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一体化教学;物流市场营销;应用
一、一体化教学模式在物流市场营销教学中优点
1．1专业性更强，学生更拔尖。
因为物流市场营销这一门学科，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实践性，所以对学习的要求也很高，需要学生时常分析和归纳总结学习过程中和工作中所需要的知识以及技能，并且加以熟练。教师需要将教学目标、教学任务与工作岗位的要求相结合，形成针对性的教学方法，这样课程能更快速的提高学生的技能，而且方便于实施。
1．2能够培养专业性创新型人才。
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在物流市场营销可以完全体现出学生的个性，摆脱以往“一个模子”的教学方式。丰富的理论知识，亲身的动手体验，满足了学生对物流市场营销的好奇心，进而激发学生的潜能，提高创新能力。
二、一体化教学模式在物流市场营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师资薄弱导致教学质量低。对物流市场营销学科，年纪较大的教师主要采用的是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模式缺乏，这违背了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原则。而年轻的教师，有着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但缺乏实践经验。还有一类教师，是来自于企业，这一类教师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缺乏教学经验。因此院校的教师团队存在一些漏洞，教师团队一日不得完善，学生的进步之日可谓遥远。站在院校的角度，对物流专业的学生，物流市场营销这一门课程是专业必修课，在某些院校，它还是学位课，重中之重。物流市场营销讲究的除了理论，还讲求实践者的能力以及经验。一味地在校园里，在课室中给学生灌输知识，学生也难以理解。学好这一门课的捷径便是校企合作，一方负责赋知识，另一方负责予经验，可是这存在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不够紧密，力度也不足。院校一心想培养出本校心目中的理想人才，便在校内建造实训营，可是这始终是模拟的，学生终究不能进入企业内部学习，不能到真正的场地上实践，所以学生培养出来的能力还是有差距的。
三、一体化教学模式在物流市场营销教学中的应用
3．1完善课程的考核机制。
物流市场营销这一门课程强调的不仅仅是理论知识，那么考核机制也不能只是专注于卷面上的考试。考核学生的学习成果，比如:“百分制”考核机制，平时学习成绩占30%，卷面考试成绩占30%。实践考试成绩占40%。这样的百分制考核对教学任务、教学目标的设置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该模式增强了考核的公平性和全面性，监督了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实施，督促学生自觉学习。
3．2提高教师自身的教学水平。
缺乏实践经验的教师可深入到企业中实践学习或者定期地进行相应的培训，了解企业真正需要的人才类型、岗位的规范操作以及职业道德要求。除此之外，教师还需要掌握最新的岗位知识与技能，帮助学生提高相应法技能，增加就业机会。
3．3加强校企合作。
如:物流在学生眼中简单地说便是学生每天接触的快递，可是，这些都是表面上的东西，想要深入地了解什么是物流，什么是物流市场营销，还需要把学生带到企业当中去学习，去了解。如果把学生放进京东商城，学生就会了解到当中的运作情况。如果把学生送进聚美优品企业中学习，学生就会清楚海外购以及极速免税是如何利用物流进行销售。在企业当中能学习到的知识真的是包罗万象，而学校是不能给予的。校企合作还可以汲取国外学工结合的方法，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如: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目的为的是应用，基础便是理论知识。我国的校企合作也可以如此，教学的过程是在企业与院校双方交替进行，共同培养物流市场营销的应用型人才，就是部分学院制的职业教育形式。学生在完成基础的理论知识后，就可到企业跟师傅学习，一边在企业做工一边接受师傅的教导，另一边又在院校中进行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总之，做工与学习交替进行。企业派出专业技术人员到学校协商开设物流市场营销专业课程，并与在校教师交流互相传授经验。
3．4改革教学方法。
一是角色扮演法，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每组10个人，每一小组代表一间物流公司，每一位队员担当不同的角色，如总经理、策划员、客服人员、市场调查人员、销售员、财务人员等。每一组都必须完成一下的任务:公司的名称、商标的设计、市场状况调研、公司经营的项目、市场定位与细分、消费者行为分析和营销策略等。最后每个小组上交一份完整的综合的策划书，再站在台上向班上的同学推介并解释细节，并且台下的同学进行提问，由台上的同学作答。最后，教师就对每个小组的方案进行点评。角色扮演的教学方法不仅让学生感受课堂上活跃轻松的氛围，并且能培养学生的自主决策能力、思考与创新能力以及观察能力。二是案例分析法，这将是以社会上实际存在的企业为例子进行剖析，教师搬出例子，鼓励学生积极思考、积极参与讨论。例如在物流市场分析跨国企业的营销环境，令学生自主收集国际营销文化环境的相关资料并自主整合，得到初步的观点。在堂上以辩论赛的形式进行案例的讨论，挖掘学生课堂上的积极性，教师最后会对整个过程以及学生所做的案例分析进行讲评。
【参考文献】
［1］王少辉．“教学做”一体化模式在《物流市场营销》课程中的运用探讨［J］．中国连锁，2014(05)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协整检验方法就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行计量分析，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实际进程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有关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经济一体化取得的巨大进展，集中体现在欧洲单一市场的建立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建设进程上。由于银行业在欧盟金融市场以及整个经济中的关键地位，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在这两个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目前国内外有关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程的研究主要是定性分析，缺少经验检验。本文运用经济计量分析的协整检验方法，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实际进程进行经验检验。 一、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 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标志是1986年欧共体通过的《单一欧洲法案》的提出。在这份法案中，欧共体提出了在1992年12月31日之前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在这个市场内，实现产品、人员、服务和资本的完全流动。在《单一欧洲法案》框架下，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成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重点，而且随着德洛尔报告的和《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实施，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又成为推动欧洲向经济货币联盟迈进的关键动力。 《单一欧洲法案》只是明确了欧共体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方向性目标，具体的政策表现为欧共体理事会的指导性意见”。 早在1977年，欧共体委员会就了《第一号银行指导意见》，其核心条款是允许外国银行在符合东道国法规的前提下设立分支机构。它事实上打开了成员国银行在共同体其他成员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大门，具有重大的普遍性意义。但是，由于各国的立法差异并没有得到消除，因此《第一号银行指导意见》并没有导致任何重大的跨国银行活动。真正标志着欧洲银行业和金融服务业走向单一市场的是1989年欧共体理事会的《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Directive 89／646／EEC)，经过修订，1993年各成员国将其转化为本国的法律加以正式实施。这份立法涉及欧洲银行业金融服务和跨国活动的各个方面，具有十分广泛的内容，其核心是置于共同监管规则下的单一许可原则和母国控制原则。根据这两项原则，任何一个成员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只要在本国获得了营业许可，就可以在其他成员国开设分行，不用事先征得接纳国的许可，其业务也只受母国监管机构的监督，而不受东道国的监督和管制。单一许可原则和母国控制原则对银行业跨国经营的便利性不言而喻，银行不再需要为了申请在国外开立分支机构的资格而花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其经营活动也只由本国的监管机构监督，这样就避免了成员国之间由于监管规则不同造成的麻烦。另外，这两项原则也为欧盟各国提供了一个监管框架，这个框架有助于降低对欧盟各国之间进行协调的成本，并减少欧盟各国的监管负担，同时也限制了潜在的各国监管者的偏见。1986—1992年间，欧共体理事会还制定了8个附加的指导意见，分别对银行业监管、资本金要求、偿债能力标准、洗钱活动、信贷风险、年报的要求和银行并购重组各个方面做出具体的规定。 欧共体理事会的这些指导意见系统地阐述了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立法要求，然后各成员国将这些要求转化成本国的具体立法加以落实。因此，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不仅依赖于各项指导意见的有效性，而且也和各成员国的具体实施状况密切相关。芝摩曼(Zimmerman，1995)考察了所有单一市场指导意见在各成员国的实施状况，得出的结论是在1991年末至1994年4月间，已经被成员国采用的指导意见占全部指导意见的百分比已经从58％上升到89％。对于《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截至1994年4月，12个欧洲联盟的成员国中有11个已经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进行了国内立法，惟一的例外是西班牙。 总体而言，在欧共体一系列的指导意见之后，欧盟银行信贷市 场一体化的法律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法律一体化比市场的实际一体化先行一步。 二、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经验检验 (一)假设和数据 首先，经验检验主要是针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同时也涉及货币市场，因为银行信贷市场利率是以货币市场利率作为基础的，银行信贷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关系很密切。 其次，检验的指标是利率，也就是以利率(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作为衡量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指标。根据利率平价理论，完全一体化的市场应该遵循单一价格原则，换言之，就是在完全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上，所有相同金融资产都具有相同的价格。由此，利率可以作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衡量标准。在实际情况中，由于风险的不同，文化对银行与客户关系的影响不同，货币政策条件不同，以及各国银行为解决信息不完全而采取的策略性行为不同，一体化的银行信贷市场内利率并不一定都实现均等化。因此，我们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检验不是以严格的价格均等化作为标准，而是使用协整的概念。协整分析认为，随着银行信贷市场日益一体化，区域内银行的定价行为将会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换言之，一体化地区内成员国的利率将表现出趋同的关系。而从具体分析的角度说，在一体化的金融市场内，利率(非稳定时间序列)在短期内可以分离变动，但是在长期，市场力量将迫使它们恢复到一个均衡的关系。 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这是出于下面几方面因素的考虑。第一，在金融市场上，名义利率能够比实际利率更好地反映国际套利过程。借款者用以进行比较、评判的是经过汇率预期调整的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相应地，那些不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行跨国业务活动的银行一般也只是对经过汇率预期调整的名义利率感兴趣。上述两者构成了国际套利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因此在国际套利过程中名义利率比实际利率更重要。第二，用实际利率进行衡量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问题。一方面，实际利率以各国的货币分别表示，其差异无法比较，同时，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对跨国实际利率进行比较，因此对于单个投资者或借款者来说，实际利率差异并不能够提供获利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平均实际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购买力平价，而各国的购买力平价在长期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偏离，也就是说各国平均实际利率在长期是基本相等的。这样，使用实际利率进行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检验具有潜在的误导性——无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是否发生，实际利率本身的差异就很小。因此，我们选择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作为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检验指标。 我们的研究范围包括欧洲联盟的六个核心国：法国、德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欧盟GDP总额的80％以上，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欧洲联盟的总体。同时，为了比较地区性和全球性的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我们把分析扩展到美国和日本。 我们将使用从1985年开始的月度利率对银行贷款利率和利差进行协整检验。对于银行贷款利率，选用各国的基准利率表示；为了计算利差，选用货币市场利率作为存款利率的近似表示。银行贷款利率和货币市场利率的数据都可以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版的《国际金融统计》(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中得到，两者都从1985年1月开始。利差有两种形式：一是由贷款利率减去货币市场利率得到的绝对利差；二是由贷款利率除以货币市场利率得到的相对利差。 (二)模型的分析框架 1．协整检验的一般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如果两个时间序列yt、Xt各自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定义为I(1)序列，而且两个序列的某个线性组合是平稳的或I(0)，那么称时间序列Yt、Xt是协整的，或者说两者具有协整性。协整意味着两个时间序列变量之间存在某种长期的均衡关系，一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变化总是伴随着另一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变化，两者不会分离太远。 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协整检验基本上是遵循恩格尔和格兰杰(Engle and Granger，1987)建立起来的方法，按两个步骤展开。首先，证明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然后，估计协整向量。 协整检验的条件是待检验的时间序列是一阶单整序列，定义为I(1)。为了确定贷款利率时间序列和利差序列是I(1)，我们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为此，我们要构建关于利率和利差的时间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的回归方程，然后分别进行t检验和F检验。两个回归方程都包括一个紧跟在利率的滞后差分项之后的趋势变量： 零假设表示时间序列服从随机游走，即非平稳。对于t检验，零假设是Ho：b＝0；对于F检验，零假设是H0：b＝d＝0。如果计算出的‘统计量或F统计量的值小于临界值，那么我们不能拒绝零假设，也就是说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 一旦确定了贷款利率和利差的时间序列是I(1)序列，我们就可以从杜宾一沃森(Durbin-Watson，DW)统计量开始进行协整检验。杜宾一沃森统计量从协整回归中得到，协整回归使用单个国家的利率或利差yt作为因变量，欧洲联盟其余国家的平均利率和平均利差作为自变量xt： 当由方程(3)的回归中计算出DW值比临界值大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即两个时间序列存在协整性。正如恩格尔和格兰杰指出的，杜宾一沃森检验只是作为证明存在协整性的一个近似指标，它需要更详细精确的其他检验加以补充，有代表性的是迪基一富勒(Dickey—Fuller，DF)检验和增广迪基一富勒(Augmented Dickey—Fuller，ADF)检验。迪基一富勒检验基于协整回归方程的残差构建模型： 这里，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表明了两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协整性。具体地说，按照绝对值进行比较，当t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说明两个时间序列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另外，根据以下的回归方程可以进行增广迪基一富勒(ADF)检验： 这里，按照绝对值进行比较，当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即两个时间序列变量具有协整性。 2．存在结构性突变的协整检验 凯普雷(Caporale et al．，1996)认为，对于趋同之前和之后的时间序列变量间的长期关系，协整是一个强有力的检验，但是对趋同过程中的时间序列变量则不然，也就是说，在趋同发生的时期内，时间序列变量经常表现出非协整性。换言之，非协整性能够反映时间序列变量的一种趋同进程，这一结论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是时间序列存在结构性突变，这种结构性因素常常是由外部作用引起的，而不是时间序列本身变化规律的结果。如果欧洲联盟促进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立法和政策措施(主要是《单一市场法案》和《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有效，那么欧洲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利率差异应该存在下降趋势，或者说利率的时间序列显示出结构性突变，欧洲联盟各成员国之间的贷款利率出现趋同。根据上述观点，如果存在结构性突变，那么样本将要划分为突变前和突变后两个时期，然后分别对这两个时期进行协整检验。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这种方法进行的协整检验，缺少协整性正好意味着存在趋同进程。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通过影响银行定价行为和竞争状况，从而对金融市场结构形成冲击，贷款利率就可能显示出结构性突变。因此，我们要对存在结构性突变的时间序列分别进行协整检验。《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于1989年通过，到1993年9月欧盟各个成员国将其转化为本国的具体法律加以落实，因此大致可以认为结构性突变发生在1990—1993年9月这段时期内。如果考虑90年代初期金融市场也经受多方面严峻的外部突发性冲击，如两德统一、欧洲货币体系危机等，将突变性时期确定在1990—1993年这段时期内是恰当的。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把 整个样本期分为两个不同的子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85年1月到1990年12月，代表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和措施没有实际实施的阶段，可称为前一体化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从1993年9月到1997年12月，代表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有关政策措施开始实施后的阶段，可称为后一体化时期。1990年12月到1993年9月之间的这段时期被排除在外，以充分保证两个子时期相互独立，同时也力求减少90年代初外部冲击对欧盟金融市场产生的影响。 这样，我们就对上一部分的检验程序加以修正，具体按如下步骤进行：第一步，对从1985年1月到1997年12月的整个样本期，根据方程(3)进行协整回归，得出DW、DF、ADF的各个值。但是，在存在结构性突变的条件下，这些检验的实际意义有所减弱。第二步，进行结构性突变条件下的协整检验，把整个样本期分为两个子样本，然后分别应用方程(5)对每一个子样本进行协整检验。 (三)模型检验结果 1．贷款利率和利差的趋势：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说明欧洲和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程度，我们将对欧洲联盟六个核心成员国以及日本、美国的贷款利率和利差进行分析。 统计数据表明，整个样本期内，欧盟各成员国的货币市场平均利率水平存在不小的差异，最低的是德国(5．89％)，最高的是意大利(11．66％)；各成员国的贷款利率也并不相等，最低的是德国和荷兰，它们的平均贷款利率大约是8．2％，意大利则高达12．86％。 如果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能够导致金融资产价格均等化的理论假定成立，那么我们将发现各成员国的名义利率会减少到一体化之前利率最低的国家的利率水平。统计数据表明，与前一体化时期相比，后一体化时期的贷款利率明显下降。但是，这种情形并不是欧洲特有的，因为美国和日本的利率也表现出同样的下降趋势，也就是说利率的下降更可能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而不是由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政策的独特后果。另外，在后一体化时期，各国的利率看起来更加接近，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利率普遍下降而导致利率之间的差距变小。而且，统计数据也不能够说明利率实现了均等化，毕竟在意大利和荷兰两个国家之间，货币市场利率的差距达到4．97个百分点，银行贷款利率的差距也有4．28个百分点。 对利差的分析表明，除了比利时和意大利之外的所有国家，与前一体化时期相比，后一体化时期的绝对利差普遍减少。但是这本身不足以说明欧盟金融市场实现了一体化，因为利差下降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各国名义利率的下降。而且，对相对利差的分析表明，在这一时期内利差实际上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在前一体化时期，相对利差的变化范围是从比利时的1．64的高点到英国的1．10低点；而在后一体化时期，这一变化范围是从比利时的1.87到意大利的1．15。利率的降低可以很大程度地解释这种变化。银行贷款利率可以表示为货币市场利率加上一个附加额，而相对利差又可定义为银行贷款利率除以货币市场利率，因此，当货币市场利率下降时，相对利差将会增加。但是，统计数据表明，在后一体化时期，除了比利时以外的所有其他被分析的欧盟成员国的相对利差都更加紧密地朝德国的利差水平靠拢。总体而言，描述性统计量并不能有力地说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只是在较小程度上指出了不同国家利差更加接近。 2．利率和利差的单位根检验 首先，我们给出协整检验第一步的结果，也就是确定待检验的时间序列是否是一阶单整的，即时间序列是否I(1)序列。为此，我们分别对利率时间序列及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对所有的利率(包括货币市场利率和银行贷款利率)，我们都不能够拒绝有单位根的零假设，也就是说所有的利率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进一步地，我们能够拒绝利率的一阶差分序列的零假设，也就是说，利率的一阶差分序列是I(0)序列。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有的利率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序列，我 们可以对利率的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同样地，利差的单位根检验的结果也表明，绝大部分国家的利差时间序列都是I(1)序列，而仅有几个国家(意大利、荷兰和英国)的检验值表明利差序列是I(0)序列。这里的利差是由贷款利率除以货币市场利率而得到的相对利差。 3．银行信贷市场以及货币市场的协整检验 (1)利率的协整分析 经过经验分析发现，除了法国、比利时，欧盟其他国家的货币市场利率普遍表现出缺少协整性。在现实情况下，对欧盟货币市场利率起基准作用的并不是欧盟的平均货币市场利率，而是德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因此，我们对欧盟各国货币市场利率和德国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得到的结果见表1。 说明：(1)欧盟各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序列相对于德国货币市场利率序列进行回归。(2)DW给出了的德宾一沃森统计量的检验值，100个观测值的相应的临界值是：0．511(1％)，0．386(5％)，0．322(10％)。当DW值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表明存在协整性。(3)DF给出了简单DF回归的φ的统计量，其相应的100个观测值的临界值是：4．07(1％)，3．37(5％)，3．03(10％)。根据绝对值比较，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表明存在协整性。(4)*数据代表存在协整性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出德国货币市场利率和比利时、荷兰、英国三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在两个子时期都是协整的，在前一体化时期协整性表现得更加强烈。法国和意大利有更低的检验统计量，表明它们的货币市场利率和德国的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非协整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后一体化时期的检验统计量的值都比前一体化时期更低，也就是说协整性在后一体化时期显得更加微弱，这一结果符合凯普勒(Caporale，et al．，1996)的观点，即趋同进程中，能够检验到的协整性会减少，换言之，缺少协整性可以被解释为趋同进程的结果。总体而言，欧盟各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和德国的货币市场利率之间表现出较明显的协整性和趋同现象。 货币市场利率通过固定汇率联系在一起，从而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协整性一定程度上可以转换成银行贷款利率之间的协整性，但是这种转换关系并不是很明确。从表1中可以看出，就比利时而言，在前一体化时期其货币市场利率是协整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也是协整的；但是对荷兰而言，货币市场利率的协整性并没有导致银行贷款利率的协整性。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即货币市场利率的趋同是银行贷款利率之间出现协整性的必要但绝不是充分的条件。 (2)利差的协整分析 这一部分我们进行利差的协整分析。利差的协整性反映了能够将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确立一种长期均衡关系的套利力量。这种力量可能来自于货币市场一体化，银行零售定价行为的趋同，以及信贷市场的套利过程，我们不追究这种套利过程背后的驱动力量，因为协整分析考虑的仅仅是长期均衡化的进程是否存在。 说明：(1)欧盟各国的利差相对于欧盟平均利差进行回归，对每一国的检验，欧盟平均利差中都已排除了该国的利差；美国和日本的利差相对于欧盟平均利差(包括所有的欧盟6国)进行回归。(2)DW给出了德宾—沃森统计量的检验值，100个观测值相应的临界值是：0．511(1％)，0．386(5％)，0．322(10％)。当DW值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零假设，意味着存在协整性。(3)ADF(k)给出了增广迪基—富勒回归的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括号中的k给出了增广迪基—富勒回归的滞后项数，因此k＝0代表简单的迪基—富勒回归。100个观测值的迪基—富勒回归的相应临界值为：4．07(1％)，3．37(5％)，3．03(10％)，100个观测值的增广迪基-富勒回归的相应临界值为：3．77(1％)，3．17(5％)，2．84(10％)。(4)表中*数据代表不存在协整性的结果。 表2给 出了整个样本期的利差协整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欧盟各国的利差序列较为普遍地表现出明显的协整性。但是，将样本分为前一体化时期和后一体化时期之后，检验结果会表现出许多结构性变化。一般地，在第一个子时期，检验结果总体上表明存在协整性，惟一的例外是法国，只是部分地表现出协整性。在后一体化时期，我们发现协整性减弱。根据ADF统计量，在后一体化时期中能够确定存在协整性的只有英国。 4．地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和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 最后，我们从地区对比的角度分析协整检验的结果。具体地说，就是将欧盟6国作为一个整体，对比美国和日本研究其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主要目的是明确目前的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程在多大程度上是欧盟地区一体化政策的结果，或者只是金融市场全球化的一个结果。而根据前面部分的协整检验的结果(表1、2)，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货币市场利率还是贷款利率，欧盟和美国、日本都不存在协整性，利差也是如此。这说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主要是地区性现象，也就是说，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主要是欧盟政策推动的结果。上述结果的一个隐含结论是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水平远远超过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水平，从全球的角度看这可能会导致某种程度的歧视性福利损失：由于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客户可能会偏向于选择一体化区域内的欧洲银行，而不选择成本最小、价格较低的区域外银行。为了减少或避免这种损失，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应加速发展，并最终赶上地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在某种意义上，WTO框架下金融服务贸易多边协议的达成为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三、简要结论 根据上文的协整检验，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简要结论：第一，欧盟各国货币市场利率表现出较好的协整性，说明欧盟货币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较高；第二，欧盟各国银行贷款利率的协整性较差，说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程度较低，存在较明显的市场分割；第三，无论是货币市场利率、银行贷款利率，还是利差，后一体化时期的协整性都明显弱于前一体化时期的协整性，根据凯普勒的有关观点，这意味着后一体化时期存在着利率的趋同，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确实发挥了作用；第四，根据地区间的对比检验，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主要是一种地区性现象，而不是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结果，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起到一定的作用。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协整检验方法就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行计量分析，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实际进程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有关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经济一体化取得的巨大进展，集中体现在欧洲单一市场的建立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建设进程上。由于银行业在欧盟金融市场以及整个经济中的关键地位，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在这两个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目前国内外有关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程的研究主要是定性分析，缺少经验检验。本文运用经济计量分析的协整检验方法，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实际进程进行经验检验。 一、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 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标志是1986年欧共体通过的《单一欧洲法案》的提出。在这份法案中，欧共体提出了在1992年12月31日之前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在这个市场内，实现产品、人员、服务和资本的完全流动。在《单一欧洲法案》框架下，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成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重点，而且随着德洛尔报告的和《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实施，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又成为推动欧洲向经济货币联盟迈进的关键动力。 《单一欧洲法案》只是明确了欧共体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方向性目标，具体的政策表现为欧共体理事会的指导性意见”。 早在1977年，欧共体委员会就了《第一号银行指导意见》，其核心条款是允许外国银行在符合东道国法规的前提下设立分支机构。它事实上打开了成员国银行在共同体其他成员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大门，具有重大的普遍性意义。但是，由于各国的立法差异并没有得到消除，因此《第一号银行指导意见》并没有导致任何重大的跨国银行活动。真正标志着欧洲银行业和金融服务业走向单一市场的是1989年欧共体理事会的《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Directive 89／646／EEC)，经过修订，1993年各成员国将其转化为本国的法律加以正式实施。这份立法涉及欧洲银行业金融服务和跨国活动的各个方面，具有十分广泛的内容，其核心是置于共同监管规则下的单一许可原则和母国控制原则。根据这两项原则，任何一个成员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只要在本国获得了营业许可，就可以在其他成员国开设分行，不用事先征得接纳国的许可，其业务也只受母国监管机构的监督，而不受东道国的监督和管制。单一许可原则和母国控制原则对银行业跨国经营的便利性不言而喻，银行不再需要为了申请在国外开立分支机构的资格而花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其经营活动也只由本国的监管机构监督，这样就避免了成员国之间由于监管规则不同造成的麻烦。另外，这两项原则也为欧盟各国提供了一个监管框架，这个框架有助于降低对欧盟各国之间进行协调的成本，并减少欧盟各国的监管负担，同时也限制了潜在的各国监管者的偏见。1986—1992年间，欧共体理事会还制定了8个附加的指导意见，分别对银行业监管、资本金要求、偿债能力标准、洗钱活动、信贷风险、年报的要求和银行并购重组各个方面做出具体的规定。 欧共体理事会的这些指导意见系统地阐述了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立法要求，然后各成员国将这些要求转化成本国的具体立法加以落实。因此，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不仅依赖于各项指导意见的有效性，而且也和各成员国的具体实施状况密切相关。芝摩曼(Zimmerman，1995)考察了所有单一市场指导意见在各成员国的实施状况，得出的结论是在1991年末至1994年4月间，已经被成员国采用的指导意见占全部指导意见的百分比已经从58％上升到89％。对于《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截至1994年4月，12个欧洲联盟的成员国中有11个已经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进行了国内立法，惟一的例外是西班牙。 总体而言，在欧共体一系列的指导意见之后，欧盟银行信贷市 场一体化的法律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法律一体化比市场的实际一体化先行一步。 二、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经验检验 (一)假设和数据 首先，经验检验主要是针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同时也涉及货币市场，因为银行信贷市场利率是以货币市场利率作为基础的，银行信贷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关系很密切。 其次，检验的指标是利率，也就是以利率(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作为衡量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指标。根据利率平价理论，完全一体化的市场应该遵循单一价格原则，换言之，就是在完全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上，所有相同金融资产都具有相同的价格。由此，利率可以作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衡量标准。在实际情况中，由于风险的不同，文化对银行与客户关系的影响不同，货币政策条件不同，以及各国银行为解决信息不完全而采取的策略性行为不同，一体化的银行信贷市场内利率并不一定都实现均等化。因此，我们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检验不是以严格的价格均等化作为标准，而是使用协整的概念。协整分析认为，随着银行信贷市场日益一体化，区域内银行的定价行为将会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换言之，一体化地区内成员国的利率将表现出趋同的关系。而从具体分析的角度说，在一体化的金融市场内，利率(非稳定时间序列)在短期内可以分离变动，但是在长期，市场力量将迫使它们恢复到一个均衡的关系。 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这是出于下面几方面因素的考虑。第一，在金融市场上，名义利率能够比实际利率更好地反映国际套利过程。借款者用以进行比较、评判的是经过汇率预期调整的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相应地，那些不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行跨国业务活动的银行一般也只是对经过汇率预期调整的名义利率感兴趣。上述两者构成了国际套利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因此在国际套利过程中名义利率比实际利率更重要。第二，用实际利率进行衡量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问题。一方面，实际利率以各国的货币分别表示，其差异无法比较，同时，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对跨国实际利率进行比较，因此对于单个投资者或借款者来说，实际利率差异并不能够提供获利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平均实际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购买力平价，而各国的购买力平价在长期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偏离，也就是说各国平均实际利率在长期是基本相等的。这样，使用实际利率进行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检验具有潜在的误导性——无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是否发生，实际利率本身的差异就很小。因此，我们选择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作为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检验指标。 我们的研究范围包括欧洲联盟的六个核心国：法国、德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欧盟GDP总额的80％以上，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欧洲联盟的总体。同时，为了比较地区性和全球性的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我们把分析扩展到美国和日本。 我们将使用从1985年开始的月度利率对银行贷款利率和利差进行协整检验。对于银行贷款利率，选用各国的基准利率表示；为了计算利差，选用货币市场利率作为存款利率的近似表示。银行贷款利率和货币市场利率的数据都可以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版的《国际金融统计》(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中得到，两者都从1985年1月开始。利差有两种形式：一是由贷款利率减去货币市场利率得到的绝对利差；二是由贷款利率除以货币市场利率得到的相对利差。 (二)模型的分析框架 1．协整检验的一般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如果两个时间序列yt、Xt各自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定义为I(1)序列，而且两个序列的某个线性组合是平稳的或I(0)，那么称时间序列Yt、Xt是协整的，或者说两者具有协整性。协整意味着两个时间序列变量之间存在某种长期的均衡关系，一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变化总是伴随着另一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变化，两者不会分离太远。 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协整检验基本上是遵循恩格尔和格兰杰(Engle and Granger，1987)建立起来的方法，按两个步骤展开。首先，证明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然后，估计协整向量。 协整检验的条件是待检验的时间序列是一阶单整序列，定义为I(1)。为了确定贷款利率时间序列和利差序列是I(1)，我们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为此，我们要构建关于利率和利差的时间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的回归方程，然后分别进行t检验和F检验。两个回归方程都包括一个紧跟在利率的滞后差分项之后的趋势变量： 零假设表示时间序列服从随机游走，即非平稳。对于t检验，零假设是Ho：b＝0；对于F检验，零假设是H0：b＝d＝0。如果计算出的‘统计量或F统计量的值小于临界值，那么我们不能拒绝零假设，也就是说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 一旦确定了贷款利率和利差的时间序列是I(1)序列，我们就可以从杜宾一沃森(Durbin-Watson，DW)统计量开始进行协整检验。杜宾一沃森统计量从协整回归中得到，协整回归使用单个国家的利率或利差yt作为因变量，欧洲联盟其余国家的平均利率和平均利差作为自变量xt： 当由方程(3)的回归中计算出DW值比临界值大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即两个时间序列存在协整性。正如恩格尔和格兰杰指出的，杜宾一沃森检验只是作为证明存在协整性的一个近似指标，它需要更详细精确的其他检验加以补充，有代表性的是迪基一富勒(Dickey—Fuller，DF)检验和增广迪基一富勒(Augmented Dickey—Fuller，ADF)检验。迪基一富勒检验基于协整回归方程的残差构建模型： 这里，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表明了两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协整性。具体地说，按照绝对值进行比较，当t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说明两个时间序列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另外，根据以下的回归方程可以进行增广迪基一富勒(ADF)检验： 这里，按照绝对值进行比较，当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即两个时间序列变量具有协整性。 2．存在结构性突变的协整检验 凯普雷(Caporale et al．，1996)认为，对于趋同之前和之后的时间序列变量间的长期关系，协整是一个强有力的检验，但是对趋同过程中的时间序列变量则不然，也就是说，在趋同发生的时期内，时间序列变量经常表现出非协整性。换言之，非协整性能够反映时间序列变量的一种趋同进程，这一结论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是时间序列存在结构性突变，这种结构性因素常常是由外部作用引起的，而不是时间序列本身变化规律的结果。如果欧洲联盟促进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立法和政策措施(主要是《单一市场法案》和《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有效，那么欧洲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利率差异应该存在下降趋势，或者说利率的时间序列显示出结构性突变，欧洲联盟各成员国之间的贷款利率出现趋同。根据上述观点，如果存在结构性突变，那么样本将要划分为突变前和突变后两个时期，然后分别对这两个时期进行协整检验。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这种方法进行的协整检验，缺少协整性正好意味着存在趋同进程。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通过影响银行定价行为和竞争状况，从而对金融市场结构形成冲击，贷款利率就可能显示出结构性突变。因此，我们要对存在结构性突变的时间序列分别进行协整检验。《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于1989年通过，到1993年9月欧盟各个成员国将其转化为本国的具体法律加以落实，因此大致可以认为结构性突变发生在1990—1993年9月这段时期内。如果考虑90年代初期金融市场也经受多方面严峻的外部突发性冲击，如两德统一、欧洲货币体系危机等，将突变性时期确定在1990—1993年这段时期内是恰当的。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把 整个样本期分为两个不同的子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85年1月到1990年12月，代表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和措施没有实际实施的阶段，可称为前一体化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从1993年9月到1997年12月，代表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有关政策措施开始实施后的阶段，可称为后一体化时期。1990年12月到1993年9月之间的这段时期被排除在外，以充分保证两个子时期相互独立，同时也力求减少90年代初外部冲击对欧盟金融市场产生的影响。 这样，我们就对上一部分的检验程序加以修正，具体按如下步骤进行：第一步，对从1985年1月到1997年12月的整个样本期，根据方程(3)进行协整回归，得出DW、DF、ADF的各个值。但是，在存在结构性突变的条件下，这些检验的实际意义有所减弱。第二步，进行结构性突变条件下的协整检验，把整个样本期分为两个子样本，然后分别应用方程(5)对每一个子样本进行协整检验。 (三)模型检验结果 1．贷款利率和利差的趋势：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说明欧洲和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程度，我们将对欧洲联盟六个核心成员国以及日本、美国的贷款利率和利差进行分析。 统计数据表明，整个样本期内，欧盟各成员国的货币市场平均利率水平存在不小的差异，最低的是德国(5．89％)，最高的是意大利(11．66％)；各成员国的贷款利率也并不相等，最低的是德国和荷兰，它们的平均贷款利率大约是8．2％，意大利则高达12．86％。 如果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能够导致金融资产价格均等化的理论假定成立，那么我们将发现各成员国的名义利率会减少到一体化之前利率最低的国家的利率水平。统计数据表明，与前一体化时期相比，后一体化时期的贷款利率明显下降。但是，这种情形并不是欧洲特有的，因为美国和日本的利率也表现出同样的下降趋势，也就是说利率的下降更可能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而不是由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政策的独特后果。另外，在后一体化时期，各国的利率看起来更加接近，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利率普遍下降而导致利率之间的差距变小。而且，统计数据也不能够说明利率实现了均等化，毕竟在意大利和荷兰两个国家之间，货币市场利率的差距达到4．97个百分点，银行贷款利率的差距也有4．28个百分点。 对利差的分析表明，除了比利时和意大利之外的所有国家，与前一体化时期相比，后一体化时期的绝对利差普遍减少。但是这本身不足以说明欧盟金融市场实现了一体化，因为利差下降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各国名义利率的下降。而且，对相对利差的分析表明，在这一时期内利差实际上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在前一体化时期，相对利差的变化范围是从比利时的1．64的高点到英国的1．10低点；而在后一体化时期，这一变化范围是从比利时的1.87到意大利的1．15。利率的降低可以很大程度地解释这种变化。银行贷款利率可以表示为货币市场利率加上一个附加额，而相对利差又可定义为银行贷款利率除以货币市场利率，因此，当货币市场利率下降时，相对利差将会增加。但是，统计数据表明，在后一体化时期，除了比利时以外的所有其他被分析的欧盟成员国的相对利差都更加紧密地朝德国的利差水平靠拢。总体而言，描述性统计量并不能有力地说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只是在较小程度上指出了不同国家利差更加接近。 2．利率和利差的单位根检验 首先，我们给出协整检验第一步的结果，也就是确定待检验的时间序列是否是一阶单整的，即时间序列是否I(1)序列。为此，我们分别对利率时间序列及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对所有的利率(包括货币市场利率和银行贷款利率)，我们都不能够拒绝有单位根的零假设，也就是说所有的利率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进一步地，我们能够拒绝利率的一阶差分序列的零假设，也就是说，利率的一阶差分序列是I(0)序列。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有的利率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序列，我 们可以对利率的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同样地，利差的单位根检验的结果也表明，绝大部分国家的利差时间序列都是I(1)序列，而仅有几个国家(意大利、荷兰和英国)的检验值表明利差序列是I(0)序列。这里的利差是由贷款利率除以货币市场利率而得到的相对利差。 3．银行信贷市场以及货币市场的协整检验 (1)利率的协整分析 经过经验分析发现，除了法国、比利时，欧盟其他国家的货币市场利率普遍表现出缺少协整性。在现实情况下，对欧盟货币市场利率起基准作用的并不是欧盟的平均货币市场利率，而是德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因此，我们对欧盟各国货币市场利率和德国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得到的结果见表1。 说明：(1)欧盟各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序列相对于德国货币市场利率序列进行回归。(2)DW给出了的德宾一沃森统计量的检验值，100个观测值的相应的临界值是：0．511(1％)，0．386(5％)，0．322(10％)。当DW值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表明存在协整性。(3)DF给出了简单DF回归的φ的统计量，其相应的100个观测值的临界值是：4．07(1％)，3．37(5％)，3．03(10％)。根据绝对值比较，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表明存在协整性。(4)*数据代表存在协整性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出德国货币市场利率和比利时、荷兰、英国三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在两个子时期都是协整的，在前一体化时期协整性表现得更加强烈。法国和意大利有更低的检验统计量，表明它们的货币市场利率和德国的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非协整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后一体化时期的检验统计量的值都比前一体化时期更低，也就是说协整性在后一体化时期显得更加微弱，这一结果符合凯普勒(Caporale，et al．，1996)的观点，即趋同进程中，能够检验到的协整性会减少，换言之，缺少协整性可以被解释为趋同进程的结果。总体而言，欧盟各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和德国的货币市场利率之间表现出较明显的协整性和趋同现象。 货币市场利率通过固定汇率联系在一起，从而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协整性一定程度上可以转换成银行贷款利率之间的协整性，但是这种转换关系并不是很明确。从表1中可以看出，就比利时而言，在前一体化时期其货币市场利率是协整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也是协整的；但是对荷兰而言，货币市场利率的协整性并没有导致银行贷款利率的协整性。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即货币市场利率的趋同是银行贷款利率之间出现协整性的必要但绝不是充分的条件。 (2)利差的协整分析 这一部分我们进行利差的协整分析。利差的协整性反映了能够将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确立一种长期均衡关系的套利力量。这种力量可能来自于货币市场一体化，银行零售定价行为的趋同，以及信贷市场的套利过程，我们不追究这种套利过程背后的驱动力量，因为协整分析考虑的仅仅是长期均衡化的进程是否存在。 说明：(1)欧盟各国的利差相对于欧盟平均利差进行回归，对每一国的检验，欧盟平均利差中都已排除了该国的利差；美国和日本的利差相对于欧盟平均利差(包括所有的欧盟6国)进行回归。(2)DW给出了德宾—沃森统计量的检验值，100个观测值相应的临界值是：0．511(1％)，0．386(5％)，0．322(10％)。当DW值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零假设，意味着存在协整性。(3)ADF(k)给出了增广迪基—富勒回归的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括号中的k给出了增广迪基—富勒回归的滞后项数，因此k＝0代表简单的迪基—富勒回归。100个观测值的迪基—富勒回归的相应临界值为：4．07(1％)，3．37(5％)，3．03(10％)，100个观测值的增广迪基-富勒回归的相应临界值为：3．77(1％)，3．17(5％)，2．84(10％)。(4)表中*数据代表不存在协整性的结果。 表2给 出了整个样本期的利差协整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欧盟各国的利差序列较为普遍地表现出明显的协整性。但是，将样本分为前一体化时期和后一体化时期之后，检验结果会表现出许多结构性变化。一般地，在第一个子时期，检验结果总体上表明存在协整性，惟一的例外是法国，只是部分地表现出协整性。在后一体化时期，我们发现协整性减弱。根据ADF统计量，在后一体化时期中能够确定存在协整性的只有英国。 4．地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和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 最后，我们从地区对比的角度分析协整检验的结果。具体地说，就是将欧盟6国作为一个整体，对比美国和日本研究其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主要目的是明确目前的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程在多大程度上是欧盟地区一体化政策的结果，或者只是金融市场全球化的一个结果。而根据前面部分的协整检验的结果(表1、2)，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货币市场利率还是贷款利率，欧盟和美国、日本都不存在协整性，利差也是如此。这说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主要是地区性现象，也就是说，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主要是欧盟政策推动的结果。上述结果的一个隐含结论是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水平远远超过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水平，从全球的角度看这可能会导致某种程度的歧视性福利损失：由于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客户可能会偏向于选择一体化区域内的欧洲银行，而不选择成本最小、价格较低的区域外银行。为了减少或避免这种损失，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应加速发展，并最终赶上地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在某种意义上，WTO框架下金融服务贸易多边协议的达成为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三、简要结论 根据上文的协整检验，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简要结论：第一，欧盟各国货币市场利率表现出较好的协整性，说明欧盟货币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较高；第二，欧盟各国银行贷款利率的协整性较差，说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程度较低，存在较明显的市场分割；第三，无论是货币市场利率、银行贷款利率，还是利差，后一体化时期的协整性都明显弱于前一体化时期的协整性，根据凯普勒的有关观点，这意味着后一体化时期存在着利率的趋同，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确实发挥了作用；第四，根据地区间的对比检验，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主要是一种地区性现象，而不是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结果，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起到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研究阶段;区域转轨;区域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F1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1-0021-02
1．研究阶段总结
市场化研究在发达国家已十分成熟。美国传统基金会､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的自由化研究成果为各国市场化研究者所推崇并广泛应用。尽管有学者主张中国的市场化研究应以自由化研究为主旨[1]，但由于中国特殊的转轨改革，国内市场化研究从一开始就有别于以自由化为主旨的研究，而是与转轨改革联系在一起。因此，国内市场化研究具有双重工具理性，它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计程计价器，另一方面是判断转轨进程的一个尺度。国内市场化研究从1992年开始以来，横向的研究领域与纵向的时间进程相结合，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1理论界定与框架初构阶段
对市场化的理论界定，主要包括市场化的概念､内涵､类型､条件､形式､动力､研究方法､测度指标体系等，盛洪､卢中原､胡鞍钢､贾明德等的研究成果是该阶段的代表性文献。
1992年11月，中国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不久，盛洪即开始了对市场化的研究。在对市场化进行理论解释的基础上，从政府与市场的功能与边界分析出发，界定了市场化的条件､限度与形式[2]。该文虽是对一般意义上市场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界定，但对国内学者从理论上认识市场化有重要启示意义，从而开启了国内的市场化研究。1993年，卢中原､胡鞍钢首次运用市场化指数对市场化与经济稳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3]。研究者设计了一个粗线条的测度指标体系，首次对国内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测度。虽然其测度结果过于乐观，说明指标的设置尚不尽合理，但其研究开了市场化测度的先河。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贾明德对市场化诸多方面进行了综合性理论研究。研究者从东西方市场化道路的比较分析出发，对中国市场化的动力､类型､方式､道路等进行了理论总结，提出了“中国市场化的东方道路”这一命题并进行了阐述。
上述研究不仅对中国市场化进行了初步的理论界定，而且也确立了我国市场化研究的理论框架雏形，为以后的市场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属国内市场化研究的第一个阶段。
1．2实证测度与制度改进阶段
通过对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进行实证测度，以测度过程和结果为依据进行分析，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转轨国家进行体制比较，探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制度缺陷并加以改进，是该阶段研究的主体。陈宗胜､樊纲､顾海兵等的研究成果是该阶段的代表性文献。陈宗胜等依据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运用相关数据对中国经济体制总体市场化进程､经济体制各构成部分的市场化进程､经济中主要产业部门的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测度。依据对测度结果的分析，找出了各该研究对象在实践中存在的制度缺陷并提出了改进建议[4]。其研究成果《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被光称为近年来市场化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著作，其研究“具有一定开创性，不仅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5]。在陈宗胜等进行市场化绝对值测度的基础上，樊纲等联合全国各省､区､市30多位专家进行了“中国各地区2001年市场化进程”课题研究。该研究运用各地区各阶段相对指数对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进行了测度，排列了各省､市､自治区市场化进程的相对序列。此前，樊纲､王小鲁等还就中国2000年市场化指数进行过专门研究[6]。在测度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区域政策的形成及其缺陷，提出了相应的改进策略。上述研究中前者采用的是市场化绝对数值测度法，后者采用的是市场化相对指数测度法，分别代表了近年来我国市场化测度的两种方法。在市场化测度结果的判断方面，顾海兵根据国际通用判定标准，依据中国实际，提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标准体系[7]。
1．3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佐证阶段
适应加入WTO后国家及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的需要，为中国及其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提供学理依据，是该阶段研究的主旨。2002年，李晓西等接受原外经贸部委托，借鉴国外权威机构的研究方法，立足中国市场构成及演进的特点，对中国市场化发展程度进行了测度，得出“中国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结论[8]。因其成果被学术界及政府相关部门广泛采纳，作为中国回应反倾销诉讼的学理依据，所以，其研究所具有的代表性是毋庸置疑的。
2．区域市场化:一个研究趋势
从最终趋势来说，转轨完成后，国内市场化研究的主旨无疑应是自由化。但中国的转轨在目前看来仍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因此，趋势研究的边界仍存在于转轨进程中。因而，既适应改革实践需要，又能充分发挥理论指归功能的理论命题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市场化研究的必然趋势。
2．1区域转轨:一个新的理论命题
在全球存在二十多个转轨国家的情势下，国家转轨是理论视野之内的当然命题。然而，对一个转轨国家，尤其如中国内部的区域而言，是否存在转轨任务抑或转轨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呢?或者说，提出区域转轨这一命题在理论上是否成立?这是一个转轨经济学的新命题。本文认为，这一命题是成立的，成立的依据与意义在于:(1)当前，中国经济形态表现为典型的“非平衡转轨经济”[9]。国家是由区域构成的，国家的转轨进程亦是由不同区域的转轨进程构成的。(2)国家的转轨是宏观意义的､体制的转轨，而区域转轨更多是中微观意义的､市场主体意识及行为方式的转轨。由于客观的区位资源因素及主观的政策因素影响，区域经济差距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存在，但反映区域转轨进程的不仅仅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还在于区域市场主体的市场意识及行为方式适应市场化的程度。因此，国家转轨主要取决于制度建设力，而区域转轨主要取决于制度实施力､制度促进力。(3)国家与区域(政府)均是制度供给组织。此前的转轨过程中，区域倾斜政策对区域差距的形成产生了较大作用，国家(中央政府)在其中扮演了主导性角色。加入WTO后，政策倾斜将由区域转向产业进而转向阶层，在经济发展中，区域政府将更多地扮演主导性角色。区域政府主导性的凸现使区域转轨成为一个更显见的理论命题。(4)转轨进程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中国二十多年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不同区域均体现出一定的制度变迁特色。区域转轨命题的提出与研究，可为不同区域探寻制度变迁路径，调整制度变迁走向提供依据。
正是区域转轨这一命题的成立，为区域市场化研究提供了前提。区域市场化研究的工具理性因而体现在四个方面:(1)以区域市场化程度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程度;(2)以区域市场化程度反映区域转轨进程;(3)通过市场化研究探索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转轨进程之间的关系;(4)为区域间制度变迁提供借鉴､依据。
2．2市场化研究的必然走向
对国内十数年来市场化研究的文献回溯表明，以国家整体作为对象的市场化研究在我国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初步形成了市场化研究的理论体系和测度框架，在一定意义上发挥了市场化研究的理论指归功能，但是，面对国内日益严重的区域经济问题和加入WTO后区域发展的新态势，国内学者并未根据区域的中微观特点进行市场化研究。至于根据国内不同区域的类型､性质，运用制度范式进行分析并提出制度改进策略者更是少见。一些研究虽涉及了对区域市场化的零星研究，但研究的体系､方法仍是与国家市场化相同的。如在市场化测度中，一些学者用国家市场化测度指标与方法对区域的市场化程度进行测度。因测度对象的层次､性质迥异，其结果的客观性自然值得怀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天则研究所2000年3月12日召开的“关于省区市场化的测度”研讨会上，众多经济学家一致认为:“我国省区之间的市场化存在着显著的差距”，“省区制度变迁的不平衡性既源于中央政府的策略性考虑，也来源于地方各级政府改革推进努力程度的不同”。“对此进行客观的评价，显然有益于我国的改革实践。”[10]这一认识进一步说明了我国改革实践对区域市场化研究的需要，从而进一步说明，当国家整体的体制转轨进入既定轨道后，区域的转轨便成为了改革的中心议题，而区域市场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成为了市场化研究的必然走向。
3．结语:区域市场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在区域转轨进而区域市场化这一理论命题成立的前提下，区域市场化研究应着重考虑以下一些重要的问题:
3．1立足市场化研究既有成果，厘清国家与区域在制度安排､实施与变迁中的性质与特点
国家对制度的主导性主要体现在宏观制度建设力，而区域对制度的影响与作用则主要体现在区域所具有的制度实施力与促进力方面。这一特点是区域市场化有别于国家市场化的根本之处，决定着区域市场化研究的方向。
3．2构建区域市场化理论体系
根据国家市场化在各个方面所表现的特征，构建区域市场化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区域市场化的主体､动力､条件､方式，道路等。
3．3指标设置与实证测度
指标设置应以区域市场化的性质与特点为基础。与国家市场化相比，除设置反映经济一般特点的基础指标外，应重点设置反映区域市场主体市场意识与行为方式的指标。同时，将区域文化传统､特色经济等作为重要内容在指标体系中加以反映。对区域而言，数据资料的收集相对较国家容易，因此，在测度中更应注重实证调查，以保证数据资料的客观性､真实性。应注重不同区域市场化测度过程与结果的比较分析，以探寻相应区域制度安排与实施中的缺陷，从而加以改进。同时，通过区域间比较，了解区域转轨进程，进而对区域市场经济体制进行完善。这是区域市场化研究的根本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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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一体化；经济发展差距；长三角区域
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市场一体化是与市场分割是一对相对应的概念，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两者相互联系。市场一体化有利于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并进一步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形成规模经济，对一国的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相反，市场分割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市场分割主要是指一国范围内各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的利益，通过行政管制手段，限制外地资源进入本地市场或限制本地资源流向外地的行为（银温泉等，2001）。众多文献从市场分割的弊端、成因和影响因素等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
市场分割的弊端主要是引起市场运行机制扭曲、造成市场信号失真，使社会资源无法实现最优配置（郑毓盛等，2003），也不利于各地小市场形成一体化的大市场，也就是形成规模经济（盛斌等，2011）。然而市场分割也会有其积极一面，市场分割通过促进各地之间的竞争，进而促进效率的提高，如陆铭等（2004）实证了适度分割有利于经济增长，并且对于开放程度更高的地区，市场分割越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增长；李善同等（2004）也认为地方政府的保护一定程度上收到一些实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但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经济发展。可见，认为市场分割有好处主要是从局部和地方来考虑，而没有从整体福利来看，如果从整体福利加总来看，并不能得出市场分割有利于总体经济增长的结论（盛斌，2011）。
为了消除市场分割的消极影响，首先要搞清楚市场分割形成的机理。已有文献主要从三方面分析市场分割形成的机理，即财政激励、晋升激励和分工激励（皮建才，2008）。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行政性分权和财政包干制度实施以来，各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财政和经济利益，对本地的资源和市场进行保护，以便当地企业进入某一行业，从而增加当地的税收和财政收入，这种政府行为被归结为财政和经济激励导致的市场分割形成的原因之一（银温泉等，2001；林毅夫等，2004）。然而，财政和经济激励不能完全解释地方政府的行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合作、形成连接的市场时，并没有出现地方政府之间坐到一起研究彼此间的协调发展（周黎安，2004）。于是，学者们开始从地方政府之间的晋升激励的角度进行分析，周黎安（2004）认为，由于现行的官员晋升制度是根源于"基于相对绩效的考核制度"，即通过竞争选拔优胜者并以相对次序决定最终胜负，他使用了简单的博弈模型证明了，在这种政治锦标赛下的情况下，地方官员没有激励进行经济合作。还有学者从分工激励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果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都开放本地市场，同时参与分工，那么落后地区由于处于劣势通常只能分到少量的生产份额或者是低端的生产类型；为此，地方政府就会采取策略性分工，在初期为了保护本地市场不受侵害，而不与发达地区进行分工，以便后期抢占一个更好的议价位置（陆铭，2004）。
总的来说，以上分析市场分割形成的三方面原因，可以归结为都是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也就是说，正是由于地方政府间存在竞争关系，出于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产生了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和经济激励、晋升激励和分工激励。对于落后地区来说，落后地区往往在基础设施方面、经济实力方面、产业发展效率和竞争力等方面都弱于发达地区，在与发达地区竞争时处于劣势，因此落后地区就倾向于保护本地市场。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如果在市场一体化化程度高、经济资源充分流动的情况下，经济会自发产生集聚效益，经济发达地区会吸引落后地区的经济资源和发展机会，形成核心―结构，而落后地区变得更加落后。为此，落后地区有激励保护当地市场、不愿意促进市场一体化。对于落后地区来说，落后地区往往在基础设施方面、经济实力方面、产业发展效率和竞争力等方面都弱于发达地区，在与发达地区竞争时处于劣势，因此落后地区就倾向于保护本地市场。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如果在市场一体化化程度高、经济资源充分流动的情况下，经济会自发产生集聚效益，经济发达地区会吸引落后地区的经济资源和发展机会，形成核心―结构，而落后地区变得更加落后。为此，落后地区有激励保护当地市场、不愿意促进市场一体化。对于发达地区来说，通过整合落后地区市场可以扩大市场规模，但是，由于整合落后地区市场存在整合成本，导致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市场整合度随着落后地区的经济收益高而上升，随着发达地区经济收益高而下降，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呈反向关系，即发到地区和落后地区的经济差距越大，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市场整合的程度越小。由此可鉴，如果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大的话，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不愿意进行合作和整合市场，这样的话，就不利于地区之间开放各自市场、形成统一大市场。
除了从理论上分析我国地方市场分割形成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实证研究市场分割的影响因素。如桂琦寒等（2006）从对外开放程度、政府干预经济方面考察了地它们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并认为鼓励对外开放，推进非国有化进程，是推进市场一体化的主要措施，另外，还考察了区间的技术差距和省际间的距离等因素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范爱军等（2007）也从对方开放和政府干预两方面选取变量考察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本文将重点考察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皮建才（2008）也在“在官员晋升制度下，发达地区倾向于市场整合，发达地区在权衡市场整合后的收益之后选择是否促进市场一体化”这一假设框架下，构建理论模型证明了地区发展差距是阻碍市场一体化的决定性力量。地区间收入差距会阻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对这一理论性结论目前还没有实证检验，本文试图从这一视角出发，通过构建简单的理论模型和计量经济模型，对其进行实证检验。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在经济发展和一体化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因此，本文将以长三角地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最后，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 理论、计量模型与指标说明
1. 理论。本文的理论模型主要在Alesina和Spolaore（2005）、Acemoglu和Robinson（2006）、皮建才（2008）等的理论框架下构建。
假设存在两个地区，即发达地区1和落后地区2，市场面积均为x，市场整合的过程就是发达地区将其市场面积扩大到落后地区的过程。进一步假设，发达地区每单位市场面积的经济收益为y1，落后地区每单位市场面积的经济收益为y2，且y1>y2>0。地区1整合地区2的每一单位地理面积，获得的单位收益是u，付出的单位成本是c（y1-y2）。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即u>c（y1-y2），发达地区整合落后地区市场将是有利可图的。
进一步假设在政治晋升制度下，相对绩效更好的地方政府官员就可以获得晋升，所以地方政府关注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关注自身的相对绩效是不是更好。用V表示相对绩效。假设地区1整合地区2的z个有效地理面积单位的市场。
地区1的绩效为：V1=xy1+uz-cz（y1-y2）（1）
地区2的绩效为：V2=xy2+z（y1-y2）（2）
地区1为了保住自身的政治晋升收益，会选择V1>V2时的z值，此时有：
z（u-（1+c）（y1-y2））>x（y2-y1）（3）
当u>（1+c）（y1-y2）时，z的最大值是x，市场整合度（用MI表示）为1，即发达地区将落后地区面积全部整合。
当u
即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市场整合度随着发达地区经济收益y1上升而下降，随着落后地区经济收益y2上升而上升，可见市场整合度随着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经济收益差距减小而上升。
2. 计量模型。本文参考范爱军等（2007）的方法，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integit代表市场一体化指数，gapit代表地区发展差距，Xit表示控制变量，对这些变量的选取和构建方法，将在下文说明。？茁反应地区经济非均衡发展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如果为负，说明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越大越不利于市场一体化，反之，则促进市场一体化。？琢k表示控制变量的系数。
3. 指标说明。
（1）市场一体化指标构建。为了构造衡量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指标，首先需要构造市场分割指标。本文参考盛斌等（2011）选择各类商品价格指数的方法，选择长三角区域16个城市2000年～2008年的8类商品的消费价格指数，包括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文化和居住。
公式（6）中，k表示第k类商品。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既利用统计年鉴上商品的环比指数，又通过取对数消除了异方差，还通过取绝对值消除城市间两两配对的先后顺序。这步完成后，得到120个配对城市9年8类商品共计8 640个（2011）的方法，构造本文的市场一体化指数（用integ表示）如下。
间经济发展差距。本文还选取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用pinc表示）变量作为人均生产总值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之所以选择这一变量，是因为人均收入变量更能体现当地的经济的发展质量。
（2）控制变量指标选择。影响市场一体化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干预和经济开放两方面（范爱军，2007），本文也从这两方面选取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一般预算支出作为衡量政府干预经济的变量，选取外商直接投资衡量经济对外开放程度。
本文数据均来源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统计年鉴》，虽然该统计年鉴始于2003年，但是2003年统计年鉴里包含了从2000年开始的数据，故本文的数据从2000年开始。
三、 实证检验
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对市场一体化影响的回归结果见表1。模型（1）、（2）、（3）分别面板数据混合、个体固定效应和个体随机效应回归结果。三个模型均显示，经济非均衡发展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呈显著负向相关关系，说明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越大，越不利于地区市场一体化，可见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是阻碍市场一体化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理论性结论。另外，外商直接投资和政府一般预算支出这两个控制变量，均在不同程度上呈显著负向相关。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变量系数为负，说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占比地区间差距越大，越不利于地区间市场一体化，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地区在吸引外资增强自身竞争力同时也增强了控制资源流入流出本地区的能力，意味着FDI阻碍了市场一体化，这一结论同范爱军（2007）得出的结论。政府一般预算支出系数为负，说明了政府一般预算支出地区间差距越大，越不利于地区间市场一体化，也间接地说明了地方政府出于保护当地财政收入和利益考虑，对市场的干预也阻碍了市场一体化。
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采取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衡量地区经济非均衡发展指标。模型（4）、（5）、（6）都显示，地区间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差距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也呈显著负向相关关系，说明了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是稳健的。另外，外商直接投资和政府干预这两个控制变量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都显著且系数变化不大，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市场一体化呈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说明控制变量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也具有稳健性特点。
四、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在已有研究市场一体化的成因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并通过构建简单的理论模型和计量经济模型，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实证了这一理论性结论。经济发展差距是阻碍市场一体化的关键因素，那么，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是促进区域市场一体化首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加强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发达地区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面临产业转型和升级问题，加强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产业地区间良好的转移。根据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和区域条件，将不同的产业布局到适合其发展的地区，实现产业布局的帕累托最优。其次，加大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补贴和补偿的力度。本文分析了处于劣势的落后地区会采取保护本地市场的行为，为了避免落后地区保护本地市场的弊端，需要支持和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经济，让落后地区享受到与发达地区共同发展的好处。可以通过建立利益补偿机制来帮助落后地区发展，比如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来实现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补贴，另外，可以建立地区间利益协调委员会，通过该委员会来实现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支持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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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构建和谐社会措施的提出，标志着“和谐社会”、“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三位一体的科学体系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主义已崭露头角。和谐社会主义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以科学理论和先进政党为指导、追求公平与效率为目标、创建和谐社会为理想的综合体。探讨当代市场社会主义与和谐社会主义的关系，对于评价与借鉴市场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伊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深入完善并趋于成熟，直到十六届四中全会“构建和谐社会设想”和五中全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措施”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才与和谐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它标志着和谐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探讨和谐社会主义与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关系，对于科学利用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模式
市场社会主义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的夹缝中形成的社会思潮，经历了种种市场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理论。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默在讨论市场社会主义简史时的说法，依据不同时期辩论的主题或认识的发展，把市场社主义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把价格运用于经济测算；第二阶段的特征是确定社会主义的一般均衡价格可以通过求解一系列复杂的联立方程得出；第三阶段的辩论产生了兰格模式；第四阶段与上世纪5O年代以后相继出现的“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相联系；第五阶段的特征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左翼理论家重新构建未来社会主义蓝图的种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11(P1¨。而以罗默本人为代表的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新理论所提出的模式和设想，为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概括说来，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有以下几种：
1．企业管理型社会主义。该模式的特点是：通过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完成社会主义的目标。生产资料由全社会占有，利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原则管理企业，实现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进而实现社会主义，达到效率与公平的最佳组合，既避免了资本主义的分配不公，又实现了企业发展的效率优先原则。罗默的“证券社会主义”就是这种类型。罗默在1994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证券社会主义”设想，这种社会主义是在深刻反思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弊端的基础上提出的，力图把市场体制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结合起来的新模式。
其基本原则是个人、国家、银行、企业相互制约。把国有资产以“证券”的形式平均分配给成年居民，居民凭“证券”去购买股票并借此来参与企业的分红，但不能把股票和现金相互交换并在逝世后把证券上缴国家以避免个人财富集中。国家通过贷款利率的变化来控制对企业投资实现宏观管理。具有自我约束机制的银行对企业实行监督和管理。小的私营企业一旦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或创办人逝世就要收归国有。"
“证券社会主义”模式否定了“苏联模式”的国家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的联系，运用“证券模式”来实现社会主义目标。把利润最大化原则和银行和股票等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应用于社会主义，以保证利用市场配景资源。但由于其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而忽视了其他要素，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改良。
3．工人自治社会主义。该模式主要是为了解决传统工人自治模式的缺陷即缺少市场机制而提出的一种设想。核心是工人和生产资料的结合而不太关注整个社会的公有制问题。最具典型的是米勒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米勒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的市场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矛盾的存在，工人阶级完全有可能离开资本主义而建立自己的市场，于是就提出了社会主义也需要市场的可能并从各方面论述了市场对于社会主义的好处。他认为市场可以为社会主义提供更高的效率、更多的民主和政治自由。因此，他提出的模式主要是资本所有权社会化、企业内部工人自己管理、国家的经济调节和社会的公平。
可见这种模式也主要以公平和效率的结合为自己的目标，强调并肯定了工人阶级的自我管理机制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忽视了如何处理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致使科学的火花窒息。
二、和谐社会主义
1．和谐社会主义的含义。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个论断明确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标志着我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升华。即社会主义是各方面协调发展的社会，是“市场经济、先进文化、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四位一体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义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从整体来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系统之间及其内部各要素和运行机制协调发展，同时还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从具体制度来看，包括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领导和群众、当代人与后代人等各个环节的协调发展。即政治上充分发扬民主，体制健全；经济上既能体现公平又能保证效率；文化上有符合时代精神，科学吸收古今中外又有民族特色的先进文化；有先进的理念和理论为指导，有代表先进方向的领导集体，人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2．和谐社会主义体系。政治方面：我国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谐社会一体的建构模式。经济方面：体现公平和效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科学地与和谐社会结合在一起，成了和谐社会的基础。文化方面：文化体制改革和市场化进程成果显著，教育科技创新能力和整体文化素质有了质的飞跃。目标保障：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的共产党。人与自然方面：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些都标志着和谐社会主义体系初步形成。
三、和谐社会主义与市场社会主义的相似之处
1．和谐社会主义与市场社会主义在理论形成方面有相似特征。两者都是市场与计划经济体制长期斗争最终市场逐步发展为主导地位的。长期以来，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是排斥市场经济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首先对这一传统观念提出挑战，“兰格模式”把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自从以来，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经历了市场二元论、中性论、联姻论和市场主导论，到目前确立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的体系。
2．和谐社会主义与市场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一致。解决公平和效率问题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一直把解决公平与效率问题作为首要任务，努力探索二者结合的科学途径。罗默认为，他提出的这种新模式是为了把市场体制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结合起来，因此，“这种新模式既要考虑效率又要考虑平等”。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也是为了探索解决公平与效率问题。对于公平和效率结合问题，我们进行了种种努力，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不懂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而片面追求公平忽视了效率；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我们党适时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随着改革进入深化阶段，面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党适时提出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目标。因此，和谐社会主义的目标也是解决公平与效率问题。二者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四、和谐社会主义体系与市场社会主义的本质差别
1．和谐社会主义是综合体系而市场社会主义是单一的经济体系。如前所述，和谐社会主义体系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的理论体系。它来源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具有科学的政治制度和领导集体。有体现民意、倾听民声的机构及成熟的法律法规体系。从地域和主体看，和谐社会主义代表了农村和城市、集体和个人、当代人与子孙后代的利益，是调节和管理全社会的客观实体。在经济方面，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
市场社会主义只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把研究放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而无视农民阶级和其他阶层的利益，缺少理论指导，没有群众基础，不能形成自己完整的体系。不是过分强调公平，就是过分强调效率，不敢触及资本主义的基础。只是把公有制当作实现公平的手段，没有当成基本经济制度。它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实现相对公平，不可能在全社会实现公平。他们提倡的效率只是资本主义的效率为社会主义所用而已，反而会为资本主义的改良提供一些新视角。
2．形成的理论基础和现实的可行性不同。和谐社会主义是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全党和全体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科学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来克服市场经济体制的弊端，大大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新一代领导集体结合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与矛盾，科学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措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结合起来。这个理论体系是经过历史考验并在现实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因此是切实可行的。
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理论体系影响和社会现实中形成的。很多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的特点。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因为他们的理论家们对社会主义有一种怀疑的眼光，缺乏发展社会主义的信念。另外，缺乏科学政党领导和群众基础。目前，国外共产党的力量大大削弱，他们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很难结合，导致理论和实践的脱节。他们不深入实际，不考虑下层劳苦大众的利益，理论和阶级基础脱节。因此，市场社会主义从产生时就注定了其不完善性。
这三座大山使今无中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发展举步维艰。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第二个十年，这一时期的根本任务不在于扩容，而在于调养生息，进行结构调整。具体说，就是要推倒压在中国股市上的三座大山。
本文是从资本市场基础理论研究出发，在建立股市新文化、树立正确投资观问题上，作一探讨。
二、股市基础理论探讨，刻不容缓
中国股市不平凡的十年是在巨大的理论争议和现实波动中发展起来的。从早期“股份制是私有化”的政治观点之争，到今天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否像“老鼠会和”的文化歧见，这种风风雨雨始终与中国资本市场的高速扩容相伴随。如果说，前者是主张和反对建立资本市场的两种力量之争，这已在“摸着石头过河”和不辩解、不争论的指导思想下，回避了意识形态方面很多矛盾和干扰，我们已建成了初具规模的资本市场。那么后者则主要是在主张培育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实践中，如何使中国的资本市场得以健康发展而产生的不同观点，尽管其都主张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但路径的不同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事实上，我国资本市场理论的研究始终落后于资本市场发展的实践，不仅对资本市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没有论证清楚并广为宣传，而且对资本市场的许多概念和技术层面的资本运作分析技术也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培训和普及环境。令人遗憾的是，我们采用了回避争议和矛盾的做法，这些资本市场的重大理论问题始终。没有突破，人们普遍还在资本市场就是，要么跟庄搞投机，要么随机撞大运的投资理念中徘徊。
概括起来，中国股市有三个没底：
1.上市公司造假没底
上市公司造假既有资本经济作为股权虚拟经济监管难度大的原因，也是我国特殊国情下的一股独大所致。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石，上市公司质量的真、假、优、劣是决定中国资本市场是投资场所还是的关键。正确投资观应是建立在投资人对上市公司的理性判断并作出相应用脚投票选择基础上，来促使上市公司以自身价值提高给投资人带来良好投资回报的投资机制。它是投资人对投资对象在“蛋糕做大”基础上来实现投资人投资收益的体现，而绝不仅仅是在二级市场上机构和中小投资人之间利益分配的“零和游戏”。但中国的上市公司到底还有多少个银广厦、吉林通海、蓝田股份，人们心里没底。
2.政策没底
我国资本市场政策市特征明显，这是新兴转轨市场的必然现象。因此，政策决定股市，是把政策作为一个长期的调控手段来炫耀，使中国的股市处于一涨就怕、一怕就打、一打就跌、一跌也怕、一怕又托、一托又涨的恶性循环。最终是政府调控股市，形成典型的政策市。而人们却看不见那只“看得见的手”，人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想干什么。
3.股市理论的探讨没底
中国股市到底是、老鼠会，人们置身其中是在撞大运、尔虞我诈的场所，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我国的经济中承担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这个市场的基本功能，这个市场培育的投资人在市场经济中究竟发挥着何种作用，都亟待理论的证明。而资本市场监管的各种政策的出台，也是建立在正确的股市理论的基础上。但目前我们的股市理论体系极不清晰和完善。
解决三个没底的核心是探讨并完善股市的基本理论。基础理论问题对上可以影响政策，影响决策者那只“手”；对下则可动摇资本市场投资人的信念和信心。因此，在这三个没底当中，对我国股市基本理论的探讨最为重要。
研究我国的股市基本理论，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是在社会主义资本经济条件下，股市的基本功能探讨，使人们对资本市场首先有一个认识上的突破。第二是股市新文化和股权新文化的建立。解决这两个问题，不仅能教育股民建立正确投资观，更重要的是让决策者和监管部门都能正确认识资本市场的本质和基本功能。在转轨特征明显的中国股市的监管上，有效地发挥那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三、股市基本功能探讨
我国股市的每一次波动，都跟股市的基本理论不清、扰乱人们的思想密切相关。十年来，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迅速，但资本市场理论的研究却严重落后于实践。股市大讨论虽然目前暂时处于平息状态，但是只要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理论问题，一旦市场发生波动，否定我国股市的声音，像论、老鼠会论就仍会冒出来。这些理论在特殊时期，都和资本市场发展和政策的制定密切相关，监管政策直接受资本市场理论的影响。继续采取回避态度，不论证清楚这些问题，势必对我国资本市场今后的发展产生不良的结果。
股市的基础理论研究应从股市的基本功能探讨入手，我认为有以下四个功能：
1.资源优化配置功能
股市的资源配置功能体现在两个环节上：其一，一级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就中国的实情说，股市资源的配置过程主要是在一级市场通过IPO方式完成的。股市筹集的资金进入到企业，上市公司之所以能筹资，能被市场认知，在于它能提供被投资者认知的产品和劳务，在于它能生产社会需要的紧俏、盈利的产品。其二，二级市场再融资的配置功能，主要是通过上市公司的增发和配股来实现的。上市公司的持续融资功能就是社会资源再配置功能的体现，当然，二级市场的再配置同样是向高质量的上市公司倾斜。上市公司的资本优化是社会资源配置优化的前提。
所以，股市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与上市公司的质量及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密切相关。如果上市公司质量低劣，信息披露虚假，就会丧失这一功能，导致股市堕落为。
2.晴雨表功能
资本市场不仅是一个资本和物的生产要素的配置场所，而且是一个国家乃至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信息的集散地，股票二级市场的价格与这些信息的质量正相关。因此，不仅股民而且一般民众，不仅企业家而且政治家，不仅国内各界而且国际各方，只要和所在国的利益相关，都会关注这个市场。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同样会最先从这一市场反映出来。因此，资本市场更是一个信息场。在市场经济崇尚资本至上的旗帜下，资本的选择是最敏感的。在市场经济推崇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准则下，这一信息的反映在理论上说也是最公平、最准确的。因此，资本市场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功能从表象上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进行交易、判断重要的参照系，而从实质上看则反映的是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稳定和发展。它是中国了解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国的最重要窗口。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如政策导市，机构操作，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大盘和个股会走出和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形势不相吻合的走势，但从长期看，在正常的形势下，股市是具有晴雨表功能的，股市价格与其价值在长期走势上应该是一致的。它与的靠赌运和赌技好坏决定输赢是完全不同的。
3.价值发现功能
首先，价值发现功能是指在资本市场上一只股票的现实和潜在的价值，而从社会的角度说，它所表现的是一家上市公司为社会和股东现实和未来的贡献度。这一功能和企业真实的信息反馈和评价密切相关。人们通过股市所反映出的综合信息进行判断和投资，指导着价格方向，进而引导资源的分配。
其次，这种价值发现使人们能够看到某一行业、某一企业的内在价值，使人们对未来做出理性判断。这种发现一定要符合一定客观规律，所以它能推出一个概念，并且引导市场，人们承认这个概念，用超过人们现实中比用简单的成本价值要高的潜力判断去看待它，人们在股市中趋利避害的本能以及这种发现和投资人的利益相关性，决定了这个发现的过程是理性的，它标志着一个社会的理性经济走向。
第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趋利避害的无形之手引导整个市场经济的规律向前发展，因此要普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一致的思想，市场经济承认以单一个体为本源的自然发展，倡导个体和总体利益的一致性，其奥妙在于私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只要具备社会要求的理性和道德，遵守法律，恪守诚信，社会的总体利益就会得到同步放大。
4.股市的增值功能
股市的增值功能主要体现在股票的增值功能上。股票有三种价格，即票面价格，账面价格和交易价格，在论证股票的增值功能时，票面价格无意义，交易价格不能自身证明，唯有论证账面价格最能说明问题。股票的账面价格又被人们称为股票的含金量，一个公司的总体含金量是通过其所有者权益（净资产）反映的，而净资产是由股本、公积金、未分利润组成的。股份公司的分配制度决定了其年度利润分配，必须要先完成盈余公积金的提取，而这一基金的提取又决定了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含量的提高，这决定了股票有内在增值功能。如果我们把公积金的提取当作股票增值功能的内生变量，那么上市公司通过增发和配股所导致的每股净资产的增值功能，则是外生变量。这两个变量从财务分析上能直观看到股票的本金是可以增长的事实，股票的账面价格可以从一元涨到五元，正是源于这一机理。而股票账面价格增长导致的本金的增长是其他金融资产如储蓄、债券所不具备的。而账面价格的增长则是直接导致股票交易价格上升的合理因素之一。
论证股票的增值功能是我们解开资本市场作为虚拟经济的表现形式是否应该成为我国下一步改革开放主战场的关键所在。唯有论证这一功能，资本市场才能实现上市公司赢、投资人赢、市场赢的三赢局面。反之，人们就会把资本市场与的“零和游戏”联系在一起，只是像一样财富在参与各方之间的简单重新分配，是股民之间左兜和右兜的财富搬家，而这一过程由于造假和不规范，又充满了尔虞我诈。
资本市场具备增值功能是和最重要的区别。只有论证这一功能的存在，投资人才会摒弃撞大运，学会判断和分析作理性的投资人。当然，创造三赢局面的基础是上市公司的业绩，在真实的基础上，企业的效益上升，直接带来股价的上升，才能带来资本市场的真实繁荣和投资人的获利，而上市公司也才能实现再融资和持续发展。
四、股市新文化的建立
（一）股市旧文化批判
在中国的传统上历来对股市就存有偏见，这种偏见加上我国90年代股市发展初期大量借鉴海外资本市场，特别是由于翻译文字的原因，主要是来自台湾的股市用语，而台湾的股市用语大都是从术语衍生来的。由于我们没有能够进行批判吸收和投资者教育的主渠道引导，及时纠正那些不健康的、有明显误导的股市语言，使其在二级市场股评家的口中大行其道，如庄家、筹码、发牌、跟庄、出局、庄家洗筹、与庄共舞等近20种语言，这些语言极不准确，如庄家一词，庄家(Banker)在里是指开局设赌者（通常只有才具备这一资格），与闲家(Player)对赌，而把这一术语引入股市中，只有在深沪交易所作为实体也下场参与股票买卖与投资人对博时才成立。而把它用在即使是在主观和客观上会操纵股价的机构投资人和大户身上也是极不准确的。在西方国家的资本市场中并无庄家一词，那些违规的机构和大户往往被称作违规操纵股价者，还有一类则是合规的维护一只股票流动性和股价稳定性的机构——做市商(MarketMaker)。而我们由于没弄明白庄家的含义，把机构和大户都当作庄，似乎是股股有庄，跟庄成风，无庄不成市。但事实上，只要中国的交易所不下场对博，我国资本市场和西方国家一样，根本就就有庄家，有的只是那些违规操纵股份的机构。
显然，股市旧文化是导致中国资本市场不能健康发展和中小投资人不能建立正确投资观的重要原因。我们必须彻底摒弃从台湾引进的股市旧文化理论，首先从净化股市语言入手。废止庄家之类的用语，而用机构违规者和价格操纵者取而代之，使资本市场和区分开，一扫投资人“跟庄”的风气。在中国证券市场开展股市新文化运动，把投资者教育扎扎实实的搞起来。
（二）股市文化与股权文化的关系
当前中国资本市场正在探讨股权文化，股权文化的核心是通过诚信文化培育有良好道德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的职业经理人队伍，来保护价小投资人的利益，形成良好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和组织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股权文化是股市文化的重要内容。开展股市新文化运动不仅要和投资者教育联系起来，也要和股权文化基本理论的探讨联系起来。当前由于上市公司造假现象严重，我们迫切需要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开展诚信运动，开展股权文化的目的是树立上市公司经营者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企业的利益最大化。
如果说股权文化是从公司的角度考虑文化和诚信问题，那么股市文化则是从资本市场的角度考虑文化和诚信问题；如果说股权文化是强调经理人的道德水平的提高，那么股市文化则涉及到监管部门、中介机构、上市公司、投资人等方方面面文化和道德素养的提高。
中国资本市场的当务之急是解决股市的新文化，解决了股市的新文化问题，股权文化的探讨就会迎刃而解。
（三）股市新文化的内涵
在中国资本市场开展股市新文化运动，形成中国的股市新文化。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1.思想建设——正确的投资现
开展投资人教育，建立股民的神圣使命感和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承认人们在追逐自身盈利动机的驱使下，作出市场短线品种的选择，而这一过程也正是增加社会共同财富，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过程。这是一个投资人从传统的劳动参与到个人物化劳动——所形成的资本参与的进程，充分调动投资人对国家建设事业的参与意识，使参与者的盈利动机与国家经济的发展有机统一，这是对传统上以牺牲奉献来促进国家利益发展的重要补充。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投资人应该引以为荣，并值得人们赞誉。应该从正面去倡导这种投资者的道德与使命，而那种认为投资股市发不义之财的偏见必须被摒弃。
2.文化建设——科学侑专业知识的投资理念
在正确投资观的指引下，必须普及股市运作的科学专业知识和法律意识，提高投资者的专业素质，形成科学的投资理念，具体包括：(1)作理智的投资人，正确认识资本市场的风险防范；(2)学会对上市公司质量判断的基本知识，科学选股，不盲目跟风，实现资本市场价值与价格一致，作理性投资人；(3)熟悉资本市场的法规政策，对各种证券欺诈、操纵市场等违规行为能够防范，增强自我保护；放弃“跟庄”心态，开展股市的新文化运动。社会要提高不诚信的成本，只有提高投资人本身的素质及理念。
通过投资人正确投资规和科学投资理念的建立，使之放弃撞大运和赌及跟庄共舞的心态，要从根本上学习财务知识，客观分析股票，这是我国资本市场真正走上成熟、健康之路的根本保证，也是当前证券监管部门开展投资者教育的重要工作内容。
这三座大山使今无中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发展举步维艰。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第二个十年，这一时期的根本任务不在于扩容，而在于调养生息，进行结构调整。具体说，就是要推倒压在中国股市上的三座大山。
本文是从资本市场基础理论研究出发，在建立股市新文化、树立正确投资观问题上，作一探讨。
二、股市基础理论探讨，刻不容缓
中国股市不平凡的十年是在巨大的理论争议和现实波动中发展起来的。从早期“股份制是私有化”的政治观点之争，到今天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否像“老鼠会和”的文化歧见，这种风风雨雨始终与中国资本市场的高速扩容相伴随。如果说，前者是主张和反对建立资本市场的两种力量之争，这已在“摸着石头过河”和不辩解、不争论的指导思想下，回避了意识形态方面很多矛盾和干扰，我们已建成了初具规模的资本市场。那么后者则主要是在主张培育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实践中，如何使中国的资本市场得以健康发展而产生的不同观点，尽管其都主张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但路径的不同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事实上，我国资本市场理论的研究始终落后于资本市场发展的实践，不仅对资本市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没有论证清楚并广为宣传，而且对资本市场的许多概念和技术层面的资本运作分析技术也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培训和普及环境。令人遗憾的是，我们采用了回避争议和矛盾的做法，这些资本市场的重大理论问题始终。没有突破，人们普遍还在资本市场就是，要么跟庄搞投机，要么随机撞大运的投资理念中徘徊。
概括起来，中国股市有三个没底：
1.上市公司造假没底
上市公司造假既有资本经济作为股权虚拟经济监管难度大的原因，也是我国特殊国情下的一股独大所致。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石，上市公司质量的真、假、优、劣是决定中国资本市场是投资场所还是的关键。正确投资观应是建立在投资人对上市公司的理性判断并作出相应用脚投票选择基础上，来促使上市公司以自身价值提高给投资人带来良好投资回报的投资机制。它是投资人对投资对象在“蛋糕做大”基础上来实现投资人投资收益的体现，而绝不仅仅是在二级市场上机构和中小投资人之间利益分配的“零和游戏”。但中国的上市公司到底还有多少个银广厦、吉林通海、蓝田股份，人们心里没底。
2.政策没底
我国资本市场政策市特征明显，这是新兴转轨市场的必然现象。因此，政策决定股市，是把政策作为一个长期的调控手段来炫耀，使中国的股市处于一涨就怕、一怕就打、一打就跌、一跌也怕、一怕又托、一托又涨的恶性循环。最终是政府调控股市，形成典型的政策市。而人们却看不见那只“看得见的手”，人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想干什么。
3.股市理论的探讨没底
中国股市到底是、老鼠会，人们置身其中是在撞大运、尔虞我诈的场所，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我国的经济中承担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这个市场的基本功能，这个市场培育的投资人在市场经济中究竟发挥着何种作用，都亟待理论的证明。而资本市场监管的各种政策的出台，也是建立在正确的股市理论的基础上。但目前我们的股市理论体系极不清晰和完善。
解决三个没底的核心是探讨并完善股市的基本理论。基础理论问题对上可以影响政策，影响决策者那只“手”；对下则可动摇资本市场投资人的信念和信心。因此，在这三个没底当中，对我国股市基本理论的探讨最为重要。
研究我国的股市基本理论，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是在社会主义资本经济条件下，股市的基本功能探讨，使人们对资本市场首先有一个认识上的突破。第二是股市新文化和股权新文化的建立。解决这两个问题，不仅能教育股民建立正确投资观，更重要的是让决策者和监管部门都能正确认识资本市场的本质和基本功能。在转轨特征明显的中国股市的监管上，有效地发挥那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三、股市基本功能探讨
我国股市的每一次波动，都跟股市的基本理论不清、扰乱人们的思想密切相关。十年来，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迅速，但资本市场理论的研究却严重落后于实践。股市大讨论虽然目前暂时处于平息状态，但是只要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理论问题，一旦市场发生波动，否定我国股市的声音，像论、老鼠会论就仍会冒出来。这些理论在特殊时期，都和资本市场发展和政策的制定密切相关，监管政策直接受资本市场理论的影响。继续采取回避态度，不论证清楚这些问题，势必对我国资本市场今后的发展产生不良的结果。
股市的基础理论研究应从股市的基本功能探讨入手，我认为有以下四个功能：
1.资源优化配置功能
股市的资源配置功能体现在两个环节上：其一，一级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就中国的实情说，股市资源的配置过程主要是在一级市场通过IPO方式完成的。股市筹集的资金进入到企业，上市公司之所以能筹资，能被市场认知，在于它能提供被投资者认知的产品和劳务，在于它能生产社会需要的紧俏、盈利的产品。其二，二级市场再融资的配置功能，主要是通过上市公司的增发和配股来实现的。上市公司的持续融资功能就是社会资源再配置功能的体现，当然，二级市场的再配置同样是向高质量的上市公司倾斜。上市公司的资本优化是社会资源配置优化的前提。
所以，股市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与上市公司的质量及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密切相关。如果上市公司质量低劣，信息披露虚假，就会丧失这一功能，导致股市堕落为。
2.晴雨表功能
资本市场不仅是一个资本和物的生产要素的配置场所，而且是一个国家乃至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信息的集散地，股票二级市场的价格与这些信息的质量正相关。因此，不仅股民而且一般民众，不仅企业家而且政治家，不仅国内各界而且国际各方，只要和所在国的利益相关，都会关注这个市场。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同样会最先从这一市场反映出来。因此，资本市场更是一个信息场。在市场经济崇尚资本至上的旗帜下，资本的选择是最敏感的。在市场经济推崇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准则下，这一信息的反映在理论上说也是最公平、最准确的。因此，资本市场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功能从表象上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进行交易、判断重要的参照系，而从实质上看则反映的是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稳定和发展。它是中国了解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国的最重要窗口。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如政策导市，机构操作，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大盘和个股会走出和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形势不相吻合的走势，但从长期看，在正常的形势下，股市是具有晴雨表功能的，股市价格与其价值在长期走势上应该是一致的。它与的靠赌运和赌技好坏决定输赢是完全不同的。
3.价值发现功能
首先，价值发现功能是指在资本市场上一只股票的现实和潜在的价值，而从社会的角度说，它所表现的是一家上市公司为社会和股东现实和未来的贡献度。这一功能和企业真实的信息反馈和评价密切相关。人们通过股市所反映出的综合信息进行判断和投资，指导着价格方向，进而引导资源的分配。
其次，这种价值发现使人们能够看到某一行业、某一企业的内在价值，使人们对未来做出理性判断。这种发现一定要符合一定客观规律，所以它能推出一个概念，并且引导市场，人们承认这个概念，用超过人们现实中比用简单的成本价值要高的潜力判断去看待它，人们在股市中趋利避害的本能以及这种发现和投资人的利益相关性，决定了这个发现的过程是理性的，它标志着一个社会的理性经济走向。
第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趋利避害的无形之手引导整个市场经济的规律向前发展，因此要普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一致的思想，市场经济承认以单一个体为本源的自然发展，倡导个体和总体利益的一致性，其奥妙在于私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只要具备社会要求的理性和道德，遵守法律，恪守诚信，社会的总体利益就会得到同步放大。
4.股市的增值功能
股市的增值功能主要体现在股票的增值功能上。股票有三种价格，即票面价格，账面价格和交易价格，在论证股票的增值功能时，票面价格无意义，交易价格不能自身证明，唯有论证账面价格最能说明问题。股票的账面价格又被人们称为股票的含金量，一个公司的总体含金量是通过其所有者权益（净资产）反映的，而净资产是由股本、公积金、未分利润组成的。股份公司的分配制度决定了其年度利润分配，必须要先完成盈余公积金的提取，而这一基金的提取又决定了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含量的提高，这决定了股票有内在增值功能。如果我们把公积金的提取当作股票增值功能的内生变量，那么上市公司通过增发和配股所导致的每股净资产的增值功能，则是外生变量。这两个变量从财务分析上能直观看到股票的本金是可以增长的事实，股票的账面价格可以从一元涨到五元，正是源于这一机理。而股票账面价格增长导致的本金的增长是其他金融资产如储蓄、债券所不具备的。而账面价格的增长则是直接导致股票交易价格上升的合理因素之一。
论证股票的增值功能是我们解开资本市场作为虚拟经济的表现形式是否应该成为我国下一步改革开放主战场的关键所在。唯有论证这一功能，资本市场才能实现上市公司赢、投资人赢、市场赢的三赢局面。反之，人们就会把资本市场与的“零和游戏”联系在一起，只是像一样财富在参与各方之间的简单重新分配，是股民之间左兜和右兜的财富搬家，而这一过程由于造假和不规范，又充满了尔虞我诈。
资本市场具备增值功能是和最重要的区别。只有论证这一功能的存在，投资人才会摒弃撞大运，学会判断和分析作理性的投资人。当然，创造三赢局面的基础是上市公司的业绩，在真实的基础上，企业的效益上升，直接带来股价的上升，才能带来资本市场的真实繁荣和投资人的获利，而上市公司也才能实现再融资和持续发展。
四、股市新文化的建立
（一）股市旧文化批判
在中国的传统上历来对股市就存有偏见，这种偏见加上我国90年代股市发展初期大量借鉴海外资本市场，特别是由于翻译文字的原因，主要是来自台湾的股市用语，而台湾的股市用语大都是从术语衍生来的。由于我们没有能够进行批判吸收和投资者教育的主渠道引导，及时纠正那些不健康的、有明显误导的股市语言，使其在二级市场股评家的口中大行其道，如庄家、筹码、发牌、跟庄、出局、庄家洗筹、与庄共舞等近20种语言，这些语言极不准确，如庄家一词，庄家(Banker)在里是指开局设赌者（通常只有才具备这一资格），与闲家(Player)对赌，而把这一术语引入股市中，只有在深沪交易所作为实体也下场参与股票买卖与投资人对博时才成立。而把它用在即使是在主观和客观上会操纵股价的机构投资人和大户身上也是极不准确的。在西方国家的资本市场中并无庄家一词，那些违规的机构和大户往往被称作违规操纵股价者，还有一类则是合规的维护一只股票流动性和股价稳定性的机构——做市商(MarketMaker)。而我们由于没弄明白庄家的含义，把机构和大户都当作庄，似乎是股股有庄，跟庄成风，无庄不成市。但事实上，只要中国的交易所不下场对博，我国资本市场和西方国家一样，根本就就有庄家，有的只是那些违规操纵股份的机构。
显然，股市旧文化是导致中国资本市场不能健康发展和中小投资人不能建立正确投资观的重要原因。我们必须彻底摒弃从台湾引进的股市旧文化理论，首先从净化股市语言入手。废止庄家之类的用语，而用机构违规者和价格操纵者取而代之，使资本市场和区分开，一扫投资人“跟庄”的风气。在中国证券市场开展股市新文化运动，把投资者教育扎扎实实的搞起来。
（二）股市文化与股权文化的关系
当前中国资本市场正在探讨股权文化，股权文化的核心是通过诚信文化培育有良好道德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的职业经理人队伍，来保护价小投资人的利益，形成良好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和组织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股权文化是股市文化的重要内容。开展股市新文化运动不仅要和投资者教育联系起来，也要和股权文化基本理论的探讨联系起来。当前由于上市公司造假现象严重，我们迫切需要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开展诚信运动，开展股权文化的目的是树立上市公司经营者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企业的利益最大化。
如果说股权文化是从公司的角度考虑文化和诚信问题，那么股市文化则是从资本市场的角度考虑文化和诚信问题；如果说股权文化是强调经理人的道德水平的提高，那么股市文化则涉及到监管部门、中介机构、上市公司、投资人等方方面面文化和道德素养的提高。
中国资本市场的当务之急是解决股市的新文化，解决了股市的新文化问题，股权文化的探讨就会迎刃而解。
（三）股市新文化的内涵
在中国资本市场开展股市新文化运动，形成中国的股市新文化。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1.思想建设——正确的投资现
开展投资人教育，建立股民的神圣使命感和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承认人们在追逐自身盈利动机的驱使下，作出市场短线品种的选择，而这一过程也正是增加社会共同财富，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过程。这是一个投资人从传统的劳动参与到个人物化劳动——所形成的资本参与的进程，充分调动投资人对国家建设事业的参与意识，使参与者的盈利动机与国家经济的发展有机统一，这是对传统上以牺牲奉献来促进国家利益发展的重要补充。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投资人应该引以为荣，并值得人们赞誉。应该从正面去倡导这种投资者的道德与使命，而那种认为投资股市发不义之财的偏见必须被摒弃。
2.文化建设——科学侑专业知识的投资理念
在正确投资观的指引下，必须普及股市运作的科学专业知识和法律意识，提高投资者的专业素质，形成科学的投资理念，具体包括：(1)作理智的投资人，正确认识资本市场的风险防范；(2)学会对上市公司质量判断的基本知识，科学选股，不盲目跟风，实现资本市场价值与价格一致，作理性投资人；(3)熟悉资本市场的法规政策，对各种证券欺诈、操纵市场等违规行为能够防范，增强自我保护；放弃“跟庄”心态，开展股市的新文化运动。社会要提高不诚信的成本，只有提高投资人本身的素质及理念。
通过投资人正确投资规和科学投资理念的建立，使之放弃撞大运和赌及跟庄共舞的心态，要从根本上学习财务知识，客观分析股票，这是我国资本市场真正走上成熟、健康之路的根本保证，也是当前证券监管部门开展投资者教育的重要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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