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谁还去观赏戏曲？谁还去研究戏曲艺术？谁又去研究古代戏曲？这真是我们难以用量化的程序去评估的。于是，我不自量力地提出一个问题：“当下，古代戏曲的生命力到底在哪儿？”问题如此之大，我这里却仅用上千字的篇幅去叙述，去自问自答，目的是想与同行试着认知一下戏曲艺术在今天还有什么现实意义，从而为戏曲特别是古代戏曲的研究找到...
20世纪以来，人们对鸦片战争的认识有个变化的过程，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逐步提升。清末认为，它是中外交通中一个普通事件。民国成立后，认为鸦片战争的主要影响是导致鸦片泛滥，烟毒流于中国。1930年前后，认为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之始，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20世纪30年代的时势，使得朝野双方在历史研究要有现实关怀的努力下，
大众文化上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 赵：这个问题现在也是很时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您很早就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了。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罗贯中饱墨酣畅地精心刻划诸葛亮形象，使之成为一个著名的艺术典型。可是，通观全书，细加玩味，不难发现这一艺术典型性格却存在着某些复杂的现象。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三气周瑜时，雄心勃勃，表现出必胜的坚强信念，藐视敌人的英雄气概，积极乐观的从容态度和富于进取的无畏精神；
天宝元年秋，李白以诗人的身份昂首挺胸走进皇宫，成为唐玄宗的座上客，这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恐怕是惟一的特例。但仅仅一年多后，即天宝三年初春，他就被“散金放还”，离开了长安，离开了大唐王朝的政治中枢。那么，李白在长安的一年多里，到底有哪些作为？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诗人远离了他的宏伟抱负？在皇帝眼里，他又是怎样一个角色？
钱穆云：“理学家之主要对象与其重大用意”，“正在于辟禅辟佛’，（《朱子学提纲》，三联书店，2002，17页）。南宋“集大成”的理学家朱熹更不例外。朱熹辟佛，人所周知；而辟佛对其史学的影响，尚需更多留意。从“集大成”的意义上讲，辟佛视野下的朱熹史学可能是中国古代史学面对异域文化的一个代表。为此，我们需要理清朱熹辟佛与朱熹史学...
西洲曲 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
许多学者依据康有为《戊戌奏稿》中“开国会、立宪法”的相关资料，认为是中国的第一次宪政运动。然而，1911年出版的《戊戌奏稿》经过康有为的重大改篡，已经不能反映和代表康有为在时期真实的政治主张。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变法举措与立宪目标毫无关系，康有为在戊戌时期最主要的政策目标是设立制度局推行新政，他自己明确反对当时设立...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云涛石》是黄庭坚的一首奇作，诗云：造物成形妙画工，地形咫尺远连空。蛟鼍出没三万顷，云雨纵横十二峰。清坐使入无俗气，闲来当暑起清风。诸山落木萧萧夜，醉梦江湖一叶中。
中国古代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传统。比如，就史学的功用而言，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就修史主体而言，有官方修史的传统；就写史笔法而言，有秉笔直书的传统。而就史书的内容而言，中国古代史书的主要内容是政治史，不论在记载人物、事件还是典章制度方面都有充分的表现，
一切宗教都有它的世俗基础，全部宗教都要用这个世俗基础来加以说明。可是，一切宗教无不以超凡脱俗为标榜。待到不能脱俗，混同于俗，那就是消亡的预兆了。所谓超凡脱俗，一在信仰，二在戒律。待到信仰瓦解，戒律荡然，宗教的灵光便已消失殆尽了。
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的一个夜晚，北京东城的小菊儿胡同发生了一桩凶杀案。死者名叫春英，是个旗人，系被人用菜刀砍死。原告是春英之父文光；被告即死者之妻阿氏。此案疑点甚多，刑部未经认真调查，就对阿氏及其母严刑逼供。案件审理旷日持久，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草草结案。前后长达两年。
书院之名起源于唐代玄宗开元六年（718）在宫中设立的丽正书院（十三年改为集贤书院），为国家所设，负责图书校勘、遗书征集、为皇帝讲授经史等。一些私人藏书的地方也称书院，如《全唐诗》中提到的南溪书院、杜中丞书院、田将军书院、玉真观李秘书院等。这些皆非后世意义上的书院。至五代十国南唐政权升元四年（940），
武则天《如意娘》诗曰：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明钟惺评云：“‘看朱成碧’四字本奇，然尤觉‘思纷纷’三字愤乱颠倒无可奈何，老狐甚媚。”武则天确实在强悍决断之外别有妩媚处，
一、许地山、郑振铎首先提出印度梵剧与中国古代戏曲的关系命题。 20世纪20年代，在英国牛津大学印度学院攻读印度文学的许地山，研读了许多印度梵剧剧本后，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印度梵剧的表现方法与中国古代戏曲十分相像。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由于梵剧出现的时间比中国戏曲早得多，于是他提出一个疑问：是否中国戏曲受...
蒲松龄除《聊斋志异》外，其他文学作品如诗词散文戏剧，基本上都保存下来，成为篇幅与《聊斋志异》相抗衡的《蒲松龄集》。这些作品与《聊斋志异》多次交叉，如：《酒人赋》收进《八大王》篇末“异史氏曰”，《妙音经续言》收入《江城》篇末“异史氏曰”；《聊斋词·惜馀春词》收入《宦娘》；《与王鹿瞻书》化为《马介甫》部分情节，
汉初的后官开始设置永巷囚室，拘禁废黜的皇帝和妃妾。武帝时掖庭附设监狱，由掖庭狱丞主管，直接听命于皇帝，囚禁有罪的妃妾宫女。掖庭狱包括多处狱所，暴室狱是其中之一。东汉的暴室狱专门关押废黜的后妃及其亲属，钟下则是拘禁皇族危险人物的囚室。汉代后官监狱的发展反映了当时宫廷斗争的激烈残酷。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等脍炙人口的名句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知影响了多少士人。这些名句均来自孔子的得意门生子夏之口。
清末一系列商事法规是在绅商阶层的形成、重商风气的兴起以及全国上下认识到制定商事法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背景下颁行的。近代商事法规奠定了中国商事法制建设的基础，提高了商人的法律地位，促进了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但由于执法和司法环境的局限，使得清末商人的营商环境仍然十分艰难，
李善长（1314-1390），原名士元，字百室。祖籍徽州歙县。“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明史·李善长传》），被里中推为祭酒。刘福通发动农民大起义后，他曾“欲从雄”而未果，后“携幼子避地池阳（滁州）”。至正十四年（1354）春、夏间，朱元璋带兵攻打滁州，李善长穿上儒士的服装，在道旁进见。朱元璋询以平定天下之策，
公元1044年，北宋政府对一批在国家重要机关内饮酒聚会的官员进行严厉惩处，史称“进奏院狱”或“邸狱”。进奏院狱成为北宋庆历年间的重要政治事件，虽然其中有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但过多地关注“改革”、“保守”阵营的划分，容易忽视进奏院狱在北宋文人心态发展史上的影响。从而失去对北宋历史语境下文人政治博弈的考察。进奏院狱在当时产生...
鹿传霖（1836-1910）祖籍河北定兴，出身书香门第，同治元年（1862）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先后任河南巡抚，四川、两广总督，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是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
明代书坊大量刊刻小说，据笔者统计，包括翻刻本在内，明代坊刊小说共有400种左右。如果说明代书坊的编辑工作还存在着不少随意删改、为人所诟病之处的话。那么，他们在广告宣传方面却颇有令人称道的地方。明代出版市场不太规范，竞争相当激烈。为了在这种局面下能够生存并发展，吸引读者注意，扩大小说发行，
游娱抉微 叫呀酒 《金瓶梅》词话本第六十八回，出现了一个比较少见的词儿：“叫呀酒”，有关文字是这样的： 于是西门庆与吴银儿用十二个骰子抢红，
业师黄永年先生于2007年1月16日驾鹤西去，享年82岁。虽然近几年来先生因患肺疾行走困难，但仍然笔耕不辍，不断有新作问世。元旦前得知先生因病住院。总觉得以先生的毅力加之现代的医疗条件。完全能够战胜病魔。孰料这次先生竞未能超越人生的生死之劫，遽归道山。得知噩耗，不禁泫然。
我国著名的文史研究专家黄永年先生于今年元月在西安故去，先生曾引宋代周邦彦的词刻了一方“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的朱文印章，收入其《黄永年印存》（中华书局，2005），道出了先生心中永远的遗憾；然而，在治学的路途中，黄先生并未留下什么遗憾。因为他一生勤于著述，成果丰硕，据统计，已出版著作20馀种，
明清两代河南少林武术传播生存境遇差别很大。明代，嵩山少林寺与政府关系密切，而明代中期后商品经济和商业活动中存在的一些不安全因素，刺激了人们对少林武术的需求，因而此期的少林武术在报效国家和服务民间的广阔空间中得到迅速发展，并东传日本，达至极盛，可谓少林武术传播发展的黄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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