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 产业分工 产业内贸易 比较优势
一、中韩双边贸易现状和特点 1.双边贸易额增速呈放缓趋势 中韩两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经贸合作关系发展迅速。2007年，中韩双边进出口总额达1599.0亿美元，同比增长19.1%，其中中国出口561.4亿美元，进口1037.6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6.1%和15.6%。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2008上半年，中韩贸易额仍高达816.5亿美元，同比增长28.1%。韩对华出口450.94亿美元，同比增长27.2%，占韩出口比重22.7%，中国继续保持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国地位。韩国则是中国第六大贸易伙伴、第六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 据中方统计，2003年中韩双边贸易总额632.3亿美元，同比增长43.4%，2011年双边贸易总额900.7亿美元，同比增长42.5%，2005年双边贸易总额1119.3亿美元，同比增长24.3%，2006年，双边进出口总额1343.1亿美元，同比增长20%;从韩方统计资料看，四年来的贸易总和分别为570.2、793.5、1005.6、1073.9亿美元，经过测算，年增长率为38.6%、39.2%、26.7%和17.1%;虽然中韩双方由于统计方法或统计范围不同，在具体数值上有所差异，但是从总体看，中韩贸易虽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趋势，但受国际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增速逐步趋缓。
2.产业内贸易成为贸易的主要形式 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trade，简称IIT)是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产品的现象。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商品标准分类》(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SITC)的标准，SITC中前三位数相同的产品，即至少属于同类、同章、同组的商品，都属于同一产业。 早在本世纪初，韩国学者李准晔等人就曾对中韩两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了测算，数据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无论是涉及所有部门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还是工业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都是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这说明，中韩两国的产业内贸易发展非常迅速，其地位不断提高。而中国学者曹子瑛、梁果(2006)根据1995年～2005年韩国海关贸易数据测算的10年间两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平均达到0.68，产业内贸易已经成为中韩贸易的主要形式。
3.中韩双方贸易结构不同，中国处于低端层次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不同，中国在双边贸易结构中处于低端位置，这可以体现在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两个层次。 从产业间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到韩国的商品中，虽然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逐年递减，但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农副产品的比重仍然较大，一直在38%左右浮动。同期，韩国对华商品出口仍是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
化工、机械、塑料等资本密集型产品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稳定，始终保持在60%以上。 从产业内贸易结构 看，中韩两国处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阶段。根据李准晔等人的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韩贸易中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比重没有明显提高，相反，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在中韩贸易中起主导作用，而且同类商品的相互贸易中所获得的收益差距较大。以中国商务部统计的数据为例，在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HS8542)的产业内贸易中，2006年中国向韩国出口17.4亿美元，同时韩国向中国出口额达到187.7亿美元，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差距明显。在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中，中国依旧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另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例如在钢材类进出口贸易中，韩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是不锈钢板材，而中国对韩国出口的主要是普通钢板;矿物燃料的产业内贸易中，中国对韩国出口中主要是煤及其制品，而韩国对中国出口主要是石油及沥青提取的油类及制品。 综上可见，产业间贸易中，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等低端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在产业内贸易中，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占主导地位，中国由于技术的差距，同一产业内依然处于产品链的低端。
4.贸易发展不平衡，中方逆差缺口较大 自建交以来，中韩双边贸易迅速发 展，韩国对华出口额成倍增长，而中国则连年严重逆差，并有逐年增加的趋势。2003年以来，中国贸易逆差额连年超过当年中国对韩出口总额 ，2011年，中韩贸易逆差增幅达49.5%，2005年则突破增幅400亿美元大关;2007年，逆差增幅虽有所下降，但是绝对数额也创下476.2亿美元的新高，至2007年底，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额累计额已达到近2500亿美元。除去韩方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限制，对韩贸易逆差大幅度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韩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中国从韩国的进口迅速扩大，中国出口产品增长潜力不大;二是在双边贸易中垂直产业内贸易起主导作用，中国从韩国进口的原材料部分被加工成制成品后返销韩国或销往第三国。这都严重影响了中国商品进入韩国市场，阻碍了两国贸易正常均衡的发展。
二、中韩贸易现状深度分析
1.中韩分处国际产业分工不同层次，互补性强 韩国自上世纪60年代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来，整个产业结构以重、化工工业为主，造船、汽车、半导体、石油化工、IT等产业均在世界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农林渔业由于成本过高，竞争力较差，是韩政府重点保护的产业。近年来，韩国经济中服务业和制造业比重不断上升、农林渔业比重日益降低。 中国方面则由于在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能力上的差距，现阶段只能以劳动密集型的轻纺产品和加工组装型的家电及电子通信产品工业成为世界的工厂，技术密集型产业还不具备成为世界工厂的水平。结合中韩两国的国情，同时考察中韩两国进出口商品的主要类别，不难看出，中国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劳动密集型，但同时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的阶段;韩国则处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向高新技术产业升级的阶段。从整体看，韩中分属产业分工的第二、第三层次，这种互补性的产业结构，为两国的贸易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2.中韩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存在叠代态势 改革开放近30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及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的产业结构逐步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方向演进。从产业演进路径看，在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较低的阶段，产品需求主要集中在以农产品和轻工业品为主的生活必需品，产业结构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品逐步向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耐用工业消费品方向转移。高附加值的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主要以重工业或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为基础，到2010年，中国的居民平均收入要达到中等国家的收入水平，需求结构的升级必将拉动产业结构的变化。从投资结构来看，中国的政府投资及国际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这些都加速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而同期，韩国由于技术水平、研发能力、基础科学方面的限制，韩国产业结构转换和新技术自主性开发滞后，结构转变指数持续呈下降态势。 可以说，在制造业领域，中韩的部分产业都具备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特征，这也是中韩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强化导致了中韩两国间贸易竞争的加剧。
3.两国产业市场结构差异明显 韩国产业市场结构呈现规模有余，竞争不足的态势。由于长期实行大企业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韩国三星、现代、SK等大企业集团数量虽少，但创造的价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超过60%。中小企业则相对较弱，1993年韩国中小企业的销售额占当年韩国GNP的比重不足5%，韩国产业形成的是规模有余、竞争不足的二元市场结构，以具备发达国家水准的大企业为龙头是韩国经济的腾飞和产业市场结构的重要特点。 中国产业市场结构恰恰相反，呈现分散化的特点，规模效应不强。众多中小规模、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无法抵御实力雄厚的国际竞争对手。尤其在工业生产领域中，同韩国相比，中国许多重要产业的整体规模与技术水平严重不对称，产量增长迅速而与先进水平相比的技术差距并没有缩短，属于粗放型增长，资源利用效率较低，重复建设严重，形不成规模经济，国际竞争力较弱。
三、中韩贸易的前景展望
1.贸易总额和贸易规模将持续快速发展 中韩两国同处东亚地区，区位合作优势明显，分处国际产业分工的不同层次，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因此，双方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具有巨大潜力和良好前景。同时，中韩两国都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WTO框架下，中国资本市场逐步开放，市场潜力巨大。随着中韩两国合作领域的不断延伸和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韩两国元首确定的争取2012年双 边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完全可以早日实现。
2.产业内贸易比重进一步上升，逐步由垂直型向水平型转移 改革开放近30年来，得益于宏观经济环境稳定、市场机制完善和民营资本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的制造环节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向中国转移，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中国制造逐渐崛起。在不远的将来，中韩两国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交叉性会越来越强，产业内贸易竞争将会日趋激烈。随着市场竞争带来的资源地优化配置，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双方的产业内贸易将呈现逐步由垂直型向水平型演进的趋势。为了应对相似产业的竞争，两国企业需要通过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强化产品异质性来加强竞争力。这方面，韩国政府已经选择了诸如家电领域的数字电视和通讯领域的新一代通讯标准，作为增强竞争力的手段，可以说是已经预见到了这一趋势。
论文摘要：本文在介绍金融危机背景下中韩两国贸易现状的基础上，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利用产业升级、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的相关理论，分析了中韩贸易的特点及所面临的问题，进而指出了中韩贸易所面临的前景，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产业分工 产业内贸易 比较优势 一、中韩双边贸易现状和特点 1.双边贸易额增速呈放缓趋势 中韩两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经贸合作关系发展迅速。2007年，中韩双边进出口总额达1599.0亿美元，同比增长19.1%，其中中国出口561.4亿美元，进口1037.6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6.1%和15.6%。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2008上半年，中韩贸易额仍高达816.5亿美元，同比增长28.1%。韩对华出口450.94亿美元，同比增长27.2%，占韩出口比重22.7%，中国继续保持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国地位。韩国则是中国第六大贸易伙伴、第六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 据中方统计，2003年中韩双边贸易总额632.3亿美元，同比增长43.4%，2011年双边贸易总额900.7亿美元，同比增长42.5%，2005年双边贸易总额1119.3亿美元，同比增长24.3%，2006年，双边进出口总额1343.1亿美元，同比增长20%；从韩方统计资料看，四年来的贸易总和分别为570.2、793.5、1005.6、1073.9亿美元，经过测算，年增长率为38.6%、39.2%、26.7%和17.1%；虽然中韩双方由于统计方法或统计范围不同，在具体数值上有所差异，但是从总体看，中韩贸易虽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趋势，但受国际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增速逐步趋缓。 2.产业内贸易成为贸易的主要形式 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trade，简称IIT）是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产品的现象。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商品标准分类》(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SITC)的标准，SITC中前三位数相同的产品，即至少属于同类、同章、同组的商品，都属于同一产业。 早在本世纪初，韩国学者李准晔等人就曾对中韩两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了测算，数据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无论是涉及所有部门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还是工业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都是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这说明，中韩两国的产业内贸易发展非常迅速，其地位不断提高。而中国学者曹子瑛、梁果（2006）根据1995年～2005年韩国海关贸易数据测算的10年间两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平均达到0.68，产业内贸易已经成为中韩贸易的主要形式。 3.中韩双方贸易结构不同，中国处于低端层次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不同，中国在双边贸易结构中处于低端位置，这可以体现在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两个层次。 从产业间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到韩国的商品中，虽然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逐年递减，但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农副产品的比重仍然较大，一直在38%左右浮动。同期，韩国对华商品出口仍是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化工、机械、塑料等资本密集型产品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稳定，始终保持在60%以上。 从产业内贸易结构 看，中韩两国处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阶段。根据李准晔等人的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韩贸易中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比重没有明显提高，相反，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在中韩贸易中起主导作用，而且同类商品的相互贸易中所获得的收益差距较大。以中国商务部统计的数据为例，在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HS8542）的产业内贸易中，2006年中国向韩国出口17.4亿美元，同时韩国向中国出口额达到187.7亿美元，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差距明显。在垂直型 产业内贸易中，中国依旧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另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例如在钢材类进出口贸易中，韩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是不锈钢板材，而中国对韩国出口的主要是普通钢板；矿物燃料的产业内贸易中，中国对韩国出口中主要是煤及其制品，而韩国对中国出口主要是石油及沥青提取的油类及制品。 综上可见，产业间贸易中，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等低端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在产业内贸易中，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占主导地位，中国由于技术的差距，同一产业内依然处于产品链的低端。 4.贸易发展不平衡，中方逆差缺口较大 自建交以来，中韩双边贸易迅速发展，韩国对华出口额成倍增长，而中国则连年严重逆差，并有逐年增加的趋势。2003年以来，中国贸易逆差额连年超过当年中国对韩出口总额 ，2011年，中韩贸易逆差增幅达49.5%，2005年则突破增幅400亿美元大关；2007年，逆差增幅虽有所下降，但是绝对数额也创下476.2亿美元的新高，至2007年底，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额累计额已达到近2500亿美元。除去韩方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限制，对韩贸易逆差大幅度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韩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中国从韩国的进口迅速扩大，中国出口产品增长潜力不大；二是在双边贸易中垂直产业内贸易起主导作用，中国从韩国进口的原材料部分被加工成制成品后返销韩国或销往第三国。这都严重影响了中国商品进入韩国市场，阻碍了两国贸易正常均衡的发展。 二、中韩贸易现状深度分析 1.中韩分处国际产业分工不同层次，互补性强 韩国自上世纪60年代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来，整个产业结构以重、化工工业为主，造船、汽车、半导体、石油化工、IT等产业均在世界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农林渔业由于成本过高，竞争力较差，是韩政府重点保护的产业。近年来，韩国经济中服务业和制造业比重不断上升、农林渔业比重日益降低。 中国方面则由于在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能力上的差距，现阶段只能以劳动密集型的轻纺产品和加工组装型的家电及电子通信产品工业成为世界的工厂，技术密集型产业还不具备成为世界工厂的水平。结合中韩两国的国情，同时考察中韩两国进出口商品的主要类别，不难看出，中国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劳动密集型，但同时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的阶段；韩国则处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向高新技术产业升级的阶段。从整体看，韩中分属产业分工的第二、第三层次，这种互补性的产业结构，为两国的贸易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2.中韩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存在叠代态势 改革开放近30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及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的产业结构逐步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方向演进。从产业演进路径看，在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较低的阶段，产品需求主要集中在以农产品和轻工业品为主的生活必需品，产业结构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品逐步向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耐用工业消费品方向转移。高附加值的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主要以重工业或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为基础，到2010年，中国的居民平均收入要达到中等国家的收入水平，需求结构的升级必将拉动产业结构的变化。从投资结构来看，中国的 政府投资及国际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这些都加速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而同期，韩国由于技术水平、研发能力、基础科学方面的限制，韩国产业结构转换和新技术自主性开发滞后，结构转变指数持续呈下降态势。 可以说，在制造业领域，中韩的部分产业都具备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特征，这也是中韩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强化导致了中韩两国间贸易竞争的加剧。3.两国产业市场结构差异明显 韩国产业市场结构呈现规模有余，竞争不足的 态势。由于长期实行大企业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韩国三星、现代、SK等大企业集团数量虽少，但创造的价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超过60%。中小企业则相对较弱，1993年韩国中小企业的销售额占当年韩国GNP的比重不足5%，韩国产业形成的是规模有余、竞争不足的二元市场结构，以具备发达国家水准的大企业为龙头是韩国经济的腾飞和产业市场结构的重要特点。 中国产业市场结构恰恰相反，呈现分散化的特点，规模效应不强。众多中小规模、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无法抵御实力雄厚的国际竞争对手。尤其在工业生产领域中，同韩国相比，中国许多重要产业的整体规模与技术水平严重不对称，产量增长迅速而与先进水平相比的技术差距并没有缩短，属于粗放型增长，资源利用效率较低，重复建设严重，形不成规模经济，国际竞争力较弱。 三、中韩贸易的前景展望 1.贸易总额和贸易规模将持续快速发展 中韩两国同处东亚地区，区位合作优势明显，分处国际产业分工的不同层次，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因此，双方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具有巨大潜力和良好前景。同时，中韩两国都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WTO框架下，中国资本市场逐步开放，市场潜力巨大。随着中韩两国合作领域的不断延伸和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韩两国元首确定的争取2012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完全可以早日实现。 2.产业内贸易比重进一步上升，逐步由垂直型向水平型转移 改革开放近30年来，得益于宏观经济环境稳定、市场机制完善和民营资本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的制造环节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向中国转移，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中国制造逐渐崛起。在不远的将来，中韩两国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交叉性会越来越强，产业内贸易竞争将会日趋激烈。随着市场竞争带来的资源地优化配置，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双方的产业内贸易将呈现逐步由垂直型向水平型演进的趋势。为了应对相似产业的竞争，两国企业需要通过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强化产品异质性来加强竞争力。这方面，韩国政府已经选择了诸如家电领域的数字电视和通讯领域的新一代通讯标准，作为增强竞争力的手段，可以说是已经预见到了这一趋势。 3.中韩间相对贸易分工短期内不会有根本变化 产业结构的升级也要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基础，充分考虑国情现状和资源的约束性。在短期内，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经济转型的富裕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数巨大。一是同庞大的劳动力基数相比，中国资本供给和高新技术仍属于相对稀缺资源，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比较优势不会变；二是居高不下的非自愿失业(不论其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是任何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都不可能忽视的问题。所以，中国不能过早地放弃传统的比较优势产业，否则只会导致欲速不达。因此，在短期内，中国将继续保持一定规模的对韩农产品，服装及衣着附件、织纱线、织物及制品等轻工业品出口。就中韩两国而论，目前中国处于两国贸易产业链下游，韩国处于上游的相对位置短期内不会改变。 4.中韩两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地位将加速上升 从中国方面来看，正处于以重工业化为特征的工业化的发展中期阶段，如果能利用金融危机带来的机会，结合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采取适当的产业倾斜政策，利用信贷、税收等优惠政策引导韩资流向通信、半导体等新技术产业及深层次的农产品深加工、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带动技术贸易、大型设备等贸易的发展，将大大加速产业结构的升级；从韩方看，韩国的产业结构正处于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向高新技术密集型上升的过程中。韩国作为对中国第一投资对象国和长期的贸易顺差国，通过与中国的投资与贸易，顺利的转移了传统产业，并通过积累贸易资金，为加大韩国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高新产业的科研投入，加速韩国产业向高端的转移提供了现实条件。因此，从整个世界贸易格局来看，中韩经贸合作促进了两国在整个世界贸易产业链条中向上游演进的速度，提高了双方在国际贸易市场的竞争力，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有关中韩产业内贸易发展态势的实证分析.北方经济，2006.10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国商务部http://www.mofcom.gov.cn/、驻韩经济商务参赞处http://kr.mofcom.gov.cn/
摘要:实现商品的高效运输是推动商贸繁荣的重要环节，渤海通道降低了商品流通成本，提高了流通效率，推动了地区商贸经济的发展。渤海通道的建立形成了新的南北交通大动脉，弱化了环渤海区域的行政壁垒，便利了区域商品的自由流通，推动了南北经贸的繁荣，加强了东北亚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推动了国际贸易发展。 关键词:跨海通道;商品贸易;积极作用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以海底隧道和跨海大桥为代表的跨海通道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也将跨海通道的建设摆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其中大连到烟台的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引人注目。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修建将使得东北、华北、华东等地区以及东北亚地区区域联系更为密切，经济交流进一步扩大，人、财、物的流动更加迅速和庞大，为我国商品贸易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一、渤海通道对商品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渤海通道缩短了区域的时空距离，拉近了人们的心理距离，对形成环渤海地区统一生产要素市场创造了条件 1.环渤海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阻碍商品的自由流通。尽管环渤海地区被称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个“增长极”，成为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引擎”，由于渤海海峡的天然屏障，环渤海经济圈被分为京津冀、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三大板块”，三大板块以各自区域内的中心城市为依托，逐步发展为“三足鼎立”的“诸侯经济”态势。目前，在行政分割的五个省市之间区域合作机制缺乏，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对接不足等原因，相互之间竞争多而合作少。 从环渤海各个地区的产业布局和产业分工结构来看，该区域在项目安排上呈现雷同现象，各省市在产业政策上追求大而全，导致产业结构明显趋同。也正是这种区域经济的重复建设，区际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不明显，相互间的贸易需求较弱，使得地区保护主义盛行，地区行政壁垒较多，市场分割严重，最终结果是相互之间争资源、争项目、争投资等现象严重，商品等生产要素流动不畅，造成了资源、效率的巨大浪费，导致大量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而且直接造成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2.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建设将推动环渤海区域一体化进程，实现商品的自由流通。跨海通道的建成打破了原有的区域限制，通过“点效应”将原先两个联系很少的区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加快了资源的市场配置和产业的整合，便利了资源共享，促进了区域产业整体效能和综合效益提升。 (1)“点”效应的形成。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直接连接隔海相望的大连和烟台，使得同三高速实现全线贯通，通道继续向北延伸贯通营口、鞍山和沈阳，向南延伸联通威海和青岛，这些“点”形成新一轮的发展极，表现出极强的集聚效应，吸引资本、人员、技术、产业等进入这些区域。 (2)“轴”效应的形成。随着“点”效应辐射范围的逐步扩大，“点”之间逐步形成组合倍数效应的以这条通道为主轴线的“轴”，这个轴线的交通量逐步增大，经济效率逐步提高，大大提高了运行效率和时间价值。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形成了以沈阳-大连-烟台-青岛为轴线的交通大动脉，同时实现了沿海交通大动脉与内陆地区的衔接，使众多的内陆区域有了一个更加便捷、畅通的出海口，势必会产生大量的物流、客流，这样就要求快速、便捷的交通网络的支撑，从而拉动和创造交通需求，诱导新的交通网络的发展，形成依托此轴线的新的交通轴。 (3)“点-轴-圈” 综合集成效应的形成。即为多个“点-轴”型系统的组合所形成的综合效应。表现为在辽宁省以沈阳为“点”向西南发展，以京哈铁路、京沈铁路为依托，形成沈阳-锦州-葫芦岛-秦皇岛的轴线，在西边与京津冀相接;在山东省以黄烟铁路、胶济铁路、威乌高速、青岛-银川高速为依托，以烟台、青岛为“点”横向发展，形成烟台-青岛-潍坊-淄博-济南-聊城的发展轴线，向北与京津冀相通。这两个轴线 继续纵向、横向的集聚、辐射、发展，与沈阳-大连-烟台-青岛轴线一起形成一个有多个发展极协同作用的“交通圈”。 逐步形成的四通八达的一体化交通网络，使得交通运输更加便捷、快速、高效，物流、人流更加自由、加速运行，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更加突出。随着“交通圈”的逐步发展，最终达到一种产业互补、分工协作的产业一体化的环渤海“经济圈”， 逐步消除地区间的行政壁垒，实现劳动力、资本、技术的配置在整个区域逐渐发展为由市场来主导，在区域内部更加自由、合理的流动，逐步形成统一的劳动力、资本、技术市场。 (二)实现南北贯通，缓冲了南北运输压力，使南北商品流通更加快速便捷 目前，就全国范围的铁路网来看，交通运输线都是超负荷运载，运输能力与需求的矛盾十分突出，严重的制约着物流、人流的快捷运转，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就渤海海峡两岸的铁路交通网来看，进出关交通运输“瓶颈”问题突出。虽然东北是我国铁路运输最发达、路网最密集的地区，渤海海峡北岸布有京沈线、京锦线、京通线和哈大线，但直接进出东北的铁路通道只有一个出口-山海关。由于山海关是连接关内和关外的唯一陆上铁路通道，通过能力十分有限。这样的地理位置和封闭的环境，直接阻碍了信息、资金、技术、产品、资源等市场要素的南北流动，对东北经济的发展的制约是不争的事实。渤海南岸只有一条蓝烟线——胶济线，运能只有1 000-2 000万吨左右，使得山海关的南北运输线成“葫芦”状，“瓶颈”制约明显，这种局面使得南北运输不堪重负，致使更多的物流、人流分流到公路运输和水路运输上来。 为了缓解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带来的运输需求，我国加大了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提出了“五纵七横”等国家干线建设规划。然而，全国公路建设仍然满足不了需求的增长。从水路运输来看，这些年来客运量和客运周转量呈负增长，而货运量和货运周转量分别增长了251%和454%。由于铁路、公路的“瓶颈”制约，沿海各大城市货运要走水路，内地相当多的货运量也改走水路。更为重要的是沿海港口吞吐量从2000年至今翻了一番，但港口能力明显不足。流通成本是制约商品流通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高效率、低成本的运输可以扩大流通商品的种类和延展商品流通的范围。目前，东北地区、华东地区之间无论是陆路运输还是水路运输，都是既要途径更多的路程，而且耗时较多。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成后，真正实现了环渤海经济圈人流、物流的闭合环状通道，从根本上改变了环渤海南北的铁路和公路运输路线，大大节省运费及时间，使得南北农产品、其他商品等加速流转。 第一，为农产品流通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快速通道。东北地区土地资源丰富，土质肥沃，粮食生产的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是我国粮食生产和安全保障的重要基地。东北经济区每年都有大批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要运往关内，但是面临“出关难”的巨大运输瓶颈。处于渤海南岸的山东省农产品资源丰富，同样面临难以快捷北上的困境。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直线取道海上捷径，绕过山海关这处“瓶颈”，开辟了东北地区至山东省及东部沿海地区的最短运输通道，缩短沿线地区这些农产品储运的时间，加速农产品的流通和农业信息的交流，改变农产品的市场环境和需求状况，扩大了市场空间，加快了粮食产销区的衔 接，有力的推动了农贸市场的发展。 第二，南北互补品流通更快，种类更多。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与东北地区在经济结构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大东北经济区矿产资源丰富，主要矿种比较齐全，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以冶金、石油化工为主体的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共同构成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优势产业。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作为我国比较活跃的增长极，原材料的短缺、高级技术人才的缺乏，以及所需设备对国外市场较高的依赖度，已经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长三角、珠三角可以加强与东北地区在轻工、食品、电子等方面的交流。这种经济结构的互 补性在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助推下，可以构建一条互通有无、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南北经济纽带。 (三)加强环渤海地区与经济腹地的良性互动，推动新一轮人流物流运转，为培育全国统一大市场创造条件 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网络的密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沿海省份的交通便利程度，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建设明显超过中西部地区。在我国中西部的大多地区，基础设施的短缺仍是困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实现交通网络等方面的无缝对接，才能促进区域商品的快捷流通。 1.环渤海地区加强了与其经济腹地的经济联系。对于处于环渤海南岸的山东省来说，在极力拓展与经济腹地的联系，加速建设山东省与内陆省份完整的高速公路运输网络，新的省际大通道建成后，山东将形成与京津塘都市圈、长三角经济区、中原经济区和西北地区之间的便捷通道。对于处于环渤海中心位置的河北省来说，近年来在积极以加快港口、高速公路、铁路建设为重点，基本建成以港口为龙头的 “东出西联”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以强化沿海与腹地互动。“东出”就是利用河北省港口群和沿海综合物流体系，为华北、西北等地区提供便捷的出海大通道，提高河北省及这些地区的开放水平;“西联”就是加强与京津、山西、陕西、内蒙古、鲁北、豫北等地的经贸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双赢共进。辽宁提出“五点一线”的一项关于全省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积极推进与其经济腹地内蒙古东部地区、吉林和黑龙江的联系。这些涉及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地区的经济腹地的交汇点即是环渤海地区，交汇点的焦点即是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的纽带作用，而纽带的中心则是实现同三高速的南北对接，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修建对连接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地区的经济腹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渤海通道使得各经济腹地互相覆盖，加强了全国市场一体化发展。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建成贯通了属于国家规划建设的“五纵七横”12条主干线中最长的同三高速公路，同三高速在胶东地区、苏北地区向西与新欧亚大陆桥、青岛-银川高速、霍尔果斯-连云港高速相接，加强了与中西部地区的经贸联系和合作。向南与京沪高速铁路、京福高速公路、京九铁路等国家重点布局带相通，与长三角、珠三角东部沿海地区以及港澳台地区加强了联系。向北与哈大、京沈铁路、沈大高速相接，贯通了整个东北地区，使得东北、华北、西北等地区区域联系更为密切，经济交流进一步扩大，成为东西、南北方向上的物质、信息、资金、技术、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联系的纽带。渤海海峡跨海通道是这条纽带得以畅通的结点，是一个以点、轴带面最终使得这些地区形成互动的网络式发展格局，为逐步形成人流、物流、交通流、信息流等自由流动的区域共同市场，为国内商品贸易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四)加强我国与东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推动国际商品贸易的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的多极化发展，环渤海经济面临快速发展的极好良机，渤海海峡跨海通道使得环渤海地区成为中国公路、铁路、水路综合运输网络中最发达、最灵活、最重要的枢纽，使得环渤海地区成为投资的热点，为加快制造业的转移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对进一步推动我国与东北亚地区经济贸易的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一，东北地区是我国与东北亚地区加强经贸合作的桥头堡。我国的东北地区的北部和西部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和蒙古国接壤，南面与朝鲜半岛相连，东部与日本隔海相望，具有国内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目前，东北地区具有与东北亚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技术合作和经贸往来的相对较完善的交通网络，有12条公路同朝鲜、俄罗斯、蒙古相连，有5条铁路分别与俄罗斯和朝鲜接轨，其中以大连为桥头堡，以哈大线和滨州线为通道的第一欧亚大陆桥是重要的国际大通道。这些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的完善为我国加强与东北亚地区的经贸合作奠定了基础。 第二，环渤海地区是我国与东北亚地区加强经贸合作的中心。环渤海地区是位于太平洋西岸的日益活跃的东北亚经济地区的中心部分，也是中国欧亚大陆桥东部起点之一，居我国与亚太地区东来西往、南联北开的枢纽地位。随着区域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环渤海地区逐渐成为我国与东北亚加强经贸合作的中心。 东北亚地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然资 源丰富，我国与这些资源富有国家开展资源贸易前景非常广阔。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煤炭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近50%， 远东地区的铁矿石储量占全俄储量的10%左右，石油储量超过150亿吨，俄罗斯每年通过铁路向中国输送1 000万吨左右的石油。我国与蒙古国也建立了良好的互惠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其矿石资源开发。日本经过十余年的经济结构调整，仍未完全摆脱困境。当前日本更加注重把国内结构调整与中国华北结合，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同时把开发西海岸的列为本国21世纪的战略目标。韩国提出重大经济举措之一就是把中国作为它的第二内需市场，同时重点开发与中国邻近的西海岸地区。中国、日本、韩国新的开发计划同时集中于该环渤海地区，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又使三国的相近城市在经济上存在着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交叉的依存关系。因此，可以预见，中、日、韩之间在环渤海区域的经济合作将呈加速趋势。 第三，渤海海峡跨海通道架起了我国通向东北亚地区的桥梁。发达的交通网络是区域合作的基础，交通运输是实现地区之间经济联系、加强商品贸易交流的物质手段，完善、配套的交通运输体系使得地区间的物流通畅，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如同一座跨越渤海的桥梁，打通了东北亚西部的贸易通道。它接通了与东北亚合作的“桥头堡”和中心地区，并进一步向南贯通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联通了我国的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向西与第二欧亚大陆桥相接，与我国中西部地区形成了良性互动，搭建了一条我国中西部地区、华东地区等通向东北亚地区的桥梁，同时也打开了俄罗斯远东地区资源南下的陆上通道，使第一欧亚大陆桥与第二亚欧大路桥实现了对接和联网，扩大了我国东北地区及俄罗斯重工、木材、化肥、粮食等物资与内地的交流，扩大华东地区轻工、食品、电子等物资与东北及俄罗斯的交流，加强了我国与韩国、日本的信息、科技、人才、商品交流，对推动区域经贸繁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结束语 渤海海峡跨海通道不仅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是构建环渤海区域一体化交通体系的重要载体，对促进环渤海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将发挥重大作用;对完善全国交通网络体系、对拓展环渤海地区的经济腹地、进一步加强东北、华北、华东地区经济贸易的合作，将发挥重要的功能。它联通 了第一亚欧大陆桥、第二亚欧大陆桥，贯通了我国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北地区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对推动东北亚地区商品贸易的交流以及东亚经济一体化都具有重大的作用。
一、中俄贸易商品结构的现状渤海大学
(一)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商品结构
2001年一2009年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对俄罗斯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所占比重逐步增加，纺织品及原料和鞋靴类商品所占比重逐步下降。
1．纺织品及原料和鞋靴类商品所占比重逐步下降
2001年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商品前五位是：服装及衣着附件，鞋靴，纺织、织物制成品，玩具，动植物产品。
其中，纺织品及原料和鞋靴出口额为17．24亿国对俄罗斯出口商品前五位是：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鞋靴、护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塑料及其制品。其中，纺织品及原料和鞋靴出口额为41．8亿美元，占中国向俄罗斯出口总额的19．03‰2001年一2009年纺织品及原料和鞋靴出口占中国对俄罗斯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01年的63．6％下降到2009年的19．o3％。
2．机电产品出口稳步增加，成为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第一大类商品
近几年来，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商品结构有了明显优化，中国出口的机电产品主要包括：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车辆及其零附件。从2006年机电产品跃居为中国对俄罗斯出产品在中国对俄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加(除去2002年、2004年和2009年机电产品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中国向俄出口的机电产品贸易额占中国对俄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由2001年的18．7％上升到2009年的44．4．％(见表1)。
3．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不断增长，但比重低
2001年以来，随着中俄贸易的发展，中国对俄罗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不断增长，2006年中国对俄罗斯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有了大幅提升，出口额达到了l5亿美元，出口额所占比重也接近10％。但相对于中国机电产品对俄罗斯的出口，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无论在贸易额还是出口中所占比重一直都比较低(见表2)。
(二)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商品结构
2001-2009年俄罗斯对中国出口商品以能源、原材料为主，而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则呈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2001—2009年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品种有：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木材及木制品、木炭，肥料，有机化学品，钢铁等，商品结构没有改善。
2009年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为矿产品、木材及木制品和贱金属及制品，分别为82．8亿美元、19．9亿美元和15．4亿美元，三类产品进口额合计占俄罗斯对中国出口总额的73％，其中，矿产品占俄罗斯对中国出口总额的51．17％，木及制品占俄罗斯对中国出口总额的12．3％，贱金属及制品占俄罗斯对中国出口总额的9．51％。
2001-2009年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机电产品主要包括：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运输设备。2001年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机电产品贸易额达到了22．94亿美元，机电产品贸易额占俄罗斯向中国出口总额比重的28．82％。但近几年，俄罗斯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大幅下降，2005—2o09年机电产品贸易额占俄罗斯向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在4．3％．7_35％之问(见表3)。
二、中俄贸易商品结构的问题
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主要商品长期一直是服装、鞋类等产品，尽管近几年来中国对俄罗斯纺织品产品的出口比重下降，机电产品成为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第一大产品，但是，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机电产品主要是家电和消费类电子产品。而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商品仍以能源、矿产品、木材纸浆等为主，商品结构没有改善。
中俄贸易商品结构较为单一，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品所占比重尚不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俄贸易向更高层次和水平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商品结构虽然不断改善，但附加值小、高新技术产品比重低
2001—2009年中国对俄罗斯出口中服装、鞋类产品的比重逐渐下降，2006年后机电产品成为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主要产品，但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机电产品主要是家电和消费类电子产品，产品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小。在中国对俄出口中服装类、鞋类等劳动密集型轻纺产品仍占重要地位，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低。因此，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商品结构还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产品技术含量不高，缺乏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这种出口结构既不符合中国外贸出口的发展战略，也难以适应俄方市场的变化和中俄贸易发展的要求。
(二)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以原材料、能源为主，贸易商品结构没有多大改变
2009年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等仍占俄罗斯对中国出口商品总额的46．8％左右。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机电产品所占比重依然很低，2009年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机电产品7．48亿美元，占俄罗斯对中国出口总额的4．6％左右。2005-2009年机电产品贸易额占俄罗斯向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在4．3％．7．35％之间。可见，俄罗斯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长期不能突破，俄罗斯对中国出口主要以原材料、能源为主出口商品结构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三)中俄两国贸易商品结构没有反映两国的经济和技术潜力
中国对俄罗斯出口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机电产品和轻纺产品，而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则越来越偏重于原材料和能源产品。机电产品出口的发展缓慢，2009年中俄机电产品贸易仅占双边贸易总额的29．17％。上述情况与中俄两国的制造业水平和科技实力是极不相符的，中俄两国在机电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俄罗斯机械制造业基础雄厚，科技实力强，在航空、航天、核能、电力设备、矿山机械等领域优势明显。但目前两国的贸易商品结构却没有反映两国的这种潜力。
(四)中俄贸易商品结构不利于两国贸易的稳定和发展
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机电产品主要是家电和消费类电子产品，产品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小。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和消费品味提高，对商品质量有较高的要求，而欧美各国产品质量较好，适应俄罗斯市场需求，这影响了中俄贸易规模的扩大。
中国对俄罗斯出口主要以原材料、能源为主，贸易商品结构也相当地单一。能源和资源性产品出口具有不可持续性，如果俄罗斯原材料商品生产下降，或俄罗斯国内对这类产品需求增加，或俄罗斯对这类产品实行严格的许可证制度，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就很容易受到牵制和影响。而且，这些商品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市场行情，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中俄贸易的稳定增长。
三、优化中俄贸易商品结构的对策
中俄贸易商品结构中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改观，势必会直接影响中俄贸易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也不利于中俄贸易长期稳定发展。因此，中俄双方应采取措施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使中俄贸易商品结构不断优化。优化中俄贸易商品结构，就是逐渐减少双边贸易中长期存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换资源的现状，增加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在中俄贸易中的比重。
(一)提高机电产品的质量和竞争优势
中国在家电、电子、通讯、汽车等领域优势明显，中国应及时采取措施来提高其质量和档次，促进机电产品特别是成套设备和高技术产品对俄罗斯的出口，为此，中国应加大对机电产品生产的技术改造投入，加大对俄罗斯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出口的金融支持，增加对俄贸易的中长期卖方信贷。
还应严格控制出口产品质量，督促生产企业尽快通过国际质量认证，推出质量的品牌产品。
俄罗斯在航空航天、核能、动力设备、采矿设备、金属加工机床等机电制造业方面具有较强的实力，俄罗斯认识到长期出口原材料商品的出口结构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希望改变机电产品在俄罗斯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中的弱势地位，推动俄罗斯机电产品出口。
俄罗斯应提高机电产品在规格、质量、价格等方面的国际竞争优势。
(二)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中国应鼓励企业增加技术开发费用的投入，特别是高科技企业的研发投入，并给予一定税收及其它方面的优惠，以刺激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俄罗斯应加强飞机及零部件、核反应堆及零部件等军品或军民两用品等高新技术产品对中国的出口。
中俄双方还应鼓励两国的高新技术有关企业展开合作，以带动两国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所占比重。
(三)积极开展机电产品大项目合作．
大项目合作是提高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在中俄贸易中比重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俄罗斯对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主要依靠政府间协议和大项目的支撑，且集中在航空航天、核能和电站等领域。超级秘书网
目前，中俄之间一些大型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己陆续执行完毕或接近尾声，中俄双方企业应进一步加强联系，探讨合作，在双方有优势的电力、核能、航空、机械、通信、家电、电子、船舶、汽车等领域，促成一批有规模、有影响的大项目。
(四)加大机电产品的宣传推介力度
中俄企业相互缺乏了解，是当前制约两国机电产品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双方可相互举办各类专业展销会、组织中俄机电企业洽谈会等，让双方企业和消费者更多地了解、接受、购买对方的产品和技术，特别要加大对俄罗斯比较优势明显的产品，如军民两用产品和航空器材和零件、船舶产品和技术的推销和营销力度。充分利用中国和俄罗斯的网站相互推荐重点企业的知名品牌，促进该领域的合作。
关键词:标准仓单；套期保值；风险控制；大宗商品；贸易融资
随着我国大宗原材料进口规模不断扩大,商业银行也更多地涉足于大宗商品贸易融资领域。该类业务交易金额较大,进口商通常以进口商品在国内的销售款偿付信用证项下货款或商业银行融资。但由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频繁且波幅较大,商业银行开立信用证或提供融资后,一旦价格下跌、销售不畅,商业银行将面临较大风险。因此,大宗商品贸易融资业务具有独特的规律和风险控制方式,商业银行需要深入研究。本文主要通过对标准仓单在大宗商品贸易融资中应用模式的分析,探索商业银行合理运用风险控制手段获得更高收益的有效途径。
一、标准仓单在大宗商品贸易融资中的应用模式
标准仓单在大宗商品贸易融资中基本的应用模式为标准仓单质押下的贸易融资。虽然标准仓单质押比较好地解决了商品质量保证、实际货物控制等问题,但是商品价格波动以及客户违约时银行处理货物的问题依然存在。因而,利用标准仓单可以用于期货合约交割的特点,将其与银行监控下的套期保值头寸结合使用,可以形成更可靠、更有效率的应用模式。
以大宗商品信用证业务为例,商业银行为大宗商品进口企业开立信用证前,首先要求企业建立与信用证进口货物相对应的期货卖出合约。在信用证项下单据提交至开证银行时,如果进口企业无法付款,银行则将信用证项下货物交至期货市场指定的交割仓库生成标准仓单,用于期货交割或者通过转让直接变现,抵偿商业银行信用证项下付款。
在此模式下,企业在商业银行监控下进行套期保值,使现货与期货损益互为补偿,可以有效降低商品价格出现不利波动时企业违约的可能。同时,商业银行还可以将标准仓单作为大宗商品信用证业务的风险退出手段,控制融资风险。
二、标准仓单在大宗商品贸易融资中的作用
(一)增加风险控制手段,提高风险控制能力
目前,商业银行大宗商品贸易融资业务的风险控制手段主要还是传统的担保、抵押等方式。引入标准仓单后,银行的风险控制手段将更为丰富,一方面标准仓单本身可以用于质押;另一方面,在存货质押中也可以将标准仓单作为存货变现渠道,从而提高风险控制能力。
(二)有效的风险退出渠道
由于标准仓单本身的特点,使其流动性较一般抵押物更强。如果再将标准仓单和银行监控套期保值头寸结合使用,将使商业银行在办理大宗商品贸易融资业务时获得更为有效的风险退出渠道。即在企业违约时,商业银行可将货物转换为标准仓单用于期货交割获得资金偿还融资,避免货物不能及时变现造成的流动性风险和处理货物过程中商品价格波动导致的市场风险,从而较好地解决处理货物方面的难题。
(三)扩大业务规模,获得更高收益
引入标准仓单后,商业银行增加了风险控制手段,提高了风险控制能力,获得了有效的风险退出渠道。因此,商业银行可以在既定风险容忍度的基础上扩展客户群,扩大业务规模,从而获得更高收益。
三、标准仓单在大宗商品贸易融资中应用的必要准备
商业银行在大宗商品贸易融资业务中使用标准仓单,作为风险控制手段及风险退出手段,将使银行获得更强的竞争优势。但是标准仓单、套期保值等期货市场工具具有较强的专业性,银行必须做好相关准备工作,才能将其“为我所用”,而不“为其所累”。笔者认为,银行将标准仓单用于大宗商品贸易融资业务前,需要做好如下准备:
(一)建立适用于交易的产品目录
将标准仓单用于大宗商品融资,相应的交易商品必须是期货市场交易的商品。因此,商业银行需要首先建立适用于交易的产品目录,可以在现有期货交易商品中优先选择单位价值较大、品质相对稳定的商品,以利于由简入难,逐步打开业务局面。具体来说,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铜、铝、锌,郑州商品期货交易所的PTA,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的聚乙烯、聚氯乙烯都可以首先纳入适用于交易的产品目录。
(二)建立套期保值头寸监控体系
前述的标准仓单与银行监控套期保值头寸相结合的应用模式中,银行监控套期保值头寸是控制市场风险、使得标准仓单有效变现的重要环节。因此,商业银行需要建立套期保值头寸的监控体系。
该监控体系的基础是商业银行、期货经纪公司和企业的三方协议。银行需要设立专门岗位负责监控如下内容:企业套期保值头寸的规模、种类、期限等是否与贸易进口货物相配套;是否出现超出套期保值需要的期货交易;是否能在期货价格波动情况时补充保证金,确保期货头寸不因价格波动保证金不足而被迫平仓;是否可保证期货头寸在商业银行授权情况下方可进行各种交易。以上工作,银行也可以与期货经纪公司合作,由其承担部分工作,从而减少银行专门岗位的人员数量。
(三)完善货物管理控制,形成标准仓单生成机制
除了标准仓单本身质押的应用模式,商业银行将标准仓单作为风险退出手段,进行对实际货物监控下(如存货质押)的贸易融资是更为常见的模式。在此情况下,完善货物管理控制,形成标准仓单生成机制是银行风险退出的重要基础。
目前,商业银行对于货物的实际监控一般都委托专业物流监管公司办理。物流监管公司一般可以提供“保兑仓”、“海陆仓”等多种监管服务,监管范围从仓库延伸至陆路运输以及海上运输。商业银行只要在此基础上,建立将监管货物交付期货交易市场指定交割库并生成标准仓单的流程机制即可。
因此,这就需要银行与期货交易市场建立合作,形成一批备选的交割库。在将监管货物生成标准仓单时,可以就近选择交割库;或者在货物进入仓储环节时,直接指定由期货市场交割库储存。其中涉及的具体操作环节,仍然可以委托物流监管公司代为办理。
(四)建立标准仓单处理变现流程
标准仓单的处理变现是商业银行最终实现风险退出的核心环节,需要建立相应流程确保银行利益。对于未与套期保值头寸结合使用的标准仓单,银行可以采取自行寻找买方和委托期货经纪公司变卖两种渠道。根据境外银行相关业务经验,若银行有经营同类商品的客户,可以自行寻找买方,反之则需要委托期货经纪公司变卖。
在标准仓单与套期保值头寸结合使用的情况下,银行可以将标准仓单用于套期保值头寸的交割。由于期货交割的专业性,相关手续银行宜委托期货经纪公司代为办理,交割获得的资金可用于抵偿商业银行的贸易融资款。
完成上述准备工作后,银行将建立起“以货物实际控制为手段,银行监控套期保值头寸为支撑,标准仓单为风险退出渠道”的大宗商品贸易融资风险控制模式。较之单纯依赖货物控制的融资模式,上述模式风险控制能力更强、退出手段可靠,必将大大增加商业银行在大宗商品贸易融资业务中的竞争实力,从而为银行带来更高收益。
参考文献:
1.上海期货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套期保值交易管理办法(2004年8月25日)
2.上海期货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标准仓单管理办法(2006年7月26日)
3.上海期货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管理办法(2008年12月25日)
关键词：国际分工；比较优势；服务贸易；贸易平衡
中图分类号：F7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5－0063－05 收稿日期：2008－01－07
一般而言，在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中谈到贸易平衡或贸易失衡都是针对商品贸易项目而言。这在商品贸易占绝对主导地位、服务贸易还不够发达的情况下自然是可以接受的。然而，随着国际分工格局的演进，尤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服务贸易的总量飞速增长。其中服务出口在1980年的总量是3643亿美元，到2005年增长为24150亿美元，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可略窥一斑。在新的国际贸易格局下，以旧有的标准来看待和处理贸易失衡问题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根据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在服务贸易项目上存在盈余的国家一般在商品贸易项目上都存在赤字，反之亦然。表1以2005年为例，列举了服务贸易盈余和赤字分别位居前五位的国家(地区)的具体贸易余额。从中不难看出，除瑞士以外，主要的进出口国家(地区)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都存在明显的互补性关系。很多学者(Melvin，1989；Hisanaga，2007)在理论上也对此作出了充分说明。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互补的国际贸易格局下，传统的贸易比较优势和贸易平衡等问题都需要重新进行认识。
一、国际分工的演进与贸易比较优势的变化
国际分工最早可以上溯到18世纪晚期，当时主要表现为工业国和以农业国及原料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型国际分工，即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之间的分工。垂直型分工至今仍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问的一种重要分工形式。二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国际分工逐渐形成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产业间分工和以部门内专业化为标志的产业内国际分工。国际分工总体上表现为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共存，且水平分工不断深入拓展的格局。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在继续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同时，将一些劳动密集型和传统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本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服务业转移。以美国为例，早在1980年，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高达63.77％。现在已超过70％。而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普遍较低，中国仅为40％左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现代服务业已经发展成为以知识、技术和信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部门。随着服务产业的迅速发展，国际服务贸易也随之不断扩展。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5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高达4.8万亿美元，占商品贸易额的1/4左右。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共存且互补的贸易格局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比较优势法则。因此，有必要对新的国际分工背景下贸易比较优势的变化作一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在包含服务产品的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法则同样是适用的。这已经由很多学者(Hindley andSmith，1984；Deardorff，1988)予以证明。
假设经济中有两种生产要素，分别是资本要素K和劳动要素L；两种商品X和Y，其中X商品是劳动密集型的，而Y商品是资本密集型的：A国的资本要素禀赋相对比较充裕，B困的劳动要素相对比较充裕：资本除用作本国生产还可作为服务要素跨国界流动，从而产生服务贸易流，劳动则不可流动。需要特别指出，这里的资本要素(K)是一个广义的概念，除了传统的物质资本外，还包括用于生产服务(这里主要是指生产者服务)的要素。
在单纯的商品贸易情况下。A国在资本密集型商品Y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B国则在劳动密集型商品x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两国比较优势的对比可由如下的相对价格给出：
(PX/PYA＞((PX/PY)B (1)
[1]式的含义非常显见，即由于两国要素禀赋的不同，A国国内x商品和Y商品的相对价格要高于B国国内X商品和Y商品的相对价格。这一相对价格体现了两国在生产与贸易中的比较优势。
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并存的条件下，A、B两国由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对比不仅可以由(PX/PYA＞(PX/PY)B给出，而且还可以由如下比较容易遭到忽视的相对价格给出：
(r/PX)A＜(r/PX)B (2)
(r为资本要素K的价格，下同)
(R/pY)A＜((r/PY)B (3)
细加考虑，其实(2)、(3)式的含义都不难理解，而且与(1)式一样直观。(2)式表明，由于A国的资本要素相对比较充裕，故其国内资本与商品X的相对价格要低于B国国内资本与商品X的相对价格。也就是说，若A、B两国的贸易仅在资本要素K和商品X之间进行，则A国在资本K的生产与出口上更具有比较优势，而B国则在商品X的生产与出口上更具有比较优势。类推，(3)式的含义在于，A国资本与商品Y的相对价格要低于B国资本与商品Y的相对价格。即，若贸易在资本K和商品Y之间进行，则A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资本K而非商品Y，而B国的比较优势则在商品Y。回忆前文所述，资本可以跨国流动以提供服务产品，因此，(2)、(3)式可以理解为A国在服务产品上相对B国具有比较优势。这反映了国际分工新格局下贸易比较优势的变化。
通过上文分析不难看出，若A、B两国的双边贸易是同时包括服务和一般商品的全方位贸易，则A国相对B国而言所拥有的比较优势是广泛的。A国既可以在资本密集型商品Y的生产上对B国保持比较优势，也可以在资本K(生产者服务)的生产上保持比较优势，又有可能同时在商品y和资本K上保持比较优势。但是，B国除了可以在商品X的生产上对A国保持明显的比较优势以外，其他潜在比较优势的获取必须要被动地依赖于A国的分工选择。故而，在两国双边贸易中，A国对于贸易模式的选择也就由于其自身在双方比较优势对比中所占据的独
特地位而掌握了主动权。
国际分工演进带来的比较优势变化决定了贸易模式的崭新特征，即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是可以共存互补的。而且，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入，这一特征将日益凸现。在这样的国际贸易格局下，贸易平衡问题也就需要重新进行审视。下文将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理论模型探讨可能的贸易模式、实现贸易平衡的新机理以及贸易失衡的实质。
二、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互补下的贸易平衡问题
本文在Melvin(1989)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基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构建一个包括A、B两个国家，两种要素(资本K和劳动L)，两种商品(X和Y)的模型来具体分析两国分T和贸易的模式，进而说明两国贸易的平衡问题。同上，在该模型中，假设两种商品的生产均需要资本和劳动要素，所不同者，X商品是劳动密集型的，而y商品是资本密集型的：A、B两国的生产函数都为一次齐次：两国消费偏好相似：B国的劳动要素比较充裕，A国的资本要素比较充裕：两国的要素供给既定且充分就业，资本要素可以跨国界自由流动(即为可贸易的)，劳动要素则只能在一国范围内使用。同时我们需要假定，在该模型中贸易可以实现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再者，如上所述，这里的资本要素(K)也包括服务生产要素。当然，在我们的理论分析中，贸易摩擦和运输费用等交易成本都是忽略不计的。
A、B两国的贸易中，B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表现为不可跨国界自由流动的劳动力要素相对充裕，而可自由流动的资本要素则比较稀缺：A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刚好相反。如前文所述，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A、B两国在分工与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对比，即A国的比较优势要更为宽泛。这一比较优势对比决定了B国在双边贸易中可选择的贸易模式非常有限，而A国则比较灵活。通过模型可以非常直观地对此进行说明。
如图1所示，TAT’A，TBT’TB分别是A国和B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在X、Y，两种商品的国际相对价格为P的情况下，若A国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与B国从事传统的商品贸易，则必然选择生产并出口Y，商品，同时进口X商品；B国则生产并出口X商品，同时进口Y商品。在贸易平衡时，A国在QA点生产，按照国际相对价格P出口QB单位Y商品，进口BCA单位X商品，并在CA点消费，贸易三角为QABCA。同时，B国在QB点生产，按照国际价格出口X商品，进口Y商品，并在CB点消费，贸易三角(图中用虚线表示)与A国相同。A、B两国通过传统的商品贸易同时实现了生产和消费的均衡。
由于A国所拥有的相对充裕的资本要素是可贸易的，因此进一步思考，我们会发现，A国在同B国的贸易中还有其他的选择。A国可以选择只将其全部资本要素中的一部分用于国内生产，同时将其余部分出口到B国以为B国的生产所用，比如进行技术转让、设备出租或管理咨询等，作为贸易报酬，A国将获取X商品。与此同时，B国从A国进口资本要素(生产者服务)，将其同国内充裕的劳动要素结合起来，用于生产X和Y商品；并将部分X商品出口到A国用于支付资本要素的价格。仍如图1，A国将其部分资本要素出口到B国，从而导致其生产均衡点沿罗勃津斯基线Rk从QA点移动到D点。作为贸易回报，A国从B国获得DCA单位的X商品，然后在CA点消费。由于所假定的市场效率条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均衡相对价格仍然是P。对于B国，均衡生产点则沿着其罗勃津斯基线R’k向上移动，并且仍在CB点消费。显而易见，A国和B国通过此种贸易模式仍然能够实现上述纯粹商品贸易所达到的均衡。根据两国要素禀赋特点，这种贸易模式和赫克歇尔一俄林定理是内在一致的。
如果我们将视野再拓宽一些，就会发现。对于A国这种可贸易的资本要素非常富裕的国家，还有更为不可思议的贸易模式可以选择。那就是，根据比较优势法则，在满足贸易条件(e/PY)A＜r/PY)B的前提下，出口其富裕的资本要素(即出口生产者服务)，同时进口密集使用其充裕资本要素的商品Y。出于分析上的便利，我们这里进一步假定商品Y和资本要素K是可贸易的，同时商品X不可贸易。如图l所示。A国将一定量的资本要素出口到B国以用于B国的国内生产，由于A国国内资本要素随之减少。故其生产点沿着罗勃津斯基线Rk向下移动至G点，作为回报，A国获得CAG单位的商品Y，从而消费在CA点得到满足。B国从A国进口资本要素，生产X商品和Y商品，并将一定的Y商品出口至A国以支付资本要素的价格，消费均衡亦在CB点得以实现。这种贸易模式乍看起来匪夷所思，实则与比较优势法则相一致；如果我们转换一下思维，把资本K看作高度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产品，则赫克歇尔一俄林定理在这里也是同样成立的。
若我们放松上述若干假定，将除劳动要素以外的所有要素和商品均视作可贸易品，使之更加贴近贸易现实，则不难想像，在贸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A国还可以选择同时出口资本要素K和资本密集型商品Y，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X。上述贸易均衡仍然可以实现。
综上所述，A国由于其资本要素禀赋上的优势，在同B国的双边贸易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可以选择多种出口模式：既可以选择出口商品X或Y，也可以选择出口服务产品，或者同时出口商品和服务产品。B国受制于要素禀赋结构的限制，出口商品的选择屈指可数，且只有在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商品X上才握有完全的主动权：从A国的进口则几乎无一不受其先行选择的掣肘。
不难发现，在上文的理论模型中，A、B两国贸易的平衡是应然之义。只是贸易平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贸易平衡，而是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同时发生情况下的总体平衡。具体地说，一国若在商品贸易中持有逆差，则其服务贸易项目必然持有顺差；若其商品贸易持有顺差，则服务贸易项目必然是逆差。若只单纯考虑A、B两国双边贸易中的商品贸易项目，A国自然可能存在大量贸易逆差。但是，其商品贸易的逆差只是服务贸易顺差的反映。从纯理论分
析的角度来看，在国际分T和贸易新格局下，双边贸易中所谓的贸易失衡只是单纯考虑商品贸易项目时所产生的幻觉，其实并不存在。在理论上透析贸易平衡的新机理和贸易失衡的实质，对于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三、关于贸易失衡的进一步思考
上文从理论角度分析了国际分工和贸易新格局下双边贸易的均衡是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互补下产生的总体均衡，贸易失衡在理论上并不具有必然性。但是不难想像，现实中的双边贸易不可能达到理论上完全自由贸易的状态，总会存在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和利益分配的干扰。因而，贸易失衡也就在所难免了。只是，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入和贸易格局的演进，贸易失衡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纯的商品贸易失衡，而是更多的表现为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结构性失衡。也即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之间的失衡。在实践中，可能导致贸易结构性失衡的原因很多，难以尽述。笔者认为，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滞后于商品贸易自由化进程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尤其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商品贸易中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日益受到限制。商品贸易自由化的程度总的来说是不断提高的。但是，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却相对比较滞后，直到1994年《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签署，服务贸易才被正式纳入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框架。其后，WTO有关服务贸易的谈判虽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总的来说进展缓慢。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滞后。
首先，是服务贸易的贸易收益问题。一个国家参与服务贸易自由化能否获得净收益，并未像商品贸易领域那样已由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给出了确定的答案。理论界针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收益问题所做的探讨并不算少。但结论仍然模棱两可。发达国家在服务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因此理论界对于发达国家可以从服务贸易自由化中获益基本没有疑义。分歧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从服务贸易自由化中获得明显的收益。对此持肯定态度的观点(Whalley，2003)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可以获得服务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低价格的服务产品，还可以通过服务贸易自由化充分发挥其在劳动密集型服务产品上的比较优势以获取更多的贸易收益。与此相反，也有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融入服务贸易自由化会带来福利损失，比如银行服务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福利恶化(Chia&Whalley,1997)；电信服务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给某些国家带来了利益损失(Verikios＆Zhang,2000)等。即便服务贸易自由化给参与国带来的贸易收益是确定无疑的，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仍然对其持戒备和反对态度。因为很多服务产品的自由贸易将会影响一国的经济安全和文化独立性，前者比如金融、邮电、通讯、信息处理等，后者以教育和文化产品的贸易为典型。因此，服务贸易自由化不仅涉及经济利益问题，而且与政治、文化等敏感领域有着难以斩断的复杂联系。这是服务贸易自由化长期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
其次，贸易壁垒的隐性化也是服务贸易自由化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服务贸易中的贸易壁垒更多地是采取非关税壁垒(NTBs)的形式，因此非关税壁垒是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障碍。服务贸易中的非关税壁垒和传统商品贸易中的非关税壁垒相比带有更大的隐蔽性，通常采取政府管制、经营许可权要求，歧视性技术标准、人员流动限制和其他一些制度性限制的形式。这些服务贸易壁垒不可能像商品贸易中的进口配额和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那样可以进行量化，它们往往是通过降低市场竞争度和增加国内企业垄断性的方式起作用的(Benjanmin&Diao，2000)，这些都直接增加了服务出口企业的经营成本，从而起到了非关税壁垒的作用。服务贸易壁垒的隐性化和难以量化的特点给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因此，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下，实现服务贸易的高度自由化仍然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讲，国际贸易结构性失衡在一段时期内将难以避免。当前，有关国际贸易的冲突和分歧不少都是因此而起。其中，当前争议颇多的中美贸易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显然，沿袭传统思路局限于商品贸易范畴解决贸易失衡可能往往难以奏效。从上文分析不难看出，解决贸易结构性失衡应该从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同时入手，侧重于总体均衡。这些理论思路为意在解决贸易分歧、处理贸易失衡问题的国际谈判提供了很好的启发。
四、结论
(一)国际分工格局的演进导致贸易比较优势出现新的变化。贸易模式也更为复杂，将同时涵盖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在服务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在贸易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并掌握贸易模式的选择权。
(二)在新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下，贸易平衡将是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互补下的总体平衡。贸易失衡也将不再是单纯的商品贸易失衡，而主要表现为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结构性失衡。
1商品贸易结构的含义及发展脉络
蓝庆新(2001)曾将贸易结构定义为构成贸易活动的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其经济联系，它包括贸易活动主体之间，客体之间，以及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比例关系。目前，商品贸易结构的研究还未形成单独的理论体系。但我们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总可以看到商品贸易结构的影子。古典贸易理论的绝对优势理论、相对优势理论以及新古典贸易理论的要素禀赋理论表面看来是研究一国如何根据自身优势安排本国进出口的问题，但实际上一国进出口产品的选择恰恰反映了本国的商品贸易结构状况，因此严格来说古典新古典理论探讨的正是开放条件下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与产业结构问题(胡倩,2000)。在新贸易理论中克鲁格曼将讨论从完全竞争市场扩展到了不完全竞争市场，提出了产业内贸易，并指出了生产的不确定性。如果说古典新古典贸易理论中商品贸易结构的状态是清晰可辨的，那么不完全竞争理论则更进了一步，其指出由于生产的不确定性进而导致商品贸易结构也是不确定的(宵,2003)。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市场干预来改变一国的比较优势，从而改变一国的商品贸易结构，将分析由静态转向动态，从而关于商品贸易结构的论述也变得更全面。
2商品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机制
在传统的贸易理论框架下，假定技术和资源不发生任何变动，贸易可以通过提高资本密集品的相对价格来促进经济增长(Stiglitz,1970)，但是并未得到实证检验的支持，也没有涉及贸易结构的问题。Baldwin(1992)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分析自由贸易的影响。他指出自由贸易不仅会产生传统意义上的静态效应，还会通过资本的动态积累促进经济长期的增长。他认为资本积累效应的获得只取决于贸易量而与贸易的结构和方向没有任何关系。Mazumdar(1996)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出口消费品而进口资本品时，贸易才能够带来经济的增长；反之，则未必能够带来经济增长效应。新贸易增长理论更加强调了贸易可以通过技术溢出而产生动态效益，如研发活动的增加、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市场的扩大等等(Romer,1990)。Coe&Helpman(1995)进一步指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国内外资本品生产率存在差异，进口资本品并不一定会带来资本品价格的下降，反而会提高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加资本品的边际产出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综上所述，不管是新古典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强调了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根据贸易结构度量方法的不同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根据产品附加值的高低将贸易商品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贸易结构的变化主要以两类产品贸易额变化为依据。这种分类方法是最传统的，国内外不少学者曾使用这种方法进行初期的分析，如蓝庆新(2001)等等。一般来说初级产品出口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正相关，而工业制成品在发达国家获得了出口扩张。这类实证文章更多的是从比较优势的角度阐释商品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这种分类方式相对宽泛，无法提供更详细的信息，同时这种方法并不能对贸易理论进行证伪。二是根据Baldwin和Mazumdar的分析将进出口产品分为资本品和消费品两大类，以两者进出口的相对数量比来衡量贸易结构(王永齐,2006)，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反映出贸易产品技术附加值这一更为重要的技术含量属性，同时也不能精确地反映出中国贸易结构的动态变迁过程(苏振东,周玮庆,2009)。三是用显示技术附加值测度技术的方法来度量贸易结构。关志雄(2002)最先给每一个贸易品赋予一个附加值指标。樊纲等(2006)在此基础上做了修正，提出了技术显示附加值的原理，并以各国在该种产品上的比较优势作为权重。杜修立和王维国(2007)对该指标做了进一步的修改，提出了新的假设和归类方法，认为权数应该是各国在该产品世界总产出中的份额。苏振东、周玮庆(2009)利用产品技术附加值的指标采用面板分析的方法发现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非对称影响效应，且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显示技术附加值的方法与其他方法相比有很多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投入产出法分析的不足，深入到产品内部，探讨越来越重要的技术指标，对一国经济的发展有更好地参考意义。但是最大的困难是要找到一个成熟可靠的指标，目前这还未达成统一。
3商品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机制
3.1商品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述评黄晓玲(1990)指出，商品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相互影响。产业结构提供了商品贸易结构的物质内容和活动范围，而商品贸易结构的优化又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黄庆波、范厚明(2010)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论述，指出对外贸易可以从三个途径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一是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信息和方向；二是解决产品结构性短缺和过剩问题；三是根据不同产业作用的不同来调整产业结构。两者的实证关系也得到了发展。根据度量产业结构指标的不同，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三类：一是按照三大产业的比重来度量产业结构。二是从生产要素密集程度来划分和研究产业结构，发现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负相关，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正相关(李耀新,1995;李磊,2000)。三是以制造业为突破口用技术附加值来度量产业结构。Lall等(2005)指出，可以通过考察一国的出口商品构成便可得到该国所处价值链位置的间接证据。Wang&Wei(2008)设立了衡量价值链的出口商品结构不相似度指数指标，指数值越低，越靠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唐海燕和张会清(2009)借鉴这一指标进行了实证分析，表明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开展商品贸易对提升价值链的位置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3.2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述评
产业结构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周振华(1995)认为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一是产业结构的有机结合会产生巨大收益，这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二是优化合理的产业结构会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三是产业结构关联效应使某一部门的技术创新作用不断扩散，并使技术创新的中心不断转移，从而带动整个经济增长。刘伟(1995)认为经济增长的实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工业化，进而理解为结构演进。郭克莎(2001)运用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并以中国为例，指出产业结构的瓶颈制约及产业结构升级缓慢都会阻碍经济的增长，从另一个角度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刘伟(2002)对全国各地区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1%会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0.14%、0.33%、0.54%。刘云峰(2004)、郭文(2007)等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另外就某一地区来说，很多学者也进行了实证检验，如徐捷锦等(2008)对重庆，虞斌(2010)对浙江，牛鸿蕾(2010)对江苏等等，产业结构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均得到了验证。由此可以看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拥有比较坚实的理论和实证基础。
3.3商品贸易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述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文献中可以看出，改善商品贸易结构可以通过提升产业结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间接影响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从理论上拓宽了商品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加深了对商品贸易结构的认识，更突出强调了改善商品贸易结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虽然在实践中，由于商品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测度指标难以统一，目前有关间接影响机制的实证分析十分有限，但是在后危机时代，加深商品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多种影响途径的重视仍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又一有效途径。
4总结和研究方向展望
在回顾评述了相关文献以后，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和启示。
(1)商品贸易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基本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只是在具体衡量过程中由于指标选取的不同而存在程度上的差异。
(2)商品贸易结构的衡量指标经过发展已经从表面的产品分类衡量深入到要素层面技术含量的衡量。
【论文关键词】 贸易条件 外商直接投资 关税率 汇率 贸易条件(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的含义是进出口商品比价，它反映了出口相对与进口的盈利能力。贸易条件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各国切身的贸易利益，它与比较利益一起被认为是国际贸易的两个基本问题，各国政府及研究学者对贸易条件的变动也都十分关注。 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经历了快速增长。据海关统计， 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17604.0亿美元，贸易总量排名第三。然而，伴随着出口的大量增长，我国对外贸易出现了出口价格相对于进口价格下降的局面。2011年4月，央行副行长郭树清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的出口价格水平下降，进口价格水平上升，这是典型的贸易条件恶化表现。
一、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状况 1.贸易条件的含义及计算 在国际贸易中，贸易条件的最初含义就是价格贸易条件(NBTT)，它是一国出口商品平均价格与进口商品平均价格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NBTT=(Px/Pm)·100，Px代表一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Pm代表一国进口商品的价格指数。本文依据SITC分类标准，采用帕氏公式来计算中国贸易条件指数。 帕式公式：Pxt=∑pitqit/∑pi0qit Pmt=∑pjtqjt/∑pj0qjt 其中，Pxt和Pmt分别表示第t期的出口和进口价格指数。pi0和pj0分别表示基期(1983年为基期)第i种商品的平均出口价格和第j种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pit和pjt分别表示第t期第i种商品的平均出口价格和第j种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qit和qjt分别表示第t期第i种商品的出口数量和第j种商品的进口数量。 2.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 中国贸易条件变动趋势图 从图1中可清晰的看出，中国贸易条件在1983年～2006年间呈波动性下降，趋于恶化的趋势。1983年～1985年间，贸易条件阶段式上升，由1983年的100下降为75.05。第二个明显的贸易条件上升阶段为1988年～1991年。其他时间段，中国贸易条件均有较为明显的恶化趋势。 二、中国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现实中，贸易条件变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其影响程度是多少呢。本文运用国际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依据，选取影响因素作为模型参数，搜集1983年～2006年间的样本数据，建立影响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回归模型，最终来考察这些因素与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相关程度。
1.模型说明 假设大国情形，且显著性水平为5%。参数包括：GDP指数，以1983年GDP为基期计算。出口商品结构指数(RMP)=(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初级产品出口总额)×100，以1983年RMP为基期。外商直接投资(FDI)，本文采用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单位为亿美元。实际关税率(T)=(进口关税实际征收总额/总进口额)×100%。汇率(R)，本文采用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平均汇价，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模型建立与检验 利用1983年～2006年的数据，以贸易条件指数(NBTT)为因变量，GDP、出口商品结构指数(RMP)、FDI、实际关税率(T)、汇率(R)为自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虑到FDI与GDP的相关性及FDI的滞后效应，将FDI的数据滞后一期处理。 NBTTi=a0+a1GDPi+a 2RMPi+a3FDIi-1+a4Ti+a5Ri+ei(i=1，2…24) 运用SPSS15.0，对以上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得出模型中R2=0.923，R2的修正值等于0.902，模型的拟合优度高。样本相关系数R=0.961，表明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线形相关性强。 DW=1.755，接近于2，所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资料来源：SPSS15.0输出结果 从表2可得出，贸易条件指数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NBTTi=37.672-0.010GDPi+0.015RMPi-0.009FDIi-1+3.818Ti+0.045Ri。 自由度为18的临界值t0.025(18)=2.10，常数项、GDP、FDI、T和R均通过了t检验。表明解释变量GDP、FDI、实际关税率和汇率对贸易条件有显著性影响。 出口结构指数未通过检验，因此对回归模型进行修正，在原来的回归模型中剔除RMP这个自变量，再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NBTTi=39.864-0.005GDPi-0.012FDIi-1+3.710Ti+0.045Ri t值: (2.492-2.365-2.877 4.8782.154) t0.025(19)=2.09，各个自变量均通过t检验 F=50.847>F0.05(4，19)=2.90，通过F检验，说明总体回归方程是显著的R=0.965 ，R2=0.915，R2的修正值为0.897，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高。 3.模型结论 从回归方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GDP、FDI的变动对贸易条件产生负向影响;实际关税率和汇率的变动对贸易条件产生正向影响。 (1)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 中国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存在负相关关系，符合西方经济学中的雷布津斯基定理：在其他要素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一种要素数量的增加将会降低使用该要素商品的相对价格，如果该商品是出口商品则贸易条件将恶化，反之亦然。 (2)FDI与贸易条件 FDI的增加使得贸易条件恶化，这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有关系。根据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如果FDI流入的是东道国的出口优势部门，那么将使出口部门的产出增加、价格降低，贸易条件恶化，反之亦然。在我国自2001年起，70%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向了制造业。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出口商品价格，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下降。 (3)关税与贸易条件 实际关税率即进口关税率的系数为正，说明我国征收关税起到了改善贸易条件的作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正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入世后我国利用关税来调节贸易条件的空间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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