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语言是长期以来困惑文艺理论界的一个难题。问题的症结在于在人们的思想中，文学所要创造的是形象，而作为塑造文学形象的语言却是一种概念的系统，这样，两者之间就形成了难以解决的矛盾。在我看来，这主要是由于传统语言学理论在人们头脑中所造成的思想侄桔在作祟。 众所周知，传统的语言学理论是依附于西方知识论哲学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把语言看作是一种思想的工具，把语言与思维和逻辑结合在一起，甚至完全依附于思维和逻辑来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了白古希腊直到近代语言学研究中的事物—思想(观念)—语言的思维模式，即认为思想观念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而语言则是表达这种思想观念的符号和工具。这就是德里达所批评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语言原本是为了人们交往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如同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而现在“由于形而上学把事物的真实存在理解成直接被‘思想’所接受的本质，存在经验的语言性质就被隐蔽了。”[2也就是说，它与人的实践、实际生活、交往活动分离开来，这样自然就不能解决在语言使用中的许多具体的问题，特别是文学创作中的语言使用的问题。因为作家创作所思考的不是事物的抽象本质而是他所面对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我们从生活中直接观察到的东西与科学家通过抽象思维所把握到的东西是不同的。尽管哥白尼证明了地球自转而分昼夜，但我们平时还是说太阳下山了而不说地球在转动。所以，若是按照传统的语言观来研究文学语言，就很难解决它在创作中所面临的问题。 因此，要使我们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我认为首先要破除的就是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这种形而上学的语言观。 其实，这种形而上学的语言观在19世纪随着哲学上的反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早已产生动摇。 这首先反映在被伽达默尔称之为“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威廉•洪堡特的著作中。他在19世纪30年代所写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等文中，受了当时欧洲以及德国启蒙主义学者所创导的人文科学研究成果的启示，提出要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联系人的精神生活和交往活动去研究语言，特别强调“我们不应把语言视为一种僵死的制成品，而必须在更大得多的程度_L将它看成是一种创造;我们不必去考虑语言作为事物的名称和理解的媒介起作用，相反，应该更细致地追溯语言与内在精神活动的紧密相联的起源，以及语言与这一活动的相互影响。”正是因为“语言绝不是产品，而是一种创造活动，因此，语言的真正定义只能是发生学的定义〕”[3一这些思想无疑是对传统语言学理论发起的一大冲击，是在强大的科学主义思潮统治下为恢复语言与生活世界的紧密联系和语言学理沦的人文内涵所作的创造性的思考;同时也为我们研究文学语言问题开创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但遗憾的是，洪堡特的这些很有价值的语言思想，在2o世纪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中，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在这一研究领域，人们所遵循的主要似乎是瑞士语言学家费尔南德•索绪尔所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念和方法.虽然索绪尔与洪堡特一样，都反对形而L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都强调对语言作形而下的研究的重要意义，但与洪堡特不同的是:他主张把“语言”与“言语”严格地区分开来，强调语言只是言语活动中的社会性的确定部分，“它既是语言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必不可少的规约”;而言语则是个人的、或然的，是语言在个人交往活动中所产生的变异。所以语言科学所研究的只能是“一切言语活动的表现规则”，它“不仅可以没有言语活动的要素，而且只有没有这些要素搀杂在里面，才能够建立起来。”[’J这些言语活动的表现规则在他看来主要有两类关系，即由句段之间所构成的“组合关系”和由联想活动所构成的“聚合关系”。这样一来，他就把语言当作一个自足的概念系统，完全离开人的精神生活和交往活动来作封闭的研究，在分离语言与生活世界的联系上，与传统语言学所走的是完全同一条道路。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被俄国形式主义莫斯科学派创始人罗曼•雅各布森引人到诗歌语言研究中来。他根据索绪尔的言语活动的两类规则来划分诗歌语言和散文语言，认为由句段的组合的关系所组成的“换喻的过程”是散文语言的基本形式，而以联想的聚合的关系所组成的“隐喻的过程”则是诗歌语言的典型特征。因此，“隐喻之对于诗歌，换喻之对于散文分别构成了各自阻力最小的路线。”一5〕所谓文学的“文学性”，在他看来也就是由这种隐喻手法的成功运用所赋予文学的特性。这样，也就开创了完全离开文学作品的内容，仅仅从形式方面、从修辞学的技巧方面来研究文学语言的道路，并与俄国形式主义彼得堡学派的创始人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一起成了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两大主要代表人物。因为尽管什克洛夫斯基所借鉴的理沦资源是德国浪漫派的“陌生化”的理论，与雅各布森不同，但是他把“陌生化”仅仅理解为在语言中通过扭曲、套叠、颠倒，借以增加感觉的困难和延长感觉的时间，使习以为常的反应萌发出新意。所以他把文学看作只不过是一种“语言的编织形式”困，这说明他在分离文学语言与作品内容之间的有机联系，仅仅就手法与技巧上来研究文学语言与雅各布森是如出一辙、完全一致的。这一学派后来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直至5O年代在美国风行一时的“新批评”文学理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了2o世纪语言学文学理论批评的主潮。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当代文学理论的大量引进，俄国形式主义理论有一度时间也曾引起文艺理论界、特别是其中一些青年学者的极大兴趣，也在我国文学语言学研究中居于霸权的地位。 形式主义理论对于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的研究与建设的价值自然是不能否认的，它至少提高了语言问题在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地位，使我们看到了语言对于文学作品来说不只是一种媒介、一种形象的载体;在一个艺术上臻于完美的文学作品中，它的内容不可能与它的形式包括语言的节奏、韵律、句法截然分割的;任何形式__上的改变，也就意味着内容上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语言确是像“新批评”理论家所说的，它自身就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所以，在文学创作中，对于语言的运用和推敲就不应该像传统文学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次一等的工作”，它应该引起作家足够的重视并理直气壮地加以提倡。但不论怎样，这些形式主义的理论的价值毕竟是十分有限的，它不仅不是什么新的创造，充其量只不过是传统的修辞学文学理论的复活与更新，而且这种完全脱离和排除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内容，仅仅就语言表达来研究文学语言的方法，还必然会把我们对文学语言的研究引人一种纯技巧的歧途，丧失对文学语言的优劣作出科学评价的最终依据。#p#分页标题#e# 出于以上的认识，我认为要使我们的文学语言研究走上正确的道路并在理论上真正有所推进、有所创造，还是应该遵照洪堡特所指明的方向进行努力。因为文学语言对于作家创作来说毕竟首先是一种媒体，它的职能主要是为了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情感。我们评价一个作品语言的优劣主要也应该从它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情感所达到的准确性、生动性和创造性的方面着眼，而并非什么孤立的节奏、韵律、音调以及句法变化之美。离开了生活世界和作家思想情感的参照，我们的评价也就失去了依据，就会变成为纯形式的探讨。如王维的《山居秋嗅》中间的两联:“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烷女，莲动下渔舟}”有人认为，这两句的作法之妙就在于由于额联“照”、“流”二动词用在句末，所以颈联“归”、“下”就不再在同一位置上重复，以免在句法上一与领联雷同，有失变化而削弱美感。这遵照的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分析方法。其实，这两联句法上的变化在我看来完全是出于表达诗人耳闻目睹的当下的情景之需所作的一种安排，它向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生动的感觉的过程:耳闻竹喧才知院女还家，眼见莲动方知渔舟归来。它的效果不仅使欣赏者产生了一种实地观察的真切感受，而且还在心理上造成一种悬念和期待，更能激发起读者生动活泼的想象。若按照额联的句法改为“烷女竹喧归，渔舟莲动下”，意思的变化虽然不大，但情味却令人索然了。而领联的句法之所以主语提前，突出“明月”、“清泉”，也不只是为了不与颈联雷同，而是让人感到虽然无情之物，也仿佛能通人情、善解人意，穿过松林来与我作伴，慰我寂寞，不由得使人自然联想起《竹里馆》所描写的“独坐幽草里，弹琴复长哨。林深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的意境，画面也显得更富有情趣和生机。既然这样，那么，我们怎么能完全撇开诗歌的意境的传达，仅仅就句法的变化来判断这两句诗的审美价值呢?由此可见，要真正评判文学作品语言的优劣是不可能离开它的表达的功能，仅仅从修辞学的层面上来进行研究的，而应该像洪堡特所指出的首先联系人的精神生活和交往活动(我认为“交往”不能狭义地理解为人与人之间一种交流活动;在创作中，由于作家的移情和想象作用，物我之间同样也会形成一种交往的关系，文U腮所说的“神往似赠，兴来如答”，就是作家与对象的对话和交往的生动体现)来进行考察。洪堡特提出的这一有价值的思想虽然在当今文学理论研究中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但应该看到它在本世纪的语言学、哲学，乃至心理学研究领域，在萨不尔、沃尔夫等语言学家，在伽达默尔、利科尔、哈贝马斯等哲学解释学家，乃至列昂节夫等前苏联“文化历史学派”心理学家的著作中，还是产生了许多积极的影响并有了较为重大的发展的。这些理论家在研究语言方面的共同倾向都是为克服“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伽达默尔所说的“近代科学的方法概念与生活于世界上的人类的理解要求之间存在着的一种不可解决的对峙”侧，为恢复语言与生活世界，与人的精神生活和交往活动的联系而竭尽全力。 他们都反对把语言看作只是一种抽象的思想工具或封闭符号系统，而认为它首先是存在于人的现实的语言行为中的一种活生生的东西。他们的最基本的思想原则就是洪堡特所指出的:虽然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只能把人的讲话活动的总和称之为语言，但是“现实存在的只是那种通过讲话而产生的个别的东西。这种个别的东西是永远不完整的，我们只有从不断进行的新的活动中才能认识到每一生动讲话行为的本质，才能观察到活语言的真实图景。语言中最深奥、最微妙的东西，是无法从那些孤立的要素上去认识的，而只能在连贯的语言中为人所感受到或猜度到(这一点更能说明，真正意义的语言存在于其现实发生的行为之中)。一切意欲深人至语言生动本质的研究，都必须把连贯的言语理解为实在的和首要的对象，而把语言分解为词和规则，只不过是经科学音析得到的僵化的劣作罢了。”因此，“语言在任何地方，包括在文字里，都不是处在停留不变的状态，它那仿佛僵死的部分必须始终在思维中重新予以创造，生动地转变为言语和理解，才能完全转人主体。”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语言在每个人身上产生的变异，体现着人对语言施加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又“只有在个人身上，语言才获得其最终的规定性。”圈这就向我们表明:语言总是在个人的日常交往活动中仓d造性地进行使用的。在语言行为中，语词的意义往往不完全按照概念所固有的含义而是它的实际使用来理解的。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后期著作中所提出的“语言游戏”说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因为游戏既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又需要对规则作灵活的运用。就像棋盘中的棋子一样，它在棋局中的意义和作用完全是靠它的运用而产生的。根据这个道理，维特根斯坦认为“只有在已经知道了如何用这个做什么事之后，问它的名字才是有意义的。”回语言使用的道理也是这样。所以到了后期，他改变了前期视意义为“事物—名称”的主张，提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句子中的使用”[’0，“每个记号本身似乎都是死物，什么东西给它生命?—它在使用中就变成活的。”!”他的观点对“语言行为”说的代表人物奥斯丁和塞尔都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毕竟是从他前期的逻辑分析哲学发展而来的，尽管他说过:“‘语言游戏’这个词强调的是讲语言是一种活动的一部分，或者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L’2一，但他是离开人的语言活动的内在动机、外部环境和条件，只是从语言活动的形式上来进行研究的。这表明，他的方法仍然是封闭的，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他前期逻辑分析方法的印记，与索绪尔那种仅仅从语言结构内部来研究语词的使用的方法本质上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甚至他的以走棋来比喻语言的使用这个例子，也是从索绪尔那里借用过来的。这样，就使得他对语言活动的研究由于失去与社会、文化、心理的联系而陷人模式化，这在奥斯丁对“语言行为”的分析中表现得更为充分、更加明显。 #p#分页标题#e# 这表明，即使同是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人的活动、人的行为，但这里还存在着以科学的观点还是以人文的观点来进行研究这样两种倾向的区别。 这里分歧就出在对语言的使用者—人的理解上。所谓人文的观点，最主要的我认为就是在研究语言的时候，我们不仅把它当作一种文化现象、一种人的活动及其产品，而且还把这个人看作不像科学家所把握到的，是一个未经抽象和分解的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活生生的生命个体，他不但有思想，同时还有意志和情感，是在知、情、意统一地个的意义上参与活动与世界建立联系的所以从人文的观点来看，人对语言的运用就无不源于他自身的感觉、情感、想象、理解、意志与欲求，即使在借助语言进行思考、传达信息的时候，也无不表达他自己所特有的感觉方式、理解方式和评价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所使用的语言都是在与世界的交往过程中经过他自己所创造的，所以伽达默尔认为使用语言“并不是指学着使用一种早已存在的工具去标明一个我们早已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熟悉的世界;而只是指获得对世界本身的熟悉和了解，了解世界是如何同我们交往的。’，〔’3〕它体现着人与世界的一种活生生的、丰富而生动的关系和联系，一种人类生活的整体的存在形式。这决定了在具体的语言行为中，对于一个词或一句话的理解，仅仅像结构主义语言学那样联系与之相邻的其他要素还是不够的，更需要联系人的活动以及在活动中所展示的人的整个生活世界: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习俗的、心理的等等多方面的关系来进行。它不只是一种共义化的思想符号，同时也是人的整个生存方式和精神生活在其中的投影。 们联系整个作把整作品所描写的时点、人物关系等等当作一个统一的语言背景，那么，自洪堡特以来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关于语言问题所作的人文学的理解与解释，对于我们文学语言的研究，又可以从中获得哪些有益的启示呢?我认为最主要有这样三点:首先是“语境”的理论。作为文学作品反映对象的生活世界是我们感觉的世界，它与理念世界的不同就在于它是未经分解、抽象，一种都按照生活原样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个整体。文学之所以必须通过形象创造来反映生活，就是由于唯有这样一种感性的形式，才能实现从多种关系和联系中反映生活世界这种整体特性的目的。而语境的理论，正是生活的整体特性在语言运用中的一种具体体现。它要求我们从多种关系和联系中来理解语言活动中每一个词的意义和用法。这不仅指在文学作品中，语词的释义总是受特定的语言环境，包括时间、地点、人物关系和心理状态所规定，随着这些语境要素的变化而改变，而且还要求我语言的大环境来加以看待在这个语言的大环境中，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人物的言语听起来完全不同于在现实的言语交际条件下独、l._存在的情形:在与其他言语、与作者言语的对比中，它获得r附加的意义，在它那直接指物的因素上增加J’新的、作者的声音(嘲讽、愤怒等等)，就像周围语境的影子落在它身上。”[’4〕人物的语言如此，叙述人的语言又何尝不是这样?如鲁迅《孔乙己》中这样的一段话:“孔乙己是这样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同样这么过。”从语一言的大环境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里的“快活”决非字典释义中的“快乐”或“高兴”，它有着比这些常用意义远为复杂而丰富的内含。它既反映了孔乙己言行的迁腐可笑和周围群众的冷漠无情，也表达r叙述人(他代表着作者的态度)在对孔乙己的批判中所隐含的深刻的同情和悲哀:是科举制把他造就成了-个废物，一个在生活中只是供人调笑、奚落的对象，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这些附加的语义成分就不是一般常用意义或字典中的释义所能概括得了的;对于这些附加的意义，我们只有联系移篇小说，把整篇小说当作一个大语境，才能深人体味到。这正是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现实生活的生动再现，一种现实生活的整体把握所要追求的一种表达方式{其次是“交往”的理论。“交往”是借助一定的媒介来传递思想、情感，以达到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互相理解、沟通、协调一致的一种社会活动。这种媒介最主要的就是语言。文学作品是有赖于读者的阅读而存在的。因为只有在阅读中，当读者进入到作品所创造的境界之中，完全为作家所征服，把作家的思想情感转化为自己的思想情感之后，作品的潜在价值才能转化为实在的价值，它的社会效用才能得到真正的发挥{由于作家创作都是为了把自己的思想情感抒写出来，以求与读者进行交流，所以写作并不是以往人们所理解的只是一种独白。一旦当作家真正进人到创作的境界，他实际上就是在与他心目中的读者进行谈心、对话和诉说，在他的意识中都有一些潜在的、隐含的读者在。就像柯洛连柯所说:“作家必须不断地感觉到另一些人的存在，必须回过头来看看，他的思想、情感、形象是否能够呈现在读者面前，变成读者的思想，读者的情感和读者的形象。”〔’5〕唯有这样，他的意图才有可能得以实现。 哈贝马斯为了强调语言行为在日常交往中的功效，认为“文学文本之内出现的有效要求只对在其中出现的那些人物才有约束力，并非针对作者和读者。有效性的转移在文本的边界被中断;它并不通过交往关系延伸到读者那里。文学言说行为在这种意义上只对那些在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有效，对那些处在第三人称或者由第二人称转移到第三人称的人有效。它并不针对真正的读者。”因为“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是参与者的视野”，“第三人称是旁观者的视野”〔’6;。但事实上，为了达到交往的效果，许多作品都是有意把读者当作一个参与者来看待和处理的。虽然在小说中，像布托那样直接以“第二人称”来进行写作的并不多见，但在抒情类文学中却非常普遍。如苏轼的《烷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这首词在我看来就不是独白而是交谈。因为正是由于他心目中有着以为“黄鸡催晓”、“白日催年”、“人生易逝”、“光阴不再”的一些对人生怀有消极情绪的读者的存在，词中才发出“谁道人生无再少?”这样的反洁问。这个疑问句与诗歌中通常的那种自问自答的写法，如“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等是完全不同的，它有很强的思想针对性，是直接针对着这种消极悲观的人生观而发的。这难道只是一种独白而不是对话吗?所以伽达默尔认为:“讲话不属于我的领域而属于我们的领域”，只有当听话者参与进去之后，讲话的形式方能成立。#p#分页标题#e# “语言的真实存在是，当我们听到话语时，我们就已经参加进去。”“只要一个人所说的是其他人不理解的语言，他就不是在讲话。”L‘7j因而，当文学作品在与读者开展的对话过程中，一方面，读者作为听话者并不只是消极地接受作家通过作品向他和传递的信息，他总是积极参与其中，并按照自己的思想去接受它、理解它。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一个文本就是使自己在某种对话中理解自己。……只有当文本所说的东西在理解者自己的语言中找到表达，才开始产生理解。”另一方面，成功的文学作品对语言的运用都不会只以表达作家的构思成果为满足，它同时在向读者发出吁求，争取与读者开展对话，并通过激活读者的想象，唤起读者的情感，使读者把自己相关的经验调动起来，共同参与到对艺术形象的创造中去。“若是文本保持缄默，对文本的理解就不会开始。”L’“所以，一部作品通过阅读而存活于大众心目中的形象，都是读者与作家所共同创造的，它不仅有时代的差别，而且还有个人的差别。而语言交往亦即对话的理论，正是从媒介的角度向我们说明了文学创作与阅读之间原本存在的距离，通过阅读如何获得沟通、融合而又发生变化、更新的现实依据。 再次是“个性化涵义”的理论。“个性化涵义”是由前苏联“文化历史学派”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历克赛•列昂节夫所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借此来区分它与意义的不同。他认为“意义是一种对现实的反映，它不依赖于个别人同现实的关系”，而涵义则“是意义在个人心理生活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以及意义在个人的生活中是何物的问题。”所以“涵义决非潜含在意义之中，而且也不会从意义中来而在意识中产生。涵义不是由意义产生的，而是由生活产生的。”〔’9〕如“长命百岁”这个词组，从意义本身来说，无论如何是一种表达祝福的意思，但是在一位99岁的老人听来，却很可能变成为一句咒语，这就是它的涵义。所以涵义的理论表明了“意义在具体个体的意识中的运动的一个方面，是它们‘返回’到世界的感性的对象性”的表现困，也就是意义进仪到个体心理层面所生的一种变异。文学的对象是实际生活中的丰富多姿的感性世界，作家不是通过抽象思考而首先凭借感觉、体验来与之建立联系的，因而反映在语言上，所使用的只能是一种富有“个性化涵义”的语言。这是文学语言区别于科学语言的一大特征。 对此，萨不尔早就有所注意，他认为“真正深入的符号作用并不依靠和特种语言的词句相结合，而是稳固地建筑在一切语言表达的直觉的基础上。 ……某些艺术家的精神活动大部分在非语言的平面上进行，甚至发现难以用习惯说法的严格固定的词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圈这样，就通过“在非语言平面上”的使用，使语言的意义从普遍的、社会的层面转人到了个体的、心理的层面，转化为个性化的涵义，从而使得与原先没有相应语言的个J吐意识，包括感觉、体验等等都能得以生动的表达。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以及某些特殊的使用手法，就是由此而生。如前面所举的在《孔乙己》中鲁迅把孔乙己在生活中的遭人愚弄、嘲笑、侮辱说成是“使人快活”，只要我们细细阅读一下鲁迅的小说，就会发现类似这样一种变异的用法在他的作品中大量存在而决非个别的例子。它们共同构成了鲁迅小说语言含蓄、幽默、苦涩、冷峻的文体风格和反讽、悖论、夸张、含混的叙事语调。这正是鲁迅对于生活所特有的感受方式、理解方式、评价方式以及他所特有的人生智慧、人生见解、人生态度在作品语言上的投影。而这种出于为了表达“个性化涵义”的需要对语言进行创造性的使用不仅是文学赋予作家个人的最高权利，而且一旦当它获得社会的认可之后，它反过来又为丰富和充实民族的语言，推动民族语言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卡西尔认为“一切伟大的诗人都是伟大的创造者，不仅在其艺术领域是如此，而且在语言领域也是如此。他不仅有运用而且有重铸和更新语言使之形成新的样式的力量。意大利语、英语和德语，在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身后和他们生前是不同的。这些语言由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的作品而经历了本质性的变化，这些语言不仅为新的词汇所丰富，也为新的形式所丰富。”圈这结论我认为也同样适合于施耐庵、曹雪芹、鲁迅、老舍等大师，他们的语言观都是在汉民族语言的基础上加工的，而通过他们的创造，又推动了汉民族语言的发展。白话文之所以能达到今天的表现力，就是与吸收他们的创造成果是分不开的。他们之前的白话文与他们之后的白话文也是不一样的。这些创造虽然并不都属于“个性化涵义”的表达，但至少是包含这些由表达“个性化涵义”所创造的成分在内。 以上三点归纳起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的不同就在于它是整体的、开放的、创造的与生活世界紧密相关的语言。相比于我们过去文学语言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我认为这才是我们所要寻求的、并在研究中真正值得我们遵循的一条道路。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沉淀。所谓“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指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和和一般的知识，也特指某一领域或某一范畴体现的思想观念，道德和行为规范以及风俗习惯等。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有着鲜明的文化特性，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作为信息传递的工具，地位举足轻重。
“翻译”，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也指民族共同语与方言，方言与方言，古代语与现代语之间地转换。作为语际的交流，把握文化所传承的信息，至关重要。曾经有一个翻译的轶事：一位外国人参加中国的朋友的婚礼，他称赞新娘很漂亮，新郎谦虚地回答：“哪里，哪里。”外国朋友大吃一惊，以为是问哪里美，只好硬着头皮说：“鼻子，眼睛，耳朵，嘴巴都很美。”无独有偶，在我们地现实生活中，大型公司也因为不懂文化的内涵，同样犯了大笑话。BraniffAirlines（布兰尼夫空公司）想宣传其舒适的座位，可当它的广告语从英语翻译成西班牙语时，意思却告诉人们乘坐他们的飞机可以不穿衣服。同样theChevroletautomobilecompany（雪佛莱公司）试图在拉丁美洲推销theChevyNovacar，广告译文同样也很糟糕。Nova意思是星星，而在西班牙语里是走不动的意思。
故而，翻译不仅仅单纯是语言的转换，更蕴含与文化之中。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说：“对于真正成功的翻
译而言，熟悉这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二、地理位置的不同
语言文化离不开人类的生活的环境。正是在人们的生活中，语言渐渐形成。因而各自的文化被赋予其独特的自然环境特色，有浓厚的地域风采。
英国是一个海岛，渔业和航海业在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而中国传统是内陆文化，农业在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因而在英语中很多习语与水有关，但在汉语中很难找到相同的对应。例如：
Restonone’soars暂时放一放
Allatsea不知所措
Drankthefish牛饮
Neveroffertoteachfishtoswim千万不要班门弄斧
气候同样也带有地域特色。中国人喜爱东风，因为东风象征着春天，给大地带来一片生机，通常用来比喻革命地气势和力量。而西风是冬天的象征，给大地带来一片萧瑟和凄凉，通常用来比喻没落地腐朽势力。“东风压西风”（），如果不了解此殊涵义，外国人势不会明白其特殊含义。但在西方，英国是海洋性气候，西风代表着春天，象征着生气勃勃，大地复苏。雪莱的《西风颂》正是对春天的讴歌。同样，中国的夏天是炎炎夏日，烈日难耐，通常人们觉得不舒服。但是英国的夏天气候凉爽宜人。莎士比亚曾经写了《仲夏夜之梦》，并且还在他的一首十四行诗把爱人比作夏天：
ShallIcomparetheetoasummer’sday?
Thouaremorelovelyandmoretemperature.
三、思维方式的不同
民族思维方式属于传统文化，这种观念文化的主要载体式语言的句法结构。汉语句子重“意合”，反映中国人重“综合”，英语句子重“形合”，反映西方人重“分析”。在中文的句子中多采用“流水句”，在叙述事实的过程和动作先后的句子里，可以包涵几个甚至十几个句子。譬如在《水浒传》中就多采用这样的“流水句”。但西方人注重逻辑分析，惯与“由一到多”的思维方式；句子结构以主语和谓语为核心，统摄到各个短语和从句，由主到次，层层叠加，形成“树杈形”的句式结构。所以在英文翻译中，译者通常用连词“and，but，or”等，并多用分句，从句来表达原文层层递加，有主到次的信息。此外，汉语多主动句，英语多被动句，反映了中国人不重本体的思维方式，而西方人重本体的思维方式。汉语通常从已知到未知，从大到小的词序和英语从未知到已知，从小到大的词序，反映了中国人的顺向思维和西方人的逆向思维。譬如在地址和时间地顺序上，中国人先省份，后城市，再地方，而西方人则习惯与先小地方，再大地方。
四、人名文化的差异
人名的文字形式以及人名的结构模式影射出不同的信仰、习俗和价值观。中国传统的姓名由三个字组成，第一个是姓，第二个是家族的辈分，第三个才是名。名字的选取代表着取名者的所寄托的希望。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人们都有名有姓，但是在姓名的排列顺序上，却有很大不同。中国人姓在前，名在后；西方人则是名在前，姓在后。这种姓和名的不同排列顺序体现了中西方不同的传统文化内涵。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宗族观念，而姓代表这宗族、氏族、群体和血缘关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代表宗族、家族的“姓”必然在前，而代表个性的“名”理应在后。然而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西方更强调个性和个体，尊重个体独立的人格和主体意识，所以必然把代表个体的“名”放前，而代表共性的“姓”放在后面。故而，这种“重姓”和“重名”的观念识中西方人人名文化中最明显最重要的差异。所以中国有“百家姓”，蕴含深厚的文化积累，但西方的“姓”则多来源与以父姓、地名、诨名、职业、颜色或自然现象。
五、意识形态文化的不同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自己民族文化的烙印，其文化与政治、经济、文化相关联。
（一）政治上的概念和知识
中国传统信奉儒家学说，所以“孔孟”特指儒家学说。在美国，MartinLutherKing是美国著名民权运动领袖，他的生日“马丁·路德·金日”是美国法定的节日，象征着着民权，尤其是黑人的民权。“lobby”是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常用词。原指“休息室”，国会在会议期间对议员的游说活动多半在议会前面的休息室进行。“lobby”在政治生活指对议员进行游說。“Naverick”指在政治生活中我行我素。“Naverick”原为美国德克萨斯农场主的名字。因其养牛方法上与众人不同，以我行我素著称。所以这个词指在政治生活中不循规常理、出人意料、不墨守成规，与一般人政见不同的人。（二）经济上的概念和知识
以美国为例，“NikkeiIndex”即我们常常听到的“日经指数”。它是由东京证劵交易所根据美国道琼斯阿囡公司的股价修正计算方式计算出来的每日股价指数，列入计算表的股票有225种。它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是亚洲经济状况的晴雨表。“Fed’（federalReserveBank）指美国联邦储备银行。“SiliconValley”（硅谷）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附近的圣克拉拉县，该地区因集中了一大批半导体公司及新兴地信息产业而声名远播。由于硅是制造半导体的原料，这个地区便称之“硅谷”。同时，硅谷有时一大批网络公司的聚集地。“硅谷“已经成为高科技信息产业地代名词。例如中国北京西北海淀区地中关村汇集了大批知名信息产业，被称为“中国的硅谷”。“bioeconomy”（生物经济）是本世纪出现的一个新词。它指以生物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模式。例如克隆技术、生物工程食品、优生等生物技术。
（三）文化中的概念和知识
同样以美国为例，“Hippie”指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对现实不满，标新立异，崇尚先锋派艺术，表面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性格，称之“嬉皮士”。”Yuppie”是指美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雅皮士，即城市中上阶层的青年专业人士，是”YoungUrbanProfessional”的缩写。他们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富有、有雄心、追求金钱和享受、衣着讲究、追崇时尚。”Broadway”是一条纵横美国纽约市的“百老汇大街”，集中了众多家剧院，电影院等娱乐场所，每天都有大量的戏剧和娱乐演出，是被公认为纽约戏剧和娱乐中心，是美国戏剧和娱乐业的代名词。著名的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究坐落在百老汇大街上。
（四）其他典故传说的反映
典故传说是历史的精髓，是文化的浓缩，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典故传说具有隐喻性，这一特点表明人们在以文化语境为基础，通过想象、联想、映射等途径进行一系列认知活动时，典故传说的隐喻文化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汉语中的“怒发冲冠”，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据说赵国大臣蔺相如带和氏璧去秦国换十五座城，献璧时秦王拒不给城，“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冲冠。”由于这个典故，汉语成语“怒发冲冠”形容头发竖立，表示非常愤怒。
有些典故本身就是对历史事件的概括。如“卧薪尝胆”、“负荆请罪”、“四面楚歌”、“闻鸡起舞”等。
有些典故表达了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和评价，具有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例如“助纣为虐”、“殷鉴不远”等。
在神话传说中，汉语“点石成金”来源于古代神仙故事，说的是仙人用法术可以使铁或石编委金子。还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通过这些神话传说，表达说话人的见解或对现实的隐喻。
在西方，“aJudaskiss”（犹大之吻）比喻口腹蜜剑，阴险的背叛，源自《圣经》。指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犹大以接吻为暗号出卖耶稣，导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TheGordianknot”（戈尔迪结）比喻棘手的问题，源自希腊传说，戈尔迪在木桩上系了一个众人皆无法解开的绳结，后由亚历山大王一刀斩开。
“theswordofDamocles”（达摩克里斯之剑）比喻临头的危险，源自希腊传说，古Syracuse过往命令其廷丞达摩克斯坐在以一根头发悬挂的剑下，以示君王多危。
“Crocodiletears”（鳄鱼的眼泪）比喻假慈悲。“Eden”（伊甸园）比喻乐园，安乐之所。“olivebranch”（橄榄枝）是和平的象征。“aSphinx’riddle”（斯芬克斯）比喻难题或难解之谜。“Solomon”
（所罗门）比喻聪明人或贤人。
六、结语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文化大融合的今天，翻译离不开文化，文化也离不开翻译。“文化具有民族、地域、时代特征，因此不同地文化需要交流和沟通，而交流和沟通离不开语言地的翻译，文化及其及其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的产物”。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播，民族特色的集中体现。只有充分地了解民族文化和语言，才能领悟到文化负载的内涵和信息，才能进行有效的翻译。只有对民族特色文化深刻了解，才能做一名优秀的翻译工作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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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科米萨诺夫.当代翻译学[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关键词：间接言语行为；顺应；语言现实；社会规约；心理动机
一、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顺应性解释
语言选择产生于客观世界、社交世界、心理世界等语境因素以及交际目的的顺应。语言顺应发生在语言组织的各个层面。由此,顺应理论勾勒出语言组织的各个层次,指出了语言顺应的方方面面,从而为我们对语言现象作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框架。陈新仁认为（2001：388）“语言顺应理论是在综合会话含意理论、礼貌原则、面子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等的基础上产生的。一方面，它探讨了发生在话语组织的各个层次的语言顺应特征，揭示了语言顺应发生的机制；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一个探讨任何语用现象的理论框架”。而间接言语行为就是在交际过程中交际者有意进行的策略选择。
尽管在世界上所有的自然语言中，间接言语行为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但并非所有语言的间接性都用同一种方式表达出来。然而所有语言对间接性策略的选择至少在三方面做出了顺应，即：语言现实、社会规约和心理动机。正如于国栋所说(2004:85)：第一，语言现实是交际者进行顺应的一个因素，因为这是交际者进行语言选择的源泉。第二，社会规约是交际者进行顺应的另外一个因素，因交际者是社会化的个体，所以他们的行为必然要与社会期望保持一致。第三，心理动机是交际者进行顺应的另外一个因素，因为交际者通常是带有一定交际目的而进入交际过程的，而且这个交际目的往往会影响甚至控制交际者对于语言形式和焦急策略的选择。
（一）语言现实
因为语言现实是交际者进行语言选择的源泉，间接言语行为又是典型的语言选择，因此选择间接言语行为顺应了语言现实，并可导致直接言语所达不到的效果，如幽默、讥讽等，以成功达到交际目的。例如：
第一，Customer:Iwouldlikeabook,please.
Bookseller:Somethinglight?
Customer:Thatdoesn''''tmatter.Ihaveacarwithme.
书店售货员的本意是问顾客是否需要一些消遣性读物（Somethinglight），但顾客利用light一词的多义性特征（不重）与售货员开了个玩笑（Thatdoesn''''tmatter.Ihaveacarwithme.），言下之意为“重点没关系，反正我开了车的”。
第二，有一个职员本应在八点到达办公室但直到九点才到，老板非常生气，因此出现了下面这段对话：
“Lookatme”,saidtheemployee,holdingupabandagedarm,“Ifelloutofasecond-storywindow”.
Thebossaskedangrily:“Didthattakeanhour?”
职员本以为老板会原谅他，因为他从二楼摔下去，于是到医院去打石膏，所以才会迟到，没想到老板故意从其字面意思解释，仍然不满意他的迟到。
第三，AskforMore.
这是一则More牌香烟广告。广告中使用了双关语,把“More”这种牌子与“more”(多的)意思联系起来。
第四，Thelabelofachievement.BlackLabelcommandsmorerespect.
这是一则威士忌酒的广告。Label既是“标志”的意思，又是酒的牌子，强调了label酒与成功相连。如此生动别致的广告语让消费者不仅一下就记住商品的名字而且使其产生购买欲望。
（二）社会规约
除了传递各种消息，语言还可用来维持或改变某种社会关系，因此交际者在交际过程中进行各种各样的选择以使交际能顺利进行。间接言语行为就是为实现这一交际目的而进行的策略选择，是对社会规约的一种顺应。
“社会规约主要指规范交际者言语行为的社会原则和准则，如：权利、地位和社交角色等在交际中的规约性”（周四媛，2002:61）。于国栋也说（2004：83）：“对于社会规约的违背所导致的后果往往是无法修复和弥补的，即使进行了修复和弥补，也不可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所以交际者对社会规约的重视程度往往比较高”。例如：
第五，Policeman:What''''syourname,boy?
Doctor:DrPoussaint.I''''maphysician.
Policeman:What''''syourfirstname,boy?
Doctor:Alvin.
这个例子所描述的是黑人医生DrPoussaint在美国南部的一个小镇上被一个白人警察询问的情景。因为美国的主流文化是白人文化，种族歧视在一定的范围内还存在，因此白人警察故意忽略了医生对physician的强调，从其社会地位的含义看是“有身份的、受人尊敬的人”，而两次使用带有贬义的词语boy称呼医生。此例中的“boy”一词的意义,除了指［+HUMAN,+MALE,-ADULT］基本特征外，白人警察用“boy”一词明显体现着其毫不掩饰的对黑人的歧视。而黑人医生在得不到相应的礼遇时不得不被动地顺应社会的主流文化——白人文化。
（三）心理动机
“说话人选择语言的过程正是顺应自己的和听话人的心理世界的一个动态过程”（何自然，2002：22-23）。使用间接言语行为，既可以维护自己的面子，又可以维护别人的面子，顺应了说话人、听话人的心理动机。
心理世界包括交际者的个性、情感、信念、愿望、动机或意愿（Verschueren，1999:88）。交际中心理动机最主要的方面是认知和情感因素，交际过程中说话人进行选择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说话人同时顺应他自己及听话人的心理世界。例如：
第六，A:Whatwouldyoulikeforyourbirthday?
B:Mycamera''''sbroken.
在上面的例句里，B其实想要一部相机作为生日礼物，但她并未直接说出来，而选择了间接言语行为Mycamera''''sbroken，因为一方面如果A听出她的言外之意，那么就会送她一部相机作为生日礼物，她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另一方面，如果A不明白或假装不明白她的意思，B和A都不会觉得没面子，因此，B的选择顺应了双方的心理动机。再如：
第七，Churchill:Well,wemayhavesomesportforyouyet,eh?Didyouenjoythat,captain?
Henry:Itwasarareprivilege,Mr.PrimeMinister.
Churchill:Anytime.Anytimeatall.
Henry:Toomuchhonor,sir.Oncewasplenty.
这是HermanWouk《战争风云》里对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没有空中掩护和海上护航的情况下，乘船前来纽芬兰的阿根夏湾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商讨联合抗德事宜，之后与美国联络官VictorHenry同乘“威尔士王子”号返回冰岛时的一段对话。Henry明白首相的用意，但考虑到求同准则，在语言表达上尽量附和首相，“Itwasarareprivilege”当首相回答他随时都可以得到时，Henry说道“Toomuchhonor,sir.Oncewasplenty.”“Toomuchhonor,sir.”就委婉表达自己不该“享受”这种“殊荣”，但怕过于含蓄引起误解，又补充一句：“Oncewasplenty.”进一步委婉表示他不愿再次冒生命危险进行这类“旅行”，也不愿再次领受这种“特殊待遇”。Henry既没有威胁到首相的面子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因此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
二、结语
交际者无论在口头或书面语中都至少有一个或以上的目的。Verschueren(1999:55)指出，语言使用就是不停的进行语言选择，为了达到交际目的，交际者必须在语言的各个层面进行选择。无疑，间接言语行为是交际者为了顺应语言现实、社会规约及心理动机所进行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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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语言学学术论文,英文摘要,名词化
摘要是对研究者的学术研究过程及成果的高度概括，能直接反映论文质量高低，影响论文的传播和影响力。目前，对英文论文摘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下方面：对英语摘要从学术规范的角度（例如，在时态、语态、句式等方面应该遵循的规范）进行研究；从跨文化的角度进行对比研究中西方学者英文摘要差异，或是研究不同语种英文摘要差异；对某一学术领域论文（如财经类、医学类等）摘要的结构进行研究。学术论文摘要需要具备特有的客观、严谨、学术的特点，朱永生、董宏乐曾指出，在正式的语体中使用名词化结构可以增加语篇的理性、技术性和客观性[1]，这无疑与英文摘要的要求不谋而合。因而近年来有学者开始从语法隐喻的角度对论文摘要进行研究，以期更好地为学术论文摘要的写作和翻译服务。本文将聚焦于语言学类学术论文英文摘要，试图为语言学类学术论文英语文摘要写作教学提供一定的思路。
1 名词化概念隐喻
语法隐喻理论认为隐喻除词汇层面外还发生在语法层面，即语言意义未发生变化，只是在隐喻化过程中发生了语法性状的变化，可分为概念隐喻和人际隐喻两种形式。韩礼德曾明确指出概念语法隐喻主要表现为名词化，即本应由动词和形容词体现的过程（一致式）和特征由名词或名词词组（隐喻式）来体现[2]。很多学者指出语法层面上的隐喻度越高，语言正式化程度也越高。由此可见，名词化隐喻式常见于相对正式的书面语中。
摘要是对学术论文主要内容的高度概括，其语言需要符合简练、客观、逻辑性强，而名词化是将复杂的小句成分“浓缩”为名词或名词词组，使得语言结构更加凝练、紧凑。由此可见，名词化语法隐喻恰恰迎合了英文摘要写作的要求。聚焦于学术论文摘要中名词化语法隐喻特征对摘要的英译与写作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2 语言学论文摘要中名词化现象总体情况
有些学者曾从实证的角度对其他类学术论文英文摘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学术论文英文摘要中名词化现象非常普遍。杨信彰[3]指出，以名词化为特征的语法隐喻的出现是为了满足科学方法、科学论证和科学理论的需要。语言学类学术论文摘要同样存在大量的语法隐喻，陈兰[4]选取从国内外的核心期刊上随意挑选了20篇字数上较为接近的语言学论文的英语摘要，发现以英语为母语的语言学论文摘要的名词化频率平均值为10.6%，就说明每100个单词中出现10.6个名词化结构；而以汉语为母语的语言学论文摘要的名词化频率为9.13%，存在一定的差异。此外本文按照“-ion等名词后缀及其变体的相应名词进行检索统计发现中国作者的使用频率（33.7%）比英语为母语的作者（19%）高得多，可以看出这方面中国学者存在一定的过度使用的问题。以上两点值得研究者加以重视，小学英语 论文以期在语言类学术论文摘要的书写中提升名词化语法隐喻意识，同时尽量纠正不良倾向。
3 名词化隐喻在语言学论文摘要中的构建功能
名词化语法隐喻对于语言学类论文摘要的构建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 实现摘要简洁凝练的文体特征
语言学学术论文摘要力求以最短的篇幅，用最凝练的语言传递最丰富的信息量，向其他研究者介绍其研究的背景、内容、方法等。表示过程的“动词”和“形容词”（即“一致式“）经过名词化（即”隐喻式“）后，信息打包重组，在表述相同的内容时，可以有效地提高语篇的信息密度，真正实现了语言学学术论文摘要的简洁性和概括性。
3.2 实现论文摘要术语化、客观化的文体特征
术语的大量使用是论文摘要的一个显著特征，可以增强摘要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语言学类学术论文摘要可以通过语法隐喻把信息量繁多的小句凝练为名词或名词词组，从而实现摘要术语化的文体特征。同时，语言学论文的英文摘要应该客观表述研究内容，尽量避免出现显示出主观臆断色彩的表达方式。在名词化隐喻式中，名词化的使用使得动作的参与者信息得以淡化或是隐藏，从实体概念向抽象概念转换，可以脱离时态和情态的限定。因此，名词化结构可以避免行文的主观色彩，增强摘要的客观性。
3.3 提高摘要语篇的连贯性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句子有主位和述位两部分构成。主位是话语的出发点，表现已知信息。述位是主位之外的成分，传递新信息。如果将前句述位部分隐喻化，作为后句的主位。通过“主位—述位”的承接可以加强语篇的连贯性。
4 本研究教学启示
理解语言学类学术论文英语摘要的名词化特征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更重要的意义是可以更好地为学术论文摘要的写作和翻译服务。基于以上研究，笔者提出以下可供借鉴的训练方法：
4.1 “以阅读带动写作”提升学生名词化语法隐喻意识
首先要培养学术具有名词化语法隐喻意识，阅读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在英语专业精读教材，特别是高级阶段的教材中，政论性的问题和演讲文体占有很大的比重，在这样的文体中，语篇中大量的名词化隐喻是一种典型的“动因的突出”，是作者为顺应某种交际目的而使用的一种语言策略。教师可从体裁分析的角度分析大量的典型范文让学生了解名词化隐喻与文体正式程度的相关性。
4.2 提供一定量的范例语料加以分析与模仿
教师可从体裁分析的角度分析大量的典型范文让学生了解语言学类论文摘要的语言特征，教师也可提供国内外不同学术杂志进行英语本族语学者与非本族语学者英文摘要的主要差异。然后学生通过模仿所分析的范文提高英文论文摘要的写作能力。主要模仿对象为常用名词化句式，使得学生能够掌握一些模式化的可供直接借鉴的语料在学术论文摘要翻译和写作过程中直接使用。
总之，学术论文英文摘要通过使用名词或名词词组等名词化隐喻手段，具有高度的浓缩性和概括性。语言学类学术论文摘要语言要求简洁凝练，具有正式性、客观性，同时语篇需要具有衔接性和连贯性。研究语言学论文的英文摘要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摘要这一特殊语体的理解，从而撰写出更具学术性，语言规范、得体的英文摘要。
【参考文献】
[1]朱永生，董宏乐.科技语篇中的词汇隐喻、语法隐喻及其互补性[J].山东外语教学，2001（4）：5-8.
语言是传递信息和交流感情的手段，是人们实现社会交际的工具。语言运用于社会活动的不同领域就产生了不同类型的言语活动［1］，如采访、演讲、谈判、法庭辩论、聊天、唠叨等。唠叨是指说话人希望他人改变态度甚至行为而说话繁复,没完没了，是一种特殊的言语交际活动。唠叨通常发生在社会距离较近的人之间,如家庭成员之间、师生之间、室友之间等。例如母亲、老师或妻子等希望对方（子女、学生或丈夫）去做某事而没有得到回应,不停地通过言语活动来提出要求、命令甚至是警告等,或者对听者的言行进行批评、指责、侮辱等。有媒体报道，天津市妇联儿童部从千余名儿童心理问卷调查中得出结论：九成以上的孩子认为母亲“太唠叨”［2］。在现实生活中因唠叨而产生的师生矛盾和夫妻矛盾也不在少数。也就是说,唠叨并不受欢迎，是失败的言语交际。唠叨为何那么令人反感，甚至会导致交际失败呢？下面笔者将运用语用学中的面子保全理论对唠叨言语进行分析研究。
2Brown&Levinson的面子保全论
Brown和Levinson的礼貌理论通常称为“面子保全理论”(Face-savingTheory)。“面子保全论”首先设定参加交际活动的人都是典型人。典型人是“一个具有面子需求的理性人”,这种典型人具有两种特殊的品质:面子(face)和理性(rationality)。典型人所具有的面子即每一个社会成员意欲为自己争得的那种在公众中的“个人形象”。他们把面子分为消极面子(negativeface)和积极面子(positiveface)两类［3］。消极面子是指不希望别人强加于自己，自己的行为不受别人的干涉，阻碍。积极面子则是指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喜爱。威胁听话人消极面子需求的言语行为是指说话人干涉了听话人行动自由的那些言语行为,如命令、请求、提醒、建议、劝告、威胁和警告等。威胁听话人积极面子需求的言语行为是指说话人表明他不关心听话人的感情、需求等,如表示不赞同、批评、蔑视、抱怨、指责、侮辱、反驳等。其“理性”是指在特定情景下典型人所具有的推理、判断能力和为达到既定交际目的而选择、采用最佳策略的能力。
Brown和Levinson认为许多言语行为本质上是威胁面子的，礼貌则是指说话者采取某种语言策略以减轻某些交际行为给听者面子带来的威胁，从而顺利达到交际目的，即礼貌具有策略性。Brown和Levinson还提出5种礼貌补救策略，分别为：(1)不使用补救策略、裸地公开施行面子威胁行为;(2)积极礼貌策略;(3)消极礼貌策略;(4)非公开地施行面子威胁行为;(5)不施行面子威胁行为［4］。
3面子保全论视角下的唠叨言语
3.1唠叨言语威胁听者的积极面子需求
母亲、妻子、老师等唠叨者坚信自己对某些问题认识正确,因此如果出现不符合自己认知的事情,就会产生认知失调。为了消除这种认知失调,他们通常会选取这样一种策略:通过言语活动影响对方的思想,改变他的行为。唠叨者往往首先对听者的行为作出负面评价,其言语行为通常表现为不赞同、批评、抱怨、指责等等。这样一来,听者的积极面子需求受到威胁，听者出于本能就会尽力挽救自己的积极面子,采取与说者不合作甚至对抗的态度，使说者的预期目的难以实现，从而导致言语交际失败。
例1妻子：“懒死了。吃了饭怎么不去洗碗啊?”
丈夫：“等会儿吧”
妻子：“看你，多浪费洗洁精。那几个碗一勺洗洁精就够了”
丈夫：“多半勺又咋啦?”
妻子：“你看看你，那碗洗得跟没洗一个样！你该这样……”
丈夫：“你能不能不啰嗦?要不然你来洗吧”（丈夫甩手而去）
例1中妻子有3句话直接威胁到丈夫的面子。其中贬义词如“懒死了”、“多浪费”对丈夫的负面评价严重威胁到了丈夫的积极面子,丈夫每一次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需求都做了消极对抗。妻子最后一句话“碗洗得跟没洗一个样”使丈夫终于忍无可忍，爆发了心中的怒火“你能不能不啰嗦?要不然你来洗吧”，使他们的言语交际冲突达到了高潮。当然，丈夫的言语也使妻子的面子受到威胁，这次言语交际显然没有达到妻子的预期目的，反而使得夫妻关系紧张。
3.2唠叨言语威胁听者的消极面子需求
唠叨言语一般都是父母、老师等说话者要求听者做某事，但没有得到回应，再重复提醒、劝告、威胁和警告等或表达对听者强烈的负面情绪,如憎恨、发怒等。
例2(1)“你的数学卷子呢?”
(2)“在这儿，92.5分”
(3)“怎么才考这么点分呢？跟上次差整整三分呀！”
(4)“这回题目很难啊，班上最高分才95”
(5)“我看你是发高烧，头脑发热吧。今天给我做30道口算和笔算，错一道罚10道，口算错一道罚15道题。”
(6)“喂！墨水不能打太多，多了会漏墨的。”
(7)“知道了”
(8)“书写要工整，少打黑疤疤！”
(9)“妈妈，求求你别说了！”［5］
此例中母亲的话语属于典型的唠叨言语,它既威胁到了女儿的消极面子需求,也威胁到了女儿的积极面子需求。在整个言语交际过程中,母亲认为女儿数学考试应该取得更高的分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她对女儿实施了要求、命令、提醒等言语行为。这些言语行为不可避免地干涉到了女儿的行动自由,威胁到了听者对消极面子的需求。第(3)句,母亲对女儿的数学成绩进行了否定的评价(这是威胁其积极面子需求)。第(4)句女儿辩解之后，第(5)句母亲又一次对女儿进行指责（威胁其积极面子需求），然后还用了一个祈使句来命令女儿做30道口算和笔算，这一次威胁到了女儿的消极面子需求。女儿打墨水时,即第(6)句,母亲表面上没有直接命令,实际上却是在提醒女儿。第(8)句,母亲提醒女儿书写要工整。母亲每一次讲话都直接威胁到女儿的面子需求，没有采取任何补救策略。在母亲的唠叨下,女儿最后极其厌烦地说道“求求你别说了”。可以看出女儿对母亲的言语具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她即使做了那30道题,也是不乐意的，其交际效果可想而知。
唠叨之所以不受欢迎、令人讨厌,甚至使参与交际的各方之间关系紧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唠叨者在言语使用上对面子威胁行为没有采取合适的补救策略。
4适当运用礼貌补救策略，维护听者面子，提高唠叨言语的可接受性
在Brown&Levinson提出的5种礼貌补救策略中，第一种策略其实就是没有使用补救策略。但是在会话中，如果一方直截了当地向另一方说明自己的意图，不加任何的修饰，就会被认为是没有使用礼貌补救策略。比如例2中，母亲直接指责女儿考试成绩差，并命令女儿做30道题，使女儿的面子受到了损害，例1中妻子对丈夫所用的几个贬义词显然也威胁到了丈夫的面子，她们的言语是不礼貌的，不利于交际活动顺利进行。第五种策略，最具礼貌性，因为说话人不使用任何言语，这样就完全避免了对听话者面子的冒犯。但是由于说话者没有说明自己的意图，听话者可能无法理解并得知说话者的意图，从而导致交际的失败。下面笔者着重举例探讨第二、三、四这三个策略。
4.1积极礼貌策略
积极礼貌策略是指说话人在维护听话人积极面子的基础上，表明自己的观点与听话人存在某些共同之处，言语中多具有赞赏、赞同等意思。
例3Mum:Susan,you’vegotanewhat？
Daughter:Yes，mum.whatdoyouthinkofmynewhat?
Mum:It’slovely.Butnotmyfavourite.
此例中母亲想对女儿的新帽子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是因为自己的看法可能会伤及女儿的积极面子需求，引起两人的争执。所以她没有直接作出负面评价，而是用了个小策略：用不带任何情感色彩的句子“you’vegotanewhat”引出话题，从而让女儿主动问母亲对帽子的看法，然后母亲又采用了一个礼貌程度较高的策略，即积极礼貌策略。对女儿的帽子作了“lovely”的称赞性评价之后顺带了一句“Butnotmyfavourite”,隐含着“Actually,yourhatisnotgood”的意思。这位母亲运用礼貌策略,不仅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同时又避免了因不同意见给女儿带来的不愉快,维护了女儿的积极面子需求。
例4Wife:TherewasacallfromABCcompany.
Husband:Really?ButIwonderifIhavebeenemployedbythecompanyoutofthefourcandidates.
Wife:Infact，noneofthefourcandidateshasbeenemployed.［6］
在这个例子中，妻子的目的是告诉丈夫其应聘失败的消息，但考虑到这会威胁丈夫的面子，伤害他的自尊心，因此她没有直接告诉丈夫这个消息。而是用“TherewasacallfromABCcompany”引起丈夫的急切询问，然后适时告诉他四名应聘者都没能被公司录用，一方面含蓄地道出了事实，达到本次言语交际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保护了丈夫的积极面子需求，同时又安慰了丈夫。
4.2消极礼貌策略
消极礼貌策略是指说话人通过不干预听话人的行动自由来满足其消极面子需求，从而达到交际目的。
例5Wife:Johntoldmeyouweregoingswimmingthisweekend.
Husband:Yes，darling,wouldyouliketogowithJohn,Mikeandme?
Wife:Iprefertogowithyou.
妻子得知丈夫要与John和Mike周末一起去野餐，由于种种原因她不愿意和John、Mike一起去，但她并没有因为不愿意和John、Mike一起去而向丈夫发出威胁。同样，她用比较中性的言语引出话题，料到丈夫定会邀她同去，然后她抓住时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Iprefertogowithyou”。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妻子在回复中故意省去John和Mike的名字，让丈夫揣摩自己的真实意图，并把决定权交回给丈夫，而没有任何要干涉他行动的意思，这就维护了丈夫的消极面子需求。
4.3非公开威胁面子策略
这种策略的言语行为比较模糊，采用此策略说话人既可避免对听话人潜在面子的损害，同时又会使听话人有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其面子补救性比较强。
例6Mum：John,you’relisteningtomusic!
Son:Yes,mum.
Mum:RockandRoll?
Son:Yeah,Ithinkitiswonderful.
Mum:Well,IamafraidIdon’thaveanearforRockandRoll.
母亲不喜欢听摇滚乐，但她没有直接反对儿子，只是说“IamafraidIdon’thaveanearformusic”，这种模糊的话语提供了多种理解的可能性，避免了对儿子潜在面子的损害。一方面，儿子可以理解为母亲是说自己不会欣赏摇滚乐，另一方面，儿子也很容易想到母亲不喜欢听摇滚，自己吵到了母亲，她希望自己关掉或关小音量。在需要对他人的意见作出反应，但又不赞同他的看法的时候，使用一些模糊言语，这种策略既可缩小和他人的分歧，维护听者面子，又不会掩盖住自己的本意。
在上述四个例子中说者为了表达自己在“本质上”可能威胁听者面子的观点，可谓用了心机。她们都是首先用比较中性的言语引出话题（避免使用威胁对方面子的言语），然后在听者谈论此话题时选择适当的时机，采用适当的礼貌补救策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样，既维护了听者的面子，免去了争执的尴尬，又让听者了解到自己的真实想法。
5结语
虽然在关系较近的人之间说话不用那么礼貌,可以不讲那么多礼节,但是在日常言语交际中适时运用礼貌补救策略,适当维护对方的面子需求,尊重对方，能够减少言语冲突，使交际活动顺利进行,直至达到预期目标,这对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师生关系等具有重要作用。
［摘要］运用语用学中的面子保全理论对唠叨言语进行分析，指出唠叨言语之所以令人反感是因为它常常直接威胁到听者的消极面子和积极面子,并举例说明日常生活中适当运用礼貌补救策略,维护听者的面子需求,尊重对方，对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师生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唠叨言语;面子保全论;礼貌补救策略
［参考文献］
［1］邵志洪.汉英对比翻译导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313.
［2］请妈妈们少些唠叨好吗？［EB/OL］.［2008-08-17］..2007-08-17.
［3］BrownP，LevinsonS.QuestionsandPoliteness:StrategiesinSocialInteraction［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56-290.
［4］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230.
［关键词］唠叨言语;面子保全论;礼貌补救策略
Abstract:BasedonBrownandLevinson’sFace-savingTheory,thisarticlediscussesthespeechactofnagging.Thenaggeroftenthreatensthehearer’spositiveandnegativeface,whichannoysthehearerandretardstheprogressofcommunication.Theauthor,inthispaper,pointsoutthattakingrightremedialmeasureisimportantformaintainingtheharmoniousrelationshipbetweenparentsandchildren,teachersandstudentsets.
Keywords:naggingwords;face-savingtheory;remedialmeasure
1关于唠叨言语
语言是传递信息和交流感情的手段，是人们实现社会交际的工具。语言运用于社会活动的不同领域就产生了不同类型的言语活动［1］，如采访、演讲、谈判、法庭辩论、聊天、唠叨等。唠叨是指说话人希望他人改变态度甚至行为而说话繁复,没完没了，是一种特殊的言语交际活动。唠叨通常发生在社会距离较近的人之间,如家庭成员之间、师生之间、室友之间等。例如母亲、老师或妻子等希望对方（子女、学生或丈夫）去做某事而没有得到回应,不停地通过言语活动来提出要求、命令甚至是警告等,或者对听者的言行进行批评、指责、侮辱等。有媒体报道，天津市妇联儿童部从千余名儿童心理问卷调查中得出结论：九成以上的孩子认为母亲“太唠叨”［2］。在现实生活中因唠叨而产生的师生矛盾和夫妻矛盾也不在少数。也就是说,唠叨并不受欢迎，是失败的言语交际。唠叨为何那么令人反感，甚至会导致交际失败呢？下面笔者将运用语用学中的面子保全理论对唠叨言语进行分析研究。
2Brown&Levinson的面子保全论
Brown和Levinson的礼貌理论通常称为“面子保全理论”(Face-savingTheory)。“面子保全论”首先设定参加交际活动的人都是典型人。典型人是“一个具有面子需求的理性人”,这种典型人具有两种特殊的品质:面子(face)和理性(rationality)。典型人所具有的面子即每一个社会成员意欲为自己争得的那种在公众中的“个人形象”。他们把面子分为消极面子(negativeface)和积极面子(positiveface)两类［3］。消极面子是指不希望别人强加于自己，自己的行为不受别人的干涉，阻碍。积极面子则是指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喜爱。威胁听话人消极面子需求的言语行为是指说话人干涉了听话人行动自由的那些言语行为,如命令、请求、提醒、建议、劝告、威胁和警告等。威胁听话人积极面子需求的言语行为是指说话人表明他不关心听话人的感情、需求等,如表示不赞同、批评、蔑视、抱怨、指责、侮辱、反驳等。其“理性”是指在特定情景下典型人所具有的推理、判断能力和为达到既定交际目的而选择、采用最佳策略的能力。
Brown和Levinson认为许多言语行为本质上是威胁面子的，礼貌则是指说话者采取某种语言策略以减轻某些交际行为给听者面子带来的威胁，从而顺利达到交际目的，即礼貌具有策略性。Brown和Levinson还提出5种礼貌补救策略，分别为：(1)不使用补救策略、裸地公开施行面子威胁行为;(2)积极礼貌策略;(3)消极礼貌策略;(4)非公开地施行面子威胁行为;(5)不施行面子威胁行为［4］。
3面子保全论视角下的唠叨言语
3.1唠叨言语威胁听者的积极面子需求
母亲、妻子、老师等唠叨者坚信自己对某些问题认识正确,因此如果出现不符合自己认知的事情,就会产生认知失调。为了消除这种认知失调,他们通常会选取这样一种策略:通过言语活动影响对方的思想,改变他的行为。唠叨者往往首先对听者的行为作出负面评价,其言语行为通常表现为不赞同、批评、抱怨、指责等等。这样一来,听者的积极面子需求受到威胁，听者出于本能就会尽力挽救自己的积极面子,采取与说者不合作甚至对抗的态度，使说者的预期目的难以实现，从而导致言语交际失败。
例1妻子：“懒死了。吃了饭怎么不去洗碗啊?”
丈夫：“等会儿吧”
妻子：“看你，多浪费洗洁精。那几个碗一勺洗洁精就够了”
丈夫：“多半勺又咋啦?”
妻子：“你看看你，那碗洗得跟没洗一个样！你该这样……”
丈夫：“你能不能不啰嗦?要不然你来洗吧”（丈夫甩手而去）
例1中妻子有3句话直接威胁到丈夫的面子。其中贬义词如“懒死了”、“多浪费”对丈夫的负面评价严重威胁到了丈夫的积极面子,丈夫每一次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需求都做了消极对抗。妻子最后一句话“碗洗得跟没洗一个样”使丈夫终于忍无可忍，爆发了心中的怒火“你能不能不啰嗦?要不然你来洗吧”，使他们的言语交际冲突达到了高潮。当然，丈夫的言语也使妻子的面子受到威胁，这次言语交际显然没有达到妻子的预期目的，反而使得夫妻关系紧张。
3.2唠叨言语威胁听者的消极面子需求
唠叨言语一般都是父母、老师等说话者要求听者做某事，但没有得到回应，再重复提醒、劝告、威胁和警告等或表达对听者强烈的负面情绪,如憎恨、发怒等。
例2(1)“你的数学卷子呢?”
(2)“在这儿，92.5分”
(3)“怎么才考这么点分呢？跟上次差整整三分呀！”
(4)“这回题目很难啊，班上最高分才95”
(5)“我看你是发高烧，头脑发热吧。今天给我做30道口算和笔算，错一道罚10道，口算错一道罚15道题。”
(6)“喂！墨水不能打太多，多了会漏墨的。”
(7)“知道了”
(8)“书写要工整，少打黑疤疤！”
(9)“妈妈，求求你别说了！”［5］
此例中母亲的话语属于典型的唠叨言语,它既威胁到了女儿的消极面子需求,也威胁到了女儿的积极面子需求。在整个言语交际过程中,母亲认为女儿数学考试应该取得更高的分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她对女儿实施了要求、命令、提醒等言语行为。这些言语行为不可避免地干涉到了女儿的行动自由,威胁到了听者对消极面子的需求。第(3)句,母亲对女儿的数学成绩进行了否定的评价(这是威胁其积极面子需求)。第(4)句女儿辩解之后，第(5)句母亲又一次对女儿进行指责（威胁其积极面子需求），然后还用了一个祈使句来命令女儿做30道口算和笔算，这一次威胁到了女儿的消极面子需求。女儿打墨水时,即第(6)句,母亲表面上没有直接命令,实际上却是在提醒女儿。第(8)句,母亲提醒女儿书写要工整。母亲每一次讲话都直接威胁到女儿的面子需求，没有采取任何补救策略。在母亲的唠叨下,女儿最后极其厌烦地说道“求求你别说了”。可以看出女儿对母亲的言语具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她即使做了那30道题,也是不乐意的，其交际效果可想而知。
唠叨之所以不受欢迎、令人讨厌,甚至使参与交际的各方之间关系紧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唠叨者在言语使用上对面子威胁行为没有采取合适的补救策略。
4适当运用礼貌补救策略，维护听者面子，提高唠叨言语的可接受性
在Brown&Levinson提出的5种礼貌补救策略中，第一种策略其实就是没有使用补救策略。但是在会话中，如果一方直截了当地向另一方说明自己的意图，不加任何的修饰，就会被认为是没有使用礼貌补救策略。比如例2中，母亲直接指责女儿考试成绩差，并命令女儿做30道题，使女儿的面子受到了损害，例1中妻子对丈夫所用的几个贬义词显然也威胁到了丈夫的面子，她们的言语是不礼貌的，不利于交际活动顺利进行。第五种策略，最具礼貌性，因为说话人不使用任何言语，这样就完全避免了对听话者面子的冒犯。但是由于说话者没有说明自己的意图，听话者可能无法理解并得知说话者的意图，从而导致交际的失败。下面笔者着重举例探讨第二、三、四这三个策略。
4.1积极礼貌策略
积极礼貌策略是指说话人在维护听话人积极面子的基础上，表明自己的观点与听话人存在某些共同之处，言语中多具有赞赏、赞同等意思。
例3Mum:Susan,you’vegotanewhat？
Daughter:Yes，mum.whatdoyouthinkofmynewhat?
Mum:It’slovely.Butnotmyfavourite.
此例中母亲想对女儿的新帽子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是因为自己的看法可能会伤及女儿的积极面子需求，引起两人的争执。所以她没有直接作出负面评价，而是用了个小策略：用不带任何情感色彩的句子“you’vegotanewhat”引出话题，从而让女儿主动问母亲对帽子的看法，然后母亲又采用了一个礼貌程度较高的策略，即积极礼貌策略。对女儿的帽子作了“lovely”的称赞性评价之后顺带了一句“Butnotmyfavourite”,隐含着“Actually,yourhatisnotgood”的意思。这位母亲运用礼貌策略,不仅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同时又避免了因不同意见给女儿带来的不愉快,维护了女儿的积极面子需求。
例4Wife:TherewasacallfromABCcompany.
Husband:Really?ButIwonderifIhavebeenemployedbythecompanyoutofthefourcandidates.
Wife:Infact，noneofthefourcandidateshasbeenemployed.［6］
在这个例子中，妻子的目的是告诉丈夫其应聘失败的消息，但考虑到这会威胁丈夫的面子，伤害他的自尊心，因此她没有直接告诉丈夫这个消息。而是用“TherewasacallfromABCcompany”引起丈夫的急切询问，然后适时告诉他四名应聘者都没能被公司录用，一方面含蓄地道出了事实，达到本次言语交际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保护了丈夫的积极面子需求，同时又安慰了丈夫。
4.2消极礼貌策略
消极礼貌策略是指说话人通过不干预听话人的行动自由来满足其消极面子需求，从而达到交际目的。
例5Wife:Johntoldmeyouweregoingswimmingthisweekend.
Husband:Yes，darling,wouldyouliketogowithJohn,Mikeandme?
Wife:Iprefertogowithyou.
妻子得知丈夫要与John和Mike周末一起去野餐，由于种种原因她不愿意和John、Mike一起去，但她并没有因为不愿意和John、Mike一起去而向丈夫发出威胁。同样，她用比较中性的言语引出话题，料到丈夫定会邀她同去，然后她抓住时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Iprefertogowithyou”。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妻子在回复中故意省去John和Mike的名字，让丈夫揣摩自己的真实意图，并把决定权交回给丈夫，而没有任何要干涉他行动的意思，这就维护了丈夫的消极面子需求。
4.3非公开威胁面子策略
这种策略的言语行为比较模糊，采用此策略说话人既可避免对听话人潜在面子的损害，同时又会使听话人有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其面子补救性比较强。
例6Mum：John,you’relisteningtomusic!
Son:Yes,mum.
Mum:RockandRoll?
Son:Yeah,Ithinkitiswonderful.
Mum:Well,IamafraidIdon’thaveanearforRockandRoll.
母亲不喜欢听摇滚乐，但她没有直接反对儿子，只是说“IamafraidIdon’thaveanearformusic”，这种模糊的话语提供了多种理解的可能性，避免了对儿子潜在面子的损害。一方面，儿子可以理解为母亲是说自己不会欣赏摇滚乐，另一方面，儿子也很容易想到母亲不喜欢听摇滚，自己吵到了母亲，她希望自己关掉或关小音量。在需要对他人的意见作出反应，但又不赞同他的看法的时候，使用一些模糊言语，这种策略既可缩小和他人的分歧，维护听者面子，又不会掩盖住自己的本意。
在上述四个例子中说者为了表达自己在“本质上”可能威胁听者面子的观点，可谓用了心机。她们都是首先用比较中性的言语引出话题（避免使用威胁对方面子的言语），然后在听者谈论此话题时选择适当的时机，采用适当的礼貌补救策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样，既维护了听者的面子，免去了争执的尴尬，又让听者了解到自己的真实想法。
5结语
虽然在关系较近的人之间说话不用那么礼貌,可以不讲那么多礼节,但是在日常言语交际中适时运用礼貌补救策略,适当维护对方的面子需求,尊重对方，能够减少言语冲突，使交际活动顺利进行,直至达到预期目标,这对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师生关系等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邵志洪.汉英对比翻译导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313.
［2］请妈妈们少些唠叨好吗？［EB/OL］.［2008-08-17］..2007-08-17.
［3］BrownP，LevinsonS.QuestionsandPoliteness:StrategiesinSocialInteraction［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56-290.
［4］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230.
关键词：语言 文论 关系 教学
一、引言
从本科阶段的现状看，文学类专业的当代西方文论课的重心往往被置于知识性要点的讲述之上，如社会时代背景、理论家的生平与著述概要、流派的主要观点等。严格地说，这实际上并非是科学的教学思路与方向，反而会使文论教学“脱离”理论原典及其文化内蕴，滞留于“外国思想家实际上说了什么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被用来说什么”[1]的不严谨层面中，由此不仅不能说清楚它们据以展开研究、获得结论的问题意识，也难以在批评实践中应对丰富多彩的文学事实和文化现象。相应地，学生畏惧情绪的产生也就在所难免。“繁琐晦涩”“枯燥无味”似乎已经成为许多文学专业学生对当代西方文论课程的一个“共识”。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相当关键的一点是课程教学对语言研究与西方文论的关系缺乏清晰的认识，以至于对后者的理论与实践感到相当陌生。事实上，西方20世纪以来出现的众多理论思潮、批评派别，即便在对文学观念的理解上有着差异乃至分歧，但是都具有自觉的语言意识，即真正的把文学视为一门语言的艺术，否定以往把语言视为表达思想情感之技巧的工具观、强调语言媒介对于文学构成具有本体性价值。因而，在本体论视界内研究语言、阐释语言之于文学的意义就成为它们共有的基本特征。
从这一点上来讲，当代西方文论的教学虽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但是它们都必须建立在与语言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既然当代西方文论主要是基于对语言的理解来阐述它们对于文学的观念见解，那么，对于我们的课程教学实践而言，必须从思维方式和教学策略层面进行双重变革。如此方能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引导当代西方文论教学迈向深入。
二、思维方式：问题意识的寻求
就思维方式层面讲，要引导学生思考当代西方文论如此界说、阐释文学的深层缘由，消除学生因应试教育、不证自明的“审美”预设所产生的负面惯习，使其对于理论知识的把握实现由知晓“纸面文字”到追问其问题意识的实质转变。具体来说，必须使学生明确意识到：虽然西方文论流派都在谈论“文学”（如规律、原理、范畴等），都在探讨“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标准，并得出有所差异乃至截然不同的结论，但与其说它们的研究对象是在研究之前就是先验存在于某处的“自在之物”，还不如说它们其实是这些派别基于不同的语言本体观念，突破既定的知识结构，从而在问题意识引导下完成的一种“发现”和“建构”。
从这个意义上看，不管具体的文学理论派别的主观意向或预设如何，问题意识始终是其研究获得合法性的学理基础，它的基本功能体现为：面对笼统、一般的文学现象时，某种理论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这一特定问题又会使其对文学文本的阐释形成怎样的思想路向，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这个理论特有的研究对象，进而为这种理论研究构建、确立一个与众不同的阐释空间。比如说，在作为当代西方文论起点的俄国形式主义及其后继者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那里，文学研究的对象就不是抽象的笼统文学或某些具体的作家作品，而是具有“文学性”的语言作品。那么，什么是“文学性”呢？“‘文学性’，亦即使某一作品能成为艺术作品的那种东西”[2]，而由于这种特性以有悖惯习的畸变形态存在于文本语言之中，隶属于形式范畴的表达技巧及其联系规律、构造规则就成为它予以研讨的重心。
正是在这种特有的语言问题意识引导下，他们才有了不同于传统的审视文学的新视角和新思路，才获得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特定的论域。进一步来讲，这种独特意识之间的具体差异不仅直接规约了当代西方文论谱系对于文学属性、特征与功能的理解，也从深层统摄着它们对文学活动诸要素间关系构成的批评诠释。拉康以语言界说无意识的思想，阿尔都塞关于“症候阅读”的观点，保罗・德曼以语言再现的是现实的仿像而非现实本身来理解文学虚构的观点等等晚近文学理论对文学活动和外部世界联系的探讨，则是文论研究在深化对于语言的认识，继而调整提问、思考与解释方式的鲜明例证。因此，把握当代文论彼此关联而又互相区分的语言问题意识，以现代语言研究为参照来讲述各个理论流派是如何审视文学艺术的，就理应成为文论教学过程中的关键点。
三、策略的变革
如果说从语言问题意识层面来看待当代西方文论的知识构成，只是有助于消弭学生在文论课程学习上的思维障碍。那么，在具体的理论教学过程中，不再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普遍”知识的传授，而是实行语言观念与理论类型相关联的划分策略、语言研究方法与具体文本分析相结合的论证手段，将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觉的理论思考能力，使之参与到批评实践的学术训练之中。
就前一个方面而言，现今的西方文论教材往往按照自然时序编排，来依次罗列或概述不同文论派别或具体理论家、批评家。这样固然在时间线索上一目了然，但是却不能使学生把握其演进的内在动因，甚至会让学生产生一种线性进化的历史误解。而从语言观念变迁的层面对之进行类型划分，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有利于学生在知识语境的相互对照中把握不同理论话语缘何如此叙述的逻辑线索，以及这些说法之间的有机关系。这一点，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验证。
其实，在语言观念上，不仅当代西方文论与古典文论有着根本不同，存在着“前现代”与“现代”之别：“前现代”在语言的“工具”意义上解释文学价值，“现代”则强调从“本体”意义上把握语言之于文学的重要性。而且，即便在当代内部，也存在着重要区别，即文学语言研究有着“审美自律向度”与“社会历史向度”之分。前者把文学的审美性归结为语言本身的自律性，注重从审美的意义上考察语言形式对文学的本体意义;后者则强调从语言的实践层面把握文学活动，立足于语言活动与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联来分析文学文本的生产机制，以及文学的意识形态内涵、社会属性与文化功能。
可以说，在教学中澄清了这一点，学生既能够走出业已成惯习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僵化区分，科学而辩证地看待西方文论类型的整体特征与演化格局，还能明白当代西方文论在20世纪之所以经历了从“语言转向”到“文化转向”的变化，关键在于语言研究的问题格局的变化。转变的原因来自理论研究语言观念的深化，即文学研究的语言论域并不只是限于语言本身的抽象层面。“结构”或“形式”虽然能对文本构成要素进行分类，能描述、展现文本意义的生成，但是所谓意义只有语言的功能才能赋予其具体形态，而功能又涉及存在于现实言语交流过程中的语言与语言外环境的关系问题，它的运作不可避免的关联外部世界的社会规则、历史因素与言语主体的文化行为。进而意识到在如今存在争议的文化批评其实是“审美自律向度”在深化对语言的实践属性、动态特征与文化功能的认识后，转换了研究重心的理论形态――文学语言研究的“社会历史向度”。
就后一个方面来讲，强调语言研究和文论教学的紧密关系，仅仅不是给学生提供类似于刻板教条一般的批评手段、论证程序，而是鲜活的例证运用。因为理论的“教”与“学”毕竟不能只是存在于形而上的抽象层面，它必须直面现实，能够读解和阐释文本以及文学/文化现象中存在的相关问题。
比方说，在讲述新批评分析文本“含混”意义的方法时，教师不能首先只是强调它就是文本中的一个词或句子，同时产生了一个以上的意思。而应是首先以生动的文学实例引起学生的关注，让学生获得直观感受之后，教师再引导学生做具体的解读，从而增强学生对于文学语言研究功能与价值的理解认识，促进其动手解决文学问题的理论能力。
例如，以唐代诗人元稹的悼亡诗以及他的《莺莺传》为例来阐释。元稹在其妻韦氏去世后，写了一组悼亡诗，其中有首《遣悲怀》。诗中有“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一句。从诗句本身来看，“长开眼”一句可以理解为“痛苦煎熬使我通宵不寐”，但是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艳诗及悼亡诗》一文指出，“长开眼”又是一种鱼的俗称，这种鱼被人称为“鳏鱼”，所以诗句里：“所谓‘长开眼’者，自比鳏鱼，即自誓终鳏之义。诗人以这种指代暗示自己此后将终身不娶，要做个鳏夫。这样解释，意思比因为痛苦而睡不着要重多了。其实，就悼亡诗而言，两种解释都表现了痛苦的感情，只有程度不同的差异，所以陈寅恪认为读者“不妨两存其说”，保留其语义的含混。这种含混就是：一个词同时产生了两种意思。
同时，还可以进行补充指出：元稹的悼亡诗是“一时情感之语”，“亦不可信”。因为元稹不但在妻子韦氏亡后不久即纳妾安氏，继而又娶继配裴氏，而且在没有与韦氏结婚之前，就有一段与莺莺的恋情，并且还很张扬地把这段恋情写了出来，即著名的唐传奇《莺莺传》，也就是后来的《西厢记》的原型。进而还可以指出，元稹写他对莺莺“始乱终弃”虽然为今人所不齿，但是“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时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倒是“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为社会所不齿”[3]。所以，我们不能用现代标准，骂元稹是个薄情郎。显然，这样不仅进行了理论方法的操作训练，还形象地阐释含混如何使文学文本的蕴意有了多种解释，体现了文学意蕴的多义性。
以上所述虽然只是呈现这种有所变革的教学结构、视角和方法的某些部分。但是实践会进一步有力证明，将二者有机融合起来，弥补文论教学中语言研究的缺失，对于高校文学类专业的课程“教”“学”水平与效果的提升，以及课程目标的实现和学生复合能力的创新培养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本文系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语言批评的社会历史向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3YJC751053]。）
注释：
[1]哈佛燕京学社：《全球化与文明对话》，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
[2]方珊等译，[俄]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页。
[3]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4-120页。
参考文献：
[1].文学研究的语媒视界[J].北方论丛，2014，（2）.
本文试图对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文学语言的研究状况做宏观扫描、深度观照和焦点透视。
本文的取材范围是2000年至2010年国内发表、出版的有关文学语言的研究成果，以论文为主，兼顾论著。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标准，一是因为论文具有广覆盖性，学术期刊网可以从作者、题目、关键词、全文、相关文献等各个方面检索出上万篇论文，而论著却不具有这种搜索与阅读的全面性和即时性。二是因为就中国的学术惯例而言，大多数论著中代表作者重要观点的主要内容都以论文形式先行发表，所以说选取论文基本上可以涵盖论著。
一、 宏观扫描：文学语言研究的多维视野
我们曾在《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中对整个20世纪的文学语言研究状况进行总结，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论争，到20世纪末《语文建设》的“文学语言规范问题”讨论；从60年代王力、老舍等极少的文学语言论文，到世纪末的大量论文、论著，都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尤其对20世纪后20年郑颐寿、谭学纯、冯广艺、冯学锋、王蒙、汪曾祺、高万云等的研究成果，都作了或详细或概括的评介。概而言之，20世纪的文学语言研究已经进入多视野、多层次的研究阶段。这一特点在21世纪初已经达到了纯熟的境界，学者们从语言学、修辞学、文艺学、逻辑学、心理学、美学、风格学、文化学、符号学、认知学、叙事学、哲学等各个角度来透视文学语言，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收获。当然，从语言学和文艺美学两个主要角度探讨的成果最多也最有新意。
1．语言学、修辞学视野
这方面的论文主要表现在反映文学语言本质特征的“规范问题”上。
文学语言的规范问题是国内外的一个老问题，其探讨与争鸣一直延续至今。21世纪初的研究其实仍然还是两大派，即可规范派和反规范派。如刘福根《“文学语言不能规范说”献疑》就是对1992-1993年《语文建设》开展的“文学语言规范问题”讨论中一些反规范观点的批评，依次反驳了“因为语言的局限不足以表达作家丰富的思想、复杂的情感”所以要超越规范、“要扭断语法的脖子，打破‘人们的审美心理已经产生了长期阅读疲劳的汉语语法结构’”、“文学语言从本质上说是反规范的”和“语言本身是不可能规范的”等观点，最后得出结论：“从根本上说，语言是可以规范的。至少我们所读到的有关论述‘文学语言不能规范’的文章，在我们看来，还没有充分证明‘文学语言不能规范’这一点。”（刘福根，2000）与此观点相同，杨爱娇的《文学语言规范化的若干思考》从文学语言的特质和文学语言规范的层次两个方面进行论证，作者认同冯广艺、冯学锋《文学语言学》中的观点，认为文学语言的特质是“变异”，因此，规范要分语言规范、言语规范和文学语言规范，虽然这个分类有违逻辑划分规则，但其对文学语言规范的论述还是值得肯定的，她认为：“文学语言要规范，文学语言能规范，文学语言也有规范。这个规范应该包括语言的规范和文学语言自身形成的规范。首先，语言的规范是言语规范化、文学言语规范化的基础。文学语言的规范必须建立在语言规范基础上，否则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再者，从文学的本性来说，创造不是个人的，如不讲规则，各人说各人的话语，作者与社会无法沟通，与读者无法交流。”（杨爱娇，2002）持此观点的还有张黎、张常信的《文学语言就不要规范吗？》，该文主要证明所谓文学语言的“陌生化”其实也是符合规范的。他们指出，“回顾文学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文学语言的陌生化以及语言表现形式的改革，恰恰是回归某种规范化”，他们还认为，创新与陌生化只能在大的规范框架内实现，根本不存在绝对的陌生化，并指出：“语言规范化的程度，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文明水平的重大标志之一。新世纪伊始，文学语言该如何规范与发展，这是摆在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和人文学者、专家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文字语言需要标新立异的突破，但如果认定这种突破是没有底线的，那么陌生的恐怕不仅仅是文学语言，文学、作家都会成为彻底的陌生，倘若永远陌生下去，明摆着就只有——死路一条！”（张黎、张常信，2006）与此观点相近的还有于根元、李润新、高万云等，不再赘述。
反规范派强调文学语言的“变异”、“偏离”、“陌生化”、“超常搭配”。其实，变异、偏离、超常、陌生化不过是异名同指罢了，它们都是建立在一个已存在或已设定的“正常态”或“熟悉态”的基础之上，如果某种文学表述背离这两种状态，就被认定为是定规之变异、正途之偏离、常态之超越、熟构之陌生化处理。于是有人便认为这样的存在方式是反规范的。我们曾在20世纪90年代“文学语言规范问题讨论”和其他文章中指出，学者们之所以争论不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规范”的理解不大相同甚至大不相同，语言规范和道德规范、显性规范和隐性规范、静态规范和动态规范等的单面认知，构成了这场无休止的“金银盾”之争。（高万云，1993、1998）对此，石一宁的《文学语言还有标准吗？》（《文艺报》2003年7月24日）也认为“文学语言在评判标准上出现混乱”，在石氏对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的四位学者进行的调查中，就描绘出了对文学语言规范的不同认知“图式”。其中争议最大的是所谓“反语法”现象，如毕苓蔷的《文学语言的“反语法”特征》就认为文学语言的本质是“反语法”的，“文学语言组合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反语法’，或者说不受既定语法的约束，这就是文学语言的‘语法’。反语法，反叛的是约定的规则寻求的是语言的创新，因此，文学语言的‘反语法性’，可以说是作者顺应语言发展规律、发掘语言艺术潜能的必然趋势，也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它以持久性为旨归，变异性为手段，临时性为外显。持久性意味着艺术功能的强劲生命力，变异性意味着通常规则的破解，临时性意味着出现频率的单一，直言之，文学语言反语法就意味着变革与创新。”（毕苓蔷，2005）这个结论有点自相矛盾，既说文学语言“反语法”，又说文学语言“是作者顺应语言发展规律”，这似乎在说语法不是顺应语言发展规律的。与此相近的还有李君玲的《试析当代文学语言的变异》，认为当代新潮作家“大胆地冲破语言的常规和藩篱”，（李君玲，2006）而王燕的《文学语言是隐喻的n次幂》更是认为文学语言是对日常语言的疏离与改变，是隐喻或n次幂的隐喻。（王燕，2007）
学者们不仅揭示所谓文学语言的“变异”现象，更重要的，还探讨这些现象的深层机制；不仅从文学语言本身求解其变异规律，而且还在与其他文体的比较中凸显其本质特征。在这些方面，冯广艺、刘欣、李世英、张守海、张春泉、刘来春、汪艳华、李满端、谢英、王英、雷瑞莲、李科、唐莹等也做了大量工作。
2．美学、哲学视野
对文学语言的各个层面、各种技巧作美学分析，也是21世纪初期的一大特点，这方面的论文和论著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如高万云《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王汶成《文学语言中介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朱玲《文学符号的审美文化阐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雷淑娟《文学语言美学修辞》（学林出版社2004）、祝敏青《文学言语的多维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李荣启《文学语言学》（人民出版社2005）、李国正《网络文学的语言审美》（台湾学生书局2007）和王培基《文学语言专题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等论著，或专论或辟有专章研论文学语言的美学问题。自然，这方面的论文更是丰富多彩，其中成果较为突出的是田文强，他的《关于文学语言的节奏美》（《新疆大学学报》2000年第12期）对语音层的音响节奏美、意象层的画面节奏美和情感运动的节奏美作了较为深入的考察，而《文学语言的表现性审美特征》（《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文学语言陌生化的审美特征》（《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和《语言陌生化与文学语言形式审美》（《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3）则又对文学语言陌生化的审美特征作了细微的剖析。其他作者的成果还有很多，从网络搜索情况看，这方面的论文足有上百篇，概括起来，大致分为三个类型，一是论述文学语言审美特征的，如雷淑娟《由数量词词义偏离看文学语言的模糊美》（《修辞学习》2005年第3期）；二是论述文学语言的形式美质的，如雒海宁《文学语言的色彩美》（《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三是对具体文学门类、文学作者、文学文本和文学技巧的审美物质的探讨，如黄小平《戏剧文学语言的诗性表达》（《四川戏剧》2009年第1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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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一些从整体上探讨文学语言美学特征的文章，如李贞、陈童《基于文本的汉语文学语言审美》则从文学文本出发，对文学语言的审美特质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一是“不同层次的文学语言审美”，既从语词、语句、语篇三个方面分析文学语言的显性审美，又从意象、形象、意境三个方面分析文学语言的隐性审美。二是“不同性能的文学语言审美”，对描写语言、叙述语言、抒情语言和议论语言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三是“不同文体的文学语言审美”，对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各种文体的文学语言审美异同进行了深入考察。四是“不同创作主体的文学语言审美”，又探讨了具有不同个性不同风格创作者的不同审美表现。而冯宪光的《文学语言呈现的审美意识形态意义》（《文化与诗学》2009年第2期）则从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切入，认为文学语言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符号，作家创造一种具有审美意味的语言结构来显现审美意识形态，读者则通过这种语言结构来体验感受审美意识形态，而这种语言就是内指性的语言。可以说，以上两种认识都是较有新意的。
也有一些学者对文学语言进行哲学思辨，如高万云《文学语言的哲学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盛光希《文学语言的二元对立与统一》（《文艺报》2006年9月7日）、曹卫东《文学语言与文学本质——从哈贝马斯对德里达的批判说起》（《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谭学纯的《“存在编码”：米兰·昆德拉文学语言观阐释》（《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1期）等，这些文章，或吸纳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或借鉴国外新潮哲学理念，都对文学语言的根本问题作出回答并有所深化。
从其他视角透视文学语言的论文还有很多，有从心理学角度切入的，如田文强《表现性:文学语言的审美心理机制》（《北方论丛》2008年第1期）；有从认知学视角分析的，如谭学纯《修辞场、语象系统、修辞认知和文学阅读》（《福建论坛》》2006年第2期）；有从叙述学层面探讨的，如朱玲《叙述长度和语义——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一个修辞诗学问题》（《文艺研究》2010年第9期）；有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的，如刘安海《赋予文学语言以人文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等等。所有这些，共同构筑了文学语言研究的繁荣景象。
二、深度观照：文学语言研究的百家争鸣
以上是从文学语言研究的“面”上扫描的，大致勾勒其研究广度。如果从研究深度考察，有四位学者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他们是语言学界的谭学纯、王培基和文学界的泓峻和张卫中。
1．谭学纯的文学修辞学
早在20世纪末，谭学纯就对文学语言有着深入研究，他与唐跃联名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等20余家报刊发表探讨文学话语和建构文学语言学的学术文章，并于1995年出版了《小说语言美学》。到了21世纪，他不但独著与合著了《接受修辞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人与人的对话》（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和《广义修辞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而且发表了重要的文学修辞学学术文章20余篇，对文学语言及文学语言的修辞建构作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在21世纪出版的三部著作中，虽然从书名看似乎属于一般修辞学或修辞哲学，但就其思考对象和取例来源看，则主要还是文学文本和文学修辞行为及其修辞成果。我们在《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中曾对三部书有所评价，对《接受修辞学》，我们指出：“谭学纯等的接受修辞理论借鉴西方接受美学和阐释学理论，对汉语修辞的接受机制和规律、特征和方法做了建设性的理论探讨，它不但扭转了过去只注意表达修辞的‘一头沉’研究套路，而且完善了修辞学的科学内涵，他认为，‘修辞信息=语义信息+审美信息’，修辞活动‘是言语交际双方共同创造最佳交际效果的审美活动’，而‘修辞过程’则是‘修辞信息从表达到接受的运动序列’，仅此一点，就为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完善作出了重大贡献。”（高万云，2008：613-614）对《人与人的对话》，我们认为这是一部为修辞提供哲学基础的著作，“构筑了一个人与人对话的修辞哲学体系”，特别强调，“最后，《人与人的对话》又回到了对文学话语的‘倾听’——文学阅读。把艺术对话——修辞定格在双向互相建构的本体设计上，完成了他的哲学旅程。从而为他的广义修辞学的建立铺好了最后一块基石。正是因为《人与人的对话》深刻地揭示了对话的语言性、修辞性、文学性和哲学性，所以，此书在语言学界、修辞学界、文学批评界和哲学界都受到欢迎，成了多学科与之‘对话’的特殊文本。”（高万云，2008：615）而对《广义修辞学》，我们认为这是一部“广义的文学修辞学（或曰艺术修辞学）”，是谭氏关于文学传达、文学接受、文学互动系统修辞学思想的集中表现。（高万云，2008：615-617）而在他的文学修辞学系列论文中，他更是延伸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我们分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是文学语言和文学修辞理论，二是文学作品语言和修辞的个案分析。
谭学纯的文学语言理论研究有着浓烈的时代气息，这在概念范畴和思想资源方面都有体现。（谭学纯，2006）如同是研究文学语言的陌生化，谭氏的研究则运用的是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他在宏观上作辩证考察，中观上作认知阐释，微观上作修辞分析。他认为文学的修辞话语构建是两个认知系统的双重运作，通过修辞认知，变熟悉为陌生；通过逻辑认知，变陌生为熟悉。前者体现的是修辞配价关系，以话语主体的感觉系统为基础；后者体现的是语法配价关系，以话语主体的理性系统为基础。从而完成了文学建构的全过程。（谭学纯，2004）可以说，谭氏的研究不仅有新意，而且有深度。正是有了这样的视角和方法，所以，谭氏主张解读文学话语要“超越文化宿命”，（谭学纯，2001）主张对小说语言研究，采用本自语言学但又超越语言学的双重阐释空间（谭学纯，2004）。也正是有了这样的视角和方法，谭氏更主张既要重视文学语言的修辞技巧研究，也要重视文学语言的修辞诗学研究；既要立足当代学术语境诠释传统资源，也要以民族思维审视域外理论及其可操作性。（谭学纯，2009）于是，在把修辞学引入文学批评的前提下，谭学纯对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理论误导进行了重新审视，指出“吾手写吾口”的语体误认与逻辑悖谬，（谭学纯，2004）进而作出颇具示范性的修辞学批评。
谭学纯对文学作品语言和修辞的个案分析，正是对其上述理论的实践和论证。他评价莫言的《红高梁》，认为这是一种对战争的另类书写：非宏大、非高调叙事，对个体强悍生命的修辞书写，时间修辞，超感觉的修辞话语。（谭学纯，2002）这种评价方式与谭氏的广义修辞学思想是紧密相关的。与此相类的是关于文学建构的修辞策略的探讨，如《文革文学修辞策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和《想象爱情：文学修辞的意识形态介入——修辞策略和20世纪中国文学类型史之一》，（《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前者分析了文革文学以工农兵为话语主体、以集体言说为修辞策略的文本建构，后者论证了爱情想象、意识形态和修辞策略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应属《身份符号：修辞元素及其文本建构功能——李准<李双双小传>叙述结构和修辞策略》，谭氏以李双双的21个身份符号为切入点，解析它们的分布及其修辞功能和与此相关联的深层文化内涵，进而探讨其修辞策略，并延伸到对文学修辞研究方法的探讨。（谭学纯，2008）谭氏还有一些对文学文本的细读式批评，如《巴金〈小狗包弟〉：关键词修辞义素分析和文本解读——兼谈文学修辞研究方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9期）就是借鉴语言学中的义素分析法对《小狗包弟》进行修辞批评的，请看该文的内容提要：转贴于
从《小狗包弟》中选择对文本整体有解释力的几组关键词,运用修辞义素分析方法解读文本,亦即分析:“人”与“狗”互为镜像的修辞叙事,“包弟”向“包袱”转换的修辞情境,“包袱”自身的修辞语义暗转,同位短语“小狗包弟”被人为拆解的修辞化分离,“我”变成“包弟”的修辞推理依据,以及《小狗包弟》道德自责和道德追问主题。由此可以评价全文成功的修辞和不太成功的修辞,同时评析不同学科背景文学修辞研究方法的得失。由此可以看出，谭氏对文学作品的个案分析，也都具有理论深度，这是当今语言学和文学两界的文学语言研究少见的。
2．王培基的文学语言专题研究
王培基自2000年以来，共发表有关文学语言的论文十余篇，并于2008年10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为《文学语言专题研究》，全书39万字。王培基的文学语言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语言研究误区及文学语言特征的阐释，二是对文学语言方法论的探讨。
王培基认为，文学语言研究存在三大误区，一是观念误区，主要表现在“变异是文学语言的实质”和“文学语言在本质上是反规范的”两大误认。王氏认为，变异论是不科学的，因为所谓变异在各种语体中都是存在的。“文学语言的本质应该是语言的、文学审美的，是语言型和审美型的双向融合。”王培基也不同意文学语言是反规范的观点，他认为规范是基础，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变异过度，就会影响文学语言的审美效果。二是语体误区，他通过对以群、童庆炳、冯广艺、高万云等文学语言研究的用例统计，发现学者们对诗歌、小说多有侧重，而对散文、戏剧则用力偏少，“这不利于文学语言材料的广泛积累和全面整理,不利于对文学语言的总体把握和系统建构。”三是方法误区，王氏指出，现有的文学语言研究方法单一，多为归纳例证法和简单分析法，而这与丰富复杂的文学语言是不契合、不对应的，因此必须体现方法的多样性。（王培基，2005）在此基础上，王氏归纳出文学语言的五大特征，即形象性特征、情意性特征、音乐性特征、独创性特征和丰富性特征。这“五性”“都跟文学的内容直接相联系，甚至可以说有些本来就是文学内容的组成部分，如形象、情意、音乐;有些本来就是文学内容须臾不可分离的属性，如丰富性、独特性。”“‘五性’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形成互补互衬关系……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王培基，2001）这一认识虽不新潮，但它符合文学语言的本质特征。
关于文学语言研究方法，王培基也有着不少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文学语言研究应该坚持“一个精神，四条原则”，即“批判的、革新的精神”和“从文学语言研究方法的实践出发的原则”、“从广阔的学术互动视野出发的原则”、“多样性、多层面的原则”、“从指导文学语言创造出发的原则”。在此基础上，王培基特别具体阐述了“细读感悟法”、“结构功能解析法”、“考察统计实证法”、“意蕴探求法”、“多维比较法”、“理论升华法”。（王培基，2008：239-352）这些认识不仅比先前的零散论述系统，而且也比先前的大部分论述深入；不仅对滞后的文学语言研究方法作出了理论概括，而且为今后的文学语言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
3．泓峻（张红军）关于文学与语言关系的研究
泓峻的治学方向是文艺理论，所以，他并不是对具体文学语言进行研究，而是侧重文学与语言的关系、文学的修辞批评等理论问题。21世纪以来，他不仅出版了《文学修辞批评》（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5）和《共生与互动——20世纪前期的文学观念变革与语言变革》（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两部论著，而且在《当代文坛》、《文史哲》、《四川大学学报》和《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相关论文20余篇。
关于文学的修辞批评，泓峻可能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中阐述得最为系统和深入的学者之一。他不仅对文学修辞批评的特征、意义和应遵循的原则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而且对西方和中国修辞批评作了历时的描写。特别是对中国古代诗话、小说评点、白话文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的修辞批评复萌等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科学的评价。在此基础上，立足中国实际，借鉴国外新知，对修辞批评的途径和手段，诸如对词语与辞格分析、语篇分析、叙事学分析等方面都有深透的阐发。还需指出的是，泓峻并不像某些研究者那样，过分夸大所研对象的价值，而是给修辞批评应有的地位，他指出：文学修辞批评只是文学批评的一个维度，是社会学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文化批评得以展开的基础。纯粹的文学修辞批评只能解决它视野内的问题，而不能解决所有的文学问题。（泓峻，2003）可以说，这一认识是非常客观和科学的。
关于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泓峻重点考察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观念变革与语言变革之间的共生与互动关系，对其演变过程、发展规律、经验教训都有深入分析。在十余篇论文和专著《共生与互动——20世纪前期的文学观念变革与语言变革》中，泓峻对19世纪和20世纪交汇时期语言与文学变革的共同语境、文学观与语言观的共同价值取向、文学变革与语言变革的相互渗透等内在关联，现代汉语的写实性追求与写实主义文学观念的相互支撑，“个性主义”文学观的语言追求与现代汉语形成期的修辞观、现代汉语口语崇拜观念的语言学依据及其影响，形式审美主义文学观的展开与现代汉语的审美建构、“文学大众化”转向与现代汉语发展方向的调整等作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进而得出如下结论：现代文学语言在现代汉语形成中常常会成为语言发展与变化的诱因与最重要的动力，现代文学观念对现代文学语言有着重要影响，同时，现代汉语对现代文学观念也有着突出的制约作用。（泓峻，2010：185-198）可以肯定地说，这一认识不仅符合文学与语言的共生与互动关系，而且也符合语言与文学语言、文学与文学语言的共生与互动关系，这无疑对中外已有的相关认识有所深化和发展。
4．张卫中的汉语文学语言研究
张卫中对汉语与汉语文学关系的研究也有骄人的成绩，2000年至今，不仅出版《汉语与汉语文学》等论著，而且发表相关论文30余篇。张氏主要从两个方面探讨文学语言问题：一是汉语变革与文学变革的关系，二是20世纪汉语文学语言的发展状况。
关于汉语变革与文学变革的关系，张卫中从多个方面进行审视，在《五四语言转型与文学的变革》中，作者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给中国文学带来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汉语书面语由文言到白话的转变，阻断了中国作家在历史上形成的追求语言美的强烈冲动，使内容更多地被凸显出来”；二是“审美理想由‘虚’转‘实’、由推崇‘言外之意’、‘文外之旨’转向追求真实客观地再现生活”；三是“从文言到白话的切换,使中国文学从‘诗’的时代转向‘散文’的时代,抒情文学和叙事文学也发生了位次的转换,小说成为主流文体”。（张卫中，2004）在《20世纪初汉语的欧化与文学的变革》中，张卫中还认为，五四以来的汉语的欧化倾向对中国文学的变革有着重要影响，表现在欧化汉语“对新文学作家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点产生了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导致了作家价值观的变化”和“导致了文学语言隐喻和象征系统的变化”。（张卫中，2006）这些认识虽有夸大或曲解语言功能之处，但整体上看还是比较到位的，相关认识也见他的《20世纪“语言论转向”与新时期创作》（《文艺评论》2002年第1期）、《从新旧白话的差异看现代小说的语言基础》（《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汉语的变革与“五四”文学转型》（《华文文学》2010年第3期）、《“语言规范化”对当代文学语言的影响》（《北方论丛》2008年第1期）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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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世纪汉语文学语言的变迁轨迹，张卫中也有较全面的探讨。张氏认为，20世纪汉语文学语言的发展演变分三个时期，“五四”至新中国成立为现代文学语言草创期，建国后至“文革”结束为现代文学语言巩固期，“文革”结束到当前为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变异期，张氏特别指出百年来汉语文学语言变革的主要成就：“20世纪汉语文学语言的主要成就是借鉴各种资源，大大开拓了汉语的表现空间，提高了汉语的逻辑性、严密性，使这种语言能够表达复杂的、精密的文意，以适应急剧变化的现代生活的需要；而与此同时，汉语也没有舍弃它原有的简洁、灵动、朦胧和神秘，以及长于暗示、隐喻的特点。使汉语既具有现代性特点，又保持了本土传统，成为一种包容性很强的语言。在汉语整体变化中,语言表现能力的提高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张卫中，2009）可以说，这一认识也是很有见地的。与此相同的认识还在《“五四”与新时期文学语言比较论》（《兰州学刊》2010年3期）、《新时期30年文学语言的变革与特点》（《福建论坛》2008年第6期）、《新时期文学语言变迁寻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9期）等。
三、焦点透视：文学语言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
从上面的描述看，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学界对文学语言的研究确实成果丰硕，成就巨大，然而，任何学问都是时代的，不少方面还须进一步深化，这主要表现在几个基本问题上。
首要的问题自然还是文学语言观问题。虽然现在已经有不少定义或阐释，诸如俄国形式主义的“诗意用法”说、欧美“新批评”学派的“拟陈述”说、海德格尔的“本原语言”说，诸如中国学者的变异语言说、语言变体说、裸体语言说，但我们认为仍然有深化的余地和拓展的空间。我们曾在《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中从语言学、逻辑学、心理学、美学、修辞学、风格学、文化学等各个视角考察文学语言，最后升华到哲学层面对文学语言进行概括，认为“文学语言应是以审美为目的、以情趣想象为构建策略、以二度规约为主要手法的话语形式，是情理美三维、意义意思两面的话语形式。”（高万云，2001：382-397）现在看来，这个概括还需进一步细化和深化，如审美是不是文学语言的唯一目的？情趣想象是不是文学语言的唯一构成策略？二度规约是不是文学语言的唯一主要手法？如虽然“情理美三维”和“意义”“意思”两面都是文学语言的必要条件，但这“三维”和“两面”各占多大比例才是文学语言，是不是还有其他存在条件？同样，文学和语言、语体和风格、作者和社会对文学语言特质的影响仍然是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其次是文学语言的构成手段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延伸，因为文学语言观与文学语言构成手段互为前提：文学语言观决定了对文学语言构成手段的认识，构成手段的认识又支持、修正或深化了文学语言观。如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语言是“诗意的用法”，那么自然认为其构成手段是“陌生化”配置；中国学者认为文学语言是语言变异，自然认为其构成手段是对常规表述的偏离。我们认为文学语言既然是情理美三维、意义意思两面的话语形式，那么就并不仅仅强调变异和诗意的一端。虽然我们也重视“以二度规约为主要手法”，这与变异说是一致的，但我们并不排除遵循语言初始约定的表达方式，如散文、报告文学等叙事性作品。由此看来，我们在《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中的绝对化表述是值得商榷的。自然，这方面也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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