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政治课堂的灵活性就像演奏一首动感而富有韵律的音乐一样，起、承、转、合，要把握有度、随机应变，必要时不惜突破预设，及时利用课堂生成的契机，取得异军突起的教学效果。请看下面这个课例(某校11月10日的一节政治课):教师刚跨进安静的教室，一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出现了:不知哪位学生在黑板上写下了“恒大夺冠啦”五个大字。
教师毫不犹豫地提起粉笔在这五个字后面添上一个大大的“爽”字，教室里立刻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有的学生挥舞着国旗，有的学生哼着国歌……大家激动的欢笑已经为这堂课渲染了热烈的气氛。
这一情况完全打破了教师的教学预设。他合上教材和备课本，微笑着说:谁有新买的报纸，请读一读恒大夺冠的新闻吧!于是一个学生自告奋勇读起来:北京时间11月9日，在亚冠决赛的次回合比赛中，广州恒大坐镇天河体育场1∶1战平韩国球队首尔FC。凭借客场进球优势，恒大最终力压对手捧杯，这也是中国球队第一次问鼎亚冠冠军。恒大夺冠是一座丰碑的开始。天河以精彩纷呈的竞技，海纳百川的胸怀，定格在中国足球史上。
接着，教师引导学生对“恒大夺冠对中国足球发展有什么启示”展开了讨论。这次讨论很自然地形成了以资深球迷为骨干，其他球迷随时插入、众口纷纭的局面。临下课时，教师说，我来把大家的意见总结一下吧:恒大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中取得了飞跃的进步，证明了他们的市场化经营、职业化管理道路是成功的。中国足球走上职业化发展道路以来，遭遇的假球黑哨、国家队成绩低迷、俱乐部经营不善等难题，并不能说明职业化、市场化失灵，恰恰是改革还不充分造成的。因此，同我们开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中遇到的其他难题一样，对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必须用深化改革的办法来解决。轻松的话题，激烈的讨论，在分享中国足球跨越进步的喜悦的同时，师生的思想和认识也在不断地升华。
二、时事政治课也要抓住时机，进行思想认识的系统整合
时事政治课的教学，不光是让学生去认识现象，更要注意从理论高度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最困难也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还是以“中国足球现状与发展”话题为例:这一次，教师采用的教学策略有所不同，他提出了一个探究性的问题，要学生充分查阅各种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从中提炼自己的意见，书面回答。问题:请就中国足球发展中自己感兴趣的问题(问题不论大小，只要和足球有关都可以)，给中国足球协会写一封信，提出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时事政治；初中政治；兴趣；时效性
[中图分类号]G63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7）04007401
在初中政治课堂中，教师往往不会局限于教材中的内容，会融入当前的热点新闻作为政治教学的重要素材，或者组织学生对时事政治热点进行讨论、分析或竞赛。时事政治在初中政治教学中具有以下重要作用。
一、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新课程标准下，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成了教师需要关注的焦点，也成了学生提升学习成绩的重要因素。建构主义理论提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是十分重要的，要凸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就需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初中政治是一门相对枯燥的课程，而在初中政治课堂中渗透时事政治，能够一改政治课堂死板枯燥的情况，让学生能够在时事政治内容的刺激下，转变传统政治课堂枯燥死板的教学氛围，激发学生潜在的学习兴趣。例如，教师可以在政治课堂中设置新闻讨论环节。新闻讨论环节是让学生对有兴趣的新闻进行事件背景、事件缘由、事件解决策略等方面的讨论。教师组织开展的新闻讨论环节可以分为三个步骤：学生阅读新闻、联系教材讨论新闻、教师最终点评。教师在组织新闻讨论的过程中要注意选择紧扣教材内容、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时政新闻。在讨论过程中要及时开展指导工作，对学生提出的论点进行鼓励与引导。例如，在教学“计划生育与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时，教师可以联系2015年10月政府提出要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的政策来进行讨论分析。在对这一新闻的讨论中，教师可以紧扣教材，指导学生从是什么、为什么、要怎样的角度进行分析，联系教材中的计划生育政策等内容进行讨论分析。这种在初中政治课堂中渗入时事政治的新闻讨论环节，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一改以往沉闷的政治课堂氛围，学生能够时刻跟随教师的脚步来进行新闻讨论分析。可以看出，时事政治在初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更加主动、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课堂中。
二、可以丰富政治教学内容
在传统初中政治课堂中，学生往往只是针对教材进行固定模式的学习，虽然教材中涵盖的知识十分全面、系统，但是在变化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中，固定的政治知识内容难以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因此往往导致初中政治教学出现严重的滞后性。并且，传统初中政治教材中的知识点陈述枯燥，理论过多，缺乏相关的事例加以支撑，从而导致学生对初中政治教学失去兴趣。而在初中政治课堂中融入时事政治，则可以大大丰富教学内容，让教师能蛟诮滩慕萄е余开展时事政治教育。例如，教师可组织学生在课堂上开展时事政治竞赛活动，结合教材针对故宫博物院迎来成立90周年院庆、“一带一路”经济路线问题等进行竞赛，让学生在上课前进行相关资料的详细搜集，在课堂上以竞赛的方式进行讨论，然后安排小组代表发言，让学生能够充分发表自身的见解。
三、让政治课堂具有时效性
初中阶段教育对学生的培养不单单是要让学生掌握教材中的知识，更加需要学生能够掌握更多的课外知识。特别是对于初中政治课程来说，其中的知识点与社会发展、时代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融入时事政治内容，让政治课堂具有时效性。将时事政治运用到课堂上可以组织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思考、分析，让政治课堂不仅局限于教材。同时，教师还可以利用时事政治的时效性与生活性，让学生密切关注自己身边发生的各种事件。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政治课堂的前五分钟，组织学生轮流朗读《时事报告》等杂志上的新闻，在给学生一定讨论时间后选择一至两名学生来回答问题，然后进行点评。这种方式不单单可以让初中政治课堂更加具有时效性，同时还能够激发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在初中政治教学中融入时事政治是十分重要的，教师灵活、科学地使用时事政治材料可以弥补教材的固定性、滞后性，有利于教师组织学生结合教材对时事政治事件开展分析，进而提高学生利用政治知识点解决问题的能力。总的来说，初中政治教师要充分认识到时事政治的重要性，并努力提高自身应用时事政治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金文平，张淑华.时事政治在初中政治课堂教学中的应用[J].中学课程辅导（教师教育）， 2016（14）.
关键词：大众传媒 公共领域 政治文明 三鹿奶粉事件
政治文明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一施政纲领的提出确立了政治文明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政治，是以人民、权力制约、人权保障、宪法至上为基本内容和特征的文明体现，民主政治的核心就是政治参与，缺乏政治参与，民主便无法体现人民、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也不可能建构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公民政治参与，最大的政治功能和价值在于通过影响政府的行政和决策，使国家政治体系的运作避免或减少对“公意”的可能的偏离，实现国家各种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公民政治参与的前提是政治信息的沟通和知晓，大众传媒(包括报纸、期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是社会的信息传播系统与舆论引导机构，在大众传播信息中有许多政治新闻信息，这对于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可以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2008年我国社会生活中发生了诸多公共事件。大众传媒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政治文明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以2008年9月发生在我国公共生活中的三鹿奶粉事件为例，分析大众传媒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可以发挥的作用。
三鹿奶粉事件中大众传媒的作为
三鹿奶粉事件是2008年发生在我国公众生活中的重要事件，这一事件被新华社和时代周刊评为2008年国内及国际十大新闻事件之一。其重要影响不言而喻。这是一起公共安全事件，2008年6月至9月中旬，在我国许多省出现了婴幼儿因为长期食用三鹿奶粉而导致的肾结石病症。9月17日，据国家卫生部统计的数字。肾结石患儿达到6244例，其中158例重症，3例死亡。从9月11日开始我国各级媒体对此事件做了全方位的报道，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我国政府开展了事故原因调查和食品卫生全国性检查。经调查，儿童患病的直接原因是奶粉中含有的三聚氰胺物质，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工原料，由于其中含有大量氮元素，常被不法商贩冒充成高蛋白物质加入。以提高检测时食品中蛋白质检测数值，还能大幅度降低成本。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这些行动包括：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1级响应、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全面开展奶粉市场治理整顿，废止食品质量免检制度、追究相关企业及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等(省略，2008-09-19，大洋综合)。在这起举国震惊的食品安全重大事件中，大众传媒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其实，早在2007年年底，问题奶粉生产企业三鹿集团就陆续收到消费者投诉，反映有婴幼儿食用该集团生产的奶粉后尿液中出现红色沉淀物等症状，2008年5月17日三鹿高层接到产品出了问题的报告；7月16日，卫生监管部门甘肃省卫生厅就接到婴儿患肾结石病例明显增多的报告，这期间事态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直到患病儿童数量增加至6000多例，2008年9月12日三鹿奶粉才被卫生部彻底查封，而在这期间，我国新闻传媒所做新闻报道对于问题的发现、对于问题的揭示、对于问题的解决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甘肃媒体在9月9日报道了问题奶粉导致儿童致病的严重问题。使奶粉致病一事浮出水面。之后，全国多家媒体相继发出同样问题的报道，向社会发出了食品安全警示。9月11日，上海《东方早报》指出了问题奶粉的生产企业――河北省三鹿乳业集团，紧接着中央、省、市各级媒体报道了全国各地问题奶粉致病相关新闻，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运用各自的媒体优势，通过各种报道形式，反映问题奶粉导致的严重影响以及社会各界的反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以及地方电子媒介也都在重要时段了有关三鹿奶粉事件的各种新闻报道，可以说在这一公共危机事件中，大众传媒构筑了公众生活中的公共领域，媒体的联动最终形成舆论合力，对于政府行为的积极介入，对于政府迅速处理事件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众传媒在我国当代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分析
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政治，传媒业的兴起与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新闻传播带来的政治信息沟通的普及化和公开的政治意见表达渠道，同决策民主化、公民的广泛政治参与以及民主政治所要求的对于政治过程和政治人物的监督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三鹿奶粉事件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大众传媒在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作用，这些作用具体体现为：
大众传媒在公众政治生活中可以发挥环境监测的作用。大众传媒通过及时发现社会生活中危及公共利益的社会事件，调查探讨这些事件下潜藏的社会政治问题，为政治文明的健康发展起到守望作用。英美国家对此有一个相关的概念叫媒体的“看门狗”作用，也就是说媒体要维护公众的利益，看公共利益这个门，为使公共利益免受侵害。大众传媒要及时就危机情况向公众发出警告。我们从三鹿奶粉事件中看到，媒体对于公共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确实起到了监测与警示的作用。这次事件涉及面之大、危害之严重，如果没有新闻媒体的及时报道，后果则不堪设想，那些一箱箱被下架、被烧毁的有毒奶粉也许会成为更多儿童的充饥之物，新闻媒体的报道向公众发出了危险警示，也向社会政治系统发出了相应警示。为公共管理决策、公共管理行动提供了充分的事实信息。大众传媒由于其畅通的传播渠道、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在社会环境监测中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为政府公共管理行为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
大众传媒可以为政治文明建设中公民知情权的实现提供支持。知情权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是公民行使参与管理权的前提，媒体满足受众知情权的实现对于政治文明的建设与发展会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默多克在《数字鸿沟：通讯／传播政策及其矛盾》一文中指出：“充分的公民权依赖于五种基本的文化权利：(一)获得同作出个人决定和政治抉择相关的信息：(二)获得主要的知识框架以将信息整合成关于世界的清晰连贯的解释；(三)获得对于相互竞争的解释和政策的批评意见：(四)获得能充分而公平地反映所有社群的生活及抱负的表述；(五)获得作为参与
者和旁观者介人公共文化的机会。”大众传媒是信息的职业机构，而政治信息的广泛流通，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前提，公民的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的重要标志，而在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中，不论是参与政治决策、参与对公共事务的评议，还是参与社会政治活动，都需要以获取政治信息、了解政治情况作为前提。我国的大众传媒在性质上都属于国有，因此，在传递政务信息，满足公众知情权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在民主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
大众传媒可以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公共事务意见平台的作用。政治文明的标志之一就是在公共事务处理中，公民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以保证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大众传媒由于具有构筑政治生活中公共领域的能力，可以在这一领域中让更多的公民参与进来，平等自由地发表自己对公共事务管理的看法，因此，可以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发挥公共事务意见平台的作用。这一作用的实现可以使社会管理层在掌握多方声音、多方意见的基础上，对社会事务管理作出最佳决策。传统媒体的读者信箱、听众热线、观众来稿等以及网络媒体的网民论坛、聊天互动等都是大众传媒所构筑的公共领域空间，是大众传媒社会公器性质的具体体现。三鹿奶粉事件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同大众传媒构筑的公共领域平台有着直接的影响，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更多的公众通过大众传媒参与了此事的关注、报道与评论，使这一事件成为全民事件，为政治决策的科学化提供了有利资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众传媒所构筑的公共领域对于政治文明建设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
大众传媒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可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舆论监督是公众通过新闻媒介对党务、政务和一切公共事务的公开，对国家机关各级公务人员的施政活动，以及社会公众人物(包括政治家、演艺明星、上市公司等)的监督，这种监督既包括揭露和批评。叉包括评价和建议。新闻媒介对坏人、坏事，特别是腐败行为的揭露和批评是我国现阶段舆论监督主要的和常见的形式。对于政治生活中存在不合理、不科学的管理问题，或者各种违法乱纪问题，媒体可以通过议程设置，调动公众意见，形成舆论，对相关事件当事人施加压力，保障权力处在公共监督的视线之下，这是腐败及其他政治不文明行为最为惧怕的有效手段。由传媒作为中介的舆论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中对权力进行制约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西方新闻传播史上，舆论监督对于政治生活构成影响的案例不胜枚举。众所周知的美国“水门事件”就是《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率先对美国政治丑闻的揭露抨击，是导致尼克松下台的导火线，媒体在西方公众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我国，近年来的反腐倡廉过程中，大众传媒也发挥了重要的舆论监督作用，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说：“要进一步加强各项监督制度建设，把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紧密结合起来，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来为人民谋利益。”因此，大众传媒进行舆论监督报道。发挥舆论监督功能是促进政治文明建设的有力手段。
关键词：认同危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
一、认同危机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研究的基本问题
当前，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部分人对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学科实践的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一部分人对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理论、学科和实践效果，对其价值和情感等方面缺少认可与支持。还有部分人不赞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学科具有独立性与科学性等，单纯的认为政治教育是知识的汇集，不能成为独立的学科，因而对教育理论性的认可程度不足[1]。也有的人认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理论的指导功能较差，因而，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成果没有认同，觉得思想工作较为形式化，缺少实际意义。在当前社会中，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产生了认同危机，并且主要以隐蔽形式的出现[2]。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欠缺学科与实践认同的问题；在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如果学校不予以真实有效的支持，学生、家庭和社会等不配合，那么，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就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同时，在我国盲目扩招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生很难找到对口的专业，所以人们会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产生偏见。
此外，宏观社会环境中市场经济的现实存在，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者的“三观”影响甚大，如果他们缺少相应的自觉，就难以避免产生认同危机，这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概述
对于自觉而言，其属于哲学范畴，主要指的是主体内在的发现以及外在创新时自我意识的解放。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则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人员在对其进行研究时，学科理论形态所表现的特色、特质和品位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自觉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人员将从事该研究的基本素质予以真实反映，以认识层面为出发点，对政治教育展开描述，通过积极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活动中，进而为教育本身有了基础的认知[3]。通常情况下，自觉具有着反思的特质，是人理性能力的主要体现，也是将事物本身作为前提，进而表现为自我的认知。总而言之，自觉是人所应当具备的认知能力与认知思维等。通过培养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人员的自觉，能够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性质有充分的认知，可以表现其从业人员的品位和旨趣等特点。
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结的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价值认知的自觉性。价值认知的自觉性是指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者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研究、实践等重要价值有了自觉意识。实施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并不意味着简单的说教，也不是开展无用的活动，而是将人的精神领域作为主要对象，对思想与行为的转化规律加以揭示。第二，主体性自觉表现。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过程中，主体性自觉主要强调的是对主体自觉的认知。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我国比较有特色的学科，所有要从国情出发，从时展出发去体现主体性自觉。第三，文化传承自觉性[4]。在政治教育实践期间，要以传统文化为背景，以大众文化为载体开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三、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培养的途径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者自觉的培养和提升，需从以下内外两方面方面入手：
第一，培养专业精神。通常情况下，受到外部化研究发展趋势的影响，主体的伦理观显得尤为重要，从业者具备了怎么样的品质，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活动实际效果息息相关。为了确保从业者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事业更加忠诚与热爱，需要认真贯彻落实职业伦理观。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者与研究者要对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等有深刻的认知，在对学科的认知上存在的错误思想，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以科学的观念认真回答对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所产生的质疑，尽最大努力提升其科学化的水平，从而增强对学科的认同程度。
第二，强调研究意识。在对思想政治教育自觉进行培养过程中，需要通过书写中国故事为主要途径，从业者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以比较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依据，尤其是针对区域性民族遗存的原生态文化，需要对其进一步展开研究和探索[5]。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方面来看，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导致该问题产生达到主要原因是在理论研究的比较空泛。为了确保思想政治教育自觉能够有效培养，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展开一系列的研究，研究的层次更深，对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发展或者是规律性特征等要予以研究。
通过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内部化的研究，可以对其本质有更深刻的了解。内部化比较直接的应对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现实问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机理特征等进行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思想政治教育向专业化、科学化发展的进程。一般来讲，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而言，主要是通过实施思想政治教育选题、观点等很多环节，进而有利于将原生态的文化特征表现出来，其也是构建民族文化的主要因素，通过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研究成果加以利用，能够最大程度的将其引入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本体中来，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作用，可以有效解决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最为本质的问题。
当前，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研究比较重视对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的研究。在培养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时，我们应当将学术研究看成是比较主要的事业，这对取得更大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效有很重要的意义。还要认识到，在对思想行为的转化规律进行科学解释时，需要将意识形态渗透在社会内在的机制中，因为，如果人的道德行为产生了心理上的缘起，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理论帮助与指导，对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6]。
四、结束语
目前，在认同危机的语境中，工具理性超过价值理性，造成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不尽人意，因而需要增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者自觉。这种自觉的培养，不仅需要体现专业素养，更要有研究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加快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专业化的建设和科学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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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章宗艳.认同危机与思想政治教育自觉[J].前沿，2013（16）：54-55.
[3] 鲁全信，李虹.大学生文化认同危机与思想政治教育[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0）：169-170，204.
[4] 陈帆.文化自觉：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然维度[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4（21）：57-58.
关键词：高中政治 时事政治 政治课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5（c）-0057-01
学生在高中阶段所学习的政治课程是一门具有较强时代性和实践性的学科，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教授学生一定的政治课理论知识，还应根据世界格局的变化情况，让学生多了解当今世界和国内的热门事件，通过了解开拓学生的视野，时事政治的内容又是政治课考核的重点考察内容，因此，在政治课教学中如何能有效的提高时事政治学习的效率是当前高中政治教学中的重点。
1 时事政治教学对于高中阶段学生的意义
1.1 丰富知识面，提高学习效率
时事政治教学与政治课教学相结合不仅能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还能更好的发挥思想政治教学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作用。时事政治的内容广泛，涵盖国内外的重大事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文体等多个方面的信息。时事政治政治内容的学习多是通过网络、电视、报纸及多媒体等形式传递给学生的，其内容生动活泼，感染力强有利于学生接受，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1.2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高中阶段学生们所学习的马列主义，不仅要掌握其基本的理论原理，更重要的是要在实际生活中运用马列主义来分析和解决实际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如何分析实际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通过自己所学习的理论知识逐步来分析国内外的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事件，从而达到理论与事件相结合。
1.3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
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不是一个封闭的学习过程，学生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接触到外界的信息，因而当今社会的发展万象会从不同的方面渗透到学校的教学当中。随着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某些方面的缺失，如：价值观缺失、道德沦丧等诸多问题，都会从不同的方面影响着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念的形成。因此，对学生进行必要的时事政治教学，不仅可以提高学生辨别优劣问题的能力，还有助于提高他们良好思想道德品质的形成，进而提高教学的时效性。
2 高中阶段时事政治教学的方法
2.1 让学生参与到时事政治事件的评论当中
让学生参与到时事政治事件的讲评当中，最主要的是在课堂中要以学生为主导。教师可以把每个班级中的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让其在课下自主收集近期国内外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并分析其中所包含的原理或自己的看法。在每节课前，教师可以随机抽取一名同学来分析一件其所在小组中认为近期最为重要的一件事件，在同学分析完后在课堂上展开讨论，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
2.2 课堂教学内容应与实际事件相结合
目前，高考阶段时事政治的内容考核，不仅仅是对所发生内容的考核，更是为了对学生政治理论内容学习程度、掌握程度、实际运用程度的考核。因此，政治教师在平时的教学当中就应该把理论教学与分析实际事件相结合，在教学中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选取一些近期与教学内容有关的时事政治世界，通过理论分析引导学生利用理论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样不仅能让学生了解最新的社会动态，更能弥补以往政治课教学的枯燥教学。
2.3 在校园中设置一些展示时事政治事件场所
教师要鼓励学生充分利用所在班级的墙报或黑板报，设置时事事件版面，主要刊登近期国内外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如十的召开、近期中国南海问题、日本侵占中国问题、中国首艘航母服役等问题。通过这种形式，能够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主动去获取时事政治信息，并通过所学习的理论知识来分析这些信息。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利用课堂时间举办一些关于时事政治事件的知识竞赛或演讲比赛，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及解决实际问题之能力，并培养高中生的自主学习与开拓创新之能力。
2.4 组织专题讲座
对于党中央所的新的政策、制定新的法律法规，政治教师就应该让学生时事的了解、掌握，如何能让学生尽快的了解新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组织专题讲座。在我历年来的政治教学中，就采用了专题讲座的形式，让学生们了解社会最新动态，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诸如近期所十的召开、中日争端问题、中国南海问题、三沙市的成立等热点事件，我都是通过专题讲座的形式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同学们，在这一过程中并分析这些事件的深层原因让同学们更加深刻的了解事件的理论原理。专题讲座形式要取得好的效果，必须要求教师在课下广泛地收集相关信息的材料，深入分析问题原理，才能在课堂上讲的有理有据，从而很好的发挥专题讲座的效果。
时事政治教学凭借其“鲜活性”可以弥补了以往政治教学内容的滞后性，帮助学生养成关注时事事件的良好习惯，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解决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在时事政治教育中，不仅可以提高学生运用所学到的理论知识来分析现实社会中所遇到问题的能力，还有助于提高学生自身的整体素质，提高他们的爱国豪情及增强社会责任感。因此，在高中教学中，作为政治教师，一定要及时引导学生关注所国内外重大的时事事件，通过课堂教学方式的创新去提高学生认知、分析时事的能力，最终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研究”（12&ZD122）。
作者简介：李育书（1982-），男，江苏滨海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博士。
摘 要：西方近代政治哲学中的政治与道德分离包含丰富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政治不再建立在道德之上，而是另有根基；政府不承担道德职能，政治不得干涉道德等。人们通常主张的政治与道德分离关注的是，政治与道德分属外在事务与内在事务的不同领域，应该互不干涉。这个主张的存在是由于西方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教分离的传统，发达的公共领域和隐而不宣的道德文化土壤为其提供了保障因素，在规范政府行为、保护个人权利方面具有现实意义，值得肯定。但它既忽视了对政治的道德基础问题的讨论，也忽视了自身得以产生并赖以运行的社会文化土壤，有以偏概全之嫌，存在一定的理论局限。
关键词：政治； 道德； 马基雅维利 ；霍布斯 ；洛克 ； 古典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6-0011-06
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乃至日常生活中，政治与道德分离都是一句流行话语。但政治与道德分离所指涉的具体内容很少得到正面阐述，人们也很少关注这一话语背后的理论针对性，使得这一主张仅仅成了一句流行话语，其理论意义亟待深入探讨。鉴于此，本文将首先从这一流行话语出发，重点讨论该话语的理论内涵和理论发展脉络，然后分析该话语的社会文化背景，最后讨论其时代意义与局限。
一、政治不再以道德为根基 （一）马基雅维利：政治不再关心道德
马基雅维利开启了政治实证路径的讨论，把政治限定在治理与权术之上，其政治的主题是如何治理国家。在这一主题下，政治只是关于权力运作的技艺，政治应该关注如何统治，而不必关注道德学说。正如萨拜因在《政治学说史》中指出的：“他写的几乎都是治国之道、兴邦之术、增强国势之策和导致国家衰亡之虞。政治手段和军事措施几乎是他关心的唯一课题，而且他把这种手段和措施同宗教，道德和社会考虑几乎完全分割开来，除非他们直接影响到政治决策。”[1]（p.394）因此，对马基雅维利学说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政治决策同道德分离”[1]（p.395）。
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专门讨论政治的根基的论述并不多。在这些为数不多的论述中，马基雅维利从否定方面论述了道德不能成为政治的根基，“一切国家，无论是新的国家、旧的国家或者混合国，其主要的基础乃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军队”[2]（p.57）。当然，长期以来，马基雅维利一直受到种种负面评价，人们认为他主张的政治不讲道德，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其实，这种评价混淆了马基雅维利的真实思想和符号化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基雅维利所做的工作只是不把道德作为政治的根基，但绝不等于他是一个专门怂恿人们去作恶的思想家。“总起来说，与其说他是不道德还不如说他是不关心道德”[1]（p.394）。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几乎从来不讨论道德，但在《论李维》中他的兴趣显得稍许改变，开始讨论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德性。长期以来，很多学者认为《君主论》和《论李维》之间存在矛盾，似乎在《君主论》中被束之高阁的道德在《论李维》中又重新登堂入室了，其实不然，两本著作在根本上并无矛盾。《论李维》重点讨论了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共和国公民所具有的道德，偶尔论及君主等政治人物的道德，而且马基雅维利讨论平民道德更多着眼于社会风气和公民精神，政治人物的道德更多时候是他获取成功的累赘，这种道德也许是良好的社会风气所需要的，但绝不是政治赖以建立的基础。马基雅维利倾心于罗马共和国的道德，但他自始就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古代的道德不可能照搬到他所处的时代，因为时代已经发生改变，马基雅维利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变化的趋势，并认识到这种趋势将需要一种新的政治。与倾心罗马共和国道德形成强烈对照的是，马基雅维利对基督教道德显得非常不以为然，他认为基督教道德充斥着羸弱和虚伪，无论是对于政治生活还是对于日常生活都是有害的。“这种生活方式让世界变得羸弱不堪，使其成为恶棍的盘中餐；看到那些一心要上天堂的民众，只想忍辱负重，从来不思报复，他可以放心地玩弄世界于鼓掌。”[3]（p.214）就马基雅维利对待基督教道德的态度来说，倒是大大区别于同期的其他思想家，他忽视了基督教道德与现代政治也可以建立一种特定的关系，从这点来看，更加可以说明马基雅维利的确只关心政治技艺，而不关心如何让道德与政治相合作。
（二）霍布斯：政治另有根基
与马基雅维利对政治基础避而不谈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霍布斯讨论了政治的基础，他不但不再从德性来讨论政治起源，而且明确把政治建立在理性基础上。
在霍布斯的政治学说中，激情（Passion）与理性（Reason）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利维坦》开篇就讨论激情，认为激情是人的本能，激情主要包括虚荣和恐惧。虚荣让人充满了争斗，于是在自然状态中出现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们最大的恐惧是对死亡的恐惧，恐惧的激情让人认识到，如果放任这种战争状态，最终会带来死亡，因此要订立契约建立国家，并把权力交给者。这样，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最终在激情的支配下走向了政治社会。
在霍布斯的政治学说中，政治本身是理性的设计，政治的运行规则也是理性。政治是理性的设计，这集中表现在“利维坦”身上。利维坦是人们利用技艺（Arts）制造出来的，是理性的产物。利维坦被创造出来之后，要依据理性规则决定自己的运转，作为利维坦灵魂的者也是依据理性，也即根据自然法来治理这个国家，“自然律是理性所发现的戒条或一般法则”[4]（p.97）。因此，政治的运行规则是理性，而且这些自然法是通过人的理性都可以认识的。而最终在霍布斯的政治学说中，理性和激情是能够统一的，激情之所以最终选择了妥协，是因为理性的作用。对此，当代政治哲学家欧克肖特称这种怕死、担心回到自然状态的恐惧是“合理之恐惧”（Rational Fear），“恐惧之激情也伴随着人之想象、预测、盘算等理智之作用，因此恐惧应内含这种理智”[5]（p.12）， 恐惧的激情背后亦是理性。这样，霍布斯把政治建立在了理性的基础之上。
不但如此，霍布斯还专门批判了政治的德性基础，认为德性不能成为现代政治的基础。霍布斯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德性观念做了改造，把德性归于虚荣，把颁发荣誉的权力归于者，变成政治权力的附属品，取消了德性自身的崇高地位。而对于亚里士多德以德性为基础区分出三种政体的变体，即君主制蜕变为僭主制，贵族制蜕变为寡头制，霍布斯也不同意把德性纳入政体划分的依据之中，他认为只存在以人数多少来划分的三种政体，不应再掺杂德性的说法，从而取消了德性在政治中的位置。
（三）道德摆脱政治过程中留下的缺口
霍布斯在政治建构中为信仰与道德自由留下了缺口。在《利维坦》第三卷和第四卷中，霍布斯重点讨论了政权和教权之间的关系，主张教权服从政权，但对于信仰自由问题，霍布斯尚显犹疑。一方面，霍布斯认为信仰属于臣民的内在事务；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凡是涉及公共话题的信仰应该由者来决定。“内在信仰就其本质而言是无法看到的，于是便也不受任何人间的司法裁判，但由此而发的言行如果破坏了世俗的服从关系，则在神与人之前都是不义的事情。”[4]（p.420）他在信仰问题上表现得很是犹疑与矛盾，这就留下了信仰自由的缺口。
斯宾诺莎进一步撕裂了这个缺口。一方面，斯宾诺莎也承认者对公共信仰享有权力，“执掌统治权的人什么事情都有权过问，所有之权都有赖于他们的命令”[6]（pp.258-259）。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斯宾诺莎接过霍布斯的逻辑，并以此为武器来论证思想自由，认为对于思想应区分为者难以管理与者不应管理两个层面。在难以管理层面，“强制言论一致是不可能的”[6]（p.275），“人的心不可能由另一个人处置安排的”[6]（p.270）。在不应管理层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力，而且应该保有自己的思想；思想自由为科学艺术研究所必须。如果当局来管制思想，“其结果必然是，人们每天这样想，而那样说，败坏了信义（信义是政治的主要依靠）”[6]（p.275）。斯宾诺莎既主张不应该干涉信仰，也认为者干涉不了信仰，明确了对于那些并不威胁政治的思想，其自身具有独立性内容，不受干涉。这样，斯宾诺莎就在思想自由问题上进一步撕开了霍布斯的缺口，这一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确立了政治与道德属于不同领域，也为之后洛克明确提出内外之分打下了基础。
二、政治不得干涉道德 （一）洛克：政府目的与内外之分
洛克对政治与道德分离原则的确立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讨论政府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根本的，是对内外之分的确认。洛克认为，政治属于外在事务，宗教与道德属于个人内在事务，它们分属不同领域，外在不得干涉内在，政治不得干涉道德。
讨论洛克政治学说中政府的目的，必须联系洛克的整个社会契约理论。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不同于霍布斯的重要方面在于，洛克的自然状态基本属于自足的状态，人们在自然状态中已经取得了私有财产权。但因为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众所周知的法律、缺少公认的裁判者、判决缺少执行力等种种不便，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利，人们才订立组成国家，“这只是出于各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他的自由和财产”[7]（p.80），这样说来，政府的目的只在于保护民众的权利，而不需要增进新的福利。因此，洛克认为，政府的权力行使必须以两个方面为限：一方面是维护国内社会秩序；另一方面是抵御外界侵略，“官长的职责仅限于照顾国家的利益不受损失以及人们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8]（p.28）。除此以外，政治并不关心其他目的，政治不应关心道德事务。
对于政治与道德分离，洛克更重要的贡献是确立了内外之分的原则，即政治与道德分属不同领域，政治属于外在事务，道德属于内在事务，政治不得干涉道德的原则。在《论宗教宽容》中，洛克通过讨论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内外之别，阐述了思想道德领域的独立性。洛克提出，“必须严格区分公民政府的事务与宗教事务，并正确规定二者之间的界限”[8]（p.5）； “公民政府的全部权力仅与人们的公民利益有关，并且仅限于掌管今生的事情，而与来世毫不相干”[8]（p.8）。洛克认为，宗教事务在其根源上是和者不相干的，虽然在英国国教中，国王在很多时候可以左右宗教，但究其原则来讲，这样的行为是不合适的，也是有害的。同样，宗教也不得干涉世俗政治事务，“教会不应、也不能受理任何有关公民的或世俗财产的事务，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行使强力”[8]（p.11）。通过确立政治与宗教的界限，洛克赋予了道德在政治面前的独立地位，“法律的责任并不在于保障见解的正确性，而在于保障国家和每个具体的人的人身与财产安全”[8]（p.34）。
其实，以内外之分看待政治与道德关系的思路并非自洛克才开始的，这一传统可以有更为久远的追溯。孙向晨指出，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路德的宗教改革，“路德在神学上所做出的内外之别是现代自由主义内在与外在区别的原型。在这种原型中，内在人因为与上帝的直接关联而处于对外在人的优势中”[9]。甚至在路德的话语中，内在信仰因其属灵性的，在地位上要高于世俗事务，这是近代内外之分的由来，内外之分源于宗教，并且内在要高于外在。对这种内外之分的传统，洛克通过现代政治学说予以确认，并对其内涵予以进一步明确，指出道德也属于内在，内在事务不受外在政治干涉，这是洛克在政治与道德分离问题上做出的重要贡献。
（二）古典自由主义：自由的内在价值与政府职责
对于政治与道德分离问题，古典自由主义者们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对政府职能的界定来表达政府不承担道德职能的立场。他们认为，政府的职责在于确保法律秩序，要让违反法律的受到惩罚，除此以外，政府不应该参与道德。持此观点的思想家很多，其中比较典型的有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威廉·冯·洪堡。
在《论自由》中，密尔赋予了自由以内在价值。密尔指出，从实际效果来讲，自由不仅对个人有好处，而且对社会都有好处；但自由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带来了外在的好处，而在于自由本身是有价值的，这种内在价值不是外在政治所能干涉的。对于个人的思想言论自由，“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10]（p.112），他人所能做的只能是忠告、劝说甚至避而远之，而不能采取其他措施。同时，密尔认为，哪怕思想需要接受外界影响，也不应该受政治干涉，因为思想的传播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在这个自由市场之中，思想言论最终能否得以传播应由社会自主决定，而不是接受政治的干涉。在这里，密尔清晰表达了思想道德不受政治干涉的立场。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讨论过社会风俗问题，但他讨论社会风俗并不是要将风俗变成政治，而只是表达了社会风气对于整个社会的重要程度，立法应该与社会风俗行相一致，但这种影响绝不是反向的，让政府来干涉道德。“他的论点是对社会而不是对国家而言”[1]（p.780），他对社会风俗的讨论并不影响他坚持政治不得干涉道德的立场。
洪堡也许不是古典自由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作者，但对于国家职能的界定最为坚定。在《论国家的作用》中，洪堡对国家职能做了更为深刻的界定，他从整体上把国家福利区分为正面福利和负面福利，正面福利是指由政府提供给国民的具体福利事项，其中以物质保障为主；负面福利是政府提供给国民的社会安全环境，并不直接提供具体事物。洪堡认为，提供负面福利才是政府唯一应该的职能，“既防范外敌又防范内部冲突，维护安全，必须是国家的目的，必须是它发挥作用的领域”[11]（p.60）。“在不是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权利被另一人所损害的地方，国家任何干涉公民私人事务的尝试都应该受到鄙视”[11]（p.37）。洪堡讨论了国家提供正面福利的可能，他认为国家所能提供的正面福利即使是物质保障，也是不应该的，更是低效的，“国家不要对公民正面的福利做任何关照……国家不得为了其他别的最终目的而限制他们的自由”[11]（p.54）。国家更不能承担道德职能，提供道德教化，“国家一般必须完全放弃一切直接或间接地对民族的习俗和性格施加影响的努力，除非这作为它的其他必要措施的一种自然的东西，尤其是对教育、宗教机构和奢侈法律等等所有特别的监督，都是在国家的界限之外。”[11]（p.109）政府不承担道德职责。
在政治与道德分离的路径上，洛克既确立内外之分的原则，也从政府目的角度讨论了政府应该承担何种目的以及不应承担哪些目的。以密尔、洪堡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洛克的学说，密尔的自由的内在价值可以看作是对洛克内外之分的进一步细化，洛克论述内外之分主要关注宗教问题，而密尔把它推广到包括道德在内的诸多方面。而洪堡对国家职能的讨论则可以看作是对洛克对政府目的的进一步明确，它细化了政府应承担的职能与不应参与的事项。因此，古典自由主义的最主要贡献是把政治与道德分离的思想具体化为权利，它们为自身划出了不可侵犯的领域，也为政治权力划定了界限，以此来限制政府权力，防止政治干涉道德，侵害思想自由与公民权利。
（三）政治与道德分离的日常话语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时常提及政治与道德分离。具体说来，这一日常话语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政治不干涉道德，二是道德不干涉政治。政治不追求也不干涉道德，政治不是实现道德目的的工具；同样，道德也不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道德属于个人不可侵犯的领地，政治是公共生活的规则，两者各有领地、互不干扰。人们不会以道德去要求政治，也不会容忍政治来干涉道德。对于政治不干涉道德，古典自由主义已经做了充分的理论说明。对于道德不干涉政治，主要指道德不对政治提要求，不能把道德原则放到政治领域中，防止政治的泛道德化，它的学理说明集中体现在古典自由主义对道德政治的批判上。自由主义认为，以道德要求政治是一种政治乌托邦，它经常以道德的名义侵犯个人权利，最终会带来极权政治，因此，防范道德干涉政治的背后亦是基于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这样说来，日常主张政治与道德分离的话语，它以维护个人权利为根本目的，它的立论根基也是“内外之分”，而自由主义的政治学说正是对这一话语的最好说明。因此，每当提及政治与道德分离，人们必定首先想到古典自由主义的种种理论主张。相比之下，政治与道德分离路径的开启者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所讨论的政治是否应有道德根基的问题少人问津。
三、政治与道德分离的保障因素 政治与道德分离的主要观点是政治与道德互不干涉，这样的主张在理论上经常受到批评。但无论受到的批评多么尖锐，它还是成了当今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这个在理论上经常受到批评的主张为什么能够得以贯彻并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主流思想？这就不能不讨论该思想背后的一系列保障因素。
（一）政教分离的传统
西方长期以来有政教分离的传统。长久以来，政治权力通常只限于世俗事务的管理，教会对精神事务享有解释权和一定程度的决定权，“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政治权力与教会权力相互制约，二者虽常有争斗，但总体上形成了各自在自己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以及互不干涉的传统。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虽然很多世俗者为了摆脱罗马教廷对政治事务的干涉，曾经试图把教权纳入政权之下，但这一努力并不成功，教权并未被完全纳入政治之下。哪怕在那些建立了国教的国家，君主虽兼任了国教的教会首领，也未能完全实现政治对宗教的统摄。近代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政治对宗教的统摄，其实只是减少了教会对政治的干涉，保证了政治对宗教的独立性，政治与宗教分离的现状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宗教负责精神事务的传统一定程度上保留下来，在这样的传统中，主张政治与道德分离、政治不干涉道德也就不那么让人难以接受了。
（二）发达的公共领域
西方近代以来，伴随着甚至早于民族国家发展而出现的是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它们可以承担起道德职能，而无需政府承担。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曾发现，美国虽然不是宗教国家，提倡政教分离，但基督教传统保持得非常好，这背后的原因在于，教会等精神力量更多存在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之中。其实，目前不仅是宗教力量体现在公共领域之中，道德、文化等力量都寄居于公共领域之中。
公共领域是政府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长期以来，道德事务寄居于公共领域之中，并在公共领域中得到协调处理，而无需政府出面干涉。社会团体、社区、行业公会等公共组织在各自领地内负责自身的道德事项，维持自身的道德风尚，规划自身的道德规章，而不是交由政治权力进行裁断。这样，就保障了道德事务虽不属政府职权范围，仍归属于公共领域之中，具有一定公共性，而不是完全私人性和主观性的。道德事务交由公共领域，既可以防范政治权力的干涉，也可以保证道德事务一定程度的公共性。它既保证了道德事务得到照顾，也防范了道德抵制政治之后可能出现的自由放任，这是西方政治与道德分离能够得以贯彻而不会带来道德涣散的又一保障。
（三）隐而不宣的道德文化土壤
在契约论国家的理论框架中，具有具体道德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被抽象为原子个人，社会成员接受了理论框架的再加工，在再加工的过程中，社会成员的社会关系、道德文化意识都被剥离，形成了一种理论体系内的分离。这是契约论模式的基本逻辑，新自由主义至今仍然在使用，比如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虽然现在的自由主义者们已经不再把这一逻辑看作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而是看作一种必要的理论假设。其实，这种忽视文化土壤而订立社会契约的理论框架，其设定的政治与道德分离本身乃是不彻底的甚至是虚伪的，政治理论背后的道德文化土壤并不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点缀，而是每个社会成员自身深深浸染其中的生活方式，政治背后的道德并没有被割裂，这种理论框架所能实现的分离更多只是在政治技术层面的分离。
在实际生活中，社会成员的道德文化背景并没有被剥离。相反，他们共同的道德文化背景保证了政治的顺利运转，这个框架背后的道德文化土壤让这个框架得以发挥作用。在理论框架中，社会成员只是一个个互不相干的原子个人，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他们是享有共同社会文化背景的社会共同体成员，他们所共享的社会道德文化背景保证了政治共同体的顺利运转，“在道德即精神方面，一切都是事先确定和决定了的，而在政治方面，则一切可任凭人们讨论与研究”[12]（p.338）。每个成员都是有既定道德文化观念的，虽然这种土壤不能反映到社会契约的逻辑中去，但它是真实存在的，保证了政治的运转。这也是政治与道德分离之所以能够维持背后隐而不宣的秘密。
四、对政治与道德分离话语的评价 （一）时代意义
目前流行话语中的政治与道德分离，其主要内涵是本文讨论的第二层意思，即政治不得干涉道德之意。这一话语虽然对政治与道德分离的内涵的理解并不全面，但有其现实意义。它最大的现实意义在于防范政治干涉道德，有效捍卫个人权利。
一直以来，政治权力为了扩大自身领地，都具有建立意识形态、干涉道德事务的冲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近代以来，西方也曾数次出现政治干涉道德的悲剧，既有政治对道德的侵犯，也有以道德要求政治的悲剧，比如法国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虽打着追求道德化的政治旗号，与之伴随的却是政治对个人道德领域的肆意践踏。现在政治对道德的干涉变得更加隐蔽，它经常借用公共利益的名义来装扮自身的道德正当性，以此侵犯个人的道德事务与权利空间。对此，只有借助分离话语的理论框架，才能获得坚定的抵抗立场，因为在分离话语中，哪怕是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政治也无权干涉道德，只有坚持政治与道德分离的原则，才能有效捍卫个人权利。同时，如果道德依附于政治权力，一旦政治权力出现腐败，也将给道德带来严重伤害，道德将因失去支撑而出现迷茫，与此相伴的将是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滑坡。因此，我们应该给予政治与道德分离话语以相当支持，对其在维护个人思想自由、防范专制方面的功绩予以肯定。政治与道德分离的话语更多反映了人们对公共权力肆意侵犯个人领域的担心和对政治利维坦的恐惧，它是对个人权利敏感而又脆弱的呵护。每当政治权力试图染指个人道德领域的时候，政治与道德分离的呼声之时代价值就显得尤为突出。
（二）理论局限
近代政治哲学中政治与道德分离话语在捍卫个人权利方面的功绩不容否定，但它也有着不可回避的局限，其局限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它忽视了政治的道德根据，二是它忽视了政治背后的道德文化土壤。
对于政治的道德根据，现代政治学说中已经做了深刻讨论，由此出现了近代政治哲学中的道德政治谱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卢梭、黑格尔等思想家。他们认为，政治是人们理性的体现，应该体现人们的道德理想，而分离话语带来了政治的异化，忽视了政治的善性，使得政治成了自由的束缚。因此，他们主张政治与道德融合，并主张把政治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以政治实现道德追求。虽然在道德政治谱系中对政治道德化追求曾经遭受过这样那样的挫折，但我们不能忽视这一主张背后对现代政治的批判与对政治理想的追求，这是政治与道德分离话语必须要引起重视的问题。
政治与道德分离的第二个局限是忽视了西方政治与道德分离背后隐而不宣的社会文化土壤，即每个社会成员所亲身浸染的道德文化观念。现代政治的契约论框架可以非常简洁地说明政府权力的来源和界限，论证公民权利和义务，但这个框架是建立特定社会文化土壤之上的。社会文化土壤是社会的粘合剂，在没有粘合剂的情况下，原子个人是不足以组成一个国家的，否则就像卢梭说的，“那只是一种聚集，如果人们愿意这样称呼的话，而不是一种结合”[13]（p.21），黑格尔也称契约论的原子个人为“群氓”，并质疑“群氓”怎么可以组成政府。桑德尔在批评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时也指出，“离群索居的个体是不具备选择能力的”，如果没有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契约本身都是难以成功缔结的。政治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不是原子个人，而是具有历史文化背景的具体的人，政治设计不能跳出历史文化背景，它们二者总是形影相伴的。脱离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而把每个人都装扮成一个处于无知之幕下的原子个人，只是理论上的一相情愿。
政治与道德分离背后的社会文化土壤具有一定程度的特殊性，这一土壤制约了它的进一步推广。很多国家和地区并不具有政治与道德分离的传统，道德既受政治权力的制约也约束政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道德决定了政治的合法性。而在另一些国家，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没有建设自身中立的公共领域的情况下，社会公共力量无力承担道德事务，也会带来一定的危险性。因此，如果主张政治与道德分离，首先要考虑这一主张所忽略的政治的道德基础，同时，分离模式背后隐而不宣的道德文化保障也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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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毛泽东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网络微叙事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新维度
在网络“微时代”语境下，网络微叙事平台的兴起为新时期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了新方式、新视角和新理念。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能仅仅被动地认识、接受和应对，而应该主动思考、出谋策划，必须充分利用网络微叙事方式，探索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新策略。
一、网络微叙事的概念及其特点
叙事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行为，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叙述和故事，或者说“讲什么”和“如何讲”，即“通过语言或其他媒介来再现发生在特定时间和空间里的事件”[1]P2。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热奈特将“叙事”概括为三种含义：“第一是指讲述一个事件或一系列事件的口头或书面的话语，即叙事话语；第二是指叙事话语中讲述的真实或虚构的事件（故事）；第三是指某人讲述某事的行为。”[2]P11叙事原本是文学的一种样式，是以小说为主的叙事文学的主要元素和手法。20世纪中后期以降，叙事研究引起了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关注。80年代中后期，美国人格教育学派将叙事研究应用到价值领域，并开发了系列与道德叙事相匹配的课程教学资源，达到了显著的教育效果。洛朗・理查森认为，叙事“是人们将各种经验组织成为有现实意义的事件的基本方式……叙事既是一种推理模式，又是一种表达模式。人们可以通过叙事‘理解’世界，也可以通过叙事‘讲述’世界”[3]P9。之所以，叙事不仅指讲故事，叙事过程实质上也是价值传递过程。叙事作为一种久远弥新的教育方式，可以激发教育的内隐价值，促使教育过程中各要素发生交互作用，在无形之中完成价值观的传递，叙事所特有的潜移默化的价值传递方式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带来了新思路。
“叙述伴随着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演进。从钻木取火的远古时代对神话故事的讲述，到有文字记载以来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进行的编撰、解释，以及电影表达、舞台再现、网络讲述，都是最宽泛意义上的叙述”[1]P2。当今，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信息传播快速、信息交互便捷的网络微文化时代。智能手机的日益普及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完善，微博、微信、BBS、QQ空间等成为大学生进行文化思想传播、知识学习与话语交流的重要手段，并将大学生带入了微交往、微传播和信息微循环的时代。网络微叙事平台随之应运而生，人们逐渐体会到网络微叙事是一种亲切、随和、灵活、个性化和人性化的生活样态和文化风格。究竟何为网络微叙事？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明确概念。在吸取“叙事”及“道德叙事”定义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将网络微叙事定义为：指叙事主体通过网络空间，借助文字、图像、表情、视频等再现在特定时间和空间里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件。网络微叙事不仅是一种传播技术，而且是一种文化样态，更标志着日常生活样态的转型。网络微叙事具有超时空性、便捷性、渗透性、世俗化和平等化等特点，它不以抽象的概念或符号压制教育生活的情节和情趣，而是用自由真实的情感、便捷平等的对话呼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手段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然而，其去中心化、动态化、碎片化、零散化、即时化等特征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带来了巨大挑战。当前，在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网络微叙事研究主要是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体通过对有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事件进行描述、分析，发掘或揭示其思想政治教育意义与方法的一种研究方式，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理解与阐释。
二、依托网络微叙事平台，打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微阵地”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微叙事平台突破了传统的时空束缚，每个大学生都是信息传播的发起者、传播者和接受者，既受他人的影响，又影响他人。微叙事平台已成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可或缺的载体和阵地，发挥思想引导、舆论宣传和氛围营造等功能，为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提供“微阵地”。
（一）综合运用“微载体”，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场域。
相对于传统的宏大叙事模式而言，网络微叙事平台具有微型化、个性化、即时性、便捷性、多边性等特质，其符合大学生的价值理念、信息习惯与生活习性，能满足大学生群体思想多元化和追求个性化的需求现状，深受大学生群体的追捧，成为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交流的有效平台。在网络微时代语境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体可以依托微叙事平台打破传统教育模式的时空局限，针对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复杂的社会现象，通过博客、BBS论坛、QQ群、微博、微信等即时信息平台，进行深入探讨，及时答疑解惑，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富有时代性、立体感和生活气息。同时，通过网络“微载体”进行议题设置，引导学生共同探讨社会热点话题，让学生共同参与研讨，引导学生理性对待、辩证思考、全面理解，实现共同探讨、共同进步、共同提高的目标，使网络微叙事平台发展成为大学生明辨“正”“负”能量的“微阵地”。因此，在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充分利用网络“微载体”，拓展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场域。
网络时代的大学校园，大学生几乎无处不网，无时不网，无人不网。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建立了校园网、BBS论坛、校园微博、辅导员博客、学校微信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平台，拓展了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一些学校还专门建立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红色网站”，如北京大学的“红旗在线”、清华大学的“红色网站”、南开大学德“觉悟网站”、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党建之窗”、南京大学德“网上青年共产主义学校”、华中科技大学的“党校在线”、河北大学的“红色战线”、重庆邮电大学德“红岩网校”等。在这些平台中，基本都设有红色艺术、经典重读、焦点话题（时事评论）、网上讨论区、两课之窗、党建专题等栏目。学生通过浏览网站的文字、视频、图片、FLASH动画等，较轻松地接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生也可以在自由讨论区和同学、老师之间进行自由讨论交流，互相学习，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感染力。随着网络信息技术与网络设备不断更新换代，校园网、校园微博、红色网站等网络平台建设取得很大进步，但在网站创新、主题栏目、内容更新、技术维护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一些红色网站存在功能比较单一、内容更新过慢、技术维护滞后等问题，造成其对某些大学生的吸引力不强的现状。因此，迫切需要加强网络微叙述平台的建设，弥补网络微叙事平台的不足，增强对大学生的吸引力与影响力。首先，要加强人员培训，培养一支既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又熟练网络信息获取与处理技术，具有网络监控防御能力、检测预警能力和覆盖孵化能力的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其次，网站内容建设要注重趣味性和生动性，要借助网络多媒体技术进行精心设计、精心布局，将学生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经典的影视剧作、重大时政新闻放到网上，进行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交流。再次，要强化服务意识，充分利用网络的交互性、及时性优势，让师生积极参与，主动沟通，使之成为师生的网上精神乐园和生活中的良师益友。总之，网络“微载体”是将网络技术和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产物，有效拓展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场域。
（二）建设网络“微文化”，塑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空间。
网络“微文化”是一种开放性的信息表现形式，已成为校园文化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生的思维方式、情感理念、价值取向、道德标准、行为习惯等。网络“微文化”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紧密相连，网络“微文化”生态中既有丰富并融入到主流意识形态中的积极、健康、向上的公益文化，又有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琐碎、平实的“小众文化”。网络文化观念的碰撞、相互依存及由此产生的网络文化变革，对传统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造成很大冲击。因此，构建高校网络“微文化”是适应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发展的客观要求，营造良好的网络文化生态环境是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怎样创建良好的网络“微文化”，成为当前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崭新课题。首先，要利用网络“微文化”简洁明快、操作简便、覆盖面广、渗透力强的特点，综合运用网络文化媒介，占领思想文化新阵地，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作为“微文化”工作的核心内容。其次，要加强专题性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设，开辟国内热点问题、国际动态、历史回顾、校园生活等网络讨论栏目，并组成专家进行深度分析与评论，对大学生进行积极引导的同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再次，运用充分发挥网络视频的叙事功能，让大学生在自觉接收信息的过程中进行自我教育。正如丁锦宏所指出：“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描述世界的模式，不管是记忆性的，还是虚构的故事，都给我们提供了生活的意义和归属，它们把我们同他人联系起来，同历史联系起来，通过提供一种具有丰富的时间、空间、人物甚至对生活的建议的丰富多彩的画面，使我们在道德上产生共鸣，促进我们对他人、世界和自己的认识。”[4]因此，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者通过筛选具有教育意义的网络视频，借助网络对故事（包括寓言、神话、歌谣、英雄人物、典故、生活事件、生命故事等）的叙述，有效化解大学生自我价值与主流意识形态间的冲突，帮助大学生消化、吸收、接纳、理解社会主流文化，促进其思想道德水平与觉悟的提高。
（三）关注“微话语”，更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表达方式。
语言是人类活动的重要载体，人在语言中得到了相互理解的可能性。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对于人类来说，世界就是存在于那里的世界……但世界的这种存在都是通过语言被把握的。”[5]P10语言创造了人类拥有世界的可能性，话语也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进行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
在网络虚拟社会系统中，网络流行语是新时代的特殊语言。网络流行语日益盛行并融入到大学生日常生活中，正从“网上”走入“网下”，从小众走向大众。“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任务就在于，在一定的语境下如何描述以及能在什么程度上描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推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沟通”[6]。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在网络流行语的喧嚣声中受到质疑与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被铺天盖地的网络流行语挤占，使得对社会认识尚浅的大学生在价值观的选择上出现迷茫，进而影响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有效性。同时，网络流行语不仅是一种交流方式，某些网络流行语的背后也具有一定的正确价值，而且其语言具有时尚幽默、创造性、生活化、内容新潮、形式新颖等特点，深受大学生的青睐，更值得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借鉴。例如“把一切平凡的事做好即不平凡，把一切简单的事做对即不简单”、“人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学习要加，骄傲要减，机会要乘，懒惰要除”等流行话语隐含着正能量。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呈现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描述。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充分利用网络微叙事平台更新话语表达形式，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微旋律”。首先，将网络流行语的语言风格引入微叙事语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之中，改变其抽象化、命令化的话语传统，消解教育者的话语霸权。网络媒介的兴起冲破了话语霸权的坚固藩篱，开创了一个话语权日益平等、言说方式日益多元的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顺应这一潮流，利用网络流行语的积极作用开展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主动争取话语权。其次，要理性的对待网络流行语，汲取网络流行语中的积极因素，从中获取新话语资源。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对当前流行的、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精神和初级阶段国情的网络流行语进行精选，将具有知识性、哲理性、趣味性、警示性等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网络流行语进行分类归纳，进一步提炼出思想政治教育新话语。再次，要关注网络流行语的发展变化，以此了解和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探析时代的动向，掌握话语创新规律，创造出更多具有吸引力的网络微叙事话语，提高其实效性。如，多创造一些类似“糖衣炮弹”、“三座大山”、“不要四面出击”、“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等生动形象、易于传播的话语。
（四）引导网络“微舆论”，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旋律。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是历史的产物，也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在网络“微时代”语境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应根据当前社会的要求和受教育者的思想实际，有目的、有步骤地将主流价值观输送给受教育者，唱响主旋律。网络舆论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范畴，学术界对于“网络舆论”还没有统一定义。谭伟认为：“网络舆论是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公众对某一焦点所表现出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带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7]海量信息容易导致信息“泛滥成灾”，网络舆论的观点如果与意识形态主旋律的方向一致，网络舆论就会促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开展；反之，就会削弱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成效，对意识形态主旋律形成冲击。因此，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体的网络舆论引导能力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紧迫任务。网络舆论引导其实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渐进过程，不具备硬约束力。网络舆论引导要发挥作用：第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体要实现从“灌输者”到“引导者”的角色转变，着力构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机制。第二，要实行教师引导与学生参与相结合，创建一支精干的专兼职相结合的网络评论员队伍，将舆情引导和价值引导有机结合。第三，要实行网上引导与网下引导相结合，综合运用多种现代网络信息交流方式，灵活运用“疏、导、堵”等方式，以平等身份交流，增强网上正面声音，保证网上信息的导向和质量。
三、结语
当代大学生借助互联网建构属于自己的学习与交往场所，创造和发展属于自己的网上精神文化空间。网络微叙事交流不同于正式场合的课堂教学，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新鲜、时尚、个性化学习交流平台。利用网络微叙事平台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是为了运用一种新的技术手段，更重要的是要用先进文化占领新的思想阵地，塑造大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总之，在“微时代”语境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者必须正视现实，主动适应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变化，坚持将长期的、持之以恒的、春风化雨式的网络微叙事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补充，不断探索如何利用网络微叙事平台加强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热奈特.叙事话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博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丁锦宏.道德教育中的叙事方法探究[J].思想理论教育，2003（12）.
[5]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译者序言）[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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