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上古三代时期,逐步建立“国家组织”形式。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商代国家机器凡事先“占卜”,让鬼神与莫名的力量做决定。西周总结商朝丧国的经验教训,并考虑到西周刚刚建立的实际和社会稳定的需求,当然西周人也不会超越历史认识的局限性,在神秘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就会不自觉地反映出周人的礼仪思想和特殊心理,产生崭新的“德治”新思维、新方法、新宗教观,进而设计出以“德治”为最高统摄的“礼乐制度”。这是原始宗教信仰的巨变,是社会精神意志的创新,是社会意识在历史变革下的换血,也是国家管理层面上的进步。从西周出土的青铜器中,特别是具有特别用途的祭器中发现,贯穿西周13位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不再出现让“神”决定一切的内容,而是紧密地围绕着赞美天佑、颂扬美德、军功记事、分封田亩、世代历史、先王训政等,这是一种“大转折”,将社会注意力从“以神为旨、为纲”转向“以人为本”。期间大量的金文内容涉及“德治”。文章着力探讨西周时期的文物中如何体现“德治”思想,如何将“德治”思想从认识层面、制度层面、风俗层面、宗教层面贯穿整个西周王朝的社会生活。西周统治者将“天命”和“德治”作为国家基石,是弥合和解决不同社会阶层和部族对普世宗教的需要,其内核就是将高高在上的统治意志,通过宗教思想和宗教心理的建立,向社会全面推进,其外延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推进阻力,这也是一种主动的顺势推广,是由点到面的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以“血缘宗亲”“信仰崇拜”为社会架构制度和人际关系的社会模式。

关键词：西周青铜器 宗教功能 政治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 陕西西安71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