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金融稳定；存款保险制度；逆向选择；道德风险
金融是经济的核心,而金融稳定则关系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金融稳定是指金融体系处于能够有效发挥其关键功能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墨西哥、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家相继出现金融动荡,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有的甚至引发政治和社会危机。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日益重视金融风险的评估和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建设,着力构建能够抵御金融风险威胁、维护金融稳定的金融“安全网”,提高防范金融风险、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一、实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合法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而设立专门的存款保险机构,作为投保机构,各存款性金融机构向保险机构强制或自愿按照存款的一定比率缴纳保险费,当投保机构面临危机或破产时,保险机构向其提供流动性资助或代替破产机构在规定的限度内对存款者支付存款的制度。
在我国,长期以来并不存在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但从近年来发生的金融机构破产案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存款金融机构与政府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隐性的存款保护。隐性存款保险在保护存款者利益以及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性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隐性存款保险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
首先,不利于公平竞争。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比,我国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虽然服务好、不良资产率低、效率高,但由于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有国家信用作保障,存款者不用担心银行倒闭会给自己带来损失,这就加大了股份制银行的筹资成本,由此造成了大银行与中小银行不公平竞争的局面,抑制了新兴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不利于提高中国银行体系的活力。
其次,不能合理处置问题银行,加大了处理的成本。由于隐性的存款保险没有明显的规定制度,缺乏市场化的机制,因而在处理中机制不够灵活。一般是在发生危机后,人民银行、地方政府等机构才实地商量解决的对策,而且因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作支持、各种专业人员的配合等原因,大大延迟了处理有问题银行的时机。
第三,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趋势相悖。当前我国所采用的以国家信用为保证,对个人储蓄存款实行全额保险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一是额外加大了国家财政的负担,二是不利于形成正常的市场退出机制。随着入世保护期的结束,外资银行的纷纷涌入,中国未来的金融体系将呈现多元化的局面。如果仍采用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就会使民营银行不能健康发展,而且会出现外资银行“搭便车”的现象等。
因此,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对银行体系改革的深入,以国家信用担保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已渐渐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建立对经济主体的合理激励机制,推行公开公平、设计合理的存款保险制度对于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以及推进金融改革有着积极的作用。所以,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迫在眉睫,也恰逢其时。
二、在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措施建议
虽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现行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但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步伐却并未减慢。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在积极进行改革和调整,已初步完成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并稳步实施上市计划,大批中小银行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它们迫切需要存款保险的服务来提高信誉,寻求更深层次的发展,而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隐性存款保险已经不适合当前金融发展和金融稳定的需要。因此,成立国家存款保险机构,在事前采取防范风险的管理措施,事后引入风险责任判断标准,引导商业银行向着健康的方向开展业务积极创造条件,在当前显得尤为必要。
1.深化银行改革,完善监管机制。存款保险机构主要是为了保护存款人,而不是为了保护银行不破产,为了代表存款人更好地运用专业化手段来监督银行的风险状况。因而,不能片面强调存款保险机构的风险承受能力,也不能高估其风险承担能力。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金融业快速发展的要求,无论是监管手段还是能力,都无法满足有效监管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的需要。因此,应尽快建立金融机构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对银行业实行全方位监管。央行要发挥维护金融稳定的主导作用,对商业银行开展“窗口指导”,引导信贷投向,减少道德风险。建立新的监管方法和程序,提高监管质量以及完善监管体系,加强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积极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保障金融业的稳健运行。央行还可以通过完善征信管理,向银行和银行监管及存款保险部门提供风险预警;银行监管及存款保险部门根据央行预警限制信贷资金向高风险行业集中。在处置金融机构风险上,存款保险机构在保持相当的独立性的同时,加强与央行和银监会的协调。存款保险机构与央行、银监会以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协调机制是否有效,将从很大程度上影响对问题银行的处置速度和成本。
2.为存款保险制度建设和机构设立提供政策与法律支持。我国政府应制定和出台“存款保险法”,使存款保险规范化和制度化。用法律来保证存款保险制度的贯彻实施,保障存款保险机构的独立性和存款保险业务的安全动作。中央政府应对存款保险制度提供政策支持,以提高存款保险制度的公信度。
3.实施强制投保政策。一是防止出现逆向选择问题,即只有风险较大的银行才去参保。产生逆向选择的原因之一就是实行自愿投保。如果规定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必须加入存款保险体系,逆向选择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二是有利于相互监督,当所有银行都出保费,那么经营好的银行就有激励去监督经营不好的银行。三是可防止自愿投保方式下银行内部存款的大规模转移。四是有助于保险基金规模的扩大。
4.实行差别保费制度。随着银行业务的不断创新以及种类的多样化,统一的保险费率已经不能准确地反映银行资产的风险变化,因此,实行对不同风险的商业银行征收不同保费的差别费率已成为共识。美国FDIC基于CAMEL评级研究的“与风险相联系的保险费率制度”,已经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实施差别保费制度,相当于建立了一个正向激励机制。对那些经营状况较好、风险较低的商业银行来讲,由于保费相对较低,这就保持了其经营的积极性;对于那些经营较差的商业银行,为了降低保险费率,或者说为了降低经营成本,也会努力改善经营状况,加大风险防范的力度,降低自身的风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道德风险问题。我国目前尚未建立统一的银行评级标准制度,对银行的风险评估体系还不够健全,因而在实际的操作中对各银行风险的判定就十分困难。因此可按银行的资本化状况,同时参考经营管理水平、财务状况、资产风险比例等实行差别费率。资本充足率高、经营状况好的银行可缴纳较少的保费,反之亦然。而且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的初期,应确定较少的费率级别,费率的级差也应当较小,但要规定一个明确的费率调整时间表,逐步过渡到完善的差别保险费率制度。
5.实施动态的保费制度。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其风险状况随着其经营策略与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商业银行的风险发生变化,保险费用却没有调整,一方面对其他的商业银行来说有失公平,另一方面会加大存款保险机构与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对投保的商业银行实施动态的保费制度,随时根据其风险的变化调整其保险费用,不但能保持公平,而且促使商业银行加强自身风险管理,始终把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6.设定保险范围。一方面要设立赔偿金额范围,制定一个限额:在限额以下的存款才能得到全额赔付,超过此限额的存款只能得到部分赔偿,或者不赔偿。这种全额赔偿和部分赔偿相结合的方式,既可以充分保护广大中小储户的利益,又能避免对市场纪律的削弱,使存款人依旧要注重风险的控制。设立理赔限额不宜过高,否则会引发道德风险。世界上保险限额平均是GDP的3倍,按此标准中国的保险限额不到3万元。然而由于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金融资产主要是以存款的形式持有,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加上我国部分中小金融机构管理水平低,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若按上述比例确定保险限额显得偏低,保护面不足。为了维护广大存款者的利益,可适当调整限额,至少让90%以上的存款者得到全额赔付,将存款保险最高限额规定为10万元,对10万元以内的存款全额保险,超过10万元的采用递减比例赔偿是可行的选择。
另一方面,对存款的种类也要设限制,只对银行存款中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储蓄存款提供保险,而同业存款、外币存款、大额存单、境外金融中心存款等都不在保护之列。这种风险共担机制,使存款人与商业银行仍然要注重风险控制,从而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
应逐步强化存款保险机构的监督权利和责任,加强对投保商业银行的监管力度。监管是避免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有效对策。强化存款保险机构的权利,检查投保机构的经营风险,随时根据其经营与风险状况调整其风险等级,进而调整其保险费用;有权取消经营不善和非法经营者的保险资格,对问题银行实施兼并、收购和救助等。
三、结束语
根据我国现实情况,本文分析了目前我国实施存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存款保险制度的本意是通过防止挤兑使得银行体系更加安全,但如果设计不合理,结果可能会削弱银行系统的稳定性,从而加大银行倒闭的可能。可从存款保险法律建立、实施强制性存款保险、规定最高理赔限额、实行差别化费率等六个方面设计适合我国现状的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1．何光辉.存款保险制度研究．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65-73.
【关键词】金融危机；存款保险；信息不对称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今天，金融安全网承担着有史以来最为艰巨的任务。金融安全网通常包含三大支柱——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功能、银行审慎监管与存款保险制度。其中前两者已经在各国维护金融稳定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存款保险制度在不同国家的推进进度则大不一样。
一、金融危机与存款保险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在金融体系内设立保险机构，由其定期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收缴保险费，以建立存款保险准备金，一旦投保人遭受风险事故，由保险机构向投保人提供财务救援，或由保险机构直接向存款人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的一种制度安排。存款保险制度是保障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建设，是减少金融危机对社会成本影响的重要手段。作为一项制度设计，存款保险制度在许多国家被证明是成功的：它可以有效地保护存款人，尤其是居于多数的小额存款人的利益；可以建立对出现严重问题濒于倒闭的银行进行处置的合理程序；能够提高公众对银行的信心，保证银行体系的稳定。迄今为止，全球约有9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显性存款保险制度。近年来，国际存款保险制度不断完善，功能逐步增强，对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金融稳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基本保持稳定，商业银行改革顺利进行，公众对国家经济发展和金融运行的公信力稳步提升，这都为我国筹备已久的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出台创造了条件。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内需的疲软、出口的萎靡、房价的高企以及股市的巨幅波动也暗示着中国的金融系统隐藏着极大的风险，因此，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还要经过缜密的论证。十余年来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之所以久议未行，与信息不对称的普遍存在息息相关。因此，如何缓解存款保险制度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是下文关注的焦点。
二、存款保险体系普遍存在的问题
1、信息不对称及其存在的普遍性。信息不对称现象无处不在，它泛指由于缺乏传送途径、搜寻成本高和人为隐藏等客观因素限制，合约双方对信息的掌握存在差异，直接导致了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的产生。逆向选择是指交易双方达成交易以前，信息优势方利用其掌握的信息优势使合约签订有利于己方。道德风险是指信息的不对称发生在成交以后，在所达成的契约范围内，信息优势方依托另一方无法完全掌握其行动之事实，倾向于从事违背另一方意愿的活动。
2、信息不对称与存款保险制度。作为一种国家金融安全网的制度安排，存款保险改变了存款人、投保机构和存款保险机构所面临的激励与约束，产生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存款保险制度的批评者认为，逆向选择问题的存在使得参加存款保险前风险越大的银行参与的积极性越高，因此会加剧存款保险体系的负担，最终导致存款保险制度的崩溃；而道德风险的存在，使得参加存款保险后的银行可能从事风险较大、利润较高的项目，存款保险制度非但不能降低系统风险、减少银行失败的概率，反而会造成金融体系的风险积累，使得金融危机产生的可能性、强度和破坏力增大，成为维护金融稳定的隐患。这些问题的存在也正是存款保险制度在许多国家迟迟未能出台的重要原因。
具体而言，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存款保险制度中存在的逆向选择问题。存款保险同所有的保险一样，不可避免的存在着逆向选择问题。在某一既定的存款保险费率水平，经营能力较差的银行可能会积极参保；而经营能力较强的银行由于能够抵抗更大的风险，可能不会接受这一费率而拒绝参保。因此参保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经营能力就会越来越差，赔偿概率也就越来越大，存款保险公司进而不得不提高费率，形成恶性循环，这便是逆向选择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存款保险公司的保费赔偿支出明显加大，经营风险大幅提高。第二，存款保险制度中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相对于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在存款保险制度中的存在使得整个体系变得更加脆弱。从存款者角度而言，没有存款保险制度时，存款人会采取各种措施监督存款银行，以保证自身财产的安全性。一旦银行承担的风险过高，存款人就会要求银行提高存款利率，而当风险超出存款人的承受范围时，存款人就会进行提现。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后，存款保险机构会对投保银行的全部或部分存款提供保险，这必然导致存款人放松对银行的监督，使存款人不再关心银行的经营业绩和风险状况，从而弱化了银行的市场约束。
从投保金融机构来看，没有存款保险制度时，银行会有效控制经营和财务风险、积极改善经营绩效、主动约束其投资行为。而存款保险对存款人的保护，将诱使投保机构更倾向于从事风险较高、利润较大的银行业务，从而加大了投保机构风险，加剧了银行内在的脆弱性，不利于金融体系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
就代表政策当局的存款保险公司而言，由于其非营利性质及政府背景，管理者对潜在风险的反应比较滞后。为了减少保险基金的支出，同时掩盖金融风险的真相，对问题银行采取宽容的态度，使得风险不断积累，加大了解决潜在问题的代价，最终使得整体经济利益受到损害。
三、缓解之道
一般而言，信息不对称问题普遍存在，它只可能缓解，而不可能消除。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可以通过在其直接参与者——存款人、投保机构和存款保险机构——之间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同时配以强有力的外部约束机制，来达到有效防范和控制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目的。
1、存款保险制度中逆向选择问题的缓解。为避免参加存款保险前风险越大的银行参与积极性越高的逆向选择问题，中国即将推出的存款保险制度应该是强制性存款保险。这样既有利于存款保险机构预期负担的减小，也有利于强化参加存款保险的中小商业银行在竞争中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更可以提升公众信心，并直接强化银行业竞争，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
2、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问题的缓解。针对道德风险存在的几个方面，应从以下环节入手进行缓解。首先，要强化市场约束。稳健的会计制度、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规定保险存款的限额以及存款人与保险机构共保，都可以通过强化银行股东、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以及社会公众对银行的监督，有效提高市场约束，减弱道德风险。其次，要加强银行监管。有效的存款保险离不开严格的监管体系，银行监管主要包括对市场准入、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业务范围、资本金、信息披露、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以及市场退出等进行持续性监管，惟有如此才能够减弱存款保险体系下银行自身无限制的风险追逐。最后，要有良好的制度设计。基于风险的存款保险安排的核心内容是实行风险差别费率，并根据每家投保机构的信用评级和资本充足率等因素定期调整，从而使得银行的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约束银行的风险行为，并按照成本效益原则对问题银行进行及时处置等。
四、总结
理论研究和国际经验共同表明，存款保险这柄双刃剑是建立在提高存款人安全收益与降低市场约束之间权衡的结果，既存在明显优势，又存在负面效果。如果盲目推行只会适得其反。因此，存款保险制度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一直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之一。在我国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即将推出的今天，我们也只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两种风险可能带来的危害，才能真正实现存款保险制度维护金融稳定的初衷，为中国经济稳健前行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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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险制度是由政府或法人出资组建保险机构、以存款银行及其所吸收的存款为参保对象和保险范围,并由政府对参加保险的形式、保险费率、赔偿方式等作出相应规定的一种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金融安全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建立并发挥着稳定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但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这项制度。本文拟就建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及其方案选择作一探讨。
一、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1983年设立中央银行之前,我国的银行都是国有“专业”银行,没有股份制银行或民营银行,更无合资银行或外资银行,银行信贷资金实行统存统贷,财务管理实行统收统支,国家对银行及其债权人承担无限责任,当然不需要存款保险制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中心,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优胜劣汰这一市场机制已经引入金融市场,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信用的企业实体也会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因解散、撤消和被法院宣告破产时,应优先支付存款人本息,因此储户的利益得到保障。然而,当商业银行因严重亏损等原因破产时,已很难有足够资金支付所有储户的本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比例已经很高,有的已出现支付困难,而其负债的一半以上是储蓄存款,一旦出现银行倒闭,最大的受害者将是广大储户,这无疑会给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国民经济的运行造成严重损害,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危机。因此,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保障存款人的利益、稳定金融秩序,已是十分迫切和重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高速增长的居民储蓄需要有效的制度保障。长期以来,居民储蓄一直是大多数人的首选投资方式,到目前为止,全国居民储蓄存款已超过10万亿元,而作为信贷资金主要来源的储蓄存款,也是银行对亿万储户的硬负债,到期必须还本付息。然而,商业银行资产运用中的风险及风险程度一般存款人并不知晓,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存款人的利益可能变得没有保障,若银行倒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将是普通存款人。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当商业银行因种种原因而发生支付困难或倒闭时就能较充分地保护存款人、特别是小额储户的利益,避免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
(二)银行业的稳定运行需要存款保险。自有资本是银行抵御金融风险的重要屏障,是衡量银行信誉的重要指标,银行经营发生损失,最终只能以自有资本来抵补。一般而言,自有资本比重越高,银行经营的安全系数越大。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虽资产规模庞大,但资本金严重不足,远远低于《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且其资产质量较差,据估计,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高达25%,某些地区甚至达到40%,银行业的经营已经出现了高风险的趋势,一旦因其经营不善论文格式而倒闭,将直接威胁存款人的利益,且极易对社会产生连锁性的破坏影响。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投保银行出现经营困难时通过存款保险拯救,可以避免挤提风潮,进而避免整个金融体系受个别破产银行的影响出现大的震荡,将银行经营失败的社会成本降低到最小,实现银行业的稳定运行。
(三)存款保险是完善银行业监管的重要方面。银行监管的目的在于保障银行业安全经营,其监管措施有三类,即预防性措施、临时救援措施和事后补救措施,后两类措施则主要是指存款保险制度。商业银行参加存款保险后,存款保险机构必然要对被保险银行的资产运用进行监管,促使其按照稳定性原则开展经营活动;而当投保银行经营破产或支付困难时,则由存款保险机构进行拯救或直接代为兑付存款,提供事后补救。存款保险制度也就成为银行业监管体系的最后一道屏障。
(四)银行业的对外开放需要存款保险。我国的金融市场正处于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按照我国加入WTO的承诺,2006年底前全面开放金融市场,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将进入中国市场开拓业务。这些外资银行,大多是私营银行,其经营状况除受自身业务的影响外,还受母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其总行和其他分支机构经营状况的影响。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保证我国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有必要由境内存款保险机构对其存款进行保险,而外资银行为了自身业务的更好发展,也希望中国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五)频繁发生的各国银行危机给我们以警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国家频繁发生的银行危机充分说明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因经营不善而发生困难以至于破产的事情将难以避免,且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危害和破坏作用极其巨大。我国应吸取其教训,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防止因银行挤兑而导致社会动荡的悲剧在我国发生。
二、建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思路
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应在借鉴发达国家行之有效之处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研究制定,它应该既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又能监督投保银行的经营活动,以确保金融机构不滥用存款保险制度去进醒过度风险经营,把银行的信用风险降低到最小,促进银行业的稳定发展,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建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首先明确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可分为单一职能型和复合职能型。单一职能是指存款保险机构只担负着保护存款人利益的职责。复合职能则是指存款保险机构除保护存款人利益以外,还对参加保险的投保银行进行监督、检查,对经营失败或有问题的投保银行提供资金援助等拯救措施。从世界各国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演化过程为看,复合职能正在逐步取代单一职能。因此,我国存款保险机构应采取复合职能模式,其基本职能应包括:11保险救助职能。即当投保银行出现经营或清偿力危机时,存款保险机构动用保险基金对其进行救助,防止银行出现挤兑、破产倒闭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导致银行业出现系统性风险。这是存款保险机构最为重要的职能。21保险补偿职能。如果救援无望或救援失败,存款保险机构通过保险基金补偿存款人损失,保护存款人利益,重振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31接管破产银行职能。即存款保险机构采取转移投保存款、购买承担和资助兼并收购等方式构接管破产银行。41监督职能。包括要求投保银行定期提供有关报表和资料、对其风险状况进行稽核监测,其目的在于对投保银行的经营状况和有关存款保险的风险状况进行准确评估。及时防范和发现银行有无违规经营行为或经营管理不善,并要求其改正。若投保银行拒绝“道义劝告”或改进不力,存款保险机构有权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和终止对该银行的继续保险,并及时向有关监管部门通报。
(二)设立存款保险机构的一般存款保险机构由政府出资创办并管理或政府与银行共同出资创办并管理、或由银行业出资创办行业性质的存款保险机构等三种类型。由政府出资创办并管理的存款保险机构,其优点是便于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有很大的权威性,但政府独资建立存款保险机构会进一步加重国家财政压力,也不利于调动各大银行参与的积极性。完全由银行业自行出资创办存款保险机构,可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但存款保险机构的信誉和宏观调控能力将会削弱,并且不便于政府的介入。鉴于存款保险制度的重要性,采用政府和银行业共同出资组建的形式比较好,存款保险机构的业务活动接受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督和控制,同时,参股的各大银行有权享受存款保险。这样,既可以提高存款保险机构的信誉和实力,又可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工具,强化其宏观调控能力。
(三)确立存款保险的对象和范围。实施存款保险制度的大多数国家确定保险对象时以其所在空间地域为原则,即包括本国领土内的全部存款金融机构。就我国银行业状况而言,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虽然规模庞大、实力雄厚,但其资产质量低下,与庞大的风险资产相比,自有资本严重不足,承担金融风险冲击的能力实际上很弱;区域性商业银行、城市合作银行及信用合作社规模较小,经营风险十分巨大。显然,内资银行是存款保险的主要对象。而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及银行业的稳定运行,中外合资银行及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也应成为存款保险机构的投保人。因此,存款保险的对象应为我国境内所有经营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存款保险的范围应确定为居民储蓄存款和企业单位存款,居民储蓄是我国银论文格式行存款资金的最主要部分(占银行存款的50%以上),也是存款保险的重点所在;银行存款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企业单位存款,目前企业存款约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37%。两者之和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90%以上,这两部分存款有了保障,银行业的稳定也就有了保证。超级秘书网
(四)选择存款保险的形式。存款保险的形式可分为:11强制保险方式,即依法规定金融机构必须向存款保险机构投保,如日本、加拿大等国;21自愿投保方式,即是否参加存款保险由银行自行决定,法律并无强制规定,如德国、意大利等国;31强制与自愿相结合方式,如美国法律规定所有联邦储备体系成员的州银行必须参加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存款保险,非联邦储备体系的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可自愿参加。鉴于我国银业自律比较差,加之我国居民及银行的风险意识不强,采取自愿参加的形式,许多银行为了降低经营成本极有可能不参加存款保险,存款保险制度预期目的将无法达到。因此,宜采取强制性保险的方式,即国家通过相关法律规定,要求境内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区域性商业银行、城市合作银行、信用合作社、民营银行、外资银行和合资银行在内的所有银行业机构均须参加人民币存款保险,从而实现保障存款人的利益和金融业稳定的目的,同时也使得所有的银行在同一水平上竞争。
(五)明确存款险的标的、金额和赔偿方式。不同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中规定了各自的保险标的和各不相同的最高保险金额,而存款保险的赔偿则有三种不同方式:即全额赔偿、部分赔偿和分段比例递减赔偿。基于我国居民的金融风险意识尚不很强,单项存款规模小、结构简单的现状,遵循保护小额存款、促进存款增长、稳定金融市场的原则,采取分段比例递减的赔偿方式较为适宜,即规定存款保险理赔最高额(现阶段可暂定为20万元),在这一额度内的部分给予100%的赔偿,超过最高点的增加额分段按递减比例赔偿。这种全额赔偿与部分赔偿相结合的方式,可以使存款银行与存款人之间形成一种联合保险,促使存款者关注银行的经营状况,谨慎选择银行,同时督促银行加强内部控制与管理,增强竞争能力,稳健经营。
(六)合理确定保险费率。存款保险费率有固定费率和浮动费率之分。固定存款保险费率是指保险费率一定,保险费金额取决于存款总额的大小,而与银行自身的经营状况、资产风险无关。固定存款保险费率即保险费是按存款规模确定一个固定额。虽然简便易行,但存在着风险控制缺陷,没有体现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经营好的银行和经营差的银行、资产质量好的银行与论文格式资产质量差的银行在保险费率上没有差别。浮动保险费率是依据银行经营状况和资产的风险程度不同实行差别费率。保险费率不固定、根据参加存款保险的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来确定保险费率,对资本充足率较高、资产质量好的银行给予较低的保险费率,而对风险程度较大的银行实行较高的保险费率,可以促进银行加强自身业务和风险控制,强化银行的风险意识和稳健运营,并减少商业银行因参加存款保险而产生的道德风险。浮动保险费率取代固定保险费率已成为存款保险费率的发展方向,考虑到我国银行业信用风险评估制度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初期可实行固定费率,待到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银行信用风险评估制度后,再逐步改行浮动费率。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1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3(12)1
关键词：金融；市场发展；竞争性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4-0-01
一、竞争性测算指标的选择
市场的竞争性通常以集中度来反映，集中度越高，竞争性越弱，集中度越低，竞争性越强。国际国内测算市场集中度最常用的两个指标是产业集中度（CRn）和赫芬达尔指数（HHI）。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发现，普遍反映CRn虽然能够反映前n大金融机构在市场中所占比重，但是无法反映金融市场内部结构变化。HHI弥补了这一点缺陷，能够反映每家金融机构市场份额是如何变化的，并且数据灵敏度较高，通过“平方和”对前几家金融机构的影响力进行扩大。
赫芬达尔指数是用某一特定市场上所有企业市场份额的平方和来表示。一般而言，HHI值介于0-1之间，越接近于1，表明市场集中度越高。但实际应用中常将其值乘上10000进行放大表示，故HHI值介于0-10000之间。该指数的具体公式为：
HHI=
其中，X——金融市场的存、贷款总规模
Xi——第i个金融机构的存、贷款规模
n——金融市场内的金融机构数量
美国司法部利用HHI作为评估某一产业集中度的指标，并且订出下列标准：
表1 以HHI值为基准的市场结构分类
二、汉中市金融市场发展和竞争性分析
从1996-2013年汉中市金融市场HHI指数可看出，2004年以来汉中市存款HHI指数和贷款HHI指数一直大于1800，属于高寡占II型，说明汉中市金融市场集中度较高，少数金融机构在汉中市金融市场占较大份额，市场竞争程度弱。
从横向比较看，汉中市贷款HHI指数大于存款HHI指数，而且差额逐年加大。1996年，汉中市贷款HHI指数比存款HHI指数高出228.63，到2012年，这一差额扩大到910.03。虽然在2013年由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促进了贷款市场的竞争性，拉低了贷款HHI指数，但由于其贷款份额仅占全市的1.89%，影响较弱，因此这一差额仍高达672.87。总体上来看，汉中市贷款市场集中度高于存款市场，而且这一现象在18年间呈持续扩大趋势。
从纵向比较看，汉中市存款HHI指数呈下降态势，而贷款HHI指数呈上升态势。2013年存款HHI指数较1996年下降了8.29%；2013年贷款HHI指数较1996年上升了12.15%。说明汉中市存款市场集中度不断降低，而贷款市场集中度不断上升。
从汉中市金融市场内部分析，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随着金融体制改革，工、农、中、建四家行贷款审批权限逐渐上收，贷款市场功能逐渐弱化，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脱颖而出，逐渐占据贷款市场，成为汉中市贷款市场鳌头，汉中市贷款市场集中度进一步增强。2013年末，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汉中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43.30%。
二是受金融机构经营策略转变等影响，金融机构越来越注重于发展存款业务，实施存款立行策略，汉中市存款市场竞争激烈。尤其是邮政储蓄银行，充分利用其网点覆盖面广的优势，大力发展存款业务，市场份额从1996年的6.24%上升到2013年的23.10%，提高了16.86个百分点。
表2 汉中市金融市场HHI指数
注：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合并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进行测算。
三、加大市场竞争度的建议
一是在机构上，建议适度放宽政策限制，增加税收优惠。实行“引进来”策略，鼓励外部金融机构在汉设立分支机构；发展新型金融机构，充分发挥小额贷款公司对三农和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允许符合条件的优势小额贷款公司向村镇银行转型。
二是在业务上，建议工、农、中、建四家行合理下放信贷权限，适当下放审批权限，促进其充分运用资金，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邮政储蓄银行具有绝对资金优势，应改进经营方式，拓展信贷业务种类，在满足个人贷款需求的同时，积极满足企业贷款资金需求。
三是在管理上，应注意在提高竞争力的同时，建立健全内控制度，严格控制资产质量；引进懂金融、会管理的专业人才，确保业务拓展的合理性、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1]王红.商业银行的市场结构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2]王栋，王静然.中国商业银行集中度与回报率背离分析[J].武汉金融，2000（4）：7-9.
[3]王国红.论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J].经济评论，2002（2）：96-103.
[4]植草益.产业组织论[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关键词】 宏观金融效率 现状 评价指标 定量分析
一、国内外学者对金融效率研究的基本状况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对经济效率的研究比较早，并且研究分析较为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富，而对金融效率的研究相对较少。对金融效率的关注源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金融发展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研究的重点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经过短短30年的演进，金融发展理论形成了三个有代表性的成果：一是1973年的麦金农・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学术界简称为“金融深化论”；二是20世纪90年代赫尔曼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论”；三是20世纪90年代末由中国学者提出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前两种理论对“金融效率”没有提出明确的概念，而中国的学者则对“金融效率”提出了明确的界定。
关于“金融效率”的内涵国内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王广谦（1997）认为，金融效率是指金融运作的能力；杨德勇（1999）认为，金融效率是指一国金融整体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所发挥的效率，即把金融要素（人力、物力、各类金融资产的存量和流量）的投入与国民经济运行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王振山（2000）、李木祥、钟子明、冯宗茂（2004）认为，金融效率就是资金融通的效率；白钦先（2000）认为，金融效率为金融资源在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以及金融系统的内部系统之间配置的协调度；郑旭（2005）认为，金融效率就是金融资源（货币和货币资本）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二、金融效率内涵的认识和分析
我们认为，金融体系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金融效率也包含丰富的内容，所以在实证研究中，国内学者对金融效率涵义的不同理解是无可非议的，对金融效率作不同的分解、分成不同的层次来研究是完全必要的。由于我国学者对于金融效率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对金融效率这个概念还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考察，我们认为：金融效率是指资金融通和运用的效率。我们把金融效率划分为“宏观金融效率”和“微观金融效率”两个层次。宏观金融效率是指金融体系资金融通状况对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促进效率；微观金融效率是指资金在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融通和运用效率。这也就是本文主张的基本内涵。按照这一思路，宏观金融效率主要包括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微观金融效率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企业的融资效率。本文将重点对国内宏观金融效率的现状进行分析和研究。
三、数据采集的相关说明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银行贷款和发行股票是企业融资的两个重要途径，图1对比了这两种渠道的比重。从1991年到2008年，除了2000年外，通过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占比都在20%以下，说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还存在一个艰难的旅程，而通过银行贷款筹集的资金在80%以上，客观说明银行贷款是国内企业尤为重要的融资渠道。鉴于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绝对优势，在下面的分析中所用到的数据将主要以银行的数据为主。
四、宏观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金融效率的基本内涵，我们认为宏观金融效率的评价指标应该包括融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存贷比、新增贷款生产率。鉴于宏观经济学上也有这样的概念和指标，本文以下将宏观经济学上的储蓄率、投资率称为国民储蓄率、国民投资率。为了明确两者之间的区别，我们作一下说明。
1、融资率。等于新增存款/GDP，它综合反映金融体系的资金（储蓄）动员能力，表明GDP中通过金融机构转化为储蓄资金的比例。
2、储蓄投资转化率。等于资本形成总额中来源于贷款的资金/存款增加额，该指标用于近似反映整个金融体系的储蓄转化为生产领域投资的效率。
3、存贷比。等于贷款额/存款额，反映间接融资渠道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与上一个指标相比，这个指标从总体反映银行体系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
4、新增贷款生产率。等于新增GDP/新增贷款，这个指标反映每新增一个单位的贷款带来多少单位的GDP增量，反映新增贷款的生产能力。
5、私营企业获贷比。等于私营企业所获贷款额/贷款总额，它反映了在银行体系的贷款中有多大的比例流向私营企业。
以上几个指标的选取与资金的流向是一致的，分别与资金的筹集、资金的使用、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资金的流向相对应。通过量化的指标可以对宏观金融效率的现状有直观的认识，以下是我们对这些指标的考察和分析。
五、我国宏观金融效率的分析与考察
1、储蓄投资转化率。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的计算，在1991―2008年共18年间，融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存贷比、新增贷款生产率、国民储蓄率的均值分别为20.42%、37.94%、85.66%、102.35%、42.6%，前四个指标的变化趋势则如图2所示。
（1）融资率的经济意义是一个单位的GDP中有多少单位转化为金融机构资金来源（存款），均值为20.42%的融资率意味着一个单位的GDP中有0.2042单位的GDP成为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在趋势图上，金融机构的融资率表现为在20%上下波动。与国民储蓄率的均值42.6%相比，金融机构的融资率为20.42%，表明国民储蓄中有一半是以金融机构的负债形式存在。
金融机构的一个最基本功能就是促使资金从资金供给方向需求方流动，使国民经济的运行顺畅进行，金融机构的储蓄投资转化率和存贷比是反映这一功能的指标。
（2）金融机构的储蓄投资转化率的经济意义是指每一单位的新增存款转化为多少单位的资本。资本是实体经济运行的基础，统计上包括固定资产和存货的投资，金融机构融资来的储蓄只有转化为资本，进入生产领域运行才能带来价值的增值。从图2看，该指标以37.94%为均值上下波动的变动趋势，而且其波峰和波谷与融资率恰好相反，表明每一新增的存款中，有0.3794单位转化为资本进入生产领域。
（3）存贷比的经济意义是每一单位的存款放贷出多少单位的贷款，均值为85.66%意味着一个单位的存款中放出了0.8566个单位的贷款。从经营的角度看，一元的存款最多只能贷出一元，即存贷比最多只能是100%；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应该不超过75%，因此85.66%的均值意味着存在风险。再从图2看，该指标变化很大，从1991年的近120%下降到2008年的65%左右，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这种趋势表明银行的贷款在相对下降，沉淀在银行体系的资金逐渐增加，这对于经济运行来说是一种严重的资金浪费，对金融机构来说是效率的降低。
如果我们把以上三个指标联系起来看：一个单位的GDP中，有0.426单位转化为国民储蓄，其中有0.2042单位通过金融机构转化为储蓄（存款）；在一个单位新增的存款中，有0.3794单位的存款转化为了资本，从而进入生产领域，因此通过金融机构这一途径进入生产领域的资本是0.078单位。
（4）新增贷款生产率的经济意义是每单位新增贷款能带来多少单位新增GDP，该指标反映了贷款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该指标均值为102.35%，即一单位的新增贷款能带来1.0235单位的新增GDP。相对于以上三个指标，新增贷款生产率大起大落，最高时超过了180%，最低时接近40%，但波动的幅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窄，总体的趋势与存贷比相似，呈下降的趋势。该指标九十年代的大幅波动反映出这个时期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随着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增强，其波动幅度逐渐变窄，也意味着新增贷款的生产能力趋于稳定；其下降的趋势反映新增贷款的生产能力下降。
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国民储蓄率已经超过了50%，而金融机构的融资率一直徘徊在20%上下，说明更多的资金是从非金融的渠道流向投资，反映了金融机构筹资效率的相对下降。金融机构的储蓄投资转化率的均值为37.94%，说明通过金融机构渠道进入实体经济生产领域的资金并不高。2008年65%左右的存贷比表明相当数量的资金滞留在银行系统，这与实际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经济主体缺乏资金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说明通过金融机构融通的渠道不通畅；新增贷款生产率趋于下降反映贷款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下降。这些指标表明金融的储蓄投资转化率低，从而反映出我国较低的宏观金融效率。
2、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调节应该使资金流向效率高的行业和企业。私营企业是活跃的市场主体，运行效率高，因此应该获得与贡献度相当的资金支持，这也体现了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为此本文提出私营企业获贷比指标是考察宏观金融效率的重要方面。
截至2008年末，企业法人单位495.9万个，其中私营企业359.6万个，占比72.5%；全国第二、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额为207.8万亿元，私营企业资产总额25.7万亿元，占比12.3%；全国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190.3万个，私营企业145.7万个，占76.6%，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私营企业占44.4%。
我们从表1的有关数据来看，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五种企业类型在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总计、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和全部从业人员人数这六个指标的合计占85%以上，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居绝对优势；在七个指标中，除了资产总计外，私营企业的其余指标都位居第一。以上的数据表明，工业私营企业的经营效率相对于其他类型企业来说是较高的，同时还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对社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我们从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来看，并不理想。根据前面的提议，私营企业获贷比的经济意义意味着每一单位贷款总额中有多少比例流向私营企业。图3是2001―2008年私营企业的获贷比例，该指标呈上升趋势，比重最高的2008年私营企业获贷比仅为1.39%，数据充分说明一个单位贷款只有0.0139单位贷款流向了私营企业，这一比重不仅在贷款总额中可谓微乎其微，而且与私营企业的社会贡献极不相称。
以上分析表明，经济效益好、运行效率高的私营企业并没有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私营企业所获得的资金支持与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对等的。私营企业获贷比例低也充分揭示了私营企业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融资难”的本质问题，融资难进一步制约了私营经济的发展，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国宏观层面金融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不高。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尝试性地构建了宏观金融效率的评价指标，目的在于对我国宏观金融效率的现状进行客观的定性和定量评估，以便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解决问题。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从金融的储蓄投资转化率还是从金融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来看，都反映出我国宏观金融效率低下的基本现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宏观金融效率的低下必然直接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这对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是极为不利的。为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对宏观金融效率的分析和研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宏观金融效率的评估指标体系，进行实时跟踪、监测和研究，及时为国家宏观经济决策提供可靠的决策信息。
第二，我国是世界上高储蓄率的国家，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是我们面临的现实课题。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将面临着长期而艰难的考验，把希望寄托于国外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投资―出口―消费”三架马车中，选择投资拉动也仅仅是权宜之计，消费拉动内需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重要途径。当然，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并非是单边战略措施，它必须与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就业制度等多项改革整体配套，协调推进。
第三，我国私营企业的发展逐步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对社会贡献率逐年提高，但是多年来的政策、制度设计成为私营企业健康发展的软肋，虽然多年来中小企业融资难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可是本质性问题仍未解决。因此，从社会贡献大小的角度来设计金融资源的配置政策、制度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 张凤超、袁清瑞：试论区域金融成长[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2] 张凤超：金融产业成长及其规律探讨[J].当代经济研究，2003（10）.
[3] 张杰：中国金融成长的经济分析[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4] 周国富、胡慧敏：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8）.
[5] 赵崇生、高新才：金融效率理论框架：一个文献综述[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4（12）.
[6] 王广谦：经济发展中金融的贡献与效率[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7] 杨德勇：金融效率论[M].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8] 叶望春：金融工程与金融效率相关问题研究综述[J].经济论，1999（4）.
[9] 王振山：金融效率论――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理论与实践[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10] 白钦先：金融可持续发展研究导论[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11] 汪永奇、程希骏：金融效率与金融管理[J].价值工程，2002（4）.
[12] 李木祥、钟子明、冯宗茂：中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13] 郑旭：论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效率[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2）.
[14] 王振山：金融效率论――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理论与实践[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15] 王振山：中国金融效率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关键词】 宏观金融效率 现状 评价指标 定量分析
一、国内外学者对金融效率研究的基本状况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对经济效率的研究比较早，并且研究分析较为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富，而对金融效率的研究相对较少。对金融效率的关注源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金融发展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研究的重点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经过短短30年的演进，金融发展理论形成了三个有代表性的成果：一是1973年的麦金农·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学术界简称为“金融深化论”；二是20世纪90年代赫尔曼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论”；三是20世纪90年代末由中国学者提出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前两种理论对“金融效率”没有提出明确的概念，而中国的学者则对“金融效率”提出了明确的界定。
关于“金融效率”的内涵国内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王广谦（1997）认为，金融效率是指金融运作的能力；杨德勇（1999）认为，金融效率是指一国金融整体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所发挥的效率，即把金融要素（人力、物力、各类金融资产的存量和流量）的投入与国民经济运行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王振山（2000）、李木祥、钟子明、冯宗茂（2004）认为，金融效率就是资金融通的效率；白钦先（2000）认为，金融效率为金融资源在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以及金融系统的内部系统之间配置的协调度；郑旭（2005）认为，金融效率就是金融资源（货币和货币资本）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二、金融效率内涵的认识和分析
我们认为，金融体系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金融效率也包含丰富的内容，所以在实证研究中，国内学者对金融效率涵义的不同理解是无可非议的，对金融效率作不同的分解、分成不同的层次来研究是完全必要的。由于我国学者对于金融效率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对金融效率这个概念还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考察，我们认为：金融效率是指资金融通和运用的效率。我们把金融效率划分为“宏观金融效率”和“微观金融效率”两个层次。宏观金融效率是指金融体系资金融通状况对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促进效率；微观金融效率是指资金在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融通和运用效率。这也就是本文主张的基本内涵。按照这一思路，宏观金融效率主要包括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微观金融效率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企业的融资效率。本文将重点对国内宏观金融效率的现状进行分析和研究。
三、数据采集的相关说明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银行贷款和发行股票是企业融资的两个重要途径，图1对比了这两种渠道的比重。从1991年到2008年，除了2000年外，通过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占比都在20%以下，说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还存在一个艰难的旅程，而通过银行贷款筹集的资金在80%以上，客观说明银行贷款是国内企业尤为重要的融资渠道。鉴于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绝对优势，在下面的分析中所用到的数据将主要以银行的数据为主。
四、宏观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金融效率的基本内涵，我们认为宏观金融效率的评价指标应该包括融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存贷比、新增贷款生产率。鉴于宏观经济学上也有这样的概念和指标，本文以下将宏观经济学上的储蓄率、投资率称为国民储蓄率、国民投资率。为了明确两者之间的区别，我们作一下说明。
1、融资率。等于新增存款/GDP，它综合反映金融体系的资金（储蓄）动员能力，表明GDP中通过金融机构转化为储蓄资金的比例。
2、储蓄投资转化率。等于资本形成总额中来源于贷款的资金/存款增加额，该指标用于近似反映整个金融体系的储蓄转化为生产领域投资的效率。
3、存贷比。等于贷款额/存款额，反映间接融资渠道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与上一个指标相比，这个指标从总体反映银行体系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
4、新增贷款生产率。等于新增GDP/新增贷款，这个指标反映每新增一个单位的贷款带来多少单位的GDP增量，反映新增贷款的生产能力。
5、私营企业获贷比。等于私营企业所获贷款额/贷款总额，它反映了在银行体系的贷款中有多大的比例流向私营企业。
以上几个指标的选取与资金的流向是一致的，分别与资金的筹集、资金的使用、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资金的流向相对应。通过量化的指标可以对宏观金融效率的现状有直观的认识，以下是我们对这些指标的考察和分析。
五、我国宏观金融效率的分析与考察
1、储蓄投资转化率。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的计算，在1991—2008年共18年间，融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存贷比、新增贷款生产率、国民储蓄率的均值分别为20.42%、37.94%、85.66%、102.35%、42.6%，前四个指标的变化趋势则如图2所示。
（1）融资率的经济意义是一个单位的GDP中有多少单位转化为金融机构资金来源（存款），均值为20.42%的融资率意味着一个单位的GDP中有0.2042单位的GDP成为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在趋势图上，金融机构的融资率表现为在20%上下波动。与国民储蓄率的均值42.6%相比，金融机构的融资率为20.42%，表明国民储蓄中有一半是以金融机构的负债形式存在。
金融机构的一个最基本功能就是促使资金从资金供给方向需求方流动，使国民经济的运行顺畅进行，金融机构的储蓄投资转化率和存贷比是反映这一功能的指标。
（2）金融机构的储蓄投资转化率的经济意义是指每一单位的新增存款转化为多少单位的资本。资本是实体经济运行的基础，统计上包括固定资产和存货的投资，金融机构融资来的储蓄只有转化为资本，进入生产领域运行才能带来价值的增值。从图2看，该指标以37.94%为均值上下波动的变动趋势，而且其波峰和波谷与融资率恰好相反，表明每一新增的存款中，有0.3794单位转化为资本进入生产领域。
（3）存贷比的经济意义是每一单位的存款放贷出多少单位的贷款，均值为85.66%意味着一个单位的存款中放出了0.8566个单位的贷款。从经营的角度看，一元的存款最多只能贷出一元，即存贷比最多只能是100%；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应该不超过75%，因此85.66%的均值意味着存在风险。再从图2看，该指标变化很大，从1991年的近120%下降到2008年的65%左右，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这种趋势表明银行的贷款在相对下降，沉淀在银行体系的资金逐渐增加，这对于经济运行来说是一种严重的资金浪费，对金融机构来说是效率的降低。
如果我们把以上三个指标联系起来看：一个单位的GDP中，有0.426单位转化为国民储蓄，其中有0.2042单位通过金融机构转化为储蓄（存款）；在一个单位新增的存款中，有0.3794单位的存款转化为了资本，从而进入生产领域，因此通过金融机构这一途径进入生产领域的资本是0.078单位。 （4）新增贷款生产率的经济意义是每单位新增贷款能带来多少单位新增GDP，该指标反映了贷款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该指标均值为102.35%，即一单位的新增贷款能带来1.0235单位的新增GDP。相对于以上三个指标，新增贷款生产率大起大落，最高时超过了180%，最低时接近40%，但波动的幅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窄，总体的趋势与存贷比相似，呈下降的趋势。该指标九十年代的大幅波动反映出这个时期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随着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增强，其波动幅度逐渐变窄，也意味着新增贷款的生产能力趋于稳定；其下降的趋势反映新增贷款的生产能力下降。
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国民储蓄率已经超过了50%，而金融机构的融资率一直徘徊在20%上下，说明更多的资金是从非金融的渠道流向投资，反映了金融机构筹资效率的相对下降。金融机构的储蓄投资转化率的均值为37.94%，说明通过金融机构渠道进入实体经济生产领域的资金并不高。2008年65%左右的存贷比表明相当数量的资金滞留在银行系统，这与实际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经济主体缺乏资金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说明通过金融机构融通的渠道不通畅；新增贷款生产率趋于下降反映贷款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下降。这些指标表明金融的储蓄投资转化率低，从而反映出我国较低的宏观金融效率。
2、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调节应该使资金流向效率高的行业和企业。私营企业是活跃的市场主体，运行效率高，因此应该获得与贡献度相当的资金支持，这也体现了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为此本文提出私营企业获贷比指标是考察宏观金融效率的重要方面。
截至2008年末，企业法人单位495.9万个，其中私营企业359.6万个，占比72.5%；全国第二、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额为207.8万亿元，私营企业资产总额25.7万亿元，占比12.3%；全国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190.3万个，私营企业145.7万个，占76.6%，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私营企业占44.4%。
我们从表1的有关数据来看，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五种企业类型在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总计、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和全部从业人员人数这六个指标的合计占85%以上，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居绝对优势；在七个指标中，除了资产总计外，私营企业的其余指标都位居第一。以上的数据表明，工业私营企业的经营效率相对于其他类型企业来说是较高的，同时还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对社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我们从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来看，并不理想。根据前面的提议，私营企业获贷比的经济意义意味着每一单位贷款总额中有多少比例流向私营企业。图3是2001—2008年私营企业的获贷比例，该指标呈上升趋势，比重最高的2008年私营企业获贷比仅为1.39%，数据充分说明一个单位贷款只有0.0139单位贷款流向了私营企业，这一比重不仅在贷款总额中可谓微乎其微，而且与私营企业的社会贡献极不相称。
以上分析表明，经济效益好、运行效率高的私营企业并没有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私营企业所获得的资金支持与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对等的。私营企业获贷比例低也充分揭示了私营企业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融资难”的本质问题，融资难进一步制约了私营经济的发展，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国宏观层面金融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不高。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尝试性地构建了宏观金融效率的评价指标，目的在于对我国宏观金融效率的现状进行客观的定性和定量评估，以便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解决问题。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从金融的储蓄投资转化率还是从金融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来看，都反映出我国宏观金融效率低下的基本现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宏观金融效率的低下必然直接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这对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是极为不利的。为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对宏观金融效率的分析和研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宏观金融效率的评估指标体系，进行实时跟踪、监测和研究，及时为国家宏观经济决策提供可靠的决策信息。
第二，我国是世界上高储蓄率的国家，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是我们面临的现实课题。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将面临着长期而艰难的考验，把希望寄托于国外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投资—出口—消费”三架马车中，选择投资拉动也仅仅是权宜之计，消费拉动内需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重要途径。当然，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并非是单边战略措施，它必须与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就业制度等多项改革整体配套，协调推进。
第三，我国私营企业的发展逐步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对社会贡献率逐年提高，但是多年来的政策、制度设计成为私营企业健康发展的软肋，虽然多年来中小企业融资难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可是本质性问题仍未解决。因此，从社会贡献大小的角度来设计金融资源的配置政策、制度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 张凤超、袁清瑞：试论区域金融成长[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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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罪的行为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使单位，即不具有吸收吸收存款资格的自然人和单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都可以构成本罪。但是，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能否成为本罪的主体，理论界和实务中存在不同的观点。
（一）金融机构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即否定说
有学者指出，根据罪行法定原则，本罪是一种法定犯，因为刑法条文中并未有金融机构成本罪规定，因此金融机构不是本罪的主体，又有学者认为本罪是一种行政犯，即本罪应结合相关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进行认定，支持金融机构不是本罪主体的观点有以下理由：
1.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行政犯，但是，刑法以空白罪状的形式加以规定，认定本罪必须依据相关行政性的规定。依据我国1995年公布的《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五条，对于商业银行违反规定提高利率以吸收存款，也没有作出刑事追责的考虑。另外，根据我国《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五条，通过此办法可知立法者认为，有吸收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如果违规提高利率只能以一般违法论处，事实上也并没有做刑事规制上的安排。
2.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一种法定犯，支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对于本罪，应结合国家金融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易言之，有权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能否构成本罪，也应根据国家金融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确定。由此，学者认为，根据我国现行的金融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不属于本罪的主体范围。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有一脉相承之处，即经过国家相关机关批准，有经营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违规提高利率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不属于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
（二）金融机构能否成为本罪主体，应区别对待
实践中，以是否具有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经营权为标准，可将金融机构分为两类。即无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和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有些学者将其分为身份人犯罪和非身份人犯罪。
1. 无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如典当行、投资公司、等金融相关机构，这些金融机构违法向公众吸收存款，当然可以构成本罪。但是，有些金融机构，如财务公司，依照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9月27日公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暂行办法》，此类公司可吸收存款，但吸收存款的主体范围仅限于其内部成员单位，如国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而吸收公众存款的，应以本罪论处。
2. 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违规提高利率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足以纳入刑事规制范围。理由：第一，拉存款、擅自提高利率的行为，对于具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而言，是建立在国家权力前提之下的，只不过是超越了该权利，但是，无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单位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没有任何权力基础，后者的社会危害性明显大于前者;第二，违规提高利率存款和正常吸收存款两种行为，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都是一种有序的金融活动，始终都处在一种安全状态。
上述说法都不乏有其合理性，但是笔者认为，也存在不妥之处，笔者会在后文进一步阐释。
（三）金融机构可构成本罪，即肯定说
如上所述，金融机构可分为有吸收公众存款款经营权的金融机构和无存款经营权的金融机构，二者都可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经营范围包括存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因为主管机关批准了该存款业务，所以是不会成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型的犯罪，但是，如果以擅自提高利率等不法方式吸收存款，扰乱了金融秩序，以本罪论。即使经有存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未经批准亦不能以存款之外的名义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否则构成本罪。此种说法为笔者所认同，《刑法》规定本罪的主体可以是单位，金融机构也当然属于“单位”的范畴，那么金融机构也自然能成为本罪的主体。笔者认为，金融机构应是本罪的主体，理论与实践基础在于：
1. 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将金融机构排除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之外，根据《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款，本罪的主体也并不当然排除具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此外，国务院《取缔办法》也并未把有吸收公众存款经营权的金融机构采用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排除在本罪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方式之外。
2. 依照现行法律，金融机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有法条基础的，根据2003年12月27日的《商业银行法》第七十四条，商业银行违反规定提高或者降低利率以及采用其他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的，发放贷款构成犯罪的，作出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笔者赞成本罪是一种法定犯，《刑法》虽没有做出直接规定，但是，金融机构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也是没有任何法律障碍的。
3. 本罪保护的法益是我国的金融管理制度或金融监管秩序，金融机构为争揽客户，采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擅自规提高利率等方式吸收公众存款或在存款事先支付利息等手段吸收公众存款，这将破坏金融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秩序，打破利率的统一，影响货币币值稳定等，给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巨大的风险。从地位的平等性及私法域空间的自由性来讲，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一样，应与其他市场主体（如单位或自然人）享有同等的市场经济下的权利和义务，同样可以在此私法域空间内展现自己的经济魅力。笔者认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主体是要保持平等的，对于刑事法律关系来说也要遵守同样的原则。那么，有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经营权的金融机构如果采取违规提高率，吸收公众存款不定罪处罚，势必有损于市场经济的平等原则，让人们产生厚此薄彼的嫌疑。
笔者认为，将有权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入罪应从严把握，虽然其与自然人和其他没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单位等民商事主体地位平等，但二者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各自组织的成立程序和条件有别。根据《金融法》的相关规定，商业银行的设立要具备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还要经过国家金融监管机关的批准，经营过程还要受到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机构的监督。因此，对其入罪标准及量刑规则应与没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自然人和单位区别开来。如果要求有吸收公众存款 资格的金融机构与无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自然人和单位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又会造成事实上的刑法不平等。一个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从其吸收存款人的数量及金额来看，一旦有违规提高利率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就可能被入罪。但是，对于自然人或其他单位来说，其吸收公众存款的金额、频率及人数都不能与前者相比，这样将会导致前者的入罪率要远高于后者。所以，笔者建议，既然本罪的现有规定不能满足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的需要，那么法律就应为这一主体增设一个罪名，比如“金融机构违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为其设计相应的构成要件和量刑规则。
二、本罪的“结果犯”与行为犯”之争
（一）行为犯观点
我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笔者认为本罪系行为犯的范畴，即只要行为人具有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即可构成本罪。
（二）结果犯观点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关于犯罪金额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除了《追诉标准的规定》上述的规定外，还规定了第（四），“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上述规定，我们有理由认为本罪系结果犯。
笔者赞同本罪系“结果犯”的观点，并且笔者认为，在司法实务认定过程中，是否构成本罪，最终应以行为人具体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进行认定。第一，因为本罪系刑法条文中“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下的个罪，既然是经济秩序犯罪，那么适用行为人吸收公众存款数额的大小来出罪和入罪，再合适不过;第二，就本罪而言，保护的法益及扰乱金融秩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至于行为人吸收公众存款到什么程度才能构成本罪，法律条文并未给予本罪明确的界定标准。因此，采用数额定罪标准就是连接本罪与其保护法益之间的桥梁，一言以蔽之，如果行为人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愈大，当然也就对国家的金融秩序影响越大。所以，以具体数额来认定是否构成本罪也是以上所述“结果犯”的应有之义。
三、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构成如何归置于本罪
正如前述，相对于普通的自然人和单位，有吸收公众存款经营权的金融机构在以下几个方面与前者是不平等的。第一，资本实力。一般情况下，后者依法经过国家法律程序严格批准设立，自然有较强的资本基础;第二，风险控制能力。因为后者是经过依法设立的，那么其自成立伊始就具备着自己的一套较强风险控制体系;第三，社会监管。后者要收到来自于国家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日常监督，此外还会有其他国家单位及社会大众对其业务的规范性监督。从概率上来讲，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相对于普通的单位和自然人实施本罪的概率要小很多。
据此，笔者认为，以违法擅自提高利率等方式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在未来的《刑法》修改中增加对此行为的规制，建议：
（一）《刑法》条文中罪名的再设置
重新为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设立罪名，如“违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样既能区别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又能在“违法”和“非法”在概念上区别两个罪名。
（二）入罪条件之“数额”要求方面
根据违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及对金融秩序扰乱的程度进行界定，比如以吸收的具体数额的，然而传统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数额标准要比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入罪的标准高，至于高多少，应根据行为人对于扰乱金融秩序的程度具体规定。
（三）“违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量刑层面上的设计
依据我国《金融法》、《证券法》等相关条文规定，从事金融行业的主体应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单位内有些岗位还需具有一定的专业背景，特别是专业能力要求高的职位还要通过国家相关的资格考试（如证券从业资格考试），所以，相对其他行业，金融行业的入门要求高，所以其违法成本也就自然提高。因此，笔者建议，首先，可在《金融法》、《商业银行法》等附属性刑法条文中进行规定，比如，一旦单位构成犯罪，可先吊销其从事本行业从业资格，同时处于较其他一般意义上的自然人量刑较低的刑罚。因为具备从业资格的金融工作人员相对于其他行为人的特殊预防程度较低，并且其再犯可能性较小，如果再犯，则可适用“违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累犯”的规定。故此，笔者建议，同等条件下，对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量刑要低于传统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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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目前动荡的国际宏观形势下，我国筹备已久的存款保险制度呼之欲出。本文回顾了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剖析了这柄双刃剑在推出前面临的现实选择，指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当前的体系稳定及国民经济发展。
国际席卷全球的今天，金融安全网承担着有史以来最为艰巨的任务。金融安全网通常包含三大支柱——中央最后贷款人功能、银行审慎监管与存款保险制度。其中前两者已经在各国维护金融稳定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存款保险制度在不同国家的推进进度则大不一样。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在金融体系内设立保险机构，由其定期向银行及其他收缴保险费，以建立存款保险准备金，一旦投保人遭受风险事故，由保险机构向投保人提供救援，或由保险机构直接向存款人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的一种制度安排。存款保险制度是保障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建设，是减少金融危机造成的重要手段。它作为一项制度设计，在许多国家被证明是成功的，可以有效地保护存款人，尤其是居于多数的小额存款人的利益；建立对出现严重问题濒于倒闭的银行进行处置的合理程序；提高公众对银行的信心，保证银行体系的稳定。迄今为止，全球约有9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显性存款保险制度。近年来，国际存款保险制度不断完善，功能逐步增强，对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金融稳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基本保持稳定，商业银行改革顺利进行，公众对国家经济发展和金融运行的公信力稳步提升，这都为我国筹备已久的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出台创造了条件。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内需的疲软、出口的萎靡、房价的高企以及股市的巨幅波动也暗示着中国的金融系统隐藏着极大的风险，因此，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还要经过缜密的论证。
一、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加快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己经不仅仅是一项重大理论问题，而是一项越来越紧迫的实际问题。我国现在虽然没有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出台，但为此做出的积极努力已达十余年之久。
二、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现实选择
理论研究和国际经验共同表明，存款保险这柄双刃剑实际上是建立在提高存款人安全收益与降低市场约束之间权衡的结果，既有明显优势、又存在负面效果。如果盲目推行，效果适得其反。显然，在目前复杂的国际宏观经济形势下，我国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一直在等待最佳时机。因此，在推出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之际，还必须仔细斟酌，周密论证，以有效防范存款保险可能带来的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从参保前，参保时和参保后三方面而言，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面临如下现实选择：
1、参保前的现实选择——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强制保险是指在规定范围内的存款类金融机构均应参加存款保险，缴纳存款保险费；自愿保险是指存款类金融机构可自愿选择是否参加存款保险。
为避免参加存款保险前风险越大的银行参与的积极性越高的逆向选择问题，中国存款保险制度应该是强制性存款保险。这样既有利于存款保险机构预期负担的减小，也有利于强化参加存款保险的中小商业银行在竞争中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更可以提升公众信心，并直接强化银行业竞争，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
2、参保时的现实选择——额度与费率斟酌。现今，风暴席卷全球，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健全的国家也未能幸免。而我国实行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在这时因为其国家的全额担保形式而有利于维持公众信心，促进金融稳定。与美国存款保险公司的建立过程相反，我国存款保险的施行，并非为原本暴露的储户风险引入新的担保机制，而是将事实上已经存在的隐性存款保险显性化，并逐渐把无限的国家责任变成一种内容与边界明确的、由独立机构承担的有限民事责任。因此，今天储户对于的信任，很大程度上仍基于对国家担保的信任，这一责任不可轻易放弃，所以我国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初期，还应延续以往的政策，进行全额兜底。在形势明朗后，资金开始从银行流出寻找渠道时，再逐渐过渡到分级兜底。这样才不至于引起恐慌。
此外，由于单一费率可能引起的银行追逐高风险项目行为，应对不同风险的银行征收差别保费。这种差别保费是基于风险的存款保险安排的核心内容，它要根据每家投保机构的信用评级和资本充足率等因素定期调整，从而使得银行的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约束银行的风险行为，并按照效益原则对问题银行进行及时处置。
3、参保后的现实选择——风险识别与有效监管。为避免参加存款保险后的银行可能从事风险较大，利润较高的项目而引发的风险问题，还需加强对银行的审慎性监管并督促银行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促进银行业内外兼修，降低由此引发的风险。因此，稳健的制度、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存款人与保险机构共保都是必须的，他们可以通过强化银行股东、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以及公众对银行的监督，有效提高约束，减弱道德风险。
一般而言，存款保险制度的有效与否与存款保险机构能否有效识别参保者的风险状况紧密相关。因此有效的风险识别系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识别及预测未来本身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并且所面临的风险多种多样，也使得风险识别更为艰难。即使风险被识别出来，如何让金融机构相信其存在的问题也会让政策当局大伤脑筋：控制经营已明显恶化的银行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但要那些表面上经营良好、能承担其从事的风险行为且仍有盈利的银行纠正其风险行为、调整其经营策略却相当困难。因此有效的风险识别系统和理性而强势的监管干预将是存款保险制度健康推行的前提。
三、小结
目前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机制尚未完全转变，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风险抵御能力较差，在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金融监管手段和方法落伍的背景下，建立显性的存款保险机制并辅以适合中国现阶段国情的条款，不但有利于维护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而且顺应了中国金融机构所有权结构变化趋势，是符合中国实际、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举措。因此，适时地出台符合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在全球经济四面楚歌之时提升公众的信心，有利于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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