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竭的创作源泉
徐志摩与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一生对于“爱、自由、美”的顽强不悔的追求。纵观徐志摩短暂的一生，颇多传奇色彩：他生于富商之家，不继父业却成了诗人；放弃唾手可得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而离美赴英；一生谢绝旧政府的邀请不愿当官；与平民百姓交好甚至与乞丐做朋友；家中有楼房他不要住，偏要到穷山僻野的寺院中去住；与出身名门、贤淑端庄的张幼仪离婚，追求林徽因不成，后遇陆小曼两人爱得感天动地……凡此种种，无不表现出他至情真率的个性。他的这些石破天惊的举动，尽管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但都是他听命于心灵呼唤的自由选择。他正是想以自己的行动为表率，以抗衡恶俗，救助他人。他在写给张幼仪要求离婚的信中说：“……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在徐志摩看来，解除了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关系，就解除了痛苦。假如没有这种勇气，怎么能谈得上改良社会，造福人类。他的离婚、再婚，无非是想争取自己真正的恋爱，真正的幸福，真正的生命。
徐志摩最动人的特点，是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对他的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会感情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点。他站在雨中等虹，他甘冒社会的大不韪争他的恋爱自由；他常能走几里路去采几茎花，费许多周折去看看一个朋友说两句话；这些，还有许多，都不是我们寻常能够轻易了解的神秘。事实上他只是比我们认真，虔诚到傻气，到痴！那么，他真是个怪人么？不，一点都不是，他只是比我们近情、近理，比我们热诚，比我们天真。正是这近乎傻、近乎痴的求真精神，让我们认识了一位人世间极为难得可爱的真人――“就使打破了头，也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也正是这可贵的求真精神，使他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激情。没有激情的人作不出好诗，更不可能成为优秀诗人。徐志摩的感情岂止丰富，诗兴勃发时就像“山洪暴发，不分方向地乱冲”，“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其结果，自然形成了瑕瑜互见，良莠交织的“残破的花样”。这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有着他那样经历的诗人来说，是非常自然，不足为奇的。
二、虔诚的创作态度
徐志摩吸收和承继了英国浪漫派的诗歌艺术，为自己树立了理想目标。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徐志摩，他为自己确定的人生信仰而竭力地歌唱。胡适认为徐志摩的人生观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的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徐志摩诗中的恋爱，指的是这种对于单纯的信仰即理想的人生的虔诚追求。
徐志摩“爱，自由，美”的人生理想，“爱”是最核心的内容，有了理想的爱，人生才是美好的，也才是生命自由的真正实现。他认为世上并不是没有爱，但大多是不纯粹的，那就不值钱。须知真爱无罪，就怕爱而不真，做到真字的绝对义那才做到爱字。当一个人的心上还有上帝时，还觉着“怕”时，那他的思想就没有完全叫爱染色，他的情就没有到晶莹剔透的境界，那就好比一块光泽不纯的宝石，价值不高。“爱是人生最伟大的一件事实，如何少得一个完全：一定得整个换整个，整个化入整个，像糖化在水里，才是理想的事业，有了那一天，这一生也就有了交代了。”他是幸运的，因为他不仅这样全身心地爱过，而且他也得到了这样的爱。尽管当时他们的爱并没有得到世俗的理解，但对于他自己来说却有了交代。
“我没有别的方法，我就有爱；没有别的天才，就是爱；没有别的能耐，只是爱；没有别的动力，只是爱。我是极空洞的一个穷人，我也是一个极充实的富人――我有的只是爱。”在爱的理想王国中，他主张做精神的贵族，物质的平民。他认为在奢华的生活中难有真爱，在俭朴的生活中，爱是有真生命的，像一朵朝露浸着的小草花；在奢华的生活中，即使有爱，不能纯粹，不能自然，像是热屋子里烘出来的花，半天就有衰萎的忧愁。遗憾的是，徐志摩的对爱的这一番真情告白是在他去世之后才为世人所了解，否则他的离婚、再婚何至于遭遇诸多的非议与嘲讽？又遗憾的是，徐志摩生不逢时、生不逢地，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在盛行，婚姻与爱情无关，允许男人三妻四妾，却视徐志摩擅自离婚、自由恋爱为大逆不道。可以想象，在当时环境下诗人为追求自己的真爱、实现其真爱的理想是何等的艰难，真爱的孤帆需要何等的勇气才能破冰前行,而他居然做到了！《爱眉小札》是他的丰碑，他在书写他的爱的同时，也书写下他自己的尊严。在爱的领域里，他的确是一个至高点。尽管徐志摩反抗礼教，追求理想的真爱，从茫茫的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的努力，最后以不完美的情感悲剧而告终，但他的爱情历程见证了真爱的痛并快乐着，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困惑和悲哀。
徐志摩的爱情诗为他的诗名争得了很大的荣誉，但这类爱情诗又使他遭到更大的误解。艾青说他“擅长的是爱情诗”，“他在女性面前显得特别饶舌”，就体现了批判的意向。徐志摩江南才子型的温情在他的爱情诗中有鲜明的展示。但对此理解若是过实了，难免要产生误差。好在人们对此均有不同程度的警觉。朱自清说：“他的情诗，为爱情而咏爱情，不一定是现实生活的表现，只是想象着自己保举自己作情人，如西方诗家一样。”茅盾讲：“我以为志摩的许多披着恋爱外衣的诗，不能够当作单纯的情诗来看的；透过那恋爱的外衣，有他的那个对于人生的单纯信仰。”这些评论都精辟地指出了徐志摩的“假想”的恋爱。
三、善与美的创作主题
徐志摩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只是一团同情心，一团爱，从没有疑心，从不会妒忌，他是朋友们的链锁，谁也不能抵抗他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粘着性。如果说爱是他的出发点，那么善与美便是他理想的终点，是他创作的主旋律。徐志摩与林徽音、梁思成的莫逆之交是最令人感动的。当徐志摩不顾一切地听从心灵的呼唤，追求他心目中的女神时，林徽音这位留过洋但又不失传统理性的才女，因不愿破坏他人的幸福、承受第三者的罪名，而听从父母之命，选择了梁思成，留给徐志摩一生的思念，造成了徐志摩不可弥补的终身遗憾。自己心中的恋人却成了他人的妻子，尽管心在滴血，尽管泪往心流，尽管难以忘怀，尽管情不自禁，但诗人尊重她的选择。他把自己的感情深深地埋在心底，并化作最真挚的友情，以兄长般的情谊无私地照应着他们的生活。梁思成与林徽音，曾经的情敌与恋人，终因徐志摩的真心相待、坦然相处而成为日后最好的朋友。
更为可贵的还有徐志摩对女性的尊重与关怀。在那男尊女卑、三妻四妾的社会，有的是道貌岸然的所谓君子，他们把女性视为他们的“战利品”、“”和“家奴”，女性在他们面前谈不上人格，更没有尊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徐志摩对纯真爱情的大胆追求与赞美便显得弥足珍贵。他不仅把女性放在了平等的地位，而且他还大声呼吁女性应与男子共同继承并且继续生产人类全部的文化产业；给“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句造孽的格言以报复，并给男性一个不容否认的反证；同时期望女性把温柔都给了她的郎的同时，她的天才她的能力却得贡献给社会与人类。这样的呼吁与期待，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无疑是黑夜烛光，沙漠甘露，寒冬炭火。这样的换位思考，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对于女性是何等的真！何等的诚！何等的善！可见真、善是他一生孜孜以求的理想所在，也是贯穿其作品的不变主题。
关键词：徐志摩诗歌；诗美；传达底蕴
中图分类号：1207.25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09-001-03
作者：杨林昕，河西学院中文系教授；甘肃，张掖，734000
徐志摩诗歌的艺术追求是与性灵美，意境美，音律美，中和自然之美，含蓄蕴藉之美分不开的。他将若干传统审美趣味巧妙地结合起来，组成一个有机整体，以整体的美感出现在诗中。他的诗中，性灵美常常是通过富有个性特点的意象来体现的，而意象又是借助于音律的美去完成的，音律又总是附丽于性灵美和意境美的，中和与自然又是相互交融的，对赋比兴手法的继承传达出了诗歌的含蓄蕴藉之美。各种诗歌美学思想的有机契合，凸现了徐志摩诗歌的审美特质，体现了他诗歌创作独特的艺术追求。
徐志摩这种独特的艺术追求与他所受的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及独具个性的艺术气质是分不开的。东西方文学的情绪和格调造就了他独特的艺术追求。
首先，徐志摩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徐志摩的家乡海宁，不仅是山清水秀的鱼米之乡，而且也是人才辈出的文化之邦。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辞通》作者朱起凤、数学家李善兰、军事家蒋百里、书法家张宗祥等等均出自他的家乡。他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庭，从小勤奋好学，5岁进私塾，接受传统的封建文化教育，即打下了坚实的国文功底，也受到了中国儒家济世思想的熏陶，同时中国道家顺应自然、不辨彼此、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对徐志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至渗透到他的血液之中，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庄周梦蝶的故事人人皆知，这是道家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也是无为无不为的必然结果，徐志摩的诗中常有人格“物化”、于漫不经心之中消失了具体人与物的界限，这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拟人修辞，而是真正的“忘形”与“忘情”的“两忘’，状态。“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假如我是一朵雪花》)想象在世俗中羽化飞升而去，遁入混沌的空灵境界。雪一般自由、晶莹、飘飞，轻盈洒脱、无所依托、不曾附着，恰如《逍遥游》之妙境，“羽化为雪”与“庄周梦蝶”都达到了“坐忘”的地步。抛苦乐喜忧于身外，融自身于“大道”。如一瓣风中的落花，遇水则流、遇风则舞，缘起缘落绝无自怨自怜，所有的情绪都如一江春水，来则来、去则去、来去一任天机。
少年时期的徐志摩阅读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文学观还未脱离“文以载道”“五四”前夕“救亡”思想的影响，使他充满了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他急切盼望祖国强大，立志学成报效国家，具有那个时代进步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对他影响极大。良好的家境与顺利的生活使志摩乐观向上、自由任性、充满浪漫情怀；也就很自然地接受人道主义、民主主义、个人主义思想，追求个性发展，这些思想渐渐构成了志摩思想的基本内核，继而为日后接受欧美思想奠定了基因。郁达夫曾回忆到“而尤其使我惊奇的是那个头大尾巴小，戴着金边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他平时手里的总是一卷油光纸印着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而考起来或作起文来却总是分数得的最多的一个，”这些“石印细字的小本子”传播的无疑是五四时代的新思想、新观念，最新的时代信息和脉搏。生性洒脱的他少年时代就具备了积极的理想追求和个性解放的情愫，为他追求性灵美铺垫了思想底蕴。同时，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他积极致力于个性文学，在个性文学的园地里积极寻找着表现真实的人、人生和人性的艺术。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基础上引进西方进步思想，执著追求西方人道的文学，在本土文化的土壤中生出新的“枝叶”，正是这种文化心态的驱使，使徐志摩努力追求，形成了自己个性化的诗歌艺术特色。
其次，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和英国浪漫派诗人的影响。徐志摩是中国20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思想主要是英国留学生活的影响和当时国内现实生活的体验的结果。1920年，徐志摩受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吸引，横渡大西洋到英国康桥(即剑桥)大学深造。他热爱康桥，因为康桥给他启迪和灵感。两年的英国生活，对他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是他思想变化的转折点。这期间，他受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兴趣逐渐转向文学，并开始从事新诗创作。徐满怀爱国壮志海渡西学，弃美利坚金元帝国的物质文明而辗转英伦，受康桥文化的洗礼，使他对性灵的发现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康河岸边的生活，诱发他去寻找美的所在：即人与自然的和谐融洽，物我统一的灵肉一致。理想的人生境界促成了他清逸性灵的文化心态和追求真善美的强烈的人生欲望。而这种强烈的人生欲望恰恰是封闭状态下的封建时代所无法满足的。所以他的“单纯信仰：自由、爱、美”，为他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提供了一个崇高而伟大的信仰。这种追求自由的生活方式与中国社会囚禁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封建囚笼中的人性戕害形成鲜明的对比，为冲破这种束缚，获得个性自由，在诗歌创作上展现出对性灵追求的真切流露。康桥园中思想文化的熏陶，对美的感悟与体会，诱发诗人对性灵美的渴望与追求。
徐志摩灵气鲜活的自然天性在剑桥特定的文化氛围浸染下，淳化为崇尚自由，追求美感、渴求艺术的浪漫气质；在其升华过程中，浪漫主义的华彩诗篇和魅人情调唤起了徐志摩无羁无限的情感。他的诗作一往情深地倾注了对爱、自由与美的理想追求和赞美，自觉努力于西洋诗歌体制的输入和试验，引进了格律体、无韵自由诗、沉思体抒情诗和十四行诗等韵律形式。因此，就艺术渊源来说，徐志摩从英国19世纪浪漫派汲取了最多的创作灵感和艺术营养。爱、自由与美三位一体的人生追求是徐志摩浪漫气质的内核，康桥文化孕育的结果也成了他安身立命的根本。感情上追求纯洁自然，生活中渴求真正倾心的情义，创作上力求美的实现，这三位一体的模式在当时社会不失为积极的生命意识，只是万难得以实现。
同时，英国浪漫派诗人雪莱、拜伦、济慈、华兹华斯及哈代等人极大地激发了他身上潜藏着的艺术灵性，浪漫主义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徐志摩，由此他的思想走向了开放、进步，诗歌创作打破了中国传统格律的束缚，有了飘逸的情思、音乐的美感，形成自由灵活，不拘一格的诗歌形式。他的性格像拜伦，气质像哈代，他的“理想社会”明显留下了雪莱“空想社会主义”的痕迹，他的哲学思想深受卢梭“返回自然”的影响。众多文 化名人的影响致使徐志摩充分吸收和借鉴了西方文学的情绪和格调，形成了他诗歌创作中追求性灵美、意境美、音律美等诗美趣味的独特的艺术追求。
再次，诗人独具个性的艺术气质是促成他独特艺术追求的源泉，徐志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曾受了希腊主义的影响，求充分的完全的生命。他要追求生命中最丰富的经验，而不是哲学家寻求理智，他是一个艺术家，寻求情感的满足……他所爱的是人生的美丽。徐曾在《迎上前去》一文中曾说：他要的是筋骨里进出来，血液里激出来，性灵里跳出来，生命里震荡出来的纯真的思想。他追求气韵和灵异。他主张要多多接近自然，因为自然是健全的、纯正的，自然当中有无穷尽的性灵的滋养与启发。他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写尽了性灵所得到的美的陶冶。康桥的灵性全在一条河上，在上下河分界处，有一个小水坝，水流得很急，就是在那里，在星光下听水声，听邻近小村的晚钟声，听河畔倦牛刍草声，顿时生出了最神秘的一种康桥式的体验：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和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灵。诗人崇尚自然，要从自然中寻求生命的意义和自我存在的价值，寻求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有了这种自觉而强烈的个性追求，性灵美也就在这种自觉个性中体现出来。热情为人类事业之原动力，世上从没有一桩大业的成功，不需热情。文艺的创作，若缺乏热情，便如炼铁成钢时缺乏火力。要我哭，你先得自己哭，以“白热”比诗人之感情，再恰当不过。总之，凡是诗人，无不是热情的化身，而徐志摩更是热情化身之化身。热情最具体的表现，在他的诗中是关于两性的情爱。
正因为他自己所寻求的都是阳光、暖和、甜蜜、美丽，一切人生的美。他永远设法避开人生的丑陋，正如小儿避开状貌狰狞的偶像一般。他不单是怕看丑陋或蠢笨，他是不看，不加理会……他永远希望他所寻到的是神奇、新颖、奥妙、聪明、美丽，一切人生的宝贝，而不愿有与它们相反的出现；他更希望他所寻到的，永远保持着它们的神奇、新颖、奥妙、聪明、美丽，而不愿他们露出使他失望的破绽；即使露出，他也不看。幻灭是志摩所不能忍受的。“他的诗，永远是愉快的空气，不曾有一些儿伤感和颓废的调子，他的眼泪也闪烁着欢喜的灵光。”有人因为他文笔优美，称他为唯美派，其实，他是理想派。唯美派的文人对于俗众以为不足与语，把自己深深藏闭在“象牙之塔”里，或高坐艺术宫殿上，除游心于古代希腊或异国文艺之外，与现实世界非常隔膜。理想主义者不然，他们看定了人生固然丑陋，但其中也有美丽；宇宙固是机械，而亦未尝无情。况且他们又认为人类“心灵力”可以创造一切。宇宙是个舞台，人类是这舞台上的表演者，我们固然可以排演出许多毫无精彩恹恹欲绝的戏剧，我们也可以表现出许多声容荼火，可歌可泣的戏剧，只看我们肯不肯卖力罢了。
所以徐志摩寻求人生的美，不但为了慰安自己，还想借此改善人生。他以一支生花妙笔，写明月、星群、晴霞，山岭的高亢、流水的光华；写那朝雾里轻含闪亮珍珠的小花草；写那像古圣人祈祷凝成似的五老峰；写爱、写光明、写真美善。甚至雪中哭子的妇人，垃圾桶边捡煤屑的穷人，深夜拉车过僻巷的老车夫，跟着钢丝轮讨钱的乞儿，沪杭车中的老妇，蠢笨污秽的兵士，都予以无限的同情。他说：“贫苦不是卑贱，老衰中有无限庄严”(徐志摩《古怪的世界》)，在这些里面也可寻着人生美的。他写精神上的最高境界，比如：“他的前面有无穷的无穷；他在有限中见着永恒；他的精神似一粒无形的埃尘，追随造化车轮不停地前进；他的灵海中常常啸响着伟大的波涛，应和更伟大的脉搏，更伟大的灵潮。”沈从文说，在徐诗《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中，作者的文字简直成为一条光明的小河了。不如说作者的思想，成为一条光明的小河之为恰当。
但在这龌龊的、缺陷的、平庸的、罪恶的世界里，诗人的幻梦常常被打破，况且军阀时代的中国更是一个天昏地黑，罪恶横行的场所；一个刀山剑树，鬼哭神嚎的地狱，理想主义者想在这里生活是更难上加难了。所以乐观的诗人也常常喊着：“可怖的梦魇，黑夜无边的惨酷，苏醒的盼切，只增剧灵魂的麻木。”(《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又是一片暗淡，不见了鲜虹彩。希望，不曾站稳，又毁了。”(《消息》)又说：“爱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自剖》)。又说：“我们靠着维持我们生命的不仅是面包，不仅是饭，我们靠着活命的用一个诗人的话，是情爱、敬仰心、希望，就是说世界的人类是能承受我们的爱，值得我们的敬仰，容许我们希望的。现代是什么光景?我们看得到听得到的到底是怎样人性的表现，除了丑恶、下流、黑暗。太丑恶了，我们火热的胸膛里有爱不能爱。太下流了，我们有敬仰心而不能敬仰。太黑暗了，我们要希望也无从希望。太阳给天狗吃了去，我们只能在无边的黑暗中沉默着，永远的沉默着!这仿佛是经过一次强烈的地震的悲惨，思想、感情、人格，全给震成了无可收拾的断片，再也不成系统，再也不得连贯，再也没有表现”(《秋》)。在《毒药》那首散文诗中，也有同样沉痛的话。
但是徐志摩还没有完全灰心，对于人类热烈的爱，使他又说出这样的话：但我却不绝望，并不悲观，在极深刻的沉闷的底里，我那时还摸着希望。所以在写完《毒药》之后，他又有《白旗》，想这罪恶的人类――尤其是罪恶的中国人――用眼泪，嚎恸，激起悠久酣彻的忏悔，接着就希望那伟大的婴儿出世了。
以徐志摩个人行为而论，他的离婚及第二次结婚，也无非为了贯彻“人生美”追求的目的。虽弄得家庭关系断绝，亲友责难纷至，而他始终不悔。他之殉身这个追求，竟似飞蛾投火的勇敢。他的一生是美的象征，爱，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他的人生观，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一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他的一生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实现的历史。
我们的诗人永远像春光、火焰、爱情。永远是热，是一团燃烧似的热。他燃烧自己的诗歌发出金色的神异光，燃烧中国人的心，从冰冷转到温暖，如一阵和风，一片阳光，熔解南极高峰的冰雪，但是可怜的是最后燃烧了他自己的形体，竟如他所说的像一只夜蝶飞出天外，在星的烈焰里变了灰。
浓郁的浪漫气质使诗人创作了浪漫的美的意境。诗人大胆发挥想象，将“意”发挥为想象力的一种“意”，将多样化、动态的意象引入诗中，将诗的情思和客观现实之物有机组合，使感情被物象渗透，由物象直射出感情来，这种奇特的创作意识和构想就成为他不懈追求艺术的内驱力。
关键词: 徐志摩 哈代诗歌 诗歌翻译 艺术特征
一、引言
徐志摩是20世纪初新诗运动的先锋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用白话诗体写作和翻译的先驱。作为新月派诗人的典型代表,徐志摩曾以其独特的诗风与才情为自己赢得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盛名。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言:“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著名左翼诗人蒲风也声称:“堪与郭沫若伯仲的,算起来要推徐志摩了。”事实上,徐志摩也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他曾进行过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活动,其中包括诗歌翻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徐氏曾提出过独到的译诗理论且译作颇丰,他在诗歌译介方面所作的努力与尝试却始终为其诗名所掩,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在国内外关于徐志摩的研究中,他的诗歌创作往往是评论家关注的焦点。在我国文学界和翻译界少有关于徐氏的诗歌翻译的评论和研究,这与对其诗歌创作上进行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为数不多的徐氏诗歌翻译研究与论述里,大多也是对其诗歌翻译的负面评价。有人曾评价徐“译绩为诗名所掩”,其译作也是“貌合神离”,“充满了翻译腔”。也有人认为“徐志摩的翻译‘嫩’了一点”。还有人觉得“他的译诗里失败借鉴有余,成功榜样不多”。本文以徐志摩翻译的汤姆斯・哈代的诗歌作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徐对哈代诗歌的译介方面进行细节分析,以期对徐氏在诗歌翻译实践活动中所作的努力与成绩作一个客观而详尽的评述,认为徐氏的诗歌翻译重在追求艺术新奇感和陌生化的效果,从而客观、公正地认识徐志摩作为诗人译者在新诗运动,以及白话诗体写作和翻译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
二、徐志摩对哈代诗歌的大量译介
1921年,也就是徐志摩真正开始其文学生涯的那一年,他总共发表了八首诗歌作品,而其中除《草上的露珠儿》一诗外,其他七首均为译诗。在诗歌艺术的理论和创作上,对徐志摩产生较大影响的外国作家有几人,其中,哈代是最重要的一位。在徐氏的诗歌翻译作品中,关于哈代诗歌的译介是最多的。早在1923年,徐志摩在《小说月报》上就发表了哈代的两首诗歌的译文:《窥镜》和《她的名字》。在此后的几年,他又翻译了哈代的十九首诗歌。此外,徐志摩还曾撰写过七篇介绍和怀念哈代的专文和诗歌。在这些文章和评论中,徐志摩极其赞赏哈代的生活观和爱情观,反对称哈代为悲观主义者。徐志摩认为,汤姆斯・哈代和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一样伟大,他的作品中对于现实世界的大胆描述表明了哈代的勇气、真实和坦诚。
汤姆斯・哈代是徐志摩特别喜爱且经常模仿的一位作家,他非常崇敬这位悲观厌世的老人,称其为“老英雄”。徐志摩曾赞誉哈代:“哈代是现存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个。”他在给赵景深的信中说:“能试译哈代,最合我意。”徐志摩的诗重视韵律形式和音乐美,是受了哈代的诗歌的影响。他说:“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它的内在音节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正的趣味。”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在意象、场景、事件和情调方面都在有意无意模仿哈代。哈代的写作手法和创作风格对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和翻译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徐志摩的主要译诗理论与译诗观点
徐志摩曾提出过颇有见地的诗歌翻译观点。《在一个译诗的问题》一文中,徐志摩表达了他对诗歌翻译的主要观点:“翻译难不过译诗,因为诗的难处不单是它的形式,也不单是它的神韵,你得把神韵化进形式去,像颜色化入水,又得把形式表现神韵,像玲珑的香水瓶子盛香水。有的译诗专诚拘泥形式,原文的字数协韵等等,照样写出,但这来来往往神味浅了;又有专注重神情的,结果往往是另写了一首诗,竟许与原作差太远了,那就不能叫译。” 在徐看来,“形”与“神”的高度完美的结合才是诗歌翻译的真谛。在徐志摩的翻译实践中,他从不曾放弃对“形神兼备”这一目标的追求,依然坚持“形”与“神”的高度统一才是诗歌翻译的最高境界。
在译诗语言上,徐志摩主张采用“五四”运动以来的白话诗体进行外国诗歌作品的翻译。1924年,徐志摩在《征译诗启》中谈道:“我们想要征求爱文艺的诸君,曾经相识与否,破费一点工夫,做一番更认真的译诗的尝试:用一种不同的文字,翻来最纯粹的灵感的印迹。”经过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国文坛,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进行诗歌创作与翻译也势不可挡。徐志摩在此篇文章中的号召与其在诗歌创作中同样提倡使用白话诗体的主张是一致的。
四、徐志摩的哈代诗歌翻译
在欧洲文化气氛陶冶中成长起来的徐志摩,他的诗歌创作与外国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是一位得益于外国诗歌影响而成长起来的新诗人,说得更具体些,他是由诗歌翻译走向诗歌创作道路的。在诗歌的形式和音韵上,哈代的诗歌受到了塞克斯民歌和乡村音乐的影响。徐志摩曾表达,哈代的诗歌“诗段变化”(stanzaic variation)的试验非常多。徐志摩说,哈代的作诗原则是用诗里的内在节奏和声调,状拟诗歌里表达的情感和神态。在哈代诗歌里体现较多的形式是反复(repetition)手法。这种手法在徐译哈代诗歌时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作为新诗运动的先驱,徐志摩深受新格律诗的影响,在翻译汤姆斯・哈代诗歌的过程中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徐志摩不仅将源语文本的格律形式翻译进目的语文本,而且将自由诗体,不规则的诗行缩进等英语诗歌韵律形式运用于译诗。这些诗歌形式有别于传统的中国诗歌形式,使目的语读者感受到了译入语文本的异域性和新奇性,激活了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感知过程。为了达到诗歌翻译的文学艺术性和新奇性,徐志摩在译诗时并未依从当时中国诗歌的用词规范,即使用正式的文学用语,而是在译诗过程中大量使用白话诗体和口语词汇,以此来打破目的语读者对诗歌用词的期待规范,使目的语读者感受到译文的新颖性和陌生感。徐志摩还根据个人喜好和追求,在翻译中对源语文本的词语进行操控,增加或者删减原诗词语。徐志摩在翻译中注重诗歌的外形的美观,讲究诗歌韵律的音乐性和抑扬顿挫性,这些特征都增加了译诗的多样性和新鲜感。
勒弗维尔强调,考虑到译文的潜在读者群,译文的文本必须要符合所处时代的语境系统。这就是指出,译文的文本选择必须符合、尊重译入语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规范与原则,使原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能很好地融合、交流,使外来文学和译入语文化中的民族文学一起,或巩固现存的意识形态和诗学,或破坏现存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不管翻译活动以何种方式在何时何地发生,它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在主题选取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的文本选择规范是翻译西方警示作品和现实主义作品,以号召全体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唤醒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外敌的斗志。然而,徐志摩却违背这一期待规范,将哈代阴郁消极的诗歌作品作为源语文本,翻译其感伤的抒情诗歌。在翻译哈代的《她的名字》时,徐把哈代原诗中强烈的抒情情怀,原诗前半部分的乐观情绪,后半部分的阴郁悲观情绪翻译得恰到好处。徐志摩对译诗主题的选择几乎都与自己诗歌创作中的主题风格和审美情趣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译诗并不遵从社会的期待视野,而大都反映了自己当时短暂的情感和独特的艺术偏好。徐志摩译诗中的这些陌生化特征,均延长了目的语受众的关注时间,增加了审美难度,从而激活了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兴趣,产生了新奇的阅读感受和陌生化翻译效果。
五、结语
本文分析了徐志摩翻译的哈代诗歌的艺术特征,对徐志摩的诗歌翻译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认为徐志摩作为诗人译者,其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密不可分;哈代的艺术创作特点深深影响了徐志摩的诗歌创作与翻译;汤姆斯・哈代,作为徐志摩最为欣赏的外国作家之一,抛开其诗作谈徐志摩的诗歌翻译,就不可能对徐在诗歌翻译上作出的努力和成绩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我认为,徐志摩的诗歌翻译重在追求文本的异域性、新奇性和陌生化的效果。徐志摩在诗歌翻译上的积极探索,对新格律诗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用白话诗体写作和翻译的推广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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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和徐志摩诗歌的比较
摘要：闻一多和徐志摩同为新月派的代表作家，为现代新格律诗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和杰出的成就。如果说闻一多先生是新格律诗派的理论奠基者，那么徐志摩先生就是新格律诗的推崇者和努力实践者。但他们在创作中风格迥异，特色各具。闻一多的诗歌，是格式的均齐，节奏鲜明；徐志摩的诗歌，是音节的整齐和变化，是荡漾的旋律。
关键词：闻一多；徐志摩；诗歌；比较；情感；格律
【关键词】徐志摩；爱情诗歌；魅力
徐志摩，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代才子，被茅盾称作“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年仅三十五岁就遭遇空难去世。其创作生涯虽然只有短暂的十年（1922―1931），却一直是现代文坛一个众说纷纭的热点，作为其代表作的爱情诗也备受争议，褒贬不一。徐志摩的爱情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从思想内涵上还是艺术形式上来说都有独特的魅力。
徐志摩虽然生命短暂，他的一生却执拗痴迷地追求“爱、自由、美”――现实中的和梦幻里的。徐志摩出身于一个封建、买办的富裕商人家庭，但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和“五四”精神的濡染，使他成为一名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追求一种“爱、自由、美”的理想。
谈到徐志摩，不得不谈他的爱情诗。有人说他的爱情诗正是他的诗歌里最有特色的部分；事实上，徐志摩的爱情诗也正是其爱情生活的真实体现，是人之天性自然真率的流露。
（一）
1915年，由政界风云人物张君励为自己的妹妹张幼仪提亲，徐志摩把从未谋面的新娘娶进了门。张幼仪出身显赫富贵却不娇纵，相夫教子，恪尽妇道。而徐志摩对这桩“无爱的婚姻”始终心存疑虑，在英国念书时结识林徽因更促使他决心离婚。1922年3月两人在柏林离婚，11月还在国内发表了离婚通告，成为当时的头号新闻。
和张幼仪的爱情终结，对于徐志摩而言“共解烦恼结”，督促张幼仪“快努力”，解散后“容颜喜小，握手相劳”“一片声欢”，由此可见封建包办婚姻给诗人带来的痛苦，以至于诗人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解除婚约。徐志摩借此诗痛斥封建礼教后说：“此去清风白日，自由道风景好”。
（二）
1920年3月，徐志摩与林徽因在英国相识相恋。林徽因秀外慧中，是有名的才女，其父林长民也是社会名流。她与徐志摩相识时只有17岁，诗人第一次感受到了爱情的力量。
诗人说“夜莺，从低音唱到高音，从黄昏唱到黑夜。它一声连一声地呼唤着爱情”。诗人对爱情充满了期待。这一时期的徐志摩爱情诗歌主要是描写爱情的美好，诗人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可见一斑。比如诗人该时期的作品《情死》：
玫瑰，压倒群芳的红玫瑰，昨夜的雷雨，原来是你发出的信号――真娇贵的丽质！
你的颜色，是我视觉的纯醪；我想走近你，但我又不敢。
青年，几滴白露在你额上，在晨光中吐艳。
你颊上的笑容，定是天上带来的；可惜世界太庸俗，不能供给他们常住的机会。
你的美是你的命运！
我走进来了；你迷醉的色香又征服了一个灵魂――我是你的俘虏！
你在那里微笑！我在这里发抖，
你已经登上了生命的峰极。你向你足下望――一个无底的深潭！
你站在潭边，我站在你的背后，――我，你的俘虏。
我在这里微笑！你在那里发抖。
丽质是命运的命运。
我已经将你擒捉在手内！我爱你，玫瑰！
色，香，肉体灵魂，美，迷力――尽在我掌握之中。
我在这里发抖，你――笑。
玫瑰！我顾不得你玉碎香销，我爱你！
花瓣，花萼，花蕊，花刺你，我――多么痛快啊！――
尽胶结在一起，一片狼藉的猩红，两手模糊的鲜血。
玫瑰，我爱你！
此诗作于1922年，时诗人年二十五六。1922年6月在英时作《情死》，是年8月离英回国。据邵华强徐氏年谱：“（1922）三月，在柏林提出与张幼仪离婚，遭家人和老师梁启超的反对。”因此，《情死》与《再别康桥》，决不是凌虚之笔，都是寄爱之诗。诗人年少血气方刚，对爱的遐想和热烈追求是在情理之中的。
然而尽管徐林二人相知很深，林徽因还是嫁给了梁启超之子、后来的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他们的姻缘也是一段佳话。从此林徽因成为徐志摩梦中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个完美身影，从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那首有名的《偶然》诗中我们可以看到。
诗中“云”是林徽因，“水”是徐志摩。云自在轻盈在空际上随风飘移，偶尔与地面上的一流涧水相遇，于是便产生了投影关系。这是徐志摩对林徽因感情的最好自白，一见倾心而又理智地各走各的方向，这就是世俗所难理解的一种纯情。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阴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一.情与本我的放逐
通过康桥的水波我认识了这样一个诗人，一个勇于做真自己的人，一个情字至上的人。
他因爱而生，而在他短暂的生命里，他又是一个努力追求真爱、追求本我的人。鸿蒙太空，谁为情种？我想他当之无愧。
最是那温柔的一瞥，便将他的心魂摄了过去。在异国他乡，一个才华绝不亚于美貌的女子，彻底地征服了志摩寻爱的灵魂。从此，林徽因的名字便和他牢牢地拴在一起，无论是现实还是梦境。爱情是美好的，在康河之上泛舟，撑一支长篙，在月与虫鸣的陪伴下，他们完成了彼此心灵上的契合。一花一世界，一情一片天。放肆地爱着，爱得那么心无旁骛，爱得那么惊天动地，甚至都忘了外面还有一个世界。少年岁月，青春时代，单纯的生活让两个相爱的人忘乎所以，让人看了都会觉得，如果人生能有这样一次爱恋，还会再奢求什么呢？
但是，现实往往有很多将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的悲剧。志摩毕竟是一个已有两岁孩子的父亲，更是一个就算他一再排斥但毕竟有婚姻证明的妻子。林徽因明白爱下去的后果，所以她理智地退出了。但是志摩不行，情字给予了他无限的勇气，他用一个人的肩膀扛起了与整个社会对抗的大旗。那个时代，离婚两个字显得那么不动听，那么让人嗤之以鼻，但是为了爱，他努力向前冲，就像飞蛾扑火，就算前方是烈焰，他也奋身不顾。那么决然，那么让人心疼。
二.生命的终点还是情
那是一次怎样的聚会，一下子将他的目光集中在一个笑靥如花的女子身上。她舞姿曼妙，体态轻盈，舞池里她就是一个骄傲的公主，等待着他人赞赏的目光。于是，又一个女子的名字与志摩纠结在一起。陆小曼的生活因为有了志摩而变得丰富，徐志摩的人生因为有了小曼而重新焕发了生机。火一样的爱恋迅速地燃烧着彼此，世界上再也没有苦与酸，留给彼此的除了爱还是爱。俗世的指指点点并没有让他们停下爱的脚步，在众人怀疑的目光下，相爱的人终于结婚了。虽是艰难，但终究修成正果。
找到了可以栖息的土地，志摩的心渐渐地安稳了下来。但是梦境中、心底深处，似乎还有一个角落，似乎还藏着什么不愿扫去的人和事。有的人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有的人是为了爱而活着。为了爱，他付出了许多的辛劳，付出了许多的精力，甚至，为了爱，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不知道那架载着他的飞机是怎样做自由落体的，不知道在迎接死神的刹那他心里最念的人是谁，不知道他还有什么话要对爱人倾诉。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并不后悔乘坐这架飞机，因为那是他爱的表现。飞行的终点是林徽因的演讲会场，为了康桥下的爱的盟誓，为了尝遍万千滋味的情字，他舍得付出。
三.生命因情感而超越
生命因情感而超越，这就是徐志摩，一个勇敢追求爱的人，一个情字至上的人。其实他还是幸福的，因为他仍然会经常流连于三个女子的梦境深处：那个曾经被他狠心抛弃的妻子张幼仪，那个决然地离开他的林徽因，还有那个爱得同他一样炽烈的陆小曼。生而如此，夫复何求？轻轻地来了，又悄悄地走了，身后留下了满地的字符，组在一起，便是一个大大的情字。这个情字就是他生命的写照，和诗歌的精神血脉相连。
“我送你一个雷峰塔影/天稠密的黑云与白云/我送你一个雷峰塔顶/明月泻影在眠熟的波心//深深的黑夜，依依的塔影/团团的月彩，纤纤的波鳞/假如你我荡一支无遮的小艇/假如你我创一个完全的梦境！”
诗歌的最后一句，便是对情感的一种奢望，不能在一起，但却希望和心爱的人有个梦境的空间。和林徽因的感情，是一场刻骨铭心的悲剧，诗歌成了生活的超越。诗歌便是徐志摩的生命。后来和陆小曼的生活，也是一场悲剧，但爱得透彻心扉，陆小曼也是有夫之妇，后来逃避现实在巴黎的咖啡店邂逅了一个异国女子，心灵相通，回到旅馆写成《偶然》。生命因敢爱而闪亮，这并不意味着失去方向。生命因为对痛苦的超越，变得浪漫而又积极。出洋云游，留恋康桥，写下脍炙人口的《再别康桥》。康桥依旧，而物是人非。留在心中的便是对纯美爱情永恒的记忆，“那河畔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内心的爱，在生活的曲折中变得如梦如幻。
关键词：徐志摩；诗歌；意象
意象凝聚了诗人的人格特征，是其创作灵感和个体生命经验的体现，它们在营造氛围，揭示主题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徐诗意象的分类
（一）描写性意象
诗歌意象的获得大多数来源于大自然当中的客观事物，因此，诗人需要与大自然近距离接触，仔细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倾听大自然的声音。正如宗白华所言：“诗的意境，就是诗人的心灵与自然的神秘互相接触映射时造成的直觉灵感。”①
描写性意象在徐诗中主要表现为自然意象的运用，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比如：山脉河流，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等，都为徐志摩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并激发出他对生命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徐志摩在诗歌中绝不是简单的堆叠意象，而是寄予意象深刻的内涵，从而表达自己丰富的思想感情。
（二）象征性意象
象征性意象的使用，使诗歌含蓄而不浅显，意味深长。比如在徐志摩诗歌当中，“白云”的意象通常是诗人自我性格的象征，云在天空中轻盈的飘来飘去，和徐志摩洒脱的个性气质极度相符。对于《黄鹂》一诗，我认为可以看作是徐志摩人生轨迹的象征，诗中的黄鹂用尽全部力量，冲破层层迷雾的阻隔，变成一朵云彩，飞向遥远的地方。徐志摩一生不为社会常规所束缚，是追求自由之人的典范，无奈最终不幸遭遇空难，令人扼腕。
二、徐志摩诗歌的意象美
新月派强调诗歌的语言和格律，在此影响之下，徐志摩在创作时，也格外注重诗歌本身的辞藻，句式和韵律，呈现出独特之美。
（一）音乐美
受古典诗词以及西方自由诗体的影响，徐志摩格外重视诗歌的音乐感。徐志摩的诗歌带给人们的节奏美感，与他重视诗歌的音乐性相关，他认为诗歌的真谛不在于字义，而在于诗歌音节的整齐和流动性。童庆炳说：“在各种文学样式中，诗最强调音乐美。”②徐志摩诗歌的音乐美首先表现在意象的重复上面，如《雁儿们》，全诗前四节第一句都在重复，看似非常嗦，实际上诗人正是通过这种重复的形式向读者传达一种迷惘，不知所措的情感状态。
除了意象的重复，徐志摩诗歌的音乐美还得益于句式和韵律两个方面。在句式方面，诗歌主要是运用长短不齐的语句来形成一种交替错落之感。徐志摩还在韵律方面做了尝试，韵律，简单说来，是指诗歌的押韵，成功的押韵可以使诗歌读起来朗朗上口，与白话诗过于散文化的形式相比，押韵可以让诗歌结构更加整齐。
（二）动态美
徐志摩的诗歌里面大量运用了富有生命力的意象，一切动态的事物都能激发出他诗歌创作的灵感，从而传达给我们一种动态美。风掠过的痕迹，白云飘过的影子，低头娇羞的少女，都被他贴切地应用在诗歌当中。如《黄鹂》，诗人眼中的黄鹂美艳，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它迅速的飞上树梢，霎时又展开翅膀，冲破浓密，飞走了。徐志摩多动者的性格使他释放出充分的创作热情，积极地面对一切，他暴风雨式的感情，使他在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偶像时都表现出义无反顾的力量，其过度的精力使他不断地往生命的顶峰攀爬，最终在命运的烈焰中死亡。
三、徐诗意象的人格体现
意象带有诗人的主观感彩，由于每个诗人的个性不同，其在创作中运用的意象也不尽相同。因此，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特意象，我们可以以意象为中介，来窥探徐志摩的人格特征。
（一）皈依自然
皈依自然是诗人获得生命力量的不二法则，徐志摩在大自然当中寻找自己的理想，充实他空虚的心灵。徐志摩的诗歌大体表现出积极乐观向上的特征，但细细阅读，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一种失落悲观的情绪。在《月下雷峰影片》一诗中，徐志摩为读者营造了一个与人间截然不同的虚幻世界，让读者沉迷于其中，不断的去幻想，于是一种超现实气息向我们扑来。中国当时压抑的社会环境，道德的沦丧堕落，使徐志摩无力面对现实。大自然则为徐志摩提供了一个心灵庇护的场所，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他忘记了尘世的烦恼，并以此来安放自己无所依靠的灵魂。
（二）追求爱的理想
梁实秋曾经说过徐志摩毕生的时间都在为实现一个单纯的理想而努力，即不断地追求浪漫的爱。对徐志摩而言，生命的意义在于爱情，爱情的成功，意味着生命的成功；爱情的失败，意味着生命的结束。爱情伟大神圣，不可冒犯。阅读徐志摩的诗歌，我们可以体会到，徐志摩眼中的爱常常是跟死亡联系在一起的，死亡才是爱的最后归宿。如在《翡冷翠的一夜》一诗中，徐志摩明确的表达到，爱情的强大魅力让他无法呼吸，几乎快要走向死亡。这首诗歌展现的是处于热恋当中女人的自我独白，她完全沉浸在炙热的爱情当中。为了爱情，她放弃一切，即使与当下社会格格不入，跟随心上人进入地狱，也要不断地抗争，勇敢地维护自己的爱情。
注释：
①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21
②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171
参考文献：
[1]陆耀东.徐志摩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关键词：新月社；“五四”时期；诗歌翻译；诗歌创作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3）11-0192-5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3.04.052
1 . 新月社成员的诗歌翻译实践活动
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上，新月社差不多是成员最为庞杂而且不断发生变动聚散的一个文人团体②，它大致由这样三拨人构成：政客、学者和艺术家，其三度聚合间汇集了梁启超、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林徽因、余上沉等政界、学界、实业界、军界、社交界人士。它以自由和独立为标志、以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团体的身份跻身于当时文坛，其主将及骨干成员几乎都亲身接受过“欧风美雨”的洗涤，大部分成员都是“术业有专攻”的学者型文人③，并且大多是创作与翻译兼顾，身兼二任。
“五四”时期，正值中国新诗的实验期，新月社诗人既不满意散漫的草创的白话自由诗，也不满足学习借鉴而来的西方式的诗作，而希望能够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形式。为了促进诗歌向现代化转型，他们自觉反抗僵化的文学传统，借鉴外来文学的积极因素，大胆探索和尝试全新的诗歌表现形式，因而成为了中国现代新诗的开拓者。他们对诗歌翻译情有独钟，并且在诗歌翻译中他们完全背离了当时诗歌翻译流行的句式、诗体和语言规范，引入异族文化模式，引发了审美心理结构、想象定势和美学原则的革命。
由于处在新诗的形成和发展时代，新月社诗人积极寻求诗歌的新格律形式，通过译诗的奥秘不仅将源语文本的韵律翻译到目的语文本，而且还将自由诗、散文诗、不规则的诗行缩进等英语诗歌格律形式运用于译诗，这些新奇的诗歌形式延长了目的语受众的阅读感知过程，使他们感受到文本的异域性。另一方面，他们将中国古体诗和新格律诗的诗歌格律形式与原诗中的英语诗歌形式相杂合，制造新奇的诗歌效果。受西方现代文化观念的影响，他们努力将西方文化观念与本民族文化观念相融合，并在这种融合中加以选择，提出“纳西方诗于艺术之轨”④。受当时主流诗学的影响，被译的外国诗歌，都具有整饬的形式和良好的音乐性。当无法用文言结构来表达原诗中的思想内容时，他们中的部分诗人就改用白话来翻译这类诗，并告诫大家不要用文言文来写诗。如闻一多曾试译安诺得（Arnold）⑤的诗《渡飞矶》（Dover Beach），起初他用五言诗将原诗锁在很整齐严格的形式内，但到了第三段，原文由两句是对自己心爱的人发出的心声：Ah， Love， let us be true / To one another！（啊，爱人啊！让我们保留彼此一心的坚贞……）⑥这两句闻一多无法用古文来翻译，只好另觅他法。因此当时大多数新月社诗人用以翻译的语言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白话文，即中国白话词汇和欧化句法的结合体。
2 . 诗歌翻译对其创作的总体影响
在中西诗学的撞击与融合中，中国现代文学获得了存在和发展。五四时期的新诗发展正是如此。一批又一批诗人在探索、借鉴、吸收和调整中将新诗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从中探索着新诗现代化的艺术途径。他们在诗歌翻译中都反对因袭，主张大胆探索和创新，翻译与创作始终交织在一起，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
新月社诗人们的翻译为其创作提供了宝贵且丰富的资源。诗歌创作没有纯粹的无源之作，介绍和翻译外国诗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月社诗人自己文学活动的重要方面。在翻译工作中，他们从来不是单纯的译者，而是不懈地从翻译过程中获得经验、从翻译作品中借鉴创作灵感的作家，他们的译介工作对于自身创作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不仅丰富了诗歌创作，而且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体系。他们把名著当作模本、范例，反复练习，变成自己的东西，并运用于个体的创作实践。他们大量地译介外国特别是英美诗歌，不断受到“大家”思想的熏陶和艺术的陶冶，因此他们创作的不少诗歌的情绪里都带有外国诗人的特征。其中有情绪的感染，也有艺术的仿效与模仿。
由于新月社诗人在诗歌的创作上借鉴西方诗歌创作的技巧和经验，而大量模仿和译介英美诗歌，于是出现了英美诗歌的翻译潮。研究英美诗歌并翻译给中国读者的这些诗学经历，激活了他们的诗歌创作灵感，提高了他们的诗歌创作品位。对他们自己而言，译介翻译外来诗歌，给自己的创作实践也带来不少益处。
2 . 1 在翻译中体悟诗理
翻译外来诗歌，给了他们仔细推敲诗理的实践机遇。译介外国诗歌促进了他们对诗理的关注和诗歌的创作。以徐志摩为例：“谁不曾见过野外的草花，但何以华滋华斯的《野水仙》独传不朽？谁不曾听过空中的鸟鸣，但何以雪莱的《云雀歌》独享盛名？”⑦徐志摩从正反两方面的比较分析里，窥探着诗的秘密。他探讨了诗美的根源，思考了内容和形式等诗的内在和外在素质的关系问题，也探讨了诗的构思、创作灵感等创作过程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就徐志摩而言，他对这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探讨，是和他诗歌创作及翻译实践同步进行的。
2 . 2 在翻译中警悟到诗歌语言美的重要性
在译诗过程中，他们警悟到了语言之于诗的重要性。如徐志摩曾坦言：“爱文艺之诸君，曾经相识与否，破费一点功夫做一点更认真的译诗尝试。用一种不同的文字翻来最纯粹的灵感的印迹……为什么，譬如苏曼殊的拜伦译不如郭沫若的神韵节奏？”⑧诗歌语言的基本特征是高度凝练集中，徐志摩从这个特征出发，努力发掘汉文字的表现力，尤其是白话语言文字的表现力。他诗歌里清丽、优雅、柔美、准确的文字，得益于他的译诗追求，也是他长期追求诗歌语言美的结果。另外他所译的哈代（Thomas Hardy）《分离》（The Division）一诗⑨：
Rain on the windows， creaking doors，
急雨打着窗，震响的门枢，
With blasts that besom the green，
大风呼呼的，狂扫过青草地。
And I am here， and you are there，
在这里的我，在那里的你，
And a hundred miles between！
中间隔离着途程百里！
O were it but the weather， Dear，
假使我们的离异，我爱，
O were it but the miles
只是这深夜的风与雨。
That summed up all our severance，
只是这间隔着的百余里，
There might be room for smiles.
我心中许还有微笑的生机。
But that thwart thing between us twain，
但在你我间的那个离异，我爱，
Which nothing cleaves or clears，
不比那可以短缩的距离，
Is more than distance， Dear， or rain，
不比那可以消歇的风雨，
And longer than the years.
更比那不尽的光阴：窈远无期！
第一节作者用了摹声词“呼呼”，又分别在第二和第三节里重复使用程度副词“只是”和“不比”，把原诗译得准确贴切。对比原文和译文可以看出，译者还用了“微笑的生机”等拟人比喻，明显是在发掘白话汉字特有的表现力，译文中运用的多种修辞手段，几乎成了译者基本的诗美追求。
2 . 3 在创作中借鉴外国诗歌
在翻译中，新月社诗人学到了外国诗歌精湛的技艺并丰富了自己的诗歌表现技巧。他们翻译的外国诗，诗体多样，有长诗，有短句，不少是知名诗人的杰作，表现方法丰富多彩。然而，所有诗歌技巧，在翻译过程中，必须经过自身的反复玩味、领会理解，并进而融会贯通，否则，诗人难以确切地译出它们的诗意。同时，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我们也会程度不同地看到，他们借鉴运用了外国诗歌的丰富的表现技巧与手段。以徐志摩翻译哈代诗歌运用各种格律和诗体形式进行试验为例：徐的诗（包括十四行诗、歌谣和无韵四行体诗）运用抑扬格、抑抑扬格、民歌节奏，采用独特格式的纤细新颖的韵律，创立了格调鲜明的新式对偶句，以重读单音字奏效，并且引进了招眼惹目的英国风格。以下试比较徐创作的诗歌《灰色的人生》和他所译的哈代的《致人生》（To Life）。
灰色的人生
我想――我想开放我的宽阔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
……
来，我邀你们到民间去，听衰老的，病痛的，贫苦的，残毁的，受压迫的，烦闷的，奴役的，怯懦的，丑陋的，罪恶的，自杀的，――和着深秋的风声与雨声――合唱的“灰色的人生”！
致人生
O life with the sad seared face，
人生你满脸的忧愁与干枯，
I weary of seeing thee，
我不耐烦看着你，
And thy draggled cloak， and thy hobbing pace，还有你的泥污的衣，你的踉跄的步
And thy too-forced pleasantry！
你的过于装作的滑稽！
…⑩
可见徐志摩在《灰》里的思想是受了哈代《致人生》的启迪。受哈代的《致人生》描绘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的影响，徐的《灰色的人生》也描绘了文学对人生的作用。另外哈代在《对月》（To the Moon）一诗中，曾把人生比作“叫人烦死”、早该“闭幕”的“一出戏”，亲手翻译这首诗的徐志摩由此发明了“人生趣剧”的概念。哈代对徐志摩人生观的单纯信仰“爱、自由、美”有深刻影响，对译文内容和创作主题的选择上也起了很大作用。
2 . 4 翻译强化了诗歌的音乐美
新月社诗人的诗歌特点强调音乐美，这与西方诗歌强调音乐性不无关系。英诗的音乐性通过节奏和韵律表现。英语诗格的音韵是通过重复使用相同或相近的音素而产生的，是构成诗歌的音乐美和艺术情趣的重要元素。例如，C. 罗塞蒂（Christina Georgina Rossetti）的《歌》（Song）译文结构严谨、形式美观，既有缠绵的节奏，又有清亮优美的音韵，是一首很好的译诗。徐志摩创作的《落叶小唱》，其节奏是英语诗式的，不能不说是受到《歌》的影响。又如对音乐美的追求，在徐志摩那首脍炙人口的《再别康桥》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诗中的“夕阳”与“新娘”，是“行中韵”（头韵和腹韵）；“新娘”与“波光”是“蝉联韵”；“新娘”与“荡漾”是“尾韵”。“夕阳”―“新娘”―“波光”―“荡漾”，四个词语在音韵上遥遥相应，突出地表现了音节的“波动性”。
2 . 5 翻译带来的欧化句式成就了一些经典诗歌
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之所以成为诗中的经典，除音乐美外，还有欧化句式的使用。徐志摩的名篇却得益于正确运用欧化句式。例如，“轻轻的我走了”，是英文“Quietly I went away.”。按现代汉语当是“我轻轻地走了”。又如“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借用的是英文的倒装句法，是把表语提前的结构，其英文结构为“Silent is tonight’s Cambridge.”。
3 . 代表人物徐志摩的诗歌翻译与创作
说到新月社，不能不提徐志摩。徐志摩，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学大师，新月社的灵魂人物，“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更有人称之为“现代诗仙”，堪称中西文化交流的大使@。另有新月社文人陈西滢晚年回忆：“在我的记忆中，新月社代表徐志摩，也可以说新月社就是徐志摩。”
徐一生译诗约80首，他以敏锐的艺术感悟力，扎实的外语功底，娴熟的汉语驾驭能力，凭借自身诗学观念，成功地译出了这些诗，译出了这些诗的个性神韵。为了实验中国新诗在格律上的发展，引鉴外国诗歌的创作形式，徐翻译了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浪漫派诗人罗氏兄妹的几首较为自由的诗，如C. 罗塞蒂的《歌》和《新坟与旧鬼》（The Hour and The Ghost）与D. 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的《图下的老江》（John of Tours Old French）。稍一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徐的译作无论是精神和风格，还是内容和技巧，都直接影响了他的创作。例如，徐志摩的抒情小诗《偶然》明显有借鉴《歌》的痕迹。首先，《偶然》的情思非常接近《歌》，它们都是表现离别前“我”对“你”的恳求。“偶尔投影在波心”，或是“相遇在海上”，都是人生旅途中擦肩而过的匆匆过客，人生比如会有这样一些“偶然”的“相逢”和“交会”。这是《歌》的结尾：“假如你愿意，请记着我，要是你甘心，忘了我。……我也许，也许我记得你，我也许，也许我忘记”。再看《偶然》的结尾：“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徐志摩运用了《歌》的创造手法，抒情诗人通过与相爱的“她”的离别抒发绵绵的情意。两首诗的思想内容相似，艺术形式上也非常接近。
在徐志摩的文学生涯晚期，他还翻译了前浪漫主义运动的代表人布莱克（W. Blake）的一首名诗《猛虎》（Tiger），这也是徐志摩最得意的一首译诗。徐志摩不仅翻译了布莱克的诗，还将自己的后期代表诗集以《猛虎集》命名。可见，徐志摩的许多创作和其译作都有直接联系的地方，如果从徐志摩广泛阅读的外国作家的作品与创作的联系着手，我们就会发现有大量创作作品可以找到其译作的影子。翻译诗歌，徐志摩有他自己真诚而独到的见解。从他见解的阐述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翻译给徐诗创作带来的益处，也明显地感受到了翻译给徐志摩诗歌创作提供的某些重要艺术契机。他的独特的诗人气质，通过翻译诗歌对“诗味”的品味，不同的诗体写作实践及对各种诗体审美功能的把握，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
4 . 结语
新月社同人生活于中国文化的转型和白话新诗的滥觞时期，他们通过翻译借鉴了不少西方的诗歌创作形式，因此他们的诗歌翻译就自觉地参与了本体“文化身份的塑造”和新文学的建设。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社诗人的诗歌翻译经历了语言和诗体的探索，成功地实现了语言和新诗体的转换，这种转换同时促进中国新诗体的诞生，实现了中国诗体的现代化，由此更进一步证明了翻译的文化交流的本质。总的说来，他们以翻译为媒介，通过借鉴和引用外国诗歌的形式，为探索完美的中国新诗的体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另外，他们的译诗不仅为自身的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范，而且这些译诗本身也成为中国模仿、翻译和创作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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