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概要：
本文以澳大利亚证据法的历史发展、法律渊源为基础，考察了澳大利亚证据法的改革动向，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联邦证据法统一运动，对改革成果即联邦《1995年证据法》的特点进行了初步分析。《1995年证据法》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点：1.立法政策和基本原则，基本原则为保障法院发现真实原则、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区别对待原则、程序公正原则、程序可预测性原则、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原则；2.消除冲突，实现统一；3.历史继承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最后就《1995年证据法》的重大修改和突破作比较详细的论述，包括：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传闻证据、自认和自白、识别证据、特权、意见证据、品格证据、可信性规则）；证人资格和强制作证；第二手书证等。
一、澳大利亚证据法的历史发展
英国开拓澳洲殖民地时将普通法和衡平法带到了澳洲，直至今日，澳大利亚还是英联邦的一部分。在民事诉讼制度上，澳大利亚虽有自己的特色，但法律原理、诉讼结构、制度精神、乃至具体的程序都打上了“日不落帝国”之烙印。澳大利亚的证据制度亦是如此。澳大利亚最早的证据规则沿用英国的普通法和衡平法，以及后来的制定法，如英国议会制定的《1831年证据特派员法》（theEvidenceonCommissionAct1831）、《1851年证据法》、《1856年外国法院证据法》、《1859年证据特派员法》、《1861外国法律查明法》（theForeignLawAscetainmentAct1861）、《1868年书证法》（theDocumentaryEvidenceAct1868）、《1882年书证法》、《1885年证据特派员法》、《1898年刑事证据法》等。
随着经济和法制的发展，澳大利亚逐步发展了自己的法律制度。在证据法方面，早期的成文证据法有澳大利亚联邦《1905年证据法》（theEvidenceAct）和《1901年州、属地法律和记录承认法》（theStateandTerritorialLawsandRecordsRecognitionAct），后来有联邦《1974年证据法》，1979、1985年《证据修正法》（EVIDENCEAMENDMENTACT），1971-1973年《澳大利亚首都地区证据法（暂行规定）》[AUSTRALIANCAPITALTERRITORYEVIDENCE（TEMPORARYPROVISIONS）ACT1971-1973]，以及《1976年涉外诉讼（禁止特定证据）修正法》[FOREIGNPROCEEDINGS（PROHIBITIONOFCERTAINEVIDENCE）AMENDMENTACT1976]等。
而各州和地区都有自己的证据法。比如新南威尔士《1901年议会证据法》（PARLIAMENTARYEVIDENCEACT），维多利亚《1958年证据法》，昆士兰《1977年证据法》，西澳大利亚《1906年证据法》，南澳大利亚《1929年证据法》，塔斯马尼亚《1910年证据法》，澳大利亚首都地区《1971年证据法》，澳大利亚北部地区《1939年证据法》。对这些证据法的修改补充法案、实施规则、附属法案（如宣誓法等）以及规定大量证据法则的联邦和各地区的民事诉讼规则、法院规则、司法判例，加在一起不下数百种。
二、澳大利亚证据法改革和统一的时代背景
数百种证据法规使澳大利亚的证据制度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证据法则群，但规则却过分复杂，象是一个迷宫，互不一致，相互冲突严重，存在诸多不确定的领域以及其他各种缺陷.根据1903年《司法法》（JudiciaryAct）第79、80条之规定，联邦法院在州或领地审理案件时，适用州或领地之证据法。而澳大利亚各州、领地的证据法相差十万八千里，令人头痛的是，不同法域适用的证据规则不同之处不仅仅在于证据法法条规定本身，还在于各法域适用的普通法存有差距。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州法院和位于该州的联邦法院、以及领地法院和位于该地的联邦法院适用的证据法走向统一，而处于不同州的联邦法院适用的证据规则并未统一，即依联邦法设立的联邦法院却因法院大楼建于不同地区而适用不同法域的证据法。
在这种背景下，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于1979年7月，以澳联邦司法部长PeterDrewDurack为首组成庞大的证据法改革委员会，旨在全面评审澳大利亚的证据制度，以实现统一证据法之目的。
“鉴于参议院宪法和法律事务常务委员会就澳大利亚首都地区1972年《证据法案》提出如下建议：（1）由法律改革委员会对证据法进行综合性评审，以制订适应时势发展之证据法典；（2）起草《统一证据法》，以便在澳大利亚首都地区和境外领地适用同一的证据法；以及条件成熟时，在所有联邦法院和法庭适用同一的证据法；《统一证据法》内容应包括联邦《1905年证据法》和《1901年州、属地法律和记录承认法》涉及的所有内容。同时，为促进联邦法院、首都地区和境外领地法院、以及联邦和领地法庭适用的证据法现代化，使之符合时势发展和预期要求，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对联邦法院和领地法院诉讼程序中适用的证据法进行综合性评审，就如下事项提出报告：（1）上述法院适用的证据法是否应统一，以及在何种程度上统一；以及（2）证据法改革适当的立法形式，以及未来允许单一法域必要时对统一证据法作出变更的形式。”
证据法改革委员会认为，基于便利和效率原则，即便证据法一定要尊重差别，也应该是联邦法院适用的证据法与各法域法院适用的证据法的差别，联邦法院适用的证据法不应存在差别，换言之，首先应实现联邦法院适用证据法的统一。同时，全国所有地区的证据法都急需改革，目前全国的证据法律渊源浩如烟海，由无数的非系统性法律文件和司法判例所构成。即使对于大多数职业律师而言，也是一个神秘的迷宫，对没有聘请律师的当事人来说，则更是包含着无数陷井圈套的惊险游戏，轻则令其心智困扰，重则令其稀里糊涂败诉。证据法还存在诸多不确定的领域，我们知道，最后确定的法律最终是由法院来宣告的，而在司法实践中就存在这种情形，由于证据法则过于复杂，一些法官便走向另一极端，忽略其复杂性，过分简化证据规则，避免各种专门术语的使用等，这也是需要改变的地方。
1985年，《证据之中期报告》出台，概括了对证据法的评价，也提出了证据法的统一问题，即联邦法院和领地法院适用的证据法应进行全面、大刀阔斧地改革。《证据之中期报告》以16篇研究论文为基础起草了《统一证据法草案（讨论稿）》，建议采取立法形式予以颁布，并分发给法律专业机构、地方法官、证据法研究人员、联邦法官、州法官、退休法官、警察、律师和其他有关人士和组织，举行征求意见的公开听审，收集了大量建议，而且大约二年便举行一次研讨会，将所接受的咨询和建设性意见纳入统一证据立法。此后，制订统一证据法的思想观念已深入人心，对立法的可行性已达得了前所未有的共识。
在此基础上，《1987年证据法案》（EvidenceBill1987）和《1987年证据（修正）法案》[Evidence（ConsequentialAmendments）Bill1987]出台，较全面地总结了改革和统一证据法的建议，为推动统一证据法走向立法议程和制订《1995年证据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7年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出版了最终报告《证据》。通过努力，统一证据法纳入立法议程，最终成果是1995年颁布的联邦《1995年证据法》，该法自1997年9月30日施行。该法突出强调如下主题：1.证人：证人资格和强制作证；宣誓证言和非宣誓证言；作证的方式。2.证据的采纳和排除：关联性证据；书证；传闻证据；意见证据；自认；判决和定罪判决作为其依据的案件事实之证据；品格证据和行为证据（包括与证人可信性有关的证据）；识别证据；特权；为公共利益排除的证据；排除证据之自由裁量权。3.证明因素：司法认知（勿需证明事项）；书证内容的证明；便利证明；证明标准；佐证；对陪审团的警告。与该法颁布之日起始，澳联邦对就该法制定了一系列补充法案、实施规则和附属法案。联邦对证据法的修订也促使了各州对证据法的重新审视，各州纷纷推出新证据法，如新南威尔士《1995年证据法》和澳大利亚北部地区《1996年证据法》等，以接近联邦法之规定。再加上规定大量证据法则的联邦和各地区的民事诉讼规则、法院规则、司法判例，至此，澳大利亚的证据法已形成一个较科学、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当然这仍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
三、澳大利亚证据法律渊源
澳大利亚的证据法律规范除有证据字样的法律、法规、条例、规则等外，还大量见之于澳大利亚的法院规则以及法院判例。如《联邦法院规则》第15A条、，维多利亚《1996年最高法院规则（民事诉讼程序一般规定）》第32条规定了“初期开示和对诉讼外第三人的开示”；维多利亚《1996年最高法院规则（民事诉讼程序一般规定）》第29条、新南威尔士1970年《最高法院规则》第23条、昆士兰《1900年最高法院规则》第35条都规定了“书证的开示和查阅”；维多利亚《1996年最高法院规则（民事诉讼程序一般规定）》第30条、西澳大利亚《1971年最高法院规则》第27条规定了“质问书”等。
归结起来，澳大利亚现行证据法的主要渊源有：
（一）澳联邦（COMMONWEALTH）
1.联邦《1995年证据法》（EVIDENCEACT1995）；
2.《1994年（新西兰）证据和程序法》[EVIDENCEANDPROCEDURE（NEWZEALAND）ACT1994]；
3.《1995年（新西兰）证据和程序规则》[EVIDENCEANDPROCEDURE（NEWZEALAND）REGULATIONS]；
4.1994、1997年《（新西兰）证据和程序修正规则》[EVIDENCEANDPROCEDURE（NEWZEALAND）AMENDMENTREGULATIONS]；
5.《1998年证据规则（修正案）》[EVIDENCEREGULATIONS（AMENDMENT）1998]；
6.《1994年涉外证据法》（FOREIGNEVIDENCEACT1994）；
7.《1992年公司（证据）修正法》[CORPORATIONSLEGISLATION（EVIDENCE）AMENDMENTACT1992]；
8.1995年第44号、1996年第202号《证据规则（修正案）》[EVIDENCEREGULATIONS（AMENDMENT）]；
9.《1976年联邦法院法》（FederalCourtofAustraliaAct1976）；
10.《1976年联邦法院修正法》（FederalCourtofAustraliaAmendmentAct1976）；
11.《联邦法院规则》（FederalCourtRules）。
（二）澳大利亚首都地区（ACT）
1.联邦《1995年证据法》（EVIDENCEACT1995）；
2.1989、1990、1991、1992、1994、1996年《（闭路电视）证据法》[EVIDENCE（CLOSED-CIRCUITTELEVISION）ACT]；
3.1993、1994、1999年《证据法（修正案）》[EVIDENCE（AMENDMENT）ACT]；
4.1989、1990年《证据（法律和规则）法修正案》[EVIDENCE（LAWSANDINSTRUMENTS）（AMENDMENT）ACT]；
5.1985、1990年《证据条例（修正案）》[EVIDENCE（AMENDMENT）ORDINANCE]；
6.《1933年最高法院法》（SupremeCourtAct1933）；
7.《1937年最高法院规则》（SupremeCourtRules1937）。
（三）新南威尔士（NSW）
1.《1995年证据法》（EVIDENCEACT1995）；
2.《1997年（儿童）证据法》[EVIDENCE（CHILDREN）ACT1997]；
3.《1999年（儿童）证据规则》[EVIDENCE（CHILDREN）REGULATION1999]；
4.《1998年（视听）证据法》[EVIDENCE（AUDIOANDAUDIOVISUALLINKS）ACT1998]；
5.《1995年证据法（间接和其它规定）》[EVIDENCE（CONSEQUENTIALANDOTHERPROVISIONS）ACT1995]；
6.《1995年委托取证法》（EVIDENCEONCOMMISSIONACT1995）；
7.《1999年司法（证人出庭和出示证据）规则》[JUSTICES（ATTENDANCEOFWITNESSESANDPRODUCTIONOFEVIDENCE）RULE1999]；
8.1995、2000年《证据规则》（EVIDENCEREGULATIONS）；
9.《1970年最高法院法》（SupremeCourtAct1970）；
10.《1970年最高法院规则》（SupremeCourtRules1970）。
（四）澳大利亚北部地区（NT）
1.《1996年证据法》（EVIDENCEACT1996）；
2.《1995年宣誓法》（OATHSACT1867）；
3.1979、1993年《最高法院法》（SupremeCourtAct）；
4.《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最高法院规则》（RulesofSupremeCourtoftheNorthernTerritory）。
（五）昆士兰（Qld）
1.《1977年证据法》；
2.《1867年宣誓法》（OATHSACT1867）；
3.《1867年证据和开示法》（EVIDENCEANDDISCOVERYACT1867）；
4.《1932年证据（文书认证）法》[EVIDENCE（ATTESTATIONOFDOCUMENTS）ACT1932]；
5.《1988年委托取证法》（EVIDENCEONCOMMISSIONACT1988）；
6.《1993年证据规则》（EVIDENCEREGULATIONS）；
7.1991、1995年《最高法院法》（SupremeCourtAct）；
8.《1900年最高法院规则》（RulesofSupremeCourt1900）；
9.《1997年统一民事诉讼规则草案》[UniformCivilProcedureRules1997（ConsultationDraft）].
（六）南澳大利亚（SA）
1.《1929年证据法》（EVIDENCEACT1929）；
2.《1928年（宣誓）证据法》[EVIDENCE（AFFIDAVITS）ACT，1928]；
3.《1993年证据（出示书证）规则》[EVIDENCE（REPRODUCTIONOFDOCUMENTS）REGULATIONS1993]；
4.《1935年最高法院法》（SupremeCourtAct1935）；
5.《1987年最高法院规则》（SupremeCourtRules1987）。
（六）塔斯马尼亚（Tas）
1.《1910年证据法》；
2.《1991年证据（费用）规则》[Evidence（Allowances）Regulations1991]；
3.《1997年证据（指定询问官）令》[Evidence（PrescribedOfficers）Order1997]；
4.《1999年（视听）证据法》[EVIDENCE（AUDIOANDAUDIOVISUALLINKS）ACT1999]；
5.《1932年最高法院民事诉讼法》（SupremeCourtCivilProcedureAct1932）；
6.《1965年最高法院规则》（RulesofSupremeCourt1965）；
7.《1985年民事诉讼规则》（CivilProcedureRules1985）。
（七）维多利亚（Vic）
1.《1958年证据法》（EVIDENCEACT1958）；
2.《1982年证据（委托取证）法》[EVIDENCE（COMMISSIONS）ACT1982]；
3.《1997年（视听）证据法》[EVIDENCE（AUDIOVISUALANDAUDIOLINKING）ACT1997]；
4.《1998年证据（保密交流）法》[EVIDENCE（CONFIDENTIALCOMMUNICATIONS）ACT1998]；
5.《1998年证据（宣誓证据和法定声明）法》[EVIDENCE（AFFIDAVITSANDSTATUTORYDECLARATIONS）REGULATIONS1998]；
6.《1998年犯罪、没收和证据法（修正案）》[CRIMES，CONFISCATIONANDEVIDENCEACTS（AMENDMENT）ACT1998]；
7.1928、1935、1986年《最高法院法》（SupremeCourtAct）；
8.《1957年最高法院规则》（RulesofSupremeCourt1957）。
（八）西澳大利亚（WA）
1.《1906年证据法》（EvidenceAct1906）；
2.《1976年证据（证人和译员费用）规则》[Evidence（Witnesses‘andInterpreters’FeesandExpenses）Regulations1976]；
3.《1991年证据（境外询问证人）规则》[Evidence（ExaminationofwitnessesoutsidetheState）Regulations1991]；
4.《司法（宣誓证据）法》[JusticesAct（EvidencebyAffidavit）Regulations]；
5.《1935年最高法院法》（SupremeCourtAct1935）；
6.《1971年最高法院规则》（RulesofSupremeCourt1971）。
四、澳大利亚联邦《1995年证据法》之特点
（一）立法政策和基本原则
所谓立法政策，指贯穿于立法过程和法律条文中的基本原则、基本理念、基本目标。澳大利亚联邦《1995年证据法》（下称《1995年证据法》）在确定立法宗旨时，主要考虑了如下一些基本因素：如审判制度的延续性（包括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对抗制特征、陪审团审判等）；证据法律制度的历史继承性；民事审判的性质和目标；刑事审判的性质和目的（包括纠问式诉讼体制、尽可能减少误判、按情理无可置疑地证明被告犯罪、承认和尊重个人权利、促成对抗式竞赛）。基于上述考虑，结合《1995年证据法》的规定，可以概括出该法具有如下基本原则：
1.保障法院发现真实原则。尽管根据认识论规律，审判所能发现的真实只不过是客观事实的主观映象，完全绝对的真实是无法接近的，但审判制度的可信性最终还是依赖于法官对真实的发现，这可谓《1995年证据法》的首要目标。该法的规定比较强调当事人向法院提供具有证明价值的一切证据材料。如偏离上述目标，则需合理理由，此时便需综合考虑发现真实与追求司法公正的冲突、诉讼成本和诉讼效率、追求真实与诉讼拖延等矛盾体的对立与统一。
2.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区别对待原则。《1995年证据法》也充分考虑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性质和目标的差异。澳大利亚的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都属对抗制诉讼模式，但民事诉讼是解决当事人之间私权争议的机制，而刑事诉讼则是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追诉的控告式诉讼机制。刑事审判涉及公民的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尽管民事诉讼有时也涉及到与刑事诉讼相同或类似的严重问题，诸如欺诈、破产、离婚、监护等，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诉讼标的、本质特征、基本目的皆不相同，必须正视这一差别。传统意义的刑事审判制度关注焦点，是尽可能使误判的风险减至最小，体现在证据法上，就是对于控方和辩方适用不同的规则。《1995年证据法》贯彻了这一点，承认控方与辩方的源生性差异，通篇考虑了刑事审判中控方与辩方的力量对比和平衡，比如采纳针对被告人的证据应适用更严格的标准，对被告的强制作证、交叉询问、非宣誓证言、先前行为、先前陈述和品格证据等，都没有忽视对被告人的保护。
3.程序公正原则。《1995年证据法》有关规定非常注意充分保障当事人的陈述权、异议权、开示权、知情权、辩论权等，贯彻诉讼权利对等原则等。
4.程序可预测性原则。《1995年证据法》有一个较大的特点，尽可能削减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其理由一是对法官的不信任，二是追求诉讼经济、提高诉讼效率。该法力图增加程序的客观因素，尽最大可能详尽地规定各种证据法则，减少以前的证据法所存在的不确定性，促进法律术语使用的最小化，尽量缩减该法未来可能存在的疏忽，将能考虑到的有关情况都纳入规则，增加诉讼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能够合理地对诉讼结果进行预测和评估。这一点在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上表现特别明显。并且，整个规则清楚明了，语言大众化，立法技术简洁明快，使法官在适用证据规则时没有必要用过多时间来思考和自由裁量，因为规则对有关情形规定得详尽明了。
5.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原则。《1995年证据法》通篇考虑了诉讼周期、成本以及庭外诉讼行为周期、成本之因素，追求诉讼成本最低化和诉讼效率最优化。如该法直接使用“产生大量费用或者迟延”一词便有七处，以大量篇幅规定“便利证明”，简化书证内容的证明。同时，该法还保留了法官一般自由裁量权，如该法第11条“法院的一般权力”规定：除本法另有明文或者必要的含义规定之外，法院控制诉讼程序进行的权力不受本法之影响，特别是法院有关禁止滥用诉讼程序方面的权力不受本法之影响。
6.保障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原则。在关于证人资格、强制作证、证据的可采性、证据的排除法则、特权、自认和自白、识别证据等方面，《1995年证据法》充分体现了对基本人权的的尊重，在发现真实与保障公民个人自由和权利不受侵犯之间寻求到一个较适当的平衡。
（二）消除冲突，实现统一
《1995年证据法》解决联邦法院适用证据规则相互冲突困境，实现了全国联邦法院证据规则的统一性。如该法第4条之规定：“本法适用于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或者澳大利亚首都地区法院进行的一切诉讼……”。
（三）历史继承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1995年证据法》在保持证据规则历史继承性的基础上，修正了原证据法不合理的缺陷。一方面，该法对于原证据法则的合理部分（也是主体部分）全部加以继承，并利用法典编纂技术使之更加集中、统一、简练和通俗易懂；另一方面，该法也克服了原证据规则的各种缺陷，对有关证据制度进行了较重大的修正，对原证据规则作了较大完善。
五、澳大利亚联邦《1995年证据法》的重大修改
（一）证据的可采性规则
《1995年证据法》明确规定了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使原证据的可采性规则更加合理化。所谓证据的可采性，指证据必须为法律所许可用于证明案件的待证事实。可采性以关联性为前提。第55条第1款“关联性证据”规定：“诉讼程序中有关联的证据，指如果该证据被采纳时，可以合理地（直接或间接）影响对诉讼中系争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进行评价的证据。”第56条“可采纳的关联性证据”规定：（1）除本法另有规定外，诉讼程序中有关联的证据在诉讼中应予采纳。（2）在诉讼程序中不相关的证据不得采纳。所谓关联性证据，指该证据可以影响人们对事实存在与否或然性的评价。第140条“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规定：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为或然性权衡（balanceofprobabilities），证明案件达到或然性权衡时，法院应裁决当事人的案件已得到证明。第141条“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规定：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为按情理无可置疑的证明（beyondreasonabledoubt），证明按情理无可置疑的，法院才得确认对被告的成立。澳大利亚证据法学界对关联性有不同的观点，但在不同观点的基础上，都认为法院应有自由裁量权，故《1995年证据法》规定所谓“剩余裁量权”（residuarydiscretion），如果采信证据的不利之处（比如采信将产生不合理的费用或迟延，或者不切实可行的）超过其证明价值的，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排除该证据。
1.传闻证据
传闻证据规则及其例外，是英美证据法的重要内容，即除非法定例外，传闻证据基于对其提出的适当异议而排除。传闻证据规则长期以来成为人们的争论焦点。作为普通法的例外，澳联邦和各地区针对特别的情形就传闻证据规则作出了不少且各不相同的规定，这些众多的法规加上浩如烟海的普通法判例，令人无所适从。七、八十年代以来，证据法学界及司法界普遍对英联邦及澳联邦有关传闻证据法则极度不满，法律改革机构也提出了数十个报告，建议改革传闻证据制度。《1995年证据法》保留了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但规定了新的例外特别是将传闻分为第一手传闻（First-handhearsay）和非第一手传闻（moreremotehearsay），前者指对所述事实有亲身了解的人或者可以合理推定为有亲身了解的人所作之事实陈述，后者即第二手传闻证据，指对事实没有亲身了解的人所作之事实陈述。
在民事诉讼中，如第一手传闻陈述人不能到庭作证的，对他方当事人发出通知的可以采纳。第一手传闻陈述人可到庭作证的，如果传唤陈述人作证将产生不合理的费用或迟延，或者不切实可行的，则传闻法则不予适用，如果陈述人已经或者将由法院传唤作证，并且如果陈述人进行陈述时对所宣称事实记忆犹新的，则传闻法则不适用于陈述人看见、听见或者以其他方式感知到所陈述事实的人所作陈述之证据。如果追求能收集的最佳证据，或者事件发生后较长时间要求其作证，将带来诉讼迟延和成本上升，而并不能带来相应的利益，不符合《1995年证据法》的立法政策。
在刑事诉讼中，除非传闻证据是可调取的最佳证据，并且其可信性具有合理之保证，否则不应采纳针对被告的传闻证据。反之，对被告而言，除非传闻是可收集的最佳证据，否则不应采纳被告提出的传闻证据。因此，当第一手传闻陈述人不能到庭作证时，只要控方向被告开示了第一手传闻证据，且符合可信性的特别保障条件时，传闻法则不得排除控方提出的该传闻证据。被告如向控方送达了有关通知，则也不得排除被告提出的传闻证据。第一手传闻陈述人可到庭作证时，传闻陈述人须由法院传唤作证，且在有关事件发生后立刻或不久进行陈述的，方得采纳该传闻证据。这些规定以原规定为基础，并使原规定更合理。
至于非第一手传闻证据，尽管基于可信性、必要性或者两者应予以排除，但《1995年证据法》规定了一些特殊的种类应予以采纳，包括商业记录、标牌，标签和文书的内容、远程通信、关于他人健康等的同时陈述、有关家庭关系和年龄的名誉证据、公共权利或普遍权利的名誉证据、中间诉讼程序。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传闻规则以及其他证据可采性规则，都受制于法院排除之自由裁量权，即如采信证据的不利之处超过其证明价值的，法官可运用自由裁量权排除。
2.自认和自白
在刑事审判中，法院对被告自认和自白的采纳取决于被告是否自愿。而从对已审结案件审查情况来看，被告的自认和自白是否出于其自愿，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自认和自白事实的真实性，执法机构是否能依法尊重和保障被告的沉默权及公民权利，尚不肯定，对自愿性原则的贯彻情况并不令人满意。《1995年证据法》将自愿性原则贯穿于有关自认和自白的规定之中，努力在促使自认事实的或能性最大化和保护嫌疑人合法权益之间求得衡平。在自认的真实性不可能存在相反影响的前提下，并对嫌疑人就自认的法律后果作出警告的，方得采纳自认证据。《1995年证据法》第84条第1款规定：除非法院确认，自认以及进行自认未受以下行为之影响，否则不予采纳自认证据：（a）暴力、压迫性、非人道或者卑鄙的行为，不论该行为是否针对自认人或者其他人；或者（b）威胁要采取上述行为。第90条规定了“法院排除自认之自由裁量权”，排除非法获取或不当获取的证据，如果由控方提出自认证据，且就有关自认的情形而言，运用该证据对被告不公平的，法院可以拒绝承认自认证据，或者拒绝采纳证明特定事实之证据。
3.识别证据
识别证据可谓所有证据种类中最不可信、包含最大潜在性危险的证据。然而，与其他可信性不强的证据如品格证据、传闻证据所不同的是，法院没有形成识别证据的可采性规则，而只是就识别证据存在的潜在危险对陪审团提出警告，以及利用一般的自由裁量权排除其不利之处超过证明价值的识别证据。《1995年证据法》根据德物林委员会（theDevlinCommittee）报告和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关于刑事调查的报告，发展了有关规则，即该法第113-116条之规定。
第114条规定：除以下情形之外，不予采纳控方提出的视象识别证据：（a）在识别之前举行包括被告在内的识别展示（identificationparade）；或者（b）举行识别展示不合理的；或者（c）被告拒绝参与识别展示，以及在识别人识别被告时故意影响他的。法院在确定举行识别展示是否合理所考虑的事项不受限制，但须考虑如下因素：（a）有关犯罪的种类和严重性；以及（b）该证据的重要程度；以及（c）举行识别展示是否切实可行，被告是否在识别展示中不予合作，被告不合作的方式、程度、原因，识别是否在犯罪发生时不久；以及（d）就被告与识别人的关系而言，举行识别展示是否适当。如果举行识别展示将对被告不公平的，则推定举行识别展示不合理。
第115条规定了“图像识别证据的排除”：如果所审查的图像是警察拘禁的人之图像，则不得采纳控方提出的图像识别证据。符合以下情形的，不得采纳控方提出的图像识别证据：（a）审查图像时，被告正处于调查其所指控犯罪的警察机构的拘禁之中；以及（b）审查的被告图像系被告为警察拘禁之前制作。但如（a）被告犯罪时与被拘禁时的形象已大大改变；或者（b）在拘禁被告后对其制作图像不切实可行的，则可进行识别。
第116条第1款规定了“对陪审团指令”：如果法院采纳了识别证据，法官应告知陪审团：（a）在接受识别证据前须特别注意；以及（b）需要注意的一般理由和本案中的具体理由。
4.特权
关于特权、自认和自白、识别证据等，对于调查犯罪和保护公民个人权利意义十分重大。保密特权是英美普通法上一项传统的证据法则，享有保密特权的人可以拒绝提供证言或阻止他人提供证明。《1995年证据法》在继承联邦及各地区普通法及成文法关于特权规定的基础上，针对存在的缺陷作了一些修改。澳大利亚联邦《1995年证据法》将保密特权分为：委托人与当事人的保密特权、宗教告白、在其他诉讼中自我归罪的特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128条规定的自我归罪特权。在普通法中，证人对于可能导致其自证其罪的证据可拒绝作证。澳大利亚的不同地区对这项特权作了不同修改，尤其是西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和澳大利亚首都地区，它们设置了证明书程序，法官可签发证明书，授予证人刑事豁免权，在今后的刑事诉讼程序中，不得针对该证人采纳有关证据。近年来，又提出了是否应废除该特权的争论。最后的结论是，为保护个人自由，自我归罪证据的特权应予保留，但因该项特权剥夺了法院对诉讼案件的知情权，使发现真实的任务更加艰巨，故在相互对立的利益冲突中进行衡平，以澳大利亚首都地区的自我归罪特权之证明书制度为蓝本，对规则作一定修改，形成现行规定。即因该证据证明该证人触犯澳大利亚或者外国法律构成犯罪，或应承担民事处罚，而反对提出特定证据的，如法院查明上述反对理由充分，则不要求该证人提供特定的证据。如果该证人提供证据的，法院将根据本条之规定授予该证人提供该证据的证明书。《1995年证据法》将决定权赋予给当事人而非法官。
保护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保密特权是普通法传统，《1995年证据法》也加以继承，规定详细，并有自己的特色。该法强调从职业关系的角度，对律师与委托人、该委托人的各律师、甚至律师与第三人之间的关于获取和提供法律意见和帮助的交流特权进行保护。第118条“法律意见”规定：如果根据委托人的反对，法院认定提出证据将导致开示以下信息，则无需提出证据：（a）委托人与律师之间的保密交流；或者（b）该委托人的二名以上律师之间的保密交流；或者（c）委托人或者律师准备的保密文件（不论是否提交）之内容；或者为使法律意见更加权威，由一名或多名律师向该委托人提供的法律意见。根据该法第117条之规定：“委托人”包括：雇用律师的人（自身并非律师）；委托人的雇员或者人；如果根据有关调整精神不健全人的州法或领地法，经理人、委员会或者个人目前正该人，管理其不动产或财产，则从事行为的经理人、委员会或者个人；如果委托人死亡的，该委托人的私人代表；委托人权利义务（基于保密交流的权利义务）的继受人。第121-126条又详尽规定了委托人法定特权的丧失；包括一般规则、同意和有关事项、被告、共同委托人、不当行为、有关通信和书证。
保密特权领域还有一个问题，即是否应将此种保密关系拓展致目前所保护的关系领域外，特别许多人呼吁要保护医生与患者、神职人员与忏悔者、以及精神病医生与患者、心理医生与患者、社会工作者与工作对象、记者与被采访人之间的保密特权。因为缺乏保密性，不利于上述关系的发展，阻碍医生对病人的治疗，妨碍记者的新闻调查。经激烈争论，《1995年证据法》赋予特殊保护的方法对这些保密交流进行保护，而不是一般保护和全面保护，即在特殊情形下当事人可申请保护，由法院依自由裁量权决定。因为人们对特权的认识总是相对的发展的，在诉讼中没有任何一项特权是绝对的，完全的保密也并非总是形成或维系上述特殊社会关系的前提。
5.意见证据
意见证据的排除法则，是英美证据法中一项重要规则。证人只能以其亲身了解的事实作证，关于事实的推断和观点，则由陪审团或法官认定。这是一项阻止法院采纳对诉讼有帮助之证据的规则。意见证据总体上可分为二类：专家意见和非专家意见。专家意见可采纳，这是意见证据法则之例外。但在法院提出专家意见证据的司法实践中，也伴生了诸多问题，多数问题与缺乏审前信息开示，以及刑事诉讼中的被告通常难以取得专家资源有关。《1995年证据法》规定既可采纳专家意见证据，也可采信非专家意见；设置了鉴定结论的开示程序；废止专家证人就非专业及常识问题作证之排除规则以及以在审理中陈述的意见为最终意见规则，从而促进了证据法则的合理化。该法第177条“鉴定结论”规定：（1）可以通过提出由专家签署的鉴定结论提供专家观点作为证据，鉴定结论应：（a）陈述专家的姓名和地址；以及（b）陈述该专家基于其训练、研究或经验拥有鉴定结论有关专门知识；以及（c）列明该专家所持观点，并全部或主要基于专门知识进行表达。（2）只有当寻求提出鉴定结论的当事人已向其他各方当事人送达如下文件时，才适用第（1）款之规定：（a）鉴定结论副本；以及（b）表明该当事人建议提出该鉴定结论作为意见证据的书面通知。（3）送达上述文件必须不迟于：（a）开庭审理前21日；或者（b）如果根据该当事人在上述文件送达前后的申请，法院指定了不同的期间，则在该期间起始时。（4）为本条第（2）款目的之送达可以通过宣誓陈述书予以证明。（5）第（2）款所指书证受送达人，可以向建议提出专家鉴定结论的当事人提出书面通知，要求该当事人传唤签署鉴定结论的专家出庭作证。（6）如果提出上述要求的话，则专家鉴定结论不得采纳为证据。（7）法院如认为合理时，可以就专家作证的费用针对一方当事人作出指令，要求该当事人没有合理的理由必须传唤该专家根据本条之规定出庭作证。
6.品格证据
《1995年证据法》规定的品格证据仅适用于刑事诉讼，有关规定与澳联邦及各地区的规定比较接近，但设置了详尽的指南，更具操作性，特别是在刑事诉讼中被告前科证据的可采性方面，以及关于他人品格证据方面。根据有关规定，个人名誉证据，包括性名誉的证据，通常不予采纳。该法也设计了例外，旨在使被告能够提出其品格良好之证据。第110条规定：被告提出（直接或者默示）证明其具有或者在某一方面具有良好品格的证据，不适用传闻法则、意见证据规则、倾向规则以及可信性规则。如果被告提出（直接或者默示）证明其具有良好品格的证据为法院采纳的，则传闻法则、意见证据规则、倾向规则以及可信性规则不适用于被告提出（直接或者默示）证明其具有良好品格的证据。如果被告提出（直接或者默示）证明其在某一方面具有良好品格的证据，则传闻法则、意见证据规则、倾向规则以及可信性规则不适用于被告提出（直接或者默示）证明其在某一方面具有良好品格的证据。第111条规定了“有关共同被告品格的证据”：如果品格证据系一被告提出关于另一共同被告的意见证据；以及基于训练、研究或者经验，以专门知识提供意见的专家，以及全部或者主要基于该专门知识所提供的意见的，则有关被告品格的证据不适用传闻法则和倾向规则。第112条规定：未经法院许可，不得就本部分所指证据的有关事项对被告进行交叉询问。
7.可信性规则
在制订可信性规则时，立法者曾认真参考现代心理学关于可信性问题的研究。有关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抽象的品格特征对于预测行为发生和结果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作用，也反映、证明不了什么问题，所能够获取的信息实际上只是某人在类似环境中的反应模型。研究结果还表明，人们倾向于基于人的性格特征对他人（而非预测者本人）的行为进行解释，假定其仍按照所惯常的行为模式行为，如果人们得知某人在某一方面品质恶劣，则也倾向于将其他恶劣品质归结于该特定的人。因此，仅就证人的可信性对其进行交叉询问的，《1995年证据法》比原证据法则给予了更严格的限制，加强对证人的进一步保护，另一方面，又稍稍放松了交叉询问人须受询问结果拘束的规则。该法第102条规定，不得采纳仅与证人可信性相关的证据。当然，该法还设置了如下例外：交叉询问中提出的证据（第103和104条）；进行非宣誓陈述之证据（第105条）；驳回否认的证据（第106条）；重建可信性的证据（第108条）；被告的品格（第110条）；以及该法其他规定或者其他法律亦规定了进一步的例外。
该法第103条规定：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提出的证据，如具有实质性证据价值的，则不适用可信性规则。法院在确定证据是否具有实质性证据价值时所考虑的事项不受限制，但须考虑如下因素：（a）该证据是否旨在证明有义务陈述真情的证人故意或者过失地进行虚假陈述；以及（b）该证据有关的行为或事件进行或发生后所经历的期间。第104条规定了“对被告交叉询问的进一步保护”：未经法院许可，不得仅因与被告的可信性相关而向被告就有关问题进行交叉询问，但控方向被告就以下问题进行交叉询问无需取得法院的许可：（a）被告是否存有偏见或者是否有说谎之动机；或者（b）不能或者曾经不能意识到或回忆证据有关的事项；或者（c）作过前后矛盾的陈述。控方不得就仅有关被告可信性的任何问题进行交叉询问，以下情形除外：（a）证据由被告提出，旨在证明被告具有或者在某一方面具有良好的品格；或者（b）被告提出的证据完全或主要与该证人的可信性有关，已为法院采纳，旨在证明控方传唤的证人有说谎倾向。第105条则规定了对非宣誓陈述之被告的进一步保护。
第106条“例外：基于其他证据驳回否认”继承了原证据法则规定的四种情形，同时又增加了第五种情形，即第五项之规定。由证人之外的其他人提出证据，旨在证明证人具有以下情形，而证人又否认该证据的，不适用可信性规则：（a）存有偏见或者有说谎之动机；或者（b）已被判决有罪，包括违反外国法律所构成的犯罪；或者（c）作过前后矛盾的陈述；或者（d）不能或者曾经不能意识到所提供证据的有关问题；或者（e）根据澳大利亚法律或者外国法律有义务陈述真情，但故意或者过失进行虚假陈述的。
（二）证人资格和强制作证
澳大利亚的大多数法域都规定，除特定犯罪之外，不得强制被告配偶在对被告提起的刑事诉讼中作证。为克服这一规定的不合理之处，部分州如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规定了可选式方法，即被告配偶、父母、子女、南澳大利亚还规定了事实上的配偶，有作为控方证人之资格，可强制其作证，但有权申请法官豁免作证义务。这样比较接近保护家庭关系与避免证人困境、追求真实之衡平。《1995年证据法》借鉴了维多利亚和南澳大利亚的有关规定。
该法第18条规定：如被要求提供证据的人系被告之配偶、事实上的配偶、父母或者子女的，可以反对如下事项：（a）作证；或者（b）就该人和被告之间的交流作为控方证人提供证据。该人可在作证之前提出上述反对，或者在该人知悉反对权利后即刻提出反对，以上述两者更迟的时间为反对期间。如果从表面看来，该人有权根据本条反对作证，则法院应确信，如对该人适用本条款之规定时，该人知悉本条之后果。如果有陪审团，法院将在陪审团退席的情形下听审并裁决这一事项。如果法院认定符合以下情形的，则对于根据本条之规定反对作证或者反对就其与被告的交流作证的人，无需要求其作证：（a）如该人提供证据将伤害或可能伤害该人或者该人与被告的关系；以及（b）上述伤害的性质和程度超过该人作证的积极效果的。第19条规定，对16周岁以下的人所进行的犯罪和家庭暴力犯罪所进行的刑事诉讼，被告的配偶等利害关系人有证人资格，可强制其作证。
（三）第二手书证
依普通法之规定，当事人希望证明书证内容的，必须向法院提供书证原件，除证明无法提交书证原件之外。不论有关书证在诉讼案件中重要性如何，也不管当事人是否对此有争议，皆适用上述原则。甚至当提交书证副本的当事人未正式请求开示原件时，持有某书证的当事人亦可反对他方当事人提出的非原件书证。任何书证副本皆须认证，不论其重要性如何。适用普通法规则产生了许多困难，特别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书证的形式不断创新，如影印件、微缩胶片、传真、电脑磁盘、光盘、电子邮件等，在证明这些形式的书证内容时，适用普通法原理简直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澳大利亚曾试图通过立法促进以现代科技方式复制的文件在诉讼中便利运用，但没有成功，因为有关立法异常复杂，几乎没有什么人和组织愿意遵守。
《1995年证据法》力图促使普通法和有关立法的合理化，如废除原件法则；规定在一定情形下，即使可提供原件，亦只需提交复制件等。该法第51条废除有关证明书证内容的普通法之原件法则（originaldocumentrule）。第48条“书证内容的证明”规定：一方当事人可以通过提交书证或者通过以下某种或多种方式提出书证的内容作为证据：（a）列举诉讼中他方当事人自认的书证内容为证据；（b）提出所指书证的副本或者声称为书证副本的文件，或已通过或者拟通过复制书证内容的装置制作的书证；（c）如所指书证是以能够象声音一样复制的文字记录之物件，或者以代码（包括速记）记录的文字，则提交所载文字的文本或者声称载有所指文字的文本；（d）如所指书证为法院不利用获取、制作或者整理的装置便无法运用的方式储存信息之物件，则提交通过或者声称通过上述方式制作的书证；（e）提出构成企业记录或者企业记录的一部分（不论该企业是否存在），以及所指书证或者声称为所指书证的摘要或概述，或者上述摘要或概述之副本；（f）如果所指书证是公文书，则提出所指或者声称为书证之副本，并由政府出版社、州或领地的政府出版社或官方出版社等官方机构或者声称由这些机构印刷之副本。当事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就诉讼中无争议的事实之存在和内容，提出他不能获得的书证内容作为证据：（a）提出所指书证副本、或者摘要或概述副本作为书证；或者（b）提出所指书证内容的口头证据。第50条“繁多复杂书证的证明”规定：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提出申请，以及法院认为，由于所指书证繁多复杂，审查这些证据可能不便利的，法院可责令一方当事人以概述形式，提出两件以上书证的内容作为证据。请求以概述方式提出证据的当事人只有符合以下条件的，法院才得作出上述指令：（a）向其他方当事人开示书证概述制作人姓名和地址的概述副本；以及（b）给予其他方当事人审查或复制所指书证之合理机会。
《1995年证据法》努力使书证的证明更加便利，特别是对商业记录和政府记录等更是大开绿灯，对传统的普通法证据规则作了重大修改。该法第4.3部分第146-163条大篇幅规定了“便利证明”，包括由工序、机器和其他设备制作的证据；法官、律师和公证人特定行为的证据；适当保管的书证；官方记录事项；公文书；官方统计；邮政与通信有关的事项等。如第147条规定，由工序、机器和其他设备在运作过程中制作的书证，如果为或者在制作时为商业记录或者为商业目的保存记录的一部分，或为商业目的使用或者在当时使用该设备或工序，则推定（除有充分证据对该推定提出疑问之外）在制作上述书证或物证的过程中，该设备或工序产生如此结果。第156条“公文书”规定，声称为公文书副本、概述或概要的文书，如符合以下情形的，除另有相反证据证明之外，推定为公文书副本、概述或概要：（a）由被合理地视为掌管该公文书的人或机构盖章；或者（b）由被合理地视为掌管该公文书的人或机构认证。
《1995年证据法》还力图使书证的认证更加简便和合理。第149条“书证真实性的证明规定”规定，勿需为证明书证（非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而提出签名证人。第150条规定了“盖章和签名”，第151条规定了“根据州法设立组织的盖章”等。
（四）其他较重大的修改
1.宣誓证据和非宣誓证据
《1995年证据法》第23条规定，诉讼程序中的证人或者翻译人员可以选择宣誓或者郑重声明，法院应告知证人和翻译人员，其享有选择之权利。作非宣誓证据之规定最初源于刑事诉讼中被告不能进行宣誓的情形。不过，长期以来，澳大利亚的刑事审判实践中也并无被告作非宣誓证据之判例。被告有作非宣誓证据之权利一直受到各届的频繁攻击，而在昆士兰、西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北部地区和南澳大利亚，这一权利已经取消。在起草《1995年证据法》时两派对这一问题争论激烈，最终立法采取了中立地位，即该法第25条规定的“本法不影响刑事诉讼中被告根据州法或者领地法提供非宣誓陈述之权利”，以宣誓证据为原则，也承认各地区法律赋予被告作非宣誓陈述之权利。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到，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信息化、数字化。电子证据给传统证据制度带来了很多挑战。电子证据具有一些特殊的属性，如依赖性、易受破坏性、外在形式多样性、客观真实性以及高科技性。在电子证据的定位方面，存在着很多争议，一些学者认为电子证据属于现有证据类型中的某一种或者某几种，但是本文认为电子证据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证据类型。西方发达国家都对电子证据问题做出了规定，特别是英美法系认为对电子证据在最佳证据规则方面应该放宽要求。我国法律体系有一些和电子证据相关的规定，但是过于零散，没有形成电子证据法律体系，因此我国有比较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完善我国的电子证据制度。
关键词
电子证据；证据法；传统证据；分类
ABSTRACT
Withthecomingofinformationera,people’slifeisbecomingmoreandmoredigital.Theelectronicevidencehasbroughtmanychallengesuptothetraditionallegalsystemofevidences.Theelectronicevidencehasmanyspecialcharacteristic,suchasdependency,vulnerability,diversity,truthfulnessandofhigh-technology.Howtoclassifytheelectronicevidenceisacontroversialissue,somescholarsmaintainthattheelectronicevidenceshouldbecategorizeintooneorseveraltraditionalevidences,butthispaperinsiststhattheelectronicevidenceshouldbetreatedasanewcategoryofevidences.Thedevelopedwesterncountriesmadesomeregulationsontheelectronicevidence;especiallysomecountriesinoceaniclegalsystemhavelessenedthedemands,fromthetraditionalruleofbestevidence,ontheelectronicevidence.ThelawsabouttheelectronicevidencehavemanyflawsinChina,soitisurgenttodrawontheexperienceofwesterncountriestoimproveChina’slegalsystemoftheelectronicevidence.
KeyWords
Theelectronicevidence;Thelawsofevidence;Thetraditionalevidences;Classification.
1绪论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到，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信息化、数字化，但是信息化和数字化促进人类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类现有的法律文明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例如，电子证据就对各国现有的证据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各国现有的证据制度。我国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电脑、手机等高科技产品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商务活动中，相关数字信息也给作为“呈堂证供”进入诉讼程序。这些“数字信息”的认定给人们带来了很多难题，因而成为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热议的话题。本文就是在此背景下，对电子证据展开一些研究，以期对推动我国电子证据立法和完善证据制度产生一些良好的效果。
2电子证据概述
2.1电子证据的概念
当代世界各国已经融入了信息化的潮流。电子证据是自电子技术出现及发展以后产生的一种新型证据类型。随着电子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软件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遍运用，电子商务、电子办公已经或正在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人类进入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信息化的新纪元。
电子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工具，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同时人们的商务纠纷、法律纠纷也往往涉及电子技术的内容，电子技术由于其本身的特点给这些纠纷的解决带来了很多难题。此外，一些传统犯罪和新型犯罪均把电子技术作为工具，如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盗窃银行账户等。由于这些犯罪行为和电子技术结合在一起，给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带了了很多困难。因此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电子证据的相关问题展开了研究。
对于电子证据的概念，笔者认为应该如下定义：电子证据是产生于计算机系统或其他类似的电子记录系统，是人为输入计算机系统或者类似设备，或者计算机系统自动生成的数据或者信息，这些信息必须借助电子、光学、磁或者其他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收或者存储，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1]
2.2电子证据的特征
电子证据和当代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具有密切关系，因而与传统证据相比有着很多不同的特点。综合来看，电子证据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依赖性、易受破坏性、外在形式多样性、客观真实性以及高科技性五个方面。下面分别论述电子证据的这五个特征。
2.2.1依赖性
电子证据的依赖性是指电子证据必须依赖于一定的设备才能产生、存储、复制、转移、读取等等。而传统证据则不然，以传统的书证、物证来说，这些证据形式依靠一定的自然或者人工的材料得以存在，可以直接读取其中包含的内容。[2]但是电子证据的产生、存储、复制、转移、读取则不能直接进行，必须依赖于某种中介设备。以Email为例，如果一封Email包含了与案件有关的信息，则必须通过电脑上网收取这封Email，才能通过电脑获知其中包含的信息。如果没有一定的硬件设备，人们是无法获知其中的内容的，因此电子证据和传统证据相比，具有依赖性。
2.2.2易受破坏性
与传统证据相比，电子证据特有的生成、储存和传递方式导致了其特有的隐蔽性，但同时也意味着电子证据容易被删改且不留痕迹。在这一点上，传统的视听资料与电子证据不同。传统的视听资料如录音、录像资料，由于是依靠模拟信号的连续性形成的，所以当原件发生变化后，可以采用特定的技术手段查明。在当今网络高速普及的时代，网络的高覆盖率和开放结构常常使电子证据会被不着痕迹地删改。删改者既可能是形成电子证据的计算机的使用者，也可能是穿越防火墙的黑客，还可能是来自无法意料的计算机病毒。另外，电子证据储存方便、体积小，持有人往往只需具备一定的知识技能就可以变更电子证据的内容，甚至销毁证据。电子证据的易破坏性使得它有不稳定的一面，因此有许多人把电子证据易受破坏的这个特性称为“脆弱性”。
2.2.3外在形式多样性
电子数据在计算机内部的存在形式是简单电磁形式的，但其外在表现输出形式却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输出在计算机屏幕上成为图像、动画等视频形式，输出在打印纸上成为传统纸介文件，输出在音箱中成为音频信息，输出在缩微胶卷上成为视听资料，计算机程序的执行操作更是以不同的动作指令为表现形式，这都显示了它的外在形式多样性。多媒体技术的出现，更使电子证据综合了文本、图形、图像、动画、音频及视频等多种媒体信息，这种以多媒体形式存在的电子证据几乎涵盖了所有传统证据类型。使得证据外在形式复杂多样。
2.2.4客观真实性
前面谈到电子证据的易受破坏性，但是如果排除了来自外界的干扰和破坏，则电子证据比一般传统证据更能表达客观真实性。通常情况下，电子证据能准确地储存并反映有关案件的情况，正是以计算机这种高技术为依托，使它很少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其精确性决定了电子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电子证据不会像物证一样会因周围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自身的某种属性，不会像书证一样容易损毁和出现笔误，也不像证人证言一样容易被误传、误导、误记或带有主观性。电子证据一经形成便始终保持最初、最原始的状态，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3]当然，这种证据是否能够被采纳为证据也需要法官的具体认定。
2.2.5高科技性
电子证据由于前述的几种特征决定了它较强的高科技性。不管是电子证据的复制、存储还是读取，都需要相关操作人员具备一定的电子技术操作技巧，否则很有可能造成证据资料的毁损、灭失，给取证过程带来很多不便。电子证据的产生、储存和传输，都必须借助于计算机技术、存储技术、网络技术等，离不开高科技的技术设备。因而，应该意识到电子证据的收集与审查判断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技术手段乃至尖端科技，并将伴随科技的发展进程不断更新、变化，较之传统的证据形式更难把握。[7]
3电子证据的法律定位研究
法律对不同形式的证据有着不同的规定，电子证据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究竟应该归入现有证据类型中的哪一类呢？本文在本部分论述中重点探讨电子证据的定位问题，通过研究电子证据与其他传统类型证据的关系来研究如何给予电子证据正确、科学的法律定位。
3.1电子证据与书证
持书证说的学者认为电子证据就是书证，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理由主要有：
（1）书证是将某一内容以文字、符号、图形等所表达的思想或记载的内容对案件起证明作用的文件或其它书面材料，电子证据也是以其所表达的思想和记载的内容来反映案件情况的，两者具有相同功能。
（2）电子证据通常以其内容来证明案件某一问题，必需输出打印在纸上形成计算机打印材料之类的书面材料后，才能为人们所感知与运用，因而具有书证的特征。
但是这种学说也有明显的缺陷。首先，书证和电子证据的特征悬殊太大，书证并不具备电子证据拥有的易受破坏性、高科技性、外在形式多样性等特点，此外，电子证据也不一定要借助于纸张成为书面材料才能被人读取，如视频材料和音频材料就可以进行当庭播放，根本无需打印。显然，把电子证据归入书证是非常牵强的。
3.2电子证据与物证
目前很少有学者认为电子证据是物证。“物证是以物品的存在、形状、质量和特征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1]电子证据的诸多属性显然不符合物证的特征，两者不能归为一类。电子证据主要的存在方式是一定的数字信息分布于某种介质上，并且需要一定的硬件设备才能读取这些信息。而物证就直接表现为现实世界中的某种物或者物品上一定的痕迹。显然这属于两种不同的证据类型。
一些学者认为，电子证据亦会因某种原因而被法庭扣押，有时还需要对电子证据进行鉴别真伪，因而电子证据属于物证。[2]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不能简单地因为这些原因而把电子证据归入物证，至少上述把电子证据归入物证范畴的观点是很不充分的。
3.3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
大多数学者认为电子证据属于视听资料，如电子证据里面的视频资料可以播放出视频信息，电子证据里面的音频信息可以播放出音频信息等，在这种情况下，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就非常相像。另外把电子证据当作视听资料的理论与我国的立法实践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国1979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规定视听资料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证据类型，但是后来在刑事诉讼中出现了以视听资料为表现形式的证据。我国1982年民事诉讼法为了回应现实的变化，首次规定了视听资料，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七项也把视听资料作为一个独立的证据类型，视听资料在我国作为一个独立的证据类型是得到立法认可的。
笔者认为，电子证据中有一定的视听资料内容，如前述的视频资料、音频资料等等。但是除了视频资料和音频资料之外，电子证据包含的内容还有很多。还是以Email为例，一封Email到底是否属于视听资料呢？笔者认为Email不是视听资料，因为通过硬件设备读取Email所获得信息的方式和播放视频资料获得信息的方式是不同的。将电子证据中文字的“可视”和视听资料中的“可视”混在一起没有充分的理由将电子证据视为视听资料不利于电子证据在诉讼中充分发挥证据的作用。
[3]
3.4电子证据与鉴定结论
将电子证据归为鉴定结论，这是极少数学者的看法。如有的学者认为“如果法院或诉讼当事人对电子数据的可信性有怀疑，可以由法院指定专家进行鉴定，辨明其真伪，然后由法院确定其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4]
显然这种观点是不值一驳的。如果法院指定专家对电子证据的真伪做出鉴定，那么鉴定的结果属于证据分类学上所说的鉴定结论，但是鉴定过程并不改变电子证据本身的性质，电子证据自身的性质不会因为鉴定而发生改变。因此，电子证据不能为归入鉴定结论，两者的属性相差太大。
3.5电子证据属于混合证据说
持电子证据属于混合证据这一说法的学者也不在少数。这些学者认为电子证据包含了很多不同的证据，应当把电子证据分为书证、视听资料、勘验检查笔录和鉴定结论四种证据。也有的学者把电子证据分别归入现有的七种证据类型中。[5]
笔者认为，把电子证据视为混合证据的观点注意到了电子证据与传统证据形式相似的特性，但却忽略了电子证据自有的特点。另外，虽然电子证据与传统证据在某些形式上有交叉的地方，但是电子证据本身的特性又将其与传统证据从本质上区别开来。因此，将电子证据分类归入传统证据中，可能会对现有的证据类型划分造成干扰，不利于构建科学和谐的证据分类体系。
3.6本文作者对电子证据定位的观点
在研究电子证据究竟如何定位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考察一下证据分类的依据。笔者认为，证据分类的依据不是证据的外在形式，因而把电子证据归入现有七种证据中的某种或者几种的观点都是有失偏颇的。举例来说，如果有一封书信反映了案件真实情况，显然书信可以作为证据材料。那么此时的书信究竟属于书证还是物证呢？显然还难以定论。因为如果是需要获取书信里面所描述的信息来确定案件真相的时候，书信是书证；如果需要鉴定书信的笔迹来确定该书信究竟为何人所写，以此来获取和案件有关的信息的话，那么书信是物证。
从中可以看出，同样是一封书信，有时候作为书证来处理，有时候作为物证来处理，也就是说证据的外在形式并不能作为证据分类的依据。那么，证据类型划分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证据类型划分的依据乃是证据材料自身的不同属性以及立法对于不同属性之证据材料的不同需要。[4]换句话说，证据类型的划分标准是一个主客观相统一的概念，客观方面在于证据材料自身所拥有的属性，主观方面在于立法者对于不同属性的证据材料有不同的要求。还是以上述书信为例，当该书信的内容在证明过程中毫无价值，但是该书信的笔迹却可能为证明过程提供某种可靠信息的时候，该书信应当是物证，而非书证。一旦该书信被归入物证，则该书信必须遵从有关物证的特殊规则。
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子证据自身的属性有特殊性，与传统的证据类型大相径庭，同时立法者对于电子证据也有着特殊的需求。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电子证据在电子商务等人类活动领域的重要性不断突显出来。如，我国2005年4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就承认了数据电文中的电子签名具有法律效力。电子证据在产生、存储、复制、转移、读取应该遵从特殊的规则，这些规则是现有证据立法所没有提供的。因而有必要把电子证据作为一种新的证据类型。[5]
4不同国家关于电子证据的规定
西方发到国家信息技术发达，甚至“信息高速公路”的概念也是美国最先提出来的。因此，通过比较法的视角去研究国外的电子证据法律制度，会对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电子证据的认识有所裨益。本文在本部分中重点考察西方国家在电子证据方面的做法，以期对我国相关研究能产生一些有意的启示。
4.1大陆法系关于电子证据的规定
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比较单一，这些国家规定，只要和案件事实有关的材料均有可能作为证据材料进入司法程序。事实上，我国也承袭了大陆法系的这一做法。大陆法系的证据制度是开放的，因而大陆法系的证据制度并没有排斥电子证据，电子证据也有可能作为诉讼证据。也就是说，在大陆法系国家，电子证据天然就具有证据资格。如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瑞典、丹麦、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法就属于这一类型
4.2英美法系关于电子证据的规定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相比最大的特色就是对程序的重视，如“正当程序”之类的概念就是起源于英美法系。总体上说，英美法系证据规则繁多，非专业人士很难掌握。英美法系证据法内容比较复杂、具体，而且证据规则数量多，与证据法相关的判例也很多，这些判例是英美法系证据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6]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和电子商务也迅速发展，它们对传统证据制度的冲击是全球性的，因此，英美法系国家纷纷在这几年内进行证据法的相关修正、解释，或者做新的立法，而其中又以美国最为典型。
美国的最佳证据规则显然对电子证据的可采性产生了很多障碍。但是由于美国独特的司法制度，法官在很多案件中巧妙、适当地避开了最佳证据规则对电子证据的限制。如，在1992年的Doev.UnitedStates案件中，原告美国政府管辖的军事医院在给他输血的过程中，由于医院的不负责任使他感染了艾滋病病毒（HIV）。美国政府提供的一份证据是从陆军航空队电子数据库打印出来的文书记录。原告认为这份证据有违最佳证据规则和传闻规则。法官向政府提出证实打印文书真实性的要求，随后政府补交了程序性证明资料，被法官采纳，并据此认定该文书是计算机数据的准确打印物。法官认为，“这虽与典型的最佳证据规则不相符，但是也不构成对该规则的违反。”[6]
由于此类案件大量出现，美国的成文法也对电子证据做出了回应。如1995年美国犹他州通过了世界上的第一部数字签名法典——《犹他州数字签名法》（UtahDigitalSignatureAct），推动了世界电子商务立法的发展。美国的《联邦证据规则》也对电子证据放开了限制，使电子证据摆脱了最佳证据规则的限制。[7]
其他英美法系国家对电子证据也都是认可的，并且修改原有法律，制定新的法律，完善和电子证据有关的法律，使电子证据具有可采性，并且遵从某些特殊的规则。
4.3这些规定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这些国家对于电子证据的态度是积极的，即认识到了电子证据的特殊性质，并且承认了原有证据制度可能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进而对相关法律作了修改，或者对相关概念作了新的解释，使法律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我国近年来对于电子证据的热烈讨论反映了我国法学界已经深入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国证据立法则明显显得滞后，我国尚不存在统一的证据法或者证据规则，对于证据的一些规定散见于三大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中，体系相当不和谐，不利于我国证据制度的发展。
笔者认为，我国应该放开思想上的局限，适当扩充证据法律体系，可以学习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对于传统的证据规则作适当的变更，使电子证据不再被排斥于法庭之外。
5我国电子证据立法研究
结束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有关电子证据立法的考察后，我们有必要继续反观我国的电子证据立法，发现其中的不足，并且分析造成这些不足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对于完善我国电子证据立法进行一些有益的思索。
5.1我国电子证据立法的现状
严格来讲，“电子证据”这一用语早已见诸报端，但是它还不是我国法律体系正式的法律用语，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是找不到“电子证据”这个词语的。电子证据立法上的缺失造成了实践中的混乱。
但是我国并非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下面简要介绍一下我国和电子证据有关的相关法律法规。
5.1.1《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
该法于2005年4月1日生效，迄今已经生效3年。《电子签名法》是我国首部对数据电文有确切描述的法律，它是一部针对电子商务发展的立法。近年来随着我国信息化的发展，不断涌现出和和电子证据有关的法律案件。如人们普遍使用手机短信进行相互联系，对于手机短信能否作为证据产生了很多争议，一些法院已经根据电子签名法认定了手机短信可以作为电子证据，并且做出了相关判决。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电子签名法毕竟不是专门的证据立法，其对证据制度的作用有限，电子签名法不能作为证据法的替代。[7]
5.1.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该法条的规定承认了电子合同的合法性，肯定了在我国民商法体系中电子证据满足书面形式的要求。《合同法》第33条还规定当事人采用数据电文订立合同可以“要求签订确认书”。另外，《合同法》的第16条、第26条、第34条规定了电子合同要约的生效时间、承诺的生效时间、及合同成立地点。这些条文都涉及电子合同生效的要件，可以说是对电子合同效力的一种探索。但是这样的规定也只能是局限在民商事领域，承认了法律列举的电子证据形式可以适用书证的效力。
5.1.3三大诉讼法对于视听资料的规定
前文谈到，电子证据不能划入视听资料的范畴，但是视听资料应该被归入电子证据。由于三大诉讼法制定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视听资料被作为单独的证据类型，但是从原理上说，视听资料应当是电子证据的一个分支，因而三大诉讼法对于视听资料的规定也可以被看作是我国现有法律对电子证据的一些不成熟的规定。
5.1.4某些司法解释
如2002年4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2条规定：“调查人员调查收集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要求被调查人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民事诉讼中，最高人民法院是把视听资料作了扩大化解释，把电子证据涵盖其中，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立法空白。
5.1.5其他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
我国一些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也对电子证据有所规定，如交通部于1997年5月4日并实施了《海上国际集装箱运输电子数据交换管理办法》，该规章第23条规定：“符合规范要求的电子报文具有与书面单证同等的效力。”当然，这些规定的效力有限，不会对我国证据法律体系构成实质性的影响。[8]
5.2我国目前电子证据立法的评价
从上述对我国电子证据立法现状的描述来看，我国法律体系已经发现了电子证据的重要性，并且已经尝试性地对电子证据作了一些规定。但是总体上看，这些规定相当零散，也难以自成体系，对于电子证据的规范很不到位，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显然这样的立法状况很难满足我国社会现实的需要。[9]
笔者认为，上述这些立法仅仅是和电子证据有关，但是不是正式的电子证据立法，这些立法对于电子证据的合法性、证明力等均没有规定。这些都造成了我国在电子证据立法方面的严重滞后性，因此有必要以时代的眼光重新审视我国的证据立法。
5.3本文对我国电子证据立法的建议
5.3.1
我国法律应该尽快吸纳电子证据的概念，并且对它做出法律界定，以避免实践中出现的概念模糊的问题。对于电子证据的概念做出法律界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统一人们的认识，使人们明确电子证据的内涵，便利于人们进行民商事活动，也便利于人们在司法实践中使用电子证据。
5.3.2明确电子证据的立法模式
笔者认为，我国未来应该会出台统一的证据法或者证据规则，届时可以考虑在证据法或者证据规则中专设电子证据篇，对电子证据的适用原则做出详细的规定。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电子证据的人们的现实生活中的使用程度越来越广泛，甚至超越了对传统证据的使用程度，因而有必要详细规定之。
5.3.3完善与电子证据有关的详细规则
在这方面应该对电子证据的定位做出明确的规定，即电子证据是一个独立的证据类型，不要把电子证据归入现有的证据类型。[10]此外，还要详尽规定电子证据的证明能力条款或者可采性条款，即电子证据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被用作证据，在哪些情况下应该被排除等等。最后，应该对电子证据的特殊的运用规则做出规定，如可以借鉴美国的相关做法，在最佳证据规则方面对电子证据适当放松要求，使之具备证据资格，以便法官采纳。
世界已进入21世纪，在新的世纪里公正与效率已开始成为现代文明世界各国法律和司法活动的一个总的指导方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正确认定、排除非法证据是杜绝冤假错案的重要保证。如何准确认定刑事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是否可采和设立怎样的证据排除法则，是目前司法界和诉讼法学界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实际司法工作中必须正视的问题。它对于正确的审查和认定犯罪，有效的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审查过程中，如何准确有效的发现和认定非法证据，是实际办案中的难点问题。我们注意到，有些案件承办人在审查证据时，往往只注重审查证据对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和客观性，而忽视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如此审查能够作到正确地处理案件，但这却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从近些年来冤错案件产生的原因来看，大多都是由于承办人过于相信了侦查机关所调取证据的合法性，以致在带有虚假成分或不全面的证据基础上，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冤错案件，教训不可谓不深。因此，要想准确地发现和认定非法证据，就必须首先在头脑中真正树立错案意识，并改进工作方法，对侦查机关所提供证据的合法性进行严格把关，以从根本上杜绝冤错案件的发生。
【关键词】非法证据；认定；刑事诉讼；规则
世界已进入21世纪，在新的世纪里公正与效率已开始成为现代文明世界各国法律和司法活动的一个总的指导方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正确认定、排除非法证据是杜绝冤假错案的重要保证。如何准确认定刑事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是否可采和设立怎样的证据排除法则，是目前司法界和诉讼法学界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实际司法工作中必须正视的问题。它对于正确的审查和认定犯罪，有效的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下面，结合办案实践，谨谈点粗浅的认识，以求教于同仁。
一、“非法证据”的认定
何为“非法证据”？顾名思义，就是指不具有合法性的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从多方面对刑事证据均做有明确的规定。其中第42条第1款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该规定揭示了证据的本质属性，表明了证据的内容；第42条第2款规定了具有法定效力的七种证据表现形式；刑事诉讼法第91条至第98条规定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侦查人员的法定人数、讯问的场所、手续、传唤、拘传的时间限制、讯问笔录的制作、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协助权等，对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诉讼程序作了明确规定。第109条至第118条规定在进行搜查时，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搜查时，应当有被搜查人或其他见证人在场，搜查妇女身体应由女工作人员进行；搜查、扣押要制作搜查笔录和扣押清单；不得扣押与案件无关的物品；扣押犯罪嫌疑人的邮件、电报的应当经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批准等，对搜查、扣押实物证据的具体程序作出了规定。刑事诉讼法第43条、第171条第2款、第37条对收集证据的主体及方法有明确规定：1、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2、自诉案件中，自诉人是提供证据的主体。3、辩护律师在一定条件下有权收集证据，是收集和提供证据的主体。刑事诉讼法第48条还对证人条件作了明确规定，限制了作证的主体，等等。由此，要对非法证据做出准确界定，必须紧密依据以上规定，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认真甄别，严格把关。在证据的内容、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以及收集或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和手段等诸方面，任何一项不合法，均应视为非法证据。
在审查过程中，如何准确有效的发现和认定非法证据，是实际办案中的难点问题。我们注意到，有些案件承办人在审查证据时，往往只注重审查证据对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和客观性，而忽视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如此审查能够作到正确地处理案件，但这却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从近些年来冤错案件产生的原因来看，大多都是由于承办人过于相信了侦查机关所调取证据的合法性，以致在带有虚假成分或不全面的证据基础上，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冤错案件，教训不可谓不深。因此，要想准确地发现和认定非法证据，就必须首先在头脑中真正树立错案意识，并改进工作方法，对侦查机关所提供证据的合法性进行严格把关，以从根本上杜绝冤错案件的发生。在具体工作中，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眼：1、重视听取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辩解以及被害人意见，从中发现可能存在的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取证的问题。一旦有证据证明，应坚决予以纠正或排除。2、从办案反常现象中发现问题。如笔者在办理的某故意伤害案中，对此有一定感触。该案原由公安某派出所人员承办。在派出所人员取证后，交由公安分局刑警队移送审查。在该案中，被害人受重伤，呈植物人状态一年后，因医治无效死亡。而犯罪嫌疑人在长达一年半时间里，未予关押。在当事人双方身体接触情节上，原卷宗证人证言显然前后矛盾，并最终均证实，被害人在先实施暴力行为后，仍处于一种侵害状态，犯罪嫌疑人打击被害人是出于防卫目的。而在被害人实施暴力行为之前，当事人双方是否有身体接触，不知是侦查人员有意不记，还是无意疏忽，证人证言和犯罪嫌疑人供述均简单的说二人发生争执。而且在鉴定结论方面，无论是活体检验鉴定，还是尸体检验鉴定，均只针对头部致死处予以鉴定，除头部致死处以外，鉴定书显示被害人身体其他部位无外伤。而对头部除致死处外有无其他损伤只字未提。从种种反常现象，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该案也因此几乎成为疑案。不过，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从证据合法性角度看，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重大刑事案件由派出所人员承办是不合适的，且鉴定人鉴定程序和方法可能不当。鉴于本案特殊情况，经主管检察长决定，承办人自行取证，首先从医院调出了被害人病历，从中找出了被害人开颅前的头部CT片。经医院检验人员诊断，被害人头颅显示除致死处以外，头部还有多处已呈弥漫性皮下血肿。由此，可以初步断定，该案侦查人员取证不全面，鉴定人员的鉴定程序和方法存在问题。该案原证据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后本院将该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要求公安机关刑警队侦查人员全面取证并要求鉴定人补充鉴定或对被害人头部伤情做出分析。最终，补充的证人证言证实案发开始当事人双方有互殴情节，被害人伤情分析显示被害人头部曾遭受两次以上打击，就此基本排除了原证人证言和犯罪嫌疑人供述所证明的正当防卫情节。本院由此下定了决心。后该案被至法院，法院经审理以故意伤害罪依法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八年。3、从证据体系中发现非法证据。在案件证据材料中，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一犯罪事实已经被证据充分证实，且证据和证据之间已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但是，仍有其他证据显然与已形成的证据体系格格不入，甚至否定证据体系证明的事实。遇到这种情况，不能就简单地认为形成证据体系的证据一定是合法与客观的，其他证据一定是非法和虚假的，应对全案证据进行认真地审查和判断，以期从中发现和认定非法证据。
二、非法证据的排除
非法证据的排除，主要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应当排除那些通过非法搜查和扣押获取的物证和非法取得的口供。为了保障法律的正当程序不致受到损害，保证司法公正，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确立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禁止使用违法所得的证据，即当认为使用某项证据有碍法律的正当程序时，无论该证据有无客观证据能力，一律不准使用。美国最高法院于1914年的威克斯案中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即法律实施官员违反宪法和法律有关规定取得的证据，在审判时不得作为定罪的根据采用，目的在于防止政府官员为取证而违反法律正当程序，侵犯刑事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后来，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采用了排除规则。大陆法系国家在对待非法证据问题上最初采用“权衡原则”，根据案件情况权衡利弊取舍非法证据，在非法取证行为与放弃案件客观真实之间进行选择，两害相较取其轻，后来也逐渐向英美法系靠拢，逐步确立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但是对非法证据确立排除规则的国家，一般同时也确立了一系列不适用排除规则的例外，以免排除规则涵盖过宽，以致放纵犯罪。而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障人权和保证司法公正。
我国立法对非法取证的行为亦持基本否定态度。如我国宪法第37条、38条和40条分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住宅、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个人，特别是国家机关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予以剥夺和限制。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此作了进一步规定。刑诉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我国刑法还对实施刑讯逼供的司法工作人员的定罪量刑作了规定。此外，我国批准加入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也明确要求，各缔约国在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要将一切酷刑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并规定适当的惩罚。可见，我国对非法取证的行为在立法上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我国对于非法证据在程序上的效力态度却不甚明确。只有我国参加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中明确规定，排除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但没有包括违法搜查、扣押获得的物证、书证。刑诉法中也无此明确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定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根据”，这与公约的规定基本一致，但对非法收集的实物证据效力亦未明确。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人民检察院审查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员重新调查取证。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的，可以依法退回补充侦查。”可见，检察机关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也持否定态度，但同时又规定，可以依法重新取证。与法院、检察机关相比，公安部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亦规定了公安机关应依法取证，严禁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或欺骗或是其他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由此可见，公、检、法三机关在对待非法证据的态度上基本上是一致的。
根据以上立法和司法解释，对非法言词证据应坚决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并依法重新取证。但是，对非法实物证据如何处理，以上规定是不明确的。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对非法收集的实物证据的排除是不限制违法行为的性质和程度的，只要有违法搜查、扣押行为，由此而得的证据就予以排除。但笔者认为包括物证、书证、勘验、检查笔录及视听资料的实物证据毕竟不同于言词证据。应当考虑到违法取证行为是否有可能改变实物证据的性状，是否严重侵犯人权。因此，比较适当的做法是对违法行为的性质和程度进行必要的限制。日本判例主张违法搜查、扣押行为构成重大违法时，由此所获证据才予以排除，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但应对重大违法有个判断的标准。笔者认为，重大违法应当为：1、违法收集实物证据的行为达到应受行政记过以上处分的行为；2、违法行为达到犯罪的行为；3、手段恶劣、后果严重的违法行为，例如以暴力、胁迫方法强行侵入民宅搜查或者强行搜查人身的行为。
参考文献：
1、张毅著《刑事诉讼中的禁止双重危险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页
2、张满月著《刑事证人证言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
3、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1.1非法证据
1.1.1非法证据概念
所谓“非法证据”，也称非法获得的证据，是指有权调查收集证据的公安司法人员违反法定程序，使用违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在美国，“非法”最初是指违反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有关不得非法搜查、扣押的规定，后来经过发展，又包括违反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有关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第六修正案有关不得侵犯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的规定，第十四修正案有关维护正当法律程序的规定以及其他制定法和案例法的规定。目前，基于我国刑诉法理论界对非法证据的概念存在着诸多差异，认识尚不统一②2。有学者认为，非法证据是办案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度或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获取的证据；也有学者认为，非法证据是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及程序、方法的证据材料；还有学者认为，非法证据是指经法定程序查证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的非法定主体提供的用于证明案情的事实材料，或法定主体违反法定程序、法定形式以非法手段提供提取或认定的证明案情的事实材料；也有学者认为，非法证据指侦查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方法而获得的证据；还有学者认为，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采用违法的方法获取的证据材料等等。众说纷纭，但归结起来不外乎是狭义说与广义说两种观点。广义说认为，非法证据之所以不合法，是因为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证据的内容，证据的形式，收集证据或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这四个方面之一不合法，而造成证据不合法；狭义说认为，非法证据是由于法定人员违反法定程序，用不正当方法收集证据材料，而致使证据不合法。据此，本文认为，“非法”是指违反本国的相关法律、已成为缔约国的联合国有关法律文件和已承认的其他国际文书的规定。
1.1.2非法证据特点
非法证据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司法人员无视法律的有关规定，损害了证据的合法性基础。但是隐藏在表面原因背后的内在原因或者说是形成非法证据的深层次原因则复杂得多，既有法律规定不严密、不明确的因素，以及监督、制约不到位和不得力的原因，也有刑事政策的倾向性问题，甚至还有大众的法律意识和价值选择等心理层面上的原因。所以在判断和分析非法证据问题时，必须从两个不同的层面着手，即价值层面和技术层面：价值层面是对理论依据和应然性问题的研究，而技术层面则是对现实条件和实然性问题的分析。只有将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才能对非法证据问题得出更全面、更合理的结论。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现行的非法证据具有以下几个较为明显的特点：（1）非法证据被解释为以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也就是通过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2）“非法证据”的范围仅仅限于通过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3）排除非法证据的后果只是非法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但裁判者仍然可以见到该项证据。
1.1.3非法证据范围
时下，证据立法正是诉讼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立法机关也在酝酿如何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这就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有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就要求非法证据的具体适用范围进行一些探索，通过资料整理，本文认为非法证据范围如下：一是执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制作或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二是执法机关在超越职权或者时制作或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三是律师或者当事人采取非法手段制作或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四是非法证据包括执法机关以非法的证据材料为线索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能否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提出，能否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依据，是诉讼中，特别是刑事诉讼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
1.1.4非法证据分类
证据的分类一般体现在法律关于证据收集与使用判断的一些具体规定中，非法证据的分类形式是通过法律关于证言的证据能力的有关规定来确认的。一是获取证据的手段(方法)违法的非法证据。这是一般意义上人们所理解的非法证据，也即狭义的非法证据。它既包括执法机关以非法手段、方法收集的非法证据，也包括律师、当事人等采取非法手段制作或调查收集的证据。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是获取、提供证据的主体违法的非法证据。这既包括非法定主体收集、提供的证据，也包括法定主体在超越职权或者时制作或者调查收集的证据。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三是证据内容违法的非法证据。其一是伪造或变造的证据，即其内容系无中生有或已被篡改的事实材料，其二是内容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证据材料。四是证据形式违法的非法证据。其一是违反证据法规则所规定的一般证据表现形式。其二是违反实体法所规定的证据的特殊表现形式，如法律规定某些合同必须公证或鉴证，但该合同却未经公证或鉴证，这种合同即为形式不合法的证据材料。其三是不符合法定形式要求即不具备相关法定手续的证据材料。五是其他程序违法的非法证据。这里的程序违法既包括证据形成的程序违法，也包括收集、提供证据的程序违法，还包括证据转化等其他程序违法情形。此外，有的国家的法律中，非法证据还包括执法机关以非法的证据材料为线索调查收集的证据，即所谓“毒树之果”。
1.2非法证据排除
1.2.1非法证据排除概述
（这一章节比如“刑事诉讼法第43条”全是引用文献，不须修改）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1条规定“严禁以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第160条、164条规定不得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第265条又规定了非法取证的后果——以上述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公安部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规定“公安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进一步的，通过上面的分析，我认为，非法证据排除就是符合上述条件的非法证据在刑事诉讼实践中不予采纳，排除在定案证据外。
1.2.2非法证据排除意义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明晰了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及非法证据排除的概念和内涵，那么在行政诉讼制度中建立有关非法证据排除有何意义呢？一是非法证据排除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对人的关怀始终是法学和良法的终极价值。在法学的视野中，对人的尊重主要体现在对人的生命权、自由权、隐私权的尊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20世纪初确立。这个规则本身是对非法证据的否定、将通过侵犯个人权利的手段而获取的证据排除在定案证据之外。这样，非法证据排除实际上起到了保护个人权利的权利，体现了对人的尊重。二是非法证据排除体现了是宪法至上性的必然要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我国宪法第35——43条分别肯认了公民的政治自由、人身自由以及住宅、通信自由等各项权利和自由。在行政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收集侵犯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违背了宪法的相关规定，所以说，非法证据的排除是维护宪法权威、保障宪法实施的必然要求。三是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是依法行政的要求，也是行政诉讼制度本身的要求。依法行政要求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在行政行为中，行政机关较之行政相对人，在信息、力量等方面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它可以凭借强大的行政权利，违反法定程序，非法介入公民的私权领域，收集行政诉讼的证据，从而客观上形成在行政诉讼中的优势地位。而行政诉讼制度恰恰是：“法院运用国家审判权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和履行职责。”所以，行政机关违法获取的证据本身就是对行政诉讼制度的本身的误读。
1.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1.3.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念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因为证据来源违反法定程序，而导致其证据效力被排除，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一项证据规则。以证据的表现形式为分类标准，可将非法证据分为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两大类。作为刑事程序（取证程序）得到严谨遵循的重大保障机制，排除规则是形式诉讼中控制犯罪、保障人权这两大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与协调的集中体现，是人类社会诉讼民主、文明的难点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因为证据的来源违法，而导致其效力被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的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1914年在美国的确立，从文化传统的角度看原因有二：其一，美国从建国伊始就是由一些逃避专制统治和受宗教迫害的人们按照社会契约原则创制的联邦制国家，由于对集权独裁和专制抱有强烈的反感，使他们的理念扎根于个人本为主义之中，对国家和政府司法官员持不信任态度。他们认为公民与政府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法律首先是制约从他们当中产生的那些官员和政府滥用权力的手段，而不是国家镇压公民的工具。其二，自然权利观在美国社会中居于牢固的地位。美国公众普遍认为，个人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且不受非法剥夺，其中以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最为基本。他们主张人生而不等，应享有同等的权利，不能一牺牲少数公民的重要权利来实现所谓的社会利益。故而，美国在刑事诉讼别注意保护很有可能侵犯公共利益但在诉讼中又处于天然弱者地位的被告的权利。在由于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放纵一部分应受惩罚的犯罪分子与来用国家权力给公民利益造成损害之间，美国立法者包括法官选择了前者。
1.3.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特点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特点是建立、正常及高效运行的刑事制度的关键，同时也是人们评判其是否具有正当性的标准。本文认为，该规则价值特点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保障人权
国家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管理社会、处罚犯罪，同时也要尊重法治和个人基本人权；个人是国家管理的对象，既要遵守国家法律，又依法享有不受国家权力侵犯的权利和自由。这就要求刑事诉讼必须把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同时作为自己的目的，二者之间要有一个相对的平衡，在实现控制犯罪的目的时，要以正当的方式，不能侵犯个人的合法权利。体现在侦查程序中，要求取证行为不能违法。非法取证容易侵犯个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和隐私权等基本权利，因此，有必要通过正当程序对限制个人合法权利的手段予以节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否定了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违法侦查行为的发生，使被取证人的人权保障有了法律的保证。
（2）限制公共权力的滥用
从权力与法律的关系来看，权力是法律得以存在和发生社会作用的必备条件，即通过行使权力才能实施法律。但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执法者可能出于主观因素或客观因素而任意将其意志强加于那些为它所控制的人的时候，这种权力的行使就会对该权力的来源产生威胁甚至损害。为了切实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有必要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美国的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曾经说过：“法律的基本作用之一乃是约束与限制权力，而不论这种权力是私人的权力还是政府的权力，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迫使掌权者受到一定的行为方式的约束。”因此，通过法律来限制公共权力的滥用，防止其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侵害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3）维护司法公正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它同时包含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价值。通过非法的手段取得证据侵害了被取证人的合法权利，损害了程序公正，也可能有碍于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损害实体公正。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有利于程序公正，如果排除的证据是虚假的，还将促使司法机关去努力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有利于实体公正。即使排除的证据是真实的，可能不利于当前个案的实体公正，但最终可以促使通过正当程序达到发现案件真实的目的的形成，对实现将来的案件的实体公正是有益的。即司法公正在整体上仍然可以保持平衡。另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掉的是侦查人员违法行为获得的证据，侦查人员应当通过法律允许的方式搜集其他有罪证据。这样既不会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又不会因排除非法证据对实体公正造成威胁，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2国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简介与借鉴
2.1国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简介
2.1.1德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德国的刑事诉讼中，主要是依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来确定该证据是否可以采用，而且把证据的排除区分为违反了收集证据的禁止性规定与使用证据的禁止性规定两种情形来处理。例如依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六a条的规定：禁止使用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服用药物、折磨、欺诈或者催眠等方法讯问被指控人，也不能使用有损于被指控人记忆力、理解力的措施讯问，即使被指控人同意这样做，所得到的陈述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并未对以其他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是否可以认定作出规定，所以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但是法院和大多数学者都反对“自动”适用排除规则，而是采取个案处理的态度，不能认为只要证据取得的方式非法就必须予以排除。同时德国一些学者也对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有效阻止执法人员使用非法方式取得证据的观点不予认同。并且总结出只有满足一定条件的非法证据才可以排除，这些条件是：“一是违法取证行为必须损害了能从排除证据中受益的人（通常是被告人）的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二是该证据除了使用违法手段外不能取得；三是证据的排除必须是为曾经被破坏的程序性规则服务的；四是证据的排除不能与‘真实’事实处理案件这一最高利益相冲突。”而对于美国刑事诉讼中的“毒树之果”，德国法学界及法院多倾向于该派生证据具有可采性，并不像美国那样予以较多的排除。
2.1.2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始作俑者，所以，在谈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国际形态时，对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浓厚一笔的描述。美国是联邦体制的国家，有联邦和州两套司法体系，又是判例法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判例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此，木来就头绪繁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更加体系庞杂。所以在此，只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的运行现状及基木特征，作力所能及的分析：美国依据其《宪法修正案》第4条关于“人民保护自己的人身、住宅、文件不能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受侵犯”的规定，于1914年，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威克斯诉美国一案，正式通过判例确定了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规定，执法官员违反联邦宪法进行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在审判时必须排除。逮捕、搜查、扣押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干涉，必须有合理的根据，因此逮捕、搜查、扣押极易产生非法实物证据。逮捕是指司法当局拘留或羁押某人使其回答法律上的指控或接受讯问，分为有证逮捕和无证逮捕两种。有证逮捕是指法官根据控告或者侦查人员提交的经宣誓的“提请签发令状申请书”，经审查确认存在合理根据而签发逮捕令，警察或其他执法人员执行的逮捕：无证逮捕是指由于情况紧急，事先未取得治安法官签发的逮捕令而进行的逮捕。联邦法院的通常做法是要求当事人双方有责任证明己方提供的证据具有可采性，但由于非法证据事实上是国家强制力机关的取证行为。因而，美国对证据可采性的证明责任是交给控方承担的。各个州法院依据自己不同的情况，作出了不同的规定，有的州规定由控诉方承担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有的州规定辩护方也要负有一定的证明责任。
1914年，在威克斯诉美国案中，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警察在工作地点逮捕了被告人，后来警察又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对被告人家中进行搜查，并获得了被告人犯罪的相关证据材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警察无证搜查和扣押被告人的信件与财产，违反了密苏里州的宪法以及美国联邦宪法第四、第五修正案。联邦最高法院从对宪法的维护和对公民宪法权利保护的角度来考虑，认为必须排除使用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不过美国最初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仅是针对非法搜查及非法扣押行为，而且也并非每个州的法院都愿意接受这一规则。直到经过法律正当程序革命，尤其是在经过美国最高法院在1961年对马普诉俄亥俄州的审理后规定，美国各州必须遵守这一规则。不过这些都还仅仅只是针对非法搜查得到的实物证据而言的。使非法获得的一切证据都予以排除，则是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即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而得以确立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米兰达警告规则（或被称为米兰达规则）。由于米兰达规则已不再是仅仅针对警察机关的搜查行为而且还针对警察机关讯问行为，故可以说伴随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的不断丰富，不断增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逐渐得以扩大。虽然这期间也产生一些争议，但是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使得该规则逐渐更加变得更加合理与完善，也变得更加具有可操作性。自美国以后，许多国家都在宪法或法律中加以规定这一规则。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保护人权方而过分的考虑了被告人的人权，对被害人的人权过于漠视。保护人权应是全方位的，在保护被告人合法权利，保障犯罪的查处，处罚的正确、合法的同时，还要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使被害人受侵害的权益得到应有的补偿。通过惩罚犯罪的诉讼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的人身权利、民利和其他权利，是对社会人权的最大保障。刑事司法仅仅片而局限于对被告人的权利保护，而置更多其他人的权益于小顾。所以，美国对非法证据严格排除的理念值得借鉴。总而言之，美国坚持严格排除原则，遵从的是绝对排除的理念，对非法证据持坚决否定的态度。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理论基础是：维护公民宪法权利。排除非法搜查和扣押所取得的物证，不过是保障宪法赋子公民小受非法逮捕、搜查、扣押的必然结果，这样就抑制违法侦查，维护司法的纯洁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增进了公民对司法运作的信心，避免了司法程序受到非法证据的污染。
2.1.3英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英国与美国虽然同属普通法系，但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态度与实践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首先，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目的来看，英国的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规范警察的违法取证行为以及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他们与美国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遏制警察的非法取证行为的观点显然不同。其次，尽管英国也通过一些案例的审判来形成一些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内容，但也制订了一些法律来进行具体规定，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就对非法证据的处理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例如该法第七十六条第（二）项中规定，如果被告人声称其供述是在被逼供或者基于他人言行在特定环境下影响到可靠性时，此供述将被法庭排除使用，除非公诉方能够证明此供述不是在上述情况下取得的。该法第七十八条第（一）、（二）项也规定，在任何诉讼中如果法庭采纳公诉方的证据将对该诉讼的公正性造成不利影响时，法庭可以拒绝采纳该证据，而且这一规定不妨碍其他任何法律规则要求法庭排除证据。从该法律条文来看，在排除不正当证据的使用方面，法官似乎被授予了更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他们更加倾向地认为不能仅仅因为证据是非法或不当取得就应当予以排除，这与美国对非法证据大多数予以排除的作法也有很大差异。对于“毒树之果”的问题，英国人认为即使被告人的供述因取证行为违法而被排除，但从供述中取得的任何其他证据都可以采纳，也就是说从被排除的非法证据而取得的其他证据并不予以排除，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七十六条第（四）项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2.2国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借鉴
2.2.1规则均尊重和保护人权
我国当前增设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背景与德国当时增加《刑事诉讼法典》第136条a具有许多相似性，包括根治各种变相刑讯等不人道的讯问方式。因此，我认为，我国应当借鉴《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36条a，在《刑事诉讼法》第43条第2句及司法解释的基础上，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言词证据禁止法则，真正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最后的证据确实与否，既然“非法”就没有可采用的理由，否则就表现为法院一方面在惩治犯罪、另一方面又允许执法人员践踏法律，这样显然会纵容他们的违法行为。坚持排除就可规范执法人员行为，实质上更有利于保护民众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
2.2.2均维护公民的宪法权利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流是维护公民的宪法权利，在德国，任何公民认为自己的宪法权利受到侵犯，都可以直接向联邦提出控告。可以想象，言词证据禁止法则作为维护和保障公民自由陈述权这一宪法权利的理念将被人们广泛接受，因此，对于非法言词证据，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是被害人、证人，只要他们认为公安司法机关非法取证行为侵犯了其自由陈述权，都有权提出禁止的申请，有关机关必须受理，并且依法作出处理。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申诉权、控告权和检举权的具体权能之一。
2.2.3均给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赋予官在决定证据能力的时候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世界各国立法上通行的做法。但在特定情况下，法官也享有排除非法证据的自由裁量权，在法国和德国，法官在审查非法证据是否有证据能力的时候，也有自由裁量权，因此，本文认为给予法官在审查证据时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须的。
2.2.4均只有满足一定条件的非法证据才可以排除
德国与美国非法证据规则的依据主要来自美国宪法修正案及美国最高法院依据这些修正案所作出的具有约束力的判例。在德国的刑事诉讼中，主要是依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来确定该证据是否可以采用，而且把证据的排除区分为违反了收集证据的禁止性规定与使用证据的禁止性规定两种情形来处理。我国在借鉴德美两国均只有满足一定条件的非法证据排除上，总结出了以下几个条件：一是违法取证行为必须损害了能从排除证据中受益的人（通常是被告人）的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二是该证据除了使用违法手段外不能取得；三是证据的排除必须是为曾经被破坏的程序性规则服务的；四是证据的排除不能与‘真实’事实处理案件这一最高利益相冲突”。
3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及存在的问题
3.1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
3.1.1我国2004宪法修正案第24条的立法规定
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4条已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既然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法令条约，那么，我们就应当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宪法所赋予被告人的权利得以实现，就应当确立以限制公权滥用、保障被告人权利为主要目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上述说明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基本确立，譬如公安司法机关是保护被告人的宪法权利，并不全以侵犯被告人宪法权利的方式调查收集证据，并依此给被告人定罪量刑。正如美国最高法院所提到的那样：没有什么能比不遵守它自己的法律能更快地摧毁一个政府。其原因犹如大法官Brandeis所说：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强大的，无所不在的老师。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都用它的例子教全体人民……如果政府成为了法律破坏者，它就造成对法律的藐视；它让每一个人都遵守法律而不是它自己，它这是在招致无政府状态。
3.1.2“禁止酷刑公约”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
近几年来，少数西方国家推行所谓的“人权外交”，以人权状况为由对我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横加干涉。对于我国来说，我国有必要保障人权，并给予尊重并及时解决，不然在这场国际人权斗争中，很可能继续成为少数国家攻击我国人权状况的借口或“凭证”，不利于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中掌握主动权，也阻碍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发展。因此，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强被告人权利保障，可以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进行人权对话和斗争创造有利的条件。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是关于公民人身权利和民利的规定，也是相关刑事诉讼立法的基本依据，宪法的规定为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调查取证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侦查机关不得以违反宪法的方式获取证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罪、第二百四十七条刑讯逼供罪只是事后补救性质，只针对最为严重的非法取证行为才可能适用。《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实践中，由于我国宪法一般不作为司法审判的直接依据，且这些规定过于原则笼统、缺少配套制度，使得上述规定仅仅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关的原则性规定，不具有可操作性。
3.1.3《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式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也作了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这两项司法解释较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有进步的，但是解释对非法证据应当如何排除、何时排除只字未提。从上述条文不难看出，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非法证据的效力规定十分简单，不仅对非法实物证据的取得未作任何规定，就是对非法言词证据，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规定也不尽一致。因此，给执法部门带来了许多问题，使得各部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章可循，拥有太多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各部门做法大相径庭。
3.2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
3.2.1对非法证据排除界定不够完整
我国诉讼法学界对非法证据的概念尚未达成共识。有学者认为，非法证据是办案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度或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获取的证据；还有学者认为，非法证据是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的非法定主体提供的用于证明案情的事实材料，或法定主体违反法定程序、法定形式以非法手段提供提取或认定的证明案情的事实材料；也有学者认为，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采用违法的方法获取的证据材料。而我国《诉讼法大词典》中对“非法证据”释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材料。可见我国刑事法律中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未建立，没有理性地体现刑事诉讼的特定原则，且排除的证据范围非常局限，仅限于言词证据远远不能适应刑事司法的实际需要。
3.2.2没有规定非法实物证据是否排除
非法实物证据，是指国家司法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以非法方法取得的物证材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09条至118条对搜查、扣押实物证据的具体程序作出规了规定。按照这些规定，侦查人员进行搜查时，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搜查时应当有被搜查人或其他见证人在场，搜查妇女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进行；搜查、扣押要制作搜查笔录和扣押清单；不得扣押与案件无关的物品、文件；扣押犯罪嫌疑人的邮件、电报的应当经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批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秘密侦查手段的操作没有作出明确的程序性的规定，只有刑事诉讼法第116条对扣押电报、邮件的侦查行为要求经公安人员或人民检察院批准，没有提到是否可以采用秘密窃听与录相所获得的证据。司法部门以司法解释的方式作了一些规定，一般未经本人同意录取的音像资料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但实践中常采用转换方式，从而使其具有证据效力。司法实践中，秘密侦查方式还是存在，但常常是通过秘密侦查获得的线索，顺其线索取得其他物证、书证等方式提出证据，而不直接提出秘密窃听、秘密录相作为指控的证据。我国立法对收集证据的程序、方法作了限制性的规定。但是，对非法实物证据在程序上的效力没有全面、明确的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对此问题的司法解释也不尽相同。立法上的不足，公、检、法三机关规定的不统一势必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乱。
3.2.3对秘密侦查行为及其获取非法证据的证据资格未作规定
我国刑诉法对于秘密侦查手段及其非法操作并由此获得的证据材料的证据资格问题没有明确规定。该法第116条虽然规定，对扣押电报、邮件的侦查行为要求经公安机关或检察院批准，但对扣押电报、邮件以外的其他秘密侦查手段都未作规定。司法实践表明，对于犯罪，大多数是采取“诱惑侦查”手段侦破的，由于法无此类证据的评价标准，更囿于此类犯罪的严重危害性，诱惑侦查手段所获证据一般都被采用。假若诱惑侦查所获证据符合国际一般规定的“诱发助长犯罪”的判断标准，这种证据对于被诉人来说无疑是极为不公平的。
3.2.4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与其他相关配套规定不协调
在我国，根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侦查讯问活动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现行侦查讯问制度是比较完整的，也体现了一些现代侦查讯问制度的特征。尽管如此，在司法实践中的侦查讯问活动往往背离了立法宗旨，如侦查机关以连续拘传的方式变相羁押犯罪嫌疑人，超期羁押问题严重、刑讯逼供屡禁不绝等，出现这些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配套还存在不足之处：
（1）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严重失衡
侦查人员在讯问上拥有十分广泛的权力，而且，由于立法对这些权力的行使缺少明确的限制，导致权力在行使上随意性很大。在整个讯问过程中，其唯一享有的权利只是一项几乎不具可操作性的“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2）立法对非法讯问的限制不完善
虽然立法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从此意义上讲，律师参与侦查活动，对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的改善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并不能保障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移送审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律师。”可见律师在侦查阶段既不是辩护人，也不是诉讼人。而且，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律师的阅卷权、讯问在场权、调查取证权及刑事豁免权等数项重要权利都是不具备的。由于这些重要的诉讼权利的缺失，限制了律师在侦查阶段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使得律师无法真正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3）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过程中只有两方面的合法权利：一方面是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的权利。第二方面是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但在实际操作中，如果犯罪嫌疑人的回答符合其推断，则认为是如实回答；如果犯罪嫌疑人的回答与其推断不符，即使交待的是案件的真实情况，侦查人员也往往认为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不好，没有如实回答，从而恶化犯罪嫌疑人的处境。由于上文已经提起律师在侦查阶段只享有四项权利，但律师的阅卷权、讯问在场权、调查取证权及刑事豁免权等数项重要权利都是不具备的。这些重要的诉讼权利的缺失，限制了律师在侦查阶段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使得律师无法真正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4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与构建
4.1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与构建的必要性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克拉克指出“如果必须给一个罪犯自由，那他就得到了自由。但是，这是法律给他的自由。一个政府不遵守自己的法律，或更栩的是无视其所赖以存在的，比任何事情都能更快地摧毁这个政府。”证据制度对于完善我国法制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的必要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4.1.1是法治建设的需要
我国宪法第37条、第39条、第40条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住宅、通信自由和秘密不受侵犯的权利。这是公民正常生活、学习和工作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保障。非法调查取证的行为严重侵害公民的这些基本权利办案人员以违反宪法和基本法的手段取得的证据如被法院作为定案根据，法院也是违法的。这不仅损害了公安、检察、法院机关的声誉与权威，而且会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不满。在刑事诉讼中设立相应规则对取证行为加以规范，使执法人员在执行这些规则时，在迫求实体公正的同时逐渐养成追求程序公正的习惯，有利于在刑事诉讼中树立公正诉讼的意识。
4.1.2是保证诉讼程序公正，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需要
诉讼作为解决争议的司法活动，本质上要求将公正作为其最高价值。重实体、轻程序在我国执法部门中普遍存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程序正义有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当两者发生冲突不能并存时，实行程序公正优先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选择。以合法手段收集证据，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诉讼程序公正的重要内容，也是依法惩治犯罪的内在要求。另外，非法取证的一个重大恶果就是可能诱发屈打成招，造成冤案错案。正如贝卡利亚痛斥非法取证行为的极端形式--刑讯逼供时所言，我们意志的一切活动永远是同作为竞志源泉的感受印象的强度相对称的，而且每个人的感觉都是有限的。因而，痛苦的影响可以增加到这种地步它占据了人的整个感觉，给受折磨者留下的惟一自由只是选择眼前摆脱惩罚最短的捷径，这时候，犯人的回答是必然的，就像在火与水的考验中所出现的情况一样，罪犯与无辜者之间的区别，都被意图查明差别的同一方式所消灭了。
4.1.3是解决我国违法侦查问题的需要
在我国刑事追诉活动中，普通存在着刑讯通供、非法搜查、扣押等违法侦查行为。这些违法侦查对被追诉人的墓本人权构成严重的侵犯，而现行的对策主要是通过实体惩罚行政或刑法上的制裁来遏制，但是实践证明效果并不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这方面的价值在于它既是保护人权、防止办案人员侵犯个人的宪法权利方面的措施又是对这种侵害行为补救的措施。
4.1.4是有效遏制非法取证行为，提高公安司法机关业务水平的必要
由于为保障被告人权利的司法正直理念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极有可能使一些真正的罪犯逃避惩罚，所以有的人支持用内部行政手段处罚非法取证的侦查人员（严重的可以对其提讼），而不很支持将非法取得的证据排除，尤其反对排除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但我认为，不可否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时可能意味着因为警察的错误而使犯罪分子逃避惩罚。为证明一位仅偷盗了价值1000元财物的被告人有罪，难道我们就可以对其超期羁押一年半载或对其实施刑讯逼供的手段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刑讯逼供尽管可能发现个案意义上的实体真实（比如被刑讯人正好是真正的犯罪行为人而又抵御不住刑讯的痛苦而招认），但这是以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为前提和代价的，其对犯罪嫌疑人的肉体或精神的摧残折磨有悖于程序的人道性，不符合正当程序观念的要求，是对刑事诉讼追求正当程序这一价值目标的极大损害。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类似于刑讯逼供的非法取证手段（如殴打、冻饿、不准睡觉、恶臭的环境等）本身并无发现实体真实的普遍意义，因为肉体或精神被折磨到一定程度，大多数人都会说几乎任何事情，意志软弱的无辜者可能因为经受不住各种折磨而自认有罪，受到法律的制裁；而意志坚强的罪犯则可能因为抵御住痛苦而拒不认罪，逃避法律的制裁。这样，在司法实践中采用非法取证不但无助于反而会妨害普遍意义上的实体真实的发现。从实践操作的角度看：为保障被告人权利、遏制非法取证行为，对非法取得的证据尤其是以侵犯被告人宪法权利的手段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所取得的效果比对非法取证官员单纯予以惩罚所取得的效果要好。因为，实践中，非法取证现象多，但因非法取证受到惩罚的事例少，毕竟侦查机关自己很难揭发并惩治自己的非法取证行为。即使在法庭上被告人说自己有罪供述是在侦查阶段被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作出的，也绝少有刑事法庭对此进行调查，这是我们缺乏相应程序机制的结果。而可操作性强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会向侦查人员宣告：不得非法取证，非法获得的证据不会被作为定案根据，而且取证人员还可能受到惩罚。这种从结果的角度防止和纠正非法取证行为的制约机制能够对取证官员造成“偷鸡不成，还倒折一把米”的威慑效应，可以更有效地遏制非法取证行为，有助于推进刑事诉讼的人性化、民主化进程。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并不必然降低政府对犯罪的控制力：一方面，“大多数的研究表明，只有不到5％的刑事案件中适用排除规则，而只有2％或者更少的案件中（因排除非法证据）不能定罪。在案件中数字会多多少少高一些”。另一方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对侦查人员取证行为的合法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该规则的贯彻执行有利于促使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想方设法提高其业务水平，增强其追究和惩治犯罪的能力，其结果有助于防止或减少冤假错案的滋生，促进司法文明。
4.2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
在前面的论述中，本文对世界主要国家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了简要的介绍，并提供经验借鉴。但是，要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尤其要使这一规则得到令人满意的实施效果，需要对它在我国的良性运作所应进行的配套制度设计进行深入的探讨。
4.2.1吸收国际司法准则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内容
这也是遵守国际条约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国己经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14条第3款就规定：“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我国也于1998年9月批准加合国《禁止酷刑公约》，该公约第15条也规定了“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立系为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同时也强调“禁止酷刑，以及其他残忍、不人道的、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等取证行为。目前，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中包含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并没有在实践中加以应用。因而，我国应在签署《禁止酷刑公约》的背景下推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时将国际司法准则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义务纳入国内排除规则的构建，承担起条约应当被遵守的国家义务。
4.2.2强化被告方证人作证制度
在非法证据排除的听审中，被告人经常会需要作证，因为被告方提出公诉方的某些证据是非法的并且提出排除的请求，所以被告方要说话，如果被告人不说话，那么这种排除的请求可能被驳回。但是，被告人在排除规则的听审中作证并不表示他放弃了沉默权，也不影响日后在案件的开庭审理时他选择不作证，也就是说他在正式审理中仍然可以保持沉默，而且被告人在非法证据排除的听审中所讲的话还不能用作在审判时对他不利的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但司法实践中证人的出庭作证率是相当低的，法院一般只能采用书面证言来认定案件事实。为提高证人的出庭作证率，必须健全证人出庭作证制度①30：一是要加强对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制裁。二是要建立和完善证人拒绝作证权制度。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是法律的一项普遍性规定，在此基础上，根据特殊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应规定特殊情形下证人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力。这在特定条件下免除了证人的作证义务，保护了特定的社会关系及证人的特殊利益。三是要进一步明确规定不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况。
4.2.3明确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指侦查人员就其了解的案件情况，参与的侦查过程及行使侦查权的行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询。判断侦查活动获取的相关证据是否合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对其取证行为加以说明。原因在于，一方面，公诉人对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过程缺乏详细的了解，如果他仅凭侦查笔录或者侦查机关的情况说明作为证据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而负责侦查案件的侦查人员对取证过程最为清楚，当双方在证据的合法性上产生争议时，由侦查人员就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说明是最合适的。因此，从客观上讲，公诉人员需要侦查人员作证以反驳辩方对某个证据的合法性提出的质疑。另一方面，被告人作为侦查人员的取证对象，对讯问过程中是否有非法取证行为最清楚，被告人也需要侦查人员作证并希望非法证据能够得到排除，从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我国《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4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8条虽然明确规定了侦查人员的证人资格，即侦查人员有义务对其收集证据的相关情况向有关机关作证，但此处的侦查人员只是负责搜查、勘验、检查等侦查活动的侦查人员，并未包括负责讯问的侦查人员。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应明确规定侦查人员应当以证人的身份出庭就有关问题作证，同时明确侦查人员在没有合理根据的情况下拒绝作证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如行政处分等。另外，证人有如实作证的义务，侦查人员在法庭上隐瞒事实、虚构事实作虚假证明的，应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法律制裁。一般情况下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同时，还应完善相应的证人作证保障制度，如专门针对侦查人员作证的保护机制，经济补偿机制，以确保侦查人员出庭作证。
4.2.4建立确认程序制度
非法证据在诉讼过程中出现后，并不能自身肯定自己是非法的而自动排除出局，而是需要通过一个确认程序才可将其排除。这种确认程序制度的内容包括：一是谁有资格提出排除证据的请求；二是排除非法证据的请求应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提出；三是对证据的非法性应如何进行证明也即由谁承担证明责任；四是非法证据的确认和确认方式。
4.2.5建立监督机制
我国己经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条规定“人人享有身体自由及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愈逮捕和拘禁非依法定理由和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之自由。”司法审查制度可以防止侦查权的滋用，最大限度的保护人权。因此，我国有必要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享有除邃捕之外一切强制侦查方法的自行决定权，而检察机关在查办自行侦查的案件时享有比公安机关更大的权力侦查机关不受制约的权力容易被滥用，导致违法现象的发生。“审前羁押作为侦查程序中最为严厉的强制侦查措施，会导致犯罪嫌贬人的人身自由受到较长时间的限制和剥夺。”我国法律仅对这捕实行了司法审查，即逮捕必须经过检察机关批准，但对同样剥夺人身自由的拘留没有任何审查制度，且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前，犯罪嫌疑人一般都己经被侦查机关拘留，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监怪机制，以保证和促进刑事案件审理的顺利进行。
4.2.6建立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在2006年1月17日闭幕的全国检察机关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现场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告知媒体，高检技术信息研究中心已经制定下发了《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技术规范》。检察机关将对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这被视为当年检察机关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的一项重点工作，这项工作将分三步走：第一步，从2006年3月1日起先普遍实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最高人民检察院、省级人民检察院、省会（首府）市人民检察院和东部地区分州市人民检察院办理贿赂案件和职务犯罪要案实行同步录像；第二步，把办理贿赂案件和职务犯罪要案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范围扩大到中西部部分州市人民检察院和东部地区县区级人民检察院；第三步，从2007年10月1日起，全面实行询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据了解，英国从1999年开始，讯问时须同时录音、录像（同一录音机同时录制两盘录音带，同一录像机同时录制两盘录像带，不得先录一盘，而后复制另一盘）。这种制度和做法保证了讯问的合法性及供述的可靠性，加强了对侦查机关的有效制约，确保了诉讼公正。考虑到我国经济还不发达的国情，录像有些不太实际，但是全程录音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4.2.7设立询问时的律师在场权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一个非常封闭的侦查系统控制之内，律师辩护难成为现行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问题。侦查阶段律师会见不仅体现在法律明文规定的“必须经有关机关同意”，还存在阻挠律师会见的实际做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接受讯问时，立法未赋予律师在场权，而律师会见其当事人时，侦查机关却可以在场。从而致使被追诉人在侦查人员违法逼取口供问题上的律师帮助权形同虚设。律师缺乏有效的取证方式，律师很难收集到有关非法取证的证据，并且受到刑法第306条的限制，律师缺乏参与刑事辩护的动力。因此，要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就必须充分保障律师有效地参与刑事诉讼各个阶段，并且赋予律师职业豁免权。设立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的律师在场权，可以打破侦控过程暗箱操作的局面，可以从程序上制约非法言词证据取得的可能性。
4.2.8完善对非法取证人员的惩戒机制
“就对合法取证习惯的养成来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只是使侦查机关不能从非法行为获益的角度宣告证据无效，只是一种程序上的法律后果，这虽然很关键，但如果不同时对非法取证的侦查人员个人进行惩处，不让其切身利益因为自己的非法行为受到影响，那么非法行为仍可能反复发生。”目前我国对非法取证人员的刑事责任的规定可见于刑法第245条以及第247条。从该规定中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对非法取证人员设置的惩戒规定较少，且惩戒方式较单一，主要是刑事责任。但是，对于侦查机关来说，由于部门利益的局限，处罚的情形往往只存在于一些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更多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针对实践中还大量存在着的违法但并不属于犯罪的非法取证行为，笔者认为应该进一步完善追究取证人员行政责任、经济责任的惩戒制度，“将公安司法人员的自身利益与取证行为的合。
内容论文摘要：证据的可采性源于英美法系的证据立法，是英美法系国家中的一个特有的概念。英美法系的证据规则是围绕证据的可采性展开的。经过几百年来的发展，英美法系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可，采性规则，都有效地对法官的自由裁量进行了限制。在构建我国证据制度的今天，将英美法系中有关证据可采性的规则，与我国的国情有机的结合起来，将其中的一些合理的、对我国民事诉讼实践有帮助的规则，充分地体现在我国的民事诉讼规则中，以加强对法官自由心证的约束，以成为必然。借鉴英美法系中关于证据可采性规则的规定，按照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标准建立我国的证据规则，是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正是有证据可采性规则的存在，才使人们能够从错综复杂的证据材料中判断法官运用和采信证据是否正确。论文关键词：证据的可采性 证据排除规则 自由裁量权一、证据可采性的相关问题 (一)证据可采性的概念证据的可采性是英美法国家在证据法中所采刚的一个概念，他们的基本含义是指证据必须为法律所容许，才能刚于证明案什中特征事实的定案依据（1）（p269），在英美法国家，“可采性”这个概念是从狭义上加以理解和适用的，它和重要性、关联性等一起构成证据的属性或要素。只有具有可采性的证据，才能被法律容许用于证明案件的待证事实，因此，证据的可采性关系到证据的接受与被拒，是一个至关重要又十分复杂的问题。可采性是一个反面的，消极的，纯粹的法律性的概念。这一概念意味着“排除规则”的存在，按照各种排除规则，一项证据虽足同时是重要的、有关联性的，也不应该接受。换言之，如果一项证据由于无重要性或非关联性之外的理由被拒绝，则此项证据是不可采纳的证据。如果除适用关于重要性与有关联性的规则性外，不存在加以拒绝的规则，则此项证据是可以采用的(p21)。由此看出，诉讼中所出现的证据材料具有了重要性和关联性，最终它能否转化为定案的根据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证据，还要接受法律关于可采性规则的考验。通过了可采性这一关，具有重要性和关联性的证据材料才能最终转化为定案的证据，证据材料才能产生飞跃性的转变。可见，可采性是同证据排除规则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概念。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证据排除规则与可采性是一物两面的概念，法官正是根据各项证据排除规则来决定证据的可采性问题的。 (二)证据的可采性与证据的相关性之关系说到证据的可采性，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证据的相关性。一般说来，判断证据的可采性时总是以证据是否有相关性为前提的。相关性是可采性的前提，没有相关性的证据不必去考虑其可采性问题，具有可采性的证据必定具有相关性，而且有相关性的证据还必须不为证据排除规则所排除才具有可采性。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2条：有关联证据一般可采纳，无关联证据一般不可采纳(P130)。可见，在立法上我们能找到的只是关于相关性规则的一般表述，而可采性规则更多的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总结，它的实质内容则体现在各种不同的证据规则之中。可以说，有关证据可采性的规则其实就是可采性规则(P24)。相比之相关性是一个事实问题而言，可采性是一个法律问题。该问题由法庭来裁决。同时，该问题也依据审判地法裁决，即使该证据是在国外收集而得或事实发生在国外或该事实问题在某些方面与外国有联系。二、证据的可采性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运用证据的可采性规则是英美证据法的一层过滤网，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采纳或者排除证据。在英美证据法上，证据被排除可能是由于如下情形：(1)证据不具有相关性或者不具有相关性的证据：(2)为证据排除规则排除；(3)因证据力微弱而被排除；(4)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排除。(一)证据不具有相关性的主要情形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英美证据法中形成了一些一般的原则：(1)排斥他人行为的原则 (res inter alios acta)，诉讼当事人之外的人的行为或事件其后果不能由当事人来承受。 (2)相似事实(similar fact)一个人在其他场合的行为或当前场合的类似行为是没有关联的证据(P272)。目前，英美证据法对于相似实施的不采纳形成了一些例外规则，主要是在形成体系(system)，驳回辩护(rebutting)，一致性(identity)和明知(knowledSe)的情形下发生(P273-274)。(3)品格证据(evidence of character)当事人品格的好坏与他在特定场合的行为一般并无关联，法律也不能承认“一次作贼，永远是贼”为一般原则。因此，品格证据一般会因不具有相关性而被排除。 (二)证据排除规则证据必须具有足够的相关性才能被采纳为证据，但具有足够相关性的证据并不一定就能被采纳，它们只有在不被证据法的其他规则排除的情况才可以被采纳。其结果当然就是有些具有相关性的证据亦被排除。英美证据法长期以来新成了庞杂的证据排除规则。可以说，排除功能是英美证据法的特征。英美证据法所关注的不是什么是有关联性的，而是由于这个或那个理由，某些真正起证明作用的证据应该予以排除①。在这一庞杂的体系中，有人将其划分为排除证明手段的规则与排除事实的规则(ruleofexclusionapplicabletorelevantfacts)。前者包括传闻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等，后者包括非法证据规则等。1、传闻证据规则(hearsayevidence rule)．传闻证据指证人通过旁人传说所提供的证据，一般情况下这种证据将被法庭拒绝，英美法中甚至有“传闻非证据”(Hearsay is noevidence)的法谚②。2、意见证据规则(opinionevidencerule)．这里的意见证据指非专家证人提供的意见证据。不管其意见与争议事实的关联程度如何，该证据通常被排除。因为审理案件事实的法庭可能被意见证据误导，而不是从案件事实本身寻找结论。但现在也有一些例外规定，主要是合理建立在证人的感觉之上的意见以及有助于澄清该证人证言或确定争议事实的意见（P723），如涉及当事人的年龄、身份、车速等简单问题的意见。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illegallyobtainedevidencerule)．非法证据规则中的非法证据采狭义理解指通过非法途径或不当途径而获得的证据。非法证据包括非法获得的被告人的供诉证据及其他的非法证据。对于前者一般严格予以排除，对后者，英美有着不同的选择。比较之下，英国法的规定更为宽容，法官更多的关注证据与争议事实的关联性及其对诉讼的正面意义。一般情况下，具有相关性的证据不为证据排除规则所排除就具有可采性。这是一般的可采性，但实践中有时会出现一些例外情形，涉及到证据的有限制的可采性与附条件的可采性。证据一般可能在某方面或某些方面具有可采性，而有些证据可能在不止一方面具有可采性，这样的证据就不会存在任何问题，准予适用。但有的证据仅在某一方面具有可采性，而在另一方面不具有可采性，这些证据就会造成一些问题，特别是对陪审团或其它非专业的事实法庭。如果一项证据在某一方面具有可采性，而在另一方面不①此为美国著名证据法学者J•B•Thayer的观点，出自《英美普通法上的证据法初论》。②参见《英汉法律词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58页。具有，那么，从法律上讲，它在第一方面仍为可采的。这一原则被称为“有限制的可采性”原则。《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105条规定：凡是经采纳的证据是对一方当事人或为某一目的是可以采纳的，但对另一方当事人或为另一目的是不可采纳的，法院凭申请应把该项证据的适用限制于其固有的范围内，并向陪审团做出相应的指示。依这一规定，对有限制的可采性证据一般应予接受并由法官做出相应的指引，而这一规定是与第403条的规定密切相关的，依403条的规定，即使有合理的指引，但证据仍存在着导致不公正，混淆争议或误导陪审团的危险，并且这种危险超过了证据本身的证明价值，那么法官可以依自由裁量权将其排除。而在运用这一原则时，该证据的提出人有权要求法庭承认这一证据，而其反对者有权要求法官引导陪审团注意他们只能在该证据的可采方面使用该证据，而不能在其他方面使用这一证据(P555)。有些证据，孤立地看，它可能显得不具相关性从而不为采纳的证据，但如果将其与其他正据放在一起考察，它的相关性就表现出来了。然而，在英美的审判程序中，证据通常都由当事人及其律师在法庭上按一定的顺序一项一项逐渐提出，经当事人异议，法官以证据规则对其进行认定，决定排除与否，而陪审团则依法官认定的证据解决事实问题。因此，须将前后有印证关系的证据一并提出或将后一证据先与前一证据提出较为困难。为解决这一困难，法庭一般先将前一项证据有条件地接收下来，如果根据随后提交的证据看具有可采性，则法庭必须 考虑该证据。如果提交后一项证据后其仍不具有可采性，那么，该证据则应被排除。这一原则的运用可以用将被告在场的指控作为证据时它的可采性来说明，该指控作为证据是否具有相关性取决于随后提交的有关被告对这一指控的反映的依据(P556)。 证据的分量是与证据的可采性密切相关却有不同于可采性的一个问题。证据的分量是指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说服价值或可能性价值。就法律而言，证据具有可采性意味着当事人一方有权将该证据带上法庭，该证据因此获得可能性去说服法官相信其所表明的案件事实，但其对案件事实的事实上的说服价值依赖于事实法庭所采纳的有关该证据的真实性、可靠性、说服性的意见。证据的分量有一个程序问题：如果一项证据，哪怕其毫无矛盾之处，过于微弱以至于无法为提出该证据的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得出某一结论的话，这种证据被称之为“不充分证据”(insufficient evidence)：相反，如果一项证据的证明力大到足以为提出它的一方当事人提供有力的结论，那么这种证据被称为“表面证据”(primafacieevidence)或“结论性证据”(conclusiveevidence)。证据的分量是一个事实问题，而可采性是一个法律问题。因此，在陪审团审判中，法官决定某一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一旦证据被采纳，则由陪审团来考虑其分量问题，证据的可采性常常为其分量所限制，指称一项证据不具有足够的相关性从而不能被采纳必定包含着对该证据分量的判断(p557-558)。 (三)证明力微弱排除在实践中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即虽然从技术上讲，证据为可采的，但证据的证明力也就是证据的分量相当微弱，那么明智的做法就是不提交该证据，特别是在刑事诉讼程序当中此种证据的许可将导致对程序公正的负面影响时。当然，这类证据的排除也涉及到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排除，因为证据的分量一般都得依赖于法官的裁量。具有边际相关性(marginalrelevance-)的证据也会被排除，因为此采纳这些证据可能带来繁多的案件附属问题。这些问题将干扰法庭对主要问题的注意力并且可能使法庭卷入拖沓的法庭调查或疑问重重的争论之中①。 (四)法官自由裁量排除(theDiscretion to Exclude)在英国刑事诉讼中，法官对证据的自由裁量权首先确立于普通法，其一般原则是如果具有相关性的证据其不公正性将大于证明价值时法官有权将其排除。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8条赋予这一原则判定法上的效力，被认为是对普通法原则的补充，《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3条体现的也是相同的原则。此外，控方对被告人进行交叉询问的范围也是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同时法官有权排除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值得说明的是，看起来法官自由裁量排除证据很难说是一项独立的排除证据的方式，事实上，它更像是一种排除证据的方法，其范围相当宽泛，在证据分量不足的情形下排除证据必须运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即使在因证据排除规则如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而排除的情形下，当例外规则越来越繁多而复杂时，法官的对证据的自由裁量权必不可少。总的看来，在证据可采性规则的创设上应当承认英美证据法还是独树一帜的，长期以来形成的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并行发展为英美证据规则的完善提供了优良的外部环境，是英美可采性证据规则成为占有重要地位的较为完善的证据规则。 三、证据的可采性在我国的适用①see:Attorney-General v•Hitchcock(1847)1 Ex 91 at P105(一)证据的可采性规则自我国的适用之可能性虽然，证据的可采性是英美法系中的特有概念。但作为证据的内在的本质属性，可采性还是为各国证据法所认同的，并且取得了同样关键的地位。只不过，我们更多地采用证据资格或者证据能力这样的概念来表述他们的内容。可采性规则其实主要解决的就是一顶证据资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问题。虽然有学者提出证据的可采性与否与证据能力的有无其范畴有时并非完全一致，因为有证明能力的证据可能因法官的自由裁量而被排除，如证据力微弱的证据(P468)。这种提法的前提在于将采纳证据的前提进一步细 化为适格(competent)、关联(relevant)、必要(material)、可获得(available)[12](P469)，而证据能力只涉及适格、关联、可获得这几个要素。如在我国，证据资料只要具有客观性、相关性与合法性就是具有证据能力的，而不论其关联度的强弱。因而，归根到底，证据的可采性主要解决的还是证据能力的问题。在我国，虽然法律上没有对证据能力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但许多证据法学者认为证据应当具备法律性，不具有法律性的证据不应被认为具有证据能力。一般认为，证据的法律性又称为“合法性”，具体包括四方面的内容：(1)证据必须具有合法的形式；(2)提供、收集证据的主体必须合法：(3)证据的内容必须合法：(4)证据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违反法律程序收集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需要指出的是，在许多国家，“非法证据”一词，指的是“非法取得的证据”。诉讼中强调证据的法律性，主要涉及的是违法获取的证据能否容许采纳作为裁判依据的问题。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英美法系国家一般严格排除，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大陆法系国家，对于非法取证取得的证据，一般允许法官根据取证行为的具体情况加以裁量以决定是否予以排除。而我国的关于证据的法律性的规定则可看出，与英美法系证据的可采性之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则是一致的，因而在我国适用证据的可采性规则是具有可行性的[13](P54-55)。 (二)我国证据可采性规则的现状我国在对证据能力的规范问题上，现有法律的规定更注重于证据的客观性，强调人民法院对证据“应当辨别真伪”，“审查确定其效力”。在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上不能说我国完全没有相应的规定，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还不能说存在着严格意义上的证据规则，有关的若干规定也是原则性的、凌乱的。新近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可以说是我国证据立法上的一大进步，在这一问题上也有所突破，其第50条规定：“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疑、说明与辩驳。”第一次将证据的本质属性写进法律文献。同时，该司法解释也比较明确地规定了——些证据规则以规范法官的裁量[14](p565)。例如：第79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该规定，使我们从裁判文书中即可看出法院运用那些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法官在采信证据时是否合理、合法，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三)我国证据可采性规则的完善在对证据资料的证据能力的认定上，两大法系采用’了不同的模式。英美法系创设了发达的证据规则体系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大陆法系则主要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但近年来二者形成相互补之状态，这已是毋庸赘言的了。我们这里更应该关注一下证据的可采性规则对于我国证据立法的借鉴意义。一项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往往比较细致合理，对社会生活具有较高的包容度，英美法系经过几百年发展而形成的证据的可采性规则确实有其过人之处。笔者认为，我们首先可借鉴的是证据规则的设立。1、设立证据可采性规则的必要性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法制的基本含义是指国家机关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处理事务时，尤其是处理那些涉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事务时，按照预先制定的规则办理。建设法治国家意味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应纳入法律调整的轨道，作为司法活动的一部分的民事诉讼更应如此。当前，我国民事诉讼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法官在运用和采信证据时缺乏证据规则的约束，自由裁量权太大，随意性太大。这显然不符合法制的要求。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要求我们处理一切问题均须从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出发。选择在民事诉讼中设立证据可采性规则，是基于我国基本国情中的三个方面考虑的法官素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法律意识、关系诉讼[15](p11)。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官素质较低自70年代以来，我国法官解决了大量的民事、经济纠纷，为我国的改革和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法官的素质与法制国家对法官素质的要求仍有相当大的距离。鉴于此，设立可采性证据规则，使法官在采取证据过程中，不能过多的自由裁量，正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之举。 (2)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守法意识不高当前，当事人及其他 诉讼参与人的守法意识不高也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当事人贿买、指使他人作伪证，证人不出庭作证或向法庭提供虚假证言，鉴定人出于人情或金钱方面的考虑提供不真实、不科学的鉴定结论，这些现象在民事诉讼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给法官认定案件事实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可采性证据规则对当事人的证明活动也具有约束作用，它可以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中剔除那些虚假的或真伪难辨的材料，防止法官受到误导。 (3)关系诉讼的出现使得可采性证据规则之设立成为必须关系诉讼是指不少诉讼当事人及一般的民众都认为在诉讼中与法官的关系比法律和案件事实本身更为重要，只要与法官建立了过硬的关系，本来败诉的可以胜诉，若自己与法官没有关系而对方当事人与法官有良好的关系，则本来胜诉的也可能败诉。关系之所以在一些情况下能够起到左右诉讼的作用，与我国证据制度中的可采性证据规则数量少，不能通过它来有效地约束法官，使得法官在采信证据、认定事实上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权有很大的关系。因此，设立可采性证据规则，是抵制关系诉讼这一不良产物的必然要求。2、可采性证据规则设立方面的基本问题在可采性证据规则的设立上首先涉及到的是立法技术上的问题。英美法系国家通过判例和制定法逐步形成了以证据的可采性(亦称容许性)为主线的证据规则，如传闻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尽管英美法中有许多证据规则，但这些规则是用来规范证据能力的，即规定哪些证据资料不具有证据能力，不得作为证据提交陪审团审查的①。对于那些有证据能力的证据，法律一般并不对其证明力的大小做出规定，而允许陪审团进行自由评估。英美法国家由’于其实行判例法制度，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及时对法律原则进行补充与发展，使法律规则与社会生活有着紧密的契合，其主要的证据规则像可采性规则都已经发展到相当细密、完善的程度。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并不具备这样的基础，但是我们可以在他国先进立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以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生活需要为出发点，以公平正义为目标，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进行立法。在内容上，可以参考英美的可采性证据规则，注意体系的合理与完整及内容上的可操作性。①由于与待证事实相关联的证据资料一般均具有或大或小的证据价值，需要排除的终究是少数例外情形，所以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规则不是从正面规定哪些证据材料具有证据能力，而是从反面规定哪些不具有证据能力应于排除。其次，可供我们借鉴的是在对可采性的判断模式上。虽说英美法系制定了诸多规则对法官的自由裁量进行限制，但实事上，从本质上而言，英美法系法律制度的运行主要还是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证据的可采性规则运用上，我们也可以发现，诸多例外规则以及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与对实质正义的追求还是为法官的自由裁量预留了很大的空间。对于我国而言，虽然我国的国情有其特殊之处，但在对证据能力的裁量上应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却是诉讼证明本质的一项客观要求，也是不容我们回避的事实[16](P565-566)。综上所述，设立证据可采性规则在我国是有其可行性和必要的。借鉴英美法系中关于证据可采性规则(尤其是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按照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标准建立我国的证据规则，是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正是有证据可采性规则的存在，才使人们能够从错综复杂的证据材料中判断法官运用和采信证据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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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蕴含着两个重要的理论点，一个是“非法证据”，另一个则是“排除”。
1、“非法证据”的含义
对非法证据概念的定义应从证据收集程序的合法性出发，不合法并不等于非法，我们可以理解为非法证据是合法证据的有益补充，但从范围上非法证据应严格限制在那些通过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手段而收集并获取的案件证据材料上。非法证据的最根本属性，即取证的非法性不宜与证据形成的合法性相混淆。因为关于“非法证据”的规定、论述、建议等，都是从违法取证、侵害公民权利角度出发的。证据不合法仍然应予排除，但不是“非法证据”排除所讨论的范围。个人认为，非法证据应指在诉讼中以非法的侵犯被取证人或其他第三人的合法权利的方式取得的事实证据材料。
2、关于“排除”的含义
“排除”即指证据的排除。广义上所讲的证据的排除是与证据的可采性相对的概念，即那些证据是法院在认定事实过程中是不可采的。在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中可采性规则一直是证据规则中处核心地位的原则。正如国外学者指出：“有两个关于证据的主要问题是必须回答的。首先，什么事实和什么材料应该准许作为证据让陪审团审议？其次，陪审团可以把这些被裁定能够采用的事实和材料用作何用？几乎所有的证据规则都是与这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有关。这就是说，大多数证据规则都是关于什么应该被接受为证据的问题—可采性问题。”[4]在实践中对非法证据应一概排除还是部分予以保留，或是排除的时间点应在审前还是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都可以，这是在实践中一直有争议的问题。中国目前只在专门法律中阐明非法证据不得用作定案的根据或指控的证据，但涉及到排除的时间范围还是对证据排除的范围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法律条文或司法解释，不得不说中国建立法治国家的“中国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美国为启示，法院在审前就证据的资格性作出判断以避免那些不适格的证据进入诉讼程序从而影响陪审团对事实的看法，并且对于证据的审查有专门的审前法官或助理法官来处理，实际审判法官是不参与此项活动以防止影响到审判法官的心证从而作出对当事人不利的评价。
二、我国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践构想
我国在现有法律法规中最早出现对“非法证据排除”的描述是在 1995 年最高法院对河北高院作出的法律批复，即“证据的取得首先要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经对方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5]与传统刑事诉讼“国家之于被告人”的司法模式不同，民事诉讼“平等个体—原告对被告”的司法模式更强调发挥民事主体在诉讼活动中的积极性，特别是在“争点”的整理即对己方有力证据的收集上。这种制度上“一刀切”的做法加上长期以来法律赋予个体取证方法手段的匮乏不仅造成个人通过合法取证异常困难，而且也给侦查和审判人员带来很大困惑，造成“同案不同判”，当事人利益没有得到有效维护转而寻求“上访”等体制外的途径寻求解决。在历经数年后的 2002 年，我国以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形式在《民事诉讼法》中第 68 条将非法证据的排除予以确认。“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6]按照这一规定，只要录音资料的取得不侵害被取证人或其他人的合法权益或不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证据是可以被使用的。这一法律条文的出台大大增加了民事诉讼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操作空间。需要注意的是，刑事诉讼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旨在防止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利用公权力侵害公民个人的私权利，特别针对的是司法机关人员利用职务对犯罪嫌疑人采用刑讯逼供，以暴力的手段取得不利于当事人的证据。随着近年来民事诉讼中法院调查取证收集证据能力的弱化，当事人私力收集证据能力的大大增强后并不会出现像刑事诉讼中对私权利严重侵害的现实紧迫性，如果对所有非法证据采用完全排除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发现真实”与“追求程序公正”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诉讼法普遍追求的目标，但不可否认的是诉讼法最终的归宿就是无限接近案件的客观事实并实现实质公正。在民事诉讼中诉讼当事人地位平等，审判者在审判过程中处于中立的地位，不宜对双方当事人有失偏颇，最大限度保证其平等的诉讼权利下追求案件的实体公正以期达到“定纷止争”。比如在《法复》中对未征求被取证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法律却让取证人承担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的法律后果是明显不合理的，特别是在当前法律一方面强化当事人靠私力取证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却没对其取证的方法和手段给予制度性的保障，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要合法并有效的取得有利的证据十分艰难。在实践中，一方当事人为获取证据而采取谈话录音的方式指明被取证人谈话的内容有可能成为其呈上法庭的证据材料时，怎么期望对方说出涉及案件事实真相的内容？特别是没有其他更有力的证据下当事人唯有依靠这种方式才能取得利于自己的证据时法律岂不等于直接让取证人承担败诉的风险。更进一步说，在民事诉讼法中对于当事人申请法院取证的规定仅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有所涉及，即“因国家有关部门保存，涉及国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以及当事人及诉讼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除此以外并未见对当事人取证方法手段给予更好的制度保障，而且这还为法院依职权取证导致可能控制诉辩交易以及为某些公职人员徇私枉法打开了制度的缺口。当然更进一层面的说这也是中国目前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的烙印。比如在中国律师法中对于律师取证的规定是必须经被取证单位或个人的同意才可为之。也就是说，如果被取证单位或个人不同意或是不配合，对于取证人来说这扇“合法取证”的大门就关闭了，由此产生的私录、私拍等非法取证的手段，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三、破解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认定非法证据的理论与现实间矛盾的途径——手段的违法性与证据的合法性分离
经过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68 条的思考，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什么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取证方法？第二，哪些是法律所禁止的取证方法？第三，收集证据手段的违法性就一定导致其获得证据的不合法吗？值得肯定的是法律认定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是非法证据并予证据审查时排除。但在整个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可以将之前被认定为非法证据的材料作为一种诉讼攻击或防御的手段提出，似乎法律并未置可否。本文旨在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制度设计，特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1、对非法证据采取原则排除
对《规定》中提出的“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取得的“非法证据”一定要全盘否定吗？鉴于目前中国只在司法解释中谨慎地确立了个别证据能力规则，且我国审判过程中没有采用陪审团制度，法官的心证对案件事实的裁判占据主导地位。采取绝对的排除标准可能对构建证据法体系不利，且在实践中可能造成司法成本的浪费。由此这里存在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即侵害的他人合法权益与希望被保护的权益之间的价值衡量。也就是说，在决定非法证据是否采纳及如何使用时，法律应该衡量采纳该证据的多种后果或影响，包括对人权的侵犯、对司法公正的影响、违法的严重程度、打击犯罪的需要等。对于那些违反宪法、人权以及违法性严重的并且已经得到确实证明的证据，特别是那些将对判决产生实质影响的证据应该予以排除，否则司法的公正性将受到严重的挑战。需要强调的是，“毒树之果”这一美国生根发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民事诉讼中仍然有适用的必要性，对于这些严重违法获取的非法证据产生的“毒树之果”也应一并排除，否则将给非法证据排除留下制度的缺口。
2、手段的违法性与证据合法性的分离
【关键词】刑事证据规则刑事证据收集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LookingbackthecollectiverulesofcriminalevidenceinChina
JiangWei
【Abstract】Thecollectiveruleofcriminalevidenceisimportantcomponentoftheruleofcriminalevidence.Butnowtherelatedlegislateisnotcompletedyet.Inthisarticle,thecurrentsituationofthecollectiveruleofcriminalevidenceisgoingtoberethought.Ⅰ.Inlegislation.1.Bothofthesubstantiveruleandtheimplementiverulehavedrawbacks:thatistherulesareshortinsomepartsandcannotbeenwelloperated.2.Thejudicialinterpretationsgoagainsttheprincipleoflegalprocedure.Ⅱ.Inthetheoreticalstudy.1.Thestudyisnotpaidenoughattentions.2.Thedifferencesbetweentheexclusionruleofillegalevidenceandthecollectiveruleofcriminalevidenceareobscured.3.Itseemsthetheoreticalstudydropsoutoftherevolutionaryranks.
【Keywords】theruleofcriminalevidence;thecollectiveruleofcriminalevidence;theexclusionruleofillegalevidence
【中图分类号】D915.13【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属于程序性规则，是刑事证据规则重要组成部分，是规范侦查中刑事证据收集活动的准则。其功能在于规范和约束侦查活动，使证据的收集合法化、程序化，保证收集到的证据的合法性，避免侵犯人权，防止侦查权的无限扩张。然而目前我国的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很不完善，现有的收集规则零散分布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理论界对此问题也较少涉及。本文将对该问题给予关注，对我国的刑事证据收集规则进行反思。
一、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立法现状及反思
我国现代证据立法吸取了大陆法系证据立法的有益成分，在诉讼法内以专章对证据制度的有关内容作了规定。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据也有专门规定。然而，关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法律规定却不甚完善，存在立法缺陷。
（一）立法现状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作出了相关规定。199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法第二编第二章第89条至第118条、第131条关于侦查的规定中也包含有刑事证据收集规则。1998年9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9年1月18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1998年5月14日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51条规定：“公安机关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者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规定》第九章关于侦查的规定中也包含有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以上为我国现行法律、司法解释中关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规定。
（二）反思
1、法律本身的缺陷?不完整，可操作性不强。
一项完整和独立的刑事程序性规则由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构成。[1]实体性规则指在什么条件下进行什么诉讼行为的规则；实施性规则指规定如何实现实体性规则的内容的规则。[2]按照这一理论，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也可分为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解释》第61条、《规则》第265条、《规定》第51条属于实体性规则，其余规定属于实施性规则。其缺陷具体表现在：
（1）规定不完整。
1）实体性规则不完整。刑事诉讼法、《解释》、《规则》、《规定》均规定严禁用威胁、引诱等方法收集证据，但对应当用何种方法收集证据却未作具体规定。此外，实体性规则对如何收集物证等其他证据也未作规定。
2）实施性规则的规定不完整。①强制性证据收集行为缺少法律控制。依目前的规定，强制性证据收集行为如搜查、扣押、对人身和邮件的检查等都由追诉机关自行决定，没有相应的法律约束。②搜查、扣押、检查等行为限制性适用条件极少，如搜查、检查的时间、地点、范围等在法律中基本上没有明确规定。③技术侦查措施非法治化。[3]依据《国家安全法》和《警察法》规定，侦查机关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实践中也在较广泛地运用，如通讯监听、测谎、密搜、秘捕等。但目前这种运用基本上是侦查机关自行决定，秘密进行。法律对哪些属于技术侦查措施、如何采用、如何进行规范等问题，没有相应规定。[4]
（2）立法粗疏，可操作性不强。目前的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比较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实体性规则如《规定》第51条规定公安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但究竟什么是“法定程序"，如何“收集"，没有下文，实践中难以操作。实施性规则如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搜查的第109条规定：“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但对如何搜查、搜查有何要求未作详细规定，实践中无法准确操作。
2、立法的缺陷??公、检、法在司法解释中的程序立法违背了“程序法定"原则
从关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公、检、法实际上对程序法进行了带有立法性质的解释，这明显违背了作为现代程序法制化标志的“程序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1）程序法定原则的内涵
程序法定原则是刑事司法权法定化的表现，是为有效地保障公民的自由和人权，抑制刑事司法权的过度膨胀和扩张而设立的。所谓程序法定原则是指国家刑事司法机关及其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程序，都只能由作为国民代表集合体的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即刑事诉讼法来加以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赋予的职权，司法机关不得行使；司法机关也不得违背刑事诉讼法所明确设定的程序性规则而任意决定诉讼的进程。[5]换句话说，刑事诉讼程序规则“只能由立法加以规定，因此只能具有立法性质。"[6]其他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以其他任何形式对刑事诉讼程序规则作出规定，都只能被视为是对程序法定原则的背离，其合法性都值得怀疑。
当代中国着力提倡“法治"精神和价值，“依法治国"已被提升到一项治国的基本方略的高度。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依赖于立法、执法、守法等诸多环节的完善。其中首先就要求在立法环节上作到“有法可依"，即立法机关必须制定出全面调控社会关系所需的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对于“有法可依"，我们不能作过于狭隘的理解，即认为“有法可依"仅仅指制定出完备的实体法，应当认识到“有法可依"本身也包含着对程序法制化的内在要求。程序法定原则就是“法治"精神在程序法上的体现。[7]公、检、法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作出的带有程序立法性质的司法解释明显地违背了这一原则。这一问题也充分反映了我国“重权力、轻权利"、“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
（2）违背程序法定原则的表现
1）关于公安机关有权采用监听等技术侦查措施收集证据问题。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未对侦查机关是否有权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收集证据作出明确规定。1995年制定的《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据此公安机关被授予采用技侦措施的权力。但这一规定仍然不能解决公安机关应采用何种技侦措施及如何适用的问题。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公安部制定的《规定》却擅自规定公安机关有采用监听等技侦措施，这一解释是违背程序法定原则的。
2）关于以非法方法收集到的证据的取舍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和引诱和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而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61条却规定凡经查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就明确了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虽然此规定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障人权、规范侦查中的收集证据活动，但该规定确立的方式值得质疑。
总之，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在立法上还存在诸多问题，证据立法有待完善。
二、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反思
（一）理论研究的现状
1、研究的发展。
学者开始重视对证据规则的研究发轫于我国的司法改革。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是否存在关于证据收集和运用的规则，较早论述的是樊崇义主编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一书。该书在关于证据制度的完善建议中指出：“完善我国证据制度的方向在于，将一些经过司法实践检验，在运用证据行之有效的带有规律性的重要经验，上升为证据规则，用来规范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活动。"该书建议制定的证据规则，包括证据的法定形式和条件、保障证据客观性和关联性的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法律责任、证明责任、疑罪从无等等，可以说这是我国诉讼法学界研究确立我国证据规则的开端。[8]之后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理论研究迅速发展起来，对我国的刑事证据立法提出了不少建议，取得了相当的理论成果。
2、现阶段的热点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当前刑讯逼供现象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屡禁不止。1998年中国就查办了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刑讯逼供有关的犯罪案件1469件。[9]2000年最高权力机关的执法检查报告也指出，刑讯逼供已经成了司法实践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10]由此，学者对开始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给予高度重视，试图通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提出立法建议，促进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完善，以有效地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保障人权。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已然成为理论界的热点问题。
（二）反思
1、理论研究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未给予足够重视。
刑事证据规则包括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审查判断规则和运用规则。而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刑事证据审查判断规则和运用规则。《刑事证据法（研究草案）》可以说是学者们对刑事证据研究的重要成果。该草案包括一般规定、证据种类、证据能力、证明四章。然而在全部的27条规定中没有明确规定刑事证据收集规则，[11]笔者认为这不能不是一个缺憾。《刑事证据规则的立法建议》是另一理论研究成果。该建议第二章用31条的篇幅对取证规则作了专章规定，但是在这些规定中对证据的收集规定的过于原则，如第6条规定：“公诉案件中有罪证据的收集由侦查机关进行。侦查机关的侦查分工和侦查措施由刑事诉讼法来确定。"[12]笔者认为这难以和真正意义上的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等同。由此不难看出理论研究的欠缺。的确，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并非处于刑事证据规则的核心地位，但这并不能说明对它的研究就可以搁置一旁。况且，收集证据还是审查判断证据和运用证据的前提。目前的理论研究有“重结果，轻过程"的倾向，这岂不是犯了“我要的是葫芦"这则寓言故事的错误？
2、为非据排除规则“验明正身"
从理论研究的现状来看，大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为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之嫌。笔者认为二者是不能够等同的。
（1）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界定。
理论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此等有关非法所取得的证据限制其证据能力的法规即所谓证据排除法则。"[13]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指“非法证据是否予以否定或什么样的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的规则。"[14]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在刑事诉讼中，因为证据的来源违法，而导致其效力被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的规则。"[15]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非刑事证据收集规则
从以上理论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界定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禁止性规范，内容主要包括方法禁止和证据禁止，即重心在“排除"上。而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是规定应当如何收集证据的准则，是授权性规范。那么，是不是可以说禁止使用非法的方法、手段就可以保证收集证据的合法性呢？笔者持否定观点。因为虽然明确了禁止的方法、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侦查人员采用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由于对“应当如何做"没有详细规定，侦查人员没有可遵循的具体的操作规范，收集活动仍然处于非法治化状态。即使不会出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规定的后果，也难以保证收集到的证据的证据能力。此外，如果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为了保障人权，笔者认为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完善更是如此。因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是一种事后救济，是间接保障；而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是事前救济?它可避免人权受到直接的侵害，它是一种直接保障。可见如果以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为蓝本，仅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立法，而不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进行完善，那么证据的收集就仍然无法规范，证据的审查、运用乃至诉讼效率也就难以保证。
3、理论研究有脱离实际之嫌。
学者们对刑事证据规则的研究主要是以借鉴英美法系证据规则为基础的，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证据规则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笔者认为仍然存在脱离实际的问题，突出表现就是脱离了我国的诉讼模式这一实际。
我国的诉讼模式既非英美法系特色的，也有别于大陆法系，是在继承中华法律传统的基础上，吸取大陆法系的有益成分而建立起来的。在这种模式下，侦查占有重要地位，突出表现就是侦查阶段收集的证据几乎可以毫无例外的在法庭上使用，侦查中的结论几乎不会被。而英美法系国家的诉讼模式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其侦查较之我国侦查的地位要低。以这种模式为背景的证据规则基本上就是证据运用规则。借鉴英美法系证据规则无疑对我国的证据规则的发展大有帮助，但将研究集于证据运用规则一点上，显然是无视侦查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偏离了诉讼实践。故笔者提出，证据运用规则固然重要，但对刑事证据规则这一系统的研究应当全面，不可有所偏废，应当结合侦查实际，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也给予足够关注，保证刑事证据规则研究的协调、全面发展。
三、总结
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是刑事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证据审查规则和运用规则的前提和基础。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不完整、不完善，将直接影响到收集到的证据的证据能力，进而对审判乃至诉讼效率产生不利影响。目前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侦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侦查阶段收集到的刑事证据几乎毫无例外的进入了审判程序。这一现状与我国的法律传统是分不开的。所以在研究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时必须要结合这一客观实际，在对证据运用规则着力进行研究时，对证据收集规则的研究也不可偏废，否则研究将成为“水中月，镜中花"而失去实际意义。
从立法实际来看，目前我国尚没有刑事证据法典，仅有的刑事证据规则零碎地分布在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中，这种现状与证据在诉讼中的灵魂地位是极不相符的。证据制度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条件，证据是诉讼的基础。诉讼过程实际上就是围绕证据的证明过程。这些已在理论界和实务界达成共识。我国的法治进程、人们日益提高的法律意识及诉讼实践的要求，已使得我国刑事证据立法成为当务之急。
本文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立法及理论研究的反思，旨在引发立法机关及学者们对该问题的关注。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完善，不单单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它还涉及程序法定、保障人权、司法改革等深层次的问题。希望随着诉讼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成熟，我国的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暨刑事证据规则的立法能够早日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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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证据问题特别是对民商事证据问题的研究在我国还比较薄弱，虽然我们在司法活动中不停地强调“以事实为根据”,但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一套系统而具体的证据法律制度。毋庸置疑,我国的市场经济还欠发达,处理民商事案件的经验和对经验教训的总结还比较缺乏,加之在司法实践中,由于长期受到“重实体轻程序、重事实轻规范”观念的影响,司法工作人员对证据规则的理性认识缺乏,感性认识也甚寥寥①。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匡定,民商事活动迅猛发展,民商事纠纷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复杂程度上都较计划经济机制下有了大的飞跃,这迫切要求我们建立一套完整的证据认定和运用的规则(司法制度)以规范司法行为,使法官在要件事实(指相对于法律构成要件之生活事实)真伪不明时,能适用这一规则,并能提高对证据审查的科学化、技术化,进而衡量各种利益,实现司法公正。基于此,笔者拟借鉴中外有关学说,汲取相关司法判例和司法解释的营养,尝试就民商事证据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进行探究，以期抛砖引玉,对民商事诉讼证据立法和司法审判实践有所裨益。一、改革举证责任制度举证责任是指诉讼上无法确定某种事实(确立一定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或消灭所必要的事实)的存在时对当事人产生的其所主张的有利的法律效果不被承认的法律后果。②这种无法确定在举证上表现为当事人举证不能或不充分,人民法院依职权也无法查清要件事实的真伪，其后果是当事人承担全部或部分败诉的风险责任。依通常规则,法院进裁判,必须先确定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关系是否存在,然后才适用相应的法律来判断其法律效果。如果法院经过证据调查,表明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其存在或不存在的问题得到确定,则不产生待证事实存否不明的现象,从而不发生法院无法适用法律进行裁判的情形;但,如果法院及各方当事人，由于缺乏证据无法明确待证事实是否明确时，就会在诉讼上发生事实存否不明的现象。法官仍须对案件作出裁判,因为国家禁止法官以事实不清为理由拒绝对案件作出裁判。此时,法官必须居于国家设置民事诉讼制度之目的(解决纠纷或维护法律秩序)承担裁判义务。③法院裁判的结果,要么是原告败诉,要么是被告败诉。面对败诉的不利情况,谁应就何种事实负举证责任?在要件事实存否不明的场合,谁应遭受败诉的判决?这种法律问题就是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依我国权威学者的解释,该条文设立了举证责任分担的一般原则,即:(1)当事人双方都应负担举证责任;(2)谁主张事实,谁举证。就是说无论是原告、被告,还是第三人,谁主张一定的事实(包括肯定事实和否定事实),谁就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④但该规定及其学理解释,没有就何人应就何种事实负责举证,以及在要件事实存否不明的场合,法院应对何人作出败诉判决的问题,为法官提供判决的标准。我国民诉法上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我国民诉法第64条所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实质上并未明确何人应就何种事实先进行举证的问题,而法官又必须对诉讼作出判决,法官只得任意指定其中一方当事人先进行举证,在其无法举证,而人民法院又不能调查到有关证据的情况下，则作出对该方当事人不利(全部或部分败诉)的判决,这显然有失公正。如笔者曾审理过一起代销家具纠纷案件,原告向被告索要代销的家具款并提供了被告出具给的注明家具名称及价格的凭证,而被告予以反驳(否认)称原告的家具尚未售完,要求退还剩余家具,而经法院查明被告同期为原告等多人代销家具,一审法院责令原告举证证明被告处的家具不是自己的,因原告举证不充分而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在二审中,我们合议庭认为,原告主张积极事实(家具已售完)并提供了被告出具的注明家具名称、数量及价格的收到家具凭证,而被告主张消极事实(家具未售完)却不能提供证据表明尚存的家具是原告的,故二审改判被告向原告偿还剩余家具款。本案存在一个如何理解举证责任分担的问题。民事诉讼中的查证与审证相分离是必然要求,依照我国现行审判方式改革的有关规定,在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和人民法院之间,当事人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法院只在审案必须时才进行一定的证据收集调查活动。即将法官的庭前调查取证活动限制到最低限度,使法官把主要精力放到审查判断证据上。对此,有必要建立证据审查和采纳、证据排斥、证据推定以及证据的运用等一系列证据规则。确定一系列的证据规则,既利于法院直接依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出结论,避免不必要的查证,又利于法院在双方证据矛盾而又无法查实的情况下正确确定举证责任的分担,避免不必要的自由裁量, 另外也可杜绝伪证现象的发生。⑤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主要包括:(1)建立证据的申请、审查和异议制度。即对于当事人需要通过法院行使权力介入诉讼而收集证据的,由当事人提出申请,法院在审查后作出是否调查取证的决定。当事人有权在法院认为该案件不属其应调查取证的范围时提出异议,不提出异议者,在上诉审中将丧失出示该项证据的权利。(2)确立“证据优先”原则。“证据优先”指当事人的一切主张必须有毫无可疑之证据相佐证,一方当事人不能以此推翻另一方当事人时,就必须承担败诉的后果。它摒弃了法官“自由心证”所带来的弊端,真正体现出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意义。(3)明确规定证据的审查判断原则,也即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借鉴世界各国司法制度,规定一个适于我国国情的原则来规范法官审证的思维。这种审证规则应当是法官在双方当事人都认可或无正当理由反驳的基础上,借助科学的逻辑推理、判断科学、因果关系论、说服学、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和知识等,从探索人在进行判断时的具体过程和思维规律入手,认可、排斥和矫正人的判断活动,达到法官的内心确信,以确立证据的证明力,从而弄清案件事实。(4)明确举证责任分担的基本原则。举证责任分担上应遵循如下原则:根据法律或经验法则,或根据法律政策的精神,以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就当事人之间的待证事实,参酌其请求及主张,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照此原则,举证责任的分担,法律有明文规定的依法律,法律虽无明文规定但有经验法则可依循的依经验法则；既无法律规定又无经验法则的,则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合理的分配。⑥在实体法对举证责任分配有明确规定的,依规定；在没有明文规定,即发生法律漏洞或规定不足时,在解决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法院可利用法律解释方法予以补充。在损害赔偿问题方面,例如医疗纠纷、交通事故、产品责任、环境公害等损害,法院应在受害人的举证责任方面,利用责任的分配,使之趋于公平。二、在立法或司法解释上明确证据的解释规则以及证据间的效力原则。对证据的解释,必须遵循鼓励诚实信用、维护公平交易、尊重商业习惯和保护商业利益的原则。⑦证据间的效力问题,指不同的证据或同一种类的证据间的效力层次问题,也即在两个以上的证据间何者更具优先采信的效力。作为裁判案件事实的法官,必须自觉遵守并科学地完善证据规则,坚持尽量以最有证明力的证据定案,时刻提醒自己不要盲目自信已经达到绝对真实,以谦虚诚实的态度对待人类判断能力的局限。在证据间的效力层次上应遵循以下主要原则: (l)书面合同的明确规定优于根据常理推定得出的结论； (2)两份原件存在冲突时,则经手写体涂改者其真实性劣于未经改动者；(3)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优于其他部门出具的证明；(4)与事件发生时间近的证人证言回忆优于与事件发生时间远的回忆；(5)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弱于其他证人证言；(6)对事实的正面证明优于侧面分析；(7)推定证据不能对抗原发证据；(8)当事人在庭审质证时对证据明确表示认可,此后又反悔的,不能推翻已认定的证据；(9)对格式合同有争议条款的解释,制作者相对方的解释优于制作者的解释；(10)一项文件中,手写部分的效力优于印刷部分；(11)当事人发现先前的陈述不利于己时的更正陈述劣于最初的不利于己的陈述。以上列举的几项证据间的优先效力问题尚不能涵盖所有情形,笔者提出这一问题仍然是基于证据的解释原则,力求最大限度地发现事实,使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更逼近于自然事实,进而法官能作出更相对公正合理的裁判。三、建立和完善举证时效制度所谓举证时效,是指当事人必须在一定期限内举证,方为有效,超过一定期限举证,人民法院可不予采纳。其目的主要是保证案件的审限,提高办案效率,实现诉讼经济,体现诉讼效率和效益的价值取向以及保证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进攻与防御力大致均衡)。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举证时效制度,加之法官和当事人审限观念不强,当事人举证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许多案件由于当事人举证不及时而不得不无期限地延期开庭或多次开庭,成为造成案件久拖不决的一个重要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 ,应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该条规定实际上包含有举证时效的含义,但由于该规定尚不十分明确,尤其是合理期限的确定上,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必要的约束,加之当事人的举证时效意识不强,造成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并未真正落实。2009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三十二条至第三十六条及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虽对举证时限作出了一定的规定，但对理论界提出的答辩失权制度未予明确，且对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材料的，一方面规定“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另一方面又规定在二审和再审程序中当事人仍可提供“新的证据”(在《规定》第四十一条对一、二审程序中“新的证据”的范围作了界定；第四十三条第二款明确了“视为新的”证据的情形；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解释了再审程序中“新的证据”的范围。)这种规定从某种意味上反映了最高审判机关难以绕过现行法律规定(如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等)进行制度创新，又想通过司法解释有所作为却不想冒太大风险(如被指责为“造法”)的矛盾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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