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20世纪20年代以前
20世纪20年代以前,是社会工作问世前的酝酿时期。这个时期正是西方社会的工业化和都市化急速发展的时期,在英国被称为“维多利亚盛世”。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西方社会越来越大的贫富分化,大量贫民涌入城市,失业问题和贫困问题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同时,工业革命也冲击着人们的观念,使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巨大的变化。工业化﹑都市化带来最为明显的变化是社会财富的骤增,它也给人们带来了观念上的触动,开始看到了人的能力和作用的巨大无比,更坚定了“人是可以不断进步的”的人文主义主张。19世纪西方民主运动的影响,使人们从“权利”(TheRight)这一崭新的概念中看到了自己也有平等享用社会资源的机会和希望,英国失业工人因此在1860─1867年为争取权利发动了几次颇有影响的暴动。(古允文,1992)
针对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英国政府继1601年颁布《济贫法》(PoorLaw)之后,在1832年又出台了《新济贫法》(TheNewPoorLaw)。许多国家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仿效了英国政府介入和干预济贫的做法(李增禄,1982)。但政府的介入和干预并没能解决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存在的各种慈善机构间功能重迭、资源浪费和政府介入效率低等问题。
在上述的背景下,欧美先后出现了以有效﹑合理地调配社会资源来帮助城市贫民为目标的新一代慈善组织,如城市慈善组织协会(CharityOrganizationSociety)等。他们设立了专事管理与联络的中央机构,自上而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帮助需要援助的穷人。
早在1893年,美国水牛城的慈善组织协会就对机构工作人员适应工作的能力首次提出了疑问,认为应考虑以往由牧师承担慈善会社的工作是否适合,有必要找接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来承担“助人”的工作,并以此工作为职业。(林万亿,1983)1898年,慈善组织协会为慈善工作者开办了一个六周的暑期训练班;1912年波士顿社会工作学院开设社会工作课程;1919年,“美国专业社会工作训练学校协会”成立;1921年,波士顿社会工作学院开设了医疗社会工作课程。这也是因为当时英国、美国等国家教育政策引导高等教育的范围不断向应用领域拓展,使对慈善工作培训也得以直接进入大学,获得了较高的学术起点,促使社会工作追求科学性、知识性、学术性的发展,以获得在专业领域中占据一定的地位。
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理查蒙(Richmond)在1917年出版了她的《社会诊断》一书,这本书被后人公认为是第一本对社会工作系统论述的专着(豪尔,Howe,1987;杰克逊,Johnson,1998;林万亿,1992)。因此一般也认为,《社会诊断》一书的问世标志着现代社会工作的发端。《社会诊断》一书是理查蒙将她在慈善组织协会工作和研究多年所得的经验,总结出一套以“诊断”为重心的,经由个案调查和诊断了解致贫原因后再给求助者帮助的个案工作方法。
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期
在这一阶段的早期,社会工作是以热情帮助弱势群体、科学解决社会问题的双重社会责任,开始了其职业化的进程。
当时,工业化急速发展的进程造成的贫穷、失业和贫富差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更为突出。在社会的组织层面,一批以通过建立社区中心的社会改革为导向的睦邻组织运动的形式出现。他们根据当地居民的生活性需要,提倡居民的自主自觉和互助合作的精神,强调对生存环境的改良,以有效合理地调配社会资源来帮助城市贫民为目标,自上而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帮助需要援助的穷人(杰克逊,Johnson,1998;古允文,1992;豪尔,Howe,1987)。它从社会自组织角度,弥补了因政府干预不足带来的问题。
在这一时期,英、美两国这一时期的社会政策发展较多的仍然是针对个人的家庭服务、儿童福利和犯罪惩戒等辅导项目,一些家庭服务的志愿性机构或精神诊所开始大量聘任受过训练的个案工作者。而社会福利机构对社会个案工作的接纳也表达了当时的社会需求,成为对社会工作发展的一种导向,促使社会工作不断完善其治疗性的个案工作方法和技术,以胜任此职业。
在这个阶段的后期,由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导致大萧条状态的出现,大量的工人失业,使原有的社会问题的加剧,从而导致社会政策的变化。1931年着名的罗斯福新政提出了依靠公共机构与公共资源来缓解贫困的综合利国家计划,用联邦政府协助福利服务体系发展来解决失业和贫穷等社会问题,以弥补以往由私人机构解决贫困的种种不足。政府介入福利服务体系的发展后,受过学校训练的工作人员更容易获得政府提供的位置,福利工作的任职出现专业的倾向。
社会政策的变化打开了社会工作者的视野,他们开始试图超越以个案工作为主的传统工作模式。社会工作三大方法之一的团体工作(亦称“小组工作”)因为将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结合起来,用于探讨团体工作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力和对整个助人工作的重要性,并具体运用在帮助退伍士兵的心理适应和解决儿童心理困扰的工作中,发展出了团体工作理论。社会工作的另一方法,社区工作在社会改革(SocialReformer)与行动主义(Activities)的层面的努力也得到认可,同样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波普勒,Popple,1997)。个案工作、团体工作和社区工作这三个原本是独立发展的社会工作方法,在注重理论发展的同时呈现出一种整合的趋势。
第三阶段:20世纪40年代中到60年代初
二次大战后,西方社会与经济空前发展。然而都市化、工业化、高科技及社会变迁,导致富裕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反而加剧,战后军人的安置问题,黑人暴动,妇女争权、儿童教养、老年安置,等等,新生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发展形成互相冲突的矛盾。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国家纷纷宣布简称了“福利国家”,于是,一系列解决老人福利,劳工失业,军人服务和积极性救助等旨在全盘改进福利
制度的“新探求”(NewResearch)社会政策相继颁布。这个政策的核心是开始强调以整个国家的福利、计划和综合性管理为解决手段。特别是联邦反贫穷计划提出由几个不同的管理机构者联手办理一些大的项目,这些计划的许多方面都涉及到社会工作专业,同时也强调福利计划在社区的发展和推进。 社会政策的改变带来了对于社会工作的大量的需求。政府的卫生机构、医疗机构和家庭,矫治机构和学校、社区开始引入团体工作者。在组成社区基金会、社区委员会的过程中,社区工作的方法正在发挥作用。因为单纯的个案工作方法难于应付广泛的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工作真正超越了此前由个案工作方法为主导的局面。社会工作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不仅在个案工作中,同时在团体工作和社区工作中也得到充分运用(廖荣利,1987)。反贫穷计划在福利服务实践层面提供给个案工作、团体工作和社区工作三大方法的联合契机。1955年,作为大联合标志的社会工作人员协会(NASW)成立。
第四阶段: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
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福利国家普遍进入迅速发展的时期。高度的经济增长使人们享受到有史以来最优厚的生活保障与福利服务,但同时也因福利经费的膨胀潜藏着新的福利危机。在美国,由于政府坚持越战,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关注的是生存环境及公民权利。
最早的针对危机的社会政策的调整,是1963年美国约翰逊时代所谓“大社会”运动的庞大计划提出的,它包括了教育、训练及提供就业机会等一系列协助穷人使之获得自立的社会福利服务政策。同时,政府开始削减福利经费、并强调资源使用的有效性,这与发展社会福利服务形成了矛盾。
社会环境和社会政策的变化对于社会福利服务形成了冲击,因为受助者的问题已经从一般的物质需要转到对社会环境和基本权利等精神需要的层次,以往关于人的问题的成因的主流性解释[1]和强调个案治疗性的方法,已经不能令人信服(林万亿,1995)。
社会工作在自身发展上开始寻求对传统的社会工作方法的突破和选择新的理论立场。社会工作人员开始运用系统理论,提出整合观点,探讨将不同的方法结合到一起来解决问题的一体化新途径(杰克逊,Johnson,1998)。[2]
第五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到90年代
20世纪70年代开始,因石油危机的冲击,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滞胀时期。经济增长的急剧变化和不稳定,导致了社会问题的丛生。
在社会政策的层面,由于福利国家理论受到普遍的质疑,在新经济政策影响下形成了新的“经济复兴计划”和社会福利政策。美国政府开始提倡“小政府”计划,以减少政府的直接服务,鼓励福利服务私营化。
公众意识形态开始提倡和号召“抑制欲望”、“限制所得”,人们也因此去考虑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关联,马克思的冲突理论在整个西方开始受到关注。而在文化价值和哲学思想上,又充满了对自助和互助传统伦理的“复古”情绪。在此冲击之下,促进了人对于人与社会自身的再度反思,形成了多元化的意识形态。这又促使社会科学领域更多的边缘性和综合性学科的形成。
“社会工作的一些概念和理论体系在七十年代已经获得了发展完善”(约翰逊,Johnson,1998),但是受到多元意识形态的影响,一方面是以不同的理论支持来提出对社会工作的解释,如在这个时期得到发展的“生命模式”(LifeModel)就是以行为科学和生态的观念作为专业助人的理论依据。同时,各种治疗性的社会工作方法,行为矫正取向(BehaviorModification)、任务为本取向(Task-centredApproach)以及家庭治疗(FamilyTherapy)、精要治疗(BriefTherapy)等等,将已有的社会工作的方法与模式推向更专精的方向。另一方面,在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也出现了激进社会工作取向和结构社会工作取向,对传统的社会工作的目标发起了背道而驰的挑战。。
总之,在这个动荡的年代,社会工作更注重从不同的学科、学派的理论中吸取营养,建立严密的理论论述和程序,向多元化、综合化同时又更为专精的方向发展。
第六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
20世纪90年代起,整个世界的发展日趋全球化。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仅是多元,而且更是尖锐和复杂化。
社会政策发生的变化是出现多元福利模式。在欧美,福利政策的制定更强调政府与民间在福利提供方面各自应该承担的责任,同时个人和家庭也要在福利资源上扮演一定的角色。这种福利主张导致的结果是,由政府直接提供的福利服务减少,而转向鼓励多种形式的民间承办的社会福利事业,即志愿服务和服务的私有化扩大。
社会工作的发展为顺应社会环境与社会政策的变化,必须作出响应并积极调整。面对福利资源的短缺与竞争,专业社会工作也开始接纳“管理主义”,如以“个案管理”、“紧缩管理”等工作取向来建立优质服务,适应社会发展和竞争的需要,保持自己承担社会福利服务的专业地位,这一取向实际上更加重视了技术化和程序化。同时,为获得社会认可,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的注册制度普遍发展起来。
但在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带来了对于传统的、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工作的反思,社会工作者开始更为关注存在社会工作之中的文化差异,以重新思考社会工作者在承担“对人与社会服务”实践中的道德伦理角色(麦萍施,1995;曾乃明,1995)。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与地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一些社会工作者正在修正百年来社会工作从事“社会治疗”的形象,更为务实地将社会工作已经发展起来的工作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取向结合起来(米齐利,Midgley,1998),探索社会工作与国家制度的关系以及新的理论与实践方式。
二.研究结论及其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启示
从欧美的社会工作发展历史过程来看,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相互承接的、动态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社会思潮和科学理论的发展变化,等等,都在影响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的变化:
1.在西方国家,一百多年来,在社会政策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发展出了一个政策传承机制——社会工作。从国际经验看,社会政策的贯彻落实主要是通过一个专业化、职业化的服务体系,即社会工作体系来实现的:政府中有政府社工构成的政府社会工作体系,民间有社会工作团体和社区社会工作者构成的非政府社会工作体系,而后者是社会工作体系的中坚力量。社会工作以其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价值体系与以科学的助人技巧为基础的方法论为社会政策的贯彻提供了充分的支持
2.社会工作的发展轨迹明显是受到环境制约的。一般来说,是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思潮和科学理论的发展变化会直接影响到社会政策的变化,从而导致其传承机制——社会工作的变化。当然,社会工作也有其谋求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积极地试图引入当时最流行的社会科学理论,以为己用。社会工作的这种从对科学方法的引进,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社会政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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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是其成功地立足于社会的必要条件。在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中,其先谋求的是本身的职业地位,这种职业地位是与其在与社会政策不断互动的过程中,为解决社会问题作出了贡献后才获得的。在职业地位得到社会认可后,社会工作在使自己成为一个专业领域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包括应社会环境和社会政策的变化而不断修正自己的目标与手段,同时用最新的社会科学历年和方法来武装自己。专业地位的提升无疑也巩固了社会工作的职业地位。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福利服务、健康服务、社区建设、社团管理、家庭婚姻、住房改革、教育改革等等方面出台了不少社会政策,但是政策的效果在很多方面却往往不尽人意。在整个政策过程中,除了制度设计上有缺陷以外,制度实施中更屡屡出现问题。这是因为在中国政府的社会政策过程中,从政府行政到公众行动之间,缺少了一个专业化、职业化的贯彻和落实社会政策的传承机制。
就中国现状看,目前社会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主要还是依靠政府的行政体系——劳动、民政、卫生、城建、教育等政府部门和“准”行政体系——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来具体运作。正因为在政策过程中,政府与民众之间缺少一个相对独立的职业化的“中间层”,本来这个中间层是可以把政府的行政指令通过专业化的手法和技巧转变为公众的行动的,而现在的工作体系依靠的仅仅是这些行政和“准行政”部门的行政命令,明显地与公众行动脱节,也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发展趋势和进程不相适应。
社会救助是指公民在不能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标准向其提供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援助。它以所有特困公民为对象，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目的，通过给予现金、实物和提供服务等多种方式实施救助，主要由灾民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互助等组成。社会救助是解决群众生活困难最古老的措施，也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中最基本的项目，它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一起，构成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可以暂时没有社会福利，甚至也可以暂时没有社会保险，但是，不能没有社会救助，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学界一般认为，我国社会转型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其中1840年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1949年到1978年为第二阶段，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是快速转型期。社会转型既包括经济基础的变革，也包括上层建筑的调整，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整体变迁。当前我国社会转型主要表现为：一是在社会生产和生产力层次上，表现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二是在经济体制层次上，表现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三是在上层建筑层次上，表现为由高度集权的传统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转变；四是在思想文化层次上，表现为反映自然半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精神文化向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精神文化转变。笔者认为，社会转型对社会救助工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产生的影响
我国社会转型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传统与现代共同存在，共同作用，尤为表现在建设法治社会进程中，传统思想观念仍然起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历来有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对贫困者给予同情、关怀和支持。这是我们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在社会转型期应予发扬光大。改革开放破除了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社会成员对贫困问题的价值判断发生一些变化，部分人比以前更多地看到了导致贫困的个人责任，认为贫困是由贫困者的“思想保守”、“观念落后、“不思进取”和“过分依赖”等原因引起的，而忽视了引起贫困的社会因素。因此，在经济发展和平均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没有及时重视和协调好先富与共富的关系、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导致贫困问题比较突出。社会救助工作由于是对最为贫困的群体进行最为急迫、最为直接的救助，特别需要严密的法规。因此，在国际社会保障理论界，社会救助常常被称为“须经家庭经济情况调查的保障制度”。但是，我国社会救助工作法制建设严重滞后，不仅没有基本的《社会救助法》，而且也没有《赈灾法》，造成社会救助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无法可依。如，灾情核报的随意性很大，有的地方为了多要救灾款而夸大灾情，有的地方为了出政绩报喜不报忧。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救助对象的民主和法治意识会普遍增强，他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也会增强。因此，急需加强社会救助工作的法规建设，在社会全面转型的背景下，妥善解决效率与公平、经济竞争与社会关照等社会问题。
（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产生的影响
一是经济体制转化和产业结构调整，造成的下岗和失业问题突出。种种迹象表明，目前，我国进入1949年以来的第五次失业高峰期，虽然统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3%--4%，但实际失业率在8%左右。随着下岗和失业并轨工作的加快，再就业中心将逐步撤消，过去在下岗职工中隐含的失业问题将完全显现，失业问题会更加突出。2002年我省城市低保对象111.45人中，传统“三无”救济对象为3.66万人，仅占3.28%；在职职工、下岗和失业人员为75.76万人，占68%。二是就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1978年我国就业人口在一、二、三产业中就业的比例分别为70.5％、17.3％、12.2％，2000年则变为50.0％、22.5％、27.3％，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开始超过第一产业。2000年在国有、集体经济部门以外就业的人员比重，已经达到全部城镇就业人口的54.9％，超过了在国有、集体部门就业的人数。就业结构的变化，造成单位社会保障功能降低，就业者陷入贫困的机会增加。三是收入差距扩大。不但单位内部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拉大，单位、行业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6，接近0.6的国际警戒线。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7倍，到2002年扩大到3.09倍。由于农民享受不到城镇居民的有关福利，实际收入差距应在5倍以上，这一比例大大超过世界各国，由此导致的贫困问题比较突出。
（三）社会政策转型产生的影响
一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在社会保障方面，不再追求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模式，力图建立“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将过去的国家福利和企业福利模式改为社会化的福利模式，在医疗、住房、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方面，不再由国家和企业承担全部责任，而是建立多方共同负责、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混合福利体系。尽管新的社会政策目标是要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由于在新旧体制的转化中出现了一个制度空缺时期，未能及时地出台新的制度性框架，来防止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失业下岗者和其他特殊困难者陷入贫困，造成社会救助目标弱化，救助平均水平降低，使其难以发挥较好的社会保护功能。二是有些政策难以适应实际工作需要。五保供养是随集体经济产生和发展的，长期以来，是作为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福利事业。目前，在集体经济十分薄弱、土地保障功能严重弱化的情况下，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后，五保供养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因此，有必要对五保供养工作进行重新认识，不应再将其作为集体福利事业，而应属于农村社会救助的范畴。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救助政策。三是社会救助资金投入不足。近年来，我省国民经济呈现较大幅度增长趋势，但社会救助经费没有能够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步增长。如，我省开列的自然灾害救助经费从1995年到现在仍然是2000万元，与经济发展相比，实际上是呈下降趋势。当前，我省城市低保保障标准较低、保障面较窄的问题比较突出，其主要原因，也主要是由于保障资金投入不足造成的。四是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弱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社会救助优惠政策，如救灾粮、油、燃料、建材等物资，随着价格体制和流通体制的改革，能够安排的范围越来越小，价格也与市场价格相差无几。城市低保只能维持低保对象的基本生活，若要解决低保对象在就医、住房、就业、子女上学等方面的困难，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但由于一些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出台优惠政策，制定、落实优惠政策的难度较大。
（四）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产生的影响
一是社会利益群体与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改革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下，国家是唯一的利益主体，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利益群体。改革以来，随着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利益主体逐步多元化，个人、组织、群体独立的利益主体地位得到强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利益群体，如私营企业主。过去以身份为依据的社会分层逐步被打破，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等阶层分化加快，他们中的部分人沦为贫困的可能性增大。二是人口流动速度加快。2002年全国有9000多万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我省为全国主要的跨省流动的流出地。由于人口流动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和无序性，相应的法律保障和服务措施不健全，进城农民工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他们的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害，极易沦为贫困群体。大量劳动力流出，对农业发展也产生一定的影响，给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扶助和精神慰籍带来新的问题，社会救助任务进一步加重。
二、加强和完善我省社会救助工作对策
科学构筑我省社会救助体系，是解决转型期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这一体系应以自然灾害救助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体，以社会互助为辅助，以临时救济为补充，以优惠政策相配套，以社区组织为依托，以维护和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为根本任务，坚持改革创新和社会化方向，不断提高社会救助水平。
（一）搭建一平台，发挥社区在社会救助工作的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原来由国家和单位承担的相关社会功能逐步推到社区，社区的社会功能在迅速扩大。尽管近年来大力开展了社区建设工作，由社区组织来承担政府和单位的一些社会职能。但此项工作仍然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社区掌握的社会资源还很有限，组织体系还不健全，从事社区工作人员的专业化程度还不够高，还不能完全承担起有关的社会职能。因此，要大力进行社区建设，重点突出社会救助的职能，积极建立社区化社会救助体系。目前要重点搞好社区服务组织体系建设，设立社区保障服务中心，为辖区居民提供社会保障事务服务；负责审核居民享受社会救助的资格；组织社区有劳动能力的救助对象参加义务劳动，消除其“等、靠、要”依赖思想；设立捐赠接收站，搞好社区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捐赠的物品优先在辖区内贫困群体中调剂，低保对象可以凭救助卡选用捐赠物品；积极支持志愿者组织参与社区服务。从而建立一个以人为本、讲礼仪、重情谊，相互关心爱护的和谐社区。
（二）搞好两个转变，重新认识转型期的社会救助工作
1、转变社会救助工作的价值取向。一是由恩赐观念向权利观念转变。传统社会救济含有明显的恩赐观念，救助者常常以观世音自居，受救助的群众往往感恩戴德，这种行为是与现代社会救助有着本质区别的。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实施社会救助是其应负的由法律规定的社会责任，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对于公民来说，获得救助是其应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法律意识的增强，要用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救助”取代传统意义的“社会救济”，以转变传统的恩赐观念。二是以物为本观念向以人为本理念转变。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上，社会救助工作的主要任务似乎就是分配款物，往往把争取上级的救助资金作为一项中心工作，一旦款物分配完毕，救助过程也就结束，使社会救助工作的重心转向了以物为本。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从维护人权的角度认识社会救助工作，弘扬以人为本的现念，使救助对象的生存权、发展权得到应有保护。
2、转变社会救助工作的行为取向。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救助的行为取向突出表现为特殊主义，不是按照社会成员的实际困难程度进行救助，而是划分成若干群体，分不同对象实施救助，造成同属国家一员，而在救助待遇上却千差万别。如，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社会救助也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别。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城市居民社会福利较高，职工工作、生活都比较有保证，因此，社会救助的重心在农村。近年来，随着国企改革深化，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增加，贫困人口增多，城市社会救助工作日益受到重视，而农村社会救助工作则止步不前。再者，城市农民工是社会的边缘群体，城市、农村社会救助都没有把他们列入，属于被人遗忘的群体。因此，社会救助的行为取向要由特殊主义向普遍主义转变，不分种族、身份、职业等，在获得社会救助方面一律平等。
（三）构筑三个体系，促进社会救助工作的全面发展
1、积极推进依法行政，完善政策法规体系。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政府运作方式的基本特征。近年来，城市低保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重要突破，1999年国务院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我省于2002年5月1日起实施《河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实施办法》，使城市低保工作的法制化建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是，自然灾害救助、农村社会救助还没有相应的法规出台。为此，各级政府社会救助主管部门必须实施依法行政战略，一是要抓紧制订急需的地方性法规，及时修订不适宜的法规，搞好法规、政策之间的衔接；二是要严格依法办事，全面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三是要积极推行政务公开，转变职能，改变管理方式，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四是加强监督，确保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得到统一、公正、合理的实施。
2、科学运作，完善社会救助管理体系。①强化政府的主体地位。社会救助对象是社会最为贫困的群体，可以说，没有政府和社会的救助，他们就无法生存。因此，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是每一个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目前，政府在五保供养、农村特困户救助等方面的主体作用发挥不够。要强化政府在社会救助组织、管理、监督和财政投入等方面的主体作用，逐步形成政府投入为主、集体补助为辅、社会共同参与的救助机制。②探索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可实行普遍性和专门性相统一的社会救助双层体系，将社会救助对象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救助对象为城乡所有贫困者，为因各种原因而陷入贫困者提供救助，以涉及面广为特征，具有普遍性特点；二是救助对象为已经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没有家庭收入和其他收入来源的人，以受益对象的专门性为特征，具有专门性特点。这样划分，既能对所有贫困者进行救助，又能对特困户进行重点救助。③建立起规范的社会救助款物管理机制。各级政府要建立社会救助基金，强化财政预算，加大财政投入，增强社会救助的资金保障能力；社会救助资金要实行专户管理，确保资金不被挤占、挪用、贪污等现象发生；在资金的发放上，引入民主决策机制，由群众代表评定困难户，提高资金发放的透明度，解决优亲厚友等问题的发生；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低保金社会化发放途径，推广由银行、邮局等网点发放低保金的做法；搞好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对社会救助资金的监督。④加大社会救助工作的科技含量。建立比较完善的贫困指标监测和评估网络，运用现代技术手段，通过严格的家庭收入调查和计算，准确核实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制定科学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和救助标准，为准确实施社会救助提供保障。建立灾害管理系统和救灾辅助决策支持系统，制定灾害评估、统计、紧急救援办法，探索灾情科学预报、评估、合理分配救灾款物的新途径，不断提高灾害救助的科学化管理水平。
3、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对处于贫困之中的人员，单靠政府救助解决不了他们的所有困难，必须发动社会力量，开展社会帮扶活动，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服务。政府在社会救助对象就业、职业培训、自谋职业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引导、鼓励慈善团体等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工作；组织、提倡开展多种形式的帮扶解困活动，如社区救助服务、志愿者活动、扶贫济困送温暖活动等。发动社会力量，搞好救助对象在医疗、教育、住房、司法援助等方面的专项救助。在教育方面，通过减免学杂费、奖学金、教育贷款和勤工俭学等方式，解决贫困家庭学生的上学问题；在医疗方面，建立起专门服务于贫困群众的医疗补助、费用减免制度，确定医疗救助定点医院，确保他们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在住房方面，要通过实施“安居工程”，为贫困群众提供廉价住房，廉租住房，使其居有住所；在司法救助方面，认真落实《河南省法律援助条例》，为贫困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并免收、减收费用，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通过社会各方面的支持，筑起一道牢固的社会安全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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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政部：《中国城市反贫困论坛主题报告--中国的城市贫困与最低生活保障》，北京，2002年12月
4、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0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本研究的核心是学校社会工作介入我国高校学生工作体系的问题。各国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经验表明,学校社会工作要发展,其重要前提是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内部行政系统的认可与支持,找准学校社会工作在教育体制及学校内部的学生服务体系中的定位。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中,最重要的是处理好学校社会工作在高校学生工作中的地位问题。在80后、90后逐渐成为大学生主体的今天,大学生的问题日渐多元化、复杂化和棘手化,传统的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统领的学生工作模式难以满足学生的需要。对调查问卷和访谈资料的分析表明,高校现有的学生工作体系的表现差强人意。不仅学生对学生工作的满意度不高,从业人员本身也普遍存在着工作压力大、成就感缺乏、对职业前景悲观等严重问题。相比而言,学校社会工作充满人文关怀的价值理念、宽厚的理论基础和灵活多样的工作方法,使得学校社会工作在解决日渐复杂化的大学生问题时,更容易被大学生所接受,更有针对性,也更能适应解决特殊问题的需要。本研究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和学校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功能和方法的比较分析,认为学校社会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存在互补性。
思想政治教育解决的是大学生因动机缺乏而导致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如学习...更多动力不足、缺乏集体观念和社会责任感淡漠等,而学校社会工作针对的则是个体因能力不足而导致的特殊需要。两者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其目的都是为了把大学生培养成社会的栋梁之才。引入学校社会工作既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也有助于推动学校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其结果是双赢的。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通过大学生成长服务共同体的组建,来实现对我国高校学生工作体制的创新。其方案构想是,将现有的高校学生工作体系中的心理咨询中心、就业指导中心、社团服务中心等服务机构独立出来,与学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相整合,共同组建以学校社会工作理念为统领的服务与辅导体系。这一体系与现有的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统领的教育和管理体系联合,形成相对独立的和长期并行的“协调合作模式”,从而搭建起既符合社会工作理念又适应我国现实国情的高校学校社会工作运行模式。
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构建了高校学生工作的两大系统并行运作模式,即以学校社会工作为统领的服务辅导系统和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统领的教育管理系统的协调合作模式,为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高质量、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第二,提出了构建“金字塔型”高校学校社会工作梯队的设想。专家顾问负责专业指导,专业社工人员为学生提供具体的专业服务,而兼职人员主要由社会工作专业的师生和辅导员构成。第三,提出了在新时期推进学校社会工作本土化、实现高校学生工作体制的改革与创新的“双赢”模式,从而使学校社会工作介入高校既能推动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又有利于增强现有高校学生工作体系的活力。
目前，问题不在于工会工作要不要社会化，而是如何顺应时代趋势，切实做到社会化。工会固然是社会团体，如果不能有意识地张扬这一特性，满足于在自己的小天地自我循环，视野将越来越狭窄，也有可能使这一特性自我萎缩，或被社会淘汰。这也就如同做不到与职工群众的密切联系，就有可能体现不出群众化特性，面临脱离职工群众危险一样。
工会工作要做到社会化，其内容至少包括以下若干方面：
其一，善于利用社会力量办会。要树立开门办会意识，有系统地分门另类地组建工会专家顾问组织，弥补工会自身力量的不足特别是专业水平的相对欠缺。工会要想有效地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不具备一定的知识是不行的，但要求工会无所不知也是不现实的。这就要求工会组织要善于吸引社会上对职工问题、工会问题有热心且具备相应知识的专家学者，利用他们所长为我所用，让他们的知识和本领为职工服务，为工会服务。
其二，建立完善社会参与机制。目前，工会组织在参政议政方面建立了一系列机制、制度，并取得较好效果。但还应看到，我们还需要在建立健全三方协商机制、联席会议等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工会参与社会的机制，加大社会参与力度。这包括工会如何参与社会事务，以及社会力量如何参与工会事务两大方面。当前迫切的是，要进行工会形象设计，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工会重大事项公开制度、工会重大课题社会招标制度等，特别是要建立一个负责任的社会团体形象，让所属的成员有归属感、自豪感、认同感，从而起到团结动员的作用。
其三，努力拓宽工会工作的社会空间。适应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等方面的多样化，工会组织在拓展社会空间方面作了积极探索，包括把工会的触角延伸到乡镇、街道、社区、市场等非传统工作领域，不仅在正规部门和正规就业者中组建工会，而且延伸到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者中；不仅注重维护职工作为一个劳动者所拥有的权益即经济利益，而且注意维护职工作为社会人所拥有的权益如政治权利和精神文化权益；不仅在职工生活工作的单位层次协调利益关系，而且参与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等等。应该说，对这个问题在工会内部已经形成共识。问题在于，必须使广大工会工作者深刻认识到，拓展社会空间是工会工作发展的一个潮流，是确保工会生命力之所在，而不能把它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来消极应付。积极参与社会性活动，介入公众生活，包括一些公益性活动，既可以使受益对象得到帮助，取得社会对工会组织的理解和认同，也可以使工会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得到社会有关方面的支持与帮助。工会组织实施的送温暖工程在社会化方面取得的效果，就是一个明显例证，它充分说明了工会工作的社会化不仅是极为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其四，积极使用社会语言。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具有很强的无形的力量。如果长久局限于工会自身的天地，不但工会工作视野容易受到限制，而且连语言也受到制约，妨碍工会组织与党政有关部门的沟通，也妨碍工会组织与其它社会团体的交流。因此，要使工会工作社会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推动工会语言的社会化，多讲“普通话”，积极引进社会上通行的语言，为我所用，少讲“工会方言”。而工会自身的专业语言一旦成熟，也要有意识地向社会积极推广，使工会语言社会化，丰富社会语言。
其五，培养造就职业化的工会工作队伍。工会工作社会化要求有一支社会化的专业工作队伍来保证。如果工会工作内容、方式社会化了，而工会工作者本身仍停留在单位化或非社会化状态，这种社会化也是不稳固的，是难以为继的。目前，一些地方在新建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探索实行工会工作者职业化问题，是一个有益的尝识，应该推广到其它层次和领域。建立工会工作者人才库和资格证书制度，逐步实行工会工作者职业化，一方面可以提高工会工作者的专业水平和维权能力，另一方面可以使其摆脱对所在单位的人身依附，在党的领导下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增强其敬业精神和维权勇气。工会工作者不仅可以来自党政机关、基层企事业，也可以来自大专院校，既可以定向培养，也可以在一线职工中选拔，既可以是劳动模范，也可以是饱学之士、社会贤达。
其六，利用大众传媒宣传职工和工会。宣传工厂、宣传工人、宣传工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工”宣传，尽管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力度还不够，潜力还很大。一些职工感到自己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地位下降了，一些工会工作者也或多或少地产生自卑感，原因固然较多，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缺乏对职工群众和工会工作有组织的宣传，即报上无名、电视无影、广播无声，职工和工会组织社会话语权的丧失，使一些人不知道职工在改革发展稳定中作了哪些贡献，不知道工会组织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发挥了哪些作用，特别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无论是职工还是工会组织都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果缺乏对职工和工会组织正面的宣传，难免会引起一些人包括职工本身的疑虑和沮丧。
关于怎样处理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现代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中，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一直存在着某种注重经验性实践活动，轻视系统性理论抽象的倾向。有相当一部分社会工作者认为，社会工作主要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在具体的社会服务中主要依赖于实践的经验而不是理论的指导。这种倾向长期影响着现代社会工作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功能的充分发挥，更影响着社会工作教育的学科建设。更多的学者则强调要重视实践，认为中国的社会工作有着与西方不同的特点，西方是先有实践再有理论，中国则是从理论开始，带动实践的展开，所以一直存在重理论教育轻实务的不足，因此，社会工作尤以实践为教育的目标与致力方向。对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其实是社工专业的毕业生，不管他们在学校里是接受理论教育多些，还是做实务多些，他们能不能迅速适应工作岗位最能说明问题。为此，笔者对该专业毕业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对学校理论课程教学的看法，从而为社会工作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参考。
二调查的基本情况
本调查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放问该卷该给专业已经毕业并正从事社会工作的学生，通过这些学生再寻找其他符合条件的调查对象，共回收问卷148份。接受调查的对象还有部分在读的研究生，以及部分没有在高校接受过社工的专业教育但从事该项工作的人。考虑到在读的研究生在本科时接受了社工的专业教育，现在可以站在更高层次对该专业的理论教学进行反思，他们填写的问卷计算在有效问卷内。目前从事社会工作却没有高校社工作教育经历的不符合调查条件。剔除不符合条件的问卷，获得有效问卷128份，最后利用SPSS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如下：128人中，性别构成为60名男性，68名女性。学历构成为11名研究生，108名本科生，11名专科生，本科毕业生是这次调查的主体，占总调查对象的82．8％。毕业学校为湖南农业大学、深圳大学、黑龙江工程学院、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广西师范大学等43所高等院校。开始从事社工的时间从2007年到2013，其中2010年、2011年、2012年、2014年这四年开始从事社工的最多，分别是29人、26人、25人、21人。所在的岗位既有机构社工、也有项目社工，从事的具体工作有社区社工、学校社工、企业社工、家庭社工、青少年社工、老年社工、妇女社工、残障社工、社会工作行政、机构管理或项目管理等等。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被调查者所从事的工作涉及到社会工作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从事社会工作最长的已经满了六年，最短的不足一年。从开始从事社工的毕业生，正处于角色的转换期，在学校所学的理论能不能帮助他们迅速地适应工作岗位他们的感受最直接，而已经从事社工几年的毕业生他们的工作经历让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感受更加深刻，因此本次调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社工专业毕业生对该专业理论课程教学的看法。
三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社会工作专业理论课程学习的收获及重要性的看法，第二部分是对社会工作专业理论课程设置的看法，第三部分是对社会工作专业理论课程课堂教学的看法，第四部分是对社会工作专业理论课程教学的建议。
（一）对社会工作专业理论课程学习的收获及重要性的认识
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在学校里理论课程的学习很有收获，认为学校里的理论学习对现在的学习和工作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能使自己更快地掌握技术。具体情况如下：33人认为在学校理论课程的学习很有收获，占被调查对象的25．8％；59人认为比较有收获，占被调查对象46．1％；35人认为有一点收获，占被调查对象的27．3％，有1人认为完全没有收获，占被调查者的0．8％。20人认为在学校的理论学习对现在的学习和工作影响很大，占被调查对象的15．6％；70人认为比较有影响，占被调查对象的54．7％；36人认为有一点影响，占被调查对象的28．1％，有两人漏填。17人完全赞同理论知识学好了，在实践中可以更快地掌握技术，占被调查对象的13．3％；52人比较赞同，占被调查对象的40．6％；50人有一点赞同，占被调查对象的39．1％；有5人完全不赞同，占被调查人数的3．9％，4人漏填该题。有1人认为理论学习比实践重要，15人认为实践比理论重要，112人认为理论学习和实践一样重要，占被调查人数的87．5％。
（二）对课程设置的看法
问卷中的十门课程是参考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辑出版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年）》，分别是社会工作概论、社会学概论、社会心理学、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社会保障概论、社会政策概论、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行政。对于课程设置，被调查对象认为高校社会专业理论课程设置很完善的有1人，占0．8％，比较完善的21人，占16．4％，一般的49人，占38．3％，不太完善的51人，占39．8％，很不完善的6人，占4．7％。回答一般及以下的人是对课程设置不满意的，这样就有106人认为高校社会专业理论课程设置是不完善的，占了被调查者的绝大多数。认为有必要针对特定实务领域设置相应的理论课程有124人，占被调查对象的96．9％。关于在实践中用得最多的理论课程（这一题为多选），被选择排前三位的课程是个案工作86．72％（111人）、小组工作82．03％（105人）、社区社会工作62．5％（80人），其余的则是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60．94％（78人），社会心理学54．69％（70人），社会工作概论41．41％（53人），社会学概论26．56％（34人），社会工作行政23．44％（30人），社会政策概论16．41％（21人），社会保障概论6．25％（8人）。关于理论课程在各学期的教学时间安排，4．69％（6人）认为很合理，44．53％（57人）认为比较合理，43．75％（56人）认为一般，7．03％（9人）认为不合理，考虑到被调查者来自43所高校，各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在理论课程时间设置上不统一，这个数据的参考价值不大。问卷中设计了一个题目了解被调查者对各门理论课程在时间安排的看法，但从调查结果来看，综合各学校情况看，同一门课程在各个学期开设的都有，而且分布比较均匀，这说明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
（三）对理论课程教学方法的看法
教学有法，但无定法。教的目的是为了不教，是为了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当老师的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教学，只有当学生认同了、满意了，这样的教学方法才有效果。被调查者对学校社会工作专业理论课程的课堂教学满意程度不高，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要学好专业理论课主要在于授课教师对实务的熟悉程度，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希望采用实训法进行理论教学。具体情况如下：在对理论课程课堂教学的满意程度上，7人表示很满意，占被调查对象的5．5％；49人感到比较满意，占被调查对象的38．3％；48人觉得一般，占被调查对象的37．5％；23人不太满意，占被调查对象的17．69％；1人很不满意，占被调查对象的0．8％。对于怎样学好专业理论课，17人认为主要是学生努力，占调查对象的13．4％；27人认为老师好的教学方法，占调查对象的21．1％；8人认为老师要有高的理论水平，占调查对象的6．2％；74人认为老师要对实务熟悉，占调查对象的57．8％，有1人没填。关于最适合的专业理论课程教学方法（这一题是多项选择），具体情况如下：54．7％（70人）选择“以语言传递信息为主的方法”，包括讲授法、谈话法、讨论法、读书指导法等；54．7％（70人）选择“以直接感知为主的方法”，包括演示法、参观法等；86．7％（111人）选择“以实际训练为主的方法”，包括练习法、实验法、实习作业法；50．0％（64人）选择“以欣赏活动为主的教学方法”，如放映电影和案例等；53．9％（69人）选择“以引导探究为主的方法”，如发现法、探究法等。
（四）对社会工作专业理论课程教学的建议
建议采用的是开放式的问题，有60个被调查者写出了对策和建议，具体可以分为以下的几个方面：
1．在理论课程设置上，被调查者建议除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年）》列出的10门课程外，还应该开设社会调查方法、社会统计学等课程。有人建议理论课程可以不分科目，不要分门别类地上各门课程，而是整合各种理论及实务开设综合性课程。在理论课程教学时间先后安排上，被调查者建议不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学习西方社会学、社会学概论等相对枯燥难懂的理论，应当先接触一些通俗易懂的理论，等学生有了兴趣和一定的了解，再去学习更专业、理论性更强的知识。
2．在教学方法上，有人提出理论课程比较枯躁，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在讲课之前先花10到15分钟玩热身游戏。有人提出让学生去讲课，而不是老师讲学生听，将教学内容布置成各种专题，让学生去查阅文献资料，以小组研究结果的方式向其他同学进行教学讲解。更多的建议强调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关于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又有以下的建议：借鉴国外及香港协青社老师们的教学方法，以轻松、幽默、搞笑的教学风格，多分享老师们的实务经验，在案例分享的过程中穿插相关的理论知识。多与学生互动、交流，采用案例模拟、情境假设、角色扮演等方法。到机构探访和交流。
3．对专业老师的建议，建议者提出因为社会工作理论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其中有着多样化的流派和相龃龉的理论观点，并未有一套固定的标准或者教学方法，理论学习的目的是具体的社会工作实践中的理论引导和反思，因此，老师不能仅空讲理论，而要与具体实践经验和理论反思相结合。这对于老师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理论功底要扎实，二是相关的实务经验要充足。教师就需要努力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关注国内外最新的理论或者是对理论新的解析，把新的思想观念引入到教学中，让学生的理论水平符合现在社工发展状况的需要。积极参与专业社会工作的学习和培训，比如到有经验的高教调研，以及参加权威专家对社工的培训。积极参加实务。要用踏实、努力、负责态度去影响学生。
四结语
1.基础管理工作不断夯实。广大社区统战工作在上级部门的领导支持下，立足基础工作，基本上建立健全了社区范围内统战成员数据库，并分门别类、建档立簿，输入微机实行动态管理，夯实了统战基础管理工作。在此基础上，社区统战工作还通过入户走访、电话联系等多种方式，第一时间掌握统战对象的构成状况和变动情况，实时动态更新统战对象资源数据库，实现了社区统战资源底数清、情况明、工作实，为更好地服务社区管理创新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2.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完善。绝大多数社区都建立了统战工作协调小组，坚持把社区统战工作与社区党建、社区管理、社区宣传、社区服务、创建和谐社区等工作结合起来，实现了社区统战工作有效融入社会管理创新。大部分社区着眼于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了社区统战工作情况通报制度、定期学习制度、信息反馈制度、走访慰问制度等工作机制，形成了领导带动、社区联动的社区统战工作机制，极大地促进了社区统战工作。有的社区还广泛开展社区党员会、居民代表会、统战成员联谊组织、信教骨干群众座谈会等多种“同心”活动，畅通联系渠道，倾听意见建议，及时改进工作，把社区统战工作纳入了制度化轨道。
3.工作合力不断增强。各社区在充分整合社区党政资源、统战资源、社会资源、区域资源的基础上，坚持用社会化的理念积极推进社区统战工作，最大限度地实现统战工作全面融入社区管理和建设的方方面面。广大社区还充分利用社区各方面资源，采取结对、帮扶、共建等多种形式，有效利用辖区内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人才、场地、设施、器械等资源条件，形成共享共创工作合力，促进了统战工作的有效开展。在此基础上，大部分社区都积极开展“双向服务”，通过开展结对帮扶困难群众、医疗服务、法律咨询、便民服务等活动，调动社区统战成员参与社区建设，同时，通过依托社区优势，把秧歌队、腰鼓队等文体活动作为联系统战成员的阵地和桥梁，吸引广大统战对象参加社区的各种活动，营造了社区统战成员、居民共建和谐社区的良好氛围。
二、当前社区统战工作服务社会管理创新存在的问题
调研发现，社区统战工作服务社会管理创新在探索中不断完善，服务社会管理成效显著，但也存在一些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和不足。
1.社区统战工作服务社会管理创新组织网络还需要进一步健全。虽然社区统战工作组织网络建设不断完善，但有的社区统战组织网络仍不健全，有的社区统战工作队伍力量短缺，大部分社区统战委员身兼数职，负责多项工作，往往疲于应付，开展服务社会管理工作精力不够，社区统战干部更是严重不足。
2.社区统战工作服务社会管理创新工作载体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近年来，社区统战工作活动载体在探索中不断完善，但随着新形势新任务的发展，社区统战工作载体不同程度地出现明显的滞后现象，有的社区没有统战成员活动场所，甚至有的社区统战成员彼此之间基本上没有交流活动。
3.社区统战工作服务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创新。虽然社区统战工作服务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机制不断增多，但在更好地融入社区管理创新、更好服务社区管理等工作机制上还需要进一步创新方式方法，为社区统战工作服务社会管理奠定坚实的制度保障。
4.社区统战工作服务社会管理创新活动平台还需要进一步拓宽。虽然各社区在创新统战工作服务社会管理上，探索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活动，但社区统战活动平台不够宽阔，统战部门组织开展社区活动不多，影响力不大，甚至有的统战成员常年不参加社会管理活动。
三、关于深化社区统战工作服务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考
做好新形势下的社区统战工作，必须坚持用创新的思路和办法，创新组织网络，工作载体、体制机制、活动平台，从根本上化解统战工作最后一公里问题制约瓶颈，更好地发挥社区统战服务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1.创新组织网络，努力扩大社区统战在服务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影响力。社区统战工作是一项对象广泛、社会性强的工作，必须从组织机构和人员队伍上完善纵横交织、立体交叉的网络体系，实现社区统战工作网络全覆盖。探索建立完善社区统战工作组织体系，社区、楼宇层层健全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抽调充实人员力量，统筹协调统战进社区、服务社会管理工作。积极开展社区统战网格化管理，在一个或几个相邻楼区形成的网格中，按照有队伍、有场所、有制度、有牌子、有办公设施要求，设立网格统战工作室，配备专兼职统战干部，广泛设立统战沙龙、统战之家、统战工作室，组建统战信息员、统情快递员，加强网格单元之间的沟通交流，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形成浓厚的社区统战氛围。积极搭建社区统战成员联系平台，通过建立“统战快递站”、成立社区统战工作协调小组、共建社区联谊小组等形式，实时全面掌握社区统战成员情况，提高社区统战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完善统战成员“建一策”直通车，通过在网站上公布征求意见信箱、编印“献一策”活动简报等方式，及时反映统战成员意见诉求，最大限度地畅通统战服务社区管理渠道，更好地推动社区建设。
2.创新工作载体，努力增强社区统战在服务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凝聚力。完善的工作载体是社区统战服务社会管理的有效抓手，必须坚持把加强基地建设作为统战工作融入和服务社会管理的切入点，通过建设统战成员教育基地、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基地、统战部门联谊交友基地、统战理论调研基地等，不断拓展社区统战工作阵地，更好地发挥社区统战服务社会管理的作用。建立健全社区党委定期联系党外代表人士的交友谈心制度，搭建社区统战成员之家、少数民族之家、社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席会等社区统战工作阵地，紧密联系各方面统战代表人士，通报情况，增进交流，把统战成员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域经济、社会建设中来。探索完善统一战线教育基地、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基地、统战成员创业基地、统战部门联谊交友基地、统战理论调研基地等阵地建设，为社区统战服务社会管理创造完善的工作载体，更好地发挥统战成员服务社区管理工作。
3.创新工作机制，努力提升社区统战在服务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公信力。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社区统战融入和服务社会管理，必须健全完善工作机制，筑牢社区统战服务社会管理的制度保障。积极建立健全社区统战委员（干部）职责及工作制度、目标管理制度、民族宗教工作协调机制、党政有关部门统战工作协调配合机制、处理突发机制和统战工作服务中心工作制度，建立完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相关制度，有效推进社区统一战线服务社会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探索建立党外代表人士联席评价进出机制，采取上级评议、自我评价与社会评价相结合的方式，从政治素质、能力素质、工作业绩等予以评价考核，建立客观公正、重点突出的评价指标体系，采取违法违纪一票否决和综合评价末位淘汰的方法，对党外代表人士实现“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确保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代表性和纯洁性。
社会工作专业毕业论文选题(一)
1. 大学生自杀个案的干预策略研究
2. 大学生自杀个体的人格分析
3. 大学生自杀群体的心理分析
4. 大中学生生活满意感调查
5. 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研究
6. 当代大学生宿舍文化的形成过程
7. 当前大学生活择业倾向研究
8.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的治理结构研究
9. 当前我国社会(环境失业等)风险控制问题
10. 对白领焦虑症的调查与分析
11. 对当代大学生逃课现状成因以及干预策略的研究
12. 对家庭暴力的社会工作干预模式的探讨
13. 对网络流行语的社会学分析
14. 对网络乞讨现象的社会学思考
15. 高校贫困生的社会支持网络建设问题研究--以**大学为例
16. 高学历高收入女性与婚姻问题研究
17. 共青团组织与社会工作
18. 关于"爱心超市"的调查与思考--以**大学为例
19. 关于民办养老机构的调查与思考
20. 后大学生的消费观研究
21. 互联网与当前社会问题研究
社会工作专业毕业论文选题(二)
1、中小城市社区服务调查研究
2、城市居民社区参与意愿研究
3、城市社区福利现状及其建设研究
4、城市社区民间组织发展状况调查
5、中小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调查研究
6、从社会学视角审视当前城市社区居民自治中的问题
7、和谐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8、居民参与社区民间组织的态度与行为研究
9、社区党组织建设与和谐社区发展
10、青年的社区参与现状特点及对策分析
11、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状况及其特点分析
12、社区居民社会支持初探
13、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的思考与对策
14、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研究
15、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短缺问题
16、从社会资本理论看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17、大学生网络传播行为嬗变的实证研究
18、大学生网络迷航现象的调查研究
19、大学生网络行为特征及成因
20、高校学生网络行为与心理研究
社会工作专业毕业论文选题(三)
1、(城市乡村)社区权力结构研究
2、(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的社会学探究
3、"富二代"现象或问题研究
4、"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分析
5、城市边缘群体(如乞丐妓女农民工等)研究(可从生存状况政策法律制度存在问题等任一角度切入)
6、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背景现状与未来取向
7、城市老年人社区福利服务调查与路径研究
8、城市流浪儿童的社会救助研究
9、城市某类场所的研究(如公园酒巴饭店娱乐场所等)
10、城市社区建设与街道管理体制改革
11、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业主委员会的角色定位
12、城市市民社会发展公平感调查
13、传统文化对社会工作价值观建构的启示
14、从广告中探究性别问题
15、从社会化角度谈谈你对"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的看法
16、挫折与逆境总能出人才吗?
17、大学生诚信心理初步研究
18、大学生挫折感的成因及消解途径分析
其一，无论在香港还是在美国，影响我们的是社会环境、社会问题与社会变迁，这是最重要的，这个社会变迁影响我们社会工作的回应。比如美国30年代的经济衰退，既是危机又需社会工作的回应，如果社会工作与教育不理睬的话，你就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由于这种危机需求为本科教育课程提升提供了条件；另外当时的课程也从较微观层面走向了宏观，而且它与社会关系也比较紧密。当时香港社工教育发展得那么快与政府的取向密切相关，课程变迁也符合社会问题需要，有时我们发展新的选修课就在于发现新的社会问题，如新移民等。现在我们香港遇到的危机，对我们社工教育也会有大的影响。
其二，影响在于政府政策的影响。比方香港规定某一职位的人都要受社工专业培训，这一政策很大影响了社工教育的发展。在美国，一些法律如精神健康方面条例规定，精神病人要受到很好的照顾。如果不照顾，其家人与团体就要负责任。所以一些条例也在不同层面影响社会工作与教育的发展。
其三，财政来源的影响。比方政府投资多少在社工教育上，这将直接影响我们社工教育步伐大小问题的。香港80年代是政府就给了好几笔巨资，加倍培养社会工作人才，面对社会大需求情况下，政府需要我们大力培养人才。而现在紧缩了，产生的影响亦是不可忽视的。在美国，政府亦曾有几次拨款。在美国有许多私立学校，它们受财团与富翁的影响，若后者对社会工作某一方面比较感兴趣，他们会把资金投往这方面的社工教育。比如有些基金会特别有兴趣搞健康医疗事业，他们就资助了很多这类的培训与项目；一些财团希望搞有关精神治疗或家庭治疗方面的项目，这些影响无疑是很大的。
其四，就是就业机会的影响。比方在美国最近十多年的辩论，他们有许多的私立社会工作机构，许多社会工作者面对个体需求(咨询、心理治疗)，在社会上自主择业。这也算是不错的出路。所以一些大学的培训也注重个人理疗，心理治疗等方面培训，因为市场比较大。当然不少社会工作者不喜欢这种取向的。故就业机会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工作培训的方向。另外，在香港我们还要搞一些培训，如艾滋病等。这方面既有就业机会，也有需求，但没有培训。还有社会保障方面，不少人员需要培训。就像我们文凭课程以前没有关于怎么做社会保障的培训，以前他们是不请社工的，现在就业形势不好，社工开始涉及这个领域，做一些派钱性工作。因此，在我们的课程里也有了相应的回应。
其五，社会工作专业群体和社工教育的群体的取向的影响。我们可以看见在美国的社会工作发展或在香港社会工作发展长期受到他们的工会或专业团体的影响是很大的，刚才谈及的美国的几个协会或议会，他们很大地影响了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方向，当不同院校在培养本科生还是硕士生从事社会工作问题上产生分歧肘，社会工作教育议会就出面解决了这个分歧，可见专业的团体对社工教育的影响是很大的。在香港，我们的发展好几次得益于社会工作人员协会和社会工作总工会的帮助，政府因财金短缺想“砍”大学里的一些社工教育课程，但协会与工会坚决不能让政府“砍”，他们认为现在暂时不需要这么多专业人士，但现在不培养一批人才，将来社会有需要怎么办?就算这些人暂时找不到工作，但将来一定是有用的。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协会和工会常与政府辩论，以保证社工教育不会因经济衰退而受到大的冲击。
最后一个因素在于学院的主动性和创新性，外在因素固然重要，内在因素更不容忽视，我们自己怎么想，怎么做是很重要的，在美国社工教育历史里面，有许多重要的人物是影响社工教育的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不少人扮演了重要角色，当社会有需要却没人、没钱来做时，他们就亲自动手。如第一个暑期班。另外专业取向上往往也会受个人的影响。这些社会工作教育界的重要人物怎样去改变历史，怎样去分析、去演绎历史，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讲讲有关社会工作的辩论。
这些辩论在整个发展历史里面是不断发生的，这些辩论在国外、香港都是影响我们取向的，不一定有肯定的答案，它需要我们自己查找与探寻。
第一个争辩是，学术教育与专业教育之争。这个其实是每一个搞社工教育的国家都会面对的问题。社会工作教育不仅仅是一个专业的培训还是一个学术教育，这引起了很大的辩论，比方重视学术教育的人通常会觉得社会工作应该具有很好的学术基础，他们希望做社会工作的人要有很好的社会科学基础，要有很好的理论，很好的研究水平。因为没有理论与研究你单单做实务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这一派就不太注重实务性的工作，比较注重象牙塔内的传教，他们面对社会问题就分析社会问题，然后向政府提出相关措施，却往往不参与改变这些社会问题的实践活动。美国社工教育在最初发展中，巳开始了关于这个方面的辩论，即社会工作教育应该怎么搞。20世纪初，一派人认为教育应该是很学术的，培养的人应该注重分析的能力，注重对社会科学的理解，以此提出建议，当时有些大家是以此为取向的，后来没人读，就只好作罢。而原先一些大学的课程注重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分析，几乎没有实务的，学生不用到社会上从事实际工作。另外一派人与此针锋相对，认为社会工作教育应当紧紧与社会实务相扣，不可仅在象牙塔里讨论问题，应该注重专业性、实务性，主张整个社工教育所受的培训应建立在实务的基础上，但是在实务上并不是简单工作，而要去分析、去反思，在实务中发展出实务理论来。在美国这一派获得了成功。我们看到在美国的社工培训中他们是比较实务的；英国相对而言学术性就要强点，实务性相对弱些。这对美国也产生了一些影响，美国社会工作的培训是一个十分注重专业性课程的设计，而且也十分注重专业的素质，如价值观培养、社会工作有关知识、有关技巧的传授’，注重整个社群的建立，这个取向一直影响着美国社会工作专业培训，按照这个基础，美国社会工作教育议会清楚规定每个课程该有什么内容。在评审课程中注重这些内容：有无社会科学基础、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工作实务课程；对于社会环境分析，社会行政和研究；实习。在英美，对实习有个严格的规定：如果要成为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你在社会工作教育课程一定要有某一时段的实习——实习不仅是出外看看，而是一定要有专业督导的。1997年香港成立的注册规定我们承认的课程，包括国外的与香港的，都有硬性实习要求，而且如果我们承认他作为我们注册对象，他若是本科社会工作毕业生，就必须要有800小时的实习，要文凭的，至少要达到600小时。其实，这个有关学术教育专业教育之争，在各国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认为专业的培训不同于学科的培训，是要建基于实务之上的，但也有很强的学术基础——它是服务于我们的专业的。虽说这个辩论暂时告一段落，但教育界还常谈及社会工作教育是否就这么窄的专业化，所以我们希望现在的院校的社工教育专业化不要太窄，希望它的社会科学的基础能拓宽一些，也希望我们社会工作不仅是学社会工作科目而是希望它是有很好社会科学的基础。比如我们学系现在叫应用社会科学学系：有社会工作、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总之以社会科学为依托，当然叫社会工作系也可以，不过要小心避免一个危机：教授的社会科学不能太窄，而且不能仅由本系老师来教。否则你的领域永远走不开社会工作的圈子，而它的好处在于利于自身强大，能建立一个很好的专业基础。两个各有千秋。
第二个争辩是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取向之争，这其实并不局限于社工专业内的争辩而是整个社会工作的争辩。最初社会工作开始之时，已经有这个问题的争论，当时美国的Richman，是社会工作之母，他的书《社会诊断》就是注重较个人化的，注重个人治疗等。当时另外一个派别则注重邻居社区的运动，注重在贫穷社区内建立一些中心，工作人员生活其中，帮助居民们，常是新移民、妇女、童工等。当时社会工作的取向还是比较注重社会改革与变迁，但到了30年代，佛罗伊德等影响较强。此后就受个人心理咨询与分析影响很大了，这在后来社会工作发展上表现为对个体关注性强。但一些社会动荡，如30年代的经济衰退、60年代的战争问题，使社会工作者认识到，我们不应太注重个人取向，而应该注重一点社会取向，如社区等宏观层面的东西，其实这十多年在美国，社会工作取向还是比较个人性的——在于不少社会工作者是私人择业，这多少会影响社会工作的专业取向。最近美国出版的一些书多是《家庭治疗》、《认知治疗》等治疗层面的，这个取向也影响到了香港，所以很多治疗的模式在香港都很盛行。常会缺乏思考地照搬外来的东西，其实这类治疗有其文化背景与社会背景，如果我们照搬过来是会产生问题的。让我们回到美国。1995年，美国出版了一本书，内容简单只涉及一个问题，但对整个美国社会工作却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本书叫《反叛的天使》，即谈及我们社会工作者已经背叛了我们以前的使命。它提醒美国的社会工作者不要再沉湎于个人的治疗并从中追求个人利益，而在美国许多社会问题是社会工作者忽略的。这本书里说其实社会工作刚开始时是基于回应整个社会问题而逐步发展壮大的，是十分关注社会贫穷、社会压迫的，但是社会工作专业却一步步在变化、变质一一为了个人利益(权威或金钱)忘记了你本来成为社会工作专业时的理想与使命，这本书对整个美国福利影响极大，引发了许多讨论：我们是否背叛了我们的使命，我们是否迷失了方向等，这也包括不少辩论，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美国的《社会工作期刊》，它有一个一百年的特刊，在这儿有很多文章反思这个问题，批评美国社会工作迷失了方向，忘记了他们本为公益、为社会改革的理想等。这也影响到我们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微观或宏观的取向是影响课程的设计的。70年代末在加拿大是分得很清楚，我是社区工作，你是个案工作等。彼此间没有合作余地，而且关系不好，他们认为我们只注重社会改革，我们认为他们太个性化，但这似乎是学校的错，而不是学生的过失。当时受欧美潮流的影响，在课程设计上分微观与宏观，然后完全按你兴趣取舍微观与宏观，互不干涉。而且往往课程的设计也影响毕业生以后的择业取向。所以微观与宏观之争其实很大地影响了我们课程的设计。比方美国最近的期刊讨论中多了许多文章关于社会发展取向方面，如何使课程设计与社会发展取向互为体现。可见这个争论是影响社会工作及其教育的，我们怎么样看社会工作的定位，怎么看社会工作的使命影响到了我们的课程设计，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使命不单单是为个人，是为社会改革、社会变迁，那么我们的课程设计也一定要包括这些方面的取向，否则会影响我们学生毕业后的取向的。以前的课程设计太窄了，宏观与微观是完全分割的，从而使学生们没有一个全面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第三个争辩是专门与普遍化教育之争。这个争辩基本上是说你的社会工作教育课程的设计应该是很专的还是普遍化的。如果专门化取向的话，我们培养的学生是很专门的，是能够抓住一个很专的问题，如青年工作、家庭治疗或者是社区工作等等。用这个取向去理解我们社会工作教育课程的，那便完全围绕它了，恰似以前我读的专业，完全是宏观的层面，从未涉及个人、家庭等问题，那时我们很专门地学习怎么做社区组织工作，而未做个人取向的个人辅导等，而我那同学是读家庭社会工作课程，她读的全是环绕个人，心理、家庭关系，家庭动力，家庭治疗等。如果是专门化培训的方向的话，结果是那帮学生会比较精专，对某一范畴了解很透彻，但他却无法适应于其他的环境。我个人就不太喜欢这种太专业化的培养。普遍性取向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培养每一位社会工作员使之成为全才，方方面面他都懂，所有社会工作的价值观，所有社会工作的知识技巧，他处于任何一个环境，无论是社区，还是面对老人或有问题的家庭，他都可以解决，但是他不可以太专，可以在具体实践中继续求知。但是基本上赞成普遍化取向的教育方法，我们会觉得不单使他成为全才，懂得社工方面所有的知识，理论、技巧，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帮助他能够学会如何转化的能力，即怎样把这个地方学的东西能应用到其他领域，这是注重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如果你相信是专门训练的话，那么通常你就要给他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人是可以自己学习的，他毕业后他还要自我学习，那我们就要帮助他一些学习的能力。让他毕业后不用再依靠你的培训，可以自由地去获取知识、技能。其实在美国或香港，这个问题差不多已解决了，即初步的培训我们基本注重普遍性的培训，使其有个基础的能力，而高层的培训才进入专门性培训。
第四个争辩，这正是我们教育者应当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教育是为谁服务，争辩是我们应不应该让我们雇主——我们学生的雇主牵着鼻子走，还是我们有自己的立场。很多时候，我们搞社工教育时，我们发现我们若要回应社会需求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很多要求，比方雇主，在内地就是政府，不同部门等，在香港还包括非政府组织，他们提起意见没完没了，当然我们要很快地回应他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被他们拉着跑的话，便会失去方向。我们常做。雇主的调查，我们学校两年就做一次，看他们的要求，看他们对我们学生的满意程度，他们希望我们增加什么内容，但我们并不会全部听他的，全听了，就不会有方向了。有些人认为我们的顾客永远是对的，永远应听他们的话，但是我们发现毕业生的雇主所说的要求是好的，但他们要求是比较短浅的，只着眼于现在问题，比如，学生要懂得评估，要懂得会计、财务等。有一阵他们要求加电脑课程，有时又要我们加一些研究多一点的课程，有时加治疗模式等。若全部听他们的话，我们的课程极易膨胀，会没完没了。如果作为社会工作教育者我们就要有一个能力去分辩什么事要做，什么事不做。当然我们不可以说我们有绝对的权威不听你的，这是不好的，是脱离实际的，但我们若全部听他们的也是不好的现象，使我们失去了独立发展的方向。所以这也是一个争辩，所以我们在顾客为主取向，还是我们教育者为主的取向的辩论上，我们也是要找一个平衡点，而不是站在任何一个极端。
第五个争辩是交代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向自己交代还是向公众交代。在香港地区、在美国、在全世界现在有一个很强的潮流：管理主义盛行(另外加上经济不好就更惨了)，给我们钱的人包括政府、公众等，他们都对社会工作教育有很多要求，也要求我们的交代。因为以前在香港交代制度很严格，我们课程方方面面包括我们教学水平、教学素质、研究成果、学术管理等均要交代。学生多了要交代，学生少了更要交代，学生就业好不好也要交代(每年都要看我们学生的就业率数字)。所以有一些同事不太喜欢这个制度，为什么我们要向外人交代，我们可以向自己交代嘛。我们常强调学术界的自由度，包括无上的权威、无上的自由，但是我们现在已无能力辩了，其实辩论也无用处，外面社会就是这样要求，什么东西都要交代，为了这个交代，在社会工作教育方面，我们有许多方面要去做评估，内地将来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要做方方面面的评估证明我们存在的价值与工作成效。通常我们的辩论是这东西有没有用，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评估，如果我们教的好的话，其中效益是很难评估的，它往往是处于社区之中的或对人的，社会工作教育究竟能不能影响我们的学生，令他们工作有成效是更难评估的，而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些。现在对这个辩论少了，更多的是考虑如何能做得更好，怎样去证明我们的存在，怎样证明我们学生的素质是好的。我们辩论的方法是希望不用那些传统的、政府的或者是机构给我们的很硬的、非人性化的方法去评估我们，我们希望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去发展相关评估，去证明我们学生素质是好的，工作是有效率的。包括就业数字、包括个案、学生好的影响等(如他在社区中运用方法与其他人有何不同)，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第六个辩论是关于社会工作教育层次问题。在内地这种辩论不太厉害，香港有，美国就更厉害了，究竟社工教育应当放在什么层次，是文凭，本科还是研究生层面。在美国以前辩论得很厉害，最初认为他有一个基础的大学培训，先成为了有教育的人——懂思考，有人文教育基础等，然后他才进入硕士研究生，我个人来看是比较理想的，但现实很难做。现在他们也与现实协调了——需要太大了，无法一步步进入。现在在香港、美国已有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但这种辩论在内地也是需要的，至少要辩论一下不同的层次有什么定位与目标，一二层次间有什么关系，怎么交叉等。
第七个争辩，社会工作教育应不应该有立场。这是近十多年来比较激烈的讨论。因为很多人认为社会工作者是没有价值取向的，无价值立场的，但是最近的很多辩论提及社会工作是不可能无立场的，其实在我们帮助他所做的决定都是有价值立场的。比如帮他讨论一个家庭问题，他最后决定离不离婚，或你帮助一个社区如何去解决问题等，这些时候往往有价值取向的。若说工作者价值没有影响他，这是比较假的，其实我们工作的过程里，常有价值隐含着去影响他们，有时不明显罢了。香港一些机构和社会工作教育课程有很清楚的价值取向。面对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或处于边缘的人士，如果我们不去帮助他们，什么都没有价值取向，什么都没有立场的话，我们叫我们的学生没有立场的话，他们(边缘人)就永远得不到帮助。他们认为社会工作是有立场的，就是帮助那些受压迫的，处于底层的人们。这是他们的价值取向，我们不一定听他的。但这是针对辩论而言的，在香港我们还没有那么激进、进步，所以我们暂时没有什么很清楚的立场。通常，我们的立场只是帮助我们的学生去注重社会公益或者去关注社会底层的人等。但是没有英国社工教育界那层次分明的价值立场。这个，我们也可以讨论，社会工作教育是否应该有立场，比方在内地有那么多贫穷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注重社会发展呢?或在取向上帮助他们扶贫，协助他们用社会发展的方法解决问题等。这需要你们更多地去考虑。
刚才说了在社会工作教育领域里的好多争辩问题，曾有的或现在仍进行的，这些重要的议题我估计也还是有些意义，有一些问题也是比较实际的，比如立场问题、培养人才是专才还是全才、教育层次、或者是为谁而服务、社工教育是微观还是宏观、学术与专业关系等，希望我们大家都好好反思一下。
最后一点是说未来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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