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想；研究
民俗文化旅游是一种具有较强地域性与民俗性的文化旅游形式，它的本质就是文化属性，它利用传统民俗与特定地域来吸引游客，促成了异地人文民俗文化体验消费行为。
一、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民俗文化旅游若想长久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理论。首先，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开发地满足基本发展需求，即开发地要适度利用当地民俗资源，结合实际状况来争取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其次，要竭力保护民俗旅游资源与其环境，地方应该对民俗旅游文化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将资源与环境发展变化原则吃透，并在开发过程中确保旅游环境系统的自我调节功能正常发挥，最终满足它的可持续发展现实需求。再次，由于民俗文化旅游是具有现代传承需求的，所以它不仅要满足当代人对民俗文化旅游的现实需求，也应该满足未来人对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有效利用需求，实现代代公平享受、代代传承的目的。为保证人类社会能够实现资源环境的世代传承，就必须创造一切有利的保护条件，实现人类对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梦想目标。
二、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想
1．树立生态观念发展认识。应该首先从思想层面来树立生态观念发展认识，为民俗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因此，地方旅游产业应该从各个层面体现生态建设观念，做到适度化开发、全程化保护、科学化管理、生态化文化宣扬、个性化服务体现以及公平化消费，全面实现文化与经济的相互协调，满足民俗旅游生态观念的内在需求；凸显环境保护开发内容。2．在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应该设立专门的民俗旅游环境保护研究机构，将环境保护工作认定为是一项现实意义深远的、具有科学发展观与价值观的科学事业。本文认为，应该从民俗文化旅游的生态与文化环境两方面着眼，实现对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双重保护。再者就是要借鉴海外做法，从历史中追寻文化依据，进行深度挖掘开发，形成地方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大兴土木，提升建设力度，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进一步优化保护提供有效动力。3．做好民俗旅游文化市场。民俗文化旅游市场的完善主要体现在对民俗文化圈的作用重视方面。因为优秀的民俗文化圈可以影响旅游者的心理、意识与文化本质特征，为民俗旅游文化市场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所以地方旅游产业建设应该重视民俗文化圈与民俗文化旅游市场之间的关系，引导拥有不同民俗文化喜好的游客走向不同的民俗旅游文化市场，把握游客的旅游流动规律。比如说，国内面向港澳台游客就可以推出“华夏寻根游”“海峡两岸游”“中华故土游”这样的民俗文化旅游项目；而面向海外游客，则可以推出“中华茶文化游”“陶瓷文化游”等拥有浓郁中华文化风味的旅游项目，吸引更多欧美游客前来观光消费。总而言之，民俗文化旅游市场的构成、分布与发展主要由它的民俗文化圈来决定，因此地方在发展民俗文化旅游过程中，一定要重视民俗文化圈这一大块市场的良性发展，努力优化民俗文化旅游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态势。
三、以山东淄博为背景的民俗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实证简析
1．山东淄博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成就。近年来，我国山东淄博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得到了充分保护与开发，再加之其得天独厚的丰富民俗文化资源及自然条件，使其成为我国独具魅力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区。从过去的2015年春节山东淄博的民俗文化旅游发展成就来看，它已经接待游客169万人次，旅游收入也达到11.17亿元，这表明旅游产业已经成为了该地区最为重要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支柱产业。2．山东淄博民俗文化旅游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调控策略。该地区在民俗文化旅游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调控主要走技术、观念和产品研发这三条调控路线，本文给出相关策略。（1）技术调控策略研究。与全国各地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策略相同，该地区在自身民俗文化旅游方面也将游客数量与经济收入增长视为当前旅游行业的最重要发展目标，它也成为评价该地区旅游景区开发进程质量的最关键指标。在开发民俗文化旅游方面，该地区主要做到了对游客容量的严格控制，不盲目追求游客数量，而是以为游客创造一定的欣赏与心理空间作为目的，让游客能够从容体验当地民俗文化，达到民俗文化旅游所希望达到的文化审美效应。该地区认为，发展民俗文化旅游的最主要技术层面就是要了解生态环境所能拥有的承载力，要发展符合当地经济状况与民俗文化规范范畴的旅游项目，明确民俗文化旅游区域的环境容量管理限度，争取将游客控制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范围内，以最大限度保护民俗文化生态环境。（2）观念调控策略研究。考虑到该地区在旅游发展方面软硬件基础较为薄弱，大部分乡村人群受教育程度低下，人们的文化保护意识、生态环境意识淡薄，所以山东淄博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专门强化了对当地生态意识与文化保护意识的相关教育，制定了相关法律规范，希望将公众自律意识中的道德规范与强制性法律相互结合，严禁各种丑化民俗文化、破坏民俗景观、民俗遗迹，特别是在民俗景观区域周围违建现代建筑、商业网点的不良行为，以教育深入渗透贯彻和坚决杜绝制止作为该地区观念调控策略的重要原则。（3）产品调控策略研究。该地区在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方面坚持走科学规划、有序发展道路，避免陷入传统中重复建设行为的怪圈，也是希望将有限的地方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尽量发展特色，规避与同行业之间可能出现的恶性竞争，确保地方民俗文化旅游项目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态势。为此，该地深入挖掘地方民俗文化产品，特别是将地方少数民俗文化与现代文化旅游这两大环节紧密融合于一体，在软硬件层面提高服务管理素质，利用民俗文化对现代化旅游进行全面包装，全方位开发了基于“食、住、行、购、游、娱”为主力的6大旅游要素，围绕它们开展各个民俗文化旅游项目，实现了地方民俗文化旅游的综合性发展目标。另外，也强调了该旅游项目发展的特殊性，设立各类旅游培训班，专门培养民俗文化旅游专项人才。该地区认为，培养民俗文化旅游专业人才也是对地方旅游产业的产品开发调控过程，因此当地每年都会定期举办公开的民俗文化主题讲座、学术报告会等来提升当地从业人员民俗文化素质，同时也从外地招聘大量专业人才，共同开发本地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尽可能地保留和传承了当地传统优秀民俗文化内容。
四、总结
总体而言，民俗文化旅游调控策略应该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一致，将基于地方民俗文化资源发展的重要事项作为可调控对象，并将其付诸于实践层面，再配合宏观发展战略，赋予其一定的针对性、现实性与可操作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联动民俗文化旅游项目与地方旅游产业发展战略，实现地方经济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态势。
参考文献：
[1]口小勇.天津民俗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0.
[2]邓亚楠.西部地区民俗文化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147-151.
关键词：锡林郭勒；旅游；游牧文化
中图分类号：F590.7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9-0160-02
一、锡林郭勒民俗文化资源
蒙古，《旧唐书・北狄传》作蒙兀，《新唐书》蒙瓦[1]。居住在中国东北额尔古纳河流域，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建立蒙古汗国后蒙古这一名被世人所认，蒙古民族的历史也开启了新的一页[2]。锡林郭勒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蒙古族历史文化的中心地带。蒙元时期，这里曾是蒙古帝国政治中心，始建于1256年的元上都遗址就位于现在的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3] 。锡林郭勒是蒙古语，意思是丘陵上的河。盟是源于清朝时期的会盟，蒙语楚古勒干的汉语翻译。历史上的锡林郭勒由五个部落组成，由西向东为苏尼特、阿巴嘎、阿巴哈纳尔、浩济特、乌珠穆沁。各分左翼、右翼两旗。旗是清朝时期的行政、军事单位。1958 年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盟合并成锡林郭勒盟。
现在的锡林郭勒盟包括北部的苏尼特、阿巴嘎、乌珠穆沁部落和南部正蓝旗、镶黄旗、正镶白旗、太仆子旗等察哈尔部落。察哈尔部落自始就是达延汗的直属部族[4] 。这些部落虽然在历史上有游牧变迁的情况，但在锡林郭勒这快土地上生产、生活了几百年，传承了蒙古族的古老民俗文化，尤以游牧文化、博克、长调著称于世。所以本人认为锡林郭勒文化从文化渊源上看是多元游牧文化，是一个没有间断过的完整性文化；是从汗庭文化到哈喇楚文化汇溶的生态文化。
锡林郭勒盟位于内蒙古中部，是目前为止保留传统游牧文化完整的地区，这里的草原是世界闻名的大草原之一，这里的牧民还保留着传统游牧文化，他们祭祀、居住、饮食、节庆等方面的文化与八百年前的没有多少变化，可以说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都仍然保留着淳朴、古老、自然的内涵。在传统礼仪、民族服饰、饮食文化和祭祀、民居、歌舞、婚嫁、节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代表性，是现今保留蒙古族传统游牧文化最完整的地区。这种完整和在其他地区从人们的记忆里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就是现在锡林郭勒民俗文化的特点和她的可贵之处。
民俗是人民大众创造、运用、传播的生活文化[5]。那么，锡林郭勒民俗文化就是在锡林郭勒境内生产生活的民族所创造、运用、传播的生活文化，但现在锡林郭勒境内有二十多个民族在生活，以谁的民俗为主呢？这里主要论述对象是以察哈尔部落、乌珠穆沁部落、苏尼特部落、阿巴嘎部落为代表的原著蒙古族的民俗文化。因为锡林郭勒地区是蒙古族历史上占有特殊位置的地区之一，这里的民俗文化不但有蒙古族传统文化、还具有独特的地区性特点，这里的“历史、自然环境、家庭生活结构、语言的一般特征、村落模式、宗教以及艺术和服饰风格等等”[6] 都与其他地区有明显区别，我认为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历史面貌。
二、锡林郭勒旅游资源
旅游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暂时居留而引起的一种现象及关系的总和。旅游的基本目的是：消遣和增长知识[7]。
文化旅游系指人类记忆中一种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的“图景”或“地方特色”，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残余[8]。这里谈到的是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和地方特色，那么锡林郭勒民俗文化旅游是指以锡林郭勒自然生态环境、人文为基础所采取的或所创造的，具有锡林郭勒文化、旅游与一体的符号及行为方式。她的特点应该是以锡林郭勒地区生活的察哈尔部落、乌珠穆沁部落、阿巴嘎部落、苏尼特部落、浩奇特部落的历史，民俗、生产、生活方式的特点为“图景”和符号的民俗事象性文化活动。
当今的文化旅游在旅游业中属于高层次旅游，旅游者的目的较明确，要求也相对高。文化旅游是和当地民俗民风分不开的，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就是给游客展示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风民俗，让他们了解和满足对这一文化的好奇和求知心理，甚至神秘感。本人2009年8月份，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实训基地――锡林郭勒九区湾旅游度假村亲眼见到来宾排队大喝迎宾队伍所敬的银碗酒的场面。如果换个其他场合肯定人人都躲着，但现在人人都等着哈达和奶酒，为什么？文化在吸引，礼节在作用，人们很愿意接受。
三、锡林郭勒民俗旅游资源
如上所述，锡林郭勒民俗资源是比较丰富、从民族学、民俗学的那个角度去说都比较典型的蒙古族的游牧文化。具备地域文化的特点，我在这里想谈点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和地域文化作为稀缺资源和经济的关系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当然主要是从旅游业的角度去观察和论述。
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9]。根据这个论点我们可以研判锡林郭勒民俗文化资源是对锡林郭勒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或稀缺资源，是一种有型载体的无形资产。本人为什么说，民俗是有型载体的无形资产呢？因为民俗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所创造、运用、传播的生活文化，她本身不具有资源的特性和产生经济效益的功能，在日常生活中是有型地存在着，她的文化内涵是无形的，如果想把这个资源产生经济效益或作为一种资源对经济产生影响时必须通过一种模式，这个模式应该是旅游。确切地说民俗文化旅游。如果在旅游活动中把当地民俗作为一种产品来做她就可以成为一种资源，而且是稀缺资源，这种稀缺资源是唯一的，不可多得的。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游客能不能接受的问题。民俗和文化是有区别的，把另一种民俗，让人接受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但不是不可能，只不过在于什么做的问题，采取的方法是扬弃，把好的呈现给游客，这就要做到精品。把我们锡林郭勒民俗文化作为资源，当成资产，那我们的旅游业的前景和经济效益是相当可观的，因为，“资产的内涵是经济资源”[10]。锡林郭勒文化有她的特色，也就是说，锡林郭勒的特色文化，有敖包文化，那达慕文化、博克文化、察哈尔奶食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民间祝颂词文化、长调文化等方面与其他地区相比相对完整；这是世人所认可的。
近几年，随着建设文化大盟工作的深入，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回复有了可喜的成果，特别是在旅游业取得有明显的成效。据有关资料介绍，锡林郭勒盟旅游资源分类主类共8类，亚类有45类，基本类型有65类，单位有186之多。其中属于民俗、文化类型的有主类4类，亚类有11类，基本类型有34类，单位有108处。从评价等级来说五类两处，四类两处。其中属于民俗、文化类型的各1处。三类的共有19处，其中属于民俗、文化类型的15处。我们从分类和评价等级来说，旅游资源属于相当宝贵的，属于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我们只能通过开发、挖掘来丰富这些资源的文化内涵，趋于完善。
元上都是元朝建立后的第一个都城，他比北京作为都城的时间还早，被称之为“拥抱着巨大历史文明的废墟”，根据马可波罗记载，是当时世界瞩目的大都会。学者们认为，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鲜明的地域风格以及朴实性、地域性、神秘性与充满人情味等特征对旅游者产生巨大吸引力，已成为国际旅游发展的趋势。那么我们的元上都作为文化遗产怎样展示她的文化内涵？以及她的神秘性？来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现在元上都遗址里有――殿的主址和八百年老榆树外，配套建设了浮雕、敖包。更有意义的是2009年请来了查干苏鲁德以及祭祀模式。我认为，我们的元上都还应该有她的博物馆或展厅，这里有文物、数码复原影像（图）、绘画、雕塑、影视作品等。还有忽必烈的夏宫――从1337年始，在上都的失剌斡耳朵（黄宫）举行盛宴。现在可以恢复成旅游产品。在元上都遗址周边一定距离内还应有1~2个牧户群，展现蒙元时期的白马群和牛羊成群的景象。饮食、乐舞、礼俗、服装等方面复原蒙元时期的盛况。
在元上都申遗工作方面需做文化遗产的抢救性工作，这里所说的文化遗产是指在游牧时代所创造出来的文化财富，而不是现代社会中新产生的民间文化。如舞台化的查玛舞、博克舞、服装表演等。
蒙元文化苑的完善，贝子庙的修缮和广场的维修、锡林九曲湾、希日塔拉度假村等都是围绕蒙古族传统文化来进行的。但是在软环境方面还有待更进一步挖掘、开发和规范。
蒙古族有崇九尚白之俗，以九为吉，以白为洁。如1206年成吉思汗即位时建九脚白旗；忽必烈后元朝皇帝每岁六月二十四日驾幸上都祭祀，用牲畜九头（马一匹、羯羊八只）等传统习俗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旅游产品。所以我们应该力争在今后的工作中，探索或建立一种新的旅游业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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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旅游文化大词典[K].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1995；唐宇.旅游学概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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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婚俗文化；畲族婚俗；景宁；旅游开发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是全国惟一的畲族自治县，是著名的畲乡、生态之乡、廊桥之乡，具有原汁原味的畲族风情、苍翠浩瀚的森林景观、秀丽壮观的溪瀑景观、神秘动人的民间传说，是人们理想的游览观光、避暑度假、休闲游憩的生态旅游胜地。笔者主要以景宁畲族婚俗文化的开发问题作为研究的切人点，在分析开发特点、开发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剖析其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开发思路，进行相应的策略研究。
一
、畲族婚俗的内涵及功能畲族的婚姻形态、婚姻观念、婚姻方式和婚姻习俗都蕴藏着独特而丰富的文化意蕴，对其进行深入的考究不仅可以窥探出畲族文化的深层根源，还可以梳理出畲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畲族婚俗不仅仅是一种传统的习俗，同时也蕴涵着一种行为文化。所谓行为文化，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介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问的‘第三种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中创造、传播、占有、享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人类化活动过程，它侧重于对人类行为的研究。畲族人民在婚姻仪式的举办过程中，拥有着许多较为特殊的方式，这些方式有的是直接借鉴于日常生活中的某些行为，而有的则是Et常生活中某些行为的变体，只是这些行为附着上了‘婚姻”二字，从而产生了深刻的文化内涵。
畲族婚俗在景宁的民俗旅游开发中有以下几个功能：其一是经济功能。畲族婚俗是景宁民俗旅游开发的重点项目，特色的畲族婚俗表演为景宁当地旅游经济带来了不错的经济效益。笔者在实地调查时也发现，很多旅游者都是专门来观看畲族婚俗表演的，而且以团队为主。其二是调适功能。在畲族婚嫁过程中，个人与血缘群体通过仪式，如‘馈郎礼”、‘哭嫁”等增强了个体对家族的依恋与关联，使二者关系更加融洽，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大家庭。
同时，畲族通过婚礼，对加强彰显邻里的关系与交流、促进团结有很大的好处。其三是文化功能。畲族婚俗有着深刻的内涵，体现了畲族人们传统的生活文化。通过畲族婚俗的表演，能使旅游者更深入地了解畲族文化的精髓。
二、传统的畲族婚俗文化
畲族娶亲队伍有‘亲家伯”～人(男方全权代表)、‘高媒”一人、‘行郎”两人(对歌兼抬轿者)、‘车郎”两人(运送聘礼者)、‘接姑”(提灯接引新娘者，常被称为‘哧娘”)两人、抬嫁妆者若干人，并有两个‘照火郎”(要夜出夜归)。
若是行‘借镬嫁”，则还要一位“当门车郎”(代表夫家带去的厨师)。人员总数要凑双数(返回亦同)，但忌‘18”、‘24”两数。迎亲队伍在黎明前到达新娘家，独特而有趣的娶亲仪式就开始了。
首先是女方‘拦路”。迎亲队伍到女方村庄附近，即鸣鞭炮报信。女方的‘妻姆妯娌”们闻声后，即在要道路口用荆棘柴把拦路，设路障数处，阻其通行，等媒人递上小红包后，才撤路障放行。
此乃抵抗‘抢亲”之为。
第二环节是‘关门迎亲”。迎亲队伍行至女方家门前，女方‘妻姆妯娌”们又闩起大门‘对抗”。
媒人等即在门外不停地鸣放鞭炮，女方亦在门内院子对放，像是一场混战。而后女方门开一缝，男方亲家递上一对小红包后，才开门让迎亲队伍进屋。之后便是杀鸡洒红。红轿抬进入新娘家大厅，女方婚宴的‘动用人”接过男方带的鸡杀之，将鸡血洒粘于厅壁、两栋柱和大门两框上，然后将鸡从轿顶上抛出，俗称‘淋轿煞”。
第四环节是‘火笼暖轿”。畲族原盛行‘行嫁”(步行)，红轿乃受汉族的影响，其轿全用竹编制，小巧轻便，或云‘竹种凤凰山”之说。红轿进门后停于院子一旁，下垫脚盆，轿脚不粘地。轿后还挂米筛、镜子、剪刀及尺等物以镇邪，此乃华南一带相沿的巫术。落轿后，女方‘理事者”用一火笼盛炭火，放置男方从女方取回的火种人种，预示婚后生活红火、人丁兴旺。可能是古人在骚乱时首先保存火种之举的变异仪式。
第五环节是‘查亲举礼”。男方挑来的礼品置于中堂桌案，点上红烛明香后，亲家在中堂右首，大至小逐一查讨招呼女方亲属代表及账房、厨馆等主要理人即分别上堂，被推之‘大边”(左首)与亲家兴礼，表示对母系亲属的尊重，畲民称之为‘高头嫁女，矮头讨女”。‘杀家伯”若是站错位置，则被责之‘不懂规矩”。双双作揖后各自向对方跨出右脚一步，双手碰到对方下身，俗称‘拣田螺”，是父亲生殖崇拜的变异遗存，强调父亲的血缘地位。
第六环节是‘奉宝塔茶”。迎亲队伍进入女方厅堂落坐后，女方女眷代表首先给他们敬茶，有的地方女眷端给‘亲家”的是用桶盘托着叠成三层宝放的五碗茶(上一、中三、下一)，要“亲家伯”一人接去分送给媒人、‘行郎”与‘‘车郎”，用他们的智慧来为难‘亲家伯”。‘亲家伯”如何接茶，当有定法，若把碗弄翻了，则不仅要出红包，还要遭奚落。接着女方男理事亦以盘托酒壶至媒人跟前，问‘‘是行云而来还是骑马而来”。媒人若说‘行云而来”，行致雨，就要给媒人灌酒；若说‘骑马而来”，并将小红包置于盘中，他则口说彩语高兴而去。这些都是为难、考验男方迎亲人之举。
第七环节是‘借镬”。迎亲人用茶、‘脱草鞋”(吃点心)后，行‘领酒水”婚仪的“当门车郎”即端桶盘(上置一对红烛一刀肉及红包等)到厨房举行‘借镬”仪式。意即女方一应宴度酒菜都自男方挑来，男方厨师“当门车郎”来女方厨师面前作揖，厨师接过桶盘置于灶头，“当门车郎”先说几句谦语开场，即念一串谜语式的‘惜镬”词，女方‘妻姆妯娌”们多方刁难，若说漏一件要重念一遍。
炊具‘借”齐后，“当门车郎”还杀鸡、刷锅、生火。杀鸡时，如果有一滴鸡血滴出碗外，就要罚饮．158．一碗酒，女眷们故意左推右推，使鸡血洒出碗外。
刷锅时，女眷们不断朝锅里撒糠粉、菜叶等，使之刷不干净，但‘当门车郎”把肉放下锅，就不能再撒。生火时设法使之总烧不着，甚至还将火炉管上口抹上炭灰，‘当门车郎”用之吹火，嘴上即粘上黑圈。但“当门车郎”都有办法对付。这些仪式完毕，‘
当门车郎”双手平端菜刀与红包向女方厨师作揖，女方厨师接过菜刀，将刀口调向已方，向‘当门车郎”回礼，即表示愿意代庖，‘借镬”仪式结束。
第八环节是畲族祖先崇拜的遗俗即‘请祖公”。
女方厨师将三牲祭品和主要菜肴各盛一碗并一包饼干置于祖宗堂前，点起香烛，由畲族师公请女方祖宗来受用婚宴。它与平常祭祀不同的是，酒杯数目要与该姓项数相同。如雷姓是‘大、小、百、千、万”五项；蓝姓有五项，也有‘大、小、百、千、万、念”五项，则要置六杯酒；钟姓无‘‘千”项，是‘大、小、百、万、念”五项。这项数既代表纵向大小辈份的代数，也代表五组或六组包括天神、道教神、师爷神、战神、狩猎神和祖宗神在内的神团系统。
最后便是畲族婚俗文化中最有特色的‘长夜对歌”。迎新队伍到女方家后，女方女歌手先与‘‘车郎”对一阵歌，俗称‘嚓车郎”。中午后直到第二天凌晨轿子起身，皆是女方女歌手与男方两‘行郎”对歌。歌的内容大体与婚俗程序相一致，从择吉日、定亲开始，直唱到“红轿起身”，最后唱《十二生肖》压歌门，表示对各位客人致谢。。这些歌统称为‘嫁女歌”。然而在多数场合，女方歌手往往插入一些情歌和赛智歌，以压倒‘行郎”为胜事。比睿斗智，人们尤喜听。上席宴饮时，女方来劝酒，必唱《劝酒歌》，准夜半吃点心时唱《点心歌》，均有唱有回，‘行郎”边吃边听边回，宴饮时仍然歌声不断。
值得深思的是，这种传统的畲族婚俗已经被过度商业化了。畲族婚俗在民俗旅游开发中被作为一种商品来展现给旅游者。婚俗表演的人员基本上不是原住民，大多数是从县畲族民间艺术团、职业高中等聘用的其他人员，然后聚集在一起，进行统一的排练，呈现给旅游者的畲族婚俗也并非完整，而是截取了娱乐性、商业性较强的桥段，比如迎宾、拜堂、拦路等有商机可图的环节。此外，这些演员在17I复一日的表演中表现出态度冷淡、缺乏互动性等现象，大大降低了畲族婚俗的真正内涵，导致很多旅游者成为一次旅游消费者，表示不会再来当地进行婚俗体验了。
三、景宁旅游开发中对畲族婚俗利用存在的问题(一)表演化、舞台化倾向严重畲族婚礼作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其自身的严肃性和严格的程序。真正传统的畲族婚俗礼仪一般有十个环节，中间还有很多要注意的细节，其具体细节在前面畲族婚俗的介绍中已经详细提及。从保护民族文化的角度而言，这些传统礼数是不能随意改变的。但当地在开发畲族婚俗旅游的过程中，没有尊重当地民族婚礼程序，不分场合与内容，只顾眼前经济利益，片面迎合游客的口味，只选择畲族婚礼中表演性以及娱乐性强的部分展示给游客，导致畲族婚俗向表演化、低俗化发展。同时，由于婚俗表演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表演而敷衍应付，游客对于这种没有内涵、没有真实情感的表演难以产生兴趣。从一项对游客在景宁观看畲族婚俗表演的印象中的调查数据分析显示，满意度仅为20％左右，中间态评价(即‘般”)占45％，认为‘‘无特色”和‘‘差”的旅游者占35％。
也就是说，有高达80％的旅游者对畲族婚俗表演评价不佳。作者也实地参与调查过，感觉此类表演只能满足游客一时的新鲜感，却形成不了长期的旅游吸引力。
(二)游客对于此类婚俗表演参号l生比较差一般来说，在对婚俗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有两种普遍的形式，一种是以博物馆的形式，以图片为主，供游客参观，缺少参与陛；另一种则是婚俗旅游中比较泛滥的模式——婚俗表演，这种模式看似存在着潜在的参与陛，但其实这类表演也仅仅是邀请少数游客上台扮演新郎、新娘，大部分游客仍然作为观众观看，游客的参与I生比较低。在当地旅游区表演的婚俗文化，一般新娘是由当地居民担任‘新娘”，邀请旅游者扮‘新郎”来参与表演。
另外，还有一种比较完整的婚俗表演，会要求其他男性旅游者扮演‘赤郎”的角色，除了少数男性旅游者可以直接参与婚俗体验外，其他女性旅游者和大部分男性旅游者只能作为旁观者，参与性比较差。
(三)婚俗旅游开发呈现商业化、低俗化特征许多景区在经济利益的驱。，不择手段地设计旅游项目，把游客当做‘挨宰”的对象展示的婚俗内容不具有文化内涵和当地少数民族的特色，有些景区甚至胡乱编造，任意杜撰一些婚俗内容。
笔者在实地走访发现，很多畲族民俗旅游区内的表演者大部分是非畲民，不能真实准确地展现原汁原味的畲族婚俗文化。我们在对当地居民访谈中了解到，其实很早以前畲族居民结婚并非如此热闹，新娘都是半夜去新郎家的，而现在当地一般也实行现代婚礼，原住民已很少有采取传统的畲族婚俗礼仪的了。
四、畲族婚俗在景宁旅游开发中的合理利用建议(一)对于景宁旅游业的定位要合理旅游业在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同，因此各地方政府对旅游业的定位就不同。在对旅游地依赖程度很强的地区，旅游业被定位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在对旅游业依赖程度较强的地区，旅游业被定位为重点产业；在对旅游业依赖程度一般的地区，旅游业被定位为一般产业。对旅游业的定位越高，政府对旅游的开发热情就越高。景宁当地政府已把畲族民俗旅游定位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但资金、技术、管理力量不足。因此，景宁当地政府就以优惠政策为条件，吸引外来的资本、技术、管理资源出现了盲目引资现象，不切实际地追求旅游产品商品化，不加分析地吸引外来文化因子。同时，为了吸引更多的资源，当地还把过多的权利外放，甚至包括旅游地开发的决策权。显然，旅游开发商拥有过大的控制权将给当地政府对旅游地发展的协调和控制带来困难。
(二)开发商要合理利用畲族婚俗文化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讲，开发商在对旅游资源开发时，都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根本原则，这种对旅游者数量和消费额最大化追求的倾向，既会使旅游者充斥旅游地，又会引发社会消费趋前化，改变旅游地社会的观念意识、文化心态等，导致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发生太大变化。开发商对旅游资源的开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商打破了旅游地稳定循环系统，为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系统的循环注入了各种物质、文化元素；另一方面，开发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造成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变迁异化。开发商为了迎合旅游者的口味，对当地传统文化进行商品化包装，只要有利可图，一些当地婚俗文化就会成为大量复制的对象。这种用片段时间、片段意向打造畲族婚俗文化从而使景宁畲族当地文化的特殊性与演进过程被忽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三)原住民要从婚俗文化的开发中获益民俗旅游地居民受到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不是介入者(旅游者)单方面作用的结果。(下转第169页)当地的旅游民族作为与游客接触的主体人群，他们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以及参与旅游活动的程度都会影响到旅游地新的旅游文化的形成。事实上，不同的居民对外来文化的反应不一样，与游客相互作用的效应就不一样。笔者在深入景宁畲族自治县调查后发现，景宁畲族原住民特征主要体现在居民参与旅游的程度。景宁畲族原住民参与旅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参与旅游活动。
在旅游活动中，原住民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些畲族居民扮演服务人员的角色，一些畲族居民扮演商品出售者的角色，一些则扮演管理者的角色，有些扮演投资者的角色，有些是集多种角色于一身。不同角色对旅游活动的控制权力不同，关注的利益也不同，分享到的收益也不同，从而也会暴露出一些经济上的问题。二是参与当地的旅游管理决策。在当地旅游发展决策中，畲族原住民是否参与资源的开发和保护会影响他们与当地政府、客商、旅游者的关系。许多旅游地出现矛盾冲突常常是因为在旅游发展决策中未能倾听当地居民的心声，景宁在发展畲族民俗旅游时也不例外。旅游地居民被置之旅游决策系统之外，直接导致整个旅游地系统各主体间的不协调，导致当地社会文化影响产生负面效应。三是参与当地旅游收益分配。原住民参与旅游的最终目的是要从中获得应有的收益。只要在开发展畲族民俗旅游时满足这三点，畲族婚俗文化的社区认同感就会比较一致。
关键词：岭南；民俗文化；迎春花市；资源开发；
广州花市的形成，可追溯到明朝。当时广东罗浮山的药市、东莞的香市、广州的花市、廉州的珠市，称为广东“四市”。特别是广州的花市。迎春花市文化内涵丰富，审美情趣独特。广州得天独厚地拥有春意早来的优势，广州人有着务实、包容、乐观的性格，以鲜花“讲意头”，祈望新年人人吉祥如意，形成并发展了迎春花市这一独特的民俗文化。在“老广”的心里，“行花街”除了花卉买卖之外，更多的是一种“祈福”活动，希望来年“行好运”。逛花街，买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花，如金桔之“吉祥如意”、水仙之“花开富贵”、桃花之“大展宏图”等等，表达了人们对自然平和、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因而迎春花市常常成为一个举家偕游或丽影成双的充满欢乐喜庆的大海洋。冰心、秦牧、关山月、万兆泉、刘天一等文学艺术家都为广州迎春花市创作了各类高水平的艺术佳作，更提升了花市的文化品位，丰富了广府文化的内涵。20世纪50至70年代，逛花市也成为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广州过冬的必选节目。
一、长盛不衰的原因
在于花市的历史沉淀，世世代代都在传承着，不断延续，不断的更新随时代而进步，使之更好的保留下来。同时群众不断在享受传承文化中，给予了花市更好的支持。在历史与群众的两大支撑下，花市才能长盛不衰，才能每一年持续的举办，而且越办越好，不断在创新地延续下来。
二、广州花市的发展现状
1950年建国后的第一个除夕，广州市就兴办了第一个花市，规定在除夕前3天连续摆卖，直至大年初一的凌晨2时前结束，中心花市在太平南路和教育路。其后，花市数目几经增加。自2005年开始，广州9区共设10个花市，其中越秀区有西湖花市和东湖花市两个（越秀区的西湖花市因其历史悠久和富有传统几经波折后得以额外保留）。特别是近几年，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广州迎春花市于2007年被列入广东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成为市民喜迎春节的欢乐嘉年华。据《羊城晚报》报道，2011年广州全市十大花市（不含南沙花市）人流量为730万人次，与2010年10个迎春花市3天的总人流量379万人次相比，增长了92.9%。其中，越秀区西湖花市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历年来吸引众多人士参加。对于花市的形式，在1956年，为了更好地发扬花市传统，分散于各街巷的店铺被集中到太平路（今人民南路），人们用竹竿搭成牌楼和花架，名曰“迎春花市”。这便是现代花市的雏形。
到了1980年代，洋花开始进入花市市场，迎春花市进一步扩大。根据风俗，花市结束，花农必须把售不出去的花砸烂，2000年花市，越秀区说服客商把花农卖不出去的花都买下送给老人院的孤寡老人，这一行动得到了众多青年志愿者的支持，此“护花活动”后来得到了广州其他花市的效仿，广州花农沿袭了一两百年的除夕夜过后摔花砸花的陋习，戛然而止。
2008年，广州市越秀花市首创“网上花市”和“手机花市”，市民轻触鼠标或手机，便可安坐家中逛花市。2009年，全国首个免费上网的无线迎春花市也在越秀区西湖路迎春花市开锣。而海珠区花市也出现了备受市民欢迎的“海珠康园手工艺作品慈善义卖点”。 2013年广州首届水上花市从2月7日持续至3月13日，其间共有60余艘船艇与游客“会面”，其中10艘是主题花船，每天分三个时段，自梁家祠码头起航巡游；另有30余艘商贩船艇，或水上游走、或停泊亲水码头、或固定在岸上仿古码头，向游客贩卖鲜花、年货等；其余20余艘则作为搭载游客的游船。
三、广州花市旅游资源的价值
（一）观赏价值
观察广州人新年买花的一些习俗，还可看到岭南文化心理结构的一些颇有趣的侧。面：金桔是家家户户必买的，因为它代表大吉大利；桃花是青年男女的最爱，它会“带来”桃花运，还有解释是可“大展宏图”（广州话“红桃”与“宏图”谐音）；还有买发财树的，盼望来年财源广进……许多花木都别有寓意，买花者也特别讲究这个意头，买花已不仅是因为爱花的自然和生命，还融人了某些功利色彩的祈愿。
（二）体验价值
花市中还是会看到有爱花之人，不顾路途遥远来到这里，稀稀落落的穿梭于附近的一个个小店里，精心挑选、细细找寻自己最爱的花苗去栽培。因此，来此买花的人不仅爱花，而且还懂得养花。有些顾客颇有专家风范，看叶子、看花蕾，不知不觉半天就过去了，手中才干挑万选出自己最满意的花。也许，他们和那些只买一两束花的“爱美心切”的人不同，他们爱的是有生命的美丽，体验着挑选花卉给予的愉悦，挑选给予的美丽心情。
（三）商品价值――昔日花海，今日商海
花市的形成和发展，又与这座千年商埠的发展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正是这种浓厚的商业氛围和广州人敏锐的商业触角，挖掘了爱花的需求而使之成行成市，目趋兴旺。清初广州成为“一口通商”之后，主要的出口货物之一茶叶的加工需要大量香花，更催旺了种花业和花市。有趣的是，我们还可从中心花市的地址变化，看到广州商业布局的变迁。清代、民国年间的两大花市一个在藩署前（今北京路、中山路交界处），一个在十八甫，其实这正是当年的广州两大商业中心区，自1956年起数十年间西湖路、教育路成了中心花市，显示着北京路作为商业中心无可动摇的地位；而2001年起广州中心花市移到了天河体育中心，恰体现了广州经济文化重心已经从越秀山――北京路的传统中轴线，移向天河体育中心――珠江新城的新兴中轴线。教育路一带曾经是解放后广州的中心花市所在地。
四、广州花市对于当地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影响
（一）广州花市对于当地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实质影响
春节前夕，广州的大街小巷都摆满了鲜花、盆桔，各大公园都举办迎春花展，特别是除夕前三天。各区的主题街道上搭起彩楼，共起花架，四乡花农纷纷涌来，摆开阵势，售花卖桔，十里长街。繁花似锦，人海如潮，一直闹到初一凌晨，方才散去，这就是广州特有的年宵花市。广州各区都有至少有一个传统中心花市，其他小型的花市更是星罗棋布。推荐北京路附近的"越秀西湖花市"，它是广州最古老、最著名、最热闹的花市，办了一千多年还长盛不衰，而且地处市中心，逛完花街捎带购个物、吃个饭、看个电影什么的都很方便。逛花市不分白天黑夜，白天去光线好、能尽情赏花，晚上去热闹、能感受气氛，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花市每一年的举办，一直地延续，是结合着广州当地民俗文化旅游的更好的开发与利用，在吃住行游购娱中更好的把旅游开展，把花市这广州一个好风俗一直在传承。然而花市已经不再仅仅的把花卉盆栽摆在一个的特定的位置欣赏购买，而是更好的与民俗文化旅游更好的相结合。
（二）广州花市对于当地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一系列影响
每年春节前后在广州过新年的外地旅客也有不少，在逛花市的同时，亦是享受着在广州里一种岭南民俗的氛围。如今的花市随着时代的进步，花市的形式，活动也在不断的多样化。以前传统花市，可能就是把应节的花卉，盆栽供人们选购欣赏。而现代的花市逐渐与旅游，娱乐活动相结合。如广州首届水上花市开放时间中，共有60余艘船艇与游客“会面”，其中10艘是主题花船，每天分三个时段，自梁家祠码头起航巡游；另有30余艘商贩船艇，或水上游走、或停泊亲水码头、或固定在岸上仿古码头，向游客贩卖鲜花、年货等；其余20余艘则作为搭载游客的游船。游客在赏花买花的过程中，乘坐着游船也可以欣赏着周围的美景，民俗生活景象；也可以有机会品尝着广州当地的特色，吃的，玩的，广州的古风古色。
再如越秀花市融入粤剧、讲古节目，牌楼设计配合亚运主题。2010虎年春节将至，随着最受关注的越秀区西湖花市档位投标的圆满结束，2010年越秀区花市将会加入更多与往年不同的创意，越秀区的花市还特意预留了五六个摊位，展览广州剪纸、石湾公仔、肇庆裹蒸粽等民间工艺，届时将邀请广、佛、肇的大师亲临现场展示，与市民交流互动。同时，为配合2010年迎亚运的主题。越秀区的花市还将邀请体育明星参与。西湖花市主牌楼则以南越宝鼎燃烧圣火为主体，中央是一个巨大的LED显示屏，据说这是有史以来花市主牌楼第一次运用LED显示屏，花市期间将播出丰富的城区宣传、亚运宣传和贺年喜庆宣传节目。 在花市的开放中，还把不同的活动，大型的展览，大型节庆活动和运动赛事的宣传融合其中。游客再逛广州花市的同时也可以激发了对于广州其他的大型活动，节庆，展览的认识与参与。
五、如何应对广州花市与旅游资源开发的影响
（一）分析形势
旅游者通过开展民俗旅游活动，才可能亲身体验和触摸到旅游地民众生活事项，体会到当地的民俗事项，体会到当地人民的生活的方式和、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实现审美与自我完善的旅游目的，从而达到良好的游玩境界。因此在旅客通过逛花市，享受花市给予的一系列感观，视觉才能真真切切的感受花市中带来的广州乃至岭南的特色民俗。如果单靠从宣传资料其他间接的感知，很难真切的品尝岭南广州花市的特色。
以前，由于场地狭窄，每年的花市都要占用很多街道、公共道路，只剩下一两条行车道给汽车行驶，交通十分不便。场地不大，人又多，完全是被人流推着走，让人想好好挑选一下年花都难。十几岁的时候，一听到要行花街就怕，因为行花街的人好多，担心自己和父母走散。那时候行花街很容易就会发生小孩走失的事情，而且又没有喇叭广播，一旦走散，很难找到。所以那时候行花街只顾着紧紧地跟着父母，根本无暇顾及周围的年花和灯饰。人流密集，扒手也容易得手，行花街还要时刻留神钱包，欢乐轻松的心情自然大打折扣。广州有句歇后语“大姑娘行花街―――顾得上不顾得下”，从中就可以想象当时行花街“人贴人”的拥挤情景。大概在1986年后。首先是场地变大了，不再需要占用太多公共道路。如这些年天河区的花市主要都设在天河体育中心，黄埔区的则设在该区的体育馆里。场地大了，不影响交通之余，还让市民不用人贴着人行花街，不用老是担心会被“打荷包”。其次是交通便利，市民出行更方便。以前去行花街，很多人都是骑单车或坐公交车，而很多人即使是开车也不怕没地方停车，花市周围都有专门的停车场，还有地铁，更方便。以前很多人在花市上买了年花，挤公交车回到家，花都掉了一大半，现在也不用再担心这些问题。
而花市的场地在跟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进步，不断地在完善，尽力完美。能让本地的老广人乃至更多的外来游客亲身感受到花市的改变完善，吸引更多的人因为广州花市的传统或者民俗特色，慕名而来，从而带动起这里的民俗旅游经济或者全广州的旅游经济。
旅游开发一方面本身存在着扭曲地反映文化与真实地反映文化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它必将干扰民俗文化原有秩序和发展过程，使落后地区受到旅游者外来文化的冲击。当地居民思想行为的混乱和盲目仿效追随将淡化原有文化的特征，进而在长远角度上破坏了旅游资源特征。这时候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策略在这也应该要进而得到更好的理解与应用实现。
（二）因地制宜，挖掘、开发和建设各具特色的新景观、新产品
民俗旅游资源散存在各地各处。开发，就是要使这些散落在民间或各地的民俗资源具有招徕游客前来观光的能力。既包括对新开辟的旅游区中民俗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也包括对原有的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建设。俗语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开发民俗旅游资源要依靠当地所拥有的固有资源，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地从当地的资源特点出发，利用本身所特有的优势。如建筑、服饰、风味食品等等，保持古朴的民风、特有的风情，同时又要让现代生活中新的民俗脱颖而出。
参考文献：
[1]袁钟仁. [M]，岭南文化，1998.
[2]李权时. [M]，岭南文化，1993.
旅游是一种天然的体验经济，它作为人们求新、求奇、求异、求美、求知的一种重要途径，本身就是一种体验经济。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需求的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结果，更多的是希望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感受。民俗旅游是以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为资源，通过动（活动项目）、静（实物景点）相结合，展示异域风情的旅游活动。由于民俗旅游具有地域性、鲜明的民族性、文化性、参与性等区别于其他旅游方式的鲜明特征，因此游客参观、游览为主的旅游形式已经不再能满足游客需求。游客更希望的是通过参与体验感受民俗旅游文化的真谛。凉山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历史文化灿烂悠久，民族风情浓郁，异彩纷呈，拥有开展彝族民俗风情旅游的最佳条件。
一、体验经济与民俗旅游
（一）体验经济的内涵
体验是指人们用一种从本质上说很个性化的方式度过一段时间，并从中获得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系列可记忆事件，由于一项服务被赋予个性化之后，变得值得记忆，所以一项服务的顾客定制化，就使它成为一种体验。如果顾客愿意为这类体验付费，那么体验本身也就可以看成某种经济上的给予。
（二）参与体验型民俗旅游发展的必然性
民俗风情旅游，从性质上说，属于文化旅游的一种，文化旅游的基本含义是“人们通过旅游或在旅游过程中了解和获取知识的活动”。民俗风情旅游，从类型上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参观观赏型、了解领略型、参与体验型。以往的民俗风情旅游往往是走马观花，更多的是参观观赏型，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那些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形式已不能满足旅游者的需求，游客更希望进行体验式旅游，从中得到不同寻常的那份经历和感受。体验式旅游即“为游客提供参与性和亲历性活动，使游客从中感悟快乐”的一种旅游模式，那些具有浓郁民俗风情和地方特点同时又与娱乐相结合的旅游产品倍受旅游者喜爱。
二、凉山彝族民俗旅游资源概况
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是全国最大最集中的彝族聚居区，凉山彝族幅员辽阔，山川壮丽，资源丰富，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等在境内川流不息。这里有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富甲天下的水能资源、极为丰富的农业资源和绚丽多彩的旅游资源，被誉为“长江上游的金三角”。由于凉山州的广大民族地区在解放前还处于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社会，黑暗的社会制度，封闭的地域和原始落后的生产力，虽说阻碍了凉山的发展进步，但同时也让凉山古老彝族民俗得以传承保留下来，因此，凉山彝族文化才能作为国际精品旅游资源，以丰厚、久远、古老、完整而闻名于世。
（一）节令民俗
1、火把节
彝族是一个崇拜火的民族，每年农历6月24日举办的火把节被誉为“眼睛的节日”，彝族火把节也在2006年5月20日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火把节的活动持续三天三夜，分为迎火、赞火、送火，彝族人民举起燃烧的火把，借助火的神灵，祛除病害，驱除邪恶，主要活动有：火把狂欢夜、“朵洛河”选美、斗牛、斗鸡、赛马、摔跤等等。
2、彝族年
彝族年是凉山彝族又一大节庆盛典，被誉为“嘴巴的节日”，彝族年没有固定的日子，一般在农历10月至11月之间，根据彝族“十月历”来定，彝族年持续时间长达半月之久，和汉族过新年类似。彝族年期间彝族同胞相互串门喝酒，走亲访友，开展摔跤、斗牛、赛马等活动。
（二）婚俗
凉山彝族自治州很多地方都还保留着彝族完整的结婚习俗，彝族婚俗被誉为“持续时间最长的婚礼”，因为讲究多。虽说繁琐，但却带有许多欢乐，充满魅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些步骤已经删减，但大多数依然被筵席下来。婚俗步骤主要有：占卜合婚、订亲行聘、确定婚期、婚前禁水、抢婚、不落夫家等。
（三）服饰与漆器民俗
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彝族服饰制作工艺”、“漆器制作工艺”是凉山彝族民俗旅游资源的又一大亮点。
1、服饰民俗
凉山彝族的服饰，多姿多彩，风格独特。历史上，由于彝族支系众多，居住分散，加上凉山交通不便，各地方之间交流甚少，因此，彝族各地服饰区别明显，样式各异，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并且，彝族服饰制作工艺分为铸造、打制、压制、镶嵌、雕刻、部分为手工工匠制作，其颜色、花纹都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
2、漆器民俗
漆器是彝族传统的生活用品，也是极富特色的工艺品。颜色一般由红、黄、黑三色构成，漆器是手工制品，工序繁杂，产品包括传统的餐具、酒具及新开发的茶具、旅游纪念品、现代室内装饰器具等，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及实用性。
（四）饮食民俗
彝族饮食主食主要是玉米粉、荞面、麦面等做成的粑粑，菜肴方面种类很多，极具代表性的有坨坨肉、酸菜仔鸡汤等，坨坨肉做法是将猪牛羊鸡肉砍成拳头大小下锅炖煮，因肉块状像坨，因此称之为“坨坨肉”，并且，会根据宾客的尊贵程度来选择牛羊猪鸡，坨坨肉是非常具有彝族特色的一道菜肴，也是彝族同胞接待宾客时不可缺少的。就餐时还必须遵守许多的礼仪，比如就餐时席地而坐，按长幼顺序安排座次，宾客先用餐，主人后用餐等等。
（五）毕摩文化
毕摩是彝语音译，“毕”为“念经”之意，“摩”为“有知识的长者”。是一种专门替人礼赞、祈祷、祭祀的祭师。毕摩文化是彝族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被称为“镶嵌在彝族文化中的一颗瑰宝”。凉山地处高原，交通不便，人们求学、求医都十分困难，这也就促使毕摩在凉山非常活跃，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姑，美姑也是毕摩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地方。
三、凉山彝族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关键词】 SWOT分析 民俗文化 旅游产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旅游在休闲方式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已成为我国旅游业的新增长点，而民俗文化旅游由于其与生俱来的雅俗共赏的特点，业已成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结合的新模式。由于民俗文化资源的地域性等特征，原生民俗文化旅游已经不能满足各地区游客越来越多样化的旅游需求。自上世界末深圳锦绣中华、中华民俗文化村等大获成功，掀起一阵人造文化景观游热潮以来，各地区纷纷效仿，发展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建造民俗村、主题公园等，以求克服本土旅游资源的不足，促进产业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作为一种在实践上新兴发展、在理论上尚不成熟的产业，其发展状况与影响因素是近年来理论界研究的新领域。本文从管理学的视角，基于SWOT分析模型，从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优势、劣势、面临机遇与挑战等角度较为全面地分析其发展状况。
一、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优势（strengths）
一是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的新奇性。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它是一种全新的旅游方式，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创造活动成果，相对于原生民俗文化旅游，更能激发游客的猎奇心理。游客不会知道开发者在其主题园里移植了什么，整合了什么，又创造了什么，景区内的一切对游客而言都是未知而充满新奇感的。此外，该类旅游的创造性也更为中青年一代接受，是一种时尚的体现，对追求个性时尚的现代人来说，有着较强的吸引力。二是移植整合的优势。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最大特点在于其对原生民俗的加工整合，这不仅保持了民俗文化的大众性、亲和性，也使游客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空间范围内享受最大的民俗文化盛宴。这种“集约化”的开发，同样节约了旅游成本，并且能满足游客多种需求，包括不同角度的审美需求、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以及不同感受的娱乐需求等。以深圳的中国民俗文化村为例，景区以1∶1的比例将22个民族的25个村寨呈现在世界各地游客面前，并通过民族风情表演、民间手工艺展示、定期举办大型民间节庆活动等多种方式，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示出我国各民族原汁原味、丰富多彩的民风民情和民俗文化，使游客有身临其境之感，在最短的时间内收获了最大的民俗文化旅游体验。三是经济、社会效益。发展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重大优势之一在于其对于社会的重大意义以及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首先，带动经济发展。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具有其他旅游业的一般特性。伴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景区的开发直接提供了诸多就业机会，是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其次，提升了旅游景区所在地的知名度。成功发展的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景区无疑将成为所在地的名片，有利于提升当地知名度，提高当地居民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最后，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也是对民俗文化的弘扬。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归根到底是借助文化的魅力来发展旅游业。在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景区，对民俗文化进行了移植、整合、创造并进行集中展示，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对民俗文化加以细细品味，甚至亲身体验民俗活动，学习民俗文化知识，感受民俗文化熏陶。旅游的过程，即是领略民俗文化魅力的过程，发展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也是对民俗文化很好的弘扬。
二、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劣势（weaknesses）
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开发，顾名思义，是民俗文化的人为再现，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复制品”。在其开发过程中，许多开发者并没有很好地处理复制、移植与创造、创新的关系，多为对原生民俗的单纯复制，既失去了原生民俗的本真性，又不能引起游客的文化共鸣。
就其属性而言，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短促。关于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生命周期问题探讨，山东师范大学邵玲在其硕士论文《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研究》中借鉴了加拿大旅游学家R.W.Butler的理论，形成了特色的分析图（图1）。
如图1所示，许多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园年游客人数在开业头几年达到某一峰值后就很难再次超越，并逐渐走上下坡路。我国有相当数量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其园区内参与性娱乐项目少，游客看过一次后大多不愿重复游览，因此重游率较低，景区的旺盛期较短。所以延长生命周期是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必须要逾越的难关。
三、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现行机遇（opportunities）
一是经济的发展繁荣。无论何种旅游产品都并非生活必需品，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影响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世界旅游组织研究表明，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大众型观光旅游需求就将急剧膨胀；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时，休闲旅游将获得快速发展；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旅游需求出现爆发性需求，旅游形态出现以度假游为主时期；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步入成熟的度假旅游经济，休闲需求和消费能力日益增强并出现多元化趋势。二是人们观念的转变，对文化旅游的追求。随着现代人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的提升，节假日互相吃请的风气已经转变，更多的人愿意出外旅游。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除对自然风景区的持续关注外，人文历史景区、民俗风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青睐。三是国家政策方针等的支持。这首先体现在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强调要“推动旅游业特色化发展和旅游产品多样化发展，全面推动生态旅游，深度开发文化旅游，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深度开发文化旅游，其重点无疑是以优秀的民族文化为核心。发展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是对优秀民族文化的挖掘与弘扬，是国家政策支持的方向。其次在具体的政策法规中国家也对文化旅游产业给予了支持。以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为例提出推动旅游产品多样化发展、丰富旅游文化内涵。推动旅游产品多样化发展具体方面有：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开展各具特色的农业观光和体验性旅游活动；依托部级文化、自然遗产地，打造有代表性的精品景区；积极发展休闲度假旅游，引导城市周边休闲度假带建设，有序推进国家旅游度假区发展；规范发展高尔夫球场、大型主题公园等；继续发展红色旅游。丰富旅游文化内涵强调：把提升文化内涵贯穿到吃住行游购娱各环节和旅游业发展全过程；旅游开发建设要加强自然文化遗产保护，深挖文化内涵，普及科学知识；旅游商品要提高文化创意水平，旅游餐饮要突出文化特色，旅游经营服务要体现人文特质；要发挥文化资源优势，推出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演艺、节庆等文化旅游产品；充分利用博物馆、纪念馆、体育场馆等设施，开展多种形式的文体旅游活动。由此，必须集中力量塑造中国国家旅游整体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
四、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面临挑战（threats）
一方面，全国各地盲目开发、规划不合理，导致许多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质量不高。有很大一部分呈现移植性民俗文化的主题园，只是把表现民俗文化的某些有特色的东西东挪西搬，再简单地排列拼凑，无所谓创造，也毫无文化魅力。这种缺乏文化内涵积淀的充分挖掘，必定流于表面和肤浅，呈现给游客的不过是一些毫无内涵意义的文化符号。加之在20世纪90年代全国范围的以移植文化为特色的人造景观开发热潮下，形成了以广州、深圳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上海、无锡、苏州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以京津以及大连、烟台、济南为代表的环渤海地区三大区域的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布局集中、重复建设、杂乱无章现象，削弱了彼此的景区独特吸引力，景观的客源市场随之缩小，退化为地区级或是更低级景观，对于旅游资源的整体性开发和旅游市场的经营管理，都极为有害。
另一方面，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作为旅游产业中的一个分支，必然受到其他类型旅游方式的冲击与挑战，例如不可复制的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在现代都市人眼中有着独特的吸引力，游客愿意寻求返璞归真之旅，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得到身心的彻底放松。在财力、物力、精力有限的情况下，不同的旅游方式之间必然地存在竞争，其他旅游方式就成为乐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替代品。因此，发展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也应该将本地区所有类型的旅游资源纳入整个系统加以考虑。
五、总结建议
首先，把握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特质。作为一种新型旅游方式，其在旅游大行业的发展必须有其区别于其他的、能够激发旅游需求、产生旅游效益的特质。该产业的相关实践人员及研究人员都应明确把握这一点。由于景观的模拟性、可复制性，使得开发者能够将不同的旅游资源整合，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呈现给游客最大的旅游享受，可以在科学的市场调研后，开发更为游客喜闻乐见的旅游内容。同时要注意克服其产品周期的短暂性。其次，进行科学合理的整体规划、选址和定位。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特质对旅游景点的宏观规划等也提出了相应要求。此类景区的选址，在城市印象上尽量避免刻板固定印象深厚的地区，最佳的选址既要有便捷的交通、多级规模较大的客源市场，又要有较为便宜的土地资源可供开发。移植性民俗文化内涵广泛，景区的特色定位应综合考虑各种客观条件，走出别具一格的发展道路。最后，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作为一项产业，高质量的经营管理是其发展繁荣的必备条件之一。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要求保证景区良好运营，从各个层面满足游客需求，做到从人员层面及物质层面的全面提高。一方面是对人的管理。产业从业人员必须加强自身队伍管理，不仅注意专业知识和素养的提高，同时关注服务意识和态度的提高。作为产业运营的公司，可以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在绩效考核中参考顾客满意度因素，培养出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另一方面，提高对景点的管理水平。充分挖掘移植性民俗文化景区的景点文化内涵；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如完善景区内旅游路线图、增加景区休息场所、加快安全设施建设；延长产业链，加快饮食、住宿、购物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形成以民俗文化为核心的复合式开发管理。
（注：本文属于安徽师范大学2011年创新性实验计划（编号cxsy11021）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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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 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关键词：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理念；模式；机制
大湘西地区主要是指湖南西部的张家界市、湘西州和怀化市等地，三个市州辖25个县市区，国土面积53196平方千米，居住着土家、苗、侗、瑶、白等30多个少数民族。在当地居民的共同劳作和生活交往中，大湘西地区形成了大批优秀且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资源，这些民俗文化资源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具体表现在居住、饮食、服饰、礼仪、节庆、民间艺术等各方面，湘西民俗文化经过不断的传承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一支。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作为一种高层次旅游产品，民俗文化旅游产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大湘西因其拥有丰富且独特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应旅游发展趋势也迅速加入到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进程中来，部分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得到了一定的开发并为大湘西地区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但获得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出现了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大批游客的涌入不仅打破了大湘西原有封闭的文化氛围，干扰了大湘西民俗文化原有质朴的秩序，还加速了大湘西地区服饰、语言、建筑以及生活习俗等民族传统文化的变异，导致某些传统文化特征被同化或消失等。主要表现在：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形式结构单一且雷同、开发设计层次低、市场调研环节薄弱、地域文化特色挖掘不够等，严重阻碍了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发展步伐。因此，如何解决好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成为促进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理念
(一)可持续旅游开发理念
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的是发展必须以不破坏或少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资源为前提，维持生态环境的平衡性，提高经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协调性，保持经济效益的可持续获得性。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一旦过度开发，不注重保护就容易受损乃至消亡，因此，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正切中可持续发展观的价值要求。当前，湘西旅游产品的开发依旧以粗放型的开发方式为主，部分地区将民俗文化旅游业的发展看成是一种数量型的增长和外延型的扩大再生产，促使开发者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在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和全面科学论证、评估与规划的前提下，对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资源进行盲目和过度开发，导致大湘西地区的民俗文化旅游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基于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可持续旅游开发理念的提出，对于指导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工作显得尤为迫切。可持续旅游开发理念所强调的是，通过对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在内的各种旅游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对旅游业发展方式和规模进行合理的规划和管理，保持旅游开发地环境的协调性和文化的完整性。可持续旅游开发理念在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中具体思想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二)可持续旅游开发理念的具体思想体现
1、保护与开发相结合思想
民俗文化旅游产品是在对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开展旅游开发活动的，只开发不保护，无异于杀鸡取卵，最后只剩下没有灵魂的存在物。而只保护不开发，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就得不到有效利用，文化内涵得不到永续发展。因此，在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应坚持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思想，做到保护优先、有序开发。在遵守旅游社区土著居民的文化演进规律、、民族习俗等前提下，采取严格保护措施，以实现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保护最大化的目标，促进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业的良性发展。同时，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合乎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规律，有序地对民俗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只有适度的开发和有效的保护相结合，才能使大湘西民俗文化资源得到应有价值体现的同时实现当地人民求发展的长久愿望以及满足外地游客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旅游需求。
2、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兼顾思想
民俗文化旅游业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效益在可持续旅游开发理念中是相互影响，紧密结合的整体性关系。从经济角度看，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者要尽量用最小的投资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或在相同投资的情况下，能吸引到更多的游客；从社会效益看，为旅游者追求自我价值实现或人文素质教育创造条件；从文化效益看，开发是将区域民俗文化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加以保护和保存。获取经济效益是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重要目的，但决不能为了扩大民俗文化旅游业而片面、无视科学规律地开发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忽视社会效益、文化效益。而应在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注重不能损害当地的社会安定、人际关系的和谐良好的社会秩序，以可持续开发理念贯穿整个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全过程，真正实现大湘西民俗旅游经济效益、文化效益、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发展。
3、科学统筹思想
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是一项涉及范围较广的复杂工程，开发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旅游客体，还包括旅游主体和旅游介体。因此，要协调好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减少甚至避免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中所产生的问题，则必须坚持科学统筹的思想，从整体的高度进行协调。一方面，既要协调民俗文化旅游产品主题的科学定位和形象宣传，还要协调好相关经济部门之间的配合；另一方面，又必须统筹到文化的内容与表现形式、资源本身与环境的和谐统一，还应涉及到基础设施、服务设施的协调配套。只有坚持科学统筹的思想，才能把旅游主体文化、旅游客体文化和旅游介体文化三者有条不紊地开发好，为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能。
二、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模式
(一)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模式概述
模式(Pattem)是指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模式是对某一类问题的一种指导，在一个良好的指导下，会得到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有助于完成任务，有助于作出优良的设计方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随着民俗文化旅游的兴起，如何选择一种行之有效的模式对民俗文化旅游产品进行合理开发，日渐成为学术界感兴趣的课题。通过对历年学者们关于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模式相关研究的认真梳理发现，传统的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模式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①原地浓缩模式。它属于一种原地模拟型开发模式，一些少数民族村落或民俗文化丰富且独特的地区，由于旅游进程的加快，已在建筑、服饰、风俗等方面有所淡化，使得游客不能完全领会当地民俗文化的风韵，故当地政府或开发商运用人工方式，有意识地修建一些反映当地民俗文化的主题公
园。②原生自然模式。以民俗文化村落为典型代表，它是一种就地展示型民俗村落，有村民的介入，是一座活生生的民俗露天博物馆。其特点是保留了原来的风貌、居住、饮食、节庆等，具有自然朴实的特色，能较好的满足旅游者欣赏和体验民俗文化的需求。③资源凝聚模式。以民俗博物馆为代表，它是一种静态的开发模式，对传播民俗文化，满足旅游者体验民俗文化需要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④短暂表现模式。由于一些特定的民俗文化只存在于很短的时间，如民俗传统的节庆活动、流动性的民俗文化表演活动等，采取此种模式，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此外，一些学者提出了新的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模式，试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吴必虎、余青提倡引人生态博物馆模式，即将整个社区作为一种开放的博物馆，对社区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进行整体保护，以各种方式记载、保护和传播社区的文化精华并推动社区向前发展；马晓京“针对生态博物馆的模式”，提出了“建立民族生态旅游村的构想”，并提出了小规模发展、游客限制、局部开发的原则；师杨振之则根据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马康纳得“前台、后台”理论，提出了“前台、帷幕、后台”的旅游开发模式，并主张通过利益再分配，用前台创造的“收入”补偿后台因丧失发展机遇而付出的代价。从实践来看，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新型的博物馆形式，它忽视了市场化运作的重要性，所以效果不容乐观，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要实现既定的目标还任重道远。民族生态旅游村模式有其合理的部分，但其“局部开发”和“小规模开发”的局限性不能满足民俗旅游地发展经济的需求，也无法解决民族文化保护与民俗旅游开发的根本矛盾。而“前台、帷幕、后台”开发模式，由于其主张利益再分配方式，违背了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很难调动起前台开发民俗文化旅游的积极性和保护民俗文化的责任感，以及压抑后台保护区居民求进步和发展的需求，注定该理论在实践中得不到具体运用。因此，选择何种开发模式，还需要学者们以新的理论视角对民俗文化旅游进行探讨，使理论研究能够接受实践的检验。
(二)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一体化开发模式
无论是传统的原地浓缩模式、原生自然模式、资源凝聚模式及短暂表现模式，还是学者们提出的生态博物馆模式、民族生态旅游村、“前台、帷幕、后台”模式，通过对其认真的梳理和分析，都有其各自适应开发的优势及不足。而在具体的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实践中，由于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多样性及自身地域的特殊性。不可能完全套用哪一种开发模式，或教条地照搬书本上固有的开发模式，这样只会将民俗文化旅游业引入绝境，使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壤，最终造成资源的浪费乃至枯竭。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由于其自身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在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时，如何寻得一种既能发展地区经济，又能将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限度的旅游产品开发模式，是现阶段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业急需实现的主要目标。
鉴于上述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模式都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在选择何种模式作为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模式时，应根据大湘西地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禀赋状况及其将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结合考虑，在明确开发的内容、层次、重点等问题的基础上，有区别的、有针对性地进行民俗文化旅游产品一体化开发。民俗文化旅游产品一体化开发模式既不固定是一种开发模式的单独运用，也不是多种开发模式的简单叠加。而是根据旅游开发地具体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性地运用一种或多种旅游产品开发模式，分层次、有重点地进行综合开发，从而形成重点突出、层次分明，点、线、面全方位结合的一体化开发格局，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要素的功能，从而形成整体合力，更好地实现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民俗文化旅游产品一体化开发模式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开发模式，不仅有利于丰富科研理论，提升旅游价值，还为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提供了一个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持续旅游发展模式。
三、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机制
(一)改善经营管理体制，加强区域合作力度。
由于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资源隶属于湘西州、张家界、怀化等三个不同行政区，缺乏一个涉及旅游发展各部门的统一管理机构，造成政出多门的现象，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空间协作性差，整个大湘西地区没有形成联动优势，从而影响民俗文化旅游规模的形成和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为此，大湘西地区要打破行政区划体制观念的束缚，促进三地市政府间交流合作，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指导能力，协调民俗文化旅游产品资源规划和开发，防止盲目和无序竞争。尽快建立一个涉及整个大湘西地区旅游业的主管机构，来参与制定和完善民俗文化旅游相关法律法规，协助地方政府编制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规划，加强对特色民俗文化的挖掘、整理以及对从业人员的管理，使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业向着法制化、规范化的道路迈进。在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经营方面，则根据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分布特征及市场属性进行综合规划，发挥区域联动优势，实现市场共享、共同经营。此外，可以利用整个大湘西的力量和联合优势，加快湘西州、怀化与张家界旅游资源优化整合，以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和民族风情旅游资源，来提高张家界旅游区的旅游资源丰富度、组合度和整体优势度，实现整个大湘西地区人、财、物和各种民俗旅游要素的最佳利用，为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业赢得广泛的市场和创造最大的效益。
(二)完善利益协调机制，明确产权所有关系。
社区居民作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所有者和参与者，本应享受旅游开发所带来的实惠和成果。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和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各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主体盲目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致使社区居民无法获取民俗文化旅游所带来的效益，挫伤了他们继承和发扬民俗文化的积极性，以至于使更多真实的民俗文化正悄然失去。为此，大湘西地区必须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完善民俗文化旅游相关者的利益协调机制。培育合格的利益相关者，使其各有其位、各司其职同时处理好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和利益协调；另外，建立合理的产权结构，做到权、责、利公平清晰，让社区居民直接参与民俗文化旅游的经营，通过享有完整的产权，行使使用收益。此外，政府还应建立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产权评估体系，对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资源进行合理有效评估，为社区居民参与产权划分提供明确的依据，从而保证社区居民应得利益不会被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强势主体所侵占，提高社区居民参与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积极性，推动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健康、良性发展。
(三)坚持市场化运作机制，提升整体营销水平。
民俗文化旅游产品作为一种商品被生产或开发出来，必须按照市场的一般经济规律，广泛参与市场竞争，只有被旅游者所认可和接纳，民俗文化旅游产品才能真正实现它应有的价值。民俗文化旅游产品要想创造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必须坚持市场化运作机制。当前，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分强调资源导向型开发，忽略了对旅游消费市场的深入分析和调查。因此，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机制，认真分析和掌握旅游者的偏好，运用市场细分策略，把旅游者按年龄、性别、职业、文化水平及其兴趣爱好等分成若干目标市场，根据各个目标市场特点，正确进行市场定位、产品定位和价格定位，从而突出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特色和个性化，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元化立体式的营销手段，精心策划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宣传主题，调动旅游企业和媒介的积极性，实行联合促销活动，提高民俗文化旅游的整体营销水平。如媒体宣传、文艺作品促销、节庆促销、电子商务促销等多种促销方式。快捷、方便、现代化的营销宣传体系对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整体形象的推广和品牌影响力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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