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期求商业回报和受众认可的大潮中，坚持艺术方向，将情感作为艺术表现的核心，是主流电影进一步获取鲜明追求的钥匙。
主流电影应当多样化，但对于现实社会的表现，对于大众期望电影面对现实问题的心理满足，是主流电影首先应当注意的问题。
主流电影要积极塑造英雄人物、道德楷模的艺术形象，但需要采纳更为贴近大众的表现手法。
什么是主流电影？我认为主流电影概念包含了广义和狭义的差异理解。就广义而言，泛称我们时代潮流中具备主导因素的电影，对其包容何样类别创作也会有不同的定性理解，还需要认真讨论。但对于狭义的“主流电影”，我们其实有约定俗成相对明晰的认识，即以主旋律为中心的创作。即便对主旋律创作已经呈现出更为多样的表达，但主导指向应当是公认的，对此不妨借用“一种感觉、多种表述”来描述。本文对于主流电影的认识集中在狭义上，在我的表述中包括了：主流意识形态认可、国家政策倡导、主导文化价值观体现、情态表现积极向上、表现历史与现实健康的电影创作。显然，至少我们讨论的主流电影应该是以时代主旋律要求为中心的健康积极向上的时代艺术创作。
近年来，人们注意到以《云水谣》为代表的、公认属于主流电影的创作，在中国几大奖项中频频获得最高奖项的突出现象，它显示了电影艺术创作的重要走向。主流电影获得多样认同的事实，提醒我们思考其中的合理走向。
毫无疑问，主流电影的悄然兴旺，是和中国电影的整体兴旺相匹配的，而主流电影的相对成功，又是相对着三个并行的现象，即大片受挫却依然创作坚挺、小片难以担当市场支撑角色但还顽强生存、艺术性创作还缺乏大众呼应等，在这一背景下昂扬出头的主流电影，其获得的成绩实在值得赞扬。为了更好拓展主流电影，就需要研究主流电影的长远发展策略。这个策略是既能站在客观现实基础上，又能够超越现状而具有长远眼光的策略。我们需要为已经具有“良好”基础、却未必是“很好”状态的主流电影提供有益思考。
一、首先需要探讨主流电影身处的现实生存的观念变化，这也是主流电影创作得以进展和将来进一步发展所不可忽略的问题。不能不涉及全球化文化视野对于中国主流电影发展到底有何意义的判断。在探讨全球化给予主流电影利弊以及发展问题时，首先要判断前提，即全球化视野的本质何在？显然，目前主流电影的生存，已经不是西方侵扰与东方简单对峙的阶段，而进入互融、互包、互惠、互利，在竞争中寻找生机阶段。这是因主流电影具有生机的适应眼光而生发的判断，显然，和世纪初中国电影因为入世而多少有畏死而求生的排斥眼界大不一样。境界的扩大带来的创作姿态和心胸是主流电影自信的主要因素。这里的关键是观念，是取你死我活的对决观，还是取共生共荣或共济自长的发展观？实践证明后者导致的生存意识反而具有生命力：就是宽容看待文化世界而积极进取的发展壮大意识，以及自己做强做好向前发展的观念。于是：1、自身强大是第一位的生存条件成为主流电影踏出早期期望保护意识，以期实现反而不需要简单保护才可能获得进展的实绩。不依靠自身求取生存而只有简单的义愤，显然无益于自身生存，最终也会被无情的市场淘汰。但我们看到依然有一些电影在缺乏视野的卑弱中等待保护，而不是寻找强盛自身之道，这显然不能成为生存竞争的胜者。2、共生还要面对必然的抗争，本土艺术必须撑得住强大外敌的侵扰，于是，自身特色坚持是取长补短的必要基础，没有特色只能被利用而免不了被弃，也难以被生存大背景所接纳与被看重。3、全球化视野中的发展观也意味着必要的舍弃和一定的坚持，这是生死把握的重要因素。舍己之短或者暂时舍弃生存之短是必要的，一些影片奢谈狭隘的民族创作传统而其实缺乏现展意识，似乎保全了特色其实却丢弃了生存；而坚持本土策略，坚持自己国家利益与长远利益也是赢取最大价值的重要因素。但显然，这里的关键是什么需要保存什么可以放弃。《集结号》《云水谣》《张思德》等创作给予我们的启发就是：东方坚守情感的礼赞，主流大气精神的葆有，人性丰富性的把握，以及宣教意味的舍弃，直露教化语言的放逐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注重的。
二、在此基础上，关于主流电影的文化认同与发展问题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应该看到，目前一些主流电影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被观众冷落、被艺术看轻、被国域所隔的三种尴尬状态而进入新的文化认同阶段。前所述及，这一认同其实是主流电影创作观念的转变所至的结果。认同，既包括自身对于全球化视野的认同意识，扩展了主流电影的疆域；也包括外界对于主流电影改变后的开始认同，接纳了主流电影的影响力。而认同观是相互的，只有自身的开放观念与开放创作才能逐渐融入世界，外界看重接纳多少带有意识形态性状的主流电影，说明主流电影跃升到一个新平台，内涵与外延都上了新台阶，这是令人可喜的事情。
由此，在中国电影逐步爬升的历史机遇面前，已经具有开放视野的主流电影如何成为多样化和谐格局中的中流砥柱，是应该思考的问题。而如何促进主流电影上一台阶的关键，是主流电影能不能在内在观念上进一步转变。中国电影应该有更高的诉求，高扬主旋律也是明确的目标，于是，下述目标需要进一步思考：
1、文化诉求。电影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招牌，文化诉求是主流电影发展的关键所在。能够在物欲横流、市场主宰的大潮中坚持电影的文化传播属性，就能够确立主流电影中心的地位。不打文化牌而打商业牌的危险，肯定先是主流电影丧失领地，接着是主流电影失去特色生存。电影文化的传扬如果被主流电影承担起来，生死问题也就无需担心。文化目的一定要成为主流电影的主心骨，诉求文化比诉求政策支持来得更为迫切、正经和长远。所以，主流电影到了确认自己文化传播使命的时候了，只有如此，主流电影的艺术生命才能长久。
2、情感诉求。前面已经提到，在期求商业回报和受众认可的大潮中，坚持艺术方向，将情感作为艺术表现的核心，是主流电影进一步获取鲜明追求的钥匙。《云水谣》已经显示了成效，《集结号》更进展了情感的丰富性。在情感上下功夫，让主流电影更为加深情感主流的魅力，主流的宽泛包容性就更为地道了：从政治主题主流外在符号层面进入人心主流影响的内在层面。所以，主流电影应该扬起高张时代情感大旗，在或细腻或磅礴大气的民族情感张扬上确立自己的诉求方向。
1.主流思想舆论对网络文化发展的引导作用
来自网络的民间舆论在形成的过程中，带有网络文化的特性。网络文化从形成开始就带有自身的局限性，如非主流、反文明等特点，这些特点对于民间舆论的走向起到消极的影响。不仅如此，这些网络文化的弊端还影响着主流思想舆论的渗透。对于网络文化的这些特性，主流媒体可以用自身的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对网络文化进行主流思想舆论的引导。将主流思想舆论中的核心内容，即主流价值融入进去，对网络文化进行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在报道方面，适度的报道原则有利于主流思想舆论进入民间。以网络报道为例，正面报道无需过分渲染，网民有一定的分辨能力，对正面的报道会形成正面的网络文化。对于负面报道而言，则应选择合适的切入点，避免过度的负面内容引发“网络地震”，最终形成负面的网络文化，违背主流思想舆论引导的初衷。主流思想舆论可以贴近并融入网络舆论，从而将正面的、主流的思想舆论传播到网络，进而对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有一个积极的引导作用。主流思想舆论对网络文化的引导功能发挥得越到位，民间舆论的正面性就越强，对主流思想舆论的发展和壮大效果越好。
2.主流思想舆论对网络文化发展的辅助和纠正作用
网络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决定着网络文化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发展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一定的问题。这个时候，主流思想舆论对于网络文化的发展就起到了辅助和纠正的作用。前几年出现在网络上的一种价值观就十分发人深思。电视剧《蜗居》热播之后，网上掀起一股对反面人物宋思明的追捧。宋思明作为一个腐败干部，在家庭之外包养情人，编剧本意是赞扬对爱情忠贞的小贝，贬损作风败坏的宋思明。可是电视播出后，在网上呈现的舆情却刚好相反。有钱有权的宋思明受到广大女性的追捧，而身家清白、对爱情执着的小贝却因经济能力差而仅仅得到了同情分。曾有网络调查显示，若在二者中间选择，更多女性会选宋思明。这种嫌贫爱富，攀附权贵的错误价值观一旦形成，对社会的危害很大，这时的网络文化已经脱离了主流价值的范围。对于网络文化的这些问题，主流思想舆论有辅助和纠正的功能。主流思想舆论中的主流价值观体现的是正面的、积极向上的态度，与不劳而获形成强烈的反差。主流思想舆论的介入能有效地将不正确的网络文化和价值观引导向正确的主流价值观。网络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它本身带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和作用。一旦网络文化发展偏差或走向极端，网络的特性会让这种错误的意识形态迅速传播、扩大，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主流思想舆论应当担负起辅助网络文化传播、纠正网络文化偏差的任务，让网络文化得以健康、持续的发展，让网络这块民间舆论的主阵地更加有序和规范。
二、网络文化反哺主流思想舆论
网络文化的健康、良性发展会反哺主流思想舆论。网络传播有着传统媒体无法企及的优势，在自媒体时代开始到来的今天，网络文化在长期接受主流思想舆论的哺育后，一旦“长成”，定会回报主流思想舆论。网络文化反哺主流思想舆论，是对新型网络文化和主流思想舆论关系的一种概括，是对“主流思想舆论哺育网络文化”的转化和升华。网络文化反哺主流思想舆论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网络文化的大众性有助于主流思想舆论的快速传播
目前主流的对网络文化的定义有两种，一种认为网络文化“是指网络上的具有网络社会特征的文化活动及文化产品，是以网络物质的创造发展为基础的网络精神创造”。这种定义倾向于网络文化的“活动”和“产品”属性，强调网络文化的发展前提是网络物质的极大丰富。这种定义和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不谋而合，突出了网络社会属性中的精神层面。另外一种则认为网络文化“是一种只在互联网上流通，而较少为非网民所知的独有文化”。此定义更多的是以受众人群为切入点进行的探讨，定义了网络文化传播的范围和使用的人群。两种定义尽管角度不同，但对于网络文化的诞生平台有着一致的认可：即网络文化来源于网络。既然网络文化诞生于网络，那么从它形成的那天起，本身就一定带有网络的某些特性，其中最明显的是网络的大众性。网络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准入门槛相对较低，这使得近年来我国网民的数量激增。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网民规模达5.91亿。以中国人口13亿计算，中国网民的比例已经达到45.5%，网民数量的增加和层次分布的多样化促使网络文化的走向更加亲民。网络的草根基础决定了网络文化的大众性，精英文化在网络中的传播速度和范围远小于大众文化。加上近年来各种社交网络的盛行和发展，网民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这使得网络在文化传播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主流思想舆论一直以来主要靠传统媒体进行传播，传播的速度和范围相对有限，传播的效果也不完全尽如人意。随着网络在人们生活中比重的日益加大，主流媒体纷纷进入网络，以期通过和网络的联姻为自身谋求更好的发展，更好地传播主流思想。传统媒体选择网络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结果并没有预想中那么好。传统媒体进入网络后传播的内容仍然是严肃的和正式的，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让网民产生距离感。另外有些媒体一言堂的作风更是让网民感到反感，这些都不利于主流思想舆论的传播。相反网络文化大众性和亲民的本质可以使主流思想舆论得以迅速、大范围地传播。不仅如此，健康的网络文化还可以提高主流思想舆论的传播效果。
2.网络文化意识前沿的特性为主流思想舆论输入新鲜血液
网络不仅给草根文化提供了平台，同时也给精英文化提供了空间。尽管精英文化不缺乏传播的平台，但是网络的诞生使得精英文化呈现出诞生周期短、传播速度快等特点，这些都有赖于网络碎片化传播的特性。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草根文化，都在网络的平台上交互碰撞，形成各种思想和意识形态。应该说网络是意识形态形成的前沿阵地，网络文化本身也带有意识形态的前沿性。以最近最为活跃的微博来说，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名人在微博里和交流着最前沿的信息。这些信息迅速地被草根关注、讨论并转发，所产生的影响力有时会超过主流媒体。网络文化所带有的意识形态前沿的东西会为主流思想舆论提供新的内容，增加新的血液，最典型的是“正能量”的例子。2012年，“正能量”一词走红网络，这个说法出自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的专著《正能量》。最初的使用是在奥运火炬传递期间，一些博主写出“点燃正能量，引爆小宇宙！”和“点燃正能量，运气挡不住”的微博，随后被无数网友转载，“正能量”一词迅速走红。走红后的“正能量”多次被传统主流媒体引用。2013年3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辽宁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大力激发社会正能量”。由此，“正能量”完成了从网络文化到主流思想舆论的完美转变。如“正能量”般由网络文化发展成为主流思想舆论的例子比比皆是。健康的网络文化不仅能促进主流思想舆论的传播，更能为主流思想舆论提供新的参考和内容。
3.网络文化修补和扩充传统文化，丰富了主流思想舆论的内涵
反思：媒体“文化混乱”及其成因
我们正处于一个大变革和大发展的时代，文化的发展、繁荣、进步，与文化的压力、危机、困惑同在。媒体的“文化混乱”，①是其重要的表征之一。
媒体的“文化混乱”，首先缘于新媒体的“自由疯长”。所谓“自由疯长”，一是来得快，二是影响深，三是约束少。新媒体作为新的文化形态，以其特有的优势受到青睐， 但由于“来得太快”，许多影响始料不及。当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被潮水般的新媒体裹挟进被称作“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蓦然四顾，发现新媒体对社会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其深度广度已然不可小觑：尽管新媒体的具体形态不一，但它们的内容和信息相互连接和沟通，它们“几乎成为人们的信息来源、知识来源、道德氛围和背景、审美对象和场景的无限供给者……是一种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存在者’”。②对此，人们就像置身一片，完全处于被动应付状态：对它们带来的益处印象深刻，逐渐离不了；对它们的负面效应——藏污纳垢、虚假违规、低俗无聊，抱着“大概就该如此”的心理——受众与管理者一同麻木迟钝，新媒体在缺少规制、一味“惯养”的状态下，呈现着芳香与恶臭并存的乱象。
媒体的“文化混乱”，还缘于传统媒体的“跟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是当代媒体现实文化的两大领域。新媒体生存的这种“自发”“自由”状态，对相比而言中规中矩的传统媒体起到不良的示范作用。电视不用说了，已无所不娱乐；报纸历来被视为舆论“主心骨”，面对迅速变化的媒体格局和激烈的舆论竞争，表现也难尽如人意。受此起彼伏的报纸“严冬论”、“消亡论”等的影响，许多报人出现心理恐慌，把新媒体视作了“储君”——未来媒体世界的主宰者，过于倚重网络，办报渐失自我，导致思想和行为失准。具体表现就是被网络牵着鼻子走，重视虚拟社会胜过重视现实社会。记者从网上找线索、找由头、找观点、找材料，编辑从网上找依据、找参照，出现一批离开网络就不会写稿的记者，不看网络信息就不会判断新闻价值的编辑。有些生活类纸媒的某些板块甚至完全照搬网上信息，八卦味十足，碎片化严重，让人看不出是独立的媒体，已然沦为网络舆论的奴婢。
这样两重原因，加之媒体愈演愈烈的“商业化”，几方面原因共同造成一种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文化现象：“媒体成为一驾在商业化唯利是图的野马牵拉之下狂奔的马车，而在这驾马车上又载着亿万媒体的使用者和接受者；吃力地驾驭这驾马车的，是新媒体产品的形式‘策划人’和内容‘创意者’。”③
这种“文化混乱”反映在报业集团，就是多种声音、多种色调并存，舆论有时不可避免地出现嘈杂或者不协调、不和谐。母报正襟危坐，时政报道、主题宣传是一套话语体系，社会新闻、体育娱乐新闻等是另外一套话语体系，后者与生活类子报接近，共同受网上舆论影响。生活类子报受网络影响之深，既体现在信息的来源等方面，也体现在版面的“色彩”方面，黑色、灰色、绯色新闻占了不小的比重。报业集团以纸媒为主，并以此为依托发展起规模不一、影响不一的新媒体——大都有一个较大的门户网站和一个不小的网站群落，还有手机报等新的传播形式。这些新媒体往往集“传统”与“生猛”于一体，“标题党”大行其道，其基调呈现着与其他新媒体相近的色彩。
这种“文化混乱”反映在具体媒体上，就是有时让人“读不懂中国”。“媒体还能读懂中国吗？”这是《东方早报》首席评论员鲁宁今年年初发出的疑问。在有些媒体上的中国，是“问题中国”，眼前漆黑；在有些媒体上的中国，是“进步中国”，歌舞升平。过分夸大“中国问题”或“中国进步”，都不利于“中国共识”的积淀。④年初《环球时报》刊发《扎堆的坏消息并非中国缩影》的社评，也是这个观点：“中国是巨型社会，现实分散而复杂，而舆论的集合性却越来越强，不平的事情到中国全境去找，即使中国在进步，它们也要多少有多少。因此媒体揭露问题的多少并不取决于中国现实的严峻性，而更多取决于中国媒体的开放度。”⑤这话值得深思。
从社会机制的角度讲，在一个去中心化的时代，社会需要有一种像“定海神针”一样的东西来引导大众，这个“定海神针”就是媒体——从现实来说，首先是党报及其旗下的媒体。如果任由一些报纸“向新媒体看齐”，使命感、方向感逐渐迷失，危及的就不仅仅是传统媒体的形象和信誉，还有与舆论相关联的国家民族利益。“定海神针”不能缺，“主心骨”不能软，面对媒体格局的深刻变化，传统媒体尤其是报业需要有反思精神。
使命：壮大主流舆论，传统媒体责任重大
“壮大主流舆论”，最早见于2008年1月22日同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的讲话：“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着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着力推进改革创新。”这句话真正变热，是在十之后。十报告强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壮大主流舆论，是引领国家发展进步、支撑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传统媒体尤其是党报集团责任重大。
壮大主流舆论是对“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坚持和发展。对比十六大、十七大、十关于新闻工作的表述，演进的脉络清晰可见。十六大报告将新闻出版放在“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部分，强调“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正确”是核心词。十七大报告将其放在“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这个层次，核心词仍然是“正确”。十报告，舆论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部分，强调的是“壮大”；“新闻出版”放在“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部分。对比这些细节，不难得出结论：“正确”是就价值属性而言，“壮大”是就传播效果而言，“正确”未必“壮大”，“壮大”却包含着“正确”这一前提。从“正确”到“壮大”，核心部分没有变化，要求显然更高、更全面、更加富有时代特点。
传统媒体要在壮大主流舆论中有所作为，须防止认识误区。有一种观点颇有些市场，将主流舆论的“主流”理解为舆论主体的特征描述，认为主流舆论就是主流人群的舆论。那么谁是主流人群呢？我国农村人口居多，受教育程度也明显偏低，这一观点显然不是要放大他们的发言权重，而是在实践中遵循“曝光率”，直接导致了媒体对“社会精英”、“意见领袖”意见的偏好甚至膜拜。“社会精英”的价值倾向、情感意志，在很多时候并不能代表民心民意，他们的意见显然不能也不应该取代大多数公众的意见，而且这也不是倡导壮大主流舆论的本意。传统媒体如果不能深刻把握这一点，把追星视为日常状态，其表现必定是几分怪态、几分病态。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主流舆论就是主流媒体上所反映的舆论。这一观点，因为其内含的对主流媒体的“自证”逻辑，在一些传统媒体中也有些市场。主流媒体不是自封的，是在长期发展和严酷的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且不说传统媒体并不就是主流媒体，事实上，主流媒体的传播是主流舆论形成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主流媒体所反映的舆论既可能是主流舆论，也可能只是少数社会成员的意见。古今中外，一些落后势力或利益集团利用主流媒体人为制造舆论强势的案例俯拾皆是，这些案例虽然五花八门，但在后人眼里都是一个评价：丑闻。
实践的坚定需要理论的清醒作支撑。不同认识的交锋，使业界对主流舆论的认识逐渐趋同。主流舆论是“多数公众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议题的一种正向舆论，它反映社会发展趋向，并对社会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按照这一理解，主流舆论的“主流”，就是价值观的主流、议题的主流和影响力的主流。主流舆论包含以下特征：
（1）主流舆论能够代表多数公众的意见，这是主流舆论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
（2）主流舆论的议题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一般应该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内关乎大政方针、公共决策、内政外交等重要议题的公众意见。如果说，关于娱乐和百姓日常琐事的舆论是一种“软舆论”，那么主流舆论则是一种关乎国计民生的“硬舆论”。
（3）主流舆论能反映时代主流与本质，体现社会发展方向。
（4）主流舆论是一种建设性的正向舆论而非破坏性的负向舆论。它与社会发展的整体目标相一致。具有凝聚人心、整合社会的建构维护功能。
（5）主流舆论具有主流的影响力。在与其他舆论竞争互动中，主流舆论居于主导地位。在舆论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变奏中，主流舆论是时代的主旋律，而其他舆论则是多声部和声。
（6）主流舆论不是自然生成，要靠培养引导巩固发展。⑥
主流舆论的以上特征，决定了它所担负的是阐释国家政策和社会目标，引导、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使命。这并非就是说主流舆论没有批判性，而是说从根本上讲，主流舆论是为促进社会良性发展服务的，是为促进社会整体目标的达成服务的，因此在形式上表现为“以团结、稳定、鼓劲为主”。正因为此，中央领导强调，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关键是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服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好，把当代社会的主流展示好，把人民群众的心声反映好。而这正是传统媒体的优势所在。传统媒体作为一种组织化力量，它的放大功能有助于主流舆论获得一种广泛、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力，而有着秉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优良传统的党报党刊和广播电视，正是实践这一要求、履行这一职责的中坚力量。
关键：不能回避的几个重大问题
以党报党刊党台及其旗下媒体群落为主体的传统媒体，是壮大主流舆论的主体。现在，业界对壮大主流舆论的重要性、必要性及方法、途径等议论不少，不乏有益的研究成果，但从技术层面思考的多，从根本问题上剖析的少。事实上，如果回避了媒体文化的混乱现实，就很难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实现壮大主流舆论目标，以下几个问题不容回避。
（一）义与利、善与恶：去除“毒瘤”需要必要的外部力量
在很长时间里，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在人们意识里根深蒂固，因此媒体人秉持着首先是政治人、文化人的自觉。市场经济的商业化浪潮席卷媒体领域，很多媒体完全进入市场，成为“企业”和“产业”，其产品成为商品，媒体机构成为“商家”，媒体经营者成为“商人”。意识形态属性也还在提，但在日常的运行中，更多地成为一种说起来重要、做起来可以不要的“软约束”，一旦与现实的利益相冲突，往往就被打折扣。有偿新闻、有偿不闻、公开造假、娱乐失度、虚假广告、价值观失当，近些年媒体领域出现的五花八门的事情，都是义与利、善与恶的天平发生偏移的结果。
媒体领域的趋利问题，在新媒体勃兴之前已然开始，新媒体的出现又增添了新的样本。比如以貌似服务的姿态吸引人们“点击”，通过隐晦的方式获取商业利益；以新媒体自由的表象，传播传统媒体不便传播的内容，以所谓的“打球”甚至裸的内容违规，提供低级趣味的内容，提供人们为谋私利而看中的机会和方法，为不法经营以至明显的社会犯罪提供高技术支持；运用其后台控制、终端指令和决策的机制，做着搜集出卖使用者信息等勾当。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由于对新媒体的这些怪相，缺乏文化规制的自觉，引发了传统媒体“赶潮流”、“跟着走”的心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互竞争，加剧了趋利风气。
传统媒体的趋利问题，从根本上说，与媒体数量偏多、行政隶属关系层级分明、内容重复、比拼版面等低水平竞争有关，属于结构性问题。对从业者进行教育、强化监控、严格管理、严肃法纪，这些措施都会有效果，但问题的最终解决，恐怕还是要靠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办法，加大违法违纪成本、加速优胜劣汰，使媒体数量和结构在不长的时间里发生根本性变化。
解决媒体领域的“文化混乱”问题，单纯靠媒体“自身”的力量、单纯靠“市场”的力量是不够的，也是不可取的。
（1）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的冲突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需要在理论上、政策上有更深刻的把握，使之有更强的说服力、解释力和影响力。如果在理论上、政策上不能彻底解决“两张皮”问题，在实践中的混乱将不可避免。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更为深刻地把握国情尤其是当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需要更为深刻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和媒体发展规律，需要以更为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审视当今媒体“文化混乱”现象，需要以更加负责任的态度来制定政策、强化管理、谋划未来。
（2）新媒体亟需文化治理。任何一种新的文化现象的发展和成长，都需要必要的文化规制和社会规则，一味任其自由地商业化“惯养”，对种种弊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予以无原则的庇护，这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出于大大小小的私利，是严重失职和不负责任的表现。对新媒体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责任部门对新媒体存在问题的治理，都不能再继续轻视。
有论者指出：“在当今新媒体文化在我国严重没有规范和严重失范、严重商业化而严重骚扰大众、严重危害大众的正当文化权利的情况下，治理其混乱，对其进行政治规制、经济规制、社会规制和文化规制，乃是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乃是中华当代文化自立于世界当代文化之林的当务之急，以至乃是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的当务之急。”⑦
（3）传统媒体急需政策支持和规范。无论是同一行政区域的整合、重组，还是跨区域的联合、合作，都需要更加明晰的政策鼓励和必要的行政外力。国家层面应制定适用于所有媒体的管理法规，形成与纪律一同发挥作用、共同约束业者思想和行为的局面。
（二）自知与自信：发挥公信力优势，做好“转化”和“复制”两项工作
传统媒体需要自知和自信。自知就是知道自己的优势所在，自信就是在自知基础上对自己充满信心。
当前信息传播不同于以往的特征，是基于媒介融合多种媒体同时作用于受众这样一个现实，人们身边多个舆论场互相叠加，在传者和受者头顶笼罩了一层传播网（见下表）。信息不经过传播网的折射，就不能被受众所感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成为这张传播网的重要载体，成为多种舆论角力的主战场。在这一背景下，传统媒体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舆论引导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要在壮大主流舆论中有新作为，决不能随波逐流，需要深刻的自知和坚定的自信。
传统媒体尤其是党报集团的最大优势是什么？是公信力。壮大主流舆论必须直面挑战，把优势发挥出来。公信力是媒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日积月累形成的，是衡量媒体权威性、信誉度和社会影响力的标尺。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网络舆论和社会舆论极易沦为商业利益的奴婢，公信力成为真正的稀缺资源。公信力是主流媒体引导舆论的最大优势，是主流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必须看到，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主流媒体的市场竞争力受到很大削弱，但仍有可观的发行量和上乘的公信力。面对媒体格局的深刻调整，党报集团必须追求对社会舆论尤其是新媒体舆论的控制力，在舆论影响力上占优势，在公信力上争第一，通过公信力建构社会认同，在纷繁复杂的舆论场中制造社会合意。
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来自责任感和专业精神两个方面。首先，责任造就公信力。党报的公信力来源于党。较之现有其他新闻媒体，党报的政治性质、资金来源、人员构成、外部控制，都决定了它最有资格谈“公信力”。其次，专业保障公信力。以党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是公益性事业单位。在市场经济和传媒商业化浪潮中，主流媒体具有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的优良传统和新闻专业素养，这与新媒体形成鲜明对比。
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优势，并不会自然转化为舆论引导能力。以党报集团为例，需要重视“转化”和“复制”两项工作。
所谓转化，就是把公信力转化为现实引导力。实现途径是：根据网络舆情、社会舆情设置相关议题，把网络信息、社会舆情纳入主流媒体报道框架之内。网络推手制造的话题，经过传统媒体的确证才可能成为主流舆论。重大事件发生后，人们急于获得足够的信息以便做出反应，他们会把目光投向有公信力的媒体。主流媒体是专业化的信息传播机构，在信息时代人们对主流媒体的信任甚至超过了对自己判断力的信任。从这个角度讲，传统媒体永远也不会被社会化媒体所取代，百姓记者也不会取代专业记者。
党报集团作为最具专业性的传播机构，应该根据网络信息设置相关议题，寻求主流舆论和民间舆论的最大重合度，对网络热点、社会热点积极回应，探寻真相，给受众及时、贴心、到位的服务，在各种信息真伪莫辨、对错不明之时“一锤定音”。《人民日报》从2011年1月27日起开设《求证·探寻喧哗背后的真相》栏目，以“澄清事实，还原真相，回应关切，阻击谣传”为目的，对各类争议新闻、疑点事件进行探寻，通过严谨核实与深入调查，澄清了不少一度成为热点的不实传闻，回应了社会关切。此举被争相仿效，一批类似栏目挤压了不实舆论的传播空间，引领社会舆论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所谓复制，就是把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复制到其所办的新媒体。实现途径是：从责任感和专业性两个方面入手，以主流媒体职业道德和编辑模式规范网络新闻传播活动。编辑整合传统媒体的内容，依靠自身编辑力量生成原创性内容，整合网民生成的原创内容，构成网络传播内容的三大板块。
简单把报纸内容复制延伸到网络上，这不是报纸转型，而是核心竞争力丢失。面对不同的庞大的内容板块，网络尚没有成熟的编辑模式，或者说编辑模式不具有专业性。党报集团主办的网站，最大优势是其背后的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复制移植传统媒体对新闻真实性和公信力的追求、职业道德和编辑模式作为框架，势在必行，须先行一步。
路透社《网络报道守则》强调，“总体上是将现实世界的新闻原则延伸到互联网中”。这样的“延伸”，意味着传统媒体所代表的专业素养、职业操守、敬业态度的延伸，意味着公信力、影响力、权威性的延伸。⑧这是一个新课题，尚未见到明显效果，有待实践的探索。
（三）职业精神和专业素养：重塑公众形象，磨炼从业者不可或缺的两个翅膀
壮大主流舆论绝不是权宜之计，不会一蹴而就，需要从职业精神、专业素养两个方面来重塑从业者公众形象。
职业精神的缺失，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新世纪以来，媒体的开放程度更大，可言路的开放并没有带来媒体使命感、方向感的增强，相反，许多报道靠纸上得来，不关痛痒、不着边际，没有错误也没有用处；许多记者围着富人、名人、官员转，缺少独立思考意识，报道煽风、跟风、追风，少见识、少责任、少担当。职业精神缺失是一个重要成因。有多少媒体从业者在时时处处想着自己新闻人这个身份，抱着职业感、荣誉感工作？职业精神看起来很虚，实际却带有根本性。缺少职业精神，就没有独立思考、独到见解、独有作为。要壮大主流舆论，必须增强记者编辑的职业意识、职业荣誉感。将新闻职业混同于一般职业、弱化编辑记者职业荣誉感的做法都是有害的。这些年发生的一些案例，很值得深思。
记者编辑的职业意识，与主流媒体的价值坚守和文化品格互为表里：一个缺少价值坚守和文化品格的媒体，其从业者必定缺少职业意识、缺少主见、随波逐流；一个记者编辑有职业荣誉感的媒体，必定有坚实的价值坚守和文化品格。
媒体在今天需要保持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品格？2012年人民日报社长张研农在复旦大学演讲时提出的观点卓然不凡：
（1）面对众声喧哗，打造恒定的价值观。年轻人需要保持对社会不公正不合理现象的痛感和批评能力，但13亿中国人属于同一个命运共同体，需要我们的新生代同时成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来改革和完善我们的体制机制，以脚踏实地的理想、持久稳定的价值，来推动国家民族的进步；
（2）面对急功近利，磨炼沉稳的职业观。职业化和专业化是在职场立于不败之地的坚强基石，面对急剧变化的舆论场，新闻工作者同样如此，需要坚强的党性人民性，也需要才气灵气；
（3）面对浮躁偏激，塑造大气的世界观。主流媒体若想位居主流，就得做互联网纷乱信息的过滤器，做网络偏激情绪的缓释剂，做国民心态的压舱石。这是主流媒体应尽的责任，应有的气度。我们追踪网络帖文，但不能做网络帖文的印刷版；我们关注网民意见，但同时要为网民提供专业判断。办报和做人做事一样，都需一份社会责任、社会关怀，都要有一种大家气象、大家风范。⑨
专业素养与职业精神相关联。没有职业精神就谈不上专业精神；缺少专业素养，就谈不上合乎职业要求。主流媒体要在开放的舆论空间中树立起“风向标”，需要从业者掌握国情省情、了解社情民意、掌握各种舆情。开放的舆论空间，真实性很难求证，轰动性很难控制。
主流媒体要在壮大主流舆论中有所作为，必须冲着热点去，迎着难点上，围绕舆论焦点主动设置议题。要看到，当今信息时代，除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等法律上有明确规定的之外，原则上一切信息都应该是共享的、公开的。社会热点问题、敏感问题、突发事件报道的基本取向是日趋开放，透明度越来越高。把有效把握社会热点、突发事件、舆论监督报道作为壮大主流舆论的突破点，外部环境已经具备，不足的是从业者自己：新闻敏感不足、反应速度不足、判断水平不足、把握能力不足。一句话，专业素养不足。
职业精神与专业素养，是新闻从业者的两个翅膀。壮大主流舆论，必须以职业精神为前提、以专业素养作保证。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磨炼好两只翅膀，需要个人的坚守和媒体层面的实践创新，也需要外部的激励约束机制，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
【本文为“齐鲁文化英才工程”2012年专项资金资助课题项目“新舆论格局下的记者职业素养”的成果之一】
注释：
①②③⑦陶德麟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若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
④鲁宁：《媒体还能读懂中国吗？》，观察者网，http：///lu-ning/2013_01_17_121413.shtml，2013-01-17
⑤《环球时报》社评：《扎堆的坏消息并非中国缩影》，《环球时报》，2013年1月16日
⑥吴丰军 黄基秉：《主流舆论的概念辨析》，《成都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⑧张音：《公信力的凝聚与传承 传统媒体责无旁贷》，《人民日报》，2011年1月19日
各级政府是建设具有河北特色的网络文化的主导者，要紧紧围绕以提供优秀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为基础，以形成积极向上的网上舆论强势为重点，以营造文明健康的网络环境为条件，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坚持建设与管理并举，使用与发展并重，引导与封堵结合，高雅与通俗兼顾，大力弘扬先进文化，积极鼓励优秀文化，努力促进有益文化，适当发展无害文化，坚决杜绝腐朽文化，更好地为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服务，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实现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的宏伟目标，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河北省领导充分利用互联网与民众进行沟通，这也是领导体察下情的一个最好办法。河北省领导表示，各级政府要主动通过互联网等各种途径公开其办事程序、办事规则、掌握的各种对社会公众有益的信息。在制定一些重大的决策草案时，要充分利用互联网进行民意调查。这些重大的决策通过互联网以及其他渠道尽可能地多听老百姓的意见。这说明了政府依法行政意识逐渐提高，更加注重了民主决策。
营造网上主流舆论
积极做好网上先进文化传播体系建设，营造健康向上的网上主流舆论。先进文化是网络文化建设的精髓。加大宣传力度，引导网上舆论，关键是做大做强先进文化的宣传，用正面声音占领网络阵地，用正确舆论引导广大网民，形成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网上主旋律。新闻网站、政府网站、文化教育网站、社科网站都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开设专题、评论、访谈等形式，要积极组织开展迎接十七大网上系列宣传活动，要紧紧围绕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集中反映十六大以来我省改革和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展示河北省广大人民群众喜迎党的十七大的良好精神风貌。要着力做好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网上专题、专栏，用正面宣传主导和壮大网上舆论。
要形成网上正面宣传的规模效应。要加强河北省新闻网站时政新闻频道和栏目建设，积极利用新技术，开发新业务，提高运行质量，打造具有影响力的网上文化传播平台。要加强与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知名商业网站的合作，开设“河北专题”，增加发稿数量，提高内容质量。各级政府网站要积极打造政务平台，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强化权威信息、政策解读功能，拓展完善公共服务，以提速行政过程，提升服务质量，促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促进政民互动，努力成为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主渠道。
切实建设好网络公共服务体系，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网络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是传播网络文化的桥梁，是保障人民群众参与网络文化建设、享用网络文化消费的“基础设施”。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网络文化服务，是我们加强网络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要努力把网络文化系统建设成为服务群众的“连心桥”，反映民意的“晴雨表”，维护稳定的“减压器”。一是着力满足群众需求。要通过互联网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人民群众所思、所求、所盼，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二是着力提高服务水平，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协助管管理工作，主动与民众进行沟通交流，主动传达和公开政府的有关信息；三是着力促进共享普及。积极利用网络开展科技文化惠民活动，适应不同群体的需求，开设群众喜闻乐见的、有助于提高生产生活水平的网上宣传专栏，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网上学习、竞技、娱乐活动。要多方统筹，加大投入，逐步在城市社区、中小学和农村地区建设一批公益性、先进文化型互联网服务场所，以扩大网络文化传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增强网络信息供给能力
着力抓好网络内容的创作生产体系，增强网络产品的供给能力。内容建设是网络文化繁荣发展的基础，也是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着力点。一是加强优秀文化的数字化建设。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慷慨厚重的燕赵文化作为繁荣网络文化的重要源泉，推动具有鲜明河北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瑰宝和当代原创文化精品的网络化、数字化。二是做强网络文化企业。加大对公共网络文化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的扶持力度，鼓励国有战略投资者投资网络文化企业，培育一批规模化、专业化程度高、核心竞争力强的国有或国有控股的、实力雄厚的网络文化企业和企业集群。
大力建设网络文化阵地体系，打造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网络文化平台。网站是网络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和源头，是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是新兴的重要思想文化阵地，在网络文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积极构筑以新闻网站、政府网站、文化教育类网站为主体的网上宣传阵地，团结引导好主要商业网站，强化主阵地，壮大生力军。重点新闻网站要适应形势要求，加快发展，壮大实力，增强竞争力。
河北省内主要商业网站要自觉服务全省工作大局。省内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要积极发展数字报业、网络杂志、网络电台、网络电视等新的传播形态，占领网络文化新阵地。加快研究制订重点网站目录。信息产业、通信管理、广播电视等主管部门和电信基础运营企业要在无线增值服务、租用带宽和开展网上广播、电视业务等方面对重点网站给予大力支持，为网站建设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为运用新技术、开拓新业务创造良好条件。
构筑网上精神家园
加强网络道德体系建设，构筑健康向上的精神家园。良好的网络道德是网络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环境，需要政府、网络企业、网民来共同营造和维护，需要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推动和有力的管理引导。宣传文化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网络从业人员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引导其树立正确的网络道德观，增强诚信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自觉抵制有害信息和低俗之风。要将网络法制和道德教育纳入公民思想道德教育之中，积极开展“优秀网站”评选、“阳光绿色网络工程”、“做文明网民”网上征文、“文明上网绿色短信”等营造文明健康网络文化环境的系列活动，编辑文明上网读本，引导公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养成科学、文明、健康的上网习惯。
关键词：《三湘都市报》主流化原因对策
据统计，到2005年，全国出版的1926种各类报纸中，党报438种，占全国报纸总量的23%；晚报、都市类报纸285种，占15%，已经成为我国第二大报纸门类。有人说，都市报是在全国2000多种报纸激烈竞争和市场分割基本完毕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这种说法不无依据。都市报带来了中国报业市场的大发展，但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小报”作风盛行、恶性同质竞争日甚等等。
鉴于此，1998年《华西都市报》提出要“迈向主流媒体”，并诉诸办报实践。其它都市报及一些地市晚报随即跟进，宣称要打造主流媒体。新创刊的都市报也发挥后发优势，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明显的主流媒体的取向。主流化已经成为都市报改革发展的趋势。
一、都市报“迈进主流化”的原因
从本质上讲，都市报“主流化”是我国报界经常提到的“小报大报化”。很多都市报在经历了市场竞争洗礼之后，开始严肃地思考自己的走势，通过寻求自身的“主流化”，来适应新的形势。以下从《三湘都市报》的改革来看促使都市报“主流化”的现实动因。
1．激烈的报业市场竞争
从整体而言，长沙报业呈现出了白热化的竞争态势。以《三湘都市报》、《潇湘晨报》、《长沙晚报》为主的几张报纸尚处于各自实力不算悬殊的竞争对峙阶段，但湖南广电等电子媒体对平面媒体造成了强力挤压，形成另一层竞争。所以，同质媒体的竞争，异质媒体的竞争，以及读者对报纸越来越高的要求和越来越挑剔的眼光，对办报人来讲，战略战术的选择需要理性基础上的创新。简单的盲从，简单的低层次报业竞争，很有可能几败俱伤，像《东方新报》的折戟长沙就是个例子。因此，改革创新就成了《三湘都市报》最终的落脚点。
在饱受恶性同质竞争的烦扰、进一步发展受到制约时，都市报将“迈向主流媒体”作为其发展的一个措施，“迈向主流媒体”的目的是寻求差异化，获得良性发展的空间，通过提升报格来增强市场竞争力。由此可见，都市报寻求“主流化”是激烈的报业市场竞争所致。
2．都市报主流化的现实依据
由于都市报有明显的市场效应和巨大的发行量，都市报能弥补党报市场覆盖的不足，能够分担党报的部分宣传功能。都市报的“主流化”就有了现实的依据。
二、都市报主流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
1．赢得高端读者与适应大众之间的矛盾
《三湘都市报》定位于市民生活报，面向大众读者。但是《三湘都市报》要往主流媒体方向发展，必然要把高端读者视为主要争取的对象，并努力为高端读者创造出适合其消费需求的新闻产品。但是高端读者与大众的“融合”中容易呈现出不和谐，高端读者与大众之间存在着矛盾，要做到两者兼容很困难。
在信息时代，分众传播已是大势所趋，面对不断变化的都市报受众以及同质媒体的竞争，人们自然而然把目光投向高端市场，对高品质新闻产品的追求已成为志向远大的新闻人的目标。但是，在具体的新闻操作过程中，许多都市报人以为只要在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上加上自己的声音就能赢得高端读者的认可，报格亦能得到提升，并未从总体上调整自己产品的内容、结构，最终使受众群在上下兼容，即高端读者与泛众的“融合”中呈现出不和谐。在阅读报纸的价值取向上，高端读者对新闻内容的选择往往与中低读者叉，而中低读者群向高端读者群向上兼容的可能性则微乎其微。所以都市报在定位读者时，选择高端读者还是大众之间存在着矛盾。
2．权威性和公信力的缺失
《三湘都市报》在报道内容改革时，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娱乐等各方面，但却缺少了深度报道和评论。深度报道和评论的缺失严重影响着《三湘都市报》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随着信息化程度的越来越高，人们不仅仅想了解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更想知道的是事情背后的那些背景信息，媒体就应当承担这种解释功能，深度报道就是其中的一种解释方式。评论是都市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性、批判性和权威性是新闻评论的重要价值，而这三点要素也直接影响着媒体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因此，深度报道和评论成为了整个报纸对于社会的责任感和舆论引导力的重要体现。
从都市报的发展来看，评论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数量少，本报的评论更少。都市报的评论对于重大的政治事件、经济事件很少过问，更多的是对体育、娱乐、社会生活等事件渲染。缺少了深度报道和评论的都市报就显现出了权威性和公信力的缺乏。
3．人才储备的不足
都市报发展过程中，报业市场快速膨胀，报纸数量递增迅猛，新闻从业人员的队伍也迅速扩大，然而同时期的专业新闻人才却非常少，早报和晚报的新闻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有的仅是初中毕业，虽然新闻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但过低的文化水平往往限制其新闻报道能力的继续提升。有的新闻单位为了扩大规模而扩军，在招收人员时门槛很低，这些文化水平和业务素质都很一般的人员进入后，报纸的整体水平停滞也就不足为奇了。主流媒体对报人要求会比普通的大众媒体高得多，更多地需要专家型的记者，需要不仅是腿脚勤快，更要头脑敏锐、有着深刻洞察力的新闻从业人员。
4．再次陷入同质化竞争
在“迈向主流媒体”的理念提出来后，在都市报领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大小小的都市报一哄而起，都“迈向主流媒体”，都市报都去迈向主流媒体，又使竞争从市民生活报的恶性同质竞争很容易就转化为主流媒体的恶性同质竞争，媒体发展的目的同样不能达到，反而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新一轮的同质化竞争。
三、都市报主流化进程的对策
都市报想要成为真正的主流媒体，就必须理解真正主流媒体的内在素质：广泛的影响范围、较高的报纸品位、极大的权威性和强大的舆论引导力。
1．准确定位，把都市类报纸办成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主流媒体
“主流媒体”在报业发达的欧美国家指的是高级的严肃报纸，如《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这些报纸报道严肃、深入，信誉卓着，社会地位很高。与其相对应的是大众化的通俗报纸。在我国主流媒体指的是那些针对社会主流人群，反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代表社会主流发展方向，关注社会发展基本问题的权威媒体。在我国，传统上的主流媒体一般是指党报。
都市报要迈进的主流媒体并非是回归传统主流报纸，而是一次全新的理念提升，按照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石峰的说法，应该定位为“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主流媒体”，④这里的关键是“普通百姓”和“喜闻乐见”。
这就要求都市报更进一步地面向大众、关心大众、服务大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市类报纸是连接读者个体和公众社会的一个桥梁，它是阅读者认识社会的重要途径和自我约束的有效参照物。都市类报纸必须保持这种深入百姓生活的鲜活状态，才能体现其对于读者的重要性。
都市类报纸还要成为主流媒体，所谓“主流”，就是说报纸不仅要做到百姓爱看，还要担负起宣传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责任；不仅要反映社情民意，还要通过精心策划、深入人心的报道，调动起人民群众昂扬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
2．重视时政新闻，深度报道和评论，增强权威性
政府的决策、判断、调整，会对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生活轨迹，对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时政新闻报道越来越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报社要在内容选择、编排手法上尽量与众不同，成就报道生活化、会议报道信息化、批评报道建设化，努力做出独家特色，来吸引主流人群。
一方面，要把时政类新闻放在版面的重要位置，给予突出和强化处理。《新京报》的封面就是把时政新闻作为了第一选择：“时政是我们不变的选择，政要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据统计，2005年2月，《新京报》的封面共选新闻199条，时政类新闻108条，占54.2%，头条中时政新闻24条，85.7%，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显示了该报力创“主流时政报纸”的特色。其次，在遇到重大时事政治新闻时，都市报开始积极参与，与主流日报展开竞争，在重大问题、重大事件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做到“大事诉求”，进一步强化报纸的权威性和指导性。如地方的党代会、重大建设项目的报道，以往参与较少的都市报纷纷辟出大幅版面，给予全方位的报道，一些独家新闻还超过了传统党报。
另一方面，要在报道深度上开掘。都市报相对年轻的采编团队、充满激情的职业冲动、视野开阔的知识结构，还有长久以来浓墨重彩地报道重大新闻的历练，都为全景式地深入挖掘新闻提供了保证。而这种内涵丰富的高档次的新闻产品又是受众所需要的。
另外，还必须重视报纸评论。在信息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快速传递的时候，在新闻唾手可得的时候，选择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信息予以评说，抓住受众普遍关注的新闻予以论述，帮助人们准确认识事物本质，在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尤其重要，也体现了媒介的功力和影响力。
3．改革用人机制，留住和吸引人才
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和机制，如媒体内部的采编制度、奖惩制度等，是制约媒体发展的深层次因素，成功的媒介内部机制可以有效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员工的优点和特长。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强劲的激励机制、严厉的约束机制和快速的反应机制：对于优秀的工作者给予重奖，对于漏报重大新闻者给予严惩。这样奖惩分明反应快速的机制可以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力。
二要采取具体措施，加强报社人才队伍建设。
从专业角度出发，选择新闻专业的高校毕业生，对于法律、财经、收藏、投资等版面也应该选择相应的专业并具有良好文字功底的人才。并对记者的职能细分，改变过去那种社会新闻记者跑财经、财经记者跑体育的业余操作方式，专人专用，培养起一支专业性强，专业特色鲜明的记者队伍。还要吸纳美术等行业的专业人才，以新颖的栏目编排和独具特色的广告来吸引读者和客户。
4．加强创新意识，提高报纸质量
[关键词] 印第安文化 美国大片 《与狼共舞》 《燃情岁月》
当美国大片遭遇古老的印第安文化，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美国主流电影，又称美国大片，素以其成功的商业运作与票房，受到世界范围内的瞩目。但毋庸置疑，其高超的商业化运作，离不开优美的故事情节、紧扣的戏剧冲突以及其蕴含的人文关怀。正是这些因素构成的电影内容。结合成熟的商业运作，使美国电影成为票房与艺术的双赢者。
印第安文化，这块美洲大陆上久远的土著文化，在移民世界的强权下逐渐边缘化，失去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但文化不以人为因素为转移，它已经深深渗透入美洲大地肌理与脉络，即使对移民国家――美国文化的形成也有着难以磨灭的影响。当代表美国文化的主流电影，遭遇古老的印第安文化，会擦出怎样的艺术火花呢?本文运用传播学理论，从内容分析角度，结合《与狼共舞》与《燃情岁月》这两部经典的美国大片，揭示蕴含其中的印第安元素，试图探讨印第安文化对美国电影的深层次影响。
一、印第安符号，构成美国大片故事情节，推动故事发展
《与狼共舞》讲述的是一个美国白人邓巴中尉，厌倦了战争，主动申请到原始印第安部族众多的美国边境担任管理员，他接触到苏族印第安部落，从相互戒备、沟通了解到成为朋友的故事。电影出奇不意地采取逆向思维模式，重点讲述“文明”的人类，如何融入“野蛮”“落后”的原始部落，直至最后被同化成“原始人”的过程。在这个边塞，印第安文化处于完全主导地位，白人代表的美国主流文化却沦落为弱势文化，印第安文化深深主导着邓巴中尉的生活。电影里处处用印第安族长、狩猎活动、祭天的舞蹈等情节，来营造特殊时空里的印第安的强势文化氛围，制造现代文明和古老文明的不和谐感。另一部影片《燃情岁月》即以名叫“一刀”的印第安族长讲述开始，缓缓引出故事情节，再现了一个叫特里斯的男人离奇的一生，他经历了弟弟的死亡、妻子的背叛、家人的死去，直至真正成为主宰命运的强者。特里斯虽然是白人，但行为怪异，为正统社会所不能接受，他深受“一刀”的印第安文化影响，骨子里流淌着古老的印第安文化。因为“一刀”效忠于特里斯的父亲，却保持着印第安的文化习俗，并把它们自然而然地渗透到特里斯一家的生活里。
由此，《与狼共舞》讲述的是印第安文化揭开人类种种枷锁。唤醒人类原始冲动的快乐，《燃情岁月》感叹的是被印第安文化异化的美国白人，在寻求其原始冲动与生存空间的不易与艰辛。两部影片，印第安文化的展示虽前者更为纵阔，后者更为收敛，但表现却大同小异――含有共性的印第安符号。
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共性的印第安符号，主要由族长、狩猎、祭祀组成。族长是印第安文化的使者，是执行者和权威，在两部电影里，苏族族长和“一刀”担负着部族的使命，具有绝对的权威。狩猎，《燃情岁月》特里斯一生都在打猎里获得快乐和发泄愤怒。《与狼共舞》苏族找到成群的犀牛，获得食物，是他们整个部族生存和延续的希望。祭祀，这是古老文明里天人合一思想的形式，印第安人尊重自然，畏惧命运，所以每次在重大事件来临时都会通过舞蹈祈求上天的帮助。《与狼共舞》的苏族人在集体狩猎前，燃起火堆，跳起舞蹈，祈求收获；狩猎后同样在火堆旁端起舞步，在狂欢的仪式下感谢上天的赐予。《燃情岁月》里每当复仇之后，会割下对方的头皮，对着天空喃喃起舞，亦是在履行某种人和天的约定。这些符号，通过大众传媒的反复传播，已经成为印第安文化的代表。美国大片但凡涉及到印第安文化的情节，都脱离不了上述符号。
二、通过现代文明和印第安文明的冲突，加剧戏剧冲突，激化戏剧矛盾，从而升华主题
与此相关的西方主流影片，戏剧冲突主要表现在隔阂与生存危机两方面。隔阂的产生，为影片的高潮发展奠定基础。首先，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必然导致排斥现象的普遍存在。现代人类与印第安部落之间，印第安部落与部落之间，都存在着普遍的隔阂。如《与狼共舞》中苏族与帕尼族是天敌，最终导致了一场与食人族的生死对决，使影片高潮迭起。邓巴中尉与苏族初识时亦是相互提防，甚至发生了武器对武器剑拔弩张的场面。其次，对印第安人的不同态度，激发现代人类之间的矛盾，推动影片的发展。影片的主人公们，总是性格不拘一格，同情甚至同化在印第安文化里，颠覆了主流与正统，与“文明”的社会格格不入。《与狼共舞》邓巴中尉由于维护苏族人，拒绝说出他们的动向，甚至成为“罪人”，遭受同种人类的鞭打和虐待。《燃情岁月》中乡间的酒吧拒绝给“一刀”提供啤酒，惹怒特里斯，引起争斗，烘托出紧张的气氛。再者，印第安与现代人类之间的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是悲剧性、灭亡性的，往往决定着影片主人公的命运。《与狼共舞》影片里，邓巴中尉为了保全苏族的生存，最后迫不得已带着爱人远走他乡；《燃情岁月》特里斯最终放弃现代人自以为是的生活，从原始的肉搏狩猎里获得精神的永生。
影片涉及到印第安文化，多折射在生存危机层面。首先是印第安文明的生存危机。现代人类自大自狂，看不惯印第安人野蛮的生活习惯：印第安人受尽现代人类的凶残、侵略性地对待，亦视人类为野蛮人。这些认识成为偏见，浸入两者的思想之中，迫使更为强势的现代“文明”人担负起征服和改造的使命，悲剧性地造成了印第安文化逐渐消亡的宿命。《燃情岁月》中的“一刀”的整个部族都死掉了，死在了政府军队的手中。《与狼共舞》里的政府军队，为着惩恶扬善，替作恶多端的士兵复仇，展开了对苏族的毁灭性围剿。再者，至关重要的是古老的印第安文化，拯救了现代人类精神家园的危机。现代人类面对挫折的人生，精神充满空虚、困惑、挫折和焦虑感。《与狼共舞》的男主人公，在战斗中充满焦虑和不幸福感，与苏族相处后，封闭的心灵被打开，在粗犷的原始生活中获得幸福。《燃情岁月》特里斯无法接受弟弟塞缪尔战死的事实，在一次次原始的放逐中，与其他古老文化的冲击中，最终学会面对人生。两部影片中，印第安文明的存在由于人类的侵略走向毁灭，但人类却通过印第安文明的救赎，从精神世界里找到真我。现代人很难决论，到底谁才是印第安文化的最大获益者?
三、文明的碰擅，蕴含丰富的人文关怀，成就了美国大片的艺术性
艺术家的社会角色被异化，艺术在变异。究竟是现存的主流艺术有缺欠，还是消费文化的走向需要质疑?对各种社会需求是顺从、迎合，还是无视、对立?抑或调理性的满足?这需要双向的反思和沟通，以求在终极目标上殊途同归。
关键词:主流艺术与消费文化;角色定位与功利诱导;不同的优势和弊端
一、艺术的社会角色在分化
艺术的萌芽来自人类的需要，来自民间自娱自乐，艺术本是人类最早的交流方式之一。人类早期并没有什么艺术家，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出现了艺术职业。职业化至少带来两种变化:一方面，可以使技艺和研究更加精专，从此有了专业化的追求，也逐步建立起艺术的行规尽管行规也在随时代变化;另一方面，也因此有了职业生存和社会尊重的需要，产生了艺术圈子和社会团体。换句话说，艺术家从此开始着意扮演社会角色，并且有了内部的结盟和社会竞争，艺术问题开始变得复杂了。
试想，此时的艺术行为还能像原生艺术那样单纯吗?价值或名望还可能只属于艺术吗?任何社会角色都会根据生存和功利的需要而变化，政治家是如此，艺术家也是如此，不为实利驱动的只是少数。历史上的宫廷画和宗教画在题材、内容、风格演变中都有职业与功利的影响，现实中也随处可见被社会异化的痕迹。
在政治对文艺绝对控制的年代，对艺术最有影响的异化力量是政治功利。过去，“文艺战线、文艺战士”曾以它十足的火药味表明其特定的政治功能，风靡一时的政治化形象至今令人记忆犹新。时过境迁，在市场经济中，利益的驱动取而代之，逐渐上升为重要的社会异化力量。如今，功利的目标更为多样，出现了种种戏剧性变化，艺术打出的旗号更是五花八门。
在艺术活动的背后不难发现功利的身影在闪动，无论推举艺术为高雅脱俗之物，还是俯身于民众的喜闻乐见，都有社会功利的影响。夹在政治和经济这两种强势社会影响之间，艺术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状态:有时依附时政去邀宠，有时转化为浓妆、媚眼以示爱，这两种看似不同的性质，趋利避害的功利性完全相同，所谓的艺术追求已经服从了适者生存的法则。
对此，马克思关于社会异化的理论得到进一步证实，法兰克福学派对艺术的社会学分析更能说明问题。他们揭示了社会对人的异化、对艺术的异化现象，其中，艺术家的社会角色所追求的功利目标影响极大。现在的艺术理论对这些社会功利讳莫如深，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高调一直令人疑虑，这正是本文要从社会角色的角度分析艺术的原因所在。
如今的社会变革已经使艺术体制的一统天下开始分化。
一种是在原有社会基础上的艺术体系，它在文艺界占有主流地位，具有职业化和半官方性质。它表现在有组织的美术展览和评选上，体现在社会承认的“正统途径”上，表现在学院派的教育体系中，如此等等。另一种是并不依附现有艺术体制的大众消费文化。它同经济的联系多于对体制的依赖，它不愿接受体制的约束，不大遵从现有的艺术规范和价值观，社会需求和利益驱动使它走向大众，走向消费领域。当然，在这里只能是大致区分，二者之间很难有“在朝”和“在野”的截然分界，由于他们在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也在接受不同的功利驱动，其艺术行为对社会的利、弊、损、益值得特别关注。
为什么大众消费文化能够迅速发展?为什么大众对专业化的主流艺术反应冷淡?为什么社会对主流艺术扶植有加，却加而不强(就社会影响而言)?我们需要了解大众消费文化的成因，也需要了解主流艺术自身的缺欠，对其中的合理或不合理的因素需要重新辨析，其目的是为了探讨有益社会的价值取向。
二、大众消费文化在世俗化、
商业化中的利弊“消费文化”是一个外来概念，归属大众消费的范畴。大众化是一种泛阶层的倾向，表现为广泛参与社会和贴近世俗生活。由于对民众的迎合与沟通，也由于对文化的消费性质，无论你肯定还是否定，作为新兴的文化形态，它对民众的生活、情感、审美观的广泛影响已经不容忽视。
大众消费文化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产物。
社会机制的变革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时引发了社会心理和文化结构的改变。例如，由于社会矛盾、社会阶层的分化引起的社会心态失衡;生活富足和生活闲暇带来的休闲需要;信仰的缺失和精神空虚需要得到填补;现代人的紧张、忧虑以及种种心理压力需要放松或宣泄;等等。为此，大众消费文化在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应运而生，迅速成为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
首先来认识大众消费文化盛行的合理因素。
大众消费文化卸掉社会教化的面孔，崇尚感性的、轻松随意的艺术形式和生活方式，因而更容易融入民众;它追逐审美时尚，对流行变化及时做出反应，因而具有时尚色彩;它不避世俗，贴近人的情感，追求视听享受，敢于挑战艺术经典，因而走出了艺术的狭小殿堂。大量的美术作品、时尚艺术、流行歌曲出现在展览厅、歌舞厅、电视、晚报和通俗刊物上，还有铺天盖地的互联网影响，这些文化快餐借助现代大众媒体得以迅速推广，其影响远远超出传统艺术的范围。
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对审美观影响极大，尤其对青年更具吸引力。
大众化的艺术一反常规、常态，创作手法灵活多变、无拘无束，甚至离经叛道，这对于故步自封的艺术是一种突破。听多了字正腔圆的歌声，沙哑地喊唱显得别致;看多了程式化的舞姿，会觉得恣意扭动很痛快;抛开艰涩的技法要求后，近于游戏的画法使人感到轻松。投其所好，率性而为，艺术变得“好玩”起来，起码具有调节心理的价值。
例如，波普艺术摒弃传统艺术的技法，把生活元素直接用于艺术。东北的“二人转”打破舞台表演的套路，把秧歌、小品、杂技融为一体。它在客观上扩大了艺术语言，开辟出一片艺术新天地。艺术的反常态也令人惊异:原来可以这么干!干得不好就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自生自灭，所以并不可怕。
然而，上述特点恰好是主流艺术中的缺欠。
大众消费文化是满足大众的娱乐文化和商业文化，艺术世俗化、人欲商品化的负面影响也在所难免。
满足世俗需要可以实现效益最大化。在利益驱动下，消费文化瞄准人欲的软肋，适应并满足非理性的欲求，精心制造精神幻觉和虚拟现实，使人沉迷其中;它崇尚享乐主义，追逐眼下的，官能刺激受到重视。弗洛伊德所担忧的文明与本能的心理冲突似乎借此得到缓解。就像王菲在《诱导我》中唱的歌词那样:“挡不住的诱惑，豁出去的快活，我不再受折磨”。还有一幅名为《丽都》的作品，画面上大肆张扬的纵情场面，弥漫着欲望的气息，堪称世俗文化的一个写照，其中的负面效应显而易见。
刺激欲望、消费情感，甚至兜售色情都成了文化消费的内容。在互联网上，身体和色情可以像货币一样流通。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提出了“功用性美丽”、“功用性色情”的概念，“身体被出售着，色情被出售着”，这一切都遵循着所谓“的正式原则”［1］。影视技术再现美女的一颦一笑，一曲一扭，放在广告上，贴在包装里，摆在商品中。一些女装的广告令人疑惑:它所诉求的对象究竟算消费者，还是被消费者?把美丽和色情转化为消费功用，女性的社会角色在无形之中被扭曲，人的社会价值被贬损，在感官刺激的背后，还有对社会心理更深层的负面文化影响。
我们并不以传统卫道士的态度来看待问题，相对于禁欲主义和非人性的说教来说，正视人性需要还是一个进步。大众消费文化着意感官刺激，满足非理望。然而，在欲望的世界里永远没有满足的尽头，无度的追求还会带来痛苦，欲望的泛滥会导致心理失衡和社会失衡，从而引发新的问题。文化艺术的影响，显然不能降低为世俗消费，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弊端。
三、主流艺术在体制内的问题
相比之下，由体制供养的艺术家本可以更多地研究艺术规律，更容易归复以人为本的艺术价值观，更能有益于社会，然而现实并非完全如此。
如今文艺政策并没有以狭隘的政治目的限制艺术，主流艺术也在多元发展。有的在追逐新的艺术流派、风格，有的固守在僵化的老套路上，有的在苦练技法和功力，有的偏重写实或抽象。理论家在闭门谈论着符号、解构、后现代，或是禅宗和道法。在社会体制的庇护和包容下，部分艺术家已经出现疏离社会与民众，远离生活感受的倾向。职业化的艺术追求虽然在业内很热闹，却更像是象牙塔中的幻境。当艺术高雅到大家都说不清时，洋教条或老八股就再次显露出浮华加贫乏。
无视民众的喜闻乐见，就只能在圈内的展厅和刊物中露面，难以对大众产生影响。民众对这类艺术并不关心，隔膜感日见其深，这使得主流艺术的社会影响十分有限。
艺术本是生活的伴随物，它与真性情有关，与技艺有关。职业化的闭门造车有可能缺失真情实感，技艺成为专业圈子内的把玩之物。长期在“业内”生成的行情、行规也令人担忧。由于技法或形式追求日益脱离生活感受，一些莫名其妙的“专业功力”令人费解，不被民众欣赏的原因未必就是曲高和寡。
还有一种以观念创新为前导、以新主义为招牌的艺术，它忽略视觉艺术的直观效应，远离与生活感受的联系，缺少情感与心灵上的历练，无视受众心理反应，把简陋的视觉效果和虚玄的观念结合在一起，艺术成了蓄意晦涩的炫耀之物。这种神化、神秘化的做法并不能拔高艺术，相反，观念加主义的文字游戏已经令人生厌。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那样:“这些艺术家从不力图把他们艺术的原材料加工制作成可传授的形式，或者他们至多满足于和自己小圈子的人分享它，这是真正的反沟通主义。至少他的一些表现总是任性的、刚愎自用的以及蓄意朦胧的。……艺术倘若成为某种像法律那样的博学专家的所有物的话，那将不是一件好事。”［2］14－15如何形成健康的主流艺术，在艺术教育中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十分重要。然而，如果把程式化的套路代替普遍规律，把臆断的观念作为通用知识，这种狭隘的、规范化的学院教育可能会培养出“文化的呆子”。问题仍然出在缺乏对自然与生活的真切体验上。不能适应社会需要，不符合人性特点，游离在生活之外的专业追求，必然与社会要求格格不入。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标榜，既不能有益于社会，也当不成精神贵族。
在我国有一支庞大的艺术专业队伍，多数受到体制的供养，这本来是难得的优势。然而在体制内恰恰正在失去活力，社会的变革已经提出许多新问题。虽然我们无力改变社会机制和评价体系，但起码要有正确的导向和价值观，可以寻求理想的选择。
四、重新思考艺术的选择
前面已经提到，主流艺术和大众消费文化只是相对划分，难以有绝对的分界线，但是，在面向社会需求、融入生活、寻求理解和沟通，还是故步自封、自产自销、自我陶醉在体制的庇护中，却是两种明显不同的走向。
大众消费文化要自谋生路，在面向生活的过程中走出了可喜的一步，但却面临着商业化的扭曲;主流艺术保持着“正规军”的优势，却在自我陶醉中渐失活力，正视这些问题可以得到取长补短的基本共识。
艺术附属于人与生活，生活不但比艺术重要，而且是艺术唯一可靠的来源。脱离生活来空谈艺术价值观，就像空穴来风一样无着无落。艺术如果远离民众，远离人性，远离良性的视觉感受，无论是在专业上的修行悟道，还是在理论上的高深莫测，都可能沦为“狭隘的职业癖好”，难以有良性的社会影响可言。
大众消费文化满足非理性的感情，满足心理欲求，接近世俗需要，因此也更接近艺术本身的性质。它没有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高雅面孔，看上去就像“邻家女孩”一样具有亲和力。把世俗生活感受加工之后回馈民众，这是艺术重返生活的有效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的通俗化和大众化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贴近生活不等于媚俗，提高艺术品位也不一定要与大众对立。所谓审美距离不应该影响沟通和共享，艺术的隔膜感是人为造成的。有趣的是，这种隔膜感反而使一些人找到了专家的感觉，仿佛是象牙塔内的特殊修行者。汤因比曾尖锐地指出:“当艺术家仅仅为自己小圈子的好友工作时，他们鄙视公众。反过来，公众则通过忽视这些艺术家的存在对之进行报复。由此造成的真空被走江湖的庸医一样的冒牌艺术家做了填充。这既无益于公众也无益于艺术家。”［2］15当我们看到某种高雅艺术自闭在狭隘的圈内，而劣质艺术又流行于世时，更感到此话的深刻性。
对待人的欲望有两种态度或方法:一种是升华、平衡和转移，另一种是放纵、激发和宣泄。正视人欲不等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在《与文明》中提出过这样的观点:艺术作品满足感官的需要，是在一种高度升华的方式下进行的。艺术具有一种净化制怒、感性认知的功能，应该成为美的和真的替代物。贴近生活不等于抹杀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如果没有精湛的艺术形式，也就无所谓艺术作品。艺术对精神的满足、调理、化解和升华作用，可以多途径、多层次地有益于社会，社会文明要求我们具有把握社会平衡与心理平衡的智慧。
认识主流艺术与大众消费文化中的利与弊，可望寻求到理想的艺术方向。在感性和理性之间、在感官和心灵之间、在放纵与制约之间、在个性和社会性之间、在物质利益和精神追求之间，这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需要在二者之间通融与调节，艺术可以在相消相长中取长补短、多元发展，站在一端来反对另一端的态度不足取。物极必反，迷途知返，二者可以在有利于社会文明、有利于人性、有益于生活的目标上殊途同归。
参考文献:
[知识梳理]
一、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1.春秋战国时期儒、道、法、墨诸子百家争鸣。
2.西汉董仲舒吸收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等思想改造儒家思想，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因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3.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儒、佛、道纷争，儒学曾一度出现过危机，但因儒家思想的包容性和一些儒学大家的吸纳与融合，儒家思想进一步为官方所接受。
4.宋明时期，儒家思想在吸纳佛道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宋明理学，并逐渐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
5.明清之际，以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在继承传统儒学的基础上，着重对其弊病进行了批判，提出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和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从而使传统儒学出现了新气象。
6.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传统儒家思想已经难以适应时展的需要，康有为曾试图对其进行改造；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民主主义者则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了彻底否定。
二、近现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思想理论成果
1.地主阶级抵抗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对中国的知识界起到了思想启迪的作用。
2.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自强”，为西学的传播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3.早期维新派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但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也没有付诸行动。
4.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伸民权、设议院、变法图存等思想主张，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形成了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5.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起以“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再一次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6.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和国民革命的兴起。
7.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理论武器，是社会主义中国立国、建国的思想政治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根源和理论先导，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
8.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
9.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重难点解析]
1.关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中的几个问题。
（1）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特点与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较为具体，如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其中“仁”和“礼”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没有严密的理论基础，大多是关于思想修养方面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想方面的治国原则；孟子“仁政”和“民贵君轻”的主张使儒家思想开始与政治相结合。
关于儒学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地位，我们应从两个方面去看：第一，从民间层面来，孔孟儒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影响很大，其与当时的墨家学说并称为两大显学，从学者甚众，在受众群体的范围和学说的影响上是其他学说所无法匹敌的。第二，从统治者层面来看，儒家学说地位低下，不为统治者所重视。孔孟辗转各诸侯国，所到之处，虽然有国君认同他们的观点，但总是没有人去实践。就像孟子见齐宣王时，齐宣王明明已经认同了孟子的观点，但依旧不愿将孟子的观念全面地用于治国之中。
儒学在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不为统治者所重视，主要是因为：第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分裂割据，缺乏稳定的政治环境，而且当时各诸侯国热衷于兼并战争和改革古制，以图自强。第二，孑L子恢复周礼和仁政爱民的主张不符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
（2）“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原因与影响。
“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原因主要有：①经济根源：生产力发展，出现多种经济基础并存的局面，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②政治状况：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度逐步形成，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③阶级基础：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十分复杂，代表不同阶级立场的思想家层出不穷，并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出现了“诸子百家”。④社会环境：在诸侯割据时期，各诸侯国竞相招揽人才，礼贤下士成为社会风尚，使各个学派都有了发展的机会。
“百家争鸣”的影响主要有：①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②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各学派之间取长补短，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特点。儒家思想在吸收、融合各家之长的过程中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③“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当时和后来社会历史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3）“诸子百家”中相对立的主要观点。
①治国上，儒家主张实行“仁政”，反对严刑峻法；法家主张法制，强调严刑峻法。②在人性上，孟子主张“性本善”；荀子提出“人之性恶”。③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庄子主张“顺物自然”。④在人生态度上，儒家主张积极人世，强调社会责任；道家主张“逍遥”的人生态度。
2.如何认识董仲舒的新儒学？
（1）董仲舒的思想核心是“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
（2）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点。
①从思想内涵上看，融儒家、阴阳家、黄老之学和法家思想为一体。也有人说，董仲舒新儒学外儒内法，兼采各家之长，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儒家思想的生命力。②主张在政治思想方面实行“春秋大一统”，强调君威，赋予君权以神权的色彩。③在宣扬君权神授的同时，又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仁政思想。④以维护皇权的绝对性为目的，受到统治者重视，迅速成为社会正统思想。⑤具有神学色彩，其哲学思想的本质是唯心主义。⑥承认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如皇权专制），即维护现实统治。
（3）董仲舒思想的实质是思想文化专制统治。
汉武帝之所以接受董仲舒的新儒学，根本目的在于其思想适应了中央集权和国家大一统的需要，而不是因为其宣扬的仁政思想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秦朝的“焚书坑儒”的根本着眼点都是加强君主专制统治，而不是压制知识分子。
（4）董仲舒的新儒学中可取和需要批判之处。
①“春秋大一统”的主张有积极意义，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加强和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维护统一，对今天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有利于思想统一、维护中央集权，但限制其他学术流派发展的做法不可取。③“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学说，属于唯心主义，是无稽之谈，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限制君力过度膨胀和防止暴政。④“三纲五常”中的“三纲”充满了封建意识，应当摒弃。其中的“五常”推崇仁、义、礼、智、信，抛弃其中的封建成分，就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信”是今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
3.关于理学与心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1）程朱理学发展到陆王心学是理学发展的突出表现。
①陆王心学的出现，标志着重建儒家信仰的理论任务已经完成。②南宋的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创者，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张，认为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③明代建立了系统的心学理论，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学以至圣的修养关键在于“致良知”，强调“知行合一”。
（2）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不同点。
①从思想上看：程朱理学认为“理”是万物的本原；陆王心学认为“心”是万物的本原。②从哲学范畴上看：程朱理学属于客观唯心主义思想；陆王心学属于主观唯心主义思想。③从修养论（方法论）方面看：程朱理学强调“格物致知”（通过外物求“理”）；陆王心学主张“心即理”和“致良知”（通过内心的反省）。
（3）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的相同点。
①从代表的角度看：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都是宋明理学的突出代表。②从实质的角度看：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都以儒家纲常约束社会，维护专制统治，遏制人的欲求。③从内容上看：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都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理”，都是儒学的新形式，都继承了孔孟“仁”和“礼”的思想，维护封建统治。④从影响上看：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都有助于维护专制统治，扼杀人的自然欲求；都重视主观意志力量，强调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对人的人格、气质、品行、立志、责任感等方面的塑造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维护了君主专制统治，摧残、扼杀了人们的自然欲求，抑制了思想的自由发展。
4.如何认识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
（1）这里所说的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是指以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和谐发展、敢于探索、强调力行等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优秀思想主张，另一方面又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了批判。如在政治上，反对君主专制独裁，提出限制君权；在经济上，重视手工业和商业，提倡经世致用、“工商皆本”；在思想上，批判程朱理学，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儒家思想体系。
（2）以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儒家，之所以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批判，主要原因有三个。
①经济方面：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缓慢发展，但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②政治方面：随着市民工商业阶层的兴起，他们反对封建束缚，要求发展商品经济；君主专制日益腐朽，民族和阶级矛盾加剧，促使人们对现实进行理性反思。③文化方面：明清时期的统治者文化专制日益严重，造成文化恐怖局面，禁锢人们的思想。因此，进步分子要求摆脱思想束缚，面对社会现实，倡导个性自由。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
5.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
（1）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历程。
①春秋时期创立儒学。②战国时期发展儒学。③秦朝时期实行“焚书坑儒”打击儒学。④西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⑤隋唐时期“三教合一”，丰富儒学。⑥宋明时期发展理学，分为两派。⑦明清之际批判继承，焕发生机。⑧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思想。⑨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民主主义者把斗争矛头直指孔教，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⑩新中国成立后，儒家思想在“”中遭到批判；改革开放后，儒家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重视。
（2）儒家思想在中国曲折发展与演变的原因。
①思想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综合反映，经济是思想产生的物质基础，思想对维护政治局面的稳定起着较大的作用。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分散、保守、落后的自然经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决定政治上形成了高度集中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要求思想的高度集中与统一，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思想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以完善自身，达到满足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因而催生了“大一统”的思想体系；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是以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为根本出发点的。②儒家思想经历代融合与演变，形成了～个庞杂的思想体系，因而不同的人对其有不同的认识。如近代康有为以儒家思想为武器，打着孔子的旗号，宣传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他透露了自己这么做的目的：“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自20世纪开始，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陈独秀认为“孔教与共和……存其一必废其一”，故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伏尔泰的房间里常年挂着一幅孔子画像，以此滋长启蒙精神营养。他认为孔子是用道德的说服力而不是用宗教的狂热和个人崇拜来影响别人的。被称为“日本实业之父”的涩泽荣一说过，企业家必须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他认为要通过《论语》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晓“取之有道”的道理。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说过，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从孔子那里寻找智慧。
6.为什么说“中体西用”思想是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继承和发展？
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新思想萌发的主要标志。它是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起点，启迪人们去探索救国之路。我们之所以说“中体西用”思想是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继承和发展，主要理由有三个：第一，从目的上看，两者都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抵御外国的侵略，根本目的都是维护清朝专制统治和纲常礼教。第二，从方法和步骤上看，两者都主张从西方引进先进军事技术，不同之处是林则徐等人的主张没有完全实行，只停留在“制夷”的层面上，而“中体西用”思想则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实践。第三，从结果上看，两者都冲击了传统保守观念，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但最终都失败了。
7.康梁维新思想与早期维新思想的区别与联系。
（1）主要区别。
①早期维新思想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的一些改革主张；康梁维新思想提出了具体改革方案，为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历史根据，使变法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②早期维新思想既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没有付诸行动；康梁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迅速将其发展为一场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
（2）联系。
①早期维新思想是康梁维新思想的基础，即康梁维新思想是对早期维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②都主张变法：经济上主张振兴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上主张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文化上主张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办新式学校。③都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④都是爱国的和进步的。
8.关于新旧三民主义中的几个问题。
（1）三民主义提出的背景。
①时代特征：鸦片战争以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②历史教训：辛亥革命前，先进的中国人提出的救国方案相继失败。③社会基础：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并登上政治舞台。④革命实践：孙中山放弃改良思想，走上革命道路，逐步提出三民主义思想。⑤欧美启示：欧美主要国家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启示。
（2）三民主义与同盟会纲领。
①民族主义，即同盟会纲领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思想内涵是：以革命暴力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争取实现民族独立自主。②民权主义，就是同盟会纲领中的“创立民国”。其思想内涵是：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完成政治革命。③民生主义，就是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其思想内涵是：解决以土地为中心的财富重新分配问题，平均地权。这些主张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民利的愿望，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民族主义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口号；民权主义不是真正的人民，民权主要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权；民生主义没有提出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3）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关系。
第一，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都是民主革命新时期的产物。第二，三大政策是新三民主义的实质内容，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升华，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继续革命的真实反映。第三，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相互依托，但不可混为一谈。新三民主义是革命纲领，是奋斗目标；三大政策是具体方针，是实现纲领和目标的方法。没有三大政策，就无从体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发展；没有新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就不可能形成思想体系，无法在民主革命实践中充分发挥其功能。第四，就具体内容而言，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突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谋求中国独立富强的精神，“联俄”、“联共”是反帝的必然。民权主义期盼的是中国国民的真正自由平等和人权，即“唤起民众”。中国是农业大国，“唤起民众”必然唤醒工农，“扶助农工”实际上是新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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