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1日,经达马本人授权,《奥林匹克宣言》的中、英、法文版选择在北京向世界首次亮相,手稿复印件也开始在中国各城市巡展。
5月19日,《奥林匹克宣言》国际论坛的现场十分热闹。这也是在顾拜旦发表“复兴奥林匹克运动”演讲116周年、国际奥委会公布《奥林匹克宣言》14年后,第一个以《奥林匹克宣言》为主题的国际论坛。
弗朗索瓦・达马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角。此时奥运火炬巴黎受阻事件刚过去不久,会后在媒体问及他如何看待这起事件时,达马微笑着说:“法国人民是友好的,《奥林匹克宣言》来到中国,同样是为和平而来。”
■“我很高兴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奥林匹克――和平,对已经从事外交政治分析工作长达35年的达马来说,这是不可分割的两个词。“现代政治的根源在于对历史的分析,顾拜旦很早就做到了这点。这也是我寻找《奥林匹克宣言》的出发点。”达马认为,奥运会可以成为致力于世界和平的一种外交形式,这也是当年顾拜旦提出“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真正意义所在。
在中国,达马首先接受到的信息是:这里有一群和他具有相同理念的人。这个来自国际论坛上的发现让年迈的达马异常兴奋。“没来中国之前,这个国家给我的印象是神秘。”而现在,他感觉中国很亲切。
“我很喜欢中国,因为这里的人很热情。”达马说,他几乎去过所有的奥运会举办城市,中国人是他见过的最热情的。
在决定把《奥林匹克宣言》的首次公开权放在中国时,达马还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我很高兴自己的选择是对的。”他在北京这样说。
■美妙的探险历程
达马出生于一个联姻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的千年贵族之家,世袭侯爵。 “《奥林匹克宣言》使我走上了一次美妙的探险历程。”从1990年开始动手寻找这份手稿到2008年在北京公开,弗朗索瓦・达马对这其中的波折颇多感慨。
1892年11月25日的晚上,巴黎索邦大学大礼堂,29岁的法国男爵顾拜旦在台上慷慨陈词。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这个演讲不过是一次一小时的消遣,而历史却选择它作为现代奥运史的起点。
顾拜旦的演讲虽然饱含激情,但当时的法兰西正处在复仇主义的战争狂热中,他提出追求和平的理念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奥林匹克宣言》未能正式刊发,很快被湮没,不知去向。
达马最终在日内瓦找到这份手稿。1994年,该手稿经过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确认为《奥林匹克宣言》。顾拜旦这篇开创性的演讲稿终于重现天日。
“它是一件历史文物,在黑暗中,所有人都没见过它。突然有一束光照射下来,所有人都看到了。”达马说,那束光就是北京奥运会。
■奥运是世界的
达马是法国人,由法国人发现的《奥林匹克宣言》在法国的土地上首次公开,似乎更合情理。
“这是人类的一份遗产,究竟属于谁其实并不重要。”达马并不喜欢被刻意标上国籍的标签,“奥林匹克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那份手稿经历百年的风雨,纸张已经非常脆弱。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意义,达马一直小心保管,起初并没有想要将其公开。2002年,雅典奥组委找到达马,希望能借助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机这份《奥林匹克宣言》,与此同时,还有来自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一些人士,向达马表达了同样的愿望。这其中就有一位名叫郭凝的法籍华人。
郭凝还有一个身份是巴黎法中友协常务副主席。她找到达马:“如果《奥林匹克宣言》通过雅典传播,它还是没有走出欧洲;如果《奥林匹克宣言》在美国传播,它还是没有走出西方;如果《奥林匹克宣言》通过中国传播,它将真正走向世界。”
这一演讲被后来的国际奥委会和国际社会公认为《奥林匹克宣言》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最早、最权威的文献，顾拜旦则被尊为“现代奥林匹克之父”。
2008年，中国将燃起奥运圣火，北京正在步履坚实地向29届奥运会迈进。为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中华民族已艰苦奋斗了100多年，神州大地奥林匹克热潮空前高涨。1月1日，北京正式进入奥运年，正值“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诞辰之日，由文明杂志社、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北京体育大学主办的“《奥林匹克宣言》全球首发暨顾拜旦诞辰145周年庆典”隆重举行，为奥运之火添薪。
庆典在北京体育大学的田径馆举行别具意义：田径馆是1954年我国最早建成的专业训练场馆之一，多位外国元首及国际友人曾经在此目睹中国体育运动的成长发展。元旦那天，碧空朗朗，田径馆花团锦簇，29届奥运会会徽和顾拜旦的肖像、事迹展板环绕全馆，气氛热烈而庄严。为此庆典，文明杂志社特地邀请到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蒋效愚等145位嘉宾、近百家国内国际的平面媒体、网络媒体与会，腾讯网也同时互动，进行网络直播。
距今115年前的1892年11月25日，在巴黎素邦大学(巴黎大学的前身)举行的庆祝法国田径运动联盟成立5周年大会上，顾拜旦男爵发表长篇演讲，声震寰宇。29岁的顾拜旦在慷慨激昂的演讲中，号召人们“坚持不懈地追求，实现以现代生活条件为基础的伟大而有益的事业”，公开挑战19世纪末充溢复仇主义的欧洲社会现实，勇敢揭露当时潜在的军国主义社会现象，宣扬体育运动和世界和平。对顾拜旦和他的很多同道中人来说，奥运会不只是单纯的运动会，更是一种推行体育教育和运动发展的方式，帮助年轻人获得最基本的人生价值，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建设更好的社会。
这份长达14页的法文演讲稿内容极其丰富，记载了19世纪世界体育历史，也体现了人类大胆的冒险理想。这一演讲被后来的国际奥委会和国际社会公认为《奥林匹克宣言》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最早、最权威的文献，顾拜旦则被尊为“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由于这位年轻人的倾力推进，1894年国际奥委会在巴黎成立，1896年首届奥运会在雅典举行。遗憾的是，当时的战争环境使这份演讲稿未能公开刊登，顾拜旦只能悄悄地把它收藏起来，虽然十分幸运地躲过了人类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浩劫，但这份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奥林匹克宣言》也被世人淡忘了100多年。
历时一个多世纪，当年有幸聆听演讲的人早已隔世，那份曾经令人振奋和激动的宣言，仿佛已经丢失，渐渐被遗忘了。然而，出生于贵族世家、热衷研究体育历史的法国外交分析专家达马侯爵，多年来始终坚信《奥林匹克宣言》手稿原件尚存人间。
凭着坚定的信念，达马侯爵通过当年报纸留下的点点滴滴间接信息，循着蛛丝马迹大海捞针。他走遍欧洲、北美、非洲，历尽曲折，终于在纪念国际奥委会诞辰百年前夕，于瑞士一家银行的保险箱中找到了这份具有特殊意义的世界和平文献原件。从此，达马侯爵便成了顾拜旦《奥林匹克宣言》手稿传播的唯一权利人。
文明杂志社自诞生起就致力于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在得悉这份手稿的消息后，在爱国华侨、巴黎法中友好协会副主席郭凝女士、《奥林匹克宣言》翻译专家组、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奥组委的大力支持下，终于让推崇中国文化、对北京奥运充满憧憬的达马侯爵同意，授权文明杂志社在全球以中法英文同步首次发表《奥林匹克宣言》， 《奥林匹克宣言》终于得以在中国与世人相见。
庆典意义非同寻常，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专门来函，他说：“同时出版发行法、英、汉三种文字的《奥林匹克宣言》，《文明》杂志再一次显示出了它推动奥林匹克发展、推广奥林匹克理念、倡导运动核心价值的诚意和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萨马兰奇侯爵指出：“《文明》杂志不仅用英文和法文，而且还首次用中文刊登皮埃尔德・顾拜旦的《奥林匹克宣言》手稿，以此来提醒我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真正含义，并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当中传播奥林匹克的理想和价值观，即友谊、和平和普适性，我对此创意表示赞赏。”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北京市市长刘淇也都纷纷发来贺电……庆典上，奥组委执行副主席蒋效愚特意对这次予以祝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宣读了罗格等人的来信，《奥林匹克宣言》翻译组的北大教授董强等人也纷纷对这次富有历史意义的盛举表示称赞。当来自奥组委、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文明杂志社、北京体育大学的数位领导揭开“顾拜旦特刊”封面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庆典的最重头项目是145位嘉宾分成象征29届奥运会的29个小组，轮流诵读《奥林匹克宣言》，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奥组委、体育和演艺界，以及热爱支持奥运的社会各界。如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副会长刘晓光、文明杂志社社长娄晓琪、北京体育大学领导李寿山、法制日报常少扬、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王瑾、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孙正平和宁辛、清华大学跳水队总教练于芬、渡海勇士张健、摔跤世界冠军张霞、国家田径队教练翟伯宇、北京人艺的孟京辉和韩善续、导演张扬、画家陈铁军、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钱玲、著名奚派老生张建国、各企业老总……聆听这些曾经或者正在为奥运做出特别贡献人士的深情吟咏，现场的人仿佛回到了115年前那个振奋人心的时刻，遐思悠悠，感怀无限。
主办方之一的北京体育大学奉献了精彩节目：国家一队的艺术体操、拉丁舞、太极拳、柔力球等表演，让观众既可感受体育的美妙与力量，又更加深理解百年前顾拜旦等人恢复奥运的苦心孤诣。
1933年，美国经济崩溃。1300万人失业，企业开工只有50%，银行倒闭，农场破产……人民陷入深深的恐惧。当此之际，罗斯福总统发表就职演说：“在此紧要关头，我们必须说出真相，必须明确地、大胆地说出全部真相。我们伟大的国家，虽将再次历经苦难，但也必将荣获振兴和繁荣。请让我表达自己内心坚定的信念：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这篇鼓舞人心的讲稿，只有1883词，持续约20分钟，通过广播，传遍大街小巷。一名妇女说：“危难之际，一个男人说出这样的话，值得美国人全力以赴地支持！”第二天，罗斯福召集特别会议，宣布所有银行放假四天。第五天“紧急银行法案”出台，罗斯福“百日新政”开始了。
美国总统勇于雄辩，但不敢夸夸其谈，因为四年内，记者们盯着他，政敌们盯着他，四年后，选民们决定他。
到群众中演讲
现任总统奥巴马，被评为1933年以来，美国史上第三位最雄辩的总统，名列肯尼迪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后，里根和克林顿之前。2008年大选之前，他只是普通的联邦参议员，年仅47岁，且无行政首长履历。凭着激情万丈的演讲，一夜成名。此后如野马脱缰，势不可挡。
因为选票在群众手中，总统候选人必须让人民信服你。政治家们必须深入基层，面对群众，听取选民意见，接受群众再教育。他们一方面频频在各大电视台亮相，推销自己的政策，同时必须深入到大学的讲台，工厂的车间，环保组织的会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在群众中演讲，而不是开干部大会。总统竞选人的讲演，通常在三十分钟左右，不敢长篇大论。1863年，林肯发表的著名葛底斯堡演讲，只有272个字。1963年，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我有一个梦”，只有1667个字。
美国早期的选举，由于受财产、身份等限制，选民富有教养。早期的总统，如华盛顿、麦迪逊等，措词典雅，好像针对博士在发言。随着民主化的推进，选民更加普罗大众化，政治家们使用的语言，趋于低俗。一项总统竞选人使用的语言研究，揭示了几位总统发表演讲使用语言的水准：奥巴马2011年国情咨文，7年级生；老布什告别演讲，8年级生；小布什入职演讲，5年级生。
政治家要击中人民的泪点，赢得选民的共鸣，不敢自说自话，照本宣科。2008年，奥巴马在新罕布什尔的竞选演讲：“我们一定行！”语言节奏，如同诗歌。著名嘻哈乐团“黑眼豆豆”，据此创作了MV《我们一定行》。斯嘉丽・约翰逊、约翰・莱杰德等明星，不遗余力倾情出演，呼唤选民站出来，改变命运。MV一放上YouTube，一周内浏览量超过370万。
崇尚宪法和祖先
美国总统多名校毕业，44任总统中，以第一学历论，哈佛5人，威廉玛丽学院4人，普林斯顿3人，耶鲁3人，斯坦福和哥伦比亚各1人。即使满腹经纶，他们演讲时也很少引经据典。他们不会说亚里士多德如何，亚当・斯密如何。如要诉诸权威，他们多诉诸本国的先贤，华盛顿、杰斐逊、林肯……而不诉诸外国的哲人。多诉诸本国宪法人人生而平等，很少诉诸国外教条。本国宪法和先贤，是政治家与美国人民共同的神，共同的根。政治家演讲，不能忘本。
2009年，奥巴马在就职演讲说：“所有观看今天入职典礼的人和政府，无论来自伟大的首都，还是来自我父亲诞生的小山村，都知道这样的事实：美国是每个追寻和平、尊严的人们的至朋好友。”这段言论，让黑人兄弟感念不已。一位黑人专栏作家评论说：“奥巴马是最伟大的英雄，不仅因为他的智慧，他的哈佛学历，他的财富，而是因为他从不忘本。”
2012年，提名奥巴马为总统候选人时，前总统克林顿发表演说，为奥巴马助阵。这位耶鲁法学院的高材生，深入浅出地进行民主教育：“我很高兴地看到，希拉里与奥巴马之间，相互尊重和相互合作。他们在向全世界传播一个信息，民主的进程，不必然要流血，不必然是充满血腥的搏杀，民主可以是非常值得尊敬的、提高公共福祉的事业。”
几场演讲的“后遗症”正在美国持续发酵，散播“病原体”的是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夫妇、想当总统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夫妇以及曾当过八年总统的克林顿，前总统小布什没凑上热闹。
他们的演讲吸引了数以千万的美国选民，满场的尖叫声，长时间的热烈掌声，高频率的笑声，几乎和几千万台电视机前的人一起共振。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这些演讲视频，正通过各种视频网站疯转，留言中有羡慕，有嫉妒，还有将美国依然称为“虚伪”“帝国主义者”的人们的“恨”。
许多人记得视频中这个场景：音乐响起，第一夫人米歇尔缓缓登场，她身穿的粉色连衣裙，下摆微微泛蓝——这是的传统代表色。500美元的零售价，也是每一位美国中产妇女都能触摸的价码，而且，看起来还挺有范儿，比共和党那些有钱人的着装差不到哪里去。
这是2012年9月4日的夏洛特市。第一夫人轻叹、微笑、压手示意掌声停下来……她抛出一个又一个包袱，与四年前第一次为丈夫站台演讲时，判若两人。
那时，米歇尔在第1分07秒就开始舔嘴唇，摇晃身体。1分29秒竖起手指头。1分49秒做一个黑人RAP歌手的经典手势。1分55秒，又舔了一下上嘴唇。她表情严肃，语速稍快，总是向右偏头，更像是站在大专辩论赛的直播现场。一年后在伦敦的第一次外交演讲更生涩，她居然不停地低头看稿子，然后“嗯嗯嗯”。
这是助选演讲策略的一部分——对女性选民，煽情最奏效。而对白人男性选民，一口气报出一堆数字的数据帝风格最吃香。想从对手阵营拉票过来，不妨高唱“团结就是力量”。想要获得更高的现场人气，那就准备一些现场“砸挂”，就是从会场嘉宾身上找点乐子。
要催泪，也要幽默
米歇尔的煽情叙述，是从回忆家事开始的。“我父亲是自来水厂的水泵工，在我和哥哥非常小的时候，他就患有多发性硬化……很多个清晨，对他来说，起床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米歇尔痛说“革命”家史般的开场姿态，其实最早源自克林顿。克林顿是最早在政治演讲中，用个体经历来宣传自己政策和观点的美国总统之一。这种充满故事细节，但不一定具有代表性的叙述方式，往往比单纯的讲统计数据更让人印象深刻。也就是说，它将只有少数人感兴趣的政治议题，变成了人人都能吼一嗓子的卡拉OK。
这很容易博得女性选民的好感。事实上也出自奥巴马竞选总部的策略。凤凰卫视驻美记者张经义说，米歇尔的出现能重新连接奥巴马与选民的关系。
既是煽情咖，就不妨感性到底，在煽情环节中给竞争对手下套是不划算的。米歇尔在演讲中就完全不攻击奥巴马的竞选对手——共和党的总统提名候选人罗姆尼。她专打温情牌，试图为自己的丈夫争取到更多的女性选票。
奥巴马外婆的故事，也成了米歇尔今年演讲中的要点。第一夫人将他们形容为美国精神的典型：尊严、正派、诚实、感恩、谦卑。“我的父亲”、“巴拉克的外婆”是这场演讲中出场率最高的人物，他们甚至出现在这样的时候：“考虑经济复苏的计划时，巴拉克想到的就是像我父亲和他外婆那样辛勤工作的美国人。”
搬出两位老人的战术颇为奏效，台下不少女性观众泪盈于睫。但只让演讲现场沦陷为忆苦思甜大会，也不是顶级煽情咖的水准——能催泪，也要能逗乐，又哭又笑才是真理。米歇尔也做到了。她说至今仍清楚记得那个“开着辆锈迹斑斑的破车来接我去约会的男人，我几乎都能从车门的破洞看到飞逝而过的路面。他把一张从垃圾箱里翻出来的咖啡桌当做自己最了不起的财产，仅有的一双体面的皮鞋，还比自己的脚小了半号。”
这些对奥巴马穷苦岁月的吐槽，把奥巴马还原成活生生的人，也成为米歇尔帮助奥巴马拉票的绝好铺垫，因为所有的铺垫最终都只有为“站台”拉票服务，“不管你们信不信，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们的学生贷款账单合起来比我们的房贷还要高。我们那样年轻、相爱，还欠着债。”“这就是为什么巴拉克努力增加助学金，并保持低贷款利率的原因。”
准备一个万能短语
尼尔森的调查数据显示，约有2200万人通过三大有线电视和美国三家免费电视网观看了米歇尔的演讲，这比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的妻子安·罗姆尼一周前的演讲，吸引的观众多出约150万。同样是在“党代会”上的拉票演讲，安跟米歇尔的初衷是一样的——走感性路线，争取女性选民。
“让我们欢迎下一任的美国第一夫人，安·罗姆尼”。8月28日晚，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现场音箱传出这样的介绍词。安一袭红色裙子走上前台，挥手时，黄金耳坠与右手的黄金手镯格外显眼。
很难想象这位烈焰红唇的金发女郎已经年过60岁，18个孩子叫她奶奶。一上台，她就回忆起了少女时代，“与罗姆尼在一场高中生舞会上结识。”
虽然安和罗姆尼的富二代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但安仍然试图打“平民牌”，这是与奥巴马争夺中间选民的手段，也是顺利承接出“美国梦”概念的固定桥段。
“我的爷爷是一位来自威尔士的矿工，我爸爸六岁时就开始给人家打工刷瓶子，他15岁时移民到美国，在这个国家，他看到了脱离贫困的希望。”
演讲中，安试图塑造罗姆尼白手起家的形象，声称他并非是靠父母的富家子。但是脱口秀主持人柯南·奥布莱恩略带调侃地说，“米歇尔说奥巴马来接她的第一辆车破得能看见地面，罗姆尼用来接安的第一架直升机也是这样。”
2011年1月25日晚，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了全球收视率最高之一的演说“国情咨文”演讲。据笔者统计，这一经数月打磨的演讲共得到了雷鸣般的掌声、稀稀拉拉的掌声、笑声掌声并起的场面共约80次。
同历年的“国情咨文”演说一样的是热闹的场面，惟一与去年不同之处，是在今年的“国情咨文”演说中，奥巴马演讲的主题词从“刺激计划”过渡到了“竞争力”上。不过，观察人士对此的评价是，此次演说只能算是“脱靶”之作。
竞争力的“伪命题”
2011年“国情咨文”，奥巴马选择的经济议题所占的篇幅近乎达到演讲全文的大半，在就业、节省政府开支、税收等经济议题上仍旧不惜重墨。笔者也留意到，奥巴马2009年、2010年各类演讲中的关键词“刺激计划”(stimulus)已经从他的字典中抹掉了，因为一谈及“刺激计划”就会让选民和共和党人联想到增加预算、修路盖桥而引致批评声。
不过，诺贝尔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等专家告诉笔者，奥巴马执政前两年的一大败笔就是第一轮财政刺激计划“剂量”太小，美国当前仍需要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只是在当前的政治生态下可能性不大。仅仅相隔数月，奥巴马演讲、白宫新闻稿、御用经济学家的文章都开始青睐另一个不得罪任何派别、看似不用花钱的关键词“竞争力”(competitiveness)。
为了提高美国的竞争力，奥巴马在“国情咨文”演讲中提出了“三大超越”的理念，并选择了中国、印度、韩国等经济增长强劲的新兴经济体作为对比分析对象。短期目标是要为即将提交国会的下一财年预算案营造更佳的政治气氛，中期目标是要通过多管齐下改善美国就业市场现状，长期目标是要占领世界经济增长的制高点。
一言以蔽之，这些政策转向的终极目标自然是剑指2012年总统大选连任，所谓的“竞争力”只是虚晃一枪，
“三大超越”背后的内容也是“似曾相识燕归来”。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就在专栏中指出，美国经济陷入泥沼，是因为出现金融危机，而非缺乏竞争力，也并非因为美国公司的竞争力逊于国外对手，奥巴马提出“竞争力”的主题词是一个“伪命题”。强调基础设施建设和新能源产业对美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已是老生常谈，只不过今年奥巴马演讲台后面坐阵的众议长从人佩洛西换成了共和党人约翰・博纳。奥巴马智囊团做的文字游戏，强调教育和电动汽车等行业的重要性，潜台词无外乎是要提振疲软的就业市场和加速经济复苏。
“创新超越”
奥巴马提出的第一个超越是“创新超越”(out―innovate)。奥巴马把创新提升到了国家“生命线”的高度，指出创新并不只是美国人改变生活的手段，而是谋生的方式。在奥巴马看来，要保持美国的竞争力，鼓励美国民众创新至关重要。“没有人能够预计下一个巨大产业是什么，或者新的工作岗位会来自哪里。30年前，我们不知道互联网会引发一场经济革命，我们能够做的是鼓励美国人的创新和想象力”。
奥巴马模仿肯尼迪总统，引用前苏联发射第一个人造卫星的名字“斯普特尼克”(Sputnik)来激发美国人。他把当前美国这代人面临的环境称作“斯普特尼克时刻”，因为世界竞争压力巨大，美国不进则退。奥巴马表示，美国会重视在生物医疗、信息技术，特别是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投资，因为这些投资将会增强美国的安全感，为美国人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奥巴马还提出了两项具体的指标：到2035年，美国80％的电力将来自清洁能源；到2015年，美国将成为全球第一个街上出现100万辆电动车的国家。
观察人士表示，美国人的创新精神多年来一直都是全球的执牛耳者，何谈落后给谁?明眼人能看出奥巴马提出促进清洁电力和电动车行业发展的目标才是白宫真正关切的，因为这两个朝阳产业能成为拉动美国私营部分投资、创造就业的重要引擎。奥巴马政府自然希望这两个行业能承担起创造就业重任的“接力棒”。
源自于这种“奢想”，奥巴马2月7日第一次来到“反奥巴马大本营”美国商会演讲，想要进一步营造修复与商界关系的形象。他又一次强调“三大超越”理念，并敦促美国商界增加投资、与政府一道拉动就业。不过，美国商会执行副总裁布鲁斯・乔斯滕却给白宫泼了一盆凉水：
“和政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企业首先关注的是能经营不赔钱，能付得起员工的工资，能付得起欠供应商的钱，企业能维持生意现状就已经是爱国的表现了”。
“教育超越”
奥巴马提出的第二个超越是“教育超越”(out―educate)。他指出在未来10年，几乎一半的美国工作岗位都需要从业人员拿到高中以上的文凭，而当前美国年轻人拿到大学学位的比例已经在全球落到了第九位。奥巴马在1月25日晚上提出了两项“尊师重教”方面的新目标：到2020年末，美国人拿到大学学位的比例要成为全球最高的国家。为此，奥巴马提出了在未来10年要培养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10万名新教师的目标；并督促家长与学校配合，共同培养孩子对于功课和科学的兴趣。
“家庭是培养孩子学习兴趣的第一摇篮。只有父母才能确保给孩子关掉电视，让他们完成功课。我们需要教导自己的孩子，值得庆贺仿效的对象不仅有美国橄榄球‘超级碗’捧杯的冠军，也有科技展览会的赢家。”奥巴马用典型“东亚文明”的语调忠告美国人。当然，这只是悦耳的话语。
奥巴马引用了韩国人把老师尊称为“国家建筑师”的说法，来鼓励在美国加大对教育的投入。这也是奥巴马近来演讲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频繁引用中国、印度、韩国等国的例子，因为“美国优越论”深入人心，通过将美国某些国情与别国相比得出的劣势来激发美国民众的斗志，从而增强演讲的可接受性并降低民众的抵触情绪。
不可否认，美国教育重视启发孩子的思维、注重培养动手能力、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特点，使得美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比较优势。哥伦比亚全球研究中心东亚区主任肖耿等专家向笔者指出，倘若美国能向全球进一步开放教育等优势资源，将世界更多的消费留在美国发生，对于美国经济复苏大有裨益。
可是从政策效果来考虑，奥巴马强调“教育超越”看重的是两层含义：第一，教育同医疗、制造业一样，是美国当前为数不多、稳定的就业创造点，2020年底前培养10万名科技、工程、数学领域的老师，对于新增体面的中产阶级就业岗位意义关键。第二，让奥巴马政府伤透脑筋的“无就业复苏”背后蕴藏着结构性失业暗流，美国劳工部的最
新数据显示，学历不高的美国人当前要想找到合意的工作难度明显加大。作为美国“家长”的奥巴马自然希望低学历的孩子能够“学而优则工”，不给美国就业率和白宫支持率拉后腿。
“基建超越”
奥巴马提出的第三个超越是“基建超越”(out-build)。奥巴马提出了两项具体的目标：第一，在25年之内，让80％的美国人享受到高铁的便利，使得出行时间比现在的驾车旅行减少一半，有些旅途的速度甚至比乘飞机还要快；第二，在未来5年内，要让美国的企业有条件安装新一代的高速无线网络，让这样的网络能够覆盖98％的美国民众。
“美国赢得未来的另一步是重建美国”。美国需要进行基础设施重建，包括建设高速、稳定的高速铁路和高速网络。奥巴马让美国人不要忘记，美国的基础设施曾经是世界最好的，但现在美国自己的工程师已将美国的基础设施评级定为落后的D级。
奥巴马引用了别国的例子来佐证美国基础设施的相对老化、落后。“韩国家庭的上网宽带速度比我们快；欧洲和俄罗斯在公路和铁路方面的投资比我们多；中国的火车运行速度比我们快，机场比我们新。”这其实是奥巴马近一年来老生常谈的一个观点，他经常说，中国差不多每年要把GDP的10％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上，欧洲人差不多每年要把GDPA的5％投入到基础设施上，美国人每年花在这方面的投入还不到GDP的2％。
观察人士指出，美国大部分基础设施需要更新换代，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一旦美国政府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将极大地拉动GDP增长和改善就业。
2月8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宣布，美国政府将在未来6年内投资S30亿美元发展高速铁路网。分析人士预计，其中先期的80fz美元投资将在奥巴马提出的年度预算方案中提出，剩下的资金缺口怎么弥补，白宫则没有做明确解释。即便是奥巴马的“基建超越”得以施行，美国人一定会买高铁的账吗?不得而知。不过，6年之后或是25年之后的事自然无需奥巴马内阁去烦恼了。
症结不在于座次安排
按惯例在年初进行的“国情咨文”演讲，今年因为遇到亚利桑那州女议员吉福兹遭枪击案而增添了几分悲情意味。自去年的中期选举后出现“府院分治”格局后，奥巴马一直致力于营造能弥合两党分歧的“中间派”总统形象，大力传递“本是同根生”的讯息。
今年参众两院的议员们在聆听“国情咨文”演进时不仅胸前佩戴白色小蝴蝶结，参众两院议员打破“楚河汉界”，采取了混坐的方式，一时间成为热议的焦点。加上奥巴马演讲一向具有煽情和调动现场气氛的能力，当天耗时约1小时10分钟的演讲掌声、笑声不断。
但是，“煽情力”不代表“竞争力”。1月30日，CNN一档讨论国情咨文演讲的节目使用了“专家看淡、民众喜欢”的标题，体现出了奥巴马“国情咨文”演讲反响冷暖两重天的效果。华府知名智库卡托研究所的副总裁基恩・希利就表示，奥巴马“国情咨文”演讲的问题并不在于座次安排，两党议员象征性地拿出热乎劲交叉座位坐在一起，并不能掩盖暗流涌动和暗中角力。
尽管座位“混搭”，但两党立场的泾渭分明还是一目了然。华府的政治丛林向来信奉“胜者为王败者寇”的理念，2011年和共和党在预算、医疗改革、放松金融监管等问题上的“掐架”才刚刚开始。
毕竟，奥巴马的提出“三大超越”的目的无非是提振国内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为2012年大选奠定基础。不过，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的那样，选择这个错误的主题词会产生误导性的效果。笔者向华府多家学术机构、企业、非营利性组织的专家询问他们对今年“国情咨文”演讲的看法，大多数人认为：“说着容易，做起来难。美国政客都是许诺明天、敷衍今天的高手。”
总统，一国之首，一国之尊，尊贵无比。然而，他们也是人，也有普通人的个性和情趣，他们的生活除了庄重，还有随和。这里，选录几段美国总统的生活小镜头，看看他们鲜为人知的另一面，是否挺有意思？
布什的“新内政”
2009年，小布什离开白宫后，回到得克萨斯州东北部城市达拉斯的家中，过起低调的“蜗居”生活。他说，退休后，夫人劳拉经常使唤他做家务。劳拉告诉他，刷盘子是他的“新内政”。他经常被妻子打发到街上买杂物，或者带着宠物狗巴尼在社区闲逛。他还得带着塑料袋，随时准备给便秘的狗“善后”。他自豪地说，我很容易就适应了从总统到平民百姓的角色转换，离任才10天，我就站在邻居家的草坪上，手拿塑料袋，捡拾在“此之前8年中一直躲避的狗屎”。
他淡出人们的视线，似乎被人遗忘了。可是有一次，劳拉派他上街去买电池。他走进小卖店，店员看了看他，惊奇地问：“有没有人向你说过，你长得真像前总统？”布什笑了，故意地说：“是吗？是有点像。”
达拉斯有一家五金店，专门聘请退休人士。店主也拿前总统布什开开玩笑，他登报力邀布什到他店铺任兼职。人们见了招聘布什的广告，都讥笑老板：人家布什退休后，一次演讲就能挣到9万到15万美元，出一本回忆录就拿到稿费700万美元，能看上你这个小店吗？笑话！可是，几天后，出人意料的是，布什真的亲临该店，一进门就说：“我想找份工作。”
小布什在台上时，曾这样说过：“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训服，实现了把他们关进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训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就因为这句话，小布什赢得了许多人的尊敬。
柯林顿的致词
1999年，纽约市新的中央火车站计划正式启动。仪式上，最重量级贵宾是总统柯林顿。举行仪式的地点，是旧火车站处理邮件的一间简陋的房子。州里政治人物和参与设计的建筑师，捐助的企业家陆续到场。仪式开始，首先致词的是州参议员莫尼汉，他是这个项目的大力推动者。可是，莫尼汉只讲了一分钟就结束了。
全场以极其热烈的掌声欢迎总统致词。柯林顿开口就表示对莫尼汉参议员致词如此之短，甚为惊讶。他还记得上次讨论新火车站的事，莫尼汉说得极仔细，甚至连要负责拆除旧火车站的工人姓啥名啥都讲了。全场爆出笑声。
柯林顿接着又说：“我明白莫尼汉参议员讲话的习惯了，愈是顺心如意能得到他要的，他就讲的愈短。”全场又是一片笑声。
讲完话，柯林顿走到新火车站模型前，边看边说，他小时候常跑到家乡的火车站去看火车，好奇地想什么人坐在火车上。说完，他去参加下一个会议了。
因为总统要来，外面交通管制，塞车了。一位出租车司机很恼火，对着身边警察大声喊叫：“那家伙在里面干嘛，寄信吗？”
这是柯林顿以总统身份参加的一次很普通的活动。他没有讲稿，没做长篇大论报告，没有指示要求，甚至没有一点显示权力的东西，但他得到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由衷的好感。正因为如此，总统与平民间没有距离感，乃至那位出租车司机也觉得和总统是平等的，无须敬畏或怨恨他，只是幽他一默：“那家伙在里面寄信吗？”
奥巴马买“外卖”
2012年2月16日中午时分，位于旧金山华阜地区积臣街一家名叫“迎宾阁”的中餐馆，正在热卖中，突然，一位黑人男子走进门来，向柜台里的经理打招呼说：“我要买点心外卖！”老板瞅一眼来客，忽然眼前一亮：“这不是总统奥巴马吗？！”屋里店员和顾客都围了过来。
原来，到加州为竞选连任筹款的奥巴马从洛杉矶抵达旧金山后，临时决定要到华人餐馆买“盒饭”作午餐。奥巴马先叫了虾饺、烧麦、锅贴、肠粉等点心，花费约150美元，自己拿钱包付钱，然后就在店内等外卖。
1756年1月27日，我出生在奥地利萨尔茨堡格特莱第街9号。这里现在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博物馆，但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家只是这栋楼的一户居民，住在四楼。呱呱坠地之后，我最早的记忆就是无比悦耳的音乐声和姐姐弹琴的背影。在学会说话之前我就能哼唱姐姐弹出的所有曲调，它们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回响，伴随我喝奶、玩耍，陪我进入美丽的梦境。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知道音乐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生命里不能没有她。
爸爸是个音乐家，我出生时，他在萨尔茨堡大主教的管弦乐队里担任第四小提琴已经有十三年了。听妈妈说，爸爸是来自奥格斯堡的巴伐利亚人。他刚来萨尔茨堡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天主教修士大会主席、来自显赫的驿站马车家族的伯爵作贴身男仆兼音乐师。爸爸对小提琴情有独钟，他甚至写了一本小提琴演奏教学大纲。
我三岁的时候，爸爸开始给七岁的姐姐上钢琴课。我总是在旁边听课，希望快快长大，也能和他们一起玩。我特别喜欢听两个音同时按在键盘上的声音，姐姐告诉我那叫和弦。他们下课后我就到琴上去按和弦，每当按出三度和弦，我就会满意地笑起来，因为这是所有和弦中最好听的。爸爸觉得我很有天分，就在第二年让我和姐姐一起上课。我一坐到琴上就不想下来了。爸爸给的功课都是些小步舞曲，我练一下就能完全记住，总是要他不断地给我新的曲子。爸爸也总是夸我弹得很有节奏感和乐感，觉得我是个小神童。不久，他又教了我们小提琴和中提琴。于是，我们三个人就能表演独奏、二重奏和三重奏了，上课变成了开音乐会。
我喜欢爸爸在家里教姐姐和我弹琴、拉琴的样子。他细心、温和，脸上总是带着微笑。我不喜欢他穿上正装、带上假发后，在宫廷和大主教说话时那唯唯诺诺的样子。我也不太喜欢他写的音乐，吵吵闹闹，嗦嗦，根本不能打动我的心。妈妈告诉我，像爸爸这样的音乐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住宫廷乐队的职务，然后是写一些迎合贵族口味的音乐，争取在一些场合中演奏，吸引他们来约稿，有了约稿，就有报酬了；像婚礼、生日、加冕礼等约稿音乐要的都是热闹，不是打动人心，而且从约稿到演奏的日期往往很近，没有时间等待灵感；为了这个家，爸爸很辛苦地在经营，我们都要爱他，体贴他，不能对他太挑剔。妈妈也鼓励我好好跟爸爸学习音乐知识，早日写出自己喜欢的，能打动人心的音乐。所以，五岁的时候，我在姐姐《娜内尔的音乐书》（Nannerl’s Music Book）写了第一首乐曲《C大调行板》（Andante in C，K.1a）。当我弹给爸爸听的时候，他的眼睛发光了。
1762-1763 慕尼黑-维也纳
六岁生日那天，爸爸兴冲冲地从宫廷回来，一把抱起我，说：“宝贝，我要带你去旅行，让全欧洲都认识你，萨尔茨堡的小神童，我的儿子――沃尔夫冈・阿玛德乌斯・莫扎特。”圣诞节过后，我们就出发了，来到慕尼黑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的宫殿。我和姐姐弹了钢琴，拉了小提琴，我还唱了歌。国王和大臣们都为我们鼓掌、喝彩，还给了我们珍贵的礼物，爸爸脸上堆满了笑容。
回家后不久，我们又出发了。这次，带上了妈妈，全家一起去首都维也纳，到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弗朗茨一世和玛利亚・特丽莎女王的美泉宫表演。女王听了我的演奏，居然把我抱了起来，放在她盖着华丽衣裙的大腿上，然后在我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她还让宫中的王子公主们和我一起玩耍。比我大一岁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公主特别喜欢我，一次，我在宫殿里奔跑时滑倒了，她马上蹲下来搀着我的手把我扶了起来。她那心疼的眼神把我的心都融化了，我跪下来，请她答应我，长大后做我的妻子。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笑得前俯后仰，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公主只会嫁给王子或公爵，不可能嫁给即便是才华盖世的平民乐师。安托瓦内特公主后来虽然贵为法国路易十六的皇后，却不幸地被暴乱的平民送上了断头台，而我的名字却成为了音乐的代名词，和我的作品一起流芳百世。
在皇宫里受宠若惊的过度兴奋和无休止的表演、奉承让我体力透支，得了猩红热。康复后，女王邀请我们全家参与了两次皇室庆典活动。我的日常生活就是表演、接受礼物、吃山珍海味、和皇公贵族的子弟玩耍，直到圣诞节后我们才返回萨尔茨堡。这是我童年时代最光辉的一页，此景一去不复返。
回到家乡，爸爸升职了，成为副宫廷乐师长。他欣喜若狂，和妈妈说这肯定是我在皇宫里的名声传到了家乡才让他沾上了光。我第一次发现爸爸的笑容是那样的灿烂。
1763-1766 德国、巴黎、伦敦
七岁那年的6月，爸爸又开始带我和姐姐游历欧洲。这次我们先到了慕尼黑，再一次为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三世表演，然后走遍了整个巴伐利亚。8月，我们来到法兰克福表演。在观看我们的人群中，有一位十四岁的少年，他后来成为了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名字叫歌德。
9月，我们走过科布伦茨、波恩和科隆。11月，我们抵达巴黎。
爸爸在外奔波了好多天联系凡尔赛宫，但直到过了圣诞节，我们才受到路易十五和玛利亚皇后的接见。他们对我们非常友善，送了好多珍贵的礼物。在巴黎，我第一次听到了法国歌剧和意大利歌剧。很明显，意大利歌剧比法国歌剧更有市场和地位。我暗自下决心，要努力向爸爸学习作曲，争取早日写几部意大利歌剧，让他为我骄傲。两个月后，我们的同胞格林先生为姐姐和我安排了两场音乐会――不是在宫廷，不是在教会，而是在剧场，巴黎人称之为“ 公众音乐会”。在这里，我面对的不再是国王、公爵、皇后、公主，而是衣着简单又不失体面的普通市民。谢幕时，我感觉观众向我投来的眼神中不仅有喜爱，还有仰慕。在他们的欢呼、喝彩中我感觉自己无比尊贵，这种感觉太让我陶醉了。
带着满车的礼物和满心的欢喜，我们向伦敦进发。
1764年4月，我们抵达伦敦，英皇乔治三世和索菲亚皇后已经在等候我们的表演了。在白金汉宫，我结识了德国音乐家J.C.巴赫，他是巴洛克时期伟大的J.S.巴赫的小儿子。他非常欣赏我的才华，把我这七岁多的孩子当作音乐同行，向我介绍了音乐在伦敦的现状：这座城市具有全欧洲最热衷音乐会的市民，他们对戏剧的热爱导致他们对四平八稳的巴洛克音乐结构不满，新的音乐应该借鉴戏剧的结构，有一个平静的开始、激烈冲突的中段以及趋于平和的结尾，这就是奏鸣曲的结构。他还鼓励我写一首交响曲，这样就能对所有的乐器、声部、音响效果有更好的了解。由于旅途的颠簸和演出的劳累，爸爸倒下了――他的喉头发炎，不能讲话，我们只好在切尔西休息了几个月。10月，我们受邀参加了英皇乔治三世登基三周年的庆典，在此期间，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首交响曲《降E大调交响曲》（K.16）。
1765年，刚过了八岁的我被引荐给巴灵顿（Daines Barrington），一位正在为神童做测试的英国科学家。测试是这样进行的：巴灵顿先生给我一张五声部的乐谱，其中一行用了意大利中音谱号。我看了一眼，就开始在键盘上弹奏起来。看我不费吹灰之力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严肃的脸庞上闪过一丝惊诧。接着，他给了我一首歌剧中的“情歌”旋律，让我即兴创作。我以咏叹调的格式即兴创作，先是用五六句宣叙调作引子，然后导入“情歌”。那天我有些疲惫，并没有太多灵感，所以就用了歌剧中咏叹调最普通的形式――两段体，在键盘上把旋律和伴奏声部全都弹了出来。巴灵顿先生大声地称赞了我。接着，他要求我弹一首愤怒的乐曲。这时，我已经有点兴奋了，像在家里和姐姐游戏时那样调皮起来：先是面部扭曲作痛苦状，然后把身体俯向键盘，双手边弹小调和弦，边把身体慢慢撑起，直到从凳子上站起来，再突然坐下，像是鬼上身。我偷瞄了一下巴灵顿先生，见他瞪着眼睛张着嘴的样子，我真想扑过去帮他托住下巴。接着，我又拿出一块手绢盖住键盘，然后在绢上表演蒙键演奏。这些伎俩对我来说真是小菜一碟，我还会蒙眼弹琴、反身弹琴、反身错手弹琴等等。科学家一边摇着头啧啧称奇，一边不停地在纸上做着记录。后来他的这份报告被刊登在皇家科学院的《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上。
爸爸安排了几场伦敦公众音乐会，我们有了一些收益。下一站是坎特伯雷（Canterbury）。在那里，我写了第一首宗教歌曲《G小调赞美诗：上帝是我们的庇护》（God is Our Refuge，K.20）。接着我们途经多佛尔（Dover）和加来（Calais），去了荷兰；然后又途径巴黎、瑞士、慕尼黑，回到萨尔茨堡。一路坎坷，爸爸、姐姐和我轮流病倒，姐姐甚至领了最后的圣餐，准备去见上帝了！我得了伤寒，也病危了两个月。三年半的旅行让我们积累了很多贵重的礼物――佩剑、丝带、披肩、鼻烟盒、锦盒等等，都可以开个礼品店了。但爸爸说，现金的收入很少，我们依然是穷人。
1766-1768 维也纳-萨尔茨堡
1766年11月，我们回到萨尔茨堡，爸爸觉得应该提高我的作曲水平，尤其是对位。他说，我在伦敦测试的表现虽然已经令人大吃一惊，但实际的水平还很业余。这次，他要把我打造成真正的专业作曲家。
为了证明爸爸的心血没有白费，两年后，我出色地完成了主教大人钦点的一部古典神秘剧康塔塔。主教大人对我的作品十分欣赏，立即安排了我第一部意大利喜歌剧《装痴作傻》（K.51）在萨尔茨堡的首演。在此之前，爸爸已经在维也纳徒劳奔波了几个月，却没有剧院愿意接受一个十二岁小孩写的歌剧。这两年，我们在维也纳很不顺利，第一年我得了天花，第二年被帝国歌剧院经理人拒绝作品的上演，似乎再也找不到从前的辉煌了，可能是因为我已经过了十岁，不再是一个神童了。爸爸说，他感觉到我出色的表演越来越受到在场音乐家们的嫉妒，担心他们会用一切手段来阻止我在维也纳的发展。而在故乡萨尔茨堡，大主教却因为我的才华赏赐给我宫廷音乐师的头衔，虽然没有薪水，但充满荣耀。
1769-1770 意大利
写完第一部意大利歌剧，爸爸决定带我周游意大利，去学习和表演。这是我一生中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次旅行，它打开了我的眼界，让我结识当代音乐界伟大的同行们。我们父子在1769年底出发，从因斯布鲁克到维罗纳、曼托瓦和克雷莫纳，一路得到学院、宫廷的认可和欢迎。1770年1月，米兰的伦巴第总督亲手奉送我整套梅塔斯塔奇奥的作品全集。梅塔斯塔奇奥是意大利最伟大的正歌剧脚本作家，他的文笔优雅，充满诗意和戏剧性。这份珍贵的礼物仿佛一个宝藏，我忍不住想要挖掘它。我一边阅读，一边谱曲，写了四首女高音咏叹调（K.77、K.78、K.79、K.88）。临走前，我还得到了一份歌剧约稿《彭特国王米特拉达梯》（Mitridate， Re di Ponto）。
1770年4月，我们来到罗马，正逢天主教圣周。每年此时，西斯廷教堂都要上演意大利人格雷戈里奥・阿列格里（Gregorio Allegri）的圣诗《求主怜悯》（Miserere mei， Deus）。这首以《旧约》“圣咏集”第五十一首“忏悔圣咏”谱写的无伴奏声乐曲被梵蒂冈视为圣乐，不允许乐谱外流。我听了两次，就把两个合唱队、一共九声部的曲谱全部默写下来。这首圣咏每年在罗马的圣周上演已经有一百五十年了，而我是第一个用听觉记忆把乐谱“偷”出梵蒂冈的人。爸爸看到了我写的乐谱，激动不已，深深地拥抱了我，并把这好消息写信告诉了妈妈。
复活节上，为奖励我在音乐上的才华，教皇克雷芒十四世（Pope Clement XIV）册封我为金马刺骑士（Cavaliere del lo speron d’oro）。
1770年10月，我们回到米兰，筹备我上次在米兰得到约稿后在旅途中谱写的歌剧《彭特国王米特拉达梯》的上演。12月，歌剧首演后连演二十一场，获得圆满成功。
这部作品的成功和以往的成功不同，米兰对我的欢迎是对一个年轻的成年音乐家的肯定，而不是对一个神童的宠爱。米兰，我爱你！
1771-1776 米兰、维也纳、萨尔茨堡
爸爸和我继续在米兰、维也纳、萨尔茨堡之间穿梭。1771年3月，我接连收到了米兰的第二份和第三份歌剧约稿――《路西奥・希拉》（Lucio Silla，K.135）和《解放了的贝图利亚》（La Betulia liberata，K.118）。8月再到米兰时，又接到了为公爵费迪南德和玛利亚公主婚礼庆典的歌剧《阿斯卡尼欧在阿尔巴》（Ascanio in Alba）的脚本。我在米兰创作、排练、直到10月歌剧的上演。我们父子被公爵奉为上宾。
如今，55岁的奥巴马成了美国史上最年轻的前总统，尽管他支持的继任人选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失败了，但奥巴马的人气依然很高。他身体状况良好，可以轻松再活个40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完全可以尝试各种职业。
作为奥巴马的前辈，吉米・卡特、比尔・克林顿和乔治・沃特・布什这些前总统在离开白宫时都处于中年阶段且精力旺盛，奥巴马从他们身上能得到什么启示呢？
卡特：很忙很充实
从总统到卸任总统的巨变曾经让好几位前白宫主人无所适从。1980年，罗纳德・里根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寻求连任的吉米・卡特，后者带着“不受欢迎的单任总统”标签离开了华盛顿。当他和夫人罗莎琳回到老家佐治亚州普莱恩斯时，却发现他们的花生买卖亏损了100万美元，房子也亟待整修。
“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后院的树木都长到房子的后门口了。”约翰逊总统图书馆馆长马克・厄普德格罗夫说。卡特夫妇回家后的几周都在忙着清理肆意生长的树木，把房子拾掇得宜居一点。用“干杂活”来比喻卡特当时的窘境再贴切不过了。
56岁那年，也就是竞选连任失败那年，卡特找到了未来的人生方向。“他说，‘我还能再活20到25年。我想保持精力充沛，找到更多我能做的事。’”卡特中心副主席菲尔・怀斯说。
写过几本总统传记的乔恩・米查姆认为，要想知道总统离开白宫后的生活，可以从他们的过去找到很多线索。“卸任后的人生驱动力往往源于他们的本性。”他说。
卡特早年从海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他服役的潜艇上教《圣经》，从那时起他就表现出非凡的野心和理想主义。“他当总统时经常跟我谈到，他多么想在任期结束后当一名传教士。”卡特的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说。
卡特积极促成埃及与以色列和谈，并在戴维营签订和平协议。卸任后，他创建了卡特中心，以自由外交官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多次调解棘手的外交争端，并在200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他给之后的几乎每一位总统都带来难题，”作家迈克尔・达菲说，“因为没有一位卸任总统的贡献能超越他。”
克林顿：最能赚钱的卸任总统
按照克林顿传记《世界的男人》作者乔・科纳森的说法，比尔・克林顿从成为总统的那天起就开始思考卸任之后的事，但在他离开白宫的第一天仍旧不知所措。成堆的记者围着他追问，为何要在任期的最后一天赦免在逃金融家马克・里奇。
“忽然之间，他和媒体及公众之间没有了遮蔽物，”科纳森说，他感到很无力，觉得自己没人保护，而且孤军奋战。然后，希拉里・克林顿在纽约开始了参议员的新工作。
几个月后，赦免马克・里奇的风波平息了，克林顿又回到大众视野下。“比・克林顿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不知满足，总想得到更多，”乔恩・米查姆说，“无论是权力、知识、女人还是好作品――都有两面性，正面与负面。”
正面的有，通过克林顿基金会，推动美国禁止公立学校出售含糖饮料，为2004年地震海啸和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募集救援资金；对非洲医院进行大额捐助，特别是卢旺达（对于自己任内未能阻止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克林顿始终耿耿于怀）。
负面的有，早前他广泛结交声名狼藉的亿万富翁并从中获利；克林顿基金会捐助了20亿慈善基金，但像“黑水公司”这样的捐赠者也引来不小非议。
比尔・克林顿也是第一个充分意识到卸任总统后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赚钱的人。从2001年起，他通过有偿演讲和出书挣了1.5亿美元。因此有人说，当总统真是个不错的事业。
小布什：彻底淡出政治圈
如果说吉米・卡特和比尔・克林顿好像不舍得放弃总统的余热，那么小布什则算是完全卸下了包袱。
2010年接受采访时，小布什说，2009年1月21日，他在老家得州克劳福德醒来，翻开报纸，惊喜地发现上面的文章不再提到他，“于是我召集我的狗狗巴尼和比兹利，上了小货车，开到我的办公室，然后开始写总统轶事。”
现在的小布什，经常参加一些他从政之前就很喜欢的活动――和邻居一起烧烤、打高尔夫或者骑山地车。他去过几次非洲，小布什研究所在那里整修了一些诊所并推广治疗宫颈癌的项目。“他看上去心满意足，因为他是真的知足了。”小布什曾经的演讲稿撰稿人彼得・魏纳说。
小布什的确是迎来人生第二春的典型代表，他发现了生活圆满的奥秘，即放下野心，参与有持续内在价值的活动，比如用心经营重要的人际关系和事业，或者培养能够给生活带来乐趣和意义的爱好。
比如说，小布什卸任总统后对油画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宠物狗、自画像及世界各国领袖，都是他的创作对象。现在他把目光转向了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的美军士兵，其中有些人带伤而归。从这些画像中挑出的66幅作品将录入2月出版的一本书中。
奥巴马：最难受的是女儿渐渐长大
近几年来，奥巴马一直在思考他卸任总统后的人生计划，无论如何，他将不得不面对“空巢”问题，而这绝非易事。
“家庭就是奥巴马的一切，”作家大卫・马拉尼斯说，“他整个青年时代都在寻求一个家――一种家庭、住所和身份的感觉。”尽管在他成长的道路上没有父亲的陪伴，但他以自己的方式演绎了父亲的角色。在华盛顿的许多夜晚，他都会在6：30准时与家人一同吃晚餐。内政外交形势每分每秒都在发生巨变，只有家才是他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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