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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月16日上午，我校2020年度教学科研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在华商会议中心4楼报告厅隆重召开，学校常务副校长林琨智教授、副校长袁国繁教授、副校长何伟教授、副校长刘玉东教授、校长助理李海东及全体教职工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校长助理李海东主持。
首先，刘玉东副校长作2020年教学科研工作总结报告。报告从教学成绩、科研成果、存在问题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同时提出了2021年教科研工作思路。其中，教学成绩主要有九个方面：一是疫情防控期间，教育教学运行平稳有序；二是教学单位重组，实训中心职能转换带来新变化；三是人才培养模式及教学模式改革成效显著；四是进一步加快了教学形态转变进程；五是规范教材管理，为人才培养提供依据；六是创新创业教育成效显著；七是创新强校工程持续推进；八是教学研究有新进展；九是重大教学项目建设有突破。科研工作成绩有四个方面：一是双线并进，多措并举，防疫教科研两不误；二是建章立制，规范科研管理工作；三是搭建平台、凝练科研方向，实现横向课题“零”的突破；四是搭建平台，成立科学技术协会。刘玉东副校长提出了2021年的教科研工作思路，要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市场需求为导向，服务发展为宗旨，紧紧把握教科研建设与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各教学单位的主体作用，以突出实践教学、强化重大教学项目建设及横向科研项目研究为抓手，深入开展“创新强校工程”和“提质培优”工程建设，为争创省内一流高职院校和举办职业本科大学奠定坚实基础。
接着，常务副校长林琨智公布了2020年度技能竞赛和教科研获奖情况，并鼓励受表彰的学生和老师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努力，再创佳绩，希望全体教师投身到教科研工作中，多出精品，多创佳绩，为学校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然后，教师代表苏瑾瑾、郑锦汤分别从教学能力大赛、科研项目工作分享了自己的体会和经验，与会教师受益匪浅。
3月15日，步正发会长、陶小年副会长出席了中国自行车协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八届一次理事（常务理事）会，步会长代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对中自协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
步会长指出，多年来自行车行业为国计民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近几年，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进程中，以低碳环保为主要特征的自行车产业，在行业的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进程中，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成为我国轻工产品增加出口、扩大内需的主力军。
与此同时，中自协在行业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做好双向服务，引导行业科学发展，弘扬行业文化，助推转型升级，搞好自身建设，加强行业自律等方面，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因此，他希望，中国自行车协会新一届理事会能带领全行业深入学习十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行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加强协会自身建设，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提高服务行业的能力，进一步健全完善民主科学决策制度，规范内部管理，继续建设好“学习型、创新型、奋发有为型”协会。
马中超同志在大会上作了中自协第七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回顾了四年来行业发展的成就，总结了七届理事会的主要工作，明确了中自协2013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工作思路。
随即，在第八次会员大会后召开的八届一次理事（常务理事）会上，马中超同志当选为新一届理事会理事长，郭文玉同志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中国自行车协会）
王世成副会长会见陕西科技大学副校长曹巨江一行
3月11日上午，王成成副会长会见了陕西科技大学副校长曹巨江、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董继先和发展规划处处长陈福生一行。双方就进一步贯彻陕西省人民政府、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轻工集团三方共建陕西科技大学协议，促进轻工行业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深入交换了意见。王副会长向陕科大成功进入到教育部中西部100所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小211）项目表示祝贺，并简要介绍了轻工行业经济运行情况，表示中轻联要发挥对院校科研单位的智力和科技支撑作用，为轻工行业培训大批高层次管理人才、技术人才，提高轻工行业整体创新能力，构建校企合作平台，促进轻工企业的持续发展。曹副校长表示陕科大愿意以此为契机，推动轻工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为轻工行业管理干部及技术骨干的在职培训和业务进修提供全面的智力支撑。
徐祥楠、于学军、孟琪同志陪同参加会见。
杜同和副会长出席第六次轻工专业市场建设座谈会
3月4日至6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第六次轻工专业市场建设座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杜同和副会长出席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商讨中国哈尔滨国际轻工产业园的发展规划。
杜同和副会长在报告中阐述了国务院于2013年1月23日《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中关于构建循环型产业园的政策要求，根据《轻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对中国哈尔滨国际轻工产业园发展规划制定提出了政策建议并对有关行业协会和地方轻工机构支持产业园建设提出工作要求。
近年来，随着哈尔滨市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调整，到2010年，全市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首次超过重工业达到52%，到2011年，轻工业总产值占比达到54.4%。因此，加快发展轻工业是促进结构调整的有效途径，是哈尔滨市经济转型的重中之重。
中国哈尔滨国际轻工产业园是以哈东地区商贸物流产业为依托，以辐射东北亚开拓俄罗斯市场为重点展开建设。中国哈尔滨国际轻工产业园的开发建设，将充分发挥特色工业示范基地在哈尔滨市经济发展中的载体和平台作用，努力把潜在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转化为现实的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实现哈尔滨市改革创新、开放升级、综合开发、强市富民的战略目标。
屠光绍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也要有品牌意识。如果我们能够形成经济转型的“上海路径”,对全国就有示范带动作用
杨定华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这几年全球在新能源、新材料、碳经济等方面都加大了投入,这些行业都体现了未来得发展方向。要通过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化,提升我们的创新能力
张幼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结构升级不仅仅在于经济上的措施,更重要的是关于项目的选择。只有科学决策才能有利于正确的选出好项目。要建立严格的项目选择机制
2010年1月28日下午,上海市十三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举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审议,吸引了200多位代表参加,超过全部代表人数的四分之一,十多位代表就该议题发表真知灼见。
《新沪商》杂志与《上海人大月刊》、解放牛网、新华网合作,参与了本次审议现场直播。本刊现发表本次审议部分精彩观点,以飨读者(根据会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朱匡宇
上海市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朱利民
东华大学生物工程学教授
东华大学图书馆馆长
引进人才尤其是有核心技术的海归人才,是一场大博弈。上海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各方面条件一定要更好,才有可能在博弈中领先
刘小龙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上海的企业如要真正培养起来,必须要走出上海,勇敢地输出这些企业,换来大量的人才、知识产权以及大量的税收和高附加值的产能
李耀新
上海市长宁区委副书记、区长
过去我们太注重行业结构调整。“调结构转方式”关键的是政策结构和制度结构的调整,是组织结构的调整
不要泛泛地提加快方式转变,而是应明确提出加快推进新一轮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重点是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赵烨
上海嘉定工业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上海吸引项目落户的更大优势,在于上海的品牌和人才优势。这是保持上海竞争力的两大法宝
陈燮君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进入新世纪，韩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随之步入新的历史阶段。它在短短的40余年时间内一举跻身中等发达国家后，正积极筹划跨入发达国家的门槛。近年来，政府进一步加大了科技体制和政策的改革力度，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强化国家对科技发展宏观管理和协调的政策措施。
总统亲自担任国家科委委员长
为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科技管理方面存在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机构重叠、投资重复等弊端，韩国政府加快了对国家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调整步伐：
一、强化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职能和作用
作为国家科技发展的宏观决策部门，由总统亲自担任国家科委委员长。该委员会主要负责制定、实施与调整国家科技长远发展规划及创新政策，调整和分配研发预算；审议国家标准政策、知识产权政策和技术金融政策；管理基础研究会、产业技术研究会和公共技术研究会等。政府任命科技副总理兼科技部长兼任国家科委副委员长，国家科委的上述职能事实上也由科技部实施。
二、建立科技部主导下的国家科技宏观协调和管理机制
2004年，政府通过修订《政府组织法》和《科学技术基本法》，把科技部长提升为副总理级，使其成为位于财政经济副总理和教育副总理之后的第三位副总理，进一步强化了科技部作为科技主管部门的宏观决策和计划调控职能：（一）原分散在产业资源部、信息通信部、教育部、农业部等有关部委的各领域科技政策，统一划归科技部掌管协调；（二）国家研发预算的划拨和管理等，也交由科技部执行；（三）国家研发中长期计划的制定，科研计划及预算的综合调整，对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及人才政策的综合企划与调整，对国家研发工作进行调查、分析、评价及成果管理等，交由科技部下属新组建的“科学技术创新本部”（副部级）掌管和实施；（四）原由科技部承担的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支援等具体研发促进职能，交由产业资源部、信息通信部、教育部、建设交通部执行；科技部重点从事大型集成技术、萌芽技术、目的性基础研究和科普等。科技部通过下放权力、减少中间环节等手段，努力提高办事效率。例如：把需部长和副部长裁决的大事比率分别由目前的5.2%和11.25%减至4.6%和10%；建立远程网络化办公系统，使负责人在家中或出差在外时，也能及时处理各项公务。
三、建立与科技有关的部长会议制度
由副总理兼科技部长任部长会议议长，委员由财政经济部、教育部等12个政府部门部长、国务调整室长、总统秘书室政策企划首席、情报科学技术助理及科技创新本部长组成。由科技部主持每月的定期例会，主要任务是从全局角度协调与科技创新有关各政府部门的政策和计划。
通过对上述国家科技管理机构的改革与调整，科技部除涉及国家科学技术的大政方针由国家科委委员长（总统）主持决议外，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地方科学技术振兴计划等，均由国家科委副委员长（副总理兼科技部长）主持制定和实施，以科技部为主导的国家科技宏观管理协调机制基本形成。
把政府研究院所从所属政府部门中分离出来
韩国科技部提出要通过研发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变以往的分散型研发体制为集中型研发体制，变对发达国家“模仿、追击型”研发模式为“创新型”研发模式，大幅提高研发效率，不断增加原创性研发比重，从根本上提高国家科技、经济竞争力。
一．建立研究会，优化资源配置
参照德国研究会模式，把政府研究院所从所属政府部门中分离出来，按不同领域分别组成“基础研究会”、“产业技术研究会”、“公共技术研究会”并将其置于国家科委的管辖之下。各研究会对下属的各研究院所的研发计划和实绩、经营状况进行评价，并对合作研究给予必要支持。
二．发挥企业创新主体的作用
企业的研发投入在国家研发投入总额中所占比率高达75%左右，是国家创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企业研发机构去年突破1万家后，国家从政策上重点支持企业提高创新能力，计划到2008年把制造业创新企业所占比率由目前的40%提高到50%；到2012年建立10所具有世界水平的以研究为主的大学，使其成为基础和未来新技术的研发基地；国家科研院所朝专业化、大型化方向迈进，重点满足国家原创技术、大型集成技术等战略储备技术开发。各创新主体间建立网络化合作、协调关系，相互学习，共同发展。
三．大力支持产学研合作研发
通过修订《合作研究开发促进法》和《科学技术革新特别法》，进一步把发展产学研合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同时，多方采取措施支持产学研合作，主要措施包括：国家科研课题实施对象的选定推行产学研优先政策；国家科研院所的研发设施对产学研优先开放；不断扩大对产学研信息、人才交流和人才培养的支持；建立以大学为中心的产学研合作园区和地区合作开发支援团等。此外，由科学财团出资在全国理工大学建立的数十家“科学研究中心”和“工程研究中心”，对推动跨部门、跨学科的基础和应用技术开发，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建立公正、公开、透明的评估、评价体系
一．建立公正、公开、透明的评估、评价体系
建立“韩国科学技术企划评价院”，重点从事科技发展的中长期调查、分析和预测，对国家科研计划实施调查、分析、评价和调整，对科技部主管的重点科研项目进行评价和管理等。首先，根据本部门科研计划和成果指标进行自我评价，再由国家科委对其中的重大项目进行每3年为一周期的定期深入评价，评价结果将反映到次年度的科研经费划拨中。具体评价业务将由科技部内外专家构成的“成果评价委员会”实施。颁布实行《研究开发成果评价法》，引入以成果为中心的评价制度，为评价、评估提供法律依据。
二．加速科研成果转化
科技部从结构和制度上入手加速建立成果转化机制，在主管部委的协调下组成富民合作的成果实用化促进团，并以促进团为中心构筑各部委间的合作体制，制定详细成果转化促进计划，对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产品销售的全过程给予系统支持。政府的科技预算向产业化领域倾斜，支持各有关部委培植和发展创新型中小企业和风险企业；通过建立大德研发特区和创新群体，构筑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网络化、开放化的研发体系，加速成果扩散和推广。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和平通电，“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9月19日，东北军开入关内，开始武装调停中原大战。随着晋、冯两大集团军事失败，东北军逐步控制了华北。兑现承诺，随即将冀、晋、察、绥四省，北平、天津、青岛三市的军政交由张学良统辖。但是，对于铁路的管理权，国、奉双方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争夺的主要目标是贯通南北的两条铁路交通干线。
其一是津浦铁路。津浦铁路起自天津，终至浦口。由于长江的对岸就是南京，地理位置至关重要，南京政府很快就拼力争夺过去。另一条是平汉铁路的北段。
张学良部顺利接收
平汉铁路“自北京之卢沟桥，直达汉口，绵亘直豫鄂三省，计一千二百余公里，约合二千一百零八华里，为我国中原贯通南北唯一之大干线，实腹地交通之要道也。”平汉铁路沿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平汉铁路的北段尤为重要，特别是山西、河北大量的煤炭和河南的大宗农产品都是经由该路运输，客货运业务十分发达。这对于南京政府和东北军都是一项大有可图的财源，更不要说军事意义上的重要。因此，建路以来即是兵家必争之地。
当时，平汉铁路北段的管理权为平汉铁路北局。此时东北军已经接收到新乡地界，平汉铁路黄河以北的部分也在其掌控之内。所以，9月23日，张学良就任命葛光庭为平汉北局局长，随即任命郭恩海为副局长，并于10月初正式接收了平汉铁路北局。
葛光庭(1880—1962年)，字静岑，安徽省蒙城县城关北大街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入安徽武备学堂。毕业后选为公费留学生，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回国后任保定军官学校炮科教官。民国初年，任陆建章部参谋长，第四混成旅旅长。民国12年11月，一度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府高级参谋。民国19年初，任内蒙古土默特旗公署总办。
郭恩海，字惠舟，1885年生，辽宁省义县人。他曾在东三省讲武堂就读，后转陆军二十九师军官团学习。1920年7月任黑龙江省骑兵第一旅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后历任东北军团长、旅长等职。1925年冬，郭恩海任兴隆店(三方面军团大本营)警备司令，后又任三、四方面军团守备司令，兼任京汉北段铁路局长。奉鲁军设立“奉直鲁交通副司令部”时，郭恩海兼任副司令，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司令部副官处长。1927年8月30日任京奉路护路司令，1928年6月22日，任东北陆军警备总司令，还任东北军交通司令。后又在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任运输方面的负责人。1929年，东北军正式缩编后，郭恩海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少将参事，后又任司令等职。
葛光庭和郭恩海接收平汉铁路北局后，“所有职员令其照常工作”，铁路运输逐渐恢复。
南京政府同样觊觎
此时，南京政府铁道部的目光也盯住了平汉铁路北段这一重要的运输干线。
时任铁道部长孙科，是孙中山长子。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任第一任广州市长。1923年、1926年两次再任广州市长。1927年3月任常务委员与国民政府常务委员。1928年10月任铁道部长。
孙科任部长后，宣布以“管理统一”、“会计独立”两大原则为“铁道施行方针”。而统一路权就是“管理统一”的重中之重。东北军接收华北后，他就急急切切地要“拟派员分别接受各路”，并拟定了南京方面的接收人员名单，去征求吴铁城的意见。
吴铁城（1888－1953），政要。1921年任孙中山大本营参军。1924年任参军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1927年后追随，历任第三届中央执委，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南京总理陵管理委员会委员。吴铁城是当时南京政府的重要人物，游说张学良率东北军出关援蒋，他是南京方面的代表。同时他也是张学良与南京方面的联系人。
接到孙科的电报后，吴铁城去找张学良商量。张学良不同意孙科的主张。张认为既然已经承诺，入关后的“平绥铁路局长、平汉铁路局长、正太铁路局长、沧石铁路局长”可由自己“先派人后保荐”，所以，孙科应对张安排的铁路局长“加委任之处”。吴铁城复电孙科后，孙科只同意张委任的曾广勷为平绥路局长，但平汉北局等其他三局的铁路局长仍要派南京方面的人员接任。
张学良没有理会孙科的意见，仍按自己的既定方针办，平汉铁路北局依旧在葛、郭的主持下照常运转。
9月24日，平汉铁路南局的局长何竞武按照孙科的旨意，准备派员来北平接收平汉铁路北局，以合并南北两局，统一平汉铁路。
9月25日，孙科致电吴铁城，说南京方面接收人员“前赴平津，计期约需旬日”。吴铁城复电孙科告知，张学良早已派人接收了平汉铁路北局等华北的铁路。并认为这只是“为应付大局起见”，“暂时通融办法也”。
没有办法，孙科以“路政不可一日无人”，“并已电张长官，仍恳协助指导，及通饬平津各部知照。”勉强同意张学良暂时派人接管平汉铁路北局。9月29日，孙科又电告吴铁城说，“则军事稍定，于行政统一”，“一路两局一局两长之情形，固万不可有此意，务请兄转陈汉兄，求其谅解，是所盼祷。”
国奉之争拉开帷幕
从表面上看，平汉铁路北局的各项工作一切依旧，暂无风波。然而，铁道部对合并平汉铁路的计划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事情很快就有了发展。孙科计划用调走葛光庭局长，取消平汉铁路北局的办法，从而将整个平汉铁路完全掌握在南京政府手中。
10月22日，吴铁城致电张学良，“铁道部拟调平汉路（北段）铁路局长葛光庭任陇海局长”。葛光庭自任北局局长后成绩斐然，正处于雄心勃勃之际，对于铁道部的突然拟调，他大为不悦，拒绝调转。葛立即回电吴铁城：“弟任平汉尚未一月，即拟调长正太，在部长意见，仍属厚我。在弟之地位，实等左。况正太现仅管理数站，将来中央预谋统一难免又为牺牲，此弟所未敢轻于尝试也。弟自接事后，收回车辆，疏通货运，路线虽仅半途，日入已达三万，功不敢居，过亦幸免……”请求继任北局局长。
张学良当然也不肯轻易放手，他于本日复电吴铁城，请吴向铁道部孙科“尽力说项，俾缓更改”。
10月28日，吴铁城电告孙科：“查东北军进占平津之际，平津中央机关接收事宜，业奉主座电，准由张副司令先行派员办理，以一事权，而利军事。兹承主座命商汉卿兄将前委接收平津中央各机关人员，分别呈咨请中央正式任命，以重职守，而符政制。兹汉卿兄电荐”“葛光庭为平汉铁路管理局长、郭恩海为副局长……并希察照办理…”吴铁城告诉孙科，这是有言在先，早就答应张学良的。
孙科见此，也只能后退一步，在10月29日电告吴铁城，“昨接汉卿兄电，请委各局长，当复电云”华北平绥等，“均如命照派。惟平汉一路，因受军事影响，南北尚未通车。俟全线贯通，再行办理。”
张学良初战告捷，他委派的四个铁路局局长中有三个局得到了南京政府的正式任命，葛光庭的拟调一事也暂时作罢，待全线通车后再议。
中原大战时，平汉北路的黄河铁路桥屡被炸毀，全路交通发生阻碍。自张学良派员接收北局后，立即积极恢复全路交通，並加工赶修黄河铁路桥。至10月30日，该桥已完全修复。北局当即派车一列，开至该桥修复试车，结果安全通过。于是电告湖北省主席何成濬，磋商平汉全路通车。新乡驻防军石友三总指挥原来曾扣用车辆，约有货车三百辆，机车十辆。后经派员接洽，商妥即刻放还。与此同时，平汉北局准备加编车次，增进收入。至此，平汉路由郑州北上车辆，凡属于军用者均可直达新乡。平汉路形式上虽未全线通车，但事实上也可以算是通车了。
按照10月29日孙科在电报里的允诺，既然平汉铁路具备了全线通车的能力，铁道部就应该对葛、郭正式任命了。然而，孙科却食言了。事情的发展陡然逆转。
11月1日，东北司令长官公署秘书长吴家象致电张学良：“顷接葛光庭郭恩海等阳电一件……查津浦平汉交换局长消息传来，我方已将津浦北段迁就先交与铁部管辖，而本路南段何局长竞武，江日过河至新乡带有职员多名，接二方面军车辆，并驱逐段长，更换站员……强硬态度……”何竞武以粗暴的行动，来试探东北军对铁道部合并平汉铁路的反应。
葛光庭、郭恩海并没有受到干扰，他们采取免收加价、扩充客货军运输车等措施，继续搞好北局，筹划全路通车，因此，也深得北平民众之好评。
再行拟调故伎重演
博弈的又一个回合开始了，孙科还是用调离葛光庭的办法，来达到将平汉路北局划归南京方面的目的。
11月9日，吴家象又致电张学良：“部中突欲将葛局长仍移长正太，此事关乎个人者小，关于军运及南北大局者实大，孙部长受人蛊惑，置津浦平汉迁就原意于不顾，更调靡常，乃多年之故技……”
铁道部执意合并平汉铁路，并决定把总局局址设在汉口。平汉北局前途渺茫。于是，11月9日早八时二十五分，平汉北路副局长郭恩海乘车赴天津面见张学良，请示应对孙科、保住平汉北局的办法。
11月10日上午十时，郭恩海由津返平，在车站与记者谈起有关平汉路北局路权问题，说前允诺将平汉路让与东北军方面整顿，近日铁道部又更前议，张学良殊为诧异等，言语之中透露出张学良并非愿意移交北局之意。
11月17日，北平总商会就铁道部计划将平汉北局并入南局，局址设在汉口一事，致电“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蒋主席、张副司令、行政院钧鉴；铁道部勋鉴”，认为“平汉铁路成立卅余年，为全国交通之枢纽，亦南北转毅之孔道，其形势冲要，实以北平为中心。路局驻在地点，亦以北平为最宜”。如果“南迁汉口，去繁就简，舍本逐末，未有不旷日费事者也……伏乞昭鉴愚诚，收回成命，恒山漯河，同沐恩光。”北平总商会的致电，对于巩固东北军在平汉铁路北局的既得利益是非常有利的。
出于对平汉铁路军事意义、经济价值的考虑以及民众呼声的压力，迫使铁道部又设计出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把平汉铁路局改为委员制。委员制即“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委员四人”。“此种制度实为政治的产物，籍以调和各方政治势力。”委员制能够使铁道部达到接收平汉铁路北局的目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东北军的参与权力。
对于铁道部做出的妥协与让步，张学良不得不部分接受。但是，就总局局址是设在汉口还是仍设在北平，争斗双方又出现了分歧。
11月22日，郭恩海致电张学良：“闻铁部拟该平汉局为委员制，志在统一全路。惟总局仍须设在北平，委员长一职事关统筹全局，于将来我方军事饷糈，均有密切关系。拟恳钧座力为主持……”
对于铁道部要接收平汉北局，并把总局设在汉口的决定，在北平各界必然会产生很大的震动和影响，特别是平汉铁路北局职员的情绪。这不能不使北局首长特别的重视。为了稳定职员队伍，搞好铁路运输，力争将总局局址设在北平，12月1日，平汉北路副局长郭恩海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本路局长葛光庭，日内将随张副司令自南京返平。关于葛局长调任消息，外间传说纷纭。葛局长在京亦有电来，铁道部初拟调葛为正太路局长，继又拟调平绥路局长，后来又拟调胶济路委员，又拟调铁道部次长，最后复有平汉局改委员制，北平汉口两局合并之拟意，皆未成事实。本日中央要员吴铁城来电，亦云所传调任各处之说，悉不足信，大家应安心任事云云，本人及葛局长皆奉张副司令命令而来，调任与否，张副司令与蒋主席间自有一定之商议……
恩威并受同意移交
1930年11月12日，张学良就华北善后等问题去南京与磋商，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极为隆重的礼遇和接待。他到下关时，有文武官员（文官简任、武官少将以上）数百人迎接，江中布满军舰，鸣礼炮19响；入城时，沿街布满欢迎标语；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主持人介绍张学良对助蒋统一的贡献，蒋又亲自作欢迎词等等。最让张学良受宠若惊的是，竟以对等的身份，而不是以对待下属的方式迎接他。此次南京之行让张学良感到春风得意，无尚荣光。所以，12月6日张学良返回天津以后，对移交平汉北局也就不在利益上多思了。
12月9日，张学良出面致电北平总商会，“前为平汉路局南移事，经电行政院铁路部，代请从缓”，“转知各界查照为盼。”藉以安慰北平总商会及全体市民。
12月11日正午十二时，先前随同张学良去南京的北局局长葛光庭由天津返回北平。12日晚，葛光庭在北局会见记者。据葛讲，此次赴京，与铁道部接洽较为圆满，铁道部委葛为胶济路局长，拟定日內交接结束，即赴青岛就职。至平汉路局是否南迁，尚不详细。
葛光庭还谈到，在天津时，北平总商会曾派代表晋谒张副司令，请求中央勿将北局南迁，藉以繁荣市面。张学良副司令答应一定转达。
至此，平汉铁路北局的移交工作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12月12日，平汉路南局发表局令，凡前任局长谢宗周所委任的员司一律停职，停职者计达二百余人。前任局长谢宗周，就是葛、郭接收平汉铁路北局之前阎锡山的局长。现在平汉路南局不通过北局现任局长就下令将“凡前任局长谢宗周所委任的员司一律停职”，也就等同于北局已归南局领导了。这种强硬的态度、急切的心情、无视北局局长的傲慢，已经可见一斑了。
12月13日上午七时，铁道部新任命的平汉路局驻平办事处长郭沣抵平。下车后，他即赶往北局拜访局长葛光庭，二人面谈多时。正午十分，葛光庭在东兴楼设宴招待。郭沣向记者透露，他此行系代表何競武前来视察平汉路通车情形，並无其他任务。
12月14日，张学良致电“南京行政院院长，铁道部孙部长……日来北平各业纷推代表来津，陈请谓，年来平市十室九空，若再将数十年来常设之机关迁移他去，盖令人心惶惑，务恳饬令平汉路局暂缓南移等语，环察各方，情词确系，十分迫切，可否令缓移汉，以维平市现况……”
然而，南京方面无视东北军的意愿和北平民众的呼声，15日，何竞武仍按计划北上。
何竞武，曾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副官长。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后任铁道部平汉铁路管理局局长。
其实，从1929年3月的蒋桂战争爆发，到1930年的中原大战结束，新军阀混战不已，兵连祸结，国无宁日。的“一统天下”并没有真正统一，铁路管理也就没法统一起来。“铁道部名为管理全国铁道的机关，可是能完全管理的，全国中不知有几条铁道？”“中央和民国政府的行政令仅在‘中央军’辖区生效，其他”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地盘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对中央‘集中’铁路管理权”“的‘行政令’不买账”。
面对这样的现实，铁道部长孙科深感自己的话语威力甚微，对能否顺利接收北局心里没有十足的把握，于是他抬出。12月16日，孙致电张学良；
“平汉局移汉，以该局接近首都，便于指挥监督，且系奉主席令办理，敝部未便擅更，请即晓谕各界以免误会。”
的命令使张学良态度开始发生了改变。
12月18日下午，张学良复电孙科：“奉悉已令葛委员长光庭，即日将平汉北段移交，并遄赴胶济局”。
为了敦促平汉北局尽快移交，12月19日，亲自打电报给张学良：
“牯岭
中正皓，已兹为整理平汉路政，已饬该局何局长竞武趋见，希详赐指导，并希转知葛静岑兄即日交卸，速赴胶济路新任为荷
国急
中正皓已印”
同天，孙科也致电张学良：“调葛君光庭充胶济路委员长令已发表，请饬该员将平汉北段早日移交，并速赴胶济路任事”。再次垂促葛光庭赴任。
12月20日，孙科又复电张学良：“令葛光庭将平汉北段移交，维护路政统一，交通至深纫感……特电复谢。”南京方面的一再催促，使得已取得华北军政最大利益的张学良终于彻底答应交出北局。
12月21日，张学良致电：
“急 牯岭
蒋主席钧鉴，密、皓电敬志，关于平汉交替一事，遵已转令葛局长光庭知照，谨电陈复
张00叩（马）行秘印”
张学良明确复电，答应移交平汉北局。同日，何竞武北上，赴郑州清理车辆后，即至北平接收北局，统一后的平汉铁路总局设在汉口。
12月23日，得知北局南迁决定的北平总商会再次致电张学良，恳请“保留平汉北局，不要南迁……请转中央收回成命”等，然而大局已定，移交北局、局址南迁都已不可更改。
结束拉锯正式移交
12月25日，平汉路南局局长何竞武奉铁道部命令来北平接收北局，凌晨一时十分搭特別快车到达北平，随员十余人。葛光庭郭恩海及平汉局总务处长等人到站欢迎。何竞武在站內对记者讲，他此来系奉铁道部命令接收平汉北局等等。早晨八时二十五分，何竞武赴天津拜谒张学良，就北局移交问题请示张副司令。
12月30日，张学良致电住在国民饭店的葛光庭：“……胶济路萨委员长经返部任司长职，该路事务乏人主持，请饬葛委员长早日将平汉北段移交，即遄赴胶济局任……”张学良同时电告孙科：“已令葛委员长光庭即日将平汉北段移交，并遄赴胶济局”。孙科立即回电：“……请饬葛委员长早日将平汉北段移交即离，赴胶济局任，互为盼祷”。孙科接收北局的心情真是急之又急，唯恐夜长梦多，东北军变卦。
1月5日，就北局移交的具体时间和程序，葛光庭复电张学良：“……光庭本定于徽日交卸，因元日至五日恰值新年假期，员司均不到班，故未能如期办理，兹拟蒸日移交，庶可将一切手续从容整理……”
1月6日，北平总商会又一次致电张学良，以“北平民生亟待救济，市面亟待繁荣……平市百万人民之呼吁”为由，恳请平汉路北局勿移汉口，以慰民情。并指责铁道部“罔恤民意，坚主迁移，是诚何心”，“世人尚知移局之议，无益于汉，有损于平”，然而铁道部“置萧条臻极之北平于度外，摈百万人民请愿之不理……”，此时此刻，这呼吁已显得非常的微弱无力。北局移交已是板上钉钉，无任何回旋余地。
在正式移交前夕，还有一个小插曲值得一提。何竞武1月7日致电张学良说：“平汉接交职，亲谕后，即准，葛局长函称徽日移交，嗣又改期蒸日方能移交，兹又与郭副局长恩海晤谈，面称本人未亲钧座诏令，到时不能移交等，请究应如何办理……
1月9日，张学良只好电告“北平平汉路郭副局长”，移交北局，“以令员局长交代，该副局长切自自应随同交代。”
1月10日，郭恩海复电张学良：“天津张副总司令钧鉴汉密，平汉何局长竞武，到平表示北段军运紧急，本人每不接洽，拟留恩海在平办理，且出我方友人函件，并派员屡次挽留，不许离局，就表面上观察，欲表示好感，但如此办法是否相宜，恩海去就两难，尤恐招恋职之嫌。优思恩海叨受钧命为副局长，应与葛局长同其进退，现拟本月十日议与葛局长同时交代后，并拟剋日赴津。”
1月10日，经过几番拉锯，北局终于移交。《盛京时报》以“平汉铁路北局接收——员司照常工作以待后命”为题目，描述了移交时的情形：
“北平讯云，平汉路局业于十日上午由平汉局长何竞武接收，俟各处卷宗完全接收后，即实行返汉，全路员司照常工作，听候命令，驻平办事处即由新任处长葛沣着手组织……
接收印信平汉卷宗何竞武于十日上午十一时偕同平汉路局驻平办事处长葛沣以及路局秘书萧林各处处长等十余人，分乘汽车赴平汉路局，”“前任局长葛光庭副局长郭恩海则于十一时前到局，旋何等到来，当由葛郭等迎入局长室休息。葛郭两氏即将正副局长印绶亲自交付何氏收执，至十一半，即召集路局员司在礼堂训话，全体员司千余皆参加，礼堂狭隘，以至拥挤不堪。
召集训话开会后，首由葛光庭氏致辞介绍云，平汉路局铁道部近令南迁汉口，并令何局长来此接收，”“何氏当致训词……”“至此何葛郭等相继外出，在大门前与全体员司合摄一影，以示纪念，摄毕何氏复此立致辞云，葛局长已经铁道部调任胶济路委员长，郭副局长亦经调为包宁路局长，此后系在铁路上服务，同仁等特借此机会，表示欢送之意云云。言罢全体鼓掌，葛郭两氏亦起立向大众答谢，并与何氏等握手为别，当分乘汽车离局。
平汉局接收后，何竞武氏特于下午三时在局内召集局务会议，葛沣以及在平各处长皆出席，由何竞武主席，关于整顿路务，以及北平办事处组织等项事宜，决议甚多，迄六时始行散会云。”
经过一番争斗后的移交，场面还是十分融洽的。
移交仪式结束了，原北局的首长也各赴前程。1月11日下午八时十分，胶济铁路管理局委员长葛光廷，包宁工程局长郭恩海同车赴天津，晋谒张学良，报告平汉路局交接经过。葛光廷在天津稍事休息，旋即赴青島就职；郭恩海亦着手筹备组建包宁铁路工程局的工作。
这亦堪称罗志军自去年底新任江苏省“一把手”以来，组织的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次外省市学习考察。汇丰银行全球研究中心此前的一份报告称，江苏省预计最早将在2012年超越广东省成为中国所有省市自治_区中最大的经济体。而对于这位出身共青团、后在江苏经营10余年的高官而言，如何推动江苏的转型升级，是一场不小的压力。
搭上仕途再上层楼的“末班车”
现年60岁的罗志军，是在2010年12月6日接替已年满65岁退休年龄的梁保华，由江苏省省长升任省委书记的。
他以不到3年的省长经历，即获任“一把手”，被外界普遍认为升迁较快。在罗志军接任江苏省委书记后，有海外媒体甚至评论说，其自此终于搭上了在2012年十时仕途再上层楼的“末班车”。
在罗志军之前，曾任江苏省委书记的回良玉、李源潮都得以晋升党和国家领导人，回良玉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源潮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
与此同时，科技部原党组书记李学勇调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并被提名江苏省省长候选人。而在外界看来，罗志军的转正当是意料之中，李学勇的空降补缺则属意料之外。
江苏组织系统内部官员对媒体透露，江苏这些年以来，省长基本是由江苏省内产生，不过，最有可能接任省长的两个人选――常务副省长赵克志和专职副书记王国生――先后调到外省任职省长，这为从中央部委空降干部提供了空间。
有观察人士认为，一直在科研系统任职的李学勇到沿海经济强省担任省长，显示中央对“十二五”期间经济转型，尤其是利用科技创新推动下一轮经济发展的重视。中央希望借此推动江苏为全国树立典范。“李学勇对科技创新领域极为熟悉。这对江苏下一轮经济成长极为关键。”
值得一提的还有，罗志军、李学勇的党政新组合也暂时性形成一种现象：“一把手”是中央候补委员，“二把手”是中央委员。
团系统资深人物
公开资料显示，罗志军，1951年生，辽宁凌源人。早年参军入伍，曾在北海舰队服役。
有未经证实的说法称，他系少将罗文之子。罗文上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后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1964年晋为少将，曾任总后勤部检查局局长等职，被称为“总后四大才子”之一，1996年10月在北京逝世。这一背景，或为罗志军的早期仕途起步提供了常人难以企及的优越条件。
1978年罗志业后，被分配至北京医用射线机厂工作，任厂团委书记。他被外媒视为共青团系统的资深人物，其与团系统的渊源肇始甚至比李源潮还要早。当时，李源潮还在上海市卢湾区业余工专担任一名普通教师。
罗志军进入团中央的时间也比李源潮早。1980年，罗志军进入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社工作，而李源潮当时在复旦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学习，担任系团总支副书记、书记，是名学生干部。
不过，1983年李源潮开始超过罗志军，一年内先后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书记，书记处书记，而罗志军当时还在副处级的位置上挣扎。1990年，罗志任团中央另一下属机构――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副总经理，1993年2月，升任团中央常委兼实业发展部部长。同时，进入中国政法大学进修，于1995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
在共青团系统打下基础的罗志军，于1995年获得“外放”机会，出任江苏省南京市副市长。在那里，他与团中央的老同事李源潮很快又开始了另一段“交集”。2001年10月，罗志军升任南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次年1月正式任市长。他的扶正，恰与李源潮到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的时间几乎同步。
外媒称，二人在南京搭档期间，罗志军在各种场合处处留意，维护李源潮的权威，深为李所赏识。此后，他的仕途更与李亦步亦趋，急速攀升：2002年李源潮出任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于次年4月接任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2007年李源潮晋升中央政治局委员后，2008年1月，罗志军升任江苏省委副书记，江苏省副省长、代省长，同年1月当选为江苏省省长。直至去年底，最终顺利跻身江苏“一把手”之职。
江苏的第三次转型
据统计，2010年江苏省实现GDP(国内生产总值)40903亿元，仅次于广东省的45473亿元，后者已感到被超越的危机。汇丰银行研究报告亦指，江苏或在2012年就将超越广东成为中国经济最强的省份。但江苏的更大目标在于，转型升级已成为其未来发展的核心思路。
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罗志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将江苏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归纳为“三次转型”：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以发展乡镇企业为标志，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江苏实现了由农业大省到工业大省的转型；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以扩大开放为动力，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转型；如今，江苏正进行由经济大省到经济强省的第三次转型，其核心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推动更多的“江苏制造”向“江苏创造”提升。
为此，江苏提出把科教与人才强省作为基础战略、把创新驱动作为核心战略，其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指标，更是创新指标。
在江苏省的“十二五”规划中，“创新”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创新能力更有明确的目标：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要达到2.5％，科技进步贡献率要提高到60％以上。
事实上，对创新和转型的重视，也是罗志军一直以来的施政理念。2008年1月，他就任江苏省省长，当年下半年，恰逢全球金融海啸，在其主政下，江苏成为全国率先实现经济回暖的省份。2009年江苏全省经济工作会议期间，科技部发出报告，确认“江苏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全国第一，“对抵抗金融危机有重要意义”。
官媒报道称，罗志军上任省长之初就反复强调，经济结构要优化，富民要优先，发展方式要转变。而更早前，其历任南京市市长和市委书记，曾连续5年，南京市委1号文件年年都与“富民”有关。
2011年江苏省实施居民收入7年倍增计划，相当于每年上涨10％左右。以往居民收入增长一直慢于GDP增长的现象将得到改善，经济增长带来的利好将更多体现到城乡民众身上。“创新是过程，富民是目的，不能把过程当成目的。最终要把创新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罗志军说。
去年，江苏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和新医药、节能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物联网产业的销售额已高达2万亿元，增长35.8％。江苏还制定了新兴产业倍增计划，计划力争到2012年六大新兴产业销售收
入达到3万亿元左右，成为其经济新的重要增长点。一旦完成该目标，这将是目前为止全国各省市区所规划目标最大的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而到“十二五”期末，江苏新兴产业计划达到5万亿元的整体规模。
作为人口大省和资源小省，江苏正试图走出一条新路：破解人口红利，破解资源困境，破解固定资产投资不可持续的困境。
不过，与全国其他多数地方类似，面对尤其在金融危机后对投资拉动的过分依赖，消费长期不彰导致的经济结构失衡，土地财政下的房产泡沫风险，乃至江苏自身南北差距的历史性问题(苏北人均GDP多年来只有苏南的1／3左右，但近年差距拉大的趋势已有所扭转)等，横亘在罗志军所谓江苏转型攻坚战面前的不乏诸多难关。
人事布局支撑
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转型升级不仅需要战略规划和政策支持，某种程度上更依赖于人事支撑。
如果说，近30年改革开放浪潮中成长起来的发展经济能手构成了江苏官员主流，使得江苏在没有广东的额外政策，缺少山东的丰厚资源情况下，与这两省不相上下，在全国GDP排行榜中名列前三甲。苏州更成为省级领导干部的摇篮，形成大陆政坛特有的“苏州现象”。那么，如何为当前的转型升级寻找新的合适的官员梯队，则成当务之急。
此前，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央最终敲定罗志军与李学勇的组合，担当人事工作的李源潮是重要的征求意见对象之一。
祖籍江苏涟水、并在江苏工作多年的李源潮对家乡情有独钟，在中组部的支持下，江苏人事制度改革表现突出。
2011年4月下旬，毛小平、缪瑞林、丁大卫分别转任无锡、宿迁和南通的市委书记。这三人成为江苏首次通过公推票决产生的省辖市市委书记。其间，打破中共上级“研究决定”既定程序，实行“提名海推”和“全程差额”，颇受外界瞩目。
公推票决三市市委书记是江苏人事制度改革的继续延伸，只不过这次岗位更重要、民主推荐范围更广。
其实，早在2004年，宿迁市就试点直接选举了镇党委书记。随后，这项试点逐渐扩大了范围。
去年春天，权威部门统计了从2000年至2010年10年间，江苏全省通过竞争性选拔方式产生的干部已达10万人以上。其中，8840人通过公开选拔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包括140多位市厅级和340多位正处级干部。在江苏省委送达中组部的汇报材料上，李源潮批示“推广江苏经验”。
分析表示，上世纪90年代，时任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提出“江苏省要力争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倾力打造了苏南地区的高速发展模式。继任者回良玉继承了这一发展思路。这一时期，江苏既出成绩，又出经验，同时也出高干，但人事制度改革上中规中矩。
进入新世纪，李源潮主政江苏期间，“公推公选”形成模式，自成一例，提拔重用了一批锐意改革的干部，成为新时期的干部梯队。而眼下罗志军在推动江苏人事制度改革继续前行上的努力，同样值得外界期许。
罗志军简历
1951年11月生，辽宁凌源人，1969年4月入党，1968年2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1968年2月海军北海舰队战士、文书、技师；
1978年9月北京医用射线机厂团委书记；
1980年12月中国青年报社干部，发行处副处长，报社副秘书长，秘书长；
1990年7月中日青年交流中心管委会委员、副总经理；
1993年2月常委、实业发展部部长，团中央常委、实业发展部部长、中国青年实业发展总公司董事长(其间：1994.01-1995.09，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政治学专业在职硕士研究生学习)；
1995年9月南京市副市长，市委常委、副市长；
2001年9月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长；
2001年10月南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02年1月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
2003年4月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
2008年1月4日江苏省委副书记，江苏省副省长、省长；
2008年1月31日当选江苏省省长；
11月21日，由中国纺织工业企业管理协会（中国纺织企业家联合会）主办、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全国中心城市纺织工业产业调整和转型升级工作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陈树津，副秘书长、中国纺织工业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峻，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席时平，以及20多家中心城市省市纺织行办（协会）、省市经信委及有关纺织集团公司、中心城市的纺织企业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改革开放30多年间，中国纺织工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原建于上世纪的纺织老工业基地大都完成了“退城入园”的精彩蝶变，随着社会化进程的发展，亟待解决转型升级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难题。会议旨在进一步做好重点中心城市的纺织产业调整和转型升级工作，交流各地的成功经验，共同探讨当前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会上，陈树津指出，召开此次座谈会对于当前有着深远的意义：其一，纺织行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工作，尽管在全国中心城市已经进行了多年，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还是任重而道远。在国家统计内的全国国有476家纺织企业中，无论是调整力度还是发展悬殊都比较大，发展体现出不平衡性；其二，中心城市的纺织产业较为分散，经过改制后有些省市及机构疏于专业管理，产业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衍生出来的新型产业，诸多民营、外资企业，还没有真正形成氛围。陈树津特别强调，西南、东北、西北地区的纺织发展实际还具有很大的潜力，中心城市一定要起到带动作用。近几年来，上海纺织集团积极推进以“调结构、促转变、强管理、求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战略转型，逐步形成了以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相融合、科技与时尚相辉映的高端纺织产业的新格局。2012年集团名列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第1位，中国纺织服装百强企业第4位，中国对外贸易500强第40位。
席时平指出，上海走纺织科技与时尚之路，是国际大都市纺织产业升级转型的必由之路。推动传统纺织制造业向产业用纺织品和新材料等高端制造业转变；推动制造业为主向国际贸易、品牌营销和时尚产业等现代服务业转变；推动纺织管理体制向市场化转型；以自贸实验区改革为契机推动上海纺织再上新台阶是上海纺织行业的奋斗目标。
北京纺控公司董事长吴立，青岛纺联纺织谷常务副总秦丕涛，大连服装协会会长田平，天津纺控总会计师张发洪，咸阳纺织集团副总刘全利，石家庄常山纺织公司董事长汤彰明，重庆经信委民企促进办主任蒋爱民，湖南华升集团董事长刘政先后在会上就中心城市纺织国企改革、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进行了座谈，并实地参观考察了上海国际时尚中心、上海申达科宝新材料有限公司、三枪工业城和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朱施蓉）
这一纸调令，让中国高官方阵中的“国企CEO”群体更加庞大。此前，李小鹏、卫留成、郭声琨、竺延风、苗圩等一批国企高管纷纷步入政坛，让中国政坛涌现出令人瞩目的“国企CEO”群体。
苏树林的第二次“切换”
1962年3月出生的苏树林长期在企业工作，其职业履历大致分四个阶段。
从1983年7月到1999年9月，苏树林一直在中石油大庆石油管理局工作，历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副总地质师、局长助理、常务副局长、局长、党委副书记等职位。期间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
1999年9月开始，苏树林进入中石油的核心领导层，历任中石油股份副总裁、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党组成员等职务，此间多年兼任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出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并非苏树林第一次步入政坛，早在2006年9月，他曾从大庆油田责任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位置上调任辽宁省委常委，同年10月兼任省委组织部长。
但这段从政经历非常短暂，2007年6月，原中石化董事长案发被拘，苏树林临危受命被空降至中石化，出任总经理、党组书记。如今，苏树林实现了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二次“切换”。
中组部部务委员兼干部二局局长潘立刚称苏树林“长期在大型企业工作，熟悉现代企业管理和经营工作”，“思想解放，思路清晰，视野开阔，开拓创新精神强，有比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称苏树林“在推进中国石化战略性结构调整、科技创新、资源优化和节能减排、国际化经营、做大做强企业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企高管频频出任政坛高官
近年来，像苏树林一样，由国企高管出任地方高官的例子不胜枚举。
2008年6月2日，李小鹏告别华能集团――中国最大的发电企业，赴山西任省委常委、副省长。
2008年1月25日，世界最大不锈钢生产企业――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川平当选为山西省副省长。
2007年年底，中国一汽集团公司总经理竺延风调任吉林省副省长，长城电脑掌舵人陈肇雄担任湖南省副省长。
更早前，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卫留成调任海南省长，后任省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党委书记郭声琨曾任中国铝业董事长；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曾任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总公司总经理；工信部部长苗圩曾任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上海宝钢老总艾宝俊调任上海市副市长……
中央部委多名首长也曾任职“中”字头旗舰企业主管，例如中国国家安全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曾任中石化总经理，水利部长陈雷曾任中国灌排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中国侨联党组书记林军曾任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总经理。原中国地质工程公司总经理叶冬松先任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现任河南省政协主席。
国企高管步入政坛的优势
为何这么多国企高管步入政坛？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指出，2006年8月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明确规定：实行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之间的干部交流，选调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领导人才到党政机关任职。
越来越多的央企高管出任地方高官，体现出中央对国企高管的培养选拔更加重视。王贵秀说，2007年1月，中央又在大连建立了中国高级经理学院，成为中国6大高级干部学校之一，这也是中国第一个专门培训国企高管，特别是金融行业高管的干校，直属中央组织部。
观察人士分析指出，国企高管从政具有多项优势。随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政府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经济发展，需要懂市场、通经济、精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不懂经济的管理者领导地方发展经济，尽管身后会有各种高参，但这都不能替代管理者个人的职业判断。懂市场的管理者从政，与单一的政工、理工出身的政府组成人员形成互补，可优化领导班子结构。
“中国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官员懂不懂经济、懂不懂企业是大不一样的。”中央党校哲学与战略学教授段培君表示。
此外，国企高管从政对实现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十分有利。段培君分析称，政府的定位应是服务型的，从过去对资源的计划管理转变到为企业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而企业家出身的政府官员，往往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深的认识和体会，能够做到换位思考。
政坛上“国企CEO”的特征
从商场转战官场，这些官员身上是否有共同的特征？
不可否认，每一个政坛上的“国企CEO”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和可圈可点的成绩，但是不难发现，他们身上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素质特征：年轻、高学历是这个群体的标签。
他们大都生于上世纪60年代，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上大学、参加工作的，年轻是他们共同的特征。苏树林生于1962年，陈川平生于1962年，艾宝俊1960年出生，竺延风1961年出生，陈肇雄1961年出生。
他们都具有高学历，早在1989年，陈肇雄就已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获博士学位；艾宝俊，硕士，高级会计师；苗圩，硕士，高级工程师；竺延风，浙江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他们从企业家转变为政治家的路线，也是有章可循的。首先，他们从政前，早已有从国企过渡到政坛的迹象，卫留成、郭声琨、竺延风早在2002年十六大时就已经是中央候补委员，而苏树林、陈川平是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他们走向政坛，大多是从地方的副职起步，几年以后逐步转正，例如卫留成、郭声琨。2003年4月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卫留成调任海南省副省长、代省长，2004年2月当选为海南省省长，2007年4月被任命为海南省省委书记。郭声琨，2004年4月从中国铝业公司董事长任上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同年6月，兼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2007年12月被任命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政坛上“国企CEO”
不能成为“政治企业家”
他们是杰出的企业家，经营业绩常常让外界津津乐道。从政以后，往往具备新锐的施政理念，他们也因此被公众寄予厚望。但从商与从政毕竟是两码事，如何顺利实现角色转换，是苏树林们必须解答的问题。
比如卫留成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曾谈到：“在中海油的收入与在海南省委的收入，两者差距是非常大的，当初我还以为是小数点打错了。但是感觉也不一样，作为一个地方官，能够给老百姓做一些好事、实事，得到老百姓认可，是另外一种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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