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南四省经济概况
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位于中国西南部，与缅甸、老挝和越南相邻。面积为1,136,770平方千米，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1.85％；到2009年底，人口为19,41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4.54％。从2000年到2009年，西南四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增加了2-3倍，增幅最大的是重庆市，其增幅为3.11倍，其次为贵州省、四川省，增幅最小的是云南省，其增幅为2.16倍。2009年末，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6,530.01亿元、14,151.28亿元、3,912.68亿元、6,169.75亿元，分别占全国的1.90％、4.12％、1.14％、1.80％。
二、西南四省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分析
综合图1-4我们发现，西南四省第一产业比重逐渐降低，降幅最大的是重庆市和贵州省，其降幅为0.48，其次是四川省，其降幅为0.33，降幅最低的是云南省，其降幅为O.22；重庆市、四川省第二产业比重有所增加，其增幅分别为0.28、0.12，贵州省、云南省第二产业比重有所降低，其降幅均为0.03；重庆市第三产业比重有所降低，其降幅为0.07，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第三产业比重均上升，增幅最大的是贵州省，其增幅为0.43。
三、西南四省三次产业结构相似度分析
结构相似系数是用来衡量三次产业结构相似度的指标。在这里，我们使用结构相似系数来衡量西南四省的三次产业结构相似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S表示两个区域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xjk表示区域i各产业部门k的所占比重；xjk表示区域j各产业部门k的所占比重。S=1，表示两个区域产业结构完全一致；S=0，表示两个区域产业结构完全不一致。一般情况下，0≤S≤1，S的数值越大，说明两个区域的产业结构越相似，S的数值越小，说明两个区域的产业结构差异越大。
2009年西南四省三次产业结构如下表所示：
根据公式①并结合表1，我们计算出2009年西南四省三次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如下表2：
由表2可知，西南四省的产业结构系数都很大，说明西南四省的产业结构极为相似。其中，云南省与重庆市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最大，其值为0.9935，说明其产业结构最为相似：重庆市与贵州省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最小，其值为0.9579，说明其产业结构最为不相似。
四、西南四省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
结构偏离度是衡量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程度的指标。其计算公式如下：D=(P-L)/L_。其中，P表示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L表示三次产业的劳动力比重。结构偏离度越趋近于0，说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关系越协调。结构偏离度为负值，说明其生产效率低，存在富余劳动力；结构偏离度为正值，说明其生产效率高，可以吸纳富余劳动力。我们根据2009年西南四省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计算出其结构偏离度，如下表3：
根据表3，我们绘制出下图：
通过图5可以发现，西南四省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为负值，且小于第二、三产业，说明其第一产业生产效率最低，存在大量的富余劳动力；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为正值，且高于第一、三产业，说明西南四省第二产业生产效率最高，可以吸纳大量劳动力；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为正值，说明西南四省第三产业生效效率较高，可以吸纳较多的劳动力。
五、西南四省三次产业结构变动效益分析
我们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来进一步阐明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总量的影响。以2000-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基准，分别测算出西南四省按全国平均年增长率可能形成的假定份额，然后将这一假定份额与其实际增长额进行比较，进而分析出西南四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偏离状况。一般情况下，这种偏离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因素和区位因素造成的。区域份额因素，以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基础，假定西南四省按此增长率增长时所达到的增长水平；产业结构偏离因素，反映西南四省的产业结构类型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区位偏离因素，反映西南四省的区位条件或竞争能力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其计算公式如下：
Gj表示区域j在2000-2009年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量；gj表示区域j在2000-2009年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Nj表示区域j的份额偏离量；nj表示区域j的份额偏离率；Pj表示区域j的结构偏离量；Pj表示区域i的结构偏离率；Dj表示区域j的区位偏离量；dj表示区域j的区位偏离率；(P+D)j表示j的区域总偏离量；(p+d)j表示j的区域总偏离率；ej表示区域j的地区生产总值；E表示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i表示第i次产业；O表示基期(年)，即2000年；t表示末期(年)，即2009年。
2000年和2009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和西南四省地区生产总值及三次产业产值如下表所示：
根据公式②并结合表4，我们计算出西南四省三次产业结构偏离-份额，如下表5：
由表5可知，西南四省的份额偏离量均为正数，说明西南四省的区域经济增长率高于全国水平，其中增长最高的是四川省，最低的是贵州省。
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的总偏离量均为正数，说明其经济增长量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重庆市的总偏离量最大，说明其经济增长最大，平均每年增长100多亿，云南省的总偏离量为负数说明其经济增长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重庆市的总偏离率为0.68，大于其他地区，说明其经济增长速度最快，云南省的总偏离率为-0.27，说明其经济增长速度最慢。
西南四省的结构偏离量均为负值，说明西南四省的产业结构素质较差，影响其区域经济总量的增长，其中四川省的产业结构偏离量最大，重庆市的产业结构偏离量最小。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的区位偏离量均为正值，说明其处于有利区位，产业竞争力高，云南省区位偏离量为负值，说明其处于不利地位，产业竞争力低。
六、结论和建议
1、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从产值上来看，西南四省三次产业所占比重分别约为15％、45％、40％，与西方发达国家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其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因此，西南四省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
(1)正确选择并优先发展主导产业，合理确定其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主导产业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强有力的带动作用，西南四省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选准主导产业。主导产业一旦确定就要重点发展，并且在投入上和政策上保证其优先发展，增强其带动经济发展的牵引能力。
(2)积极协调好主导产业与非主导产业之间的关系，形成以主导产业为核心、非主导产业为辅助的产业体系。非主导产业要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撑，在生产布局上要与主导产业衔接，并在生产规模上适应主导产业的发展。
(3)努力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转换，培植潜导产业。西南四省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正确选择潜导产业，当主导产业的发展受到限制时，把潜导产业发展成新的主导产业，从而使产业结构合理化。
2、提高生产效率，增强区域竞争力。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各地区产业结构极为相似，生产效率较低，区域竞争力不强。因此，西南四省要提高生产效率，增强区域竞争力。
(1)把本地区可利用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投入到一个或多个产业中去，形成一个或多个有竞争力的产业，这样就能带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就能创造出经济发展的后劲。
(2)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发展特色产业，只有形成具有独特优势的区域经济，才能在大区域中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比如，云南省可以发展烟草业、旅游业、生物制药业等。
(3)实行区域分工，加强区域合作。西南四省要强化各地区的区域分工，加强各地区之间经济结构的协同性和各产业之间的关联性，以增强其整体竞争力。
(4)保护和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淘汰落后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可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可以促进社会稳定。西南四省要进一步营造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财税扶持力度。西南四省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法律法规在经济发展中的约束作用和规范作用，充分发挥技术标准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门槛作用，在电力、煤炭、钢铁、水泥、有色金属、造纸印染等行业中淘汰落后产业。
3、加快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转移。从就业人数来看，西南四省三次产业劳动力比重分别约为48％、19％、33％，第一产业劳动力富足，第二、三产业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因此，西南四省要加快劳动力在三次专业间的转移，关键是把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中去。
(1)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素质。加快农村基础教育建设，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技能培训，使其具备一技之长，胜任第二、三产业的工作。
纵向对比
四川人口总数庞大，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四川省常住人口8041.75万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共减少287.34万人，年均减少0.35%。
从全省来看，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变化明显
从年龄构成来看，2010年四川省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6.97%，比2000年的22.59%减少5.62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2.08%，比2000年的69.85%增加2.23个百分点，保持在70%左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0.95%，比2000年的7.56%增加3.39个百分点。可见，四川省0～14岁人口比重下降，15～64岁人口比重较为稳定，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
从抚养比为看，2010年四川省总抚养比为38.73%，比2000年的43.17%降低4.44个百分点，即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少负担4名被供养年龄人口；少儿抚养比为23.54%，比2000年的32.34%降低8.8个百分点，即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少负担9名少儿人口；老年抚养比为15.19%，比2000年的10.83%上升4.36个百分点，即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多负担4名老年人口。可见，劳动年龄人口总负担水平大幅度下降主要是少儿人口大幅度减少的结果。这种少儿抚养比下降、老年抚养比上升的趋势将是未来四川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客观必然。
从各市（州）来看，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变化较大
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2010年四川各市（州）人口年龄构成变化较大。呈现出特征：各市州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减少；15～64岁人口比重保持较为稳定，有的市州增加，有的减少；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增加。具体来说：
遂宁0～14岁人口比重下降幅度最大，泸州最小。相比2000年，2010年四川各市（州）少儿总量越来越少，0～14岁人口比重呈下降趋势，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遂宁下降10.1%，比最小的泸州多下降8.21个百分点。
遂宁14～64岁人口比重增幅最大，资阳最小。相比2000年，2010年四川各市（州）劳动力资源较为稳定，14～64岁人口比重在2.2%左右上下波动，变化幅度并不大。不过增幅最大的遂宁增长6.74%，而同时期的资阳下降0.69%，两者相差7.43个百分点。
广安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增幅最大，甘孜最小。相比2000年，2010年四川各市（州）老龄化程度加重，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都有所增长，其中广安增长5.58%，甘孜增长1.02%，两者相差4.56个百分点。
十年来四川各市（州）抚养比发生了较大变化，且存在差异。
资阳等四市负担加大，阿坝负担降幅最大。2010年自贡、攀枝花、泸州和资阳4市人口总抚养比相比2000年分别提高1.26、0.86、0.86、1.48个百分点，即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多负担1名被供养年龄人口，其余市（州）抚养比下降，负担减轻。其中，阿坝总抚养比下降11.56个百分点，即阿坝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少负担12名被供养年龄人口，负担下降幅度最大。
遂宁少儿负担降幅最大，泸州最小。2010年四川各市（州）少儿抚养比相比2000年都有所下降，这意味着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少儿人口的总数变少，其中，遂宁少儿抚养比下降17.25个百分点，即遂宁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少负担17名少儿人口，负担少儿下降幅度最大；泸州少儿抚养比下降2.61个百分点，即泸州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少负担3名少儿人口，少儿负担下降幅度最小。
资阳老年负担增幅最大，甘孜最小。2010年四川各市（州）老年抚养比相比2000年都有所提高，这意味着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老年人口的总数变多，其中，资阳老年抚养比提高7.24个百分点，即资阳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多负担7名老年人口，老年负担增幅最大；甘孜老年抚养比提高1.31个百分点，即甘孜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多负担1名老年人口，老年负担增幅最小。
综合来看，通过纵向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相比2000年，2010年四川及其各市（州）人口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且差异明显。一是少儿人口比重减少，其中遂宁0-14岁人口比重下降幅度最大，泸州最小；二是劳动力资源较为稳定，“人口红利”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其中遂宁14～64岁人口比重增幅最大，资阳最小；三是四川已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度加重，广安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增幅最大，甘孜最小。与此相对应的是人口抚养系数也发生变化，少儿负担减轻，老年负担加重，总负担减轻，其中，遂宁少儿负担降幅最大，泸州最小；资阳老年负担增幅最大，甘孜最小；资阳等4市总负担加大，阿坝总负担降幅最大。
横向对比
人口年龄结构：处于黄金时期
2010年全省0～14岁、15～64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分别为16.97%、72.08%、10.95%。从各市（州）来看，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有12个，15～64岁人口比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有11个，65岁及以上高于全省的有12个。其中，0～14岁人口比重，最大的凉山与最小的成都相差16.39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比重，最大的成都与最小的凉山相差13.78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最大的资阳与最小的凉山相差6.46个百分点。
抚养比：各地区差异较大
从人口抚养比的角度来看，2010年四川省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分别为38.73%、23.54%和15.19%，每5个劳动年龄人口只需担负不到2个少儿和老年人口的抚养，人口年龄结构处于黄金时期。从各市（州）来看，人口总抚养比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有11个，少儿抚养比高于全省的有11个，老年抚养比高于全省的有15个。其中，人口总抚养比最高的凉山比最低的成都高26.47个百分点，少儿抚养比最高的凉山比最低的成都高27.88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最高的资阳比最低的甘孜高10.64个百分点。
【关键词】R&D经费 投入规模 投入强度 投入结构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是指统计年度内，全社会实际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支出。对R&D经费投入特征的分析通常可以从其投入的规模、强度以及结构三个方面出发。
一、四川省R&D经费投入的基本情况
（一）投入规模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数据，近几年，四川省R&D经费的投入情况不够乐观，投入额的增长率呈下降趋势，投入总额的全国排名也有所下降。2011年我国R&D经费投入总额达到8687亿元，四川省的投入总额为294.1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3.39%，排名第10，是R&D经费投入占全国总额比重较高的省份之一。
（二）投入强度
从R&D经费投入强度来看，2011年全省R&D经费投入强度为1.40%，较2010年相比下降0.14个百分点，全国排名也降至近五年的最低，且情况很不稳定。
（三）投入结构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二次四川省R&D资源清查主要数据公报》，2009年全省R&D经费总计214.5亿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1.52%。若将四川省的R&D经费投入按照资金来源划分，那么政府资金约占48.7%，企业资金约占48.4%，国外资金约占0.2%，其他资金约占2.8%；若按照活动类型划分，那么基础研究经费约占6.1%，应用研究经费约占29.4%，试验发展经费约占64.5%。
二、四川省R&D经费投入的特征分析
（一）投入规模特征分析
2011年四川省R&D经费投入总额为294.1亿元，相比上年增加了29.8亿元，年增长率为11.28%。从时间序列来看，现阶段四川省的R&D经费投入规模正保持增长态势，投入绝对数占全国投入总额的比重较高，在全国始终排名前10。但增长速度波动较大，增幅相较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23%是偏低的，因而在全国的排名也有微弱的下降。
（二）投入强度特征分析
2011年，在全国R&D经费投入强度持续增大达到1.84%的背景下，四川省的R&D经费投入强度却出现了下降的态势，强度仅有1.4%。纵观近几年的数据，四川省的R&D经费投入强度虽然在上下波动中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与全国平均投入强度的偏差却在逐步加大，在全国排名更是一路走低。
（三）投入结构特征分析
（1）从资金来源角度，政府投入力度偏大，企业的投入主体地位有待确立。将四川省2009年的R&D经费投入按资金来源划分，那么政府资金约占48.7%，企业资金约占48.4%，国外资金约占0.2%，其他资金约占2.8%。由数据可看出，投入主要来源于政府和企业，企业作为R&D活动的执行和投入主体，其主体地位并未得到凸显。
（2）从活动类型角度，基础研究的比例显著偏低，但综合结构比例较为良好。将四川省2009年的R&D经费投入按活动类型划分，那么基础研究经费约占6.1%，应用研究经费约占29.4%，试验发展经费约占64.5%。经费投入主要用于试验发展研究方面，应用研究是第二大投入领域，而基础研究则相对偏少。参照发达国家的R&D经费投入结构，基础研究所占的比重还远远不足，但其与应用研究之和占R&D经费总额的比重控制在了40%左右，较接近发达国家的投入结构比，投入结构良好。
三、政策建议
（一）稳定R&D经费投入增长速度
近年来，四川省R&D经费投入规模逐年增长，但投入的增长速度却呈现出较大波动，这不利于增强本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建议稳定R&D经费投入的增长速度，有计划、逐步地增加R&D经费投入总额，在持续平稳中不断前进。
（二）加大R&D经费投入强度
根据本文前述数据计算，近六年四川省R&D经费的平均投入强度只有1.385%，而全国的平均投入强度为1.625%，距离全国均值的偏差正在加大。因此应该加大R&D经费的投入强度，改善现阶段的状况。
（三）优化R&D经费投入结构
（1）鼓励企业增加R&D投入，政府投入可适度减少。企业是R&D活动的执行主体，更是R&D活动资金的投入主体。针对四川省的现状，政府应适度减少投入比重，健全企业的贷款担保体系，以增强企业投入力度，从而确立企业的投入主体地位。
（2）增大基础研究经费，保持综合结构比例。近几年四川省的R&D经费支出中，基础研究经费虽有所增长，但在R&D经费总额中所占比重还远远偏低，应适当增加基础研究，略微调整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比重。此外，除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者间比例相对合适外，还应保证基础研究经费与应用研究经费之和占R&D经费的比例适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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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工作总结2] 团县委“四五”普法工作总结 [佚名][2008年8月23日][71] ##团县委一贯非常重视青少年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为了认真落实县“四五”普法规划，团县委制定了《##县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四个五年规划》，有组织、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全团普法及依法治理工作，有效地确保了“四五”普法规划的各项内容落在实处。5年来，我们按照全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要求，双管齐下，抓好团干部和青少年的普法工作，发挥各级团组织工作优势，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丰富……
25. [工作总结2] 团市委“四五”普法工作总结 [中原][2008年8月23日][48] 今年，##团市委根据“四五”普法要求，以实践“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全面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结合实际，安排部署，为认真贯彻落实“四五”普法工作，实行分工负责制，工作落实到人，以努力提高全市广大青少年、青少年工作者的法律素质，做到依法行政，切实为青少年做好服务为宗旨，开展了一系列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在我市广大团员青年中形成了学法用法的良好氛围。现对一年来的普法工作做一总结：……
26. [工作汇报] 推动“四五”普法工作向纵深发展(油田) [佚名][2008年8月23日][24] 各位领导、专家： 大家好！自2001年来，在局党委、勘探局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2001—2008年法制宣传教育规划》要求，全处各单位、各部门紧紧围绕“四五”普法规划确定的目标和任务，提高认识，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组织领导，坚持抓落实、抓重点、抓提高、抓深化、抓创新，有力推动了“四五”普法和依法治企工作向纵深发展，为我处生产经营、队伍稳定、改革改制和精神文明建设……
27. [调研报告2] 关于做好乡镇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思考 [佚名][2008年8月23日][15] 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是一项全方位、多层次，涉及到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和各个部门的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镇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足于*镇党委、政府确定的全年发展任务，立足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立足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认真实践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四五”普法总体规划，以努力建设法治政府、坚持执法为民、公正司法为重点，深入开……
28. [工作总结1] 四五普法工作总结集锦 [佚名][2008年8月23日][1421] 1. [ 工作总结2 ] 镇2008年 四五普法 工作总结 [aqaqaqwww][2008年9月1日][64] XXX镇“四五”普法工作总结 2008年，我镇的“四五”普法工作在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下，以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严格按照省、市、县关于“四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决策和部署，精心组织开展了“四五”……
本文根据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从结构优化、稳健有效、民生共享、资源环境和创新素质等五个维度构建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GPCA)对2000～2013年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城的经济增长质量时序变化进行量化考察。测度结果表明，新世纪以来四城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均有大幅提升，四城间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存在明显的梯度性差异，但这种差距呈持续缩小的趋势。各城市应因城制宜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在关键着力点上各有侧重。
〔关键词〕
经济增长质量；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全局主成分分析法
中国经济经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当前正步入新常态阶段。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更加要求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转变，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作为中国大陆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在产业升级、转型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率先走上质量型增长内涵式发展之路。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重要发展期，这4个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彼此间水平差距如何?这种差距是缩小还是放大了?已有文献未对以上问题进行解答。本文根据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从结构优化、稳健有效、民生共享、资源环境和创新素质等5个维度构建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GPCA)法对北上广深4个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进行动态综合评价，这可为理解中国经济发达城市的经济增长过程提供一个全新视角，也可为政府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政策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
1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学术界对经济增长质量概念内涵的界定主要基于两个视角:(1)从狭义的视角，如卡马耶夫(1983)［1］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可以等同为经济增长效率。我国学者王积业(2000)［2］认为经济增长应是数量扩张和质量提高的统一发展，要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但更多的学者(RobertJ.Barro，2002;刘树成，2007;李永友，2008;钞小静、任保平，2011;董晓远、廖明中，2013;李娟伟、任保平，2014;广东省统计局课题组，2014)［3－9］倾向从广义角度来理解经济增长质量，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相对于经济增长数量而言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包涵与经济增长数量紧密相关的社会、政治、生态等各方面的因素。钞小静、任保平(2011)依据中国经济转型的实际问题，将经济增长质量界定为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内容，分别是经济增长的结构、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以及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等4个维度。李娟伟、任保平(2014)从效率、稳定性、经济结构、生态环境代价、国民素质以及成果分享性6个维度构建了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广东省统计局课题组(2014)认为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应包含经济结构优化、产业转型升级、科技进步、经济质量效益提升、民生福利改善、生态环境的改善等方面内容。
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按照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并结合数据的可得性及在城市间的可比性，从经济增长结构优化、经济运行稳健有效、民生改善成果共享、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创新驱动素质提升等五个维度共选取33个代表性指标构建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经济增长结构优化(以下简称结构优化)维度分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金融结构3个分项，共设置10个指标;经济运行稳健有效(以下简称稳健有效)维度分运行效率和运行稳健两个分项，共设置6个指标;民生改善成果共享(以下简称民生共享)维度分民生改善和成果分配两个分项，共设置7个指标;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以下简称资源环境)维度分资源利用和环境代价两个分项，共设置5个指标;创新驱动素质提升(以下简称创新素质)维度分创新投入和环境及创新成果两个分项，共设置5个指标。
2主要指标说明与数据处理过程
2.1主要指标说明结构指标中，工业化率用非农产业就业比重来衡量;二元对比系数以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非农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之比表示，二元反差系数用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之差的绝对值表示。消费率和投资率分别用国民经济支出法核算的最终消费率和资本形成率表示。存款额/GDP和贷款额/GDP分别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与GDP之比表示。效率指标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使用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因黑龙江、贵州、云南、、青海、宁夏缺少全社会从业人数未进入计算)和广州深圳的面板数据，根据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得到。劳动生产率用实际GDP除以全社会从业人数表示。资本生产率是利用实际GDP与资本存量之比表示，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计，基期资本存量由基期投资额除以年均投资增长率和资本折旧率之和而得。土地产出率用GDP除以建成区面积表示。稳健指标中，通货膨胀率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表示。经济波动率用(本年经济增长－上年经济增长率)/上年经济增长率来表示。民生指标中，人均可支配财力用公共财政预算支出除以常住人口表示。劳动者报酬占比用国民经济收入法核算的劳动者报酬比GDP来表示。城镇居民高低组收入比用城镇家庭20%高收入组与20%低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表示。创新指标中，R＆D经费支出占GDP比例用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简称R＆D)经费支出占同期GDP的比例表示。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指每万人拥有经国内外知识产权部门授权的发明专利件数。
2.2数据的选取与处理过程文中各指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查询、《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广州统计年鉴》、广州人口普查资料、《深圳统计年鉴》、《北京卫生年鉴》和《深圳社会建设统计年鉴》。对于部分缺失数据，如2013年北京单位GDP能耗用能源消费总量除以实际GDP(以2010年为基期)得到，1999～2000年北京单位GDP电耗按全社会用电量比当年GDP而得，2013年北京单位GDP电耗按全社会用电量比实际GDP(以2010年为基期)而得，2011～2013年北京工业废气排放量根据其与工业废水排放量的相关关系估算。2000～2004年广州单位GDP电耗按全社会用电量除以当年GDP计算，2000～2001年广州单位GDP能耗根据其与电耗间的相关关系估算，2001～2004年，2006～2009年，2011～2013年广州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依据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推算而得，2001～2003年广州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用广东省固资价格指数代替，2000年用中国固资价格指数代替。2000～2004年深圳单位GDP电耗按全社会用电量除以当年GDP计算，2000～2004年深圳单位GDP能耗根据其与电耗间的相关关系估算，2001～2013年深圳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用广东省固资价格指数代替，2000年用中国固资价格指数代替。2000年深圳平均预期寿命、2000～2001年深圳R＆D经费支出占GDP比例、2004年深圳劳动者报酬占比、2013年深圳投资率和消费率、2013年深圳城镇居民高低组收入比依据移动平均的方法进行估计。对于异常数据，如2008～2009年上海建成区面积根据2007～2010年间的平均增速进行调整，将2013年上海建成区面积调整为1563平方公里，2011～2012年则根据2010～2013年的平均增速进行调整。2000～2004年深圳恩格尔系数根据其与广东省城镇恩格尔系数相关关系进行调整。对于计算资本存量时资本折旧率的选取，参照张军等(2004)［10］的研究标准取值为9.6%。对于适度指标，投资率和消费率分别取其适度值为0.38和0.6(项俊波，2008)［12］，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取102为其适度值。最后，使用极差法对所有基础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3全局主成分分析
3.1数据有效性检验本文利用GPCA法进行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合成，将2000～2013年北上广深四城的指标数据分5个维度按年份纵向排列建立起时序全局数据表，使用极差法对所有基础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后，对每个维度各自进行GPCA合成出维度指数，再将这5个维度指数合在一起进行GPCA(也用极差法对各维度指数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经济增长质量的总指数。进行GPCA前，对5个维度及最后总指数的数据表进行KMO取样适当性度量和Bartlett检验来检验数据有效性，本文数据均通过了检验，适宜做GPCA，检验结果见表2。
3.2提取主成分及确定指标权重通过数据有效性检验后，分别对5个维度及总指数进行GPCA，提取主成分，确定基础指标和维度的权重。5个维度及总指数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及累计方差贡献率的计算结果见表3。根据特征根大于1的选取原则，结构优化维度选取前3个主成分，稳健有效维度和民生共享维度各选取前两个主成分，资源环境维度、创新素质维度及总指数各选取第一个主成分。利用GPCA计算出的因子载荷矩阵，计算各基础指标在合成维度指数中的权重以及维度指数在总指数中的权重。各基础指标在合成维度指数中的权重以及各维度指数在总指数中的权重的计算公式。公式中，i代表第i个主成分，t为根据选取原则选取的主成分个数。各基础指标在维度指数中的权重以及各维度在总指数中的权重结果见表1。各维度指数在总指数中的权重由大到小分别为民生共享0.306、创新素质0.3016、结构优化0.2457、资源环境0.2076和稳健有效0.1775。民生共享和创新素质维度权重列前两位，对各城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最大，结构优化和资源环境维度的影响也较大，稳健有效的影响稍弱。各维度的权重相差不大，且均为正的影响，说明任何一个维度上的优化，均可对各城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提高有正向影响。
3.3北上广深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2000～2013将无量纲化处理后的基础指标数据使用表1中的权重数据加权加总，可以得到5个维度的得分，随后使用无量纲化的维度得分及其权重算出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得分。各维度得分和综合得分分别以2000年四城中的最低值为100，其他值按与该值的比例进行换算，最后得到如表4所示的各维度指数和总指数。
4数据结果分析
4.1四城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大幅提升如表4中数据及图1所示，四城的经济增长质量总指数均呈现不断上升态势，而且提升显著。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总指数水平分别由2000年的331、100、136和271增至1013、727、637和771，增长最快的是上海，13年间增长6.27倍，年均增长16.5%，其次是广州增长3.68倍，年均12.6%，再次是北京增长2.06倍，年均9.0%，最后是深圳增长1.85倍，年均8.4%。从维度指数上看，四城的各维度指数也呈上升态势。创新素质维度指数的平均增速最高，为10.4%;其次是资源环境维度，增速为9.4%，稳健有效维度、民生共享维度、结构优化维度指数年平均分别增长5.1%、8.6%和6.3%。图1北上广深经济增长质量总指数(2000～2013)
4.2四城间呈现梯度性和阶段性差异由图1可知，北上广深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存在差异，呈现出明显的梯度性，在不同的阶段，梯度的组成城市形成“前二中分化后三”的变化特征。从历年总指数水平的首末值可见四城间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差距。首末值差距的绝对量逐年增加，相对量下降。2000年，排名第一的北京比排名第四的上海高出231点，是其3.3倍。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创新素质和民生共享维度上，创新素质维度方面，北京的R＆D经费支出占GDP比为4.92%，上海只有1.61%，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北京每万人0.79件，上海是每万人0.19件，而在民生共享维度的7个代表性指标方面，北京均优于上海。2013年，第一的北京比第四的广州高376点，是其1.6倍，北京在结构优化、创新素质和民生共享这3个维度远远优于广州。2000～2002年，北京和深圳两者的总指数平均值约为333，上海和广州的只有约为133，相差200个点，因此可将四城的经济质量水平分为两个梯度，北京和深圳处于第一梯度，两者间差距不大，平均约61;上海和广州属第二梯度，两者间差距更小，平均为19。2003～2007年，深圳的质量水平增长缓慢，与北京的差距越拉越大，平均差距达到150多点，从第一梯度中掉队，而同期上海增长迅速，从212增至453，3年间增长1.14倍，快速赶上深圳，与深圳形成第二梯度，广州则从2003年与上海持平到2007相差110点，成为第三梯度。2007～2013年，前一阶段后期形成的北京第一、深圳上海居二、广州第三的三梯度格局维持稳定，四城排名情况没有变化，但近六年来四城总指数平均增速的差异反映出后列城市的追赶态势。近六年来北京、深圳、上海和广州的平均增速分别为7%、8%、9%、11%，广州的增速比北京高出4个百分点，显示出追赶的强劲动能。
4.3四城经济增长质量差异的收敛前段中提到，四城间历年总指数首末值差距相对量下降以及后列城市广州的平均增速高于北京，这两个事实有助于回答前文中“差距是缩小还是放大了?”的问题，此处通过计算2000～2013年四城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的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σ系数①来考察四城经济增长质量的差异问题(见图2)，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回答。由图2可以看出，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σ系数表示的2000～2013年四城经济增长质量差距分布呈现清晰的趋同和收敛态势。2000～2005年间，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和σ系数都较大，表明四城经济增长质量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各系数都一致显现出快速缩小的趋势，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和σ系数分别由2000年的0.25、0.52和0.81减小到0.14、0.31和0.43，四城间经济增长质量的差异在较高速率和相当程度上得以缩小。2005年后，各系数的变动依旧是朝向收敛态势发展，下降速度却有所放缓，说明四城间差异在进一步缩小，而在短期内则不会完全消除差异的存在。进一步对各维度指数的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σ系数的考察表明，各维度对总指数差异收敛产生的作用不一。资源环境维度的差异缩减力度在五个维度中最大，成为推动总指数差异收敛最主要的力量，其基尼系数由2000年的0.39持续缩减到2013年的0.04(变异系数和σ系数变动与基尼系数一致)，2013年北京、广州和深圳的资源环境维度指数只相差10点左右，几无差异。创新素质、民生共享、稳健有效维度对总指数差异缩减的作用依次递减，总体上各维度差异都在减少，但各自变动趋势存在差别。创新素质维度的差异总体上持续缩减，只在2006年、2010年和2013年有些微扩大。民生共享维度的差异在2000～2002年间有所扩大，2002～2005年快速缩小，2005年后只有微小缩幅。稳健有效维度差异变动呈现波浪式趋势，2003年后属微风细浪型，2009年后差异逐渐减少。结构优化维度的差异分布各系数在2000年和2013年几乎相同，说明结构优化维度对总指数差异收敛未起到积极作用。
4.4四城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空间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离不开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经济运行效率提高和过程稳定、经济福利不断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和生态环境代价降低以及经济增长潜能的不断增强，结构优化、稳健有效、资源环境、民生共享和创新素质等任何一个维度水平的提升，都有利于推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经济质量增长，但各城增长质量提升的关键点应因城制宜，各有侧重。从近年四城各维度指数水平的比较结果看，北京的结构优化、民生共享、创新素质等维度排第一，资源环境维度相较深圳广州并无优势，而稳健有效维度排在四城最后，因此应重点着力提高经济体系的投入产出效率，注重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同时应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深圳结构优化维度排最后，第三产业比重、消费投资结构的合理性方面落后于其他三城，在金融发展上落后于北京上海，因此深圳在产业结构、需求结构、金融发展上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同时在稳健有效和民生共享方面，深圳应关注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加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上海在资源环境维度上落在最后，应重点加强节能环保力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工业三废等污染排放物。上海的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R＆D经费支出占GDP比、人均受教育年限以及劳动者报酬占比、人均GDP、失业率等指标均落后于北京深圳，有较大提升空间。而广州在创新素质、民生共享和结构优化等维度上均需加力追赶。
5结论
关键词：本土会计师事务所 做大做强
一、引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资本市场和金融服务业的不断发展，迫切需要一批能够承接大型企业会计、审计服务并具有相当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时度势，于2007年5月26 日，了《关于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的意见》指出“用5至10年的时间，发展培育100家左右具有一定规模、能够为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提供综合服务的事务所，在此基础上，发展培育10家左右能够服务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提供跨国经营综合服务的国际化事务所”，同时还了《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指南》。这两份文件的，标志着注册会计师行业在深入实施行业人才战略、准则国际趋同战略的基础上，全面启动了行业发展的第三大战略――做大做强战略；2009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又转发了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若干意见》；2010年4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印发《会计师事务所合并程序指引》，指导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工作；日前财政部又接连《会计师事务所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关于科学引导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规范发展的暂行规定》、《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三部新规，助推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 “做大是基础，做强是核心，做出去是标志。”自2007年以来，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土所）在中注协“做大做强”的战略引导下掀起了合并潮，特别是大所与大所之间的“强强联合”不断涌现。如2008年1月16日，中瑞华恒信会计师事务所、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成立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后拥有1000名注册会计师和24家分所；并在2008年至2010年连续三次《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百家信息》中排本土所第一名。上海立信长江、北京中天华正、广东羊城等组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管理有限公司；万隆和亚洲合并成立万隆亚洲会计师事务所等，还有更多的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实现做大做强。纵观2007年至2010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关于2006-2009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以下简称为“前百家”信息），虽然国际四大所仍稳稳地占据着前四名的宝座，但本土所也在一步一步的做大做强，本文通过对“前百家”信息的分析，从总收入、从业人数（包括注册会计师、领军人才）、平均注册会计师创造收入和注册会计师的学历结构四个方面变化情况来加以说明。
二、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比较
（ 一 ）“前百家信息”中本土会计师事务所总收入与国际四大所比较 从（表1）看，总量上，“前百家”信息中，本土事务所的总收入总额基本呈上升趋势，除2007年合并整顿过程影响有所下降外，2009年达到“前百家”总收入总额的55.70%，扭转了国际四大所一直占“前百家”总收入总额过半的历史。从（表2）看，2007年度事务所联合合并后，“前百家”信息中居于本土所第一位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总收入为5.05亿元，占排名首位的普华永道中天总收入19.22%，2008年至2009年仍在持续上涨，到2009年时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总收入达87205亿元，占排名首位的普华永道中天总收入33.82%，比2006年翻了两番。而2006年度最大的本土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占当时排名首位的普华永道中天事务所总收入的比例仅为10.79%，占当时排名第四的国际四大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也只有17.76%。
（ 二 ） “前百家信息”中本土所从业人数、注册会计师人数、领军人才与国际四大所比较 如（表3）所示。2006年，“前百家”中本土所从业人员人数28382人，大约是国际四大所的2倍，而注册会计师13048人，却是国际四大所的7.8倍，国际四大所中每8.5个从业人员才配有一个注册会计师，本土所每2.2个从业人员就配有一个注册会计师，这说明本土所注册会计师人数比例相对要高，也说明本土所在做大做强上是很有潜力的。从2008年到2009年国际四大所和本土所分别都在裁减从业人员人数，而增加注册会计师人数，提升职业队伍素质，本土所的这一利好结构更加优化。再看领军人才，2006年，本土所的领军人才只占到注册会计师人数的0.35%，而国际四大所的领军人才却占到注册会计师人数的0.72%，是本土所的两倍多，这也可以说明当时本土所的职业队伍素质还比较薄弱，经不断培育，2009年本土所的领军人才占到注册会计师人数的0.72%，超过国际四大所。
（ 三 ） “前百家”信息中本土所平均注册会计师创造总收入与国际四大所比较 如（表4）所示。（表4）中，近两年国际四大所平均注册会计师创造收入逐年呈大幅下降趋势，2008年同比指标比2007年下降13%多，2009年同比指标比2008年又下降将近23%；而本土所从2006年到2009年平均注册会计师创造总收入逐年递增趋势，平均年增幅达11%多，这说明本土所注册会计师队伍的业务实力在逐步增强，并与（表1）相对应，本土所总收入总额占“前百家”总收入的比例也逐年的增加。那么本土所平均注册会计师创造总收入与国际四大所相比较，其结果就不容乐观，后面再叙述。
（ 四 ） “前百家”信息中本土所注册会计师学历结构与国际四大所比较如下（表5）和（表6）所示。在（表6）中，暂先不将本土所注册会计师的学历结构与国际四大所比较，从2007年至2009年本土所中注册会计师学历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到本土所中学历在硕士（含双学历）的人数比例由2007年6.59%增加到7.52%；博士以上学历的人数也由0.40%增加到0.43%，增幅虽然不大，也说明本土所注册会计师学历层次在逐步提高，素质在不断增强。那么本土所学历结构比例与国际四大所相比，其结果还是不容乐观，相比仍较其滞后，下面将详细论述。
三、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比较分析
（ 一 ）收入规模与职业队伍整体上的差距还是从前述（表1）来分析，前百家总收入额中虽然本土所的总收入比例呈增加的趋势，并且2009年本土所的总收入占“前百家”总收入的比例已经过半，但从事务所的数量来讲，本土所有96家，而国际所有4家，是“96”与“4”进行比较的，如果将本土所单独拿出某一家与国际四大进行比较，其结果就不是那么理想。如正在强大起来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2009年年度业务总收入87205万元，这个金额只是当年第一位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年度总收入257843万元的三分之一。不到当年第四位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年度总收入196064万元的一半，那么其他事务所的同比比较结果就是显而易见。2007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提出“用5至10年的时间，发展培育100家左右具有一定规模、能够为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提供综合服务的事务所，在此基础上，发展培育10家左右能够服务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提供跨国经营综合服务的国际化事务所”。“前百家”中本土所前10家事务所2009年总收入合计531724 万元，平均数只有53172万元，超过平均数只有3家，低于平均水平的有7家，而第四位国际四大所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年度总收入是其3.6倍，第一位国际四大所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年度总收入将近其5倍，所以本土所中的大所在收入规模上仍不够大。如（表7）所示。2006年至2009年，四年来，“前百家”中国际四大所平均每所注册会计师人数逐年增加，2009年达727人。本土所中前十家平均每所注册会计师人数也在飞速增长，2009年也达751人，超过国际四大所，这一数字与2006年相比，翻了一番多。但是，前十家中，超过这一平均数的只有3家，低于平均水平的有7家，如果把前百家中其他86家本土所加进来，平均每所注册会计师人数按最多的2009年度看，只有200多人。接着分析从业人员人数，四年来，国际四大所平均每所的从业人员在3500多人以上，最多达到4500人，而本土所的前十家平均从业人员目前刚过千人，要是按前百家中96家本土所平均，平均数就更少得可怜。“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所以，本土所职业队伍整体上还很单薄。
（ 二 ）注册会计师资质能力存在的差距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本土所平均注册会计师创造总收入较低。前述（表4）中，单纯纵观本土所，平均注册会计师创造总收入从2006年至2009年逐年在增加，但是本土所平均注册会计师创造总收入最高时的2009年是56.79万元，与国际四大所平均注册会计师创造总收入最低的2009年的314.08万元相比，只占其18.08%，还不及五分之一。要与其最高时的2007年平均注册会计师创造收入的468.33万元相比，仅有八分之一多一点。而且这些本土所是排名在百名之前的事务所，除此之外的6000多加事务所其平均注册会计师创造收入就更低了。二是本土所中注册会计师学历结构不太优越。从前述（表5）和（表6）中，可以看出自2007年至2009年三年中，本土所注册会计师中本科及以下学历者年均占到93%以上，也就是本土所中注册会计师学历层次大部分在本科及以下，而国际四大所本科及以下学历者三年中年均73%，所以国际四大所中坚力量的注册会计师学历层次在硕士（含双学历）三年中年均占到27%，本土所中注册会计师这一层次比例却仅占7%。本土所高层次学历的注册会计师虽逐年在增加，但最近一年增幅较高也只有0.73%，而这一年国际四大所同比增幅是5%多。说明本土所高学历层次的注册会计师太少并且增长幅度太慢。
四、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的策略
（ 一 ）“强强联合”仍是事务所做大做强的“终南捷径” “强强联合”犹如资本集中。从前述可以看到，前百家中即使本土所的前十家，其各项指标与国际四大所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要想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展国际化事务所，“强强联合”可以说是一条“终南捷径”，要想在较短时间内培养具有一定规模、能够为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提供综合服务的事务所，“合并”也是重要途径。通过合并可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吸收更多人才，增强抗风险的能力，增加分支机构数量，取得更多业务资格、扩大业务范围，提升市场占有力。回顾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五大”是经过无数次合并才最终形成的,这一事实为中国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合并扩大规模提供了经验证据。但是合并过程同时也存在合并矛盾、合并风险和合并成本。如何来协调合并矛盾，达到“1＋1＞2”的效果，是“强强联合”的关键。陈毓圭秘书长多次强调，“合并只是做大做强的第一步，合并后的整合和提升才是实现做强的关键”，事务所合并应做到理念、文化的合并和提升；制度、管理的合并和提升；战略、资源的合并和提升，只有这样，合并才能实现“1＋1＞2”的效果，才能避免“形似神散”的局面。
（ 二 ）加强内部治理机制建设是事务所做大做强的“关隘瓶颈” 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情况的好坏对其能否做大做强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于通过合并而做大的事务所。它是事务所健康运转和稳步发展的基础，有利于提升会计师事务所的核心竞争能力。可以说，内部治理是否完善对事务所是否能做大做强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事务所治理结构不完善，即使某一事务所在某一时期拥有再多的客户、创造再多的业绩，也会因某个治理环节的漏洞而导致整个事务所毁于一溃，这是有历史例案的。因此深圳会计师事务所从多年的现实中认识到“要从生死存亡的高度认识事务所内部治理机制建设”。一般来讲，事务所内部治理包括管理制度的制订及执行、内部部门的设计及职能分工的合理性、薪酬分配及奖惩机制、人员管理等诸多方面。对于通过合并而做大的事务所，其内部治理，首先就是要建立健全各项内部管理制度，特别是合伙协议和利益分配制度及内部质量控制制度。建议各级层注协将事务所合伙协议、内部管理制度的检查纳入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的范围，从制度层面找出执业质量问题的根源，督促事务所加强内部治理机制的建设。
（ 三 ）提高职业队伍的专业业务素质 国以才治、业以才兴。无论什么竞争，最终都表现为人才的竞争。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失去了人才，就意味着失去了市场。加强对职业队伍业务素质的提高，不仅对注册会计师，还包括其他从业人员专业业务胜任能力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加大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培养具有很强的英语能力、能承担大型国际业务的“国际型”高级专业人才。一方面加强高校注册会计师专业的教育，高校教育是注册会计师综合素质、发展潜力的培养；另一方面加强注册会计师后续教育，建立各级注协和会计师事务所协调统一、分工有序、相互配合的培训组织体系。此外，组织注册会计师国内、国际之间相互考察学习、举办专业讲座等交流活动，开阔注册会计师的视野，学习国内、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好的管理经验和做法。
（ 四 ）强化质量监管质量监管是实现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的手段，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根本宗旨是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只有取信于公众，行业才有生存的条件，才有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一方面行业组织继续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实施定期检查的制度，对检查中发现的存在严重执业质量、不顾执业质量恶性低价竞争、内部质量管理失控及乱设分支机构的会计师事务所加大惩罚力度；第二，国家审计机关应对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实施监督，国家审计机关可以充分发挥其所代表的国家权力对相关违规违纪行为的揭发、惩处，使惩罚更具有权威性、震慑力，为提高注册会计师执业质量施加压力，为事务所做大做强保驾护航。只有合法合规的执业行为才能为事务所做大做强营造“绿色环境”。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要取得国际话语权，本土所必须要走向国际市场，这就要求进一步将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使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能够参与国际会计市场竞争，能够为境外及国际公司签署报告。因此做大做强任重而紧迫。
参考文献：
关键词：经济结构；转型；金融支持；金融模式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A
2008年上半年以来，中国出现了自1994年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此次通胀表明中国以高投资、高消耗、高外部依存、低权利、低福利为本质，以追求GDP速度为目标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事实上，无论中国的理论界还是经济的管理者，在国际金融危机来临之前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了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隐患所在，且开始给经济降温，试图在温和的增长环境中实现转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作为全球产业链的末端的四川，处于中国产业链末端的现状极可能使其成为发达地区落后产业的承接者。因此，如何把握此次世界经济大调整的机遇，避免重增长、轻效益，重速度、轻质量而导致的盲目承接，对目前四川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尤为关键。
一、四川经济结构的现状、特点及问题
近几年，通过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加快城乡统筹等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四川国民经济综合指标得以快速增长,同时经济结构也有所优化，如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城镇居民的消费逐渐从舒适型向发展性、享受型转变，农村居民的消费逐渐从侧重量向注重质的提高转变，消费热点中的服务含量明显增加，社会消费需求的GDP比例由1997年的35.5%上升到2008年的39.2%；对第三产业的投入也在不断加大，城镇化率从2005年的33%提高到2010年的40.18% 等。但是，由于长期存续的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现有经济结构中还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
（一）需求结构
对四川而言，由于地处内陆，需求结构失衡的特征有别于中国其它地区，主要表现在投资需求过大，消费和出口不足而收入分配不合理。
1.投资增速过快，消费、出口拉动不足。进入新世纪以来，四川的最终需求结构中，投资所占的比重提高得十分迅速。2000年，四川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2.14%，而2010年已高达204.7%。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大幅增加，从2000年的35%至2009年已经超过了80%，而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保持在39%左右，仅2009年达到40.49%（见表1）。由于投资消费比例远高于其它地区，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四川、广西、甘肃、宁夏、黑龙江等10个省份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30%，上海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到1%。从社会商品零售额看，东部地区占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最高，四川所在的西部增速虽快于东部。但是，从绝对额来看仅高于东北地区。出口虽然近几年增长迅速，但GDP的占比仅为7%左右，而浙江、广东、江苏，其净出口相对GDP的规模分别达到23.32%、18.58%和12.16%，可见四川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低于发达省市。
2.收入分配失衡。随着四川经济的不断增长，居民收入在逐年上升，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在逐年下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GDP的占比从2007年的85.85%下降到2010年的74.23%，下降了11.6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GDP的占比从2008年44.0%下降到2010年39.5%（见表2）。与其它地区相比处于城乡居民收入处于最低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东部的63.47%，农村居民纯收入仅有东部地区的51.37%，低收入省份大都集中在四川所处的西部。由于居民收入直接影响到居民的消费、储蓄和投资行为，而需求结构最终是以投资、消费和出口构成的。因此，收入分配的失衡将加剧投资消费比例的失衡，使得需求结构更加不合理。
（二）产业结构
2010年四川省人均GDP达到了20 828元，已经步入了工业化的中前期阶段。随着工业化中前期的到来，四川高度依赖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使产业结构呈重化工业结构的特征尤为突出。2010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从2009年的15.8:47.4:36.8改变为14.7:50.7:34.6，全省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占全省GDP的6.08%、50.6%和34.62%，其中工业占GDP的比重为43.35%，对经济的贡献度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从2007年的5.6%和34.9%下降至2010年4%和25%，而第二产业却从2007年的59.5%上升至2010年的71%（见表3）。与此同时规模以上工业中，重工业占全部工业的比重达到68%，比2009年还高0.1%，很显然产业结构不但没有优化反而更加重型化。与全国其它地区相比，重型化现象也最为严重，第一产业的比重远远高于东部和东北与中部地区持平，第二产业高于东部地区，第三产业低于东部和东北部，表明了四川省的产业结构优化进程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的矛盾更为突出。
（三）要素投入结构
四川要素投入结构问题表现在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资本要素的高度投入，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突出，劳动者素质和管理水平较低，自主创新能力弱，加之四川单位GDP能耗高，2008年四川省单位GDP能耗1.381，同比下降3.55%，全国单位GDP能耗1.102，同比下降4.59%，单位GDP能耗水平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下降速度也慢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代表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处于下降趋势，全要素贡献率从2001年的31.8%下降为2008年的23.7%（见表4）。这种投入型经济增长模式其运行的客观规律必然使得企业生产成本长期高企，加之四川目前CPI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①，如果不改变这种要素投入结构则可能导致四川经济处于“滞涨”状态，同时也会使四川的产业长期沦为全国产业分工的低端，进一步制约着居民收入增加和内需扩大，阻碍经济结构的调整。
（四）城乡结构
四川省城乡结构的问题也就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问题（见表5），主要表现为四川城镇居民生活平均水平已经达到小康，但占人口比例59.82%的农村居民仍处于温饱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巨大，四川省城乡居民收入基本上相差3倍以上②，如果考虑到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服务的因素，城乡差距则远远高于这一水平，而且这种差距还在逐年扩大。 这种状态既是四川省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四川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要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
二、四川经济结构转调整中的金融效率分析
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转化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与协同发展，如何发挥金融资源引致的优胜劣汰机制，顺利实现四川经济结构的转型是本课题研究的核心内容。针对前述的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四川省加大了金融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支持力度。首先，融资总量增加。2006-2009年全社会共实现融资10 368.8亿元，是整个“十五”期间的3.3倍；其次，融资结构在优化。2006-2010年包括债券和股市在内的直接融资快速发展，年均增长114.15%，高于新增贷款平均增速45.20%；再次，信贷结构在优化。主要体现在：一是为了改变需求结构失衡，增加了消费资金投入，如个人消费贷款新增815亿元，占新增贷款总计的19.59%，比2006年提高5.56个百分点；二是为了改变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状况，加大了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如2009年人民币新增贷款中第三产业贷款占比为49.36%，较2006年上升了15.4个百分点；三是为了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大了对中小企业、“三农”等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力度。2009年，全省新增人民币中小企业贷款1 685亿元，占全部企业贷款新增额的56.5%；新增人民币农业贷款占比逐年提高，2009年达到7.07%，比2006年大幅提高5.19个百分点。但是，要实现传统经济结构的转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与发达国家甚至我国其它地区相比，金融支持力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一）金融发展滞后，金融深化程度不高
通常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发展程度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是金融相关比率③；一是金融效率。从金融相关比率来看，四川省金融经济化程度在逐年提高（表6），金融相关率从2007年的225.37%上升至2010年的302.02%，说明金融已逐渐成为推动四川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金融效率来看，四川省金融效率不高，体现在：一是金融规模弹性系数为-0.3474低于全国0.94的平均水平④，而天津、江苏、浙江、福建等东部沿海地区均高于1⑤，说明四川省金融规模的增长对实体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强；二是金融资产使用效率不高。四川省人民币各项贷款年平均增加937.66亿元，年均增速为14.80%，略高于全国平均增幅0.38个百分点，高于西部整体平均增速0.43个百分点。但是，10多年来存贷比却在逐年下降，1999年为100.04%，而到2010年已降为63.88%，降幅达36.16个百分点（表7）。如此大的降幅表明长期以来四川对本地的筹资没有用够，资金外流严重。如果按照商业银行75%的存贷比规定计算，四川在政策内可利用的资金还有3 392.38亿元，这还没有考虑到派生存款的作用。 这与四川很多企业、行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及科技创新企业资金极具匮乏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充分说明四川金融市场效率低下，投融资体制落后，金融深化弱化，没有充分发挥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二）金融资源使用效率与需求结构的改善
四川高投资、低消费的需求结构特征十分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四川实体经济投资过度。四川才刚刚步入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巨，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占比为14.7%，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和我国东部地区的6.4%，产业投资还存在很大的空间，但为什么还说投资过高而消费不足呢？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分析，发现由于四川全要素生产率（TFP）对GDP的相对贡献度很低，造成了四川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投资拉动，而TFP贡献率低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资金使用效率不高。TFP是经济增长率减去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投入增加对增长的贡献率的余额，通过对1985-2004年四川省各项相关指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数模型等方法的分析，得出四川省资本产出弹性为0.867，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0.133，固定资本平均贡献率为15.14%，劳动力贡献率为0.16%，科技平均贡献率为0.49%。这充分说明了四川省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资本的增长拉动，属典型的粗放经济增长。也说明了为什么2009年四川各类金融资源总量指标排位相对靠前如存贷款余额居第7位，沪深市场股本发行额和保费收入排第6位，而经济总量却排在第9位的现象。
从微观层面看，四川资金使用效率也较低，200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流动资产周转次数为2.0次，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但在GDP过万亿的14省市中处于最低水平。从纵向变化看，近年来四川的资金使用效率也在逐年降低。“十一五”期间，融资的产出效率指标(GDP／融资量)在2005年达到12.73的峰值后逐年迅速回落，到2009年单位资金的产出仅有2.84，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资金要素“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特征。 TFP贡献率低，说明了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当。长期以来由于四川省处于中国产业链的末端，主要面临低端市场发展生产，即便是比重不大的出口，也是为国际低端市场服务，生产经营粗放，没有形成消费升级和经济结构升级的联动机制，导致了四川省产业分工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这种分工模式既推动了四川经济规模持续较快增长，又造成了需求结构失衡、经济结构转型相对迟缓。
（三）金融资源配置不当，影响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正面引导
金融资源在各产业间的合理配置过程即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过程，从四川省近几年的情况来看，GDP增长与投资增长率、投资结构均具有较大的相关性。四川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变动趋势，与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随着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的稳步提高，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比重也在稳步上升。2006-2010年，即“十一五”期间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一直稳中有升，从2006年的58.1%上升至2010年的65.8%。 尽管如此与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第三产业发展还是滞后，就其原因除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外就是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由于资金对实体产业的选择上没有完全按照优胜劣汰的机制配置，使得资金的产出效率低下。
从四川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变动情况来看（表8），2000年至2010年单位投资额对GDP增加额的平均系数为1.42，这个产出效率明显低于东部地区，而江苏省1995年至2002年单位投资额对GDP增加额的平均系数为3.02（2004年傅进），说明四川金融市场不够成熟、金融资源价格没有充分实体经济信息，影响了金融资源在微观层面（如企业）上的优化配置，导致资金产出效率低下，出现了投资增加而产出下降的局面。
（四）资本市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20年以来，四川省资本市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不规范到逐步规范的发展历程。截至2010年年底，四川省共有境内外上市公司90家，累计实现融资216.8亿元。从三次产业结构的角度看，四川省资本市场主体产业结构合理。截至2010年上半年，四川省三次产业市场主体数分别占市场主体总数的2%、15%、83%。同时三次产业注册资本（出资金额）分别占市场主体注册资本（出资金额）总量的3%、36%、61%。一、二、三产业户数和注册资本同时呈三、二、一序列，说明资本市场在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优化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与东部相比整个市场规模过小，2010年年底四川省共有境内外上市公司仅占全国2 039家的4% ，而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相应的筹资额也大大弱于东部地区，四川省年内股票筹资额仅为全国股票筹资额8 955亿元的2.42%（表9），而北京、广东、上海三地筹资额合计就占了全国股票筹资总额的一半。这充分说明四川省资本市场与东部地区相比资本市场发展滞后，对国民经济的渗透力不够，经济证券化率偏低。从具体的行业分布来看，主要还是集中在传统产业，如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四大行业，分别占市场主体注册资本（出资金额）总量的19.94%、18.33%、12.25%、12.02%，相加共占总量的62.54%，而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高科技领域上市公司偏少。这种行业的分布一方面与四川省的经济结构高度相关，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四川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五）缺乏科技与金融结合的融资机制，增加了要素投入结构优化的难度
从金融的角度来分析四川省要素结构失衡的原因与科技投入严重不足，缺乏科技与金融结合的融资机制有极大的关系，这可以从四川省对科技产业的投资额度看出。如最能反映科技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的R&D指标，其投入经费增速2008年为16.6%，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3.2%，2009年R&D经费投入强度1.52%⑥，居全国第10位，也低于陕西、湖北等其他省市。金融机构贷款在四川大中型企业科技活动经费筹资额中的比重不到7%，80%以上是靠企业自己投入。又如2008年四川省“7+3”优势产业投资比同期投资慢2.2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是能源电力、钒钛钢铁、生物工程等投资减缓，其中生物工程投资下降11.8%。由于以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服务、批发零售业等生产业发展滞后，2008年四川省这三个行业占服务比重为20.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6个百分点，而生产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的主要源泉，其发展滞后导致了2008年四川省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7.8%，其中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4.2%，也成为四川省科技产出能力薄弱的主要原因。2008年四川省人均技术市场总交易额比全国平均低149元，技术市场交易总额在全国排13位，低于西部的重庆市和陕西省，科技活动产出在全国排位25，也低于很多西部省份，四川省在应用的科技成果中不到一半能产生经济效益，充分说明了产出的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科技供给与产业发展需求之间缺乏有效对接（见表10）。
（六）农村金融弱化，加剧了城乡结构失衡
与四川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相伴，四川金融也呈现出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体现在：一是金融机构数量少，金融功能弱化。城市金融机构几乎涵盖了所有类型，而农村金融机构只限于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及邮政储蓄机构。而仅有的这些金融机构也因为改制和商业化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不断弱化，大量国有金融机构撤出农村，农业银行网点逐渐收缩，对农村信贷的投放力度减缓，所占比例下降，决策权上收，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使得农村金融供给出现“真空”，据测算，按新农村建设未来十五年内全国平均每个农业人口需要投资约1 700-4 900元计，四川省有5 017万元农村人口则需新增资金投入852.89-2 458.33亿元，可见资金匮乏将成为制约四川省新农村发展的最大瓶颈。二是金融服务滞后。随着城乡统筹整体推进、农村金融需求日益多元化，而目前四川农村金融服务效率较低，服务渠道相对单一，大部分业务仅限于存款、取款、贷款和一般的汇兑，且重点还放在生产环节。对于日益增加的消费、理财、保障、咨询、信托投资等需求很难满足，而象租赁、票据融资、农产品期货等则基本处于空白，甚至还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空白乡镇的存在。三是农村金融创新滞后。首先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类型和数量少，即便有也偏离了服务农村的宗旨，如现成立了许多小额贷款公司，但在实际运行中它们的主要服务对象还是放在城市个体工商户，形成了借服务农村之名而无服务农村之实的现象；其次是缺乏创新金融工具，仅有的传统银行业务在服务方式、服务手段、服务途径上都极为的单一和狭窄，更不要说利用资本市场等直接融资渠道，即便是对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贡献的民间借贷，也因存在诸多问题没有获得合法地位，不能持续稳定的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四川经济结调整中金融支持的模式选择
上述分析表明经济结构调整中金融支持效率不高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资金的短缺，而是缺乏对资金流向新兴产业的实质性引导和使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的融资机制。深究其原因，一是作为现有金融市场的主体――银行，其信贷资金的配给机制是基于贷款风险和利息率的综合权衡，这使得一部分企业可以获得信贷支持，而另一部分企业即使愿意支付更高的利息也融不到所需资金，而往往得不到资金支持的企业都集中在农村、县域经济、农业、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二是受现有经济结构及发展模式约束，金融机构投资渠道狭窄，资本的内在逐利性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外在要求决定了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向一些资源型、高污染型行业，金融机构在践行社会责任与追求经济利益之间存在着两难选择；三是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直接融资渠道狭窄，股本融资不足，金融资源价格没有充分反映经济信息，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鉴于上述原因，在四川经济结构调整处于攻坚阶段的关键时期，建立以政策性金融为导向，商业性金融并举的金融模式，将成为经济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即通过政策性金融的引导，发挥商业性金融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金融机构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有效引导资金流向经济结构优化所需扶持的产业。如何实现以政策性金融为主导，引导商业金融的进入，在市场体系完善后，逐步让位于商业金融的金融模式，具体的措施如下：
（一）建立和完善四川地区金融机构组织体系
1.重点发展政策性银行。其经营不以盈利为目的，力求在四川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加大对经济基础薄弱地区的支持，为西部各地经济协调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2.在商业银行方面，赋予四川地区国有商业银行优惠政策。首先，改变我国各国有商业银行总行未考虑各分支机构地区间的经济差异而实行的过度统一的各项经营指针的核定机制和考核模式，改变即使是付出比东部分支机构加倍的努力，也很难完成总行指标的现象。其次，国有商业银行对四川地区商业银行应实行较为宽松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提高贷存款比例，实行财务倾斜和亏损补贴政策，积极支持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3.加速发展体制外民营金融成分。四川地区可以考虑以国有银行分支行为单位，吸收民营和外资成分，在充实资本金、优化产权结构的同时，可以改造成为总行控股或参股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同时，还可以发展地方性商业银行，形成四川地区区域金融中心，创造多元的银行组织体系。
4.大力发展西部投资基金。首先，可以建立四川发展基金，这是借鉴国外政府的作法。国外政府为促进本国落后地区的发展大都设立专门的基金进行支持。其资金来源可以通过发行由政府担保的四川各省发展债券进行融资。其次，发展四川产业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是指直接投资于产业领域的一种特定类型的投资基金，一般通过发行基金股份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公司，由基金公司委托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资产。该种基金还可以与国外的大财团联合发起设立，成为开发利用外资的一种有效途径。尤其在政府财政不可能负担大规模基础产业所需资金时发展四川产业投资基金是四川基础产业发展的可选之路。
（二）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1.稳定和扩大资本市场规模。国家应该批准更多的四川企业上市，上市资格得到优惠，这包括主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两方面。国家应考虑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避免本来市场规模就很小的西部欠发达地区上司公司总部还不断向发达地区迁移的现象。对四川给予相对优惠的上市政策，并培育出一批具有潜力和带动力强的公司上市。
2.发展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 地方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发展，关键要看是否形成了中小企业前赴后继，不断成长的良性发展机制，因此，国家应积极支持四川地区企业产权制度的创新，允许四川一些规范的，效益好的非上市公司筹集股票进行柜台交易，建立若干家规范的区域性场外市场。这些场外市场既可以扮演着“中转站”或“缓冲带”的角色,发挥着缓解场内市场(主板市场)压力的作用;还可以作为“购并板”和“重组板”发挥着优化企业产权结构的作用。并循此路径加快四川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建设。
3.积极培育四川各省市债券市场。在全社会融资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的现今，大力发展债券市场能起到分散融资风险集中度，减轻银行融资压力的作用。一方面，继续促进四川省地方债券的发行，有效调动起地方政府参与开发的积极性，开发具有四川特色的债券如旅游开发债券等，同时加强债券管理，通过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提高政府“可信承诺”和改善地方投资环境。另一方面，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四川企业发行债券。 允许愿意到四川地区投资的东中部企业先发行企业债券，并允许足够的比例用于东部地区，这样既可以调动东部企业投资西部地区的积极性，又可以适当分散企业投资地区单一的风险；既可发展四川债券市场，又可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本，提高使用效率，还可以扩大政府和民间投资，带动四川地区的发展。
4.大力发展三板市场和各种风险投资的金融组织，构建风险投资机制。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科技进步不仅仅体现在对科技产业投入的增长，科技的进步会渗透到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客观上可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资本产出效率的提高等等，这将会从源头上改变四川各省现有粗放经营的发展方式，优化投资与消费、轻重工业比例、促进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等，所以经济结构优化的过程可以说就是科技不断进步的过程。高科技企业通常是高风险的产业，需要有新型的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为之服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板市场和各种风险投资的金融组织，它们解决了传统金融无法解决的问题。能为四川产业结构的升级换挥传统金融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
5.研究、引导和规范民间金融。加强民间金融立法，制定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的法律法规，对民间借贷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交易方式、违约责任和权益保障等方面加以明确；对民间投融资契约实行登记备案制度，依法保护投融资各方的利益；打击非法的民间金融组织和行为，为合规民间金融拓展空间。
（三）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优化农村金融发展环境
1．打破了农村金融机构主体单一、垄断经营的旧格局，加快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设。对现有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要加大扶植和管理力度，给与政策优惠，让这些机构真正能将资金投入农村建设，并加强与其它金融机构合作，积极探索新型的适合农村经济的金融组织，解决目前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问题。
2．加快推动四川地区农村信用社改革。进一步减轻信用社历史负担，对前期处置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城市信用社风险间接转嫁的不良贷款，由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按一定的比例承接，进行剥离、核销或资产替换。有条件地降低农村商业银行准入门槛。
3．丰富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进一步将城市资金引入农村，将城市金融成熟的产品、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引入农村，为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有效金融支撑。
4．研究引导农村外流资金回流。人民银行对四川地区实可行优惠存款准备金和再贴现等手段，探引导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入，将城市资金引入农村，促进农村资金回流。
5．积极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进入市场，发展社区合作，安排发展农村地方信用，以减少交易费用和管理费用。政府可以一方面通过法律形式强调这种规范的合作金融是社区合作组织内部的，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并给予这些金融机构提供补贴，以帮组他们支付最初的管理费用并鼓励创新；另一方面可以引导这些社区合作金融组织承接政府支农资金以保证国家农业资金能够直接金融到基层村社。
（四）相关配套措施的建设
经济增长本身就是综合因素发挥的结果，利用金融发展促进四川地区经济增长，不仅立足于金融本身，还需要相关设施的建设。
1.信用制度的建设。市场经济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经济，而金融经济尤其如此，一个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不仅是金融支持经济的基础，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石，也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得不面对并破解的难题。所以，要加快信用体系的建设，整顿和优化社会信用环境，减少信用成本，是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
2.为四川地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中央政府应进一步下放地方政府的自，重点解决经济发展中制度供给主体的制度创新能力与创新激励问题，促使地方政府从分配上关心经济效率，最终加快排他性产权的确立和实施，从而为西部经济发展创造内在活力。
注释：
① 2011年上半年四川省CPI平均水平高达6%，高于全国5.4%的0.6个百分点。资料来源：根据《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得出。
② 资料来源：根据《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得出。
③ 金融相关比率，即金融资产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④ 金融规模弹性系数越高表明金融规模增长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越强，如该系数大于1，则表明金融发展规模提高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提高将超过一个百分点。
⑤ 马正兵（2007）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对31个省市自治区1997-2005年的面板数据分析。
⑥ R&D经费强度系指R&D经费支出占当年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数据来源：299年全国第二次R&D资源清查结果显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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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全力，顾新，张秀芳.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四川经济增长方式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08(11).
On the Transition of Economic Structure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in Sichuan Province
QIU Jing, WANG Qing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6,China)
关键词：大学生；心理韧性；非理性信念；关系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7）01-0111-04
提高大学生的理性信念和心理韧性，增强抗压能力，对维护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拟了解大学生非理性信念和心理韧性的关系，为提高其心理韧性提供依据。
一、对象和方法
（一）对象
在长江师范学院随机发放500套量表和问卷当场填写后收回，获得有效量表和问卷394套，回收率为78.8%。其中男生111名，女生283名；大一161名，大二63名，大三127名，大四43名；文史类113名，理工类217名，艺体类64名。
（二）研究工具
非理性信念测查选用王玉的《大学生非理性信念问卷》，共15个题目，分四个维度，“采用5级计分，得分越高则非理性信念程度越高”。问卷信效度良好。心理韧性测查选用胡月琴的《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共27个题目，分5个维度，采用5级评分，得分越高则心理韧性越好。量表信效度良好。
二、结果
（一）总体测查结果
表1显示，样本非理性信念总分显著低于常模，除概括化评论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常模外，其余维度得分显著低于常模。心理韧性总均分及目标专注和情绪控制2个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常模，家庭支持显著低于常模，其余2个维度差异不显著。
（二）性别差异比较结果
表2显示，非理性信念方面，除低挫折忍耐得分女生显著高于男生外，总分与其余维度无显著性别差异。心理韧性方面，除情绪控制维度得分女生显著低于男生外，总分与其余维度无显著性别差异。
（三）年级差异比较结果
表3显示，在非理性总分及糟糕至极维度得分上存在显著年级差异；经检验，大二非理性总分和糟糕至极得分均显著低于大三、大四（p
（四）专业差异比较结果
表4显示，在非理性总分及低挫折忍耐、糟糕至极2个维度得分上存在显著专业差异；经检验，在非理性总分及低挫折忍耐和糟糕至极维度上，文史类学生得分均显著高于理工类学生（p
（五）大学生非理性信念与心理韧性的相关分析结果
由表5可知，除绝对化要求与心理韧性呈显著正相关外，非理性信念总分及其余维度均与心理韧性总均分呈显著的负相关。心理韧性总均分及各维度均与非理性信念总分呈负相关。
（六）大学生非理性信念对心理韧性的回归结果
以非理性信念及其四个维度为自变量，以心理韧性为因变量，做逐步回归分析。得标准化回归方程：心理韧性=0.027×绝对化要求-0.07×概括化评论一0.02×糟糕至极+4.123。结果表明非理性信念对心理韧性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有三个维度进人回归方程，其中，概括化评论、糟糕至极起负向预测作用，绝对化要求起正向预测作用，以概括化评论预测能力最佳，非理性信念总体对心理韧性的总解释量为：-15.7%。
（七）大学生心理韧性对非理性信念的回归结果
以心理韧性及其五个维度为自变量，非理性信念为因变量，做逐步回归分析。得标准化回归方程：非理性信念=-4.372×情绪控制-1.113×人际协助+59.559。结果表明大学生心理韧性对非理性信念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情绪控制和人际f助2个维度进入了回归方程，以情绪控制的预测力最佳，心理韧性总体对非理性信念的总解释量为：-15.7%。
三、讨论
（一）总体状况的讨论
大学生非理性水平较低、心理韧性水平较高；情绪控制水平较低而积极认知水平较高。与赵谦和董亚歌的研究结果一致。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理性水平相对较高；但心理发展尚未成熟、挫折经验较少，所以情绪易波动，认知偏理想化。
（二）性别差异讨论
男生的挫折忍耐度和情绪控制水平要显著高于女生。可能是由于社会刻板效应和教育塑造、强化的结果：遇到挫折时男生更克制、坚强，而女生更感性、情绪化。
（三）年级差异讨论
结果表明，大二学生非理性信念总体水平和糟糕至极的想法显著低于其他年级；大一学生目标专注度和大三学生情绪控制水平显著低于其他年级。大一新生面临人生重大变化，处于过渡期，因此，定位模糊、目标专注度低；大三、大四学生面临人生选择及考研、就业的压力，因此，焦虑状态较多、情绪控制水平降低；大二学生度过了适应期，生活相对平稳，压力相对较小，认知理解自然相对理性一些。
（四）专业差异讨论
结果显示文史类学生的非理性程度和糟糕至极的想法显著高于理工类，而挫折忍耐度、情绪控制水平和家庭支持水平显著低于理工类。可能是因为相对于理工类学生，文史类学生较为感性，遭遇困境时易陷入深深的挫败感中，放大了自身的糟糕处境，评价就不够理性。
（五）大学生非理性信念与心理韧性相关分析结果讨论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非理性信念与心理韧性呈显著负相关。但绝对化要求维度与心理韧性呈显著正相关。“绝对化要求”是苛求、也是追求完美的心理趋向，虽被归为非理性信念，但不失为激励战胜逆境，实现“自我完美预言”的强大动力。
与之对应，心理韧性总分与非理性信念呈显著负相关。但积极认知维度与非理性信念相关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积极认知与非理性信念中的两个维度呈正相关、另外两个维度呈负相关，正负相抵后，对总体影响就不大了。
（六）大学生非理性信念与心理韧性回归结果讨论
结果显示大学生非理性信念与心理韧性能相互负向预测，“概括化评论”对心理韧性预测能力最佳，“情绪控制”对非理性信念的预测力最佳。因此，可以通过降低非理性信念及其因子提高大学生心理韧性，反之，也可通过提高大学生心理韧性及其因子降低非理性信念。
四、结论
大学生非理性信念程度总体较低；非理性程度大二学生低于大三、大四学生，理工类学生低于文史类学生；挫折忍耐度女生低于男生；大学生心理韧性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情绪控制水平女生低于男生，大三低于大一、大二学生，文史类低于理工类学生；目标专注度大一低于大二、大三学生；家庭支持水平文史类低于理工类学生；大学生非理性信念与心理韧性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大学生非理性信念与心理韧性有明显的双向负预测作用。
五、建议
加强心理辅导针对性。①注意提高女生的挫折忍耐度和情绪控制水平；②加强新生入学教育，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大学新生活，建立新的人生目标；③加强高年级学生的就业指导、帮助他们树立合理期望值，降低绝对化要求、概括化评论，提高情绪控制水平；④加强文史学生的辅导，提高获取家庭支持的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降低非理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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