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中共中央颁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推动了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论研究,提升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水平,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尚未内化为全体公民的价值观念,生命尊严、社会责任、正义、慈善等道德原则尚未得到普遍践履,社会整体道德风尚亦未根本性改观。这种现状与公民道德之文化资源的梳理,公民道德规范的可操作性,公民道德建设的担当力...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使公民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宏扬儒家仁爱思想的精华，有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公民道德。
自2001年中共中央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来，虽然我们在《纲要》的宣传方面不遗余力，每年的9月20日还被规定为“公民道德建设宣传日”，但毋庸讳言，效果却难如人意，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也未发生所期望的根本改观。
公民道德不是无根的，与其他道德类型一样，它必须被某些实际的力量所担当。所谓道德担当，“就是指对于社会道德价值、原则、规范的提供或制定，社会道德内容之合法性的论证，社会道德的教化和推行，社会道德之环境的营建等这些作业内容的承担、担负或担当。社会道德担当问题要追问的是，谁、以及如何在对社会道德进行这些作业，从而使某一社会...
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意识形态“幽灵”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了冲击和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对主流意识形态缺乏认同、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及功能“弱化”乃至失效的危机。意识形态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和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任务。
附条件逮捕是逮捕工作机制的创新。我国立法关于逮捕的规定粗糙,附条件逮捕缺乏统一的范围标准,不利于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完善我国附条件逮捕制度,其适用范围现阶段宜小,要确立附条件逮捕后检警工作衔接机制,完善附条件逮捕被捕人的权利保障,确认附条件逮捕中错捕的法律后果。
听证制度给全社会尤其是相关利益团体一个正式的表达机会,在其它行政行为中的运用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我国公众缺乏对反垄断行为的实质性参与权。反垄断法中引入听证制度,使行为当事方、具有充分竞争利益关系的第三人、企业主管机关、职工、供应商、消费者以及消费者协会等享有参加听证的权力,听证既可自下而上申请,也可由反...
村民自治是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具体体现,其运行机制存在乡镇政府越位侵权、＂两委＂职责不清、村民民主意识淡薄等问题。完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要重组乡村关系,规范乡镇政府行为,理顺“两委”、村委会与村民的关系,提高村民民主参与度,适度发展集体经济,为村民自治有序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我国老龄人口数量多,老龄化速度快,地区间不平衡,“未富先老”,城乡老龄化倒置。和谐社会养老体系的构建,要建立和完善适应老龄化社会需要的多元化、多层次的保障体系,使老有所养;通过立法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使老有所保;积极组织广大老年人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使老有所乐,大力倡导老年人参与社会,使“老有所为”。
教育对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政府财力反哺有限,教育是具有很高投资收益率的准公共品,发达国家工业反哺农业最先关注农村人力资本的增长。我国必须将教育反哺作为工业反哺农业的着力点,扭转农村教育的“离农”倾向,弥补涉农教育立法和政策缺失,完善涉农教育体系,推进工业对农业的教育反哺。
茶叶是安徽具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近年出口的数量和金额下降,主要受绿色壁垒、国际竞争与生产、经营方式落后等因素制约。安徽茶叶出口,政府部门要积极引导,使茶业向产业化发展;充分发挥茶业协会的双向服务作用;实施品牌战略,搞好市场营销,提高名优茶市场竞争力;提高茶叶品质,积极应对绿色壁垒;以文养商,以文促商。
抗战前十年,安徽各级政权与国民党党部较早地形成了完备的体系,但各级地方政权和国民党各级党部中始终存在着复杂的派系斗争,同时也夹杂着中央与地方的争斗和各级政府、党部之间的尖锐矛盾。这既与训政时期国民党地方党政体制有关,也与安徽的政治区位有关。
苏共二十大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其主旨是为了澄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混乱思想,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回击帝国主义掀起的反苏反共浪潮。但由于中苏两党对于斯大林的评价、对于个人崇拜和十月革命道路等问题的不同认...
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公地”思想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政党体制对于选举的影响比宪法大,法律因其重要而滞后,人性的共性导致了政治相似;政治与行政交叉,“公地”分配要协调和统一,通过政党的进退实现政治对行政的控制;行政功能划分为执行、司法、准司法、统计和科学功能,政治对于行政的控制局限于执行机构,其他专业部门要保持...
广州起义前,陈独秀致信中共中央常委,对广州起义表示支持拥护,还对广州起义提出了五条具有合理性、警示性建议。实事证明,陈独秀对广州起义提出的建议是十分正确的,预测也十分准确,表现了陈独秀对时局敏锐的洞察力。
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心路历程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呈现不同阶段的特点。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主要内容表现在：马克思主义要不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以及如何中国化等方面。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廷焯词学思想前后不同,前期继承浙西词派,后期转承常州词派,促成转变的关键人物是庄棫。而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之间实在有着前后一致的地方,他们在联系社会现实、提倡雅正、推尊词体与主张兴寄四个方面是一致的,这是古代儒家思想的基本方面。陈廷焯作为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意识的士大夫,认同并实行这些主张,这就是他能够毫无阻滞地由浙转常的内在...
王维诗《鸟鸣涧》中的“桂花”究竟为何物,历来说法不一。许多研究者认为,此乃虚写之物,而有的却将其解释为＂月华＂,更有甚者认为“桂”乃“林”字之误,“桂花”应为“林花”。从相关史料和王维诗歌创作的风格来看,此处的“桂花”应指现实中的“春桂”。
明中后期,货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民社会的繁荣,时代文艺中出现了深蕴市民意识的新成分。这一新成分以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个体欲望形成不可阻挡的诱惑,然而传统文化作为文人千年来所信奉的精神支柱和基础所唤起的社会责任感仍然具有存在的价值,两者的冲突深刻地影响了《水浒传》的整体风貌,导致英雄末路的时代结局。
施蜇存成功地推进了心理现代小说的本土化,他的心理小说在对人的复杂心理进行剖析的同时,充溢着古典的情怀,回荡着东方的文化神韵,体现了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文化的交融。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滋养,江南人文环境的濡染,形成了施蜇存独特的文化心理积淀。这也是他能将西方心理现代主义本土化的重要原因。
戈尔丁的小说,如《继承人》、《平切尔.马丁》、《自由落下》、《尖塔》、《看得见的黑暗》等,巧妙地使用象征、隐喻和意象,构成了其独特的叙事模式。这种模式本身富有意义,不仅强化了小说的主题,也增加了其复杂性。
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根源在于传统美学的主体性原则,在于以绝对理念的自我运动来演绎和规范艺术。海德格尔在批判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基础上,把艺术看作对存在者的真理的揭示,从而为艺术的再生树立了新的路标。
通过参考Takahashi有关多元wh问句的研究,摒弃“最小连接条件”对“优势现象”的解读;基于多元wh短语功能意义之上的“优势效应”能从“语段无渗透条件”的运算中演绎出来。
话语误解现象广泛地存在于言语交际中。言语交际涉及说话人话语生成与听话人认知推理。作为话语信息组构起点和认知推理前提的语用预设对话语交际的成败具有重大影响。说话人语用预设量的偏差和说话人预设的语用含糊,均会影响说话人话语的明示性和突显度,制约听话人的正确推理,是造成话语误解的重要因由。
《说文》段注“引申之为凡某之称”例共369字,占引申例字的34%,多数引例都暗合了词义引申的一般规律;由于段氏对引申与假借的区别不严、字词关系认识不够,加之刻意维持许说,少数例证解释有误,具体可归纳为四类。
在京剧里我们能听到别具风味的安庆怀岳方言。作为一种独特的戏剧语言现象,它既有历史的原因,又体现了戏剧语言内在的规律性。当然这种独特的语言现象似乎正在逐渐消失。
建国以来,尤其是1978年以后,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取得极大成就,各个方面的历史空白不断被研究者填补。但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单一,研究不全面,不深入。在构建中国新闻史史学理论体系基础上更为深入和广泛的开展个案研究是新闻史研究突破的关键。
印度杰出政治家甘地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甘地倡导新闻自由,维护报刊的政治独立,反对政府的新闻控制。他彻底排斥商业广告,以维护报刊的经济独立,并主张报刊自律。甘地认为新闻写作要客观、通俗,报刊要依靠读者并为读者服务。甘地新闻思想的渊源是其宗教思想和政治思想。
巴赫金在研究狂欢文化时提出了“两种生活,两种世界感受”的重要思想,奠定了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哲学基础,同时也为解读网络生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网络生存具有狂欢特质,网络狂欢是人们对自由、平等、解束、少限、交替、变革、创新等狂欢精神的一种追求,这种追求有其积极的意义指向,它有助于人们的思想交流与对话、情感释放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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