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近年来，我国网民规模发展迅速，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3.0%。这表明，互联网在我国有着广泛的受众，而与此同时，作为互联网精神领域的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工作也相应出现了潜在的一些风险并引起了大家的相关重视。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1]做好互联网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关乎整体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所在，故本文从新时代网络视角出发，探讨主流意识形态的风险防控问题。

2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概述

自古以来，对意识形态的争论从未停歇。意识形态，英文名ideology，源于哲学术语，代指一切观念的集合，它是一个人对周围事物的看法、观点、思想等的总体表述，受到阶级、社会环境、文化、整体价值取向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实际翻译中也有学者音译为“意底牢结”，强调意识形态对人看待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深刻影响。从以特拉西为代表的早期意识形态观念科学化到拿破仑时期及之后意识形态政治化，以人的思想为基础的意识形态领域争夺从未停止。当下，在论及意识形态时，人们习惯于将其表述为一种抽象化、高度概括化的概念，仿佛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存在一定的实践隔阂。其实不然，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抽象的表达形式固然需要语言、思维等主观建构，但实践的途径以及理论的实践抽样却需要活生生的现实案例来进行具体化。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给人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虚拟世界，带来了科技的一次次腾飞，打破了地理位置差异所带来的各国沟通的不便，而意识形态并未受此影响，反而以互联网为平台进行新场域的斗争[2]。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其天然的与统治阶级的思想存在广泛契合度，是统治阶级这个群体诞生后所持有的立场、观点、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凝练。所以，可以说网络主流意识形态需要做的是激发广大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将已经内嵌于人们意识之中的这种价值判断对应上国家所需要的主流意识形态，抽象与具体的联结也会让群众在现实生活中更好运用这杆标尺规范自己社会行为，使主流意识形态不再是人们束之高阁的理论词汇，而是需要在社会中践行的处于内心的崭亮明灯。

3新时代网络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主要风险

3.1作品定位偏差

当前，互联网端的意识形态高地已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关注，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灌输方式无形渗透于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推送。以生产者态度自居的主体传播往往未能以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想要表达的思想，相关劳动产品也未能突破原有价值引领的固有方式，使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结果与目的出现一定程度的脱离。通过受众对各种媒介下作品的反馈，主流意识形态工作应该明白当下意识形态工作应是一种润物无声以及服务文化消费群体的方式，在主流价值取向的内核中赋予时代性形式，从思想端打通作品定位上存在的偏差，重新定位价值传递方式、重新定位传播主体角色、重新定位文化受众的地位。

3.2饭圈文化失范

近年来，随着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与互联网虚拟技术的进步，在以共同兴趣爱好为纽带的圈层化现象基础上，青年群体开始借助互联网构建出属于自己的饭圈文化。饭圈一词来源英文“粉丝”，泛指对相关明星喜爱的一类群体，他们通过打榜、造话题、分享明星生活等途径将各种圈层内的粉丝联结在一起。在国内这种追星行为早已有之，但当下的饭圈中出现“撕黑无休、氪金无度、举报无边”的情况[3]，倘若让这种亚文化群体随意发展，很有可能出现失控并脱离主流意识形态的情况。相关主流媒体意识到这类问题的发生并予以警示，但在具体处理这类问题时，相关治理主体却缺乏应对这类现象的专业素养，如何解决使两类主体有效应对这种挑战并实现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有效融合，对防范化解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潜在的一些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3信息多元迷雾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近年来影响力巨大的热点事件传播都能在网络中发现踪迹，是主流媒介传播的渠道也是广大群众了解热点的重要途径。而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是具体的显性表现，更多的是以一种抽象的形式内涵于这些事件之中，从中可以看到网民的主流意识形态状况。这种技术的发展创新了主流媒体传播的方式，可以更便捷高效的传递想要表达的信息，但不可否认这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以网络为载体的各种短视频、文章评述当下影响广泛，自媒体背景下打破了对热点事件由官方单向灌输的局面，以个人为中心以及多方交互解构了传播的传统模式，多维视角下的解析反而有时会给网民没有中心的错觉。尤其是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很多时候立场观点不同，结论也会因其而变，但传播者往往会巧妙混淆立场定位，冲淡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这在互联网产生之前以及初期并没有出现，能否应对多维言论的冲击，对主流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4算法茧房桎梏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推荐算法开始在虚拟世界得到广泛运用。推荐算法是利用计算机和数学算法来进行个性化推荐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依据获得的内容信息进行精准预判，改变了过去参考用户评价意见的方式，以消费指向需求，减少了人为因素导致的预判不精准的问题。在引入实际生活过程中推荐算法得到实践的支持，亚马逊公司在对其用户的浏览购买行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在其网站进行算法推荐，使网站销售额提升了35%，随后推荐算法在互联网领域有了更长足的发展。应该看到，算法推荐在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算法无处不在，滥用问题不止，给隐私泄露、网络诈骗、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等构成严峻挑战[4]。对用户而言，算法推荐的清晰感知就是信息、视频推送的精准化以及由此带来信息茧房，大量重复的信息推荐会自然强化人们的关注点以及价值选择，这种方式表面看来算法推荐只是承担信息数据的收集、整理以及反馈工作，但从深层次上说其实算法也决定了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信息，这样发展的最终结果是网民沦为算法的工具，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完全是算法后的操纵者所希望我们产生的，使人丧失开阔的视野和批判性思考能力。当然，算法推荐本身并不应该背负网络主流意识形态风险的骂名，它只是起到一个强化的作用。大量意识形态灌输具有隐蔽性、间接性的特点，往往有着大量的形式外衣进行粉饰，例如为宣扬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鼓励利益至上的相关推送，以算法推荐进行反复强化，让网民自然而然向往、模仿、追求这种理念，一旦根深蒂固，这种成熟的价值观念将伴随个人一生，主流意识形态再多的干预只能改其语而未改其心。此外，在敌对势力的渗透下，借助技术的领先优势和算法推荐的特点，对一些事实进行有意或者无意的改动、故意歪曲历史事实、夸大国家的负面事例、宣扬自身意识形态等，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极大的冲击，很多辨别能力不强、意志尚不坚定的人群受到猎奇心态、标新立异思想的影响，未加调查核实便信以为真、大肆宣传，在网络上逐渐形成态度相同的圈层化现象，这种无形的意识形态渗透是近年来国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惯用的一种方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的一定“失位”问题，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4新时代网络主流意识形态风险的防范措施

面对当前网络环境面临的种种风险挑战，再将网络风险视为技术问题并与意识形态割裂已不适应当下的要求，如何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在虚拟空间占据意识形态高地，是当下学者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4.1转变网络定位

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在对受众进行价值传导的过程中要在保持自身地位的基础上积极转变自身角色，凭借其权威性实力和主导性印象，主流意识形态为了达成目的可以通过强制干预的方式对其他意识形态进行规范化治理，但多年来的经验表明一刀切式的治理方式并非最佳之策，对非涉及根本价值取向的事件，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对公众引导价值判断比简单的删除、封锁等更有利于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这就要求新时代下的主流意识形态采取更易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以结果为导向的方式启发我们通过短视频、漫画、直播等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变主导型媒介为服务型媒介，及时转变其在网络环境中的传统位置。此外，互联网的纷繁复杂使监管层难以面面俱到的使人们不受到任何违背主流价值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以全民素质教育和党史党性教育为依托，以发生在身边的热点事件为考验，让主流意识形态变说教式为启发式，增强受众的认同感，使主流意识形态不怒自威，使民众真听真信。

4.2主体意识培育

网络层面的意识形态治理同样需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多方协调，而意识形态工作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部分，说道底是做“人”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要在统筹好大局的基础上，重点发挥好直接接触者的作用。一方面，要对受意识形态教育的主体进行能力素养的提升，这些人群是网络信息的直接感知人群，对他们可采取显性主流文化熏陶和隐性无意识认同教育，在实践中了解时代热点和网民话语风格，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流价值话语体系，增强网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使面对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的观念时能坚守政治定力并自觉团结起来构筑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防线。另一方面，要增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主体的专业素养。这类治理主体就是在互联网中承担科学管理网络信息、正确引导网络舆论、全面服务用户需要角色的网络个体抑或群体活动者。近年来，“流量至上”观念下出现了专门的评论“水军”来进行造势宣传，同样，一些网络治理主体也可适度打造“网络红军”，以本部门内部人员兼职的形式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推广，形成群体的示范效应。在做好宣传工作的同时更应增强风险预警及防范的能力，及时识别可疑价值观念的输入，重大舆情的疏导，熟练掌握网络专业技术的同时也要紧跟时代热点，便于遇到问题能快速接触到核心问题，不做网络问题的“门外汉”而做“领头羊”。

4.3依托群体效应

诺依曼1974年在《传播学刊》上正式提出沉默的螺旋理论，该理论基于大多数个人会力图避免由于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而产生的孤立的这样的一种假设，在实践中有着广泛的适用群体。沉默的螺旋效应并不是互联网时代的特定产物，在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形式产生之后，这种理论就自己开始发挥作用，但网络却是将这种螺旋效应进行了数倍的放大，匿名性、互通性、去中心化等特征使一些“意见领袖”、“重要他人”、持有符合大多数人利益及价值判断的人的观点走向话题的中心，经过群体的放大，对话题的整体走向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定，各种与此类话题不同的声音可以存在，但往往泯没于群体之中或者受到一些激进人员的质疑。慢慢地会形成一种雄辩大于事实、情感主导理性、质疑多于共识等后真相秩序逻辑，以网络作为日常生活主体的青少年是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教育的主要人群，长期使这种潜在风险存留会淡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使其逐渐边缘化，成为这类人群眼中可有可无的一种观念形式[5]。当然，这种特点天然的具有双刃剑的表征，这种依赖群体的心理驱使一旦被正确加以运用，会使主流意识形态在短时间内实现建构和凝固的作用，对非主流意识形态具有较强的应对和抵御能力。通过培植属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些具有强烈影响力的人物，例如知名学者教授、明星、网络红人等“意见领袖”来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宣传，这种间接过渡的方式能使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更自然和便于受众接受，这就实现了群体效应由负转正的良性转化。在网络主流意识形态风险挑战加深的现状下，传播人员有效利用这种特点的优势，去芜存菁，会有利于风清气正的互联网生态的形成，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工作题中应有之义。

4.4技术攻坚突破

意识形态领域问题虽然属于精神范畴，但不可否认，这种精神世界的改造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的支撑，“坚持科技创新，首先要充分认识科技创新的重大意义。纵观国际大势，大国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生产力之争，其核心是科技创新能力之争。”近年来，一些国家之所以能利用网络将一些歪曲、非主流的意识形态传递到中国网民脑中，这与技术上的领先地位是分不开的。本国的数据保护失位、问题信息的传播难以察觉，这使得我们在网络中天然处于劣势地位，想要做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又谈何容易。因此，一方面应抓紧突破一系列涉及网络的卡脖子难题，注重人工智能、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走在世界的前列，从底层解决意识形态所面临的难题[6]。另一方面，可通过事前控制对风险进行处置。在事前阶段，优先抢占意识形态的高地，把握话语权。我国意识形态的高地，主流意识形态不去占领就会让其他意识形态甚至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所占领，所以作为主流媒体一定要先发制人，利用好在网络环境中官方权威信服度的优势，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将意识形态夹杂在每日的推送、热点事件的评论、重大事件的宣传中，让广大网民习以为常，在日常网络浏览中增强意识形态的敏感度和辨识力。相关从事主流意识形态工作的人也要及时关注网民大众时时刻刻的思想动态，通过一个个事件的评论、关注点、关注度，发现话语背后人们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提到：“真正的历史大动荡，并不是那些以其宏大而暴烈的场面让我们吃惊的事情。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唯一重要的变化，是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令人难忘的历史实践，不过是人类思想不露痕迹的变化所造成的可见后果而已。”纵观历史上每一次关乎意识形态领域爆发的危机，都能在事前无数领域看到问题的影子，正所谓“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而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潜在风险也必定会依托网络空间这个载体，在增强网民意识形态定力的前提下，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部门的预警发现能力，对做好主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5结束语

本文研究了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在新时代背景下面临的一些新的风险和挑战，从思想政治教育学和传播学的相关角度提出了应对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冲击下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防范对策。而想要进一步增强和维持主流意识形态在新时代互联网领域的主导地位，在实践中需要多方部门的协商和配合，在理论上则还需要学术界持续根据各种意识形态的最新态势进行理论创新和指导。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2]姚元军，朱赞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防范与治理[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22（03）：92-99.

[3]席志武，李华英.“饭圈文化”对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潜在风险及治理对策[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50（02）：78-85.

[4]彭均.祛魅与超越：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及其防范[J].理论导刊，2022（01）：66-72+92.

[5]易鹏，宁友金.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认同研究[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24）：132-134.

[6]向晓梅，万陆，曹佳斌.科技革命的治理逻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路径[J].南方经济，2021（09）：1-10.

作者:赵国霖 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