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和孝镇；村落地名；来源；乡土文化
一、和孝镇的基本概况
和孝镇属于河南省汝南县下辖的一个古镇，“它位于县境南部，距县城约36公里，东临梁祝镇，南靠大王庄乡，西与常兴乡相邻，北与官庄乡接壤。东西宽7公里，南北长11公里，总面积72平方公里。”[1]和孝镇下辖16个村委会：和孝村、新集村、大庙村、薛岗村、陈屯村、邱井村、梁岗村、林阁村、黄寨村、王楼村、后马村、林楼村、郭庄村、黄屯村、吕屯村、小田村等，由122个自然村、214个村民小组组成。
二、和孝镇的地名来源
和孝镇作为镇人民政府所在地是区域经济、文化、公共服务中心。关于和孝的名称来源，笔者曾询问了一些村里的老人和文史爱好者。韦明山，男，77岁，和孝镇和孝村第六小组村民。据韦明山老人回忆：和孝，原名和店，由于当地人口音“和店”便读成了huo店。关于和店的名字来源，这位老人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咱们当地生有一种鱼，称为火头鱼，俗语称“huo dou”，传说南头的湖里曾有一只huo dou精，由于当地人惹怒了这只huo dou精，它便吐出一把火烧了和店，所以称为“火店”，也就是“和店”。其实所谓的火头鱼只是当地人的叫法，这种鱼被称为黑鱼，是乌鳢的俗称，河南一带叫火头鱼。黑鱼也被称为“孝鱼”，这是因为鱼妈妈每次生鱼宝宝的时候，都会失明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鱼妈妈不能觅食，不知道是不是出于母子天性鱼宝宝自己争相游进鱼妈妈的嘴里，直到鱼妈妈复明的时候她的孩子已经所剩无几了。传说，鱼妈妈会绕着他们住的地方一圈一圈地游似乎是在祭奠，所以后来人们称黑鱼为孝鱼。“万事和为贵，百善孝为先”。家乡人注重孝道犹如这孝鱼一般，一般家里面有老人去世，祭奠仪式隆重而庄严。虽然没有找到有案可稽的文史资料可以证明“和孝”的名称来源与这种火头鱼有关，但这种鱼十几年前在和孝镇地区的确随处可见，大人小孩都喜欢在河里捉鱼。由于最近几年的环境恶化，河流污染，这种鱼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关于和孝地名的来源，我们家乡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传说。据家乡文史爱好者程新耀解释：“和孝村在明朝时期就有了，它本来的名称是：‘火烧店’，以前这个地方还不是村庄，只有几家卖茶的店面，有一年失火，将这几个店面都烧光了。随着来此定居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便将此地称为‘火烧店’。人们通常省略最后的一个字，（由于当地人口音便将‘烧’读成第四声），久而久之，火烧就变成了和孝。”。
探究和孝镇地名传说，我们从中获取了多种地名成因，形成了丰富的地名文化。
三、和孝镇村落地名命名特点
现代地名学将地名结构分为地名通名和地名专名两大部分。“地名分类是地名学理论建设中的重要方面。根据不同的目的和原则，可以采用不同的地名分类方法。不同的地名分类法又产生不同的地名分类系统。以地名通名分类可分为自然地名和人文地名两大类。自然地名中又可以分为山名、河名、湖名、海名、高原名、平原名、盆地名、沙漠名等等。人文地名中，也可进一步分为聚落名、道路名、桥梁名、行政区域名、文物古迹名等。如果以地名专名分类，则可分为姓氏地名、地物地名、意愿地名、数量地名、颜色地名、人物地名、军事地名、方位地名等等。”[2]
按照地名的通名分类，和孝镇属于人文地名中的聚落地名，也属于乡级行政区划单位。通过表1展示的和孝镇所有村落名称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常见的村落地名通字，例如：镇、集、屯、寨、楼、阁、庄、园、坡、沟、塘、岗、洼等。
“镇”、“集”是唐后期伴随着小商业城市的兴起发展而来的。“屯”意为“包起来”、“卷起来”，随着屯田制发展，逐渐演变为建有一圈防御性围墙的寨子。从现在的许多口语地名中我们还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寨子的存在，比如和孝村的四周曾经围起了一圈土墙，称为寨墙，土墙里面为村民居住地，称为寨里，土墙外面的耕地称为寨外。楼：古代指筑成的狭而曲的土台，现指自然村落名称。“镇”、“集”、“屯”、“楼”等都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有关，属于人文类地名专用字。而“沟”、“塘”、“岗”、“坡”地名用字都是因地形地貌特征而得名，属于自然类的地名用字。和孝镇全乡地势西高东低，岗洼较多，属岗坡地，从地名中可以得知自然村的地势地貌情况。
按照地名专名分类，通过分析表1我们可以得出和孝镇122个自然村落地名，有以下5种类型：宗族姓氏类、地貌特征类、地物标志类、传说故事类、复合型。
宗族姓氏类：通过表2我们可以看到宗族姓氏类的地名占大多数，116个的村庄都是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聚集而来。这一类的地名都以村落的主要姓氏为名，例如：赖屯，全村人都姓赖。任化庄，全村主要由任姓和化姓组成。
地貌特征类：这类地名都是以当地的地形特征来命名的，例如程洼、赵坡。洼指地势较低，坡指地势偏高。这也正体现了和孝镇岗洼较多的地貌特征。
地物标志类：这类地名都是因当地特殊的建筑或有标志性的地物而来，具有地方特色。例如：邱寺，因寺庙得名。据《颜真卿志》记载：贞元元年（785年）正月五日，颜真卿被李希烈胁裹移囚到蔡州，关押在龙兴寺中。颜真卿的尽节地龙兴寺到底在哪儿？许多考证，历来说法不一。2005年春，在和孝镇邱井村邱寺自然村检查维修一座桥梁时发现两块清代光绪年间的石碑，这两块石碑的发现为我们考证颜真卿的尽节地――蔡州龙兴寺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这两块石碑分别是《重修苏庄桥记事碑》和《重修龙兴寺记事碑》。《重修龙兴寺记事碑》是一块残碑，碑文部分字迹还能辨认，碑头刻“万古流芳”，碑文为：大清光绪三十一年岁次乙巳清初重修龙兴寺碑记。
传说故事类：这类地名都因当地传说故事而来。比如：和孝村。（本文第二部分已有介绍）
复合型：这类地名主要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的复合。例如：高庄，是典型的复合型地名，高庄全村人除了两家之外都姓王，本应是典型的宗族姓氏类地名，应该称为“王庄”，但是据村里人回忆：“有一年发大水，周围的村庄都淹了只有高庄地形高免受一灾，所以地名就改称为高庄。”再比如赖大庙，它既是宗族姓氏类地名，也是地物标志类地名。
通过对和孝镇122个自然村地名归类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在村落地名通用字中庄类地名所占比重最大，村落地名专名中宗族姓氏类地名所占比重最大。
四、乡土文化
村落地名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不仅展现了地名形成与发展的自然环境，揭示了地名承载的历史文化与乡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土壤，而且呈现一个地方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犹如一个人的名字传递着家族的血脉一样，地名承载着地方独特的乡土文化。通过对和孝镇地名的分析可以得知宗族姓氏类地名所占比重最大，说明该地区宗族文化传统深厚。
1、宗族文化
中国是典型的农耕社会，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源。村落家族成员被固定在一定范围的土地中获取生存资料，从播种到收获，自给自足，具有封闭性、稳定性、世代累居等特点。“宗族统治是我国古村落的一个显著特点，它包括两层关系：宗族成员天然处在一定的血缘关系中，它是村落形成的最基本人际关系要素，组成了血缘群体；由一族人习惯地居住在相对封闭的一块地域，构成地缘关系，形成地缘群体。血缘群体和地缘群体构成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单元，使村落与城镇、村落与村落之间产生明显差别。”[3]
和孝镇地处平原，四季分明，水源充足适合农业发展，是典型的农耕社会，继承了祖辈相沿已久的礼俗来维持村落秩序。这些礼俗习惯、文化传统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时节、耕种、宗教、习俗、语言、人际关系等等。在和孝镇宗族姓氏类的自然村落中，全村都是一个姓，但有的村落中，由于“上门女婿”（虽为上门女婿，孩子仍随父姓）、要饭逃难定居于此等因素，各自然村的村长仍由大姓氏担任，一般由村里面权势威望较高的长辈或财产多、弟兄多的大族长辈担任，这就形成所谓的人治社会。它在维护村落世代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方面具有积极意义。比如：训斥村里不孝的儿孙们、劝和邻里之间的争吵、以传统道德解决村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解决某些道德事件等。比如：一家老人如果只有两个女儿而没有男孩的话，那么两个女儿出嫁后就会保留一个女儿的耕地，确保老人家可以老有所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越来越感受到某些消极观念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随着血缘关系的重要性降低，人们将财产视为自己的和非自己的，将村里的大小事件视为该管的和不该插手的，许多村落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都建立于个体层面上。比如农民们最关注的私宅问题、耕地问题等等，这些所谓村落里的“家长”也在谋取自己的私利，一些世代形成的价值观念正在被利益这个恶魔慢慢的侵吞。
2、方言文化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说一方话，这就是指方言，和孝镇更不例外。和孝镇属于河南，自然说的话可以称为河南话。但河南话只是地理文化概念，在《河南方言与中原文化》一书中，作者将河南话分为四个区：东区、西区、南区、北区。和孝镇虽然在地理上属于南区，具有地域特色，这也体现在地名的发音上。当地人经常将h和f混读，比如“刮风”通常读为刮hong，把“放学”说成“晃学”，此外当地人发he的音为huo，所以和孝变读成了“火孝”。并且当地人不分平舌翘舌都读为平舌，比如赖柏树（shu）变读成了赖柏su并且发音为轻声。在和孝镇村落中“庄”的出现率极高，通常当地人将zhuang读成zhua或zhuo。读成zhua的时候发音为上声，比如毛庄读成毛zhuǎ。读成zhuo的时候发音为轻声，比如周庄读成周zhuo。方言是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反映，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彰显了地域的风土人情、文化特色和社会现象。语言就是家乡的名片，也是一个地方的标识。你张开嘴，发出音的同时也将你的归属地向人们展示了出来。
近年来打工热潮吸引了和孝镇许多的农民外出务工，直到现在大部分50岁以下的农民基本都在农闲时外出务工，只在播种、收获时节和春节时回乡几天。村庄里留守的也只有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老人，甚至于出现了村里“老了人”（指老人去世）都找不到可以抬棺下葬的青壮年，人抬棺下葬的习俗逐渐演变为用车代替。由于长期在外务工，他们逐渐成为农村里的“城市人”。留恋于城镇的繁华和便捷的交通，农村已成为他们回不去的故乡。故乡在他们的观念里逐渐淡化，过去挣钱只想着在村里盖一座漂亮的楼房，而如今打工赚钱在城镇买房，已成为一种流行的趋势。随着大部分青年人脱离农村，这些村落也在慢慢消失，村落地名也随之成为历史，蕴含其中的乡土文化也逐渐谈化，这正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五、结语
村落地名具有独特鲜明的地方性。本文简述了和孝镇的概况和区划沿革，走访调查探究了和孝镇的地名来源，通过分析和孝镇自然村名的命名特点，我们发现农村地名中宗族姓氏类地名所占比重最大，说明其宗族色彩浓厚；地貌特征类地名排列第二，说明其地貌特征明显。通过对和孝镇自然村地名的分析，揭示和孝镇地名中蕴含的宗族文化、方言文化等地域文化特色。在快速追求文明的进程中，我们应该思考在新形势下如何保护和继承农村地名文化，有效开发地名文化资源。农村地名不应沦落仅仅用于定位的工具，我们应该从文化产业的角度，开发挖掘农村地名所独有的文化特色，大力弘扬农村地名文化。
【参考文献】
[1] 王海建，付建月，贺曙辉，王二玲，王怀若.汝南县志[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
[2] 尹均科.浅谈区域地名研究[J].中国历史论丛，2003.18（第三辑）.
[3] 朱晓明.历史环境生机―古村落的世界[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
1)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古村落和传统文化保护利用是政府职责。政府要主导，组织古村落外部环境整治，内部建筑维修，基础设施配套，村民搬迁安置等。旅游经营可由市场运作，成立保护利用有限公司(股份制)，国有控股、村集体控股、社会资金控股均可。为启动新叶古村保护利用，建德市成立8人编制的古村落管理委员会，文体副局长专职负责，财政投入500万元/年，同时落实60万元专项管理经费(12%)。黟县成立遗产办，设专职人员编制，统筹西递、宏村的规划、文物、文化等管理事项。
2)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古村落保护利用，要因地制宜、针对性的采取措施，实行原地保护与异地保护并举。对于有保护利用条件、街巷肌理尚存、传统建筑较多的古村落，应该整体原地保护;对于散布在偏远村落不便就地保护或即将倒塌急需抢修的古建筑，可通过异地搬移的方法集中保护;在保护措施上，可采取认租、认购、认领多种形式，既增加农民收入，又促进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
3)有效利用、文化传承。中国近代史上出现晋商、徽商两大商业主流。深厚的徽商文化底蕴正是从古村落和传统文化保护利用中得到延续、传承，形成了文化产业链，产生持续的经济效益。当地政府从一开始就从文化层面统领古村落保护利用，把古村落保护利用与建设美丽乡村、小康村、生态旅游村有机结合。如黄山市黟县西递村、宏村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浙江金华市婺城区寺平村、杭州建德市新叶古村申报为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建德市对新叶古村保护开发定位为“游秀美新乡村，览千年古建筑;体验耕读文化，品尝农家土菜”。寺平村在保护利用中将古村落保护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获得了浙江省特色生态旅游村、小康示范村、美丽乡村等称号。
2古村落和传统文化保护利用的思考
1)政府主导。古村落历史价值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保护利用必须政府主导，成立工作机构，具体负责规划编制、政策制定、拆迁安置、资金筹措等工作，在处理好村民生存与发展、保护与利用、近期与长远等关系的基础上，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实行企业化运作。
2)规划先行。编制古村落保护利用发展规划。规划要充分体现古村落的主题和特色，包括保护、完善、村民安置、旅游利用等内容，并充分征求村民意见。规划一经确定，严格实施。古村落保护区内，村民建房必须报批后才能动工。今后的规划修编，也尽可能邀请原编制单位，以保证保护与利用思路、理念、技术方面的连续性。
3)科学保护。按照“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指导思想制订科学合理的保护方案。保护利用中应注意古村落周边环境营造，尽可能的保护古村落的整体环境。对于需要新建的建筑，其建筑风格必须与历史建筑保持传承关系。
4)多元投入。古村落保护利用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非单个部门、乡镇、村力所能及。针对财力紧张状况，可建立政府、部门、乡镇、村集体以及民间资金多元化的投资渠道，在发挥政府资金引导作用的前提下，坚持政府扶持、项目争取、部门协作、民间资金和村民投资投劳相结合，全方位多渠道融合资金。
5)利益共享。古村落保护利用必须把村民收益纳入计划，让村民通过保护利用增收。可借鉴安徽黟县西递村、宏村经验，由政府出台优惠政策，吸引村民以房屋、家具、古董等入股，每年从利益中抽取一部分用于古建筑维修和村民参与旅游的补偿。同时，可引导当地村民投资一些“短、平、快”的服务项目，因地制宜地开办原汁原味的农家菜馆、乡村旅店等，让村民真正得到实惠，从而主动参与到古村落保护与利用中，让古村落活起来。
3对祁县古村落和传统文化保护利用的建议
1)充分挖掘历史文化，高质量编制保护利用规划。祁县文化底蕴深厚，历史名人众多，古村落富有特色，文化遗产价值高。借用建德市宣传部长的话:“晋商文化底蕴太深厚了，你们那的一砖一瓦都是文化”。建议县委、政府统筹文化、文物、旅游、规划、农业、林业、村镇等各方，由文化部门牵头，落实古村落和传统文化保护利用工作。特别要规划先行，组织编制古村落和传统文化保护利用规划，扎实做好基础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编制过程充分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规划成果按法定程序评审报批，保证规划的法定性和执行的连续性。
2)以点带面，构建旅游文化产业体系。2014年，谷恋村获批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村内历史古迹众多，明清肌理完好，文化积淀深厚。《谷恋村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已批准实施。根据祁县实际，应突出重点，政府牵头成立谷恋村保护利用机构，把谷恋村保护利用纳入祁县旅游文化产业规划，完善祁县“名城—名镇—名村—名院—名园”旅游文化产业体系，形成“千朝农谷庄园—经济开发区工业园—乔家大院—谷恋村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祁太秧歌—塔寺村苗木基地—昌源河国家湿地公园—河湾村罗贯中故里—九沟风景区—梁村遗址及麓台山、紫金山、上庄沟等”为一体的“慢城”旅游休闲格局，为祁县文化强县夯实基础。
3)古城、古村联动保护利用，功能互补。昭馀古城以渠家大院晋商博物馆为核心，晋商名街为主轴，除了明清建筑本身外，可展示晋商商业票号、镖局、珠算、茶庄、山西面食、民间剪纸、手工艺，增加历史名人馆，制作历史名人蜡像，介绍历史名人事迹等。乔家大院是北方传统民居一颗明珠。2014年，乔家景区已获批国家5A级景区，充实景区内容必须依托大院作文章，保存或恢复大院周围民居的原貌和疙道的尺度，保存乔家堡古村落完整群体。可展示地域传统食品加工文化，如醋作坊、酒作坊等制作工艺流程;可利用演艺再现民间婚嫁、生日、满月的全过程;可开辟一些民居院落，用于游客体验当地民俗生活、模拟剧情精华片段、游客参与制作传统食品过程等互动项目;可在服务中心等游客接待、小憩地设立电子显示屏，轮番播映《大红灯笼高高挂》《乔家大院》等晋商题材的影视作品。谷恋村重点突出传统村落形象和祁县民间聚集肌理内涵，可增加传统戏剧表演、庙会、家谱等反映农村民俗文化的内容。整合各种文化资源，要规划出合理的旅游线路;在祁县主要出入节点设立醒目的旅游导游图和指示标志;对沿线景观进行重点整治，拆除改造所有不协调建筑，统一(或协调)建筑风格，凸显晋商建筑特色，文化气息。所到之处，让游客无不有一种身处晋商文化核心地的感觉。
1.整体布局和街巷空间
九都村整体布局座北朝南，西面和北面是绵延的山体，南面则为大片农田。西北山坳里有一水库，一条水渠蜿蜒而下。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刘基庙地处九都村内，两侧被古民居包围。属于两层高一字形或凹字形的建筑体块，随地势的高低组合布局。随着时间的变迁，为了适应生活状态的变化，居民不断由基本单元向周边生长、加接、翻新，建筑之间挤出曲折蜿蜒的街巷，形成不拘一格的古村落空间。九都落主要街巷只有几条，路网简单。街巷宽度一般为1～3m，尺度亲切、宜人，曲径通幽，野趣天然，与民居共同构成古村落传统风貌。街巷两侧主要由卵石的围墙或夯土的墙面和卵石的墙基所围合，形成狭长的特色街巷空间。
2.现状建筑质量
九都村内大部分传统建筑建成的年代相对久远，质量较差。存在木板墙破损剥落，屋顶残旧漏雨，内部出现墙体倾斜、木结构被白蚁侵蚀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着居民的生活质量，需要进行整修。另外，还存在着一部分表面看似完整质量却一般的建筑。其内部装饰极其简陋，同时结构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还有一小部分较新的质量较好地建筑，是砖混结构，外墙贴上了瓷砖，层高比周边的建筑高。还有一些居民在庭院内私自搭建的简易灰厕，有砖有棚，为质量较差地建筑，需要进行拆除，整理。
3.现状建筑层数
九都村内主要是1～2层的传统建筑，二层的高度较低，多低于2.8m。部分较新的建筑为三到四层，局部带有阳台，具有保留价值的盘谷第建筑，为两层的凹字形建筑。庞大的建筑体量和高度严重破坏了古村落的整体风貌。
4.现状建筑风貌
九都村内主要是传统风貌的建筑，一般为一到两层的木结构建筑。正立面处理一般为对称式构图，大门居于中轴线上。有些在总体上对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居民又自发改造，两侧边部逐渐有了变化，变得不对称了。三合院的形式较多，屋顶大多是悬山式屋顶，少数为歇山式屋顶，瓦片为红瓦和青瓦相间。但年代都较久远，如今都质量较差。还有一些经过村民自己改造的建筑，在原有老建筑旁的空地上加建一或两个开间。有较现代的平屋顶也有较传统的坡屋顶形式，窗多为铝合金窗，少数有在红砖外抹灰，做立面修饰使用。剩下少量新建的、较现代的建筑，建筑多采用瓷砖贴面。层数较多，层高较高，体量较大。对古村落的整体风貌造成一定的破坏，也需进行改造。
二、主要问题及原因
1.传统风貌建筑质量普遍较差，现代多层建筑与整体风貌不协调九都村内很多传统民居建筑，多为木结构。40%的建筑质量较差，包括一些简易建筑。50%的建筑质量一般，还有10%则是居民新建不久，建筑质量较好。一些建筑中居住人口的密度过大，每户原有的建筑面积又都很小，因此私搭乱建现象普遍。又由于缺乏规划，导致布局凌乱，对整体风貌破坏严重。还有一些建筑由于内部缺乏良好布置，造成空间极大的浪费，导致居民感觉现有的面积不够用，而进行盲目的扩建。还有一些新建的多层建筑体量过于庞大，对村落风貌造成巨大的破坏。建筑外观不仅呆板平淡，还破坏了整体景观。
2.道路空间杂乱，缺乏通顺的街巷流线除了城镇道路较新，内部道路都比较杂乱，整体面貌缺乏整治。一些地方杂物占领了外部的街巷，还有些石板路遭到破坏未及时整修，雨水淋湿后道路变得泥泞不堪。村内的道路标高较复杂，由于建筑钻空而建，常出现死胡同，因此缺乏通顺的街巷空间。
3.绿地空间零乱，公共空间不足村内除了沿主要道路和西南面有几块较集中的农田，其它都较散乱的布置在建筑间的空地上，环境等都缺乏治理。建筑原有的庭院空间也被违章建筑占领，杂乱无章。不仅缺乏供村民聚集的公共空间，景观小品及休息设施也很缺乏。
4.基础设施不完善，影响生活质量村内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排水排污设施，目前居民都是自由排放。卫生设施也很缺乏，厕所都是临时搭建的茅厕，没有化粪池，对公共卫生造成严重地破坏。还有架空的电线，线路杂乱，老化现象严重。不但存在安全隐患，还严重影响街道风貌。
5.局部区域人口密度过大，且居民结构老龄化严重村内传统民居住户大多是世代居住于此，对自己的家乡既熟悉又有感情。年轻的一代都去县城或者城市工作，滞留于此的多是老人，年龄结构老化，经济自我再生能力不强。还有一些合院建筑随着家族的壮大，如今住了几十户人家，每一户都只有一个小房间，生活条件很差。
三、保护更新
1.保护范围
以刘基庙为核心保护区，其周边村落作为建设控制地带和风貌协调区。对于核心保护区，严格控制此范围内的建筑物、坏境不受破坏和改变。对于建设控制地带，严格控制此区域的建筑形式和建筑体量，新建建筑高度不得超过两层（檐口高度小于6m）。风貌协调区则严格控制此区域的建筑形式和环境风貌，建筑高度不超过三层。
2.街巷空间的延续
九都村的街巷应保持住原有的空间尺度，尽可能保持现有的建筑格局。对沿街建筑立面进行整治与更新，使新老建筑的立面协调统一。保留现有的少量石板铺地，对水泥地面进行改造，运用古村落常见的元素进行铺装。村落内以步行为主，严禁机动车驶入，在城镇道路沿线增加小型停车场。3.建筑风貌的整治与更新合理地对古村落的各类建筑进行保护、整治，才能有效地保存和延续历史文化村落的物质基础。根据村落建筑的具体情况，提出以下几条措施。
（1）保护：对质量和风貌都较好地建（构）筑物，采取保存的方式；对个别构件加以更换和修理；对于风貌好而质量较差的建（构）筑物，运用当地传统材料及施工工艺进行修缮，使之修故如故；对于质量较好而局部风貌遭到改变和破坏的建（构）筑物，可运用当地传统材料及施工工艺进行局部翻修；对具有较大历史意义但已经遭到破坏或改变风貌的，可根据现状及历史资料，运用当地传统材料、施工工艺及历史资料进行重建，原址原样恢复旧貌。
（2）改善：对质量较好地建（构）筑物，将原有结构保留不动，进行局部修缮改造；对质量一般或较差的建（构）筑物，可运用当地传统材料及施工工艺进行结构加固、落架大修或重建；对传统风貌影响较大、运用整饬手段也难以达到效果的或建筑质量很差难以维修的危房，可根据现状及历史资料，运用当地传统材料及施工工艺进行重建，原址原样恢复旧貌。
（3）整饬：对一些与传统风貌不相协调的、严重破坏和影响古村落、古民居建筑风貌及其空间环境的现代建筑进行拆除；对传统风貌影响较小或视觉干扰不太大且质量较好的建筑，可采取外观和立面形式的整饬，使其高度、材料、色彩、门窗、屋顶等与传统风貌相协调；对部分建筑范围基本不变得建筑进行原拆原建，优化建筑结构、平面局部和建筑立面，使得建筑空间的利用达到最高效，有效节省建筑面积；另外，可以对一些质量较好的建筑进行立面和内部改造。
（4）拆除：为了改善古村落的景观环境与公共设施状况，可以梳理背街小巷消防通道，打通院落间的必要通道，这利于文物建筑保护的空间营造；对于私自搭建又严重破坏原有建筑布局和历史空间形态的建筑，应予拆除。
（5）新建：为了补偿被拆除的建筑面积，可以在规划范围内进行选址。在风貌协调区较隐蔽的、较平整的场地新建一部分建筑，以就地安置被拆迁的居民。这样既能解决安置问题，又不会破坏区域的整体风貌。
（6）重建：村内原本拥有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的三合院，但是在2012年2月的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相关部门应努力恢复其原有的布局和建筑形式。
四、结语
【关键词】桂林;古村落;非优区
桂林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具有2100年的历史,在桂林地区散布了一系列各有特点的古村落。这些古村落是桂林千百年历史的缩影,是桂北文化的传承。这些古村落大部分是明清时期建村,较大地保留了历史沿革,即建筑环境、建筑风貌、村落选址未有较大的变动,具有独特民俗民风,虽经历久远年代,但至今仍为人们服务。由于经济的落后、交通的不便以及其他各种原因,新建筑数量不多,这些古村落保留了大量反映桂林地区历史、文化原貌的古建筑和村落结构。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旅游业的发展,休闲旅游、文化旅游成为旅游业发展的新趋势,古村落成为一种新兴的旅游资源愈来愈受到关注,在桂林进行旅游业转型过程中,保护和开发古村落对于从景观旅游向文化旅游转型、从大众旅游向休闲旅游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桂林地区古村落分散在桂林乡镇,由于远离城市喧嚣,传统建筑和传统民风民俗得以留存。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很多古村落面临古民居建筑毁损、古民俗衰失、古生态被破坏等问题,古村落保护状况令人担忧。同时大部分古村落规模不大,不具备规模化的商业旅游开发的吸引力。因此寻求适宜的开发模式,在开发中保护这些古村落迫在眉睫。本文基于旅游资源非优区理论,分析桂林地区古村落作为旅游资源的特点,探讨桂林古村落的开发模式,通过开发遗产之路等模式,组合、挖掘桂林古村落旅游资源,实现非优区旅游资源的优化。
一、旅游资源非优区理论
旅游资源非优区是指原生性(原赋)旅游资源较为缺乏,品位较低,在一定时期内缺乏适应旅游市场需求的资源,因而对游客吸引力小的区域。“非优”反映了旅游资源在不同区域之间质和量方面的差异,因此非优区是相对于资源优越区而言。“非优”因素会随着旅游需求、旅游资源发掘、创造而优化。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普遍认为旅游资源是旅游发展的惟一动力。旅游资源非优区理论基于现代旅游发展动力观,认为旅游发展动力不再是单纯的资源驱动,提出了“需求+吸引物+信息”的旅游吸引系统。旅游发展不仅局限于资源驱动,经济发展、旅游需求等也能刺激旅游的发展。
在区域旅游竞争力分析方面,旅游资源非优区理论基于现代旅游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决定区域旅游竞争优势有五个基本因素: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旅游环区域行为、介入机会。有效调动五个因素作用,扬长避短,旅游资源非优区是可以优化的。
旅游资源非优区的优化机制主要包括:建造新景观、深度开发现有资源、发掘原有事物的新价值、资源组合、采用合理的市场运作方式与营销手段、基于经济发展引导旅游需求等。
二、桂林发展古村落旅游资源分析
(一)桂林地区古村落旅游资源丰富
通过初步统计,在桂林各乡镇分布着近30多个古村落,这些古村落历史悠久,折射出桂林经济发展的脉络,建筑体现了岭南地区明清时期古民居特色。在这些古村落中“江头村和长岗岭村古建筑群”荣获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还建成了长岗岭古村落生态博物馆。阳朔渔村名扬中外。除此之外,在桂林临桂县、灵川县、兴安县、阳朔县、恭城县、平乐县都存在多处古村落,灵川江头古村、长岗岭古村、迪塘古村等近20处,兴安秦家大院古民居、莫川榜上村等4处,阳朔古石头寨、旧县等5处,灌阳文市镇月岭村、古墓,古牌坊,平乐榕津沙子乡,恭城朗山村、荔浦青山古屯等等。这些古村落现存有古民居、宗祠、古戏台、古桥、古塔、古墓群。这些古村落沿着历史上桂林经济发展的脉络排布,有的古民居保持完整,有的规模不大,但古建筑具有独特历史韵味,体现了多种文化的渐进与交融。
(二)桂林地区古村落旅游资源分析
1、桂林地区古村落旅游吸引力分析
古村落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古村落本身所具有的遗产性价值特征,包括村落凝聚的文化特征和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特征;二是基于古村落特色和创新利用的市场价值。古村落的价值主要通过5个指标进行评价:悠久性、完整性、乡土性、协调性和典型性。
从单个古村落进行评价,桂林地区大部分古村落建于明清时期,村落的规模不大,保持基本完整,处于乡野之间,古建筑大部分是徽式明清建筑。与国内知名的古村镇相比较而言,桂林地区古村落并不具备独特的优势,至少在悠久性、完整性、典型性、规模等方面略输一筹。相对于历史上发达地区的古村落而言,大部分桂林地区的古村落属于非优区的旅游资源,由于受到规模和典型性的影响,大部分古村落进行景点式商业化开发的吸引力有限。桂林地区古村落旅游开发起于上世纪90年代末,古村落旅游主要有以下特征:保护和开发的意识相对薄弱,开发时间相对较晚、以自主开发为主、开发模式较为单一,到访者以桂林地区居民为主,村落中缺乏旅游辅助设施。
2、基于旅游资源非优区理论的桂林地区旅游价值再分析
基于旅游资源非优区理论,按照非优资源的优化机制,对桂林地区古村落价值进行再分析:
(1)联带优势
桂林作为国家旅游文化名城,以山水著称于世,2008年到桂林旅游的国内外游客达1600万人次。游客在欣赏桂林山水风景之余,有了解桂林历史文化的兴趣。发展桂林遗产旅游,具有一定的市场基础。
(2)区位优势
交通网络发达,随着桂广高铁的建设,游客进出桂林更为便利。桂林地区的古村落都分布在距离桂林市区车程在2小时以内的范围内,便于游客游访。
(3)遗产旅游的需求增加
在过去20年里,世界旅游业蓬勃发展,旅游需求迅速增长,遗产旅游体验需求也在增长,遗产旅游成为全球旅游业中发展最快的旅游活动之一。根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期间,参观遗产景点的游客人数以每年25%-30%的速度增长。随着人们的文化素质提高、财富增长、闲暇时间增多,遗产旅游将成为旅游需求主要的推动力。
关键词：古村落；风水；古村落保护；安义古村；江西
1.前言
古村落又称名村。一般是指“至今保留古朴民风、传统生活方式与历史建筑的自然村落”；从村落保护角度看，古村落是指“历史年代久远，具有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且需要保护或已经受到保护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落”。
至今，江西省内1293个乡、镇的15303个村中还保存着众多原生态的古村落。（黄浩，《江西民居》）。
2.我国古村落研究现状
2.1研究历程
我国古村落的研究最早发起于社会学领域。1980年代后的研究由建筑研究学者主导，重点是对于具有鲜明个性特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古村落的个案研究。进入1990年代，部分学者开始研究如何在旅游开发的同时保护好古村落的历史文化遗产。
近年来，随着大众对历史文化遗产认识的不断提高，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也进入新的时期。
2.2现状古村落保护研究的不足
关于古村落的研究发展相对于中国现阶段快速城市化进程而言较为滞后。已有保护规划均较少涉及古村落周边环境的保护或者周边环境如何保护才更有效的问题。在这种由点及面的保护思路下，既便制定了保护规划，仍有许多古村落个性语境逐渐消失，陷入到光华不再的尴尬境地。这其中有管理上的问题，也与规划理念的缺失有关。
3.风水理论在古村落保护中的借鉴
自唐宋以来，江西古村落建设主要受形势派风水的影响。形势派风水着重于村落选址与村落外部环境的护佑。分析传统形势派风水理论，结合目前古村保护规划思路，提出江西古村落保护的几点借鉴：
3.1江西古村落保护原则——“天人合一”
江西古村落基本处于偏远地区，村镇聚落一般都能保持传统的旧貌，并与自然环境共处于统一和谐的关系之中，景观也多富有变化。这种情况体现了人们传统的意识和观念——即尊重自然，不违“天命”——即“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风水）思想。
3.2江西古村落保护思路——由宏观到微观、整体到局部
纵观中国风水理论形势派发展，就相地而言，其注重用地的整体性把握，“基本形成了一套从区域到局部、从宏观到微观的选择程序，这是一个以寻找生气为目标多方面综合的过程”。“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与现今单体建筑定位类似)，专注龙、穴、砂、水之相配，其他拘忌，在所不论”—— 王祎《青岩丛录》。因此，可以判断“定位向”即定向是目的，而“寻龙、察砂、理水、定穴”均是分析过程与操作措施。
3.3江西古村落保护标准——传统自然美学标准
风水理论中古村落风水格局的选址布局除了“寻龙、察砂、理水、定穴、立向”的技术手段外，还需满足审美体系的要求。简而言之，技术手段只是单个考核指标，这些单个指标能否组合成一个“聚集生气”的整体环境，还需以审美的眼光评价山水形势的吉凶，将吉凶与景观的美丑联系起来，是风水评价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手段。即体现生命之美、人伦之美、灵活变通的和谐之美、意境之美。
4.江西安义古村落保护策略
安义古村落保护范围应选取最有利于古村“藏风聚气”、生态系统较为完善的区域。此区域北至毛岗北端，南至赤岗南端，东至梅岭罗汉峰，西至南潦河与九岭山余脉，总用地面积约10k㎡。
最早在安义古村保护的目的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又是为古村落可持续发展道路指明方向。其保护可以总结为“内外并举，软硬兼优”八个字。“内外有别”是指两个层面：一是古村外部环境的整治，二是古村内环境的整治；“软硬兼优”是指营造两种环境：一是硬件营造即对古村空间进行重塑，二是软件营造即对古村文化进行修复。
根据风水格局理论，古村落选址建设设包括：龙、砂、水、穴、向五个方面；其中，外部环境主要包括：龙、砂、水三个方面，真正涉及古村内部环境的主要为穴、向两个方面。这里要强调的是，古村保护规划既要讲求现代语境，但同时又要与传统文化契合，因此，除了古村落环境外，必须强调 “人”的活动的引导。笔者将古村的管理政策与居民素质的提升放在内部环境（也是软环境）整治中进行表述，以体现“天人合一”的思想。
4.1古村落外部环境的保护策略
（1）“龙”的保护
将梅岭的保护纳入《梅岭——滕王阁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之中，明确禁止乱砍乱伐，采石取土等行为，古村的龙脉将得到有效保护。
（2）“砂”的修复
必须通过划定绿线的方式将山体控制起来，然后采取退耕还林政策，还原赤岗蜿转腾挪的气势以及毛岗墩实厚重的山形。
（3）“水”的治理与改造
在京台村以西100m左右规划一人工湖，一则聚集潦河地气，二则汇聚罗田水库及周边丘陵地表水，由此营造“交锁织结”的水势，形成良好的景观水面，三则可打造古村落较佳观赏点。为有效控制水道、水质，必要时可在潦河沿线划定蓝线进行开发控制。
4.2古村落内部环境的保护策略
（1）“穴”的调整
①为了确保古村环境、展现古村风貌，需对古村建设范围进行划定，参考风水中“百尺为形，千尺为势”的尺度标准，对古村规模进行限制。
②为展现安义古村景区风貌，在条件成熟的情形下，对现代居民住宅进行拆除，统一在村外另辟区域进行安置，村内建设须与古村现存建筑风貌统一，并颁布古村规划建设标准。
③为了恢复生态、限制村内用地开发，为体现古村风貌，还需在风水格局范围内划定限制建设区。
（2）“向”的重塑
在现有布局的基础上，结合旧有建筑改造与公共空间建设的契机，重点打造“天心十道”两条轴线：一是罗田岗至九岭山青溪垄的横向轴线，二是赤岗至毛岗的纵向轴线。
（3）“人”的提升
根据“天人合一”的风水思想，人是环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的行为必须与生活环境和谐、统一。培养古村落居民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技能，逐步转变其生活观念与生产方式。
5.结论
本文以安义古村为例，提出古村保护策略：首先遵循“天人合一”的古村落 保护原则，解决古村落三个主要矛盾：村民与古宅之间、村民与旅游公司之间、村民生产与古村落周边环境之间的矛盾，提出将村民生产与部分生活功能迁出古村，将村民传统的生产劳作转化为提供旅游服务，将古宅作为旅游资产入股旅游公司的策略，较好地化解上述矛盾。其次，针对现状古村格局面临的问题，笔者按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的古村落保护思路，分析和梳理古村落格局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解决的策略。第三，在古村格局修复过程中，笔者采用风水理论的美学标准与“喝形”方法，提出植被修复、在村口修建景观汇水池等策略，从而恢复古村“生气”，展现古村原有生活风貌与生态特色。上述可知，风水理论有效拓展了古村落保护的解决途径。
参考文献:
鄢泽兵，万艳华.浅议“风水”的生态思想和生态实践.华中科技大学.
王其亨.风水理论研究 .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第2版）
关键词：传统村落；文化生态；保护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7）01-0095-06
从人类文化多样性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正是人类所期待的。没有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也就没有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人类文化竞争的动态性就难以为继，这会直接影响到人类文明的进程。文化要得到发展，就必须要求自身具有多样性，单一的、没有内部差异的文化是不能指望它会向前发展的。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一个时代“先进发达”的文化事实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无一不是在异种文化的互动与冲突中实现的，无一不是在兼容了异民族文化事实之后生产出来的新型文化事实体系。正如尤尔夫・汉纳尔斯（Uif Hannerz）所指出：“世界的体制与其说是创造全球范围的大规模的同质文化，不如说是一种多样性代替另一种多样性；新的多样性更多地建筑在相互关系上的，而不是建立在自主性之上的。”[1]35天生优秀的文化从来就没有过。就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就不可能有文化的发展，没有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互动与冲突，就不可能造就新型的发达文化，更不可能推动社会的发展。
各民族文化都是人类的创造，都有其可取之处和存在的价值。因此，民族文化的多样化，不仅不是累赘，反而是人类的珍宝，是人类智慧的总库存，是社会发展的资本。若是抛弃或无视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无异于毁掉和丢弃了人类的智能库存，使人类失去了创造发明的凭借。没有了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人类必将失去其宝贵的创造力和能动性。过去单纯引进社会资本、依靠旅游开发的保护模式已使传统村落的保护面临危机。这样的保护机制不仅带来了诸多潜在的隐患，还损害了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2]56。为此，传统村落保护则需另辟蹊径，就是要立足于当地的文化生态特征，从保护行动的启动就立足于此前已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去规划和实施保护行动，这样文化的适应功能、环境的自我修复功能以及社会经济的自我调节功能都可以各得其所、各尽其能。经过多年的田野调查，笔者认为文化生态可以归结为7个字，即人、文、地、产、景、史、神，而传统村落保护就是要对上述7个维度实施保护和传承。
一、文化生态概述
“文化生态”这一专用术语从提出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70个年头。其中，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接纳、阐释到付诸应用却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而且充满偏见的过程[3]100。时下，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大致包含着如下三大范畴：其一是将文化生态理解为“文化的生态”。换句话说，就是一种民族文化所面对的自然生态系统，相关的人们需要利用它，有的承认它的客观存在，还得想方设法对它加于适应[4]2。做出这样的理解显然是立足于文化本体而做出的认识，文化是当之无愧的主体。其二是将文化生态理解为“生态的文化”，甚至将这个术语改成“生态文化”。其主体显然是生态，而非文化[5]8。也就是说，特定的自然必然模塑出特定的民族文化来。这样的理解与20世纪初流行的“地理决定论”存在着学理上的传承P系。其认知取向是要致力于探讨文化多元并存的自然原因。但这种思潮的危险性在于它会在无意中淡化甚至抹杀人在社会的主观能动作用，从而曲解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其三是将文化生态理解为“文化加生态”。也就是在处理具体的问题时，既要关注文化，又要兼顾到生态背景。人类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尽可能地避免过犹不及现象的发生[3]100。做出这样的认识，只会导致具体的措施在实践中变得无所适从，从而在文化与生态之间摇摆，结果会导致对两者都失控。
上述三种理解在当下我国的传统村落保护行动中总是以表面上互有区别的方式反复出现。在思路无法统一的情况下，只能是断断续续反反复复地进行，结果上述三种理解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中几乎没有一次是真正执行到底的。一旦碰到实际困难，保护者就会轻率地半途而废，不管其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责任一过，都难于问责，也没有人敢正视导致曲折和失误的认识根源，从而不了了之。为此，正本清源，反思“文化生态”这一概念提出的初衷，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面临两大来自学理层面上的挑战。其一是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是否需要对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做出适应，甚至是有没有可能做出这样的适应？其二是如果能够做出这样的适应，而且能够取得理想的成效，那么人类社会下一步发展的空间和可能又在哪儿？前一项挑战是针对此前的人类学研究惯例而来。在此前的人类学研究中，学者们一致认同，所谓“文化”仅指人类行为的综合体系[6]。其功能表现为保持人类社会的协调与繁荣。至于人类所面对的无机背景和生态背景，那仅是客观的自然存在。人类的职责和禀赋仅止于如何去消费和改造它们，无需对它们的存在担负任何意义上的维护责任。反正，无机背景和生态背景肯定会存在。人类的维护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在不同的研究者中，有人习惯于认定人类是为了自己而生存，环境则是均衡地服务于每一个人[7]6。通俗一点来说，要么就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不信上帝的人则可以改为“人人为自己，自然为大家”。正是受到这种思维惯例的左右，人类学此前先后兴起的各种学派，都致力于探讨文化是如何节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至于他们之间要共同面对的生态环境则被有意无意地排除在研究的范畴之外，并且认为那是地质学和自然史研究的范畴，与人类学毫无关联。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学术视野的展拓，原先极为自信的学者们开始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8]45。因为他们开始接触到完全陌生的环境和文化。这些陌生的文化和环境不仅可以证明它们确实客观存在，而且还在不断地渗入自然的实际生活之中，明显地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9]。为此，文化和环境不得不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实体去加以认真对待。
从学理上讲，人类学从发端之日起，就引进了生物进化理论，而且用这样的理论指导了该学科的发展，以致于基本研究思路必然体现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事物都在不断的进步，人在进化，文化也在进化，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在进化。而进化的指向总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效到高效，从愚昧到文明[10]70。按照这样的思路，确实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甚至左右了一个多世纪的主流思维方式。但在引进“进化论”的同时，由于研究的对象与生物学截然不同，以致于在无意中搁置了生物进化理论的某些关键内容，其中就包括“适应”这一不可或缺的范畴。事实上，在斯图尔德之前，人类学家在讨论“文化进化”时，在讨论文化的结构功能以及文化的社会效应时，都在有意和无意中淡化甚至是搁置了文化也需要适应于所处的环境这一基本内涵[10]70。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主流社会确实碰上了与此相关的大麻烦，对新接触的环境和文化，都表现得束手无策[11]46。这一客观现实在人类学领域的反馈就表现为必须正确对待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概念，承认这一概念也适用于对文化的分析和探讨。斯图尔德在这一问题上则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从学理的层面正面肯定了文化也必须适应于它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文化的进化论才得以健全和完备[12]。而这正是后世将他开创的学派称为“新进化论”的理由所在。文化需要适应于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一经确认，却必然派生出另一个始料不及的大问题[13]10。既然人类面对的自然生态系统千姿百态，文化适应于它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后，由此而建构起来的文化就必然具有特异性，必然要与其他文化拉开很大的差距，甚至是整体性的差异。那么文化的进化就不可能走一条完全相同的路径，而肯定会分道扬镳。文化的多元并存，就不再仅仅是一个事实，而且是无法回避的人类社会惯例[14]56。要知道，这样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讲，几乎是颠覆了此前的众多学派的理论依据。这样的学术思想遭到了各式各样的反击和质疑，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了。
接下来的学术发展，不但超出了传统学者的预料，而且也超越了斯图尔德本人的预料。因为越来越多的事实和例证可以不断地提供生动的例证，足以表明文化确实需要而且可以适应于它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但这样的理解还远远不够，因为文化还得适应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包括异民族的并存，民族群体的合力，民族之间的利益分享，短暂的社会事变，等等，都会向多文化的有效性提出挑战。这将意味着有关文化适应的认识和理解在内涵上都还需要扩充。文化适应的对象应当是性质各不相同的两类环境，即生态的和社会的[15]323-394。但事实上，无机环境也得加以适应。于是，文化的适应理论自身得到了丰富和完善。但与此同时，将文化与生态对立起来的传统思维方式也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再认识，而这正是“文化生态”概念提出的学理依据。
人类对生态系统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20世纪中期以前，学界所探讨的生态其实仅是人为划定的具体单元[16]296-297。一个动物的种群或者一个植物群落，甚至小到一杯水所包容的微生物，都会很自然地成为学者们的研究对象。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磨合与互动，很自然地成了研究的主题。其研究结论又都表现为它们全是纯自然的客观存在，遵循的是一般性的自然规律。至于一个范围更广的动植物和微生物的综合体，又将如何呢？当时并未引起学界的关注，当然也不可能注意到，一个生态系统一旦形成，它至少在一定程度内凭借其总体的运行和延续，可以改变客观的无机背景。20世纪中期，随着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相继问世，生态学家对生态认识的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17]。他们开始注意到所谓生态系统，其实是一庞大的体系。它能够自立成活，自主运行。靠其合力完善了生存的环境，可以求得更大的发展，于是生态学几乎是水到渠成。这样的学术思潮变动，对人类学研究同样构成了一个严峻的挑战。与人类打交道的生态系统显然不是毫无知觉，不能对人类的存在做出反作用的无机物，而是能够对人类的活动做出它特有反馈的生命存在。只要生命不终结，生态系统对人类的影响就永远具有“活性”，而不会听任于人类的摆布。生态学做出这样的认识，必然会引发文化适应理论的复杂化。人类适应于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也会对人类做出它自己的反馈[18]45。这样的反馈对人类社会而言，既可能是福音，也可能是灾难。人类对这样的反馈又得做出新一轮的趋吉避凶。这将意味着文化适应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一劳永逸的创举。斯图尔德明确指出，研究文化的变迁绝对不能排除生态系统在其间所发挥的作用[12]。正是得益生态学的这一新发展，这也是“文化生态”概念必须提出的另一个学理挑战。
“文化生态”虽说是斯图尔德凭借“理性”的逻辑推理而提出的新概念，但这一新概念，却不是无法实证的抽象理念，而是一个经得起验证的实体。就生态而言，它可以经过资料收集和综合对比，证明其性质已经渗入了文化的成分。它的结构内容和运行方式都打上了相关文化的“烙印”[19]4。就文化而言，对生态系统的认识和理解已经不再是纯自然的存在，而是按照文化的需要对生态系统的构成做出了价值不等的评估，并能对这些评估的对象和结果施加人类的影响和作用，致使其相互关系和运行方式与纯自然状况不同，而是按文化的需要去保持其存在和运行。或者说，在文化生态中的生态，可以证实其已经渗入了文化的内容，就其文化而言，也渗入了生态的内涵。文化与生态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一个可以稳定和谐共荣并能保持稳定延续状态的实体。这才是斯图尔德所理解的“文化生态”的实质。将它称为“文化生态共同体”，则更适用于汉语表达的惯例。斯图尔德将“文化生态”确认为文化变迁研究的基本单元，其意图正在于确认这样的基本单元能够贯穿进人类社会的始终，是一切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事实[12]。因而，“文化生态”使用于一切文化的分析需要，其中也自然包括本文所关注的传统村落保护问题。
二、传统村落的保护维度
传统村落是人类文明的根脉，是农耕文化的精萃，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然而，随着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及受到经济发展、旅游业冲击、现代生活方式的诱惑和自然力的破坏等因素影响，大批优秀的传统村落连同其所承载的文化正逐渐消失[20]156。为此，实施传统村落保护理应是系统性的社会工程。传承与保护的原则必须确立为活态保护和传承，必须给被保护的传统村落赋予现代化的活力，使其文化经济处于可持续的活态运行状态，这样传统村落保护才能落到实处。因此，需要从文化生态视野下的人、文、地、产、景、史、神等7个维度去推动传统村落的现代化创新。只有这样，传统与保护才能被现代社会所接纳，村落居民也才有信心和决心。
1.传统村落的“人”。毋容置疑，“人”是村落中的“主体”，传统村落的所有活动都是靠村落的居民一一完成。但在活动中不同群体的角色不同，仪式活动从主持者到组织活动的寨老、族长，甚至村落公职人员，从活动的当事者到活动的参与者，从本村人到外村人，从血亲关系成员到姻亲关系成员，从艺人到民众，从歌手到舞者，从男人到妇女，从老人到儿童，等等，他们在村落活动中的权利、责任与义务各不相同，但又相互配合，共同完成村落的具体活动。因此，在村落保护行动中，对这些人物角色的分类与权责进行调查研究，可以精准把握传统村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运行机制。因此，传统村落保护必须立足于“人”的基础之上，以村落里的“人”为主线，立足于当地文化生态特征，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擅长什么，进而实事求是地制订保护计划和实施村落保护。只有这样，传统村落保护才能做到事半功倍。总之，“人”不仅是传统村落保护的主体，而且他们的智慧与能力在传统村落保护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以往的传统村落保护之所以成效不大，主要问题在于忽视了“人”作为村落主体的智慧与能力。
2.传统村落的“文”。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不论其大小，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这片特有的自然生存空间的自然特性就构成了这个民族的自然生存环境。任何一个民族在自己历史的创造中，都在有效地利用其所处的生存环境，并模塑出自己特有的文化事实体系。一个民族在其特有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综合培植与作用下，这个民族及其文化慢慢地得以形成和发展，而作为利用和协调该民族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文化事实也得以形成并不断地完善。为此，在传统村落保护行动中，对“文”的保护研究，不仅可以系统完整地理解村落社会的文学艺术，而且可以通过对这些文学艺术所展示的时空场域，更深切地理解当地村落文学艺术的“乡土性”与“生命力”，找回乡土美学的本真，为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找到生命路径。
3.传统村落的“地”。“地”在村落社会活动中可以系统地展现当地人对所处自然环境的认知与改造历程，在此基础上使特定地区的自然环境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如对生态环境的认识中就分类出了“食物”“药用”“竞技”“工具”“禁忌”，等等。对传统村落的“地”的保护在于揭示自然环境不仅可以模塑民族文化，还可以在稳定民族文化延续的同时，揭示在村落社会中的地理环境是文化取法与加工的对象。同时，还在于揭示地理村落是文化取法与加工的对象，是文化构造的本底构成，是村落社区保护的基础所在，更是村落社区营造的自然源泉。
4.传统村落的“产”。“产”是对所保护村落生计模式的理解。生计模式是一个经济生活演进的结果。以揭示村落社区如何与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达到耦合，实现文化的诱致性变迁。比如在少数民族的农耕文化展示中，既有汉族农耕文化的共同特点，又有稻作文化的若干相异之处，如它有自己独特的耕作制度、作物品种、生产方式，与之匹配的文化具体内容，如太阳神崇拜、雨神崇拜、土地神崇拜、牛崇拜、农耕风俗与农耕歌谣，等等。对传统村落“产”的保护，目标在于通过对特定村落的经济生活方式的保护，揭示经济生活方式的变迁与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的耦合历程。
5.传统村落的“景”。村落文化是在村落社区特定的空间环境开展的，特定的空间环境都由不同的“景”（自然之景与人文之景）所构成。这样的文化空间涉及到从村落的公共空间到家族的公共空间，从村落神圣空间到家族的神圣空间，从村落的世俗空间到家族的世俗空间，从家庭的私人空间到个人的私人空间，从性别的神圣空间到性别的世俗空间，从年龄层次的活动空间到性别群体的活动空间，等等。村落民间活动在这样复杂的空间进行有序的切换，这样的空间布局成为民族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可以说，传统村落的“景”展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现代社会中不可多得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家园。为此，通过对“景”的保护研究，可以把握传统村落保护的实质。
6.传统村落的“史”。民族文化的流变历程可以充分反映出该民族历史的发展进程。今天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文化事实是该民族数百上千年文化积淀的结果，也是将历史上各个时期“文化要素”（如经济生活的狩猎采集、刀耕火种、游牧、农耕、商贸等）在演替中编串起来的结果。这样的村落社区文化编串链是将历时态的文化事实在当今的共时态上的展现。传统村落保护就是需要在共时态所展现的历时态文化链上去解读各个不同时期的文化要素。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厘清少数民族历史上数以万计的文化要素为何只择取不到千分之几的文化要素来编串其民族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传统村落保护行动中的文化汰选与文化建构机制[21]42。
福建依山傍海，内多丘陵之地，其气候、文化、民俗风情等都与有着相当距离的中原文化拉开很大距离。除了历史上各个时期中原向闽地的移民和文化输入之外，宋元以降，福建的移民表现为由内向外的趋势，移民的数量和文化输出在全国所占的比例十分显赫。目前，全国华侨华人6000多万，福建占1512多万，整整四分之一有余。此外，台湾同胞之中，超过80%祖籍来自于福建漳泉两地。那些早期来自漳泉的先民们，秉着爱拼才会赢的闽南精神，渡过“黑水沟”，开垦耕耘了宝岛台湾。而无论这些先民把家安在遥远的何方，福建，都是他们的根。
在福建的青山绿水间，散落着大量古村落。这些古村落，是福建悠久农耕文化的结晶，体现了和谐、多元、具有强烈区域特色的传统建筑文化。如今，必须重视的是，依附着这些古村落而存在的乡村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化的庞大载体，也是中华文明多种化的记忆贮存器，更是许多从福建走出去的华侨华人、福建籍台湾同胞乡愁的源点。
“当前，一些传统村落面临‘输血式’帮助，正在按照城市生活的样态加以改造。这导致村子的名字虽然还在，但原有的历史环境以及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很可能在盲目开发中被置换掉了，村子在文化上可能正在发生着‘基因’突变。”今年4月初，在福建南平邵武举行的中国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高峰论坛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祁嘉华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论坛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文物学会古村镇专委会、福建省文联和南平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古村落价值、古村落地方区域特色、古村落保护与发展途径等话题展开探讨。其中，如何正确看待古村落的文化内涵、如何认识古村落保护中“人”的地位成为讨论的焦点。
古村落里藏着文化的“秘密”
“田园城市”“园林城市”“山水城市”……当人们在展望城市的美好前景时，是以乡村为原点和坐标的。
“中国古村落的美，首先在于展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依存关系。依山就势、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是中国村落普遍因循的法则，体现了中国人尊崇自然的原则。”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所长刘托说。
他以徽州宏村为例。宏村整体布局为“牛形”，背靠的雷岗山为牛首，村口一对古树为牛角，村中的民居群为牛身，穿村而过的邕溪为牛肠，溪水穿流于民居院落，汇入牛胃形的月塘和南湖，绕村的山溪上四座木桥为牛腿脚。
“‘牛形村’运用了类似‘仿生学’的设计手法，将村落布局与传统农耕文化象征的水牛相比附，是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万物有灵’思想的活化。”刘托表示。
为何在古村落里走一走会让人身心舒畅？刘托认为，这是因为古村落的生活节奏、简单重复的生活模式给都市人提供了回归心灵的钥匙。
“传统的古村落大多长年自然生长，较少外力干预，有节制，有秩序。这种美不只是天人合一的自然之美，更是指向人类追求自然而然的无为之美。”刘托说。
古村落历来是实现德育教化的场所，是“躺”在大地上的传统文化集成。比如悬挂在显要位置的楹联，就是家风家教的素材。在福建武夷山下梅村邹氏家祠，大厅正柱上悬挂着这样一副楹联：“崇礼明义尊长爱幼子孙安居乐业，敬祖思宗涵韬养略世代远瞩高瞻。”南平市政协文史研究员邹全荣说，这副楹联旨在告诫后人要遵守基本的道德行为规范，同时也要不断拓展自己的心胸和眼界，放眼未来。
古村落建筑设计上的细节都是情感的维系。在我国传统民居中，屋脊装饰一般会用龙、凤、鱼和雀鸟，但泉州古大厝用的却是燕子。乡村规划专家骆中钊介绍说，在当地，燕子常被比喻成外出的亲人。盖房子用“双燕归脊”，屋脊还要起翘，传递着盼望亲人归来的热切心情。
而且，传统民居的设计理念并不显得陈旧。西南民族大学建筑学院院长赵兵通过对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宗科乡日斯满巴碉房的研究发现，这些藏族民居一般不占用平地，而是利用坡地，因地制宜，既节约了土地，又确保建筑外形优美，而且建房时充分利用当地大量的天然泥土、木、石等资源，几乎不产生建筑垃圾，“这和当今城市建设中过度耗用建材，造成的能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形成鲜明的对比”。
保护要见“物”，更要见“人”
“尽管当前古村落保护形势大好，但依然没有走出低谷，还处在落后状态。人们更多时候充当的是老房子的匆匆‘看客’。”中国古村镇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福建省文物局原局长郑国珍直言。
他说，修护好的历史建筑，利用率低下、单一乃至空置现象普遍存在，继续“空心化”。所谓的古村落旅游，多数属于“亮宝式”的村落展示，引导说明简单乏味，建设改造项目同质化明显，特别是文化传承缺乏后劲。
郑国珍认为，古村落保护，在坚持对“物”的守望的同时，更要加强对“人”的关注，“古建筑是传统村落的肌体，文化传承是古村落的精神支柱，传统村落里的人，也就是那里的生活形态、生产形态，是传统村落里的‘心脏’。只有‘心脏’跳动了，村落才有活力”。
在祁嘉华看来，古村落保护关注“人”早就有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在河北保定22个村落成立“平民教育实验室”，陶行知在南京成立“中华教育改造社”，梁漱溟在山东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他们在设法复苏农村经济的同时，还兴办水利、改良耕作、修整公厕、营造环境，涉及农村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头绪很多，但是尊重民族传统，以教育为核心，以启发‘民智’为切入点的宗旨贯穿始终”。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复兴规划设计所主任周珂说，古村落的规划设计，不能单纯为了“成功和好看”，过分强调所谓的创新、示范、标准和风情等外在形式，而忽视了村落长年积淀下来的自我风格，特别是当地老百姓的审美要求。
古村落保护须活态传承
“为留乡愁多寻古，万语千言总是村”。与会专家表示，古村落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我国农耕文明根脉的活的“基因库”，加强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既是繁荣发展文化事业的重要内容，更是推动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古村落除具有历史、景观、生态、民俗、旅游、商业等带有实用性质的价值之外，还具有精神价值，这种价值更持久、更深刻，隐匿在其他价值之中，也是其他价值的支撑，对维系我们的生存环境，构建和谐社会，嵛恐谏心灵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刘托表示。国家住宅与居住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顾问、总设计师骆中钊认为，现在很多地方保护古村落单纯从表面进行维护，根本不谈文化，违背历史，这样就是去了古村落、古建筑历史文化的精气神。
关键词：农村； 体育； 研究
一、农村体育研究现况
（一）概念界定
相关农村体育的基本概念主要体现于对"农村"、"农村体育"、"农民"、"农民体育"及"村落体育"的认识上。
1.村落及村落体育概念的界定
村落是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最主要的自然聚落，具有社区的社会关系、秩序以及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群体。村落的边缘清楚，由固定的农业人群长期聚居和生活所组成的空间和社会单元。
村落体育是指在村落环境中以村民为主体，以健康、娱乐、休闲等为目的而进行的非生产性的身体锻炼活动，属于社区活动概念，具有文化层次含义，包括各种现代体育活动和传统体育活动。
2.农村、农民及农村体育的界定
农村是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基础的居民聚居地，是农民生产生活的载体和主要场所。
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是一种身份的表征，是以农业为主要生计，以村庄为长期居住地的人群才能称为真正的农民。
农村体育是以增强体质，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促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为主要目的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在农村地理范围内，以农村人口为参与主体所开展的各项体育活动，包括在农村地区的少数民族体育。
（二）农村体育组织研究
当前村落体育组织结构松散，缺乏稳定性。有学者从自组织理论出发，分析农村体育的历史变革与农村体育组织演绎之间的关系，认为自组织演进是当前农村体育组织发展的必然路径，在农村体育组织体系中，政府和体育职能部门应明确自身角色并合理定位。
（三）农村体育现状研究
现状研究主要涉及体育人口、农民体育意识和态度、体育价值观念、健身场所、锻炼时间及地点、活动内容等方面。现状反映出农村体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农村体育发展受城乡二元体制制约，农村体育管理上存在以"城市体育"衡量农村体育的惯性思维，发展理念上与本土体育及乡土实际的背离；地域范围内农村体育发展不平衡；农村体育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农村体育组织不健全等。制约因素主要有社会、经济、理念、文化等方面。
（四）关于农村体育对策的研究
在农村体育发展的对策上，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给予了相应的建议。朱勇从村落体育的善本再造角度强调"原生态"价值取向对村落体育和农村体育的重要性，指出在继承、发扬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发掘传统体育的同时，推动农村体育的多元和文化和谐发展。郭修金从小康社会的建设为视角，认为农村体育的发展战略应向下进行转移，县城是农村体育的龙头，乡镇是农村体育发展的纽带，村落是农村体育的根基和落脚点，强化政府职能，注重政府的主导作用的合理发挥。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一）概念界定不清
由于社会的飞速变迁，对农村、农民、农村体育的界定存在模糊，给相关研究带来瓶颈。由于关于农村体育理论研究的复杂性以及概念界定的必要性，在进行研究时应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对农村体育范围进行界定。
（二）农村体育研究边缘化
我国对体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竞技体育，虽然近年来全面健身运动的兴起促进了社会体育研究的进展，但从国家社科基金和体育总局软科学理想资助情况看，农村体育只占3.67%。此外，对农村体育的研究容易站在现代体育的视角来审视，忽略了农村社会变迁发展的现实，与农村体育发展的现实渐行渐远。
（三）研究对象不清
当前农村体育研究对象中的"农村"范围过大，对所辖行政村即自然村落社区的体育活动缺乏应有的、足够的重视，事实上，村落是地缘和血缘关系醇厚农村的主体，较多地存在着依靠农耕的完全意义上农民，传统的农村体育项目也正是起源于村落以及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之中，而这些民间传统体育项目亦可作为文化遗产进行挖掘和保护，并对与现代体育的结合和推广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四）研究方法偏失
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共时性问卷调查法，虽然可以经济、有效地获得研究者所需的调查资料，但由于农村人口流动频繁，村民文化程度较低，容易影响到问卷效度和信度，一个时点的共时性问卷调查不能反映出农村体育发展全貌。
三、结语
我国农村体育发展对农村体育研究提出了现实性的要求，但城市体育与农村体育两者结合脱节。农村体育的研究应把握"农村"的实质，与当地的民俗、地貌特征、经济发展、文化习惯、传统体育等结合，不能追求公式化；应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研究相结合；运用其它相关学科的理论，尤其是社会学理论来研究农村体育，站在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研究农村体育。
参考文献：
何肇发．社区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罗湘林.村落体育研究.北京体育大学，2005.2005.罗湘林.对一个村落体育的考察与分析.体育科学,2006(4):86-95.
郭修金,虞重干.村落体育的主要特征与社会功能探析--山东临沂沈泉庄的实地研究.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07,27(3):33-36.
韩明谟.农村社会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吴振华,田雨普.关于中国农村体育若干问题的断想.体育文化导刊,2005,36(5):5-6.
卢元镇.社会体育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卢元镇.社会体育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43.
陈安槐,陈萌生.体育大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张红坚,段黔冰.农村体育组织方式选择与农村体育组织建设--基于自组织理论视角.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9，32（2）：20－22.
韩军,王斌,马红宇.我国农村体育发展思考.体育文化导刊, 2009(6): 16-20.
奚凤兰.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我国农村体育.体育文化导刊, 2006(9):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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