二、文化迁徙的含义与途径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其次,书本传播方式。把文化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甲骨文是人类较早的记录文化的方式,虽不能同现在的文字相比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人类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和印刷术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从此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就大大加快了。我们今天能见到和读到的许多书籍,特别那些关于古代史书、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正是书写方式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
再次,潜移默化式地传播模式。在一个固定的环境当中,人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受着文化的熏陶。家庭是人所接触和赖以生存的第一个环境,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个过程,父母总是把自己已经拥有的经验和知识,或用语言,或用行为,总的说来是用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地方式把经验和知识传递给青少年。村落或社区环境,是对人进行潜移默化传播知识的第二个环境。人除了家庭环境外,还有社区或村落环境。在社区环境中,人在与社区其他人的交往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最后,网络传播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所谓网络载体,即‘以网络为载体’之意,也就是通过互联网这一最先进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向人们传播丰富、正确、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以帮助人们形成时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以及健康的精神状态的过程。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等载体相比,网络载体传播信息具有以下优点:一是信息内容的海涵性。二是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与平等性。三是传播手段的兼容性。四是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三、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
文化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子。在高校中,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关键作用。这是由高等学校的职能所决定的。******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了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的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人才培养即育人,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学校不断进步发展和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职能。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承丰富思想政治
教育理论;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创新,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和时效性。由此可见,高等学校是具有丰裕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的教育教学阵地。此外,高校校园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各种文化几乎都能在高校的自由土壤中相互交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一是丰富了校园文化,二是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三是活跃了思想、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人才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因此,就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高校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创设和优化,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载体,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阵地和途径,以丰富多彩的党团活动和课外活动为辅助手段,把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与课外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为人才培养服务。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就是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优化课堂教学环境和课外即第二课堂育人环境,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和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最新成果,优化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通过情境创设潜移默化地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融入大学生的头脑,优化第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每个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是通过隐匿在主体身上所负载的关于自身阅历、经历及通过家庭、社/！/区和社会耳濡目染所形成的文化因素,体现在主体的言行、生活习惯和方式上。在高校这个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环境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社会交往,把自身所载的文化传递给另一个主体。从而使不同的个体文化在交流与碰撞当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可能。
“任何两个具不同文化的群体甲和乙发生接触时,甲可能从乙那里撷取文化要件,乙也可能从甲那里撷取文化要件。当这两个文化不断发生接触而扩散时,便是文化交流。”这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在发展时并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必然地在其发展传播时与其他文化碰撞与交锋。但是,任何文化的产生、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在相同的地域环境中,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优化,必然要求与其他环境中的文化之间进行交流,或吸收或相抗或互相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推动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主体是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而社会交往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文化是人类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人类的精神符号。人类社会在向前发展,文化的发展亦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实际上,文化之间的交流、发展与扩散就是文化的变迁或迁徙。应当看出,文化迁徙与环境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作为环境中的特殊部分,必须要体现环境的共性。文化作为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文化,特别是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也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因此,教育事业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活动,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青少年的头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贯彻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途径。通过实践,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因此,要积极发展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文化背景。
[关键词]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梁启超；第一次世界大战；北洋外交
近百年来有关从外交领域研究梁启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外交的学术成果目前并不多，从中国知网检索结果来看，梁启超的研究学术成果目前主要集中梁启超思想领域，集中表现为对梁启超思想、新民思想文学史学教育报刊传媒等领域，而对“一战”期间中国外交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通史性的著作中，而其评价由于长期受到意识形态与革命反帝外交话语的主宰，一直以来史学界对其往往以“卖国外交”或“屈辱外交”做否面性评价，对其研究与评价并不符合求真求实的历史研究思维。随着近年来史学领域现代化范式的深入，对这段时期外交研究才可以说真正进入了学术研究的阶段，取得了一些成果。
首先，在中国知网文献检索中关于梁启超在不同领域的文献综述就超过十篇，分别涉及梁启超一生在政治、思想、学术、社会、文化、教育、传媒等诸方面在不同时期所取的研究成果的文献回顾与学术点评，其往往聚焦于“革命研究范式”下，革命话语主宰时对梁启超研究在民国时期、新中国时期至时期研究的反思与检讨，学术成果表现多为对梁启超在诸方面的批判与否定。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研究范式”主导下对梁启超在诸方面的分析与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学术成果表现多为对梁启超的肯定与赞扬，同时注重对大陆、港台及欧美不同研究群体对梁启超在研究理念、研究方法与研究史料下的获得的研究成果的对比与分析。
相关研究的研究论文则更注重对一些个案的研究。刘振岚在《梁启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参战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06期）中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梁启超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力排众议，积极主张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国宣战，终致将参战案付诸实施。因此应承认，使宣战成为事实是梁启超的一功，而非一过的观点”。郑云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梁启超的对日外交思想》（史学集刊，2005年04期）一文中详细考察了梁启超立足与国家利益，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政治质问案，反对“二十一条”，提出参加协约国，主张“联日疏美”的对日外交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梁启超与日本》（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01期）。刘福祥，实元《梁启超与巴黎和会》（历史教学，1983年01期）。范春昕，康大寿《梁启超外交思想述论》（《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3期）中认为“在近代中国的特殊环境下，梁启超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外交思想，主要有民族主义、中日提携、均势主义、名誉孤立、开诚布公以敦睦谊等。他的外交思想具有极鲜明的爱国主义特性，反应了时代的要求。但是，梁启超过于重视国家层面的角逐和博弈，没有充分认识人民的力量，这是其局限所在”。刘新华的《试述梁启超外交思想》（湖南师范大学，2001年）一文以梁启超外交思想为直接切入点，对梁启超在不同时期的外交认识，逐一进行了概括与总结，从外交思想的最高目标、根本原则与重要内容，指出了梁启超外交理论的框架，同时对梁启超外交思想的局限性做了分析。
还有一些著作在讨论梁启超时也触及这一问题。袁咏红著《梁启超对日本的认识与态度》（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2011年第一版）一书中以《日文档案》、《日本外交书》、狭间直树教授《梁启超年谱长编系年表（1898--1903）》、岛田虔次翻译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为史料，系统详细地论述了在清末民初历史环境下，梁启超对日本的认识与态度的变化。同时以“二辰丸事件”、梁启超访台和揭露“二十一条”日本侵华野心为线索，概括了梁启超戊戌--辛亥时期至“一战”时期，由“联日为主”向“防日为主”外交思想的转变过程。张朋园著有《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吉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12月第一版）、《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8月第一版）、《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8月第一版）几部书中详细地考察了梁启超在晚清至民国一系列重大事迹，并全面分析了梁启超与民国关系，尤其是北洋各派系之间的关系，其中也分析了梁启超的外交思想。
其次，与本课题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一般在外交史、政治史和制度史中也有记载。但这些记载一般都是按照外交与政治编年史的记述方式，对重大事件与主要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进行书写，并对其历史意义总体性的评价。而单独对某一历史人物结合历史背景进行细致的考察与评价的不多，所以本文选取文献及史料时只能从通史中选择这一阶段主要内政与外交进行参考与梳理。这方面的著作及主要参考资料有早期名作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钱实甫著《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钱端升著《民国政治制度史》、刘彦著《中国近时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21年）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卷1912-1916》（上下卷）和《中华民国史卷1916-1922》、张宪文《中华民国史卷》、朱汉国、杨群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王绍坊著《中国外交史（1940一1911）））（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1911一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黄凤志主编《中国外交史：1840一1949》（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来新夏《北洋军阀史话》、程道德主编《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现代出版社，1993年）等著作。
再次，与本文相关的就是港、台、日本与欧美出版的相关专著与史料。这些区域群体的著作的论述方式与史学方法往往不同与大陆学者的史学方式，其著作往往观点新颖、史料新、研究方法多样、史学价值多元趋向明确，对本课题的研究与思考，往往提供不同的视角，有助于进一步客观中肯地理解历史史实与历史价值。台湾与此阶段相关的著作代表人物有近史所研究员张启雄著有《外蒙归属交涉，1911―1916》（近史所专刊，1995年）、《收复外蒙，1917―1920》（台北，1998年）、花莲师范学院教授吴翎君著有《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的探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于1989年完成，1991年出版《外交档案目录汇编》（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编），其中第二册即北京政府时期。日本与此阶段相关的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有东京中央大学助教授服部龙二著有《远东国际环境の变动と日本外交，1918―1931》（东京：有斐阁，2001年），狭间直树编《1920年代の中国》（汲古书院，1995年）。欧美与此阶段相关的代表人物与作者有英国学者Peter Lowe，Great Britain and Japan，1911一1915（London，Macmillan，1969），以FO档案为基础，对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交涉时的表现，给予相当高的评价，美国学者将社会科学理论与历史研究结合，研究北京政府军阀与派系政治的名作是Lucian Pye，warlord Polities： ebonite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New York，1971）。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中，由日本青山学院国际关系教授卫藤沈吉编写的第二章《1911―931年中国的国际关系》，主要从追溯晚清外交、剖析日本与一战及战后中国的关系、华盛顿会议、莫斯科与中国的双重接近和中国革命与列强5个方面，对涵盖了中华民国外交做了详细的历史论述。徐国琦著《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国际化》（China and the Great War：China & ape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英文版；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中文版）、《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法华工》（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两部部书中都肯定了一战时期中国民国北京政府在寻求国际化，广泛参与国际事务，开展修约外交中所取得重大外交成就和这时期外交在我国近代外交史所处的重要地位。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唐启华著《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中华民国史外交志（初稿）》（新店：国史馆，2002）《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1919-1928》（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几部书都考证与研究了“一战”时期，当时北京政府在外交交涉中所取的成就与对我国外交作出的贡献，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更客观地认识民国时期这段被“革命外交”思维所“遮蔽的北洋外交”史实。日本学者川岛真著《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该书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外交档案为史料依据，按照“近代”与“文明国化”为维度分四个章节，详细考察与研究了中华民国前期外交的转型与建构历史特征。
最后对北洋外交全面论述，在学界普遍引用重视就是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复旦史学专刊，2006年8月第一版）一书以2004年8月27日至28日在上海复旦大学主办的“北洋时期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为来源，收录了来自大陆、台湾、日本和美国学者对北洋时期外交最新思考研究成果，全方位地展现了目前北洋外交研究的新局面与新趋势。主要中外学者论文有王建朗《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徐国琦《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影响》、唐启华《北洋外交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川岛真《再论华盛顿会议体制》、冈本隆司《北洋时期的海关与关税特别会议――英国的外交看法》、李兆祥《中华民国早期新变化：以外交立法为中心》、石源华《略论袁世凯与北京政府外交》、金光耀《外交系初探》、陈立文《从联俄看孙中山的外交观》与虞亚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概述》，其分别涉及北洋政府外交的方方面面，既有深度的考证与严密的学术回顾，又有外交制度的考察与个案分析。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时期所主导下的历史研究范式对其个人历史的裁减形成的截然不同的价值与话语体系，对历史认识与评价的重大影响，体现了历史发展内部复杂矛盾的不可抗拒性在历史个人主体上的强烈影响。梁启超作为近代上杰出历史人物之一，在其外交思想与个案研究中显得更为清晰与客观，但同时随着历史自身研究的深入与拨乱辨伪，追求唯物主义史观与实事求是的历史原则的回归与还原，不同时期，不管是革命范式的定性评价还是现代化范式的解冻性复原，都为客观辩证地研究梁启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北洋外交创造了历史条件，其认识成果可以说是梁启超个案研究的一体两翼，存在固有取舍与益彰。这正好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史的特有的时代性张力与活力，为我们开拓与保留了丰富饱满的历史记忆与历史空间。
参考文献：
[关键词] 美国思想库 研究现状 综述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6-0061-10
在影响美国内外政策制定的诸因素中,思想库(Think tank)的作用较为独特。作为美国一 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和独立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近百年来思想库一直影响着美国内政和 外交事务的发展,被广泛认为是继立法、行政、司法和媒体之后美国政治的第五种权力。[1]
近年来,随着国内学术界对美国研究的逐步深入,思想库在美国内政外交决策机制中的角色 和作用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与其相关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开始增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 势。本文对近年来中国大陆的“美国思想库”研究作一概要综述,考察此项研究的学科定位 和研究人员分布,总结相关研究成果,分析主要学术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中国的美国 思想库研究进行展望。
美国思想库研究的定位和研究人员分布
思想库研究特别是美国思想库研究,是一个近年来才兴起的学术热点问题,其学科属性还较 为模糊。为便于说明和研究,[2]本文对其试作一番定位。
首先,由于思想库的主要活动是从事政策研究,并以影响政府政策为目的,对它的研究可 归于政治学的范畴:一方面,思想库试图影响美国外交决策进程,与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外交学等专业关系密切,尤其从外交决策机制的角度,探讨思想库在其中的角 色和功能是美国外交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另一方面,美国内政方面的思想库也积极对公共 决策进程施加影响,而与行政管理、公共管理等专业联系紧密。[3]其次,从美国 思想库的组 织特点来看,它们通常都标榜自己的非政府、非党派特色,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并且通常也 不以赢利为目的,而多游离于政府正式的决策进程之外,与官方机构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是一种非政府组织(NGO),因此,对美国思想库的考察也是社会组织学的一个研究对象 。此外,由于美国思想库在联结知识与社会政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它的研究方法、知 识管理和组织管理等也是国内社会科学管理、科技咨询等部门的研究对象,因而在某种程度 上也可将之包含于软科学的行列。
从人员分布来看,目前国内美国思想库的研究者基本上可归于以下几类:一是国内著名思想 库内的研究人员。他们由于自身工作的特点 ,对国外的同行机构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尤其是美国思想库同行的最新研究报告和成果,通 常是他们跟踪研究的对象。在此基础上,他们也会对美国思想库的发展演变和运作机制等进 行一定的考察。从研究对象上看,他们一般较侧重于美国的外交思想库,投稿范围一般是《 现代国际关系》、《美国研究》等国际研究类期刊。
二是国内科研管理、科技咨询、软科学等方面的研究者。 他们的文章主要关注于美国思想库的运作体制、研究方法等方面,且研究对象通常也不 局限于美国思想库,而对于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思想库都会有所涉及。一般来说,他们 不太关注于思想库研究报告的具体内容,其学术成果多发表于《科学管理研究》、《社会科 学管理与评论》等期刊。
三是国内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者。他们一般 从整体的公共政策决策进程角度来对思想库进行研究,并不局限于外交政策。此外他们的研 究通常理论性较强,常会运用一些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如定量分析方 法、社会结构理论等),侧重于实证研究,可以说代表着目前国内对美国思想库研究的最高 水平。但相对而言,他们的历史考察和档案分析较少,其研究成果在以上两类期刊中都能见 到。
四是国内近年来刚刚兴起的NGO研究者。近些年来,随 着非政府角色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作用开始受到中国研究者的重视,对国外非政府组织的研 究也开始热起来。从性质上看,美国思想库也是一种NGO组织,对它的研究可纳入到非政府 组织的总体研究之中;并且由于美国社会中思想库现象的发达,国内NGO研究者也给予了较 多的关注。他们的研究成果一般发表于《学会》、《中国非营利评论》等学会组织类期刊。
五是中国高校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专业的硕士生或博士生,他们是目前国内对美国思想库 研究最为活跃的一股力量。作为美国政治和外交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思想库的角色和功能近 年来逐渐引起了中国研究者的关注,尤其是国际研究类专业的高校研究生,以美国思想库( 主要是外交方面的思想库)作为选题的博硕士论文中纷纷出现。[4]但相比较而言 ,对于美国内政方面思想库的研究尚未引起国内相关专业研究生的重视。
美国思想库研究的学术成果
总体来看,国内对于美国思想库的研究经过多年的积累,取得了一些成就。尤其是近年来, 有关美国思想库的专著、论文逐渐增多,呈现出一种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研究的深度也 在逐步扩展,开始出现关于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定量分析文章。[5]由于美国思想 库的研究具 有跨学科的特性,成果比较零散,本文特把相关研究文献分为专著和译著、期刊文章及博士 和硕士学位论文三大部分,并分别进行阐述。
1.专著和译著
专著方面,总体来看,国内有关思想库研究方面的书籍并不多,[6]而有关美国思 想库方面的 专著就更少。1982年10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两位学者吴天佑、傅曦编辑出版了国 内第一部美国思想库研究方面的专著《美国重要思想库》,对美国主要的思想库进行了较为 详细的分类介绍。它将100多个美国重要思想库分为七类:民间的“独立”研究机构、大学 研究机构、营业性和半营业性研究机构、政策筹划咨询和协调机构、以基金会为名的研究机 构、民间调研机构、学术性研究机构。这是我国最早一部美国思想库研究的力作,该著作甚 至引起了美国方面的高度重视,认为中国学术界已经意识到思想库在美国政治尤其是对外政 策中发挥的特殊作用,并以此作为中国对美研究渐趋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7]199 0年7月, 朱锋、若编辑出版了《领导者的外脑――当代西方思想库》,对西方思想库产生的背景 、分类和职能、活动特点、成功的“奥秘”和其80年代的发展趋势等作了简要分析,并首次 全面介绍了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美国十大著名思想库。[ 8]2000 年5月,北京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编辑出版了《领袖的外脑――世界著名思想库》一书, 对世界主要国家一般意义上的领袖外脑的运作机制、人员组织、研究情况等作了综合性介绍 ,其中专门辟出两章(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对美国的非官方和官方领袖外脑进行了细致 介绍,很有参考价值。2003年8月,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辑出版了《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 倾向》一书。该书可谓是迄今为止国内对美国思想库研究最为全面的介绍。虽然它的主要篇 幅侧重于对美国一些著名思想库进行介绍,但书中第一部分“美国思想库概论”,仍然可以 看作是国内目前对于美国思想库综合研究最为深入的论述。[9]2007年11月,复旦 大学博士 张春在他2006年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专著《美国思想库与一个中国政策》,该书是 国内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关于美国思想库研究的原创性著作。作者通过对学术型、游说型和 合同型等美国三大类思想库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和影响进行剖析,指出美国思想库 是观察一个中国政策、甚至是更广泛的对华政策的风向标;并提出鉴于思想库在美国对华政 策,尤其是一个中国政策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应当重视美国思想库的作用。[10]
译著方面,国内目前尚无人翻译关于美国思想库方面的综合性英文著作,仅有的一部译作是 关于美国单个著名思想库与外交政策关系的专著。[11]此外,有些关于美国外交决 策机制和权 势集团的中文译著,里面也会对美国思想库有所涉及,[12]其他与美国思想库相关 的中文译作则多是一些著名思想库的研究报告。[13]
从以上可以看出,国内目前“美国思想库”研究方面的的专著和译著显然还太少。相较于近 年来出版物众多的“美国国会研究”和“美国利益集团研究”等研究领域,国内在“美国思 想库”方面的出版显然还很薄弱,译著方面的加强尤其是当务之急。只有让大家更多地了解 美国思想库,了解国外学者在此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才会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加入并产生高 水平的原创著作。
2.期刊文章
期刊文章方面,有关思想库的一般性介绍文章并不少见。通过在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含世纪期刊)中以“主题”为“思想库”、“脑库”、“智库”、“智囊(团)”、“政策 研究机构(组织)”、“政策咨询机构(组织)”等进行检索可以发现,[14]国内 有关思想库 的文章数量在近三十年来一直呈递增的趋势;并且以“思想库”为主题的文章要远多于“ 脑库”、“智库”、“政策研究机构”等方面的文章,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国内在思想库相 关专业术语用词上的倾向性(由于“智囊”一词在中国具有特别的含义,虽然检索出的文章 较多,但具有政策研究组织含义的相关文章却较少)(见表1)。
再以1980年为起点,去除掉以上文献中与思想库不相关的文章,以年份为序逐年排列,并将 主题限制在“美国+思想库”可得出表2统计结果。[15]
从以上相关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如下一些特点:
思想库这一重要的美国社会现象,很早就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从80年代初期开始,国内 期刊上就有关于美国思想库方面的文章出现,但早期的文章多是一些介绍性的,主要出自于 思想库内的学者及社会科学管理机构的研究人员。由于那时互联网尚未普及,对美国思想库 的介绍多来自于对国外二手资料的编译;即使少数研究人员有机会出国考察,撰写的也多是 一些他们的所见所闻,而较少有关于思想库角色和功能的分析性文章。[16]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学者对美国思想库掌握资料的增多,以及出国的便利,对美国思 想库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开始出现分析美国思想库运行体制及管理方面的文章,并且对思想 库在美国公共政策制订中的角色和功能进行了探索,对思想库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也进行 了初步研究。[17]
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国内学术界对美国研究的迅速发展,对于美国思想库的研究也开始逐 步深入。
3.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
2003年8月《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一书出版后,不少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类专业研究 生对于思想库研究产生兴趣,并 以“美国思想库”作为了自己论文的选题。这些“准专业”研究力量的注入,使得中国的“ 美国思想库”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2004年5月中共中央党校穆占劳完成的以《 美国思想库和美中关系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为起点,通过对国家图书馆、CNKI和CALIS等 博硕士论文库的查找,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对美国思想库的研究已有十数篇之多(见表3)。
从以上统计不难看出,国内关于美国思想库的博硕士论文题材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 是美国思想库与美国整体外交政策的关系研究;二是美国思想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关系研究 ;三是单个美国著名思想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关系研究。这些论文在选题上具有相当的重复 性,应当引起今后研究者的注意。
美国思想库研究的主要维度
1.关于思想库的概念、分类和演变
(1)什么是思想库?如何对美国思想库进行定义?这是每一个研究美国思想库的人首先要 碰到的问题。然而对于美国思想库的定义却是一件困难的事。从大型的上千人的研究机构如 兰德公司,到小型的只有几个职员的研究组织如进步政策研究所等,不同的标准、范围所估 计的美国思想库的数量相差很大。关于思想库的定义,国外很多学者进行了界定,也提出了 各种标准。[18]国内学者在提及美国思想库概念时多数是直接引用国外学者的定 义,但也有 少数中国学者在借鉴国外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于美国思想库概念的理解和看法。如 袁鹏认为一个机构要被称为思想库,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即从事政策研究、以影响政府的政 策选择为目标、非赢利和独立性,因此,思想库是“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 政策为目的、非赢利的独立研究机构”。[19]朱旭峰 认为思想库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的政策研究和咨 询机构,是政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20]。
(2)关于美国思想库的分类。王春法认为,依据不同的标准,美国思想库可以作多种分类 :从研究领域看,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业性思想库;从起源看,美国思想库可分为由某些大 富豪出资建立、由政府组织和资助成立、由社会中“志同道合”的力量倡议集资而建和为 离任总统或纪念某政治人物而设等几种;从机构归属看,可以分为政府资助型、民间研究所 及大学附属研究中心三类;从政治态度看,可以分为自由派、保守派及中间派三大类;从规 模看,可以分为小型、规模适中型、大型政府思想库及大型民间思想库等四类。[21] 邱伟、吕 其昌则认为美国思想库可以按起源、规模、资金来源、隶属关系、职能性质、政治倾向等六 个方面进行划分。[22]他们的分类标准总体上来看还是比较全面的。
(3)关于美国思想库的发展历程。王春法认为美国思想库的发展阶段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即诞生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初发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50年代)、迅速发展期 (60―80年代)、全盛时期(90年代以来)。[21]《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政策倾向 》一书作者 认为美国思想库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初至40年代,为思想库的 诞生时期;第二阶段:20世纪40―60年代,这是美国思想库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期;第三 阶段: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是美国思想库的爆炸式发展时期;第四阶段:20世纪80 年代后期至今,是思想库的纵深发展时期。陈广猛则将美国思想库的发展分为如下阶段:第 一阶段(20世纪初至40年代):学术研究型思想库的兴起(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代表);第二 阶段(20世纪40―50年代末):政府合同型思想库的出现(以兰德公司为代表);第三阶段 (20世纪60年代):国内事务型思想库的兴起(以城市研究所为例);第四阶段(20世纪70 年代至冷战结束前):政策推销型思想库的繁荣(以传统基金会为例);冷战结束后思想库 发展的新趋势。[23]以上这些阶段性划分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思想库发展史还是很有 帮助的。
2.关于美国思想库的社会功能和影响政策的途径
美国思想库是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它存在的价值在于其所充当的社会功能。对 于美国思想库的功能,任晓认为,思想库在美国的政策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多种作用,通常履 行四种主要功能:一是生产政策思想;二是提供政策方案;三是储备和提供人才;四是教育 公职人员和公众。[1]而王春法则认为,美国思想库的社会功能主要集中在以下四 个方面:一 是生产思想――为社会提供多元化的思想;二是战略设计――为政府决策提供多种设计方案 ;三是引导社会思潮――形成影响决策选择的社会氛围;四是人才储备和周转的基地。 [21]袁 鹏和邱伟则对思想库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思想库在美国外 交决策中主要发挥如下几方面功能:一是提供政策理念;二是储备和提供人才;三是建立关 系网络影响决策者,教育、引导公众。[24]范士明也认为美国思想库在对外政策上 至少能够起三种作用:生产思想、储备人才和教育公众。[25]
为了发挥上述功能,美国思想库采取了种种途径来影响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王春法认为 ,思想库进行研究的最高价值就是要对公共决策发挥影响,而美国思想库发挥社会影响的渠 道主要有研究报告、出版物、国会听证会、咨询、媒介发表、承担政府委托课题、会议演讲 、与政府和企业的人员交流、发表声明、直接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与大学的联系等十种途 径。[21]袁鹏和邱伟则认为思想库在以下十个方面影响着美国外交:思想库人员在 政府部门任 职、利用总统大选的特殊时期为总统候选人出谋划策、重视与国会的关系、与政府部门和机 构维持某种固定渠道、通过社会公共活动来与外交政策制定者加强交流、有针对性地举办研 究班和演讲,邀请政策制定者参与研究项目、借助大众媒体间接影响外交政策、出版著作或 提交报告、通过国际交流提升地位并增加对政府的影响力。[24]这些对于美国思想 库社会功能和影响途径的总结无疑会加深对它的了解和认识。
3.关于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
思想库对美国外交决策是否有影响力?影响力多大?这是思想库研究的一个难题。从目前的 情况看,国内对此相关研究还多是定性的研究,而较少定量的分析。不过,近年来随着中国 学者对美思想库研究的深入,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如朱旭峰即对此问题作了有益的尝试,其 基本理论假设如下:美国思想库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可以通过它们在美国媒体中的 地位和影响力表现出来,而不同思想库受各媒体的青睐程度可以从媒体对思想库研究成果的 引用情况来反映。所以,通过美国主要媒体对思想库的引用数量的统计可以建立起衡量其影 响力的理论分析框架,由此可以获得思想库影响力变化的情况以及各流派思想库的影响力的 量化指标,而这将有助于我们对美国社会思潮变化的定性研究建立在可靠的定量研究之上。 [5]
此外,朱旭峰和苏钰还就西方思想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创造了一种基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力 分析框架。该框架认为:思想库在政策过程中的活动与社会的分层结构存在强对应关系,因 而我们可以根据思想库与不同阶层的互动的行为特点,将思想库影响力分为:决策(核心) 影响力、精英(中心)影响力和大众(边缘)影响力。思想库对于每个阶层的影响途径是不 同的:对于政府的决策者,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是关键;对于除媒体以外的其他社会精英, 思想库采用各种不同的交流方式以施加影响;对于大众来说,思想库建立与公众媒体的良好 关系就变得尤为重要。通过对思想库影响力的层次结构的梳理,可以给出一个用来洞察思想 库各种行为的理论工具,这将有利于我们将思想库为实现其影响力的各种行为进行分类、量 化和比较。[20]
4.关于美国思想库的组织管理及成功经验
思想库既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又有别于通常的学术研究部门,它们在研究工作的组织结构和 管理方法上均有其独有的特点,国内的学者(主要是来自科研管理部门)对此也进行了考察 。如邹逸安和何立坚从国外思想库的组织形式、人员构成及管理、研究管理等三个方面进行 了初步探讨。[26]王春法则从管理体制、筹资管理、人员管理、课题管理等四个方 面对美国思 想库的组织和管理进行了总结。[21]侯经川还专门考察了国外思想库的知识管理。 [27]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美国思想库的运行机制有较好的参考作用。
此外,国内学者们还对美国思想库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如邹逸安将国外思想库及其成功 的经验总结为:颇为超脱的地位、与政府决策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 讲求人员配置的科学性的合理性、严格的成果评审制度、先进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健全 的情报信息网络等七个因素。[28]王晓民、蔡晨风则将美国研究机构取得成功的原 因总结为以 下几点:一是选择研究课题和项目时,注重其实用性及针对性;二是坚持职业操守,尊重科 学,注重研究的全面性、客观性;三是领导层将主要精力集中在选择并确定项目和课题,直 接组织、管理并监督项目和课题的进展以及激励研究人员上,很少干预具体的研究;四是建 立 评估体系,完善专家评审机制,确保研究质量;五是罗致人才,注重不同学科人才的合理配 置;六是建立适合本机构特色的运行机制,随机应变,开展卓有成效的研究;七是项目和课 题研究都会出精神产品,都会产生价值,安排项目,开展课题必须要有经费保障。[29 ]这些经验无疑对中国思想库的未来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5.关于美国思想库的案例研究
关于思想库的案例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对于某个美国思想库相关情况的分析,包括 历史演变、机构宗旨、人员组成、研究领域等各个方面,早期的美国思想库研究文章很多属 于这 一类;二是单个思想库与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关系研究,如任晓透过传统基金会的研究来分 析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30]钱皓对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等著名 思想库与美 国对华政策的关系进行的分析,[31]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三是对美国某届政府中 思想库作用 的研究,如张春对思想库与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关系的分析等。[32]此外,随着近 年来保守主 义思想库在美国政治中的盛行,国内学界又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美国保守思想库的文章。[33]
存在的不足
尽管这些年来国内对美国思想库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研究方 法的陈旧以及起步较晚等原因,同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思想库研究相比,仍存在着以下一些 不足之处:
第一,缺乏对于美国思想库的档案研究。国内现有关于美国思想库的考察,其资料多来自二 手文献和各大思想库的网站内容、研究报告及出版物等。总的来看,这些材料尚显薄 弱,缺乏历史纵深感。实际上,美国的许多著名思想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等 ,都具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由于其较为完善的档案管理制度,它们几乎都保存了自机构成 立以来的丰富历史档案(包括机构的发展记录、会议纪要、研究项目记录、出版物、年度报 告等),[34]这些资料对于思想库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
通过对美国各思想库的档案考察,一方面可以详细了解美国各大思想库的发展历程,总结出 思想库总体的发展规律,加深对于思想库这一美国社会重要现象的认识;另一方面,通过对 思想库档案的解读,也可以更为深入地了解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思想根源。同目前国内学术 界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广泛利用官方外交档案(如美国务院出版的美国外交文件集FRUS)相 比,对于思想库等非官方机构外交档案的使用还较为缺乏。实际上,思想库对美国政策议程 的设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很多美国政府官方政策的思想雏形在思想库的研究报告中均能 找到其影子。在笔者看来,对于衡量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难题,如果能通过历史档案分析的 方法,对比思想库最初提出的政策思想和美国政府最终的正式政策文件,考察其中的所发生 的变化并追踪变化的过程,也许可为思想库影响力的研究提供一些实证性的案例。
第二,缺乏对于思想库运作背后的制度性考察。从国内现有的关于思想库的研究文章来看, 绝大多数都是一些较为宏观的研究,如考察思想库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角色和功能、思想库 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和作用等,而对美国思想库运作背后的各种制度性因素,如思想库如何 进行项目管理、如何招募人才、筹资渠道如何、在行政上隶属于美国政府哪些部门、纳税情 况如何等等细节方面,却很少有人涉及。这固然是由于条件限制,很难亲临思想库现场进行 考察和访谈;但同时也反映了国内目前对美国思想库的研究还比较粗糙,尚没有深入到其运 作背后的制度性层面。
如美国思想库从性质上来说绝大多数都是一种非政府组织(NGO),而与此相类似的机构在 美国还有很多,如利益集团、慈善基金会、专业协会等,思想库到底在整个NGO组织的“光 谱”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定位?目前尚不见国内学者对其进行考察,仅有的只是从美国政府 决策进程的角度对思想库的角色和功能进行分析。又如美国税法中关于思想库的纳税规定, 1986年10月通过的美国税法第501(c)(3)条款关于非赢利组织免税的规定对于思想库的发 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但国内目前尚不见此类专题的研究,而税收政策对于思想库等 非赢利组织的发展又是如此的重要,甚至会直接影响该行业的兴衰。
第三,缺乏对于思想库如何具体开展研究工作的过程分析。对于一个思想库来说,开展研究 活动无疑是其工作的核心内容,而美国思想库中研究项目更是多不胜数。试以对外关系委员 会为例,该思想库不仅有欧洲研究部、亚洲研究部等地区研究部门,还有国际安全、军备控 制与防扩散等专业研究部门,这些部门也都有各自的研究课题。通常这些课题的最终成果都 以研究报告、专著或政策简报等形式出现,也较引人注意。然而,对于其最终研究成果的形 成过程却很少有人关注。
实际上,一个思想库的研究项目,尤其是大型研究项目,通常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 财力,运作的周期也较长久。因此项目开展的动因如何、经费来自何方、研究过程所发生的 波折等问题同样需要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各方利益的博弈、思想的交锋通常会在思想库的会 议记录中有所反映,而最终报告可能只是妥协的结果。通过对重要政策形成过程的探究,将 会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政策的实质。
第四,缺乏对于思想库的理论分析。总的来看,目前国内对于美国思想库的研究成果多是介 绍性和说明性的,而较少理论上的分析与思考。如何解释思想库这一美国社会的重要现象、 如何衡量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等等这些复杂的问题都需要理论上的探索和理论分析框架的构 建,显然目前国内此类研究还较为缺乏。
从传统的美国公共决策理论来看,理者模式、官僚政治模式、组织进程模式、决策的 心理分析模式等理论都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并且也已为国内研究者所熟识。然而思想库在美 国公共决策进程中的日益卷入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这些理论模型的适用性。当然这并不是说现 有的决策理论和模式要被取代,而是应当考虑加上思想库这一重要参数,这样可使我们对于 美国公共决策的认识更为完整和全面。此外,如果能在消化吸收原有理论和模型的基础上, 提出新的分析框架将会更有价值。这一点对于国内学者来说具有相当的难度,但也有个别学 者对此作了努力,如朱旭峰和苏钰提出的基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分析框架来考察西方思想库 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20]即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希望此类研究以后会越来越多。
第五,对于美国内政思想库的考察较少。由于中国的思想库研究者多来自与外交政策相关的 研究机构,所以他们考察的对象也偏向于美国外交方面的思想库,因而分析思想库与美国外 交政策关系的文章也非常多,[35]甚至有时给人的错觉是美国的思想库都是外交 方面的思想库或以外交政策研究为主的思想库,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事实上,美国国内大多数思想库都是研究国内政策问题的思想库,或是以国内政策问题研究 为 主的思想库,如大家所熟知的布鲁金斯学会2007年预算中外交政策部分所占比例仅为23%, 其余经济研究(15%)、全球经济(10%)、发展(16%)、治理研究(5%)、大城市政策项 目(13%)等与国内政策相关部分所占比例远远超过外交政策。[36]而著名的兰德 公司研究的 领域则更广,包括:艺术、儿童政策、国内司法、教育、能源和环境、健康和医疗、国际事 务、国家安全、人口和老龄化、公共安全、科学和技术、吸毒、恐怖主义和本土安全、交通 和基础设施、劳动力和工作场所等各个方面,其中国际事务部分所占的份额很少。著名学者 莱昂•海勒巴斯特(Lynn Hellebust)对美国一千多家主要思想库进行的调查后发现,它 们关注的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经济政策(48%)、健康政策(37%)、基础和 中等教育(29%)、环境保护(27%)、国际事务(26%)、政治(25%),[37]外交 方面的研究 在整个美国思想库的研究领域中所占的份额远不如国内问题那么大,这一点应当引起国内研 究者的注意。
总之,中国的美国思想库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鉴于思想库对于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重要影响,进一步加强其相关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注释:
[1]任晓.第五种权力――美国思想库的成长、功能及运行机制.现代国际关系,2000(7)
[2]即“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非赢利的独立研究机构”. 见: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时事出版社,2003:9
[3]当然,其他各种专业思想库如军事思想库、公共卫生思想库等与各自专业也有联系, 不过这已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4]详见第二节美国思想库研究成果的“博硕士论文”部分。
[5]朱旭峰.美国思想库对社会思潮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2(8)
[6]仅有夏禹龙编著.现代智囊团.知识出版社,1984;李忠尚编著.新智囊论.人民出 版社,1990;李光编著.现代思想库与科学决策.科学出版社,1991等有限几部论述思想 库与智囊团的一般性著作。
[7]吴天佑,傅曦编.美国重要思想库.时事出版社,1982
[8]朱锋,若编.领导者的外脑――当代西方思想库.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9]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政策倾向.时事出版社,2003
[10]张春.美国思想库与一个中国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虽然在他之前已有中共 中央党校穆占劳和外交学院狄会深作了有关美国思想库的相关博士论文,但尚未见其出版。
[11][美]劳伦斯•肖普,威廉•明特.帝国智囊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美国外交 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12]如[美]杰里尔•罗塞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美] 伦纳德•西尔克,马克•西尔克.美国的权势集团.金君辉,潘同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 94
[13]何慧译著.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伦公司研究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1 960;军事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美国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影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 顿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
[14]由于“思想库”这一概念的灵活性,它具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如“脑库”、“智库” 、“政策研究机构”等。为对近20多年来中国的思想库研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本文将这 些类似的关键词列在了一起进行比较,并且用“主题”而不是“篇名”作为检索的关键词; 此外考虑到早期核心期刊的数量较为有限且评选标准不太规范,本统计并未选择核心期刊作 为文章的来源,而是包括了所有的CNKI期刊目录,以求检索范围更为全面。
[15]之所以把80年代以来的思想库研究文章逐年列出,一方面可使思想库研究的发展考 察得更细致;另一方面是想指出,国内对于美国思想库的关注很早就有,但早期的文章多是 些重复性的劳动,并未能推动思想库研究的深入。
[16]胡征庆.里根依靠的“思想库”.世界知识,1981(15);张静怡.兰德公司――美国 著名的综合思想库.?望,1984(27,28);陈佩尧.美国对华政策的新设 计师――访大西洋委员会.国际展望,1986.等等
[17]邹逸安.国外思想库及其成功的经验.中国科技论坛,1991(10);邹逸安.国外思想 库的组织和管理.中国科技论坛,1992(2);于恩光.美国的思想库.领导文萃,1994(6); 薛澜.在美国公共政策制订过程中的思想库.国际经济评论,1996(6);田志力.试论 思想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5)
[18]薛澜,朱旭峰.“中国思想库”:涵义、分类与研究展望.科学学研究,2006(3)
[19]袁鹏.美国思想库:概念及起源.国际资料信息,2002(10)
[20]朱旭峰,苏钰.西方思想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基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分析 框架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12)
[21]王春法.美国思想库的运行机制研究.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4(2)
[22]邱伟,吕其昌.美国思想库的分类.国际资料信息,2003(6)
[23]陈广猛.美国思想库的发展和演变.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12)
[24]袁鹏,邱伟.思想库影响美外交政策的十大途径.国际资料信息,2003(9)
[25]范士明.美国思想库与对外政策.国际政治研究,2000(4)
[26]邹逸安,何立坚.国外思想库的组织和管理.中国科技论坛,1992(2)
[27]侯经川.国外思想库的知识管理.科研管理,2004(6)
[28]邹逸安.国外思想库及其成功的经验.中国科技论坛,1991(4)
[29]王晓民,蔡晨风.美国研究机构及其取得成功的原因.北京大学学报,2001(1)
[30]任晓.论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传统基金会之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2)
[31]钱皓.兰德公司与美国对华军事政策研究.国际观察,2005(6);布鲁金斯学会与克 林顿的对华接触政策.国际观察,2006(3);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冷战后的“中国 ”.国际论坛,2006(6)
[32]张春.思想库与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国际论坛,2005(3)
[33]张文宗.美国保守派思想库崛起的原因探析.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6);李艳 .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库的演变及其主导美国政治的原因.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4)
[34]如美国著名思想库对外关系委员会1999年将主要档案转移至了普林斯顿大学马德图书 馆(Mudd Library),其厚度高达400英尺(近800箱)。
[35]田志力.试论思想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5);范士明. 美国思想库与对外政策.国际政治研究,2000(4);张继生,张启祥.思想库与美国对外政 策.国际观察,2001(4);张继业.思想库与美国对外政策.国际论坛,2001(5);陈光.思 想库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02(3);袁鹏.思想库影 响美外交政策的十大途径.国际资料信息,2003(9);钱文荣.美国思想库及其对美国外交 决策的影响.亚非纵横,2004(3);罗峰.思想库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社会观察,2005(6); 狄会深.美国思想库如何影响政府对华政策.当代世界,2006(2)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